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開世界歷史，許多國家的失敗，並不是因為貧窮，也不是因為弱小，而是因為沒有正確認識自己。真正危險的，往往不是國力不足，而是國家對自身能力產生了錯誤的判斷，於是在野心、理想與現實之間失去了平衡。

歷史上不少帝國的興衰固然值得研究，但對於大多數並非超級強權的國家而言，更值得思考的，其實是另一個問題：一個中等國家究竟應該如何定位自己？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義大利，正是一個最具代表性的案例。它既不是英、美、蘇聯那樣擁有龐大資源與全球影響力的超級強權，也不是毫無選擇餘地的小國，而是一個具有完整工業基礎、軍事能力與一定國際影響力的重要國家。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原本有機會在歐洲長期扮演穩定力量的國家，最後卻因錯誤的戰略判斷而走向全面失敗。義大利的經驗提醒我們，一個國家真正需要回答的問題，不是「我們能不能成為世界強權」，而是「我們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

今天許多人談起義大利，往往只記得它在二戰中的失利，甚至把義大利軍隊當成笑話。然而，如果回到二十世紀三○年代的歷史現場，當時的義大利絕不是一個落後國家。它是世界重要的工業國之一，擁有完整的汽車、航空、造船、兵工等工業體系，飛雅特（FIAT）、安薩爾多（Ansaldo）、貝瑞塔（Beretta）等企業至今仍享有盛名；皇家海軍曾是地中海最具實力的艦隊之一，航空工業亦位居世界前列。墨索里尼自一九二二年掌權後，雖然建立的是法西斯獨裁體制，但不可否認，他初期透過行政改革、公共建設與政治整頓，使義大利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秩序，也提升了國家的自信。即使一九二九年全球經濟大恐慌爆發，義大利所受到的衝擊也不像其他歐洲國家那樣劇烈，因此墨索里尼在三○年代初期，不僅國內支持度不低，在國際間也擁有一定聲望。

更有趣的是，一九三四年奧地利總理陶爾斐斯遭親納粹勢力刺殺時，第一個公開反對希特勒擴張的，正是墨索里尼。他立即調兵進駐布倫納山口，封鎖阿爾卑斯山的重要通道，並警告德國不得武力吞併奧地利。當時德國羽翼未豐，希特勒最終選擇退讓。如果歷史停留在那一年，墨索里尼甚至可能被視為維護歐洲均勢的重要人物。

然而，一九三五年的衣索比亞戰爭，卻成為義大利命運的轉折點。墨索里尼希望藉由建立殖民帝國，重現古羅馬的榮耀，證明義大利已經具備與英法並列的世界強權地位。軍事上，義大利迅速取得勝利；政治上，卻付出了極為沉重的代價。國際聯盟對義大利實施制裁，使它與英法的關係迅速惡化，也迫使墨索里尼逐步倒向希特勒，最終形成羅馬—柏林軸心。從這一刻開始，義大利逐漸失去了原本可以左右逢源的外交空間，也開始追求一個遠遠超過自身能力的戰略目標：控制整個地中海、建立橫跨北非與東非的殖民帝國，甚至與英國爭奪全球影響力。

問題在於，義大利雖然是重要工業國，卻沒有英國遍布全球的海上補給體系，沒有德國龐大的工業產能，更沒有美國與蘇聯那樣的人口、資源與財政基礎。它是一個典型的中等國家，卻試圖扮演超級強權的角色。歷史上，大國或許還有承受一次重大戰略失誤的能力，中等國家卻沒有這樣的本錢。一旦國家目標超越了自身能力，過去累積的國力便會迅速被消耗殆盡。因此，我一直認為，義大利留給後世最重要的一句歷史教訓就是：中等國家最大的危險，不是國力不足，而是錯誤估計自己的國力。

這種錯誤，在北非戰場表現得尤其明顯。一九四○年底，英軍發動「羅盤行動」，以約三萬餘人的兵力擊潰義大利第十軍，俘虜超過十三萬名義大利官兵，這場戰役至今仍是軍事史上的經典案例。許多人因此認為義大利軍隊「天生不能打仗」，但真正深入研究當時的軍事與社會背景後，就會發現事情並非如此簡單。

義大利軍隊確實存在裝備不足、補給混亂與指揮體系僵化等問題，但更深層的原因，是整個國家並沒有建立起足以支撐世界大戰的共同信念。英國士兵相信自己是在保衛帝國的生命線；蘇聯紅軍是在保衛自己的祖國；德國士兵則被民族復興與國家崛起的敘事所動員。而義大利士兵遠赴北非，卻很難理解自己究竟是為了什麼而戰。所謂「重建羅馬帝國」固然是一個充滿激情的口號，但對於普通家庭而言，它既遙遠又抽象，無法轉化為願意犧牲生命的共同價值。

戰爭從來不只是武器與兵力的競爭，更是社會共識、政治動員與國家認同的考驗。當國家的戰略目標無法獲得人民真正認同，再精良的裝備也難以發揮應有的戰力。義大利真正失敗的，不只是軍事上的挫敗，而是國家戰略與社會承受能力之間出現了根本性的失衡。

如果將義大利與同時期的西班牙、土耳其相比，差異便更加鮮明。佛朗哥統治下的西班牙同樣是獨裁政權，也與德國保持密切關係，但他始終拒絕正式投入世界大戰。即使希特勒多次施壓，他仍然認為西班牙剛結束內戰，國力不足，不應再投入新的全面戰爭。土耳其則採取更加謹慎的平衡外交，在同盟國與軸心國之間保持靈活的戰略空間，直到戰爭接近尾聲時才象徵性的加入同盟國。瑞典與瑞士也都選擇在極其艱難的國際環境中維持中立，盡可能保存自身國力。這些國家未必沒有壓力，也未必沒有野心，但它們共同擁有一項重要特質：知道自己的能力，也知道自己的極限。

真正成熟的中等國家，不是什麼都想爭，而是知道哪些利益值得堅持，哪些目標不值得拿整個國家的未來去冒險。國際政治不是英雄小說，戰略也不是憑意志就能成功。真正高明的國家戰略，永遠建立在對現實條件的準確認識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激情、民族主義或領導人的個人野心之上。

回到今天，義大利的故事依然值得所有中等國家反覆思考。二十一世紀的世界，再度進入大國競爭日益激烈的時代。美中競爭、俄烏戰爭、中東衝突，以及科技與供應鏈重組，都讓國際局勢變得更加複雜。在這樣的環境下，多數國家既無法完全置身事外，也沒有能力單獨塑造世界秩序，因此如何認識自己的國家，便成為一項真正的戰略課題。

國家的定位，從來不是由願望決定，而是由國力決定；而國力，也從來不只是軍隊的數量，而是經濟實力、工業基礎、科技能力、能源供應、人口結構、財政狀況、外交空間，以及最重要的——人民願意共同承擔命運的社會共識。當一個國家的戰略目標超越了這些基礎，再雄偉的口號也終究無法支撐長遠的發展。反之，只要能夠清楚理解自己的優勢與限制，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取得平衡，中等國家同樣可以在動盪的國際局勢中維持安全、繁榮與尊嚴。

歷史從來不只是對過去的追憶，更是對今天的提醒。義大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失敗，真正留下的並不是一連串戰役名稱，也不是軍事史上的笑柄，而是一個值得所有國家反覆思考的問題：究竟應該如何認識自己？一個國家最大的智慧，不是努力成為另一個國家，而是先理解自己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不是盲目追逐超越能力的榮耀，而是在自身條件之上建立可以長久維持的國家戰略。

歷史上，很少有國家因為知道自己的極限而滅亡；更多國家，卻是因為拒絕承認自己的極限而走向衰敗。義大利的失敗，不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頁歷史，更是一面映照所有中等國家的鏡子。或許，真正成熟的國家，並不是永遠追求更大的力量，而是在每一個歷史轉折點，都能清醒地回答那個最根本的問題——我們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

西安事變後，國共兩黨在「國家至上 民族至上」的大義號召下，決議「團結禦侮 一致對外」。抗日戰爭進入中期以後雙方漸生閒隙時而發生武力衝突。抗日戰爭勝利前後，兩黨分別在各地爭搶地盤，大規模衝突隱約可見。

1945年8月，蔣委員長力邀毛澤東前來重慶商談和平協議，由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居間為證。為保障毛澤東人身安全，赫爾利大使親自陪同毛主席等人一同搭飛機自延安前往重慶。毛主席穿戴周恩來為他挑選的英式禮帽（國父經常使用），舉止略顯「鄉土」（毛平日喜與農民接近）。因為平生第一次坐飛機，神情顯得有些緊張，赫爾利親切問毛搭飛機的感覺，毛回答說：「我還是覺得腳踏實地比較好」。毛澤東等人在重慶停留約43天，當年10月10日雙方簽署＂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簡稱「雙十協定」。

雙十協定共有7個大要，但實質上並沒有解決雙方的基本矛盾。那只是個意向書，把具體的問題留給日後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來解決。雖然簽訂了和平意向書，但雙方均積極佈署武裝力量，內戰已在許多地區爆發。主要戰場包括：長江下游江蘇省中部以北至徐州以南地區、山西省東南部、美國協助將華南國軍以空運方式載往東北及華北，共軍自華北、江蘇、山東輸送兵力進入東北。

民國34年12月美國陸軍參謀長馬歇爾上將卸任軍職，總統杜魯門指派他以總統特使身分來華調停。他在35年1月初分別向蔣、毛出具備忘錄，要求雙方停火止戰。歷經半年時間，調停澈底失敗，國共雙方大打出手。國軍在武力、裝備方面佔全面優勢。蔣委員長預期在短時間內澈底消滅共黨，共軍則以運動戰、游擊戰方式避實擊虛迎戰國軍。調停期間，民國35年5月至7月馬歇爾曾8次親往江西盧山面見蔣委員長，但終以條件未合，國共談判破裂，馬歇爾悵然離去。

35年下半年國軍發動全面進攻，當時共軍主要大本營為：陝北延安、山東臨沂、河北張家口、東北哈爾賓。國軍在這些區域均佈署重兵分進合擊期望殲滅共軍。民國37年以前國軍採取戰略攻勢，共軍則為戰略守勢。

馬歇爾調停失敗，國軍開啓全面大戰。首先選擇目標就是共黨盤據已達10餘年的陜西延安。該地區自抗日戰爭前即已成為共黨的精神堡壘，也是共黨號召民眾、凝聚民心及培訓黨、政、軍菁英幹部的搖籃。國軍決心剷除共黨的窩底，調派大軍責由西安綏靖公署主任胡宗南統一指揮。兩路大軍，整編第1軍、整編29軍，分別駐紮於伊川及洛川。整編軍於抗日戰爭時間相當於集團軍，兩位軍長董釗、劉勘，連同總指揮胡宗南均為黃埔一期生，其陣容可以想見一般，總兵力達23萬人。共黨防禦由彭德懷擔任總指揮，兵力約3萬人。

國軍自當年3月13日起向北方展開鉗形攻勢，目標除了攻佔延安外尚包括肅清陝西境內所有的共軍。當時延安共軍雖然無實力抵擋國軍，但表現得從容與鎮定，因為胡宗南的近身機要秘書即為周恩來安排的地下黨員熊向暉。他是清華大學畢業生，胡宗南選擇他擔任機要秘書多年，國軍的舉動他很徹底的通報延安，使毛、周得以展開周密的佈署。

熊向暉為一有抱負的青年，見到當時國家社會的混亂與不公，選擇加入共黨，中共建政以後他曾經出任中共駐日大使。他與一些其他地下黨員的事蹟大陸近年來有許多報導，大陸民眾自電影、電視劇瞭解這些地下黨員對共產政權建立的貢獻。

國軍戰事進展順利，毛澤東決定主動撤離以保存實力。共軍許多戰士力主與延安共存亡，因為延安是他們的精神堡壘。毛澤東極力安撫，他說：「地失人存，人在地還在；人亡地在，人失地也失。」經過勸說，共軍同意撤守。

毛澤東撤守，他說：「不打敗胡宗南絕不東渡黃河」。其佈署大致如下：

中央黨部一分為二，由朱德、劉少奇兩位常委率領同志東渡黃河，前往河北平山縣西柏坡建立黨中央。陝北由彭德淮、習仲勳（習近平父親）組織防禦部隊保衛黨中央。毛、周及另位政治局常委任弼時分別以化名遊走於陝北的山間。毛澤東暫不東渡黃河其實是他的策略，他率領所屬大打游擊戰，以3萬兵力誘使國軍調派主力部隊約23萬人入陝，使關內中原地區無多餘兵力進剿共軍。陝北地區多為山間小路，國軍雖擁有許多重兵器，但很難在那裡發揮作用。

36年3月25日國軍順利進入延安，共軍僅留下少許老弱殘疾者充當俘擄。毛澤東在他的辦公桌上留有字條「胡宗南來到延安，既上不去也下不來，嗚呼哀哉！」（近期美國伊朗戰爭，美國陷入泥淖，其景況使我想起國軍攻打延安的往事。）毛澤東撤離延安，國軍銜尾追擊，始終未能補捉到主力，晚間在山區，雙方可遠觀對方的營火。毛澤東得意之餘寫打油詩「大路通天，一人一邊，你在那邊，我在這邊。」

毛在撤離延安時要求彭德懷在1個月內消滅國軍1個團以提振共軍信心。彭德懷1星期後便在距延安僅20公里的青化砭小鎮殲滅國軍整編旅，俘虜旅長李紀雲及士兵4700人，其後陸續在蟠龍鎮、羊馬河殲滅俘擄國軍近萬人，共軍稱其為陝北三捷。

國軍胡宗南焦慮萬分，多次要求增兵，可是敗仗接連發生。民國37年2月中旬共軍以「圍點打援」之計包圍伊川，誘使國軍主力整編29軍自洛川來援，共軍在位於洛川、伊川的山間設下埋伏，國軍落入圈套。37年2月28日軍長劉勘率部進入小鎮「瓦子街」，大軍遭到埋伏在四周山地的共軍猛烈的攻擊。國軍受重創無法突圍，旅長李達、周由之戰亡，師長嚴明、軍長劉堪自戕殉國，寫下國共內戰國軍最悲慘的一頁。

劉堪，黃埔1期生，抗日作戰英勇有功，曾獲頒青天白日勳章，沒想到犧牲於內戰，共軍元帥彭德懷也為之扼腕。政府遷台以後，陸軍官校於鳳山復校，學校有一教學樓命名為「劉堪」樓，以為後期學生的榜樣。

「瓦子街」戰役後，國軍節節敗退，民國37年4月27日共軍收復延安。自民國36年3月18日共軍撤離，僅大約1年多後共軍重新回到聖都。這1年多來毛澤東在陝北打游擊，為躲避國軍追擊，四處流竄，行程總計約有1000公里。途經延安、延川、清澗、子長、綏徳、靖邊、米脂、安塞、吳堡…等12個縣城，停留過38個村莊。停留時間最短的僅數小時，最長者為4個月。其中超過1個月的村莊為王家灣、小河村、楊家溝，現今當地都建有紀念舘緬懷過往的革命歲月。

36年12月毛澤東率黨中央來到米脂縣楊家溝村。歷經8個月流離，在陝北找到一個比較安定舒適的環境。當地窑洞主人是北大畢業生，熱情接待中共，騰出許多窑洞由中共隨行人員使用。由於戰爭情勢逐漸好轉，毛澤東停留在當地，擘劃新的一年如何發展。37年3月西北戰場發生了根本性變化。3月初「瓦子街」戰役，國軍西北剿總主力整編29軍被殲滅，共軍估即將收復延安。當年毛澤東誓言不打敗胡宗南絕不東渡黃河，即將實現。

中共另一黨中央，由劉少奇、朱德率領坐鎮於河北省平山縣。3月中旬中共中央決議將兩者合而為一，黨中央設址於西柏坡，毛澤東前往主持大局。37年3月23日毛澤東、周恩來一行來到陝北吳堡縣黃河邊登上預先準備好的大木船划過黃河，在對岸山西臨縣渡口下船，繼續東行，來到五台山時因山區大雪，毛、周等人在寺廟住宿3晚。離開時，寺廟住持為其卜卦，卦有言，毛將在1年後完成建國大業。5月3日毛、周等人抵達西柏坡與朱德、劉少奇會合。

西柏坡是一個約有80個住家的村落，處於華北平原與太平山的交會處。在西柏坡毛策劃與國軍展開大決戰，「遼瀋戰役」、「淮海戰役」、「平津戰役」。三大戰役共軍大獲全勝。民國38年3月共軍進入北平（當時北平尚未易名為北京）。

全國統一在即，共黨中央由西柏坡前進到北平西郊的香山「香清別墅」籌建新政府（按 國父逝世後在移靈南京前，曾暫厝於香山碧雲寺）。38年共黨中央入駐北京中南海，38年10月1日毛澤東於北京天安門城樓宣布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

俯瞰延安城，市中心古城樓，當年國軍由此進入延安

民國36年11月毛澤東打游擊，一行來到陜北榆林的「楊家溝」

民國37年7月初毛澤東一行來到河北山間的西柏坡，策劃攸關中國命運的三大戰役

日本史學界對朱全忠（朱溫）的相對肯定，並非基於對其「仁義」的道德認可，而是源於「功能優先」的歷史評價邏輯——即更關注歷史人物是否完成了特定歷史階段的「結構轉型任務」，而非傳統儒家式的「忠奸善惡」道德審判。

這種評價視角根植於日本近代史學的方法論傳統（如京都學派的「唐宋變革論」），並結合了日本自身的歷史經驗（如「下剋上」的幕府體制），最終將朱全忠定義為「唐末五代轉型期的必要過渡者」。以下從方法論根源、歷史語境重構、日本自身經驗三個維度，詳細拆解這一結論的邏輯鏈條：

一、日本近代史學的「功能優先」方法論：弱道德、重結構的評價體系

日本近代以來的中國史研究（尤其是京都學派、東京學派），其核心方法論的特徵是「去道德化」與「結構化」：即不再以儒家的「忠奸」「篡逆」「正統」等傳統道德標籤作為歷史評價的首要標準，而是轉向關注「制度變遷」「社會結構」「歷史功能」三大維度。具體來說，日本學者會問三個問題：

1. 是否結束了無法維持的舊秩序？（如唐朝末年的藩鎮割據、宦官專權、經濟崩潰）
2. 是否建立了新的統治架構？（如朱全忠對中原地區的重新整合、稅制的恢復、軍權的集中）
3. 是否回應了當時的社會現實？（如唐末農民起義後的民生凋敝、地方豪強的崛起）

這種方法的典型代表是京都學派的「唐宋變革論」（內藤湖南提出、宮崎市定發展）。該理論認為，中國歷史在唐宋之際發生了根本性轉型：從「中世」（貴族制、莊園經濟、門閥政治）進入「近世」（平民社會、貨幣經濟、君主獨裁）。而唐末五代（包括朱全忠建立的後梁）正是這一轉型的「過渡階段」——舊秩序（唐朝）已無法維持，新秩序（宋朝）尚未完全建立，需要一個「過渡者」來完成「破局」與「奠基」的任務。

二、日本史學界對「唐朝已死」的共識：朱全忠是「現實的埋葬者」而非「篡逆者」

在日本學者（如內藤湖南、宮崎市定）的框架中，唐朝在安史之亂後已進入「結構性死亡」：
– 政治上，藩鎮割據取代了中央集權，宦官專權（如唐文宗時期的「甘露之變」）與牛李黨爭（官僚集團的內耗）導致中央政府完全癱瘓；
– 經濟上，均田制崩潰（土地兼併嚴重）、稅收體系瓦解（藩鎮截留賦稅），中原地區「荊棘滿城，狐兔縱橫」（《舊唐書·郭子儀傳》），民生凋敝；
– 社會上，門閥貴族（如崔、盧、李、鄭）仍佔據主導地位，但已無法通過科舉制度吸納新興階層（如寒門子弟），社會流動性停滯。

因此，日本學者認為，唐朝的「名義存在」（如昭宗、哀帝）已無法掩蓋其「實際死亡」的事實。朱全忠的行為（如殺昭宗、篡位建立後梁），並非傳統中國史所說的「弒君篡位」，而是「承認現實、終結假象」的必要之舉——他用暴力手段打破了唐朝的「殭屍統治」，為後續宋朝的「近世轉型」騰出了空間。

這種解讀與傳統中國史書的「道德震怒」（如《新五代史》將朱全忠列入「逆臣傳」）形成鮮明對比：日本史學更關注「歷史進程的連續性」，而非「道德正義的即時性」。

三、日本自身歷史經驗的投射：「下剋上」傳統與「過渡型統治者」的理解

日本史學界對朱全忠的寬容，還與日本自身的歷史經驗密切相關——日本中世史（12-16世紀）本就是一部「下剋上」的歷史：
– 武士階層（如源賴朝）取代貴族（如平氏），建立幕府體制（如鎌倉幕府），架空天皇的「名義統治」；
– 地方豪強（如織田信長）通過軍事力量統一全國，結束戰國時代的混亂；
– 甚至天皇本人（如後醍醐天皇）的「倒幕」嘗試，也需要借助武士的力量。

這種「名義正統與實際統治分離」的傳統，讓日本學者對朱全忠的行為有天然的「理解」：朱全忠的「篡位」，本質上是「實力取代名號」的「下剋上」行為，與日本歷史上的「幕府建立」「織田信長統一」並無本質區別。

此外，日本學者常用「過渡型統治者」（Übergangsherrscher）一詞形容朱全忠，強調其功能而非道德：
– 他不必是「好人」（如朱全忠的殘暴、荒淫）；
– 不必建立「長久王朝」（後梁僅存在16年）；
– 但必須完成「從舊秩序到新秩序的轉換」（如結束唐末的藩鎮割據、恢復中原地區的行政運作）。
這種評價標準，與日本對足利尊氏（室町幕府建立者）、織田信長（戰國時代終結者）的評價完全一致——他們都「不完美」，但都「完成了歷史任務」。

四、日本史學界肯定朱全忠的核心邏輯：「秩序重建」優先於「道德審判」

在日本學者看來，朱全忠的歷史貢獻在於「結束了唐末的無政府狀態」：
– 政治上，他通過軍事手段消滅了黃巢殘部（如884年平定黃巢起義），擊敗了李茂貞、李克用等藩鎮，統一了中原地區，建立了後梁政權，結束了「皇帝被藩鎮挾持」的局面；
– 經濟上，他恢復了中原地區的農業生產（如任用張全義治理洛陽，使洛陽從「渺無人煙」變為「蠶麥豐收」），重建了稅收體系（如推行「兩稅法」的簡化版），緩解了民生凋敝；
– 行政上，他整頓了唐朝的官僚體系，清除了宦官勢力（如殺宦官韓全誨），恢復了中央政府的行政功能。

相比之下，傳統中國史關注的「朱全忠的殘暴」（如殺昭宗、白馬驛之禍），在日本史學中被歸為「過渡時期的必要代價」——為了實現「秩序重建」，暴力是不可避免的。正如宮崎市定所說：「唐末的混亂，不是『忠臣救國的悲劇』，而是『制度失靈的災難』。朱全忠的暴力，是『災難的終結者』，而非『災難的製造者』。」

五、與中國傳統史觀的根本差異：「道德vs功能」的評價分野

日本史學界與中國傳統史觀對朱全忠的評價差異，本質是「道德優先」與「功能優先」的分野：

維度	中國傳統史觀	日本近代史觀
核心標準	忠奸、篡逆、正統（道德審判）	結構轉型、歷史功能（功能評價）
對唐朝的定位	正統王朝（即使衰落也必須維護）	結構性死亡（名存實亡的殭屍）
對朱全忠的定位	亂臣賊子（弒君篡位的罪人）	過渡型統治者（結束混亂的必要工具）
對暴力的評價	絕對的「惡」（如「殺人盈野」）	必要的「代價」（如「終結無政府狀態」）

結論：日本史學界肯定朱全忠的本質是「對歷史功能的認可」

綜上所述，日本史學界對朱全忠的相對肯定，並非因為他「仁義」，而是因為他是「唐末五代轉型期的必要過渡者」：
– 他用暴力結束了唐朝的「結構性死亡」，為宋朝的「近世轉型」奠定了基礎；
– 他完成了「從舊秩序到新秩序的轉換」，重建了中原地區的政治、經濟、行政秩序；
– 他的「不完美」（殘暴、荒淫），是日本史學「功能優先」方法論下的「次要問題」。

這種評價視角，不僅讓我們重新審視朱全忠的歷史地位，更讓我們思考：歷史評價的核心，究竟是「道德的完美」，還是「功能的實現」？對於唐末五代這樣的「過渡時期」，「功能優先」或許比「道德優先」更能接近歷史的真實。

如何從文字看到文明的端倪與演進？筆者選擇「辰」這個在甲骨文中就出現的文字來解析，辰的造字本意是蚌殼一類的水生物，因為辰被假借為地支第五位，就另造蜃字。

辰因其特有外觀，而有星辰、嘴脣的用法，辰的外表看起來有一層又一層的線條，而古人觀星，發現星座排列也是一層一層地上去，就有了星辰的說法，因此辰並不是指某顆星或星座，而是空間的概念，北辰就是指北極星居中眾星拱之，地位無上，所以古人不太敢將辰用在名字上。

辰、層音近並不是偶然，在上古二字可能同音，古人造字有音近義也相關的傳統；時辰是古人認為時間也是一層一層的關係，海市蜃樓中的蜃樓，也是幻影一層又一層的比喻，沈括《夢溪筆談》的<異事>、蘇軾《登洲海市》都有談到海市蜃樓這個議題。

辰分上下兩部，具開合作用，而人的嘴脣也是如此，脣字就被造出來了。
辰其殼薄但是有一定的硬度，古人將辰用來鬆土、除草等農作，農字就造出來了，農上半部的曲是指田地，農另有莀、辳、𨑇等異體字，耕作工具統稱為耒，耕作時的反覆動作為辱（現做耨）。

將辰的邊緣磨成鋸齒狀，可以用來割麥稈、稻稈、瓜、果，辰以產於海中者為佳。辰也可以用來做砭，磨成鋸齒狀的辰也是砭的一種，《黃帝內經》記載，砭、鍼、灸、藥是華夏四大醫術，請注意巫並不在四大醫術之列，砭是石器時代的外科工具，《針灸大成》的九針都是砭的範疇，鍼是用來刺入俞（腧）穴治病，石器時代的鍼，是用隕鐵磨製而成。

全世界只有中國文字具有上千年文明記憶與眾多文化意涵，辰字可以衍生出多意，由辰孳生出的字卻可能只有一個意，如農就是耕作，脣只有嘴脣義，這正是華夏文明有變易的靈活性與不易的穩定性。

中國文字具有多樣資訊，這些資訊進入大數據庫，可以提高人工智能思考的深度與廣度，人工智能用中文思考，肯定會比拼音文字佔優勢。

辰用來作耒與砭，在人類發展史上，只有華夏人使用，或許其他人種也用過，但是沒有考古證據，這種在水邊俯拾即得的普通物品，為什麼只有華夏人懂的拿來使用？歐洲人自詡為世界文明的引領者與開拓者，同一時代歐洲人又是如何耕作？

西元751年加洛林王朝（les Carolingiens）時代，種植黑小麥產出比是一比二，同時期中國北方種小麥，產出比是一比十至二十，變數是沃與水；南方種稻，產出比是一比四十至七十。中世紀歐洲農業革命之後，公元1300年代黑小麥產出比提升到一比三、四，中國北方種小麥，產出比是一比十至三十；南方種稻，產出比是一比六十至八十，一年兩收可達一百二十以上。上述產出比數值皆查詢豆包（AI）而得，歐洲如何耕作的問題，讀者自行想像即可。

近代之前或者說殖民世界之前，歐洲人生活的很辛苦，迷信或禁忌一大堆，如：數字十三、星期五、狼、月圓夜、黑貓、異教徒、女巫，都會讓歐洲人忐忑不安。以狼為例，1764至1767年間，法國發生「熱沃當怪獸」（Bête du Gévaudan）事件，一隻狼在數年間殺害了上百人，導致國王派軍隊獵殺，最後狼被「受過神父賜福的銀彈」射殺。

古代歐洲人們一直在與獸苦鬥，狼、熊、獠牙豬等，一直是歐洲人的現實重擔，尤其是狼，直到近代有了火銃之後局面才翻轉。深夜的狼嚎讓歐洲人戰戰兢兢夜不能寐，因為歐洲沒有城，少數歐洲領主住在石砌的城堡裡，絕大多數歐洲人踡縮在草屋裡，黃昏時分他們會把所有的雞、鴨、豬、牛、羊等，統統趕進茅草屋裡和人同住。當深夜狼嚎與撞門時，他們抵擋不住恐懼時，會將一頭最老的羊或牛推出屋外，讓狼群拖走。
華夏人住在城內或村寨裡，還有更夫值夜報時，安全感天差地別。

歐洲人怕狼怕到基因裡面去了，怕狼嚎尤其是月圓夜的狼嚎，更怕月圓夜突然出現的狼人，更糟糕的是，狼人可能就是他們身邊的親人變身…！這種「隱憂」影響到歐洲人的婚姻與家庭關係，歐洲人普遍信仰基督教，復活節與逾越節同日過，應該在春分後第一個月圓日過節，只因為「隱憂」，他們硬將復活節改在月圓之後的第一個星期日，神應該不會計較這種小事。

聽：反西方思想殖民的號角已吹響

圖：廣西頂蛳山遺址博物館的辰型建築

圖：磨製成鋸齒狀的辰

中國大陸想要統一台灣，美國是阻擋的力量。《誰在誤判戰爭？》（[1]）的两位作者對這三方的一些菁英（約150人）進行了問卷調查和訪談，以了解這些菁英對三方的狀態和情勢的認知和判斷，呈現在書中。

這些問卷調查和訪談涵蓋的問題非常廣，可見於書的目錄，然而它們完成於2022、2023年，距今三、四年，恐怕使它們已經過時而失去意義了，因為這期間中美國力軍力的變化相當大，明顯呈現中升美降的態勢：

美國自2018年起對中國發起貿易戰，認為可以壓縮中國的外貿和經濟增長，這兩年已證實貿易戰是無效的，中國2025年的貿易順差創新高1.19兆美元。
美國這幾年有較高的通膨，其經濟增長其實是高物價撐起來的虛胖假象。
在2025年的印巴空戰，中國的空軍裝備擊落了法國的飊風戰機，中國的軍力於是令人刮目相看。
俄烏和伊朗戰爭讓美國的軍備庫存消耗巨大而補充遲緩，曝露了美國的軍事弱點，而美國與歐洲各國的盟友關係不再穩固。

除了問卷調查和訪談，書中提出一有趣的比喻「益州困境」，把中國大陸想要統一台灣，類比於三國時代赤壁戰後的劉備想要奪取川蜀之地，即益州，而美國對應到北方的魏國曹操；當時劉備據有部份的荊州（現在的湖北與湖南一帶），益州的領導人是劉璋。歷史的發展是：劉備成功奪取益州，但受到不小損失，不久後被東吳孫權偷襲奪去荊州，隨後又在夷陵之戰大敗於東吳，因此含恨而死，而蜀國成為三國中最弱的。劉備奪取益州後的結果並不好，因此被稱為「益州困境」。

基於益州困境，作者認為大陸想要統一台灣也面臨類似的困境，包括：「不能打、不能等、不能占、只能圍、圍也損、損則衰」。然而作者的類比其實是錯得離譜。

劉備與劉璋的綜合實力差距並不大；劉備身經百戰的軍力雖強過劉璋，他的地盤和資源卻比不上劉璋（所以劉備非擴大地盤不可）。但大陸的地盤、資源和軍力都是台灣的十倍以上，大陸若使用武力，台灣不可能像劉璋一樣抵抗將近兩年。此外，曹操未介入益州之戰，是否表示美國也不會介入台海戰爭？

赤壁戰後，就綜合實力而言，曹操第一，孫權第二，劉備第三，但孫、劉加在一起都並未強過曹操。劉備奪取益州，可能使其綜合實力超越孫權，所以孫權要偷襲奪取劉備所擁有的部份荊州。現在中國的綜合實力在全球有坐二望一的地位，比赤壁戰後的劉備強大太多了，因此中國哪有什麼益州困境？

所以，大陸對台灣是能打、能等、能占、能圍，但不急於使用武力，因為其綜合實力仍在增長中，時間對其有利。大陸想要不戰而屈人之兵，既是顧念兩岸的同胞之情，也希望以最少的損耗完成統一大業。

[1]  翁履中、孫太一《誰在誤判戰爭？台海局勢下華府與兩岸菁英認知差距》暖暖書屋，2026。

今天是七七事變八十九週年。對今天許多台灣人來說，這個日子似乎已經變得遙遠，甚至有些陌生。它常被視為「中國大陸的歷史」、「國民政府的歷史」，或者只是教科書中一個早已過去的名詞。可是如果把視野放大，七七事變其實不只關係到當時中國大陸的命運，也深刻決定了包括台灣人在內的所有華人的歷史走向，甚至重塑了整個東亞至今仍未完全消散的政治格局。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這一事件最初看似只是華北一場軍事衝突，但它很快突破了地方事件的範圍，成為中日全面戰爭的起點。國民政府在此之前長期採取隱忍與延宕策略，一方面是因為國力不足，另一方面也是希望爭取時間完成內部整合與軍事準備。然而，七七之後，局勢已無法再退。日本的侵略步步進逼，中國的退讓空間也已耗盡。從此，國民政府不得不拿出全部國家力量，與日本展開全面對抗。

這一決定極其沉重。從軍事角度看，當時中國與日本之間的國力、工業、裝備與軍事組織能力，差距十分明顯。中國不是在充分準備後走向戰爭，而是在不得不戰的情況下被迫全面抵抗。可是也正因如此，七七事變才具有如此深刻的歷史意義。它標誌著中國不再只是局部抵抗，而是以一個國家的全部力量，投入一場生死存亡的戰爭。

日本方面同樣在七七之後走上了欲罷不能的道路。原本日本軍部或許仍幻想通過局部打擊、政治威壓與軍事占領，迫使中國屈服，進而建立其在東亞大陸的霸權。但中國的全面抗戰，使日本陷入了它難以承受的長期消耗。從華北到華中，從上海到南京，從武漢到重慶，中國戰場像一片巨大的泥沼，使日本不斷投入兵力、財力與政治意志，卻始終無法獲得真正的決定性戰略勝利。

這場戰爭最後也把日本拖向了太平洋戰爭。日本原本想建立所謂「大東亞共榮圈」，取代英、法、荷等歐洲殖民帝國在亞洲的地位，成為新的亞洲霸權。但它的野心遠遠超過自身的承受能力。當戰爭擴大到美國、英國、蘇聯等大國全面介入時，日本帝國的失敗其實已難以避免。從這個意義上說，七七事變不只是中國全面抗戰的開始，也是日本帝國走向毀滅的起點。

可是歷史從來不是單線的。七七事變帶來的結果，對中國自身而言同樣複雜而沉重。國民政府雖然在抗戰中承擔了正面戰場的主要壓力，也以巨大的犧牲維持了中國作為同盟國一員的國際地位，但這場長達八年的戰爭徹底耗盡了它的財政、軍力、行政能力與社會動員能量。抗戰勝利看似帶來榮光，實際上國民政府已經元氣大傷，內部腐敗、通貨膨脹、軍隊疲憊、民生凋敝等問題全面爆發，為戰後國共內戰中的潰敗埋下了深層原因。

中國共產黨則在抗戰中獲得了生存與壯大的歷史空間。若沒有全面抗戰，共產黨在陝北的根據地未必能撐過國民政府持續的軍事壓力。但日本的全面侵華，使國民政府不得不把主要力量投入對日作戰，共產黨得以在敵後擴張組織、建立根據地、發展軍隊，並在戰後迅速成為主導中國大陸政局的力量。換句話說，七七事變不只改變了國民政府的命運，也重塑了中國革命與內戰的力量格局。

對台灣而言，七七事變的意義更常被忽略。1937年時，台灣已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四十餘年。許多台灣人被納入日本帝國的殖民體制之中，接受皇民化教育，被要求認同日本帝國，後來甚至有人被動員進入日本軍隊與戰爭體系。從表面上看，七七事變似乎是「中國」與「日本」之間的戰爭，與當時已被日本統治的台灣沒有直接關係。但從歷史結果看，情況正好相反。正是因為中國全面抗戰、日本戰敗、同盟國重建東亞秩序，台灣與澎湖才得以在戰後歸還給中華民國。

這一點是今天台灣社會最容易被淡化甚至被刻意切斷的歷史連結。台灣的戰後命運，不是從1945年突然開始的，也不是孤立發生的，而是與1937年以後整個中日戰爭、太平洋戰爭、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與戰後接收緊密相連。若沒有七七事變後的全面抗戰，就沒有中國作為同盟國參與戰後安排的地位；若沒有中國在抗戰中的持續犧牲與國際外交努力，台灣與澎湖的戰後歸屬也未必會以相同方式被確認。

更精確地說，《開羅宣言》中關於台灣、澎湖的文字，明確將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歸還中華民國。《波茨坦公告》又明確重申「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日本在《終戰詔書》與《降伏文書》中接受《波茨坦公告》，使這一戰時安排進一步成為戰後對日處置的基礎。從歷史與法理的連續性看，台灣戰後歸還中華民國，並不是空泛的政治宣稱，而是戰爭、外交與國際秩序共同塑造的結果。這個法統問題一直延續到今天，無論後來兩岸政治如何變化，這段歷史本身不應被任意抹去。

七七事變對東亞的影響，也不只限於中國與台灣。日本帝國的擴張，固然是侵略與殖民暴力，但它的失敗也重創了歐洲在亞洲的殖民體系。英國、法國、荷蘭等老牌殖民帝國雖然在戰後試圖恢復對東南亞與南亞部分地區的控制，但其威信與力量已被嚴重削弱。日本原本想取代它們成為亞洲的新帝國，結果卻是在自身崩潰的同時，也把舊殖民帝國在亞洲的基礎一併打碎。

這是一種深刻的歷史反諷。日本打著「解放亞洲」的口號，實際上推行的是另一種帝國主義；但它戰敗後，亞洲民族解放與去殖民化浪潮卻迅速興起。印度、印尼、越南、緬甸、馬來亞等地的戰後歷史，都與日本戰爭對歐洲殖民體系的破壞有密切關係。日本沒有建立成功的新帝國，卻客觀上加速了舊帝國秩序的瓦解。

而戰後真正取代歐洲殖民國家成為東亞主導力量的，是美國與蘇聯。二戰結束後，世界迅速進入冷戰。蘇聯在東北亞與中國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美國則重建日本、介入朝鮮半島、支持台灣，並逐步形成東亞安全體系。韓戰爆發後，美國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台灣被納入冷戰前線；日本在美國保護下重新崛起；朝鮮半島分裂至今；東南亞也長期受到冷戰與美國戰略部署影響。

蘇聯後來解體，美國成為冷戰後唯一超強，但戰後東亞的基本格局並未完全消失。直到今天，美國仍在日本、韓國、台灣問題與南海問題上具有決定性影響。日本雖已不再是帝國，但仍是美國東亞戰略的重要支柱。朝鮮半島仍處分裂狀態。台灣仍處在中美競爭與兩岸法統爭議的交會點。這些問題，若往深處追溯，都無法繞開1937年以後東亞戰爭秩序的全面重組。

因此，七七事變絕不只是某一場戰爭的起點。它是整個東亞近代史的重大轉折點。它使中國全面進入抗日戰爭，使日本帝國走向戰略泥沼，使國民政府在勝利中走向耗竭，使中國共產黨獲得歷史轉機，使台灣因日本戰敗而歸還中華民國，也使歐洲殖民帝國在亞洲的舊秩序加速崩解，最終迎來美蘇冷戰支配下的新東亞。

今天台灣許多人遺忘七七事變，某種程度上也是遺忘自己所處歷史位置的來源。台灣不是漂浮在歷史之外的島嶼。台灣今日的政治、法統、安全與國際處境，都是在那場東亞大戰及其後續安排中形成的。如果不理解七七事變，就很難真正理解抗戰；如果不理解抗戰，就很難理解1945年後台灣為何會有今天這樣的歷史處境。

紀念七七，不是為了重複仇恨，也不是為了廉價的民族主義。真正值得紀念的，是那場戰爭如何改變了整個東亞的命運，也提醒我們：歷史的巨變往往從一個看似局部的事件開始，最後卻會牽動國家、民族、政權、島嶼與世界秩序的全面改寫。七七事變八十九年後，我們仍然生活在它所開啟的歷史餘波之中。台灣如此，中國如此，日本如此，整個東亞也是如此。

卡爾·馬克思（1818–1883）是近代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家之一，其對人類社會的貢獻主要集中在思想理論、社會科學方法、政治運動與歷史觀等層面，影響不僅體現在政治領域，更深刻改變了社會學、歷史學、經濟學等學科的發展。

一、提出歷史唯物主義：重新理解人類歷史

馬克思最重要的貢獻之一是提出歷史唯物主義，其核心觀點在於：人類歷史的發展並非由偉人或觀念決定，而是由物質生產方式與社會經濟結構決定。社會結構由兩部分構成：經濟基礎（生產力與生產關係）與上層建築（政治、法律、宗教、文化等）。當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時，舊的社會制度會成為發展的障礙，進而引發社會變革。

例如，人類歷史的階段性演變可概括為：古代奴隸制、中世紀封建制度、近代資本主義制度。這種解釋歷史的方法，打破了傳統以君王或戰爭為中心的歷史敘述，成為現代社會科學的重要理論基礎。

二、對資本主義經濟結構的系統分析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系統分析了資本主義經濟，提出多個關鍵概念：
1. 剩餘價值理論：工人的勞動創造的價值大於其工資，多出的部分被資本家佔有，這部分即為「剩餘價值」，是資本主義利潤的來源。
2. 資本積累與週期危機：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存在結構性問題，如財富集中、週期性經濟危機、勞資矛盾擴大等。例如，經濟繁榮會導致投資過度，進而引發生產過剩與市場崩潰，形成經濟危機。這種分析後來影響了經濟學對經濟周期的研究。

三、推動現代社會運動

馬克思不僅是理論家，也積極參與政治運動。1848年，他與恩格斯共同發表《共產黨宣言》，提出著名口號「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這部著作成為全球社會主義運動的重要思想基礎。

四、深刻影響20世紀世界政治

馬克思思想直接影響了多個政治運動與國家制度：列寧在俄國革命中發展馬克思主義，領導十月革命建立世界首個社會主義國家；毛澤東將其理論與中國革命結合，推動中國走向社會主義。20世紀曾有三分之一人口生活在自稱「馬克思主義國家」的體制中。

五、對學術界的長期影響

馬克思思想不僅限於政治，更影響了多個學術領域，包括社會學、歷史學、經濟學、人類學、文化研究等。許多理論直接源自馬克思，如馬克思主義社會學、批判理論、文化研究等。

六、總體評價：爭議與影響並存

馬克思是極具爭議但影響深遠的思想家。支持者認為，他揭示了資本主義的不平等，為弱勢群體提供了理論武器，推動了社會福利制度的發展；批評者則認為，其部分理論過於經濟決定論，實際政治實踐中也出現了嚴重問題。但無論如何，馬克思思想仍是理解現代社會的重要思想資源。

延伸思考：當代資本主義對馬克思思想的吸收
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是：為什麼今天很多資本主義國家（包括歐洲福利國家）其實都在「部分吸收馬克思」？這一問題與現實世界的制度演變密切相關，反映了馬克思思想對現代資本主義的潛在影響。

從「河洛雅音」看台獨的語言政治矛盾，當前在台灣的政治語境中，許多人試圖透過「台灣話」來建構獨立於中國之外的民族認同。然而，若從語言學與歷史學的深層結構來剖析，一個歷史鐵律無法被抹去：台灣話（閩南話），恰恰是現存中國最古老、保留最完整上古漢語特徵的「中原正統之音」。

一、台灣話的本質

它就是純正的閩南話首先必須釐清，坊間所謂的「台灣話」或「台語」，在語族分類上就是「閩南語」的分支。明末清初，大量福建泉州、漳州的移民橫渡黑水溝來到台灣，將閩南語的音韻、詞彙與語法帶入這片土地。經過數百年的在地融合，台灣話雖吸收了部分平埔族語、日語及現代華語的借詞，但其核心的語音系統、語法結構以及高達九成以上的核心詞彙，與中國大陸福建廈門、泉州、漳州的閩南話依然完全互通。將閩南話改稱為「台語」，固然是在地化認同的體現，但無法切斷其與閩南祖地血脈相連的語言學事實。

二、 跨越時空的比較

若將閩南語（台灣話）放在整個漢語發展史的坐標軸上，與客家話、現代河南中原話進行比較，我們會發現一個極具歷史諷刺的現象：越往南方的語言，反而越接近古代的中原；而真正的中原腹地，古音早已面目全非。

1. 閩南語 vs. 現代河南中原話（中原官話）
現代的河南話屬於北方官話。雖然河南在地理上是古代的「中原」，但由於千百年間經歷了魏晉南北朝、元、明、清等頻繁的北方民族融合與戰亂，其語音系統經歷了極端的簡化。現代河南話丟失了所有的入聲韻尾（-p, -t, -k）與閉口音（-m），聲調也大為減少。相比之下，閩南語因地處南方群山屏障，將秦漢時期的「上古漢語」冰封在語音中。例如，語言學大師羅杰瑞、丁邦新皆指出，閩南語完整保留了「古無輕唇音」（如「飯」讀 pn̄g 保持重唇音）與「古無舌上音」（如「豬」讀 tî 無捲舌音）的漢代甚至先秦特徵。就歷史層次而言，台灣話比現代的河南話，更接近兩千年前孔子與漢武帝所說的中原話。

2. 閩南語 vs. 客家話
客家話同樣是中原移民南遷的產物，被譽為漢語的活化石。不過，客家話主要凍結的是唐宋時期的「中古漢語」系統，其韻尾（-m, -p, -t, -k）與《切韻》、《廣韻》等唐宋的韻書高度契合。而閩南語的底層比客家話更為古老。閩南語的口語（白讀音）保留了大量漢代以前的上古音層次，而其文讀音則對應唐宋音。因此，在古老程度的跨度上，閩南語（台灣話）比客家話更具有向歷史深處延伸的穿透力。

三、 歷史的詰問

台獨朋友如何不講閩南話？基於上述的語言學事實，一個巨大的文化與政治矛盾便浮出水面。許多主張「台獨」的朋友，極力在政治上「去中國化」，甚至試圖透過推行「台語運動」來劃清與中國文化的界線。然而，他們在抗爭、宣傳、甚至日常生活中所高度依賴、視為認同圖騰的「台灣話」，其字字句句，無一不是中國古代先賢所留下來的「河洛雅音」。

當台獨支持者用台灣話高喊政治口號、談論日常生活時：他們把「筷子」叫做「箸（tī）」，這是《說文解字》中的先秦正字；他們把「書本」叫做「冊（tsheh）」，這直接承襲了商周時期甲骨文與簡牘的象形本義（象竹簡編綴之形），如《孟子》中的「經典著作皆稱為冊」；他們說的「行（kiânn）」，是先秦《詩經》裡的步行本義。他們發出的每一個短促的「入聲字」，都是唐詩宋詞裡平仄押韻的靈魂。

語言是歷史的鏡子。台灣話（閩南話）的血統與歷史層次，清晰地證明了台灣與中原文化不可分割的臍帶關係。若要徹底「去中國化」，難道能將這承載了兩千年中國歷史，比現代北京話和河南話還要古老正宗的「中原遺音」徹底拔除、不再使用嗎？這正是台獨認同政治中，最無法自圓其說的文化宿命。

人類歷史進入2026年，美帝霸權的川普總統就以涉嫌觸犯毒品、恐怖主義等罪名，將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綁架到美國關押，作為驚撼全球民眾的賀年。與此同時，在美國的臥榻之側堅守不同體制的社會發展而長期承受非人的封鎖與匱乏的紅色古巴，就面臨了黑幫老大聲稱「即將淪陷」的危急存亡關頭。

問題是，這片哥倫布讚嘆為「人類所見過的最美麗的土地」，這個距離美國佛羅里達州僅僅九十海里的加勒比海最大島國，這個西半球唯一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革命孤島」，這個主要包括白人、混血、黑人，以及少量的印第安人與華人的社會，它的生死存亡，與我們又有什麼關係呢？它值得我們關注嗎？

現實告訴我們，在台灣，除了棒球和極極少數自稱「後援古巴」的人們，它從來都不曾存在，更沒有人會在意它的死活，甚至會因為這個紅色異端的被消滅而鳴炮慶祝。

然而，不准疑美的台灣文化界的視野似乎也並非如此狹隘。姑且不論以馬奎斯為代表的魔幻現實主義文學經典，至少，幾家主流或獨立出版社也出版了舒詩偉譯/著《拉美地誌，魔幻行腳——解放軍、古柯鹼、社區總體營造》(1998)，馬訶士、吳音寧《蒙面叢林》(2003)，愛德華多·加萊亞諾《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2013)，切·格瓦拉《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2016)等，有關拉丁美洲人民反對美國侵略和奴役的鬥爭的好書。其中，那張長期以來風靡全球流行文化，頭戴貝雷帽，深邃憂鬱而充滿戰鬥意志的眼神，長髮飄逸的切·格瓦拉英氣逼人的肖像，應該就是這種戰鬥求存歷史的理想主義符號吧。

2000年5月，我在北京的小劇場看了當地知識文化圈熱烈討論的報告劇《切·格瓦拉》。戲，環繞著格瓦拉的人生選擇，通過正反兩方辯證式的對話而展開，並且通過題為「人間長街」的歌曲，表達了主題思想：
有一條街道，叫做人間長街。
在街的北面，住著幾個富人；
在街的南面，住著無數窮人。
窮人和富人，街南和街北。
壓迫和剝削，鬥爭和反抗。
就像這樣一遍又一遍……

我們知道，阿根廷醫生切·格瓦拉是貴族後裔，學生時代遊歷南美，目睹了普遍的貧窮、不平等現象，因而決定了他一生為窮苦人戰鬥的道路。1955年，他在墨西哥遇見了正在組織革命部隊，伺機打回古巴的菲德爾·卡斯楚，於是參加了「格拉瑪號」的遠征。他說，「在墨西哥的一個寒夜裡，我碰到了他，我至今還記得，我們第一次談話談的是國際政治問題。就在當夜，幾個鐘點後，等到拂曉時，我就成了未來的遠征軍的一員。」他強調，「我同他的結合，從一開始就是憑一種浪漫主義的、愛好冒險的共同心情，憑我認為值得為這樣純正的理想在一個外國灘頭上獻出生命的信心。」而這樣的實際戰鬥也使他從一個軍醫成長為「拉美遊擊戰理論創始人之一」。

卡斯楚指出，古巴革命「是一場貧苦人的，由貧苦人進行的，為了貧苦人的社會主義民主革命」。然而，革命勝利之後，「這些早就是美洲的歷史」，卻因為許多革命領導人工作繁忙，而隨著歲月的消逝淡薄了關於起義的記憶。格瓦拉因此鼓勵參加過革命戰鬥的人提供記得的情節，以便把這部歷史明確地記錄下來。他自己也按照此種意圖動手寫了參加過的襲擊戰、正規戰和散兵戰的個人回憶，並於1963年出版了《革命戰爭隨筆》，也就是《古巴革命戰爭回憶錄》。

格瓦拉在<革命開始>一章寫道：「我們把事情的根子追到約翰·昆西·亞當斯〔John Quincy Adams，1767-1848，美國第六任總統(1825-1829)〕的時代，他在十九世紀初公布了他的國家對古巴採取的態度。這個島被看成從西班牙樹枝上摘下的蘋果，註定要落入山姆大叔之手。這些都是美國侵略——指向古巴，也指向其他國家——的一條長鏈中的環節。

「這種浪潮——這種帝國主義勢力的消長——是以各國新政府在其無法控制的群眾壓力之下的上台下台作為標誌的。整個拉丁美洲的歷史都表現出這些特點：代表一小撮人的獨裁政府通過政變而掌了權；有廣泛群眾基礎的民主政府千辛萬苦才產生出來，但甚至往往在執政前，就由於自身的生存，不得不在事先作出種種妥協，而蛻化變質。在這方面，古巴革命是個例外」。

格瓦拉主張「哪裡有帝國主義，就到哪裡去戰鬥」而決定去「世界的另一些山地」繼續進行鬥爭。1966年，他於是辭去各種官職，離開了古巴，來到玻利維亞東南部的叢林，繼續領導反美帝的遊擊運動。1967年10月他在戰鬥中受傷，因而被玻利維亞陸軍抓獲殺害。美國中情局和玻利維亞軍方基於對崇拜亡靈的印第安人的懼怕，刻意將格瓦拉和其他遊擊隊員秘密掩埋在機場跑道上。1997年，格瓦拉的遺骸終於在遇害三十周年被運回古巴哈瓦那隆重安葬。(《古巴革命戰爭回憶錄》出版前言-上)

1924年6月16日，黃埔軍校在廣州黃埔島成立。這一天，後來成為黃埔校慶日。百年來，黃埔不只是一所軍事學校，更像是一部中國近現代史的縮影。

黃埔成立之初，正值國共第一次合作時期。孫中山希望建立一支有理想、有紀律的新式革命軍，因此創辦黃埔軍校。當時國民黨是主要創辦力量，但共產黨員也參與其中，形成了黃埔早期特殊的政治環境。

黃埔校園裡，既有後來成為國民黨軍重要將領的人，也有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軍事領袖的人。周恩來曾任政治部主任，林彪、徐向前、陳賡等後來成為中共重要軍事人物；而胡宗南、杜聿明、宋希濂等則成為國民政府軍隊的重要將領。

因此，黃埔最特殊之處在於：同一所學校、同一批時代青年，後來走向不同道路。1927年國共分裂後，昔日同窗成為不同陣營的軍政骨幹，並在後來數十年的歷史中彼此對抗。

但從歷史角度看，黃埔精神本身又超越了單一政治陣營。它代表的是那個時代中國青年對國家、民族與變革的追求。無論後來站在哪一方，許多黃埔出身者都在中國近代史留下深刻的痕跡。

黃埔軍校與抗日戰爭的關係密不可分，黃埔師生是對日抗戰的中流砥柱。作為國民革命軍的核心骨幹，黃埔畢業生在淞滬會戰、台兒莊戰役、長沙會戰及印緬戰場等重大戰役中擔任各級指揮官，為國捐軀者難以計數。據統計，抗戰期間有數百名黃埔教官與學生擔任師長以上職務，領導國軍部隊。 

黃埔軍校（及其各分校）在大陸時期培養了逾二十萬名軍事幹部。抗戰爆發初期，中國軍隊裝備落後且缺乏現代軍官，黃埔生填補了各級基層部隊的領導空缺，成為維持戰力與抵抗日軍的最重要力量。 

抗戰期間極度艱苦，戰前與戰時受訓的黃埔學生與幹部大量投入前線。數以萬計的黃埔子弟在槍林彈雨中殉國，展現了「升官發財請往他處，貪生畏死勿入斯門」的黃埔精神。

黃埔師生的身影遍佈所有關鍵戰區：
正面戰場：如杜聿明、薛岳、關麟徵等黃埔將領，在台兒莊戰役、長沙會戰中重挫日軍。
遠征軍與印緬戰場：黃埔將領如戴安瀾等，率軍赴緬甸作戰，打通國際交通線。
敵後游擊戰：共產黨陣營內的黃埔教官與學生（如林彪、左權等），在華北敵後戰場牽制大量日軍，參與了平型關戰鬥與百團大戰。

百年黃埔，有光榮，也有複雜；有共同的青春記憶，也有後來的分歧與戰火。今天回望黃埔，不只是紀念一所軍校，更是在理解一個時代如何塑造人物，也如何被這些人物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