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輝的十月」回顧一些革命事蹟和先烈 | 藍博洲

時序進入十月,海島的天氣逐漸從夏天的炎熱轉為秋涼的季節。人們在這個時候,照例地要迎接所謂「光輝的十月」。

的確,從中國近代史來看,十月是光輝的。因為兩岸的分斷,海峽兩岸將在這「光輝的十月」,先後慶祝兩個不同的「國慶」。首先是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的武昌起義,完成了資產階級反滿的辛亥革命,迎來中華民國的誕生;接著是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共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在中國大陸取得全面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此以後,在台灣的中華民國與在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總要在「光輝的十月」先後慶祝兩個不同性質的「國慶」。

就在這樣「光輝的十月」,我們不免於想到:從一九一一年到一九四九年,究竟台灣處於怎麼樣的歷史階段?台灣的青年是否也曾有過像大陸青年一般熱烈的革命事蹟呢?或者,我們把範圍縮小,看看台中市的青年,在這段跨越日據到光復的歷史時期,他們的青春是否也曾像烈火般的燃燒呢?

歷史的記錄並不是空白的:

首先是一九二七年五月,台中第一中學住校生為抗議學校當局實施的「奴隸性教育制度」、「爭取校內自由權」、「抵制內地延長主義的教育制度」……等目的,展開總罷課的行動。

接著是,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台中師範的學生為抗議日籍舍監的言語侮辱,而展開「反對奴隸教育」、「反對民族差別待遇」、「使用台語絕對自由」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等訴求的鬥爭。

台灣光復以後,在反對國民黨官僚腐敗政治的一九四七年「二月革命」中,台中市的青年學生紛紛以熱烈的心情,投入人民的戰鬥隊伍—「二七部隊」。其中包括:台中商業學校隊、台中師範隊和建國工藝學校學生隊等主力。

民眾的武裝力量,終於還是在增援國軍的逼進下瓦解了;但是,這些青年學生們,通過這次行動認識了日據時期的左翼反日帝運動的前輩,並且在一番曲折的思想探索後,在認同上徹底背棄了「白色祖國」,轉而傾向在內戰戰場上即將扭轉局勢的「紅色祖國」。事變後,在白色恐怖籠罩的政治環境下,他們不畏逮捕、槍殺的可能下場,在台中市的各個學校,組織了各式各樣以「反美帝反國民黨官僚,實行民主自治為綱領」的革命小組。

據官方歷史檔案的記載,一九四九年二月,台中農學院(今中興大學)、台中師範、台中一中和台中商業學校等,幾所台中市主要的中專以上學校,分別成立了地下的學生支部,展開讀書、學習及群眾運動。

四九年秋天,隨著基隆中學《光明報》案件爆發以後,台灣地下黨在全省各地的組織遭到破壞;台中市的學生組織也難倖免,無以數計的青年學生,在這場全省性的肅清行動中,遭到逮捕;其後分別被處死刑或刑期不等的有期徒刑。

在第一波逮捕行動中倖免被捕的,以施部生、呂煥章為首的學生,逃亡山區,並先後建立鴨潭山、白毛山、竹子坑及石崗等四個基地,在群眾掩護下繼續鬥爭。一九五0年三月下旬,呂煥章等人先後被捕,山區的基地也隨著陸續被破;在現場的武鬥中,一共有四人不幸被當場擊斃。其餘被捕者十八人,稍後也一樣被處死刑或刑期不等的有期徒刑。

日據以來,台中市的青年學生為反日帝、反美帝及反國民黨官僚而譜寫的青春之歌,終於在這批熱血青年灑下鮮紅的熱血之後,劃上休止符。由於四十幾年來的反共戒嚴統治,這些前人的「革命」事蹟,始終在父祖輩的恐懼心態下不被談起;對我們來說,這些英雄先進們的熱血行動,因而也就始終是「不存在的」歷史!他們成了沒有名字的人。

是的,相對於辛亥革命與中共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我們的先進的「革命」是談不上什麼「革命」的!但是,儘管他們的革命並沒有成功,可他們對革命所奉獻的青春,卻是同樣的青春。

從今天起,當我們熱烈慶祝「光輝的十月」時,我們不會忘記,就在我們台中市,我們也曾有過像施部生、呂煥章等,那樣值得我們尊敬的革命先烈!

《從二二八到白色恐怖》紀錄片 第19幕〈版畫指控 錯誤流傳〉| 丁紹傑

0. 本劇故事概要
1947年4月,木刻藝術家黃榮燦創作《恐怖的檢查》,以強烈黑白對比刻畫士兵盤查、毆打民眾的場景。這幅作品在解嚴後被大量轉載,長期被視為二二八事件的「現場見證」,甚至被誤當成真實照片。然而史料顯示:此作品完成於事件爆發後一個多月,4月28日以筆名「力軍」刊登於上海《文匯報》副刊,其性質屬左翼木刻運動中的政治性藝術,並非當場紀錄。
研究者比對檔案與口述後指出:《恐怖的檢查》反映的是1947年春天台灣社會的情緒、控訴與政治氛圍,而非具體的事件場景。作品在後來的公共記憶中被賦予「視覺證據」的地位,使藝術與歷史之間的界線變得模糊。本幕呈現的,是一場關於記憶、影像與真實之間的公共辯論:當藝術被理解為歷史,我們該如何重新檢視所謂的「見證」?

1. 幕名與編號
第31之19幕 版畫指控 錯誤流傳

2. 劇情背景資訊
時間:當代
地點:台北市政府禮堂(台北市政府研討會)
主題:二二八事件中的《恐怖的檢查》真偽爭議公聽會

3. 人物出場表
主持人:中立,掌控會議節奏
研究者甲:代表傳統觀點,將版畫視為二二八的「現場證據」
研究者乙:引用學者張若彤研究,強調其藝術性與宣傳本質
藝術評論人:補充版畫的風格、文藝背景
觀眾:學者、媒體、市民,反應不同立場

4. 劇情主體撰寫
【開場大字幕置中+旁白】
(相關影片出現,或相關照片剪接出現)
「黃榮燦,《恐怖的檢查》(1947年4月)——臺灣左翼木刻運動的代表作之一。」
(讓開場語氣更像史料片旁白,而非圖說)
【小字幕置底邊+旁白(同文)】
(相關影片出現,或相關照片剪接出現)
「這幅《恐怖的檢查》,在解嚴之後成為二二八事件的象徵。很多人以為它就是『現場照片』。但問題來了:它到底是歷史紀錄,還是藝術家的情感投射?」
【場景一:呈現版畫】
(燈光漸暗,大螢幕投影放大《恐怖的檢查》。)
研究者甲(激動):
「各位請看!國軍在街頭肆意盤查、毆打人民!黃榮燦用木刻,留下了最真切的見證,這就是二二八的縮影!」
(觀眾席傳來議論聲,有人點頭,有人沉默。)
【場景二:提出質疑】
研究者乙(冷靜,起身):
「請注意,這幅版畫並不是當場速寫,而是事件一個多月後完成的。根據學者張若彤的研究,它屬於戰後左翼政治宣傳藝術的範疇。請問,畫中人物與場景,有沒有檔案或照片能佐證?」
研究者甲(語塞,辯解):
「它反映了人民的真實感受!」
研究者乙(追問):
「感受可以很真,但史實需要證據。如果把藝術當歷史,豈不是用感情取代理性?」
【場景三:藝術性補充】
藝術評論人(語氣平緩):
「黃榮燦是左翼木刻運動的一員,他擅長用粗線條和黑白強烈對比,營造壓迫與恐懼的氛圍。這是一件文藝動員作品,不是歷史紀實。就像抗戰軍歌《大刀進行曲》的歌詞,是鼓舞群眾,不是戰場報告。」
研究者乙(點頭):
「所以,《恐怖的檢查》能震撼人心,但它的屬性是政治藝術,而不是二二八事件的現場紀錄。」
【場景四:爭論升溫】
研究者甲(提高聲音):
「可是這幅版畫流傳很廣,已經影響了一整代台灣人對二二八的認知!」
研究者乙(果斷):
「正因如此,更要還原真相。如果把政治宣傳品當成歷史真相,歷史真相就會被誤導!」
主持人(舉手制止):
「請各位回到焦點——我們不是否定藝術價值,而是要釐清它能否作為歷史證據。」
【場景五:收束】
研究者乙(轉向觀眾,語氣堅定):
「結論很明確:《恐怖的檢查》不是照片,也不是官方紀錄,而是1947年4月黃榮燦以政治宣傳為目的創作版畫。它有文學與藝術價值,但不能當作二二八的直接證據。」
(觀眾席議論聲起,有人點頭,有人陷入沉思。)

5. 幕末字幕淡入
【大字幕置中+旁白】
(相關影片或照片剪接出現)
「恐怖的檢查」
【小字幕置底邊+旁白(同文)】
(相關影片出現,或相關照片剪接出現)
1947年4月,年輕的木刻藝術家黃榮燦創作了《恐怖的檢查》,畫面中士兵拖打、盤查民眾,黑白對比強烈,令人震撼。解嚴之後,這幅作品被許多人視為「二二八現場見證」,甚至誤認為「真實照片」。
這作品《恐怖的檢查》完成年份標示為「1947年4月」,距2月28日已逾一個月;並於4月28日以筆名「力軍」刊在上海《文匯報》副刊。原作為小幅木刻(約14×18.3公分),現藏日本神奈川縣立近代美術館。這作品在每年二二八前後被廣泛轉載流傳,長期被視為「以寫實手法刻畫二二八的視覺紀錄」。
黃榮燦,1920年10月17日生於四川重慶,左翼木刻青年,曾參與中共地下組織。
1946年中共學運幹部吳乃光來臺時,曾暫居其處。據吳乃光供述,華南局曾指示他聯繫黃榮燦,請其以不同形式推動學運。
1951年12月1日,黃榮燦任台北市的省立師範學院美術系副教授,於教職員宿舍被捕,依國防部(41)防隔字第106號判決,1952年11月於臺北槍決。
後記:2013年,中共於北京西山建「無名英雄廣場」,黃榮燦名列第十六組,列為「隱蔽戰線戰士」。2016年,媒體人徐宗懋於《中國時報》撰文,稱黃榮燦曾任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長。
另:台共蘇新曾任中共政協委員,於1946年擔任《人民導報》總編輯,報紙明顯左翼,現有文獻能證明黃榮燦與左翼文化圈曾密切互動。

6. 本幕史料來源
•《文匯報》副刊〈筆會〉 1947年4月28日刊出〈恐怖的檢查〉,署名「力軍」(即黃榮燦筆名)——作品首次公開發表,為本畫之最早可考刊載紀錄。
•《報導者》專題報導(2022/2/23)——詳述原作尺寸(高14×寬18.3公分)、現藏日本神奈川縣立近代美術館,並考證其創作背景:「1947/4/13自基隆赴滬,4/28刊登上海《文匯報》」。
•Taipei Times(2015/1/12)——指出黃榮燦依同事耳聞與口述「祕密刻成」此畫,並非現場速寫;約兩個月後刊於《文匯報》,遂成二二八象徵性圖像。
•國家文化記憶庫 2.0 〈新興木刻藝術在中國〉專題——說明1930–40年代新興木刻運動的政治宣傳與文藝教育功能,提供《恐怖的檢查》屬「左翼政治藝術」脈絡之依據。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與相關文獻整理(引用學者張若彤等研究)——指出本作為「事件後之政治宣傳版畫」,屬情感表達非史實紀錄,並非二二八現場速寫。
•綜合傳記與媒體資料(含Taipei Times、報導者交叉考證)——確認黃榮燦生平:1920年生於重慶,1947赴滬發表版畫;1951被捕,1952年遭槍決;2013年列名北京西山〈無名英雄廣場〉。

作者:丁紹傑
我無黨無派今年73歲,是在台南長大的空軍子弟。高中時,曾聽長輩談起二二八期間,嘉義機場遭到圍困的往事。因此,我對二二八以及其後延伸出的白色恐怖歷史,始終比同齡人多一分關注。進入大學,當我看到陳儀的自評詩:
「治生敢曰太無方,病在偏憐晚節香,
廿載服官無息日,一朝罷去便饑荒。」
我才驚覺,社會對陳儀的評價長期出現高度兩極化,其原因往往來自不同時期所呈現的史料差異,以及撰寫者立場與動機的不同。
為了給歷史誠實交代,我創作了這部公益紀錄片劇本,希望留下228事件誠實的紀錄。

Timeline exhibit about the 228 Incident and White Terror era with illustrations and text

歷任台灣總督殖民統治簡史 第19任安藤利吉〈1944.11~1945.10〉| 郭譽孚

日本明治維新以來,早有海軍與陸軍相爭的慣例;安藤是陸軍備役的大將,1944年4月,他就曾努力擴充台灣軍的防區,包括沖繩;然後,一方面鼓動島內的有力人士表示支持安藤出任總督,另一方面,則聯合中央內的陸軍勢力影響內閣重行考慮總督人選。年底,受命兼任台灣總督;完成了陸軍對海軍的奪權鬥爭。

前後兩位總督有一項重大的相同點,那是如長谷川,安藤的對華作戰中也有重大挫敗的經驗;可能是當年日軍高層極少數不能「衊華」的將領。此前,他在1939年底到1940年初的華南桂南會戰的崑崙關血戰中,曾受到極大的挫敗;他們都應該比較低姿態地面對我們島民。另外,他們雖然都是高級將領,其實他們並不真實認知大局的發展。因而,當年儘管相當努力,但是他在任的時間,算到日本軍民被遣返之時,也不過兩年,安藤的政績,只有概要如下───

關於日台軍民關係

由於安藤上任以前是「台灣軍司令官」,因而,其對於我島民的認知,雖如前述,他在崑崙關血戰中不得不「轉進」的經驗,使他可能不會那樣衊視我島民,但是由不衊視而到信任恐怕還是有一段距離;當年他任總督前,曾經公開表示──
「……領台五十年,如今正是要把歷任總督之政治成績單公諸於世的時候。倘若統治甚得民心,萬一敵軍登陸而全島戰場化,台灣同胞應該會與皇軍合作,挺身與敵軍登陸部隊作殊死戰才對;真正的皇民化必須如此,萬一與此相反,倘若台灣同胞中有與敵人相互呼應,甚至由背後突襲我皇軍,這不是茲事體大嗎?而以我個人的看法,我還不敢對台灣同胞寄予絕對的信賴……」
其所顧慮的實在不是完全無理。也因此,島上小學校的「共學制」就在長谷川總督末期時,就停止了。

1945年3月,殖民地政治待遇改革案在閣議提出;4月,官方同意該改革案;任命簡朗山、林獻堂、許丙等三人為敕選貴族院議員;6月17日,官方的「始政紀念日」,全島各地竟然出現了皇民化運動以來久已消失數年的傳統鑼鼓與七爺八爺的遊行;許多民眾都訝異地圍觀著。
是如此的,我島所有的公務機關都是──

但是,真正進入戰爭晚期,戰局明顯失利下,儘管自1943年10月,東京的眾議院兵役法委員會已經公開聲明,對於在內地入營從軍的台灣人,不可有差別或特別對待;即「通令全軍不能對台灣人士兵,施行過於激烈的體罰。原因不外是怕台灣人這時如果起來反叛,其後果是不堪想像的,因此就是只有再三叮嚀部隊幹部忍耐。」

然而,進入1945年,我島內則仍出現──
「眼前這『敢部隊』好像對台灣事務是一竅不通,但是他們連一點兒氣也不露出。當然這是保密的關係,……猜想這部隊好像從日本內地移防過來。他們當然知道這批大學生,也知道這些大學生的軍事訓練程度。說不定,很多地方應該凌駕他們的教官。可是萬萬想不到,編排在這群大學生當中的『警備召集』來的另一群新兵,竟然是目不識丁的完全沒有受過教育的一群『牽牛囝仔』。如果在日本本土,沒有受過教育,還聽懂日本話,那麼至少還可以溝通。可是問題是這裡不是日本,而是台灣。這批完全沒有受過日本教育的新兵,就是完全聽不懂日本話。」〈撐旗的時代─頁128~129〉

「我……昭和二十年三月畢業。我又繼續就讀醫專……就在三月底被徵召為學生兵,駐屯於觀音山。我們被編入的部隊是對抗戰車的部隊……聽說所用的對戰車砲是明治時代製造的老式武器,所以大家都非常擔心……那時物資相當匱乏,尤其是糧食不足所造成的影響最為嚴重。家裡女傭及洗衣婦們抓了蟑螂在鍋裡煎了吃,我說『髒死了』,她們只是不在乎地笑笑而已……老百姓的生活如此,軍隊的情況也好不到哪裡。因為糧食不足,我們老是感到飢餓,抓到了青蛙就用火烤熟了吃掉。……」〈無情的山地,頁129~131~132〉

以及悄悄進行著外人很少注意到的重要改變──文化人葉榮鐘如此回憶著──
「我〈1944年4月〉由馬尼拉回來,以原新民報社員的資格,在該社擔任文化部長兼經濟部長。當時日人為討好台人,日台人待遇一律平等,所以每月收入甚豐。」
「以前六成加俸只有日本人享有,戰爭末期本島人亦給與,唯限於任官的正式教員,另外還有幾種戰時手當〈一種臨時加給〉總共每月可得一百元以上。父親還說,為了種種政治上的原因,這一學年份的薪金都預先發下來了。……在這半個月的日子裡,物價雖漲了差不多半倍,……我的薪金算得上是優厚的,況且又是整整一年份的金額,更是近乎龐大的一個數目呢。」,引自「流雲」,鍾肇政著,遠景,頁186。

關於過陽曆年或「支那年」

在上述情況下,所有可能改變民俗信仰的作為可說都進行了;這裡要提及的是當時就出現了我台人每年過兩個年的情況;陽曆年是殖民當局的日子,每個家庭都在正廳設了大麻奉祀的設備;每年陽曆年時,都在門口安上新年的門松;警察可能會來視察,我台民自然不能怠慢;不過,通常我台家庭重視的是所謂的「支那年」,尤其對於那天在祭祖傳統的儀式上應該準備的東西,在物資缺乏時,更是都要費心地及早準備──因為「配給物資絕對沒有過年這許多種種必要的東西,然而無論如何也得想辦法,但是絕對要很秘密,大家都很小心,都很害怕……」。

據稱「有許多人好不容易張羅準備好好多東西,一家正在祭拜祖先,一聲經濟警察來了,一時掩蔽都來不及,人連東西一起都給帶到派出所來,著著實實地飽受了一頓拳打腳踢,還要罰跪半天。雖然這樣子,大家依然偷偷摸摸想辦法要過支那年,大家祭拜祖先,祈求祖先使大日本帝國早一天滅亡。年年都是這樣子,這樣一年捱過了一年。」

關於長谷川與安藤兩位總督的餘音

許多人不相信命運,但是這兩位總督的故事,卻讓人不能不相信,或許真有命運在默默安排著他們兩人的人生?兩人相同地在對華戰場上有很不小的挫折,使他們先後來到我們的島嶼;但是如果安藤不爭的話,他應該不會落到在獄中服毒自殺的慘局中。是否那原來應該是「長壽」的長谷川的結局?

此外,安藤最後的結局中還有120公斤的黃金問題,正常情況下,私人怎可能有那樣大的資產──怎能不引起外人的覬覦,甚至引來殺身之禍?服毒而死,是真的嗎?

而這裡是很湊巧的,還是很不湊巧的?竟然又與長谷川的人生情節似乎呼應起來──戰後有一個史料似乎應該一定不假地如此描述著這位總督──
「擔任台灣總督期間……雇有一名台籍青年,擔任撞球師傅……1944年年底,長谷川退職返日時……他匆匆返日前,先前在台灣下令回收而得的金飾,全部交其保管。戰後這位台籍師傅遷居日本,在東京市最繁華的銀座區,開了一家極大的銀樓……為什麼長谷川清會將一筆為數龐大的金子,以私相授受的方法,交給一位台籍撞球師傅;而未移交給下一任總督或日本政府,以致讓那位台籍青年在戰後獨吞金銀而成暴富……」。可見於「老牌台獨黃紀男泣血夢迴錄」,黃紀男口述,黃玲珠執筆,獨家出版社,頁94~95。

而前述安藤總督關於財務局長的安排,不知和他在戰爭結束後,私人擁有120公斤的黃金,因而可以行賄,引致美軍官伊文斯的強烈覬覦,是否直接相關;倘若與之直接相關,那麼擁有大批黃金的安藤與擁有大批珠寶金飾的長谷川兩位總督當年的統治作為,就實在讓人感覺太不齒了──儘管在戰後的接收中,似乎這種情況不少,例如,謝東閔在高雄縣的接任,州知事僅交出70餘萬元,經查對帳冊,總共交出200餘萬元,即是。

而史料中更有日人老教授對於被「引揚〈遣返〉」前見到許多日人地攤上的珠寶,發出其深深的感嘆──
「我實在感到很悲哀!……看到他們還留有那麼多金飾,我很懷疑他們戰時高喊愛國,可是暗地裡還藏著這麼多金飾才感到悲哀啊!我們當時是不是大家喊過,所有金飾要供出,來供應軍需生產之用。當時我就是把內人所有的金飾統統供出……現在呢?我們變成一點值錢的東西都沒有,我真對不起太太啊!」

更不要說是社會上一般農戶的感嘆了──
「我出身於民國二十四年……父親因是佃農,雖辛苦一季,收穫時卻只分得一小部分,農忙之餘還得去做工但工資極低,工資一天還賺不到一斗米,平日生活已僅能糊口。萬一家中有人生病或發生其他意外,立刻捉襟見肘必須借貸度日。直至今日父母向人借錢時的卑屈眼神,仍深深烙在我腦海中。我猶記得,當借款期限已到,父親仍無力償還時,債主便來挖我們家園裡的地瓜,或在稻子收穫時來取走一籮稻米……債主從我們家拿走的,往往超過他應得的數量,但父親從來不敢表示異議……父親在田裡忙了幾個月,好不容易收成。稻穀在庭院上曬乾。然後,我們家只能留下十分之二,另十分之八卻都歸地主,……每回我看見父親把絕大部分辛苦的成果送給不勞而獲的地主,都感到心痛萬分。」〈「吃地瓜籤長大的佃農子弟」,許榮宗著,「我們走過的路」,〈第二輯〉,中央日報,頁226~227〉

「引揚」之前,日軍的處境──
「時常到筆者家玩的大西軍曹,帶了四名部下到筆者家工作。……他們五位,每個人帶了二俵,共計十俵的米袋前來就業。之後,直到回國前,大家都吃這種要去除米蟲才能吃的舊米。」〈日軍庫存擁有五年的米糧〉」

另外,加上當年身為高級知識份子的醫專生回憶,「昭和十八年十月,台灣海域發生了空戰。在那以後制空權就完全落入敵方手中,對於每天從菲律賓基地飛來的P三八機,這邊的空軍完全無力抵抗。戰敗的色彩明顯濃厚,可是一般民眾並不大顯出民心動搖或是不安的樣子,因為大家都被掩飾事實真相的大本營所發表的公告所矇騙了,我也是相信聯合艦隊仍然無恙的。」〈頁123〉

《從二二八到白色恐怖》紀錄片 第18幕〈基隆實況 真相揭露〉| 丁紹傑

0. 本劇故事概要
「基隆港大屠殺」長年被視為二二八事件中最駭人聽聞的畫面。傳說國軍一抵達基隆港便架機槍掃射群眾,甚至以鐵線串屍、拋入海中。然而近年的檔案比對與口述調查顯示,這段敘事的唯一共同來源,是1961年北京出版的《文史資料選輯》。作者何聘儒原為國軍上校,1949年投共後,以回憶方式描述「屠殺情節」。
但與此說法相對照的軍事檔案、地方記錄與口述訪談,均未見大規模掃射或「鐵線串屍」的現象。第21師在3月9日才登陸基隆,實際並未出現傳說中的慘狀。基於史料與常識判斷,多項細節也無法成立。
本幕透過當代研討會場景,讓各方研究者在同一空間裡對話與交鋒,釐清何者為史實,何者屬政治宣傳。這並非為否認二二八的傷痛,而是強調:歷史的記憶必須建立在證據,而非想像。

1. 幕名與編號
第31之18幕 基隆實況 真相揭露

2. 劇情背景資訊
時間:當代
地點:基隆市政府大禮堂(市政府辦研討會)
主題:研討會「基隆港大屠殺」真相

3. 人物出場表
主持人:中立,掌控會議節奏
研究者乙:支持「大屠殺」說,主要依賴何聘儒文章
研究者甲:持反方,引用檔案與口述史
民間代表:以常識和日常經驗提出質疑
學者與媒體:在場觀眾,適時補充與追問

4. 劇情主體撰寫
【開場大字幕置中+旁白】
(相關影片出現,或相關照片剪接出現)
「〈蔣軍鎮壓臺灣人民起義紀實〉(1961)之流傳與考證」
【小字幕置底邊+旁白(同文)】
(相關影片出現,或相關照片剪接出現)
「1961年,北京,《文史資料選輯》第十八輯,何聘儒〈蔣軍鎮壓臺灣人民起義紀實〉。所謂『基隆港大屠殺』,數十年來被傳頌為二二八最恐怖的畫面,但它的來源,僅出自一名原國軍軍官在投共後的回憶。」
【場景一:流傳版本】
(會場投影幕放出何聘儒文章段落,研究者乙朗讀,語調激昂。)
研究者乙:
「三月八日上午,部隊開進基隆港,當即架起機槍向岸上群眾掃射,婦孺無一倖免,直到夜晚,碼頭血跡斑斑……」
(台下傳來驚呼聲,媒體拍照閃光連閃。)
主持人(沉著):
「這段描述多年來被視為『大屠殺』的主要證據。接下來,讓我們聽聽另一方的研究。」
【場景二:檔案對照】
研究者甲(冷靜):
「根據檔案,整編第二十一師在三月九日凌晨才登陸,且沒有遇到大規模抵抗。八日的衝突發生在港務局與市政府,是群眾先動手,守軍才開火壓制。這與何聘儒的說法完全對不上。」
(投影幕切換,顯示台史博2017年的更正公告。)
研究者甲:
「台灣歷史博物館早期也曾引用過這段敘述,但後來發現日期錯誤、情節不符,於是公開更正。這也顯示許多流傳版本,其實都出自同一篇文章。」
【場景三:生活經驗質疑】
民間代表(直言):
「說國軍用鐵線串手掌再丟海裡?當時的鐵線大多是軟的『鉛線』,要穿透手掌必須先打孔。有這麼麻煩嗎?合乎邏輯嗎?還有,口述歷史提到「血染基隆河」,幾百公尺的河道,要流多少人的血,才能夠「血染基隆河」,這根本不合乎常識。再說「血染基隆河」要有大量屍體漂浮,這會留下照片的,請問照片在哪裡?」
(觀眾席有人點頭,有人交頭接耳。)
【場景四:攻防升溫】
研究者乙(激動):
「但有人證言,說港口屍臭瀰漫!」
研究者甲(回擊):
「口述不能違背常識與物理。基隆港與周邊市區距離很近,若真有機槍橫掃,建築物一定留有彈痕,但沒有人看過建築物上的彈痕,請問彈痕照片在哪裡?」
主持人(敲桌,制止爭辯):
「請雙方回到『來源』與『證據』,不要偏離主題。」
【場景五:收束】
研究者甲(沉穩):
「我們不是否認二二八的流血,而是要釐清真偽。所有可追溯的資料都顯示:『基隆港大屠殺』的共同且唯一來源,就是何聘儒1961年的文章〈蔣軍鎮壓臺灣人民起義紀實〉。」
(研究者乙沉默,合上資料夾。)
主持人(結語):
「今天的初步結論是:這段敘事多屬國共內戰時期的政治宣傳語境,與現有檔案與口述證據皆不符,不宜作為歷史事實採信。」

5. 幕末字幕淡入
【大字幕置中+旁白】
(相關影片出現,或相關照片剪接出現)
「二二八基隆港真相」
【小字幕置底邊+旁白(同文)】:
(相關影片出現,或照片剪接出現)
「所謂基隆港『大屠殺』,唯一的來源是 1961 年北京出版的《文史資料選輯》。作者何聘儒,原任國軍二十一師上校處長,1949年投共後成為中共官員。他在文章裡聲稱國軍一登陸就開槍掃射,還用鐵線串屍拋海,甚至寫到『血染河道』。多年來,這篇文字被媒體和研究機構轉引,甚至一度被誤當成官方敘事。
不過近年學者仔細查閱檔案、做口述調查,才發現情況並不一樣。國軍其實在 3月9日才登陸基隆,沒有出現大規模掃射,更沒有「鐵線串屍」「血染河道」這些與常理不符的情節。這些情節既違反常識,更缺乏任何證據。有研究學者再指出:基隆港離市區不到一公里,若真有機槍橫掃,彈痕一定留在建築物上,可是沒人看過,也沒留下照片。
2007年胡婉玲在三立電視台,主持《二二八走過一甲子》節目,節目播出後引發重大爭議。爭議焦點是節目中出現一段約20秒的黑白畫面,旁白說「血染基隆港,碼頭屠殺紀實」,這畫面是國民政府在上海處決人犯的影像(約1949 年拍攝),完全與二二八事件無關。學界指控這是「張冠李戴」、「移花接木」。三立最初否認造假,聲稱畫面「只是輔助說明」,但輿論壓力下,承認使用了上海的畫面,並對畫面來源不清表達歉意。胡婉玲事後也承認節目失誤,但否認主導造假。
2017年,台史博將二二八事件展覽資料誤登為:「1947年3月8日下午,憲兵二營登陸基隆,要塞部隊在基隆港掃蕩市區」,後更正為:「整編第21師是在 3月9日抵達基隆」。另外展覽資料中,出現「基隆港邊百姓被鐵絲串起,在港邊被槍殺或踢入海中」等敘述。在展後檢討時,被學界指出與檔案紀錄不符。
研究學者張若彤、武之璋也指出:這段歷史並不是血案,而是國共內戰中誇大的政治宣傳。二二八歷史真相,必須建立在檔案與證據,而不是政治宣傳報導。」

6. 本幕史料來源
•何聘儒,〈蔣軍鎮壓臺灣人民起義紀實〉,收入《文史資料選輯》第十八輯——「基隆港大屠殺」敘事之唯一共同源頭;內述「登陸即機槍掃射」「鐵線串屍、血染河道」等關鍵段落皆出於此文。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導覽——劉雨卿〈陸軍整編第廿一師對臺灣事變戡亂概要〉等相關件——檔案顯示第21師為3/9登陸,未見「大規模無差別掃射」之記載,與何文不合。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裁處書/新聞稿(2007)——就電視節目《二二八走過一甲子》以上海處決影像錯置為基隆港畫面一事裁罰並要求更正;證明媒體再製曾出現張冠李戴,不具史實效力。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臺史博)更正說明(2017)——就展版「3/8登陸即掃蕩」與「基隆港邊鐵絲串屍」等敘述公開更正:確認第21師3/9抵達,並撤下與檔案不符之文字;顯示館方採行後續史料校正。
•二二八研究者再考述文(學者張若彤、武之璋等,學術專文與研討會論文)——以檔案、口述與現地比對指出:無機槍掃射、無「血染河道/鐵絲串屍」證據;主張該敘事屬內戰宣傳文本的誇張轉引。
•二二八事件基金會/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年表與專題(持續更新)——提供3/8–3/10 基隆登陸時序、台北—基隆互動之公開版時間線;可作會議投影之時序與路線圖輔證。

作者:丁紹傑
我無黨無派今年73歲,是在台南長大的空軍子弟。高中時,曾聽長輩談起二二八期間,嘉義機場遭到圍困的往事。因此,我對二二八以及其後延伸出的白色恐怖歷史,始終比同齡人多一分關注。進入大學,當我看到陳儀的自評詩:
「治生敢曰太無方,病在偏憐晚節香,
廿載服官無息日,一朝罷去便饑荒。」
我才驚覺,社會對陳儀的評價長期出現高度兩極化,其原因往往來自不同時期所呈現的史料差異,以及撰寫者立場與動機的不同。
為了給歷史誠實交代,我創作了這部公益紀錄片劇本,希望留下228事件誠實的紀錄。

Timeline exhibit about the 228 Incident and White Terror era with illustrations and text

《從二二八到白色恐怖》紀錄片 第17幕〈訴求未達 兵先抵港〉| 丁紹傑

0. 本劇故事概要
1947年3月初,台北處理委員會在巨大壓力下整理訴求,希望以「懲兇—改革—善後」的框架,透過談判避免事態進一步失控;但內部路線分歧迅速浮現——商界與士紳主張在體制內爭取改革,學生與激進者則要求將「自治」入列。與此同時,南京的回應是「先恢復秩序」,並著手部署增援;台北的行政長官公署與處委會之間,始終未取得確切時程與承諾。
3月7日傍晚,台北廣播電台播出包含「自治」字眼的演說,在島內引發強烈回響;翌日,延安新華廣播公開聲援,政治壓力陡然升高。局勢在三地語言的交錯下急速惡化。3月11日,王添燈遭逮捕失蹤,象徵協商空間已經消失。訴求尚未獲得回應,軍艦的汽笛聲卻已從港口傳來——真正的轉折,就在此刻降臨。

1. 幕名與編號
第31之17幕 訴求未達 兵先抵港

2. 劇情背景資訊
時間:1947年3月2日至3月11日
地點:台北(建成區公會堂、行政長官公署、台北廣播電台)、南京(國防最高委員會與電報室)、陝北延安(新華廣播電台)
事件概述:處委會三日內提出訴求並交涉,內部裂痕浮現;南京定調「先復秩序」,增援部署啟動;3月7日台北廣播「自治」訴求,延安電波隨之呼應;3月11日王添燈被捕失蹤,局勢急轉直下。

3. 人物出場表
林連宗(52歲):
處委會主席,主持程序、溫和講法理。
連震東(42歲):
商界代表,主張「體制內改革」以換取空間。
王添燈(45歲):
處委會常務委員兼宣傳組長,直線、敢言。
律師代表:法理派,審慎權衡合法性風險。
學生代表:知識青年,緊貼街頭情緒。
陳儀(63歲):行政長官,夾於地方壓力與中央指令。
林忠(33歲):台北廣播電台台長。
蘇新(39歲):文宣撰稿。
蔡孝乾(43歲):省工委,審稿。
南京官員甲:政務口徑:「先安定,後議事」。
南京官員乙:軍事口徑:電令、調度。
新華廣播播音員:延安口徑的對外聲明。

4. 劇情主體撰寫
【場景一:裂痕浮出|1947/3/5 下午 台北・建成區公會堂/小會議室】
(門窗緊閉。案頭並列兩份版本:〈改革稿〉與〈自治稿〉。)
連震東(壓低):「一旦跨出一國紅線,南京必定視為叛亂,兵就會來。以『改革』入手,談判才有空間。」
王添燈(直線):「沒有『自治』,命運都在別人手中。歷史只會問:我們敢不敢主導臺灣。
律師代表(冷靜):「法理風險極高。至少對外文件要維持合法性基礎,否則無從談起。」
學生代表(焦灼):「街頭已喊『自治』了!我們若不表態,群眾會轉身離開。」
王添燈(拍桌):「不管哪條路,先要求:懲兇、禁貪、護民生。」
(長默。紙張沙沙聲。)
連震東(收束):「對外先要求『懲兇、禁貪』,『自治』先擱置。」
王添燈(冷笑坐回):「擱置,就是把手腳綁起來。歷史會記住今天。」
【場景二:定調與電令|1947/3/2 夜—3/6 南京・國防最高委員會/電報室】
(冷白燈,地圖與電報鋪滿長桌。蔣不在席,官員低聲交鋒。)
官員甲(拍案):「昨天有暴徒攻入警局,搶走槍械。台北已經失序!若不嚴懲,政府威信何在!」
官員乙(遲疑):「民情正沸,重兵入場,恐會失控……」
官員甲(壓聲):「先定調:非法聚眾取締、擴大宵禁、強化戒備。」
【口白(疊打字幕)】
「1947年3月1日起,台北有暴徒攻入警局,搶走槍械。1947年3月2日晚,陳儀首度電請南京增援,要求盡速派來『一旅步兵』;3月6日陳儀再次向蔣中正呈報,盡速派兵來台。」
(電鍵疾打,軍事箭頭自華東指向臺灣北部港口。)
【場景三:廣播的聲線|1947/3/7 18:00 台北廣播電台】
(群眾擠滿大廳與走廊。二樓陽台,林忠安撫情緒。)
林忠:「大家冷靜。訴求可以代播,但用字自行負責……我身體不舒服,先去看病。」(紅燈未亮。蘇新把稿紙遞給王添燈;蔡孝乾立於陰影處。)
職員低聲:「這稿……能播嗎?」
錢韻(看稿一怔,轉向王):「王委員,這稿能播嗎?」
王添燈(堅定):「這稿是處委會文宣組送來的。我看過了——我決定播。我負責。」
(紅燈亮,播音聲穿出廳堂與街巷。)
播音:「全省同胞——我們忍耐太久了!……我們必須成立地方自治組織與糾察隊,自己保護自己!我們要公道,要自由,更要——自治!」
【口白(疊打字幕)】
「1947年3月7日18時,台北廣播電台。講稿由蘇新撰寫、蔡孝乾審批。廣播後,島內回聲四起。」
【場景四:電波回響|1947/3/8—3/11 陝北延安・新華廣播電台】
(窯洞夜,收發台亮起。)
播音員(平穩):「台灣同胞爭取民主與自由的行動,是正當的。我們對你們的要求表示關切與支持。」
(聲波示意圖自陝北擴散至臺灣;南京案頭收音機傳出雜訊與字句,官員神色繃緊。)
【口白(疊打字幕)】
「3月8日起,延安新華廣播公開呼應『台灣自治』。這來自大陸的廣播,立刻在島內引發巨大的回響,也加重了南京的政治壓力。」
【場景五:抓捕與脫身|1947/3/8—3/11 台北】
(公署內,公文夾摔落一角。燈影拉長。)
(轉林忠寓所:夜,窗邊人影焦灼踱步。隔日,書房一隅傳來低語。)
沈蕙(陳儀夫人,柔聲而堅):「林忠他不在現場,沒有主使。讓他辭職了結,別再追了。」
陳儀(沉吟):「我知道了。」(重重一記落筆。)
(3/11凌晨,巷口昏黃燈下,軍警拍門。)
憲兵(低喝):「王添燈——隨我們走。」
(王回望室內,妻子哽咽。車門闔上;尾燈遠去。)
旁白(低沉):「同一場風暴裡,有人被嚴厲收押,有人以辭職收場。二人的命運在此分岔。」
後記:王添燈在3月11日被捕後失蹤。王添燈是二二八事件中關鍵的參與者與受難者,但未名列「北京西山無名英雄紀念廣場」。多方研究推測,是因王添燈沒有明確的入黨紀錄。

5. 幕末字幕淡入
【大字幕置中+旁白】
「南京的鎮壓語言、台北的自治語言、延安的統戰語言,同日在台北呈現。」
【小字幕置底邊+旁白(同文)】
3/2,南京國防最高委員會定調:「嚴懲騷亂、先恢復秩序」;同日陳儀發出電報,請求盡速派『一旅步兵』登台。
3/3,台北處委會提出訴求草案:懲兇止血、改革專賣與警政、清查貪污、保障新聞與結社自由,並協調各地處委會。
3/4,處委會代表赴行政長官公署交涉;官方僅稱『轉呈主任委員』,未給時程與承諾。午後起,街頭自衛與糾察擴大,輿論迅速升溫。
3/5,處委會內部裂痕浮現,最終「體制內改革」 勝出,擱置「走向自治」。
3/6,陳儀再電南京催兵(第二次請兵),強調局勢緊急。
3/7(18:00),王添燈於台北廣播電台宣讀「自治」訴求(稿由蘇新撰、蔡孝乾審)。全島震動;茶館、街頭迅速呼應,自治口號外溢。
3/8,延安新華廣播公開聲援「台灣自治」,以電波成為「對外戰線」。
3/9–3/10,台北場面緊繃;南京口徑維持「先秩序、後議事」,增援部署進入實務調度。
3/11(凌晨),王添燈被捕失蹤。之後林忠向沈仲九請託,麻煩沈仲九堂姊,即陳儀夫人,向陳儀關說,最終以辭職逃過一劫。

6. 本幕史料來源
•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1992)/《責任歸屬研究報告》(1994)——政府版基礎檔案;包含處委會成立、訴求條目、軍事調度時序。
•臺北二二八紀念館〈二二八事件大事紀〉——3/2–3/8各日動態、廣播與增援節點。
•二二八基金會/《王添燈紀念輯》(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2005、2016版)——王添燈生平、廣播內容、被捕經過。
•中央研究院臺史所典藏《重探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角色》——對〈改革稿〉與〈自治稿〉內部分歧之學術考證。
•中央研究院近史所檔案館《國防最高委員會會議紀錄》(第223–226、230次,1947年3–4月)——南京會議紀錄與增援電令依據。
•新華網述評《延安電波聲援台灣自治》(2017/2/28)——後期官方回顧延安廣播史料。

作者:丁紹傑
我無黨無派今年73歲,是在台南長大的空軍子弟。高中時,曾聽長輩談起二二八期間,嘉義機場遭到圍困的往事。因此,我對二二八以及其後延伸出的白色恐怖歷史,始終比同齡人多一分關注。進入大學,當我看到陳儀的自評詩:
「治生敢曰太無方,病在偏憐晚節香,
廿載服官無息日,一朝罷去便饑荒。」
我才驚覺,社會對陳儀的評價長期出現高度兩極化,其原因往往來自不同時期所呈現的史料差異,以及撰寫者立場與動機的不同。
為了給歷史誠實交代,我創作了這部公益紀錄片劇本,希望留下228事件誠實的紀錄。

Timeline exhibit about the 228 Incident and White Terror era with illustrations and text

歷任台灣總督殖民統治簡史 第18任長谷川清〈1940.11~1944.12〉| 郭譽孚

長谷川,1934年,曾任海軍次官;1936年,曾派出20架新銳軍機襲擊南京,當年曾以「世界戰史空前之渡洋爆擊」而著名。據稱,其前任小林總督是他推薦的。他與小林總督最不同之處,應該是來台前時局有重大的改變;1940年3月,軍部感到無法處理中日戰局,武力解決無望,推出自主撤軍方案;10月,汪偽政權的成立,即其一重要步驟;也因此,他對於我島民有了採取低姿態之必要;新姿態需要新總督。

剛好,長谷川是在1938年的淞滬戰役中,曾經領教過中國空軍戰力的堅毅,可能是當年日軍中可以用最低姿態,一反過去以「衊華」面對「支那人」的高級將領。派出他接任,應該是攏絡我島民,也是說服在台日本右翼分子的最佳人選。他所親自指揮的空戰失敗,讓他甚至有「中國已非昔日之支那」的認知。只是這時的新姿態是真誠,或是詐術的攏絡?

學子們應知道「大和武尊」當年著名的殺戮故事──武尊不但早年曾經斬殺其尊兄於廁中,並且還化妝為女子斬殺兩惡霸,更曾經與強敵交好,取得信任後,將之斬殺於袒裎共浴的空間。。。但是最後卻永不得歸鄉。。。

另,他是十九位總督中,最長壽者,也是最幸運者,離職不到一年,日本就投降了,接其任者,成為盟軍階下囚。其任期也達四年,真不容易;不過,也真是運氣不佳,以致大戰後其竟有臭名在外〈詳後〉,但他那「新姿態」的四年中,確實有「可觀」的政績如下。

關於對個人的「懷柔」?

他就任前〈1940.10〉,當局就派人把前述日本浪人掌摑我島民領袖人物的「祖國事件」〈1936年〉中,屈辱地被逼出我島的我台耆宿林獻堂,迎回來了。年底,林氏就籌組「漢詩習作會」。

翌年元月,台灣軍高級參謀與憲兵分隊長等以招待文化界同志為名邀集台人名流聚會,竟以剛返我台的林獻堂為主客,而隨新總督上任的齋藤長官還親自承認前人之錯誤;11月,發布其為總督府評議員;甚至,不只由兩特務帶領著「祖國事件」中掌摑林的日本浪人賣間,向林氏道歉〈1942.7〉,並且林還被東京任命為貴族院敕選議員〈1945.4〉。

關於對整個社會的「詐術」?

這位減少了對於中國人衊視的新總督,一面漂亮地宣佈停止已經進行兩年的破壞寺廟運動,但已破壞者並不許重建;一面設立加緊控制與動員一切民間力量奉獻給「神國」的「台灣皇民奉公會」〈1941.4〉,並且準備明年實施「台灣志願兵制」──他由中國人在空戰上的表現,相信我先民是一股值得利用的力量。

此外,1941年,物資稀缺,提倡洗米時不可搓米,以免每年流失四百石米;集體燒飯,以省燃料;黑市大行,市場上買不到平價的雞蛋,黑市卻發現有一買賣兩百萬個鴨蛋的案子;10月,實施鐵銅製品的特別回收;11月,戰時經濟犯定義為「國家叛逆罪」。

至1944年,經濟員警所檢舉的經濟犯罪高達4萬人以上,案件共計近3萬五千件;其中不包括由其逕行處分者;也不包括犯法違規而可託地方權勢者說情而免責者;同時,報紙上竟連載了「台灣百戲」,這是明顯採取了認同台灣傳統價值的態度。

當局還到台南主辦了第一屆台灣音樂研究會。在其前,也有總督在官邸欣賞南管演奏的消息;11月,民俗活動獲得解禁,竟被安排進入神社祭祀的節目之中;甚至,1942年,這位總督還任命了基督徒羽鳥又男為台南市長;該市長不只是在財政窘困下,大肆修葺地方的民俗中心,如孔廟、赤崁樓,並且還命令不可把神道教的神龕放在孔廟的神殿中祭祀。同年,日軍攻陷新加坡,當時物資已缺乏,但當局在各校每人發一雙橡皮鞋子。

到1943年,總督府專設資源回收部,展開銅、鐵、鋁等金屬製品的上繳運動。晚上九點開始,更有使用台灣樂器演奏的民間樂曲在廣播中出現。但本年十月間,日本憲兵隊破獲了美國在台的間諜組織,其主犯竟然為基隆驛驛長與基隆最大旅館的老闆、基隆在鄉軍人會的副會長船越,從犯竟然是憲兵隊的分隊長。

1944年9月~11月,島民被要求交出自己身邊的白金、鑽石與各種飾品捐給政府。〈日治台灣生活史,頁374。〉我島名作家曾如此回憶──
「當她要取下戒指時,眼淚便溢出來。我即刻向她說,白沙灣登陸時,日本把台灣知識階級者放在最前線,我的朋友傅先生就是在那個時候戰死的事。同時讓她瞭解在日本人統治下的台灣人,不管什麼事,都要服從命令。」

關於軍民關係的調整

1941年2月,以總督參加高砂族青年團的勞軍學藝會時,青年團團員在總督面前獻唱莎勇紀念歌曲而展開;那是根據官方捏造的一原民女子莎勇為日警服兵役送行而犧牲的故事;成功地帶動了日後原住民從軍的熱潮。

4月,宜蘭農林學校私刑事件,日籍生被台生圍毆,傷重而死。日警因時局而向家屬要求,堅持淡化之。

11月,在45年前曾發生過前述大屠殺的宜蘭,也就是台灣民眾黨領袖蔣渭水出身的蘭陽平原,不但派了一位很年輕的台灣人郡守,並且在哪裡舉行了皇軍在本島家庭寄宿的演習與聯歡的活動;往後,各地民間勞軍的活動頻傳,我們不知其效果究竟如何,但是,這在戰時體制下,比較前任小林總督那讓我島民「一致緊張」的統治作為,應該確是有明白的鬆弛了。

至1942年,因戰爭太久,物資供應不足,各種店鋪販賣的東西品質低下,卻待客態度惡劣;9月,皇民奉公會將印有笑容的海報發送各地,其標題是「你開始笑,對方也會笑」,同時公開徵選所謂「微笑照片」。

10月,原本用所謂的「自主規範」來禁止台語的當局,突然開始國台語雙聲道廣播,且在所有告示牌上開始將日語與原本被禁止的漢語並列 ──這一徵選「微笑照片」和其前任所提出「一致緊張」的對比,真是長谷川總督與其前任間最深刻的差別。

這些真是鉅大的差別;當時親見這些轉變的日人甚至也表示:
「總督的想法及意志能如此影響官員,這種官僚體制讓我深感驚訝。這些行政官僚才剛在前任總督任內競相打壓宗教及藝術。」

不過,該年底,官方宣稱全台「懂得」日語人數已經超過五成八之時,報章還刊出了在南部地方線的車內,曾出現這樣的情況──
「乘客以台灣話大聲交談時,突然有個日本人怒斥:『說國語!』;一位年輕的本島女乘客就立刻跳出來抗議:『台灣話是日本方言的一種,本地人說當地方言,這哪裡不對了?』」
這位女乘客的如此反應,是否讓我們有理由懷疑當年「皇民化」的效果究竟如何?

關於皇民化的所謂「鍊成」

1943年4月,實施義務教育制;聯合艦隊司令長官山本戰死;6月,遴選第二屆陸軍特別志願兵;7月,台灣施行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度。9月,著名的大和戰艦,〈八萬噸,2400餘人〉,在琉球海域沉沒。

1944年1月,總督府公布「皇民鍊成所規則」;全台設置五十處。由字面看應該是皇民化政策的更高階段。同月,情報部發表:簡化手續,鼓勵本島人改日本姓名。5月,台北州開始強制本島人從事台灣要塞化勞動。

同年秋,台中右翼日人向總督提建白書,建議當盟軍登陸前,總督府對於不肯虛心合作的首要份子應該及早防禦,逮捕集中處死,以防裡應外合。

9月1日,本島正式實行徵兵制〈原來宣布於1945年實施〉。本月,我島上發生蘇澳間諜事件,我先民一夥12人,被以賣國罪,判處極刑。地方傳說該案有假。

關於,我島上實際的戰況

此外,1943年10月,發生了「台灣沖航空戰」的事件,不知是由於「太緊張」還是「太微笑」所致?那是該月13日至16日間,我島與沖繩都受到美軍航空母艦上四百餘架飛機與來自其他各島的攻擊與一波波的轟炸,十六日,大本營發表「戰果」時,宣稱,「在台灣東方擊沉了由海爾賽提督率領的美國第三十八機動部隊,並一一擊破航空母艦十艘、船艦二艘、巡洋艦三艘、驅逐艦一艘……這裡所有的敵軍先遣部隊幾乎全被消滅殆盡」的消息。該戰報使得當時人在東京的長谷川總督獲得天皇與來自各方的稱讚與祝福。

然而,該消息很快就被發現竟是虛偽的;而更糟的是「海軍未將這個錯誤通知陸軍,陸軍深信敵方機動部隊已經完全被擊潰,於是變更菲律賓的作戰方式,最後造成重大犧牲。」〈日治台灣生活史,昭和篇,下,竹下信子著,熊凱弟譯,頁361~362。〉

當時,本島防空的實況上,出現了一種最新的防空法;那是「自焚防空法」〈1944.10.13〉;有學者稱為「原始防空法」,本研究,難以想像哪一種動物曾經使用此法──是哪一種母雞曾經以此方式對付老鷹嗎?據稱為了以濃煙遮蔽飛機的視線,當時我島上大城市附近的山林與市區的路樹與林園的珍貴奇樹,都被砍伐焚燒一空;以致於盟軍的飛機發現原來我島上的空軍基地不只有四座,竟有十五座之多。

關於台灣神宮的奇跡〈1944.10.24〉

這是由於進入戰時體制以來,官方常常強調天照大神的庇佑力量,使得我們不能不把此一事件也作為「政績」的一部分。那是發生在前述「台灣沖航空戰」捷報事件之後,做為當時全台信仰中心的台灣神社,每年的10月28日是他的祭日;該年不同於往常,為了更強化其地位,本年施政紀念日起,它因迎接天照大神而由神社升格為「神宮」,同時,該年又正好是神道上,神社每二十年就應該新建遷座的日子;該祭日眼看就要到來,天幸,前述捷報事件中,新建神宮全然無受到損害;大家只等28日來臨。豈料來到24日,突然發生了墜機事件直擊地衝向該等待遷座的新神宮;因此一場大火而燒毀。據稱,此一神國永存的象徵之意外,讓本島的有力人士說:『日本已經不行了』。真是離奇的史實啊。

這位神通廣大的長谷川總督啊,莫非當代的某種「大和武尊」?

日據時期明治橋與臺灣神宮(臺灣神社)相關位置圖|賈忠偉

【日據時期臺灣神宮(原臺灣神社,1944年6月19日,由總督府內務省第374告示公告改稱為「臺灣神宮」)、臺灣神宮新址(1944年10月因空難墜機燒毀,今為中央廣播電台)、護國神社(1942年建成,現為忠烈祠)、國民精神研修所(日據時期應皇民化運動所建的教化設施,今日為海軍總部)、明治橋(中山橋)、敕使街道(現主要為中山北路3~4段)相關位置圖】

在1895年的乙未戰爭中~攻臺司令官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到底是怎麼死的|賈忠偉

「臺灣神社(Taiwan Taiwan Jinsha)」舊址位於劍潭山(又名:大直山)的半山腰上(臺北市大宮町89番地),完工於1901年(明治三十四年),是日本統治臺灣時期地位最高、也是日本本土以外的首座「官幣大社」。因為與北海道、樺太(庫頁島)一樣同屬日本近代才取得的殖民地,因此三地神社內所奉祀的主神均為具有──象徵富饒、生產及國土開拓意涵的三尊國津神(地祇、土地之神):大國魂命(也寫作:「國靈」。或稱:大國魂神,為國土之神)、大國主神(或稱:大國主。別名:大己貴命、八千矛神、大穴牟遲神等,為土地之神)、少彥名命(或稱:少彥名。別名:少名毘古那、須久那美迦微等,被視為穀物種子的化身,為土地、醫藥、釀酒之神)。不過「臺灣神社」內還特別加祭了--被稱為:「鎮臺之神」的「北白川宮能久親王(1847~1895)」

有關北白川宮能久親王之死有幾種不同的說法:一是在日軍進攻嘉義大林(古稱:大林蒲)時,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受到義軍的襲擊而受到重傷,曾經在臺南府城前清進士張紹芬府第住了一個晚上,之後轉到臺南豪族吳汝祥(1868~1941)宅邸,結果在10月28日就死在這裡。就因為這層關係,日本據臺後吳汝祥獲得經營銀行的開業特許權,成為彰銀創辦人。

只是臺灣民間對於久能親王的到底在何處死亡卻有不同的傳說;洪棄生(1866~1928)在他所寫的《瀛臺偕亡記》一書中就記述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是在濁水溪南岸的雲林(虎尾)被擊重傷致死;客家貢獻獎得主、文史工作者黃榮洛先生(1926~2016)則是考證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是在新竹牛埔山中彈身亡的;也有學者以在八卦山會戰後近衛師團的軍令幾乎都是由總參謀長鮫島重雄所簽發的來證明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早在八卦山會戰時就遭砲擊身亡。其它說法還有──8月底彰化(舊名:王田崁)被砲擊炸傷,進入臺南後死亡、8月底於嘉義民雄(舊名:打貓道)附近受傷,進入臺南後死亡、8月底在臺南善化(舊名:灣里茄巴)附近被割傷頸部,進入臺南後傷重死亡、10月11日,在嘉義義竹(舊名:義竹)受傷,進入臺南後死亡、10月18日,在嘉義附近受傷,進入臺南後傷重死亡、赴高雄(打狗)的路上被人斬首……

而在日本官方文獻上的記載則是──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是在進入嘉義的時候染上瘧疾(一說是霍亂),之後就在嘉義養病,10月18日離開嘉義時,瘧疾再度發作,至入臺南城後,於10月28日死亡…

日軍對北白川宮能久親王之死秘不發喪,29日以西京丸輪船運送其遺體,由旗艦「吉野號」護衛,先到橫濱,11月5日抵東京,同日由日本宮內大臣對外發表其死亡之消息。11月11日在位於東京都文京區的豐島岡皇族墓地舉行國葬。

日本為了有效統治臺灣,以及神化天皇,北白川宮能久親王過世之後,就被日本官方封為「臺灣鎮守之神」,先後建了──「臺灣神社」(現為圓山大飯店)、「臺南神社(戰後改為忠烈祠,忠烈祠搬家後,1991年拆除改為臺南市美術館2館及忠義國小)」,「澳底征臺紀念碑」等三處來紀念北白川宮能久親王,並以其死亡的10月28日為國祭日,每年這個時候全臺灣都會放假一天。

後來到了1930年前後,全臺灣只要是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征臺之初經過的地方,即使只是短暫停留或是睡過一夜,都被稱為「御遺跡地」,日本人都會命人建立紀念碑或保存原建築物及相關文物,成為日本統治臺灣的象徵,經統計在臺灣光復之前,全臺約有數十處這樣的建築。

參見──

(Ⅰ)中文《維基百科》之【吳汝祥】(https://zh.wikipedia.org/wiki/吳汝祥)。

(Ⅱ)鄭天凱:《攻臺圖錄~臺灣史上最大一場戰爭》(遠流文化出版),p137。

(Ⅲ)井出季和太(​郭輝譯):《日據下之臺政(一)》(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篡組/林熊祥),p242~243。

(Ⅳ)陳怡宏、陳涵郁:《臺灣史上最大戰爭》(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觀臺灣第44期/2020.01),p39~41。

殖民地台灣人宋斐如的9・18情思 | 藍博洲

長久以來那些口口聲聲愛台灣而極力歌頌日本殖民的慘史的偽台灣人當然跟日本軍國主義者一樣不提或不知道918;那些長年消費228悲情的台南政客也從來不提或不知道失蹤於228的台灣台南人宋斐如(1902-1947);歷史不會忘記今日台灣人可恥的嘴臉!

日本據台,兩岸隔絕36年後的1931年9月18日晚上,日本關東軍在瀋陽北郊製造柳條湖事件,突然襲擊北大營中國駐軍營房,並在南滿鐵路沿線全面攻擊中國軍隊。從那個時候起,一大片富饒的國土淪陷了,千百萬的東北(日本謂滿蒙地區)人也不得不流浪他鄉,在寒冷的雪夜中唱著「哪年,哪月才能夠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的<流亡三部曲>。

流亡的東北人悲憤的呼聲緊緊揪住了飽嚐故土淪陷之苦,前一年6月從北大經濟系畢業後留校任教的30歲不到的殖民地台灣青年宋斐如的心。在雪夜中,他想到,故鄉尚未光復,東北卻已經陷入敵手了……;於是他因為思鄉而失眠了。但是,他並沒有徒然感傷乃至於空喊愛國口號;他蒐集了各種相關材料,及時地寫了幾篇有關東北事件的評論文章。

1930年7月,作為「新東方學社」主要成員之一的宋斐如在《新東方》月刊「殖民問題專號」發表的<日本帝國在遠東的情勢及其前途>,就已經從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析述了日本帝國主義勃興的經濟的、戰爭的和外交的三個條件;並且經濟地解釋了日本帝國主義向外侵略的必然性,從而站在「解決東方全體問題的立場」,極力呼籲日本與中國的民眾,「為著東方全體被壓迫民眾的解放」而團結起來!

歷史的進程並沒有按照宋斐如的主觀願望發展,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客觀規律還是決定了日本走向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道路。於是,宋斐如在1931年12月《新東方》的「最近遠東問題專號」,發表了<東北事件的經濟解釋——日本經濟的衰落與東北事件>、<東北事件與帝國主義戰爭>與<東北事件與日本社會革命>等三篇針對九一八事變的專論。

宋斐如從「經濟解釋」出發,分別探討了東北事件反映的日本經濟的衰落、帝國主義戰爭與日本社會革命之間的政治經濟關係。他認為,日本雖然是與英、美鼎足稱雄的三大強國之一,卻是個「外強而中乾」的帝國主義「大怪物」;因為日本帝國的經濟危機已由工商業蔓延於農業而日益急迫,具有豐富資源的東三省可以充當日本的「食料及原料供應地,資本及商品的銷納場所,所謂『大陸經營』的媒介物。於是,日本帝國主義的魔手伸向肥嫩而柔軟的東三省,乃有十二萬分的必然性。」

當時中國社會的主流大都寄望國聯的干涉或「第二次世界大戰」(「帝國主義戰爭」)的爆發,以致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對日本加以有效的武力或變形的經濟制裁,從而阻止日本帝國主義進一步侵略中國。但是,宋斐如清醒地批判這種論調無異於「空中樓閣」。他指出,處於經濟恐慌的帝國主義列強基於在東北的利害關係,以及避免自殘、抑制本國社會革命爆發、反蘇聯戰線齊一、共同榨取殖民地民眾等「必要」,在當時不可能發生帝國主義戰爭。他認為,將來的戰爭必將以「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族」的形式表現出來。因此,他希望廣大的民眾覺悟,不要像一部分的當局那樣「不識時務」,只知向國聯或美國哭訴,而應該認清我們的敵人與朋友,「利用時機,從改造東方運動中改造世界」!

宋斐如同時指出東北事件與日本國內的社會革命的密切關係,從而提醒日本無產運動的領導者與群眾:擁護或擴大日本資產階級「在滿蒙的特殊權益」,只能削弱日本社會革命的力量。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東三省之日,就是日本資本家地主階級彈冠相慶之時,也就是日本無產大眾抱頭痛哭之時!

1932年4月,宋斐如還發表了<日本侵略下東省的農業生產>。然而,國難當頭,他深刻體悟到光是寫文章批判日本帝國主義,呼籲中日兩國民眾團結反帝,依然拯救不了多難的祖國與殖民統治下的台灣,於是毅然辭去北大教職,投奔主張抗日救國的馮玉祥將軍,其後並發表了<國聯調查團報告書的批判>。

1937年抗戰爆發後,宋斐如又懷抱著喚醒同胞要有新的覺悟的心情,發表了<9.18六周年>和<日本鐵蹄下東北同胞的生活慘狀——為紀念9.18而作>兩篇文章。他指出,為了贏得長期抗戰的最後勝利,就必須擴大統一戰線,切實聯絡世界上平等待我的民族,特別要設法提攜可以和中國協作,共滅日本帝國主義的蘇聯、朝鮮、台灣以至日本下層民眾。

1938年1月,宋斐如再發表<日寇在東北的殘殺與暴行>,同時出版《日本鐵蹄下的東北》一書。為了紀念9.18七周年,又在主編的《戰時日本》半月刊製作「東北的現狀」專題,發表<日寇七年來在東北的經濟掠奪>和<東北義勇軍的母親—趙老太太>。

宋斐如有關9.18事變的專論與報導,不但以政治經濟學的科學方法剖析了事件的本質,指出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矛盾必然產生的侵略,以及被壓迫者反侵略的解放之路;同時也表現了一個殖民地台灣人對流亡的東北民眾感同身受的情思,從而為兩岸分斷的歷史留下一頁珍貴的見證。

《從二二八到白色恐怖》紀錄片 第16幕〈衝擊公署 街頭炸裂〉| 丁紹傑

0. 本劇故事概要
1947年3月1日清晨,天馬茶房事件累積的憤怒迅速轉化為街頭行動。台北行政長官公署、專賣局與多處分駐所相繼被群眾包圍與衝擊,象徵權威的機關外殼在短時間內出現明顯裂縫。面對市區秩序迅速失衡,各界代表為避免全城失控,於3月2日成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試圖以「懲兇—改革—善後」的架構,將街頭怒潮納入組織化的協商框架。
此後兩日,台中、嘉義、高雄等地也陸續仿效成立地方處委會,仕紳、教師、工人、學生與婦女群體紛紛加入,形成跨階層的全島政治串聯。短短三天內,事件從台北的街頭憤怒,擴張為島內首次大規模的民間政治動員。這一幕呈現的不只是爆發,更是情緒、訴求與組織在短時間內匯聚成形的歷史節點。

1. 幕名與編號
第31之16幕 衝擊公署 街頭炸裂

2. 劇情背景資訊
時間:1947年3月1日(上午)至3月3日(晚)
地點:台北(行政長官公署、專賣局、分駐所、公會堂)、台中(中學校舍)、嘉義(仕紳宅邸)、高雄(港區工會)

3. 人物出場表
臨時領頭者(群眾中的號召者)
工人、學生、小販、市民(怒潮主體)
軍警與衛兵(戒備者,士氣不整)
報童/電報員(訊息節點)
周延壽(47歲):
台北商工界出身,戰前任「台北市會議員」、戰後當選「台北市參議會議長」,性格穩健,深得地方士紳信任。
陳逸松(47歲):
行政長官公署秘書處要員,留日背景,熟悉日語與行政體系。
王添燈(32歲):
日治時期畢業於東京早稻田大學,返台後任教職與報社記者。
律師代表(制度與程序派)
學生代表(街頭壓力化身)
台中教師代表、嘉義仕紳、高雄工人領袖、婦女代表(各地組織推動者)

4. 劇情主體撰寫
【開場大字幕置中+旁白】
(相關影片出現,或相關照片剪接出現)
「天馬茶房的槍聲沒有熄滅,3月的街頭,把怨氣推向行動,也把行動推向組織。」
【小字幕置底邊+旁白(同文)】
(相關影片出現,或相關照片剪接出現)
場景一:公署前的裂縫(3/1 09:00 台北 行政長官公署)
(人牆擁擠,布條高舉;軍警拉起封鎖線,互喊對峙。)
學生甲(吶喊):
「還我公道!」
工人乙(指向大門):
「別再躲在裡頭!出來面對!」
衛兵(喝止):
「退後!違者逮捕!」
臨時領頭者(回身對眾):
「別怕!我們只要一個交代!」
(磚石砸碎玻璃;軍警欲衝,被人潮推回。)
「1947年3月1日09時,台北行政長官公署前,群眾在封鎖線前集結並突破戒備,要求政府面對茶房血案與專賣之弊。這是怒潮由陳情轉為施壓的第一道破口。權威外殼的當場龜裂,民意以集體行動要求實質回應。」
場景二:火與紙灰(3/1 09:40 台北 專賣局)
(門窗被敲裂;檔案撒落台階。有人點火,卷宗化為灰屑四散。)
小販(咬牙):
「這些檔案,壓詐我們太久了!」
臨時領頭者(舉起檔冊):
「勒索我們的證據,就在這裡!」
群眾(齊呼):
「燒掉!燒掉!」
(火光映照眾臉;遠處警笛亂鳴,未敢逼近。)
「1947年3月1日09時40分,台北專賣局前,檔冊被拋出台階並付之一炬,象徵群眾焚燒了『勒索與貪腐』。抽象的不滿,化為可見的控訴,怒氣由口號轉為行動。專賣制度成為眾矢之的,城市情緒被點燃並迅速擴散。」
場景三:鐵門上的拳印(3/1 10:20 台北 分駐所)
(木棍與盾牌相撞;有人被打倒,有人拖離;人群改以包圍與呼喊。)
市民甲(怒吼):
「打,我們怕嗎?」
學生乙(攙扶傷者):
「先救人!後面的人上!」
工人丙(壓手示意):
「別給他們藉口!圍住,叫他們交出打人的人!」
(敲打鐵門,聲浪震天。)
「1947年3月1日晚間8時政府發布:今晚12時起解除戒嚴,同時宣布仍禁止集會遊行。當晚10時20分,台北分駐所前,群眾改以包圍與問責,逼迫分駐所交出施暴人員,以圍堵取代盲目衝撞。包圍與問責再次同時發生,對立門檻被推高。街頭開始有人策動,使全面衝突的怒火迅速上升。」
場景四:止血—改革—善後(3/2 近午 台北 會場)
周延壽(47歲)(沉著):
「先安民,先推出代表,成立『處理委員會』,大家坐下來談,街上才能安靜。」
學生代表(急切):
「街頭等不及了!要有時效及具体辨法。」
律師代表(點頭):
「名單公開、程序正當、訴求成文,才有合法性。」
王添燈(32歲)(拍桌):
「先懲兇,再談判!否則人民的血白流了!」
律師代表(冷靜):
「優先次序:一,懲兇止血;二,專賣與警政改革;三,賠償與善後。」
(嘈雜中逐漸點頭,分歧收攏。)
「1947年3月2日近午,台北會場內確立『止血—改革—善後』之優先架構,將懲兇、專賣與警政改革、賠償與善後條列入案。群眾訴求被綱領化,談判籌碼得以清晰。然而要求強度的差異,也隨之浮現,埋下溫和與強硬的張力。」
場景五:對外宣示(3/2傍晚 台北 會場外)
(門外擁擠;號外傳遞;喇叭聲不斷。)
周延壽(47歲)(對麥克風):
「台北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成立,即刻由代表市民提出懲兇、改革與善後三大訴求,並展開協商。」
(掌聲與「要公道!」的呼喊交疊。)
「1947年3月2日傍晚,台北處理委員會對外宣示成立,公開三大訴求並自我授權展開協商。新的政治主體自此成形,街頭與會場出現分工與聯動。壓力由無序湧動,轉為有市民代表的對話,同時也推升了陳儀政府回應的迫切度。」
場景六:星火南下(3/2 下午—3/3 上午 台中/嘉義/高雄)
【台中 中學校舍】
教師代表:
「台中成立「處理委員會」,我們不能缺席!今晚前要交出名單!」
青年代表:
「全島連成一氣,談判才有力量!」
【嘉義 仕紳宅邸】
嘉義仕紳:
「這是保鄉保民。成立「處理委員會」,我們嘉義不能缺席,醫生、學生都可以參加!」
學生代表:
「青年負責連絡各庄!」
【高雄 港區工會】
工人領袖(振臂):
「勞工要有自己的聲音!要寫下訴求,反對低薪剝削!」
碼頭工人(齊呼):
「要有公道!反對低薪剝削!」
婦女代表:
「我來記名單,通知各碼頭!」
「1947年3月2日下午至3月3日上午,台中校舍、嘉義宅邸與高雄工會相繼成立地方處理委員會,教師、仕紳、工人與學生同時入列。號角由北向南傳遞,跨階層的組織網快速成形。事件由台北示威升級為全島性的政治聯盟。」
場景七:草案之日(3/3 起處委會續中山堂開會)
(會場擠滿代表;窗外群眾呼號不斷。紙張、鋼筆、煙霧在燈光下交錯。)
王添燈(32歲)(沉著):
「全台處委會一個接一個成立,台北要帶頭訂出定主張,跟政府坐下來談。」
律師代表(提筆):
「第一條:依法嚴辦開槍者,全省立即停火,避免再有傷亡。」
記錄員(朗讀):
「第一條:對濫殺人民的官員與警察,一律依法嚴辦。」
陳逸松(47歲)(拍桌):
「光懲罰兇手不夠。要改革政治,要讓台灣人參政,還要自治!」
王添燈(32歲)(堅定):
「先清查貪污,再把米價穩住,讓大家活得下去!」
學生代表(急切):
「新聞自由、集會結社自由,要寫進去!」
(眾聲交疊;記錄員疾書成行。)
記錄員(終稿朗讀):
「一、嚴懲開槍兇手。
二、改革專賣與警政,台灣人參政。
三、清查貪污,穩定物價。
四、保障新聞、言論、集會結社自由。
五、全島處委會協調,作為人民代表。」
(場內掌聲與場外口號交織。)
「1947年3月3日,台北建成區公會堂。處理委員會提出訴求草案,列明『嚴懲兇手、改革專賣與警政、清查貪污、保障新聞言論及集會結社自由、全島處委會協調代表』。此舉把街頭的怒潮,轉化為政治可談判的本錢,為後續交涉奠定框架,同時也埋下『路線選擇與強度』的內在分歧。」
場景八:【蒙太奇・執行畫面】全島訊息網(3/3 夜)
(鐵路沿線報童奔跑、電報機滴答、通知張貼;台灣地圖光點自北而南亮起。)
電報員(念稿):
「台北處委會成立——台中、嘉義、高雄回報成立在即。」
工人代表(對街坊):
「今晚到公學校開會,全島都站起來了!」
學生代表(對學校):
「好像全島都站起來了!」
「1947年3月3日夜,全島訊息網透過電報、報童與張榜完成串連,台中、嘉義與高雄回報同步籌組與宣告。傳播節奏被掌握,動員得以持續。星火燎原之勢確立,二二八由街頭風暴,邁向全島組織化的政治串連。」

5. 幕末字幕淡入
【大字幕置中+旁白】
(相關影片出現,或相關照片剪接出現)
「衝擊官署・處委會・全島呼應!」
【小字幕置底邊+旁白(同文)】:
(相關影片出現,或照片剪接出現)
「3月1日上午,台北行政長官公署、專賣局與分駐所先後遭到包圍與衝擊,象徵權威的官府建築物在怒潮前龜裂;這不是偶發,而是制度積怨的總清算。3月2日,台北各界在激辯中成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以『懲兇—改革—善後』為綱,嘗試以組織整合街頭。3月2日至3日,台中、嘉義、高雄等地迅速仿效,教師、仕紳、工人、學生與婦女群體紛紛入列。短短兩日,處委會從北向南擴展,怒潮在全島串聯,突發事件從街頭行動,進入組織化的政治行動。」
後記:王添燈是當時台北市處委會常務委員,並擔任宣傳組長,王添燈被証實受台共直接領導,無資料証明王添燈是台共成員。經考証:緝煙衝突爆發之後,中共中央沒有下令如何行動,行動是由中共省工委依照既定的「統一戰線」方針,經討論決定借勢借端推波助瀾。

6. 本幕史料來源
•二二八事件基金會《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總整3/1–3/3台北與各地事件時序、處理委員會的成立背景與訴求脈絡,支撐本幕的「由衝擊官署→處委會成形→全島呼應」之結構。
•《臺灣新生報》1947/03/01–03/04台北版、晚版(政大「二二八事件臺灣本地新聞史料」數位典藏)——連日報導公署、專賣局、分駐所衝擊與3/2傍晚對外宣示,作為現場一手新聞依據。
•處委會成立與訴求條列之佐證:
《臺灣新生報》1947/03/02、03/03地方版:台中、嘉義、高雄相繼成立地方處委會;
《臺北市參議會議事錄‧1947》:台北處委會公佈之「懲兇/改革專賣與警政/清查貪污/保障新聞言論與集會結社自由/全島協調代表」等條列訴求。
•二二八基金會專題與年表(網站)——「3/2傍晚對外宣示、公開三大訴求,形成新的政治主體」之節點說明,補強本幕「由街頭轉入組織化談判」的敘述。
•中共系回憶與研究彙整——指稱處委會成立後,地下黨在王添燈周邊組成「對策委員會」,其廣播與發言經小組討論後由王對外發表,作為「透過王代理主張」的參考資料(屬回憶/研究層,非一手檔案)。
•中共中央對臺表態的時序性資料,1947/03/08–03/20間,經廣播與《解放日報》公開聲援「台灣自治」論述;可見事件初期未有中央即時行動命令,島內省工委依「統一戰線」原則因勢利導、局部介入。

作者:丁紹傑
我無黨無派今年73歲,是在台南長大的空軍子弟。高中時,曾聽長輩談起二二八期間,嘉義機場遭到圍困的往事。因此,我對二二八以及其後延伸出的白色恐怖歷史,始終比同齡人多一分關注。進入大學,當我看到陳儀的自評詩:
「治生敢曰太無方,病在偏憐晚節香,
廿載服官無息日,一朝罷去便饑荒。」
我才驚覺,社會對陳儀的評價長期出現高度兩極化,其原因往往來自不同時期所呈現的史料差異,以及撰寫者立場與動機的不同。
為了給歷史誠實交代,我創作了這部公益紀錄片劇本,希望留下228事件誠實的紀錄。

Timeline exhibit about the 228 Incident and White Terror era with illustrations and te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