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7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國會答辯講出那句「台灣有事可能構成日本存立危機事態」，歷代日本首相刻意保持模糊的紅線，被她一人劃清。中國大陸反應極為激烈，王毅把高市言論等同軍國主義復活、航空業全面退票，中國官方引述聯合國憲章中的「敵國條款」對日本施壓，日中關係跌到十三年最低點。

高市發言後不到一週，外務省發言人就用「反對雙方任何一方片面改變現狀」這套傳統措辭，跟首相官邸的強硬立場拉開距離。過去半年，首相維持原立場、外務省低調做損害控制，這是日本面對當前外交危機的「雙軌模式」。

但很多人不知道一個關鍵細節：去年11月24日，川普親自打電話給高市，勸她「不要刺激中國」。川普六個月前就明確表態他個人不想為台灣跟中國翻臉，高市知道，但她基於國內政治考量選擇繼續硬撐。她賭的可能是：川普反覆無常，且早晚會卸任，而美日同盟架構會延續。

今年5月15日福斯訪談，川普親口表態：「我不希望有人搞獨立」。針對台軍售案，他講：「我可能做，也可能不做。」日經新聞、NHK解讀美國總統親口把對台軍售降格為「交涉籌碼」。

接下來幾天，日本政府雙軌模式持續運作。
外務省幹部對日本電視台放話「不感意外」，試圖減緩國內政治衝擊。高市本人公開立場沒動，但5/19到5/20安排訪韓，跟親中傾向的李在明會談。日本媒體把這次川普訪中讀成「繞過日本」，因為美國越過日本直接定調對台政策，不顧日本立場，使日本明顯被邊緣化。

但日本政府這個雙軌策略最大的問題是：對中美兩邊都沒用，只對日本國內政治有用。

中國「認人不認制度」，他們只看首相講什麼，不看官僚怎麼做。所以外務省的緩和訊號，中方視為「執行彈性」，不接受日本有兩個聲音。中方要的是高市本人撤回，沒有其他選項。藉川普訪中之機，中國外交部再次要求高市撤回11月發言，這個外交戰術操作沒講的是：你盟友兼靠山都不挺了，你日本該怎麼辦？

至於美國，本來是「認制度不認人」，但川普政權偏偏不走制度路線。他不理會日本外務省的表態，日本針對「正常美國政府」設計的雙軌策略，在川普面前失靈。

過去日本能用雙軌混過危機，是因為三個條件：中國願意給台階下、美國願意背書、議題本身可以模糊化。這次三個條件全部不成立。中國這次不打算給高市留任何下台空間，美國親口拆掉「美日同盟立場一致」的前提，只差沒說日本變成跟台灣一樣的麻煩製造者，「存立危機事態」是日本「安保法案」裡的具體法律概念，有國會紀錄、有政策連動，當初立法規定這個事態是讓日本能主動協助美國，不需要美國請求，沒辦法用外交辭令糊弄過去，只能確認或撤回。
而高市撤回時機早已過了。

最佳撤回時機是發言後三到七天內，用「答辯用詞不夠精確」這套標準官僚話術回收。次佳是12月航空業退票時，用「為兩國民眾實際利益」當台階。勉強可以是3月川習會原定召開前，呼應美方步調做模糊化。現在5月，川習會結束、川普親口表態、中國加碼施壓，這是最糟的撤回時機。這個時候撤回，在日本國內政治上只會被解讀為「被中國壓垮、被美國拋棄、被迫低頭」，對高市本人、對自民黨右翼、對整個保守派強硬路線，都是毀滅性的。

過了某個時間點之後，撤回的代價會高於硬撐的代價。高市現在就在這個臨界點之後。
所以她只能硬撐，不是因為她相信能贏，是因為她沒有更便宜的退路。雙軌雖然走不通，但至少比公開認輸死得慢一點。日本政治菁英可能自己心裡也清楚，但這個結構困住所有人，撤回的代價太高，硬挺的代價也太高，雙軌雖然兩邊都不討好，但至少能拖。

這對台灣是什麼意義？
目前看來，美中台三方暫時偏好維持現狀，川普不想為台灣打仗、習近平還沒到動手的時候、台灣藍綠都不敢動現狀。三方偏好對齊，所以現狀能繼續走下去。但這個「偏好對齊」是脆弱的。一旦其中一方的偏好變了，川普換成更鷹派的繼任者、習近平面對國內壓力必須對外轉移、台灣某次選舉出現極端結果，對齊就會破裂。台灣的位置不在於自己能掌控什麼，而在於三方對齊的窗口能持續多久。

日本的處境比台灣更尷尬。因為高市已經提前下注，把日本綁定在「台灣有事即日本有事」這個立場上，等於主動退出「靜觀其變」的戰略模糊選項。當台灣還能享受偏好對齊的紅利時，日本已經被自己的承諾鎖在了第一線。

川普已經把球丟出去了，日本接不接、接了之後往哪傳，接下來幾個月會看到。台灣呢？台灣還能繼續坐著看戲一陣子。畢竟民進黨自己也在玩雙軌，對中華民國派講「維持現狀」，對台獨派講「抗中保台」，本質上跟高市走的是同一條路，只要美中台三方偏好對齊的窗口還在，就還能繼續拖下去。

批判中國帝制的人往往分不清楚西方啟蒙運動時期為什麼要推翻國王、貴族與教會，他們甚至很少人知道，貴族跟國王不是同一個層次的問題，教會的權力高於國王與貴族，而這三種人掌握了國家的財政與土地。

這些批判者甚至也不知道，西方的國王與貴族以身為文盲為榮，因為他們認為讀書會污染上帝所分授的純潔靈魂。而當時的西方世界就是被一群愚蠢又貪婪的文盲統治，所以人們要推翻國王、貴族與教會。

這些批判者同樣不知道，在啟蒙運動時期，清朝的政治制度是西方世界的知識份子所嚮往的，伏爾泰、孟德斯鳩，不要說都是「清吹」，至少都對清朝的制度持肯定的態度，原因無他，因為清朝所有的官員都是知識份子。

那就更不用提，這些批判者完全不知道中國的皇帝制度與自秦開始的察舉制度，其實是最早的民權政治改革，是將政治權利廣泛地釋放給普通平民的制度。中國的察舉與科舉，其實才是真正讓技術官僚體系運作國家機器的共和民權政治。

這些批判者根本無法理解，皇帝除了少數的特例外，多數時候，是受制於文官技術性官僚的。中國的文官體制的陳舊與僵化，不是科舉制度出了問題，而是明朝無知的小農皇帝，特別是朱元璋，的短視所造成的，而清朝反而是將這套腐壞的制度修正後，繼續延續了三百年。

這些批判者更不能理解，其實中國大陸的中央政治局就像古代皇帝制度下的內廷，而國務院則是皇權政治體制的外朝，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所以能穩定施政不內亂，就是熟稔地運作這套改良版的皇權政治。

無論是孫中山還是共產黨，都是把古代的皇帝虛化成為一個抽象概念「中國」，取代了皇帝概念。國之大事，唯戎與祀，再加上皇帝的同意權，就是現在的中央政治局的功能，即政策的方向指導，這是皇帝同意權的現代展現，下面上呈的政治方針，由政治局常委們協商同意，再交由下面去擬定實施細則。中央軍委與政治局常委，就是戎與祀的現代化表現。

從本質來看，哪有什麼共和優於帝制？其實兩者是同様的東西！

川普曾不只一次說「習近平是我好朋友」，我以前不相信，因為川普常吹大牛，說話前言不對後語，而且川習的風格非常南轅北轍，川愛說話、愛炫耀、自負顯於外，而習卻是沈默內斂、喜怒不形於色。不過川普訪北京時，媒體呈現了川習長時間的大量互動，讓我完全改觀，他俩真是頗有私交！怎麼可能？

首先，川普一向不崇拜所謂的民主價值，不搞民主/不民主的二分法，在國際關係上屬於真正的現實主義，因此並不排斥中國。其次，川普本就是勢利眼的商人，他重視大公司的老闆/CEO和大國的領袖，超過小公司的老闆/CEO和小國的領袖，而習近平正是龐大中國的領袖。其三，習領導中國十多年，使國家愈來愈強大，讓川普自2018年起的經貿制裁打不垮，尤其習制裁了數十名貪腐的高官和高階將領，而整個中國都服服貼貼的，讓川普非常欣賞。這些因素蓋過了川習風格的南轅北轍，川普因此主動與習相交（所以「川」置於前），而習應合之，於是成就了川習的私交。

政治人物的私交當然與一般人的交友相當不同，因為涉及國家的利益。川習只能在不損害自己國家利益的前提下，互相給些好處或方便，也互相體諒對方的難處，中美不可能不互相競爭，但可以緩和一些，以免两敗俱傷，譬如：中國承諾採購200架波音飛機，並同意在農產品（如大豆）與能源（如石油）分別鎖定約300億美元的採購量；以及川習會中美經貿磋商 陸商務部公布「5大初步成果」含相互降稅。中國對美國每年仍享有約2800億美元的貿易順差，中國給美國一些好處，可說是給大客戶的一點回饋，也是習給川普的友情支助。

對於重要的伊朗問題，中美僅達成一些可謂空洞的戰略共識：一致反對伊朗發展核武以及贊同荷莫茲海峽的開放。川普還聲明不需要中國協助處理伊朗問題。這表示川習都尊重對方的國家利益，而不損害其私交。看來中國仍會從伊朗購買石油及給予非軍事支助。

台灣人最關心的是，川普在北京是否把台灣賣掉？似乎沒有？習只是老調重彈：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的重中之重，若處理不當，將使兩國碰撞甚至衝突，並強調「台獨與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川普並未回應，然而川習交好其實比川普口頭的贊同影響更大。美國的國會和民間一向挺台，川普若公開「棄台」必定大失選票，但他有太多方法可以壓制台獨，既回饋習的友情支助，又不丟失選票。川普不讓賴淸德過境美國已是一例，導致賴只好偷偷搭乘史瓦帝尼的專機才能出訪。綠營就剉咧等吧！美國過去在台灣的選舉一向比較挺綠，現在川習交好，大勢改變，這也將不利於綠營往後的選舉，是藍白的選舉利多。

若要問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場的真正轉折點在什麼時候，多數人會先想到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變、德國對美宣戰，或者想到1942至1943年間的史達林格勒會戰，甚至是庫斯克與北非戰局的逆轉。這些當然都重要。但若把歷史眼光再往前推，我始終認為，真正最值得反覆咀嚼的一段時間，是1940年6月到 1941年6月：也就是法國投降，到德軍全面入侵蘇聯之間的這整整一年。

這一年，對納粹德國來說，是一段極不尋常的戰略窗口期。法國崩潰，低地國家陷落，西歐大局已定，義大利已經參戰，英國雖然拒絕投降，卻被迫單獨面對德國。從力量對比來看，第三帝國這時不只在勝利，而是在一種前所未有的優勢中暫時騰出了手腳。也就是說，德國在這一年裡，理論上比後來任何時候都更有能力重新安排自己的戰略順位，挑選對自己最有利的方向，一步一步把英國逼入更糟的位置，同時暫緩與蘇聯的最後決戰。然而，這一年最後沒有變成德國登上真正霸權高峰的準備期，反而成了它戰略迷航的起點。

法國的迅速崩潰，不但沒有讓希特勒與納粹高層更冷靜，反而讓他們陷入一種勝利後的迷惘。不是完全不知道要做什麼，而是沒有能力把不同方向排成一套有次序、有耐心、有世界感的總戰略。結果就是：該放主力的地方沒有徹底投入，該延後的決戰反而提前開打，該經營的盟友與外圍沒有好好整合，最後把自己一步一步推進東線這個吞噬一切的深淵。

若要用一句話來概括，我會這樣說：
法國投降後的一年，是納粹德國最接近重新塑造整個歐亞戰略格局的時刻；但也正是在這一年，希特勒把勝利帶來的優勢，浪費成了戰略夢遊。

一、海獅計畫從頭到尾就更像口號，不像方案

談這段歷史，首先一定得處理「海獅計畫」這個問題。
很多人習慣把 1940 年下半年理解成一場「德國差一點就能打下英國」的戲劇。這種說法有它的畫面感，但從軍事結構上看，我始終認為：海獅計畫本身從頭到尾就不切實際。

原因很簡單，也很殘酷：德國陸軍再能打，也無法自己渡海。
要進行大規模兩棲登陸，至少需要幾個基本條件。第一，制空權。第二，至少足以在局部時間內壓制或嚴重牽制皇家海軍的海上力量。第三，大量、成熟而且經過演練的登陸艇與運輸體系。第四，穩定的跨海補給能力。這幾項條件，德國在1940年一樣都不真正具備。

挪威戰役讓德國海軍已有相當損失，無論主力艦噸位還是海上經驗，都難以和皇家海軍正面較量。德國空軍雖然強悍，但英倫空戰本身就證明，短期內要奪取英國上空的穩定制空權，並不像希特勒和戈林原本想像的那樣容易。至於登陸艇、運輸船與演練，更是勉強拼裝。許多所謂登陸準備，本質上只是把內河駁船硬湊上去。這種東西若真進了英吉利海峽，在皇家海軍與英國空軍夾擊下，根本就是災難。

所以海獅計畫最大的問題，不是它「最後沒成功」，而是它從來就沒有真正成熟到足以成功的程度。這一點如果早一點認清，德國其實還有別的路可走。

二、既然吃不下英國本土，就應該全力把英國磨殘

法國投降之後，德國最理性的選擇，不是繼續做一個自己都未必相信能成功的登陸夢，而是應該立刻承認一件事：短期內打不下英國本土，但完全可以把英國往死裡磨。

這裡面第一條線，就是潛艇戰。
英國是一個標準的海權國家，也是高度依賴海運輸入的帝國。糧食、石油、工業原料、殖民地資源、北美供應，全都依賴航運。如果德國真有戰略耐心，它在1940–1941年應該把海軍資源重心放在U-boat戰上，把潛艇生產、訓練、狼群戰術、偵巡體系、遠洋補給、情報協同，全都升到最高優先級。

德國真正有可能傷到英國的地方，不是倫敦街頭升起納粹旗幟，而是讓英國商船一艘艘沉，讓保險費暴漲，讓港口與航路癱瘓，讓糧食與燃料供應變得緊張，讓整個帝國系統開始喘不過氣。這種方式未必能一下子把英國憋死，但完全有機會讓英國人的戰爭能力與生活承受力大幅下滑。

問題是，希特勒與納粹高層始終沒有徹底把「長期海上窒息戰」當成主戰略，而是一直在登陸幻想、空軍攻勢與陸上大決戰之間搖擺。這種搖擺，正是德國在整個戰爭中反覆出現的毛病：每個方向都碰，卻很少真正把一個方向做到底。

三、英倫空戰輸了，但德國不是沒有後手，只是沒耐心

第二條線，是空軍。
英倫空戰被很多人視為德國命運的關鍵失敗，這當然沒有錯。但如果再往下細看，德國真正致命的地方，不只是空戰輸了，而是輸了之後沒有形成一套中長期調整方案。

德國在英倫空戰裡暴露的問題其實非常清楚：戰鬥機航程不足，護航半徑有限；轟炸機損失高；對英國雷達體系、指揮體系與工業節點的打擊缺乏連貫性；而且戈林和希特勒在戰術與戰略目標上反覆搖擺，一下打軍事目標，一下又轉去轟炸城市，結果反而讓英國喘過氣來。

然而，這些問題不是完全不能修。比較理性的做法應該是：承認短期內無法壓垮英國，然後把英倫空戰轉型成一場更長期的工業與訓練競賽。包括改良戰機航程、強化長程護航能力、持續擴張飛機生產、完善飛行員輪換與訓練，同時持續打擊英國港口、工業區、鐵路節點與補給網，而不是在最關鍵的時刻因為情緒與報復心理改變節奏。換句話說，德國這時候需要的不是靈感，而是工業耐心。可惜，納粹高層最缺的恰恰就是這個。

四、真正被浪費掉的主戰略，是地中海與北非

如果說英國本土方向是德國碰壁，那麼真正被浪費掉的，則是地中海與北非。
我始終認為，希特勒對地中海戰略的重要性始終沒有真正吃透。這不是說他完全沒碰，而是說他從未把它當成決定整個戰局的重要方向來經營。在他眼中，北非往往只是輔助戰場，巴爾幹是側翼安全問題，地中海也只是英國外圍的一部分。這種理解，非常淺。

因為從英國帝國體系來看，地中海其實是生命線之一。直布羅陀是入口，馬爾他是釘子，埃及與蘇伊士是喉嚨，黎凡特與中東是能源與陸橋，往東一路連到印度洋與殖民地交通網。只要這條鏈出現重大破口，英國所承受的就不只是局部戰場壓力，而是帝國全局的壓力。

偏偏這時德國本來不是沒有條件操作。
首先，義大利海軍其實比德國海軍更有地中海作戰的基本架子。
義大利海軍沒有航空母艦，這是重大缺點，但它並非一無是處。義大利至少擁有完整的戰列艦、巡洋艦、驅逐艦與潛艇部隊，整體海上力量遠比義大利陸軍更像樣。如果德國真正把地中海當主戰略方向，就應該立刻思考的不是「讓義大利自己去打」，而是如何把整個軸心南翼力量整合起來。

這裡面最關鍵的一步，就是直布羅陀。
若能拿下直布羅陀，局勢將整個改觀。德國的水面艦艇不必永遠被困在北海與大西洋外圍，便有機會進入地中海，與義大利海軍組成真正的德意聯合艦隊。英國在地中海西口的控制也會被嚴重削弱。從戰略上講，這一點比任何象徵性的轟炸都更有價值。

而這又牽涉到西班牙。佛朗哥當然謹慎，也不想輕易被捲進全面戰爭，但德國若真有大戰略視野，本可更有力地運用威逼利誘，至少迫使西班牙在直布羅陀問題上配合。希特勒後來和佛朗哥談得不耐煩，更多顯示的其實是他自己沒有那種長期拉盟、分利、構造聯盟秩序的能力。

再往下，還有維琪法國。
法國戰敗後，維琪法國雖然屈從德國，但並不是完全沒有資源。它還有殖民地、港口與相當規模的海軍。如果德國的思維不是「征服完就算了」，而是更主動地將維琪法國的艦隊與北非據點真正納入軸心整體運用，那麼地中海西部與北非局勢的操作空間會大得多。

更進一步，還有土耳其。
土耳其在戰爭中長期中立，但它不是不存在操作空間。若德國在巴爾幹、黑海、地中海與中東方向採取一套更細緻的利益交換與外交施壓，完全可以設法讓土耳其向軸心更靠一點，至少形成對蘇聯與英國的多重壓力。甚至可以透過承諾未來瓜分地中海、中東與北非的利益，讓義大利、西班牙、維琪法國、土耳其都看到自己在新秩序中的位置。

簡單說，德國本來應該玩的，不是一場孤軍深入的東線冒險，而是一局盤活整個軸心南翼的全球棋局。

五、北非若真的全力打，不是沒有機會改寫整體戰局

當然，有人會說，德國在北非與地中海也有後勤限制。這沒有錯。德國的海運補給能力有限，英國還有皇家海軍與馬爾他這根釘子，義大利盟軍本身也不可靠。這些問題全都是真的。
但問題不在於這條路一定成功，而在於：這條路至少比1941年硬打蘇聯，更符合德國的現實能力與階段利益。

若德意軸心在1940–41年真正押重注於北非，目標不是局部機動，而是徹底拿下埃及、穿過蘇伊士、威脅黎凡特與中東油區，那麼英國會面臨的壓力將遠比歷史上更可怕。只要蘇伊士運河失守，英國帝國的南方通訊線就會被嚴重擠壓；若再往東威脅伊拉克、波斯灣與印度洋，整個大英帝國的防禦成本會暴增。甚至，這條線若真的打通，德國日後對高加索與蘇聯南翼的威脅也會比歷史上強得多。也就是說，真正聰明的德國戰略，不是先把蘇聯逼成死敵，而是先繞到它南邊與後面，慢慢把它和英國一起困住。

六、對蘇聯，希特勒最該做的是拖，不是翻桌

你原先那個判斷也很重要：
1940–41年間，德國最理性的對蘇政策，本來應該是拖、演、引，而不是翻桌。

史達林不是沒有野心。巴爾幹、黑海、土耳其海峽、伊朗、暖水海港與更南方的出口，都是他會有興趣的方向。德國完全可以繼續維持一段時間的德蘇交易關係，甚至用模糊訊號去引導蘇聯往地中海、巴爾幹與中東方向做夢。這樣一來，蘇聯就仍然處於擴張、觀望、談判與等待的狀態，而不會被德國逼成一個全面進入生死戰的總動員大國。

但希特勒沒有這種耐心。
他最大的毛病，不只是反共意識形態，而是他無法克制自己去同時打開兩三個根本吃不完的大局。結果就是：英國沒打殘，地中海沒打通，德國總體戰動員也還沒真正完成，卻先一步把巴巴羅薩打開。
這一步，從長期看幾乎就是敗局的開端。

因為從那一刻開始，德國就不再是在操作一場區域霸權戰，而是把自己推進一場它根本無法承受的文明級消耗戰。等到蘇聯挺住，美國再參戰，納粹第三帝國剩下的就只是時間問題。

七、希特勒最大的問題，不是瘋狂，而是沒有世界觀

說到最後，我還是要講一句比較重的話：
希特勒最大的問題，不只是殘忍與瘋狂，而是他根本沒有成熟的世界戰略觀。

他會賭，會冒險，會動員，會利用對手的軟弱，也能在短時間內把局部優勢打到極致。但一旦戰爭上升到全球尺度，需要海權觀、帝國命脈觀、聯盟經營能力、長期工業與地緣政治眼光時，他和他周圍那批納粹核心的短板就暴露無遺。
說穿了，納粹核心集團縱然已經進入宮廷與統帥部，本質上很多時候還是帶著街頭暴徒的思維：會打、會狠、會衝，但缺乏真正的大戰略文明視野。

某種程度上，歷史也算幸運。
若希特勒有邱吉爾戰略眼光的一半，後果真的不堪設想。

八、結語：德國不是輸在莫斯科，而是輸在勝利之後的迷路

所以，如果要替這段歷史下一個總結，我會這樣說：
1940年夏到1941年夏，是納粹德國最接近重塑整個歐亞戰略格局的一年，也是希特勒把勝利用成迷路的一年。海獅計畫不切實際，英倫空戰失利後沒有耐心修正，地中海與北非沒有被真正提升為主戰略，對蘇聯又過早翻桌。結果就是，德國既沒有先把英國打殘，也沒有把軸心南翼盤活，更沒有為總體戰準備好，卻先一步打開了最不該打開的東線深淵。

再說得更短，也更狠一點：
希特勒不是輸在莫斯科城下，而是早在法國投降後的那一年，就已經把納粹最寶貴的勝利本錢，浪費成了戰略夢遊。

寫這文章的動機是因為讀了《解殖中國史》（[1] ）。殖民地是由外國（殖民者/宗主國）統治的一塊領土，其居民的權力和地位低於宗主國的人民。中國長期是東亞大國，形成世界上最大的民族－漢族，曾是殖民者嗎？或者問：在歷史上，中國有多少殖民的成分？

真正影響後世的中國文明始於西周初年（約西元前1000年），周公終結了商朝的暴力文化和人祭宗教，而以道德和「天」取代之。王者應當愛民、德治和勤勉，就能得到「天命」的青睞而長保其國；如果王者失德，殘暴對待庶民，「天命」就會轉移到更有德的候選君王身上，從而改朝換代（參見《商、周交替，文明躍進》）。這使中國有了民本思想，並且比世界其他地方更早脫離神權時代。周公思想也是儒家文化的源頭。

周公的「天命」和道德、禮儀思想很有普世性（因此少有民族歧視），各民族的領袖只要實行德治、禮治，都有可能得到「天命」，而成為「天下」之主，很有助於民族的融合。當時中原周邊有很多異民族，其語言、文字多半仍較簡陋，自然容易接受吸收較豐富的漢語、漢字和儒家文化，因此逐漸形成龐大的漢族（當時稱為華夏或諸夏，「漢」之名來自後來的漢朝）。

一些古書，主要是《史記》，把黃帝、夏、商、周、楚、秦等等都列在同一族譜中（《史記》應該是記錄一些無法證實的傳說），使得這些其實不同的民族都成為黃帝的後裔，雖然這是神話式的虛構，卻也有助於民族的融合，而後來入主中國的異民族為了利於統治，大多也自稱黃帝的後裔。

秦始皇消滅六國後，因民族已經相當融合，直接在其故土設立郡縣，對待六國遺民就像秦國人民一樣，因此不是所謂的殖民。越國滅亡時和秦末，一些漢化的越族的南遷，加速了南方各民族與漢族的融合，雖然不是沒有阻礙。秦朝時就在南方的新國土設立閩中、南海、桂林、象郡等四郡，漢朝建立後，該地區經歷了從割據到復設郡縣，納入管轄的過程，此後對其居民都一視同仁，因此也不是殖民。（參見《從「越」看古代的南方如何融入中國》）

秦漢以來，漢族很可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民族，因此後來即使曾多次被異民族（人口遠少於漢族）統治，中國文明從來不曾間斷，而那些居統治地位的異民族卻大多逐漸漢化了。

中國一向是以農立國，秦漢之後，經歷了約370年的魏晉南北朝大分裂，到隋朝才重新統一，這時已擁有中國這地區内幾乎所有適合農耕的土地，而對境外周邊不適合農耕的土地沒多大興趣。因此此後中國國土的擴張大多是為了國防的需要，如駐軍屯田然後移民實邊，以防衛和打擊異民族，尤其北方西方強大的遊牧民族，對國家的侵擾。這與近代的殖民者多為了榨取資源而建立殖民地，是完全不同的。換言之，在歷史上，中國殖民的成分是極少有的。

[1]   譚吉娜,  James A. Millward,  周怡齡,   周陶沫,  James Gethyn Evans《解殖中國史》有理文化，2025。

美國總統川普今日訪華，將與習近平會談，全球屏息期待，有人剉著等！

這幾年大陸網民喜歡戲稱美國川普總統為｢川建國同志」，主要原因在於大陸網友認為川普從第一任以來所採取的許多對華強硬政策，不但沒有真正打壓到大陸，反而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除了削弱了美國自己的國力、國際影響力、與世界各國的同盟關係之外，更變相的幫助大陸內部凝聚團結、促進科技、經濟進步。

直言之，川普就像是臥底在美國的中國偉大建設者一樣，大陸人民對他的景仰，恰如滔滔江水一般，川流不息，無以名之，只能敬之以｢建國」！
這種適得其反的例子很多。

早在2018年川普發動對華貿易戰時，兩國貿易總額占大陸年度進出口總額13.8%，是大陸第一大出口市場；到2025年時，只剩8.8%，美國退居為大陸的第3大貿易夥伴；而大陸對美國之外的歐盟、東協、與其他國家的貿易量則完全覆蓋了減少的對美貿易額。
這等於是協助大陸降低了對美的貿易依存度。

還有川普上任以來，退巴黎協定，退TPP，退NAFTA，退WTO，退UNESCO，一路退群退到了2026年1月，總共退出了66個國際組織、機構與委員會；更有甚者的是，還對北約盟國冷嘲熱諷，說人家蹭國防佔美國便宜，不幫忙對伊朗作戰，連對英國都說了重話。
種種舉措都讓美國在國際變得孤立，等於是主動讓出了國際主導權，對大陸國際影響力的擴大，居功厥偉。

再如，2019年將華為及其數百家附屬公司列入黑名單，禁止美國企業在未獲許可的情況下向其出售晶片、軟體等零組件；孰料，此舉反而逼出了華為自行開發的鴻蒙系統以及搭載7奈米大陸自產晶片的Mate 60 Pro手機。
這不就是協助大陸科技升級嗎？

過去2年鬧得沸沸揚揚的TikTok禁令更是經典。
所謂的TikTok難民（TikTok refugees）因禁令被迫摸進了小紅書，卻赫然發現大陸人民原來不是穿列寧裝、騎腳踏車的藍螞蟻，而是天天在曬精品、美食、旅遊美景的潮男潮女，大陸城市更是無人快遞車、自動駕駛地鐵、跟電動車滿街跑的現代大都會。
西方媒體多年來對大陸的抹黑宣傳，一下破功。

今天晚上川建國同志抵華，明天開始正式會談。
很讓人好奇的是，川建國同志除了建國大業之外，不知對於統一大業會有怎樣的貢獻？
很多人對於川建國同志是有期許的，因為川建國同志除了臥底之外，也是非常稱職的商人同志；萬事皆可談，萬物皆可售，交易萬歲！

畢竟，建國同志早在啟程前，就已經在白宮放出風聲，要和最好的朋友習主席好好聊聊；對於建國同志來說，遙遠東方的那一個小島從來不是什麼不可交易的民主堡壘，比較像是一個離大陸只有67英里，卻離美國有9500英里遠的待售資產。
邏輯其實不難理解。
國內死忠選民知道大豆、牛肉、波音客機、跟石油訂單可以帶來什麼。
至於那東方小島，叫什麼來著？
好像叫做Thailand！

北一女教師區桂芝稱『自己主張零軍購，並指若承認台灣人就是中國人，和平就來了，一毛錢軍費都不用花。』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比較文學系學士，出版家與作家顏擇雅女士說：『如果要我補充區桂芝說法，我頂多說，不只和平會來，思想改造也會來。』

區老師的這段話，所針對的是這陣子立法院中對於國防軍費的討論；她反對在當前的時局下，過去軍購的軍備還沒有交貨，而執政者竟然不顧社會中下層民眾的沉重負擔，還要撥出鉅額的國防預算。因而乃主張零軍購。

她的說法應該不是不可解的？
個人就曾經一次在公車上聽過兩個年輕人反對戰爭，甚至大罵美國川普大總統的。
關於她所謂『並指若承認台灣人就是中國人，和平就來了，一毛錢軍費都不用花。』；其重點在『一毛錢軍費都不用花』，也就是。『零軍購』，即是呼應於今天年輕人『反對戰爭』的道理。

留學美國專修比較文學後回台的這位顏女士，
相當巧妙地把我島民間希望「零軍購」，更追求「兩岸和平」的焦點轉移到恐怖的「思想改造」問題上，完完全全避開了區老師所代表的民間拒絕戰爭的紅利，以及對於真實兩岸和平的認知與盼望。

顏女士相當雄辯地大談著她所嫻熟認知的──
『文言文比例會刪減，不少「紅色經典」會變成必讀，像毛澤東〈紀念白求恩〉、楊成武〈長征勝利萬歲〉、茹志娟〈百合花〉。像區桂芝這種接受國民黨教育的，就算自願要教這些歌頌社會主義或解放軍的作品，中共也不可能信任你。。。』

相對於區老師的「為民喉舌」與顏女士論述上明顯的「為稻糧謀」，個人不想勉強作人品高下之別，但是以個人長期研究公民教育專業言，個人要指出顏女士的專業上，忽略了時間的因素；就個人長期的研究來看，所有的主義與思想都會在社會現實的變遷中受到教育的。也就是對岸大陸常常強調的那一句老話「摸著石頭過河」。
也就是傳說中老馬克思先生當年曾經夫子自道的宣稱過「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不可不與時俱化的意思。。。舉例言之，自從AI問世以來，多少行業不能不受到衝擊、與時俱化。。。即是。

今天的資本主義比起馬克思時代、經過一次大戰、二次大戰、到今天川普大總統，有多大的改變，騙死烏克蘭、端掉委內瑞拉總統、毀掉伊朗最高領導人、露出了多少真面目；相對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由禮運大同而五四運動而三民主義、而北伐、抗戰而「要核子不要褲子」的自力更生、掙扎著由文化大革命「三七開」後展開改革開放。。。把資本主義當作工具。。。溫家寶甚至將資本主義宗師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帶在身上，周遊歐陸。。。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在大時代中，那是怎樣的變化。。。

可惜的顏女士，似乎完全不知道，變化早已經開始；您在美國的研究所見應該確實不假，但是美國並非真實的自由，美國的教育本身就是意識形態嚴重掛帥的；簡直可說是排斥亞當斯密「道德情操論」的。。。由於美國川普大總統的作為似乎已經很難自制，下坡之勢已成；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在當前看來，情勢應該穩步上升；相對的，教科書的問題相信只要是當局逐漸感到總體戰力上沒有問題，時間到了，自然會有更多、更為深刻的自由度。。。例如，前述的那本「道德情操論」竟然被中共接納成為社會重要的一份經典，就是重要的一例！那本書，當年個人在島上讀經濟學時，只知道書名，兩岸都沒有中譯本。如果顏女士不只是為政治服務，真有興趣做較嚴肅的學術探討，建議上網查看該書，如今在對岸有多少個中譯版本？

以上，是個人對於區老師與顏女士在這次對話中的想到的根本問題。個人衷心地樂見兩位女士帶動了對於這個重要問題應有的關切。

顏擇雅（1967年—），本名顏秀娟，台灣出版家、著名專欄作家，雅言文化創辦人，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比較文學系學士。

談抗日戰爭中的中國戰場，常常有兩種很容易滑向極端的講法。一種講法是，日軍戰無不勝，國軍一路潰敗，整個中國只是靠空間換時間，幾乎毫無還手之力。另一種講法則反過來，把中國戰場寫成日軍屢戰屢敗、節節失利，彷彿從頭到尾都是中國方面穩穩掌控節奏。

這兩種說法，都不夠準確。如果要比較冷靜地概括整個中國戰場的特質，我反而會用一句看起來有些矛盾、其實很傳神的話來形容：
日軍在中國往往勝多輸少，但卻越打越輸。

這句話的意思，不是說日軍沒有打勝仗，也不是說中國軍隊在每一場會戰中都能占上風。恰恰相反，若從多數戰役與戰鬥的技術層面來看，日軍通常確實仍然占優。它有更成熟的基層軍官體系，更穩定的火力運用，更高的部隊機動性，更整齊的戰術訓練，也更強的局部突破能力。就連岡村寧次在回憶錄中真正承認日軍在中國吃過的幾次敗仗，也不多，無非是第三次長沙、上高、河套、滇西等幾場。從日本軍人的自我感覺來看，他們在中國戰場確實長期認為自己是「勝多輸少」。

這種說法，如果放在戰役與戰鬥層次，不算錯。
問題在於，戰役打贏，不等於戰略主動；局部獲勝，也不等於整場戰爭正在朝自己想要的方向前進。

而中國戰場最弔詭、也最值得玩味的地方，恰恰就在這裡：日軍經常能夠在會戰中取勝，能攻城、能突破、能迫使中國軍隊後撤，甚至能在很多情況下保全自己的主力、有秩序地收兵；可是如果把眼光往上拉，從整個戰爭的根本目標來看，它卻愈打愈陷、愈打愈散、愈打愈被動，最後把自己拖進一場沒有終點、沒有收束能力、也沒有戰略出口的巨大泥沼。這一點，恐怕才是理解中國戰場最重要的鑰匙。

一、日軍到底有沒有在中國「打贏」？

先把最基本的一層說清楚。如果有人問：日軍在中國戰場上到底有沒有打贏很多仗？答案是：有。而且不是一點點，是相當多。從淞滬會戰、南京、徐州、武漢，到之後一連串掃蕩、進攻、會戰與治安作戰，日軍在多數正規戰役裡都展現出相當強的局部優勢。它常能用較少兵力達成突破，能在關鍵地段撕開中國軍陣線，能依靠火力、訓練與戰術協同，在野戰中給國軍造成重大傷亡。哪怕沒有完全達成預定目標，日軍通常也較能控制撤退節奏，不至於像歐洲東線那樣一場失利就主力崩盤。

所以，如果只從「這場仗誰占了城」「誰最後控制了戰場」「誰傷亡更低」「誰撤退得比較有秩序」這些標準看，日本軍人認為自己在中國「勝多輸少」，當然有其依據。

但問題就在於，戰爭不是單純用「我又打贏一場」就能下結論。
因為戰爭有兩個不同層次：一個是戰役層次，也就是你這場仗有沒有贏；另一個則是戰略層次，也就是這場仗贏了之後，你是不是更接近自己真正想要的結果。中國戰場最複雜的地方，就是日軍在前者常常成立，在後者卻越來越失效。

二、日本真正想要的是什麼？

要理解日軍為什麼會出現「戰術常勝、戰略卻越來越輸」的局面，首先要回到一個根本問題：日本對中國作戰，真正的戰略目標到底是什麼？至少有三項非常清楚：

第一，逼蔣介石與重慶國府投降。
第二，殲滅中國中央軍主力，讓中國失去持續抵抗的能力。
第三，把中國戰場從全面戰爭收束成可管理的占領秩序，讓日本能逐步穩定其在華控制。

如果這三件事做不到，那麼即使你攻下再多城市、贏了再多場會戰，戰爭也未必算贏。因為你真正要解決的，不只是某一支部隊，而是一個國家與一整片大陸的戰爭意志、政治中樞與持續動員能力。

而中國的厲害之處，恰恰就在於：
它未必每場仗都能打贏，但它始終沒讓日本得到自己最想要的那種勝利。

你來打，我可以退；
你攻大城，我可以讓出大城；
你要決戰，我可以把主力往後拉；
你要速戰速決，我偏偏把戰爭拖長；
你想靠戰役勝利逼出政治投降，我就用空間、人口、縱深與時間把你的勝利一點點耗散掉。

所以從中國這邊看，抗戰中很多會戰未必漂亮，撤退也常常狼狽，傷亡更是慘重；但從更高層次來看，它卻成功做到了最重要的一件事：讓日本始終無法把戰役勝利轉化成戰略終局。

三、戰術上主動，戰略上被動：中國戰場的真正弔詭

這就是中國戰場最值得注意的地方：
日軍是戰術上的進攻者，卻越來越變成戰略上的應變者。
表面上看，日軍一直在進攻，一直在掃蕩，一直在發動會戰，一直在掌握作戰主動。可實際上，這些行動裡相當一部分，恰恰是被中國的持久抵抗、游擊壓力、交通線脆弱與主力保存所逼出來的。

換句話說，日本不是完全照自己的節奏在打，而是慢慢被中國拖進一種「不得不一直打、卻又打不乾淨」的狀態。
這是非常可怕的。

因為對中國而言，犬牙交錯、敵後游擊、地方武裝、中央軍主力後撤、空間換時間，本來就是比較有利的生存方式。中國夠大，人口夠多，政權夠分散，地理縱深也夠深。只要中央不倒、主力不滅、外援不斷，這場戰爭就可以一直拖下去。

但對日本來說，這卻是最糟糕的狀態。
它占了很多地方，卻沒有真正占穩。
它打贏很多仗，卻沒有打出結束戰爭的結果。
它控制了大城市和鐵路幹線，卻在廣大農村、山區與交通節點之外到處漏風。 它不得不到處駐軍，到處掃蕩，到處修補交通線，到處維持治安，最後把自己的兵力、後勤與財政一點一點耗死。

這就形成一個看似矛盾、其實非常典型的局面：
你每次都在贏局部，卻在整體上越來越出不來。
所以我常說，中國戰場最麻煩的，不是日本「打不贏」，而是日本打不乾淨。 這四個字，比任何戰報都重要。

四、武漢之後，日本其實已經該看懂問題了

1938 年武漢會戰後，日軍理論上應該已經非常清楚自己的困境。
武漢失守，廣州也失守，從地圖上看，日本似乎已把中國打得相當慘。可實際上，重慶國府並未投降，中央軍主力仍然存在，中共游擊武力也開始活躍，敵後交通線壓力與地方抵抗不斷擴散。也就是說，日本雖然攻下了戰略大點，卻並沒有真正壓垮中國。

如果這時日本大本營有更高一層的戰略眼光，它應該立刻意識到：中國戰場不能再只是「打一場大會戰、佔一個大城市」的重複遊戲，而必須進入另一階段——重新整理戰場、打通交通線、壓縮中國的機動空間，並以數年時間對既占區域進行更有效率的整合與清剿。

換句話說，日本真正該做的，不是繼續幻想一擊滅國，而是設法把中國戰場整理成一個對自己比較可控的結構。
可惜，它沒有做到。

五、長沙與桂南：方向隱約對了，執行卻爛尾

1939年日軍發動了兩場相當關鍵的作戰：第一次長沙會戰與桂南會戰。若從戰略方向上看，日本其實不是完全摸錯。湖南與桂南，本來就關係到華中、華南與西南之間的連接，也關係到中國戰場日後能否被切割、壓縮與重新編排。

問題是，這兩場作戰最後都沒有形成真正可延續的戰略成果。第一次長沙會戰沒有真正壓住湖南樞紐，也沒把長江中游與華南交通線真正打通。桂南會戰雖然奪取了南寧等地，但後續推進與整合不夠，最終仍然沒把華南、越南方向與中國內地真正縫合成一條穩定的戰略動脈。

這就反映出日本大本營一個極大的毛病：
戰役上常常有局部靈感，戰略上卻缺乏持續到底的收束能力。
它知道某些地方重要，卻不願意為此真正集中主力、長期經營；

它能打一場漂亮攻勢，卻常常打完就散；
它會撕開口子，卻很少真正把口子變成一個穩定的新結構。
所以中國戰場就一直維持在那種半控制、半失控的狀態裡。對日本來說，這正是最要命的。

六、為什麼中國能把日本拖死？

因為中國真正高明的地方，不在於每場都能打贏日本，而在於它知道怎麼讓日本的勝利失效。這裡面有幾個因素：

第一，是主力保存。國軍雖然在會戰中常常受挫，但始終沒有讓自己的主力被日本一次性徹底殲滅。這一點極其重要。因為只要中央軍還在，重慶政府就還在，整個中國抗戰的政治核心就沒有垮。

第二，是縱深空間。中國實在太大了。日本可以佔武漢、佔廣州、佔長沙、佔南寧，但只要重慶不倒，只要西南通道還在，戰爭就不會結束。這種空間，對中國是苦撐的資本，對日本則是無窮無盡的負擔。

第三，是游擊與地方抗力。華北的中共游擊隊、各地的地方武裝、敵後騷擾與交通破壞，使得日本永遠不能只打前線，還得顧後方。這種「你佔了城，但城外不一定是你的」的狀態，讓日本占領區的成本持續上升。

第四，是國際時間。中國撐得夠久，就會等到國際局勢變化。等到歐洲大戰爆發、等到美國逐步制裁日本、等到中國成為同盟國重要一員，日本原本想靠速戰速決取得的政治成果，就慢慢失去了。

所以中國在戰役上常常輸，戰略上卻越來越占便宜。而日本在戰役上常常贏，戰略上卻越來越沒有出口。這就是整個中國戰場最耐人尋味的地方。

七、1944年的「一號作戰」，恰恰證明日本早就想通，只是想得太晚

很多人忽略了一點：日本到1944年春夏才真正大規模推動打通中國南北大陸交通線的一號作戰，這本身其實就是一種遲來的承認。 也就是說，日本不是不知道這條交通線重要，而是太晚才真正去做。

問題是，到1944年時，整個局面早已變了。中國已是同盟國重要一員；美國在太平洋與中國戰場的援助正在到位；日本自己的海空軍已經在太平洋接近毀滅；南方海上交通線也越來越脆弱。這時再來補做1939年就該做的事，就像一個病人拖到全身感染後才決定開刀，已經救不回來了。所以一號作戰不是證明日本突然有了戰略眼光，恰恰相反，它反而證明：日本其實知道該做什麼，只是知道得太晚，也做得太晚。

八、結語：戰術常勝，掩蓋不了戰略迷路

所以，如果要替中國戰場上的日軍下一個比較冷靜的歷史評價，我會這樣說： 日軍在中國戰場上確實往往能在戰役與戰鬥層次占優，這點不必否認；但它始終沒能把這些局部勝利轉化成逼降國府、殲滅主力、穩定占領秩序的戰略終局。結果便形成了一個極為弔詭的局面：戰術上常勝，戰略上卻越來越被動；攻城略地不斷，卻始終走不出一場打不乾淨、也收不回來的大陸戰爭。

從這個角度看，中國戰場真正的歷史意義，不只是在於中國軍隊有沒有在哪一場會戰中打贏日本，而更在於中國成功地把日本拖進了一個勝利不斷失效的結構裡。這才是蔣介石、重慶國府與整個中國抗戰最核心的成就之一。

再說得更簡單一點：
中國戰場最弔詭之處在於：日軍贏得了戰鬥，卻始終贏不到自己真正想要的戰爭；國軍雖然常常在戰役中敗退，卻成功地把日本拖進一場永遠差最後一步的戰略泥沼。

這種「勝多輸少，卻越打越輸」的歷史現象，不只是中國戰場的特色，也是研究近代戰爭時最值得反覆思考的一課：
一場戰爭，從來不是誰贏了比較多場仗就算贏；真正的問題永遠是，你有沒有越打越接近自己的戰略目的。
而在這一點上，日本在中國，最後其實是輸得很徹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