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欣賞MIT講座教授黃亞生對「李約瑟問題」的創新研究，他以歷史上的大量發明數據，呈現出中國科技創造力自隋朝後就逐漸走弱的演變趨勢，由此推論出，造成這趨勢的主要原因是科舉制度，因此解答「李約瑟問題」（參見《中國科技創造力的演變趨勢―李約瑟問題新解》）。然而黃教授基於考試/科舉、專制、穩定、科技的中國崩潰理論（[1]），我卻難以苟同。

實行超過千年的科舉是中華帝國的政治制度基石，科舉制度將儒學（後來演變成理學）的意識形態獨一無二的灌輸給大量中國人，造成中國人的同質化，知識分子都以科舉出仕為目標，因此強化了專制體制，而弱化了社會，包括商業發展，也造成政治和社會極穩定、少變動的現象。

科舉制度雖然在1905年正式廢除，其影響至今不止，包括中共承襲了專制體制。作者認為，1980年代是中共專制體制最鬆動的時期，此後則愈來愈收緊，到2018年習近平廢除國家主席任期的限制，而達於頂點，於是有隨時崩潰之虞，尤其未來有接班難題。

近年的許多研究報告一致指出，快速崛起的中國正在挑戰美國的科技霸權，但作者認為中國的科技實力沒有那麼強。作者的理由包括：中國主要憑藉規模優勢、學術界沒有學術自由、中國的學術論文多與西方學者合作、科技公司多憑藉香港的法治環境上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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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贊同作者的主張，科舉深刻影響中國的政治和社會，但若說中共承襲了專制體制，則可說是開明專制，歷史上很多賢明的君主也都實行開明專制，中國大陸的快速崛起顯示，開明專制的國家治理可以優於選舉民主制度。
選舉民主以全民選舉決定國家最高領導人，中國大陸以多層次的黨內選舉決定國家最高領導人，都是制度化的，接班難題看來是被誇大了。

中國大陸重視考試，如高考（大學入學考試）、公務員考試，確是源於科舉，但並無科舉的缺失，如考試科目狹窄、上進管道單一。雖然難以測量創造力，考試制度是公平的知識測量工具，適合作為篩選人才的「入門」方式，也有助於提高人民的知識水準，因此對國家是利多於弊的。

中國大陸在政治學、社會學等領域大約有些意識形態成見（美國也有吧？），因此少些學術自由，但在科技領域無疑是實事求是而無此現象的，因此無損科技的發展和創新。
中國的科技公司在內地研發但在香港上市，主要因為香港有較佳的資本市場，並非內地的科技發展環境比不上香港。
筆者的指導教授在我畢業回台前告訴我，若我們合作學術論文，由他在美投稿比由我在台投稿，被期刊接受刊出的機會將會比較大（學術界並不完全客觀）。所以，中國的論文多與西方學者合作，是情有可原的，不表示學術水準差一級。

[1] 黃亞生《中國模式的終點：從科舉帝制到數位威權，揭露中國式治理制度的宿命》，今周刊出版社，2025。（Yasheng Huang,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AST: How Exams, Autocracy, Stability, and Technology Brought China Success, and Why They Might Lead to Its Decline. 2023）

每年到了六月初，華文世界總會有人談起六四天安門事件。有人義憤填膺，有人冷眼旁觀，也有人乾脆覺得，事情都過去這麼久了，再談也沒有意義。對我而言，六四當然是一場悲劇，尤其是最後以武力收場，這一點無論如何都令人痛心。但如果我們真想理解六四，就不能只停留在道德控訴，也不能只用今天的情緒去回看當時，而應該把它放回19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中去看。

六四不是平地起風雷，也不是單純的學生運動失控，更不是一句「專制鎮壓民主」就能完全概括。它其實是中國改革開放前十年所有矛盾、希望、焦慮與制度限度的一次集中爆發。

1989年的中國，剛好走到改革開放第十年。那是一個極為特殊的歷史時刻。一方面，整個國家確實在鬆動。毛時代那種高度封閉、全面管制、連呼吸都帶著政治味道的世界正在後退，市場經濟開始進場，外資開始進入，西方與日本、香港、台灣的商品、文化與生活方式大量刺激著中國社會。城市裡的人開始看到一種新的可能性：原來世界可以不是只有計畫經濟、單位食堂與灰色制服，生活是有可能變得更富裕、更有選擇、更像一個正常社會的。

但另一方面，這樣一個巨大國家，背後卻依然是一台龐大、老舊、習慣命令與控制的共產黨機器。如此多的官僚，如此僵硬的權力結構，要在一聲令下之後就華麗轉身，本來就不可能。經濟改革在往前衝，政治結構卻遠遠沒有跟上。市場開始活化，但制度保障極不成熟；思想界開始鬆動，但權力系統依然帶著強烈的革命黨本能。這就是1980年代中國最大的歷史矛盾：經濟開始鬆，政治卻不敢真正鬆。

這種矛盾並不只存在於體制外，也深深存在於中共高層本身。鄧小平就是這種矛盾最典型的代表。如果只把鄧小平看成一個頑固老人，那是不準的。他比很多同時代的中共高層更清楚中國的落後與貧困，也更知道如果不改革，中國會繼續窮下去、亂下去、被世界遠遠甩在後面。他早年的留法經驗、改革開放後與西方接觸的見聞，再加上文革之後對中國凋敝狀態的直接感受，都讓他比別人更務實，也更敢於打開市場。但不要忘記，鄧小平同時也是中共第一代革命領導人之一。他在黨內的資格、革命資歷與權力位置，都意味著另一件同樣重要的事：改革是為了救中共，不是為了改掉中共。

這兩條線在鄧小平身上始終同時存在。第一，中國必須改革，否則沒有前途；第二，改革無論怎麼改，都不能威脅中共執政。這種想法，也幾乎是1980年代大多數中共老官僚的共同心態。於是就形成了陳雲那句非常有名、也非常傳神的判斷：「一抓就死，一放就亂。」 這句話其實就是整個1980年代中國改革困境的濃縮版。抓得太緊，經濟死掉；放得太開，體制又怕失控。經濟可以改，政治要不要改？可以改到哪裡為止？這些問題，當時根本沒有真正的共識。

而在民間與知識界，情況又更複雜。對一般城市居民與普通民眾來說，他們最直接的感受是：市場經濟確實有希望。經過毛時代長期的貧窮與壓抑，大多數中國人其實沒有那麼多抽象理論，他們只是非常清楚地知道，美國、日本、香港、台灣比較富，比較進步，生活比較像樣；外商來投資，市場活起來，商品多起來，自己的日子就有可能變好。鄧麗君的歌聲在街頭巷尾飄揚，日本家電開始進入市場，港台流行文化逐漸流入中國，這些看似生活化的東西，其實都在向中國社會傳遞同一個訊息：外面的世界很大，而且比我們現在這套生活方式更有吸引力。

但對北京大學為代表的知識界與青年學生而言，事情就不只是「過得更好」而已。他們想的更多、更遠。他們期待的，除了市場、開放與繁榮，還包括個人自由、言論空間、新聞開放、政治改革，甚至某種西方式民主政治的想像。換句話說，對一般民眾來說，改革的重點可能是冰箱、彩電與就業機會；但對知識界來說，改革意味著整個中國未來是不是有可能變成一個更自由、更有尊嚴、更像現代國家的政治共同體。

問題就在這裡：大家都在談改革，但心裡想的根本不是同一件事。中共高層想的是有限改革，民間多數人想的是改善生活，知識界與學生想的則更接近制度轉型。這三種期待在1980年代看起來都充滿希望，但放在同一個政治結構裡，實際上非常危險。因為當經濟改革、社會流動與思想活化跑得太快，而權力結構又不肯明確說出改革的邊界時，衝突就幾乎不可避免。

1980年代後期，中國很多大學校園裡的言論空氣其實已經相當自由，這在很多人的回憶中都提到過。有些學校甚至默默取消了某些原本帶有強烈黨管色彩的制度安排。很多年輕人真心覺得，中國已經走到一個可以變得更自由的門口。可與此同時，社會上又充滿通貨膨脹、官倒、分配不均、失業壓力與官僚傲慢。大家都有希望，但大家心裡也都有不滿。正是在這種希望與不滿交纏的背景下，最終爆發了1989年的六四事件。

對我來說，六四最後以武力方式解決，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悲傷的事。它不只是一場流血，也是一整代中國人對於改革想像的斷裂。

但歷史的殘酷之處就在於，六四之後中共並沒有因此崩潰，反而在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重新確立了一條往後三十多年的基本路線：政治上不再談那個夜晚，經濟上則用更高速的發展，來證明當年的鎮壓是「必要的代價」。這一點極其重要。因為它等於決定了此後中國共產黨如何處理六四：不是反省，不是對話，不是重新評價，而是用經濟奇蹟去替代反省，用繁榮去覆蓋傷口，用發展成績來要求社會默認當年的選擇。

這套邏輯在過去三十七年裡，不能說不成功。中國的經濟成就當然必須承認，而且不可能否認。從一個普遍貧窮、技術落後、體制僵硬的國家，迅速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形成規模龐大的中產階級、一線二線城市群、高等教育體系與科研能力，這本身就是近代世界史上極其罕見的大規模轉型。中國這個國家本來就人才濟濟，只要釋放出一部分社會能量與市場活力，當然可能產生驚人的效果。

但這個成就也不是沒有代價。官僚腐敗、形式主義氾濫、社會底層道德滑落、貧富差距擴大、權力與資本糾纏，這些陰影始終伴隨著中國的崛起。而且更根本的問題在於：這麼龐大的經濟成果，如果沒有相應的政治制度與司法保障，真的能長久維持嗎？這才是六四之後中國一直沒有真正回答的問題。一個國家經濟越發展，人民的私有財產越擴張，中產階級越壯大，教育程度越提高，社會流動越頻繁，就越不可能永遠只滿足於吃飽、賺錢與消費。人自然會問：財產如何保障？契約如何保障？權力如果侵犯我，我找誰申訴？官員與資本如果勾結，誰來制衡？這些問題，本質上都不是純經濟問題，而是制度問題。

中共過去一直不願真正回答這些問題，甚至當民間有類似想法時，還會以各種方式加以壓制。因為它非常清楚，只要這些制度問題真正被打開，最後碰到的就不會只是技術性改革，而是權力本身。到了習近平時代，這種傾向更明顯。所謂國進民退、共同富裕、黨管一切、強力反腐，表面上各有理由，但核心其實都可以歸納為一點：重新把權力抓回中共手裡，防止市場、資本、地方與社會力量長得太大，反過來威脅黨本身。這樣做短期內可以穩住權力，但代價也很清楚：中產階級與有產者的不安感增加，資產與人才不斷外流，社會對未來的預期開始變得保守。

在這個問題上，我不贊成用內部動亂、革命或暴力方式去推翻中共政權。中國這樣一個龐大而複雜的國家，一旦以劇烈崩解的方式進入轉型，後遺症可能不只是中國自己承擔，而會讓全世界一起買單。這點歷史上已經有太多例子。對中國這樣的體量而言，大亂不是解方，而是災難。

我個人仍然期待的是中共內部的自發改革。這聽起來也許不夠激昂，但歷史上很多真正能較平穩完成轉型的政治體，本來就不是從全面崩潰開始的。不要忘記，台灣政治改革的重要推動，在蔣經國晚年，實際上很大一部分就是國民黨內部先開始的。這一點今天很多人故意不提，但歷史不能不提。

中國未來真正即將接班的七零後、八零後，已經不是毛時代成長起來的一代。他們是完全沐浴在改革開放後中國所塑造的世界裡長大的世代。他們的歷史包袱比較少，卻有更強的危機感；他們看過中國如何快速追趕世界，也看見了中國今天面對的內外壓力。他們比老一代官僚更熟悉世界，也更知道合作與競爭的複雜性。這一代人，遲早要思考中國的新面貌該如何安排。

所以，六四作為事件，也許在中國的官方敘事裡可以被壓住，可以被淡化，可以被用後來的繁榮掩蓋；但六四所暴露出的根本問題，卻從來沒有真正過去。那個問題就是：經濟開放與政治封閉，究竟能並存多久？這才是中國遲早要面對的歷史課題。

六四可以被壓住，但問題不會消失。中共可以延後回答，但不可能永遠不回答。政治改革也許不會按理想中的節奏到來，也不一定會以最溫和、最文明的方式出現，但它終究不可避免。因為一個現代化社會，不可能只靠經濟成長與民族榮光，永遠替代制度、權利與法治的問題。

如果說六四對今天最大的意義是什麼，我想也許不是單純地記住那一天的流血，而是記住那一天背後所提出，卻至今仍未被真正回答的問題：中國究竟能不能在不放棄發展成果的前提下，走向一個更有制度保障、更能容納人民權利的現代國家？這個問題，中共遲早要面對。而中國，也遲早要回答。

批判中國帝制的人往往分不清楚西方啟蒙運動時期為什麼要推翻國王、貴族與教會，他們甚至很少人知道，貴族跟國王不是同一個層次的問題，教會的權力高於國王與貴族，而這三種人掌握了國家的財政與土地。

這些批判者甚至也不知道，西方的國王與貴族以身為文盲為榮，因為他們認為讀書會污染上帝所分授的純潔靈魂。而當時的西方世界就是被一群愚蠢又貪婪的文盲統治，所以人們要推翻國王、貴族與教會。

這些批判者同樣不知道，在啟蒙運動時期，清朝的政治制度是西方世界的知識份子所嚮往的，伏爾泰、孟德斯鳩，不要說都是「清吹」，至少都對清朝的制度持肯定的態度，原因無他，因為清朝所有的官員都是知識份子。

那就更不用提，這些批判者完全不知道中國的皇帝制度與自秦開始的察舉制度，其實是最早的民權政治改革，是將政治權利廣泛地釋放給普通平民的制度。中國的察舉與科舉，其實才是真正讓技術官僚體系運作國家機器的共和民權政治。

這些批判者根本無法理解，皇帝除了少數的特例外，多數時候，是受制於文官技術性官僚的。中國的文官體制的陳舊與僵化，不是科舉制度出了問題，而是明朝無知的小農皇帝，特別是朱元璋，的短視所造成的，而清朝反而是將這套腐壞的制度修正後，繼續延續了三百年。

這些批判者更不能理解，其實中國大陸的中央政治局就像古代皇帝制度下的內廷，而國務院則是皇權政治體制的外朝，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所以能穩定施政不內亂，就是熟稔地運作這套改良版的皇權政治。

無論是孫中山還是共產黨，都是把古代的皇帝虛化成為一個抽象概念「中國」，取代了皇帝概念。國之大事，唯戎與祀，再加上皇帝的同意權，就是現在的中央政治局的功能，即政策的方向指導，這是皇帝同意權的現代展現，下面上呈的政治方針，由政治局常委們協商同意，再交由下面去擬定實施細則。中央軍委與政治局常委，就是戎與祀的現代化表現。

從本質來看，哪有什麼共和優於帝制？其實兩者是同様的東西！

海外（含台灣）的愛國人士都反台獨、愛中國，但其中有不少人覺得習近平很糟，覺得大陸經濟不行，社會危機重重，政治在崩潰的邊緣。與台獨和反賊不同的是，他們憂心忡忡（而非幸災樂禍），但對現實的認知卻是差不多的。

他們的認知是從那裡來的？顯然不是從反賊或台獨的宣傳來的，因為他們也討厭台獨與反賊。他們如此認知，多半是他們在中國國內的朋友告訴他們的。而他們的朋友又是誰？多半是大學教授、中級政府官員、成功商人等。總之，就是他們這幾十年來所來往的政商名流、社會精英。簡而言之，就是他們的朋友圈，異口同聲，使他們相信這是大陸真實的狀況。

然而，他們忽略了一點，他們的這些朋友，都是習近平反腐打貪的受害者。
中級政府官員，不用說，恨死習近平了。不但難以貪污受賄，就連灰色收入都沒有了。雖然加了薪，但那一點點「養廉銀」，杯水車薪，根本就是個笑話。但他們總不能說「習打貪太壞了」吧？只好拐彎抹角找各種理由說習的壞話，包括「小學生」之類的。
與之相同的是中間等級的商人。以前與官員勾結「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營商環境更公平了，但問題是，他們是「不公平」的受益者啊！他們喜歡這個「公平」嗎？這不是很容易理解嗎？
最後，就是知識分子。問都不用問，知識分子（教授、記者、文藝工作者等等）肯定都討厭習。坦白說，如果我生活在大陸，在大陸的大學教書，說不定我也討厭習，因為習收緊了言論尺度。但你想想，習為何這麼做？那還不是因為反腐！反腐真的太難了，這點就不多說了，不明白的人，我只能說你歷史書讀得太少。反「反腐」的力量無比強大，而他們當然不會明目張膽說「我要腐」，而是利用反腐輿論來個「把水攪渾」。也就是漫天造謠，破壞反腐節奏，讓你疲於奔命，讓民眾真假莫辨。為了對付這群人，只好「管制言論」。那麼首先受傷的，就是知識分子。（當然，應該管得更細緻，而不是「一刀切」；但這說來容易做來難。）
如果你的朋友就是這三類人，他們怎麼可能有習的好話？

那麼，該怎麼判斷大陸經濟好不好呢？當然，不是很好，但與世界各國相比，也不是很壞，遠遠沒有到要造反，要改朝換代的地步。

首先看各種數字，GDP、股市、進出口、採購經理人指數、還有「李克強指數」等，以及基尼係數，綜合判斷，就知道經濟不算太差。房價當然是個大問題，在高點買房的人，我不相信他們不恨習近平。但你有統計過房價平穩的城市與腰折或六、七折的城市各有多少嗎？新聞只會報後者，不會報前者。你要實地探訪，或閱讀真正可靠的研究分析資料，才能得知實情。只看新聞，會有以偏概全的偏差。

有人透過在大陸搭計程車的經驗來看大陸經濟。但計程車、網約車司機一旦知道你是海外來的，那肯定對習也沒好話，因為他們知道要迎合客人的胃口。但你不但要聽他們抱怨的是什麼，還要自己去想有什麼是他們沒抱怨的。後者也同樣重要，卻是很難抓到的部分。

要知道，學生很少不罵老師的，因為罵老師可以顯示學生的厲害，當乖乖牌豈不是太沒有意思了？但學生罵老師，就真的代表這老師不好？你得會聽，自動補足他沒有說的部分。之前有學生在網路上罵我，說我的考題居然考「某某詩句是出現在課本的第幾頁？」你看了是不是覺得這個出題老師簡直是個神經病？但學生沒有告訴你的是，我的考試是開書考試，沒帶課本的還允許借。有課本在手，這樣的題目就是再簡單不過的送分題；但就是有人連某某詩在課本何處都找不到，故而上網罵我。

過去貪腐盛行，但經濟高速發展，錢好賺，人人充滿希望；現在經濟發展趨於平穩，錢不怎麼好賺了，人們自然易有怨言。但如果再加上貪腐情況和過去一樣，那局面會如何？你想過嗎？而經濟發展趨於平緩，是因為習打貪之故？還是說，經濟在高增長之後必然趨向平緩，而習的打貪是及早化解了一場大危機？你認為哪個對？（當然，還有打房的問題。習打房對不對，這是更難討論的問題；但不論如何，你都不能說他犯了幼稚的低級錯誤。）

道隱於無名。老子說，反者道之動；應於無聲之處聽驚雷。在看得見的枝枝葉葉上品頭論足，已落入下乘。更何況，追本溯源都接錯了線，尋錯了根脈，那判斷就完全失準了。

中央軍委從七人變到只剩二人，這是習權力穩固還是不穩固？智者自知，就不再討論了。當然，如此大刀闊斧的改革，必然含藏危機，這也是肯定的。唯此中因果，不能顛倒。

個人淺見，在習任上，中國應是穩定向好發展的局面，應無疑問。比較有疑慮的，還是「接班」問題。習在此問題上是否有所「制度創新」？此事還在未定之天。若能有一個制度性的設計，並且能平穩運行，則其功當不在「國家統一」之下。畢竟全世界古往今來的「非民選」制度中，都還不能很好地解決這個問題。至於言論自由云云，我想只要反腐取得階段性成果，在習卸任的前後，一定會放寬的。

中國大陸的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又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被立案調查，引起許多不同的意見和討論。這是因為，張是僅次於習近平，中國軍方的第二號人物；而且習還有黨、政和國際的重要工作，張甚至可能是掌管中國軍事實務的第一號人物。若這樣看，則張的地位極重要，而張的落馬影響極大。是否如此？

張又俠有多重要？首先，他絕不是掌管中國軍事實務的第一號人物。解放軍自2012年中共十八大後，在習近平推動下進行了自1949年建國以來規模最大、程度最深的軍事改革。核心目標為「軍委管總、戰區主戰、軍種主建」，致力於從「大陸軍主義」轉向聯合作戰體系，調整指揮體制，建立現代化軍事力量。 這麼深廣的軍事改革只有最高領導人習才能夠推動執行，當時協助習的主要是現已退休的中央軍委副主席許其亮、范長龍，還輪不到張（只是中央軍委委員），現在軍事改革已接近完成，張只是蕭規曹隨而已。所以習是親自掌管軍事改革和軍事實務的，而中央軍委是其參謀和助手（「軍委管總」正是此意）。

張又俠不那麼重要，也因為中國大陸一向奉行「以黨領軍」或「黨指揮槍」的原則（始於毛澤東在1938年寫成的《戰爭和戰略問題》）。「以黨領軍」是指中國共產黨對人民解放軍實行絕對領導的政治制度，該制度透過團級以上有黨的政治機關、各級政委制度（政委負責政治工作，與軍事主官同級）及中央軍委掌握最高軍權，確保軍隊忠誠於黨國。中共曾有短時間的黨內分裂，卻不曾出現過軍隊奪權，可見「以黨領軍」的功效。

軍中的政委，雖然名義上與軍事主官是同級，卻更受重視（這很合理，因為軍事行動本質上是達成特定政治目標的手段），譬如毛、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都是革命時期的高階政委，不是軍事主官。軍事主官若能勝任政治工作，也可以轉任政委，則有更大發展空間；但張又俠在其五十多年的軍旅經歷中幾乎不曾負責政治工作，是他的弱點，因此限縮他的影響力。

張又俠落馬事件引起許多意見和討論，有些人甚至認為會延遲或加速對岸統一台灣的軍事行動。筆者的研判是，雖然張是僅次於習，中國軍方的第二號人物，他沒有那麼重要，也沒有多大影響力，因為他不是中國極重要軍事改革的主要協助者（習是主導者），也缺少「以黨領軍」制度下的政治工作資歷。張的落馬幾乎毫不影響中國的軍事發展和政治決策。

美方釋放出消息，張又俠涉及洩露核武機密給美國。筆者判斷這消息不可信。理由︰

一、這是美方釋放的消息，由對美國的得失判斷

此消息之意義，表示美方之間諜工作失敗，對美為失分，且嚴重破壞中美關係，使兩國關係陷於高度緊張。
但此消息同時代表中共最高軍事首長通敵，可打擊中方士氣。

以此觀之，若此消息為真，則對美而言，前者分量大於後者，美不但不應主動釋放此消息，還應該在消息傳出後加以否認才對。
反之，若為假，則後者的作用遠大於前者，故美方樂見消息散佈。

二、以張又俠之出身與資歷，並無任何為錢或為其他原因而出賣國家之理由。

若非為洩密，習為何罷張？

一、張有貪腐，習早知之，然予以包容。（以上出自網路可靠之分析。）然此次果斷處置，而不以王岐山模式或楊白冰模式處理，最大可能是，習自苗華、何衛東等人處，得知張隱瞞了重要的貪腐事實，且有其他重大越權之事，如拉幫結派。

二、習果斷處置，可以彰顯其軍中地位穩固，同時加速軍隊人事更新，徹底擺脫「徐（才厚）郭（伯雄）餘毒」（其實是自八十年代軍隊經商起即有之腐敗傾向）。

關於軍中肅貪為攻台前兆之說，亦不可信。

一、目前中共的大政方針，可確定為「戰略進攻，戰術防守」。即：
戰略上要主動創造「回到二戰後之國際秩序」，即推翻美國為反共而與日本及亞洲諸國建立的聯盟關係，並順帶收回台灣。
但在戰術上，力行和平崛起，不會主動求戰。但因戰略的進攻，不能不防美、日等㝷釁攻擊，故必須切實做好備戰。也就是說，中共積極備戰不假，但並非為發起攻擊，而是做好「兜底」的準備。

二、因此，加強肅貪與罷張等，確為加強備戰，但並不是為了攻台，對台仍以和平統一為主。

台灣當局現在除了躲在「自由民主同盟」的口號底下，再無招無法了。

自由民主是美西方的思想殖民，是害人的舶來品。一個簡單數人頭，比較數目大小的方法，不可能是解決任何問題的萬靈丹。相反的，就歷來各地的顏色革命而言，民主更可能是造成各種問題的亂源。

從民主同盟到「民主鳳梨」，民主在台灣已淪為鴉片口號與卸責擋箭牌，只求空洞形式而不講實質內涵。每個人都說自己是民主，別人不民主。老蔣遺言堅守民主陣容，以對照中共獨裁。結果民進黨說蔣獨裁，民進黨才是民主。結果雜誌把蔡某穿上了慈禧裝，賴某成了清德宗。到底啥是民主？

政治是管理眾人的事，而非眾人管理的事。大陸的民主是「以民為主」的民本思想，不是由民作主的自以為程序正義。選舉體制與威權體制都能做到以民為主，也都能不以民為主。事在人為，而不在體制。中國領導階層對於改善本國人民的生活有更加深沉的使命感。選舉體制由於政黨輪替造成政策斷層，難以維繫這種使命感，所以很難做得比中共更好。記得蔡某講的嗎？2024以後不關我的事。

烏克蘭選出的領導階層高舉「自由民主同盟」先鋒大旗，致使170餘萬菁英進入鬼域，千萬人顛沛流離，土地陷於外敵，賠款於盟友，國家破敗，禍遺三代，正是不以民為主的榜樣。烏克蘭已經報廢，美西方正在尋找下一個不以民為主的「自由民主同盟」先鋒。

 在共產黨宣言裡，馬克思所說的，消滅私有財產，指的是消滅資產階級的財產，即所謂的資本。馬克思認為雇傭勞動創造出來的是資本，而資本是靠著剝削雇傭勞動而增值的財產。因此，馬克思認為資本不是一種個人力量，而是一種社會力量。所以馬克思主張，把資本變為公共的、屬於社會全體成員的財產，這並不是把個人財產變為社會財產。例如，土地作為一種資本，它的增值並不是依靠地主的努力得來，而是靠著商業集聚得來的，這不是個人的力量，而是社會的力量，此時這增值的利益應該由全民共享，而不是由私人資本家佔有。

那麼，如何將資本變成公共的、而不使資本家所獨佔？將資本收歸國有，並將生產資料公有化，由政府進行合理的分配，此即共產主義社會的理念。那麼又是誰以哪個身分階級去分配為合理？當然是以社會為多數的工農無產階級去分配較為合理。因此，共產黨宣言有一句話：『工人革命的第一步，無產階級要上升至統治階級，為自己掙得民主。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此即無產階級專政，工人農民等無產階級領導政府。

無產階級的意思是指沒有生產工具，受雇於資產階級，以工人、農民為代表。而工人農民為社會組成的絕大多數，工人農民受益即代表社會多數人受益。因此，政府若要以多數人民利益為優先，則必須是無產階級代表工人農民進入政府。如若是資產階級進入政府，則可能修改有利於資產階級的法律，犧牲工農等多數人民的利益，例如：名下有多筆土地資產的立法委員，會去修改不利於他們擁有多筆土地的法律嗎？再看美國為何無法禁止槍枝？因為資本家成立的全國步槍協會透過利益輸送，已能成功干擾國會立法禁槍的功用，全國步槍協會雖然能代表部分人的利益，但是代表不了全體人民的利益。

因為，共產主義的理想是將生產資料公有化，將生產資料集中於政府管理，並將生產資料合理分配於人民使用。這必須是以多數工農無產階級利益為優先，所以必須是以工農領導的政府，如若再次讓資產階級領導政府，生產資料的分配是否會以無產階級的福祉為優先，還是以資本家財團的利益為優先？這是人民應該考量到的問題。

要達成共產主義的理想有兩種方式，一種是接受西方多黨制的社會民主主義，而另一種方式則是馬克斯列寧倡導的一黨制的民主集中制。但是，我認為接受多黨制的社會主義者容易與資產階級妥協，不易實現共產主義的理想。共產黨應該是各種工農會的統一思想行動的集合體，以共產黨執政，其他民主黨派參政，則較可能達成共產主義的理想。共產黨執政，則代表工農無產階級執政，即代表以多數人民利益為優先的政府執政。

在無產階級奪得國家機器後，將進行生產資料公有化，並進行合理的分配。如何進行合理的分配？這才是共產主義社會改造最難的課題，即計劃經濟。計劃經濟須經過各種領域的專家規劃安排，這不是非專家就能進行的討論。但我們仍能試想一下，在實施土地公有化（生產資料公有化）之後，政府加強對土地的管理和控制，政府為唯一的大地主，農民向政府承租土地耕種，政府可以要求農民種植何種作物以符合政府的需求，而政府可以保證農民的收益，雙方可以達到雙贏的局面，不似放任市場自由，農民因某作物利潤高而搶種，最後因為供過於求而棄收，造成浪費。

計畫經濟雖然可以確保國家戰略物資，但卻不可避免的喪失市場靈活性。中共中央在幾經實驗性的波折後，重新採用陳雲在1957年提出『三個主體和三個補充』，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是工商業的主體，一定數量的個體經營是補充。在生產領域，計劃生產是工農業的主體，按照市場的變化自由生產則是補充。在流通領域，國家掌握的市場是主體，自由市場則是補充，此即中共現行的混合式經濟。

以上，是我目前對於中共現行的政治組織制度上的大略理解。

載自《1942緬甸戰役》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馬歇爾在美國遠征軍總司令約翰•潘興（John Joseph Pershing，1860～1948）麾下擔任負責作戰計畫的參謀軍官。潘興討厭他的歐洲對手那種死蹲戰壕的戰法──他支持與採取的是一種旨在殲滅敵方軍隊的全力以赴戰略（All-Out Strategy）──為此潘興在凡爾登附近的聖米歇爾（Saint Michel）和莫茲－－阿爾貢（Argonne）地區運籌帷幄，制定了美國的攻勢。

馬歇爾（George Catlett Marshall, Jr.，1880～1959）為此規劃了一場60萬大軍從一個戰場向另一個戰場的生死攸關的飛速轉移。雖然德國當時已經屬於強弩之末，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局也非由這場戰役來決定，但這次的經驗對於後來第二次世界大戰美軍主要領導人的戰術概念的影響是相當重要的，在1923年修訂的《野戰勤務條令》則再一次將會戰中殲滅敵軍視為一切戰爭的無限目標，於是「大規模步兵進攻來快速結束戰爭的戰術觀念」就深植在馬歇爾等陸軍將領的腦袋中了。

馬歇爾之所以會選擇史迪威指揮在中國、緬甸和印度的美國軍隊，部分原因就是史迪威符合馬歇爾強調的進攻主張，但「不顧戰場變化、只管進攻」就成為史迪威與中國遠征軍最大衝突的來源。

然潘興所謂的全力以赴戰略（All-Out Strategy），在實際運作的時候由於──訓練與海運的延誤，使得美軍在歐洲集結的兵力不斷增加，這對美軍參戰的方式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歷史學家就批評──大兵力的投射使其並未產生任何決定性會戰的效果，反而讓美國遠征軍陷入了一場消耗戰當中。再加上負責美軍高階指參教學的利文沃斯堡（Fort Leavenworth）教學設計缺少彈性、忽略同時期的戰爭研究……種種問題造就出來的最終結果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派往歐洲的遠征軍（AEF-American Expeditionary Forces），在不到200天作戰便造成超過25萬人的戰鬥傷亡。

◆當時西點軍校教材強調的是──馬漢與潘興領導下的AEF所主張的「攻擊精神」（offensive spirit）──「As opposed to the offensive spirit in which he had been indoctrinated at the West Point formed by Mahan and in the AEF under Pershing, it represented a cultural clash that was fundamental.」而這個被稱為：對進攻的崇拜，其實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流行的戰術特徵，一戰研究專家──傑克˙劉易斯˙斯奈德博士（Jack Lewis Snyder，1951～）在《進攻意識形態：軍事決策與1914年的災難／ The Ideology of the Offensive: Military Decision Making and the Disasters of 1914》一書中寫道：「軍事技術本應使得1914年7月歐洲的戰略均衡呈現穩定的模式。『在他看來，布爾戰爭和日俄戰爭見證了防禦力的增強，這一增強是由火力的革新以及鐵路修建改善的內線或內部後勤所帶來的。然而，這一時期絕大多數的軍事作家都讚美進攻……

◆美國著名軍事歷史學家──拉賽爾˙韋格立（Russell Frank Weigley，1930～2004）在他的著作：《美國戰爭方式：美國軍事戰略與政策史（The American Way of War：A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Military Strategy and Policy）》（麥克米倫出版社／1973年出版）中指出：成立之初的美國，從人口和船隻數量來看，只是一個小國，因此在任何衝突中都必須採取消耗或耗盡對手的戰略。隨著美國人口和經濟實力，特別是工業力量的增長，美國可以將戰爭方式轉變為以在戰鬥中殲滅敵人軍隊為目的（非常拿破崙式的風格），美國從1865年到1945年都在執行並十分青睞這一戰略。

參見──（Ⅰ）方德萬（胡允桓譯）：《中國的民族主義和戰爭（1925～1945）／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5》（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Ⅱ）爾格•穆特（姚宏旻譯）：《指揮文化：美國軍隊與德國武裝部隊的軍官教育，1901～1940，以及其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國防大學）。

（Ⅲ）比阿特麗斯•霍伊澤爾（年玥譯）：《戰略的演變：從古至今的戰爭思考》（上海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