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湖北省博物館公佈了雲夢睡虎地秦簡主人——“喜”的3D復原像。一位秦代的刀筆小吏為何能有如此“待遇”？因為他長眠的墓穴裡隨葬的千餘枚竹簡，讓身處現代的人們瞭解了2000多年前的生活。那一枚枚竹簡上，雖寥寥數字，卻生動、豐滿，充滿魅力。

簡牘，為數千年前中華文明的繁榮興盛、中外文明的交流融合，提供了豐富的實物佐證，也讓人們從另一個獨特視角窺見歷史的細節。透過已發現的超過30萬枚簡牘，一個個真實、鮮活的歷史故事，跨越千年，躍然眼前。

簡牘承載跨越千年的歷史

從先秦到魏晉，長達一兩千年的時間裡，中華先民的文明創造和積累大多由簡牘記錄並傳承。翻閲簡牘，如同打開了古代的“百科全書”——歷史地理、風土人情、社會經濟、文化教育、科學技術、民族交流、津關制度和文書制度…包羅萬象，應有盡有。

一方面，簡牘與傳世文獻記載相互印證，實證歷史；另一方面，簡牘的獨特優勢無與倫比——很多內容是傳世文獻未能盡數展現的。

2002年在湘西里耶古城遺址的一口古井內，考古人員發現了一枚帶有文字的竹簡——秦簡。里耶一號井共出土3.6萬餘枚秦簡牘，字數約20萬，主要是秦統一六國的前一年到秦滅亡的前一年間，洞庭郡遷陵縣的政府文書檔案。從人口、物產、賦稅到郵遞、司法、醫藥等，涵蓋了當時國家治理的方方面面。這被視為繼兵馬俑之後秦代考古的又一重要發現。里耶作為第一手的出土文獻材料，簡牘具有重要的補史、證史和糾史作用。譬如，據一些文獻記載，秦始皇完成大一統後，分天下為36郡，其中並無“洞庭郡”。而這裡的記載，恰恰證實了在秦始皇統治時期，就已設有“洞庭郡”。

綿亙萬里的古絲綢之路是文明交匯的重要通道，甘肅目前出土簡牘6萬餘枚，其中敦煌懸泉置遺址出土的兩枚“里程簡”，意義尤為重大：一枚記錄了從長安出發西至張掖郡的20個驛置名稱及相互之間的里程，另一枚記錄了漢代河西四郡的驛置道路里程。兩者共同勾勒出絲綢之路東段路線圖，實證了古絲綢之路的存在及具體走向。

簡牘的隻言片語承載了真實過往。傳統史籍中，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很少受到關注、得以載錄。我們看到的一些零散而有限的內容，主要是來自對名臣賢士的往昔歲月交代，而且多有定式化的描述。大量簡牘的重見天日，為社會史研究提供了豐富的材料，特別對普通民眾、基層吏員的日常生活、所思所念，有難得而真切的呈現。

在秦代，基層官員在食堂吃飯要“刷卡”，以打叉或畫圈標記；一名叫“弘”的漢代小吏在懸泉置工作了近20年，一筆筆清楚地記錄下他經手的每一批絲路使團的來往接待；公元22年的某一天，漢代肩水金關的27名官吏用“AA制”平攤了朝廷派來慰問的使者接待費用，每人均攤55錢…

竹木無言，文字有意。簡牘，勾勒出歷史的“大事件”和“小細節”，讓泱泱中華文明更加真切、鮮活。

簡牘蘊藏中華文脈密碼

中華文明作為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斷的古老文明，綿延數千年而不絶，文字記錄功不可沒，簡牘的作用極其重要。

「如同先秦時期一個微縮的圖書館。」專家這樣評價湖北荊門郭店楚簡發現的價值。郭店楚簡涉及《老子》《太一生水》等先秦道家文獻和《五行》等早期儒家著述，所記載的16篇古籍，有13篇為存世孤本。《太一生水》等篇章均為首次面世，被譽為“改寫中國思想史”的“神州第一書”。

山東銀雀山漢墓的《孫子兵法》，甘肅武威《儀禮》，敦煌、居延《倉頡篇》《急救篇》…記錄在簡冊上的名篇著作，代代流傳。

秦律是中華法系中濃墨重彩的一筆，但古典文獻中只留下一些不成體系的片段記載。1975年，秦吏“喜”的墓地被發現，改善了這一局面。“喜”的墓中沒有值錢的陪葬品，而是層層疊壓的竹簡，以及書寫、修改文字使用的毛筆、銅削。

1155枚竹簡、4萬餘字，在這些“喜”生前摘抄、記錄的“工作筆記”中，有《秦律十八種》《法律答問》《為吏之道》等大量細密詳備的律令簡牘，其中《秦律十八種》包括土地耕作和農業生產相關的《田律》，貨幣、財物相關的《金布律》，驛傳供給飯食相關的《傳食律》等。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秦法代表理性行政的源頭，對後世2000多年影響深遠。

智慧浪漫的楚國人熱愛音樂，幾十年來楚地考古發現大量鐘、鼓、罄、琴、瑟等樂器，以及描繪樂舞場景的紋飾圖案，但是一直未見樂譜。2021年，考古工作者在荊州王家嘴的楚墓中發現3200餘枚戰國簡牘，其中160枚包含音樂符號。這些暫被命名為《樂譜》的簡牘，使人們有望聆聽到2000多年前的妙音。

簡牘，既映射傳世文籍所記載的文明光輝，也填充了傳統史籍未能盡數展現的文明縫隙。

簡牘實證中華文明多元一體

隨著科技發展，越來越多的簡牘得以修復，不斷實證中華文明的有序傳承和我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與發展。

西北出土的漢簡記載了大量漢代西域管理、絲路往來、典籍西傳的細節，凸顯了不同民族以及不同文化之間交往、交流、交融的過程。

於1987年發現的敦煌懸泉置驛站，是迄今中國發現並保存最完整、出土文物最多的漢代驛置機構。在懸泉置漢簡中，可找到樓蘭、且末、烏孫等數十個西域國家使者途經懸泉置的“印跡”。譬如，漢簡《龜茲王夫婦留宿懸泉置》中就曾記載，為接待龜茲王夫婦，漢廷在懸泉置佈置了“八尺床臥一張，皁若青帷”等生活物品。

漢武帝之前，以雲貴高原為中心的西南夷地區有滇、夜郎等數十個乃至上百個部族或所謂的古國，創造了高度發達並獨具特色的青銅文明。漢武帝時期在雲南設益州郡，是當地社會發展上的一個重大事件。由此，當地進入到漢中央王朝的政治版圖。

雲南河泊所出土的簡牘有滇國、滇相、滇丞、滇廷等古滇國職官和官署的記錄，表明漢朝派專門官員對其進行管理。這些表示，漢朝設置益州郡後，將文書、職官、戶口、賦役、法律制度等系統地擴展到雲南地區，開展有效治理，為開發西南邊疆、建立和鞏固統一多民族國家作出了歷史性貢獻。

在中國，不同民族和地域為中華文明的發展貢獻了獨特的文化元素，各民族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相互交融。

各地習俗不同，湖北雲夢睡虎地秦簡《語書》，利用律令加以統一；《日書》中的《秦楚月名對照表》則將秦地與楚地的月份名稱一一對照，讓人一目瞭然。專家認為，這應是在秦統一後，特意編製此類手冊，讓原屬不同文化和習俗圈的民眾便於溝通。

隨著釋讀和研究的深入，簡牘作為各民族共享的中華文化符號更加凸顯。梳理各地出土的漢代簡牘不難發現“漢承秦制”。作為統一的王朝，漢朝延續發展秦朝治理體系，無論是長江、黃河流域，還是西北地區、西南邊疆，各地的職官制度、戶籍制度以及文化典籍流傳等基本趨同。這說明，在設置郡縣、納入王朝體制的地區，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演進趨勢明顯。

如今，簡牘中蘊藏的文化密碼不斷被破譯，人們可以從中探尋中華文明綿延不斷且以國家形態發展至今的歷史依據，更可從中深切感悟文化歸屬與自信。

雲夢縣博物館展出的睡虎地M11出土的《為吏之道》律令簡牘（複製品）

甘肅簡牘博物館展出的出土於甘肅省敦煌市懸泉置遺址的懸泉置木簡（漢代）

出土於今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破城子遺址的《居延里程簡》（左）
和出土於甘肅省敦煌市懸泉置遺址的《懸泉里程簡》（拼版照片）

 

 

 

勸爾莫罵義和團，
團民大勇義滔天。
家國民族危亡時，
噴盡腔血洗荒原！

自古忠勇多草莽，
從來脊樑起民間。
權貴斯文出逃時，
愚氓挺身千千萬。

百年辛酸俱往矣，
公知媚洋似從前。
且看京城紀念碑，
英雄何分愚與賢！

列強鷹視狼嚎急，
驚我義和義勇男！
前恥不忘後事師，
團結國民齊向前。

中華文明和為先，
美酒獵槍在身邊。
和交武衛準備好，
不勝不休糾糾男！

附：

島內，不分藍綠，似乎皆罵義和團，將其與文革群眾一併罵。
或許，其罵，從准海戰場百十萬輛運糧手推車、從千里長江渡江艄公船就開始在罵了。
其脫離大眾，發動不了民眾，眼紅、心妒、膽寒，罵罵也罷了。

大陸類公知罵什麼？
凡是毛、共肯定的，罵就是了；
凡是美霸不喜的，罵就是了。
只要有狗糧，罵就是了！

沒有中國味了，自然罵為中國犧牲者！？
只是這罵，罵不倒天安門廣場紀念碑，嚇不退前仆後繼獻國者！
中華民族獨立，中華文明復興，在各種小丑罵中前進、無可阻擋！

從小念歷史講的大多是各朝各代的帝王將相的事蹟得失。歷史人物雖然有其重要性，國家的興替其實更取決於其政治制度的運行，如財政。劉守剛教授的《何以帝國》（[1]）是一本簡明的中華帝國財政史，始自春秋戰國，直到清朝末年，並不詳述每一政權的財政，而是討論重要的財政措施。

財政是國家「為了公共需要而運用強制力量，獲得並運用錢財的活動」。公共性和強制性是財政的重要特徵，早期的國家公共性較不明顯，愈趨近代，公共性愈明顯。財政需要徵稅，徵稅大致有三種形式：稅人、稅地、稅商。稅人是按人頭徵稅或讓人親身服役；稅地是按土地的面積和等級（根據產值）來徵收糧食或貨幣；稅商是對商業活動徵稅或徵許可費，或者政府參與商業活動謀取利潤（官營）。

作者把中國歷史分為三個階段：在春秋和之前是城邦時期，從戰國到清末是帝國時期，清末之後逐漸成為現代國家。國家有三要素：人口、土地和公共權力。在不同階段，國家最重要的要素不相同：城邦時期人口最重要；帝國時期土地最重要；現代國家公共權力最重要。

中華帝國以農立國，稅地是主要的徵稅方式，但稅地在當時有技術上難度，需要丈量土地，評估土地的等級，登錄土地的擁有者等等。
稅人容易執行但有明顯缺點，每個人的財產和收入不同，人頭稅該課多少？讓人親身服役不如課稅金，再用稅金雇用專業人員取代常人服役。
稅商也有技術上難度，甚至比稅地更難。

王朝開始時一般都經歷慘烈的改朝換代戰爭，因此人口少、無主之地多，王朝於是能夠實行「均田」，給每個男丁分配定量的土地；這時容易徵稅，因為稅人等於稅地。幾十年後，人口持續增加，但王朝已無土地可以分配，而且由於土地買賣，每個男丁擁有的土地不再相同，這時王朝不得不面對上述稅地的技術難題；此外，總有些貴族、官僚、仕紳獲得免稅特權，他們可能兼併愈來愈多土地，使國家徵到的地稅愈來愈少；這些導致王朝中期常需要實行財政改革，如西漢桑弘羊、唐朝楊炎（兩稅法）、宋朝王安石、明朝張居正（一條鞭法）、清朝雍正帝等都是，財政改革一般不容易成功。

宋朝商業非常發達，又為了籌款抵抗遼、西夏、金、蒙古等外敵，稅商變得重要，收到的稅金超過稅地；由於稅商，也鼓勵商業。
元朝繼續稅商，但手段惡劣，成為對人民財產的掠奪。
明朝朱元璋看到元朝稅商的缺失，不再重視稅商，也不鼓勵商業，而回歸稅地為主。
清朝繼續明朝以稅地為主，到清末受到西方列強影響，才重新實行稅商。

[1] 劉守剛《何以帝國：跟著錢走，看見不一樣的中國史》漫遊者文化，2023。

1624是荷蘭殖民統治台灣的起點，史哲說這是荷蘭人與台灣人「相遇」！從此原住民和在台的漢人遭到大浩劫，土地被霸佔，人民遭蹂躪，資源被掠奪，原住民面臨種族滅絕的危機！在台漢人幾被屠殺殆盡！

行政院文化部長史哲是不懂歷史，還是站在荷蘭殖民者的立場？幸災樂禍要「慶祝」荷蘭殖民統治史四百年（1624–2024）！

難道接著也要「慶祝」西班牙人侵台四百年（1626-2026）？難不成史哲身上具有漢人、荷蘭人、西班牙人血統，或根本意圖認賊作父，恨不能把皮膚洗白？

1652年在台的漢人因不滿荷蘭人橫徵暴斂，對漢人徵收各種苛捐雜稅，如人頭稅、土地稅、貨物稅…外加南明政府與清政府對抗，大陸沿海的進出口貿易受阻，日常用品輸台困難，物價上漲，忍無可忍的漢人在郭懷一的策動之下，發動大規模的抗荷暴動！

終因機事不密，遭人密告檢舉，郭不得不提前起事，加上武器裝備懸殊，外來支援斷絕，此次起事全面潰敗，郭和在台漢人遭到殘酷無情的屠殺！幾乎屠殺殆盡！

郭懷一發動大規模的抗荷暴動

愛國商人何斌目睹荷蘭人的殘酷報復，懷恨在心，暗中謀劃，他將台南安平與鹿耳門附近外海的潮汐圖逐日加以紀錄和分析，利用到廈門做貿易的機會和鄭成功接觸，提供外海潮汐圖與台江內海的交通圖給鄭成功，鼓勵鄭來台拯救斯民於塗炭！並收復其父和顏思齊在台經營多年的故土。

鄭成功終於在1661年發動大軍從鹿耳門進入台南，避開熱蘭遮城（即後來的安平）強大的炮台火力，不但順利的進入台江內海即台南潟湖，很快的佔領普羅民遮城（即後來的赤崁城），收復遭荷蘭殖民統治38年的土地，1662年五月攻下熱蘭遮城（改名安平），迫使荷蘭人全面投降，撤出台灣，開啟第一個漢人政權！也收復了其父祖輩經營多年的土地！

戰國七雄，秦國能夠蕩滅其他六國統一天下的第一步是商軮變法，第二步是奪取巴蜀。巴蜀主要是天府之國的四川盆地，由於地形封閉，過去與外界的交流較少，因此古蜀文明與春秋戰國的主流周朝文明頗有差異，而史書裡的記載也較少較簡略。近年的考古進展（[1]）讓我們認識古蜀文明的獨特。

西元前316年，秦惠文王，實行商軮變法的秦孝公的兒子，派遣張儀和司馬錯南下滅巴蜀諸國。當時巴蜀地區最強大的是蜀國開明王朝，據說至此共傳國12世。秦雖滅蜀國，仍任用開明王朝的一些舊族，因此古蜀文明繼續保存了相當長時間。

喪葬方式是一文化特徵，古蜀文明有獨特的「船棺」，死者躺在整棵楠木鑿成、形如小船的棺材裡，安置在蒲江岸邊（現在屬於成都市蒲江縣）；曾經，每逢雨季來時，船棺會被淹沒於水中。船棺是依水而居的古代先民，將生活的概念加於死亡的事實，死者的身體和魂魄被小舟一様的棺材載到另一個世界。楠木的價值不菲，有資格躺在楠木船棺裡的應非尋常人。

船棺

考古調查在蒲江發現過幾十口秦漢至唐宋的鹽井，證實了《華陽國志·蜀志》中的記載。鹽在古代是價值很高的物資，蒲江產出的鹽不僅供應巴蜀，還外運至雲、貴、青、藏等地區。盛產鹽使蒲江人富裕，足以負擔價值不菲的楠木船棺，大概也使秦人願意善待開明王朝的舊族。

商朝中後期和西周時期的中原地區已經偶有煉鐵，不過一直到秦朝和西漢時期，中國的大量武器仍以青銅為主。蜀地的考古發現很多青銅兵器，青銅矛和矛杆的出土堪稱重大發現。青銅矛上陰刻兩個秦篆「成都」，表明它的產地；顯示戰國時期的成都是青銅的重要產地，而「成都」之名至少有两千多年了。矛杆是木製的，一般容易腐朽，這裡出土了完整的矛杆，長182公分，很難得。

蜀地考古還發現了一個陪葬的玻璃珠子，被稱為「蜻蜓眼」。中國的玻璃製造技術約始於春秋戰國時期，但不論從技術或形制上，並未發展出如陶瓷文化那樣精緻與燦爛的玻璃文化。這蜻蜓眼被斷定是舶來品，來自西亞，證實早於漢武帝派遣張騫打通西域通道之前，東西方文化的交流便已存在了。

蜻蜓眼

[1] 黃大路《中國考古大現場：是歷史、是科學，還會碰上尋寶盜墓。15個大現場、400張圖片，多少正史認為和傳說以為，因此更正。》大是文化 ，2023。

苦大師不是言之鑿鑿的說秦代修築的長城早就沒了？那我們現在還能看到的秦長城是什麼？我們的眼睛業障都很重？所以到底是誰沒讀書？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後，為抵禦北方遊牧民族騎兵南侵，在秦、燕、趙三國所築長城基礎上，歷時九年，築成一條西起隴西郡臨洮（今甘肅岷縣境內）東至遼東（今遼寧省的東部和南部及吉林省的東南部地區）長達萬里的城防，故史稱「萬里長城」。秦代長城以石築見稱，以夯土為基底，外側砌石或砌磚的方式修建，雄偉壯觀，漢代沿用，到目前為止，已於吉林、包頭等地發現11處秦漢長城遺址，從發現的11處秦漢長城遺址分佈來看，基本是一道完整防禦線，依着通化境內河谷分佈，但這些只是秦漢長城的一部分，再往東端還可能存在秦漢長城遺址。

而固陽「秦長城遺址」位於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市固陽縣，地處陰山山脈，始建於公元前214年，為抵禦北方匈奴而建，大多採用石塊或土石結構依山勢地形混和築成，一般石砌長城遺跡保存尚好，現存外壁高度在4公尺以上，基寬4公尺，頂寬2公尺左右，土築城垣多數毀壞無存，土石混築的城牆，由於多年風雨的侵蝕，已基本成路基狀，高1米，寬4米左右，其中保存最好的一段長約7公里。

不只是秦漢長城仍由在，其實，連更早之前的「秦昭襄王長城」至今也仍屹立不搖。「秦昭襄王長城」築於秦昭襄王25年（西元前272年），是戰國時期秦昭襄王滅義渠戎以後所築的，是我國史上最古老的長城地段之一，全長約235公里。渭源境內（今甘肅省定西市渭源縣）的「秦昭襄王長城遺址」西起臨洮東三十里舖的殺王墳，從東峪溝長城坡，上陽山進入渭源縣境內，經地兒坡、樊家灣、文昌宮、秦王寺、石堡子、陳家窪、方家梁、城壕、高咀山、馬家山、下鹽灘、陽山等四個鄉鎮十四個村盤垣三十七公里，從野狐灣進入陝西縣境。

另外，「千里修書只為牆，讓他三尺有何妨？長城萬里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這段詩句典故出自清代康熙朝大學士張英所寫。張英就是雍正朝名臣張廷玉的父親，有次他家鄰居吳家因為想修新房擴地佔巷路，結果與張家人起了地界爭執，兩家爭論不休甚至告官！後來張家人受不了寫信給在朝廷當官的張英告狀，張英因此寫下此答覆給家人，結果鄰居吳家看見信深受感動，也讓出三尺，就這樣成為六尺巷，這段巷子至今在安徽桐城仍可見，已經成為古蹟。

我是這樣覺得啦！不懂秦長城跟六尺巷的典故跟苦大師的滿人血統無關，只是單純的有沒有讀書，以及有沒有把書讀通而已。

德川幕府時代，日本太窮了，日本百姓比清朝百姓更窮，即使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女人也在南洋賣得到處都是。

當時清朝民眾的物質生活遠超日本，中日貿易使清朝單方面從日本取得巨額貴金屬，擺脫了經濟蕭條，得以改善漢人生活，穩定社會。

清朝前葉，銅錢緊缺，因為沒有那麼多制錢的銅材。而日本銅不僅產量多、成色好，且價格低賤。但因為日本窮困，沒有清朝民眾的消費能力，所以豐厚的礦藏在國內不能發揮多少經濟作用，上好的銅料賣不起價，每100斤銅在日本國內市場價92文銀錢，而賣給清商才104文，考慮到從礦場到長崎港的高昂運力，幾乎是虧本的。即使後來銅產量下降，銅價大漲後，日本商界害怕失去清朝這個市場，只將出口價定到112文。對比清朝的價格，同樣一兩白銀，在清朝市場上只能換到4、5斤銅，而在日本卻能換8到9斤，這樣的利潤空間足以令清商們趨之若鶩。

日本的存在從經濟角度實現了清朝利益的最大化，不光解決銅材緊缺、通貨不足的困難，還解決了產能過剩，就業不足的問題。因為明末清初戰亂，江浙地區一直氣像蕭條，國家內需不足，元氣不復。康熙23年（1684年）康熙南巡，想一睹江南的繁榮富庶，結果頗為失望：「朕向聞江南財賦之地，今觀市鎮通衢，似覺充盈，鄉村之饒、人情（皆）不及北方。」

15年後，康熙第三次南巡，來到浙江，又發現浙江百姓困苦，「生計大不如前」。而清朝對日本的經濟優勢，通過對日貿易，對江浙工商業的重新繁榮拉動極大。南潯、烏鎮的絲織業，安亭、魏塘鎮的棉紡業，江西景德鎮的瓷業，特別是福建、台灣糖業的異軍突起，它們的興盛都與日本製造業落後，不得不需求清貨關係密切。江西樟樹鎮直到今天都是著名的藥材集市，當年的發跡亦與中日關聯度甚高。

根據日本長崎交易所的資料統計，僅僅順治5年到康熙47年（1648－1708年）這60年間，日本外流黃金239萬餘兩、白銀3742萬餘兩（貫），其中3分之2以上流入清朝。而黃銅外流更是天文數字，據學者任鴻章統計，從1684年到1851年，就有3.3億斤日本銅流入中國。甚至還有人統計出11.1億斤的（1663－1797見木宮彥泰《中日文化交流史》）清朝賺得盆滿缽滿，而每年所支付的，不過是幾千到兩萬斤生絲，二三百萬斤糖，和各類手工業產品，以低價貨換回高價的貴貨。正如《東倭考》說的那樣，「大抵內地價一，至倭可易得五；及回貨，則又以一得二」。

雖說日本拒絕與清廷官方往來，但清廷皇帝們也樂得悶聲發大財，誰也不多事。日本畢竟只是島國，如此讓清朝三倍、五倍的獲利，時間長了也不堪重負，貴金屬產量不斷暴跌，搞得日本國內發生通貨恐慌。

著名政治家新井白石就覺得日本吃虧太大，在他看來，以不可再生之貴金屬，換取中國生產過剩之消費品，只能令日本越來越窮，「今後不出百年，我國財用盡竭，其事不待智者自明。雖云每年各國有所生產，譬之於人，五穀之類猶如毛髮，似無停止之時，五金之類則似骨骼，不復重生。五穀地尚有肥瘠，年尚有豐歉。五金則產地不多，開採常不得。以我有用之材，易彼無用之物，非我國萬世長策。」（新井白石《折焚柴記》）

前言：在中文《維基百科》之【謝冰瑩】詞條中～指謝冰瑩曾經參加過民國15年8月北伐戰役中的汀泗橋戰役，其實是錯誤的，因為就讀於黃埔軍校第六期女生隊的謝冰瑩，當時尚未入學，因此根本不可能穿上軍服參加北伐戰役。實際上，當時正處於國民黨的「寧漢分裂」時期，在蔣中正於上海發動清黨行動後，很多國民黨右派也宣布響應，其中鄂軍的許克祥先發動了「馬日事變」…之後是夏斗寅與楊森聯手出兵攻擊被共產黨把持的武漢政府，而謝冰瑩所謂的北伐實際上是依親共的武漢政府之命來討伐這些反共的國民黨右派，也就是說──謝冰瑩派參加的是──共產黨的那一方……

在中斷幾十年後，從民國83年（1994年／第六十七期）開始，陸軍軍官學校重新恢復招收女性學生。

陸軍軍官學校招收女性學生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朔至民國16年（1927年）2月，由親共的鄧演達（1895～1931）所主持的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為黃埔軍校政治科）內、在第六期的學生中召訓過一批約200多名女學生，但在同年4月12日，蔣中正在上海發動清黨行動──史稱：「四․一二事件」或「東南清黨」（中國共產黨則稱為「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到7月15日，以汪精衛為首的武漢國民政府也通動了「分共」的決議，但直到共產黨在南昌發動──「八一暴動（南昌暴動）」後，汪精衛才開始下令封閉武漢的工會、農會，還提出「寧可枉殺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網」的口號，到處瘋狂捕殺共產黨員。原本分裂的國民黨（寧漢分裂）意外因「清共」再度合而為一（「寧漢合流」），但校務早已被共產黨把持的武漢分校則因此被關閉，女生隊自然也跟著解散。

著名的《從軍日記》、《女兵自傳（一個女兵的自傳）》…等書的作者謝冰瑩（1906～2000，原名謝鳴崗），就是在民國16年（1927年）1月考進武漢分校第六期女生隊。跟隨蔣中正清黨的腳步，同年5月，原駐守湖北宜昌的夏斗寅（1885～1951）聯合四川的楊森（1884～1977）派軍進攻親共的武漢政府。由於當時武漢的主力部隊都已開拔至河南，與張作霖的奉系軍隊作戰去了，僅剩衛戍武昌的葉挺（1896～1946）一個師的兵力（第24師）。武漢政府除命令葉挺出擊外，並決定把武漢分校學生編成中央獨立師來對抗夏斗寅與楊森的聯軍。當時謝冰瑩與期上女同學被編為政治連，分為救護隊與宣傳隊，隨部隊出征，行軍經過咸寧、嘉魚、浦圻、新堤等地（以上城市均位於湖北省），到返校為止，共34天（1927.05.18～06.20），她的暢銷小說《從軍日記》就是在那段時間內完成的，並連載於武漢的《中央日報》副刊上，後來由林語堂譯成英文發表於《中央日報》英文版副刊。（註8）

武漢分校關閉後，謝冰瑩曾入上海藝大（民國17年／1928年1月宣告停辦）、北平大學女子師範學院（1931年7月併入國立北平師範大學）讀書。從北平大學女子師範學院畢業後，謝冰瑩以售書的稿酬作學資分別在民國20年（1931年）與民國24年（1935年），曾兩度赴日，入「日本法政大學」與「東京早稻田大學」讀書，但均因為參與反對日本侵華與溥儀訪日等抗日活動，而被日本警察逮捕入獄，受盡各種酷刑，最後遭日本警察驅逐出境，但最令謝冰瑩心痛的是，日本警察還沒收了她的日記、手稿與許多珍貴照片。

另根據大陸長期致力於近現代中國軍事史暨人物傳記資料收集整理的陳予歡和陳重陽指出，黃埔軍校在大陸招收的23期學生中，畢業的女學生總數約為800餘人。除了上述武漢分校外，其他還有：抗日戰爭爆發後的民國27年（1938年），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七分校第15期第2總隊特科大隊招收了191名女生隊學員；民國28年（1939年）秋，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三分校第16期108名女生隊學員（為「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戰幹團」改編而成）；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成都校本部分兩批於民國27年（1938年）2月、3月間考入第15期女生隊共200多名學員；民國28年（1939年）初，在江西吉安入伍的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16期女生隊學員，隨第三分校輾轉遷移到後方正式開學，男女合校共3,000人，其中女生300多人，經過短期培訓後於同年冬畢業；民國29年（1940年）初，招收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九分校第18期第2總隊女生隊學員，共60餘人，獨立編成進行軍事與政治訓練，2月在江蘇東台縣入學，女生隊隊長由張祖年（第三分校第16期畢業）擔任，同年畢業時還剩有24人。

【第九分校第18期第2總隊女生隊24名畢業學員名冊】

民國37年（1948年）由晨光出版社出版的《女兵自傳》，後被譯成英、法、德、日等10多種文字，是謝冰瑩一生的代表作。謝冰瑩一生有過三段婚姻，最後一任丈夫為賈伊箴，兩人在民國29年（1940年）結婚。賈伊箴畢業於燕京大學（Yenching University，1949年後遭中共廢校，校系併入其它大學，校園則改為北京大學校園）化學系，曾到英國留學，回國後就在燕京大學任教。民國37年（1948年），謝冰瑩應聘至臺灣師範學院（師範大學前身）擔任中文系任教，同時負責教授「新文藝習作」。賈伊箴則擔任化學教授，同一時間也擔任剛剛在花蓮復校的「兵工工程學院」化學教授。據統計，謝冰瑩一生出版的小說、散文、遊記、書信等著作達80餘種、近400部、2,000多萬字。代表作《女兵自傳》出版達19版之多，後被譯成英、法、德、日等10多種文字。民國89年（2000年）1月5日，謝冰瑩因病在美國三藩市逝世。她畢生文學創作數量之多，影響之大，令世人矚目和敬佩。她是中國最多產、最有成就的女兵作家，在現代中國文壇享有盛名。（同註8）

民國26年（1937年）由上海光明書局出版的《從軍日記》。謝冰瑩晚年曾經說過：「三十歲以前不左是傻瓜，三十歲以後再左是呆瓜。」也就是說，30歲以前的謝冰瑩確實在政治理念和文學創作上具有明顯的左翼傾向……翻開《從軍日記》，革命、壓迫、階級、封建、地主、資本主義、奴隸、農民、推翻 等字眼處處可見，充滿濃厚左翼色彩，和當時左翼文學作品相比，激進程度毫不遜色（註9）

◆共產黨筆下的黃埔四女傑，是指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女學員中最為突出的四個人物。分別是「神槍手」胡筠（1934年以「AB團」嫌疑分子遭共產黨殺害）、民族英雄趙一曼（1936年在東北遭日軍殺害）、廣州起義烈士游曦（1927年參加廣州暴動失敗被殺）、少將胡蘭畦（中共建政後歷經──三反、五反、胡風反革命集團而被批鬥，1994年過世）。

◆危拱之（1905～1973）──葉劍英元帥第四任妻子、張瑞華──聶榮臻夫人、曾憲植──葉劍英第三任夫人、黃杰──徐向前夫人。

（8）：參見──

（Ⅰ）楊佳嫻：《成為（女）兵：謝冰瑩的軍旅書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30期／2017.12）。

（Ⅱ）曾慶榴：《中國為什麼如此尊崇黃埔軍校：三次拯救中國，短短二十三屆培育數百位將軍的奇蹟學校》（大是文化），p221～225。

（Ⅲ）蔣永敬：《國民黨興衰史（增訂本）》（臺灣商務出版社），p213。

但在中文《維基百科》之【謝冰瑩】詞條中則指出──謝冰瑩是在民國15年（1926年）冬，投考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第六期。參加過短期軍事訓練，便跟北伐軍北上前線汀泗橋服役參戰，這記載是錯誤的，因為北伐戰爭中之汀泗橋戰鬥（為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第10師、第12師與吳佩孚部隊在湖北咸寧汀泗橋一帶的戰役）發生於民國15年（1926年）8月25日～28日，當時謝冰瑩尚未入學武漢分校。

參見──中文《維基百科》之【謝冰瑩】（https://zh.wikipedia.org/zh-tw/%E8%B0%A2%E5%86%B0%E8%8E%B9）。

在國立臺灣文學館出版的《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54：謝冰瑩》一書中寫道：原名謝鳴岡的謝冰瑩是在民國15年（1926年）11月時，經二哥謝贊堯的遊說考上中央政治學校武漢分校，但因為反對複試而遭開除。同月25日，改以「冰瑩」之名重新投考中央政治學校武漢分校，以第一名成績考取（陸軍軍官學校）第六期女生部，入伍接受3個月軍事訓練。隔年（民國16年／1927年）5月，與19位女同學獲選為第一批出發鄂西之救護隊，隨軍北伐，參與汀泗橋、新堤、廣濟之役。

參見──國立臺灣文學館：《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54：謝冰瑩》（國立臺灣文學館），p80。

而大陸軍事人物研究權威陳予歡教授在《黃埔女兵與抗戰歲月》中寫道：謝冰瑩是在～民國16年（1927年）5月，參加中央獨立師到前線戰場救護工作。她隨軍參加北伐戰爭，從征間隙完成《從軍日記》，發表於《中央日報》副刊後名震一時。後經林語堂譯為英文發表於《中央日報》英文副刊，並集結出版專輯，再被譯成法、日等國文字，在國際文壇有了影響。

參見──陳予歡：《黃埔女兵與抗戰歲月》。

但實際上，當時正處於「親共」與「反共」的「寧漢分裂」時期，在蔣中正於上海聯合青紅幫開始清共後（即「四․一二事變」），先是隸屬於唐生智（鄂軍）的夏斗寅之第14獨立師聯合了四川的楊森率軍在4月17日攻打武漢，武漢政府只能命後方留守之葉挺率軍反擊，同時也動員武漢分校學生進行反擊。

之後國民革命軍第三十五軍第14師第33團團長許克祥（屬唐生智之鄂軍，1953年來臺，任物資局顧問，1964年過世），也在同年5月21日下午通電全國，擁蔣反共，並派軍包圍封鎖中國國民黨湖南省黨部、省特別法庭、共產黨黨部、總工會、農民協會等二十多處共黨機關，殺害百餘名共產黨。因21日的電報代韻字母是個馬字，故稱為「馬日事變」。

參見──蔣永敬：《國民黨興衰史（增訂本）》（臺灣商務出版社），p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