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本劇故事概要
1946年11月，台北行政長官公署內對撤兵問題出現明顯拉鋸。軍界憂心無兵可用，主張至少保留部分正規部隊以穩定治安；沈仲九與胡允恭強調「以政代兵」，認為留兵耗費龐大且易生疑懼，應以保安總隊與警察為主，並把兵力優先支援大陸戰場。主張以行政、宣傳與社會面治理作為穩定基礎。
陳儀在軍費壓力、外界觀感與第70師非嫡系等因素間權衡後，最終拍板讓第70師赴陸。此後，全島再無正規軍駐防。制度仍在運作，但安全感已悄然鬆動——這一決策標誌著治安與民心將面臨新的考驗。

1. 幕名與編號
第31之12幕 七O師返 中共暗助

2. 劇情背景資訊
時間：1946年11月上旬—中旬
地點：台北，行政長官公署會議室／主任辦公室與走廊

3. 人物出場表
陳儀（63歲）／主政者（主任委員，簡稱主任）：
壓力在財政與治安之間拉扯。
湯恩伯（63歲）：
東南行轅主任（戰區主官）。憂心「無兵難鎮」，提醒「若撤兵過快，地方無以制壓」。
林蔚（57歲）：
生於1889，1946年為保密局高層，立場是主張留兵以示震懾，對情報與治安保持高度戒備，戰後歷任軍統特務系統要職。
毛森（38歲）：
警備總司令部保安處重要幹部。實際上是陳儀手下的核心治安人物，立場同樣是強調留兵震懾，並督導情報網絡。
沈仲九（44歲）：
共黨，陳儀顧問，主張「以政代兵，減少疑懼」。
胡允恭：（41歲）：
共黨，沈仲九助理，年輕幹員，強調資料與輿論節奏。
機要秘書：
傳遞簽呈與電報，推動程序的關鍵小齒輪。

4. 劇情主體撰寫
【開場大字幕置中＋旁白】
（相關影片出現，或相關照片剪接出現）
（中山堂外景轉入公署走廊，人聲低語、文件翻閱聲）
「第70師．該不該赴陸？」
【以下：小字幕置底邊＋旁白（同文）】
「第21師剛赴陸沒多久，第70師該不該赴陸，成了今天長官公署內最大的問號。」
場景一｜〈長官公署會晤〉
【會議室，牆上掛著「整編」字樣的日程表】
湯恩伯（沉聲、指著地圖）：
「台灣剛接收，民心未穩。若出狀況，沒有機動部隊，靠誰鎮壓？」
毛森（補充）：
「戰後監獄釋放的浮浪份子，加上南洋返回的退伍日軍，這些人很容易被煽動。在台留些部隊，最起碼可以震懾維穩。」
林蔚（穩住語氣）：
「兵力不必多，只要留下骨幹，就不會失控。」
【短暫沉默】
陳儀（看向簽呈）：
「留下部隊，軍費怎麼辦？留下部隊，會不會惹人疑？」
【會議暫停，鏡頭轉走廊】
過場｜〈走廊風聲〉
【機要秘書把電報遞進主任室】
機要秘書（小聲）：
「報告主任，船期可以插隊兩班，但要今天拍板。」
【鏡頭切至主任室，電話鈴響又斷】
場景二｜〈密談進言〉
【行政長官辦公室，窗外車聲】
沈仲九（語氣平和）：
「主任，留下部隊，老蔣會不會有疑心？台灣人現在要的是安定，不是刺刀。只要保安與警察配合，維持秩序足夠了。」
胡允恭（接話）
「在宣傳上，對島內可以說是精簡節流、我們在有效率治理台灣；對南京，我們全力兵援戰場，這表示台島我們治理的很好，這有什麼不好？」
陳儀（揉眉）：
「真有事，怎麼辨？」
沈仲九（穩住）：
「現在台灣人要的是安定，我看沒有問題。」
【短暫靜默】
陳儀（點頭、落筆）：
「好——70師照原計畫赴陸。」
【機要秘書立即收走簽呈，轉場】

5. 幕末字幕淡入
【大字幕置中＋旁白】
（畫面疊港口船期表、巡邏路線圖）
「撤兵之後，誰在守夜？誰在定價？誰在帶風向？」
【黑場0.8秒｜遠處車聲】
【角落小字（低語殘響）】
「……姊夫——主任……你怎麼想？」
【小字幕置底邊＋旁白（同文）】：
（相關影片出現，或照片剪接出現）
沈仲九的期待：把第70師也調回大陸。
軍警界的憂慮：無兵難鎮。
主政者的盤算：以政代兵，省錢、安人心。
「1946年12月，第70師自基隆啟程。全台自此無正規軍，治安只靠保安與警察撐住。從今天起，秩序不再靠盤查，而是靠通行證與巡邏，這只是考驗的開始。」

6. 本幕史料來源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陸軍軍史館檔案——〈第62軍整編為第21師、第70師之撤臺與赴陸命令〉，記錄1946年6月至12月間兵力調整。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公報》與警備總司令部通報（1946年10–12月），說明「以政代兵」政策推行後的治安移轉。
•《陳儀日記》多次提及「軍費吃緊」「社會秩序維護」及「以政代兵」的考量，反映其在撤兵決策中權衡財政與治安的矛盾。
•《毛森回憶錄》：「台人新附，人心未定，需駐軍防變」及「陳儀：萬一有意外，我願做吳鳳」；佐證湯恩伯、林蔚、毛森三人曾聯袂勸陳儀「不宜撤盡駐台部隊」。
•胡允恭1954年文稿與口述資料，記述中共對臺方針：「不輕舉妄動、先潛伏、先佈線」，作為沈仲九、胡允恭勸說陳儀「以政代兵」對話之歷史依據。
•戰後整編軍史研究論文〈1946年臺灣駐軍撤調與治安轉折〉，綜述第70師撤離後全臺無正規軍之局面，並探討「以政代兵」政策對地方治安與民心的影響。

作者：丁紹傑
我無黨無派今年73歲，是在台南長大的空軍子弟。高中時，曾聽長輩談起二二八期間，嘉義機場遭到圍困的往事。因此，我對二二八以及其後延伸出的白色恐怖歷史，始終比同齡人多一分關注。進入大學，當我看到陳儀的自評詩：
「治生敢曰太無方，病在偏憐晚節香，
廿載服官無息日，一朝罷去便饑荒。」
我才驚覺，社會對陳儀的評價長期出現高度兩極化，其原因往往來自不同時期所呈現的史料差異，以及撰寫者立場與動機的不同。
為了給歷史誠實交代，我創作了這部公益紀錄片劇本，希望留下228事件誠實的紀錄。

1929年7月，政友會內閣垮台後，新閣屬民政黨，石塚以民政黨身分與早年在台的經驗而出任台灣總督。他的政績，主要接續在川村總督的影響之下，那是鴉片問題與霧社事件爆發的問題。作為一個法制官僚，對於社會發展上長久以來的實質問題，本難給予太高的期望；另外，他任上還有嘉南大圳完工與甲子園棒球大賽亞軍的問題，值得提起。

1929年1月9日，國聯的鴉片禁令生效；生效前，我島官方1928年12月28日，竟以律令第三號發出「修正台灣鴉片令」，減輕我島法令的罰則並仍提出體恤癮者的「特許政策」，已如前述；而該特許的申請期間竟長近一年〈自1929年1月9日至12月28日〉，實讓我先民不能不深深懷疑其禁止的居心。

我島民間對於「緩禁」的吸食鴉片政策早有不滿；尤其醫界人士深知鴉片的毒害，加上島上的台灣民眾黨建黨以來，早就有意於「改除社會制度之缺陷」，吸食鴉片乃是官方也認定的社會陋習，自然在其關切之問題中。民政黨上台之後，因該黨過去似對台人處境較能理解，1929年7月，台灣民眾黨就曾向濱口首相提出「台灣政治改革建議書」，其中就列出專項「嚴禁鴉片吸食」。8月，石塚來台就任，就必須面對這個問題與其所牽涉的種種。就在該年9月，該黨提給石塚的「台灣政治改革建議書」，直指──

「各國各依國情，或由人民之覺醒爭取，或為賢明為政者之聰明措施，撫慰人民之不滿，改廢不合理的政治形態。唯獨我台灣三十年如一日，故態依然，面目如舊，人民仍為少數資本家榨取之對象，為勞役之提供者，雖是關人民死活之重大問題亦不許人民置喙其間……嚴禁鴉片 在今日之文明國已有禁酒之國家，日本統治台灣以來，已閱卅餘年，竟仍公然准許吸食比酒有害數十百倍毒害之鴉片，實為人道之重大問題，且為文明國之一大恥辱。是故由文明國之體面抑或由國民之保健上均應速予禁絕。」

如此的情況下，我島上就掀起了著名的「反對鴉片新特許運動」。當時的情況是，我民間只有「台灣民報」極大篇幅地，由各方面報導了這個運動；例如，當年各地的醫生，往往公開表示了對於新特許的反對態度，因而，這個運動應是日殖下最廣為人知的社會運動；但是，由於殖民者確實別有居心，重視威望與面子，通常不會輕易改變其統治設計，因而，社會運動的真實效果，很難斷言。

關於霧社事件的真相問題；它爆發於1930年10月，在台日人死傷達134人；時在石塚總督就任的一年多之後，他當然有不可脫卸的責任。但是真正的研究要追究問題，就應該向最早的源頭追溯。例如，當年兒玉與後藤時代，曾經對於理番政策提出「只重蕃地，不重蕃人」，「把蕃人看作野獸」的主張；因此，對於原住民的治理，並不重視法律，同時，蕃地警察無須經過考試，就可錄用，故治理水平很難提高；以至於，前述那位不幸死於非命的學者森丙午所曾經公開地檢討過──

「從第一代到第三代總督，皆設置撫墾署致力撫番，到了兒玉、後藤搭檔的時代……過去對待蕃人的設施幾乎消失殆盡，將優秀人才，林學士、農學士等轉調他地，改由警察出身的無經驗者前往就任，番人問題因而叢生。」

當年，霧社蕃中那位重要的知識青年花岡一郎，他的高教育水準沒有成為教師，卻被流放到霧社分室，讓他有很多時間可以深入森丙午所見過的各種史料中，他將帶給大頭目莫那魯道怎樣沉痛的認知？

該一事件的發生，會很意外嗎？是否簡直可說與前述漢族社會發生的反對鴉片新特許運動，其實都應該可說是其來有自，應該探討的，不是該總督所能承擔的？

如前述，石塚任期中，可以成為政績的原本還有著名的嘉農隊取得亞軍與嘉南大圳完工；尤其，前者的籌備與訓練可說主要就是在他的任期中；由早期的設想，應該是如何展示我島上三族群合作，所可能達到的境界，在現實中會有如何的成果；是否可以充分表達殖民地發展的遠景？無論身在哪個族群，如果能夠呈現那樣的成績，應該都會樂見那樣的成果──那將是當局者怎樣的政績？（該球隊在1928年成軍，在石塚時代培植與鍛鍊了這個球隊，因而，儘管嘉農的名聲是石塚下台後才獲得的；但我們將它列於此。）

只是遺憾的，這個挺有意義的實驗中，有相當的缺陷，那是當初設想的不夠周全；我們島內公學校沒有義務教育，所以學齡通常不受重視，一個班級中往往學生的年齡可以差距到四、五歲；日本內地的各級學校不可能有如此的狀況；而四、五歲的差距，在體能與體魄上差別太大了；我島當年著名的奧運選手張星賢就在其傳記中提到，他在小學時代，雖然喜歡運動，在班級內由於這樣的大環境，就沒有很特殊的表現。

是如此地，石塚在島上發展出這樣的一支竟然可以在日本全境的大賽事中，取得亞軍的球隊；雖然，該榮譽是在他離任後才獲得的，但是我們也應該肯定他與鼓勵他，他那關於「三族群共和」的意義，只是可惜他身在殖民高位，竟然忘掉了殖民教育中所謂的「一視同仁」之虛假，乃是難以克服的真實癥結！據稱，嘉農球隊由於此役後的名聲太高了，日籍學生入學者增多，其入隊者也增多，自然該隊的素質此後就難以維持了。

關於嘉南大圳，其開工在十年前；1930年，終於完工了；據稱他是日殖五十年間，官方最大、耗費最高，直接關係民生發展的一項重要工程；在1930年初，石塚總督任期中，終於完成了。通常這應該是多麼值得重視的時刻；總督不僅簡直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就取得民間的感激，並且還可由此獲得個人加官晉爵的政績。

然而，很不幸的，該工程除了在建築期間就曾經引來民間許多怨尤，像「咬人或吃人的大圳」「無用的丈物」「沒有供水也要繳水租」「會社的農奴」等等；而今好不容易，竟然通水之後，不到一年，就被一個中型地震，把剛完工的水庫工程震出了360尺的破損問題；雖然，還是運氣不錯，地震發生的時間是該年的十二月，屬於枯水期，因而，除了田地淹水之外，其他在生命財產方面沒有太大的傷害。但是它已很難成為當年引人景仰的政績了。

1929.7主張對華協調的濱口內閣上台。1930.11，濱口在東京車站遇刺，解散內閣；石塚因霧社事件請辭。

0. 本劇故事概要
1946年6月中旬，整編第21師（原第62軍）自基隆分批登船返陸，投入華北與東北戰場。隨著軍車、油料與軍醫器材吊上運輸艦，台灣南部自此缺乏正規軍，治安主力只剩保安總隊與警察。米價攀升、黑市擴張、夜行結伴的民俗再度出現，社會安全感明顯下降。
然而地下組織並未因「兵力真空」而冒進。沈仲九與胡允恭依上級指示，強調潛伏、觀察與佈線，要求基層不要輕舉妄動，把心力放在人心、情報與組織建構上。表面上，城市依舊有巡邏與秩序；但從軍艦汽笛遠去的那一刻起，台灣的政局與社會氛圍已悄悄鬆動，為後續的動盪埋下第一道空隙。

1. 幕名與編號
第31之11幕 二一師返 不要鬧事

2. 劇情背景資訊
時間：1946年6月中旬（夜至翌晨）
地點：基隆港碼頭；台北城內街巷與茶館

3. 人物出場表
沈仲九（43歲）：
上海大學教授，日語流利，堂姊沈蕙是陳儀夫人。（肢體：斯文、內斂），留日學者身份作掩護，掌對外口徑，強調「耐心與統一戰線」。
胡允恭（30歲）：
生於1916年，中共黨員，受潘漢年密令執行任務，言行謹慎。（聲線：低沉、節制），年輕而謹慎，負責聯絡與掩護，主張「資料說話」。
李友邦（40歲）：
生於1906年，台灣義勇隊長，戰後返台後受監視，對外以公職掩護行動。
青年甲／乙：
城內暗線與同情者，情緒急、行動快，代表草根焦慮。
老商人、茶客：
市井觀察者，用米價、黑市與安全感衡量政局。
保安隊員：
臨時補位的治安主力，夜間巡邏取代正規軍。

4. 劇情主體撰寫
【開場大字幕置中＋旁白】
（相關影片出現），（黑畫面＋海風、汽笛聲）
「1946年6月中旬，第21師自基隆分批赴陸。」
【以下：小字幕置底邊＋旁白（同文）】
（相關影片出現，或相關照片剪接出現）
「六月的海風不涼，軍艦的汽笛聲卻很冷。第21師走了，南台灣沒有正規軍了。接下來，靠誰穩住南台灣？」
場景一｜〈基隆港登船〉
【清晨薄霧，起重機吊載，士兵登船】
軍官（壓低嗓音，對排頭兵）：
「上船後守紀律，少說話。」
士兵（回敬）：
「遵命！」
【鏡頭推向甲板邊，鐵錨收起，汽笛長鳴】
旁白：
「這一走，留下的是更長的巡邏線和更多的變數。」
場景二｜〈台北街頭〉
【夜色，保安隊換崗；茶樓二樓光線昏黃】
群眾甲（壓低聲音）：
「21師今天走了，聽說70師也可能撤了，真的嗎？」
群眾乙（皺眉）：
「要是都撤了，遇到亂子怎麼辦？」
老商人（嘆口氣）：
「說是警察夠用……可米價一天一個樣，治安會好嗎？」
【遠景：兩名青年推車過巷，麻袋上用粉筆寫「白米」】
保安隊員（吹哨、示意靠邊）：
「例行檢查！」
【畫面切街角布告：〈遵守紀律 不得滋事〉，被夜風吹得直響】
場景三｜〈茶館密室〉
【窗外有腳步聲，室內擺著地圖與通訊簿，昏黃燈下茶煙繚繞。】
青年甲（急切）：
「21師今天撤了，這是機會，要不要動？」
沈仲九（抬手，語調穩）：
「不可。上面交代得很清楚——目前不可輕舉妄動。」
胡允恭（補一句）：
「先把名單、聯絡方式記好。這時候佈線比喊口號重要。」
青年乙（不甘）：
「可是黑市越來越兇，米價天天跳，這不是我們最好的時機嗎？」
沈仲九（堅定）：
「別急。先把人心收拾好，比較重要。大局還沒成熟，亂動只會壞事。」
【門外號角聲遠去，室內只剩筆尖寫字聲。門微開，一道人影進入。】
胡允恭（壓低聲音）：
「李先生，這邊。」
李友邦（略顯疲憊，坐下放茶盞）：
「今年三月，台灣義勇隊奉令解散，改組成『三民主義青年團台灣省分團』。我只是發起人之一，與連震東、謝東閔，都是指導委員。」
沈仲九（冷靜）：
「你們『台灣義勇隊』與『朝鮮義勇隊』是我方高層同時成立的，現在『國共合作』結束，不改名也不行。」
李友邦（苦笑）：
「是啊。現在我已經被盯著，權責受限。除了三青團，我只掛『行政長官公署參議』的頭銜，能做的非常有限。」
胡允恭（低聲）：
「現在兵才撤了一半，我們先把議題拉回到物價再說。」
沈仲九（頷首）：
「友邦兄，我們就這麼辨，先招兵買馬，再靜觀其變。」
【室內再度陷入靜默，只剩紙筆摩擦聲。】

5. 幕末字幕淡入
【大字幕置中＋旁白】
（相關影片出現，或相關照片剪接出現）
「二十一師離台，誰來守住秩序？」
【小字幕置底邊＋旁白（同文）】：
（相關影片出現，或照片剪接出現）
「1946年下半年，駐台主力第62軍整編為第21師後，奉命回調大陸，於7至9月間陸續北上，投入華北與東北戰場。吊索起落，軍車、油料、藥材一箱箱離岸，刺刀與軍號在港口燈影間遠去。」
全台灣部隊減縮之後，部隊海防巡邏換成保安警察，巡邏沒有鬆懈，密集的哨聲，卻擋不住夜色裡飄來的風聲——黑市擴張、物價飆漲、治安日益不安，夜行者結伴而行。
地下黨員竊語：「現在黑市越來越兇，物價跳不停，這是我們的機會了。」
中共高層訓示：「別急。目前佈線、招兵買馬最重要，別把大局搞砸了。」
二二八事件爆發之後，國府對地方左翼加強監控，為此李友邦數度遭到國府訊問，曾一度被移送南京調查後獲釋返台。1951–1952 年間，政府以「包庇掩護中共間諜／通匪資匪」等指控，偵辦李友邦，根據當時保安單位的資料，李友邦於 1952 年被判處死刑，並於4月在台北馬場町執行槍決。」
後記：2006年10月20日，浙江金華市“台灣義勇隊紀念館”正式落成，李友邦將軍半身銅像巍然聳立。2013年李友邦的名字刻在北京西山無名英雄紀念廣場的花崗岩牆壁上，受兩岸同胞悼念與敬仰。

6. 本幕史料來源
•《陳儀日記》（1946年6–9月條，國史館藏）——記載第62軍撤台事宜。
•《台灣光復後軍事接收史料彙編》（國防部編，1965），「李友邦所部台灣義勇隊返台後，行政長官公署於三月下旬以『臨時軍事組織任務既畢』為由，命令撤銷。」
•《潘漢年傳》（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第214–216頁：提到「潘奉周指示接洽台灣義勇隊負責人李友邦，了解其政治傾向與利用可能」。
•「西山無名英雄紀念廣場」與名錄指稱：中國國家博物館專題文（提及刻名）與名錄型條目（作為次級對照）。
•金華市文化廣電旅遊局：〈台灣義勇隊紀念館〉（2006年原址修復與開館時間線）。金華市網格化服務平台
•胡允恭（1954）文稿／口述引用與統一戰線研究（學術論文）：對臺「不輕舉妄動、先潛伏、先佈線」的方針（屬回憶與次級研究層級，戲劇化重建依據）。

作者：丁紹傑
我無黨無派今年73歲，是在台南長大的空軍子弟。高中時，曾聽長輩談起二二八期間，嘉義機場遭到圍困的往事。因此，我對二二八以及其後延伸出的白色恐怖歷史，始終比同齡人多一分關注。進入大學，當我看到陳儀的自評詩：
「治生敢曰太無方，病在偏憐晚節香，
廿載服官無息日，一朝罷去便饑荒。」
我才驚覺，社會對陳儀的評價長期出現高度兩極化，其原因往往來自不同時期所呈現的史料差異，以及撰寫者立場與動機的不同。
為了給歷史誠實交代，我創作了這部公益紀錄片劇本，希望留下228事件誠實的紀錄。

0. 本劇故事概要
1946年初，限購、限區與緝私措施在全臺推行，許多小商販因跨區售米被帶往審訊所。翌年 1947 年 3 月 11 日，嘉義青年米商王永慶，也因『越區運糧』遭拘留 29 天。事後檢方查明來源屬同一糧區而獲釋。這在當時只是眾多案件之一，卻在後世顯得格外醒目。
審訊室裡，公務員機械記錄、糧政人員按表辦事；外界有幸災樂禍，也有同情的目光。這一幕呈現出戰後政策的生硬與民間的無力，也讓歷史回望時看到：台灣日後的企業巨擘，早年也曾在時代巨輪下，低聲報出自己的名字，與弟弟在昏黃燈下共度難關。

1. 幕名與編號
第31之10幕 王家米案 兄弟親深

2. 劇情背景資訊
時間：1946年初（限區、緝私政策全面推行之後）
地點：臨時審訊所

3. 人物出場表
王永慶（30歲）：
出生於1917年10月18日，嘉義青年米商，勤奮聰敏，卻因逾區售米觸法遭拘留29天。
王永在（21歲）：
出生於1926年12月24日，王永慶弟弟，嘉義青年米商，聽兄長的指導，勤奮聰敏。
記錄官：
冷漠公務員，機械抄錄姓名與案由。
糧食官員：
押送與指認，公事公辦。
糧管小吏：
有人幸災樂禍，有人暗自同情。

4. 劇情主體撰寫
【開場大字幕置中＋旁白】
（相關影片或照片剪接出現）
「1946年初　限購・限區・緝私全面實施」
（2秒後角標補：「1947/3/11　王永慶案」）
【小字幕置底邊＋旁白（同文）】
「當限購、限區的政策，從街頭延伸進審訊所，歷史記下了一個年輕商人的名字——王永慶。日後王永慶締造企業奇蹟，被譽為『台灣經營之神』；而在最早，他因逾區售米留下紀錄。」
【場景：臨時審訊所・夜】
（昏燈搖曳，房內瀰漫汗氣與紙墨味。
王永慶被押到長桌前，身後站著弟弟王永在，雙手緊握帽子。）
糧食官員（冷聲）：
「違令逾區售米，被人舉報。」
（記錄官不抬頭，筆尖沙沙落紙。）
記錄官：
「姓名？」
（王永慶抬眼，沉默片刻，低聲回應。）
王永慶：
「王永慶。」
記錄官：
「王永慶，這批米是你調往台北的…」
王永慶：
「是。」
記錄官（眼看王永在）：
「同案人？」
王永在（急忙，上前一步）：
「不。我是他弟弟，只在店裡幫忙……。」
（王永慶微皺眉，側頭望著王永在，欲開口又止。記錄官略抬眼，神色冷淡。）
糧食官員：
「你們誰主事？」
王永慶（堅定）：
「我。」
（兩人對望，沈默。燈光映在兄弟的臉上，一個鎮靜、一個緊張。記錄官繼續抄錄。）
記錄官：
「違反限區與運糧規定，依規定移送辦理。」
審所小吏甲（竊笑）：
「活該，逾區撈錢，終究被逮。」
審所小吏乙（低聲）：
「唉，只是小糧商，跟大批發商無法比。」
王永在（低聲）：
「哥，我們沒有逾區售米啊……」
王永慶（輕拍弟弟的肩膀，低聲）：
「別說話～」
（燈光漸暗，只留下桌上那本翻開的帳簿，紙頁在夜風吹動。兄弟的影子疊成一體。）

5. 幕末字幕淡入
【大字幕置中＋旁白】
「逾區售米的代價：王永慶案」
【小字幕置底邊＋旁白（同文）】
「1946 年初，米價攀升，黑市與走私愈禁愈盛。為壓住價格、安定人心，行政長官公署於1月11日廢止徵購與配給，並封存各地公倉；
同年3月上旬，以調劑、限區與查緝為主軸的措施全面展開。
凡越區運糧／逾區售米，多依令移送辦理。
1947年3月11日，王永慶因涉嫌越區運糧，遭拘留29天，後經檢方查明為同一糧區而釋回。案卷上記錄的名字只有王永慶，但地方一直流傳，弟弟王永在，曾為哥哥王永慶『頂罪』。此說多屬傳聞，未見本人親述佐證；但那一夜兄弟相依的身影，確成為台灣企業傳奇故事的起點。」

6. 本幕史料來源
•臺灣學術期刊開放取用平台（TAP）——〈戰後糧政轉向研究〉：記錄1946/1/11行政長官公署取消米穀統制與配給，並下令封存各地公倉，以平抑物價與供應軍糧。
•國立臺灣大學檔案與研究資料——〈臺灣省糧食調劑委員會成立案〉（1946/3/4），下設運輸、平糶、查緝各組；3月上旬以連續公報落實「限區、禁越區運送」等措施。
•〈戰後米價與黑市現象〉研究報告（思想坦克｜Voicettank）——指出1945/11台北市官方徵購糙米價僅132.8元／百公斤，市價達468.5–533元／百公斤，官價倒掛造成黑市與越區運糧誘因。
•臺北市政府出版資料（PDF）——載「1947/3/11王永慶因越區運糧被依〈糧食管理條例〉起訴收押，拘留29天後獲不起訴處分」。
•《經營者的心路歷程：王永慶談管理》（天下文化重編版，2007）第18頁——王永慶回憶：「年輕時賣米，因政府管制被關了二十九天。那時我立志不再碰糧食，轉做木材、塑膠。」
•地方口述與家族記載——傳聞「王永在為兄頂罪」源於地方口述與家族資料，未見官方案卷佐證，屬後人傳說。

作者：丁紹傑
我無黨無派今年73歲，是在台南長大的空軍子弟。高中時，曾聽長輩談起二二八期間，嘉義機場遭到圍困的往事。因此，我對二二八以及其後延伸出的白色恐怖歷史，始終比同齡人多一分關注。進入大學，當我看到陳儀的自評詩：
「治生敢曰太無方，病在偏憐晚節香，
廿載服官無息日，一朝罷去便饑荒。」
我才驚覺，社會對陳儀的評價長期出現高度兩極化，其原因往往來自不同時期所呈現的史料差異，以及撰寫者立場與動機的不同。
為了給歷史誠實交代，我創作了這部公益紀錄片劇本，希望留下228事件誠實的紀錄。

一、特高警察制度的開展

川村總督本是大島滿次系，是反後藤新平系的；曾來台任內務局長的他，此時已擔任過滿鐵總裁；返日後，轉任為政友會顧問；更重要是他對我台人的認知，實與在台創立「警察政治」的後藤不遠。

1928年7月，他就任時，中國北伐事業的動盪劇烈，日本的社會也高度不安──該年，日本國內第一次普選後，無產政黨雖僅獲得兩席，仍遭警方大檢舉。

日本當局為壓制社會浪潮而設「特高員警」機關；他來台後的第二天，就在總督府發表施政方針時，充分表現了內務局長的政治敏感，強調：「培養健全之國民精神，與醇良之風氣，同時洞察人心之機微，嚴加戒慎，苟發現與統治方針相反之跡象，當即斷然處置，毫不寬貸。」

同一天，就在台灣成立了「高等員警制度」，管理所有政治活動；也就是除了如過去之偵查取締在各地所謂「要視察人」〈日警對於平常就有異見，不肯順從的知識份子稱之〉之嫌疑者外，特別配置十餘名巡查在日台與中台航線上盤查任何可疑之旅客，並查扣各種不妥之文書 。
當局對於我島社會的宰制真是更為深入了。

1928年12月，恰遇天皇針對普選後的社會局勢發佈「教育振興有關詔書」。可見川村總督的政治嗅覺極佳。

二、女子學院問題

總督早年曾經涉入大島民政長官阿里山鐵道的弊案，因而隨大島離台，不料，多年後出任總督，仍然涉入鐵路弊案中。所幸，傳聞有此轉折。

那是1918年，我台企業家顏雲年依法與日人合資成立炭礦會社，開採臺北平溪的煤礦，為了使所產煤炭順利搬運，而自行建築鐵路，至1921年該耗資達230多萬日圓的鐵路才完工。

然而，1929年4月，川村總督竟決定將該鐵路以很低的價格，收回官營。打擊之下，顏氏企業幾乎無法支持。所幸，顏氏的日籍顧問透過各種關係對川村進行關說，最後在「下屬都已同意，只有總督一人堅持而已」 的情況下，川村以「暫時存下來」作為回應；因此，顏氏是付出了一大筆賄款，而後來總督府對於顏氏鐵路的徵收價格，也提高到150萬日圓。

最後的高層傳說中則有所謂的「川村總督任滿回國，在東京的四谷開辦了一所女子學院，是東京最時髦的學校，而川村總督開辦學校的經費就是當年顏家的賄款。……」，這真是一種難得的政績表現方式。

三、號稱「戒絕」的「修正台灣鴉片令」

長期以來，殖民當局隱匿其曾經對於我先民降筆會戒毒運動的種種打壓，卻積極對於海內外，以「緩禁」為名，宣揚其處理我們島上的鴉片吸食問題；其居心來到本期的1928年底，國際聯盟要求各國嚴禁鴉片的日內瓦萬國鴉片協定，認定將於1929年1月9日生效；當局則是在1928年12月28日，以律令第三號發出「修正台灣鴉片令」，宣布將於翌年1月施行。

其主要修正內容，除了明白規定「台灣人民不得吸食鴉片」與「部分癮民強迫治療和禁止開設煙館」等條款略有新意，但該新鴉片令的第二條「鴉片不准吸食」之下，竟有但書一項，「但本令施行前之鴉片癮者，由總督特許吸食，而吸食政府發售之鴉片煙膏者，不在此限。」，這是川村總督留下了可說毫無真實進步氣息的、繼續對我先民「謀財害命」「自卑自嘆」的禁止條款。

四、也來「官有林拂下政策」

此外，前面提及伊澤總督之施政，雖曾發表美言，但是其實際作為讓人遺憾；尤其是他那「官有林拂下」的政策，不但不合公理正義，且帶給當時的社會極大的不安，可說是他最大的失敗；川村總督在政治上是屬「政友會」，與伊澤總督的憲政會本應立於反對的地位，似乎是在這方面也絕不願讓伊澤總督「專美」於前。應該是當年其前任的伊澤的該一政策作為，雖然對於我台人造成廣泛的不滿，但是在退職的官吏中，獲得頗多肯定；因而，他雖是相對立的政黨，他也依照其政策而行。

並且，他不是在任期中就進行，而是在下臺的前夕，就像對於顏氏企業鐵路的低價收購一樣，是在下臺的前夕，離台之前，一氣批准了70多件引起那時深受民眾黨強烈批判的「官有地拂下」的定案 ；此外，他那帶來「新鴉片特許問題」，繼續對我先民「謀財害命」的「修正鴉片令」，也是此時公布的。

1929年7月，田中內閣因皇姑屯事件而解體，新閣屬民政黨，這位政友會的川村於是下台。

0. 本劇故事概要
1946年春，米價持續飆升，黑市與走私問題持續擴大。為了壓住價格、安定人心，行政長官公署推出《糧食統制規則》，以「就近繳售、限區銷售、公定價收購」作為核心。政策在會議室裡拍板迅速，但落到民間卻處處碰壁：公定價與市價差距過大，使農民傾向囤售或轉向黑市；越區查緝一嚴，流通更為僵化。
短期內，米價雖略有回落，但官糧制度的斷續與民間的不信任，使統制效果有限。這場表面為了物價與秩序的調整，實際上揭開了戰後初期民眾與政府之間最早的「信任裂縫」。秩序尚未站穩，而民心已開始動搖。

1. 幕名與編號
第31之9幕 限區售糧 怨聲四起

2. 劇情背景資訊
時間：1946年3月（《糧食統制規則》發布前後）
地點：台北・行政長官公署會議室

3. 人物出場表
陳儀（63歲）：
行政長官公署主任委員（稱主任）。以抑物價、維持權威為施政核心。
林蔚（57歲）：
行政長官公署秘書長，負責糧政與警政協調。
林忠（31歲）：
台灣廣播電台台長，兼接收專員，隨陳儀赴台接管日人廣播系統。
糧食官員：
政策執行端；夾在政令與民情之間。

4. 劇情主體撰寫
【開場大字幕置中＋旁白】
（相關影片出現，或相關照片剪接出現）
「1946年3月8日《糧食統制規則》：就近繳售／禁越區／公定價」
【以下：小字幕置底邊＋旁白（同文）】
（相關影片出現，或相關照片剪接出現）
「米價狂飆，黑市四起。1946年3月上旬，行政公署祭出新令，以『調劑・限運・查緝』先把局面壓住。」
【場景：行政長官公署會議室・日】
（窗外烈日，室內氣壓沉重。長桌正中，一份《糧食統制規則》攤開，字樣刺眼。）
陳儀（手掌一拍）：
「米價不穩，政局就不穩。照這版定案——：
一，就近繳售：收在哪裡、交在哪裡；
二，限區銷售：縣市為界，誰敢越區，抓；
三，公定價收購：一個價，不再一日三價；
四，緝私從嚴：警總、憲兵、警察全上。」
（會議室裡筆聲急促，氣氛緊繃。）
林蔚（向前一步，語速快）：
「主任，還得透明。每一車、每一擔都要簽收留底，紙帳對倉庫，公定價與到貨要公開，否則謠言一起，黑市又回來。」
陳儀（點頭）：
「新聞宣導交給林忠，要讓百姓心裡明白：有米可買，有價可查，有人在管。」
林忠（尊敬）：
「我們廣播電台會加強宣導，提醒民眾遵守限區、限購。」
林蔚（插話）：
「價錢公開，米行門口要寫清楚，有多少米，米價多少，這樣才不會亂。別讓人白排隊，排了買不到會更火大。」
糧食官員（小心翼翼）：
「遵命。只是……公定價和市價差太遠，我怕農民不願出售，源頭就可能斷了。」
（空氣一滯。陳儀指尖輕敲桌面，沉默兩秒。）
陳儀（低聲、斬釘截鐵）：
「先穩住價格，只要人心浮動，米價就跟著亂。源頭問題，先收再說；不服從，就法辦。」
（短暫靜默。林忠與陳儀對望，神色凝重。）
【蒙太奇・執行畫面】
— 糧食局門口，黑板寫著「本日配售：每戶X斤」，隊伍繞街。
— 米行外貼出「公定價」與「到貨時間」，人群擠看。
— 憲兵在路口攔車查米，逐袋開驗，記錄車號。
— 鄉間小路，稻米袋藏進柴堆；夜裡小船悄然出海。

5. 幕末字幕淡入
【大字幕置中＋旁白】
（相關影片或照片剪接）
「限購、限區、查禁越區」
【小字幕置底邊＋旁白（同文）】
（相關影片出現，或照片剪接出現）
「1946 年初，米價一路攀升，黑市與走私愈禁愈盛。為壓住價格、安定人心，1946/1/11 行政長官公署廢止米穀統制與配給，並封存各地公倉；市面卻仍見『有米難買』，民怨累積。
同年３月４日設立臺灣省糧食調劑委員會，下設運輸、查緝等組，配合限購、限區、查禁越區運送，逐步推進糧區劃分與運糧憑證。價格一度回落，但癥結未解——官定徵購價僅約市價三分之一，農民轉向囤售與黑市，供應斷續、信任鬆動。
較為明顯的穩定出現在1947年第二季前後：省府與糧食局強化糧區制度與流通管理、擴充公糧調度，米價才逐步回穩；1949年隨遷臺潮與局勢變動，物價再度走高。」
後記：
「陳儀領導糧食調劑委員會，推動『限購、限區、緝私』，確實在短期內穩住糧價、改善供應。就此而言，他並非不作為、亦非無成效。把他一概貼上『治理無能』並不公允。這應該是當時中共地下黨的宣傳，國共內戰中雙方都有這種政治宣傳，現在事過境遷了，還這麼說就不對了。」

6. 本幕史料來源
•臺灣學術期刊開放取用平台（TAP）——〈戰後糧政綜述〉：行政長官公署自1945/10/31公布〈管理糧食臨時辦法〉至1946/1/11廢止徵購與配給、封存公倉的政策時序，顯示糧政調整與物價變化背景。
•〈臺灣省糧食調劑委員會成立案〉〈調劑糧食要點處理要項〉——委員會設立與運輸、查緝、平糶各組要點；3月上旬連續發布限運、查緝命令以推行「就近繳售、限區銷售」。〔出處：TAP資料庫+1〕
•《行政長官公署公報》1945年10月–1946年1月號——記載糧食管理措施、臨時物價委員會設置，以及林蔚兼任糧政與警政協調職務之公文。
•國立臺灣大學研究資料——1946年糧政檔案與〈黑市與越區查緝〉研究：呈現當年查禁跨縣運糧、嚴防糧食私運出省之公告與實施情形。
•臺灣大學經濟資料庫——1945/11臺北市官方徵購糙米價132.8元／百公斤、市價468.5–533元／百公斤，顯示徵購價與市價落差近三倍，為黑市與囤積主因。
•臺灣省參議會與糧政檔案研究（國立臺灣大學）——1946年省內查緝越區與出省運送紀錄，輔以議會質詢資料，呈現糧政執行困難與地方反應。

作者：丁紹傑
我無黨無派今年73歲，是在台南長大的空軍子弟。高中時，曾聽長輩談起二二八期間，嘉義機場遭到圍困的往事。因此，我對二二八以及其後延伸出的白色恐怖歷史，始終比同齡人多一分關注。進入大學，當我看到陳儀的自評詩：
「治生敢曰太無方，病在偏憐晚節香，
廿載服官無息日，一朝罷去便饑荒。」
我才驚覺，社會對陳儀的評價長期出現高度兩極化，其原因往往來自不同時期所呈現的史料差異，以及撰寫者立場與動機的不同。
為了給歷史誠實交代，我創作了這部公益紀錄片劇本，希望留下228事件誠實的紀錄。

上山是長州人，與伊澤多喜男總督同年畢業於東京帝大法科，同年通過高等文官考試，且同屬憲政會。1914年，他任農商省次官，第一次加藤內閣時，曾參與組閣的謀劃。據稱他得接任為台灣總督，乃是由於伊澤的推薦。

何以推薦上山呢？是否如前述伊澤為了與政友會鬥爭，曾經追查後藤新平系的金脈與鈴木商店、台灣銀行的惡質關係，但自身沒有足夠的專業，所以轉身下台之際，就交給曾任農商省次官的黨內同志？他的政績，在不長的任期中，卻相當展示了日本官僚的手段。

1926年，上山就任時，東京政黨間的傾軋仍不斷；同時，東京大震災的復原工作並不順利，且金融上有每下愈況之勢。1927年春，先是3月24日，日本各地銀行因大震災後的金融恐慌而發生擠兌風潮；然後，爆發了台灣銀行給與鈴木商店鉅額的不良貸款事件。

那是在後藤長官時代就開始了的問題。台灣銀行給予這個私人企業的融資額竟然達到三億八千萬元，當時的貨幣發行額是五千三百八十八萬元。台灣銀行認為不可再給予該店任何貸款，故停止了貸款。因此，該商店乃於該年4月5日破產倒閉。與其關係密切的台灣銀行因此而瀕臨破產邊緣。

當時，台灣除外，在日本本國的全部銀行皆發出二十一日的延期付款通告，可見當時的日本是處於經濟危機中。同時，政局動盪；4月20日，新成立的田中內閣，田中首相與上山為同鄉。上山總督採取了關閉日本內地各分行，而島內本行、分行仍繼續營業的方案。如果我島內發生擠兌，對於本島統治必將大大不利；然而，該一嚴重的金融事件，竟然僅在鈴木商店破產的代價下，順利度過了危機；這真是一大重要的政績。

一般僅強調田中首相與上山總督的同鄉關係，並且強調若非1928年6月，久彌宮邦彥親王訪台中時，被朝鮮青年趙明河襲擊，是大逆事件，上山不能不循例請辭。以上山總督在此事件上的功勞與其與田中的同鄉關係，似乎並無下台的必要。

另方面，當年在我島上的時局，正當「台灣文化協會」內部日漸分化之際；該民族意識深厚的團體，在對岸的革命形勢高漲之催動下，其內部左翼力量相應而起；過去獨大的右翼力量逐漸失去了領導權；而1926年8月，據稱也是上山總督與該會右翼深交之始；從而，該年底林獻堂與陳炘等籌組大東信託會社；1926年12月正式成立後，其營運卻不如預期。

至1927年1月2日，該會臨時會，右翼終至退出該會，文協正式分裂，左翼的「新文協」成立。1927年1月4日，總督府警務局提供給當局如何分化我島民的計畫案，「文化協會對策」。其中有讓林獻堂出國的建議，確實5月中，獻堂先生出國旅遊了，要到一年多後，才回到我島。

此時可謂正當東京金融恐慌前夕；該會左翼對於右翼的批判是──
「日本統治者一方面加緊彈壓台灣人民反日陣線；另一方面又積極採取卑鄙的利誘、收買的政策分化反日陣線。日本帝國主義者最毒辣的手段，就是在他確立了對台灣的殖民地統治機構，把台灣絕大部份土地、資源及整個經濟命脈掌握在其手中的情況下，宣布取消限制『台灣組織企業公司』的禁令，允許本地資本家組織公司經營工商企業，而日本金融資本即乘機吸收本地游資或利用本地資本，使成為被他所控制的企業……這一殖民措施，使台灣的大資本家、地主進一步與日本統治階級勾結起來，而從反日戰線上沒落下去。……」

今天大家所聞名的「台灣民眾黨」就是台灣文化協會在此時先向右分裂，再向左曲折奮起的政治團體。它正式成立於1927年7月。文協時代的總理林獻堂當時赴歐美遊歷，不在島內，被尊為該黨總理，但往後從來沒有真正參與其活動。

在台灣政治發展中，二二八事件不僅是一場歷史悲劇，更逐漸演變為政治認同與國族敘事的重要符號。從1947年事件本身，到戰後的省籍矛盾，再到民主化後的政治動員，二二八在不同時代被賦予不同意義。理解這段歷史，有助於看清台灣政治從「省籍政治」走向「民族政治」的轉變。

一、二二八：省籍政治的起點

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發生在戰後接收不久，當時由陳儀主導的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治台灣，但在行政效率、經濟管理與政治參與方面與本地社會產生巨大落差。事件爆發後，中央政府由蔣介石下令派兵鎮壓，造成嚴重傷亡。
這一事件在社會心理上留下兩個長期影響：
本地社會對政府的不信任
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的族群隔閡
因此，在戰後很長一段時間裡，「省籍」成為台灣政治的重要分界線。

二、戒嚴時期：省籍矛盾被壓抑

1949年國共內戰結束後，蔣介石政府撤退到台灣，建立長期的臺灣戒嚴時期。
在這個政治體制下：
政權由中國國民黨長期主導
許多軍政職位由外省籍人士掌握
二二八事件被列為敏感話題
因此，省籍矛盾並沒有消失，而是被政治體制暫時壓抑。

三、民主化：歷史記憶重新出現

1987年臺灣解嚴後，台灣政治開始全面民主化。
在新的政治環境中，二二八事件被重新討論與研究。
同時，反對黨民主進步黨
逐漸把二二八事件轉化為政治動員的重要象徵。
在這一階段，歷史敘事開始出現新的變化：
二二八被視為民主運動的象徵
本土認同逐漸強化
省籍政治開始轉化為「台灣主體性」論述

四、省籍政治轉化為民族政治

進入21世紀後，台灣政治逐漸出現新的變化：
省籍矛盾本身逐漸淡化，但其歷史記憶被轉化為新的政治認同。
「本省／外省」逐漸轉化為「台灣／中國」
二二八被納入台灣民族敘事
在這一過程中，民主進步黨成為推動「台灣主體性」的重要政治力量。
近年來，一些支持本土政治立場的青年群體，例如被媒體稱為「青鳥」的網路社群，也常以二二八歷史作為政治象徵。

五、歷史與政治的距離

然而，歷史研究者普遍提醒一點：
歷史事件本身與後來的政治詮釋並不完全相同。
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是一場複雜的社會危機，包括：
戰後接收失敗
行政制度問題
社會矛盾爆發
軍事鎮壓
而今天的政治敘事，往往會從中選擇特定部分，強化某種政治意義。

結語

從1947年到今天，二二八事件的意義其實不斷變化：
在戰後，它是社會衝突；
在戒嚴時期，它是被壓抑的記憶；
在民主化後，它成為政治象徵。
今天的台灣政治，已經逐漸從「省籍政治」走向「認同政治」。
而二二八，正是這段歷史轉變中最重要的象徵之一。
理解這段歷史，不只是為了爭論立場，而是為了理解台灣社會如何在不同時代的政治環境中，逐漸形成今日的政治認同。

0. 本劇故事概要
1945年戰後，台灣原本每年需輸往日本的三成六稻米全部留在島內，人們因此期待米價能回穩。然而情勢出乎意料：黑市迅速擴張、走私往返福建，米糧大量外流，市場供需在短時間內被徹底改寫。官署內的仕紳與商界擔憂物價失序，街頭報童一聲「米價又漲了！」更凸顯一般百姓的無力感。
官方統制措施尚未成形，黑市價格遠高於官價，使農民傾向囤積或轉向暗盤販售，形成惡性循環。這場稻米外流與價格飛漲的矛盾，是戰後初期民心落差的第一個明顯徵兆，象徵混亂的序幕已悄然拉開。

1. 幕名與編號
第31之8幕 稻米走私 黑市翻漲

2. 劇情背景資訊
時間：1946年1月（接收初期，米價持續上漲，統制措施尚未落實）
地點：台北商會雅間

3. 人物出場表
林蔚（57歲）：
行政長官公署秘書長，負責糧政與警政協調。
謝東閔（37歲）：
來台北開會。出任高雄縣接收委員會主委，1946年任高雄縣官派首任縣長。
商人甲：
一般商界人士，提出常見疑惑。
報童：
場外聲音，象徵街頭輿論。

4. 劇情主體撰寫
【開場大字幕置中＋旁白】
（相關影片出現，或相關照片剪接出現）
「1946年1月，稻米不再輸日，為何還在漲價？」
【以下：小字幕置底邊＋旁白（同文）】
（相關影片出現，或相關照片剪接出現）
「戰前，台灣稻米有三成六都要運到日本。戰後，這些米應該留在島內，大家以為日子會好過些。但現實卻完全相反……米價不降反升，黑市與走私現象相當普遍。」
【場景：台北商會雅間】
（昏黃油燈下，桌上攤開臨時物價表，數字一再被劃掉重寫。林蔚、謝東閔、米行東主與商人甲正圍坐，神情凝重。）
商人甲（皺眉，語帶困惑）：
「不是說戰前有三成六的米要送去日本，現在全都留在島內了，為什麼米價還是一漲再漲？」
米行東主（嘆氣，攤手）：
「現在福建那邊，缺米更嚴重，價錢漲了好幾倍。走私一趟就能賺大錢，現在島內的米，被搬光了。」
林蔚（語氣急切）：
「黑市不打、走私不禁，光喊『稻米不再輸日』有什麼用？老百姓還是買不起米！」
謝東閔（語氣沉著）：
「我們高雄也出現缺米的現象。」
林蔚（皺眉，語帶困惑）：
「那，該怎麼辨?」
謝東閔（語氣沉著）：
「要嘛限購，要嘛分區銷售，至少先讓老百姓心安。不然米價，只會越喊越高。」
（此時，場外報童大聲喊著……）
報童（大聲喊著）：
「號外！米價又漲了！」
【場景收束】
（屋內眾人一愣，臉色更沉，無言以對。）

5. 幕末字幕淡入
【大字幕置中＋旁白】
（相關影片出現，或相關照片剪接出現）
「米不輸日，價格為何仍上漲？」
【小字幕置底邊＋旁白（同文）】
（相關影片出現，或照片剪接出現）
「戰前，臺灣稻米年產量約有三成六輸往日本。戰後（1945年）這部分留在島內，百姓原以為米價會回落，結果卻相反……價格急遽攀升。〔參照：白米零售月均（每臺斤）1945年8月約0.2元、10月3.6元、11月12元；同時期臺北市市價已遠高於官方徵購價〕，百姓心裡納悶：稻米既然不再輸往日本，為什麼價格還會大幅上漲？
這最大的原因是，1945年9月，日本方面派出專機，將大量新印製的「台灣銀行券」運到台灣，買去大量物資。其次是黑市操控，同時大陸缺糧，走私稻米的船己在台海間往返。
於是，街頭買米的隊伍越拉越長，主婦手裡的鈔票越來越薄。米荒，不只是主婦們的焦慮，更是一場台灣百姓對陳儀政府信任的考驗。
1945/10/31 行政長官公署公布〈臺灣省管理糧食臨時辦法〉，規定生產者扣除自用外之餘糧須繳售至農業會，並禁止往島外輸出。因黑市蔓延、制度難以落實，公署於1946/1/11 廢止米穀統制與配給，改令各縣封存公倉稻穀並准許自由買賣。
此後價格並非立刻止漲，頂多是短暫回落，真正的癥結在於官價過低。當徵購價只有市價的三分之一左右時，農民自然觀望滯納、競趨黑市，寧囤不售，繳售制度形同空轉。」

6. 本幕史料來源
•《行政長官公署公報》1945年10月–1946年1月號——記載〈臺灣省管理糧食臨時辦法〉（1945/10/31公布）及1946/1/11廢止統制與配給、封存公倉等措施，並載林蔚兼任糧政協調事宜。
•臺灣學術期刊開放取用平台（TAP）——〈戰後糧政轉折研究〉綜論，整理統制政策與檔案時序：1945/10/31公布統制辦法、1946/1/11取消配給、封存公倉，反映糧政混亂與政策反覆。
•《行政長官公署臨時物價委員會報告》及相關研究數據——顯示徵購價僅市價約三分之一：1945/11台北白米零售價每百公斤約468.5–533元，官方徵購價僅132.8元，造成農民滯納與黑市流通。
•臺灣學術期刊開放取用平台——〈黑市與越區流通現象〉研究，指出因內外糧價差，戰後初期普遍出現稻米走私至中國內地、日本、琉球等地。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研究資料——戰前「餘米輸日」結構分析，說明日治末期台灣稻米年產量約三成六輸往日本，戰後此出口停滯導致供需錯位與物價波動。
•《王添燈家屬口述訪談錄》（台北，1990年代）——回憶王添燈於1946年初主持「米價專題廣播」與採訪糧政官員經過，反映社會輿論對糧政混亂之關切。

作者：丁紹傑
我無黨無派今年73歲，是在台南長大的空軍子弟。高中時，曾聽長輩談起二二八期間，嘉義機場遭到圍困的往事。因此，我對二二八以及其後延伸出的白色恐怖歷史，始終比同齡人多一分關注。進入大學，當我看到陳儀的自評詩：
「治生敢曰太無方，病在偏憐晚節香，
廿載服官無息日，一朝罷去便饑荒。」
我才驚覺，社會對陳儀的評價長期出現高度兩極化，其原因往往來自不同時期所呈現的史料差異，以及撰寫者立場與動機的不同。
為了給歷史誠實交代，我創作了這部公益紀錄片劇本，希望留下228事件誠實的紀錄。

伊澤所屬的政黨是以護憲運動著名的憲友會，他的哥哥是我島上當年第一任學務部長伊澤修二，且其女婿為中國人，故其自稱對於我島民特有感情。因而，在就任之初，他就曾經因強調「一視同仁」而發表過讓在台日人很感冒的所謂──
「統治不以15萬之日本人，而應以360萬之台灣人為對象」
據稱當時政府的機關報都不肯刊登該講話。

其經歷，曾歷任縣警部長、幾縣知事；1914年，任警視總監；1916年，為貴族院議員；任職縣知事期間深受政友會掣肘，進入貴族院中仍支持憲政會反對政友會；故1924年護憲運動後的民政黨組閣時，因其長期反對政友會，且其兄曾在台任學務部長而獲得出任台灣總督的機會。

他有政治鬥爭能力，來台大力瓦解後藤新平系與斬其金脈；其後任上山滿之進總督也是民政黨人物，延用其總務長官；伊澤應也屬於日本「能吏」。

但他雖相當瓦解了後藤系，但是對於這些退職官僚的優遇問題處理不當，引起了往後台灣農民運動，即1925年前後的「官有林拂下事件」（將收歸國有的山林、原野或農地，透過放領、無償讓渡或賣渡的方式轉移給私人或日本資本家），是其一大敗筆。但往後台灣總督府中伊澤系自也漸成一勢力。

他的政績，主要是對於治警事件的處置、傳統儒者辜鴻銘來台、蓬萊米的研發與拔除後藤系勢力上；然似乎因此而竟也讓大正民主獲得表現的某種特殊機會。

一、治警事件中，全台搜捕，聲勢驚人；然而，初審中竟然獲得罪證不足的無罪宣告，進入二審才獲罪刑；最後更有雷聲大雨點小之勢；該案受刑人出獄時，多受地方人士之迎接。但是三級三審顯示某種似乎不同於過往的進步性。

二、在正視我島文化傳承上，官方對於我島傳統的儒學難得地表示了其尊重。那是1924年底，伊澤以台灣總督之尊，在我島接待了當時來台講演的中國守舊派的國學怪傑辜鴻銘──據稱他是辜顯榮的親戚；其人是當年反對革命與新文化運動的著名遺老；或許這使伊澤會想就像後藤新平利用保甲制度之名一樣，利用儒學，也可強化當局與我島民的關係。就在翌年初，伊澤接受了辜顯榮等人在台北重建孔廟的提案；使得1895年日軍入據我島三十年來，就失去了儒學傳承重要象徵的北台士大夫們，重新似乎有了可以歸屬的精神依託。該工程總面積五千餘坪。建築經費全部由民間捐募籌之。

三、蓬萊米的研發上；日殖時期殖民者早有「農業台灣、工業日本」的政策；那就是希望日本本土在發展工業之際，我島民能夠充分提供工業所需要的糧食；以免再出現如過去歐戰後的米騷動的社會恐慌；該一問題不難理解，但是雖然不難獲得共識，但是現實中台米與日米的口味不同，充分取代並不容易；1926年4月，總督府農業技師成功地培養出了合於日人口味的新米，即今之「蓬萊米」。使得日本資本家更有宰制我島地主的條件。

四、拔除後藤系的勢力；出身於護憲運動的他所使用的手法，除了藉著災後不景氣的裁員和減薪風潮，削弱後藤系，然後，1925年，舉發後藤系的金脈「星製藥」，控以官商勾結與違反「台灣鴉片令」的罪名，並且從此終止了總督府與星製藥之間，專賣局原定應該供給嗎啡給該藥廠的契約關係。

另外，在「官制改正」上，他漂亮地重用年資較低的警保局長後藤文夫出任總務長官，慣例地逼退了年資與官階較高的高官們，因此，該年底真的也裁退了大小官僚三千人，似乎真要進行大改革；因而，一面受到我島民間知識份子的相當期待，另一面則受到在台日人既得利益者的痛恨。

最後，應是很偶然的；由於田總督時，皇太子來台，似乎頗為順利成功，很能滿足宮廷與總督府的各自需要；1925年，皇太子之弟秩父宮親王也決定來台巡行。官方自然樂於提供充分的招待；該高貴的皇親在考察後，發表了關於自身對於番情的感言；那是「只要不馘首，就沒必要派兵強力討伐吧」的同情。

或者那就是大正民主時代的合理巧合？報紙竟順此請來當時被學界譽為「番界調查第一人」、高度同情原住民的學者森丙午，寫出其心聲，公開連載地刊出了其那動人的主張──「把番人當作人來看吧」 ──那是具有高度批判性的觀點，他認為：
「清朝的理番政策是運用巧妙的手段，送豪宅給頭目。乾隆皇帝時代，不要說是平地番人，就連阿里山及北勢蕃等高山原住民也多次到北京觀光，覲見皇帝並獲得貴重的賜品。……清朝對番界並非採無為而治……，只是尚未到達統治番界的階段而已。從第一代到第三代總督，皆設置撫墾署致力撫番，到了兒玉、後藤搭檔的時代……過去對待蕃人的設施幾乎消失殆盡，將優秀人才，林學士、農學士等轉調他地，改由警察出身的無經驗者前往就任，番人問題因而叢生。」
他的批判還深入當局的政策中，甚至還批判到──
「總督府官邸、長官官邸、官舍、台北醫院等所使用的大量建材都來自東勢郡蕃地，鐵路宿舍及台北車站等則採用取自文山郡深山蕃地的木材，這也是造成台北市街發生大洪水的原因之一。」
然後，他深刻地歸納稱──
「內地人的不道德和政策不僅耗損鉅額國費，也枉送許多人命，招致禍害，並破壞山地的大自然。」

這真是一場意外的、對於理番政策的異議；展示了將番族視為禽獸的神裔子民中，其皇族竟有相當的平等觀；而更重要而不幸的，是森氏在該批判論述公開發表的一年之後，竟在打算大肆開發東部番地的東台灣鐵路正式完工的半年後的1926年7月2日，深度同情番社的他被宣告在海上失蹤。

1926年8月，伊澤類似後藤當年也高升為東京市長；但是後來就乏表現了。傳說伊澤的離台，是由於他回東京養病時，若槻首相與其親友怕他歸台的話，可能會有害其健康而安排東京市長一職的。但是，本研究懷疑是其政敵政學會與在台日人確實都對他有強烈的不諒解，若槻怕他會被「森丙午」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