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如何斷裂為南北兩個戰場？

抗戰期間南北變成“各打各的”戰場，是後來的歷史演變累積而成。今日，歷史塵埃早已落定，才有“華北成為中共奪取全國政權的跳板”這個定局。“七七事變”之初，連此後有八年的戰事都未必成真。

華北接近日本本土、殖民地韓國以及傀儡“滿洲國”，同時靠近日本國防大患蘇聯。中國非日本的大敵、乃是“弱肉”，合理的策略該是“逐步蠶食”而非一口併吞，方才有上述土肥原賢二“耐心地”與中方對手練“太極推手”功夫，一旦耐心用盡，爆發正面衝突，原本亦可局部化。日本有識之士知覺：若捲入與華全面戰爭，將偏離在北方防蘇的戰略要務，南下且有捲入與西方全面衝突的可能性（後來果如所料）。

“七七事變”後，中日在地的軍方已協商停火，但東京軍部裡“擴大派”得勢，認為機不可失，遣大軍進入華北。第二十九路軍奮起抗戰，為“八年抗戰”貢獻了最早殉國的兩位師長（佟麟閣、趙登禹），但軍長宋哲元則避地保定，不配合中央軍北上。事變初，宋已不歡迎中央介入自己的地盤，認為這次“事變”仍可仿過去一連串“協定”就地解決。

鑑於在華北日本是近水樓台、地方實力派又指揮不動、中央軍北上亦有補給困難，蔣介石決定把戰事引至淞滬，投入自己最精銳的德式部隊，日方並非上當，乃自惑於“三月亡華”的狂妄，結果淞滬抗戰就打了三個月。但蔣介石在“東方的紐約”大動干戈並無如預期般引來列強調停，這次“八一三抗戰”未能重演1932年的“一二八抗戰”。

結局未如所料，中方竟然缺乏Plan B，勝利的日軍迅速溯江而上，攻陷南京。爆發了驚駭歷史的“南京大屠殺”，中國公使仍在東京，日方則認為敵都淪陷按理該投降。日本是把這次“支那事變”想像成普京對烏克蘭的“特殊軍事行動”，期待短期結束，迄八年抗戰終了從未“宣戰”。

當勝利的“中支那派遣軍”還在長江下游整休時，華北由原先的平津“支那駐屯軍”大大擴充而成的“北支那方面軍”南下，圖剿滅聚集在蘇北徐州的國軍主力，先頭部隊輕敵冒進，被重創於台兒莊（1938年4月）。打贏一仗並不能擺脫國軍主力將受日軍南北夾擊全殲的危局。60萬國軍匆匆撤出徐州，免受“北支那方面軍”大舉南下與北上的“中支那派遣軍”會師，造成的合圍。

當南下日軍之西路土肥原師團分道進取河南鄭州，國府下令在黃河花園口決堤，以免平漢鐵路與隴海鐵路交叉的樞紐落入敵軍手中。萬一此事成真，北方的日軍順平漢路南下，與沿長江水路西進的華中日軍會師，將很快拿下武漢這個國軍指揮中心。同時，日軍亦可沿隴海鐵路從河南西闖潼關、侵入關中，從漢中南下四川，國府還來不及遷都的重慶亦將不保。

決堤後黃河改道南流，形成廣達數萬平方公里的“黃泛區”，迫使日軍將攻打武漢的日期從1938年6月延後至8月下旬，並被迫改走地形險阻的長江兩岸與大別山。這段換得的時間，讓國民政府得以將沿海與華中近600家重要工廠、軍火庫、學校及數百萬噸物資，經由長江安全撤退至四川大後方，奠定了八年持久戰的物質基礎。

“黃泛區”造成平漢路不通車達6年之久。待至1944年南北通車了，就發生日本“一號作戰計畫”從河南直下桂林的雪崩式的狂捲。1944年不同於1938年，中國已經參加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盟軍在各戰場皆節節勝利，國軍已接受美援，中國本土上甚至有美軍駐紮（主要是空軍），竟然還有如此一瀉千里的潰敗。假想在1938年中抗戰政府沒有在花園口決堤，那麼，縱使“三月亡華”成泡影，“一年亡華”是絕對可能的。

花園口決提的代價則是豫西、皖北89萬同胞喪生、數百萬人流離失所、數千萬畝良田沙化，後遺症是1942-1943年河南大饑荒，作為一整個歷史事件，百姓死亡高達200萬至350萬人以上。

高端的數字可能還包括黃河奪淮入海後，原山東入海故道乾涸，造成了“水退沙進、黃沙毀田”的長期生態災害。濟南段黃河直接變成了乾涸的沙溝，船隻全部擱淺廢棄，沿河數萬依靠水運、碼頭搬運、漁業為生的百姓瞬間失業，地方商業陷入絕境。長期的禍害不說，引發了 1940-1942年間山東與豫北的局部旱災與蝗災，造成數萬至十數萬平民因逃荒與飢餓死亡。

如此慘重的代價，還促成為後世忽略卻更長遠的後效：八年抗戰從此斷裂成南北兩個戰場。黃泛區形成後，華北日軍緊急逃命北撤，日後和華中日軍聯繫的剩下偏東的津浦鐵路，但其暢通性常受阻於國軍與共軍控制的魯蘇戰區，導致華北與華中成為兩個完全獨立的戰略後勤單位。華中的戰事已深入內陸，其補充得直接由日本本土（包括台灣）經由海路再沿長江水路溯江運至鄂湘前線。

華中與華北從此成為所謂“主戰場”與“敵後戰場”。下節將指出：這組對照有其局限性，謂其為兩類“抗戰生態”更為恰當。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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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抗戰”前的華北：無效的國土

中國歷來有南北分歧，至清末被漢滿矛盾激化，民國時甚至成為“國民性論”內的一組對照（詳本人《南與北》一文，收入《歷史學家的經線》）。本節只能從華北從未被國民政府的“北伐”納入“有效國土”開講。

1926年，孫中山遺下的廣州國民政府發動北伐，總司令蔣介石以此鞏固權位，其中除了血腥的“清黨”，還涉及軍方實力派間的傾軋。至1928年中，北伐把奉系張作霖逐回關外，但進駐平津的卻是南軍李、白的桂系。他們同時掌控兩湖，造成從華南劃過華中至華北的一道勢力弧，蔣必須解決之—這裡只談他如何解決華北這一端。

至1929年，蔣持中央之資源，策反了駐平津的桂系白崇禧麾下的湘軍，將他攆出，然華北並未歸蔣。為了防桂系在平津與山西的晉系結成反蔣聯盟，蔣讓閻錫山進據平津。至1930年，就在同一個地方，閻錫山與馮玉祥的西北軍、退回廣西的桂系以及國府中樞內反蔣派汪精衛結成“反蔣聯盟”，釀成“中原大戰”。

這一次蔣下的棋是讓張學良的奉軍從東北入關、襲其背，反蔣聯盟迅即瓦解。張在1928年底已歸順中央，因“中原大戰”晉升為全國軍隊的副總司令、一人之下，且進駐平津，不只恢復了張作霖被打跑前的關內地盤，且節制黃河以北的多個省份。

1930年張學良入了關，就給日本人鑽了空子，1931年關東軍炮製“九一八事變”，把東北從中國割了出去，張束手無策。關東軍企圖在關外締造一個滿蒙傀儡邦，又在1933年併吞熱河，引起“長城抗戰”。張學良引咎辭職、出國。

南京中央不得不直接介入，派中央大員何應欽接管平津。在“長城抗戰”中，精銳的中央軍投入了，由東北軍與西北軍配合應戰，仍敗下陣來。中方被迫簽署《塘沽停戰協定》：在華北的中國軍隊必須撤至長城以南，山海關進入河北的前庭冀東一帶變成非軍事化地區，換而言之，中方還需在長城線留一扇方便日軍未來進關的門。

這就是由“九一八事變”漸次觸爆六年後全面抗戰的骨牌效應，也是一個強權以“國安”理由逐步捲入蠶食鄰國的經典範例。日本為了在亞洲大陸上有立足點，先併吞了朝鮮半島，繼而俄國發生革命，蘇俄把外蒙赤化，日本的回應就是併吞中國東北。

在清末，為了防俄並在亞洲大陸發展，日本原有幫助漢人建立民國的同時“幫助”塞北的滿蒙建國的計劃，終於等來了“九一八”契機。熱河是奉系“東四省”的殘餘，1932年傀儡“滿洲國”成立後，日本勢必染指熱河。但熱河不是滿洲而是“內蒙”的東部。中方在“九一八”時息事寧人吃了大虧，在熱河問題上不可能再認慫。

中國之弱，造成日方的野心急遽膨脹、“人心不足蛇吞象”，在長城內外同時得寸見尺。“長城抗戰”後，日本軍部開始積極推動“華北五省自治運動”。其實“五省”中只有河北、山西、山東是“華北”；察哈爾和綏遠屬“塞北四省”，乃內蒙中段。由此可看出，日本和蘇俄的博弈將中國的長城內外都攪了進去。

當時，日軍在華北只有在天津的“支那駐屯軍”，上承辛丑條約（1901）批准的“清國駐屯軍”，頂多三千人，即使在關內都無力承擔此任務，遑論涉足關東軍禁臠的塞北。日本軍部遂借調關東軍奉天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主持其事。日本一直都要國際承認“滿洲國”是一個主權國，關東軍不便公然越界到另一“主權國”活動。土肥原的新身分是在天津的支那駐屯軍地盤上活動的“支那通”，他在華北的地方實力派和遜清官僚中廣有人脈。但有名望又肯當漢奸的人不多，土肥原遊說山西的閻錫山和山東的韓復榘宣布“自治”，都碰了釘。

日方毫不鬆手。至1935年6月又以天津發生“仇日事件”為由，支那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迫何應欽將國府在平津的黨、政、軍、特通通撤走。同期的“秦土協定”則迫西北軍的第二十九路軍撤出察哈爾北部（這裡指漢人置縣區的北部，同省更北是蒙疆的遊牧區）。

本來，若沒有災難，中央在華北哪裡都很難介入，地方實力派儘量將中央擋於門外。日本人是由一個外國變成京津地方的惡霸、公然地把中央政府攆出而已。翌年，定都於陝北的紅軍發動“東征”、進入山西，閻錫山向中央求救，南京方面派了20萬大軍，將領包括今日仍知名的陳誠、胡宗南、湯恩伯、關麟徵等人。紅軍撤出後，閻錫山發覺請神容易送神難、就祭出“何梅協定”，說“不宜過份刺激日本”。紅軍西征甘肅、試圖入疆去了，很沒面子的中央遂借坡下驢，換地追剿。

在平津，“何梅協定”製造了一個勢力真空，中日雙方競賽填入這個真空，所爭在千鈞一髮之間。土肥原親訪吳佩孚，希望他出來主持“華北五省自治”，若成功，不啻恢復了北伐前的“北洋政府”，但淪為日本的傀儡、若“滿洲國”焉（換而言之，日本人總替中國開倒車，在扶植了遜清建國後，又要在華北復活北洋政府）。吳佩孚不從。中方則說服日方平津勢力真空得有暫時保安，把被日本施壓罷免掉察哈爾省主席的宋哲元改派為平津衛戌司令，西北軍背景的第二十九軍遂遞補了被攆出河北的中央軍和東北軍。

土肥原在吳佩孚處搞砸了後，也心急了，能啃下多少就吃多少，在山海關進入河北的前庭處，利用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漢奸殷汝耕成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時當1935年11月。中央即在12月趕緊安排宋哲元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察”是指還勉強保住的察南），聘土肥原當最高顧問，算是一個中央批准的“自治”單位，實質上是中日間的緩衝區，提供給土肥原一個新的練太極推手玩家。“蘑菇”了一年半以後，終不可免爆發“七七事變”。

當“秦土協定”將宋哲元部攆出察北，頓使更北的遊牧區蒙疆德王失去保障和監督，這位蒙獨活動家隨後公然倒向日方，翌年即在關東軍卵翼下成立傀儡政權“蒙古軍政府”。塞北的關東軍可沒土肥原賢二那般樂於陪對手耍太極推手運動，他們主張冒進，指揮德王的蒙古軍和察哈爾的漢奸部隊侵入鄰省綏遠，結果被晉綏軍的傅作義殲滅於百靈廟。時當1936年11月，乃“十四年抗戰”以來中方唯一的勝仗。

12月即發生“西安事變”。傅作義在全民眼裡成了民族英雄，讓張學良這位“不抵抗將軍”受了極大的刺激。蔣介石偏偏因督導綏遠戰事到了西安。

何謂“無效的國土”？它不是“燕雲十六州”，那是已成國防缺口的失土。華北是南方革新政權“北伐”未完工的爛尾。它形成如此的一個爛局：出了災禍，中央方能強力介入，功能變成替該地區擦屁股、在國人面前背黑鍋，因未能保衛“未完成的國土”而被追究“喪權辱國”責任。

就在日本人泡製“冀東防共自治政府”與中央發明“冀察政務委員會”之間，在北平爆發了大規模青年學生的抗議運動，隨後天津、上海、南京、武漢、廣州等地各界民眾與學生紛紛集會、罷課遊行聲援。這個“一二九運動”奠定了中共在青年學生與抗日救亡運動中的領導地位，替延安送去了不少未來的幹部。

那麼，華北何不稱作“負值的國土”？的確，國民政府因國防建設未就緒、並鑑於日方並非全是主戰的，不宜予主戰派以口實、能爭取多少時間就爭取，甚至在“七七事變”後的《廬山抗戰聲明》裡蔣介石仍說：“和平未到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不輕言犧牲”。因而，一忍再忍、一讓再讓，以致聲譽掃地（靠爆發八年抗戰挽回）。但付出窩囊廢的代價，至少是把華北保持在“中華民國”之內。

或云：民國時代廣西、廣東、雲南、四川何嘗不是針挑不破、水潑不進的“無效的國土”？但這只是對照字典定義、不看歷史動態。八年抗戰一旦爆發，暫使這些省份成為“中華民國”越來越有效的一部分。華北卻從此“失效”，若日本人不被南京政府引到長江流域開打，釀成全面戰爭，華北很可能就是日本的。日本人在全面戰爭中失敗，華北即變成中共奪取全國政權的跳板。

日本併吞華北頂多是重塑金宋的“叔侄關係”，中共打的則是南北朝的統一戰爭。

(未完待續)

重訪抗戰：戰時國府的西南化

第一節已指出：國民政府的抗戰地緣越往後越朝西南傾斜。1938年武漢會戰後，定都重慶，其勢已成。在1944年日軍執行“一號作戰計畫”，從河南如打保齡球般直搗廣西桂林、柳州後，國府的大西南核心更剩下川滇黔。

世界大局亦把它更牢地吸著在西南方：早在珍珠港事變後，中國的抗戰已與世界大戰匯流，國軍的主力不得不越境作戰，深入東南亞，它已成了“盟軍”，對日的戰場亦不限於國境內，不應以“川滇黔”等閒視之。

緊接著珍珠港事變，1942年1月在中國成了“同盟國的中國戰區”。到了年中，為了協調盟軍作戰，以及打通給中國補給的滇緬公路，美國成立“美軍的中緬印戰區”，史迪威任總司令，同時兼“同盟國的中國戰區”的參謀長，成為該戰區最高統帥蔣介石的下屬。明擺的事實是：美國的“中緬印”，除了一些航空隊，就是史迪威這個光桿司令，能調動的部隊唯有國軍。1943年，待英軍成立“同盟國的東南亞戰區”，史迪威兼任該戰區的副總司令，也是只指揮撤退入印度有待反攻緬甸的國軍（例如孫立人部隊）。然而，沒有美國這個環扣，中、英無法結盟：英國這個老牌殖民主義在亞洲防中一如防日。

史迪威卻同時掌控美國租借法案對華物資的分配，這給予他架空蔣介石的槓桿。在兩人鬧翻的表象下，是美方怨懟國府徒吞了美國物資，卻腐敗無能、未能有效地牽制日軍、減輕美軍太平洋戰爭的困難。至史迪威在任末期，甚至鬧到美國領導頂峰動了移除蔣介石、另覓替代的念頭，史迪威且理解為用暗殺手段（人為地製造委員長座機的失事）也無妨的田地。

待至國軍在日軍“一號作戰”面前兵敗如山倒，撤換最高領導成為必要，被撤掉的卻是史迪威，因為蔣介石再“爛”，在中國仍無人可替代。此時美國已經在太平洋戰場節節勝利，亟需國軍作反攻配合，遂取消“中緬印戰區”，還原“同盟國中國戰區”，由美國派魏德邁出任參謀長，收斂起史迪威以高效能姿態越俎代庖的僭嫚，但繼續史氏在國軍中培養一支美裝武力的政策。

1945年初，魏德邁在昆明成立“同盟國中國戰區中國陸軍總司令部”，它既非中國原有的9大戰區一級，亦非與蔣介石這個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職架床疊屋，而是蔣下面專經營一支“十分美國化”的國軍的衙門，由何應欽任總司令，規劃整訓36個美械師，如竣工則佔國軍四分之一強。這個名為“阿爾發”(ALPHA)的計畫其性質迥異於國府消極的9個戰區，乃是任務取向的：由美式裝備、美國教練建軍，準備打一場美式現代化陸戰，目的是配合太平洋的美軍登陸華南海口。但美裝化來不及完成，日本已投降。

原本定在1946年底完成的“阿爾發”計畫沒有機會跑完，日本在吃了兩顆原子彈後即在1945年8月15日投降，因此昆明的“阿爾發軍”與美國太平洋軍從未抵達華南海岸、在該處會師。構想的美械36個師也只整訓了很小一部分，沒機會建立殊功、成為國統區民眾唯一延頸以待的“王師”，自然也沒可能生成這段期間蔣介石還“不上道”的話、用何應欽取代他最高統帥的另類歷史—亦即是一個提前且奏功的“孫立人事件”。我們這個元宇宙裡歷史沒開這個窗口。

國軍沒有榮耀的“抗戰勝利”

當時中國落後，“不上道”可不限於委員長，國軍用人命去補缺武器、器材、戰法的落後這件事本身就“不上道”，但付出慘重犧牲膠著百萬日軍已是莫大的苦勞。偏偏當時大勢不饒人：盟軍在其他戰場節節勝利，中國戰場面臨日軍“一號作戰”卻一瀉千里地潰敗。試問：當時同盟國該期待國軍如西方盟軍凱旋進入巴黎、蘇聯坦克聲隆隆地滾向德國國境、美海軍以史上最大的海戰攻陷菲律賓否？這現實嗎？中國這個農業國比蘇聯和美國都多打了四年，遠超出日本“三月亡華”的低估！

此時，國府還未從被“一號作戰”打懵中完全回神。在1945年納粹德國敗亡前夜，日本的支那派遣軍仍有本土若淪陷，就將大本營移至中國負隅頑抗的妄想（中國還有上百萬偽軍可補充日本兵源之不足哩）。侵華日軍甚至還有迴光返照期：1945年3月-5月仍發動豫西鄂北會戰，配合4月-6月的湘西（芷江）會戰。日本投降時，中日雙方仍然在相持，中方大戰區的功能仍是消極的，發揮不了“反攻”的作用。

唯一有反攻的仍在境外的緬北，乃中英美盟軍把日軍逐出緬甸。中方投入的仍然是史迪威在印度訓練的美裝新一軍與新六軍。他們功成便立即被空運回國，參加“阿爾發”行動，作為這個計畫已組成的X-部隊。在昆明現地整訓的曰Y-部隊，則八字只有一撇，離裝配36個美械師的目標仍遠得很，預期在1946年底完成。

話雖如此，以川滇黔為基地的“反攻”已發動。盟軍日益迫近日本，為了佈防“本土作戰”，日軍開始把華南的部隊調回華東與華北，因此桂粵一線彷如空城。國方卻不斷吹噓“戰績”，連美方都看不下去，認為太過吹牛：文宣上該用“收復”，而非“攻克”或“克服”（郭岱君編：《重探抗戰史》（二），頁409）。縱使如此，在天皇宣布“終戰”之日，這個拾穗式的“反攻”仍未達海口。

魏德邁這支“中美雄師”堂堂正正的反攻頓成泡影。反而，蔣介石用在美國人眼裡“不上道”的方式收復了南京政府的失土。他用軍統策反南京汪政權的高層，至抗戰末期，彼輩已感到日本這條船將沉，遂與重慶暗通款曲。

天皇的“終戰”乃由廣島和長崎的原爆促成，非因美大軍壓境（日本正動員本土作戰的“玉碎”行動），遑論中國11個戰區（當時已增至此數）的“反攻”！因此沒有一個戰區的部隊到位，重慶方面甚至不准日軍放下武器，以免落在敵後的共軍手中，軍統的敵後別動隊就成了搶先卡位者。

軍統的敵後工作一直與美國海軍情報署合作，獲得先進的諜報器材與武器，並獲得訓練。兩者之間的“中美合作所”與美陸軍在昆明的國軍培訓班異曲同工，卻非一路。事實上，中方是利用了美國陸海軍之間的門戶之爭。

抗戰是勝利了！魏德邁將軍伴隨國方進入南京，非但沒有盟軍解放巴黎的那種“榮耀感”，反而看到站崗的是由漢奸部隊權充的“國軍先遣部隊”，憤怒地對蔣委員長抗議：這是對所有同盟國犧牲將士的“極大侮辱”，國會不會接受此事，會停止對華援助。他同時目睹由特務接收造成的“劫收”，對蔣介石發出嚴厲警告：“政府官員在南京、上海的腐敗與特務統治，正在讓飽受日軍壓迫的淪陷區百姓感到徹底絕望。如果這種情況不立即改變，你們將在政治上把人民雙手奉送給共產黨。”

問題是：蔣介石從來不相信中國能打敗日本，他之沒有如汪精衛那般認輸，是相信“苦撐待變”，後來終於讓他等來了解脫。日本人亦一直認為自己是美國的“戰敗國”，而非中國的“戰敗國”，至今猶然。

(未完待續)
（前三集請看「奮起」首頁）

1941年12月8日，日本襲擊美國珍珠港，拉開了太平洋戰爭（日本稱爲大東亞戰爭）的序幕。第二天，國民政府主席林森正式對日宣戰，「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條約協議合同，有涉及中日間之關係者，一律廢止」。24日，中美英等國在重慶召開會議，决定成立同盟國中國戰區。

1942年1月1日，中、英、美、蘇、荷等二十六國在華盛頓簽署共同作戰宣言。2日，蔣介石經美國總統羅斯福提議，出任盟國中國戰區總司令。

隨著國際形勢的急遽轉變，在大陸的臺灣革命團體之間曾有的「獨立論」的時代論據業已成爲過去。臺灣革命運動也就是臺灣歸復祖國的「復省運動」。在重慶的二十二個主要國際文化團體，如東方文化協會、世界反侵略會、國民外交協會、中蘇文化協會、中美文化協會、中英文化協會、朝鮮義勇隊、日本人民反戰同盟、臺灣義勇隊與戰時日本研究會等，倡議定4月5日爲「臺灣日」，藉此喚起各國注意幷支持收復臺灣的運動。

宋斐如與謝南光、李友邦等領導的臺灣革命同盟會展開了爲期一周的第一次「臺灣日」擴大宣傳工作，掀起臺灣光復運動的澎湃熱潮。首先以「陪都國際文化團體」之名，在抗建堂召開「光復臺灣宣傳大會」；同時由各報編刊「臺灣光復運動專刊」，登載有關臺灣或祖國各部門負責人士鼓吹收復臺灣的言論。《新華日報》尤其熱烈響應支持，除了刊發專刊，並發表社論<論臺灣解放運動>；當晚，中央廣播電臺又舉行各界代表的無綫電廣播宣傳大會，喚起國內外各界人士關心臺灣問題，把「收復臺灣」變成輿論關注的焦點。

6月28日，國府立法院長孫科在國民外交協會的演講明確表示，中國要收復甲午戰爭以來的所有失地。在紀念抗戰五周年的文章，他又再次明確表示，中國要收復甲午戰爭以來的所有失地。

但是，美國帝國主義也暴露了染指台灣的野心。

8月，美國的《幸福（Fortunate）》《時代（Time）》和《生活（Life）》三大雜志編輯人共同組織的所謂「戰後和平方案問題研究委員會」(其實是美國遠東戰略小組)共同隨刊印發《太平洋的關係》小册子，其中第四章<一條橫越太平洋的公路>一文提議，戰後在太平洋建立一條防禦地帶，幷成立一個國際委員會，共管包括臺灣在內的有關這條防禦綫內一切據點。它聲稱：「由于臺灣的國際地位性質，在任何可以預見的未來時日中，它的居民不可以要求獨立主權，也不(能)投票加入中華民國。」

10月，蔣介石在與美國總統羅斯福的代表威爾基會談中提出東北和臺灣在戰後歸還中國的問題。

11月1日，日本成立所謂「大東亞省」，幷决定將原歸拓務省的朝鮮、臺灣一切事務一歸內務省管理。也就是說，從此以後將朝鮮、臺灣等殖民地視如日本本部的一部份。同月3日，全國各報都披露了這則消息。同一天，國府外交部長宋子文明確答覆記者提問，說戰後「中國應收回東北四省、臺灣及琉球，朝鮮必須獨立。美國方面有一流行口號，即『日本爲日本人之日本』，其意在指日本所侵據之地均應交還原主。」

11月4至6日，重慶《中央日報》連載了<一條橫越太平洋的公路>謬論的譯文，立即引起各方的憤慨與駁斥。首先，孫科在《中央日報》和《掃蕩報》聯合版同時發表了<關于戰後世界改造之危險思想>，嚴肅批評盟國某些人關于戰後世界安排的錯誤主張。

歷史進入1943年。

1月7日，重慶《大公報》發表社論<中國必須收復臺灣—臺灣是中國的老淪陷區>，嚴厲批判《太平洋的關係》的謬論。1月24至25日，《新華日報》也發表<羅斯福的外交政策及其反獨立思想的演進>，駁斥「臺灣國際共管論」。

2月，美國總統羅斯福爲了爭取中國堅持抗戰，乃向國府駐美大使魏道明表示：「日寇所有島嶼，除其本國外，均應就同盟國警備立場支配之，臺灣當然歸還中國，將來太平洋警備權自應以中、美爲主體，在南太平洋由澳洲及新西蘭輔助。」言外之意是，臺灣的軍事防務應由美國來實際負責。

3月12日，蔣介石通過出版《中國之命運》指出：「琉球、臺灣、澎湖、東北、內外蒙古、新疆、西藏，無一處不是保衛民族生存的要塞。這些地方的割裂，即爲中國國防的撤除。」24日，《新華日報》發表涉及臺灣回歸中國的社論<戰爭與戰後問題>。27日，羅斯福在與英國外交大臣艾登等人的一次會議上告訴他們，他贊成將東北與臺灣歸還中國。

本月，臺灣革命同盟會也發表<戰後臺灣問題的聲明>，嚴正聲明：「戰後處理臺灣問題，除將臺灣之領土主權完全歸還中國外，任何維持現狀或變更現狀之辦法，均爲臺灣人民所反對」。台灣人宋斐如也于3月30日與4月1日，在重慶《大公報》分上下兩次刊發＜如何收復失地臺灣——血濃于水臺灣必須收復＞，批判美國三大雜志「《戰後和平方案》中第二件備忘錄」的「錯誤的主張」，進而强調「如何收復失地臺灣」。

4月17日，臺灣革命同盟會舉行馬關條約簽字四十八周年的國耻紀念會，再次發表聲明，批駁美國三大雜志刊發的「臺灣歸國際共管」謬論。

然而，美國三雜誌發行人，時代公司戰後問題研究組主任吉瑟浦(John K. Jessup)堅持主張「臺灣問題國際化」。

5月15日，《大公報》發表台灣人李純青主筆的社評<再論關于臺灣問題—讀《美國的戰後設計》>，進一步駁斥「臺灣國際共管論」。

6月17日，是日本殖民統治臺灣的「耻政」四十八周年紀念日。《新華日報》發表社論<臺灣，回到祖國來！>。臺灣革命同盟會也發表<紀念「六一七」臺灣淪陷日宣言>，持續批判「戰後國際共管臺灣」的主張。

12月1日，中、美、英三國領袖在開羅發表聯合宣言（Cairo Statement），宣告「三國之宗旨在剝奪日本自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開始以後在太平洋所奪得或占領之一切島嶼，在使日本所竊取于中國之領土，例如滿洲、臺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國……使朝鮮自由獨立。」

貪天之功

“國人”對我去年紀念93紀念一文的反應還有：“大家都知道抗戰是國軍打的，共軍根本沒打。當然，還得感激美國人。”後一句是川普在北京慶祝抗日勝利80週年當天的“溫馨提醒”。接著就有“國人”用這份溫馨來提醒我的93紀念文（其實文中確有提及美國設立的“中緬印戰區”）。但川普與他在台灣的應聲蟲難道看不懂去年大陸93節慶日全標題的後半段“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週年大會”。

“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於1942年1月1日簽署《聯合國家宣言》時，共有26個創始成員國。中國已經孤軍（除了蘇聯的一點幫助）抗戰了4年，國際間才弄出這麼個玩意兒，“感激”美國終於參加了!

至日本所謂的“終戰日”（1945年8月15日），“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成員已增至52國。川普若非歷史盲，就是他本人即“法西斯”的隔代遺傳、自外於“反法西斯陣營”，似乎他的退群瘋還未盡興般。不解的是川普在台灣的幫腔：在中國是此統一戰線的52份之1、美國也是此統一戰線的52份之1的情形下，為何獨鍾“感激”美國？

在二戰裡，美國擊敗納粹德國的比重絕對比不上蘇聯，太平洋戰爭則是美國的重頭戲，連帶惠及“美國的中緬印戰區”和“盟軍的中國戰區”。但話仍得說回來：是中國戰場以驚人的人命代價拖住了百萬日軍，替太平洋戰區舒緩了不少壓力。根據郭岱君編的《重探抗戰史》，二戰期間美國提供盟軍的物資大多給予英、蘇，給中國的僅佔3.36%，“稱不上慷慨”(第二卷，頁416)。

中國“八年抗戰”的前四年，美國幹的是什麼勾當？1937年中國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美國向日本出口了大量戰略與軍用物資（如石油、廢鐵、機械設備等），總金額高達近十億美元（今日的計算該是近兆），這段“血貿易”直到1941年中期日本侵略已溢出中國、全佔法屬印度支那、美國實施全面禁運與凍結資產為止。好吧，先總統蔣公既然對日本都“以德報怨”，那麼對美國這一筆“見利忘義”的孽債也就功過相抵吧。至於二戰以後，美國仍以“死亡工業”禍遍全球，則已非蔣公之事，待伊朗替它消消炎吧。

問題仍存：台灣竟有“國人”將整段抗戰史透過一個嘴上有濾網的漏斗重新倒出來一遍，製成了“國軍單打獨鬥、唯美國加持”的兩層撻。這個改寫的時代背景再明顯不過：自冷戰以來，台記“中華民國”已成了與美國相依為命的“太平洋孤兒”，乃有如此形塑的抗戰史。

切勿言及不見於本地生態的異類

“貪天之功者”坐在這個井底仰視抗戰史，不用說他們目中無世界史，更甭談“國際反法西斯陣營”，即使國內史，你只試圖把抗戰的主體從狹義的官方與“國軍”稍微拓寬至“民族”“民眾”，不要說禁忌的“人民”，他們就讀解為你意圖用共產黨取代國民黨的抗戰領導權，因此才會牛頭不對馬嘴。老實說：把抗戰史狹窄化為兩黨之一都是“貪天之功”。

現在，輪到談廣義化“抗戰”。它根植於另一種“底層編碼”，睜眼看得見不分中外、名副其實國際化的“抗日統一戰線”，因此有外人為抗戰埋骨於中國的，亦該包含入國民的集體記憶裡。中國官方從2014年開始公布4批《著名抗日英烈、英雄群體名錄》，列入從1932年開始殉國的名單。

我這裡只能舉出2014年名單裡第一、二、三名。榜首是一名奉軍（張作霖-張學良部）背景的英烈、榜二是為抗日捐軀的一名美國教官、榜三終於比較符合狹義的“國軍”了，但仍屬於國民政府未啟動八年全面抗戰前的“十四年抗戰”階段，這個比“八年”更長時段的抗戰充滿令國民政府難堪的歷史。

2014《名錄》的榜首是從奉軍解甲歸田的孫銘武。1931年日本人發動“九一八事變”後，他與弟兄們在故鄉砸了全部家當，在撫順成立了“血盟抗日救國軍“，打響了抗日起義的第一槍。後雖殉國，血盟抗日救國軍的軍歌卻響徹了長城內外此起彼落的抗日部隊間、甚至滲入軍校，左翼文人田漢和聶耳往戰地採訪所得，將其改編在1935年的上海電影《風雲兒女》裡，成為電影插曲《義勇軍進行曲》，也就是後來的國歌。

2014《名錄》上第二名竟然是一名美國人：羅伯特·麥考利·肖特（Robert McCawley Short本文之附圖即為其雕像）。他是美國陸軍航空軍的飛行員，受聘於中華民國軍政部航空學校任教官。1932年日軍攻打上海，製造了“一二八事變”。美國是中立國，肖特看到日海軍航空隊轟炸平民，自動請纓，在吳淞口上空截擊日軍，後在蘇州上空與日機激戰陣亡。

2014《名錄》上第三名是第19路軍吳淞要塞司令部參謀長滕久壽，在日軍挑起“一二八事變”戰至第七日，在敵艦13艘、飛機24架向要塞炮台輪番轟擊下，中彈身亡。時值蔣介石因“九一八事變”第二度下野，孫科等人組閣、手足無措，由汪精衛接替，與回朝的蔣介石考慮遷都洛陽。中央亂成一鍋粥，駐上海的第19路軍守土有責，仍在上海抵擋了日軍，贏得了全國的民心。蔣介石復職後，對這支聲望高入雲霄的非嫡系（粵系）部隊駐紮腹心地帶頗感不安，非但不予獎賞、反將其調防福建，中央的“不抵抗政策”給予這支有抗日光環的部隊發動“閩變”的藉口，被中央弭平、解散。

上述三例或許都可由“軍人節”覆蓋，雖然隨《義勇軍進行曲》不尋常的生涯抗戰已有溢出至全民的傾向。老外為中國抗戰犧牲，透露即使政府與政府間還未配搭起來，在私人的層次已結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胚胎。至於第三例則將不經大腦的“抗戰是全部由國軍打的”變成一句諷刺。

上述兩類“底層編碼”好比Android與IOS，彼此枘鑿、彷如水密隔艙。即使有人在社交場合炫學，在大家相談甚歡時硬生插入一個剛從書本上學得的僻詞—即所謂“掉書袋”—會製造突兀，短暫地打斷了交談。若大家在暢談抗戰話題，有人忽然插入一句“人民的抗戰”，這個傢伙有從大陸來的嫌疑，若還扯出“統一戰線”，則是帶“匪”味的談吐，“反法西斯”則分明是左派帶動的潮流—大家都說“殺小日本鬼子”，你把它馬列化所為何圖？

簡言之，切勿對當地人提不見於當地生態的動植物。即使有人對它們不陌生，仍會認為是“侵入的”物種。(未完待續)

試從“抗戰生態學”解釋國民政府丟失大陸

去年9月3日，大陸舉行了“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大會”。同日在台灣則是抽掉了時空、隱沒了抗戰對象、更省掉抗戰主體中華民族、幾乎無人知曉的“軍人節”。該日有否小眾慶祝場合，因其無關緊要，不擬費時考查（望讀者留言補充）。

去年9月3日我也在FB上公布了《903抗戰勝利紀念日有感》，試圖跳脫窠臼，從一個全新的角度重建抗戰的生態，並由此生態解釋國府如何由抗戰勝利走到丟掉大陸。新角度並非對歷史的蓋棺定論，只是發前人之未曾發：國府之敗是敗於“二比一”，其因則種於抗戰年代。

八年抗戰期間，華東、華中、華南悉數淪陷，國府退守西南，還應盟軍“中緬印戰區”(CBI)之要求，亦為了打通海外補給線，派國軍最精銳部隊越境作戰，打到西南境外去了。同時，共黨勢力卻在華北茁壯。

前段論述國民政府的西遷由於國土淪陷，未強調“東北”和“華北”。它們並非南京政府有效的國土，乃是一個更長的“十四年抗戰”開頭漸次淪陷的國土，“八年抗戰”乃其續集和惡化。日本蠶食中國始於東北與華北—不要忘記，“八年抗戰”是起於盧溝橋事件，它的長引信則是“九一八事變”。

在“八年抗戰“爆發前，日本已經略“華北五省特殊化”有年，中央政府的黨政軍特都被日本人用一連串“協定”攆出華北。同時，在華中南無法立足的共軍，經由“長征”輾轉到達華北，一為了靠近蘇聯，二為了遠避中央軍，日本人適逢其時把中央勢力逐出華北，共軍勢不免步入抗日的前線。待全面抗戰爆發，共軍已在地、地方軍閥也在地，中央在華北則剩下“介入性”。

這是我所謂的“抗戰生態”的一隅。另一隅是中央政府不只是重心往大西南傾斜，而且是寄居在對中央不友善的土地上—四川有扳倒中央政府的前科，清朝垮台，引信是武漢兵變，禍胎則是四川。我在去年為文時甚至用“遷入凶宅”喻之。在地方勢力眼中，中央是藉“抗戰”的名義鵲巢鳩佔。他們拒不接受蔣介石任命張群為四川省主席，蔣就以親自出任作威脅逼迫他們接受。待至國共戰爭末期，蔣仍有重啟重慶陪都的構想，但西南軍政大員大都“反蔣”，故共軍“解放大西南”連一場大戰都沒打過。

這只是抗戰時西南生態的一個面相。另一面是：全國的“民主黨派”原本散居各地，戰時都集中到重慶和昆明，都參加重慶政府戰時的國民參政會，戰後變成政治協商會議的中堅，其歷來的功能就是反政府，拜抗戰之賜，如今這夥人得以聚焦中樞，指著鼻子罵。這些人佔盡“清流”，除少數例外，在意識形態上偏向中共的“新民主”，其領導階層（例如張瀾—從清末“保路風潮”開始就是慣性的倒中央派）在人際關係上則與西南軍閥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因此，國府還都南京後，面臨的是“二比一”的劣勢。這個新觀點其實是對國府失敗最寬容的詮釋，它不強調國府在抗戰後期的腐敗、也不提它在勝利初期的“劫收”。這些“丟失大陸”的標準敘事已成陳腔濫調，再重複這些，則國府變成“三比零”全輸。

在2019港暴後，港獨的公共平台上曾發表過汪偽政權底下過來人的老人口述的歷史，謂當時“安居樂業”，言下之意，趕跑外國殖民統治真不該甚至是該死！的確，日軍佔領的是當時中國最繁華的地段，而從落後的大西南山城“還都”的國府既非憑己力“勝利歸來”，乃靠美國人之力，因此“劫收”與否，都會惹人厭。港獨的語驚四座，驚醒了歷史學者有可能看漏的一面。

然而，我不用此來論證國府是“三比零”全輸，乃因華中與華東是南京政府的本命區。蔣氏再令人失望也好，無改於南京政府的地盤是中國最洋化、最反共的地區。（打一個比方：台南是深綠的，做得再爛，也不會變藍。）

最後，我的“二比一”命題沖淡了中共“在全國境內大獲全勝”的印象，它其實是三分天下只有其一，取勝是用上了“二比一”的槓桿。這已經是比較尊重歷史、比較客觀、對大陸時期的國府最寬容的詮釋。因此，即使是今日的深藍甚至死忠藍，也會感到這是在還國府一個公道。

我始料不及的，倒非深藍，而是在台灣長大的一批“國人”。他們對這篇文章的反應是不知所云，和從小被洗腦的那一套完全不符，引起嚴重的“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一般來說，新知滲不入的人，會把成見下意識地重複一遍，你講你的、他講他的，好比一枚隨身碟已被胡說八道灌爆，成了不能被任何新數據修改的“唯讀檔”，徒然把舊數據在屏幕上展示不休。

對去年9月3日那篇文章的回應，竟然有：“抗戰都是國軍打的，共軍根本沒真正抗戰。”這個牛頭不對馬嘴（我的文章根本不是談誰抗戰誰沒有抗戰的議題），雖肇因於認知失調，卻沒心眼地從我的“二比一”命題的釜底抽了薪，把我的那些由歷史機緣、地緣政治、多邊互動、相生相剋重建的抗戰生態整個地省掉了，或者看不懂就索性跳過了，變成：國軍單獨抗戰（除了靠美國人外），於1945年勝利結束，過了4年，整個中華大地則像餡餅一般從天上掉在中共的頭上。

騙得了一時、騙不了一世，卻騙了三代人！

我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已非“認知失調”單一情況可以解釋。“中共不抗戰”乃丟失大陸的國府撤退至台灣後的編造，騙得了一時、騙不了一世，但仍輪到我在這裡解釋它“騙了三代人”這個怪現象。

有什稀罕！歷史上騙得了一時、騙不了一世卻騙了兩千年的奇觀所在多有，例如基督徒指控羅馬暴君尼祿為了“都更”焚毀羅馬城、誣指基督徒為縱火犯，以作替罪羔羊。它之所以騙得了兩千年，乃因為基督教文明是一個兩千年的信息繭房，直至現代史學指出：尼祿時代還不存在與猶太人分判的“基督徒”這個範疇。

當代世界呢！該是訊息流通以致“爆炸”的時代，一刻鐘的流通量絕對賽過基督教兩千年。唯其如此，人往往像印度的垃圾山倒塌一般被活埋在下面，若是三代人的垃圾，則會是如此厚重、如此地包蓋、又如此地密實—那就非得是壓倒性的“真實感”不可。套用殷海光對Ideology的中譯“意底牢結”，現代人的偏見結構—尤其是集體的偏見結構—好比今日伊朗深藏核彈原料的花崗岩地庫，你的批判力即使如美國13噸的穿地彈也難撼動它。

這使我警覺：“認知失調”只是冰山一角，它下面更深層的是“底層編碼”，信息排山倒海，都需經其結構化，因垃圾山的羅聚型態各自不同，就會生成各自不搭界的“元宇宙”。若在20世紀寫作此文，我可能會用“世界觀”一詞，較一目了然。此名詞偏向哲學，可以是自覺的、甚至主觀建構的。“底層編碼”則絕對不是，它是被時代編的、被所在地編的、被傳承堆在人身上的。

由兩種“底層編碼”建構的兩類“國人”

我在這裡用“底層編碼”來辨別兩種“國人”。若在大陸長大的，他們的當代史觀的底層編碼會是“抗戰”。第二種“國人”成長於台港，他們對當代史編碼的底盤邏輯會是“冷戰”。這兩類“國人”對“抗戰”的詮釋不應被誤解為國共兩黨爭奪對“抗戰”領導的歷史詮釋。它們毋寧是“抗戰”的廣義化和狹義化這兩種立場。

廣義化者：抗戰乃整個抗日統一戰線（包括國共兩黨、民主黨派、各界各行各業、男女兩性、漢人和非漢人、海外華僑，甚至為中國抗戰犧牲的外國人）的功勞。具此底層編碼者傾向於相信：這場民族大災難從原本的分崩離析中重構一個“新”的中國。

狹義化立場正如台記“中華民國”的“軍人節”易予人的暗示：抗戰是國民政府領導國軍打的。縱使如此，連這方面的回憶都未獲得重視，縱使有人提起過民眾的抗日，那就更蒸發了。此底層編碼之所以是如此地編，乃因“抗日”階段已為“戡亂”階段蓋過，而國內的“戡亂”任務又與國際反共的時代任務接軌—那就是“冷戰”。

這兩類“國人”的“底層編碼”只能在本文下面的分節中漸次披露。此處略點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義勇軍進行曲》是抗日歌曲；遷台的“中華民國”則儘量把抗戰遺忘，國軍的抗日歌曲應該也是有的，但我在大陸電視劇《中國遠征軍》上首聞“青年軍”的軍歌後，事後在網站上連歌詞都找不到，我相信青年軍的成員至今還未死光，可見台方有多麼不珍惜這份記憶！

1952年在台灣設的“軍人節”將民族抗戰勝利之紀念抽象化、去歷史化、儘抽掉主體和敵體之能事。世上國家或許除了冰島和哥斯大黎加之外，都有軍人節之類，因此到了台灣把抗戰勝利紀念日變成了“軍人節”，好比把聖誕節併入萬聖節一併過節，令其無關宏旨。

國民政府尤其是蔣介石曾視“抗戰”為“建國”的契機，期待一個新的中國將經由抗戰浴火重生。可惜這個前景不是由他去實現，非但沒有，到頭來還與宿敵日本結盟，抵制自家的“建國”，對民國史則動了“遺忘工程”的程序（將在下面各分節中披露）。

海峽對岸則把“抗戰”當作是“新中國”的起步點，台海這一方若仍在“抗戰到底是國軍還是共軍打的”狹窄觀點裡鑽牛角尖，則基本缺乏“抗戰”是全民族集體記憶的觀念，甭說該大時代是國史一個重大里程碑的意義性。果然，在台灣過了越久“抗戰”就越煙消雲散、越發感到自己是被中國佔領的日本一省。

一條蚯蚓如果斷了身，若切口靠後，帶有頭部的一端能夠通過細胞分裂修復傷口，並逐漸長出新的尾部。若只剩下沒頭的那部分，那就絕無可能長出新頭，何況頭是斷落在很遠的他方。基因剪輯這門前沿科技不知能否給它接上一個美日雜種的頭？予人這類異想天開，也是基於台記“中華民國”自己的頭斷在了大陸。這條無頭的剩餘部分已被換頭去腦工程師貶稱“其餘人口”。

（未完待續）

關於1930年代國府的外交史的一點點思考。
國民政府的外交判斷不是憑空產生的，它承接了一批在北洋時期就已經歷過列強外交、條約外交與多邊外交磨練的職業外交官。

顧維鈞、施肇基、王正廷、顏惠慶這一代人的共同經驗很特殊。他們面對的中國長期不是強國：軍事上不足以與列強抗衡，財政也有限，國內政局又不穩定。因此，他們很早就學會了一件事——不能把外交理解成「我喜歡誰、我反對誰」，而要把有限的籌碼拆開使用，在不同強國、不同條約與不同國際機構之間爭取空間。這個脈絡是有相當明確史料依據的。

王正廷1928年出任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長以前，已經多次在北京政府擔任外交總長；美國外交檔案甚至記錄他上任南京外交部長後公開提出，中國弱小容易遭受外來侵害，因此根本工作仍是內部建設，同時要透過國際合作逐步解除條約限制。

顏惠慶在九一八事變後赴美任公使，所採取的也是典型弱國外交：不直接幻想美國替中國作戰，而是反覆援引九國公約、國際聯盟以及美國既有政策，把日本行動放進國際法和多邊制度中處理。

顧維鈞更是這個傳統非常典型的人物。他從北京政府一路做到南京政府，再到戰後代表中國參與國際組織建構；1944年中國參加敦巴頓橡樹園會議時，就是由他擔任代表團主席。這種外交官累積的不是某一屆政府的「路線忠誠」，而是一種長期的國家外交技術。

所以「弱國外交」，我覺得不能簡單理解成軟弱、妥協或者左右逢源。它真正的核心反而是：知道自己不能決定整個棋局，因此盡可能避免過早把自己鎖死在單一選項裡。能用國際法就用國際法，能借美國的力量就借美國，能利用英國就利用英國；德國可以提供軍事技術，蘇聯可以提供飛機和顧問，也都不必因此把自己的整體戰略交給對方。真正不可讓渡的是本國最核心的自主性。

筆者這兩年一直談的「不攤牌生存策略」，到底從哪裡來？它不是一句今天才產生的兩岸政治口號，而是您從近代中國外交史看到的一種生存邏輯：在力量不對稱的環境下，保留模糊性、延後不可逆選擇、維持多重關係，讓時間和局勢本身成為可以使用的資源。

當然，若把這套歷史經驗放到今天，仍然必須注意時空條件不同，不能把1920、30年代的做法直接套用到21世紀。弱國或較弱一方的「不攤牌」有它的收益，也有風險：模糊有時能增加迴旋空間，有時也可能造成不同大國對底線的誤判；多邊平衡能分散依賴，但如果外部結構急速兩極化，能夠保持模糊的空間也會縮小。因此，這比較適合作為一種分析框架，而不是自動適用於任何時代的處方。

不過從歷史思想脈絡來看，已經串成了一條很完整的線：
國力有限 → 更需要正確認識自己的位置 → 不把工具性合作誤認成永久歸屬 → 不輕易把選項一次押光 → 用時間、多邊關係與制度增加自己的迴旋空間。

我們在面對近代史的時候，應該要先弄清一個問題，所謂的中華民國到底有沒有合法地位？為什麼要這麼思考？因為當初大清是將中國的合法地位（大清帝國）先讓渡給袁世凱組成的共和政府，再由共和政府跟武漢的革命黨政府談判，統合成為一個國家。

這裡有一個合法權的承接問題，大清作為前一個合法政權，他的繼承人首先是袁世凱，然後才是以袁世凱組成的政府所統一的新國家。但後來的歷史走向我們都很清楚，袁世凱與革命黨政府談判的條件是到南京就任，但袁世凱一直賴在北京不去南京就職，所以從民國二年開始，中國就分裂成北南兩個政權。歷史上普遍稱呼北方的這個政權為北洋政府，而南方的是革命黨/國民黨另立山頭。

直到民國十七年完成北伐，南方的國民（黨）政府才算是勉強取得了所謂合法政權的地位，但實質上內部依然軍閥林立，蔣中正管不住任何一個他直系軍隊之外的任何一個半獨立軍閥政權。當然我們可以說北洋政府和國民政府打著中華民國的旗號，也被世界其他國家承認，那麼中華民國就是一個合法的政權。但問題就在北伐前中國顯然是分裂的，而北伐後的短暫統合，說是統一了中國，可實際上統一了嗎？真的統一怎麼會有後來的中原大戰？

根源就在中華民國政府從未真正的對這些軍閥有任何的制約，行政、財政、軍政三大權力都不在中央手中。所謂的主權是指完整行使治權才能算是真正的擁有主權。民國政府，不論是袁世凱、孫中山、蔣中正所成立的任何政權，都沒有滿足這個條件。

所以自1911年大清退位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為止，都屬於類似五代十國的軍事割據時期。當然，即便是五代十國時期，論實力也會有大王小王，會有一個相對合法的政權，就是梁、唐、晉、漢、周（我一直覺得梁更像是割據，而不是真正的政權），但即便是這樣，南方國民政府的合法地位也是最薄弱的。而真正具備著人民、土地、政府組織，最符合主權國家概念的政權，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要強調的中國主權合法地位，不是承繼中華民國，而是承繼大清帝國。大清退位給袁世凱後，袁世凱的歷史任務就沒完成，所以北洋共和政府與南方革命政府的一統從來就沒實現過。最重要的是袁世凱死後，連他組成的北洋共和政府都四分五裂，所以中華民國沒有真正的成立，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才算是真正完成了大清帝國讓國時所設定的中國大一統政權，真正繼承大清大統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北京現在還不適合這麼論述，但統一台灣後的三十年內，應該要正本清源的好好重述自大清之後到國家統一完成前，這麼長的歷史時期的正名運動。

關於島內學者李其澤教授提出對於兩岸統一問題的討論後，個人由於自身是一公民科教師，長期關切兩岸問題動向，深有所感。

最近，對岸朱鳳蓮女士提出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解決台灣問題的基本方針，也是實現國家統一的最佳方式，會充分考慮台灣現實情況，吸收兩岸民眾意見，照顧台灣同胞利益和感情。』

相對的，島內藍營孫文學校的張亞中博士提出的──「北京應該把智慧與資源用來探討『統一前的和合』……」。

然後，國台辦重申「民主協商」；該一「重申」似乎充分顯示了當前的議論，雖引起各方的關切，實乏進展；甚至，竟似乎有將時局的動向拱手完全交給了太平洋彼岸美國的意思。

然而，那真會是我們海峽兩岸人民所希望的嗎──大家不會擔心美國可能不懷好意，就像在不久前的香港或者當年的台灣二二八一樣，在統一之後，更行暗下毒手，然後名正言順地可以「割韭菜」與「剪羊毛」？或者看到媒體刊載美國戰爭部將派員長駐我國防部；是否將水到渠成地達到其使我島烏克蘭化的可怕發展？

身在此岸，個人願意就兩岸問題的難以進展，提出個人如下的認知：
作為一個理性的公民教師，個人認為大家應該充分地認知現實的各方面，才能在複雜的現實中，做出最佳的、「更和平、最和平」的抉擇。

我們應該平實地認知種種現實──
甚至，在我島內賴總統前次競選中提出不要有「疑美論」一詞時，個人對於賴總統能夠認知到我們的島上有不容忽視的「疑美論」的存在，感到那沒有完全將「疑美論」抹殺而高標出來的態度，也可能是值得我們觀察的細節。

此外，當前我們可以看到對岸各方面確實進步驚人，因為國際資訊，流通迅速，事實上很難封鎖；各項物質建設，眼見為憑，真是遠景似乎一片光明。但是，在精神方面，新中國成立以來，前期那四、五十年的悲情印象，卻可能成為兩岸關係上的巨大陰影，應該也是張博士所強調提出的『互信』的問題；那些在家族中慘烈傳述過，或學術界中當年似乎簡直瘋狂的情節，確實會造成其後人狐疑的遲滯態度。或許，如最近黃國樑先生與王炳忠先生所描述的「外省貴族」蔡康永事件正是一例子？

換言之，個人雖然自認是一有左統傾向的人士，個人面對這樣的史實，對於我島內有部分基於這類理由而根本拒絕統一的情況，個人是願意給予若干的同情的。

至於趙少康先生所呼籲，「只要台灣宣布不獨，北京應該宣布放棄對台動武」，似乎只是政治人物在形式上的表態；因其語意上，如何定義「不獨」，趙竟然像忘了綠營早有「務實台獨」的說法；談到要北京宣布放棄對台動武；那麼島上「務實台獨」，如「去中國化」、「人口南洋化」、「台灣掏空化」，仍應「和平」〈風平浪靜〉對台？

換言之，對於張亞中先生所提的「統一前和合」的觀點，個人認為應該是有其相當積極的意義的。只是「和合」是否應該是海峽兩岸，共同的工作？不只是屬於單方面的問題──就此岸言，不久前，我們的中華民國憲法中還有「統一前綱領」，對岸當局則推出了強調內戰持續中的「反分裂法」；那些「拉扯」對於時局的發展言，真能對於兩岸所企盼的「和平」，產生多少的助益？

不過，作為一個由衷企盼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公民教師，個人認為與其如今日所見兩岸似乎都想從對手處獲得紅利或者民主法治上的保證；但是根據個人的認知，誠如十六世紀「西里西亞和約」初確立當代國際秩序時，教皇慨然所言──

「在法律本身上，不論過去、現在和未來，它是永遠等於零的、無效的、無用的、無力的、不公平的、不正義的、應貶抑的、應譴責的、無約束力且無效果的。」

因而，民主法治的主權說，其實在今日也應該是無用的──一如我們在委內瑞拉，在加薩，在烏克蘭，在伊朗所見的霸權國家的作為，讓列國只能深深遺憾與喟嘆啊。我們真實應該如何，才能避開國際社會的實際亂象而被犧牲？

然而，我卻想起了對岸近幾年來的那句「講好我們的故事」的流行語；我們是否可以試試看以講故事的方式攤開當年兩岸歷史發展的真相？不應該永遠僅被蠱惑在西方長期的意識形態論述中。

應該由那裡談起？當然，最好由1895年的甲午戰爭談起，或者更早該由1868年，作為「中美關係」的始頁的美中蒲安臣條約談起；可惜時間與篇幅都有限，以下就由大家比較有記憶的1945年的雅爾達會議談起吧。。。

那讓人痛心的史實故事是──

一、雅爾達會議的美國大戰略

該會議未邀中國參加，美蘇英就有自己的算盤，例如，長期流行的意識形態中，美國絕對不提美國國家利益的設計，僅自稱為「民主國家的兵工廠」，其實，二戰中，日本侵華的戰略物資有頗多是美國供應的！

中國沒有參加該會議，該會中，卻邀請蘇軍攻擊東三省日軍，但戰後蘇聯如何肯自東北退兵？美國憑什麼代替國府決定？

然而，後來美國著名學者費正清卻推稱「1941年把『自由中國』當作一個同盟者對待。美國的無知和感情用事達到這樣的地步，以至於羅斯福把國民政府描繪成一個打敗日本後就可以填補東亞地區空白的力量。」〈偉大的中國革命，世界知識，頁310〉

戰後，美國除了竟然建議中國讓東北給中、美、英、法、蘇共管外，還主張中國應該組聯合政府。
然後，1945年底、1946年一月初，蘇聯對訪俄的蔣經國說，只要美軍退出中國，俄國也願意退出中國。

1946年3月底，美軍顧問團竟然提出將在華設立軍校二十餘處，其成績突出者可保送美國軍校深造；戰後各界都希望和平，民間當然難以接受這樣的友好方式；然而，這時美國仍是對於中國聯合政府的主張者，馬歇爾是美國總統派來主持國共調停工作的特使；但是，在大戰後，沒有國家不盼望和平的時代背景下，馬歇爾自然很難得到中國各方的認可，乃有了1947年初馬歇爾宣布調停失敗的結局。

調停中，他曾要求蔣停戰達六個月。。。蔣曾使他幾上廬山，加上抗戰期間史迪威與蔣之交惡；雖然，1946年，美方對國府取得了「美中友好通商航海條約」被視為喪權辱國的廣泛利權，但其1947年至1949年擔任國務卿期間，其失望的觀點仍瀰漫於美國國務院，乃有其後著名的『美中關係白皮書』的發表，將中國局勢瓦解的責任全歸諸於國府；那使得國府平白失去其奧援，立刻兵敗如山倒。

而更為重要的，是國府之崩潰極速，在野唯一的實力者中共顯然沒有足夠的實力承接。美國的此一大戰略實在漂亮，這個讓西方礙眼的世界文明古國眼看就要一蹶不振地消失了。個人看來，那不是一個偶然，是美國大戰略上很漂亮的布局。

二、坐看「中共匆匆主政」的漂亮設計

大家都知道，組織上有所謂「幹部決定一切』之說，而當年，中共內部周恩來曾有估計，廣土眾民的土地上，大概要十多年後才能取得政權，順利運轉；怎料到國府如此提早崩潰！。。。中華民族面對著如此的危機！

更細考察之，難怪雖在1950年的韓戰中，新中國因擊敗聯合國軍而有了「揚眉吐氣」的自信，但是並未能避開美國大戰略在幾年前的布局；那是1956年全黨代表大會上，鄧小平在關於黨章修改的報告中，提到中共在解放前後，當年幾乎是沒有領導、沒有計畫的真實處境；是兩年中需要補充五百八十萬黨員，結果只有兩百八十萬；期間緊急吸收與培養的黨員達三百萬人，不僅缺乏充分嚴密的考核和審查，除了有反革命、不革命、機會主義者、壞份子、甚至也有不識字的文盲；而其中不乏十年之後，漸成為中層幹部者──這個角度是我們論述者很少提及的重要問題。

但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卻可以讀到這樣的史料──
「除了華北和東北的一些中小城市外，在1948年末以前，中共還沒有掌握過中心城市，即使佔領了，也往往待不長，最後被迫放棄。1949年以前，絕大多數城市都是反對共產黨勢力的中心所在……這一點，南方比北方尤甚。……迅速到來的最後勝利……它的速度遠遠超過黨的領導人的預料。1946年內戰開始時，……周恩來預計中共要經過長達二十年的鬥爭才能取得最後勝利……」〈上海人民出版社，頁75〉
「在人員上，中共方面只有72萬合格的人可以擔任政府行政部門的幹部，而在國民黨時期這些部門共有200萬個職位。」〈頁76〉

這應該是當年無論是對黨內的三反〈1951〉、對民族資本家的五反〈1952〉與大躍進〈1957~61〉，以及文革十年浩劫〈1966~1976〉的重要背景。。。

對於那個大悲劇，作為研究者的我們除了為我們民族大悲劇中所有同胞的不幸，感到悲哀，與當年的新中國的領導者毛先生應會自責之外，也更應該警惕那是美國當年口口聲聲主持聯合政府後漂亮的高招。。。中共是如何應對該亂局的？

第一個五年計劃後，1956年，社會主義進程取得初步成績，政府除了自我肯定政績，名之為進入社會主義初階，以繼續主導社會政經發展外，對於前述可想見潛伏的諸問題，應該如何同時處理？

往後，乃有1957年，在後續的社會主義建設運動的三面紅旗中，發起「大鳴大放」的整風運動，鼓勵各方人士批評，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簡稱雙百方針），強調言者無罪，聞者足誡。後發展為打擊右派的「反右運動」。不少批判者認為自身受騙，確實不懂辯證思維著，頗吃了大虧。同時的，另外的兩面紅旗，人民公社與大躍進各自也不是沒有相當缺失的。

若真有今日西方所謂的「轉型正義」，應該如何追究責任？只及於戰術？或者也應該充分考慮戰略的部分？──例如，1938年，英、法、德、義的慕尼黑協定怎樣助長了希特勒的擴張？當年捷克斯洛伐克的蘇台德區被瓜分，真是合乎國際正義的嗎？

三、新中國的悲劇──三反、五反、大躍進、以致文革

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大浩劫，許多權威人士都傳述著類似瘋狂的解說，由東到西。。。由西到東。。。強調其時社會的動盪，個人的悲慘際遇；個人成長在那個年代的台灣，當年可說每天就看著種種新聞報導，與今天坊間流行的描述極為類似。

然而，作為一個負責的公民教師，我不能滿足於只是以「上帝要毀滅一個人，必先使他瘋狂」的態度，來混沌地考察史實──那樣我如何能向學生提倡大家應該理性地面對問題、思考問題、處理問題？

因而，在成為一個公民教師之後，我不能不隨時注意這個問題是否能有更合乎現實與理性的發展脈絡。。。經過種種的努力，以下，是個人探討的結果──

上面的史述，無形中引導我們必須思考新中國初期的政策雖有三反、五反與大躍進等種種不同的名目，甚至文化大革命，其實那是一個整體舊中國大動盪後的大清理工作；相對的，1978年以後的「改革開放」，就是在前述清理後，開始大建設的工作。

而其後『改革開放』的主持者竟然正是1956年發表那「幹部有嚴重缺額與素質問題」的鄧小平，就應該不只是偶然的巧合；鄧能在毛的考核下獲得復出，應該是鄧確實有難於被取代的辯證實力；他與出身白區工作的領導人，很早就曾有成為毛的接班人地位的劉少奇曾經同在文革初期被稱為「劉鄧集團」而被拉下馬；劉未能渡過該難關──是否這類國際上戰略層次的作為，很難作為內政上的論斷對象，尤其，任何當國者原本必須「概括承受」前朝與國際上的種種──新中國落入了美國前述的戰略布局，又遭遇到國際上蘇共的「批史達林事件」〈1956〉與其高唱「和平共存」所引發的一連串事件，例如，1956年就發生了波蘭事件與匈牙利事件的衝擊。

尤其，1956年，新中國已認知到建國期間，因美國前述大戰略的啟動，使得共黨的新幹部近三百萬人未經充分的考核與培訓，平均素質很差；加上1958年因蘇共所提關於共用長波電台、聯合艦隊的意見，有失國家主權而堅拒，以致1959年6月，當蘇聯在那貧瘠與受苦的時代，一言不合就對華撤走了所有的專家；卻更刺激出了對岸著名針對性的596計畫──那「廣積糧、深挖洞、不稱霸」，以致高舉「不要褲子，也要核子」「落後，就要捱打」的洞察與以「上窮碧落下黃泉」追求「自力更生」的堅韌尊嚴。

那時原來是第二次五年計畫，所謂的「社會主義建設計劃」，由百花齊放、人民公社與大躍進的「三面紅旗」組成的，雖未能順利成功，但「自力更生」「摸著石頭過河」，已取得了許多寶貴的經驗。文化大革命應該更是有迎戰前述美國大戰略的意義──1966年，當初混入黨內的300萬黨員，應該已有相當數量成為中級幹部了。

四、關於改革開放之後，如何通過六四事件

很早以前，在島內我們就聽過關於以「三七開」的觀點，處理毛時代功罪的說法，個人則到1993年前後，才知道對岸「文化大革命」的自我批判，至少進行到1985年前後，也就是其規模直到「改革開放」的七、八年後，中共該一自我批判才告一個完整的段落。

那是在1989年前後，個人為了年輕稚幼的理想，離開教育界的舒適圈；希望深入社會，理解社會，進而能改造社會；偶獲機會進入台大附近的聯經門市部，在附近的著名的大陸書肆，發現竟然有對岸編輯，1985年印行、高校整黨工作的內部發行的讀物；例舉其主要內容，有清華大學黨委的「認真進行徹底否認『文革』教育」、「積極開展理想和紀律教育─北京大學整黨經驗」、「把徹底否定『文革』作為高校整黨的突破口─遼寧師範大學黨委」等，外界難得一見的史料──尤其重要的，應該是可以見到其種種自我批判的內容與其自我批判的結果。

以遼寧師範大學的報告中，最後有「主要的收穫」之說可為例──
「總結我校徹底否定『文革』專題教育的收穫，突出有四點：1.廣大黨員從理論到實踐，從思想到感情，進一步否定了『文革』，解開了不少認識上的釦子。每個黨員都總結了自己在文革中的經驗教訓，清理了『左』的影響……2.改善了同志關係，增強了團結。……過去……常常有人向我們和上級反映我校『文革』問題解決的不徹底。現在，在徹底否定『文革』的問題上，大家認識一致了……3.校、系都找出了『左』的影響和『文革』遺風的主要表現，一些『左』的傳統觀念有了較大的改變，黨內一些『左』的偏見和情緒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糾正和克服。廣大黨員認清了『突出政治』、『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危害……尊重知識與知識份子的思想有了明顯的增強……4.促進了核查工作。由於認識提高了，一些黨員主動檢查自己在『文革』中的錯誤，並能對自己知道的問題實事求是地出證和提供線索，為核查工作提供了良好的條件。犯有較重錯誤的同志，經過談心幫助有了很大轉變。」〈「高等學校整黨工作經驗選編」，整黨文摘增刊，中共遼寧省委整黨辦公室，中共遼寧省委「整黨文摘」編輯部編，頁43。〉

嚴格言之，當然上述史料的真實性，應該受到各方合理的懷疑；然而，由596計畫中「自力更生」之決意，其實不難想像「改革開放」中那「四個現代化」的必要！

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整個對岸社會的發展沒有受到太多來自「左」的力量的干擾，個人以為，應該就是當年整個否認文革的自我批判工作，由「三七開」到根本批判「文革」，確實曾經真實而充分地進行辯證所獲得的成果。

而改革開放中突然出現的「天安門事件」，如果個人記憶不錯，當時對岸社會的批判稱之為「資產階級自由化」，並非空穴來風；當時，那社會上有「姓『社』？還是姓『資』的批判，並非全沒有理由；但是，在前述1980年代的自我批判中，對岸社會內部對於社會政經發展都有了更為開闊與細膩的認知。

同時，天幸，前述在1956年主持那篇重要報告的鄧小平還能健在，他應該也是當時最能雄辯地說服所有異議者的人物；不知道他是否也聽說當時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們喝的都是美國自香港送來的可樂；他的「無論黑貓或白貓，能抓到老鼠的就是好貓」之說，將資本家與生產關係、生產力都放到某種可以順手取用的工具地位；而1992年，八十八歲的他的南巡更是確立了這樣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難怪當然可以承繼中華民本主義禮運大同的開闊道路，於焉開展。。。

其後，溫家寶先生擔任國務總理期間〈2003~2013〉，更曾經五次公開推薦資本主義大宗師亞當斯密被西方輕忽，強調「如果社会财富只集聚在少数人手里，那是不公平的，而且注定是不得人心的，必将造成社会的不稳定。」的名著「道德情操論」；2011年12月，更曾攜該書訪歐，可以作為一極有意義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襟懷展示。

個人看來，中共當局此後的作為顯然已完全脫離了美國大戰略的陷阱，換言之，當年對岸的「文化大革命」確實是一無比巨大的歷史傷痛事件，而這傷痛之縮小，除了將如所有人類悲劇隨著時間的療癒而成為陳跡外，可能也應該成為人類文明內戰經驗的一大遺產，希望人類社會的未來不要再有類似的悲劇！──由於更多人將認清那是美國當年極為漂亮與厲害的大戰略？──天幸，我們中華民族、這個世界文明古國，竟然今日似乎已能夠歷盡劫難而得新生！

以上，我們透過對於上述的當代歷史故事的講述，是否能確實讓我們島內與對岸的朋友們增加彼此的互信呢？
我這個公民教師的努力，是否達到了今天所謂的「講好我們中國人共同的故事」的標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