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起閱報，驚聞資深電視主播遭無預警資遣；本人自然難以接受，以一句「背脊發涼的刀劍」道盡了當事人的心寒。

劉杯杯有親人在美投資銀行任職，近日內，其所屬整個工作小組，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全數遭到解雇，只有他一人倖存；近日內膽戰心驚的就怕飯碗打破。
而此事最讓人難以置信的是，該組主管在解雇當日早上還充滿熱情的主持工作會議，擘劃業務，到了下午卻已經被切斷所有系統權限，默默收拾東西走人。

看到資深主播的遭遇，劉杯杯猛然憬悟，原來華爾街式的職場冷冽之風已經吹進台灣了。

從合法性的角度來看，美國奉行的是所謂的「隨意僱用原則」（Employment-at-Will），除法律明文禁止的歧視與報復外，雇主與勞工皆可在任何時間、以任何理由、在無預告期的情況下終止勞動關係。
所以，像是劉杯杯所舉的員工上午開會，下午走人的例子，在美國資本主義的邏輯下完全合法，也是常見案例。

而台灣的《勞基法》走的是截然不同的「解僱保護」路線，所謂的「法定而終止事由」制；亦即，雇主必須符合法定的經濟（如公司虧損、業務緊縮）或懲戒條件才能發動資遣，且強制要求依年資給予10至30天的預告期間。
因此，台灣企業若想複製美式的「今天通知、今天走人」模式，唯一的合法途徑就是以錢換時間，要依法給付預告期間的工資。

想來，資深主播的雇主之所以如此操作，應該是符合相關的法律規定。

不過，在台灣職場中，法令之外，還有一條人情線；合法的法令防線彰顯的是專業的冷酷，更是溫情的崩解，因為職場從來不只是法條的堆疊，更是人情世故的場域。

在西方的企業管理文化中，無預警資遣是｢就事論事」（It’s just business），透過猝不及防的通知，系統權限的斷絕，安保陪同離場等標準作業程序，職場摩擦可以降到最低。

但在法理之外，不外人情的台灣職場，講求的是好聚好散；當企業採取突襲式解雇的手段時，不免會被貼上「不仁不義」與「過河拆橋」的道德標籤。
這種標籤不僅會引發在職員工的集體焦慮，更會徹底摧毀勞資之間的信任基石，職工對於企業的認同感也在一夕間蕩然無存。
這其實是兩敗俱傷。

美國職工在「隨意僱用」的社會集體預期下，被裁員是正常企業操作，大家都這樣，個人羞恥感較低，心理復原與轉職的速度較快。
但對台灣勞工而言，穩定僱用關係往往與個人尊嚴、家庭安全感綁定。

一位在企業工作十餘年，入行三十年的資深主播，在毫無心理準備的情況下突遭解雇，那種「背脊發涼」的重擊，代表的不僅僅是一份薪水的消失，更是一個人內心「穩定信仰」與「自我價值」的徹底崩解。

企業在追求管理效率與生存轉型的同時，若能給予為公司奉獻多年的員工足夠的預告、尊嚴與心理緩衝，才是真正展現企業社會責任與永續經營的長遠之道。

中國古人對生命的認知，跟當前的個體化思維有很大的差異，例如華人社會向來是父系社會，古時候夫妻其實是融合為一體的狀態，女人一旦「嫁出去」，就融進男人所屬的家庭生活中。這種沒有「個體意識」而有「整體意識」的心態不只出現在婚姻裡，還包括在學術領域，參與某個學派的學者，通常不會從個人的思考來面對整個學派的思想，這使得古人並不在意一本書的作者是否有掛上自己的名字，就像老子肯定有其人，且孔子曾問禮於老子，但當前《老子》這本書呈現的是整個學派的思想，而不僅是老子本人的思想，意即其內容經過該學派中人不斷的補充（我們從西元一九七三年在馬王堆漢墓三號墓中出土的帛書《老子》甲本和乙本即可知，不同時期的老子學派思想內容有著差異），由於先秦時期出土的相關版本尚不是很豐富，這使得我們要精確辨識出「老子本人的思想」與「老子學派的思想」其實會有困難。基於這個理由，敝人暫不採取區隔作法，在這裡會將兩者混在一起來談。

老子的思想在當時相當具有破壞性，作為思想家，根據《史記‧老子韓非列傳》卷六十三的說法，他本人雖然只在周朝擔任守藏室之史（意即國家圖書館的館長），置身於廟堂中，但他對當時社會各種名實不符與習而不察的觀念產生反思，其生活的春秋末年，政治鬥爭甚至軍事戰爭已經進入到白熱化的階段，他看見人民的流離失所，很難再相信最終存在一個有意志有知覺的上帝會對人產生保佑，針對存在的本質，《老子》第四章有獨到的看法：「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其接著表示：「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意即「道」本質空虛而無形體，其作用卻無窮盡，內容深遠且古老，好像係萬物的祖宗，我們不知道「道」是誰的孩子，但卻知道其實質存在先於上帝。

老子不認為宇宙有最終的真相，在老子看來，上帝是後設的概念，而宇宙的真相是種沒有真相的實相，因其無真無假，這就是老子來源於楚學的混沌觀所致。這種混沌觀使得老子反對追究本原自身（卻探討本原的流變），因為他覺得真正的本原處於無法追索的狀態，他只將其給個名稱，《老子》第四十章說：「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有」是個名相，譬如說上帝，可是上帝卻生於「無」這個混沌。《老子》第五章則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芻狗就是祭祀時使用草紮的狗。老子認為天地沒有仁愛，對待萬物就像對待草狗一樣毫不知憐惜。這種觀點跟墨家的基於上帝實存發展出的真理觀很不同。

《老子》第二十五章中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地母。」意思是說，有某個實存的東西，比天地還要早出現，沒有聲音和形體，獨立運行永不止息，循環運行永不衰竭，其是天地的母體。我們在社會中的糾葛，都源自名與實間產生的認知問題，觀念不是單純的觀念，使用觀念需要語言，語言構築出世界的存在，其覆蓋住宇宙的存在，因此《老子》第一章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這段話的意思是說：使用語言描寫的實在，就不是永恆的實在，使用詞彙構築出的觀念，就不是永恆的觀念。觀念生成前，只是萬物的本來面目，意即宇宙的存在；觀念產生後，作為辨識萬物的母體，意即世界的存在。這種觀點直至二十世紀海德格（1889－1976）纔開始提出。

孔子同樣意識到名義對人的重要性。孔子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論語‧子路》第十三）名義沒有獲得精確對焦，講話就沒有分量，講話沒有分量，人就無法成就出事情。這顯示出語言組織出概念並不虛幻，當有某個詞彙組成的概念形成一個人對自我的認知時，其人的身心狀態就會發生蛻變，因為當你承認這個概念，同時就是在承認這個概念背後指向的世界屬於真實的存在。老子想要對於那無法界定的本源，通過名義的指稱，給予它精確的認知，其深刻認識到這種指稱的過程不斷在變化，但他還是想要逼近這種不定性，導致他的思想充滿模糊性與跳躍性，這就是《老子》第六十四章說「正言若反」的意思。

作為一個智慧諮詢師，確實大可學習與借鑑老子的這種語言的不定性，例如老子會表示語言不可靠，可是他卻在用語言本身來講語言的不可靠，在諮詢過程中，諮詢師可對某個問題從兩面去探討，譬如面對某個女性當事人的感情議題，其人對於談感情的對象充滿著愛恨交織，諮詢師可從兩面角度來說話，時而肯定當事人對於該對象充滿著愛意；時而同意當事人批評該對象對自己為何會不忠，這就像是圍獵的過程，諮詢師在談話過程中慢慢收網，最後一網打盡，確認出當事人對於這名談感情的對象如此牽腸掛肚的癥結，從而尋覓出後續對待的辦法。當然，做諮詢時要注意語言的表達方式不要太直接，而是要用溫和的反思來幫當事人模式化的思維逐漸拆解掉，破解當事人對這個世界理所當然的看法。

老子任職的周朝在當時已是弱國，但因是本來的中央，所以沒有其它國家敢真正消滅周朝，老子因此有機會作為旁觀者，從比較超然的視角來觀看當時社會的混亂（儘管其晚年極有可能被迫參與王子朝（？－505B.C.）的叛亂事件，根據《左傳‧昭公二十六年》的記載，周襄王十七年（635B.C.）王子朝殺害周悼王（？－520 B.C.），自居正統，盤據於洛邑，後兵敗而攜帶大量的周王室典藏書籍奔亡楚國，造成這些典籍散落與流傳民間，老子有可能受到牽連而被影響，其出關或與此有關），老子覺得知識產生欲望，因此有「愚民」的主張，《老子》第三章說：「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他覺得聖人治理百姓，就要讓百姓的心靈保持虛空，但肚子能填飽，志向很柔軟，但骨骼很堅強，保持著無知就無欲的狀態，纔能讓機詐者不敢藉機生事，意即統治者只有無為而治，治理纔能無不順當。

這種觀點即使出現在春秋末年，在戰國時期更被凸顯其重要性，此因諸子思想都已具體興起，人各異說且莫衷一是，思想的混亂性更使得人民無所適從，再譬如《老子》第六十五章中說：「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這段話把人民難治理的原因，歸結於人民懂得的知識太紛雜，但這樣的知識其實只是一些碎片化的觀點，並未看見本原或全局，使得大家各自解讀，並運用機詐來牟取利益。徵諸於六國，這種現象已無法逆反，秦國則的確採取這種愚民政策而齊一人民的意志，最終謀得天下一統。

敝人觀察當前臺灣社會同樣有這類情事，世人交相指責各類行政缺失，好像行政者都是庸懦無能且私心自用的一群人（但實際情況不見得如此），癥結就是因資訊大開，人民不易判斷資訊的真假，更無法將這些資訊歸納到不同的層次裡來理解，形成系統的概念，使得資訊呈現散亂無章的湧現，不只擾亂個人的精神，甚至使得社會紛擾不寧，如果只是從統治階層的角度來反思治國這件事情，其覺得人民知道太多的資訊反而讓整體環境變得更動盪不安，如果人民不知道複雜的真相，反而能促成社會的安寧，這就會是種基於政治心理學的思考，觀看當前有些極權國家的統治型態，就是希望讓人民處在衣食無憂卻思想單純的環境裡，不只藉由教育來提供青年政府希望其認同的內容，甚至使用網軍來製造與左右輿論，這確實更有利於社會的穩定，其實或可謂變相在實踐後期老子學派的思想。

（本文節選自陳復教授的著作《精靈的田野：中華文化史與本土心理學》第四章〈文化心理的原型：多元並立的先秦思想〉，第四節「老莊與楊朱的思想」。）

〈首相犬養死，海軍齋藤組閣〉
日本的所謂「憲政常道」，看來在其內地已是走向其盡頭了；那些血腥事件的年輕軍校學生與軍官們，所反對的藩閥與官僚的態度，是真有一定的真理性的。那麼對於像台灣如此的一個殖民地，此時官方應該給予他們怎樣的導引？

不久前，平素高調「義勇奉公」的在台日籍官吏們，自身竟大力抗拒了東京當局為了財政理由而發出的「官吏減薪命令」；這是如何地「社會教化」？未來應該如何導正我島發展的正確方向？

中川總督，曾是1928年在內地負責真實社會教化運動的文部省官僚；他應該深刻地認知過如何才能充分發揮人們的潛在力量；例如，他主持的社教運動中，過去皆由地方警察主導，如今他請各地方的頭人出來，名為「教化委員」，擔任各地活動的主持人；另一方面與過去不同的，是過去強調精神主義的偉大，自動自發；現在的各種活動，官方都會撥出相當的經費。

只是比較麻煩的，是他上任之後，考察所見，社會教化運動的推動，在民間大多數人都不能使用國語的情況下，真很難有效推展。而如今時局發展的壓力很大，本島的人們如何能在這樣的情況下，跟上內地人前進的步伐？！
當時中川總督曾真實地如此表態──
「對日本統治台灣即將超過四十年，卻仍有七成的島民不諳日語的現狀感到憂心。因而要求發揚本島民的國民精神，舉全台灣之力，使與原本的日本帝國無些許差異。」。
其結論為──
「鑒於我等現下的非常時局，為舉全台灣之力，消除原本與日本帝國些許的差異，深切感到此乃屬於指導階級之先覺者之責任，期望打通內台人以呈現團結的國民活動，使教育、產業、衛生、交通等社會全體，皆能獲得改善、改良，誓言必致力於同化的徹底與國民精神的振興。」
然而，真的有七成島民不諳國語，還只是有「些許的差異」嗎？

不過，我們的研究，還是應該注意其有以下主要的施政。

關於國語普及十年計畫〈1932~ 〉

殖民者據台已三十多年，長期一直強調著國語教育的重要性，但是至今才重視國語普及的問題，實在頗為荒唐，也可見我島民在所謂「同化政策」下的悲涼真相；前述太田總督時代，日人史書上有稱當時已開始國語普及十年計畫；本研究沒有看到進一步史料，但料想應該不會全假，只是任期太短吧，故已稍提及。

現在我們要較完整掌握的是，中川總督在1933年確實相當完整地推出了該計劃；預期在全島每一個部落設立一個講習所，動員各地的部落教化團體相配合，在十年中將把我島上的國語普及率由兩成二提高到五成以上；似乎真的每一年都能達到所自訂的標準；至他離職的1936年，三年間該普及率已達到三成二的水準。

然而，何謂「普及」，所謂「懂得」，其標準實難客觀化；考察其提供的數據，是把公學校學生數、公學校畢業學生數與日語普及設施學生數、日語普及設施結業生數加總合計除以我台人總人口數而得，如此將公學校畢業生直接全數計入「懂得日語」的人數中，完全沒有思考多少公學校學生畢業後可能因無使用的機會而忘記與荒廢，此外，國語普及設施的學生數，就所知，這些設施都是夜課，教師由公學校教師或是公學校畢業生充任，對於白天有工作忙碌、勞累的多數小民言，雖有地方警察介入支持，學習的效果也往往不會很好；這些現實問題都沒有正視，如此所得的數據，怕很有膨風的效果。

至於，當官方既已自行訂下了目標，官方在執行該計畫時，應該很難在上報時，直說無法達成該目標。因而，此一計畫在我島整個社會邁向戰爭體制的過程中，簡直只是完全成了一個「使命必達」的工作，並非實際的成績。

關於眾友會事件〈1934〉

這是起於台中州清水街紫雲寺的抗日事件；其初始於賣卜者曾宗在1927年11月認識該寺來自大陸的佛像雕刻師，因而，受到中國革命的影響；決定也要在我島上進行革命行動；於是組成「眾友會」團體。該組織並公開以「父母會」的名義，在全台各地發展其機關。

該團體的最大特色應該是其中竟然並無領導權問題，在1929年，有清水人蔡淑悔，出身於台中一中、畢業於北京大學，曾在中國國民黨福建省黨部擔任幹事與某縣知事；在職期間就很關心台灣問題。此時，因同鄉曾宗之請，加入該會，就成為其領導者；頗能大力發展組織。至1934年，已經發展到二十個團體；其名稱另有「九轉拱福志團」、「拳頭館」等。

蔡曾經親自向中國國民黨黨部請求協助；還曾經福建省黨部介紹，在該黨全代會報告我島革命形勢，請求援助，可惜當時該會行無餘力，只能口頭鼓勵；他還曾動手製作炸藥，但還未有成績。他們原定在1935─36年間，配合中國革命情勢與中日衝突危機而起義；不料，1934年9月，在殖民當局迎接日本皇族來台的例行查察中，被日警發現線索；被捕者達四百二十餘人。

此案，在社會現實中，真是證明了「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的道理，本非離奇；但是該案發之後，長期祕而不宣，要到中川總督去職後，才在下一任小林總督時代公開，那隱匿的兩年間，當局者心中應該相當忐忑？

關於第一次地方自治選舉

在前述的「國語普及運動」的推行中，日人有所謂「『地方自治制』，施行在即……就台人的日語普及狀況言，實仍未具備日本國民的資格，由是要求地方官吏確實指導各教化團體遂行推廣日語任務……」之說，到1935年11月，果真在我島上推出了第一次地方自治選舉活動；只可惜該次選舉，除了限制年滿二十五歲外，繳稅額全年須達五元以上者，才有選舉權；它導致島上僅居於半成強的少數的日人，在全台市會議員的選舉中竟然擁有比我近九成五的大多數台人有更多的選舉人數量；並且在這次選舉中，候選人半數為官派，也就是以日人選舉人為多數的選民共同爭奪剩下的半數席位。

如此情況下，該一州市議會有議決權，街庄則無該權，如此的所謂「地方自治制度」，它的運作成果當然是可以宣傳島上地方自治已展開。民間雖曾表示不能接受，簡直只是聾子的耳朵。但又能如何。

關於「國歌少年」

中川總督奉命由東京來台以前，是文部省的次官；作為文部省的要員，東京由民權運動轉向國權運動，在九一八事變後，為了迎向國際聯盟的壓力，社會精神上更激烈地向天皇絕對主義發展；這樣的情況下，他雖然已經很努力了，但在玩弄名詞外，更要如何讓我們島嶼上的民眾能真實跟上帝國的步伐。

1935年4月，一場大地震後，官方完成了一座皇民精神的典範，即「國歌少年」詹德坤的神聖故事 ──那是一位早起必拜天照大麻的好孩子，地震中重傷而死，死前還懂得關心母親，最後唱著國歌，安祥地死去──那故事成為教科書的文字，據稱感動了無數的學童，當然包括我們島上的。

然而，當地耆老的口述卻是「大地震早上，去廟裡玩，被廟的瓦壓到頭，才死的，教課書寫壓到的地點在家裡不對。那時皇民化還沒開始，哪有拜天照大麻。」。

死亡對於生物言，將失去其寶貴的生命是痛苦、恐怖的，是會努力掙扎、逃避的；然該少年死亡之際，故事中沒有任何描述其痛苦與恐怖的情況；那少年似乎因唱著國歌，就能安祥地面對傷痛與死亡；該故事強烈地給予青少年們那關於國歌與天皇偉大而神聖的暗示。

關於朱諾號事件

那是，1935年4月，發生了荷蘭商船朱諾號避難事件；因馬公軍港方面認定該船避風的作為是間諜行為；而地院檢察官則僅視為「違反船舶法」；當被告上訴時，軍方與地方右翼團體都公開指該事件乃「國際間諜事件」；最後該事件，因軍方高度不滿地院的認定；總督府雖拖延到年底，仍由總督藉著對於過去刺激軍部的報導，表示遺憾，而斥責了司法相關人士，然後由負責該案的律師出面致歉；從而才達成雙方和解。

中川總督是最後一任文官總督，其任職時間的四年，比第一位文官總督田健治郎的任職期間稍長；所以，在此，我們也多介紹了一些。

竹北市長的選舉，白提名邱臣遠為候選人，藍提名吳旭智為候選人，藍白合在此破局。白指責藍違背在竹北不提名候選人的承諾，並嚴禁其黨員替藍的新竹縣長參選人徐欣瑩輔選，於是藍白合在新竹縣也破局了。九合一選舉包含很多縣市，一縣一市似乎影響不大，但卻可能損害藍白合的整個大局，則影響不可謂不大。

藍是否承諾在竹北不提名候選人？筆者不是藍白協商的見證人，不可能知道，因此對藍白不予置評。我只思考：為何藍要提名吳旭智參選竹北市長？吳是在竹北選岀的現任新竹縣議員（2屆8年），上次在竹北選岀12人，吳是第2高票。

新竹縣是台灣客家人占比最高的縣市，約占2/3；在選舉時，鄉親關係比政黨關係更重要，即所謂的「選人不選黨」，這可見於很多政治人物都曾轉換政黨：
徐欣瑩2009年加入國民黨，2015年退出國民黨，創立民國黨自任黨主席，2016年與親民黨宋楚瑜搭檔競選總統選舉，2022年回歸國民黨。
這次民進黨提名鄭朝方參選新竹縣長，其父鄭永金原來是國民黨籍，曾擔任新竹縣長（2001—2009），後脫離國民黨，很受民進黨倚重。
范振宗早年是無黨籍，1989年加入民進黨並當選新竹縣長（1989—1997），2009年脫離民進黨。

由於鄉親關係比政黨關係更重要，新竹縣的政治人物自主性強，不太受政黨擺佈，反而是政黨要遷就有實力的政治人物。所以這次國民黨很難處置徐欣瑩、吳旭智，即使他們有損於藍白合。

新竹縣有13個行政區，竹北市是其中人口最多的，其人口超過新竹縣人口的1/3，因此竹北市對於新竹縣長的選舉非常關鍵。這對於民進黨提名參選縣長的鄭朝方很有利，因為他是現任的竹北市長。鄭的選戰實力無疑相當雄厚，也因為他的父親是前新竹縣長。

新竹縣長和竹北市長的選舉有些像搭檔競選，通常是同黨的两候選人成為搭檔，可以互相影響。竹北市民一般最在乎竹北市長，很可能先選定中意的竹北市長，然後就票投其搭檔的新竹縣長候選人；反之，也可能先選定新竹縣長，然後票投其搭檔的竹北市長候選人。

徐欣瑩與鄭朝方的新竹縣長之爭是一場硬仗，两人的搭檔很重要。鄭朝方的搭檔是曾聖凱，陽明交通大學助理教授。邱臣遠或吳旭智，誰對徐欣瑩選縣長更有幫助，更適合成為她的搭檔？

邱不是客家人，也不是新竹在地人，他與新竹的關聯始於2024年起擔任新竹市副市長和代理市長，但新竹市並不隸屬於新竹縣。吳是新竹在地的客家人、交通大學博士，又高票當選2屆8年竹北的新竹縣議員。新竹縣的選舉，鄉親關係非常重要，吳的吸票能力看來勝過邱，因此徐欣瑩和國民黨挺吳參選竹北市長，成為徐的搭檔（吳又是徐民國黨時期的追隨者和重要伙伴）。這似乎是合理的抉擇，假使不考慮藍是否對白有承諾。

藍白合在竹北市和新竹縣看來是破局定了，會擴散影響其他縣市嗎？很難說。影響似乎不會很大，因為各地的狀況都不同，基本上藍白合在各地大多符合双方的利益。藍白最重要的是勝選，若勝選，藍有很多職位（縣市小內閣）可以分給白，2028藍白合才有前途。

從各方面的歷史證言看來，台灣光復，李登輝從日本回台，起初是寄住在未過門的妻子曾文惠的娘家，後來就搬到古亭町螢橋附近一棟名為「普羅寮」的日式房子。

普羅，即為普羅階級(Proletariat)的簡稱，在社會科學的意義上指的就是無產階級。至於所謂「寮」，也就是日文的「宿舍」。因此，普羅寮也就是指「無產階級的宿舍」。由此可知，李登輝當時的思想狀態的確是相當左傾的。

一九九四年三月廿二日早上，李登輝在普羅寮時期的密友郭明哲先生，終於打破向來不談李登輝往事的態度，向我談起他所知道的李登輝及普羅寮的一些往事。

郭明哲(1921-1998)，生於日據時代大甲頂店里小地主家庭，就讀台中一中三年級時，參與反日的秘密活動而以「間諜罪嫌」被捕，因未滿十八歲，拘留五十天後判處「不起訴處分」。台灣光復後，參加謝雪紅領導的「人民協會」，並與大甲地區的青年共組「社會科學研究會」；一九四七年九月，擔任南投縣信義鄉同富國小第一任校長；一九四九年冬天被捕，但因「無為匪活動具體證據」而被保釋；一九五0年七月，再被檢舉為「謝雪紅留台幹部」而被捕，同年十一月，判處有期徒刑九年；一九五三年四月，又因「交待不清」再被提訊，歷經艱苦的偵訊鬥爭後，改判有期徒刑十五年。

早在一九八八年六月號《九十年代》月刊，南方朔即在<李登輝的共產黨背景>一文揭露有關郭明哲與李登輝之間，「一個政治犯圈子裡廣為人知的故事」:

「李登輝在台大唸書時 (和另外三個同學一起在學校外面租房子，四個人合住一間。這四個人均左傾。)，三名室友中，兩名已被處死，另一人曾長期入獄，此人即台灣政治圈子裡有名的郭明哲。此人性格爽朗，穿著隨便。他出獄後，李登輝已當了台北市長。有一天郭明哲心血來潮，突然到市長官邸想看看老朋友。他邋邋遢遢的走到位於台北市徐州路的市長官邸求見，聲稱自己是市長的老朋友。警衛看他的打扮，不相信市長會有這樣的老朋友，拒絕為他通報，兩人就這樣大聲小聲的吵了起來。吵聲驚動了在裡面的李登輝，他出來一看是老友，就叫『明哲兄』，郭明哲就叫他『戽斗仔』(台灣人稱下巴長而向外翹者為『戽斗仔』，李登輝是典型的『戽斗仔』)。兩人遂攜手入廳談話。經過這件事之後，李登輝的警衛再也不敢『狗眼看人低』了。」

南方朔所引述的這個「故事」，顯然是根據《前進》等黨外雜誌的「八卦」報導。據郭明哲先生說，它與事實有一段距離。首先，郭明哲就不是李登輝的台大同學，也不是李登輝的三名室友之一。

故事還是從普羅寮講起吧！
郭明哲告訴我，據他所知，普羅寮的房子原本是一棟日本人的宿舍，台灣光復，日本人遣返以後，一個任職水利局工程師的台灣人陳振基就把他接收下來，做為宿舍。陳振基畢業於日本九州農專，在千葉高射砲兵部隊服役時，恰好與當時名為岩里政男的李登輝，分配在同一隊，兩人因此成為好友。後來，陳振基即將調職岡山水利局，就把房子讓給還沒有固定住所的李登輝，以及正在就讀台大經濟系的小舅子柯耀南，一同使用。再後來，柯耀南又介紹了張如松和張世輝兩個大甲籍的兄弟，搬來同住。

張如松畢業於台中師範，當時在台北市日新國校教書，一九五三年九月五日因案槍決；張世輝當時就讀成功中學，一九四八年也考進台大水利系，後來「自首」。因為郭明哲是張氏兄弟的表哥，所以，當時在大甲擔任國小老師的郭明哲，在寒、暑假期間上台北的時候，就到普羅寮打尖。因為這樣，郭明哲認識了李登輝。同時，也因為兩人的年齡(郭明哲大兩歲)與思想傾向都比較接近，所以交情也比較深。

郭明哲記得，當時李登輝的房間裡擺滿了各種左派書籍，同時在書桌面對的牆上還貼了一張列寧的照片。當時，他和李登輝都把列寧當作「革命的導師」。有一次，李登輝看完一部蘇聯的電影後，還笑著告訴郭明哲：「我發現列寧和我一樣，都是『戽斗仔』哩！」郭明哲發現李登輝在言談之間表現著一種「與有榮焉」的得意神情。

普羅寮的幾個台灣青年後來也搞起了讀書會。郭明哲曾經建議李登輝等四人讀一些日本新潮社出版的「世界文學大集」中具有階級意識的小說，他們也都讀了。其中一本是法國作家寫的《地主》；郭明哲認為讀這本小說，對心理分析有用。另外，他印象比較深刻的是一本日本女孩所寫的日記體小說，主要描寫戰爭時期的窮困生活；郭明哲聽說，當他假期結束，回台中以後，他們四人仍然繼續再讀這本書，而且每次開飯前(他們合資請了一位三輪車夫太太給他們做飯)，總要先唸一段再開動。

一九四七年九月，郭明哲前往南投縣信義鄉同富國小，擔任第一任校長，因為交通不便，就沒再去過普羅寮了。但是，李登輝還是與他保持通信聯絡。李登輝不但和他討論畢業論文的大綱要怎麼寫的問題，也告訴他「脫黨」的事情，說「我不是鬥爭型的人，所以我要離開……」李登輝同時還問他：「我那一大堆馬克思主義的書你要不要？如果要的話，你就拿回去。」

郭明哲心裡明白，「戽斗仔」已經決心背離馬克思主義的革命道路了。
儘管如此，郭明哲在火燒島坐牢期間，李登輝還是經常寄書給他，其中包括日文的統計學以及他發表過的論文抽印本。郭明哲認為，從李登輝論文裡頭經常引用《資本論》的內容看來，當時的李登輝至少在學術上還是信仰馬克思主義的「進步」學者。

一九六五年，郭明哲出獄的時候，正是李登輝前往美國康乃爾大學攻讀博士的前五天。郭明哲回到大甲老家以後，隨即前往台北拜訪李登輝；儘管他穿了一套表弟送他的西裝，可看起來就是一副「鄉下人」的土樣。他按了李登輝家的門鈴，給他開門的曾文惠問他「那裡來的?」郭明哲只簡單地回說一句:「台中。」沒想到，曾文惠立刻很熱情地招呼他：「哦！你是郭明哲先生嗎！」顯然，李登輝還經常向她提起這位老朋友。

有一次，喜歡讀書的郭明哲寫信向已經是政務委員的李登輝借一本新出版的日文書，李登輝卻回信勸他說：「你都已經四十幾歲了，不要再讀那些書了，去賺錢吧！我建議你去開一個新型的牧場，我可以想辦法替你借錢……。」隨著李登輝進入國民黨的官僚體制，他對待老朋友的態度也逐漸冷淡了。郭明哲知道，他和李登輝已經越離越遠了。

郭明哲第二次去找李登輝是在他當台北市長的時候。但是，兩人見面的實際情況卻與南方朔所描述的情景，大為不同。事實是，郭明哲被官邸的警衛扣起來，然後李登輝出來，看到是他，才讓他進到屋裡。「喝茶吧！有什麼事趕快說！」李登輝的態度和以前完全不同。這時候，李登輝的老婆從屋裡來到客廳。儘管郭明哲第一次來訪的時候,他還沒有報名，她就知道他是誰，可她這次卻冷淡地問李登輝說：「他是誰呀！」

李登輝擔任省主席期間，曾經利用視察大甲的機會，前去探望隱居老家的郭明哲。李登輝大概是看到郭明哲的經濟狀況不是很好，就問他說：「你有什麼需要我幫忙的地方，儘管說。」可郭明哲卻回答李登輝說：「我只有一個希望，那就是國民黨趕快倒！」

從此以後，李登輝再也不敢去看望這位年輕時候的老朋友了。一九九六年「台海危機」發生以後，郭明哲擔心「個性激昂起來就會衝動」的李登輝會挑起兩岸的戰爭；剛好，國民黨為了替李連拉票，邀請了曾經擔任過台中縣民意代表的人聚會。郭明哲估計李登輝本人一定會到現場拉票，於是就陪同曾任縣議員的妻子前往，想要找機會勸他：一定要妥善處理兩岸關係。

郭明哲的妻子在合拍全體紀念照的時候，就設法站到李登輝的後面。她估計，按照習慣，李登輝拍完照，一定會轉身向大家握手。事情果然按照她的判斷進行。當李登輝轉身向她握手的時候，她就用日語告訴李登輝：「我是郭明哲的妻子。」李登輝乍聽之下，也毫不掩飾內心的激動，問她說：「他有來嗎？」然後，他就無視於現場大小官僚政客的注目，跟在她的後面，見到了正在會場樓梯轉角處抽煙的老朋友郭明哲。

然而，言者諄諄，聽者藐藐！李登輝在兩岸關係的路上，一意孤行地越走越遠了。兩年後，郭明哲寂寞地病逝。李登輝隨後又更進一步提出可能引爆兩岸戰爭的「兩國論」……

「蘇俄國際共產有派俄國飛行員到武漢支援對日本戰爭？
是美國陳納德將軍帶領美國飛行員支援中華民國的空軍對抗日本！」

其實會有這種史盲我真的不意外耶？在國民黨與民進黨聯手幾十年持續灌輸的反共洗腦教育下，很多台灣人真的都是這樣認為的。可是這樣真的對嗎？

武漢空戰與蘇聯志願隊的參與並肩作戰：
在1938年（尤其是2月至5月的武漢保衛戰期間），中國空軍與蘇聯志願航空隊緊密配合，駕駛I-15與I-16戰鬥機在武漢上空多次迎擊日本海軍及陸軍航空隊。

著名戰役（如四二九空戰）：1938年4月29日（適逢日本天皇誕辰「天長節」），日軍出動大批轟炸機與戰鬥機撲向武漢。中蘇飛行員聯合升空攔截，擊落大量日機，中國空軍少尉陳懷民也在該場空戰中壯烈殉國。蘇聯志願隊的中隊長列夫·舒斯特爾（Lev Shustel）亦於當天英勇陣亡。

重大貢獻：蘇聯飛行員在武漢、南昌等地組成核心空中力量，除了直接參與防空截擊與對地支援外，也協助訓練中國空軍飛行員，對當時中國的抗戰空防發揮了關鍵作用。

至於你說的陳納德將軍與飛虎隊，飛虎隊（中華民國空軍美籍志願大隊）正式成立於1941年（民國30年）8月1日，並於同年12月20日在中國昆明附近首次迎戰日軍，正式展開對中國的空中支援與對日作戰。該部隊後於1942年7月4日解散，由正規的美軍後續單位接替。

所以武漢空戰的天空戰場裡，並沒有飛虎隊的身影。
自己不懂、或是不知道的事情，在你還沒有進行查證之前，最好先不要這麼言之鑿鑿又理直氣壯，不然丟臉的可能會是你自己。

1958年金門砲戰爆發後，美國、兩岸與國際社會在冷戰架構下形成複雜的戰略角力。

1958年9月下旬，美國參議員約翰·甘迺迪（之後出任美國總統）在參院表態：美國責任在保衛台灣本島，不宜為離岸外島綁住手腳；紐西蘭總理華爾特·納許主張台灣自外島撤軍，改由國際機制保障並走向中立化，各方聲音正推動雙方停火的安排。美國高層力促台灣當局撤守外島，意在推動「兩個中國」格局。

1958年9月底，周恩來委派曹聚仁為密使，向臺北方面轉達和談的意願。同時，包括喬石的多方回憶指出，蔣中正在之前也曾秘密派人傳話給北京，如果解放軍持續砲擊，美國將趁勢要求國軍從外島撤軍，造成中國永久分裂。

在此背景下，蔣中正與毛澤東透過密使與訊號交換，逐步形成「單打雙不打」的默契──單日炮擊、雙日停火。這不僅保存了「兩岸內戰」延續的政治聯繫，也避免了外部力量利用危機推動永久分治。此後金門、馬祖並非單純的軍事據點，而是雙方共同維持「尚未分裂」政治語言的象徵。

孔子說：「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出自《論語·季氏十六》）
這句話放在今日兩岸，正好啟示我們：𣎴要被外國離間我們，兩岸若能以公平化解爭端，以和睦取代對立，兩岸人民就能共享發展的成果，不必擔憂誰大誰小誰多誰少；只要社會安定、彼此相助，就不會陷入貧困與動盪。在和平共榮的道路上，兩岸終將邁向「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的境界。

兩岸何時「一國兩制、中國統一」？我覺得不需要時間表。
老子說：「上善若水。」水不爭先，卻能順勢而行；遇山則繞，遇谷則聚，時機到了，自然水到渠成。
兩岸之間有歷史的糾葛，也有制度上的不同，愈複雜的問題，愈需要時間化解。長久良善的結果，是建立在交流與理解之上。

所以問我兩岸何時「一國兩制、中國統一」？我的答案是：
上善若水，水到渠成；
順其自然，盡其當然。

1932年3月，政友會組新閣，就有敕任官、司法官大調動；南弘受任命總督後，也宣布總督府人事大調動，全轉用政友會系統；如此吃相難看，引致對政界財界腐敗與政局動盪心懷不滿的海軍年輕軍官與陸軍士官學校學生的一集團，於1932年5月15日，向東京的政府首長發動恐怖攻擊，強烈地衝擊全日本；我島新任總督將如何面對新局面？

關於吃相難看的政黨政治

五一五事件中，政友會犬養首相被刺死，軍方反對政黨內閣；曾兩任朝鮮總督的海軍大將齋藤實內閣於五月二六日上台，要以南弘為遞信相，他珍惜此入閣的機會，就辭了總督職；因其在職僅兩個月，卻把原來總督府的一級官僚系統都改動了，被罵為「獵官主義」。

據稱，當年為了政黨政治的政黨輪替，勝者全拿，確實是社會現實中貪婪與惡質的根由；幾年一選與不信任投票，尤其在景氣不佳時，蛋糕太小了，確實每次選舉都可能是生死之爭；精神主義說來意氣昂揚，現實中做時，絕非容易。

南弘總督雖受攻擊，但已經高升；我島上，由於民間的反感，各地方協議會出現了留用總務長官的呼聲；原本在政黨輪替下，政友會的總督與總務長官都應該去職，換同黨的一對官僚主政，此時，卻在血腥的五一五事件後「舉國一致」的氛圍下，形成了不同黨的總督與總務長官，被要求「相忍為國」了。

關於滿洲國的開放

時當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內地的「滿蒙開拓團」，對於我島啟動了某些人關於「祖國」的新想法；那是在學校中，曾有教師給學生分食了來自我東三省的蘋果之後，學生在齒頰留香之餘的嚮往；當他們成人、有能力施展拳腳後，那個世界可能會成為他們優先考慮的天地。那些故事的源起，無論其各自的發展與結局如何，應該都是太田總督時代開始展開的。而史實中，原本軍方高層的計畫，是要到1935年才進入此一階段，不料，因關東軍的冒進，提前了進度，各方，包括我島社會，應該如何才能跟上。。。

其實，日本當局者不見得充分認同這樣的發展，但是，日本漂亮的文化與其神聖的體制在現實中似乎沒有多少真實掌控的力量。

很多國家都同時實行「選舉民主制度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可合稱為民主資本主義。先進國家過去憑藉民主資本主義引領世界，但近年卻面臨不少困境。《民主資本主義的歧路》（[1]）探討這些實行民主資本主義的高所得國家所面臨的危機，並提出改善的建議。這民主資本主義的世界真能改善嗎？

簡單說，問題在經濟。「過去四十年間，在高所得國家，尤其是美國，所得分配位居中間的群體，其社經地位的發展逐年式微，嚴重打擊了政治。2007年至2012年跨大西洋金融危機的衝擊，使這種侵蝕更加惡化…」而經濟、文化及移民的相互作用，導致人們不再信任政府和民主政治，於是「高所得民主國家出現煽動性民族主義和威權主義，是現今政治的核心危機…」

高所得國家的經濟不如以前，有很多原因，有些不受控於自己，譬如中國和新興國家的競爭，以下僅列舉國家本身的一些缺失：
金融業大幅膨脹，產生大量金融商品，非金融企業也參與不少金融活動。
企業的不當治理，如：極力追求市值最大化、管理階層薪酬飊高、逃稅避稅、傷害外部環境或社會。
市場競爭薄弱，促成少數贏家通吃的現象，尤其在金融、保健、科技產業。
這些被作者稱為食利資本主義，「小比例的人口成功地從經濟中抽租，使用他們取得的資源來掌控政府、甚至法律制度，尤其是在美國這個舉足輕重的民主制度表率。」

改善民主資本主義，作者的建議很多，不是革命，是「漸進式社會工程」，最重要的是重振公民精神，包含三個層面：「關心同胞能否安居樂業的能力；渴望創造讓人民以此昌盛的經濟；忠誠於民主政治、法律制度、公開辯論與相互寬容的價值觀。」

書中視中國為民主資本主義最主要的競爭者，但不強調對抗，更反對戰爭，也就是主張和平的制度競爭。（筆者贊同這觀點，但反對作者免不了有些詆毀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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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資本主義有制度優勢，是其支持者一向的主張。現在卻期待人民要有上述的公民精神，才能成功實踐民主資本主義，其制度優勢何在啊？美歐的核心意識形態是個人主義、自由主義，與公民精神頗有差距，要人民具有公民精神，並不容易！

川普1.0的當選、施政和2021年初的國會山莊騷亂，在書中被視為民主資本主義崩壞的代表性事件。作者大約沒料到還有川普2.0，並且比川普1.0更變本加厲，美國的民主資本主義制度要想有所改善，看來至少要等到2029年川普卸任之後，恐怕是緩不濟急！

[1] Martin Wolf《民主資本主義的歧路：《金融時報》經濟學家思索資本市場與民主體制的過去、現在、未來》商業周刊 ，2024。（The Crisis of Democratic Capitalism, Feb 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