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孫中山先生160週年誕辰。
中國大陸有各種盛大的紀念活動，台灣沒有，對今天的台灣政府而言，這一天根本不重要。但可笑的是，前幾天徐國勇說沈黑熊很像孫中山。

這些人當然也不會知道孫中山的革命，其實一個重要的出發點是因為台灣。1894年甲午戰敗，隔年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當時中國的朝野痛不欲生，作為一個在香港受過西醫教育的醫生，孫中山同樣感到非常痛心。他上書，朝廷也不理會，所以他成立了自己的革命團體，興中會。

翁俊明、羅福星、蔣渭水、李友邦，一個又一個台灣的知識青年受到他的啟發，開始反抗殖民壓迫，他們也知道如果大陸上的革命不能成功，那台灣人也永遠不能掙脫壓迫，所以他們參加了大陸的革命。筆者很早也知道，如果大陸不能夠變得更好，台灣也不可能永遠好下去。

其實台灣這些綠色人是一群可笑的小丑。在台灣現在運作的憲法與國家，是大陸帶過來的，自己沒有能力建立，更沒有膽量去衝撞。

當年才28歲的孫中山，可是很清楚的告訴他的美國友人：從現在開始，我們不是跪在地上去求他們改革，只要根本把他們像腫瘤一樣，從身體割去！

你們這些人有這個膽子嗎？你們有這樣的視野與見解嗎？你們除了關在島內，去欺負其他的少數，基本上什麼都不會。喔，還會一樣，去澳門找小姐。

而孫中山是去澳門行醫，因為他拿英國的醫生執照，這是全世界都承認的。他在香港與澳門可以過得很好，可是他放棄了這樣安穩又有地位的生活，投入到革命事業當中，至死無悔。

他不是沒有缺點，更不是沒有犯錯，偉人不是聖人，更不是神。但是，他所走的方向，他的毅力與決心，他帶著一個有2000多年君主專制的古老國家，走向民主共和。

現在我們就生活在台灣這一個變相的殖民政權的統治之下。今天，回想起孫中山，令人無限感慨。

歷史架空劇

台海這一方對“抗戰史”如此架空法，勢必連帶把“中國現代史”荒誕化，一以貫之的是同等的降智降維。斷了頭的蚯蚓無腦，怎樣光怪陸離的敘說都可能幻生。

問題是：歷史可以架空，但荒誕劇編造者不必是史盲。他們不會像我的美國學生在考卷上寫“清朝是中共推翻的”（詳本文最後第11節）。即使港英時代的學子，亦不可免從中小學教科書得知：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陷入列強交侵的厄運、迨至20世紀日本侵華、面臨亡國危機。彼輩雖非史全盲，對一波又一波的救亡圖存的記憶不一定有什麼概念、甭論感情，只覺得從清末到民國、至進入人民共和國時代，看到的是一批名字也記不清的人來來去去而已，重大轉折點亦不見得全記得，沒先後錯置已不錯。

這還是比較中性的態度，或可說是“不具意識形態的無知”。但全然中性的立場是沒有的。“具意識形態的無知”的極端例子反而不少，那就是對現代中國波瀾壯闊的救亡圖存運動唾口沫—因為它的成果就是今日的中共政權！2019-2020港暴的前奏之一就是“反國教”，亦即把官方試圖推動的“愛國教育”(中國現代史課程)痛斥為“洗腦”。他們不願被洗掉的是另一種腦：“殖民主義有功論”，在暴動期間高舉英國旗和（已失效的）港英殖民地旗招搖。

“戀殖”在台灣無疑更源遠流長，已滲透政權高層。去年民進黨秘書長公然說台灣不該有“光復節”、中國人佔領“這片日本國土”缺乏法理依據。但台灣的戀殖者還不敢公然地在人格上代入日寇，如港暴期間稱大陸人為“支那人”般，因為台灣還有一大批“中華民國人”，此外還沒白癡到得罪所有東南亞國家。但最具系統性的“日本侵華有功論”的論者即台灣的黃文雄—他已入了日籍，2024年才去世，是先驅了。

人們可以主觀上不接受中共是國人“救亡圖存”的最後結晶—尤其是遷台的“國人”。他們在1950年代尚存“反共抗俄”志向：驅逐了日本鬼子後，再接再厲驅逐大毛子，中國方有救。因此，他們才是國家有難的“救亡圖存者”。

但持反共立場亦必須提出歷史性的解釋，而不是撇開歷史胡說八道。我曾經書評過一本共產主義通史，作者是台派，但他參考的全是當年國民黨的“反共抗俄”八股—看了這些就自我頒發寫共產主義通史的資格證書。

該作者用一種列寧還未出生前的帝俄病毒之傳入定義今日中共政權，顯然從未與聞列寧的“帝國主義論”，我況之為寫一部罵基督教的專書卻聞所未聞“三位一體論”。他的“史”乃抽空了20世紀的世界史：“但如新冠病毒一般，病毒入境侵襲時是不管你是孫中山還是袁世凱，是川普還是拜登當總統，都可以發生的，沒必要發生在某個世紀某個年代，換而言之，20世紀的歷史脈絡變得無關宏旨。”(一篇2021年的舊作，不列出)。

這是“歷史架空劇”的一個範例。還有我一路走來收集到的一些樣本。談“中共真相”這個題目，只要不是“民族解放鬥爭”其他一切皆可，可以是隨心所欲的任何標籤，從土匪、流寇、黑道、詐騙集團、邪教，甚至天外惡靈（例如法輪功的“反宇宙的邪靈”說），琳琅滿目、創意盎然，只須發揮“妖魔化”功能便得。

的確沒必要一一批判，讀者不會看這類破東西。在這裡，我概括地批判所有沒經嚴格訓練的頭腦—或“根本無任何訓練的頭腦”：那就是拋出一個自己都沒定義清楚的概念，去鋪陳論述。一個符號標籤不一定每次都表述一個固定的對象，連他本人每一次不同的句子裡，其意義都可能產生位移。但他們這類就是“刻舟求劍”的頭腦。對“語境”毫無概念的人，這是符合其智力的論述方式。

舉“土匪”一詞，在新聞上閱到打家劫舍之餘還滅門的報導，對此概念會是一種“心情”；但看了《羅賓漢》的電影後，對“打家劫舍”又會是另一番“心情”。至於“黑道”嘛，看了《芝加哥黑道情人節大屠殺》，會覺得黑道火拼滅絕人性，但看了《教父》之後，可能還有些認同：“大丈夫當如是”。

我不會一一介紹這些會令我失去大學教學資格的“中共真相”，不是說“學府必然親共”(這是川普式的偏見)，而是它不會讓一個“青鳥”水平的人當教授。系裡不解聘，亦會遭同儕和學生不齒。

我這一代人基本上是耳聞“青鳥”、非其同溫層。在同代老人間若覺察與“青鳥”是同智層，會如此結論：鳥無青老、腦量(c.c.)為準。但本文不是談“青鳥”，因為他們“剿匪”的對象是台灣境內的“中華民國人”。只為了提醒：“青”實出於“藍”：台灣今日的造謠業是昔日藍天底下把歷史架空的一脈荒謬。

本節關注的還是我的同代“國人”，是前面提及的已有社會地位，乃知識分子精英階層。他們受過專業訓練、談吐四平八穩。但在台海這一方成長的“國人”無可逃於天地之間的“冷戰底層編碼”，總不免從他們漫不經意、防不勝防的口風裡露出來。

歷史架空劇的個案：中共譬喻“流寇”

今年就有知名之士一篇分析大陸房地市泡沫化的文章，試圖用中共的“本質”解釋當前的房地產危機，最後畫龍點睛地說：這場災難與中共領導階層殘剩的“流寇思想”不無關係。語焉不詳，是否指中共仍在讓“長征幹部”外行領導內行，不懂經濟、不尊重市場、好大喜功，如1950年代的“大躍進”般蠻幹？

此論調的穿鑿附會一戳便穿。房地產的起起落落，如股市焉，乃全球所有經濟體共歷。若大陸出現了股市暴跌，為了“抹黑”，把它說成是中共政權的“本質”所致，不知還能說服今日青鳥IQ以上的腦袋否？同樣道理：試問如何用“流寇思想”解釋日本泡沫化了30年的房地產？這簡直成就了魏晉玄學家王弼的“物雖繁，可執一以御也”的憧憬！

漫不經意的一筆畫蛇添足，卻替“亡華之心不死”者打了掩護。透露：在貌似客觀的表面分析下，其“冷戰底層編碼”是指控中國自身便是禍害，對包藏禍心的外國/壞國絕口不提—從其偏見結構出發，顯然是“視覺盲區”。

大陸的房地產，尤其是三、四線城市的，原本是看好中國在全球化市場裡成了“世界工廠”作出的期待，替農村人口大量進城，轉化爲產業工人、城居化未雨綢繆。孰料川普一記關稅戰的重手下來，原本預期的生產力增長都轉移到越南、印度、墨西哥等地去了。

預期吸納數千萬就業人口的沿海與內陸工業園區失去訂單、甚至關廠，工作機會消失了，農民工無法在城市立足，甚至出現“反向回流農村”現象。廣大的三四線城市與大西部地區，早已出現青年出走潮、人口老齡化的危機，如今面臨房屋供給嚴重過剩，變成“鬼鎮”。

“世界工廠”的財富效應消失，波及的可不限於被堵的農民工和失業的城市勞工。出口受阻後，企業獲利大減，迎來降薪潮與裁員潮。特別在2023-2026年，中產階級對未來收入的預期發生根本性扭轉，從“盲目樂觀”變成“儲蓄防禦”。這導致原本高槓桿買房的族群開始拋售、甚至斷供，華南與華東等經濟最發達的地區，房價反而率先出現猛烈的擠泡沫回檔。

反共派不容許在這場災難裡中共這個“體制”沒犯“本質性”錯誤。北京的確有“雪上加霜”，那就是中央金融管制與強行去槓桿政策。面臨美國貿易戰的組合拳科技戰，官方在2020年強力扭轉市場的“自發性”，試圖將資金與人才從房地產業中—這部分在GDP佔比竟高達25-30%—“硬擠”出來，導引入晶片半導體、新能源、人工智慧等能與美國對抗的“新質生產力”領域。

官方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更不容社會過度分化，高層且考慮重返新加坡模式甚至由國家重新掌控房屋的分配與保障的20世紀舊制。因此，中共極端敵視民間房地產商或富豪（例如許家印、趙薇等）藉高槓桿套取富可敵國的財富。地方金融機構貫徹中央意志，採取“一刀切”抽貸、斷貸的激烈手段，擠泡沫變成製造劇烈的休克。

若中共的“體制”得罪了“市場”，美國2008年的次級房貸危機又是另一幅景象，不同之處是國家介入更無忌憚，為了更天經地義地去扶起“市場”這個阿斗。舊的自由主義斥責國家干涉市場是“違背自然”，在綠草如茵的大自然裡豎立人為的欄柵和蓋頂。新自由主義則視國家的功能就在捍衛市場，包括替“新興市場”清除路障，在自然界寸草不生之地舖蓋人工草皮，替這個“自然界”揠苗助長。

美國在1993年的一宗立法廢掉了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的法定分隔，讓投資房地產的錢多如泉湧，這方面的商機自然如山洪暴發，金融服務業終於能貪得無厭地狂賺仲介手續費，強售房貸給沒條件置產的廣大群眾，還利上加利、把這些房貸證券化、打包在其他金融商品裡，好比加了毒油的製成食品，推銷給全世界。

待到天塌下來，國家就索性犯天條、物理性地對市場空投，用7,000億美元納稅人的錢挹注這個“新興市場”裡的史前巨獸—它們如倒下，會製造史前玄冰式的雪溶效應，把美國整個地滅頂。就這樣，肇禍者反獲政府強迫灌錢，濫收金融服務費的、打包毒油產品者無一究責，喪失住家的中產階級則被消滅了一大片，美國的M型社會從此無可逆轉—從此只會有更多的毒蟲和街友。新自由主義者非但不嫌自己的餿主意，反而抨擊政府的“不良資產救助計畫”，說：“市場出了問題、該用更多的市場去糾正”！

回到美中貿易戰。關稅本身的升降對中國大陸只是皮肉傷，貼了創可貼反顯得更身強力壯，但傷及內臟卻至今未癒，五臟六腑可能就一直壞死下去。美國人的自戕固然也造成內傷，但復健有方：狂印美鈔之不足，還恢復老牌帝國主義嘴臉，明目張膽地伸手向全球需索財富，巧取不成就綁架或斬首元首、豪奪。中國幹不了這種勾當，真不知誰先倒下？因此，反中成狂的那夥華人期待川普型美國和高市型日本聯手滅掉“社會主義祖國”，不可輕言放棄。

回到引起本節評論的“中共的流寇基因與房地產泡沫”這個命題，我擅自加了“基因”一詞。倡此論者參考的是抗戰前國民黨的“剿匪”，待中共長征到了華北、創建抗日根據地，“流寇”一詞成無的放矢，連“山大王”都不合用，蓋游擊戰是從山岳打到了平原。似是而非之餘，進入21世紀仍亂扣“流寇”帽子，唯代代相傳的“基因”方能自圓其說。偏見持有人難道沒有“基因”嗎？他是戰後的一代，卻對早期剿匪戰爭刻骨銘心，可謂“剿匪基因”已深植其骨髓，予了我管窺台灣“國人”的“底層編碼”之一瞥。

“中共真相”是“流寇”，比起土匪、黑道、詐騙集團、邪教等標籤稍具“歷史性”。中國史是一部帝王將相史，也是一部“流寇史”，“流寇”若成功則成“帝王將相”，後世不再以“流寇”稱之。中共在上世紀中期已在陸、台間確立了“成王敗寇”關係，若本世紀已過了四分之一仍以“流寇”稱對岸，可謂是“前朝的帝王將相史觀”。

“流寇說”雖然沒將歷史全部架空，依舊陷入“本質主義的謬誤”，乃上文所斥的“刻舟求劍”之學術名。它提醒勿做出抽離任何時空語境的論斷，自以為所用的標籤就是心中所念的事物本尊，好比自己騰雲駕霧於現象界之上、抵達了柏拉圖的理念界般。

一位21世紀的論者應用“流寇”的標籤，是設定二千年來的“流寇”都是同一回事。把時代性都罔顧、朝代內容都抽空，剩下最大公約數是：一群武裝遊民隨處亂竄、官兵在前堵後追。但人家若是規劃了一個“尋家”的路程呢？中共在華中南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地盤被國軍攻陷，唯一生路是奔赴陝北的最後一個蘇區，華北也比較接近蘇聯—後者還掌控了外蒙與新疆—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員，那是排除萬難的“歸家”。

按此定義：《奧德賽》也是一部“蕩寇誌”了！

“流寇恐懼症”與“汪精衛基因”

上文挑剔一篇2026年的“中共乃流寇說”。它是隔了幾代的隔靴搔癢，而且是去搔事先畫好了紅圈圈之處，自然搔不對點（文不對題）。但抗戰年間的當事人汪精衛的“流寇譬喻”亦差之毫釐、謬以千里。

1938年底，武漢已陷落，國府裡的樂觀派(如蔣介石)看到戰爭相持階段的來臨：日寇兵力散佈於半個中國，主攻正面戰場已成強弩之末、佈防後方的又落下許多空白，“敵後抗戰”此其時也。上面已指出：蔣委員長把它含糊地等同“游擊戰”，還開班以中共為師。

悲觀主義的汪精衛認為武漢陷落，戰爭該結束了，再耗下去，是加重生靈塗炭。他在1938年11月下旬發表了一篇《全面戰爭》的社論，反對“游擊戰”，以明末的“流寇”況之：-

“明末流寇的作法，用之於國內戰爭，或者可以顛覆政府，用之於對外作戰，必不足以搘持強敵。因為游來游去的作法，在游來的時候，是取之惟恐不盡，在游去的時候，又是不使有所孑遺。這是大量消耗民力的。政府的基礎，在於民力，民力消耗完了，政府沒有不倒，所以明朝便亡於流寇。至於對外作戰，是以民力為資源，民力消耗完了，只有自己滅亡，斷無敵人滅亡之理。”

此時國府正在舉行“南嶽軍事會議”，一時“游擊戰”蔚為風尚，不只中共提倡“全民游擊戰”，國府裡竟有人響應，白崇禧甚至出版了一部《游擊戰綱要》，廣發國軍各戰區和各軍校。汪精衛已主張和平運動多時，認定已山窮水盡的國府再度陷入妄想症。

對汪精衛來說，“敵後游擊戰”將會是另一場“自殘”。前面已經有6月份的“花園口決堤”；10月湖北武漢淪陷後、11月國軍自己放火燒了長沙—蔣介石基於誤判：認為日軍仍能一鼓作氣攻下湖南長沙，為了保存實力，將部隊撤至衡陽，把長沙“焦土”，結果燒了5天5夜，一座古城毀了90%，百姓死了3萬多人。汪預言：“敵後游擊戰”將引來日軍更殘酷的報復，潰敗的敵後國軍無以為繼、將淪為散兵游勇，荼毒民間，造成農村社會秩序的瓦解，中國連地基都挖掉了。

魯登道夫的《全面戰爭》(又譯《總體戰》)在1935年才發表。汪精衛的《全面戰爭》可謂及時下載了上市不久的應用程式，卻是用來鼓吹他的和平運動/投降主義的。

魯登道夫是一戰期間德國的總軍需長，其實是架空德皇帝國政府的最高統帥。他用自身的經驗總結：“現代戰爭已不再是純軍事的交鋒，而是國家政治、經濟、精神與全體國民總力量的對決。…政治不再高於軍事，反而政治必須為戰爭服務；必須建立高度集權的軍事獨裁體制，將國家每一分資源、每一個平民都動員投入戰場。”

汪精衛反以此論證中國該出局：正因為現代戰爭是“工業產能、科技、精神與政治組織力”的總體較量，中國作為一個未完成工業化的落後農業國，根本打不起“全面戰爭”。國府受了中共的蠱惑，要推行勞什子的“全面戰爭/全民游擊”，只會造成“全社會解體”與“焦土自盡”，絕非魯登道夫筆下那種由強大國家機器執行的有效動員。因此，汪精衛用了“總體戰”反向論證“中國當知難而退、尋求和平”。

汪精衛並非毫無根據。七七事變後，日本以為中國小菜一碟，不料事態擴大，近衛文麿內閣遂於9月發起“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並立法對“戰時材料”局部管制。1938年徐州會戰前夕，日本始警覺通過《國家總動員法》。至1940-1941年，日本步入全面軍事獨裁與大東亞總體戰的型態，以迎接太平洋戰爭。

國府在1937年8月淞滬戰爭時已發布過《戰時總動員綱領》，無法律約束力，國土比日本廣袤，但都具不同程度的“無效性”。至1942年3月重慶頒布《國家總動員法》，在一個支離破碎的國土徒增抓壯丁、通貨膨脹等弊端，卻不見得對“國力”有多少提升。

若當時國府是跟了汪精衛路線，而日方亦履行近衛文磨的諾言，在中國承認“滿洲國”的條件下，日軍分期撤出中國，那麼就不會有一個分離的汪偽政權，汪只是先驅，日本期待的“蔣汪合流”成為新現實，而中華民國將有一個親日的政府，但不算是如韓國那般的“亡國”。

在這個平行宇宙裡，日本沒必要用“一個更大的戰爭”去解決中日這個“已不小的衝突”，自然不爆發太平洋戰爭。日本鞏固了東亞宗主的地位，與西方分庭抗禮，會有中國這個同盟國。中國也不致演變成“大東亞主義的叛徒”，站到了英美一方，去捍衛歐人對亞洲的霸權。在我們的歷史裡，蔣汪沒合流，汪偽政權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的確跟在日本屁股後面對英美宣戰。

當年，崛起的日本軍國主義自詡為“昭和維新”，媲美先前的“明治維新”，卻反其道而行。“明治維新”擁抱“文明開化”，“脫亞入歐”。“昭和維新”則喊出“克服現代”(近代の超克)的口號：日本有神聖的使命從白、赤二色帝國主義底下解放亞洲。“白”指歐人，“赤”即俄國十月革命以來“流毒全球”的共產主義，在北亞尤其劍指日本。日本與帝俄在朝鮮半島較勁，已贏了一局。待赤俄勢力侵入外蒙，日本則侵吞中國的東北作為反制，其犯錯在不該進而染指華北—目標錯亂了！錯到離譜了！

日本在併吞了東北之後，狼子野心、繼續蠶食內蒙和華北，如徹底實現，會是金宋的“君臣”、“叔侄”、“伯侄”國際關係的重演，貼上現代化的“相互提攜”、“共存共榮”的門面鬼話而已。但抗戰導致華北落入中共掌中，就從中國半壁江山淪於異族之手，變成南北朝統一戰爭的格局。

日本人如果預知未來的世界史是這般走向的，就該連腸子都悔青了：怎會反而去助長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勝利！他們將以之為敵的蔣介石乃是世界史上反共歲月最悠久的政治領袖—47年（比第二名的西班牙佛朗哥多了8年）。日本戰敗，美國佔領期間把極右翼的勢力大事壓制，令左翼的社會黨成為“萬年第二大黨”，日共終獲合法化，達到戰前未曾有的規模。蔣介石不忘初心、依舊在反共，在台灣厲行“白色恐佈”，他的衣缽不只是傳了給繼起的民進黨，而且變成海岸這一方的“國人”(毋庸計較是什麼“國”了)的底層編碼。

歷史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日本侵華，雖原意只圖華北，中國勢必起來全面抗戰。歐戰還沒發生，美國仍與日本做軍火生意。當時支持中國的唯蘇聯，原本反共不遺餘力的蔣介石唯有與中共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甚至將“工農紅軍”收編為國軍。因此，中國在未成為“大東亞主義的叛徒”之先，已經是“共黨的同路人”。汪精衛適於此時認為國府受了中共的“全民游擊戰”的蠱惑，相較日軍之侵華，那是動搖國本、深入骨髓的病毒—唯有和日本妥協方能保存中國。

若中共為了與國民黨搞“統一戰線”，把“三民主義”等同“共產主義”，汪精衛則說國父的“三民主義”是“大亞洲主義”。汪氏防共優先於一切，與日本侵略者沆瀣一氣。1935年，華北日軍在河北的一角成立一個漢奸政權“冀東防共自治政府”；1939年，關東軍成立“蒙疆聯合自治政府”，亦將“防共”作為核心立國方針，寫入其最高綱領與根本大法中。汪精衛投敵成立偽中華民國政府(1940)，用的是同一面青天白日旗，為了有別，在其上加了一面黃色小三角旗，上書“和平反共建國”。偽政府敗亡，汪精衛已故世，代行政府主席的陳公博被判處槍斃，他在法庭上抗辯自己“防共有功”。

“汪精衛”是一種“基因”，仍存於當代的華人之間，那就是“寧死毋赤”(better dead than red)—借用了美國冷戰盛期的一句口號。一部1960年代的喜劇描寫一名男子向他的女友求婚，當街舉一塊牌“寧婚毋死”(better wedded than dead)。1970年代初，美國爆發“水門事件”，媒體挖苦尼克松白宮用碎紙機銷毀不利的文件，發明了諧音的“寧碎毋死”(better shredded than dead)這麼一句刻薄話，已接近尾聲，此後無人知曉該典故。當代某些華人“寧死毋赤”則是寧願當殖民地人甚至亡國奴皆可—這總比“死”輕於鴻毛吧！

與此“基因”生成的元宇宙平行的是另一個彼輩“寧願不要掉”的宇宙—以及該宇宙裡的中國。魯登道夫的《全面戰爭》偏偏沒有更全面的“人民戰爭”這一章。那是一個農業國打敗工業國之道：用小米加步槍打敗飛機大炮，用手推車陣擊潰由飛機空投補給的現代化陸軍。汪精衛擔心的農村秩序的確解體了，是國家依靠鄉紳地主的保甲制度的解體，被土改取代。

劍橋大學實驗室裡一組對照貓

當今世上有“猶太大屠殺不曾發生說”(Holocaust Denial)的揭櫫者，在華人間也一直有“中共不曾從事抗戰說”的鼓吹者。他們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外的華人，也只限於華人，蓋外人（包括侵略國日本）從無此說，算得上是“內部恩怨”。

既云“內部”，根苗該在抗戰期間的國共摩擦時已種下。待國府失大陸、退守台灣，此說即成主流論述，為了論證中共政權得之不正，直說該集團乃中國的一場禍害、全為負面、不許提它一絲貢獻—它連攫取政權都是讓國民政府單獨去扛八年抗戰，自己還在背後捅刀。

國府在台灣失勢已久，但頗多“國人”從無走出冷戰的繭房，我在上文中比作被病毒灌爆的隨身碟，已成不能修改的“唯讀檔”。我用“底層編碼”指稱它是一整個結構性偏見，對抗戰史的詮釋乃其面相之一，更深層的是對當代中國的看法到底是從“抗戰後的建國”還是“冷戰中的敵國”的前題出發的。

在人之初就受某種“底層編碼”，被它支配了一生，會否連統覺(apperception)都會受到不可修復的損毀？1970年英國劍橋大學用兩只貓作為對照的實驗給了我們一個啟示。

實驗者把剛出生的兩只小貓放在一個漆黑的房間，分別安置在印有全黑白“垂直條紋”或“水平條紋”的圓柱形筒內，達數月之久。只看垂直線長大的貓，眼裡的世界只有垂直線；牠們長大後對水平線視而不見，甚至看不到平放的棒棍。只在水平條紋筒裡渡過生命最早階段的另一組則將全世界看成水平的。

小貓在5個月大被帶離條紋圓柱筒、進入正常的物理環境時，一開始會出現嚴重的視覺迷失，例如撞到桌腳，呈現沒有深度對焦的恐懼反應。但在正常光線與環境下生活約10小時後，牠們會快速展現驚人的適應力，開始能靠著視覺引導走動、避開大物體。

小貓儘管日常行動看似恢復，但大腦的受損是永久性的。神經生理學檢查顯示，牠們大腦視覺皮質中開始就缺失的神經元—例如“垂直貓”大腦裡負責感應水平線的神經細胞—永遠不會再生或重新連結。牠們一輩子都存在某種程度的“不自覺盲區”。

假設一個人“統覺”裡的“抗戰”就是兩國的正規軍在“大戰役”中的交戰，有楚河漢界、有攻勢、有陣地、有戰役之始，有戰役之終，有休戰的間歇、有失地、有得地，也有膠著。那麼，抗戰史就是一條用大戰役作里數碑格式化的路，里數碑之間可以隔得很遠，例如第一次和第二次長沙會戰就隔了2年，雖然在不同地方還有其他戰役發生。然而，陪都重慶總可獲得一段“風雨中的寧靜”，固然日軍航空隊來轟炸時仍得避防空洞，但平時舞廳還可照常營業，讓大家跳跳舞，因為人們不幸生活在抗戰時代，不等於說每一刻都在“抗戰”。軍民有別的道理也在這裡。

好萊塢戰爭片看多了，這些人的“抗戰觀”是而且只能是這樣。如果還是看瓊瑤的《幾度夕陽紅》長大的，那麼，對戰時陪都的想像也就照這樣地活躍了。

郭岱君編的《重探抗戰史》裡的“抗戰”主要仍是一條用大戰役作里數碑格式化的路。這不能怪作者們，只有大戰役有充足的史料、有紀錄在冊的爆發和終止日期、有雙方軍隊的番號和人數、有戰將的名字、有名城的場址、有戰略棋盤上博弈的軌跡、有緊鑼密鼓的背景，有立竿見影的後效，乃至國家版圖受到大幅度調整。其犖犖大者配稱“里程碑”。

至於另類戰場的“敵後游擊戰”，若非國軍“臨時客串”的那種，主要就是武裝的老百姓，開頭只是為了保鄉，在地主和豪強底下組成“紅槍會”一類的傳統團伙，後來有了八路軍的組織，成了抗日戰士，服從更高的指揮，活動範圍就不限於本鄉，成為可以打伏擊戰、破襲戰、運動戰、山岳戰和平原戰的戰鬥團，但鄉裡仍會保留不脫產的民兵。

未讀畢前，我還擔心郭岱君的“抗戰史”只呈現月亮的陽面，不“重探”陰面，索性把它當作不存在。閱讀時發現她三卷裡有一章寫“中共的敵後作戰”、另有一章談“敵後國共關係”。但三卷的大部頭，一章半似乎只有“敲邊鼓”的份量。

問題是這種另類戰場如何個寫法？郭書提供了一些抗戰背景外，基本上是談“戰役史”的。書裡提到晉察冀邊區的八路軍在47天的戰鬥裡共進行戰鬥130餘次，就一句話（第三卷，頁274）。這類“史實”只能到史料彙編裡去檢索，或者列表梳理，不宜將窮鄉僻壤那一個鄉那一個鎮那一個山坡全抄錄在歷史寫作裡，更忌全列敵我雙方小分隊長的名字與部隊的番號—你是想讓讀者翻閱浩如煙海又枯燥的清單不成？

“中共不抗戰”論者仍可認為上述雞皮蒜毛、無關大局，索性把月亮的陰暗面當作沒這一“面”。這類劍橋實驗貓看不到有“抗戰”的地方卻是：侵略者不再能把費勁佔下來的疆土當作“後方”，甚至河北那樣的“老區”非但成不了“大後方”，反而變成沒有楚河漢界、戰停間歇性不明朗的“另類戰場”。沒“大會戰”可打了，戰爭卻變成“日常化”。日軍除了對付兵之外，還得對付老百姓，通常既是老百姓又是兵，且被專業化為敵後作戰的戰士。

否定論者是被剝奪了一個維度的劍橋實驗貓，其最大的“不自覺盲區”可能就是“人民戰爭”。在他們心目中，共黨就是“專制”“獨裁”的同義詞，與“人民”一詞枘鑿。可肯定這些否定論者自己不是當時的“人民”，戰時在根據地農村裡出現基層選舉與英人治港底下的市儈自由主義不是一回事，也不期待它們間相互接受甚至理解。戰後，否定論者用共黨乃在利用農民解釋它的奪權—這裡當然看不到“抗戰”只看到“陰謀”。問題是國軍、日軍、地方軍閥和偽政府為什麼想利用農民都學不來？

食“數”不化的機械論推理

對“中共不抗戰論”者來說，論證方式往往是比數目字，最常聽說是國軍在淞滬戰役一役投入的部隊即在70-80萬之間、傷亡約25萬至30萬人之間。華北共軍被編入八路軍時才區區4.5萬人，在華中收編的新四軍更是散落各地的“小小兵”。

數目字本身只串成一條光禿線。兩位老人比誰長壽，一位老人比另一位多活了5歲，在歲數上是贏了，但他生命末期的十年是在輪椅上過的。是只比誰命長而不比生活素質—但誰說不能比單維度？

抽掉時代語境的絕對值對比，透露的是架空了“時代”，對這段歷史的具體內容無知。此處無意貶低國軍的犧牲，它大部分被一個弱國用在“空間換取時間”上。抗戰前期的“大會戰”，國方每打一仗就丟失一個城、一個省，甚至首都，如此方在1938年下葉武漢會戰後換來敵我間長期“相持階段”。這其實是人命的“焦土作戰”，和花園口黃河決堤後續犧牲掉的350萬條老百姓的人命同屬“耗材”。

共軍在“紅軍”階段就是在“敵後”作戰的。它存活於國統區的省界隙縫，被國軍圍剿的“湘贛”、“湘鄂西”、“鄂豫皖”等蘇區與抗戰期間的“晉察冀”、“晉冀魯豫”、“晉綏”簡直是同一個應用程式的原初和進階版本，只憑地理常識看出是遷地應用。它是令統治集團無法有效統治的一種“病毒”。國軍在日佔區想複製這個敵後模式，乃有“晉察”、“魯蘇”等戰區，但國軍未能將自己複製成日軍佔領區的“病毒”。

另一個被重彈了大半個世紀、聽到耳朵長蠶的老調是：國軍將領在抗戰裡陣亡200多名、共軍只有1名：左權。根據不同的名錄，國軍殉國的將領可從200多名跳到400多名。如此大幅度的不確定性在於：不論上將、中將、少將不少是殉國後“追晉”的，若是“少將”，殉國前該是團長之類；有的名錄包括抗戰期間“因病殉國”，包括遜清禁軍管帶、著名軍事學家蔣百里。至於共軍，軍事委員會從一開始就固定八路軍是3個師6個旅、新四軍是4個支隊，連“師”都沒有，只有旅、團一級。有多少名將官皆中央授職，共軍以後擅自擴充純屬“違法亂紀”。

無論如何，上述的對比仍具壓到性，頗具說服力。但與另一場戰爭比，即立顯其膚淺。在戰後的國共內戰中，國軍在抗戰期間受美軍訓練的、原先計畫對付日軍的“美械師”，在國共內戰中幾乎全軍覆沒。黃埔菁英從此走出歷史，分流成5種命運：陣亡、被俘、起義、留陸與來台，敬陪末座者三數名而已。

我未聞有解放軍將領殞落的，求助於AI，才獲知一些名不見經傳的“指戰員”，包括誤踩地雷和被特務暗殺的。中共至1955年才實施軍銜制，簡直可以說沒有“將軍”殉職。數字機械論地來說，將官陣亡既不成比例，結論該是“中共沒參加國共內戰”！

講“抗戰只有國軍在打、共軍沒抗戰”一類話的人基本上沒有什麼概念，乃其偏見結構在發聲，為了發不公之論，對“國軍”這個詞是囫圇吞。日本投降後，國民政府需對超過百萬的偽軍進行收編與整頓，其中絕大部分是“國軍”方面的人，雖然高達90%以上皆為非中央系的“雜牌軍”，包括地方保安隊。先前仍為“抗日部隊”，因中央補給採歧視待遇，或者是技術性斷供，包括台兒莊戰役的名將龐炳勛上將，因“冀察敵後戰區”最後淪亡、被迫投降加入汪偽政權。這類現象是否對“只有國軍在抗日”打了一個大折扣呢？

國軍的“拉夫”制度也給它的抗戰打了一些負分。當年的役政極端腐敗與不公：地方豪紳、富家子弟多能透過行賄鄉長、保長，或者購買“頂替”名額來規避兵役。基層攤派的指標極荒唐：中央將極高的徵兵指標強加給地方政府，基層官員在任務不達便被免職的壓力下，只能欺負貧苦農民，對流落當地的外地商販、難民進行強制拘捕，時稱“抓壯丁”，往往用一條繩子綑成一串送往兵站。保甲長連官吏都不是，若在村裡的人丁抓不齊，就得由他本人頂替。

根據歷史學者的估計，抗戰期間“新兵”在抵達部隊前就因飢餓、疾病或逃跑而折損的，數額高達上百萬人。又是另一種“耗材”！

“中共不抗戰說”與退守台灣才設的“軍人節”犯的同一個蠢，就是只“紀念”穿上了國軍制服的，連上述毫無戰鬥意志、戰鬥力，甚至“出師未捷先枉死”的“國軍”也在內。持此論者反去說那些戰鬥意志高昂、對困擾敵軍樂此不疲的武裝老百姓“沒參加抗戰”。這種蠢的機械論思維不是腦一根筋轉不了彎，乃是白內障、目中無“人民”或“全民”。

我曾與一位齊姓教授論爭“十四年抗戰”與“全民抗戰”二詞的妥當性。他堅持“八年抗戰”。的確通用日久，不宜將它“陌生化”，好比“烏俄戰爭”是2022年爆發的，雖然由2014年開始的“烏東戰爭”延續和擴大，一旦由局部變成全面則由量變到質變。“八年抗戰”的標籤可接受，但必須承認這幅圖像不完整，1931年以來的殉國者理應也受紀念。

至於“全民抗戰”是否可能，該教授主張“理工科思維”：全民的人頭沒有數齊就不是“全民”。有一人當漢奸，即否定“全民抗戰”。其實，我還可大加補充：從1937抗戰爆發年起、至1944年，日本在“滿洲國”投資增加了3倍，迫切解決勞動力的不足，除了執行“勤勞奉公”政策強徵東北勞工之外，還向華北地區大量招募勞工。據統計，僅1938至1940年間就有279.7萬華北勞工進入東北。持平的史筆還該謝日本殖民主義者替中國人解決了就業問題呢！“全民抗戰”云乎哉！

我曾與一名邏輯學家玩一個遊戲。他說王政被推翻後就不可能有“保王黨”。若你要保住一片蛋糕，你那片已經被人一口吃了，你還保什麼？在形式邏輯上來說，真無懈可擊！但歷史上的確有“張勳復辟”。法國大革命以來、已進入“第五共和”，今日仍有波旁、奧良、拿破崙三個王朝的合法繼承人掛牌，受人口近百分之五的支持。

獨限抗戰於“八年”，仍可說是慣性、是隨俗，若令“全民”與抗戰無尤，則是老掉了牙的戰爭觀（詳下）。自然，專業主義亦難辭其咎，史家研究一個專題，必先畫地為牢、專注這方面的資料，最好是有確切的檔案庫可用；此類專題在學術會議上適宜對三、五人的分會小組作報告；亦唯有設限成這樣，才能去申請國科會補助。

不幸地，此“隧道視野”(tunnel vision)與“國家記憶”不是一回事。“抗戰”唯有是“全民抗戰”方成為國家記憶，而台記“中華民國”之去國家記憶，正是從“去抗戰化”開始，以致今日台灣民眾認本省是被中國人侵佔的日本國土。

“全民抗戰”標籤或有語病，為不近人情、機械人情商的“理工科思維”所乘。它其實是Total War的一種譯法，亦可作“全面戰爭”或“總體戰”。從法國大革命時代的“總動員”(Levée en masse)開始，戰爭開始超越只是常備軍單純的武裝衝突，成為全國都捲入。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出現Total War一詞，在七七事變前兩年（1935）被魯登道夫寫成一部戰爭學的經典。

日本軍方不可能沒聽過魯登道夫的《全面戰爭》，但仍持“三月亡華”的狂妄，乃因其預測侵華行動不會引起“全面戰爭”，有鑑於中國近千年史的遼、金、元、清都是外族入主，“天下”誰都可以入主，中國人基本上缺乏“民族國家”觀念。孰料：全面抗戰一旦爆發，日本人立即發覺自己失算。中國人這個全球的五分之一被擰成一個“民族國家”，正是被日本人打出來的。難怪毛澤東要感謝這位催生婆了。

八十年前日本人發覺自己是“事後諸葛”。不料，八十年後仍有“國人”說“抗戰只是國軍打的”！若只是不堪一擊的“國軍”打，不正合了九十年前日本人“三月亡華”的期待。八十年後就不是什麼“事後諸葛”，簡直是“事後瞽叟”。

經歷了法國大革命後的世界史，仍以為戰爭是十八世紀的“君王的博弈”—連現代以前的中國都不是這樣，每次改朝換代，都是“天下大亂”，沒有只涉及“正規軍”的。若事後瞽叟們還包括一些知識菁英，那麼只能說是台灣的“國人”以“冷戰”為模板的“底層編碼”所令致之。這個與“抗戰建國”逆向編碼的冷戰造謠業令這些“國人”架空了歷史，一旦成了歷史絕緣體，亦成“常理的阻隔器”，幼稚不堪地解釋歷史是怎會走到今天這般田地的。

造謠業改寫“洛川會議”的歷史語境

“中共沒參加抗戰”的造謠底本該是“七二一方針”，據云是中共在1937年洛川會議通過的應對抗戰之方：“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此說最早出自1940年一位中共叛逃軍官的口供，隨即被國民黨做為廣泛宣傳。此名下級軍官名李法卿，經AI查證確有此人，此後不知去向。

中共中央召開這場非例行會議的目的就是為了適應或應付紅軍被“收編”為國民革命軍這個“轉機”兼“危機”。會議從1937年8月22日開到8月25日，在會議首日國府軍事委員會公告收編“紅軍”為“八路軍”，會議結束則由中共自己宣布“紅軍”自此改變身份成為“國軍”。

因此，會議全程“紅軍”都在焦慮被納入國軍體制後如何生存和發展之道：必須維護自己“紅軍”隊伍的力量和獨立性、“紅軍”的軍事調動只能由中共自己決定、不能由國民黨或任何別的人來決定；“紅軍”開赴前線的時間和方式應該根據戰爭的發展；敵後作戰形式主要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包括有利條件下消滅敵人兵團與在平原發展游擊戰爭”，等等。

洛川會議舉行於“七七事變”後一個多月。當時日軍的“支那事變”還是普京式的“特別軍事行動”，預期短期內完成。會議期間，行將變成“八路軍”的“紅軍”的方針更多是“為最壞情況（蔣介石投降）做準備，而不是8年後坐大”。被併入國軍，一不小心就被吃掉，不被吃掉算是大幸，還“七分發展”個屁！

1937年的洛川會議確提到“持久戰”。當時“八一三淞滬抗戰”才開打，將會打3個月之久，待至打完中方才發覺驚動列強出面干涉的策略已失敗，中日戰爭迨有全面化之勢。因此，有理由推測洛川會議憧憬的“持久戰”該是八路所在地的華北—它將會如東北一般全面淪陷，“華北”對南京政府來說反正是“無效的國土”，中央軍早已被攆出，如今的停戰可能是一讓到底的新協議，索性放棄（雖照東北模式不承認“割讓”），到時會置中共於絕地。因此，中共必須趕快到敵後開發一些持久的“抗日根據地”。待至毛澤東於1938年5月發表《論持久戰》，此時南京已淪陷，徐州戰役正開打，全面戰爭成定局。因此，該是兩種不同維度的“持久戰”。

降智、降維和失格

《劍橋中華民國史》已指出“七二一方針”是捏造，但冷戰造謠業才不理會，他們的行業正是在此基礎上胡亂二創。我們認為：在1937年，除非毛澤東是印度神童，才會預見此後有八年讓他去“七分發展”。但造謠業在毛澤東沒有印度神童水晶球的地方，置放了一面把映像扭曲變形的哈哈鏡。

抗戰爆發之初，八路軍在山西省兩側的山地建立抗日根據地，原本也是國軍“第二戰區”容許他們駐紮的防地。造謠業者從自身的志氣、自身的格局、自身的想像立論，事態必需是這樣：在山裡，八路頂多4.5萬人的實力，不去招惹日軍、敷衍一下抗戰，日軍不至於吃撐了進山剿討，八路大可在山溝裡吃乾糧吃到戰事結束，不論何方贏，到時再斟酌出路。(但就那麼一點點家當，不論何方勝利，都不會給他們多豐厚的利多—但造謠業者自身的格局就是這樣！)

中共在抗戰期間的“惡性膨脹”，造謠者順自己的“人性論”無法自圓其說，遂逆“常理”編造歷史荒誕劇，謂：共軍基本上沒認真地抗日，他們坐著觀戰，甚至還暗中幫日軍一把，從4.5萬人“坐待”至102百萬人（連民兵200萬人），待日本人投降了，就用這份本錢擊敗國軍、赤化大陸，然後就越國境進軍朝鮮半島，挫敗麥卡阿瑟的韓戰宏圖。

反而，靠重慶“吊點滴”維生的華北國軍敵後游擊區最後在太行山裡彈盡糧絕！真不知這八年來，共軍的軍糧、軍火、兵源、實戰經驗、指戰員的領導威信、戰略才能從何而來？更重要的是戰勝敵人的信念從何而來？我越寫到這裡越感到冷戰造謠業者的動力稱不上是“信念”，而是根據自身的“人性”杜撰的卑劣的“人性論”。

寫到這裡，我亦替國軍叫屈：它不是留在我們歷史印象裡那般的飯桶，蓋連盟軍遠東最高司令、太平洋戰爭的美國頂級名將都在“志願軍”前馬失前蹄呢！

不只架空歷史、連基本“常理”都逆，不等於就是“唯心史觀”。若將上述荒誕劇歸入“唯心史觀”，把它與黑格爾並列，太抬舉。將其標籤為“神話”，神話仍有其自身的邏輯。它只能說是弱智者對“同溫層”裡面的“同智層”才推銷得動的胡謅。

一個同等去智的“共軍不抗戰”的論據是：“為何日軍只對國軍投降，不見有日軍對共軍投降？”蔣介石在《蘇俄在中國》裡記載他申斥八路軍總司令朱德提出在華北、華中、華南及東北設受降分區，由中共武裝部隊接管其包圍區域內的日偽軍之受降與監管。為了軍令統一，重慶只允許國軍戰區司令受降，也因此在日本投降時將9大戰區增至11個。盟軍遠東總司令麥克阿瑟更乾脆，他發的“第一號命令”便是：日軍只准向同盟國承認的部隊投降。

這裡令人震驚的是：無論是專家、學者、博士、教授、所長、留洋的“國人”，只要他們的“底層編碼”促使其反芻“中共不抗戰論”，就會挖空心思地設計一些場景，包括投降的日軍可以像舞會中自由選舞伴般挑受降對象。

毛澤東在1950至1970年代至少7次在會見日本政要、退役將官及訪華團時，從辯證法角度表達過“感謝”日本侵華的言論，勢不免被反共者信手拈來支持“中共不抗戰論”甚至“歡迎消滅國軍論”。下面略舉一二，列原文：

1956年，毛澤東會見曾參與侵華的某前日軍中將，是這樣說的：“你們也是我們的先生，我們要感謝你們。真是你們打了這一仗，教育了中國人民，把一盤散沙的中國人民打得團結起來了，所以，我們應該感謝你們。”

這類似“敵人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一類的反諷。當然，毛澤東還辯證法地說過：“壞事變好事”，而且還不是黑格爾與馬克思，乃是傳統智慧：《老子》的“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

1964年，毛澤東會見日本社會黨委員長，言及日軍侵華時表示：“沒有你們的皇軍侵略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就不能團結起來幹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就奪取不了政權。所以，我們感謝日本皇軍。”

此段對一個反戰的社會主義黨的黨魁而發，分明在表達“反帝鬥爭”使得一個國家激進化，根本扯不上感激皇軍替中共搬走國軍這塊絆腳石—除非讀者對“反帝反殖”這些不存在於他腦海裡的概念完全白目。（這種人還是蠻多的，不然不會有那麼多的“戀殖人”。）

台記“國人”若用到這一招，就不只是“降智”而是“失格”了。2020年5月，港暴街頭暴動在退潮，校園中濫呼大陸人為“支那人”之熱並無退燒，仍發生“香港中學文憑試歷史科爭議試題事件”。是其中一道試題下的子題引起了爭議：“‘1900-45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你是否同意此說？試參考資料C及D，並就你所知，解釋你的答案。”

我在另外一篇文章裡評論：“把這條試題裡的承受方改成‘韓國’、‘菲律賓’或‘印尼’，膽敢拿去那些國家胡說八道，不被私刑才怪。”心同此理，網路上立即有人對這般惡質的試題反唇相譏：“德國會否出現這樣的試題：‘1941-1945年間，納粹為猶太人帶來的利多於弊。’你是否同意此說？”對反唇相譏者做出的反唇相譏就是萬變不離其宗的“連毛澤東都感激日本人侵略中國嘛！”

台灣的“國人”在與“殖民地人”比賽誰更無恥之尤否？

萬變不離其宗，又回到今日台灣“93軍人節”的荒謬性。軍人節該是與勞工節、教師節、母親節、父親節、婦女節、兒童節一類對社會認為值得表彰或必須愛護的範疇。世上除了哥斯大黎加和冰島外，都有軍人節，不見得所有這些國家都曾經歷過戰事。若一個國家經歷今日巴勒斯坦人般的慘劇，會特設一個“國殤日”，以色列殺戮的對象比例又是兒童偏高，會有一個“兒童國殤日”也說不定。若有人建議不如把“兒童國殤日”併入“兒童節”一併“慶祝”，其荒誕與今日台灣的“軍人節”差可擬。

這份荒謬還未到頭。今日台灣的“國軍”，有朝一日會與日本的自衛軍“一方有事、另一方也有事”、有志一同地無事生非都說不定。

(未完待續)

中共華北抗戰的棋盤和棋局

上文已提及戰時的中共中央在陝北延安，如重慶一般屬於“後方”，它擺的棋局是將棋子佈在鄰省山西的邊角。八路120師的“晉綏抗日根據地”在呂梁山北段、保衛延安的門戶，同時伸出至綏遠陰山山脈的大青山一帶，保衛延安頭頂的河套地帶，並配合國軍傅作義部的綏遠抗戰。綏遠乃“塞北省”，敵軍就不限於“北支那方面軍”，而是由此軍和關東軍合成的“駐蒙軍”和偽蒙軍。

山西東北角的恆山支脈五台山則是“晉察冀抗日根據地”所在，乃八路115師聶榮臻部所經營。論其地勢，西向俯視日軍佔領的大同，東向則俯視河北平原，尤其是冀中地帶，東北方則面向平津蛋黃區。“晉察冀”的一個分支“冀熱遼軍區”，橫梗平津之北，扼華北與東北的戰略咽喉。

“晉察冀”之南是太行山的“晉冀豫抗日根據地”，是八路軍129師劉伯承部所開發，也是八路軍總部所在地。它跨的省份更多，除了山西、河北、河南之外，後來又與115師的“冀魯豫軍區”合併為“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此外，它兼管山西省腹地的“太岳軍區”。

“山西”之得名，正因為太行山脈是河北平原和黃土高原的分界線，可說是華北大地上的一條龍脊。山西已屬於高原區，汾河流域在山西高地中間斜切出一條盆地帶，日軍只能佔據平地的交通線，予游擊隊創造了進可攻、退可守的戰爭生態。

“晉察冀”和“晉冀魯豫”顧名思義也面對河北，搭上察哈爾、豫東和魯西北幾個邊角。這方面主要是平原，河北的平津亦是“北支那方面軍”的總部所在，迫使八路軍發展“平原作戰”的戰術。脫離了林木山地的隱蔽，與機動性強得多的日軍作戰，八路軍必須築成“人山”。

八路在華北的抗戰既腳踏兩界，地緣就決動了八路軍的總部設在山西、河北交界的太行山。太行山根據地成為了揮動華北共軍四肢的身軀，頭腦則是在陝北的延安。到了戰後國共內戰期間，棋盤從華北擴大至全國，頭腦（帥）與身軀（車）都在中華棋盤上往前位移了。

1947年胡宗南攻陷了延安，中共中央輾轉遷往石家莊境內的西柏坡，在河北南部，成為“國共內戰期的延安”，其鄰省山東的沂蒙山區則成了“內戰期的太行山”，對國府最後致命一擊的淮海戰役是從這裡操作的。但台海這一方對此新局比對抗日時期還要懵—他們再無知也聽過“延安”，但似乎無人知曉“西柏坡”。台灣方面的“國家記憶”對抗戰是盡其模糊化之能事，對國共內戰則索性開天窗了。

華北地區後來居上的就是山東的“沂蒙山革命根據地”，與國府的“魯蘇敵後游擊戰區”毗鄰甚至覆疊。八路115師的羅榮桓部於1939年中進駐山東中南部這片山區，終於取代了國軍“魯蘇戰區”的地位，後者在1943年後名存實亡。八路的沂蒙山根據地則在與日軍戰鬥中不斷壯大。該區在抗戰史中夾在“北支那方面軍”與南京的汪偽政權勢力範圍之間，非舞台中央。是它在內戰期間上升至樞紐地位，為它贏來了與井岡山、延安並稱“中國革命戰爭時期最重要的三大老革命根據地”。

“人民戰爭”

必須撐破“敵後游擊戰”這個概念。“人民戰爭”的特色就是沒有前線和後方，基本上解構了“戰線”與“敵後”。上節已略述華北抗日的大勢，本節列舉其戰法之一二。

游擊戰菜單上的定食是“破襲戰”，扒鐵軌、炸枕木之類，西歐的“地下軍”反抗納粹佔領、響應盟軍反攻即從事此類戰鬥。戰時華北的優勢在：八路軍從山地下來，干擾日軍的補給線，危及佔領區之間的紐帶，然後退回山區。原本訓練打攻防戰的日軍、因其精良在“大會戰”中佔盡便宜的日軍，如今被迫轉行“治安肅正”、“掃蕩”、“清鄉”，往往事倍功半。

日偽軍進入山區，面對的是“麻雀戰”和“黃蜂戰”。麻雀不聚眾、是飛來飛去的。進剿部隊欲捕抓八路軍主力，他們即像麻雀般朝各個方向飛散，然後漫山遍野放冷槍，間歇性地每次幹掉一兩名敵偽軍，讓進剿軍精神緊繃、步步為營，見敵方已化整為零，再冒進目的地是否徒勞？“黃蜂戰”好比一隊人走過林木、離臉部不滿五尺的螞蜂窩突然爆裂，整隊人就被蜂群圍蟄，比喻在八路軍主場的山林之地，近距離瞬間集合火力萬針齊發，讓敵軍的前鋒被打瞎、不敢越雷池一步。

鑑於輕師冒進的剿討無效，日軍決定大幹一場，分五路甚至九路合攏圍剿。在江西蘇區時期，遇到圍剿，八路軍的前身紅軍就玩“敵進我退”，跳到包圍圈外去，用運動戰回襲敵軍最弱的一路、殲滅之，打亂敵軍進剿的部署，前提是紅軍行軍比國軍快—當時雙方都是用雙腿跑的。在日軍機械化部隊配合航空隊的情形下，“敵進我退”乃找死，因此到了華北，對付敵人合剿之方變成“敵進我進”：敵人既然傾巢而出，我方避其鋒芒最佳之法也是傾巢前往直搗敵人的老巢—做到了“敵後的敵後”、化被動為主動。這一招唯有群眾通風報信方行得通。

“平原作戰”最早在“八路軍冀中軍區”，直接威脅北平、天津、保定這個蛋黃區，成立的也最早，是在1938年上葉華北日軍大軍南下參與徐州會戰、後防空虛時，由已加入共黨的東北軍呂正操一個團與河北地方游擊隊合併而成，後由中央派賀龍率120師主力加強。它直接插在“北支那派遣軍”的心腹地帶，招來了日軍的瘋狂“掃蕩”和“囚籠政策”。冀中根據地就將游擊隊從地面發展到地下，發明了地道戰和地雷戰的配套，由“蛤蟆蹲”發展成“戶戶相通、村村相連”的“地下長城”。

冀南的“八路軍冀魯豫軍區”主要由115師和129師創建，一開始就有較強的正規軍基礎。它依托靠近太行山的有利條件，側重“村落戰”和“運動戰”的結合，善於在村落中拖著敵人、集中兵力殲滅之。有時，也用“地道戰”配合，但土質和地下水位限制了地道的普及，不如“冀中”那般成為核心戰術。

兩個戰區都開展“道溝戰”，其實比“地道戰”更早、規模更大，適用於任何土質的平原。這一套系統是把鄉村道路挖深約1米多、寬2-3米，確保老百姓的手推車能走，但把日軍的汽車和坦克卡住動不了。且故意挖成彎道，以免敵人順著溝射擊；溝壁兩旁開有踏跺和射擊掩體，方便軍民觀察和射擊；敵人的大車也會在寬闊處被導錯路、進入死巷。這種道溝替敵軍製造泥濘路，卻不會分割耕地，反具有助灌溉的輔作用。

這項工程還呈現出“全民戰爭”的壯觀景象，由中共組織動員，男女老少齊上陣、夜以繼日地挖，與敵人“白天平、晚上挖”反覆拉鋸。簡言之，“道溝戰”是在平原沒山的地方造成“人山替代山地”。它直接阻礙了敵人的機動，為後來的“地道戰”提供了掩體和挖洞的原始靈感。隱入地下更勝一籌，連敵軍的航空隊都偵察不到。

平原作戰的一道難題是春耕秋收，軍民都無法躲藏到地底，也最容易提供活靶。日偽軍常趁春耕破壞生產、秋收搶奪糧食（名為“搶糧掃蕩”），企圖藉此切斷抗日根據地的命脈。在這類吃緊時刻，共軍（包括八路軍與南方的新四軍）將根據地群眾組織為“偵察隊”、“搶收隊”、“運輸隊”。先令主力部隊與民兵在根據地邊沿與交通要道設防，指派小股部隊利用地雷戰、麻雀戰在據點周邊誘敵、襲擾，迫使日偽軍縮回據點，無法安心出城搶糧或破壞農田。搶收與運輸則採“夜間搶收、快收快藏”原則。糧食收割後立即進行“空村清野”，分散隱蔽於地道、山洞或暗窖中，不給日偽軍留下一粒糧食。

更大陣仗地配合，春耕與秋收前夕，動員民眾大規模破壞日偽軍控制的公路、鐵路與橋樑，延緩敵軍機械化部隊與輜重車隊的進攻速度，爭取搶收時間。上述的“道溝戰”亦其一環，將田間小徑變成泥濘路，只容手推車通過。對臨近敵佔區的農田，則指導農民種植早熟作物，或在作物尚未完全成熟時提前搶收，使日偽軍撲空。或者，索性留著根據地外圍一大片不收割，變成一道天然屏障，敵人若偷摸著麥田或高粱田闖進來，就會中伏、被收拾掉。

這類春耕秋收鬥爭，正是加強“軍民魚水情”的公關良機。共軍在不擔負作戰任務時，全員下田協助農戶進行搶種與搶收。部隊實行“帶槍下田”，槍支架在田邊，戰士一手拿鐮刀、一手拿槍，隨時準備接敵戰鬥。一場抗戰將共軍從4.5萬變成102萬，其成分大部分來自農民，還有大量“不脫產”的民兵，“軍”和“民”的界線本來就不明朗。敵偽面對的是一群被組織起來的武裝老百姓。

華北的“平原作戰”與五台山、太行山，後來加入的山東沂蒙山區互為犄角。平原提供糧食，補增兵源，山區的兵工廠和被服廠則提供軍需，也提供領導幹部和建軍的核心隊伍，以及部隊的整休場所。太行山且是八路軍的總部所在，在總司令朱德返回延安，而總參謀長葉劍英和周恩來常駐重慶的情形下，由副總司令彭德懷和副總參左權坐鎮整個華北戰區。五台山和太行山後的山西高原已是華北高原的一部分，是通往更後方的延安之路。

上述只談抗戰期間華北軍民的創意和智慧。日軍並不是吃素的，八路在1940年發起“百團大戰”後，遭日軍瘋狂報復，根據地面積縮小三分之一。總的來說，日方在華北常態性的千人以下中小型“掃蕩”多達數萬次，由北支那方面軍司令部直接規劃、由司令官親自部署的戰略級大規模圍剿，歷史上最著名的即為3次“治安肅正作戰”與隨後的5次“治安強化運動”。

日軍對付“人民戰爭”亦挖空心思、心狠手辣—此處沒空間談這個。本文的重點不在呈現華北戰場較完整的圖像，只是替那些連“晉察冀”“晉冀魯豫”等詞都聞所未聞就控訴中共不抗戰的“無知人膽大”之輩消消炎而已。

八年抗戰和國共內戰打成一局

“抗戰”與“內戰”可以看成是同一盤棋局，日本人中途離席，殘局由中國人自己博弈下去。棋局的譬喻是設定兩方對弈，抗戰結束前可比做國共交替下子、與日方博弈。日方離席時，留下的是由三者共同砌成的棋局，國共雙方就按此殘局博弈下去。

華北自北伐以來就是國府“無效的國土”。國府在法理上從不承認華北是脫落之地、正如它在軍令上仍認為八路是國軍體制的一部分，但心理上已適應了華北是“無效的國土”。這個心理設定成為了“新四軍事件”的背景。至1940年底，重慶對中共下最後通牒，在黃河以南的新四軍必須儘快地遷到黃河北岸去，似乎把“病毒”全部推堵到“疫區”裡便好。

前節論抗戰年間“國府的西南化”，言及在昆明訓練的36個美裝師，預期在1946年底完成，計畫對日軍的反攻範圍甚至包括了台灣，亦只達長江流域。當然不是放棄華北，從西南出發力有不逮。國府在“華北”的外圍仍有兩枚棋子：西北的胡宗南兵團和塞北的傅作義兵團。

但山西、河北和山東已成中共鐵打的江山。全面內戰還未開打，毛澤東還親赴陪都和蔣介石進行“重慶談判”，“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試圖進入上黨地區接受日軍投降，上黨夾在“晉冀魯豫根據地”的太行和太岳分區之間，結果閻部被劉伯承、鄧小平部全殲，耗損晉軍三分之一。此時重慶談判才進入尾聲，“上黨戰役”堆高了毛澤東的籌碼。

重慶談判的“雙十協定”墨跡未乾，國共又爆發“邯鄲戰役”。國府為了在北平受日軍投降，特設第11戰區。受降是由孫連仲代表中央在故宮的太和殿舉行了，當進駐這個“後抗戰”戰區的國軍第一梯次部隊沿平漢路北上，在太行山腳被劉鄧部八路軍全殲，連第11戰區的副總司令（編案︰該副司令為馬法五）都被俘。

國軍沿平漢鐵路北上的途徑被切斷。另一條偏東的津浦鐵路可用，但新四軍與八路軍在“津浦戰役”中成功佔領了鐵路中段（徐州至濟南段）200多公里的重要路段與沿線重鎮，並大舉破壞了沿線鐵軌。國軍不僅損失了大量兵力，且無法利用這條鐵路直接向北運兵受降。相反地，共軍藉由控制該路段，將山東軍區與華中軍區連成了一體。

中共同時宣布主動撤出南方8個解放區，其實南方的抗日根據地勢單力薄、避免被消滅。它在執行毛澤東的“南方讓開、北方爭奪”綱領，這一招卻在國內輿論面前佔了“愛好和平、主動讓步”的道德制高點，使蔣介石很難在重慶談判和其後的“雙十協定”期間大動干戈。

國共把談判壓在這個底線上，已決定它的起步點是“南北朝”對峙之局。中共橫梗在華北不只沒收了國府統一中國的條件，而且在接收東北這個棘手難題上，國府不止慢中共一步，還踏入一個死亡陷阱。國府陸路北上之路被堵，唯有憑海路和美軍的空運前往東北，但這像是對一個已輸定的賭局不斷地下注、妄圖翻盤。

華北的共軍對東北則是近水樓臺先得月。在日本投降前夕，共軍已源源不絕地進入東北：“晉察冀”的分支“冀熱遼軍區”已經在地，八路山東軍區的羅榮桓奉命率主力跨海至遼東半島，新四軍的一些部隊亦以山東為跳板進入東北。他們成為後來“東北野戰軍”或“四野”的骨幹。

對北方“匪焰熾盛”唯一能制肘的是傅作義的綏遠兵團。抗戰勝利時，聶榮臻的“晉察冀”和賀龍的“晉綏”的主力迅速包圍歸綏（今呼和浩特）、包頭，要求對此兩地的受降權。晉綏軍傅作義從綏西東進，搶先進入歸綏和包頭接受日偽軍投降。兩路八路軍會師攻此兩城，無功而退，損失慘重。在1946年內戰全面開打後，傅作義更東進攻克“晉察冀”的首府張家口，使他後來得以進駐平津，成為華北的剿匪總司令。

這段搶奪“受降區”的小打小鬧還不達“打天下”的維度，被1945年底來華的美國特使馬歇爾按下暫停鍵。只有在這段調停期，蔣介石才放心自重慶還都南京—已遲至1946年4月。但這片汪偽政權統治過的京畿地帶如今是遍地赤焰。汪偽政權後期最大的一次“清鄉”的慘敗導致新四軍粟裕部在“蘇中”坐大，虎踞在南京與上海之間，而江淮之間亦見共軍蹤影。蔣介石說在自己地頭上坐火車都必須拉下窗簾，以免有子彈射進來。

這裡必須從簡。篇幅不容交代國共第二次內戰史的各方面，本文目的實在批判“中共不抗戰論”：倡此論者請解釋蔣氏返都時、共軍已在國府的本命區擴散是否抗戰結束後“天上掉餡餅”？—這無疑是冷戰造謠業無底線之作，它普遍地降低了“國人”的智商。

此處亦無空間交代1941年初的“皖南事變”後，新四軍的總部被國軍端掉、番號被撤銷，其後“新四軍”反如雨後春筍。若八路軍在國軍體制裡還有一點“名份”，新四軍則純屬叛軍。令人不無懷疑：國共交惡是一回事，是否仍有“八路軍不過黃河”的不成文約定，乃有橘過淮變枳的現象？這有待一部《共軍沿革百科全書》去釐清。

總的來說，重組的新四軍的領導如陳毅和粟裕等仍舊是原班，地方部隊亦多是原地發展的，但支隊領導則未必。例如，李先念本是延安的幹部，1938年被派往“豫鄂邊區”省委的軍事委員會—可能與他曾是張國燾的“鄂豫皖蘇區”的一名軍中政委有關。劉少奇在河南竹溝亦設立中共中央“中原局”，李先念率該局留守處的新四軍100餘人南下湖北，聚集地方抗日游擊隊，迅速發展到9000餘人，至1939年組成“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

這裡必須提“新四軍”系統，是因為即使八路軍在華北得勢、加上共軍奪取東北，頂多會與國府形成“南北朝”對峙。後來中共一統天下，多賴中共對“八路軍”“新四軍”這兩部電腦“滑鼠無界、跨螢幕操作”。

國共內戰進入“後馬歇爾階段”就是“打天下”了。中共將抗戰期間的“減租減息”激進化為“土改”，把“抗日根據地”進階為“解放區”，把八路軍和新四軍統稱“解放軍”，也就沒有了南北畛域、全國化了。替本節收尾，仍須簡略交代國府如何從抗戰之局走向敗亡之局。

在前面“華北抗戰生態的生成”一節中有提到：“中原王”湯恩伯在1944年日軍“一號作戰”面前兵敗如山倒。他當時是河南“第一戰區”的副總司令，同時由重慶特批設一個“魯蘇豫皖邊區”，與“國軍第一戰區”部分重疊，自為司令兼黨政分會主任，三權集中於一身。其名稱與共軍的跨省“邊區根據地”魚目混珠，內容卻大異其趣，它不是一個以農民為本的抗日民主地方政權，而是一個中央系軍閥的轄區，對老百姓橫徵暴斂、且經商與民爭利。

抗敵前線怎會出這種爛事？湯部負起國軍用來抵擋日軍、防共軍（尤其是壓在頭頂上的華北八路軍以及在黃泛區東側日益壯大的新四軍），同時得代表中央壓制鄰近由李、白桂系控制的“第五戰區”的多重任務。它的超載令中央無法補給它的40萬大軍，而其地又處於“黃泛區”西緣與1942-1943年河南的災荒區，簡直是竭澤而漁，乃致爆發民變。

日軍將湯部這個中原重鎮瓦解後，自己又長驅直下桂林、柳州，在中原就製造了一個長期無重心狀態，待至日本投降、國共在重慶達成“雙十協定”的同月，這裡出現了一個“新四軍中原軍區”，由新四軍的李先念主持，併入八路的皮定均、王樹聲、王震等部。馬歇爾放棄調停，國共重啟戰端的第一戰就是國軍的圍剿、李先念的“中原突圍”。

國軍的軍力雖達400餘萬之空前，但佈滿全國後亦呈不足。因此，在解決了中原大患後，遂改採東西兩端“重點進攻”、恍如一個啞鈴的兩端。西端就是由關中的胡宗南直搗延安。中共中央索性撤出延安，由彭德懷1比9的薄弱兵力，將佔了一個空城的胡宗南長期吸在關內，令它無法投入其他的“剿匪”戰場，胡部最後被“蘑菇”到殘剩，被迫撤入四川，胡宗南將其拋棄在當地，本人則被飛機接往台灣。彭德懷部則在與胡部作戰中成長為“西北野戰軍”或“一野”。

胡宗南部是被白白耗掉了。中共中央讓出延安，乃是順手推舟。延安是“華北一盤棋”理想的後方指揮中心。待至國共戰爭的“全國一盤棋”之局，延安即淪為一個邊遠角落，棋手必須在棋盤上另覓恰當的新“點眼”。從延安遁走的中共中央遂移駕河北南部石家莊境內的西柏坡，與前敵區太行山的適當距離如今被複製在西柏坡與鄰省山東沂蒙山根據地之間。若西柏坡成了“內戰時期的延安”，沂蒙山則成了“內戰時期的太行山”。

內戰還未全面開打時，沂蒙山根據地的八路軍羅榮桓部已奉令率主力跨海至遼東半島，加入將成形的“東北戰場”。同時，中共中央令新四軍的總部進駐。軍長是陳毅，換崗需與山東八路軍餘部磨合，兩軍先整合為“山東野戰軍”，最後融合在“解放軍”的“華東野戰軍”或“三野”的新番號裡。山東這個“華北”省份、原八路軍地盤，如今換成以新四軍為主體，被重新部署為全國內戰棋盤上的一個“金角”。

陳毅去了山東，新四軍的粟裕部仍在“新四軍蘇中根據地”，處於南京和上海之間，蔣介石若由前汪偽政權手中“光復”自己的本命區，勢必重兵摧毀之。中共中央令粟裕放棄“蘇中”，前往山東與陳毅會合。粟裕的撤走卻與李先念的“中原突圍”大異其趣。他走前先利用根據地可用的民氣，在周邊穿插運動打出了傳奇性的“七戰七捷”，然後轉戰江北淮揚之地，最後轉進山東。

粟裕這種打法，卻與江西蘇區時期的運動戰、華北抗日的山岳戰及平原作戰大異其趣。他的“運動戰”甚至先打敵軍最強的部隊，掐的是時機，不一定是避強擊弱。江南雖然也有山脈，新四軍亦確有依山為據，在史上並不出名，無論是茅山和天目山都未能複製華北太行山的規模。水網交錯之地亦不能複製華北的“平原作戰”，山地與平原有鮮明的地界，由水網界定地域則是游移的。在汪偽地頭上的抗日根據地的外緣甚至是“陰陽界”：白天是汪偽的保甲長、晚上卻是聽新四軍的。

這種“碎地”生態令粟裕磨練出無十分明確根據地卻能在敵人堆裡穿插的“大兵團運動戰”。剛好，抗戰結束後共軍亦養成有與國軍打“野戰”的斤兩，接合得天衣無縫。但這種貌似“無後方作戰”的野戰卻仍然是有“靠山”的：若華北八路軍的平原作戰依託“太行山根據地”，在國共內戰時期“華東野戰軍”則依託“沂蒙山解放區”。

國軍東西兩端“重點進攻”右端的重磅即敲向山東，面臨的則是解放軍“大兵團運動戰”配合沂蒙解放區源源不絕的物資和兵源補充—在中共推行“土改”的新政策下，甚至鼓起了千萬民夫“支前”的壯闊波濤。這是一個國軍贏不了的死局，因為共軍只有越打越多，國軍即使贏了幾仗仍是越打越少。

在山東戰場上，國軍確是敗多勝少，即使勝往往無後續，共軍的勝則不斷消耗國軍的有生力量。至1947年中，國軍從“重點進攻”被迫轉入“重點防禦”模式。為了舒緩華東戰場的壓力，在西柏坡的中共中央令太行山的劉、鄧主力千里躍進湖北大別山。大別山無法複製太行山的優勢，劉、鄧闖入了桂系的防區，被白崇禧痛扁了一頓，減員一半。中共中央急令山西太岳軍區的陳賡、謝富治組成“陳謝兵團”，南下豫西。

為了應付豫西的戰局，國府急令被彭德懷拖住的胡宗南分出一部精銳出關去堵截，結果全軍覆沒。陳謝兵團與剩餘的劉鄧大軍合成“中原野戰軍”，恢復了李先念部“中原突圍”前在中原形成的威脅。國軍東西兩端“重點進攻”的啞鈴中間的托桿斷折了，兩端亦在急遽失重中。

在國軍轉入戰略防禦階段前夕的1947年5月，山東戰場已出現張靈甫的王牌師在孟良崮全軍覆滅的惡兆。待至1948年9月濟南市陷落，省主席兼第二綏靖區司令王耀武（曾是抗戰名將）被俘，山東除了青島美海軍基地外全省淪陷。

華中國軍最後的掙扎就是在沂蒙山區正南方、蘇北的徐州佈陣。十字陣還在架設中就肝腸寸斷—這就是國軍的天鵝曲“徐蚌會戰”，共方稱為“淮海戰役”者。

此處我們只提“沂蒙解放區”民夫“支前”的壯舉。在山東歷次的國共戰爭中，已有萊蕪戰役(1947年2月)中共方有50萬民夫“支前”的紀錄。此時中共的“土地改革”進行得如火如荼，獲得分田的農民為了防止國民黨的“回朝”，在規模空前的淮海戰役中亦規模空前地參加“支前”，將糧草、彈藥、醫藥、裹屍布用手推車絡繹不絕輸往前線，他們自發性高，亦有組織：為了避免讓同一批民夫跑完全程、過度耗損人力和長途口糧，共方沿途設接力站。

淮海戰役中支前民工高達543萬。9.6億斤的戰略糧食，有極大一部分就是靠沂蒙山區的百姓用一輛輛小推車推到前線的。乃有陳毅元帥的名言：“淮海戰役的勝利，是人民群眾用小推車推出來的！”比較現代化的國軍則靠空投！這裡真說不清誰在“降維打擊”誰？

(未完待續)

所謂“正面戰場”與“敵後戰場”

篇幅有限，並慮及短文讀者的耐性，不得不以此分節標題把複雜的抗戰簡單化。首先，若以國軍應付的大戰役來定義“主戰場”的話，在武漢陷落後，它確實集中在湘鄂一帶；那是因為日軍以此地為四川的門戶。其他戰區（包括中原、華東、華南、塞北）大戰役的間歇性比較長，篇幅有限，只作一提。

如此框範“主戰場”後，對“敵後戰場”亦必須作較嚴謹的定義，那就是：“雖無大會戰，但仍在進行的抗戰”。它是“日常的”，而非“紀年的”，因此才造成了“抗戰只是國軍打的”此類胡謅流行。即使這樣，“敵後戰場”亦非只在華北，但越到後來，華北越成為一個典範，說其為游擊戰的典範過於狹窄，乃是替“另類抗戰”定下行業規範者。

雙重定義後，仍需重加說明：國軍在“敵後”的規模原本大於共軍（八路軍、新四軍）—包括華北在內。後來共軍把“敵後”培養成自己的“抗戰生態”，對華北日軍十分不利，國軍自然也被淘汰出局，且演變成一種羞恥，撤退到台灣後絕口不提。

現在先說八路在華北如何建立政權。平型關戰役(1937/9/22-30)後，八路軍一部留守五台山，由聶榮臻領導，於1937年11月創立中國第一個敵後抗日根據地：晉察冀。在9月，國府批准中共在陝北的最後蘇維埃改建為“陝甘寧邊區政府”，它深藏敵後，從未與日軍交鋒，卻是中共所有抗日根據地的心臟。它的前敵區隨“晉察冀”後，至1938下半年分別建立“晉冀豫”和“晉綏”，拱衛山西省兩側，同時又是跨省的，點名了出擊的方向。

“晉冀豫”在五台山南麓的太行山，首長為劉伯承，但八路軍的總部也設在該處。“晉綏”在晉西的呂梁山北半段和河套外的大青山，乃延安的外圍屏障，創立人為賀龍。山西的南疆—太行山再往西南延伸的中條山脈則在國軍手裡。

讀者或已注意到：八路軍的抗日根據地都是在山區，其作用依山為據，進可控其下之低地；國軍的中條山防線則控制黃河的渡口，對防守河南的意義大些。晉中的太岳山脈原本也由太行山的“晉冀豫”兼顧，至1941年方成立自己的治區，可謂把山地佔滿。

日軍在抗戰初期就攻陷了大同和太原，此兩處是盆地。山西省的盆地帶一直延伸至晉西南，在多山的山西高原形成一道斜切痕。在山地立足的八路軍除了令日軍無法控制山西全省，五台山和太行山根據地面對日本侵華的“老區”河北也開展“平原作戰”，亦令日軍無法控制河北全省。

“黃泛區”變數在多重宇宙萬花筒裡的組態

然而，八路軍從1937年底到1938年創建華北根據地，只是打了一個地基。中共在農村至1938年下半年起才普遍推行“減租減息”，方能有效地籌糧和建軍。作為農村政權基礎的“三三制”則是到了1940年才提出：所謂“三三制”是用選舉建立基層“抗日民主政府”的配額：共產黨員、左翼進步分子、中間分子各佔三分之一。這是取代農村保甲制舊社會的“新社會”胚胎，方便中共大事發動群眾。

在一個平行宇宙裡，以上所說的這些都不會發生。誇口“三月亡華”的日本終於做到了“一年亡華”：在這個元宇宙裡，沒發生黃河決堤，把南北兩個戰區連成一片的日軍在1938年中就打趴了中華民國、大功告成，什麼敵後的“抗日根據地”都死在襁褓中。此後也沒必要爆發太平洋戰爭，若日後為了其他原因（例如日、美兩帝中分太平洋）還發生珍珠港事變，將是中日聯盟對美宣戰（在我們的宇宙裡是汪精衛的南京政府隨在日本屁股後面對西方盟國宣戰）。

2019-2020年香港爆發反中暴動，港獨份子用日本侵華史段用的“支那人”稱呼大陸人，似乎其怨毒生成的既視感(déjà vu)朦朧地與上列平行宇宙的掠影擦邊—“支那”亡於日本法西斯軍國主義如今只凝固在這些敗類的擦邊裡。在遺憾未竟的平行宇宙中，“港英”亦存活不了，香港將隨台灣之後歸順天皇的“皇道樂土”。

平行宇宙當然不止一個。即使在發生黃河決堤的現行宇宙，“黃泛區”只擋住“北支那方面軍”從河北、山東南下。若華北日軍已抵定了山西全境，那麽就直接從山西跨黃河直下河南、朝向華中，與“中支那派遣軍”會師，極可能在歐戰爆發前處理掉“支那事變”。

華北若沒有民眾的抗戰—中央軍早被“何梅協定”攆出，地方實力派則被“七七事變”攆走—都當“順民“的話，那麼華北日軍就游刃有餘地集中大軍從山西揮師而下，從晉南跨黃河攻入“黃泛區“以西的河南境內，直下鄂、湘一帶，立即解決了日軍兵力不足形成的持久膠著。

唯抗戰曠日持久，華北日軍這個侵華“老前輩”就養成老氣橫秋。在1939年“華中派遣軍”被扶正為全中國性的“支那派遣軍”，圖卵翼“全國性”的汪偽政權。北支那方面軍卻在北平豎立自己的偽政府。南京的日軍總部根本調不動華北的部隊與資源，後者常以“華北共產黨勢力猖獗，治安極度惡化，兵力已達臨界點”為由，固然是藉口，其實是已被另一種“抗戰生態”吸住、動彈不得。

至於國軍這一方，是怎麼框範這個“華北戰場”的？它在河南的“第一戰區”和陜西的“第八戰區”都佈下重兵，皆不下四十萬。華中湘鄂前線“正面戰場”兵力固然達百萬之眾，但那至少是4個戰區合成之力。豫、陜兩戰區之要務在防華北日軍之外，還防共，因此長期居國軍戰區兵力的冠、亞軍。下節將述其沿革。

戰時國軍在“華北”周邊的佈局

前面“國府的西南化”一節，予人印象是國府抗戰到最後只剩下川、滇、黔三省—這只是指中樞所在的核心地帶。日軍無可能把中國站滿崗，連他們征服的東半個中國都不能。重慶在全國各地還有很多“飛地”(連新疆意想不到都在1942年歸順重慶)。這好比共軍在延安核心區外，還有不連貫的“根據地”散在各處。即使在華北這片對國府“無效的國土”，中央勢力被日軍攆出河北、被閻錫山請出山西，山東則是韓復榘在徐州會戰前夕不理會中央擅自南撤，中央仍有一些具相當規模的防區。

首先說關中的胡宗南兵團。日本侵略者搞“華北五省特殊化”沒將陜西兜攏在內，說明他們原本的“蠶食”還在量度自己的胃口是否吞得下，此肚皮後來才被全面戰爭加速撐破。胡宗南在“第四次剿匪”(1932)消滅鄂豫皖蘇區後，追蹤遁走川北的張國燾部紅軍，四川軍閥對紅軍無可奈何，偏偏對胡宗南的中央軍則請回，謂：四川家內事自己搞掂（當然搞不掂）。胡宗南唯有留在隴南（甘肅），待“西安事變”後張、楊勢力被瓦解，經歷顧祝同、蔣鼎文等人移交，方入主西安。

胡部本來是用來“剿匪”的，因此自然盯著陜北延安，抗戰爆發後說它是重慶專門用來對付延安、因此脫離抗戰，與史實不完全相符。它必須提防一旦“第一戰區”（主要是河南）和“第二戰區”（山西）被日軍攻陷、行將進入關中、從漢中南下威脅陪都重慶。單說在防自己國人這方面，中央的這枚棋子亦用來震攝西北的馬家軍和新疆的盛世才。

此外就是不算是“華北”的河南，日軍侵華初期的“華北五省特殊化”亦不及此地。河南是“中原”，乃國府有效統治區，在1932年“一二八事變”時，南京政府甚至一度考慮遷都洛陽。在黃河決堤製造“黃泛區”後，隴海鐵路中斷，國軍仍保有從豫西至豫中以及安徽一小角落的“第一戰區”，駐有重兵，由湯恩伯主其事。

湯以“第一戰區”副總司令兼任軍委會特批的一個“魯蘇豫皖邊區”司令兼黨政分會主任，三權集中於一身，時人諷為“湯王國”。它乃中原的門戶，山西省不論是陷倭或赤化都必須扛得住。

在湯還未上任的1940-1941之際，還真說不準到底是“倭禍”還是“赤禍”大些？八路軍從1940年8月到1941年1月發動“百團大戰”，徹底震驚了北支那方面軍、如臨大敵，同時使重慶方面驚呼：“我們只給八路軍3個師，它何來105個團啊？”共軍頓時成為日軍和國府的共同大患，敵我三角矛盾固夾纏不清，抗戰民族大纛仍飄揚，日方的危機感直接反彈到國軍身上。

為了更有效地在華北掃蕩八路，日軍必須將山西省製造成一個閉環，於是在1941年5-6月對國軍在晉南中條山防線發動猛攻，把它攻下。自1938年擊退日軍13次的中條山防線全線崩潰、15萬國軍傷亡慘重。當時晉南的中條山防線不歸“第二戰區”的閻錫山管，而是直屬中央軍的“第一戰區”，司令員乃湯恩伯的前前任衛立煌。

中條山防線的陷落對國軍來說該是一個大危機：華北的日軍一旦渡河、終於可以繞道“黃泛區”西側，從中原直下華中、或西闖潼關了，但它的兵力根本做不到這些—它只圖“關門打狗”、在山西境內肅清八路軍。歸根到底，仍是“華北戰場”的戲碼。

這說得上是一個雙面刃局面。“第一戰區”守的是“中原”，附帶黃河以北，在山西境內的中條山防線乃中央軍在“華北”最後一支駐屯軍，此後“華北”盡成為共軍的天地（躲在呂梁山南段的閻錫山晉軍無作為，亦無足輕重）。但華北日軍把山西造成閉環後，對八路的掃蕩極端殘酷，導致根據地萎縮三分之一，以致文革期間“發動百團大戰”成為清算彭德懷的一個“罪狀”。

待至1944年中，日本的海上交通線被美軍切斷，打算在中國打通陸上交通線，平漢路亦恢復通車，東京大本營遂執行“一號作戰計畫”，令華北日軍傾巢而出、給它補充了關東軍、日本本土以及朝鮮的生力軍，先摧毀湯恩伯的“第一戰區”，然後華中、華南的日軍配合、秋風掃落葉般直下長沙、衡陽、至桂林、柳州方止住，沿途的美國空軍基地多遭殃。

但日方亦無力沿途分兵駐守，因此不止華北的共軍鬆了綁，南下沿途洞開、方便共軍擴張。別的不說，在“湯王國”的原封地上，八路的皮定均部竟越過黃河開闢一個根據地，乃抗戰結束後共軍”中原軍區“的濫觴。

國軍的“敵後游擊戰”

1938年下葉武漢會戰結束後，重慶得出日本侵華的兵力已拉到極限，相持階段已來臨的結論，決定“以攻為守”。就此召開一連串“南嶽軍事會議”，尤其強調敵後的游擊戰。蔣委員長甚至在會上說：“政治重於軍事、游擊戰重於正規戰、敵後重於大後方。”至1939年初成立“南嶽游擊幹部訓練班”，委任葉劍英等30多名中共幹部擔任教官，包括編教材。

在這個新局裡，國軍在華中、華東、華南、中原、關中、塞北仍佔有相當地盤的編號化戰區之外，另設兩個與它們平級的“敵後游擊戰區”，曰“冀察”和“魯蘇”，直屬軍事委員會。“冀察”乃日本侵華的“老區”、國土已淪陷但留有空隙的河北，原由國軍在河南的“第一戰區”兼顧，如今獨立成一個“敵後戰區”。“魯蘇”則原屬李宗仁的“第五戰區”，但它這一角如今近百分之百陷於敵後，依託山東沂蒙山區和蘇北水網，已失“正面戰場”的身份。

引起混淆的是國軍早已存在的中條山防線亦被算做“敵後游擊戰區”，該地在晉南，其北為閻錫山托庇的呂梁山南段、山脈往東北延伸是晉中的太岳山和晉東的太行山，皆八路軍抗日根據地。不論在軍令、補給、信任、以及力所能逮各方面，中條山防線都不歸閻錫山的“第二戰區”管，反屬中央軍在河南的“第一戰區”，功能是防禦日軍渡黃河侵入“中原”、西闖潼關，因此是“前敵”而非“敵後”。而且，建築堅固工事抵擋了日軍3年，與共軍變動不居的“運動戰”南轅北轍。

蔣介石本人含混地把“敵後作戰”等同“游擊戰”，似乎國軍在我陣地這一方就是“正面作戰”，同樣的國軍，到了敵陣的後方就成了“游擊戰”。這不能怪他“外行”，因為他的確外行。連“內行”的中共，在1938-1939年之交還未能將他們的敵後游擊戰出神入化到舉足輕重的地步。

根據郭岱君編的《重探抗戰史》：“國軍的游擊部隊絕大多數是正規軍臨時‘客串’的，…”蔣委員長甚至說：“所謂游擊戰，實在是正規戰的一種，一定要正式的部隊，…由正式指揮官統率，奉令擔任游擊戰的，叫做游擊隊。…但是要知道，游擊戰亦是正規戰，不可視為一種奇巧的名稱。”(第三卷，頁225)。捏造“共軍不曾參加抗戰論”者，總是以未置身“正面戰場”的“大會戰”定義“沒從事抗戰”，按此邏輯真不知如何歸類國軍的“敵後游擊戰”？

不論國軍如何定義“敵後游擊戰”，它們最盛時有一百萬人，絕對壓倒中共的“抗日根據地”。但最後皆灰飛煙滅，且出現“降官如毛、降將如潮”的丟人局面，上將中將連帶數十萬國軍投降當了偽軍。難怪戰後遷台的國府羞言抗戰期的敵後戰區。

進入民國以來，中國軍閥割據、南北對峙，爆發“八年抗戰”後，更烽火席捲全國。抗戰之初，中方每次與日軍“大會戰”不是丟掉一個市，就是一個省，甚至首都。直至武漢會戰後，蔣介石的“以空間換取時間”戰略開始生利，中日進入相持階段—直至1944年日軍迴光返照的“一號作戰”。

按上述的歷史發展，當日軍在其他戰場上風捲殘雲之際，華北早成侵略者的“大後方”，作為侵華戰爭的“老區”，反而不是爆發“大會戰”的地方。正因為這樣，它出現了一種奇異的“戰爭生態”。共軍擅長的是到淪陷區的敵後作戰—他們起家於華中南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就是整個地陷在國統區裡面的，如今不過是遷地為良到了華北、重塑並進階這個生態而已。

在“正面戰場”裡的日軍，由勢如破竹過渡到與國軍拉鋸戰，皆在“正常化”範圍內。對付共軍這種沒有前線和後方的作戰，日軍需適應戰爭的“日常化”。共軍與其相刃相磨，共同生成一類戰爭造景，卻是把國軍那種“敵後游擊戰”淘汰出局的那種“生態”。

深入敵後建立“游擊戰區”的國軍當初大有作為。他們招兵買馬，除了收編地方的保安隊，還吸引了大批愛國青年、知識分子與市民參軍。大量的學生、不願當亡國奴者從淪陷區逃亡，踴躍參軍。敵後的國軍具有中央政府的合法性—不要忘記：當時連“八路軍”都是國軍編制的部隊。重慶派往敵後的國軍可以依靠城鎮中的愛國商家提供物資補給。

但這種幾乎百分之百“就地籌糧”與“就地募兵”維持不了多久。武漢會戰後，日軍首次“治安肅正”作戰就針對河北的平原地區，即八路軍和敵後國軍盤據的冀中、冀南根據地。因河北平原盛產棉花和糧食，且交通網—平漢（華北段落）、津浦、正太（石家莊到太原）鐵路—密佈，直接威脅日軍的戰略運輸。日軍才開始嚴密地管制基層行政與物資網絡，設立“治安區”。

一旦收緊控制網，即造成敵後國軍和城鎮的接觸困難，亦使得重慶空投的法幣連一顆米也買不到，因為日軍只准流通漢奸政權的偽幣。敵後的國軍也沒有自己的兵工廠，得從走私獲得軍火，還需重慶方面改空投黃金和美鈔，或到上海的黑市套換偽幣遞交敵後。軍紀再好的國軍，到了絕命關頭，亦唯有無情地榨取農民，否則無以為繼。至1943年，已避入太行山的國軍敵後“冀察戰區”最後殘剩被日軍端掉，高級將領投降、加入汪偽政府。

與重慶方面用“吊點滴”維生的“敵後游擊戰”形成尖銳的對比，八路軍在華北的抗日根據地成立自己的政府，有“群眾基礎”，自己種糧、有取之不盡的兵源、有自己的兵工廠；打山地戰，也進入平原作戰，跨山西、河北，並外溢至河南、山東、熱河、遼東、綏遠的一些角落。北支那方面軍未被它打死，但總覺得癌細胞在體內不斷擴散、已不受控。

“華北抗戰生態”的生成

上文生動地形容國軍“敵後游擊戰”的維生系統是由重慶方面“吊點滴”。抗戰之初，國民政府收編華北的紅軍為國軍第八路軍，也是由中央補給，照正式編制3個師（115、120、129）6個旅補給—還是按低於嫡系部隊的標準，實力當遠不如國軍的“敵後游擊戰區”。按其規模，頂多在敵後像蚊蟲叮日本佔領軍幾口，在後者“掃蕩”下，若不像敵後國軍游擊隊般灰飛煙滅，亦將變得無足輕重。

但中共卻長成一個龐然大物，在日、國、共的三角角逐中勝出，最後成為中國大陸的主人。它是如何做到的？答案在它改造了華北的農村，把它調升了一個維度，敵後的國軍被降了維、淘汰出局，日軍則遭受降維打擊。在此意義上，華北不只是抗戰的“另一個戰場”，它成了一個新社會的胚胎。

敵後的國軍不只靠中央補給，也是按中華民國的制度，軍政和民政分開的，軍方需糧需兵丁時向民政機構索取，待至縣鎮都陷敵，敵後的國軍也就成了孤魂野鬼。八路軍的“根據地”同時是基層的“抗日民主政府”。大敵當前，八路軍集所有抗戰力量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上層連蔣介石都可以團結，在農村裡自然亦團結“愛國地主”，只清算“漢奸地主”。在“三三制”的政權配額底下，愛國地主、開明鄉紳亦可參加基層競選。在財政上則貫徹“合理負擔”原則，根據財產多寡累進徵稅，有錢多出、少錢少出，一反江西蘇區時的極“左”路線。這樣，已形同廢除國民黨和日偽的不管農民死活、強徵糧食的苛政。

同時，八路軍在農村建立了農民協會、青抗會、婦救會、民兵隊等群眾組織。過去由地主、保甲長說了算的農村，變成了由共產黨組織、農民廣泛參與的“村務委員會”和群眾團體來管理。如果連村長都是選出來的，那就連根刨掉了保甲長替國府、地方軍閥、日偽拉夫當兵或充苦役的稗政。從軍變成志願的，而且是為了保障新得利益踴躍參加的。

我所以說國軍和日軍都被“降了維”，他們與老百姓是矛盾的對立面，而共軍則憑組織反抗壓迫壯大。日軍在征服過程自然是燒殺劫奪，待建立統治，就講究“治安”，在農村成立“維持會”，加強國民政府的保甲制度徵糧和拉夫，偽軍多為降軍，若徵兵當照舊取自農村，日軍則強徵奴工。

大同煤礦的20幾處“萬人坑”的奴工來自華北各地，日軍把人當“耗材”用、日以繼夜地掠奪山西的煤礦，礦坑不設安全措施、無醫療設備、飲食是僅足維持高替代率的素質、被耗盡的和將盡的都丟到大坑裡集體掩埋。大同的“萬人坑”20餘處、規模最大，太原也有。波斯灣油田的探勘在二戰以後，二戰前乃“煤與鋼的時代”，山西是堪比後來波斯灣同等地位的能源產地。

問題是：國軍的軍糧也來自對農村的徵糧，兵源很大一部分亦來自拉夫。這使得國軍也站到了老百姓的對立面。保甲長雖為本地人，但他們代表的是中央意志，擔心者唯自身安危：壯丁不足數，就得用自己頂替。

抗戰期間，在中原地區確實發生了老百姓不堪其苦、忍無可忍，終於起來襲擊國軍，將其繳械，並殺死殺傷過萬軍人的事件，有的還遭活埋（還以為在“南京大屠殺”中外敵才幹這種事！）。是在1944年日軍“一號作戰計畫”首期“豫中戰役”中發生，老百姓不是起來抵抗日軍，而是乘湯恩伯軍兵敗如山倒，四竄逃亡之機，逐批收拾，是積怨了很久的大爆發。民變乃自發，卻非零星，它有組織，並不是中共而是傳統會道門如紅槍會一類。

湯恩伯之所以在抗戰中坐大至坐擁40多萬大軍的“中原王”，前面已有交代，他之所為有不得已之處，在下面“抗戰與國共戰爭打成同一局”中會進一步解釋。反正，湯部在防區長期橫徵暴斂、軍紀敗壞，且在中央補給遠不足夠的情形下，部隊自己做起生意，與民爭利。他的防區核心偏偏就是花園口決堤造成的“黃泛區”西緣和1942-1943年河南大饑荒的重災區，就不止雪上加霜，簡直是竭澤而漁。民間將他與自然災害並列，合稱為“水、旱、蝗、湯”四大災害—這裡獨缺“日”！

是否有“農民民族主義”這回事？

寫到這裡，必需指出美國學者查爾默斯·約翰遜（Chalmers Johnson）的“農民民族主義論”(peasant nationalism)的局限性。他用此命題解釋抗戰期間中共如何成功地動員了華北的農村。他完全忽略國軍也有“敵後游擊隊”、卻是走上黃泉路而非成功路。若將上節老百姓群起而攻湯恩伯部的事件算入內，就不是什麼“農民民族主義”，而是“日寇沒把你幹掉、我也要弄死你”！

因此，不是凡日軍侵入農村燒槍殺、農民就蜂擁參加八路軍那麼簡單。當時的農民和地方實力派其實都為了生存。你不能說地方軍閥不是民族主義者，他們多投身抗戰。抗戰中裝備最差的川軍即死傷超過64萬人、佔全部抗日部隊總傷亡人數20%。個別地方勢力派也有不顧大體的，為了生存、守著自己那份家當，往往在戰鬥中保存實力、不聽中央號令擅自後撤、見友軍有難不救，走投無路甚至投敵當偽軍。

農民也有家當，為了生存和發展，在抗戰期間歡迎減租減息，到了內戰時就擁抱土地改革、分田。對他們來說，會使家當都化為烏有的正是侵略者和代表舊秩序的地方勢力和國民政府，任何一方得勢皆會抗拒之。基層民眾沒有當漢奸的條件，他們只有被壓榨、當奴工的命運。因此，基層民眾最具不搖擺的“人民性”，但這個“人民性”猶待打造，否則還看不出有傷亡慘重的川軍般離鄉、為國捐軀那種“識大體”的潛能。

“識大體”的催化劑是否“農民民族主義”？

查爾默斯·約翰遜的《農民民族主義》一書，因研究題目是中共如何發動華北農民抗戰，框限了範圍，讀者就只看到農民的抗日。當時的農村信息流通該不如城鎮，絕大部分是文盲，可能不知日本在哪裡，腦海裡不會有中國全圖。我在21世紀仍驚嘆美國大學生少有知道日本的首都是何處，不是說“廣島”就是“神戶”—“廣島”不言自喻，“神戶”乃因全美有一家牛柳餐飲連鎖店以此為品牌。當年華北農村對“抗戰”的直覺感知是日軍的屠戮、征服和壓榨，八路軍的帽徽是青天白日，乃自家國人的軍隊還肯保衛鄉里。

但一部研究華北農村抗日的專論易造成唯“農民民族主義”足觀的印象。重慶的敵後“冀察戰區”開張時，在華北的小城鎮中還能獲得愛國紳商的供給，吸收市民、知識分子、流亡學生參軍—在這方面他們是和八路競爭的。敵後國軍還具國家的正統招牌，因此當初還相當有作為。可惜他們對抗戰的貢獻全被淹沒，在對岸的史書裡他們是“摩擦專家”，台海這一方則把他們全給忘了。

另一方面，我用農民為了改善生計來稍微修正約翰遜的“農民民族主義”，亦忌矯枉過正。生活獲得改善、必須保衛這份成果，足以形成保鄉思想，解釋不了他們如何變成由延安的一條總路線指揮的八路軍戰士。

這就得歸功於中共的組織、宣傳和教育工作。政宣灌輸世界革命的歷史，不宜和農民講“巴黎公社起義”，就談“平型關大捷”。文字不管用，就用圖畫、歌曲和戲劇。不識字，在基層民主選舉中無法辨識候選人，就用各色的豆作為選票上的候選人，選民憑顏色投入碗中。隨著農村從舊社會的保甲制轉化為草根性的“抗日民主政權”，抗日鬥爭也從“保家”昇華為“衛國”。

（未完待續）

1746年，霧峰林家先祖林石由福建漳州平和移居台灣彰化。乾隆年間，林爽文亂後再遷居阿罩霧(今霧峰)。

霧峰林家首先在歷史留名的是林文察（1828-1864），他隨左宗棠平定太平天國之亂有功，清廷贈太子少保，死後追封騎都尉世襲，並准建專祠。

林朝棟（1851-1903）為林文察長子，「少好讀孫子兵書，韜鈴行陣諸書」，1884年率鄉勇棟字軍擊退侵台法軍，被封二品官銜。祖母楊水萍也被封為一品夫人。1895年，清廷割台，林朝棟率領義軍將領抗拒日本軍隊的占領，後奉清廷旨令不得不舉家內渡；1903年終因台灣淪陷氣恨交加，不幸客死上海，臨終遺言：「台灣，是在我任內丟失的，我的家人，一定要設法把台灣收回來。」

林朝棟三子林祖密（名資鏗，字季商，1878-1925）個性剛強，1895年隨父內渡，1898年返台，治理林家龐大的產業，並不遺餘力支持台胞的反日武裝行動。他拒絕日本殖民當局高官厚祿引誘，以廈門鼓浪嶼三丘田林公館的大宅紅樓為基地，熱烈擁護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國民革命。1912年6月9日前，他向日本殖民當局提出退籍申請，未准。1913年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反對袁世凱的「二次革命」失敗。林祖密積極響應孫中山號召，毫不猶豫地參加中華革命黨，並於11月18日成為第一位恢復中國國籍的台胞。1915年4月1日又獲准註銷日籍手續，放棄在台灣擁有的巨額家產。

1915年12月，袁世凱宣布改次年為洪憲元年，復辟帝制，掀起了全國規模的反袁護國運動。林祖密憤然疾呼：「篡國殃民，棄義為詐，國且不國，更何有台!」，並召集漳、泉革命志士在鼓浪嶼寓所聚會，商討鏟除袁世凱和北洋軍閥大計。他捐獻數十萬銀兩做為軍餉，資助閩南的靖國、護法兩支民軍，並籌劃建立一支革命武裝。原先在台抗日的張國民(張呂赤)、高義、賴忠等均率部投奔麾下，住在閩南各地的台胞也紛紛報名入伍。1917年7月，張勳復辟，孫中山發表《討逆宣言》，號召護法。林祖密真誠擁護革命，積極投身護法運動。

1918年1月6日，孫中山以中華民國海陸軍大元帥名義，任命林祖密為國民革命軍閩南軍司令，負責指揮閩南的軍事行動。林祖密受命後即在鼓浪嶼寓所設立領導機關，並派員分赴閩南各地開展活動，還在漳州文昌宮辦隨營學校(陸軍學校)，公開招募知識青年參軍，選聘優秀軍官任教官，同時聘請知名學者講授文化課，提高官兵素質。8月，孫中山委派「援閩粵軍總司令」陳炯明率粵軍入閩，駐師漳州，開展護法和反軍閥鬥爭。林祖密積極配合，組織德化、永春兩縣群眾起義，分兵攻打仙游、安溪、大田、永安、漳平等七縣，戰績顯著，革命聲勢大振。其後，閩南民軍接受改編，林祖密被任命為預備隊司令，後改任汕頭警備司令。

1919年12月4日，林祖密又依陸軍部令第218號被命為陸軍少將。1921年孫中山率軍入桂，林祖密應調任粵大本營參議、隨軍參贊戎機、大總統參議兼侍從武官及廣三鐵路監督。1922年6月，「軍政府陸軍部長兼內務部長」陳炯明背叛革命。林祖密拒絕附從而被扣押，獲釋回閩後，應福建省省長林森之邀，赴福州任水利局長。1923年7月，北洋軍閥孫傳芳率部入閩。

1925年，林祖密辭歸鼓浪嶼，走「實業救國，利國利民」的道路，先在南靖徑口創建南靖墾牧公司；繼在漳平、龍岩設廠，開採鐵礦和煤礦；接著又設立華葑疏河公司，發展交通運輸事業，著手開闢九龍江北溪上游從羅漢溪至新圩(華安縣境)全長二十五公里的航道。8月23日，他前往華安華葑疏河公司視察，不幸於途中被軍閥李厚基舊部張毅殺害。

林祖密犧牲後遺有九子。長子林正熊（志民，亦名少密）繼承父志，帶兵與軍閥作戰；在戰亂中身受重傷，雙目失明。其後，實踐林朝棟遺囑的責任便落在1915年生於鼓浪嶼三丘田林公館，排行第五的林正亨身上了，其事蹟請參見《抗戰英雄、中共烈士、霧峰林家 林正亨》。

林祖密

抗戰如何斷裂為南北兩個戰場？

抗戰期間南北變成“各打各的”戰場，是後來的歷史演變累積而成。今日，歷史塵埃早已落定，才有“華北成為中共奪取全國政權的跳板”這個定局。“七七事變”之初，連此後有八年的戰事都未必成真。

華北接近日本本土、殖民地韓國以及傀儡“滿洲國”，同時靠近日本國防大患蘇聯。中國非日本的大敵、乃是“弱肉”，合理的策略該是“逐步蠶食”而非一口併吞，方才有上述土肥原賢二“耐心地”與中方對手練“太極推手”功夫，一旦耐心用盡，爆發正面衝突，原本亦可局部化。日本有識之士知覺：若捲入與華全面戰爭，將偏離在北方防蘇的戰略要務，南下且有捲入與西方全面衝突的可能性（後來果如所料）。

“七七事變”後，中日在地的軍方已協商停火，但東京軍部裡“擴大派”得勢，認為機不可失，遣大軍進入華北。第二十九路軍奮起抗戰，為“八年抗戰”貢獻了最早殉國的兩位師長（佟麟閣、趙登禹），但軍長宋哲元則避地保定，不配合中央軍北上。事變初，宋已不歡迎中央介入自己的地盤，認為這次“事變”仍可仿過去一連串“協定”就地解決。

鑑於在華北日本是近水樓台、地方實力派又指揮不動、中央軍北上亦有補給困難，蔣介石決定把戰事引至淞滬，投入自己最精銳的德式部隊，日方並非上當，乃自惑於“三月亡華”的狂妄，結果淞滬抗戰就打了三個月。但蔣介石在“東方的紐約”大動干戈並無如預期般引來列強調停，這次“八一三抗戰”未能重演1932年的“一二八抗戰”。

結局未如所料，中方竟然缺乏Plan B，勝利的日軍迅速溯江而上，攻陷南京。爆發了驚駭歷史的“南京大屠殺”，中國公使仍在東京，日方則認為敵都淪陷按理該投降。日本是把這次“支那事變”想像成普京對烏克蘭的“特殊軍事行動”，期待短期結束，迄八年抗戰終了從未“宣戰”。

當勝利的“中支那派遣軍”還在長江下游整休時，華北由原先的平津“支那駐屯軍”大大擴充而成的“北支那方面軍”南下，圖剿滅聚集在蘇北徐州的國軍主力，先頭部隊輕敵冒進，被重創於台兒莊（1938年4月）。打贏一仗並不能擺脫國軍主力將受日軍南北夾擊全殲的危局。60萬國軍匆匆撤出徐州，免受“北支那方面軍”大舉南下與北上的“中支那派遣軍”會師，造成的合圍。

當南下日軍之西路土肥原師團分道進取河南鄭州，國府下令在黃河花園口決堤，以免平漢鐵路與隴海鐵路交叉的樞紐落入敵軍手中。萬一此事成真，北方的日軍順平漢路南下，與沿長江水路西進的華中日軍會師，將很快拿下武漢這個國軍指揮中心。同時，日軍亦可沿隴海鐵路從河南西闖潼關、侵入關中，從漢中南下四川，國府還來不及遷都的重慶亦將不保。

決堤後黃河改道南流，形成廣達數萬平方公里的“黃泛區”，迫使日軍將攻打武漢的日期從1938年6月延後至8月下旬，並被迫改走地形險阻的長江兩岸與大別山。這段換得的時間，讓國民政府得以將沿海與華中近600家重要工廠、軍火庫、學校及數百萬噸物資，經由長江安全撤退至四川大後方，奠定了八年持久戰的物質基礎。

“黃泛區”造成平漢路不通車達6年之久。待至1944年南北通車了，就發生日本“一號作戰計畫”從河南直下桂林的雪崩式的狂捲。1944年不同於1938年，中國已經參加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盟軍在各戰場皆節節勝利，國軍已接受美援，中國本土上甚至有美軍駐紮（主要是空軍），竟然還有如此一瀉千里的潰敗。假想在1938年中抗戰政府沒有在花園口決堤，那麼，縱使“三月亡華”成泡影，“一年亡華”是絕對可能的。

花園口決提的代價則是豫西、皖北89萬同胞喪生、數百萬人流離失所、數千萬畝良田沙化，後遺症是1942-1943年河南大饑荒，作為一整個歷史事件，百姓死亡高達200萬至350萬人以上。

高端的數字可能還包括黃河奪淮入海後，原山東入海故道乾涸，造成了“水退沙進、黃沙毀田”的長期生態災害。濟南段黃河直接變成了乾涸的沙溝，船隻全部擱淺廢棄，沿河數萬依靠水運、碼頭搬運、漁業為生的百姓瞬間失業，地方商業陷入絕境。長期的禍害不說，引發了 1940-1942年間山東與豫北的局部旱災與蝗災，造成數萬至十數萬平民因逃荒與飢餓死亡。

如此慘重的代價，還促成為後世忽略卻更長遠的後效：八年抗戰從此斷裂成南北兩個戰場。黃泛區形成後，華北日軍緊急逃命北撤，日後和華中日軍聯繫的剩下偏東的津浦鐵路，但其暢通性常受阻於國軍與共軍控制的魯蘇戰區，導致華北與華中成為兩個完全獨立的戰略後勤單位。華中的戰事已深入內陸，其補充得直接由日本本土（包括台灣）經由海路再沿長江水路溯江運至鄂湘前線。

華中與華北從此成為所謂“主戰場”與“敵後戰場”。下節將指出：這組對照有其局限性，謂其為兩類“抗戰生態”更為恰當。

(未完待續)

前五集請看「奮起」首頁

“八年抗戰”前的華北：無效的國土

中國歷來有南北分歧，至清末被漢滿矛盾激化，民國時甚至成為“國民性論”內的一組對照（詳本人《南與北》一文，收入《歷史學家的經線》）。本節只能從華北從未被國民政府的“北伐”納入“有效國土”開講。

1926年，孫中山遺下的廣州國民政府發動北伐，總司令蔣介石以此鞏固權位，其中除了血腥的“清黨”，還涉及軍方實力派間的傾軋。至1928年中，北伐把奉系張作霖逐回關外，但進駐平津的卻是南軍李、白的桂系。他們同時掌控兩湖，造成從華南劃過華中至華北的一道勢力弧，蔣必須解決之—這裡只談他如何解決華北這一端。

至1929年，蔣持中央之資源，策反了駐平津的桂系白崇禧麾下的湘軍，將他攆出，然華北並未歸蔣。為了防桂系在平津與山西的晉系結成反蔣聯盟，蔣讓閻錫山進據平津。至1930年，就在同一個地方，閻錫山與馮玉祥的西北軍、退回廣西的桂系以及國府中樞內反蔣派汪精衛結成“反蔣聯盟”，釀成“中原大戰”。

這一次蔣下的棋是讓張學良的奉軍從東北入關、襲其背，反蔣聯盟迅即瓦解。張在1928年底已歸順中央，因“中原大戰”晉升為全國軍隊的副總司令、一人之下，且進駐平津，不只恢復了張作霖被打跑前的關內地盤，且節制黃河以北的多個省份。

1930年張學良入了關，就給日本人鑽了空子，1931年關東軍炮製“九一八事變”，把東北從中國割了出去，張束手無策。關東軍企圖在關外締造一個滿蒙傀儡邦，又在1933年併吞熱河，引起“長城抗戰”。張學良引咎辭職、出國。

南京中央不得不直接介入，派中央大員何應欽接管平津。在“長城抗戰”中，精銳的中央軍投入了，由東北軍與西北軍配合應戰，仍敗下陣來。中方被迫簽署《塘沽停戰協定》：在華北的中國軍隊必須撤至長城以南，山海關進入河北的前庭冀東一帶變成非軍事化地區，換而言之，中方還需在長城線留一扇方便日軍未來進關的門。

這就是由“九一八事變”漸次觸爆六年後全面抗戰的骨牌效應，也是一個強權以“國安”理由逐步捲入蠶食鄰國的經典範例。日本為了在亞洲大陸上有立足點，先併吞了朝鮮半島，繼而俄國發生革命，蘇俄把外蒙赤化，日本的回應就是併吞中國東北。

在清末，為了防俄並在亞洲大陸發展，日本原有幫助漢人建立民國的同時“幫助”塞北的滿蒙建國的計劃，終於等來了“九一八”契機。熱河是奉系“東四省”的殘餘，1932年傀儡“滿洲國”成立後，日本勢必染指熱河。但熱河不是滿洲而是“內蒙”的東部。中方在“九一八”時息事寧人吃了大虧，在熱河問題上不可能再認慫。

中國之弱，造成日方的野心急遽膨脹、“人心不足蛇吞象”，在長城內外同時得寸見尺。“長城抗戰”後，日本軍部開始積極推動“華北五省自治運動”。其實“五省”中只有河北、山西、山東是“華北”；察哈爾和綏遠屬“塞北四省”，乃內蒙中段。由此可看出，日本和蘇俄的博弈將中國的長城內外都攪了進去。

當時，日軍在華北只有在天津的“支那駐屯軍”，上承辛丑條約（1901）批准的“清國駐屯軍”，頂多三千人，即使在關內都無力承擔此任務，遑論涉足關東軍禁臠的塞北。日本軍部遂借調關東軍奉天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主持其事。日本一直都要國際承認“滿洲國”是一個主權國，關東軍不便公然越界到另一“主權國”活動。土肥原的新身分是在天津的支那駐屯軍地盤上活動的“支那通”，他在華北的地方實力派和遜清官僚中廣有人脈。但有名望又肯當漢奸的人不多，土肥原遊說山西的閻錫山和山東的韓復榘宣布“自治”，都碰了釘。

日方毫不鬆手。至1935年6月又以天津發生“仇日事件”為由，支那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迫何應欽將國府在平津的黨、政、軍、特通通撤走。同期的“秦土協定”則迫西北軍的第二十九路軍撤出察哈爾北部（這裡指漢人置縣區的北部，同省更北是蒙疆的遊牧區）。

本來，若沒有災難，中央在華北哪裡都很難介入，地方實力派儘量將中央擋於門外。日本人是由一個外國變成京津地方的惡霸、公然地把中央政府攆出而已。翌年，定都於陝北的紅軍發動“東征”、進入山西，閻錫山向中央求救，南京方面派了20萬大軍，將領包括今日仍知名的陳誠、胡宗南、湯恩伯、關麟徵等人。紅軍撤出後，閻錫山發覺請神容易送神難、就祭出“何梅協定”，說“不宜過份刺激日本”。紅軍西征甘肅、試圖入疆去了，很沒面子的中央遂借坡下驢，換地追剿。

在平津，“何梅協定”製造了一個勢力真空，中日雙方競賽填入這個真空，所爭在千鈞一髮之間。土肥原親訪吳佩孚，希望他出來主持“華北五省自治”，若成功，不啻恢復了北伐前的“北洋政府”，但淪為日本的傀儡、若“滿洲國”焉（換而言之，日本人總替中國開倒車，在扶植了遜清建國後，又要在華北復活北洋政府）。吳佩孚不從。中方則說服日方平津勢力真空得有暫時保安，把被日本施壓罷免掉察哈爾省主席的宋哲元改派為平津衛戌司令，西北軍背景的第二十九軍遂遞補了被攆出河北的中央軍和東北軍。

土肥原在吳佩孚處搞砸了後，也心急了，能啃下多少就吃多少，在山海關進入河北的前庭處，利用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漢奸殷汝耕成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時當1935年11月。中央即在12月趕緊安排宋哲元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察”是指還勉強保住的察南），聘土肥原當最高顧問，算是一個中央批准的“自治”單位，實質上是中日間的緩衝區，提供給土肥原一個新的練太極推手玩家。“蘑菇”了一年半以後，終不可免爆發“七七事變”。

當“秦土協定”將宋哲元部攆出察北，頓使更北的遊牧區蒙疆德王失去保障和監督，這位蒙獨活動家隨後公然倒向日方，翌年即在關東軍卵翼下成立傀儡政權“蒙古軍政府”。塞北的關東軍可沒土肥原賢二那般樂於陪對手耍太極推手運動，他們主張冒進，指揮德王的蒙古軍和察哈爾的漢奸部隊侵入鄰省綏遠，結果被晉綏軍的傅作義殲滅於百靈廟。時當1936年11月，乃“十四年抗戰”以來中方唯一的勝仗。

12月即發生“西安事變”。傅作義在全民眼裡成了民族英雄，讓張學良這位“不抵抗將軍”受了極大的刺激。蔣介石偏偏因督導綏遠戰事到了西安。

何謂“無效的國土”？它不是“燕雲十六州”，那是已成國防缺口的失土。華北是南方革新政權“北伐”未完工的爛尾。它形成如此的一個爛局：出了災禍，中央方能強力介入，功能變成替該地區擦屁股、在國人面前背黑鍋，因未能保衛“未完成的國土”而被追究“喪權辱國”責任。

就在日本人泡製“冀東防共自治政府”與中央發明“冀察政務委員會”之間，在北平爆發了大規模青年學生的抗議運動，隨後天津、上海、南京、武漢、廣州等地各界民眾與學生紛紛集會、罷課遊行聲援。這個“一二九運動”奠定了中共在青年學生與抗日救亡運動中的領導地位，替延安送去了不少未來的幹部。

那麼，華北何不稱作“負值的國土”？的確，國民政府因國防建設未就緒、並鑑於日方並非全是主戰的，不宜予主戰派以口實、能爭取多少時間就爭取，甚至在“七七事變”後的《廬山抗戰聲明》裡蔣介石仍說：“和平未到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不輕言犧牲”。因而，一忍再忍、一讓再讓，以致聲譽掃地（靠爆發八年抗戰挽回）。但付出窩囊廢的代價，至少是把華北保持在“中華民國”之內。

或云：民國時代廣西、廣東、雲南、四川何嘗不是針挑不破、水潑不進的“無效的國土”？但這只是對照字典定義、不看歷史動態。八年抗戰一旦爆發，暫使這些省份成為“中華民國”越來越有效的一部分。華北卻從此“失效”，若日本人不被南京政府引到長江流域開打，釀成全面戰爭，華北很可能就是日本的。日本人在全面戰爭中失敗，華北即變成中共奪取全國政權的跳板。

日本併吞華北頂多是重塑金宋的“叔侄關係”，中共打的則是南北朝的統一戰爭。

(未完待續)

重訪抗戰：戰時國府的西南化

第一節已指出：國民政府的抗戰地緣越往後越朝西南傾斜。1938年武漢會戰後，定都重慶，其勢已成。在1944年日軍執行“一號作戰計畫”，從河南如打保齡球般直搗廣西桂林、柳州後，國府的大西南核心更剩下川滇黔。

世界大局亦把它更牢地吸著在西南方：早在珍珠港事變後，中國的抗戰已與世界大戰匯流，國軍的主力不得不越境作戰，深入東南亞，它已成了“盟軍”，對日的戰場亦不限於國境內，不應以“川滇黔”等閒視之。

緊接著珍珠港事變，1942年1月在中國成了“同盟國的中國戰區”。到了年中，為了協調盟軍作戰，以及打通給中國補給的滇緬公路，美國成立“美軍的中緬印戰區”，史迪威任總司令，同時兼“同盟國的中國戰區”的參謀長，成為該戰區最高統帥蔣介石的下屬。明擺的事實是：美國的“中緬印”，除了一些航空隊，就是史迪威這個光桿司令，能調動的部隊唯有國軍。1943年，待英軍成立“同盟國的東南亞戰區”，史迪威兼任該戰區的副總司令，也是只指揮撤退入印度有待反攻緬甸的國軍（例如孫立人部隊）。然而，沒有美國這個環扣，中、英無法結盟：英國這個老牌殖民主義在亞洲防中一如防日。

史迪威卻同時掌控美國租借法案對華物資的分配，這給予他架空蔣介石的槓桿。在兩人鬧翻的表象下，是美方怨懟國府徒吞了美國物資，卻腐敗無能、未能有效地牽制日軍、減輕美軍太平洋戰爭的困難。至史迪威在任末期，甚至鬧到美國領導頂峰動了移除蔣介石、另覓替代的念頭，史迪威且理解為用暗殺手段（人為地製造委員長座機的失事）也無妨的田地。

待至國軍在日軍“一號作戰”面前兵敗如山倒，撤換最高領導成為必要，被撤掉的卻是史迪威，因為蔣介石再“爛”，在中國仍無人可替代。此時美國已經在太平洋戰場節節勝利，亟需國軍作反攻配合，遂取消“中緬印戰區”，還原“同盟國中國戰區”，由美國派魏德邁出任參謀長，收斂起史迪威以高效能姿態越俎代庖的僭嫚，但繼續史氏在國軍中培養一支美裝武力的政策。

1945年初，魏德邁在昆明成立“同盟國中國戰區中國陸軍總司令部”，它既非中國原有的9大戰區一級，亦非與蔣介石這個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職架床疊屋，而是蔣下面專經營一支“十分美國化”的國軍的衙門，由何應欽任總司令，規劃整訓36個美械師，如竣工則佔國軍四分之一強。這個名為“阿爾發”(ALPHA)的計畫其性質迥異於國府消極的9個戰區，乃是任務取向的：由美式裝備、美國教練建軍，準備打一場美式現代化陸戰，目的是配合太平洋的美軍登陸華南海口。但美裝化來不及完成，日本已投降。

原本定在1946年底完成的“阿爾發”計畫沒有機會跑完，日本在吃了兩顆原子彈後即在1945年8月15日投降，因此昆明的“阿爾發軍”與美國太平洋軍從未抵達華南海岸、在該處會師。構想的美械36個師也只整訓了很小一部分，沒機會建立殊功、成為國統區民眾唯一延頸以待的“王師”，自然也沒可能生成這段期間蔣介石還“不上道”的話、用何應欽取代他最高統帥的另類歷史—亦即是一個提前且奏功的“孫立人事件”。我們這個元宇宙裡歷史沒開這個窗口。

國軍沒有榮耀的“抗戰勝利”

當時中國落後，“不上道”可不限於委員長，國軍用人命去補缺武器、器材、戰法的落後這件事本身就“不上道”，但付出慘重犧牲膠著百萬日軍已是莫大的苦勞。偏偏當時大勢不饒人：盟軍在其他戰場節節勝利，中國戰場面臨日軍“一號作戰”卻一瀉千里地潰敗。試問：當時同盟國該期待國軍如西方盟軍凱旋進入巴黎、蘇聯坦克聲隆隆地滾向德國國境、美海軍以史上最大的海戰攻陷菲律賓否？這現實嗎？中國這個農業國比蘇聯和美國都多打了四年，遠超出日本“三月亡華”的低估！

此時，國府還未從被“一號作戰”打懵中完全回神。在1945年納粹德國敗亡前夜，日本的支那派遣軍仍有本土若淪陷，就將大本營移至中國負隅頑抗的妄想（中國還有上百萬偽軍可補充日本兵源之不足哩）。侵華日軍甚至還有迴光返照期：1945年3月-5月仍發動豫西鄂北會戰，配合4月-6月的湘西（芷江）會戰。日本投降時，中日雙方仍然在相持，中方大戰區的功能仍是消極的，發揮不了“反攻”的作用。

唯一有反攻的仍在境外的緬北，乃中英美盟軍把日軍逐出緬甸。中方投入的仍然是史迪威在印度訓練的美裝新一軍與新六軍。他們功成便立即被空運回國，參加“阿爾發”行動，作為這個計畫已組成的X-部隊。在昆明現地整訓的曰Y-部隊，則八字只有一撇，離裝配36個美械師的目標仍遠得很，預期在1946年底完成。

話雖如此，以川滇黔為基地的“反攻”已發動。盟軍日益迫近日本，為了佈防“本土作戰”，日軍開始把華南的部隊調回華東與華北，因此桂粵一線彷如空城。國方卻不斷吹噓“戰績”，連美方都看不下去，認為太過吹牛：文宣上該用“收復”，而非“攻克”或“克服”（郭岱君編：《重探抗戰史》（二），頁409）。縱使如此，在天皇宣布“終戰”之日，這個拾穗式的“反攻”仍未達海口。

魏德邁這支“中美雄師”堂堂正正的反攻頓成泡影。反而，蔣介石用在美國人眼裡“不上道”的方式收復了南京政府的失土。他用軍統策反南京汪政權的高層，至抗戰末期，彼輩已感到日本這條船將沉，遂與重慶暗通款曲。

天皇的“終戰”乃由廣島和長崎的原爆促成，非因美大軍壓境（日本正動員本土作戰的“玉碎”行動），遑論中國11個戰區（當時已增至此數）的“反攻”！因此沒有一個戰區的部隊到位，重慶方面甚至不准日軍放下武器，以免落在敵後的共軍手中，軍統的敵後別動隊就成了搶先卡位者。

軍統的敵後工作一直與美國海軍情報署合作，獲得先進的諜報器材與武器，並獲得訓練。兩者之間的“中美合作所”與美陸軍在昆明的國軍培訓班異曲同工，卻非一路。事實上，中方是利用了美國陸海軍之間的門戶之爭。

抗戰是勝利了！魏德邁將軍伴隨國方進入南京，非但沒有盟軍解放巴黎的那種“榮耀感”，反而看到站崗的是由漢奸部隊權充的“國軍先遣部隊”，憤怒地對蔣委員長抗議：這是對所有同盟國犧牲將士的“極大侮辱”，國會不會接受此事，會停止對華援助。他同時目睹由特務接收造成的“劫收”，對蔣介石發出嚴厲警告：“政府官員在南京、上海的腐敗與特務統治，正在讓飽受日軍壓迫的淪陷區百姓感到徹底絕望。如果這種情況不立即改變，你們將在政治上把人民雙手奉送給共產黨。”

問題是：蔣介石從來不相信中國能打敗日本，他之沒有如汪精衛那般認輸，是相信“苦撐待變”，後來終於讓他等來了解脫。日本人亦一直認為自己是美國的“戰敗國”，而非中國的“戰敗國”，至今猶然。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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