前一陣子，日本與菲律賓就經濟海域與大陸礁層邊界展開談判，範圍牽涉到台灣東部外海，引發兩岸與東亞不少關注。台灣方面當時公開要求日菲在談判時尊重台灣的權利與領土，強調任何未來協議都不應損及台灣依國際法所主張的權益；中國大陸方面則迅速升高反應，不僅由外交系統激烈譴責，還派出海警到台灣東部相關海域進行所謂「執法巡查」，其後台灣與中國又就這些巡查的合法性持續隔空交鋒。

這件事表面上看起來像是海洋法、經濟海域與主權重疊的問題，但若只把它當成法律爭議，就會低估它真正的重要性。因為這場風波真正暴露出的，是台灣東部外海正在被更明確地拉進第一島鏈整體安全結構之中。過去大多數台灣人談到台海局勢，直覺上總把注意力放在台灣海峽本身，或者南海與巴士海峽；可是這次事件提醒大家，台灣面向太平洋的一側，也早已不是什麼安靜的後院，而是整個東亞海上權力重組中的前沿。

這種局面的形成，和近年中國海上力量不斷外推有直接關係。就在這次日菲談判風波前後，中國海警已在台灣東部相關海域展開巡查，北京並明言其行動與日菲劃界談判有關；與此同時，路透也報導過中國航艦編隊在菲律賓以東海域進行演訓。這些訊號放在一起看，很清楚地說明：中國不只是想在台灣海峽與南海維持壓力，而是正在逐步熟悉、測試並擴展其在第一島鏈外緣與西太平洋周邊的持續存在。

也正因如此，日本與菲律賓今天開始把海域安排往台灣東部推進，就絕對不只是單純的法律技術協調。它反映的是另一個結構性事實：當中國海軍與海警力量越來越強，台海與南海方向的競逐風險越來越高時，日菲這類與美國安全體系高度連動的國家，自然會去尋找新的操作空間與戰略縱深。說白了，如果未來在台灣海峽與南海正面和中國展開海上權力競逐的成本太高，那麼台灣東側外海、也就是面向太平洋的這一片海域，就很可能成為新的重要節點。

從這個角度來看，台灣東部外海的重要性正在被重新定義。它向北連著日本西南諸島與琉球弧線，向南接著巴士海峽與菲律賓北部，向西是台灣本島與台灣海峽，向東則直接延伸到西太平洋深水海域。這種位置，決定了它不可能只是地方性海域爭議，而是第一島鏈內外銜接的一個彎折點。誰能在這一帶維持更穩定的存在、主張更有說服力的秩序，誰就會在未來東亞海上力量平衡裡多拿到一張牌。這也是中國反應如此強烈的原因。北京當然知道，問題一旦被定義成「區域航行安全」「經濟海域劃界」「東亞海上秩序」而不再只是「中國台灣周邊海域」，那麼台灣問題就會更難被單純內政化。

也因為如此，我反而認為，這次爭議雖然有風險，卻未必全然是壞事。它至少帶來兩個正面效應。
第一，它逼台灣社會重新思考自己的定位與戰略價值。很多台灣人過去太習慣把自己想成一個被動承受壓力的小島，彷彿一切命運都由大國決定。但這次事件提醒大家，台灣不是邊角，不只是台灣海峽裡的一座島，而是整個東亞海上秩序的一個關鍵節點。
第二，它進一步把台灣綁進整個東亞與西太平洋的安全結構之中。各國開始更明確地關注台灣周邊海域的航行安全與經濟利益，這當然有風險，但同時也讓台灣問題更難被徹底「中國內政化」。從國際博弈的角度說，這不一定是壞消息。

問題的關鍵於是就不在事件本身，而在台灣政府如何操作。這裡我必須坦白講，真正考驗賴清德政府智慧的地方，不是會不會喊主權，而是能不能把主權、秩序、區域戰略與內部民意這幾條線同時接住。台灣政府如果只對中國海警或中國船艦出現在台灣東部提出抗議，卻對日本與菲律賓涉及台灣權益的片面劃界顯得輕描淡寫甚至視若無睹，那麼台灣社會多半不會普遍接受。因為這會變成一種非常明顯的雙重標準：對中國高調主權，對日菲卻失語。這種做法，不但不會讓台灣顯得成熟，反而會讓人懷疑政府是不是把主權議題工具化、選擇性使用。

事實上，台灣不是沒有能力在這類海上爭議中展現主體性。2013年廣大興28號事件就是一個典型例子。當時菲律賓公務船對台灣漁船開火，造成台灣漁民死亡，馬英九政府後續採取了一系列明確而具壓力的應對，包括凍結菲律賓勞工申請、海巡與海軍聯合操演等措施，最後菲律賓道歉、派特使赴台、給予賠償，涉案人員也受到處理。這件事至少證明了一點：台灣並不是完全無能為力，問題往往不在於有沒有牌，而在於願不願意打、會不會打、敢不敢把主體性清楚表達出來。

所以，這次台灣東部外海爭議真正值得思考的，不是要不要翻臉，而是要不要把原則講清楚。台灣必須同時對三個方向說明自己的立場。
對中國，台灣要說得很明白：台灣東部外海不是你可單方面執法的空間，你用海警巡查來製造既成事實，台灣不會承認。
對日本與菲律賓，台灣也要說得很清楚：任何涉及台灣周邊海域權益的談判，都不能把台灣當作會被順便處理掉的第三方。
對國際社會，台灣則應該把這件事講成一個關於區域秩序、航行安全與海域權益的議題，而不只是兩岸對抗的延伸。
若能如此，台灣在這件事上未必只是被動挨打，反而有機會把危機轉成一次主體性展示。

這裡還有一層更大的意義，就是它再度提醒我們：穩定的兩岸關係，其實仍然非常需要。這句話在今天的台灣公共空間裡，說出來常常容易被誤解，好像只要談穩定、談和緩、談節制，就是軟弱、妥協、投機。但我始終不這麼看。台灣周邊海域今天之所以越來越容易成為各方競逐的場域，正是因為台灣本身太重要。一個重要的地方，如果自己內外政策極度躁進、把所有迴旋空間都提前燒掉，那麼原本可以運用的籌碼就會迅速縮水。相反地，若台灣能把自身戰略位置轉化為一種穩定力量，那麼它就不只是大國博弈裡的棋子，而可以成為一個真正有主體性、有節奏感的節點。

換句話說，台灣今天面對的挑戰，不只是中國的壓力，也不只是日菲等國的海域安排，而是整個東亞海上結構都正在變硬。這種變化下，台灣要得分，靠的不是情緒，而是判斷。不是誰喊得大聲，而是誰更有能力把危機翻成主體性展示。從這個角度來看，台灣東部外海爭議其實提供了一次很好的機會：讓台灣內部重新認識自己的戰略位置，也讓外部世界更清楚地看到，台灣不是地圖上的邊緣，而是東亞海權競逐中的關鍵砝碼。

只是，牌是有了，能不能打成好牌，還得看執政者的智慧。這裡我坦白說，未必能太樂觀。因為台灣當前最大的問題之一，往往不是沒有戰略位置，而是太容易把戰略位置打成表演政治。沒有分寸，沒有耐心，只有姿態；沒有整體論述，只有對特定對象強硬、對另一些對象沉默。若是如此，再好的牌也可能被自己浪費。

但就結構而言，我還是維持一個審慎的樂觀看法：只要操作得當，台灣在這件事上不是不能得分，而且很可能應該得分。因為這次風波真正讓人看見的，不是台灣又被誰佔便宜，而是台灣周邊海域已經正式成為東亞整體秩序的一部分。只要台灣自己願意把這件事說清楚、做紮實，那麼這次看似麻煩的事件，未必不能轉化為一次讓台灣更被尊重的機會。

說到底，這次日菲劃界與中國海警巡查所暴露出的，不只是一場主權爭議，而是一個更大的現實：台灣東部外海已經不再是地理課本上的邊陲，而是整個東亞海上力量平衡重組中的前沿。誰看清這一點，誰就比較接近未來；誰還把它當作枝節，誰就只能被動挨打。台灣若真想在國際上得到更多尊重，這正是一場很好的考試。能不能及格，端看我們自己。

山西省自太原往北行約285公里來到大同市。這一片蒼茫大地自秦始皇時代即為胡人經常出沒之地。胡人為草原民族，經常南下打劫農民屯墾之地。秦始皇曾夢見「亡秦者胡」，他驚恐不安，派遣大將蒙恬率軍征討，且將原趙、魏等國城池聯結成為日後所稱的「萬里長城」，目的在於防堵胡人入侵。歷史的發展，所稱「亡秦者胡」的胡卻是自己的兒子「胡亥」（秦朝第二任皇帝）。

雁門關位在介於太原與大同的中間位置，南距太原163公里、北距大同120公里。萬里長城東自山海關開始，西至甘肅玉門關。所經主要關樓包括山海關、黃崖關（小雁門關）、居庸關、紫荊關、倒馬關、平型關、偏頭關、雁門關、娘子關、殺虎口、嘉峪關、陽關、玉門關，共計13關（但現存的明代長城只到嘉峪關）。其中的平型關、偏頭關、雁門關、娘子關、殺虎口都在山西省境內。

秦始皇之後，漢高祖劉邦感到匈奴的威脅。登基不久為平服叛亂，率軍進入匈奴的地界，大軍在大同附近的白登城遭匈奴圍困，幸宰相陳平獻計僥倖逃脫。從此之後避戰匈奴，改採「和親政策」。其後漢文帝、漢景帝均奉行此政策，每年均獻以糧食、布疋、牛羊牲畜，並選派宮女偽稱為公主送往匈奴。

漢武帝年少時期即矢志打匈奴，驚動他的父皇，但也給予深度嘉許。漢武帝16歲登基為王，初期他不理朝政（由祖母竇太后主朝政），陣日在漢林苑（秦朝阿房宮舊址）偕同馬伕衛青等人練習騎射及探討行軍佈陣方策。數年後開始試探發兵攻擊宿敵匈奴。初時，指派李廣、公孫弘、公孫賀、衛青分為4路進軍。公孫弘、公孫賀慘敗，李廣打成平手，僅衛青因匈奴對他陌生，獲得勝利。隔年衛青單獨率軍出征，獲得大勝。匈奴開始懼怕漢軍，武帝命衛青接連出擊，將匈奴逐出晉北、漠南等地。及至衛青外甥霍去病追隨領軍，甥舅合力將匈奴逐出河西走廊。衞青、霍去病率軍出征都是從雁門關出塞外。這兩位赫赫大將逝世後都安葬於武帝陵墓近旁。

戰國時期趙國大將李牧曾經在雁門關大破匈奴，他的嫡糸子孫李廣也是漢家軍力戰匈奴的大將。武帝逝後至漢元帝時期胡漢恢復和平，漢天子恢復和親政策，選派王昭君下嫁匈奴王，也是從雁門出關。猶記得國語老歌「王昭君」有一段歌詞「…見平沙雁落，聲斷衡陽，月昏黄。返照雁門關，塞外風霜，悠悠馬蹄忙…」好生淒涼。如今，雁門關豎立有王昭君雕像，她在那裡回首望故國。

唐朝滅亡，五代十國登場。五代：梁、唐、晉、漢、周，其間北漢建都於太原，勇將楊業（又名楊繼業）輔佐北漢王。趙匡胤一統中原，曾多次招撫勸降但未獲同意，派兵征討亦以失敗告終。宋太宗繼任後平定北漢並勸降楊業。安史之亂後，位於東北的契丹勢力坐大，建立遼國。楊業降宋奉太宗命鎮守邊關，他在雁門關大敗遼軍，並在鄰近地區力抗強敵。其後兵敗被俘，拒絕投降絕食而死。宋太宗任命其子楊延昭率眾子嗣繼續為宋盡忠抗遼，楊延昭戰死，其子楊文廣接續抗敵。北宋大文豪歐陽修稱讚楊業、楊延昭等「父子皆名將，智勇號稱無敵」。

元朝時期，民間將楊家的事蹟編寫成戲曲。明朝時，民間編寫「楊家將演義」「楊家將傳」。當代，楊家將故事經常被影劇製作人編成劇本發行作品。楊家將盡忠宋朝抗遼的故事發生在「雁門關」及鄰近地區。

我與內人於2025年深秋時節來到這裏，諸多感懷。

當我跟我的女兒陳頤表示希望其能更關注於外省文化議題時，記得她曾經問我說：「我只知道有客家文化，不知道有外省文化，我在生活中根本看不見這種文化，到底什麼是外省文化？」顯見當前外省文化（尤其是眷村文化）已經嚴重流失了。

我曾經從「中華本質論」與「中華現象論」的兩個角度來探討中華文化，相對於整個中華文化，眷村文化更偏向於「中華現象論」的角度，呈現出一種「具體而微」的中華文化，其文化表現在如政治、教育、風俗、文學、飲食與音樂這些子領域，對於臺灣社會產生重大的影響。我在後面會特別將外省文化拿「眷村文化」來指稱，主因在於「眷村」這種「聚族而居」的村落比較容易型塑出更清晰的集體文化現象（因左鄰右舍會相互影響），從這個角度來解釋外省人特有的文化會更聚焦，當然，我要特別指出：廣義的眷村不只有軍中的眷村，而應該將軍公教警消的眷屬宿舍都包括在內，更不只有政府蓋的眷村，還有外省族群自己籌資蓋的眷村，其發展出的集體文化現象都應該被視作眷村文化，下面我會特別針對這六個子領域來指出：眷村文化是臺灣社會自戰後至現在獲得質性飛躍的樞紐，其內涵有著歷久彌新的價值，很值得我們五大族群共同來守護與闡發，如果我們希望臺灣社會能永續發展，就不能漠視眷村文化產生的巨大動能。

首先，我們來談政治領域的眷村文化。由於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帶來整套架構完整的政府體制，使得臺灣社會從此開始熟悉民主憲政的運作，這套憲政架構，融合孫中山與張君勱兩位思想巨人的精神氣度與知識深度，使得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自由主義與儒家思想這四大元素都融合到中華民國憲法內，發展出站在中華文化主體而容納西洋文化優點的民主政治，這是外省族群當年除軍人外，還有大批的學者專家、中產階層與平民百姓會扶老攜幼跟著政府來臺的癥結因素，即使當時因國家面臨動亂而不得不宣佈戒嚴，但中華民國政府從軍政時期到訓政時期，曾許諾終究會實施完整的憲政制度，這是今天我們能在臺灣社會實踐民主政治的重要原因，更是外省族群會特別有著「民國信仰」的背景因素。加上外省人常在軍公教警消這些政府系統中工作，因此，相對於其他族群，外省族群特別「政治化」，對於政治議題高度關注，並影響整個臺灣社會都很習慣討論政治。外省人常很快就能辨識出彼此是不是外省人，當彼此有相像的政治認同就會聊得特別投機，這點的確跟解嚴後由大陸各省來臺的陸籍新住民族群略有差異（陸籍配偶比較不願意討論政治），儘管我們對於這群同胞應該抱持著接納的態度，歡迎其參與到外省人的社群中，共同來探討有關中華民國憲政發展的各類公共議題。

再者，我們來談教育領域的眷村文化。同樣由於外省人常參與軍公教警消這些公職，使得外省家庭特別重視教育，這包括學校教育與家庭教育，孩子通常都會獲得家長高度的關注，總希望其能認真讀書，考上優質的學校，甚至未來能出國留學（儘管這些年來已經略減此潮流，或者改往大陸留學），這同樣影響整個臺灣社會。當然，眷村中同樣有不喜歡讀書的孩子，這兩種人都圍繞在教育這一角度而有不同的人生發展，順著父母意思者就參與公職，其中有大量的人後來在國內外各大學任教；違背父母意思者就去經商，甚至念不成軍校就混黑道（尤其是四海幫或竹聯幫），但，這些年來還有個現象，即使後來不從事公職者，退休後都還是會繼續進修念碩士或博士，藉由取得學位來完成當年父母對自己的願望。在家庭教育層面，外省人儘管沒有族譜，常相對來說卻較有嚴格或嚴謹的家規，由於早年父母生活艱困，反而特別重視孩子要「守規矩」，叮嚀孩子「懂禮節」，其依循著儒家思想（尤其是程朱系統的儒家思想）來教育孩子，像有些住在眷村的長輩就回憶說自己在童年時期如果寫不好書法（或者坐姿不端正）或背不出經典就會被雙親打手心（儘管現在的教育觀點已經完全不鼓勵體罰），但家庭教育中各種潛移默化的薰染，使得外省人對於中華文化有著特別的敬意。

第三，我們來談風俗領域的眷村文化。外省人從大陸各省帶來的風俗相對來說比較簡化，但還是存在，這包括外省族群的女人相對來說比較有自信，因為外省族群普遍比較沒有「男尊女卑」的觀念，由於這些女人的丈夫長年在外工作，村中各類事情不論是公共事務還是家中瑣事，全都由眷村婦女來當家作主。我個人童年時期聽到老師說中國傳統有「男尊女卑」的風俗，就對這種說法深感疑惑與不解，因為這完全不是我的生活經驗，我們男人不論老小在家中只有聽話的分兒，不被女人指使與數落已經是萬幸了。再從服裝來說，老一輩外省族群不論如何貧困，出外常普遍穿著長袍或旗袍，並搭配著西裝或洋裝來穿著，當然如果是從軍者則會穿著軍裝（不論是軍常服或軍便裝），從事政府工作者則會穿著中山裝，這使得眷村男性常顯得特別英偉挺拔，眷村女性則會看來溫柔婉約，展露不凡的氣質，臺灣民間常會說「外省人長得特別好看」，其實主要是從服裝獲得的直觀感受，現在外省族群已經比較沒有在穿長袍或旗袍了，西裝與洋裝則已是臺灣社會很常見的服裝，不過常見外省人還是會特別穿改良唐裝，來凸顯自己的文化主體意識。此外，眷村的休閒娛樂普遍是唱平劇、聽崑曲與打麻將，還有全村會看露天電影，這都是大家聚會娛樂的型態，從中宣洩生活的緊張與焦慮。

第四，我們來談文學領域的眷村文化。我覺得眷村文學脫胎自外省族群第一代的反共文學（當年還有「軍中文學」或「戰鬥文學」的說法），這些作家有些人來自軍中，譬如朱西甯《八二三注》、司馬中原《狂風沙》與段彩華《幕後》，這三人被合稱「軍中三劍客」；還有來自軍中的詩人瘂弦、張默與洛夫共同在高雄左營軍區創辦創世紀詩社寫出各種現代詩，更有周夢蝶創作具有禪境的抒情詩；有些人不來自軍中，但離鄉背井來到臺灣，對於國共內戰帶來離鄉背井的苦難印象深刻，譬如柏楊《異域》、陳紀瀅《華夏八年》、張愛玲《秧歌》與王藍的《藍與黑》，後來則有白先勇寫《臺北人》開啟眷村文學的先聲。真正被視作眷村文學的作品，則主要是外省第二代逐漸成長，在民國六十年（1971）自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後，開始自覺與反思人生所產生的作品，譬如蘇偉貞《紅顏已老》、蕭颯《我兒漢生》、朱天文《小畢的故事》與袁瓊瓊《滄桑備忘錄》，其反映的特點在於已由「第一故鄉」轉至「第二故鄉」，有別於第一代外省作家都在寫反共或流亡的作品，第二代外省作家則都在寫自己直接面對臺灣社會產生的鄉土經驗，其筆中的眷村有如大觀園或理想國，有時天真浪漫，有時卻像是監獄或囚牢，隱藏著無數傷痕，讓人想逃離其壓抑，這都是臺灣文學極豐富動人的篇章。

第五，我們來談飲食領域的眷村文化，相信眷村菜是大家最熟悉的層面了。中國的八大菜系隨著外省族群來到臺灣，共同融入到臺灣社會裡，成為我們常吃的菜餚，甚至回傳到大陸，讓「八大菜系」成為家喻戶曉的名詞。其實，這八大菜系主要跟來臺的外省族群家鄉有關，計有：山東的魯菜、江蘇的蘇菜、浙江的浙菜、廣東的粵菜、四川的川菜、湖南的湘菜、安徽的徽菜與福建的閩菜八類。魯菜講究味醇，重視湯類的調製；蘇菜講究切工，重視食材的精緻；浙菜講究濃郁，重視菜色的美感；粵菜講究蒸煎，重視火候的燉煲；川菜講究麻辣，重視味覺的鹹度；湘菜講究油臘，重視原料的入味；徽菜講究烹調，重視食物的補身；閩菜講究清香，重視珍鮮的調理。這八大菜系全都經外省人在眷村的改良融合到臺灣人的飲食中，讓「本來的臺菜」係專指閩菜的改良版，「融合的臺菜」則是指八大菜系的綜合版。更不用說山東人本來吃的包子、饅頭、蛋餅與韭菜盒子，都隨著老兵在眷村外面開業，逐漸散播成全臺灣人常吃的早餐，後來更進軍到大陸社會，各大城市無不有「永和豆漿大王」，甚至成為全球華人的相當常見的飲食，反而讓閩南人本來早晨習慣吃稀飯的傳統在臺灣相對較沒落，顯見眷村文化在飲食領域有著相當旺盛的發展，成為中華文化在臺灣社會主導出來的飲食文化。

第六，我們來談音樂領域的眷村文化。相較於閩南族群有「臺語歌曲」（其實應該稱作「閩南語歌曲」，但這已經是習慣稱謂）；客家族群有「客家民歌」（過去則是「客家山歌」，但這些年來客家歌手已將其變成流行音樂）；原住民族群有「原住民歌曲」（本來是祖靈祭歌），最能體現外省族群的音樂就是「校園民歌」了，這是臺灣流行音樂的前身，主要在中華民國政府面臨國際關係漸漸處於不利的地位裡，來自大學校園中的知識青年開始覺醒，想唱出「我們自己的歌」，從此產生的校園民歌運動，最早在民國六十三年（1974），就讀台大海洋研究所的研究生楊弦在胡德夫的演唱會上，將余光中的〈鄉愁四韻〉譜曲來唱，接著李雙澤改寫陳秀喜詩作譜曲唱出〈美麗島〉，並改寫蔣勳詩作譜曲唱出〈少年中國〉，從而讓校園民歌的風格與型態就此定調。這些作詞、作曲與唱歌的人不見得只有外省人，但出身於外省族群者比例相當高，由於內容主要跟中華文化有關（不論具體內容是戀情、親情或思鄉），型態比軍歌要深刻而活潑，當年在眷村的聚落中無不人人口耳相傳的唱著這種歌曲，後來校園民歌逐漸沒落，在臺灣社會依然在參與相關紀念演唱會的聽眾主要還是外省族群同胞，因此這確屬音樂領域反映出來的眷村文化，並可讓我們看出眷村文化就是一種臺灣特有的在地文化。

其實，眷村文化還體現在電影、建築與軍事這些領域中（受限於本文篇幅暫時不再討論），共同開創出中華文化在臺灣社會的各種豐富現象，更是臺灣文化這一區域文化中極其壯麗且深刻的一道風景線，如果沒有眷村文化的事實存在，臺灣文化還會是今天的樣貌嗎？相信不會如此。但眷村文化的倡導者在人，如果沒有外省人的自我認同，如何還能繼續讓眷村文化獲得發展與茁壯呢？這就回到本人常說的「外省族群認同危機」了。當前臺灣社會面臨的認同危機，恰恰不是臺灣文化呈現其多元化特徵，反而是臺灣文化呈現其單一化特徵，意即各族群文化都正在大規模向閩南文化靠攏並產生認同，使得臺灣人認同閩南文化主導的「臺灣認同」，而不是認同整個中華文化主導的「臺灣認同」，這使得外省族群認同正在被擠壓而消失。

但，這並不是閩南文化的精緻化發展，反而是閩南文化的通俗化發展，其已因中華文化的大傳統不彰，使得本身正質變成流行的庶民文化，譬如當前臺灣的政府部門已經不再有其機構的莊嚴性，中央部會首長的表現常無異於從事表演工作的藝人，講話常很粗鄙野蠻，讓人有「國不成國」的感慨，這些首長面向大陸政府更有著某種政治格局的不對等性，這主要與明清時期來臺灣的閩南人主要係庶民，其族群文化本來就習而不察存在這類俚俗現象，現在更沒有太多學者在深化研究與闡發精緻的閩南文化，而政治人物多來自於草根環境，靠著操作民粹語言從事政治工作，故使得中華民國的中央部會呈現出如此通俗化的發展；再譬如前幾年藝人王彩樺女士翻唱並創作〈保庇〉這首流行歌曲，其表演使得宮廟文化中神明本有的莊嚴性不知不覺消失，這何嘗不是一種閩南文化永續發展過程中的危機信號？這些現象在任何具有嚴肅政治視野或宗教信仰的社會都很難發生，是否恰當更需要我們持續反思。只有外省族群認同獲得恢復，臺灣文化的多元族群樣貌纔能維繫與發展，因此，持續深耕眷村文化，這正是我們外省人面對臺灣社會應該肩負的責任與使命。

附註：本文屬於《喚醒臺灣外省人》這本書第八篇，不論你是否屬於臺灣外省人，或者你屬於臺灣其他四大族群，但對外省族群能深度的共情與同理，請你傳給自己認識的外省同胞，來幫忙臺灣共創族群和諧的社會。

（此文原為俞力工所撰，與Gemini的對話記錄，與Gemini從英國性格談到混沌理論與中美關係，經丁紹傑的整理簡化。）

林語堂認為，英國人在困境中常能保持沉穩，控制情緒，並做出對自己最有利的決定。Gemini認為，這種特質來自英國的島國環境、航海傳統、議會妥協文化、紳士教育，以及長期帝國管理經驗。簡言之，英國式沉穩是一種「理性與克制的生存策略」。

我進一步指出，英國過去能成為老牌帝國，正因為它在歐洲列強相互制衡中，懂得冷靜算計。但今天的全球化，實際上是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美國橫行霸道、聲東擊西，反而讓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獲得一種「穩重、平和」的國際形象。

目前看來，美國已不得不接受中國作為「國際玩家」的地位。這對中國而言，是多年來夢寐以求的突破。中國大概仍會維持韜光養晦，甚至在高端產業與技術上，對美國保持某種協助。美國若暫時退守西半球，也許只是療傷；將來是否再度排斥中國，取決於中美領導人的智慧。

我認為，中美目前的差異在於：美國想要的是「戰術性穩定」，中國期待的是「戰略性穩定」。若三五年內有一方變卦，多半會是美國。

中國的防守性資產，主要是軍事力量、龐大市場，以及強大的低成本生產與供應能力。近兩三年，北京已明顯調整戰狼外交、國進民退、武統壓力等政策，轉向修復經濟信心。這說明高度集權的中共並非一成不變，而是會在壓力下轉向務實。

我判斷，目前修復經濟，應是北京的優先考慮。俄烏戰爭、加薩屠殺、伊朗戰爭，反而襯托出中國的「和平大使」形象。中國若能參與中東重建，將是解決國內經濟壓力的重要捷徑。

若中美能再維持三五年和平，我傾向認為，美國將不再有能力或衝動排除中國的國際玩家地位。最多是促成一種「新三極」格局：中國、俄羅斯承認美國仍是名義上的老大，而美國則接受中國作為多極世界中的一極。

值得觀察的是，日本與菲律賓若利用所謂「共同自然經濟區」切割台灣相關海域，美國如何反應。若川普暗中支持，表示他仍在利用日、菲作為混沌戰術中的「奇異吸引子」；若他制止，則表示他是真正進行戰略撤退。

另一個觀察點是台灣。川普已不同於拜登，不再明確主張武力支持台灣抗拒統一，甚至表示美國鞭長莫及，也不願台灣政客推動台獨時聲稱獲得美國支持。我判斷，他可能把台灣當成交易籌碼，默許北京推動和平統一，以換取北京承認美國在國際秩序中的老大地位。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川普逼迫台積電部分關鍵產能移往美國時，北京方面異常沉默。這可能代表北京認為，只要台積電的戰略價值被美國搬走，美國介入台海的動機反而會下降。

總結而言，北京有長期韜光養晦的經驗，也忍受過許多難以啟齒的羞辱。既然過去幾十年都挺過來了，未來幾年更沒有必要破壞當前的有利局面與難得的戰略機遇期。北京的志向，應該不是逞一時之快，而是完成華夏民族的復興。 

今天，台北地檢署公布了對我和我團隊成員的起訴書。
對於這樣的起訴，我有話要講。

2002年，我離開了我所熟悉的演藝事業，進入了我完全陌生的立法院。這24年來，我努力捍衛原住民的尊嚴並推動了無數原民法案，也爭取了部落的基礎建設。勤走部落、傾聽族人的聲音，成為了我的日常。當年，我很幸運，認識了熟悉台灣原住民族運動與立法院運作的張俊傑先生和他的團隊夥伴們。在立法院他們熱誠奉獻、各司其職的專業投入，讓我能夠將有關立法院的行政庶務完全信任地交給他們，沒有後顧之憂地專注在問政和行走部落的工作上。

全台灣有七百多個部落，分布在山上、海邊和離島。如果再加上在都會區討生活的族人，我工作和服務的範圍幾乎涵蓋了全台灣，這和區域立委的單一選區是截然不同的。這樣遼闊的選區，對於一個沒有政黨奧援的無黨籍立委來說，從來就是一個挑戰，也是一項責無旁貸的使命。要完成這樣的使命，我的助理團隊必須是一群急公好義、機動性高、覆蓋面廣、並且能力出眾的夥伴。

二十多年來，我和我的助理團隊一步一腳印地走遍了部落、都會和離島，了解了我族人們的生活，發掘了我族人們所面對的問題，並且透過訪調、立法和政策執行的方式，努力地去解決問題。令我感動欣慰地是：族人們感受到我們的努力，並且用選票表達了對我們的信任和支持。從參政之初的八千多票到後來的五萬多票，族人們長年溫暖的支持，成為我們問政最堅實的依靠。

除了原住民族的議題之外，作為一個立法委員，關切社會福利和國計民生也是我的職責。這使得我必須關切人民的生活需要，也必須監督政府的施政績效。如果沒有一個全方位助理團隊的集體努力和協助，我將無法成為今天的高金素梅。

對於這次同樣被起訴的張俊傑先生，我要為他說句公道話。張俊傑先生，也是很多人都熟悉的傑哥，他不僅是我的助理，我質詢稿的主筆，更是我問政、參與社運的老師。傑哥早在上個世紀的台灣黨外時代，就投入原住民族運動，參與創立了台灣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他在1990年代擔任過林正杰先生的立法院助理。1999年，「921大地震」後，傑哥為山區受災原住民的權益奔走呼籲。「蒼生無言，俠為其聲」，傑哥用行動證明了「俠之大者」應有的風範。這樣一位「不愛其軀，不衿其能」，為原運無私奮鬥終身的人，始終都是我的榜樣！傑哥您辛苦了！我們的團隊沒有讓您失望！

對於起訴書中所提到的「部落行銷」和「梅園文創」的部分，我要強調，我沒有成立公司，也沒有出資，這兩項事業都是一群長年來熱愛原住民族文化的朋友們，為了部落的經濟產業、小農推廣、手工藝品推銷以及在地就業的需求，所搭建起來的平台，並非為了特定目的成立的。這個平台協助了部落的婦女、小農和年輕人的就業，這些攸關族人生計的議題，一直是我和我的團隊助理露子、怡君和智葟主任長年來關注的工作。對於我的助理們因案而疲於奔命，我感到不捨，為他們抱屈，並且為他們「不忘初衷」的堅持，感到榮幸，謝謝你們！

至於新冠快篩的問題，大家想必都還記得當年疫苗和快篩都兩缺的緊急情況吧！那個時候，不但人民恐慌，缺乏資源的原住民部落情況更是嚴峻！當他們紛紛打電話來緊急求助的時候，身為一個立法委員難道可以視而不見？見死不救嗎？

為了緊急解決這樣的危機，我在網路上呼籲各界能捐贈口罩和快篩給部落，也謝謝各界溫暖地捐贈和支援，讓我們原住民部落得到了及時的守護。當年要到各部落甚至於疫區去發放快篩其實是非常辛苦的，由於缺少防護衣，各地方的議員夥伴和我的助理團隊們必須要穿上雨衣、雨鞋，戴上三層口罩，挨家挨戶地去部落、文健站、學校、教會、消防隊、照護機構發放快篩試劑，發放對象不限身分及年齡。我無法理解：為什麼五年前救命防疫的人民義舉，現在竟然會成為被起訴的依據呢？各位議員夥伴和助理們，你們被搜索和約談，非常不公平的，我相信天道酬勤，公道自在人心！你們無私的奉獻大家都有看到，部落都會記得！

從2月10號到今天，雖然我經常感到身心俱疲，但總會有很多認識和不認識的朋友為我打氣，給了我很大的力量，謝謝你們的鼓勵！也謝謝我團隊裡的每一位夥伴在這段時間以來頂住壓力，堅定地繼續在崗位上認真工作。經歷這番波折之後，我更加確信：我們真的就是風雨與共的一家人！

此外，我還要謝謝熱心協助我們的律師們，始終關心我的族人朋友們。有你們的扶持和鼓勵，我將一如既往地繼續捍衛原住民族的權利，持續監督政府施政，看緊人民的荷包，保衛和平！

黑夜一定會結束，我們都將會是手持火把、等待黎明的守夜人！

筆者欣賞MIT講座教授黃亞生對「李約瑟問題」的創新研究，他以歷史上的大量發明數據，呈現出中國科技創造力自隋朝後就逐漸走弱的演變趨勢，由此推論出，造成這趨勢的主要原因是科舉制度，因此解答「李約瑟問題」（參見《中國科技創造力的演變趨勢―李約瑟問題新解》）。然而黃教授基於考試/科舉、專制、穩定、科技的中國崩潰理論（[1]），我卻難以苟同。

實行超過千年的科舉是中華帝國的政治制度基石，科舉制度將儒學（後來演變成理學）的意識形態獨一無二的灌輸給大量中國人，造成中國人的同質化，知識分子都以科舉出仕為目標，因此強化了專制體制，而弱化了社會，包括商業發展，也造成政治和社會極穩定、少變動的現象。

科舉制度雖然在1905年正式廢除，其影響至今不止，包括中共承襲了專制體制。作者認為，1980年代是中共專制體制最鬆動的時期，此後則愈來愈收緊，到2018年習近平廢除國家主席任期的限制，而達於頂點，於是有隨時崩潰之虞，尤其未來有接班難題。

近年的許多研究報告一致指出，快速崛起的中國正在挑戰美國的科技霸權，但作者認為中國的科技實力沒有那麼強。作者的理由包括：中國主要憑藉規模優勢、學術界沒有學術自由、中國的學術論文多與西方學者合作、科技公司多憑藉香港的法治環境上市等。

筆者贊同作者的主張，科舉深刻影響中國的政治和社會，但若說中共承襲了專制體制，則可說是開明專制，歷史上很多賢明的君主也都實行開明專制，中國大陸的快速崛起顯示，開明專制的國家治理可以優於選舉民主制度。
選舉民主以全民選舉決定國家最高領導人，中國大陸以多層次的黨內選舉決定國家最高領導人，都是制度化的，接班難題看來是被誇大了。

中國大陸重視考試，如高考（大學入學考試）、公務員考試，確是源於科舉，但並無科舉的缺失，如考試科目狹窄、上進管道單一。雖然難以測量創造力，考試制度是公平的知識測量工具，適合作為篩選人才的「入門」方式，也有助於提高人民的知識水準，因此對國家是利多於弊的。

中國大陸在政治學、社會學等領域大約有些意識形態成見（美國也有吧？），因此少些學術自由，但在科技領域無疑是實事求是而無此現象的，因此無損科技的發展和創新。
中國的科技公司在內地研發但在香港上市，主要因為香港有較佳的資本市場，並非內地的科技發展環境比不上香港。
筆者的指導教授在我畢業回台前告訴我，若我們合作學術論文，由他在美投稿比由我在台投稿，被期刊接受刊出的機會將會比較大（學術界並不完全客觀）。所以，中國的論文多與西方學者合作，是情有可原的，不表示學術水準差一級。

[1] 黃亞生《中國模式的終點：從科舉帝制到數位威權，揭露中國式治理制度的宿命》，今周刊出版社，2025。（Yasheng Huang,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AST: How Exams, Autocracy, Stability, and Technology Brought China Success, and Why They Might Lead to Its Decline. 2023）

我們如果要讓臺灣五大族群和解共生，基於讓五大族群都能獲得平等發展的目標，就不能只在中央設立「原住民族委員會」與「客家委員會」，而不設立「外省族群委員會」、「閩南族群委員會」與「新住民族群委員會」這三個部會級單位。

生活在當前臺灣社會，人民日常接觸到閩南族群文化可謂理所當然，常見者譬如各宮廟舉辦的神明祭典，尤其媽祖遶境巡禮，參與人數常動輒百萬計；原住民族群文化與客家族群文化則在部會級單位設立後獲得相當蓬勃的倡導與推廣，甚至新住民族群文化都因當前政府實施「南向政策」（或後來的新南向政策），基於籠絡島內新住民配偶並對東南亞各國表示善意，文化部設有「新住民專區」來推廣新住民各種節日慶典，但只有外省族群文化卻在中央部會呈現被冷落且無人聞問的不平等現象，實屬極不合理且亟需改善的族群問題，其原因頗值得反思。

我們觀察現行原住民族委員會與客家委員會這兩個中央部會設立的緣由，都會發現其過程極具有政治性。早在民國八十年（1991）六月六日，由臺灣原住民權益促進會主辦，聯合原住民學生團體，展開集會遊行，訴求成立中央級原住民專責委員會。但直至民國八十四年（1995），因立法院選舉國民黨、民進黨、新黨和無黨籍聯盟無一黨取得過半的席位，而在野各政黨和執政的國民黨全部席位只相差兩席內，由於當時的行政院長還需要獲得立法委員過半支持纔能就任，時任行政院長連戰召見國民黨籍的蔡中涵委員和瓦歷貝林委員，希望能獲得這兩位原住民立委支持，蔡中涵與瓦歷斯貝林則聯手拿同意閣揆同意案當作條件，順利爭取國民黨承諾成立部會級原住民委員會。這件事情反映出族群權益議題能獲得政黨重視與支持，其實常受到具體政治事件的影響。

接著，客家委員會成立於民國九十年（2001）6月，其目標是復興臺灣日漸流失的客家文化，延續客家傳統文化命脈，並打造臺灣成為尊重多元族群文化的社會。其背後的原因則與當時的陳水扁總統有關，早在其擔任立法委員時，就開始任用客家精英來做幕僚（譬如羅文嘉長期任助理），擔任臺北市長期間則積極經營客家選票，包括成立「財團法人臺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設置「臺北市客家文化會館」與「臺北市客家藝文活動中心」，再開闢「臺北電臺客家頻道」，每年定期舉辦「客家文化節」，讓本來對政治比較沒有熱情的客家鄉親，開始轉向支持其個人（而不見得是整個民進黨），因此，其雖然市長連任敗給馬英九，卻在民國八十九年（2000）當選中華民國總統後，隔年就成立客家委員會，這些過程幫其制訂政見白皮書的范光群就是客家人，後來並擔任首任客委會主委。

民主政治就是團體利益的較量與協商，不參與任何團體，則個人的權益就無法獲得保障。團體的性質有很多種，性別、宗教、階級與黨派都是團體，族群自然更是其中很重要的團體。外省族群有個重要特徵：由於該族群跟著中華民國政府來臺，並主要參與軍公教警消這些政府工作，使得外省人普遍有著「高度的服從性格」，不太願意對政府表達反對的聲音。如今時過境遷，政黨輪替早已變成新常態，外省人要意識到目前已經沒有任何政黨會直接關注我們的權益（包括但不只是軍公教警消這些領域的工作權益），甚至有很多權益根本未曾被我們自己仔細認識（譬如保護眷村文化的各種議題，不只包括眷村建築的毀壞，更涵蓋眷村語言的流失），我們只有讓自身的團體利益被社會正視，否則在這種激烈競爭的政治環境中，我們族群的團體利益會不知不覺被人漠視，甚至被「消音」。

臺灣外省人不應該再有這種幻想：面對當前的各種亂象，我們無能改變，就反過來期待大陸當局過來「收拾亂局」。外省族群就是讓中華民國落腳於臺灣社會的始作俑者，自己不認真經營中華民國，卻產生自我放棄的念頭或作法，如此不只會被臺灣其他四大族群輕視，更會被大陸當局輕視，我們的祖先本來自中國各省，現在卻被大陸當局視作「閩臺一家親」，只讓福建來跟臺灣對接，連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的員工都常主要挑選會講閩南語的人來從事對臺工作，偶而則會請客家人來擔任發言人，藉此表示對臺灣的熟悉感與親密感，那我們外省人在其心中究竟佔有什麼位置呢？這不能怪人家，而要怪我們自己。我們不在意自己的族群應該在臺灣社會經營與發聲，甚至有人都想要跳船放棄中華民國了，這種無止盡的流浪者心態最終只會落得「人見人嫌」，而不可能獲得任何尊重。

外省族群不該忘記自己是「承天命，續道統，傳斯文」的一群人。民國三十八年（1949），不只有無數的故宮國寶被輾轉搬運來臺灣，更有無數的一流學人被緊急搶救來臺灣，臺灣本不大，卻接納中華民國這個始終不只擁有政統更擁有道統的政權，這些無聲的國寶與有聲的學人散發著雄渾厚實的能量，讓中華文化在臺灣社會獲得繼往開來的發展，更不要說經由閩南人與客家人在臺灣數百年的經營，誠然使得臺灣社會「開萬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遺民世界」，這群華夏遺民聯合原住民族，共同開闢出如此美麗的寶島，外省人何忍撒手置身事外？解鈴還需繫鈴人，只有我們再度凝聚起來，聯合任何願意平等待我的族群共同奮鬥，大家攜手復興中華文化，讓臺灣社會的族群關係獲得良善發展，使得中華民國的運作機制恢復正常，這纔是外省人始終流淌在身的天命。

當我們有此自覺，則呼籲各政黨支持行政院設立「外省族群委員會」、「閩南族群委員會」與「新住民族群委員會」這三個部會級單位，跟既有的原住民族委員會與客家委員會共同成為中央部會，來推廣各自的族群文化，彰顯出臺灣社會整體的族群光譜，完成「中華文化與多元文化本不二」的政治理想，這誠然是族群共生且福國利民的壯舉！但，全部的圖像，其第一塊拼圖，首先得由凝聚外省族群意識來著手，只有外省人恢復其族群意識，願意再擔中華文化的大纛，謀畫族群的振興，纔有立場重新參與臺灣政治，只是其族群復振工作不是跟任何族群鬥爭，而是跟全體族群合作，畢竟設立「外省族群委員會」怎麼可能單憑外省族群的團結就能完成？讓我們把這件事情當作階段性的目標，視五大族群委員會的全部設立，來當作凝望臺灣社會族群和解的里程碑。

附註：本文屬於《喚醒臺灣外省人》這本書第七篇，不論你是否屬於臺灣外省人，或者你屬於臺灣其他四大族群，但對外省族群能深度的共情與同理，請你傳給自己認識的外省同胞，來幫忙臺灣共創族群和諧的社會。

20260530文茜的世界週報歐洲版：俄烏之戰（以下粗斜體為陳文茜的報導）。

俄羅斯想要的不是吞併全烏，他是要拿回過去曾經是俄羅斯人所居住的烏東。那是烏克蘭當初加入蘇聯時，蘇聯所贈送的。蘇聯瓦解後，那些地區的俄羅斯後裔變成二等公民，受到很多不公平的對待，(甚至遭受亞述營虐殺)。普丁要拯救俄羅斯人的戰爭，成了戰略上的盲點。克里姆寧宮堅持要拿回烏東，這種固執的烏東政策，跟他的民族主義，跟他發動這次的侵略都有關係。莫斯科對基輔沒有興趣，但烏克蘭可以打莫斯科。俄羅斯在頓巴斯的頑固立場，為基輔創造了機會。

攻勢現實主義者米爾斯海默只管從現在論未來，不管現在從何處來。俄烏之戰有其歷史背景，必須充分了解，才能公道評論。

史家公認二戰始於1939年9月1日德國閃擊波蘭。而希特勒在之前1933年起的六年執政中，已經併吞了周遭多處土地，德、法、英、義四國首相還在大戰前與希特勒簽下慕尼黑協定，承認希特勒合法占領那些地方，使得慕尼黑協定成為往後姑息政策的代名詞。那為什麼史家還公認二戰始於1939年9月1日？

慕尼黑協定承認希特勒合法併吞占領的那些地方，正是德裔公民居住的地方，在一戰後被屈辱的割讓出去。當地德裔居民莫不渴望回歸祖國的保護。史家重視其來有自的歷史因緣，做出客觀公正的認定。而姑息云云是美西方政客(尤其是邱吉爾)一向的醜化伎倆。如同商紂與秦政之被後繼者醜化一樣。

普丁的占領烏東就是希特勒不被史家認為侵略的併吞，那都是俄裔子民，居住在原本就是俄國的領土上。但是美西方政客搬出慕尼黑協定的例子，誰都不願意當第二個張伯倫，於是定調了普丁「侵略」。(但將來史家不會定調為三戰的起點)。美歸派的文茜在開戰滿四年後才說清楚講明白俄烏之戰的歷史脈絡，卻還是免不掉跟著美西方「侵略」的節拍起舞。並認為普丁堅持要拿回烏東，是固執的烏東政策，是戰略上的盲點。

「俄羅斯想要的不是吞併全烏，只是拿回烏東。」既然如此，怎麼會是希特勒第二呢？政客們錯判了希特勒，再用希特勒錯判了普丁。普丁對基輔都沒有興趣，怎麼會對其他歐洲各國有興趣？其實政客們都想藉外部問題來淡化內部問題，於是德法備戰，軍武擴充，世界陵替，天下不安矣。

「以嚴格定義，俄已輸掉戰爭。一個大國打一個小國，打了那麼久打不下來，實質意義言，已經戰敗了。」開玩笑，那是一個大國打一個小國嗎？

1. 戰事初起，烏克蘭靠美西方的情報與星鏈大舉獵殺俄軍將領、坦克、機艦。
2. 到川普上台，明講烏克蘭欠美國數千億軍費，要用子孫的土地礦產來償還。
3. 歐洲包含英國都承擔巨額援烏資金與軍火。同一時期，美國禁止各國援俄。
4. 美國斷金融、斷供應鏈、斷油氣買家，全面制裁俄羅斯。
5. 到現在，烏高度依賴西方盟友提供的防空系統。(及情報、星鏈)。澤倫斯基去函示警川普，烏克蘭用於攔截俄製飛彈的關鍵美製防空物資即將短缺。

明明是一個俄羅斯在軍事、經濟上對抗整個美西方。文茜的報導明顯偏頗了。現在北約沒有一個國家歡迎烏克蘭加入北約。如果一個小小烏克蘭能讓俄已輸掉戰爭，北約歡迎都來不及，怎麼會拒絕呢？不是說「歐洲很憂心普丁擴大戰火。威脅波羅的海，戰火外溢陰霾籠罩歐洲」嗎。分明就是加上了歐洲也打不過。卻要說俄已輸掉戰爭。

其實以美國為首的北約正是戰禍的始作俑者。北約既背信在前，從承諾不東擴一吋到東擴千里，再背信於後，從承諾烏入北約到不歡迎。分明就是拿人家當炮灰，去消磨全球第二軍事強權。可嘆本是同根生的東斯拉夫人掉入陷阱，以致兄弟鬩牆，骨肉相殘。如同兩韓、兩越、兩岸、以及一分為二的穆斯林世界、一分為六的南斯拉夫。美西方從別人內部顛覆的手段爐火純青。烏克蘭還幼稚的將加入北約寫入憲法，如今卻落到沒有一個國家歡迎的境地。文茜的報導怎不著墨於此？

普丁只要烏東，不打基輔。澤倫斯基不管三七二十一，打莫斯科，也打煉油廠。激得普丁開始攻打基輔。烏克蘭外長說普丁正在升級事態。這是再度嘲諷所有的和平努力。明明基輔自己升級，反對所有的和平努力，卻先指控俄羅斯。這是美西方最擅長的宣傳伎倆，先講先贏。所以哥大教授蕯克斯明白指出，此刻該承擔起和談責任的歐洲大國卻毫無意願和普丁對話。

現代生物科技發達，上年紀的人注重養生是人之常情。但文茜對普丁的報導是：「克里姆寧宮不只想打贏烏戰，普丁還想長生不老，學秦始皇。」文茜被李敖譽為台灣第一聰明才女。如此報導，幸好李敖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