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臺灣社會談論族群認同時，經常有人主張：「大家都是臺灣人，何必再區隔外省人、閩南人、客家人或原住民？」這種說法表面上是在消弭族群界線甚至超越族群界線，實際上卻可能隱含一項不平等的身分要求：閩南人可同時是閩南人與臺灣人，客家人可同時是客家人與臺灣人，原住民可驕傲表明自己的族名，更對於自己是臺灣人覺得是理所當然的；但是外省人的後裔子孫，卻常被期待說：「我的祖父或父親是外省人，但我不是外省人，我只是臺灣人。」意即你只有更認真拼命否認你的族群記憶，纔能跟人家證實「我是臺灣人」。

這就產生一個令人疑惑的現象：生活在臺灣的人，就得要是「臺灣人」嗎？臺灣從來就是個地理名詞，如果你只從地理來認知：我每個星期在不同時間點內，輪流住在宜蘭、臺北、新竹與苗栗，我只要住在這裡，當天我就算是宜蘭人、臺北人、新竹人與苗栗人，但隔天就不算嗎？如果不從地理名詞來看，「臺灣」的範圍時而大到包括中華民國治權範圍內的全部區域，然而，當你問住在金門與馬祖的人：「你是不是臺灣人？」他們只要是祖先早在明清時期就過來生活的長住居民，絕對會斬釘截鐵跟你表示：「我是福建人，不是臺灣人。」

當你有機會問住在澎湖縣的人：「你是不是臺灣人？」住在漁翁島（西嶼）、白沙島、七美嶼與望安島的人，絕對會優先認同自己的聚落，覺得自己是生活在該島嶼上的人，他們連澎湖本島都有些距離感了，如果還願意跟你說：「我是澎湖人。」這已經表示自己有著澎湖意識了，平日會把前往臺灣本島說成「去臺灣」，並把臺灣本島居民直接稱作「臺灣人」，藉此表示自己與其不同，他不見得否認自己屬於臺灣社會，但他心中的「臺灣」，常是地理上的臺灣本島。因此，到底何謂「臺灣人」，難道是個不證自明的先驗議題嗎？顯然不是如此。

我每回看見有大陸同胞好不容易跨境來臺灣的臉書社團，立刻不辨菽麥開罵「你們臺灣人」，就不禁啞然失笑其完全不知道「臺灣」這一議題的複雜性，他只知道大陸政府發出的「臺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看見拿這種證件的人就覺得這些人都是「民進黨支持者」，意即都是「支持臺灣獨立的一群人」，不管這些人住在金門、馬祖或澎湖，更不管這些人中其實有著閩南人、客家人、原住民與外省人的差異。我甚至難免會覺得：把中華民國治權範圍內的人全都視作「臺灣人」，這應該是大陸政府刻意展示的態度，藉此讓大陸同胞更容易「辨識敵我」。

然而，的確有大量的「臺灣人」正在助紂為虐，讓「外省人」被限制住時間，只能屬於上一代的歷史認同，不能繼續成為當前臺灣社會依然可公開承認的族群認同。祖先是外省人的後裔子孫，如果要證明自己已經「本土化」，就要被期待將外省身分推回父祖世代，割斷自己與遷徙、離散與眷村的關係，意即淡忘自己與整個中華民國史的連結。「去外省化」作為積極條件的臺灣人認同，現在正甚囂塵上。如果外省族群必須先消失，其成員才能被承認為臺灣社會的一員，這不是族群融合，而是要求這些人藉由自我否認來作為加入「臺灣共同體」的代價。

如果原住民與客家人可在中央部會成立機關來保護原民文化與客家文化，閩南人作為主流族群，平日會從語言與民俗的角度來維護自己生活在臺灣的權利，將這些居住權視作理所當然，甚至當外國籍人士來到臺灣生活被視作「新住民」，中央政府都有意成立機關來統籌管理，臺灣社會能容許各族群如花團錦簇般各自展現其族群風貌，我就不明白偏偏外省人為何就不能被視作「族群」，只能當個沒有歷史縱深的「臺灣人」，否則就會被質疑「是否愛臺灣」？任何生活在中華民國治權範圍內的居民，究竟誰具有質疑他人生活在臺灣的更高權利？

孫中山先生創立三民主義，其民族主義使用的「民族」、「種族」與「國族」這些概念，與今日社會科學所說的「族群」其內涵與指稱並不完全相同。然而，孫文民族主義確實存在一條可被轉化成當前族群觀點的脈絡：較大的中華民族，不應建立在各歷史脈絡發展出的群體要被取消的預設上，而應該由不同群體認真消除歧視、彼此團結，如此纔能進而形成共同的政治共同體與文化共同體。民國元年（1912）元旦，孫中山在〈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中說：「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

這段話的重點，不只在最後所說的「民族之統一」，更在前面「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與「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孫中山不是先宣布各族都已經不存在，再憑空創造「中華民族」；他先承認不同群體的歷史存在，再主張各群體應聯合成為共同國家中的人民。因此，我們的政治共同體是中華民國，中華民國治權範圍內有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原住民與新住民，整個共同體要由每個群體匯集而成，民族統一從來不是無中生有，而是承認每個群體的歷史經驗來共融成中華民族，如此纔能團結中華民國，實踐共同的政治生活。

民國十二年（1923）元旦，因孫中山主持所發表的〈中國國民黨宣言〉，對民族主義提出更明確的說明：「故吾黨所持之民族主義，消極的為除去民族間之不平等，積極的為團結國內各民族，完成一大中華民族。」這段原文可說是從孫文民族主義出發，論證外省族群需要合理存在的核心依據。孫中山指出：首先，國內存在不同民族群體；再者，這些群體間存在的不平等要被消除；最後，各群體立於平等基石團結起來，共組成一個更大的中華民族。因此，中華民族不是國內各群體消失留下的空殼，而是由不同歷史群體共同完成的更高層民族共同體。

倘若各群體都被解散，孫中山便無須再說「團結國內各民族」；既然他會使用「團結」一詞，這就表示團結前與團結後，都有可被團結的群體存在。「團結」和「消滅」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政治邏輯。團結的主體依然能保有自身的存在；消滅的對象則被要求放棄自己的名稱、記憶與文化。因此，孫中山說「團結國內各民族，完成一大中華民族」，不宜被解釋成各群體要先取消自己的特殊性，纔能成為中華民族。較合理的理解應該是指不同歷史群體透過平等交流與共同奮鬥，形成更高層的中華民族認同。

這就表示外省族群認同與中華民族認同並不矛盾。外省人不是只有在不再認同自己是外省人後，纔能成為中華民族的一員；完全相反，外省人正是把自身的遷徙、離散、眷村與民國經驗帶入到這一共同體中，纔能如同其他族群，共同讓在臺灣的中華民族具有具體的歷史內容。民國十三年（1924）孫中山在《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一講》的演講中跟大家討論民族形成的歷史原因。他表示：「我們研究許多不相同的人種，所以能結合成種種相同民族的道理，自然不能不歸功於血統、生活、語言、宗教和風俗習慣這五種力。」

他接著說：「這五種力是天然進化而成的，不是用武力征服得來的。」然而，我們要注意：孫中山講的「民族」，包括「國族」與「種族」，前者是指整體的中華民族，後者是指中華民國境內的各種族。如果從中華民國主權範圍來檢視，中華民國境內目前有已知的五十六個民族（其實是指種族）；如果從中華民國治權範圍來檢視，則我國境內目前主要有漢民族與原住民族這兩個種族，大家的祖先來到臺灣社會的時空背景因素各異，尊重各自的源流而有族群意識，纔能符合孫中山所說「團結國內各民族」來「完成一大中華民族」的願望。

民國三十八年（1949）年的大規模遷徙歷程，不論是否有居住於眷村的經驗，都使得這批來自大陸不同行省的人民逐漸形成共同的歷史經驗。他們因戰亂離開大陸故鄉，跟隨中華民國政府來臺，在軍公教體系與都市社區中重新生活；他們的後裔子孫則承接大陸故鄉與臺灣家鄉的雙重記憶（雙鄉認同），並共同面對眷村解體、方言流失、家庭撕裂與族群抹黑的處境。外省族群的根基，不在於純粹的血統，而在於共同遷徙、共同生活與共同記憶，尤其來自對中華民國特殊的歷史情感（意即民國信仰），這些條件足以構成具有現代意義的文化族群。

當然，族群不是封閉、凝固而不變的單位。外省人會與閩南人、客家人、原住民或新住民通婚，更會形成雙重或多重族群認同。但，族群交融不表示原有的歷史就需要被遺忘。正如一個人同時承接父系與母系的雙重家族記憶，他想覺得自己同時是閩南人、客家人或原住民都是他的自由權利，憑什麼偏偏不能認同自己是外省人，而要東躲西藏，儘量不跟人提到這個家族背景？當某個外省人住在中華民國治權範圍內的縣市，平日覺得「中華民國就是中國」，他當然是中華民國的國民，但憑什麼不能同時有外省人、臺灣人與中國人的認同？

民國十三年一月三十一日，孫中山主持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通過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其內容指出：「民族方面，由一民族之專橫宰制過渡於諸民族之平等結合。」宣言還說：「國民黨之民族主義有兩方面之意義：一則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二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我們深信：民族統一始終都不能建立在任何主流群體專橫宰制其他群體的預設上。民族主義不只處理整個中國民族對外爭取自由的問題，更要認真面對境內不同群體間是否平等的問題，這更顯示出中華民國治權範圍內的族群平等極其重要。

若將這項原則轉化到當前臺灣社會來檢視，就應當追問：「新臺灣人認同」究竟是一種包容性的認同，還是一種封閉性的認同，企圖要特定族群逐漸消失的同化機制？如果「新臺灣人認同」意謂著：「我的祖父是外省人，但我已經不是外省人；只有不再公開認同外省族群，我纔能終於完成本土化。」其潛臺詞就是要外省人學會講臺語（閩南語），做個有「臺灣獨立於中國外」的意識型態人，纔能完成「被人接納的歸宗程序」。但這種如同數典忘祖的屈服與屈就，其實其本質根本是「舊臺灣人認同」，怎麼會反過來說成是「新臺灣人認同」呢？

具有包容性的「新臺灣人認同」，應當允許這些外省族群的後裔子孫說：「我是外省人，我現在生活在臺灣，因此我是臺灣人；中華民國就是中國，因此我是中國人。外省人的遷臺史，本來就是臺灣史的重要一環。」這不同於前者的「替換認同」，而是「增加認同」，前者是在要求外省族群退出中華民國共同體，後者則是臺灣五大族群本來就屬於中華民國共同體，由於中華民國共同體就是由外省族群帶來臺灣，外省人始終都無法退出該共同體，因此，施壓外省人不准承認自己是外省人，意謂著根本不承認中華民國共同體，而要自組「臺灣共同體」。

由此可知，中華民國這一個政治共同體的成立，不能拿外省族群先行消失做預設的前提，否則外省族群被強制驅離於公共視野，其結果就是中華民國的解體。族群的存在從來就不是民族統一的障礙，真正的問題在於各族群能否超越封閉與敵對，在平等條件下共同承擔責任。外省人是大陸各省軍民的後裔子孫，確實具有不同於臺灣其他族群的共同遷徙經驗。他們在臺灣形成眷村生活、跨省交融、特殊飲食與語言文化，其與中華民國遷臺史產生緊密連結。這些經驗不會因後裔子孫出生於臺灣就自動消失，更不應被禁止成為今日臺灣人的一大背景底色。

再者，外省族群的後裔子孫具有自由選擇是否認同自己是外省人的權利，但這項選擇應出於個人，而不能出於他人的施壓。任何人都不應因自稱外省人而被懷疑不愛臺灣，更不應被迫在「外省人」與「臺灣人」間二選一。對中華民國治權範圍內的臺灣社會而言，外省族群的存在具有建構中華民族這一框架的意義。族群的存在提供最具體的歷史脈絡，民族則把不同族群整合成共享文化理想與政治命運的高層共同體。中華民族不是各族群的簡單相加，如果中華民族斬斷各族群所承載的歷史記憶，就會淪為沒有內容的抽象名稱或學術知識。

外省族群不是中華民族的競爭者，而是中華民族存在於臺灣社會的重要群體，如同閩南人、客家人、原住民甚至新住民。外省人保存自己的族群經驗並不妨礙其成為臺灣社會的一員，甚至是維護「民國記憶」的核心環節。外省人當然能選擇認同自己是臺灣人，但不能在只有否認自己是外省人後，接著纔能被其他人承認是臺灣人；外省人當然是中華民族的一員，但不應只有在遺忘祖先篳路藍縷的遷臺經驗，纔能被允許進入中華民族。承認外省族群的真實存在，這不是在拒絕中華民族共同體，而是讓中華民族在中華民國治權範圍內獲得團結的重要一環。

附註（一）：本文屬於《喚醒臺灣外省人》這本書第六十二篇，不論你是否屬於臺灣外省人，或者你屬於臺灣其他四大族群，但對外省族群能深度的共情與同理，請你傳給自己認識的外省同胞，來幫忙臺灣共創族群和諧的社會。

附註（二）：我們設立「眷村懷舊情：前瞻外省族群的未來」的臉書社團來凝聚同胞，共謀族群的和解共生，歡迎支持中華民國者攜手共襄盛舉。
社團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582925069186348

當我跟我的女兒陳頤表示希望其能更關注於外省文化議題時，記得她曾經問我說：「我只知道有客家文化，不知道有外省文化，我在生活中根本看不見這種文化，到底什麼是外省文化？」顯見當前外省文化（尤其是眷村文化）已經嚴重流失了。

我曾經從「中華本質論」與「中華現象論」的兩個角度來探討中華文化，相對於整個中華文化，眷村文化更偏向於「中華現象論」的角度，呈現出一種「具體而微」的中華文化，其文化表現在如政治、教育、風俗、文學、飲食與音樂這些子領域，對於臺灣社會產生重大的影響。我在後面會特別將外省文化拿「眷村文化」來指稱，主因在於「眷村」這種「聚族而居」的村落比較容易型塑出更清晰的集體文化現象（因左鄰右舍會相互影響），從這個角度來解釋外省人特有的文化會更聚焦，當然，我要特別指出：廣義的眷村不只有軍中的眷村，而應該將軍公教警消的眷屬宿舍都包括在內，更不只有政府蓋的眷村，還有外省族群自己籌資蓋的眷村，其發展出的集體文化現象都應該被視作眷村文化，下面我會特別針對這六個子領域來指出：眷村文化是臺灣社會自戰後至現在獲得質性飛躍的樞紐，其內涵有著歷久彌新的價值，很值得我們五大族群共同來守護與闡發，如果我們希望臺灣社會能永續發展，就不能漠視眷村文化產生的巨大動能。

首先，我們來談政治領域的眷村文化。由於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帶來整套架構完整的政府體制，使得臺灣社會從此開始熟悉民主憲政的運作，這套憲政架構，融合孫中山與張君勱兩位思想巨人的精神氣度與知識深度，使得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自由主義與儒家思想這四大元素都融合到中華民國憲法內，發展出站在中華文化主體而容納西洋文化優點的民主政治，這是外省族群當年除軍人外，還有大批的學者專家、中產階層與平民百姓會扶老攜幼跟著政府來臺的癥結因素，即使當時因國家面臨動亂而不得不宣佈戒嚴，但中華民國政府從軍政時期到訓政時期，曾許諾終究會實施完整的憲政制度，這是今天我們能在臺灣社會實踐民主政治的重要原因，更是外省族群會特別有著「民國信仰」的背景因素。加上外省人常在軍公教警消這些政府系統中工作，因此，相對於其他族群，外省族群特別「政治化」，對於政治議題高度關注，並影響整個臺灣社會都很習慣討論政治。外省人常很快就能辨識出彼此是不是外省人，當彼此有相像的政治認同就會聊得特別投機，這點的確跟解嚴後由大陸各省來臺的陸籍新住民族群略有差異（陸籍配偶比較不願意討論政治），儘管我們對於這群同胞應該抱持著接納的態度，歡迎其參與到外省人的社群中，共同來探討有關中華民國憲政發展的各類公共議題。

再者，我們來談教育領域的眷村文化。同樣由於外省人常參與軍公教警消這些公職，使得外省家庭特別重視教育，這包括學校教育與家庭教育，孩子通常都會獲得家長高度的關注，總希望其能認真讀書，考上優質的學校，甚至未來能出國留學（儘管這些年來已經略減此潮流，或者改往大陸留學），這同樣影響整個臺灣社會。當然，眷村中同樣有不喜歡讀書的孩子，這兩種人都圍繞在教育這一角度而有不同的人生發展，順著父母意思者就參與公職，其中有大量的人後來在國內外各大學任教；違背父母意思者就去經商，甚至念不成軍校就混黑道（尤其是四海幫或竹聯幫），但，這些年來還有個現象，即使後來不從事公職者，退休後都還是會繼續進修念碩士或博士，藉由取得學位來完成當年父母對自己的願望。在家庭教育層面，外省人儘管沒有族譜，常相對來說卻較有嚴格或嚴謹的家規，由於早年父母生活艱困，反而特別重視孩子要「守規矩」，叮嚀孩子「懂禮節」，其依循著儒家思想（尤其是程朱系統的儒家思想）來教育孩子，像有些住在眷村的長輩就回憶說自己在童年時期如果寫不好書法（或者坐姿不端正）或背不出經典就會被雙親打手心（儘管現在的教育觀點已經完全不鼓勵體罰），但家庭教育中各種潛移默化的薰染，使得外省人對於中華文化有著特別的敬意。

第三，我們來談風俗領域的眷村文化。外省人從大陸各省帶來的風俗相對來說比較簡化，但還是存在，這包括外省族群的女人相對來說比較有自信，因為外省族群普遍比較沒有「男尊女卑」的觀念，由於這些女人的丈夫長年在外工作，村中各類事情不論是公共事務還是家中瑣事，全都由眷村婦女來當家作主。我個人童年時期聽到老師說中國傳統有「男尊女卑」的風俗，就對這種說法深感疑惑與不解，因為這完全不是我的生活經驗，我們男人不論老小在家中只有聽話的分兒，不被女人指使與數落已經是萬幸了。再從服裝來說，老一輩外省族群不論如何貧困，出外常普遍穿著長袍或旗袍，並搭配著西裝或洋裝來穿著，當然如果是從軍者則會穿著軍裝（不論是軍常服或軍便裝），從事政府工作者則會穿著中山裝，這使得眷村男性常顯得特別英偉挺拔，眷村女性則會看來溫柔婉約，展露不凡的氣質，臺灣民間常會說「外省人長得特別好看」，其實主要是從服裝獲得的直觀感受，現在外省族群已經比較沒有在穿長袍或旗袍了，西裝與洋裝則已是臺灣社會很常見的服裝，不過常見外省人還是會特別穿改良唐裝，來凸顯自己的文化主體意識。此外，眷村的休閒娛樂普遍是唱平劇、聽崑曲與打麻將，還有全村會看露天電影，這都是大家聚會娛樂的型態，從中宣洩生活的緊張與焦慮。

第四，我們來談文學領域的眷村文化。我覺得眷村文學脫胎自外省族群第一代的反共文學（當年還有「軍中文學」或「戰鬥文學」的說法），這些作家有些人來自軍中，譬如朱西甯《八二三注》、司馬中原《狂風沙》與段彩華《幕後》，這三人被合稱「軍中三劍客」；還有來自軍中的詩人瘂弦、張默與洛夫共同在高雄左營軍區創辦創世紀詩社寫出各種現代詩，更有周夢蝶創作具有禪境的抒情詩；有些人不來自軍中，但離鄉背井來到臺灣，對於國共內戰帶來離鄉背井的苦難印象深刻，譬如柏楊《異域》、陳紀瀅《華夏八年》、張愛玲《秧歌》與王藍的《藍與黑》，後來則有白先勇寫《臺北人》開啟眷村文學的先聲。真正被視作眷村文學的作品，則主要是外省第二代逐漸成長，在民國六十年（1971）自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後，開始自覺與反思人生所產生的作品，譬如蘇偉貞《紅顏已老》、蕭颯《我兒漢生》、朱天文《小畢的故事》與袁瓊瓊《滄桑備忘錄》，其反映的特點在於已由「第一故鄉」轉至「第二故鄉」，有別於第一代外省作家都在寫反共或流亡的作品，第二代外省作家則都在寫自己直接面對臺灣社會產生的鄉土經驗，其筆中的眷村有如大觀園或理想國，有時天真浪漫，有時卻像是監獄或囚牢，隱藏著無數傷痕，讓人想逃離其壓抑，這都是臺灣文學極豐富動人的篇章。

第五，我們來談飲食領域的眷村文化，相信眷村菜是大家最熟悉的層面了。中國的八大菜系隨著外省族群來到臺灣，共同融入到臺灣社會裡，成為我們常吃的菜餚，甚至回傳到大陸，讓「八大菜系」成為家喻戶曉的名詞。其實，這八大菜系主要跟來臺的外省族群家鄉有關，計有：山東的魯菜、江蘇的蘇菜、浙江的浙菜、廣東的粵菜、四川的川菜、湖南的湘菜、安徽的徽菜與福建的閩菜八類。魯菜講究味醇，重視湯類的調製；蘇菜講究切工，重視食材的精緻；浙菜講究濃郁，重視菜色的美感；粵菜講究蒸煎，重視火候的燉煲；川菜講究麻辣，重視味覺的鹹度；湘菜講究油臘，重視原料的入味；徽菜講究烹調，重視食物的補身；閩菜講究清香，重視珍鮮的調理。這八大菜系全都經外省人在眷村的改良融合到臺灣人的飲食中，讓「本來的臺菜」係專指閩菜的改良版，「融合的臺菜」則是指八大菜系的綜合版。更不用說山東人本來吃的包子、饅頭、蛋餅與韭菜盒子，都隨著老兵在眷村外面開業，逐漸散播成全臺灣人常吃的早餐，後來更進軍到大陸社會，各大城市無不有「永和豆漿大王」，甚至成為全球華人的相當常見的飲食，反而讓閩南人本來早晨習慣吃稀飯的傳統在臺灣相對較沒落，顯見眷村文化在飲食領域有著相當旺盛的發展，成為中華文化在臺灣社會主導出來的飲食文化。

第六，我們來談音樂領域的眷村文化。相較於閩南族群有「臺語歌曲」（其實應該稱作「閩南語歌曲」，但這已經是習慣稱謂）；客家族群有「客家民歌」（過去則是「客家山歌」，但這些年來客家歌手已將其變成流行音樂）；原住民族群有「原住民歌曲」（本來是祖靈祭歌），最能體現外省族群的音樂就是「校園民歌」了，這是臺灣流行音樂的前身，主要在中華民國政府面臨國際關係漸漸處於不利的地位裡，來自大學校園中的知識青年開始覺醒，想唱出「我們自己的歌」，從此產生的校園民歌運動，最早在民國六十三年（1974），就讀台大海洋研究所的研究生楊弦在胡德夫的演唱會上，將余光中的〈鄉愁四韻〉譜曲來唱，接著李雙澤改寫陳秀喜詩作譜曲唱出〈美麗島〉，並改寫蔣勳詩作譜曲唱出〈少年中國〉，從而讓校園民歌的風格與型態就此定調。這些作詞、作曲與唱歌的人不見得只有外省人，但出身於外省族群者比例相當高，由於內容主要跟中華文化有關（不論具體內容是戀情、親情或思鄉），型態比軍歌要深刻而活潑，當年在眷村的聚落中無不人人口耳相傳的唱著這種歌曲，後來校園民歌逐漸沒落，在臺灣社會依然在參與相關紀念演唱會的聽眾主要還是外省族群同胞，因此這確屬音樂領域反映出來的眷村文化，並可讓我們看出眷村文化就是一種臺灣特有的在地文化。

其實，眷村文化還體現在電影、建築與軍事這些領域中（受限於本文篇幅暫時不再討論），共同開創出中華文化在臺灣社會的各種豐富現象，更是臺灣文化這一區域文化中極其壯麗且深刻的一道風景線，如果沒有眷村文化的事實存在，臺灣文化還會是今天的樣貌嗎？相信不會如此。但眷村文化的倡導者在人，如果沒有外省人的自我認同，如何還能繼續讓眷村文化獲得發展與茁壯呢？這就回到本人常說的「外省族群認同危機」了。當前臺灣社會面臨的認同危機，恰恰不是臺灣文化呈現其多元化特徵，反而是臺灣文化呈現其單一化特徵，意即各族群文化都正在大規模向閩南文化靠攏並產生認同，使得臺灣人認同閩南文化主導的「臺灣認同」，而不是認同整個中華文化主導的「臺灣認同」，這使得外省族群認同正在被擠壓而消失。

但，這並不是閩南文化的精緻化發展，反而是閩南文化的通俗化發展，其已因中華文化的大傳統不彰，使得本身正質變成流行的庶民文化，譬如當前臺灣的政府部門已經不再有其機構的莊嚴性，中央部會首長的表現常無異於從事表演工作的藝人，講話常很粗鄙野蠻，讓人有「國不成國」的感慨，這些首長面向大陸政府更有著某種政治格局的不對等性，這主要與明清時期來臺灣的閩南人主要係庶民，其族群文化本來就習而不察存在這類俚俗現象，現在更沒有太多學者在深化研究與闡發精緻的閩南文化，而政治人物多來自於草根環境，靠著操作民粹語言從事政治工作，故使得中華民國的中央部會呈現出如此通俗化的發展；再譬如前幾年藝人王彩樺女士翻唱並創作〈保庇〉這首流行歌曲，其表演使得宮廟文化中神明本有的莊嚴性不知不覺消失，這何嘗不是一種閩南文化永續發展過程中的危機信號？這些現象在任何具有嚴肅政治視野或宗教信仰的社會都很難發生，是否恰當更需要我們持續反思。只有外省族群認同獲得恢復，臺灣文化的多元族群樣貌纔能維繫與發展，因此，持續深耕眷村文化，這正是我們外省人面對臺灣社會應該肩負的責任與使命。

附註：本文屬於《喚醒臺灣外省人》這本書第八篇，不論你是否屬於臺灣外省人，或者你屬於臺灣其他四大族群，但對外省族群能深度的共情與同理，請你傳給自己認識的外省同胞，來幫忙臺灣共創族群和諧的社會。

我們如果要讓臺灣五大族群和解共生，基於讓五大族群都能獲得平等發展的目標，就不能只在中央設立「原住民族委員會」與「客家委員會」，而不設立「外省族群委員會」、「閩南族群委員會」與「新住民族群委員會」這三個部會級單位。

生活在當前臺灣社會，人民日常接觸到閩南族群文化可謂理所當然，常見者譬如各宮廟舉辦的神明祭典，尤其媽祖遶境巡禮，參與人數常動輒百萬計；原住民族群文化與客家族群文化則在部會級單位設立後獲得相當蓬勃的倡導與推廣，甚至新住民族群文化都因當前政府實施「南向政策」（或後來的新南向政策），基於籠絡島內新住民配偶並對東南亞各國表示善意，文化部設有「新住民專區」來推廣新住民各種節日慶典，但只有外省族群文化卻在中央部會呈現被冷落且無人聞問的不平等現象，實屬極不合理且亟需改善的族群問題，其原因頗值得反思。

我們觀察現行原住民族委員會與客家委員會這兩個中央部會設立的緣由，都會發現其過程極具有政治性。早在民國八十年（1991）六月六日，由臺灣原住民權益促進會主辦，聯合原住民學生團體，展開集會遊行，訴求成立中央級原住民專責委員會。但直至民國八十四年（1995），因立法院選舉國民黨、民進黨、新黨和無黨籍聯盟無一黨取得過半的席位，而在野各政黨和執政的國民黨全部席位只相差兩席內，由於當時的行政院長還需要獲得立法委員過半支持纔能就任，時任行政院長連戰召見國民黨籍的蔡中涵委員和瓦歷貝林委員，希望能獲得這兩位原住民立委支持，蔡中涵與瓦歷斯貝林則聯手拿同意閣揆同意案當作條件，順利爭取國民黨承諾成立部會級原住民委員會。這件事情反映出族群權益議題能獲得政黨重視與支持，其實常受到具體政治事件的影響。

接著，客家委員會成立於民國九十年（2001）6月，其目標是復興臺灣日漸流失的客家文化，延續客家傳統文化命脈，並打造臺灣成為尊重多元族群文化的社會。其背後的原因則與當時的陳水扁總統有關，早在其擔任立法委員時，就開始任用客家精英來做幕僚（譬如羅文嘉長期任助理），擔任臺北市長期間則積極經營客家選票，包括成立「財團法人臺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設置「臺北市客家文化會館」與「臺北市客家藝文活動中心」，再開闢「臺北電臺客家頻道」，每年定期舉辦「客家文化節」，讓本來對政治比較沒有熱情的客家鄉親，開始轉向支持其個人（而不見得是整個民進黨），因此，其雖然市長連任敗給馬英九，卻在民國八十九年（2000）當選中華民國總統後，隔年就成立客家委員會，這些過程幫其制訂政見白皮書的范光群就是客家人，後來並擔任首任客委會主委。

民主政治就是團體利益的較量與協商，不參與任何團體，則個人的權益就無法獲得保障。團體的性質有很多種，性別、宗教、階級與黨派都是團體，族群自然更是其中很重要的團體。外省族群有個重要特徵：由於該族群跟著中華民國政府來臺，並主要參與軍公教警消這些政府工作，使得外省人普遍有著「高度的服從性格」，不太願意對政府表達反對的聲音。如今時過境遷，政黨輪替早已變成新常態，外省人要意識到目前已經沒有任何政黨會直接關注我們的權益（包括但不只是軍公教警消這些領域的工作權益），甚至有很多權益根本未曾被我們自己仔細認識（譬如保護眷村文化的各種議題，不只包括眷村建築的毀壞，更涵蓋眷村語言的流失），我們只有讓自身的團體利益被社會正視，否則在這種激烈競爭的政治環境中，我們族群的團體利益會不知不覺被人漠視，甚至被「消音」。

臺灣外省人不應該再有這種幻想：面對當前的各種亂象，我們無能改變，就反過來期待大陸當局過來「收拾亂局」。外省族群就是讓中華民國落腳於臺灣社會的始作俑者，自己不認真經營中華民國，卻產生自我放棄的念頭或作法，如此不只會被臺灣其他四大族群輕視，更會被大陸當局輕視，我們的祖先本來自中國各省，現在卻被大陸當局視作「閩臺一家親」，只讓福建來跟臺灣對接，連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的員工都常主要挑選會講閩南語的人來從事對臺工作，偶而則會請客家人來擔任發言人，藉此表示對臺灣的熟悉感與親密感，那我們外省人在其心中究竟佔有什麼位置呢？這不能怪人家，而要怪我們自己。我們不在意自己的族群應該在臺灣社會經營與發聲，甚至有人都想要跳船放棄中華民國了，這種無止盡的流浪者心態最終只會落得「人見人嫌」，而不可能獲得任何尊重。

外省族群不該忘記自己是「承天命，續道統，傳斯文」的一群人。民國三十八年（1949），不只有無數的故宮國寶被輾轉搬運來臺灣，更有無數的一流學人被緊急搶救來臺灣，臺灣本不大，卻接納中華民國這個始終不只擁有政統更擁有道統的政權，這些無聲的國寶與有聲的學人散發著雄渾厚實的能量，讓中華文化在臺灣社會獲得繼往開來的發展，更不要說經由閩南人與客家人在臺灣數百年的經營，誠然使得臺灣社會「開萬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遺民世界」，這群華夏遺民聯合原住民族，共同開闢出如此美麗的寶島，外省人何忍撒手置身事外？解鈴還需繫鈴人，只有我們再度凝聚起來，聯合任何願意平等待我的族群共同奮鬥，大家攜手復興中華文化，讓臺灣社會的族群關係獲得良善發展，使得中華民國的運作機制恢復正常，這纔是外省人始終流淌在身的天命。

當我們有此自覺，則呼籲各政黨支持行政院設立「外省族群委員會」、「閩南族群委員會」與「新住民族群委員會」這三個部會級單位，跟既有的原住民族委員會與客家委員會共同成為中央部會，來推廣各自的族群文化，彰顯出臺灣社會整體的族群光譜，完成「中華文化與多元文化本不二」的政治理想，這誠然是族群共生且福國利民的壯舉！但，全部的圖像，其第一塊拼圖，首先得由凝聚外省族群意識來著手，只有外省人恢復其族群意識，願意再擔中華文化的大纛，謀畫族群的振興，纔有立場重新參與臺灣政治，只是其族群復振工作不是跟任何族群鬥爭，而是跟全體族群合作，畢竟設立「外省族群委員會」怎麼可能單憑外省族群的團結就能完成？讓我們把這件事情當作階段性的目標，視五大族群委員會的全部設立，來當作凝望臺灣社會族群和解的里程碑。

附註：本文屬於《喚醒臺灣外省人》這本書第七篇，不論你是否屬於臺灣外省人，或者你屬於臺灣其他四大族群，但對外省族群能深度的共情與同理，請你傳給自己認識的外省同胞，來幫忙臺灣共創族群和諧的社會。

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我個人對於認識二二八事件有相當強烈的疏離感，疏離感的原因有二：
其一，我的祖輩全都在民國三十八年（1949）由大陸來臺，我的家族並沒有任何人直接參與到此一事件中，這個事實對我們產生心理的距離；
其二，從李登輝擔任總統到賴清德擔任總統，總有人要將二二八事件導向「外省人原罪說」，意即這是來自「外省人迫害本省人造成的悲劇」。
這兩者相加到我們身上，對我個人而言，始終有著「莫名所以」的感受，這根本是我們家族從來沒有做過的事情，卻打從我一出生到現在，只因我是外省族群（其實對某些人而言，這就是指稱「我不是臺灣人」，該「臺灣人」的定義甚至直接等於閩南族群），就要背負著「犯罪的十字架」，在各種公共場合承受著莫名的指責，好像我們這群人生活在臺灣充滿著罪惡性，這種無端被人標籤化與妖魔化，甚至拒絕承認生活在臺灣合法性帶來的痛苦，現在陸配與其家人大概頗能感同身受，這卻是我青年時間相當沉重的負擔。

直到這兩年來，我開始注意到二二八受難者家屬，尤其是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廖繼斌前館長在民國一百一十年（2021）四月八日在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的追思座談中，慷慨激昂替尚未獲賠的外省籍受難者發聲，呼籲政府承認其適用國家賠償的法律地位，並「重新審閱遭駁回的五百一十二件賠償申請案」，尤其再經閱讀唐賢龍在《臺灣事變內幕記》中，記載一則警察單位公布的彙整統計，其中包含外省人死亡四百三十二人，失蹤八十五人，兩者合計五百一十七人，這不禁讓我大惑不解：根據吳乃德在〈書寫「民族」創傷：二二八事件的歷史記憶〉指出，二二八事件長期是政治禁忌，受難者家屬在恐懼中很難公開訴說其中內容，很多家庭記憶常使用「我們被外省人欺負」這種較口語且較安全的說法流傳，然而，如果這種說法屬實，意即如果二二八事件真是「外省人＝加害者，本省人＝受害者）這種二元對立的敘事理則，前面這群估計超過五百人的外省人到底是怎麼死亡（或失蹤）呢？

根據蔡正元所寫〈二二八事件死亡人數的科學討論〉一文指出，其把二二八事件描寫成「本省籍民眾暴動」與「外省籍軍隊鎮壓」的結構，然而，現在的討論常聚焦在後半段，卻對於前半段隻字不談，然而，正因二月二十八日到三月九日這十天內，有前面數字的外省人在社會動亂中面臨群眾暴動（包括毆打、羈押與凌虐）而死亡或失蹤，接著纔會有後面軍隊鎮壓情事的發生。蔡正元指出，這些人涵蓋軍公教人員，甚至有無關於任何機關的一般外省人。外省族群死亡與失蹤合計五百一十七人，這種數字比較像是警察系統將蒐集到的資訊快速彙整後對外公佈的統計，其具體名單尚需要再經比對，避免同一人被重複計算（例如不同單位都回報同一案件），然而，這個數字的存在本身依然具有史料意義，其表示在當時人眼中，外省人的受害現象已經嚴重到需要被警察單位統計與公布，意即外省人面臨死亡威脅並不是後來被人硬加進二二八事件敘事裡，這件事情在當時就已經被視作重大社會問題。

如果我們僅因「數字可能不精準」否認其所指向的「外省族群受害規模」，這就會把「方法的謹慎」轉化成「敘事的排除」，進而使得外省人受難的歷史事實無法被公共化。更重要的是，外省人在這段期間的遇害並不需要完全依賴前面這一組彙整數字纔能成立。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早在民國八十一年（1992）公布其所做《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裡面就直接記載民國三十六年（1947）二月二十八日下午，臺北多處出現民眾遷怒外省人「濫施報復」，導致外省人被「不分青紅皂白地屈辱毆打」的現象，這導致無辜的公務員與其眷屬，甚至來臺短期旅行或經商的外省人都變成「替罪羔羊」，其根據當時任職於聯合國救濟總署的汪彝定先生對此事的回憶，當天「外省人被打死者至少有十五人」，該報告提供的內容來自私人的回憶，其數字未經核實（或許有被低估的可能性），但能讓我們獲得無法被否認的結論：二月二十八日當天，臺北的確發生外省族群被嚴重迫害致死的現象。

這種嚴重傷害外省人的現象，從二月二十八日當天爆發後，隔天（三月一日）就開始在全島蔓延開來。譬如張炎憲、胡慧玲與高淑媛採訪記錄的《悲情車站二二八》，就有當時在八堵車站擔任調車員的謝國全親身見證說法，他表示「旅客看到阿兵哥是外省人就打」，並說「阿兵哥被打得躺在月台上翻滾呻吟」，這就出現張若彤在《如是二二八：張七郎之死與臺灣戰後反共體制的建構》這本書中提到其發現隱藏在人跡罕至古道中的〈汪同志烏家殉難紀念碑〉，並表示該紀念碑「恐怕才是真正的全國第一座二二八事件紀念碑」，該紀念碑的出現，來自三月一日基隆要塞直屬臺士兵汪烏家在八堵車站被民眾群毆致死（同時還有七名士兵受到傷害），槍枝甚至被奪，這些軍人有帶槍，卻沒有開槍，基隆要塞司令部發文要求八堵車站提供毆打軍人的名單未獲處理，根據《基隆區署二二八事變經過報告書》在當年四月的記載，甚至有流氓數十人持著木棍與短槍直接衝入基隆區署毆打外省籍職員，搶劫其宿舍，奪取派出所的槍枝與彈藥，因此情況惡化到三月九日臺北與基隆宣佈戒嚴。

二二八事件中，三月九日是個關鍵時間點，這一時間點前，就是外省人大規模受到無辜傷害的時間段落，這一時間點後則是國家機制主導的鎮壓。根據張若彤在《如是二二八：張七郎之死與臺灣戰後反共體制的建構》這本書中的研究（2025），臺灣省專賣局台中分局科員劉青山就是其中被暴民群毆死亡甚慘的例證。劉青山年僅二十八歲，在三月二日被暴民猛擊昏厥送到醫院，隔天（三月三日）晚上，再有流氓十餘人，衝到醫院中割除正在病床上的劉青山耳朵與鼻子，挖其雙眼，再加猛擊令其斃命。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在民國一一０年（2021）五月一日發布的《二二八事件真相與轉型正義研究報告》，該報告刊登蘇瑤崇的文章〈試論二二八事件中外省人傷亡〉，其未經仔細調查就直接表示根據〈臺中市二二八事變傷亡調查表〉中「劉青山」的傷亡原因寫「打撲外傷腦出血」，備考欄位則寫「三月七日下午四點四十五分死」，判斷該報告「詳盡較為可信」，蜀蓉居士寫的〈臺中歷險記〉紀錄劉青山還被暴民在醫院殘殺的細節則「顯然是刻意抹黑之說」。

蜀蓉居士所寫〈臺中歷險記〉收錄在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出版的《臺灣二二八事件親歷記》這本書中，該書的出版來自警備總部柯遠芬參謀長擔任社長主持的正義出版社，只要對當年政府不具信任感的人，大可藉由「作者匿名」來質疑其說法的可信度。然而，有關劉青山死因，張若彤指出：蘇瑤崇所稱劉青山死於「打撲外傷腦出血」，其紀錄來自於「三二報告」（該報告由國防部保密局臺中組通訊員江海濤整理），就算蘇瑤崇不願意信任警備總部的說法，寧可相信保密局的紀錄（不知兩者的有效性高低從何而來），然而劉青山在醫院被殘殺的事情，〈臺中歷險記〉並不是唯一的資料，民國三十六年四月其工作的專賣局同事在二二八事件後出版《專賣局業務特刊（二二八事件特刊）》，就已經指出劉青山「後送醫院治療，復被暴徒前往剜割耳鼻，致於死地，遺妻乙人」，張若彤質疑拿政府預算來運作的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為什麼有「雙重標準」，對來自安徽的劉青山死因如此錙銖必較，卻對於本省籍民眾的死亡，即使不知其姓名，卻表示「姓名不詳但確有死人」呢？

因此，值得反思的現象是：我們當真想要釐清二二八事件的真相嗎？王曉波教授曾在《二二八真相》二００二年版的序言中沉痛指出：「二十年前，推動解決『二二八』的歷史問題，是為了從本質上去消弭『省籍衝突』的表相。現在『二二八』平反了，但不意『省籍衝突』益烈，甚至於『二二八』變成了新『省籍衝突』的幫兇。是耶？非耶？」這就是為何廖繼斌館長會在《如是二二八：張七郎之死與臺灣戰後反共體制的建構》這本書的序中接著指出：「經過了二十三年頭，二二八事件被渲染成『中國人有計畫地屠殺臺灣人』圖像，除了省籍衝突的暗流外，二二八事件還深深堆疊出了海峽兩岸人民的敵意螺旋。」廖繼斌與張若彤並在合著的《我聞二二八：廖進平之死與臺灣歷年平反運動之得失》中的研究指出（2026），隨著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補償業務在民國九十三年（2014）末逐漸接近尾聲，體制內的二二八事件平反運動開始出現明顯的性質轉變，其開始往支持民進黨的政黨競選活動靠攏，而與本來「體制內平反二二八」的界線呈現高度模糊的狀態。

這就能解釋我作為歷史學者，縱然從研究方法而言，很容易就能檢視任何人的研究是否符合嚴謹的查證程序，但個人卻始終不想觸碰二二八事件的議題，因為這個議題已經被單一政黨壟斷敘事正義，變成高度政治化的議題，稍微有不同角度來探討就會被人惡鬥，而無法就事論事的釐清真相。然而，當我在今年（2026）二月八日參加奉元書院潘朝陽院長與統一聯盟王永主席聯合舉辦「二二八事件學術研討會」，並受邀擔任武之璋主席、廖繼斌館長與張若彤先生演講塲次的主持人，聆聽三位專家的高見，對此深獲精神的療癒與撫慰。武之璋主席指出：當年二月二十八日到三月九日前，其實是外省族群被大規模傷害甚至殺害的一段日子，這個問題長年不被政府重視，釐清其具體的人數與名單，反而持續掩蓋真相的揭露來展開政治操作，他對此深感不能苟同，大家亟需正視這個問題。廖繼斌館長則指出：外省族群被嚴重迫害的事實不能獲得補償，更不能被社會大眾看見，讓他這位真正屬於閩南族群的二二八受難家屬同樣蒙受巨大的痛苦，畢竟族群和解需要來自對真相的還原。

尤其是當我看見張若彤先生持續站在中華民國史觀的中道角度，不偏於左右，不偏向於中共與台獨這兩端，撰寫多本二二八相關著作，持平還原那段複雜的歷史，不希望那一輩的軍公教人員蒙受不白奇冤，這讓我對這一議題的澄清，終於點燃起希望的火焰。這讓我不禁回想一段塵封太久的往事：在我童年時期，常見乾爺爺王壽椿先生來家中作客，當二二八事件開始見諸報端，在輿論中發酵與討論，祖籍浙江省溫州市的王爺爺曾經跟我說，民國三十六年期間，他正受電信局的委派，在全臺督導架設電線與電竿，二月二十八日當天臺北爆發動亂，閩南人只要看見不會說閩南語的外省人就會狂打與殺害，有位本省籍的醫師收留他在家中躲藏十天，期間還要承受高壓面對暴民的敲門盤問，直到整編第二十一師從上海開拔到基隆，臺北重新恢復秩序，他纔能繼續出門工作，他心中很感念這位充滿正義感的本省籍醫師。王爺爺的這段回憶，在我童年時期閱聽到的輿論經驗中充滿著「政治不正確」，我始終只能放在心上，直到若彤的大作問世，我纔終於能把這段往事公諸於世。

單就二月二十八日當天來說，其實是「外省族群受難日」，大量生活在臺灣的外省人在十天內無辜遭到傷害甚至殺害，這件事情豈能說跟我們無關？如果我們保持冷漠，正就是在給有心人顛倒敘事的機會。如果探討二二八事件常要拿現在的人權標準來論斷當年的社會現象，我反覆縈繞心中徘徊不去兩個問題：
其一，面對嚴重剝奪被害者人權的現象，當年的政府除宣佈戒嚴與軍事鎮壓外，還有沒有更恰當的辦法來依法制止暴亂？
其二，現在的我們是否能接受同屬中華民國的同胞被無差別攻擊而覺得無關痛癢？
外省族群對臺灣社會的付出至深且鉅，卻始終被污名化對待，甚至子孫常害怕承認自己的祖先來自大陸，使得有相當大量的年輕人已逐漸淡忘自己祖先艱辛渡臺的犧牲與奉獻，這何嘗不來自於對二二八事件平反運動過程中引發的恐懼心理？當時我在研討會中呼籲廖繼斌館長與武之璋主席兩位前輩攜手合作，有朝一日各自代表自己的族群，共同設立「二二八事件外省族群受難紀念碑」，讓臺灣族群和解跨出重要的里程碑。畢竟沒有真相，就沒有真正的二二八和平紀念日。

烏克蘭與俄羅斯都屬於斯拉夫民族，這兩個國家曾經共同隸屬於位於基輔的羅斯大公國，在蘇聯時期兩國都是蘇聯的加盟共和國，蘇聯崩解後，烏克蘭的東部和南部始終居住著大量的俄裔烏克蘭人，其中在烏克蘭東部的頓涅茨克和盧幹斯克兩州俄語人口佔絕大多數。西元二０一四年烏克蘭親俄派總統亞努科維奇因廣場革命流亡到俄羅斯，同一時間，除俄羅斯併吞烏克蘭境內其聲稱本屬於自己的克里米亞半島外，新成立的烏克蘭親歐派政府開始使用烏克蘭語來替換俄羅斯語在烏克蘭的優勢地位，烏克蘭軍隊並對烏東地區的俄裔烏克蘭人發動長達八年的攻擊，而後這兩州自行宣佈獨立，從而引發頓巴斯戰爭。

從西元二０一七年開始，三十三名烏克蘭議員向烏克蘭國會提出一份新的國家語言法案，計畫將烏克蘭語提升成生活和工作中唯一使用的語言，如果違法使用俄羅斯語將被罰款，多名俄裔烏克蘭議員強烈批評該法案其實是「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對俄語的大屠殺」，其用意是在消滅俄語，實施「語言上的種族滅絕」，該法案於兩年後公佈並實施。

西元二０二一年烏克蘭國會更通過《烏克蘭原住民權利法》，將俄裔烏克蘭人排除在原住民外，無權獲得各種有關文化、經濟、教育和語言的權利，他們不能創辦使用自己語言的大眾媒體，不能建立自己的學校，更不能從國家財政預算中獲得補貼，來資助有關其族裔的社會、文化或機構。這意謂著全烏克蘭境內佔該國人口比例百分之十八的俄裔烏克蘭人不只不具有與烏克蘭族同等的權利，更不具有少數民族的資格，該法案被視作原住民須「在烏克蘭以外沒有形成本民族的國家形態」。然而，被該法案視作原住民的克里米亞人、克里姆恰克人和卡拉伊姆人，除克里米亞人（其實是韃靼人）已經被俄羅斯佔領外，克里姆恰克人和卡拉伊姆人都是某種猶太人。這種偏袒猶太人的措施讓烏克蘭人的國族認同變得四分五裂。

俄羅斯政府數度指控烏克蘭在其控制的西頓涅茨克和北盧甘斯克對俄裔烏克蘭人展開種族滅絕，企圖斬斷其族裔認同，然而，不論其如何強烈譴責，都沒有改變俄裔烏克蘭人的悲慘處境。因此，從西元二０二二年二月爆發的俄烏戰爭，對俄羅斯而言，其源頭是烏克蘭人對境內俄裔烏克蘭人的迫害甚至屠殺。美國川普總統從就任開始，就數度批評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聲稱是烏克蘭「開始這場戰爭」。不論我們是否同意川普的說法，其背景原因就在此。臺灣社會各大媒體幾乎對這種現象幾乎不做任何報導，全面倒向英美媒體的說法，藉此表達自己站在「民主陣營」來對抗「極權陣營」的強烈鬥志，如此不只無法釐清問題的複雜性，更使得自己因留戀於該說法，不知不覺正在邁往烏克蘭的後塵。如果烏克蘭真是個尊重民意的民主國家，佔比百分之十八的俄裔烏克蘭人何至於會被迫害到面臨種族滅絕的處境？

佔有臺灣社會總人數超過百分之十二的外省族群，不只包括當年跟著中華民國政府來臺的族群（這些人可稱作「典型外省人」），還有長期由金門與馬祖來臺生活的「離島外省人」，更有大陸與港澳來臺生活「新興外省人」，不論是「典型外省人」、「離島外省人」或「新興外省人」，從解嚴到現在，面對人口佔百分之七十五的臺灣閩南人，臺灣外省人常在彼此交融的生活中，同時面臨各種被排擠的處境，尤其當兩岸關係逐漸惡化，外省族群動輒成為被霸凌的對象，這就能解釋在賴清德總統公布十七條策略，將對岸視作「境外敵對勢力」後，外省族群從三名陸配被驅逐出境開始，就持續因各種緊縮措施，面臨著「身分降級事件」。

臺灣社會並沒有族群撕裂的本錢。從正面的角度來觀察：閩南族群並未全部被「大閩南主義者」把持政權的民進黨給徹底收編，甚至民進黨內的有識者都不見得認同撕裂族群的作法，因此，提倡立基於中華文化本色的「古典閩南文化」，來抵抗當前甘於自我殖民的「戀殖閩南文化」，其實是喚醒閩南族群深層覺醒攜手拯救臺灣社會的絕佳辦法。但，從負面的角度來觀察：如果古典閩南文化在臺灣徹底消失，臺灣閩南人與臺灣外省人失去心靈交織相依的文化臍帶，使得外省族群被霸凌的現象加劇，最終如果導致外省族群無法在臺灣安身立命，轉而效法俄裔烏克蘭人向俄羅斯求救的往事，這會帶給臺灣社會極大的災難性後果。

殷鑑不遠。不論我們樂見與否，這半年來內政部、陸委會與教育部各項收縮性措施中，讓我們看出「臺灣外省人的禍福」，意即這一族群能否獲得平安且尊嚴的生活，已經浮上檯面，變成最鮮明的兩岸和平指標。比較可悲的現象：臺灣還有相當比例的輿論聲音，根本不承認臺灣社會有外省族群的存在。現在「新興外省人」首當其衝，陸配本人被強制要求取得在大陸除籍證明文件，港澳人士申請定居並換取身分證的期限已從一年延長到四年，甚至有臺商的孩子在南京出生後兩歲被抱回臺灣，只因「未入本國籍滿二十年」，已年滿十八歲卻不能報考國防醫學院，這都是當前政府對待具有「中國背景者」刻意採取的行政防範措施。

當我們覺得這些事情「與己無關」，只要我不是來自大陸或港澳的同胞，或者我沒有出生在大陸，就不需要憂慮或掛懷這些事情，其實更要注意：當這些措施不斷擴張解釋下去，只要跟大陸有任何來往，都將無法掙脫「中共同路人」的罵名與制裁，這不只包括臺商、臺生或臺師會深受其害，未來只要從事各種學術交流或文化交流，都將置身在深層恐懼中。當閩南語已經被當前政府公布成「臺語」，並常被拿來檢視是否屬於「臺灣人」的依據，這意謂著外省族群已面臨被邊緣化的處境。不要忘記德國基督宗教信義宗牧師馬丁尼莫拉（Martin Niemöller）所寫並被刻在石碑上的〈懺悔詩〉，族群的和解共生始終是臺灣社會長治久安的基石。

附註（一）：本文屬於《喚醒臺灣外省人》這本書第三十篇，不論你是否屬於臺灣外省人，或者你屬於臺灣其他四大族群，但對外省族群能深度的共情與同理，請你傳給自己認識的外省同胞，來幫忙臺灣共創族群和諧的社會。

附註（二）：我們設立「眷村懷舊情：前瞻外省族群的未來」的臉書社團來凝聚同胞，共謀族群的和解共生，歡迎支持中華民國者攜手共襄盛舉。
社團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582925069186348

臺灣社會目前有五大族群，除閩南人、客家人、原住民與新住民外，還有個人數佔臺灣社會人口一成左右，平日卻不容易聽見其聲音的族群，這就是外省人。

外省人是指因中華民國政府統治臺灣的關係，而由大陸各省移居來臺的人民與其後裔子孫，其中最大宗的移居現象就是民國三十八年前後，因國共內戰失利，中華民國政府播遷到台北，大批大陸各省軍民早先或跟隨流亡來臺，這群人相較於其他四大族群，有著共同的生命經驗，不只有大陸原鄉的記憶（不論是個人親身的記憶，或經由家人轉知與流傳的記憶），更有著臺灣眷村的記憶（眷村取其廣義，包括政府機關與民間組織替「軍、公、教、警、消」的人員與眷屬興建或配置宿舍組成的村落），形成我們特有的「雙鄉經驗」，儘管這個雙鄉經驗發展到今天，相當多數人已經變成「雙重失落」的記憶，但，這正就是我們要重新呼籲外省人自我覺醒的背景原因。

現在，我們最常聽見當有人問某個青年係出身於什麼族群，本屬於外省人的青年，總會跟人說：「我爺爺（或我爸爸）是外省人，但我是臺灣人。」這種說法聽來很有語病。如果臺灣人意指「出生在臺灣的人」或「生活在臺灣的人」，那只要這些人拿到中華民國身分證，他當然可自稱是臺灣人。但，如果閩南族群的青年會說自己是閩南人；客家族群的青年會說自己是客家人；原住民族群的青年會說自己的部落屬於哪一族；新住民族群的青年會說自己的家人來自哪一國，大家全都是臺灣人，難道只有外省族群的青年屬於「族群不明者」？從這個現象可知，外省族群正面臨被污名化的處境，使得外省族群的青年估計本屬於外省族群的第三代或第四代後裔，卻不願意自稱是「外省人」，因為這些青年很怕自己被刻板印象給標籤化，讓自己置身在臺灣社會邊緣化的位置，面臨被其他人排擠或霸凌的處境，寧可隨大流，只想簡單從眾就說自己是臺灣人。

但，我要請這些臺灣外省族群的青年做個反思：泯滅與漠視自己的族群文化，成為社會中的族群不明者，難道就能獲得「成為臺灣人的榮耀」？臺灣社會如果是個值得我們榮耀的社會，絕對不是靠著排擠或霸凌任何一個族群來獲得此榮耀，而是每個族群裡的人都能平等生活在臺灣社會，跟人自在承認或愉快介紹自己屬於什麼族群，有著如何的族群文化，卻不會面臨被歧視或被消費的眼光。因此，淡化自己身上有著外省族群的色調，遺忘自己的族群記憶，來藉此覺得從此可融入臺灣社會中，這絕對不是合適的作法。臺灣社會基於長期的移民歷史經驗，只有成為族群包容的社會，纔能繼續壯大臺灣社會的質量，任何人都不可能因其他人的「族群滅絕」而讓整個臺灣社會得利，更不要說，作為外省族群的青年，不可能因隱藏自己的族群背景，而能坦然自若跟人介紹臺灣社會豐富的文化現象，難道這些文化現象中，只有四大族群，卻不包括你的族群文化嗎？

我更想跟外省族群的父母或祖父母說：由於臺灣社會面臨劇烈的政經變化，你們面對自己的孩子，大多數人選擇沉默。你們自覺已經無法挽狂瀾於既倒，兒孫自有兒孫福，面對親子關係或祖孫關係，不論是家族記憶、生活型態或甚至國家認同，都面臨著嚴重無法溝通的現實處境，因此，你們索性放棄無效的對話，想說只要自己能頤養天年即可。但我想跟各位長輩說：不要等到我們族群都完全滅絕殆盡了，纔會有人猛然驚醒：「我發現自己原來是臺灣外省人！」這時候想要保存或發揚自己的族群文化，都處於記憶模糊或記憶空白的狀態。族群文化記憶的消失，對你而言，最具體的影響就是不再有家鄉菜餚，不再有家族聚會，甚至不再有祖先祭祀，因為不再有任何凝聚，每個外省人都是孤伶伶的一個人，每個人的喜怒哀樂與悲歡離合，都與他人無關，這種孤島效應，絕對不利於我們的心理健康，但此刻隨著長輩逐漸凋零，正在劇烈影響著外省族群的每一個人。

不論是年輕人、中年人甚至老年人，只要你屬於外省族群，就應該意識到我們的族群正面臨著生死存亡危機，誰都不能再繼續坐視不理，畢竟已沒有任何政黨願意深度關注我們的族群權益，提出相應的族群政策，除非我們自己願意覺醒。族群和諧有賴於族群認同，當有人不認同自己的族群，其族群關係就會呈現緊張狀態，獲得尊重是每個人生命的基本需求，不可能有人能靠著不認同自己族群，甚至反過來棲身於其他族群來換回認同感，這本身就是「異化的認同」，其始終會被其他族群嚴重輕視。因此，我們需要開始重塑「外省族群認同」，凝聚臺灣外省人意識，來復振外省族群文化，請不要再自我質疑生活於臺灣社會的正當性，只要我們是個人，就有基本人權，但當我們的基本人權因族群背景而被犧牲，我們不能總是自認倒楣或自我矮化，覺得本該如此承受，當你希望自己與子孫都能永續生活在臺灣，請先大膽承認自己就是不折不扣的「臺灣外省人」。

附註：本文屬於《喚醒臺灣外省人》這本書第一篇，不論你是否屬於臺灣外省人，或者你屬於臺灣其他四大族群，但對外省族群能深度的共情與同理，請你傳給自己認識的外省同胞，來幫忙臺灣共創族群和諧的社會。

我曾經表示：漢人不是種族，「種族」是血緣構築的認同，漢人的血緣來源極其複雜，涵蓋各種族；但漢人是族群，「族群」是文化構築的認同，族群的血緣不見得相同，但因文化而共同凝聚成一群人。

漢人與華人有什麼差異呢？從「中華現象論」的角度來看，漢人具有「四大特徵」：在語言層面，願意使用中文閱讀與思考；在信仰層面，願意崇敬聖神與祭祀祖先；在教育層面，願意按照儒家倫理來實踐；在民俗層面，願意依循傳統時令來過節。只要具備這四大特徵，將其融合到漢人的日常生活中，就會被視作漢人。

華人則是從「中華本質論」的角度來看，只要認同「中華民族」有關「內聖」（內在覺醒，其旨在修心養性）與「外王」（外在實踐，其旨在濟弱扶傾）的兩大特徵，彼此願意凝聚成民族共同體，不論人屬於哪一個種族，都會被平等相待視作華人。因此，在中華民國治權範圍內，我們不只有具備中華現象四大特徵的漢人，還有不盡然完全符合該四大特徵的原住民族，共同因認同中華本質兩大特徵，聯手組成在臺灣的中華民族。這種對何謂「華人」（認同中華民族的人）的認知與定義，同樣適用於從外國歸化成中華民國籍的新住民。

漢人本身是個主幹族群，但裡面會有各種不同的枝幹族群。這是因漢人各自在不同的地域生活，而產生各種不同的地域文化認同，諸如山東漢人與廣東漢人就有著截然不同的地域文化認同，譬如在語言層面，山東漢人講官話，廣東漢人講粵語；在信仰層面，山東漢人信仰泰山娘娘，廣東漢人信仰媽祖娘娘；在教育層面，山東漢人重視魯學傳統的繼承，廣東漢人重視國際學術的交流；在民俗層面，山東漢人在東嶽廟會前喜歡舞龍，廣東漢人在佛山祖廟前喜歡舞獅。這並不是種非此即比的對立特徵，而只是在指出不同地域自然會有地域文化的差異。

或者，即使在相同地域生活，因來到該地域前已帶來不同的地域文化認同，或者來到該地域後，因生活型態差異而產生不同的地域文化認同，使得同一地域內生活，卻同樣會有著不同的族群認同。這就是臺灣境內為何漢人會有閩南人、客家人與外省人的原因。其實，枝幹族群纔會是我們在臺灣討論族群的主要概念。然而，現在有個怪現象：在臺灣，大家既不肯說自己是中國人，漢人更不會說自己是漢人，如果有人強調自己是閩南人、客家人或外省人，還會被指責在「撕裂族群」，最終只准說「我們都是臺灣人」，這是什麼心理狀態呢？

這就是「文化臺獨思潮」正在臺灣社會傳播產生的結果，使得我們被強制需要「團結對外」，不再需要認識自己的祖先是誰，自然更不會意識到自己的族群（不論是主幹族群或枝幹族群）。但，我們被強制不得不團結對抗的「外」這一對象是誰呢？就是「中國」。這是受到「臺灣」與「中國」這種二元對立思維的影響所致。甚至，由於中華文化正在臺灣社會面臨各種打壓，使得閩南文化、客家文化與外省文化都呈現蕭條無人聞問的景象，縱然各縣市政府常會舉辦各族群的民俗慶典，然而這些文化風景並不等於族群意識有受到鼓勵與深化。

相反於此的現象，則是當前政府正在藉由課綱影響各級學校的歷史教育，擴大對青年學子宣傳「我們是南島語族」的虛假知識，並支持本來已經快要消失的平埔族群來恢復其族群，最直接的舉措就是行政院已經通過《平埔原住民族群身分法》的草案，將其自閩南族群中裂解出來，再立專法來保障其權益。本來臺灣漢人中的閩南族群作為臺灣人口中最多數的一群人，其長期在吸納不同血緣的其他種族或族群進來自己族群內，諸如客家人閩南化就變成「福佬客」，雖然原住民閩南化沒有被稱作「福佬原」，但長期實際存在這種現象。

現在則反向操作，因古典閩南文化的日漸式微，當前政府從本來已經閩南化的平埔族中，再裂解出「平埔原住民族群」，這一怪異的稱謂。首先，「平埔」一詞最早出現在黃叔璥所寫的《臺海使槎錄》，該書使用「平埔諸社」一詞，「平埔」兩字只是指平坦的地面，「平埔諸社」是說平原上的社，臺灣原住民只有「社」而沒有「族」的概念，社與社彼此並沒有認同，「平埔原住民族群」是被後設創造出來的族群，但，將其稱作「族群」總比純粹稱其「種族」來得恰當些，因「族群」可型塑其文化認同，血緣不見得相同，種族則是血緣認同。

由於這一「新族群」尚未確立其最終名稱，我們目前就暫稱其平埔族群。既然平埔族群都能被重構出來，外省族群怎麼卻自甘墮落，既不敢自稱外省人，更不會說自己是漢人，最後連承認自己是個中國人都常在「猶抱琵琶半遮面」呢？請認清現實：臺灣政治從來就是族群政治，解嚴後快四十年來，政客都在藉由號召族群動員來維護自身的利益，如果在中華民國治權範圍內，有人不肯精確指稱自己所屬的族群，其結果就是自己在意的文化將逐漸消失在主流環境中，這個問題不只存在於閩南族群與客家族群的身上，外省族群尤其如此。

閩南族群是臺灣社會最大的人口族群，只有異化的危機，但沒有消失的危機；客家族群則已經在中央成立客家委員會，當前政府每年有撥出相當預算在維護客家文化。對此我們暫且不細論。但，外省族群如果再不意識到自己在意的文化正在日漸邊緣化，則最終消失的就是自己父祖輩的生命記憶。外省文化的實際內容到底是什麼呢？我們如果說「外省文化就是中華文化在各省呈現的地域文化」，這點固然不錯，但更細緻來說，還可指出外省文化最精緻的體現就是眷村文化，這是中華文化具體而微的反映。

在臺灣島內，能將中國各省文化的精華呈現在村落生活中，這種眷村特色實可向聯合國申報世界文化遺產而無愧，然而，外省族群卻任憑這些來自祖先的文化日漸消失在臺灣社會的地平線上，卻不亟思挽救，對此寧無愧乎？如果我們還想要撥亂反正，則從文化的角度，效法平埔族群的案例來重構外省族群，實屬刻不容緩的大計。針對究竟「何謂外省人」，敝人覺得，不論本人或其父母任一人，只要符合下面五種條件中任一定義者，本人或其子孫即符合外省族群的定義：

（一）古典外省人：因中華民國政府播遷來臺，從民國三十四年（1945）臺灣光復開始來臺（尤其在民國三十八年（1949）前後來臺）的外省人。

（二）眷村外省人：不論祖籍本來是否屬於外省，因曾參與國軍而被中華民國政府安置在眷村生活，從而擁有眷村經驗或認同眷村文化的外省人。

（三）離島外省人：因中華民國政府播遷來臺形成海峽兩岸治權互不隸屬後，出生於福建省離島（包括金門與馬祖在內），其後來臺生活的外省人。

（四）華裔外省人：祖先具有大陸籍，本人在國外出生與成長，會說國語，因留學或就業來臺生活，後取得中華民國身分證的外省人。

（五）新興外省人：來自目前不屬於中華民國治權的大陸、香港或澳門，因通婚或通商而來臺生活，後取得中華民國身分證的外省人。

我們會將這群人稱作「外省人」而不只稱作「眷村人」，主因在於並不是全部人都有眷村經驗，由於真實在生活中的眷村已經消失殆盡，保留與光大還存在的眷村，將其變成外省族群共同的心靈家園，甚至申報成世界文化遺產，這是極其具有深意的事情。然而，前面所說的五種外省人，其真正的交集就是「認同中華民國」，如果本人沒有這一層精神認同，就不會想要篳路藍縷或攜家帶眷來到臺灣生活，不論積極或消極，本來在原鄉就是中國人（或漢人），卻因「想生活在中華民國而來到臺灣」，就會是被視作外省人的重要認同指標。

如果沒有這一層精神認同，其子孫同樣就不會想要承認自己是「外省人」，而只會說自己是「臺灣人」，藉此隱含著「支持臺灣獨立」的思維。就當前時空背景而言，中華民國的有無，就是外省族群的有無。外省族群率先把中華民國帶來臺灣，中華民國衰落至此，外省族群難辭其咎。當外省族群都不肯發願振興主權涵蓋全中國的中華民國，使得中華民國重新成為光照全體華人的精神燈塔，光只是絕對多數的原住民族與客家族群，還有某些依然信仰古典閩南文化的閩南族群願意支持中華民國，就能撐住中華民國的大局嗎？觀看當前事實發展，我們已經看見結果。因此，我會問：誰是外省人？這是攸關族群認同的靈魂拷問，更是直指中華民國興衰的靈魂拷問。

附註（一）：本文屬於《喚醒臺灣外省人》這本書第三十六篇，不論你是否屬於臺灣外省人，或者你屬於臺灣其他四大族群，但對外省族群能深度的共情與同理，請你傳給自己認識的外省同胞，來幫忙臺灣共創族群和諧的社會。

附註（二）：我們設立「眷村懷舊情：前瞻外省族群的未來」的臉書社團來凝聚同胞，共謀族群的和解共生，歡迎支持中華民國者攜手共襄盛舉。
社團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582925069186348

台灣光復後到民國38年間，大陸人士陸續來台，其中有跟政府轉進/撤退來台的，以軍方為主的黨政軍人士，有逃難來台的「散戶」。所謂散戶也有差別，如上海的遠東徐家，江蘇的華新麗華焦家，跟孫運璿山東同縣的陶子厚(陶傳正尊翁)，甚至18歲來自上海，在台灣將傳統營造業單幹戶，整合成建設公司的華美建設董事長張克東等等。

家父26歲由青島隨公司來台，當時全台，北有大同，南有唐榮，台中有那家不記得了，三足鼎立。家父所屬的公司不久因匪諜案解散，家父失業，常在外閒逛，外型打扮不似當地人和軍方人士，被誤為逃兵帶到派出所，巧遇曾在山東老家當過張家長工的所長，放了一馬。

母親曾在哈爾濱小學教過書，由天津大沽口攜不滿三歲的姊姊來台與父親相會，當時不但不敢帶證件，連像樣的照片都不敢帶。淪陷區難民赴台要找夠力的保人，但是夠力的一般又不敢保。

民國37年春，哈爾濱到山海關，一長段陸路，各種遭遇都要自己面對處理，比方，家父穿破了三雙以金子換來的日本皇軍皮靴，母親以金戒子跟鄉下人換雞蛋補充營養。他們的「逃難」比起軍隊和機關的集體轉進/撤退，和現今烏克蘭由各方照顧關懷的難民，是真的自生自滅的逃難。

在台中父親失業時，母親已覓得教職，那是走投無路時，看報得知，當年哈爾濱院轄市教育局的韓局長在台中中興大學(當時是農學院)任教，馬上找韓教授開了證明，到市府教育局報到分發職務，還配得跟另位女老師合住一間校內日式宿舍。黨政軍來台，除軍方官兵分配了大量眷舍外，政黨機關的中/高階官員，也都配有宿舍，其中不乏接收的氣派的日式官舍。

有些隨軍來台卻不告而別，進入社會的，在異鄉人生地不熟，能生存、發展的，除了本身的生命韌力外，娶了本省太太也有相當助力。當年台中火車站前綠川邊賣蒸餃的老秦，就是個成功的例子。他本來在綠川溝邊的違章建築開蒸餃館，不數年，可以買下對街的三層獨棟水泥樓房。夏威夷新開闢的商圈招商，他去了，從此平步青雲，好幾次在國慶歸國僑團中看到他的身影。

我父親在本省人社會中打滾，也有他的優勢，因為

1. 老家就是在哈爾濱市區做生意的，開百貨洋行的。
2. 十歲起上日本學校讀日本書。當時台灣人受過小學教育，能以日語溝通的很普遍。
3. 有我母親任教職、有宿舍，無後顧之憂。

我十五歲時，會自己到皮鞋店訂做短筒小牛皮馬靴；考上大學時會到台北火車站前的體育用品社訂做冰刀鞋；大學時以義大利原裝偉士牌150cc代步。當年來台，可說是一窮二白的父母 (父母皆曾擺過地攤，住過小土地公廟)，造就了我們家姊弟三人全都留美，至今姊弟都在美國住了四五十年以上。

當然「散戶」中有成就的名人不在少數，尤其是隻身在台灣社會中打拼，而沒有黨政軍關係/背景的庶民們。

老張家的窗外

我認識幾個在台灣的外省朋友幾乎活不下去。

他們是藍營的，擁護中華民國。
他們擁護中華民國，討厭民進黨，討厭日本人。
他們不喜歡韓國人、菲律賓人、越南人。
他們不喜歡中國國民黨，軟趴趴沒有戰力。
他們不喜歡中國國民黨要改名台灣國民黨，切掉了中國。
他們不喜歡馬英九，巴結民進黨、討好習近平的娘娘腔軟骨動物。
他們不喜歡韓國瑜，沒有留學美國的盎薩風度。
他們不喜歡宋楚瑜，曾經和李登輝情同父子。
他們忘不了反共抗俄，反對共產黨，討厭俄羅斯。
因為討厭俄羅斯，這次俄烏戰爭，無論普京多麼師出有名，無論澤倫斯基多麼小丑可惡，他們捐錢幫助烏克蘭。
因為反對共產黨，無論大陸大國崛起、經濟興榮、軍事強大、科技先進、奧運強國，無論大陸96％人民擁護共產黨，他們永遠反共。
他們多半留學美國，心中只剩尊敬的美國，疫苗都全家飛來美國打。

可惜這十年來美國變了樣，街邊都睡著無家可歸的流浪漢，屎尿味沖天，你還要防範他們搶你的皮夾皮包。物價漲上天，到處偷搶，槍枝泛濫，國家財政喪失倫理，靠印鈔票，靠發公債。排斥移民，叫罵中國，街頭常常打殺中國人。民主黨、共和黨幾乎要爆發內戰，美國早已不是他們心目中的美麗國家。

可惜這十年來美國變了樣，全世界到處攪事挑事引發戰亂，欺凌世界各國，昨天制裁朝鮮，今天制裁伊朗，明天制裁委內瑞拉，迄今已經制裁過50個國家、3800家公司、幾萬位個人。生意競爭不過華為，就扣押人家老闆的女兒。俄羅斯已經被美國制裁了廿年，現在要糾合白人國家，加上黃人買辦日本、韓國、台灣、新加坡，再加6000個制裁項目，包括俄羅斯的貓狗，要亂棒打死俄羅斯。意猶未足，正計劃要制裁印度，中國已經被制裁了四年，又恐嚇要實施二級制裁。這樣美國是在制裁整個歐亞世界島了。

他們僅剩尊敬的美國，不再美麗。最近美國內部有人建議把美國從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美利堅合眾國）改名叫United States of Sanctions（制裁瘋合眾國）。世人都在看熱鬧，看笑話，等著看制裁崩盤。

所以我認識的幾個在台灣的外省朋友，他們頓失所有的依託，幾乎活不下去了，有的靠吃憂鬱症的藥物度日。其實他們是忘了根本，我們都是大漢民族，都是中華民族的子民，中華民族正在欣欣向榮，走向民族復興的康莊大道，無人能擋，我們應該高興，我們前途似錦。

以下是三則我見過的外省高階軍官在台灣的故事，這裡面有些調侃，有些自嘲，也有些無奈。由這些例子，本省人應該了解，外省人當年並不吃香喝辣。

一、爸爸要我們叫他盧伯伯，背地裡爸叫他「老盧頭」，應該是親切之詞。他常悶悶不樂來家跟父親聊天。

聽聞，他的年輕台灣太太的鄉下娘家人都搬來跟他們同住，在家兒子和母親及其娘家人都是以台語溝通，而他聽不懂。

每年過年，保定學長的陳誠都會派人給他送禮。我曾到他開的當鋪幾次(收錢)，在牆上掛著他兩顆星的軍裝大頭像。聽說他曾是華北衛戍副司令。

二、他是裝甲兵軍官，讀過西南聯大，會微積分和機械動力學及英文，在大陸撤退時就是團長身分，帶部隊輾轉進入台灣，上校幹了幾十年退休。聽說某次作戰演習，蔣經國視察，他在農家打牌，匆匆趕到。

有次在南台中第三市場看到他，光著腳，雙腳交叉，高高靠在支撐香菸攤的柱上。原來他閒來無事，幫上廁所的賣菸婦女看顧菸攤子。

三、他也是裝甲兵軍官，曾在早期台鐵派人到英國採買電聯車時，苦讀英文。其妻是哈爾濱鄉下人，為母親親如姊妹的至交，因為來自哈爾濱城裡的母親在台無一娘家親人。兩人是在菜市場以「鄉音」結識。(東北人來台的以南滿瀋陽、遼寧一代較多，來自北滿哈爾濱的極少。)

母親至交在當時松江省滿州國讀過大學，會俄、日兩國語言，但在台灣有學歷不被承認等問題，因此一直當家庭主婦，悶悶不樂。她曾來家跟母親話家常，提到丈夫(我喊伯伯)，埋怨丈夫膽子特小，沒甚麼出息。有天我奉母命到他們有大院子、大榕樹的日式眷舍，看到伯伯光膀子、坐小板凳，賣力洗著一大白鐵盆的衣服。

他家客廳高掛著伯伯穿戎裝，腰帶有手槍，跟蔣中正署名、簽名的合照。有年德國馬戲團應蔣緯國之邀來清泉崗裝甲兵基地表演，伯伯還帶著我搭吉普車到營區觀賞，經過大門時，守門憲兵跟他喊敬禮，他輕晃手上指揮棒的那一幕，真是帥極了！

伯伯退伍後，他們搬到新莊輔仁大學附近，我在士林讀書，曾奉母命到他家。大太陽下，看他穿著汗衫騎機車滿臉風霜。他家在五樓最頂樓，沒電梯，又是最邊間西曬，等我爬樓梯到他家時已是滿身大汗。我印象中，伯伯洗衣服的大白鐵盆就在醒目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