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如果要找一位最著名的「暴君」，秦始皇恐怕永遠名列前茅。後世談到秦朝，經常想到焚書坑儒、嚴刑峻法、修築長城、興建阿房宮與驪山陵墓，以及數十萬乃至更多百姓被迫服役的沉重負擔。秦始皇死後不過數年，陳勝、吳廣揭竿而起，天下群雄響應，曾經橫掃六國、一統天下的大秦帝國迅速崩潰。

到了漢代，秦朝更成為政治思想中最重要的反面教材。賈誼《過秦論》那句「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幾乎替秦朝的滅亡下了最後判決：秦靠武力取得天下，卻不知道取得天下之後政治條件已經不同，仍以嚴刑暴政統治人民，因此二世而亡。這套解釋流傳兩千多年，當然有相當充分的歷史依據。

但是，如果稍微放下後世「暴君」的標籤，重新觀察秦始皇本人，卻會發現事情未必如此簡單。秦始皇的統治確實嚴酷，但他本人是不是一個嗜殺、猜忌、刻薄寡恩的皇帝？答案恐怕未必。至少與中國歷史上一些真正動輒誅殺大臣、清洗功臣的開國君主相比，秦始皇對身邊的重要臣僚，反而表現出相當程度的信任與容忍。

李斯原本只是楚國上蔡的一名小吏，入秦後逐漸受到重用，最後成為秦帝國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秦始皇長期信任李斯，兩家甚至結為婚姻。李斯也深度參與郡縣制度、文字統一以及帝國中央集權的建立。

更值得注意的是李信。秦滅楚之前，年輕的李信意氣風發，認為二十萬大軍便足以消滅楚國。秦始皇採納他的意見，結果李信遭到楚軍重創，秦軍損失慘重。對一個高度集權的君主而言，這種軍事失敗完全可以成為將領喪命的理由。但是秦始皇並沒有殺掉李信。他承認自己判斷錯誤，重新請出老將王翦，動員六十萬大軍攻楚；李信日後仍然繼續參與秦軍的征戰。光是這件事情，就很難把秦始皇簡單描述成一個不能接受失敗、稍有過失便殺人的暴君。

王翦的情況更加值得注意。王翦手握秦國最龐大的軍隊，滅趙、破燕、亡楚，功勞之高，在傳統君主政治中幾乎已經達到「功高震主」的危險程度。但是王翦最終能夠功成身退，家族繼續受到重用。蒙恬、蒙毅兄弟同樣長期受到秦始皇信任，蒙氏家族成為帝國核心軍政集團的重要成員。

秦始皇統一天下之後，並沒有立即展開對開國功臣的大規模清洗。這一點，至少比後世許多開國君主更有氣度。因此，如果我們把「暴君」理解成一位生性殘忍、以殺戮臣下為樂、對功臣高度猜忌的皇帝，秦始皇其實並不是最典型的例子。

他的真正問題，可能出在另一個地方。秦始皇是一個具有驚人意志力的統治者。正是這種意志力，使秦國能夠在十餘年間連續消滅韓、趙、魏、楚、燕、齊六國，結束數百年的戰國分裂，建立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中央集權大帝國。天下統一以後，他又迅速推動郡縣制度，統一文字、度量衡、貨幣與車軌，修築馳道，整合各國原有制度，北擊匈奴，南征百越，開拓帝國疆域。單獨來看，其中許多事情都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問題恰恰在於：他想把所有事情一起做完。這可能是秦始皇最致命的性格缺陷。歷史上的許多強勢獨裁者都有一個相似問題——他們太相信自己的能力，也太不相信時間。因為權力高度集中，政策可以迅速推行；因為統治者深信自己的方向正確，便很容易產生一種強烈的歷史緊迫感：既然這件事情是對的，為什麼不能現在完成？既然帝國需要道路，就立即修築道路；既然北方存在匈奴威脅，就立即出兵；既然南方百越尚未臣服，就繼續征服；既然帝國制度需要統一，那便立即推動全國性的制度改造；既然皇帝陵寢與宮殿代表帝國威嚴，也要同時動員大量人力興建。每一件事情分開來看，也許都有理由。但是當所有事情在十幾年內同時進行，人民所面對的就是另一種現實。

秦始皇忘記了一件事情：帝國剛剛結束了一場持續數百年的戰爭。戰國後期，各國長期動員數十萬大軍互相征伐。長平之戰、邯鄲之戰、秦滅六國的最後戰爭，都意味著巨大的人口與物資損失。普通百姓真正渴望的，很可能不是另一輪宏大的帝國建設，而只是休養生息。

尤其對原來六國的百姓而言，秦朝並不是他們已經習慣效忠的王朝。一個趙人、一個楚人、一個齊人，不會因為秦始皇宣布天下統一，第二天便突然產生對秦帝國的認同。他們原來有自己的國家、貴族、制度與歷史記憶。項羽出身楚國貴族，張良則來自韓國世代為相之家。對這些六國舊貴族而言，秦的統一不是國家統一的完成，而是自己的祖國遭到消滅。普通百姓未必像貴族一樣具有強烈的亡國意識，但他們同樣需要時間適應新的統治。

秦始皇真正需要做的，也許不是繼續高速動員，而是讓天下慢慢習慣「秦」的存在。降低徭役、減輕刑法、恢復生產、吸納六國地方菁英，甚至給原六國人民一些實際恩惠，讓一代人逐漸接受新的帝國秩序。如果這個過程能夠維持二十年、三十年，秦帝國的命運或許完全不同。但是秦始皇沒有給天下這個時間。他也沒有給自己時間。

從公元前二二一年完成統一，到公元前二一○年去世，秦始皇真正治理統一帝國的時間只有十一年。十一年裡，他卻試圖完成一個正常情況下可能需要兩三代統治者逐步完成的工程。這也是為什麼賈誼那句「攻守之勢異也」如此值得反覆思考。

秦國之所以能夠統一天下，恰恰是因為它擁有戰國時代最有效率的國家動員體系。商鞅變法以後的秦國，把農業、軍功、戶籍、刑法與中央權力緊密結合。國家可以最大程度地抽取人口、糧食與軍事資源，用於對外戰爭。在列國競爭的環境下，這套體制非常有效。問題是，最適合打天下的制度，未必最適合治天下。戰爭時代要求服從、效率與動員；和平時代卻需要妥協、寬容與休養。 秦始皇完成了軍事上的統一，卻沒有充分完成政治心理上的轉型。他仍然按照征服六國時的節奏治理天下。這或許才是秦亡真正深刻的原因。

從這個角度看，秦始皇最大的問題，不一定是殘忍，而是缺乏節制。他太急， 急著統一制度，急著建立帝國秩序，急著征服新的土地，急著興建象徵帝國力量的大型工程，甚至急著追求長生，希望自己的生命也能夠超越自然限制。這是一個極其強大的統治者常見的悲劇：因為他已經完成太多別人認為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所以慢慢相信，只要擁有足夠的權力與意志，所有事情都可以立刻完成。可是國家不是工程，人民也不是可以無限制調動的資源。一條道路可以要求十萬人修築，一座城牆可以要求數十萬人施工，但是一個經歷長期戰亂的社會需要多少年才能恢復，卻不是皇帝下一道詔書便能決定的。秦始皇沒有等到這個恢復完成，秦帝國也沒有。

他死後，原來依靠皇帝個人威望維持的政治平衡迅速崩潰。趙高與李斯改立胡亥，蒙恬、蒙毅被迫自殺；原本受到秦始皇信任的政治與軍事菁英反而在二世時期迅速瓦解。不久之後，陳勝、吳廣起兵。六國舊貴族與地方勢力重新出現。那個看似牢不可破的帝國，很快土崩瓦解。

這裡也產生了一個非常有趣的歷史問題：為什麼秦始皇的名聲後來如此糟糕？ 答案除了秦政本身確實嚴酷之外，還有另一個不能忽視的因素：秦朝亡得太快。一個王朝如果延續兩百年，它總會有時間替自己的開國君主建立一套完整的歷史敘事。後代皇帝可以替祖先修飾錯誤，史官可以強調他的雄才大略，人民也會逐漸忘記建國初期的痛苦。秦朝卻沒有這個機會。秦始皇死後三年，天下大亂；又過幾年，秦朝滅亡。於是，解釋秦朝為什麼滅亡的權力，落到了它的繼承者手中。

而漢朝最需要建立的政治敘事，就是：秦為什麼失去天下？答案自然不能是秦的統一錯了，因為漢朝自己也要維持統一帝國。不能說郡縣制度錯了，因為漢朝最後同樣大量使用郡縣。也不能說中央集權錯了，因為漢帝國同樣需要強大的中央政府。於是最合理的答案就是：秦的制度未必完全錯，但秦失去了仁義。這是一個非常高明的政治解釋。漢朝因此可以一方面否定秦的暴政，一方面繼承秦所建立的大部分帝國制度。政治上反秦，制度上承秦。「漢承秦制」，正是中國帝國歷史最耐人尋味的現象之一。

秦始皇因此成為一位十分特殊的歷史人物。他失敗了，秦帝國只存在短短十餘年。但是他所建立的皇帝制度、郡縣體系、中央集權以及大一統政治框架，卻深刻影響此後兩千年的中國歷史。換句話說：他的王朝失敗了，他建立的國家模式卻成功了。因此，秦始皇或許可以被稱為中國歷史上一位「失敗的勝利者」。他贏得了天下，卻沒有學會如何讓天下接受自己的勝利。他完成了中國政治上的統一，卻沒有給社會足夠時間消化這場統一。他建立了延續兩千年的帝國框架，自己的王朝卻成為這套制度第一個犧牲者。

所以今天重新評價秦始皇，既沒有必要替他洗去暴政的責任，也不必把他永遠固定成一個嗜血殘忍的暴君。更接近歷史真實的秦始皇，也許是一個意志強大、極具行政能力、能夠信任人才，也擁有驚人歷史雄心的帝王。

他的問題正在於，這些優點走得太遠。他相信國家可以改造天下。他相信權力可以壓縮時間。他相信自己可以在有限生命中，把一個新的世界全部建造完成。結果，他完成了許多後世延續千年的制度，卻耗盡了自己王朝最寶貴的政治資源。那就是人民的承受能力。賈誼所說的「攻守之勢異也」，真正值得後世統治者記住的，也許正是這個道理：打下一個天下，可以依靠力量；讓天下願意長久留下來，卻必須懂得節制。

歐洲人曾經說剪刀是達芬奇(1452-1519)發明的，這兒的剪刀是指現代通用的同軸雙刃剪刀，中國在五代時就有此型剪刀，在商周時還有8字型剪刀，埃及在西元前1500年有U型剪刀。

維基百科介紹達芬奇說他是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博學者，在繪畫、音樂、建築、數學、幾何學、解剖學、生理學、動物學、植物學、天文學、氣象學、地質學、地理學、物理學、光學、力學、發明、土木工程等領域都有顯著的成就，為文藝復興三傑之一。這麼傑出的人物，發明一把剪刀應該只是當然爾事。

當中國宋朝古墓出土，五代十國就有了結構成熟實用性佳的同軸剪刀，時間點更早於達芬奇，他們改口稱公元一世紀羅馬就有了同軸剪刀，只是失傳了。這種講法有很多疑問需要補漏，第一是沒有考古上的實物出土證據，第二是剪刀構造簡單，不會因仿製上的困難而失傳，第三是沒有發生能導致剪刀失傳的天災人禍，第四是歐洲諸國字典出現剪刀、剪(動詞)等字彙，時間點也相當於達芬奇之時代。

歐洲人自詡為文明的開創者與引領者，總想要在各個領域都是開創與領先世界者，若拿不到開創與領先地位，這名位也不願讓中國人取得，這就是剪刀故事的真諦。

當中國又出土西漢考古發掘出了鐵製8字剪，即交股剪(如圖)，而且中國有眾多文獻可以證明中國遠在商周時代就有了剪刀，《詩經。召南。甘棠》：「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管子》、《呂氏春秋》等文獻都有「翦」字的出現，翦就是剪的古字，下部的羽類比剪刀有雙刃如羽翼之成雙，英文中的剪刀也是複數，漢字對複數的表達在造字時就完成了，如林、如雙，羽翼能開闔，翦刀也能開闔，就像脣比辰(蚌殼)也是上下兩部的比擬。

中國遠在商周時代就有了剪刀，於是他們說埃及的U型彈簧剪在西元前1500年就有了，更早於中國的8字剪。U型彈簧剪從外觀上看就像中國8字剪少繞一圈，只因為少繞了那一圈，U型彈簧剪的彈性或韌性比8字翦差很多，材質是青銅鍛造而成，韌性、硬度都比鐵製8字剪差，U型剪中間若厚使用上就費力 ，中間若薄，用不了幾下，就會因金屬疲勞而斷裂，大概是斷了就斷了，重鑄就好吧。

剪刀與桿秤（不等臂桿秤）都是中國人利用桿槓原理發明的工具，桿秤的使用更早於同軸剪刀，也應該是人類最早使用桿槓原理的度量衡工具，戰國時期的楚墓，就出土了銅衡，半斤八兩的度量設計，是專為桿秤設計的，在桿秤上要準確標註出一斤二斤很容易，要標出半斤也簡單，只要取半即可，如果半斤定為八兩，繼續取半為四兩，再取半為二兩、一兩…，如此桿秤上就容易等量標記了，古人的智慧真是令人歎服。

跟剪刀的出身一樣，歐洲人也說他們有桿秤，時間上當然更早於中國，同樣的他們沒有關於桿秤的考古證據與文獻資料，也沒有半斤八兩這樣的實際生活體驗，半斤八兩並不是中國版的16進制，這唯一的孤例純粹是為了生活便利的特殊安排。在歐洲則是有過成千上萬種進制，直到18 世紀末法國推出公制之後，這種混亂局面才逐漸消除，離秦始皇統一六國推動書同文、車同軌、統一度量衡晚了兩千年，當時的英制長度體系中 1 哩 = 1760 碼、1 碼 = 3 呎、1 呎 = 12 吋；重量則是 1 石 = 14 磅、1 磅 = 16 盎司。歐洲有成千上萬種進制，將中國算盤拿到歐洲去，讓歐洲人去算出2的12次平方根(12平均律)也是很難很難。

爭奪此類的世界第一，其實沒有多大的意義，但是歐洲利用此類浮誇的世界第一，形塑話語權來進行思想殖民，中國近年不再忍受，完全突破西方話語權的時間點，很可能是在中國載人登陸月球成功之時，那將是揭開神話一破百立之時。

中國出土剪刀考古資料：
西漢廣州淘金坑南越國墓葬，出土長約 12.8 公分的鐵製交股剪，是目前中國考古發現最早的剪刀實物之一。
西漢洛陽燒溝墓葬（1953年發掘）出土西漢鐵交股剪，柄部繞成「8」字形，利用熟鐵彈性一按一張，為中國古代交股剪的標準型態。   

二次大戰造成全球7千萬軍民的死亡，主要的侵略者是德國、日本和義大利。德、義的領導者希特勒、墨索里尼都罪有應得的死於非命，日本的昭和天皇（名裕仁）卻完全沒事，二戰後續任日皇44年，活到88歲壽終正寢。怎麼會差這麼多？許介鱗教授的《台獨脈胳記》（[1]）中有一章探討這段歷史。

二戰後的日皇，包括昭和，都是虛位元首，或許讓很多人誤以為日本一向如此，因此昭和日皇不必承擔多少二戰的責任。其實絕非如此，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天皇就是國家的實質元首。在明治維新以前，日本確實有很長時間是幕府掌權、日皇虛位。但自明治元年（1868），很多藩國的武士都提出「王政復古」的口號，迫使幕府將軍「大政奉還」於日皇。由於日皇是武士們擁立的，軍人有很大的影響力，日本於是成為軍國主義國家，即使仿效英國而有議會和首相。

身為日軍的最高統帥，「昭和日皇對政治軍事等發言有各種方式，最重要而正式的是在御前會議的『聖斷』（日皇裁斷）。」御前會議是政府和大本營的聯合會議，書中摘要記述了15次御前會議的主題和聖斷。這些顯示昭和日皇對於戰爭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雖然日軍跋扈，他未必能節制所有日軍的行動。

日本為何願意接受《波茨坦宣言》要求的「無條件投降」？為何最後昭和日皇並未被追究戰爭責任，而天皇體制得以保持？（這正是日本期望的投降條件）書中列舉一些徵兆和可能的原因：

南京支那派遣軍總司令副參謀長今井武夫少將接到大本營指令進行對華謀和工作，1945年7月8-10日與國軍第10戰區副司令何柱國上將在河南省新站集會談議和。「何柱國還特別講到，蔣介石主席對日本日皇體制的繼續存在表達善意，還說他會對各國首腦也表明了這一意向。」

《波茨坦宣言》在1945年7月26日公佈前被傳給蔣介石確認（蔣未在現場與會），蔣做了一些修改。「波茨坦宣言第九條以下，修改得相當寬大…宣言文中，沒有隻字提到有關日皇能否續存的問題。…這樣蔣介石的伏筆，對『日皇是存是廢』才有扮演重要角色的機會。」

「貝拉斯哥死前（2002年），透露日皇贈送給蔣介石一筆相當巨額的禮金…這是…德國馬克紙幣…共達360億美元。」這段文字的根據是日本寫實作家高橋五郎2016年出版的日文著作，貝拉斯哥在二戰時同時是德國和日本的情報員。書中指出，這巨額禮金大約是日軍占領中國大陸和東南亞所掠奪的大量財富的一部份。蔣收受了禮金，因此支持免除昭和日皇的二戰責任，及保持天皇體制。

以上的記述看來有合理性。蔣介石帶了很多黃金到台灣，穩定台灣當時的危局。國民政府打了8年抗戰，隨後又是國共內戰，已經民窮財盡，哪來的很多黃金？很可能就是蔣收受的禮金的一部份（已兌換成黃金），其他部份則消耗在國共內戰了。蔣大約不算貪污，因為他把禮金全用於中華民國的存續！

[1] 許介鱗《台獨脈胳記》人間，2019。

1959年靖國神社低調的將1,000多位B（乙）、C（丙）級戰犯的名字給迎入了神社內合祀。1966年日本厚生省將含有A（甲）級戰犯的祭祀名錄交給當時的靖國神社宮司筑波藤磨（1905～1978），但筑波並沒有把他們迎入神社內祭祀，即使受到國內右派的強大壓力，但他始終堅持A（甲）級戰犯是「戰爭的責任者」，所以反對把他們給迎祀進靖國神社內。

其實早在前一年（1965年）7月，筑波藤磨就自己提案給靖國神社的「總代會」（類似於董事會）並獲得同意，在拜殿左側建造了一間名為「鎮靈社」的小建築，用來祭祀幕末嘉永六年（1853年）以來因反幕戰爭死亡但沒有被迎入祭祀的孤獨亡靈，例如西南戰爭中的反政府戰死者。

筑波藤磨，原名藤磨王，其遠祖可追朔至日本南北朝時期（1336～1392）北朝第三代天皇崇光天皇的皇子榮仁親王（1351～1416），為日本南北朝時代兩大皇統之一持明院統的嫡流。或許是因為自小身體虛弱、也或許是不喜歡打打殺殺的軍事活動，因此筑波藤磨沒有跟隨當時的軍國主義風潮成為一個職業軍人，而是進入東京帝國大學師從著名日本史學家黑板勝美（Kuroita Katsumi，1874～1946）學習歷史。因為是日本皇族的關係，筑波在1925年就被推選為貴族院（上議院）議員。但淡泊名利的筑波，在1928年7月向天皇請求脫離皇籍，之後被賜姓「筑波」，被封為侯爵。而早在他大學畢業之初，筑波藤磨就自費在自己位於東京代代木的家裡成立了「筑波歷史研究室」，每年都出版史學文獻目錄《國史學界》。日本無條件投降後，筑波藤磨從1946年1月25日開始一直到1978年3月過世為止，擔任靖國神社的宮司長達32年。

筑波藤磨過世後，新任靖國神社宮司的松平永芳（戰敗時期的宮內大臣松平慶民長子，為二戰日本海軍少校退伍）就在同年10月17日趁著舉行秋祭的機會，以「昭和殉難者」的名義把甲級戰犯東條英機等14名甲級戰犯的名字偷偷寫入靖國神社的【靈璽簿】內，從此靖國神社的性質有了根本性的改變，搖身一變成為日本右翼勢力為軍國主義招魂、為侵略戰爭翻案的政治舞台。軍人出身的松平永芳對於所謂的「東京審判史觀」是持否定態度，他認為即使是A（甲）級戰犯，獲死刑的戰犯和戰亡者並沒有什麼差別。簡單的說就是日本右翼分子藉著迎入這些甲級戰犯來否定戰後的「東京大審（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極東國際軍事裁判／東京裁判）」及日本應負之戰爭責任。

為避免引起亞洲鄰國的反感與抗議，此後昭和天皇便不再參拜靖國神社，明仁天皇於1989年繼位之後也未入社參拜。而在二戰結束後的1952年10月至1975年11月昭和天皇曾前後8次參拜「靖國神社」。

還有多少人記得8月15日是大日本帝國宣布無條件投降的日子？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然後於同年9月2日在停泊於東京灣的美國軍艦密蘇里號上舉行投降儀式並正式簽字投降，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1945年9月9日上午9時，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戰區受降儀式（中國戰區日軍投降簽字儀式）在中華民國南京市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大禮堂舉行，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主持受降典禮，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大將在日本投降書上簽字，向同盟國代表、中國陸軍總司令部總司令何應欽表示無條件投降；岡村寧次的佩刀由何應欽將軍接收，目前收藏在中華民國國軍歷史文物館。

岡村寧次同時接受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第一號命令，確認臺灣、澎湖所有一切陸海空軍及輔助部隊向蔣委員長無條件投降，並服從蔣委員長及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指揮。當時使用的日本投降書為中日文各一份，整個儀式歷時15分鐘。

已經沒有太多人知道，70萬中華民國國軍軍隊投入淞滬會戰之中，中華民國空軍炸毀日本海軍陸戰隊司令部，炸傷日本海軍第三艦隊旗艦出雲號，中華民國陸軍為補充戰損，五次發佈動員令，超過半數團職以上高階將領以身殉國。淞滬會戰雖然最終未能阻止日軍佔領上海，卻改變了日軍在中國戰場的戰略部署，還為上海資本向重慶轉移，爭取到三個月的寶貴時間。

在湖南常德保衛戰中，中華民國陸軍74軍57師的8000名官兵，阻擊10萬日軍15天之久，最後只剩200人還能夠戰鬥。74軍57師余程萬師長發出了74軍57師最後一封電報：「彈盡，援絕，人無，城已破。職率副師長、師附、政治部主任、參謀部主任死守中央銀行，各團長劃分區域，各扼守一屋，作最後抵抗，誓死為止，並祝勝利。74軍萬歲！」孫立人的中華民國陸軍新一軍遠征緬甸，以傷亡1.7萬人的代價，擊斃擊傷日軍數萬人。

在武漢上空，曾經爆發持續時間僅次於「大不列顛空戰」的「武漢空戰」。那場空戰中，中華民國空軍擊落日軍飛機78架，炸沉日軍艦艇23艘。在重慶有17家軍工廠，在敵機轟炸下堅持24小時不間斷生產。以金陵軍工廠為例，抗戰期間共生產迫擊炮7,000門、重機槍1.8萬挺、步槍28萬支、手榴彈30萬枚、爆破包20萬個。

日軍投降書文中多次出現：「日本陸海空軍及其輔助部隊向蔣委員長投降」，受降落款是：「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特級上將蔣中正特派代表陸軍一級上將何應欽」。這一場偉大的中國衛國戰爭，是世界四大反法西斯戰爭之一！它除了國民革命軍以重兵集團正面作戰，還加上敵後游擊戰、情報戰，全國軍民與敵人浴血奮戰才打贏的。

八年對日抗戰期間，國民政府的國民革命軍與日軍共進行了重大會戰22次，大型作戰1,100多次、小型戰鬥3萬8千多次；中華民國陸軍陣亡官兵1,319,958人，負傷1,761,335人，失蹤130,126人，合計為3,211,419人，陣亡官兵其中包括8名上將、41名中將、71名少將。中華民國空軍有6,164名飛行員血灑長空，2,468架戰機被擊落。中華民國海軍全軍覆沒，所有艦艇全部打光。

我知道對岸的同胞們，近年來越來越重視國民黨軍隊在對日抗戰期間於正面作戰所做出的犧牲與貢獻，對於這一點，我心存感激與敬佩。因為在台灣的這個中華民國，已經逐漸淡忘，甚至不承認這一段史實。

謹向所有為中華民族的生存與尊嚴而戰鬥過的中國人致敬！

歷史研究中有一類很有意思的問題：如果某個關鍵節點發生不同結果，後面的歷史會怎麼發展？以前曾有人問我：假如1940年以前，國民政府在日軍持續打擊下崩潰，重慶淪陷，蔣介石遭到暗殺，或者他本人判斷抗戰已無法繼續，最終接受日本提出的條件，那麼是否意味著日本已經贏得中國戰爭？

如果只從傳統軍事史角度回答，答案似乎很簡單：當然是日本取得重大勝利。 但如果把時間尺度拉長，答案恐怕沒有那麼簡單。因為擊敗一個政府、消滅一支正規軍，與征服一個國家，從來不是同一件事情。更值得思考的是，日本即使在1940年前成功迫使國民政府退出戰爭，這場巨大的勝利很可能非但無法解決日本帝國的戰略困境，反而可能使軍部更加相信武力，從而更快走向一場日本根本無力承受的太平洋戰爭。

首先必須承認，國民政府如果在1940年前退出抗戰，對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將非常巨大。自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以後，中國戰場長期牽制日本陸軍大量兵力。除了野戰師團之外，日本還必須投入獨立混成旅團、守備部隊、憲兵、鐵路警備部隊，以及龐大的後勤與航空力量。假如重慶政權瓦解，日本不再需要準備武漢會戰那種大規模戰役，即使仍然必須留下大量部隊維持占領，也很可能逐漸釋放數個精銳野戰師團。更重要的是，原本投入中國戰場的大批陸軍航空兵、炮兵以及其他技術部隊，也可以轉往其他方向。到了1940年前後，這會是一股相當可觀的力量。

如果日本選擇南進，這些部隊可以投入法屬印度支那、馬來亞、緬甸、菲律賓以及荷屬東印度；如果日本選擇北進，關東軍對蘇聯遠東地區的軍事壓力也會增加。因此，國民政府如果提前崩潰，日本在1941年至1942年間的短期軍事力量，很可能比真實歷史中的日本更強。這一點不能低估，然而，問題也從這裡開始。

打垮國民政府，不等於征服中國。日本即使迫使重慶投降，真正得到的究竟是什麼？可能只是一個名義上的中國中央政府。當時中國仍存在大量具有相當軍事與政治自主性的地方勢力。四川、雲南、廣西、西北各有不同的地方軍政集團。他們之所以接受重慶中央領導，本來就是長期政治整合與妥協的結果。一旦中央政府崩潰，這些地方力量並沒有必然跟著投降的理由，這便會讓日本陷入一個兩難。如果日本要求所有地方軍隊解除武裝，就必須派遣更多日軍深入中國內陸，繼續進行漫長的軍事征服；如果接受地方勢力繼續存在，則只能形成一個名義統一、實際高度分裂的中國。

最可能的結果是，日本控制沿海重要城市、長江航線、華北主要交通線與重要工礦區，其他廣大地區則透過親日政權、地方軍閥以及各種代理勢力間接控制。日本人或許當時會覺得地圖看起來非常漂亮。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武漢、廣州都在日本勢力範圍之內。可是把地圖放大，就會發現完全不同的景象。城市是日本控制的，鐵路沿線也是日本控制的；但距離鐵路數十公里以外的農村與山區，究竟聽誰的命令，可能就是另外一回事。

中共甚至可能成為最大的政治受益者。另一個更加棘手的問題，是中國共產黨，1940年前後，中共已經在華北、華中建立相當廣泛的敵後組織與游擊戰網絡。如果國民政府繼續抗戰，中共只是中國抗戰力量的一部分；但如果國民政府投降，中共立刻會得到一項極其巨大的政治資產：「國民政府投降了，而我們仍然繼續抗日。」這會使中共有機會更加集中地掌握民族抗戰的政治正當性。日本接下來面對的，也就不再是傳統的正規戰爭，而是漫長的治安戰、游擊戰、情報戰與政治戰。

日軍可以占領一座城市，卻不可能在每一個村莊駐軍；可以守住鐵路車站，卻無法保證幾十公里外的鐵路不被破壞；可以建立親日地方政府，卻很難確定那些地方官員晚上是不是正在與地下抗日組織聯絡。這與後來蘇聯以及美國在阿富汗遭遇的困境當然不能直接類比，但其中存在一個共同的戰略問題：軍事上的勝利，並不會自動轉化成有效的政治統治。日本可能擊敗國民政府，卻因此必須親自承擔治理一個擁有四億以上人口、民族意識已經被全面戰爭激發起來的龐大中國。這可能是一份日本帝國根本消化不了的戰利品。更危險的是，勝利可能使日本更加瘋狂。

那麼，日本有沒有可能在打垮國民政府以後見好就收，花十年時間消化中國？從純粹理性的國家戰略來看，這當然是一種選擇。但如果回到1930年代日本真正的政治與軍事決策文化，我認為可能性並不高，因為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開始，日本已經逐漸形成一套極其危險的正回饋機制。

關東軍擴大事態，成功了，滿洲國傀儡政權建立，國際社會雖然譴責，日本卻沒有遭到足以迫使其退出滿洲的軍事反制。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日本再度擴大戰爭。上海打下來了。南京也打下來了。徐州、武漢接著失守。每一次軍事勝利，都在強化日本軍部的一種信念：武力可以解決政治問題。如果連重慶都在1940年前垮台，日本軍部得到的政治教訓恐怕不會是：「中國太大，我們應該停止擴張。」他們更可能得到完全相反的結論：軍部的路線果然正確，只要日本堅持到底，再強大的敵人最後也會屈服。這才是最危險的地方。

中國勝利無法解決日本最致命的問題：資源。日本即使擊敗中國，還是沒有解決它最根本的戰略困境，那就是資源。滿洲可以提供煤、鐵、大豆與一定程度的工業基礎，中國占領區也可以提供糧食、礦產與市場，但是日本現代戰爭機器最需要的石油、橡膠、錫、鋁土礦等戰略資源，仍然嚴重依賴海外。

而此時日本往南看，看到的是一桌令人難以抗拒的盛宴。荷屬東印度有石油。馬來亞有橡膠和錫。法屬印度支那具有重要的糧食、資源與戰略位置。更重要的是，1940年的歐洲局勢似乎也正在告訴日本：機會來了。法國、荷蘭、英國，不是戰敗就是陷入苦戰。如果這個時候中國國民政府也垮台，日本軍部很容易產生一個在當時看似合理、後來卻極其致命的判斷：西方殖民帝國正在崩潰，現在不取南洋，更待何時？因此，國民政府提前戰敗，未必能夠避免太平洋戰爭，甚至可能使太平洋戰爭來得更快。日本真正缺少的，不是能打仗的軍人，而是結束戰爭的戰略。

這也讓我們碰到一個比反事實歷史更加重要的問題：日本軍隊真的不會打仗嗎？當然不是。如果只看1937年至1942年的戰役紀錄，日本陸海軍的戰術能力其實相當強。上海、南京、徐州、武漢，日本基本掌握戰場主動；太平洋戰爭初期，更在短短幾個月內席捲香港、馬來亞、新加坡、菲律賓與荷屬東印度。日本海軍航空兵突襲珍珠港，南雲機動部隊甚至一度橫掃印度洋。如果只看戰報，會出現一個非常弔詭的現象：日本似乎一直在贏。

可是戰略真正應該問的問題不是「這一仗能不能贏」，而是：贏了以後呢？南京占領以後，中國不投降，怎麼辦？武漢占領以後，中國還是不投降，怎麼辦？東南亞占領以後，美國拒絕接受日本建立的新秩序，又怎麼辦？甚至珍珠港成功以後呢？這個「然後呢」，才是真正的戰略。而日本始終沒有提出一個足以結束戰爭的答案。能開戰是力量，知道如何結束才是戰略。

《孫子兵法》早已提出「兵貴勝，不貴久」，並警告戰爭一旦拖延，就可能出現師老兵疲、銳氣受挫、國力耗竭的結果。戰爭打的是軍隊、武器、人口、資源與工業能力，但在這些條件之上，真正決定國家命運的，往往仍是領導階層能否理解自己究竟想從戰爭得到什麼，以及國家的力量能不能支持這個目標。

日本在1930年代最大的悲劇，恰恰不是軍隊太弱，而是軍隊相當強。因為一次又一次的戰術勝利，使軍部產生了危險的錯覺：既然上一場可以贏，下一場也可以贏；既然武力能解決一個問題，就可以繼續用武力解決下一個問題。結果，日本為了解決一場無法結束的中國戰爭，又發動了一場更加無法承受的太平洋戰爭。最終不但中國與亞洲各國遭到巨大災難，日本自己的城市也化為焦土，數以百萬計的軍民傷亡，帝國徹底瓦解，國家遭到占領。

所以，如果1940年前國民政府真的崩潰，我認為日本可能在短期內變得比真實歷史更加強大，甚至讓1941、1942年的軸心國看起來更加接近勝利。然而，日本帝國卻未必因此活得更久。恰恰相反，這場過於巨大的勝利，可能使日本軍部更加相信自己的力量，從而更有信心走向那場最終毀滅帝國的戰爭。

這或許就是歷史最值得後人警惕的地方：一個國家的毀滅，有時候不是從失敗開始，而是從一次超出自身承受能力的勝利開始。軍隊強大，並不等於國家安全；能夠發動戰爭，也不等於具有真正的戰略能力。所以，能開戰，是力量；能打贏，是能力；知道為什麼而戰、打到什麼程度，以及什麼時候應該結束，才是真正的戰略。

《槍炮、病菌與鋼鐵》（[1]）算得上是關於人類史的名著，翻譯成幾十種語言的暢銷書。書中有一章，第十六章，談古代中國，把其主要觀點也套用於古代中國。然而作者看來並不了解古代中國，其觀點其實不能適用於古代中國，甚至有毀謗中國之嫌（作者應非故意）。

書中的主要觀點：

人類社會的命運主要取決於地理環境，古文明出現在西南亞、中國，因為當地有較多適合馴化的植物和動物，於是從居無定所的漁獵生活轉向定居的糧食生產生活方式，造成人口的增加和密集，以及致命病菌的滋生，也造成社會的分工和政治組織的出現，從族群到部落、酋長管轄，再形成國家。同時隨著社會愈來愈複雜，於是產生文字和技術的持續進步，如產出銅鐵、槍炮等等。

社會的生活方式，會向周圍地區傳播，歐亞大陸，包括北非，的主軸線是東西向的，緯度相近，因此容易傳播；美洲和非洲的主軸線是南北向的，又有不少地理的阻隔，因此不容易傳播。

在地理大發現以前，歐亞大陸（包括北非）、美洲、澳洲和北非以外的非洲，幾乎是彼此隔絕的，歐亞大陸的地理環境遠比其他各洲優越，導致多方面的長期進步，而其他各洲幾乎一直停留在漁獵生活方式，地理大發現後，歐洲人因此能夠殖民其他各洲。

書中主張：中國很早就統一，現在（寫書當時）12億人口中超過8億都說普通話，是因為華北的華夏民族最早轉向定居的糧食生產生活方式，形成國家、產生文字和技術進步，於是能征服周邊的異民族，就像歐洲人殖民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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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類比完全不合理，歐亞大陸與美洲隔絕了幾千年，造成社會發展的巨大差距，因此歐洲人能輕易征服美洲土著；華夏民族與周邊的異民族並未隔絕，華夏民族的任何社會進步，多半不久就被周邊的異民族所仿效，華夏民族因此沒有多大優勢，難以征服周邊的異民族。中國很早就統一，另有原因：

周公（約西元前1000年）創建的「天命」和儒家思想有普世性（因此少有民族歧視），各民族的領袖只要實行德治，都有可能得到「天命」，而成為「天下」之主，很有助於民族的融合。當時中原周邊有很多異民族，其語言、文字多半仍較簡陋，自然容易接受吸收較豐富的漢語、漢字和儒家文化，華夏民族因此逐漸形成龐大的漢族。

一些古書，主要是《史記》，把黃帝、夏、商、周、楚、秦等等都列在同一族譜中（《史記》應該是記錄一些無法證實的傳說），使得這些其實不同的民族都成為黃帝的後裔，雖然這是神話式的虛構，卻也有助於民族的融合，而後來入主中國的異民族為了利於統治，大多也自稱黃帝的後裔。

所以中國的統一與歐洲人殖民世界大不同（參見《獨特的中國文明，有殖民嗎？》）。

[1] Jared Diamond《槍炮、病菌與鋼鐵：》上海譯文出版社，2016（2018重印）（Guns, Germs, and Steel :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 1997）

西安事變後，國共兩黨在「國家至上 民族至上」的大義號召下，決議「團結禦侮 一致對外」。抗日戰爭進入中期以後雙方漸生閒隙時而發生武力衝突。抗日戰爭勝利前後，兩黨分別在各地爭搶地盤，大規模衝突隱約可見。

1945年8月，蔣委員長力邀毛澤東前來重慶商談和平協議，由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居間為證。為保障毛澤東人身安全，赫爾利大使親自陪同毛主席等人一同搭飛機自延安前往重慶。毛主席穿戴周恩來為他挑選的英式禮帽（國父經常使用），舉止略顯「鄉土」（毛平日喜與農民接近）。因為平生第一次坐飛機，神情顯得有些緊張，赫爾利親切問毛搭飛機的感覺，毛回答說：「我還是覺得腳踏實地比較好」。毛澤東等人在重慶停留約43天，當年10月10日雙方簽署＂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簡稱「雙十協定」。

雙十協定共有7個大要，但實質上並沒有解決雙方的基本矛盾。那只是個意向書，把具體的問題留給日後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來解決。雖然簽訂了和平意向書，但雙方均積極佈署武裝力量，內戰已在許多地區爆發。主要戰場包括：長江下游江蘇省中部以北至徐州以南地區、山西省東南部、美國協助將華南國軍以空運方式載往東北及華北，共軍自華北、江蘇、山東輸送兵力進入東北。

民國34年12月美國陸軍參謀長馬歇爾上將卸任軍職，總統杜魯門指派他以總統特使身分來華調停。他在35年1月初分別向蔣、毛出具備忘錄，要求雙方停火止戰。歷經半年時間，調停澈底失敗，國共雙方大打出手。國軍在武力、裝備方面佔全面優勢。蔣委員長預期在短時間內澈底消滅共黨，共軍則以運動戰、游擊戰方式避實擊虛迎戰國軍。調停期間，民國35年5月至7月馬歇爾曾8次親往江西盧山面見蔣委員長，但終以條件未合，國共談判破裂，馬歇爾悵然離去。

35年下半年國軍發動全面進攻，當時共軍主要大本營為：陝北延安、山東臨沂、河北張家口、東北哈爾賓。國軍在這些區域均佈署重兵分進合擊期望殲滅共軍。民國37年以前國軍採取戰略攻勢，共軍則為戰略守勢。

馬歇爾調停失敗，國軍開啓全面大戰。首先選擇目標就是共黨盤據已達10餘年的陜西延安。該地區自抗日戰爭前即已成為共黨的精神堡壘，也是共黨號召民眾、凝聚民心及培訓黨、政、軍菁英幹部的搖籃。國軍決心剷除共黨的窩底，調派大軍責由西安綏靖公署主任胡宗南統一指揮。兩路大軍，整編第1軍、整編29軍，分別駐紮於伊川及洛川。整編軍於抗日戰爭時間相當於集團軍，兩位軍長董釗、劉勘，連同總指揮胡宗南均為黃埔一期生，其陣容可以想見一般，總兵力達23萬人。共黨防禦由彭德懷擔任總指揮，兵力約3萬人。

國軍自當年3月13日起向北方展開鉗形攻勢，目標除了攻佔延安外尚包括肅清陝西境內所有的共軍。當時延安共軍雖然無實力抵擋國軍，但表現得從容與鎮定，因為胡宗南的近身機要秘書即為周恩來安排的地下黨員熊向暉。他是清華大學畢業生，胡宗南選擇他擔任機要秘書多年，國軍的舉動他很徹底的通報延安，使毛、周得以展開周密的佈署。

熊向暉為一有抱負的青年，見到當時國家社會的混亂與不公，選擇加入共黨，中共建政以後他曾經出任中共駐日大使。他與一些其他地下黨員的事蹟大陸近年來有許多報導，大陸民眾自電影、電視劇瞭解這些地下黨員對共產政權建立的貢獻。

國軍戰事進展順利，毛澤東決定主動撤離以保存實力。共軍許多戰士力主與延安共存亡，因為延安是他們的精神堡壘。毛澤東極力安撫，他說：「地失人存，人在地還在；人亡地在，人失地也失。」經過勸說，共軍同意撤守。

毛澤東撤守，他說：「不打敗胡宗南絕不東渡黃河」。其佈署大致如下：

中央黨部一分為二，由朱德、劉少奇兩位常委率領同志東渡黃河，前往河北平山縣西柏坡建立黨中央。陝北由彭德淮、習仲勳（習近平父親）組織防禦部隊保衛黨中央。毛、周及另位政治局常委任弼時分別以化名遊走於陝北的山間。毛澤東暫不東渡黃河其實是他的策略，他率領所屬大打游擊戰，以3萬兵力誘使國軍調派主力部隊約23萬人入陝，使關內中原地區無多餘兵力進剿共軍。陝北地區多為山間小路，國軍雖擁有許多重兵器，但很難在那裡發揮作用。

36年3月25日國軍順利進入延安，共軍僅留下少許老弱殘疾者充當俘擄。毛澤東在他的辦公桌上留有字條「胡宗南來到延安，既上不去也下不來，嗚呼哀哉！」（近期美國伊朗戰爭，美國陷入泥淖，其景況使我想起國軍攻打延安的往事。）毛澤東撤離延安，國軍銜尾追擊，始終未能補捉到主力，晚間在山區，雙方可遠觀對方的營火。毛澤東得意之餘寫打油詩「大路通天，一人一邊，你在那邊，我在這邊。」

毛在撤離延安時要求彭德懷在1個月內消滅國軍1個團以提振共軍信心。彭德懷1星期後便在距延安僅20公里的青化砭小鎮殲滅國軍整編旅，俘虜旅長李紀雲及士兵4700人，其後陸續在蟠龍鎮、羊馬河殲滅俘擄國軍近萬人，共軍稱其為陝北三捷。

國軍胡宗南焦慮萬分，多次要求增兵，可是敗仗接連發生。民國37年2月中旬共軍以「圍點打援」之計包圍伊川，誘使國軍主力整編29軍自洛川來援，共軍在位於洛川、伊川的山間設下埋伏，國軍落入圈套。37年2月28日軍長劉勘率部進入小鎮「瓦子街」，大軍遭到埋伏在四周山地的共軍猛烈的攻擊。國軍受重創無法突圍，旅長李達、周由之戰亡，師長嚴明、軍長劉堪自戕殉國，寫下國共內戰國軍最悲慘的一頁。

劉堪，黃埔1期生，抗日作戰英勇有功，曾獲頒青天白日勳章，沒想到犧牲於內戰，共軍元帥彭德懷也為之扼腕。政府遷台以後，陸軍官校於鳳山復校，學校有一教學樓命名為「劉堪」樓，以為後期學生的榜樣。

「瓦子街」戰役後，國軍節節敗退，民國37年4月27日共軍收復延安。自民國36年3月18日共軍撤離，僅大約1年多後共軍重新回到聖都。這1年多來毛澤東在陝北打游擊，為躲避國軍追擊，四處流竄，行程總計約有1000公里。途經延安、延川、清澗、子長、綏徳、靖邊、米脂、安塞、吳堡…等12個縣城，停留過38個村莊。停留時間最短的僅數小時，最長者為4個月。其中超過1個月的村莊為王家灣、小河村、楊家溝，現今當地都建有紀念舘緬懷過往的革命歲月。

36年12月毛澤東率黨中央來到米脂縣楊家溝村。歷經8個月流離，在陝北找到一個比較安定舒適的環境。當地窑洞主人是北大畢業生，熱情接待中共，騰出許多窑洞由中共隨行人員使用。由於戰爭情勢逐漸好轉，毛澤東停留在當地，擘劃新的一年如何發展。37年3月西北戰場發生了根本性變化。3月初「瓦子街」戰役，國軍西北剿總主力整編29軍被殲滅，共軍估即將收復延安。當年毛澤東誓言不打敗胡宗南絕不東渡黃河，即將實現。

中共另一黨中央，由劉少奇、朱德率領坐鎮於河北省平山縣。3月中旬中共中央決議將兩者合而為一，黨中央設址於西柏坡，毛澤東前往主持大局。37年3月23日毛澤東、周恩來一行來到陝北吳堡縣黃河邊登上預先準備好的大木船划過黃河，在對岸山西臨縣渡口下船，繼續東行，來到五台山時因山區大雪，毛、周等人在寺廟住宿3晚。離開時，寺廟住持為其卜卦，卦有言，毛將在1年後完成建國大業。5月3日毛、周等人抵達西柏坡與朱德、劉少奇會合。

西柏坡是一個約有80個住家的村落，處於華北平原與太平山的交會處。在西柏坡毛策劃與國軍展開大決戰，「遼瀋戰役」、「淮海戰役」、「平津戰役」。三大戰役共軍大獲全勝。民國38年3月共軍進入北平（當時北平尚未易名為北京）。

全國統一在即，共黨中央由西柏坡前進到北平西郊的香山「香清別墅」籌建新政府（按 國父逝世後在移靈南京前，曾暫厝於香山碧雲寺）。38年共黨中央入駐北京中南海，38年10月1日毛澤東於北京天安門城樓宣布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

俯瞰延安城，市中心古城樓，當年國軍由此進入延安

民國36年11月毛澤東打游擊，一行來到陜北榆林的「楊家溝」

民國37年7月初毛澤東一行來到河北山間的西柏坡，策劃攸關中國命運的三大戰役

日本史學界對朱全忠（朱溫）的相對肯定，並非基於對其「仁義」的道德認可，而是源於「功能優先」的歷史評價邏輯——即更關注歷史人物是否完成了特定歷史階段的「結構轉型任務」，而非傳統儒家式的「忠奸善惡」道德審判。

這種評價視角根植於日本近代史學的方法論傳統（如京都學派的「唐宋變革論」），並結合了日本自身的歷史經驗（如「下剋上」的幕府體制），最終將朱全忠定義為「唐末五代轉型期的必要過渡者」。以下從方法論根源、歷史語境重構、日本自身經驗三個維度，詳細拆解這一結論的邏輯鏈條：

一、日本近代史學的「功能優先」方法論：弱道德、重結構的評價體系

日本近代以來的中國史研究（尤其是京都學派、東京學派），其核心方法論的特徵是「去道德化」與「結構化」：即不再以儒家的「忠奸」「篡逆」「正統」等傳統道德標籤作為歷史評價的首要標準，而是轉向關注「制度變遷」「社會結構」「歷史功能」三大維度。具體來說，日本學者會問三個問題：

1. 是否結束了無法維持的舊秩序？（如唐朝末年的藩鎮割據、宦官專權、經濟崩潰）
2. 是否建立了新的統治架構？（如朱全忠對中原地區的重新整合、稅制的恢復、軍權的集中）
3. 是否回應了當時的社會現實？（如唐末農民起義後的民生凋敝、地方豪強的崛起）

這種方法的典型代表是京都學派的「唐宋變革論」（內藤湖南提出、宮崎市定發展）。該理論認為，中國歷史在唐宋之際發生了根本性轉型：從「中世」（貴族制、莊園經濟、門閥政治）進入「近世」（平民社會、貨幣經濟、君主獨裁）。而唐末五代（包括朱全忠建立的後梁）正是這一轉型的「過渡階段」——舊秩序（唐朝）已無法維持，新秩序（宋朝）尚未完全建立，需要一個「過渡者」來完成「破局」與「奠基」的任務。

二、日本史學界對「唐朝已死」的共識：朱全忠是「現實的埋葬者」而非「篡逆者」

在日本學者（如內藤湖南、宮崎市定）的框架中，唐朝在安史之亂後已進入「結構性死亡」：
– 政治上，藩鎮割據取代了中央集權，宦官專權（如唐文宗時期的「甘露之變」）與牛李黨爭（官僚集團的內耗）導致中央政府完全癱瘓；
– 經濟上，均田制崩潰（土地兼併嚴重）、稅收體系瓦解（藩鎮截留賦稅），中原地區「荊棘滿城，狐兔縱橫」（《舊唐書·郭子儀傳》），民生凋敝；
– 社會上，門閥貴族（如崔、盧、李、鄭）仍佔據主導地位，但已無法通過科舉制度吸納新興階層（如寒門子弟），社會流動性停滯。

因此，日本學者認為，唐朝的「名義存在」（如昭宗、哀帝）已無法掩蓋其「實際死亡」的事實。朱全忠的行為（如殺昭宗、篡位建立後梁），並非傳統中國史所說的「弒君篡位」，而是「承認現實、終結假象」的必要之舉——他用暴力手段打破了唐朝的「殭屍統治」，為後續宋朝的「近世轉型」騰出了空間。

這種解讀與傳統中國史書的「道德震怒」（如《新五代史》將朱全忠列入「逆臣傳」）形成鮮明對比：日本史學更關注「歷史進程的連續性」，而非「道德正義的即時性」。

三、日本自身歷史經驗的投射：「下剋上」傳統與「過渡型統治者」的理解

日本史學界對朱全忠的寬容，還與日本自身的歷史經驗密切相關——日本中世史（12-16世紀）本就是一部「下剋上」的歷史：
– 武士階層（如源賴朝）取代貴族（如平氏），建立幕府體制（如鎌倉幕府），架空天皇的「名義統治」；
– 地方豪強（如織田信長）通過軍事力量統一全國，結束戰國時代的混亂；
– 甚至天皇本人（如後醍醐天皇）的「倒幕」嘗試，也需要借助武士的力量。

這種「名義正統與實際統治分離」的傳統，讓日本學者對朱全忠的行為有天然的「理解」：朱全忠的「篡位」，本質上是「實力取代名號」的「下剋上」行為，與日本歷史上的「幕府建立」「織田信長統一」並無本質區別。

此外，日本學者常用「過渡型統治者」（Übergangsherrscher）一詞形容朱全忠，強調其功能而非道德：
– 他不必是「好人」（如朱全忠的殘暴、荒淫）；
– 不必建立「長久王朝」（後梁僅存在16年）；
– 但必須完成「從舊秩序到新秩序的轉換」（如結束唐末的藩鎮割據、恢復中原地區的行政運作）。
這種評價標準，與日本對足利尊氏（室町幕府建立者）、織田信長（戰國時代終結者）的評價完全一致——他們都「不完美」，但都「完成了歷史任務」。

四、日本史學界肯定朱全忠的核心邏輯：「秩序重建」優先於「道德審判」

在日本學者看來，朱全忠的歷史貢獻在於「結束了唐末的無政府狀態」：
– 政治上，他通過軍事手段消滅了黃巢殘部（如884年平定黃巢起義），擊敗了李茂貞、李克用等藩鎮，統一了中原地區，建立了後梁政權，結束了「皇帝被藩鎮挾持」的局面；
– 經濟上，他恢復了中原地區的農業生產（如任用張全義治理洛陽，使洛陽從「渺無人煙」變為「蠶麥豐收」），重建了稅收體系（如推行「兩稅法」的簡化版），緩解了民生凋敝；
– 行政上，他整頓了唐朝的官僚體系，清除了宦官勢力（如殺宦官韓全誨），恢復了中央政府的行政功能。

相比之下，傳統中國史關注的「朱全忠的殘暴」（如殺昭宗、白馬驛之禍），在日本史學中被歸為「過渡時期的必要代價」——為了實現「秩序重建」，暴力是不可避免的。正如宮崎市定所說：「唐末的混亂，不是『忠臣救國的悲劇』，而是『制度失靈的災難』。朱全忠的暴力，是『災難的終結者』，而非『災難的製造者』。」

五、與中國傳統史觀的根本差異：「道德vs功能」的評價分野

日本史學界與中國傳統史觀對朱全忠的評價差異，本質是「道德優先」與「功能優先」的分野：

維度	中國傳統史觀	日本近代史觀
核心標準	忠奸、篡逆、正統（道德審判）	結構轉型、歷史功能（功能評價）
對唐朝的定位	正統王朝（即使衰落也必須維護）	結構性死亡（名存實亡的殭屍）
對朱全忠的定位	亂臣賊子（弒君篡位的罪人）	過渡型統治者（結束混亂的必要工具）
對暴力的評價	絕對的「惡」（如「殺人盈野」）	必要的「代價」（如「終結無政府狀態」）

結論：日本史學界肯定朱全忠的本質是「對歷史功能的認可」

綜上所述，日本史學界對朱全忠的相對肯定，並非因為他「仁義」，而是因為他是「唐末五代轉型期的必要過渡者」：
– 他用暴力結束了唐朝的「結構性死亡」，為宋朝的「近世轉型」奠定了基礎；
– 他完成了「從舊秩序到新秩序的轉換」，重建了中原地區的政治、經濟、行政秩序；
– 他的「不完美」（殘暴、荒淫），是日本史學「功能優先」方法論下的「次要問題」。

這種評價視角，不僅讓我們重新審視朱全忠的歷史地位，更讓我們思考：歷史評價的核心，究竟是「道德的完美」，還是「功能的實現」？對於唐末五代這樣的「過渡時期」，「功能優先」或許比「道德優先」更能接近歷史的真實。

中國大陸想要統一台灣，美國是阻擋的力量。《誰在誤判戰爭？》（[1]）的两位作者對這三方的一些菁英（約150人）進行了問卷調查和訪談，以了解這些菁英對三方的狀態和情勢的認知和判斷，呈現在書中。

這些問卷調查和訪談涵蓋的問題非常廣，可見於書的目錄，然而它們完成於2022、2023年，距今三、四年，恐怕使它們已經過時而失去意義了，因為這期間中美國力軍力的變化相當大，明顯呈現中升美降的態勢：

美國自2018年起對中國發起貿易戰，認為可以壓縮中國的外貿和經濟增長，這兩年已證實貿易戰是無效的，中國2025年的貿易順差創新高1.19兆美元。
美國這幾年有較高的通膨，其經濟增長其實是高物價撐起來的虛胖假象。
在2025年的印巴空戰，中國的空軍裝備擊落了法國的飊風戰機，中國的軍力於是令人刮目相看。
俄烏和伊朗戰爭讓美國的軍備庫存消耗巨大而補充遲緩，曝露了美國的軍事弱點，而美國與歐洲各國的盟友關係不再穩固。

除了問卷調查和訪談，書中提出一有趣的比喻「益州困境」，把中國大陸想要統一台灣，類比於三國時代赤壁戰後的劉備想要奪取川蜀之地，即益州，而美國對應到北方的魏國曹操；當時劉備據有部份的荊州（現在的湖北與湖南一帶），益州的領導人是劉璋。歷史的發展是：劉備成功奪取益州，但受到不小損失，不久後被東吳孫權偷襲奪去荊州，隨後又在夷陵之戰大敗於東吳，因此含恨而死，而蜀國成為三國中最弱的。劉備奪取益州後的結果並不好，因此被稱為「益州困境」。

基於益州困境，作者認為大陸想要統一台灣也面臨類似的困境，包括：「不能打、不能等、不能占、只能圍、圍也損、損則衰」。然而作者的類比其實是錯得離譜。

劉備與劉璋的綜合實力差距並不大；劉備身經百戰的軍力雖強過劉璋，他的地盤和資源卻比不上劉璋（所以劉備非擴大地盤不可）。但大陸的地盤、資源和軍力都是台灣的十倍以上，大陸若使用武力，台灣不可能像劉璋一樣抵抗將近兩年。此外，曹操未介入益州之戰，是否表示美國也不會介入台海戰爭？

赤壁戰後，就綜合實力而言，曹操第一，孫權第二，劉備第三，但孫、劉加在一起都並未強過曹操。劉備奪取益州，可能使其綜合實力超越孫權，所以孫權要偷襲奪取劉備所擁有的部份荊州。現在中國的綜合實力在全球有坐二望一的地位，比赤壁戰後的劉備強大太多了，因此中國哪有什麼益州困境？

所以，大陸對台灣是能打、能等、能占、能圍，但不急於使用武力，因為其綜合實力仍在增長中，時間對其有利。大陸想要不戰而屈人之兵，既是顧念兩岸的同胞之情，也希望以最少的損耗完成統一大業。

[1]  翁履中、孫太一《誰在誤判戰爭？台海局勢下華府與兩岸菁英認知差距》暖暖書屋，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