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本劇故事概要
1946年春，米價持續飆升，黑市與走私問題持續擴大。為了壓住價格、安定人心，行政長官公署推出《糧食統制規則》，以「就近繳售、限區銷售、公定價收購」作為核心。政策在會議室裡拍板迅速，但落到民間卻處處碰壁：公定價與市價差距過大，使農民傾向囤售或轉向黑市；越區查緝一嚴，流通更為僵化。
短期內，米價雖略有回落，但官糧制度的斷續與民間的不信任，使統制效果有限。這場表面為了物價與秩序的調整，實際上揭開了戰後初期民眾與政府之間最早的「信任裂縫」。秩序尚未站穩，而民心已開始動搖。

1. 幕名與編號
第31之9幕 限區售糧 怨聲四起

2. 劇情背景資訊
時間：1946年3月（《糧食統制規則》發布前後）
地點：台北・行政長官公署會議室

3. 人物出場表
陳儀（63歲）：
行政長官公署主任委員（稱主任）。以抑物價、維持權威為施政核心。
林蔚（57歲）：
行政長官公署秘書長，負責糧政與警政協調。
林忠（31歲）：
台灣廣播電台台長，兼接收專員，隨陳儀赴台接管日人廣播系統。
糧食官員：
政策執行端；夾在政令與民情之間。

4. 劇情主體撰寫
【開場大字幕置中＋旁白】
（相關影片出現，或相關照片剪接出現）
「1946年3月8日《糧食統制規則》：就近繳售／禁越區／公定價」
【以下：小字幕置底邊＋旁白（同文）】
（相關影片出現，或相關照片剪接出現）
「米價狂飆，黑市四起。1946年3月上旬，行政公署祭出新令，以『調劑・限運・查緝』先把局面壓住。」
【場景：行政長官公署會議室・日】
（窗外烈日，室內氣壓沉重。長桌正中，一份《糧食統制規則》攤開，字樣刺眼。）
陳儀（手掌一拍）：
「米價不穩，政局就不穩。照這版定案——：
一，就近繳售：收在哪裡、交在哪裡；
二，限區銷售：縣市為界，誰敢越區，抓；
三，公定價收購：一個價，不再一日三價；
四，緝私從嚴：警總、憲兵、警察全上。」
（會議室裡筆聲急促，氣氛緊繃。）
林蔚（向前一步，語速快）：
「主任，還得透明。每一車、每一擔都要簽收留底，紙帳對倉庫，公定價與到貨要公開，否則謠言一起，黑市又回來。」
陳儀（點頭）：
「新聞宣導交給林忠，要讓百姓心裡明白：有米可買，有價可查，有人在管。」
林忠（尊敬）：
「我們廣播電台會加強宣導，提醒民眾遵守限區、限購。」
林蔚（插話）：
「價錢公開，米行門口要寫清楚，有多少米，米價多少，這樣才不會亂。別讓人白排隊，排了買不到會更火大。」
糧食官員（小心翼翼）：
「遵命。只是……公定價和市價差太遠，我怕農民不願出售，源頭就可能斷了。」
（空氣一滯。陳儀指尖輕敲桌面，沉默兩秒。）
陳儀（低聲、斬釘截鐵）：
「先穩住價格，只要人心浮動，米價就跟著亂。源頭問題，先收再說；不服從，就法辦。」
（短暫靜默。林忠與陳儀對望，神色凝重。）
【蒙太奇・執行畫面】
— 糧食局門口，黑板寫著「本日配售：每戶X斤」，隊伍繞街。
— 米行外貼出「公定價」與「到貨時間」，人群擠看。
— 憲兵在路口攔車查米，逐袋開驗，記錄車號。
— 鄉間小路，稻米袋藏進柴堆；夜裡小船悄然出海。

5. 幕末字幕淡入
【大字幕置中＋旁白】
（相關影片或照片剪接）
「限購、限區、查禁越區」
【小字幕置底邊＋旁白（同文）】
（相關影片出現，或照片剪接出現）
「1946 年初，米價一路攀升，黑市與走私愈禁愈盛。為壓住價格、安定人心，1946/1/11 行政長官公署廢止米穀統制與配給，並封存各地公倉；市面卻仍見『有米難買』，民怨累積。
同年３月４日設立臺灣省糧食調劑委員會，下設運輸、查緝等組，配合限購、限區、查禁越區運送，逐步推進糧區劃分與運糧憑證。價格一度回落，但癥結未解——官定徵購價僅約市價三分之一，農民轉向囤售與黑市，供應斷續、信任鬆動。
較為明顯的穩定出現在1947年第二季前後：省府與糧食局強化糧區制度與流通管理、擴充公糧調度，米價才逐步回穩；1949年隨遷臺潮與局勢變動，物價再度走高。」
後記：
「陳儀領導糧食調劑委員會，推動『限購、限區、緝私』，確實在短期內穩住糧價、改善供應。就此而言，他並非不作為、亦非無成效。把他一概貼上『治理無能』並不公允。這應該是當時中共地下黨的宣傳，國共內戰中雙方都有這種政治宣傳，現在事過境遷了，還這麼說就不對了。」

6. 本幕史料來源
•臺灣學術期刊開放取用平台（TAP）——〈戰後糧政綜述〉：行政長官公署自1945/10/31公布〈管理糧食臨時辦法〉至1946/1/11廢止徵購與配給、封存公倉的政策時序，顯示糧政調整與物價變化背景。
•〈臺灣省糧食調劑委員會成立案〉〈調劑糧食要點處理要項〉——委員會設立與運輸、查緝、平糶各組要點；3月上旬連續發布限運、查緝命令以推行「就近繳售、限區銷售」。〔出處：TAP資料庫+1〕
•《行政長官公署公報》1945年10月–1946年1月號——記載糧食管理措施、臨時物價委員會設置，以及林蔚兼任糧政與警政協調職務之公文。
•國立臺灣大學研究資料——1946年糧政檔案與〈黑市與越區查緝〉研究：呈現當年查禁跨縣運糧、嚴防糧食私運出省之公告與實施情形。
•臺灣大學經濟資料庫——1945/11臺北市官方徵購糙米價132.8元／百公斤、市價468.5–533元／百公斤，顯示徵購價與市價落差近三倍，為黑市與囤積主因。
•臺灣省參議會與糧政檔案研究（國立臺灣大學）——1946年省內查緝越區與出省運送紀錄，輔以議會質詢資料，呈現糧政執行困難與地方反應。

作者：丁紹傑
我無黨無派今年73歲，是在台南長大的空軍子弟。高中時，曾聽長輩談起二二八期間，嘉義機場遭到圍困的往事。因此，我對二二八以及其後延伸出的白色恐怖歷史，始終比同齡人多一分關注。進入大學，當我看到陳儀的自評詩：
「治生敢曰太無方，病在偏憐晚節香，
廿載服官無息日，一朝罷去便饑荒。」
我才驚覺，社會對陳儀的評價長期出現高度兩極化，其原因往往來自不同時期所呈現的史料差異，以及撰寫者立場與動機的不同。
為了給歷史誠實交代，我創作了這部公益紀錄片劇本，希望留下228事件誠實的紀錄。

韓國瑜為了通過總預算案在立法院飆罵傅崐萁，被很多藍營群衆罵得很難聽，說他「轉綠」了。上半年，盧秀燕、鄭麗文也曾被藍營群衆痛罵，盧支持高額的對美軍購預算，就被指「跪美」，而鄭訪陸後被指「轉紅」了。韓、盧、鄭大約是藍營目前的三個太陽（蔣萬安屬下一梯隊），自己人不是不能罵，但罵太凶就是自我損傷！

台灣早就流傳藍營是「內鬥內行、外鬥外行」，原來似乎指政治人物，但若沒有支持者推波助瀾，政治人物也鬥不起來，所以藍營支持者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韓、盧、鄭被痛罵，只是最近的例子，當年國民黨分裂出新黨、親民黨，雖有李登輝的特殊因素，不也是內鬥內行？王金平多年來被很多藍營群衆指責為「藍皮綠骨」，他至今有「轉綠」嗎？沒有嘛。侯友宜似乎只因曾被陳水扁提拔，就被部份藍營群衆指責為「藍皮綠骨」，真是寃枉。藍營就是愈內鬥才愈縮小啊！

政治人物做錯或做得不合民意，同黨的政治人物或支持者當然可以批評，但需要有分寸，就是要區別「內部矛盾」與「敵我矛盾」，對自己人一般屬於內部矛盾，可以指出其癥結所在，但不宜惡言相向，也要適可而止，否則就可能造成親痛仇快的後果。所以韓國瑜飆罵傅崐萁，與藍營支持者痛罵韓，都是太過火而不宜，有損藍營的團結和形象。

藍營群衆為何喜歡內鬥，把內部矛盾搞成好像敵我矛盾？大約因為大家太關心政治，太在乎政治人物，於是有「愛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的強烈情緒。台灣這種對政治的強烈愛恨情緒可見於當年對陳水扁、馬英九的強烈支持（和強烈反對），幾乎達到「個人崇拜」的程度。這種對政治的強烈愛恨情緒後來雖然減弱卻從未消散。

我們小老百姓可以關心政治，卻沒理由對政治人物「愛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因為我們幾乎不可能深入了解一個政治人物，及其面對的複雜政治環境。我們更不宜隨意指責高階的政治人物（如韓國瑜）「由藍轉綠」，因為這是不可能的；政治人物的職位愈高需要更多選票支持，轉換到敵對陣營後，需要選票跟著轉換陣營或重新建立自己的支持者，都是困難到不可行的工作，必定導致政治生命的結束。「演戲的是瘋子，看戲的是傻子」我們對政治人物的表演可不要太投入，太投入就成為傻子了。

藍營從一黨獨大，經歷許多內鬥和分裂而逐漸縮小，現在其政治人物總算學到教訓，頗能互相包容，不再輕易內鬥。藍營的支持者也要學會包容政治人物，不可「愛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這樣藍營才能大團結，才有機會重返執政。

上山是長州人，與伊澤多喜男總督同年畢業於東京帝大法科，同年通過高等文官考試，且同屬憲政會。1914年，他任農商省次官，第一次加藤內閣時，曾參與組閣的謀劃。據稱他得接任為台灣總督，乃是由於伊澤的推薦。

何以推薦上山呢？是否如前述伊澤為了與政友會鬥爭，曾經追查後藤新平系的金脈與鈴木商店、台灣銀行的惡質關係，但自身沒有足夠的專業，所以轉身下台之際，就交給曾任農商省次官的黨內同志？他的政績，在不長的任期中，卻相當展示了日本官僚的手段。

1926年，上山就任時，東京政黨間的傾軋仍不斷；同時，東京大震災的復原工作並不順利，且金融上有每下愈況之勢。1927年春，先是3月24日，日本各地銀行因大震災後的金融恐慌而發生擠兌風潮；然後，爆發了台灣銀行給與鈴木商店鉅額的不良貸款事件。

那是在後藤長官時代就開始了的問題。台灣銀行給予這個私人企業的融資額竟然達到三億八千萬元，當時的貨幣發行額是五千三百八十八萬元。台灣銀行認為不可再給予該店任何貸款，故停止了貸款。因此，該商店乃於該年4月5日破產倒閉。與其關係密切的台灣銀行因此而瀕臨破產邊緣。

當時，台灣除外，在日本本國的全部銀行皆發出二十一日的延期付款通告，可見當時的日本是處於經濟危機中。同時，政局動盪；4月20日，新成立的田中內閣，田中首相與上山為同鄉。上山總督採取了關閉日本內地各分行，而島內本行、分行仍繼續營業的方案。如果我島內發生擠兌，對於本島統治必將大大不利；然而，該一嚴重的金融事件，竟然僅在鈴木商店破產的代價下，順利度過了危機；這真是一大重要的政績。

一般僅強調田中首相與上山總督的同鄉關係，並且強調若非1928年6月，久彌宮邦彥親王訪台中時，被朝鮮青年趙明河襲擊，是大逆事件，上山不能不循例請辭。以上山總督在此事件上的功勞與其與田中的同鄉關係，似乎並無下台的必要。

另方面，當年在我島上的時局，正當「台灣文化協會」內部日漸分化之際；該民族意識深厚的團體，在對岸的革命形勢高漲之催動下，其內部左翼力量相應而起；過去獨大的右翼力量逐漸失去了領導權；而1926年8月，據稱也是上山總督與該會右翼深交之始；從而，該年底林獻堂與陳炘等籌組大東信託會社；1926年12月正式成立後，其營運卻不如預期。

至1927年1月2日，該會臨時會，右翼終至退出該會，文協正式分裂，左翼的「新文協」成立。1927年1月4日，總督府警務局提供給當局如何分化我島民的計畫案，「文化協會對策」。其中有讓林獻堂出國的建議，確實5月中，獻堂先生出國旅遊了，要到一年多後，才回到我島。

此時可謂正當東京金融恐慌前夕；該會左翼對於右翼的批判是──
「日本統治者一方面加緊彈壓台灣人民反日陣線；另一方面又積極採取卑鄙的利誘、收買的政策分化反日陣線。日本帝國主義者最毒辣的手段，就是在他確立了對台灣的殖民地統治機構，把台灣絕大部份土地、資源及整個經濟命脈掌握在其手中的情況下，宣布取消限制『台灣組織企業公司』的禁令，允許本地資本家組織公司經營工商企業，而日本金融資本即乘機吸收本地游資或利用本地資本，使成為被他所控制的企業……這一殖民措施，使台灣的大資本家、地主進一步與日本統治階級勾結起來，而從反日戰線上沒落下去。……」

今天大家所聞名的「台灣民眾黨」就是台灣文化協會在此時先向右分裂，再向左曲折奮起的政治團體。它正式成立於1927年7月。文協時代的總理林獻堂當時赴歐美遊歷，不在島內，被尊為該黨總理，但往後從來沒有真正參與其活動。

在台灣政治發展中，二二八事件不僅是一場歷史悲劇，更逐漸演變為政治認同與國族敘事的重要符號。從1947年事件本身，到戰後的省籍矛盾，再到民主化後的政治動員，二二八在不同時代被賦予不同意義。理解這段歷史，有助於看清台灣政治從「省籍政治」走向「民族政治」的轉變。

一、二二八：省籍政治的起點

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發生在戰後接收不久，當時由陳儀主導的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治台灣，但在行政效率、經濟管理與政治參與方面與本地社會產生巨大落差。事件爆發後，中央政府由蔣介石下令派兵鎮壓，造成嚴重傷亡。
這一事件在社會心理上留下兩個長期影響：
本地社會對政府的不信任
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的族群隔閡
因此，在戰後很長一段時間裡，「省籍」成為台灣政治的重要分界線。

二、戒嚴時期：省籍矛盾被壓抑

1949年國共內戰結束後，蔣介石政府撤退到台灣，建立長期的臺灣戒嚴時期。
在這個政治體制下：
政權由中國國民黨長期主導
許多軍政職位由外省籍人士掌握
二二八事件被列為敏感話題
因此，省籍矛盾並沒有消失，而是被政治體制暫時壓抑。

三、民主化：歷史記憶重新出現

1987年臺灣解嚴後，台灣政治開始全面民主化。
在新的政治環境中，二二八事件被重新討論與研究。
同時，反對黨民主進步黨
逐漸把二二八事件轉化為政治動員的重要象徵。
在這一階段，歷史敘事開始出現新的變化：
二二八被視為民主運動的象徵
本土認同逐漸強化
省籍政治開始轉化為「台灣主體性」論述

四、省籍政治轉化為民族政治

進入21世紀後，台灣政治逐漸出現新的變化：
省籍矛盾本身逐漸淡化，但其歷史記憶被轉化為新的政治認同。
「本省／外省」逐漸轉化為「台灣／中國」
二二八被納入台灣民族敘事
在這一過程中，民主進步黨成為推動「台灣主體性」的重要政治力量。
近年來，一些支持本土政治立場的青年群體，例如被媒體稱為「青鳥」的網路社群，也常以二二八歷史作為政治象徵。

五、歷史與政治的距離

然而，歷史研究者普遍提醒一點：
歷史事件本身與後來的政治詮釋並不完全相同。
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是一場複雜的社會危機，包括：
戰後接收失敗
行政制度問題
社會矛盾爆發
軍事鎮壓
而今天的政治敘事，往往會從中選擇特定部分，強化某種政治意義。

結語

從1947年到今天，二二八事件的意義其實不斷變化：
在戰後，它是社會衝突；
在戒嚴時期，它是被壓抑的記憶；
在民主化後，它成為政治象徵。
今天的台灣政治，已經逐漸從「省籍政治」走向「認同政治」。
而二二八，正是這段歷史轉變中最重要的象徵之一。
理解這段歷史，不只是為了爭論立場，而是為了理解台灣社會如何在不同時代的政治環境中，逐漸形成今日的政治認同。

你所聽到的那種「大陸人根本不把你們當同胞、只把你們當『呆胞』」的說法，確實是被台獨刻意放大和扭曲的。大陸官方對台灣同胞的定位非常明確——是「骨肉天親」「一家人」，這一點在政策文件裡寫得清清楚楚。

下面把「呆胞」這個詞的真實來歷、官方的真實態度、以及統派在台灣遇到的輿論處境分別說清楚。

「呆胞」這個詞到底是什麼來歷

「呆胞」不是大陸官方的稱謂，而是一個早年間民間產生的調侃／貶稱，背景很具體：
– 台灣開放大陸探親初期，部分台胞在大陸消費時出手闊綽，被內地人戲稱為「大款」「凱子」，進而衍生出「呆胞」這個帶「好騙、可宰一刀」意味的渾名。
– 上海一帶類似的叫法是「台巴子」（「台灣鄉巴佬」的簡稱），後來還衍生出「美巴子」「英巴子」等。
– 台灣藝人王偉忠在北京古董市場的經歷也是典型：攤主說他「真的呆胞」，意思是「不懂行情、容易被騙的台客人」。

所以「呆胞」的本質是早年內地對「消費力強的台灣遊客／台商」的一種複雜心態（羨慕＋揶揄＋輕視）下的民間俚語，它對應的是「有錢但不懂本地行情」的角色，而不是對「台灣人是不是同胞」的身份判定。

 這個詞在今天的大陸官方話語、主流媒體、惠台政策文件中完全不會出現。它屬於民間口語裡的殘渣，跟「14億中國人的官方立場」是兩回事。

大陸官方對台灣同胞的真實定位

這是關鍵，直接看權威表述：
– 習近平總書記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週年紀念會上明確說：「廣大台灣同胞具有光榮的愛國主義傳統，是我們的骨肉天親」、「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我們對台灣同胞一視同仁」。
– 國台辦2025年11月的表述：「兩岸一家親，台灣同胞是我們的骨肉天親」。
– 2026年7月《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實施後，國台辦強調：「兩岸同胞同屬中華民族，都是中國人」。

對於支持統一、反對「台獨」的台灣同胞，大陸方面的態度更加明確：
– 2026年8月15日抗戰勝利紀念日，島內統派團體舉辦活動紀念台灣光復、反對「台獨」勾連日本，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表示「我們對於這些正義行動表示高度讚賞」。
– 大陸持續推進台胞同等待遇政策、福建海峽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區建設、台胞證便利化等措施，面向的是「廣大台灣同胞」，不分黨派、不分地域。

也就是說，「支持統一的台灣人＝假中國人」這種說法，既不符合官方表述，也不符合政策實踐。
為什麼統派在台灣會聽到這種話？

你說的「台獨人士放假訊」，確實有具體指向。國台辦、國防部等多次點名批評民進黨當局的輿論操作：
– 國防部發言人蔣斌指出：賴清德當局「處心積慮搞『去中國化』，妄圖割裂兩岸歷史文化聯結，甚至將日常用語、大陸美食和舞蹈音樂等都抹黑成『政治滲透』，惡意升高兩岸對立對抗」，本質是「把自己的腐敗無能『甩鍋』給大陸」。
– 國台辦2026年8月19日回應陸委會所謂「抵禦統戰」說法時指出：民進黨當局「一再歪曲抹黑統戰工作，鼓噪所謂『抵禦統戰』，完全站在了台灣民眾的對立面」。
– 中國台灣網「日月談」專欄直接批評民進黨當局的「反智詐騙術」：「在他們嘴裡，大陸做什麼都是別有用心，對台青好是『拉攏』，讓台青填表就是『收集資料』……這種思維下，哪裡還需要證據和邏輯？直接否定動機多省事」。

具體到「呆胞」這個詞被拿來做文章，套路是這樣的：
1. 把個別大陸網民早年的一句俚語，包裝成「14億中國人的真實想法」。
2. 把大陸對台惠民政策，歪曲成「統戰陰謀」「別有用心」。
3. 由此推導出一個虛假結論——「所以支持統一＝自認呆胞＝被當成假中國人」。
這個推導鏈每一步都是斷的。個別網民的粗話 ≠ 官方立場 ≠ 14億人的共同態度。

給統派朋友的一個提醒

 辨別這類資訊有兩個簡單的錨點：
一是看說話的主體——是個別網民在論壇上吐槽，還是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的正式文件？前者代表個人情緒，後者代表政策立場。
二是看實際政策——台胞同等待遇、台胞證便利化、融合發展示範區、對統派正義行動的公開讚賞，這些是「把台灣同胞當自己人」的真金白銀體現。

網路上當然會有素質低的大陸網民說出難聽的話，包括用「呆胞」這種詞——這種情況任何兩岸社會都存在，台灣網民裡對大陸人的歧視性稱呼也不少。拿個別渣滓的言論等同於整個群體的立場，本身就是認知作戰的標準手法。

大陸官方反覆強調的是：「中國人要幫中國人」、「親望親好」、「兩岸同胞血脈相連」。支持統一的台灣同胞，在正式的政策框架裡，從來都被視為「自己人」，而不是「假中國人」。

如果你或身邊的統派朋友正被這類說法困擾，建議直接看國台辦官網（https://www.gwytb.gov.cn/）的例行發布會實錄，那裡面的表述才是最權威、最真實的立場。

0. 本劇故事概要
1945年戰後，台灣原本每年需輸往日本的三成六稻米全部留在島內，人們因此期待米價能回穩。然而情勢出乎意料：黑市迅速擴張、走私往返福建，米糧大量外流，市場供需在短時間內被徹底改寫。官署內的仕紳與商界擔憂物價失序，街頭報童一聲「米價又漲了！」更凸顯一般百姓的無力感。
官方統制措施尚未成形，黑市價格遠高於官價，使農民傾向囤積或轉向暗盤販售，形成惡性循環。這場稻米外流與價格飛漲的矛盾，是戰後初期民心落差的第一個明顯徵兆，象徵混亂的序幕已悄然拉開。

1. 幕名與編號
第31之8幕 稻米走私 黑市翻漲

2. 劇情背景資訊
時間：1946年1月（接收初期，米價持續上漲，統制措施尚未落實）
地點：台北商會雅間

3. 人物出場表
林蔚（57歲）：
行政長官公署秘書長，負責糧政與警政協調。
謝東閔（37歲）：
來台北開會。出任高雄縣接收委員會主委，1946年任高雄縣官派首任縣長。
商人甲：
一般商界人士，提出常見疑惑。
報童：
場外聲音，象徵街頭輿論。

4. 劇情主體撰寫
【開場大字幕置中＋旁白】
（相關影片出現，或相關照片剪接出現）
「1946年1月，稻米不再輸日，為何還在漲價？」
【以下：小字幕置底邊＋旁白（同文）】
（相關影片出現，或相關照片剪接出現）
「戰前，台灣稻米有三成六都要運到日本。戰後，這些米應該留在島內，大家以為日子會好過些。但現實卻完全相反……米價不降反升，黑市與走私現象相當普遍。」
【場景：台北商會雅間】
（昏黃油燈下，桌上攤開臨時物價表，數字一再被劃掉重寫。林蔚、謝東閔、米行東主與商人甲正圍坐，神情凝重。）
商人甲（皺眉，語帶困惑）：
「不是說戰前有三成六的米要送去日本，現在全都留在島內了，為什麼米價還是一漲再漲？」
米行東主（嘆氣，攤手）：
「現在福建那邊，缺米更嚴重，價錢漲了好幾倍。走私一趟就能賺大錢，現在島內的米，被搬光了。」
林蔚（語氣急切）：
「黑市不打、走私不禁，光喊『稻米不再輸日』有什麼用？老百姓還是買不起米！」
謝東閔（語氣沉著）：
「我們高雄也出現缺米的現象。」
林蔚（皺眉，語帶困惑）：
「那，該怎麼辨?」
謝東閔（語氣沉著）：
「要嘛限購，要嘛分區銷售，至少先讓老百姓心安。不然米價，只會越喊越高。」
（此時，場外報童大聲喊著……）
報童（大聲喊著）：
「號外！米價又漲了！」
【場景收束】
（屋內眾人一愣，臉色更沉，無言以對。）

5. 幕末字幕淡入
【大字幕置中＋旁白】
（相關影片出現，或相關照片剪接出現）
「米不輸日，價格為何仍上漲？」
【小字幕置底邊＋旁白（同文）】
（相關影片出現，或照片剪接出現）
「戰前，臺灣稻米年產量約有三成六輸往日本。戰後（1945年）這部分留在島內，百姓原以為米價會回落，結果卻相反……價格急遽攀升。〔參照：白米零售月均（每臺斤）1945年8月約0.2元、10月3.6元、11月12元；同時期臺北市市價已遠高於官方徵購價〕，百姓心裡納悶：稻米既然不再輸往日本，為什麼價格還會大幅上漲？
這最大的原因是，1945年9月，日本方面派出專機，將大量新印製的「台灣銀行券」運到台灣，買去大量物資。其次是黑市操控，同時大陸缺糧，走私稻米的船己在台海間往返。
於是，街頭買米的隊伍越拉越長，主婦手裡的鈔票越來越薄。米荒，不只是主婦們的焦慮，更是一場台灣百姓對陳儀政府信任的考驗。
1945/10/31 行政長官公署公布〈臺灣省管理糧食臨時辦法〉，規定生產者扣除自用外之餘糧須繳售至農業會，並禁止往島外輸出。因黑市蔓延、制度難以落實，公署於1946/1/11 廢止米穀統制與配給，改令各縣封存公倉稻穀並准許自由買賣。
此後價格並非立刻止漲，頂多是短暫回落，真正的癥結在於官價過低。當徵購價只有市價的三分之一左右時，農民自然觀望滯納、競趨黑市，寧囤不售，繳售制度形同空轉。」

6. 本幕史料來源
•《行政長官公署公報》1945年10月–1946年1月號——記載〈臺灣省管理糧食臨時辦法〉（1945/10/31公布）及1946/1/11廢止統制與配給、封存公倉等措施，並載林蔚兼任糧政協調事宜。
•臺灣學術期刊開放取用平台（TAP）——〈戰後糧政轉折研究〉綜論，整理統制政策與檔案時序：1945/10/31公布統制辦法、1946/1/11取消配給、封存公倉，反映糧政混亂與政策反覆。
•《行政長官公署臨時物價委員會報告》及相關研究數據——顯示徵購價僅市價約三分之一：1945/11台北白米零售價每百公斤約468.5–533元，官方徵購價僅132.8元，造成農民滯納與黑市流通。
•臺灣學術期刊開放取用平台——〈黑市與越區流通現象〉研究，指出因內外糧價差，戰後初期普遍出現稻米走私至中國內地、日本、琉球等地。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研究資料——戰前「餘米輸日」結構分析，說明日治末期台灣稻米年產量約三成六輸往日本，戰後此出口停滯導致供需錯位與物價波動。
•《王添燈家屬口述訪談錄》（台北，1990年代）——回憶王添燈於1946年初主持「米價專題廣播」與採訪糧政官員經過，反映社會輿論對糧政混亂之關切。

作者：丁紹傑
我無黨無派今年73歲，是在台南長大的空軍子弟。高中時，曾聽長輩談起二二八期間，嘉義機場遭到圍困的往事。因此，我對二二八以及其後延伸出的白色恐怖歷史，始終比同齡人多一分關注。進入大學，當我看到陳儀的自評詩：
「治生敢曰太無方，病在偏憐晚節香，
廿載服官無息日，一朝罷去便饑荒。」
我才驚覺，社會對陳儀的評價長期出現高度兩極化，其原因往往來自不同時期所呈現的史料差異，以及撰寫者立場與動機的不同。
為了給歷史誠實交代，我創作了這部公益紀錄片劇本，希望留下228事件誠實的紀錄。

二次大戰造成全球7千萬軍民的死亡，主要的侵略者是德國、日本和義大利。德、義的領導者希特勒、墨索里尼都罪有應得的死於非命，日本的昭和天皇（名裕仁）卻完全沒事，二戰後續任日皇44年，活到88歲壽終正寢。怎麼會差這麼多？許介鱗教授的《台獨脈胳記》（[1]）中有一章探討這段歷史。

二戰後的日皇，包括昭和，都是虛位元首，或許讓很多人誤以為日本一向如此，因此昭和日皇不必承擔多少二戰的責任。其實絕非如此，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天皇就是國家的實質元首。在明治維新以前，日本確實有很長時間是幕府掌權、日皇虛位。但自明治元年（1868），很多藩國的武士都提出「王政復古」的口號，迫使幕府將軍「大政奉還」於日皇。由於日皇是武士們擁立的，軍人有很大的影響力，日本於是成為軍國主義國家，即使仿效英國而有議會和首相。

身為日軍的最高統帥，「昭和日皇對政治軍事等發言有各種方式，最重要而正式的是在御前會議的『聖斷』（日皇裁斷）。」御前會議是政府和大本營的聯合會議，書中摘要記述了15次御前會議的主題和聖斷。這些顯示昭和日皇對於戰爭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雖然日軍跋扈，他未必能節制所有日軍的行動。

日本為何願意接受《波茨坦宣言》要求的「無條件投降」？為何最後昭和日皇並未被追究戰爭責任，而天皇體制得以保持？（這正是日本期望的投降條件）書中列舉一些徵兆和可能的原因：

南京支那派遣軍總司令副參謀長今井武夫少將接到大本營指令進行對華謀和工作，1945年7月8-10日與國軍第10戰區副司令何柱國上將在河南省新站集會談議和。「何柱國還特別講到，蔣介石主席對日本日皇體制的繼續存在表達善意，還說他會對各國首腦也表明了這一意向。」

《波茨坦宣言》在1945年7月26日公佈前被傳給蔣介石確認（蔣未在現場與會），蔣做了一些修改。「波茨坦宣言第九條以下，修改得相當寬大…宣言文中，沒有隻字提到有關日皇能否續存的問題。…這樣蔣介石的伏筆，對『日皇是存是廢』才有扮演重要角色的機會。」

「貝拉斯哥死前（2002年），透露日皇贈送給蔣介石一筆相當巨額的禮金…這是…德國馬克紙幣…共達360億美元。」這段文字的根據是日本寫實作家高橋五郎2016年出版的日文著作，貝拉斯哥在二戰時同時是德國和日本的情報員。書中指出，這巨額禮金大約是日軍占領中國大陸和東南亞所掠奪的大量財富的一部份。蔣收受了禮金，因此支持免除昭和日皇的二戰責任，及保持天皇體制。

以上的記述看來有合理性。蔣介石帶了很多黃金到台灣，穩定台灣當時的危局。國民政府打了8年抗戰，隨後又是國共內戰，已經民窮財盡，哪來的很多黃金？很可能就是蔣收受的禮金的一部份（已兌換成黃金），其他部份則消耗在國共內戰了。蔣大約不算貪污，因為他把禮金全用於中華民國的存續！

[1] 許介鱗《台獨脈胳記》人間，2019。

伊澤所屬的政黨是以護憲運動著名的憲友會，他的哥哥是我島上當年第一任學務部長伊澤修二，且其女婿為中國人，故其自稱對於我島民特有感情。因而，在就任之初，他就曾經因強調「一視同仁」而發表過讓在台日人很感冒的所謂──
「統治不以15萬之日本人，而應以360萬之台灣人為對象」
據稱當時政府的機關報都不肯刊登該講話。

其經歷，曾歷任縣警部長、幾縣知事；1914年，任警視總監；1916年，為貴族院議員；任職縣知事期間深受政友會掣肘，進入貴族院中仍支持憲政會反對政友會；故1924年護憲運動後的民政黨組閣時，因其長期反對政友會，且其兄曾在台任學務部長而獲得出任台灣總督的機會。

他有政治鬥爭能力，來台大力瓦解後藤新平系與斬其金脈；其後任上山滿之進總督也是民政黨人物，延用其總務長官；伊澤應也屬於日本「能吏」。

但他雖相當瓦解了後藤系，但是對於這些退職官僚的優遇問題處理不當，引起了往後台灣農民運動，即1925年前後的「官有林拂下事件」（將收歸國有的山林、原野或農地，透過放領、無償讓渡或賣渡的方式轉移給私人或日本資本家），是其一大敗筆。但往後台灣總督府中伊澤系自也漸成一勢力。

他的政績，主要是對於治警事件的處置、傳統儒者辜鴻銘來台、蓬萊米的研發與拔除後藤系勢力上；然似乎因此而竟也讓大正民主獲得表現的某種特殊機會。

一、治警事件中，全台搜捕，聲勢驚人；然而，初審中竟然獲得罪證不足的無罪宣告，進入二審才獲罪刑；最後更有雷聲大雨點小之勢；該案受刑人出獄時，多受地方人士之迎接。但是三級三審顯示某種似乎不同於過往的進步性。

二、在正視我島文化傳承上，官方對於我島傳統的儒學難得地表示了其尊重。那是1924年底，伊澤以台灣總督之尊，在我島接待了當時來台講演的中國守舊派的國學怪傑辜鴻銘──據稱他是辜顯榮的親戚；其人是當年反對革命與新文化運動的著名遺老；或許這使伊澤會想就像後藤新平利用保甲制度之名一樣，利用儒學，也可強化當局與我島民的關係。就在翌年初，伊澤接受了辜顯榮等人在台北重建孔廟的提案；使得1895年日軍入據我島三十年來，就失去了儒學傳承重要象徵的北台士大夫們，重新似乎有了可以歸屬的精神依託。該工程總面積五千餘坪。建築經費全部由民間捐募籌之。

三、蓬萊米的研發上；日殖時期殖民者早有「農業台灣、工業日本」的政策；那就是希望日本本土在發展工業之際，我島民能夠充分提供工業所需要的糧食；以免再出現如過去歐戰後的米騷動的社會恐慌；該一問題不難理解，但是雖然不難獲得共識，但是現實中台米與日米的口味不同，充分取代並不容易；1926年4月，總督府農業技師成功地培養出了合於日人口味的新米，即今之「蓬萊米」。使得日本資本家更有宰制我島地主的條件。

四、拔除後藤系的勢力；出身於護憲運動的他所使用的手法，除了藉著災後不景氣的裁員和減薪風潮，削弱後藤系，然後，1925年，舉發後藤系的金脈「星製藥」，控以官商勾結與違反「台灣鴉片令」的罪名，並且從此終止了總督府與星製藥之間，專賣局原定應該供給嗎啡給該藥廠的契約關係。

另外，在「官制改正」上，他漂亮地重用年資較低的警保局長後藤文夫出任總務長官，慣例地逼退了年資與官階較高的高官們，因此，該年底真的也裁退了大小官僚三千人，似乎真要進行大改革；因而，一面受到我島民間知識份子的相當期待，另一面則受到在台日人既得利益者的痛恨。

最後，應是很偶然的；由於田總督時，皇太子來台，似乎頗為順利成功，很能滿足宮廷與總督府的各自需要；1925年，皇太子之弟秩父宮親王也決定來台巡行。官方自然樂於提供充分的招待；該高貴的皇親在考察後，發表了關於自身對於番情的感言；那是「只要不馘首，就沒必要派兵強力討伐吧」的同情。

或者那就是大正民主時代的合理巧合？報紙竟順此請來當時被學界譽為「番界調查第一人」、高度同情原住民的學者森丙午，寫出其心聲，公開連載地刊出了其那動人的主張──「把番人當作人來看吧」 ──那是具有高度批判性的觀點，他認為：
「清朝的理番政策是運用巧妙的手段，送豪宅給頭目。乾隆皇帝時代，不要說是平地番人，就連阿里山及北勢蕃等高山原住民也多次到北京觀光，覲見皇帝並獲得貴重的賜品。……清朝對番界並非採無為而治……，只是尚未到達統治番界的階段而已。從第一代到第三代總督，皆設置撫墾署致力撫番，到了兒玉、後藤搭檔的時代……過去對待蕃人的設施幾乎消失殆盡，將優秀人才，林學士、農學士等轉調他地，改由警察出身的無經驗者前往就任，番人問題因而叢生。」
他的批判還深入當局的政策中，甚至還批判到──
「總督府官邸、長官官邸、官舍、台北醫院等所使用的大量建材都來自東勢郡蕃地，鐵路宿舍及台北車站等則採用取自文山郡深山蕃地的木材，這也是造成台北市街發生大洪水的原因之一。」
然後，他深刻地歸納稱──
「內地人的不道德和政策不僅耗損鉅額國費，也枉送許多人命，招致禍害，並破壞山地的大自然。」

這真是一場意外的、對於理番政策的異議；展示了將番族視為禽獸的神裔子民中，其皇族竟有相當的平等觀；而更重要而不幸的，是森氏在該批判論述公開發表的一年之後，竟在打算大肆開發東部番地的東台灣鐵路正式完工的半年後的1926年7月2日，深度同情番社的他被宣告在海上失蹤。

1926年8月，伊澤類似後藤當年也高升為東京市長；但是後來就乏表現了。傳說伊澤的離台，是由於他回東京養病時，若槻首相與其親友怕他歸台的話，可能會有害其健康而安排東京市長一職的。但是，本研究懷疑是其政敵政學會與在台日人確實都對他有強烈的不諒解，若槻怕他會被「森丙午」了吧。

孟子（孟軻）的七世祖就是曾向孔子問孝的孟懿子（仲孫何忌，？－481B.C.），他是魯國孟孫氏第九世宗主，儘管魯穆公八年（408B.C.），齊國攻破孟孫氏的食邑郕城，讓孟子的祖父孟敏（生卒年不詳）由魯國流亡到鄒國。

雖然家道中落，但估計應該家有餘蔭，孟子即使童年時期沒有父親孟激（生卒年不詳）的陪伴，其母親還能基於教育孟子的需要而三遷其家（如果不是家有餘財斷難如此），孟子身上流淌著正統的周王室血液，不像孔子其實是出身於商王室後裔，孟子終其一生，表現出的氣派格局就極其不凡，對各國諸侯都看不在眼底，這除與其思想有關外，敝人覺得始終不宜輕看家世背景條件給予他能周旋於各國間的自信與本錢，包括從家人口中得知或個人親眼所見這些王公大臣如過眼雲煙的事蹟，相信都對孟子抉擇自己要活出如何的人生產生重大影響。

《孟子‧滕文公上》中說：「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意思是說，滕文公還是太子的時候，要出使到楚國去，經過宋國時特意拜訪孟子，孟子跟他談「性善」的道理，話題總不離堯舜時期的統治。這顯示出「性善」這個觀念是孟子思想的核心議題，而堯舜時期的統治則是其具體佐證的案例。《孟子‧告子上》中說：「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這段話一開始在說：人在官能有著共通性，都喜歡美味、美色與動聽的聲音，但孟子特別提醒人們，人心同樣有著共通性，就是都喜歡「正確的道理」與「合宜的行事」，聖人只不過先於一般人瞭解什麼是正確的道理與合宜的行事。

聖凡間並沒有不可跨越的鴻溝，每個人都有成聖的潛能，這源自人心有著共同的本體。《孟子‧公孫丑上》中說：「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于鄉党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這個本體呈現出對他人天然的同情，並不是出自於名利聲色的目的。孟子將本體的屬性更細緻劃分為四種善端：「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意思是說：「惻隱之心」是指看見他人痛苦，心中會產生不忍，這種心態是仁愛的端倪；「羞惡之心」是指自己做錯事情，心中會覺得恥辱，這種心態是合宜的端倪；「辭讓之心」是指自然與人交往，心中會替人著想，這種心態是禮節的端倪；「是非之心」是指辨別事情真相，心中會知道對錯，這種心態是理智的端倪。孟子認為仁義禮智這四端「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意即這不是後天強加上去的文飾，而是人心中本來就有的善端，只是平日沒有認真去思考而已。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這四端是對於性善論的深化詮釋，每個人都有自性，自性本善，該善不是指道德的善，而係指其洞察朗照世事，能讓人回歸最本原的善端（意即四端）。但現象中人常做出各種不善的事情，這裡面的原因不外都是受到名利權色的牽引，導致人受到蒙蔽。有時候可能是受外在環境的不良影響，或者是人生遭遇挫折而索性自暴自棄，或者是馳騁於物慾沉溺在感官享受中。

就當前社會而言，男性特別容易沉溺在性慾的誘惑中，這一方面是因為影音技術高度發達，色情訊息無孔不入，再者是人對性欲的議題沒有自覺並深刻釐清，解決這個問題如果只是技術性的在行為上稍加管控，譬如敝人曾面對過某個當事人問說，自己看色情影片已到無可自拔的程度，如果想戒除，從一周看五次色情影片，降低到一周看兩次，如此不斷降低觀看次數，直到完全不需要觀看，請問這樣做是否有可能？敝人的回應是說：「你心中想這麼做就練習看看，如果能做得到，當然反映出你的生命很有紀律。」但他根本辦不到，敝人就告知你這樣只是在治標不治本，沒有從根本層面梳理自己的生命狀態。

經由數度對話，我得知當事人觀看色情影片只是在疏導其痛苦的管道而已，他是通過對色情的迷戀來忘卻自我面臨的不堪（譬如因自卑從來沒有正常的兩性關係，或者置身於外在的環境遇到各種挫折），可是敝人觀察這種沉溺的狀態，尤其是伴隨其間的過度自慰如果長期得不到解決，可能會導致當事人的心理或生理產生某種退化狀態，後來敝人引領其靜坐，藉由養氣來養心，並請他來上敝人的課程，從中省思自己的生活型態，使得他逐漸擴充其生命的格局，自然而然自慰的現象就比較不再變成其困擾了。

《孟子‧告子上》中說：「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滿足感官慾望就是「養其小」，涵養心體就是「養其大」，孟子是在告誡人不要為追逐慾望而使心體蒙塵，這是在「以小失大」。孟子自承善於培養「浩然之氣」，如何培養呢？《孟子‧公孫丑上》說：「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矣。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意思是說：該浩然之氣最宏大且最剛強，直接去培養，而不做任何傷害，就可使得該氣充滿於天地間。該浩然之氣，配合著行事與智慧來落實，不這麼做就會疲軟衰竭，因這股氣是在生命中長期累積而成，不是偶然的行為就能獲取，任何行事如果不能讓自己心安，就會受到影響。這是將養氣與養心二者深度結合，孟子實屬首度提出工夫論的第一人，影響後世極其深遠。

孟子很重視百姓的福祉，視其為治國第一義，《孟子‧盡心下》中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是民本思想觀念先行者，但後來的君王通常都對他很反感，只因其思想不重視君王的權威。孟子的教育理念重視人自身的領悟，《孟子‧離婁下》中說：「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這段話的意思是說，君子深入研究學問要依據智慧，尤其要讓學問在自己的身心獲得體證。在自己的身心獲得驗證，就會安住在這種領悟裡；安住在這種領悟裡，所受的啟發與滋養就會深刻。所受的啟發與滋養日益深刻，就會源源不絕從智慧的源頭中受益，因此君子總是要在自己的身心獲得體證。

這段話極其重要，其與當前的學術發展做個對比，就會發現有極其嚴重的落差，當前的學術研究不重視體證，只關注論證，使得學者不關注自己的身心，而只關注外在的知識，但當這些學人用這種態度來討論中華文化各種議題，就會把中華文化給「異化」而不自覺，甚至在文史哲領域，我們常會看見有學者因太認真於撰寫論文，竟然「中道而亡」的訃聞或新聞。

如果拿到當前的教育來檢視，現行在臺灣的各級體制教育，老師只是不斷教孩子背誦與演算，而不關注如何引領學生掌握某一門學問的輪廓與脈絡，從實際的體驗與反思中來引發學習的動機與熱情，這樣不論投注如何大量的資源，都只是在消耗學生的歲月與精神，教育出來的孩子很難處理現實生活中真實的問題，這包括成年後面對自己孩子的問題同樣會束手無策，或者就只好不懂裝懂，表現出一副自己很有愛心，或者很開明的樣子，願意尊重孩子的自由意志，這是我們臺灣社會當前相當常見的親子關係現象。當然，比起壓迫性的教育來說，父母願意尊重孩子的自由意志是好事，但如果孩子根本什麼都還不瞭解，沒有任何實質的經驗，他其實毫無合理依據能做出任何生命的決策。如果父母對孩子該接受如何的教育沒有全面的自省與洞察，不知道怎樣真正幫孩子找到自己生命的方向，但願意反思自己曾經如何深受體制教育的傷害，那麼這些父母最後能做的事情，確實就只能是「尊重孩子的自由意志」而已，這是當前華人社會中稍有反省意識的父母所能呈現的親子關係。

但孩子並不真的在落實其自由意志，而是在有限條件裡做出某種臨機應變的選擇，等到未來覺得果真不適合再做調整而已，當他沒有先備知識，卻要回答生活中各種「選擇題」或「是非題」，其實臨機應變只是在隨機選擇。孩子早在童年開始就有各種值得深思的議題可讓孩子去探討，諸如在什麼場合應該穿著什麼衣服，或平常應該吃什麼食物比較健康，或者跟同儕間要如何相處與對待，如果父母能跟孩子在這些環節中仔細討論，讓生活中面臨的各種現象變成「申論題」，不只可幫孩子更認識自己，甚至可幫孩子思考如何確立未來的志業。然而這世上絕大多數的父母都把孩子這些探問的過程錯過了，這是很可惜的事情。

荀子把孟子當作對手，使得他刻意將自己的主張設計成看來跟孟子針鋒相對，其實「性惡」跟「性善」談的根本是不同層面的事情，兩者都有「性」這一字，指的內容卻完全不同，兩者本來並行而不悖。譚嗣同（1865—1898）在其《仁學》中說過一段話：「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惟大盜利用鄉愿，惟鄉愿工媚大盜。」譚嗣同說的到底有沒有道理呢？請讓我們來做個討論。

荀子的思想影響華人很深，甚至影響中國的政治制度，但是基於其太露骨談政治與人性導致的「不正確」，使得深受影響的人不會談自己如何深受影響，更使得荀子的觀念在這兩千年來並沒有被認真討論。荀子雖是趙國人，可是他的學術風格跟三晉地區那種權謀鬥爭的學問風格很不同。荀子的思想博大而複雜，因為在齊國稷下生活，他有機會廣博吸納各家思想，在儒家思想裡別開一生面，獨創一學派。

荀子認為莊子太在意於「天」的層面，形成一種個人不思變革，只是全然順應天的狀態，這導源於莊子對「人」這一層面的不認識（或者說漠視），《荀子‧解蔽》說：「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荀子‧天論》則說：「惟聖人為不求知天。」荀子認為對於聖人來說，「不求知天」的意思是說不要把天神格化來對待，因為這是對於人事興衰毫無意義的事情，相對於孔子講「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論語‧先進》第十一）或「敬鬼神而遠之」（《論語‧雍也》第六），荀子徹底否定靈性存在的意義，因此會見到他在《荀子‧天論》中說：「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天的運行有自己的常態規律，不會因堯是賢明的君主或夏桀是殘暴的君主而受到絲毫影響，因此人不需要跟天打交道，我們可說荀子是中華思想裡極罕見在反對「天人合一」的思想家，更使得他對於孟子講的性善無法有「同情的瞭解」。

相對於墨子認為天有意志，會賞善罰惡，荀子的思想裡完全沒有這種宗教性的內容，而且他覺得人要跟天並立，甚至人要征服天與利用天，《荀子‧天論》說：「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與騁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與理物而勿失之也。願於物之所以生，孰與有物之所以成。故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意思是說：與其推崇天與思考天，不如把天當作物質來掌控與制伏；與其順從天與歌頌天，不如掌握天的規律並運用與獲益；與其期待天機的成熟，不如因應天的變化來役使與發展。

荀子並覺得與其等待萬事俱備纔去做事情，還不如主動發揮能量，直接把事情完成；與其空想事物能自動發揮效益，還不如主動規劃事物，不要讓其被埋沒；與其瞭解萬物怎樣產生的原因，還不如主動栽培萬物，使其生長來收成。因此，放棄人的主體而寄希望於天的恩澤，這是在違反萬物運作的原理。這的確是種唯物主義（materialism）的思想。就整體而言，中國歷來的變法者，常都在學習荀子這樣的觀點，如王安石（1021—1086）曾經說：「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見《宋史‧王安石列傳》卷八十六）意即天象的變化不足以畏懼，祖宗的規矩不足以效法，人們的議論不足以體恤，重點在主事者到底要完成的總體意志。

儘管王安石深受孟子影響，但這個想法出自於荀子的思想脈絡。猶記得敝人童年時期在讀各類古書時，如果讀到跟《四書》的觀點不一樣的內容時，常會有兩種心情：其一，心中擔憂不止，覺得讀到這些思想會不會讓自己品德敗壞；其二，心中深感興奮，覺得古人竟然已經有完全不同的思考角度。這就是敝人在大學時期會全面研究先秦諸子百家的遠因，更可看見當年在臺灣長期發展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對喚醒敝人文化集體潛意識帶來的深刻影響。

敝人覺得我們展開心理諮詢的過程中，如果自己能多讀古書，並能鼓勵當事人多讀古書，尤其不應該被單一價值侷限住視野，如此纔能避免自己受到教條主義的綁架，並能瞭解前人已經發生過的案例，甚至拿這些具體案例在諮詢過程中討論，讓其帶著探索自己的心情來理解思想史和文化史，那麼不僅諮詢師對於當事人的任何奇思異想都不會覺得奇怪，甚至彼此會逐漸在交流中獲得解決問題的共識。

荀子對天是一種征服與利用的態度，但並不具有科學精神，因為學習科學需要求知，但《荀子‧儒效》中說：「不知無害為君子，知之無損為小人。工匠不知，無害為巧；君子不知，無害為治。」意思是說，沒有知識不妨礙人做個君子，具有知識同樣依然會是個小人。身為工匠，即便沒有很多知識，都不會妨礙做好他的技術工作；身為君子，即便沒有很多知識，都不會妨礙治理好他的治理工作。他還在《荀子‧君道》說：「故械數者，治之流也，非治之原也；君子者，治之原也。官人守數，君子養原。」這段話意思是說：屬於機械性的原理，這是統治的技術而不是本原，君子應該掌握住本原，只有技術官僚纔要掌握住這些機械性的原理，君子則應該把握住本原。

由此可知荀子是個徹底的實用主義者，這種心態導致他對於哲學思考的消極態度，使得思考的空間被極度壓縮。人如果只是強調實用，科學就沒法獲得發展，譬如人類登月就是很耗智能與經費的巨大工程。科學首先都是在乍看無用的思維層面裡去研究其學理，纔促成人類科技的飛躍發展，無用並不等於無意義，無用有時候是大用。荀子不同意孟子「法先王」的觀點，意即不同意效法堯舜禹湯這些上古聖王，而是主張「法後王」，意即效法周文王、周武王與周公旦，因為他覺得上古的制度文物都已不可考，不如後王所做的事情更清楚明白，這還是實用角度。

荀子不同意孟子的性善論來自他對於「性」的理解根本就不同，《荀子‧性惡》中說：「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對於「性」與「偽」，荀子在該篇中解釋說：「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在《荀子‧正名》中，他說：「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又說：「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偽。」由此可知「性」對荀子而言是指天生的情性，意即不用特別去學習或效法，人天生就具備的本能，就像小鹿剛出生就會站起來踉蹌走路，接著就能跑來跑去；或像鮭魚只要來到繁殖期，就自發游到出生的上游去產卵。這種情性是生命本能產生的欲望，和孟子闡釋具有自性意義的「性」完全不是一個意思。荀子講的「偽」更不是虛偽的意思，而是指人為的意思，意即後天的教育來讓人具備的技能或教養。

荀子認為人的情性對社會而言具有惡的內容，因為社會資源有限，但人的欲望無盡，這就會產生爭奪，善就是後天人為教育產生的壓抑與調教，《荀子‧性惡》說：「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是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意思是說：只要順從人的情性而不遏止，人與人就會產生爭奪，讓人離開本分與干擾天理，最後就會產生暴亂。因此只有依據客觀規律的變化，從事於禮義的道理，讓人懂得辭讓並能合於社會的脈絡（文理），最後纔能恢復秩序。他藉此指出人的性惡是極其真確的實情，要能恢復善良只有靠後天推崇禮義的作法來改變。

這種觀點對後世形成很大的影響，使得儒家會格外重視教育，尤其希望能通過禮義的教育，培養出有素養的人民。再者，相對於孟子把君王排在人民與社稷的後面，荀子則把君王提高到至高無上的地位，這更是兩者的很重要的差異。荀子如果想要說明他的學說同樣是種儒家思想，他就要削弱已被視作大師的孟子的影響，纔有自己學說發展的空間。究其實，荀子是在跟孟子相爭誰是孔子後的正宗，纔會如此激烈去批評孟子的思想。雖說荀子的學說深受齊學影響，但荀子的出身背景畢竟是趙國這樣戰爭頻繁的環境，他不可避免會觀看到人性的黑暗面，纔會提出性惡論，因此他還是有受到晉學的影響，只是他懷著更寬廣的角度在探討相關議題。

荀子思想的淵源在晉學層面可追溯到子夏，荀子批評子夏為「賤儒」，其議論的側重點只是子夏的言行，而與義理無關。將荀子與子夏兩人的思想做個比較，不難發現子夏與荀子皆強調學習的重要性，屬於「由學以致聖」的思想路徑；兩人皆注重儒家經典的學習，更重視外在規範對於人的作用，意即他們都關注修身的重點在「禮」，而不是從「心」入手；荀子的論證自然更加細密深刻，義理表達更加顯豁，這是後出轉精的結果，學者指出荀子罵子夏為「賤儒」，其實與兩人學術旨趣多有相通，可謂「貌離而神合」（王紅霞，2017：16—27）。

在做智慧諮詢的過程中，如果當事人的成長經驗，使得他對人性充滿不信任，這時諮詢師不需要跟當事人辯論人性的善惡，但諮詢師可從荀子思想的角度出發，或許可在某種程度肯認當事人對人性的悲觀態度，但同時還要讓當事人看見，即便人性有其黑暗面，但荀子還是有其積極的面向去改變社會，提出通過教育、法律與禮樂等手段來改良人性的作法。學習先秦思想可幫忙我們看到各種價值觀，使得我們無論是跟人討論問題，還是給人做諮詢，都不會總是懷著「想要糾正他人」的角度，而是站在當事人的思路，在不悖逆其思維脈絡的基礎上，提出更合適的建議。做一個智慧諮詢師不能只會真情實意，這是展開對話的根本態度，但會顯得「力道」不夠，當諮詢師運用知識來表達自己對當事人的理解時，當事人就會意識到諮詢師的話語有憑有據，從而容易與諮詢師形成同理共情的空間。

但，其後，諮詢究竟要導向做工夫，還是要順著當事人的觀念和想法繼續發展，具體的答案就因人而異了。有時候當事人的生命特質比較淳樸，比較容易信任諮詢師，這時諮詢師就可幫他盡快進入做工夫的階段；但有時候當事人的人格，呈現出濃鬱的個人主義風格，凡事喜歡先大肆批判一番，並站在審視與懷疑的觀點來與諮詢師對話，這時諮詢師就不用急著做出任何建議，而是耐心與其對話，用淵博的知識來論較觀點的長短，尤其具有個人主義人格特質的人，常有生命孤絕於他人帶來的困惑和痛苦，但當他受教育獲得的先備知識無法幫忙他解決問題，既有的生命狀態已不再可支撐其精神，諮詢師讓當事人體認到諮詢師不僅瞭解自己的思路，甚至能說中這種思路的知識背景或概念陷阱，就比較容易促使當事人願意調整與改變。

（本文節選自陳復教授的著作《精靈的田野：中華文化史與本土心理學》第五章〈不同的內外整合：性善與性惡的大爭論〉，第一節「孟子與荀子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