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面對樺山資紀總督和桂太郎總督留下的殘局，乃木總督曾有下述似乎誠懇自我批判的官方重大言論：
「余不日中，即將渡台，到任之首要工作並非討伐抗日份子，而是懲治暴官汙吏；將裁汰現有員額之半數；而今後之任用官吏所採方針者，第一為有意永居台灣者，至少能使台灣人民有同化之熱情者；其才學如何，並非首要之條件……」

然後，1897年初，他不只是對官民諭告：
「台灣由於戰勝之結果而行接收，以兵馬臨之，砲煙彈雨方收，內地人接踵而來，其多數倚藉戰勝餘威虐待在地人民；物品之買賣，以至借貸，往往背理枉法，利己損人，毫不為意；至文武各官，亦聞有以職務上之威力臨之；一旦有不從命者，或稍有涉嫌犯罪者，即行縛捕拘禁，甚至加以鞭笞者；於是雖告以非法，訴其無辜，而終不能免者，相率啣之；弱者徒自畏懼，強者遂至反抗。……」

另外，乃木總督屬下的法務部長高野曾有報告給松方內閣，應也可參考──
「本年一月討伐臺北、宜蘭附近土匪之際，未能精密甄別良民、土匪，殺戮幾千民人，燒毀多數民屋及財產，……日本軍人通情民家婦女，癡情之極，竟帶領兵卒火燒民家，欲殺害其婦之夫及其家人，或殺害數位婦人。軍夫等下等日本人胡亂翻弄戰勝者之威勢，沒有來由地凌虐支那人，理不順則毆打之，或掠奪財物、家畜，或姦淫婦女，種種非行多矣」

乃木總督還在給朋友的信中，自白稱：「乞丐得馬」，被踢傷、咬傷；最後，事態發展到他想把台灣轉賣給列強：
「臺灣併入日本之後，日本分文未賺到不說，反而犧牲了許多人的生命。日本無力改變臺灣人的清國情結，也難以在臺灣取得經濟上的收益，更無力治好臺灣，這個賠本的事情不能再做了，乾脆將臺灣賣給佛國（即法國）。」
官方頗受各方攻擊，大失面子。我們可想見乃木的處境與治績。

當時，1896年6月，剛好這位長州藩要角獲得台灣總督的最新任命；但尚未就任，就發生了洋人指認為過分的殺戮。日人文獻曾如此承認──
「雲林支廳廳官及守備隊，在六日間將距雲林縣數里之遙的三坪頂附近村落70餘莊燒毀，其村落之民人不分善惡曲直，數百人盡行殺戮，或將在莊數名女子強姦後殺害，或侵入民屋取去錢財。據云其中更有將莊中67人連結，一齊掃射擊殺，採去人膽者。……漫然出動軍隊，於是刺激附近民眾，這應是此次暴動蜂起的基本原因。」
這就是著名的、引起西方媒體抗議、驚動天皇的「雲林大屠殺」的素描之一。

前途看好的桂太郎如何肯面對這個沉重的、與己無關的責任？當時，原本長州藩首腦伊藤博文帶領了內務省的衛生顧問後藤，伴隨桂來台就任，沒幾天就返回東京，很快就另行任命在這次征台戰役中確有相當戰爭責任的長州藩師團司令官乃木希典為我島總督。

此情況，乃有日人史書中所承認的──
「乃木總督、曾根民政局長傾向於將台灣住民趕出，結果還是採取了鼓勵台灣住民繼續留下的政策。1897年3月19日總督府向轄下官廳發出內訓……」

不過，第一任總督樺山時代留下的問題，哪裡是一個內訓或者詔書就能改變的；
「樺山時代的人事課長木下新三郎感嘆說，當時來台灣的大多是在日本國內不得志的人或失意的人。總督底下沒有很能幹的人。鹿兒島人尤其囂張，只要是鹿兒島人，不管是否人才，皆予以錄用，故他感覺很無奈和痛苦。」

我台著名文化人林呈祿曾如是描述其家族在1896年農曆二月的遭遇──
「日軍包圍進剿桃園拔仔林一帶，大肆屠殺，放火焚燒民房，當時除了婦女小孩之外，凡是男人壯丁無一得能倖免，不但先父林振威和16歲的二兄也在這次的屠殺中被日人所殺死，我們的住家也被他們放火燒掉。……」

而一日人軍夫千人長在其日記中則如此描述：
「此日，縱隊在宜蘭、礁溪間，搬運糧秣，行程來回五里。此間的道路，均是水田間的小徑，沿途的民屋幾乎都被兵燹所燒毀，今在河中田畔等，仍佈滿死屍，其數量多得數不清。」

民政局長水野遵對於台灣統治，當時曾提出放逐殺戮、強制同化與放任三案，請樺山定奪；總督竟不裁決。

當時的實況是，總督府的武官都主張殺戮放逐，文官中僅有一、二成反對；而民間由於日本內地人口過多，有移民的需要，因而，其著名的啟蒙大師福澤諭吉，就主張放逐我島民，成為無人島，希望能將日人三、五十萬移民來台。
這就是當時樺山總督沒有裁決而私下運行的統治方案。

試想，當年兩岸航行並不安全，傳說移民來台者，十人中只有一人真能平安抵達我島，而內山又有會出草馘首的原住民。

據我島民回憶，初起時，日軍是──
「日軍自從入城那天開始，日夜間四城門都有日本兵站崗，盤問進出人等，眾百姓看到日本崗兵時，都要鞠躬行禮，日本兵昂然而立，稍有不順，便遭日本兵毒打，使百姓產生很大的怨恨和厭惡感。緣於日本人本身對待日本人，都是上級管下級，……，動則不是打，便是踢，而以這種管訓方式對待本島人，本島人是受不了的，其次是日本人『有禮無體』，男人一回家便穿著像丁字布的褲子，赤身露體，群集井邊、河邊，毫無遮蓋的就在那兒洗澡，女人隨地依著樹下、牆角，就脫褲小便，……，於是百姓大為反感，其次，所有清季列入祀典的大廟均為日本人占住，列為禁地，台灣人不可隨便進出，使得百姓更是厭惡；再則一有人告誰是匪徒或誰與匪徒有關連，必定會受到搜家查問，不堪其煩，恐懼得很。」

在台洋人Aminaff觀察台灣局勢而於1895年7月15日發出的信中，所提出的重大疑問：正可以與前及總督拒簽民政局長呈文相聯繫──
「是時何以日人未將其意圖，直接簡明用文告宣佈，實令人費解？」

而印證當時一位順民林玉銓氏為日軍諜報，在1895年6月30日前後，他對日軍的報告裡卻有令我們後人終於恍然大悟的痛心資料。所謂：
「……銓所經的各莊百姓無不叫苦連天。連日心存求降，……銓見此景，乃命連山〈人名〉至各莊，請出其人，令其諭其莊人歸順。目前急需告示貼於各店。銓與連山同往各莊宣撫土民，以免各莊百姓掀起擾亂。……日本大軍所到之處，竟無人安撫百姓；……切盼據此函，將此情況轉達上憲大人，請旋即發下告示，託師團司令部寄送中港。銓將持往各村莊加以貼告，以安土民，並阻止逃亡與擾亂。銓見眾多百姓均不堪其苦，良民慘死者亦為數良多……」

另，關於台北城的慘狀，則有如此的紀錄──
「如16日，竟在大稻埕亦炮聲歷歷可聞，入夜，余下淡水河之際，自甲板上竟可指認南方延燒村落之火焰。……一般良民亦無疑將受災累……各地流佈日軍慘無人道之風聲……邇來放火於全邑，凡欲逃亡至新竹、臺北者，勿論男女老幼，皆予格殺一節，殆可置信。」
「大稻埕不日將復蒙戰火。此言一出，竟在中國人間引起一場大恐慌，因競相逃往中國內地，勿論輪船小艇，夕載數百歸去，翌晨復候於海岸西望者數千……」
「臺北以南的十哩四方之地，已被日人所荒蕪，約有六萬人口無家可歸。……25日，……鬥爭、暴行、殺戮以及搶劫，仍屬日常之事。……臺北艋舺一區，竟每百人即有88人，向中國內地逃亡，且此風似無日可戢。」

以上即是當年樺山總督在我島上的概要。

所有的殖民者，為了要能夠向殖民地人民取得自身可以予取予求的統治地位，大約總是要消滅殖民地人民的自尊，打擊他們共同的信念，使他們徹底地臣服在殖民者的腳前。這個「衊華」的問題，應該正是這類的精神問題。

中型國家日本，取得殖民地台灣固然沒有太大的困難，但是應該如何治理？況且，他還必須面對人口眾多、地大物博的中國；他們固然希望把這個大國消滅，以免未來生出問題，但他們知道那不是短期可能做到的──雖然他們想過兩百多年前這個大國曾經被改朝換代，應該不是不可征服的，但是他們知道那不會太容易，必須講求方法，由根本的、內部的、由內外夾攻地加以屈服──例如，當年後藤長官所謂的「生物政治學」，就是。

回顧日中間的這段歷史過程，中日關係裡，過去實不乏若干的經驗。據稱當年吸收中文為日本的拼音文字，同時還接受若干漢字入其語彙中，通常該作為應該是顯示一民族本身文化資源匱乏，其對漢族應該有尊重與借重的心理，日人卻將該一作為以「言靈」的觀點，來自我肯定──指日本語言之靈性樞紐在於精神而不在形式，認其發音具有神性；漢字之存在只是天神早就為其安排好了的工具；因而，乃能主客易位，頗為自得自大。

此外，當年元朝兩次東征日本皆因颱風而未能成功之故事，其自美為天降「神風」護衛「神國」；加上其戰國時代的動盪，相對於世界上總是血腥的改朝換代，該國竟出現了日本天皇所謂「萬世一系」的得意說法；甚至，至明治維新後更發展出天皇是所謂「現人神」，而人民皆為「神裔」的說法。

不知讀者對上述種種說法感受如何？然而，那是該國近千年來發展出來的說詞，哪裡是短短五十年間就可以在我島民的腦海中完成其塑造？然而，很遺憾的，在日殖五十年中，似乎真的我年輕無知的島民中確實有部分被塑造成功了。

那是除了前述規定「教師不可詳細講解」，也不可討論的低智、順從與體罰教育的殖民教育的奠立外，官方簡直還隱匿了種種可能讓我們先民自尊、自信的史實，相反的，卻加強我們民間的自卑。例如，除了學校與社會中通用地蔑稱我先民為「清國奴」「貍仔」「支那人」與前述的「若有不滿，可退回支那」，顯然就是在強化地否棄我先民的平等地位，否則不是應該如天皇聖旨所稱，日台人等應該被「一視同仁」的嗎？

尤其更為明顯的，是前述我先民在日殖之初，曾經成功發起偉大的戒吸鴉片的社會運動，達到全島風起雲湧的偉大史實，竟被官方極度惡質的壓制，而後竟然逼迫我學子誦讀熟記嘲笑先民嗜吸鴉片引發自卑的課文。那是怎樣「衊華」的史實！

那真是我們多麼可悲可憐的同胞啊。五十年，「清國奴」、「貍仔」與「嗜吸鴉片」惡名，那自卑、掙扎的悲慘歲月！而其中更為遺憾的，是殖民者除了誣指我先民「嗜吸鴉片」之外，故意不嚴加禁制，宛如公開「謀財害命」般，間隔若干年就以我島人「偷吸」為理由，再作一次合法化的登記，稱為「網羅」，其公開的理由，就是誣我島民「不肯自愛」，從而繼續加強我先民的自卑。

該一惡毒的網羅作為，最後一次是在1929年，引起我島強烈的反對鴉片新特許運動；我島台灣民眾黨於1930年向國際聯盟致電表示反對，導致當局不能不如其過去所宣示地在我島各地大規模展開矯治；但是該矯治在國聯鴉片委員會考察之後，就沒有在各地充分地進行了。

很不幸地，一面是沒有人知道還會不會有下一次的「網羅」；另一面更為不幸的，是其後的1931年，該次反對運動的主持要角，少年時期曾經在戒吸鴉片的社運中受到啟發，此時「病死」的台灣民眾黨的負責人蔣渭水醫師很可能是被「毒死」的──據當年宜蘭籍的同鄉人權律師陳逸松與台灣農民組合的要角陳昆侖都稱蔣是在此運動不久後死於日人毒手，但他的反對者與官方都隱匿此說，僅稱「病死」；甚至如史明先生則輕率地傳播著蔣醫師因其愛妾陳甜得傷寒，傳染而死的說法。將我島這位著名的偉大醫師之死亡問題，做如此的茶餘飯後的口水遊戲，是否也是某種成功的「衊視」？

接著，關於這「衊華」的問題，值得考察的至少還有以下四方面。

一、1935年的陳儀主席來台

這是一極為陰狠的、漂亮的設計；當時，殖民當局趁著日軍在大陸耀武揚威、暴虐橫行、國府委屈力圖建設國土，中國學界的胡適竟提出割讓東三省，以爭取五十年和平建設的時間，而當局忍辱地提出所謂「睦鄰令」之後，福建當局不能拒絕日人邀約參觀「台灣博覽會」之「善意」；而該會是我島「始政四十周年」紀念會之一部分！然後，乃有在「日華提攜」名目下，報章上人所共見、那完工不過半年，就在一個中級地震裡被震損壞、也被眾多農民咒罵為「沒有供水也收水租」「無用的丈物」的「嘉南大圳」，竟被高度地吹捧成為偉大的政績；為此，甚至該工程設計人八田與一，就被薦為受邀考察福建水利，提供指導的貴客。自然，陳儀此行，受日人大事宣揚而典禮中自有對總督府當局表示肯定與感謝之窩囊事。

如此安排，用以打擊我先民的祖國認同，實在陰狠──南京的國府當局既不敢拒絕其「睦鄰」，福建對於此時的如此「善意」，如何能拒絕？日殖時期已過四十年，總督府自行誇言的種種成就；似乎真是祖國的高官也來「肯定」與「認同」了。而中國的大學者胡適在淞滬戰後，就改變了他過去「忍辱」的高見，應該也是我島民不會知道的。

二、1937年的「八一四空戰」

「八一四」，是國府時代的空軍節；它是紀念抗日戰爭初期相當重要的一次空軍戰役；事在1937年八月十四日，日本空軍派出1936年才研發成功最新型的九六式攻擊機，欲炸南京；當時中國空軍從歐美輸入各式各樣的戰鬥機，英、美、意、俄產品混合使用，維修相當困難。但是，人人都是知識青年從軍，抱持著有去無回的犧牲精神，忽遇日本空軍轟擊，可說倉促應戰；然而，當時戰績，號稱六比零，實際我機一架因油盡墜落而人機俱毀，一架輕傷；是中日空軍第一戰。

翌日，日軍又派出近百架軍機攻擊沿海空軍基地，被我方擊落各式戰機據稱達30架；戰績勝於前日。16日，日空軍由其綽號「兇猛之熊」的著名試飛員新田慎一率6機出擊，仍然不利；包含領隊新田機在內，2機遭擊落，1機迫降濟州島，只有3機返回臺北。……前後交戰僅僅三天，日機損失遠超出預估；日本海軍軍令部乃派特使勸告緩和攻擊步調。自此日軍嚴禁九六式單機執勤或超低空飛行，力求集中編隊以便互相掩護，並採用夜間攻擊，盡可能迴避中國戰鬥機。

坦白地說，這種消息不多，但是，此一消息被封鎖，很少人知道在當年的9月1日，大阪每日新聞除對此事蹟報導外，更讚譽稱「中國已非昔日之支那」；極少人知道，應該就是「衊華」心態的由來。

三、1939年的廣州登陸戰

1938年10月，日軍進攻廣東；我島上的粵籍民眾相當多，以強烈的同鄉關係而著名，當然對於日軍入侵自身的原鄉感到高度的關切；當時「日軍不流血進城」的消息傳回，官方發動了全島民眾提燈的慶祝遊行，次日，該一熱烈歡呼的照片就登上了報紙頭條。然後，我們島上出現了「廣東呼喚我台灣」的口號；然後，接續的又有漢口與漢陽兩大城市的占領，也舉行了類似的全島熱烈提燈遊行；給予年輕學子怎樣孬種的恥辱印象──雖然，受過我島傳統「學問思辨行」的老輩，應該不會像年輕一輩在公學校中，長期不准發問、習於誦讀記憶的學生那樣輕易地接受官方報喜不報憂的種種說詞。

史實的真相是如一位陸軍醫院的日籍護理長所描述的「報紙、廣播明明報導登陸廣東時是不流血登陸，卻傳出在廣東攻略戰中受傷的患者即將入院的消息。部隊長命令大家整理所有的病床，排在走廊的角落，並在病房及走廊地板上鋪上毯子。才正忙著準備，傷患就突然被送進來，重傷者就佔了半數。……大多數患者連接受診療的機會也沒有……」

四、1940年，長谷川總督的「胸襟」？

何以派出長谷川擔任台灣總督？當時日本軍部提出為了避免繼續落入泥淖，過分消耗國力，在1940年已開始提出積極主動自中國撤軍的計畫；當時的局面是──
「……，1940年三月三十日，陸軍對於中日戰爭的處理，已有了重大的決定。是即放棄『只要國府不改變其抗日容共政策，帝國政府絕不停止攻擊』的既定方針。於1940年中，停戰外交如果不獲成功，陸軍將自1941年初開始，主動撤兵，到1943年，除上海附近及蒙疆的一部，其餘全部撤兵完了。」

是這樣的，所以在1940年底派出了已經不敢衊華的長谷川；為何該總督心甘情願地放低身段，給林獻堂先生的請帖上，自稱「晚生」；為何停止前任小林總督衊視我先民民俗信仰的政策；並且在神道震天的時局中，為台南市派任了一位基督教信徒的市長──他何以獨有如此「胸襟」？

原來，他就是當年淞滬戰爭中，曾以日本第三艦隊司令身分指揮那八一四空戰，那位竟沒有能夠取勝的將領；我島民應該很少人能知道「大阪每日新聞」除對此事蹟報導外，更已讚譽稱「中國已非昔日之支那」。而長谷川是絕對深切認知到的。

在那全軍上下對於中國仍充滿了「衊華」的認知，如何扭轉過去的認知，進而鞏固日軍對於台灣的掌控，在日人「衊華」的大勢下，如何才能完成此一艱鉅的工作？顯然，一切已經來不及了──雖然東京在大勢已去之下，又找到了另一位絕不衊華的陸軍大將安藤。那是在1939~1940年間著名的崑崙關之役，曾經難敵中國軍隊懷抱炸藥力抗戰車的拉鋸戰考驗，終於只能宣布轉進越南的故事；這兩位總督的故事，應該也是我們島民所難知道的。

我們先民是如此地逐漸地被捏塑了「衊華」的性格；不過，應該在總人口數六百萬人中，人數還不多吧；舉例言之，兩個可能與後來二二八悲劇有關的特殊例子，一在當年的海南島，一在後來發生的「二二八悲劇」的我島上──那是極少數、很遺憾的「征服者心態」的產物──仍有極少數的衊華者啊──

「在海南島，日本人是一等國民，台灣人是二等國民，朝鮮人是三等國民，中國人是被抓來作奴工當奴隸。當時築了一條五十四公里運輸鐵礦的鐵路，光是因為這項工程病死的中國人，可以排成這條鐵路的三分之二長，很可憐……有些台灣人在海南島很不規矩，我常看到台灣人在光天化日下強暴海南島的女人，而且是幾個人輪姦，實在很不應該，畜生也不應該這樣……當時海南島人很氣台灣人，少數台灣人亂來欺負海南島女人，當然會氣台灣人。」

另一讓人難以想像的「衊華」悲劇 ──是二二八悲劇親歷者描述其同監的余仁德先生先後受審時的一幕──

「他是高雄中學的學生，曾經跟日本人一起念書學習過，所以是充滿日本精神的秀才，背過整本英日字典，瞧不起中國人，被軍事檢察官訊問時很不合作，還罵檢察官，很不禮貌。檢察官問了他20多分鐘，然後檢察官把鉛筆丟在地上。接著換我被叫去了。感到事情重大的我就很客氣地回答他的問題，態度也很溫和，不到兩分鐘，就誠懇地對我說你可以回家了。……他才20歲，不應該殺他，應該給他一個反省上訴的機會，隔日就槍殺，真是土匪兵，一點都不錯。」

前者，以動員的條件言，大約都是受過初等教育，也就是受過公學校低智教育的青年；剛好它們都是曾經深受衊華教育荼毒的，如何能夠深責它們？在戰後的東北，我台胞就帶回了這樣的故事，俄軍入境，日軍潰敗，有日人囑咐女性親屬變裝避禍，婦女驚訝不從；該日人才坦稱，自身當年就是那樣的。

後者，我們不知悲劇主角的那位本島菁英余先生，究竟親歷過多少的委屈，但是，那樣地衊視中國人，是一位高級知識分子應有的理性態度嗎？那真就是日本精神嗎？或者只是我們前述過那「低智教育」下的「日本精神」？有沒有想過他面前的檢察官，可能正是抗戰八年中，那三千萬犧牲者的悲慘親友中的一員？

網路上曾經有如此的一則悲劇故事──

網友R女士的父親是一位軍中年輕英挺的攝影官，隨軍來台，認識了R女士青春端莊的母親；郎才女貌，很快地兩人成親，就成了大家羨慕的好一對；但是，一、兩年後，母親才發現自己的夫君每年過年前，總有幾天把自己關在屋內，很有難言心事的樣子。
幾經追問，才知道夫君少年時曾經歷經「南京大屠殺」；當時他還年少，村中突遇日軍清鄉；他們家人走避不及，他躲入閣樓，姊姊就被糟蹋了，他由樓板隙縫中看著一切；也看到姊姊一去不回的背影。。。他無法忘懷。。。

想想看，那位軍事檢察官會不會竟然正好有類似的不幸遭遇？

那次大戰爭，被侵略的中國人犧牲了三千萬人───這兩個故事如果相連，啊，余先生是否可能是正遇到了那三千萬人中的某一位沉痛的、難忘的至親？我們彼此真是極為不幸的兄弟們。

知否，屬於我們的悲劇，到此並沒有結束，一種叫做「轉型正義」的名詞，早已潛伏；然而，沒有「衊華」的教育，過去那場悲劇是否不可能那樣形成？殖民者啊，花盡心思想出來的好名稱！

前述海南島的悲劇與高雄中學的悲劇，是這樣演出續集的──
請看名作家吳濁流對於二二八悲劇的回憶──
「尤其戰爭中，在海南島或廣東的本省人在戰爭結束之際，受到當地居民或外省憲警的欺負，要比對付日本人還要厲害，……」
但是全景可能應該看我台籍日本兵的如此回憶──
「自從被日軍徵調後，父親常提醒我不要忘記自己是一個中國人的身分，再加上在前線戰場親眼目睹日軍屠殺海南同胞，有一次一天殺了三千人，血流成河，只有十名婦女倖免於死，但被強迫當了慰安婦，面對日本鬼子如此泯滅人性，每當我們台籍士兵私下聚會時，無不熱血沸騰。」

若真如此，廣東或者海南島的民眾，怎能對於戰後當地的日本軍隊沒有痛恨？那絕非當局一句「以德報怨」之類的高調所能勸阻的；但是，是否有部分台籍日本兵根本不知其究竟而捲身於其中，真是所謂的「備受苛虐」，這也就是「二二八悲劇」中被稱來自海南島的台籍日本兵為該事件中的主要份子之理由。理解了這一點，當年海南島上我台籍日本兵最高軍階的海軍警備大隊要角吳振武，雖是眾望所歸，他卻拒絕成為當年二二八中二七部隊部隊長的理由，因他是當年確實知道該海南島事件真相的人，知道該一行事並非理由充分。

另一方面，余仁德先生的犧牲，他自己的故事結束了；但是，當年不乏與他親近同類的「衊華菁英」，卻延續了他的精神。寫作「台灣監獄島」的作家柯旗化先生在該自傳中，那所謂的──
「漢學仔老先生有時會躺在課堂旁的床上，大抽鴉片。當老先生呼嚕呼嚕地抽鴉片時，學生們就偷偷逃出課堂，到廟前的廣場去玩耍。漢學仔就這樣唸了二、三個月，不久就不去了。」
「身為統治者的內地人和殖民地住民的台灣人彼此利害關係也不一致……然而，如果台灣人受過十年的日本教育，不但已習於使用日語，用日文來思考，而且慣於日本式的思考方式，事實上和內地人已經相差無幾。」

「想起四十年前的往事，深深地體會到日本是我們的文化故鄉。」

我們由其所描述漢書房老先生的鴉片惡習與其所得意的自身和內地人相差無幾，可以感到「衊華」的由來，是否難怪書中會有那「醜陋的中國人」之標題；簡直絕無省思自身的論述是否有誇大或失實之處。例如，受過十年日本教育者，若非如所言，公學校時代與中學校時代，柯先生都很喜歡看課外書與日本學童的雜誌，怎能達到那樣與日人「相差無幾」的地步。至於所謂「到處設有公學校……父親因為家裡貧困，無法就學」 ，日殖前期真的我島上到處有公學校嗎？許多人應該都聽過當年唸書往往要走很遠的路，當年公學校的設立是要民間準備充分資金聲請，經官方批准才能設立，怎可能到處有公學校。

至於，所謂「日本人的精神」，是否年輕人在低智教育下，難以懂得人性的真實啊──請看當年某位日籍老教授在街頭看到日人地攤時的怨訴──
「我實在感到很悲哀！……看到他們還留有那麼多金飾，我很懷疑他們戰時高喊愛國，可是暗地裡還藏著這麼多金飾才感到悲哀啊！我們當時是不是大家喊過，所有金飾要供出，來供應軍需生產之用。當時我就是把內人所有的金飾統統供出……現在呢？我們變成一點值錢的東西都沒有，我真對不起太太啊！」

──有不醜陋的「日本人性」嗎？
更不要說，我們台獨前輩黃紀男所曾揭露的，前及的長谷川總督，在其1944年退職時期，竟然沒有把官方強徵來的珍貴金飾一批，交給接任的安藤總督，卻私下交給了一位台籍的撞球師傅；以及日本投降時，安藤總督竟有120公斤的黃金，可以行賄。

知否，1937年，三歲中國人的沈忠芳被父母摟在懷裡，躲進桌子底下，頭頂上日軍的飛機在到處轟炸，母親說：「兒子，好好讀書，長大了，別讓人再這麼欺負咱們。」
他記住了。是這個中國人做出導彈，打下了第一架高空偵察的美國U2。

關於「衊華」的精神，雖然殖民時代已經過去了，卻似乎仍然以某種型態傳承著。因而，除了上述的青年學生與台籍日本兵的例子之外，我們在青壯的世代中竟也可以痛心地看到這樣的例子──當年高雄要塞司令與高雄市議員間曾出現的對話──
「彭將軍當時被幾個市議員當眾在會議席上譏刺『你們的要塞砲，能不能放響？我們還很懷疑。你們中國軍隊能不能作戰？我們也還很懷疑？你們還是躲在營房裡好，地方上的事不可以問，否則困死你們！餓死你們！解決你們！……』

「口口聲聲『你們』、『你們』似乎忘記了他自己也是中國人，而居於對立的地位。這許多譏誚謔罵，污辱軍隊的話，簡直把我看作敵人，當場我極力容忍，也故作鎮靜輕鬆的神態表示，『……各位知道，軍隊是保衛國家人民的，軍隊有義務去做他應該做的事，但是不會受任何威脅和任何恐嚇，我有責任維持高雄市的秩序。』」

讀到如此的史料，我不知道朋友們的感受如何？本研究所感受的是無比的悲哀；任何時代的市議員，應該都是那個社會裡的菁英份子，竟然菁英也不能免除如此非理性的處事態度！？這是如何的「殖民教育」所造成。

誠如當年福澤諭吉所示，人們的私德與私智，可說人人所具備，但是若要化作公德與公智，也就是對於社會複雜的問題要能恰當地作出判斷，並不容易；低智、從順與體罰的學校教育，加上前述當局那陰狠絕倫的社會教育，我島上的先民，由青年到壯年怎能不都受到相當程度的汙染啊？

所幸的是，當年日人由於對我先民「歧視」與「不能信任」，在教育上沒有實施全民義務教育，同時，為了表功，普遍拉高就學率，但是隱匿的輟學率，往往達到五成以上；也就是因此當年曾受該教育毒化的先民並非很多；而當年我島著名的、曾任教師的作家吳濁流在他的寫實主義小說名著「亞細亞的孤兒」中，應該可說是表達得相當的深刻動人──

「太明卻另有一種看法：他認為皇民化運動固然是台灣人的致命傷，表面上看起來，台灣人也許會因此而遭受閹割，但事實上並不如此，因為中了這種政策的毒素的，畢竟只有一小部分利令智昏的台灣人，其餘絕大多數的台灣同胞，尤其在廣大的農民之間，依然保存著未受毒害的健全民族精神。它們雖然沒有知識和學問，卻有和鄉土發生密切關係的生活方式，而且那與生俱來的生活感情中，便具有不為名利、宣傳所誘惑的健全氣質。……」

在上述的情況下，本研究相信，確實「在廣大的農民之間，依然保存著未受毒害的健全民族精神。它們雖然沒有知識和學問，卻有和鄉土發生密切關係的生活方式，而且那與生俱來的生活感情中，便具有不為名利、宣傳所誘惑的健全氣質。」；因而，儘管殖民教育當年對於我們的青年學子有著很痛心、不可忽視的斲傷，然而，對於整個社會尚無決定性的殘害。

然而啊，那是多麼沉痛的一段歷史，五十年的亡國奴隸歲月與五十年的自救掙扎歲月啊！两岸這一對患難的兄弟。
我想起了我們著名的中國文學家魯迅的名句，那「歷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是否有點兒太輕佻了？心中戰巍巍地，我斗膽地想把大文學家的「一笑」改為「泣血」兩字；因為，會不會那悲慘的結局很大一部分，是與我們面對歷史悲劇的態度有關？如果我們早年能夠鄭重地相擁而訴而泣，彼此深深關切；是否我們的歷史不會那樣地發生、發展。
企盼我們兄弟之間不要再有人像過去一樣太輕看了歷史，太看輕了悲劇將可能不斷地重演啊。

高雄中學校長莊福泰在臉書發表戀殖言論，造假美化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统治，筆者不得不為文駁斥之。

1. 「規劃多於落實」：只看藍圖不看普及率，許多文獻或簡報照片提及的先進「直飲台」或「歐式公共噴泉」，通常出現在當年的「都市計畫圖」或極少數針對日本本土官員、殖民高層設計的指標性場所（如臺灣總督府週邊、臺北北門、高级神社或特定火車站前）。
真實情況：在當時的臺灣街頭，絕大多數地方設立的只是洗石子外觀的「公共水栓（公共水龍頭）」，目的是讓沒錢接管線的一般民眾去挑水回家。

2. 無視日本因戰線過長、物資極度匱乏，許多晚期的重工業、發電廠和都市擴張計畫，最終都流於紙上談兵，或蓋到一半就因缺乏鋼筋水泥而停工。
盟軍轟炸：戰爭末期，台灣多處重要基礎設施（如新竹機場、高雄港、日月潭發電廠）遭到美軍全面性毀滅轟炸，多數在日人投降時早已癱瘓。

3. 設計缺陷與地理不服
日本早期的工程技術在面對台灣特殊的地理環境（如高頻率颱風、地震、地質破碎、劇烈降雨）時，確實經常出現設計問題。
鐵公路與水利工程：經常在一次大颱風或地震後便集體崩塌（例如早期阿里山林業鐵路的崩塌與修復代價極高），技術多是在一次次「壞掉、重修」。
公共衛生與都市底層：現代化的自來水與下水道系統，初期主要優先供應給日本官員與日僑聚集的高級住宅區（如城內區），多數台灣人聚集的舊街區依舊面臨環境髒亂與傳染病威脅。
阿里山林業鐵路（壞了又修、修了又壞）：日本政府為了砍伐檜木，不顧台灣阿里山區地質破碎、地震頻繁且有梅雨與颱風，強行開闢。1912年通車後，幾乎每年遇到大雨就發生嚴重坍方、路基流失或橋樑斷裂，很多路段是處於「一邊壞、一邊修、無法穩定通車」的狀態，根本是設計上的邊坡安全係數嚴重不足。
下淡水溪鐵橋（高屏溪舊鐵橋）：1913年完工時被譽為亞洲第一長橋，但工程師嚴重低估了台灣南部河川「荒溪型」的特性（乾季沒水，夏季颱風時洪峰流量極度恐怖），導致鐵橋完工後頻頻遭遇嚴重沖刷，橋墩屢次受損需要不斷加固與重修。

4.「大高雄都市計畫」根本胎死腹中，完全沒蓋起來。文中把1936年的「大高雄都市計畫」吹捧得神乎其神，但事實上：
流於紙上藍圖：這個計畫發布後沒幾年，日本就全力投入中日戰爭與太平洋戰爭，國家財政全面破產，物資嚴重匱乏。
戰時全部停擺：計畫中絕大多數的林蔭大道、新產業區、公共設施保留地，在日據時期連一根土都沒挖。像是高雄港著名的「港史館」建築，當時因為二戰財務緊縮，只蓋了原設計的1/3就草草完工湊合使用。
反而是戰後才實踐：高雄今天市區的棋盤狀道路（中山路、中華路等）和圓環格局，雖然參考了當年的部分藍圖，但真正花大錢去徵收土地、開闢、柏油鋪路、拉管線的，高達九成以上都是戰後台灣政府實施的。日據末期的高雄市區，除了鹽埕哈瑪星，絕大多數地方都還是魚塭、農田與荒地。
「港市合一」是編造的謊言：當年是極端的「港市分離」。文中宣稱日據時期有「港市合一、系統聯動」的思維，這在歷史上完全相反。
極端集權與掠奪：日據時期的高雄港完全由總督府主導，其核心目的只有一個——把南台灣的糖、米、物資最快地運回日本母國。
地方政府毫無權限：高雄市役所（市政府）對於高雄港的營運、規劃、財政收益完全無權過問。港口的利益全部直接上繳總督府，港區被劃為軍事與專管重地，市區的都市發展必須完全「讓路」給港口。這種中央集權掠奪、地方完全被犧牲的結構，才是後來造成高雄幾十年來「港市分裂、市民無法親近海洋」的歷史始作俑者。
日月潭發電尾水：是地理必然，而非「生態一體」。文中拿日月潭發電尾水回饋下游農業，當作日本技師有「總體生態與多功能一體（Integrated Approach）」的證明，這是典型的拿現代時髦詞彙去強行貼金。
地理重力的自然結果：日月潭水力發電的原理，就是利用日月潭與門牌潭（水里）之間巨大的「落差」進行引水發電。發完電的水，本來就會順著重力自然流進水里溪、再匯入濁水溪。
下游本來就是農田：濁水溪下游本來就是彰化、雲林的農業大米倉。發電後的尾水流進濁水溪，下游農民自然會引水灌溉。這在工程上是「順應地形的必然水路」，日本技師當時的核心目標是高效率榨取「電力」，下游順便撿到水用，根本不是因為當時有什麼「現代生態一體化、環境永續」的崇高大系統思維。

5. 文中拿高雄40至50米寬的林蔭大道，吹捧成是為了未來幾十年車流量預留的「完美餘裕空間」，這完全是倒果為因的軍事美化。真實目的：
防空、防火與軍事調度：1930 年代中後期，日本已經進入全面戰爭體制（準備侵略東南亞的南進基地）。都市計畫之所以把馬路拉得極寬，核心考量是「防空疏散」與「防火巷」。當時空襲戰術興起，日本本土都市因為木造房屋密集、馬路狹窄，一被轟炸就引發全城大火（後來的東京大轟炸正是如此）。因此在高雄等軍事重鎮規劃超寬馬路，是為了防止市區被盟軍轟炸時火勢跨越街道蔓延，同時也是為了方便軍隊、坦克與物資的大型軍事調度。
根本沒考慮現代民生車流：日本技師當時壓根沒預料到戰後台灣會經濟起飛、機車與汽車暴增。這種純粹出於「戰時防禦」的軍事規劃，在戰後被台灣政府接收並延用後，才「剛好」容納了現代車流，成為軍事備戰的副產品。

6. 二峰圳用地下取水，是因為「蓋地上大壩技術根本不成熟」！文中將鳥居信平在屏東設計的「二峰圳」地下伏流水工程，讚美成注重生態、順應自然的極致工法，這更是無視當時技術限制的過度解讀。
地理現實的無奈選擇：屏東林邊溪的上游山區地質極度破碎，每逢夏季颱風暴雨，山洪會挾帶鋪天蓋地的砂石衝下山（這就是台灣特有的荒溪型河川）。在 1920 年代，日本的工程技術根本沒有能力在這種高強度、高含砂量的亂石河床上興建穩固的地面攔水壩。如果勉強蓋了地上壩，不出三年就會被泥沙完全填平或直接被山洪沖毀。
成本與技術的權宜之計：鳥居信平之所以選擇「地下堰堤（集水暗渠）」來收集伏流水，是因為這在當時是唯一能避開地表山洪沖刷、且成本最低、技術最可行的工程手段。這純粹是面對台灣險惡地理環境時，因為蓋不出地表大壩而做出的技術妥協。
目的是殖民企業的利益，非保護生態：二峰圳的興建資金與開發目的，完全是為了「台灣製糖株式會社（萬隆農場）」能有穩定的水源灌溉甘蔗、壓榨砂糖送回日本。這項工程在當時完全是商業與經濟掠奪考量，1920年代的日本殖民者腦袋裡根本沒有「現代生態保育」或「環境永續」的概念。

7. 1942年把馬路畫寬，根本不是「永續經營」，而是「等著挨炸的防空疏散」！文中特別拿1942年的高雄地形圖，吹捧中正路、中山路在日據末期就規劃得很寬。
真實的1942年背景：1942 年中途島海戰後，日本在太平洋戰場已經失去優勢，美軍隨時準備反攻並轟炸台灣。
超寬馬路的真相——防空與防火巷：當時總督府在台北、高雄等重要城市發布「防空空地帶（疏散空地）」計畫，強行拆除大量平民房屋，開闢極寬的馬路。這不是為了未來蓋百年都市，而是為了防空襲、防燃燒彈引發全城大火，並方便軍隊疏散。這叫「防空備戰」，不叫「永續藍圖」。拿戰爭末期的防空保命措施，美化成是在幫台灣人規劃百年大計，簡直是胡說八道。
「南進基地」不是資源傾注，而是把台灣當作「免洗的榨取工具」。文中宣稱日本為了南進政策在台灣進行「國家級資源傾注」，這完全背離了經濟史實。
掠奪大於建設：日據末期的「工業化」，核心是「軍需工業化」。日本在台灣發展鋁業（製造零式戰機）、化學工業（製造炸藥），完全是為了支撐前線戰場。
吸乾台灣的資產：為了應付戰爭，日本總督府在台灣實施極其殘酷的「物資統制」，強行徵收全台的鐵門、鐵窗、銅製品去熔解做子彈。台灣人的稻米被強制低價收購以供應軍糧，全台陷入嚴重的物資匱乏與飢餓。這叫「全面壓榨與掠奪」，根本不是什麼為了向西方證明能力的「示範櫥窗」。所謂「永續經營」在1945年直接破產，留下一個癱瘓的台灣文中宣稱日本是用「100年國土延伸」的心態在經營台灣，但當 1945 年日本戰敗時，台灣的真實狀況是全面癱瘓的爛攤子。
基建全面報廢：由於日本盲目發動戰爭，台灣的重要基建在二戰末期被盟軍炸成廢墟。日月潭發電廠被炸毀、高雄港塞滿了被擊沉的日本軍艦導致航道封鎖、縱貫鐵路因缺乏零件和轟炸幾近斷線。
拍拍屁股走人：日本投降時，台灣正處於極度嚴重的惡性通貨膨脹、產業停擺、霍亂與天花大流行的邊緣。日本政府對台灣根本沒有任何「售後服務」或負責的心態，而是直接丟下一個經濟與物資全面崩潰的台灣給戰後的人民去承受。
文中最後那句「至今仍難以超越的宏觀藍圖」，更是對戰後台灣本土與各方工程人員的極大侮辱。藍圖不等於蓋好：日本畫的圖再漂亮，在1945年時也只是「殘缺的廢墟」或「流產的紙上作業」。

8. 「生物學原則」的恐怖真相：不是科學進步，是「馴化與消滅」。文中把後藤新平的「生物學原則」吹捧得像是一場科學與醫學的溫和治理，這完全是顛倒黑白。
「比目魚」的殘酷邏輯：後藤新平的名言是：「不能把比目魚的眼睛改成鯛魚的眼睛。日本的法律不能硬套在台灣。」這句話的核心意思不是尊重台灣人，而是「台灣人是次等的、還沒開化的生物，不配享有跟日本國民一樣的憲法權利」。
以科學之名行屠殺之實：在生物學原則下，他把抗日的台灣人視為「需要切除的社會毒瘤」或「帶病原的寄生蟲」。他任內頒布了極其殘忍的《匪徒刑罰令》，可以不經正常審判直接處死。在他任內，利用「治安肅正」與「歸順會」等誘騙手段，屠殺與清洗了數萬名台灣人。這種血腥的鐵腕鎮壓，在文中卻被輕描淡寫地包裝成「科學實證優先」的治病。
「三大調查」的真正目的：為了精準掠奪、全面監控。文中宣稱土地調查、人口普查是為了用百年眼光做規劃，這完全是忽視了殖民者的貪婪本質。
為了課稅與搜刮：後藤新平推動「土地調查」，根本不是為了都市計畫，而是為了釐清地權，把原本模糊的土地全部收歸總督府國有，並向台灣農民精確地課徵高額土地稅。調查完成後，總督府的稅收暴增數倍，這叫「精準的財政榨取」。
建立「警察國家」：人口普查與舊慣調查，是為了建立嚴密的「戶籍制度」與「保甲連坐制度」。只要一個人反抗，全村、全家族都要一起受罰。這種調查是為了打造一個無死角的威權監控網，把台灣人牢牢束縛在土地上，以便為日本母國提供源源不絕的糖、米與勞力。
「不需討好選民」的代價：台灣人毫無人權，預算全面傾向日本企業。文中讚美當時的駐台技師「不需要討好選民、不需要應付政客，得以用百年眼光規劃」，這話聽在當年的台灣人耳裡，簡直是極大的諷刺。
絕對的獨裁與剝削：工程師之所以不需討好選民，是因為台灣人當時根本沒有投票權、沒有言論自由、沒有政治參與權！總督府掌握了絕對的行政、立法、司法與軍事大權（史稱「六三法」與「總督專制」）。
預算只為帝國與財閥服務：總督府給予工程師極大的財政預算，建設出來的鐵路、水利、港口，優先服務的永遠是三井、三菱、住友等日本大財閥（如台灣製糖株式會社）。台灣人在這套系統裡只是提供無償勞力的壯丁與被剝削的二等公民，根本沒有任何管道可以對這些工程規劃表達意見。
關於地質圖的歷史誤解：戰後全面超越文中提到「大部分的地質圖其實都來自日據時代的資料」，這更是對戰後台灣地質學界與經濟部地質調查所（現改制為地質調查及礦業中心）幾十年努力的完全抹殺。
日據資料的侷限：日據時期的地質調查，主要集中在「有經濟價值的礦產區（如金瓜石金礦、基隆煤礦）」以及「預計開發的鐵路沿線」。對於台灣整體複雜的活動斷層、深山地質與防災防災評估，當時的資料非常粗糙且片面。
戰後的科學重建：台灣現代所使用的精密地質圖、斷層分布圖、防災土石流警戒圖，高達九成九以上都是戰後數十年來，利用現代化衛星遙測、鑽探技術一手建立起來的，跟日據時期的舊資料早就不可同日而語。

個人年輕時代相信自由民主，年輕人的衝勁與探索，真讓父母親擔心，唉！
但是，家父母正好是在中國「兒童本位」世代中成長的，所以擔心也只好認了。就那樣，喜歡足球與乒乓運動的我，還喜歡釣魚與讀小說。

我第一次聽到兒童本位的教育，是由母親處聽來的；原來五四運動期間，該最先進的教育理念就被引進了中國；四、五年後就被寫進了當年中國國民黨的政綱之中；該一進步教育就開始在各大城市的理想主義者中展開。

那是，大約我十一歲的時候，隨著父親職務的調動而必須由鄉間轉學台北南郊時，母親面對轉學後的適應問題，抱歉地對我說，這裡不比鄉下，你要忍耐喔；我似懂非懂，「這裡的學校有體罰，老師會打手心」，我仍然似懂非懂。最後，母親以「你是男生，可以勇敢忍耐喔」。。。

這是我個人研究日殖台灣史時，對於我們先民當年的處境，最深感同情的部分。尤其當我讀到居然學者會跟著日本學界把那段悲慘的史實，稱之為『近代教育』，更是為我們的先民感到強烈的欺騙。

近代教育史上，「近代」，所指的是「對於人的自覺與尊重」，日本當年在我們島上所推行的教育，只是殖民教育，在時間上，可說是「近代殖民教育」，絕對不是可以做為人類偉業起步的「近代教育」。

不只於此的，以此標準來看，日本本身的近代教育只是深深受困於天皇絕對主義的國家主義的教育，並不具備近代教育那種充分解放人類潛力的條件。對於日本與其殖民地言，都只是被當作工具，只是我們先民比起殖民者，是地位更為低下一類的工具吧。

因此，我們台籍生就讀的公學校，教科書的水準，六年級只及於日籍生小學校的四年級水準；對於台籍師通常只能成為日籍師的助手，並且規定對於學生教學時，只能就教科書課文的表面講解，不可深入解說；因而，不僅威嚇我台籍師是「要自由，還是要麵包」，並且嚴格要求台籍師要提交教案，然後，教師必須依據該教案教學，不可自由講課。

當年我們島上第一位由國語學校公費保送留學京都大學的教師，就是拒絕接受這樣惡質的規定而提出辭呈的。多麼悲哀的情境啊。。。

然而，我們學術界卻還有這樣的論述──
那是我們留學美國耶魯大學的學者周婉窈在其論文中竟然理所當然地說出：
「我們知道，日本在台灣的殖民地教育相當注重小學階段的教育，目標是使全部兒童都能入學……」〈「實學教育、鄉土愛與國家認同」，收入《海行兮的年代》，周婉窈著，允晨文化，頁242。〉

我只是個公民教師，但在上述的真相之前，讀來感到多麼的痛苦與悲哀。

長期以來，嘉南大圳被塑造成「日本殖民政府帶來現代化」的象徵，而八田與一則被描繪成深受台灣農民愛戴的工程英雄。然而，若回到歷史現場，許多流傳至今的說法，其實值得重新檢視。

以當年的工程技術而言，嘉南大圳是建得不錯的，但絕非沒有瑕疵，若非後來多年的改善工程，大圳不可能有現在的面貌。

嘉南大圳的興建，固然提高了農業產量，但其主要目的之一，是配合日本帝國的糧食與經濟政策。大量稻米與農產品輸往日本本土，農民卻必須承擔沉重的水費與制度壓力。殖民政府一方面推動工程建設，一方面透過媒體、教育與官方出版品，大力宣傳「現代化奇蹟」、「皇恩浩蕩」與「共存共榮」，藉以合理化殖民統治。

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當年的八田與一銅像。

一般流傳的說法認為，這座銅像是嘉南農民感念八田與一而集資興建。然而相關史料顯示，銅像的主要發起者與資金來源，實際上來自工程體系中的日籍官員、技師、包商，以及受益的大地主與製糖財閥，而非一般貧困農民。所謂「農民感恩戴德捐獻」的說法，更多是殖民政府後來塑造的政治宣傳。

戰爭期間，日本政府甚至曾決定徵收熔解這座銅像作為軍需物資。最後反而是在地人員將其藏匿保存，才得以留存至今。這段歷史，也反映了殖民宣傳與民間現實之間的巨大落差。

至於八田與一本人，應當客觀看待。他是一位專業、敬業且具有工程才能的技術官僚，但同時也是日本帝國體制下的公務員。他的職責是執行帝國政策，而非現代政治語境中的「愛台灣人士」。在現存書信、日記與官方文件中，也找不到他曾說過「愛台灣」之類的語句。

因此，真正值得討論的，不是將八田與一神化或妖魔化，而是理解歷史的複雜性：一位具有專業能力與個人操守的工程師，如何同時成為殖民體制運作的一部分。唯有回到史料與歷史脈絡，才能看見嘉南大圳、八田與一，以及日治時期台灣社會更完整的真實面貌。

今天在宜大參加郭雨新校友特展開幕典禮，看見有人誇誇其談在罵胡適，並散發四頁新聞稿，裡面兩頁談著雷震辦中國民主黨因此坐牢，胡適毫無表示，並且沒有探視雷震，文中還說殷海光與周棄子對胡適先生極度失望，相比郭雨新先生擔任該黨的常委並擔任組織委員會召集人，對臺灣民主政治發展道路上的貢獻，胡適與郭雨新相比差距甚大。然而，胡適真沒有對雷震案做任何表示嗎？

民國四十八年（1960）雷震案發生後，胡適人在美國。他立刻致電陳誠副總統批評逮捕雷震「甚不明智」，並指出外界會認為政府畏懼並挫折反對黨運動，摧殘言論自由；他強調「批評政府」與「成立反對黨」不應被視為叛亂，胡適並致電外交部，內容同樣批評這種作法，他還寫信給行政院陳雪屏秘書長，請其轉告蔣中正要求把案件交司法機關，並對外國記者替雷震愛國與反共的立場辯護。

當年的11月18日，《胡適日記》記載胡適回到臺灣後求見蔣中正，胡適強烈批評雷震案的軍法審判程序太倉促，這樣的審判會讓我國在國外「抬不起頭來」，兩人有很激烈的談話。《蔣中正日記》則在11月19日指出對胡適的說法採取置之不理策略，只回答雷震案應依本國法律處治，並用「卑劣之政客」這種難聽用語罵胡適，顯見兩人談話很不愉快。

胡適私下做許多事情，但的確沒有親自去看雷震，根據《余英時談話錄》的說法，這是因胡適不願意把探監變成媒體表演或政治表態，這在當時已是國民黨高層或情治系統關注的政治問題，而不是普通朋友探監這麼簡單而已。余英時轉述說胡適講過「我不要去做給人家看」，因為記者已經在等著他；外界會把探望解讀成胡適公開表態支持雷震。胡適還說，雷震「會知道我想念他」。

余英時因政治態度的關係，立場相同的政治人物無不洗耳恭聽。結果，今天卻聽見有人公開表示胡適什麼都沒有做，藉此表示胡適對民主政治的貢獻不如郭雨新。我不知道西瓜與香瓜誰會比較好吃，但我卻知道人如果不讀歷史卻愛拿歷史來說事，這是對歷史的莫大嘲諷。在中華民國民主政治發展歷程中，胡適有胡適的貢獻，郭雨新有郭雨新的貢獻，不要學中共罵胡適來捧他人，這會適得其反。

我本無惡意，且人微言輕。但，大學，始終該是個說真話的環境。

青鳥說八田與一沒殺人，讓我們看看八田與一的工程死了多少人。

1922年，水庫最關鍵的工程——烏山頭大壩導水隧道（全長約3公里）發生了嚴重的大崩塌與爆炸事故。
這次意外當場造成50多位工作人員死亡，為了蓋這豆腐渣垃圾工程，造成慘重傷亡，這叫沒殺人！外加沒賠償。

三年輪作的掠奪：這套制度強制農民在特定年分必須種植利潤極低的甘蔗。甘蔗必須以政府規定的賤價賣給日本人的「製糖會社」。這導致了著名的「米糖相剋」——農民種得出白米，自己卻只能吃地瓜籤，甚至餓死。這也是一種殺人。

1930年12月，台南發生了多次規模6級以上的中型地震（如12月8日的前大埔地震與12月22日的強震）。震度約4-5級的地震把豆腐渣工程震到「潰堤邊緣」。
大壩嚴重損壞：根據當時報載，完工才半年的烏山頭水庫堰堤崩塌達500坪，損壞長度約330至360尺。

潰堤與放水：一些研究指出，當時官方對此事件的定論甚至是「潰堤」。為了防止壩體徹底崩塌，引發毀滅性洪水沖擊台南市區，當局立即清空庫水，進行了長達一年的修補，導致1931年嘉南平原的農業大欠收。

雖然1930年地震在台南全境造成的直接死亡人數紀錄為數人（如前大埔地震紀錄為5人死亡），但對於烏山頭工地與下游因災情間接死亡的本省人，史料往往記錄得非常隱晦：

工安傷亡的延伸：烏山頭水庫十年工期中官方紀錄殉職134人（多為台灣勞工），但在大壩損壞後的緊急搶修工程中，是否又有勞工因惡劣環境或過勞犧牲，通常被歸類為病死或意外，不計入地震直接死傷。

下游農民的生計之死：地震導致1931年農業產量驟減五成以上。在當時高額水租與日本糧食掠奪的雙重壓力下，無數台灣農民因飢荒、負債、破產而走上絕路，這種「因災導致的慢性死亡」在殖民統計中是不會被列入的。

圖為烏山頭嘉南大圳儲水池堰堤地裂（臺灣日日新報1930/12/11日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