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本劇故事概要
1945年10月下旬，陳儀赴台接收前，在福州設下餞行宴。酒桌看似熱鬧，其實暗流湧動：軍統著眼治安與威權控制，台籍人士期盼能在新政中獲得位置，商界關心通路與物價，另有左派在一旁觀察風向。四股力量在同一張圓桌上交會，映照著光復初期即將面對的現實——語言隔閡、用人爭議、物價不穩與治安隱憂。
翌日，陳儀將抵達台北，主持受降典禮；而這前一夜的福州宴席，像是一面鏡子，把台灣戰後初期的矛盾、期待與彼此不安，都先行照了出來。

1. 幕名與編號
第31之5幕 赴台前夕 宴會交鋒

2. 劇情背景資訊
時間：1945年10月23日（晚間）
地點：福州某飯店二樓雅廳

3. 人物出場表
陳儀（62歲）：
台灣省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即將赴任，語氣沉穩，胸懷民族情感。
黃曾樾（47歲）：
福州市代理市長，地方主政，恭敬周旋。
許德輝（45歲）：
軍統代表，語氣強硬，警惕左派滲透，與陳儀關係微妙。
李友邦（47歲）：
台灣義勇隊創建人，主張台灣人參政，立場務實。
嚴秀峰（40歲）：
李妻，三青團骨幹，冷靜觀察，潛在統戰橋樑。
沈仲九（43歲）：
延安地下工作者，謙遜低調，善於觀察。
胡允恭（29歲）：
沈仲九助理，低調記錄，冷靜應對。
陳姓商人（約40歲）：
台藉糖鹽商人，高雄大地主，眼光敏銳，捷足先登。

4. 劇情主體撰寫
【開場大字幕置中＋旁白】
「1945年10月下旬　福州送行宴」
（影片出現，或照片剪接出現）
【小字幕置底邊＋旁白（同文）】（低沉）：
「赴台前的最後一夜，陳儀在福州設宴。酒過三巡，人人敬語，人人試探。
歷史的風暴尚未來到，但裂痕已然顯現。」
【劇情主體】
（圓桌佳餚豐盛，酒氣氤氳。眾人舉杯言笑，暗藏角力。）
黃市長（舉杯）：
「行政長官即將東渡，肩負重任。我福州市府以薄酒餞行，祝行政長官政通人和，賀台灣重歸祖國！」
陳儀（沉穩回敬）：
「此行赴台，不是為做官，而是為還我山河。台灣五十年未歸，今朝必須重回中華文化。」
許德輝（急切）：
「行政長官，此行不可掉以輕心。島上有殘留的日本人勢力，還有潛伏的左派。我們軍統方面一定全力配合。」
（沈仲九、胡允恭默然記錄。李友邦放下酒杯，語氣穩重。）
李友邦（圓融）：
「行政長官說得對，大家齊心合力，讓台灣五十年的離散成為過去，重回中華文化。」
陳儀（誠懇）：
「李先生有抗日之功，為台灣民眾所敬仰。我們此行，正要結合台灣有志之士，好好地重建台灣。」
嚴秀峰（輕聲）：
「只要給我們三青團多一點信任與參與，我們三青團一定會展現實力。」
許德輝（低聲質疑，壓抑懷疑）：
「三青團有多少實力，真到用時，能派上用場嗎？」
沈仲九（微笑，穩重）：
「靠東靠西都不如靠群眾。我們只要用對人，就能水到渠成。」
（氣氛凝重。黃市長舉杯，語氣爽朗，試圖緩和。）
陳姓商人（穩重中帶幽默）：
「今晚這席，正像未來的台灣。雖然各有立場，但志同道合。這一餐，就由我作東吧！」
（席間先是短暫沉默，接著笑聲響起，壓抑的氣氛逐漸化解。鏡頭推遠，燈火通明，酒宴進入高潮。）

5. 幕末字幕淡入
（影片出現，或照片剪接出現）
【小字幕置底邊＋旁白（同文）】
「1945年10月下旬，赴臺在即。10月24日，陳儀自上海飛抵臺北松山機場；翌日（10月25日），於臺北公會堂主持『中國戰區臺灣省受降典禮』，日方由安藤利吉出席並遞交降書。自此，臺灣名義上重歸中國，一場由戰場轉向日常治理的交接，在臺北的正廳與廣場同步展開。」
「而在此前一夜，福州設下餞行宴。軍統要員、臺籍菁英、商界代表與幕僚同席，潛伏者亦在場觀風向。酒過數巡，四股力道逐漸浮現。這場看似餞行的酒局，實則已預演了光復初期的矛盾：語言隔閡、用人爭議、治安問題與物價動盪。」
「10月25日受降當日，陳儀透過廣播發表演說，宣示若干施政方向：
1. 尊重既有習慣，施政不可操之過急；
2. 推行國語教育，並兼顧地方語言與文化；
3. 改革司法，逐步汰換日制；
4. 平抑物價、穩定糧食；
5. 改善勞工待遇；
6. 公正用人，不限省籍；
7. 重建交通、醫療與衛生；
8. 提倡廉政，嚴禁貪污；
9. 維持治安，查緝黑市；
10. 培養地方自治，逐步落實三民主義。
這十要點，描繪出一幅理想藍圖。但隨後的現實卻是——人員素質參差不齊、物價飛漲、治安惡化、民心失望。福州的酒桌笑語，最終在台灣化作矛盾的序曲。
歷史的裂縫，就從這一夜的酒宴開始擴散。」

6. 本幕史料來源
•《陳儀日記》（1945/10/23–10/25）：記錄赴臺行程節點（10/24 松山抵臺、10/25 受降）與當日要務。
•受降典禮官方影像與說明：臺北公會堂（今中山堂）相關圖文、年表與典禮儀節敘述。
•李友邦／嚴秀峰回憶材料：戰後初期「臺籍入局」與青年動員的敘述脈絡。
•軍統系回憶與採訪文獻（許德輝相關）：戰後秩序控管、對左翼滲透之警覺與作法。
•沈仲九／胡允恭相關文獻：延安統戰語境與對臺情報工作之回顧（屬回憶層級）。

作者：丁紹傑
我無黨無派今年73歲，是在台南長大的空軍子弟。高中時，曾聽長輩談起二二八期間，嘉義機場遭到圍困的往事。因此，我對二二八以及其後延伸出的白色恐怖歷史，始終比同齡人多一分關注。進入大學，當我看到陳儀的自評詩：
「治生敢曰太無方，病在偏憐晚節香，
廿載服官無息日，一朝罷去便饑荒。」
我才驚覺，社會對陳儀的評價長期出現高度兩極化，其原因往往來自不同時期所呈現的史料差異，以及撰寫者立場與動機的不同。
為了給歷史誠實交代，我創作了這部公益紀錄片劇本，希望留下228事件誠實的紀錄。

田曾學漢學十年；歷任高知、神奈川等縣警部長；1890年入中央政府；其後歷任郵政局長、通信局長等職；1895年，與原敬同時任台灣事務局委員，主張同化政策與以文官總督治台；1898年曾任鐵道局長；但不久罷官，轉任民間鐵道會社負責人；1901年，當選眾議員，曾獲連任，且於1906年，獲敕選為貴族院議員；與後來拜相的原敬同屬藩閥時代罕見的民間政友會要角。

1919年，明石元二郎總督去世；正當日本藩閥政治終結之時；寺內正毅內閣下台，原敬內閣上台；田獲任台灣總督。就任前，田曾親訪原首相，陳述其教化而同化的治台意見，以及未來取得南洋群島時，應委任總督府治理，前者獲得首相之認可；後者涉及國際關係，難以預定。該同化政策之公開，使得我島民對之頗有期待。他是日本政黨政治下，我島第一位文官總督。政黨政治以政黨輪替為特色，因而任期都頗有限。 

他曾經在就任後，公開理性地表示──
「教化台灣人必須跨越學校教育之藩籬而擴張之。這種教育必須在政治社會生活和教室中進行：例如，若一個人有資格在總督府中任職，一定不會因為他是個台灣人而受到阻礙，禁止日台人通婚的法律必須修改，因為日本人可以與外國人通婚，更何況台灣人是大日本帝國的臣民；儘速推行義務教育，儘管現在公學校的出席率不理想，但必須開辦更多的學校。……呼籲僚屬為同時容納日台人的學校制度作準備。」
其內容確實頗符合當年我島社會的實況，應該是確實說出了民間的感受，難怪民間對他會有相當的期待。

同年12月，命下村長官就七項政務進行調查，準備改革。即，除了教育上有「日台共學」與設立大學的計畫外，其他還有「確立台灣地方制度，公佈縣廳郡市官制；確立地方公共團體之基礎，行市街庄自治制度；民治與員警分開，使分擔教育、土木、衛生等；制定戶籍令，公認日本人與台灣人相互婚嫁……等等」。

稍後，1920年2月，第二十四屆國會散會後，3月，田總督往訪原首相，提出政務上的七項改革計畫，獲得首相之同意；然後，田總督曾率下村長官拜訪法制局長請速行審查；還曾對原首相特別陳述，請將地方制度方案交付疏密院諮詢；甚至到參謀本部訪問上原勇作總長。。。

然而，民間所深刻感受到的不滿，官方要認知到其問題原本不難，但是要處理問題卻並不簡單，尤其在族群歧視的相關問題上，改革現狀者如果沒有足夠的決心，願意相對地做出巨大的付出，是很難實現，只能成為一種口頭的正義。

田總督是怎樣的總督？

1921年11月，被後世稱為「平民首相」的原敬被右翼份子刺死；原本提出的改革項目，除了「廢除笞刑」一項外，最後大都乏善可言。該項改革，由於當局手中可以宰制我先民的毒辣手段甚多，如「犯罪即決例」就是，此項體罰手段實無必要性，該一改革自然可行；但其他各項宣示都未能真正通過完整的調查。例如，關於日台共學的制度，大多數台籍生就讀的公學校不能共學，只有中、上學校才能進行共學，但是中、上學校中台籍生的錄取率遠低於日籍生，同班的日籍生的素質簡直都低於我台籍生！我台籍生怎會不感受被嚴重歧視了呢？

在這樣的情況下，田總督所宣示的重大變革，當然只能停留在文宣的階段。某種意義上，國體派勢力太大，號稱「平民首相」的原敬也頂不住──也就是，在「輕賤生命」的日本政壇上，若不是已決心為理想付出生命，人們所宣示的理想，其實可能永遠只是一場漂亮的欺騙。

換言之，就像今日的日本右翼張狂，日本雖然也有左翼份子，也有強調和平主義的聲音，但是左翼的和平主義者們，如果不能拿出比右翼分子更大的決心，付出更高的代價，就極可能只是淪為在軍國主義血腥圖騰下僅僅做為美學點綴的和平鴿而已。

田總督治下，他雖努力阻止東京我台人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但允許「台灣文化協會」的設立；為《台灣通史》的出版題辭；還公開罷黜了發言不遜的台籍稅吏〈該稅吏向我島人說「感覺稅負太重的話，就回去支那去」〉。

1921年2月，總督府發布『台灣總督府州理事官特別任用令』，明定若具有相當的資格且熟悉台灣情況的台人，可依該令任命為地方理事官，亦即是可出任郡守等奏任以上高等文官。看似一種開放，然而，就像開放共學制一樣，其中錄取率的內規，才是其體制的核心；該任用令的內規是該理事官僅能成為幕僚人員與地方行政官，影響於民生發展者極少，真是矢內原原忠雄所說的只能成為官方的手腳；是對於當時我島社會運動啟動之初，相當有力的分化；因而，對於該制，民間有「總督府中僅有的三名台人行政高等官悉數被任為勸業課長」之譏。

1922年，推出「新台灣教育令」；就是前述的日台共學制的實施；當局自詡為多麼理想的體制，然而，我島上的台灣民眾黨在1929年對它的批判卻是──
「教育方面……男女中等學生人數，台灣人較日本人為少。共學制……標榜教育機會均等主義，其實是限制台灣人入學。臺北大學及其他高等教育……均為島內及由日本內地招募之日本學生所獨佔，高等專門學校之台灣人學生比較新教育令公佈以前反為減少。」

其次，關於台灣地方自治制度，田總督下，設立了由地方的協議會到總督府的評議會，也是當年進步改革的重點，但都僅是諮詢性的；我島先民在1927年也曾有如此的回憶：
「到了第一代的文官總督……才施行了好看不好吃的地方自治制度，使人民加重了州市街庄等的經費，所以台灣人都恨田總督是個滑頭的政治家，說他用著假自治，騙了真稅金。」
「田總督的治台方針，主要是使台灣作為被榨取的殖民地。例如製糖會社的區域制度，土地的強制收買問題等，既有資本的榨取，又有勞力的榨取。內台人不融合的原因，皆根源於經濟關係，現在在台的日本官吏有2萬人以上，連同眷屬合起來不下10萬人，而每年預算半數四、五千萬元，即花費在這些官吏的薪俸旅費上面……」

但他在任期間，最重要的政績可能就是他為了爭取1923年皇太子來台巡視，曾公開向東京當局拍胸脯表示──果然一切順利──
「台灣思想之惡化，蓋止於東京……未到危險程度，而一般人民極為忠實順良，感受一視同仁的聖恩，絕無危險之處」

直到1923年9月，東京大震災後，田總督就奉召高升離台了。

0. 本劇故事概要
1945年10月，陳儀率接收班底抵達福州，白日裡忙於政務、接待與整合地方力量；然而夜幕低垂後，另一條隱密戰線也在悄然展開。沈仲九與胡允恭奉潘漢年之命，在東園飯店秘密會見李友邦夫婦，交換對台情勢、組織動向與可能的合作方式。這場僅有幾盞煤油燈照亮的密談，讓國府接收系統與延安聯絡網首次在同一座城市、同一個夜裡交會。
表面上，福州只是赴台前的中轉站；但在這昏黃的雅廳裡，台面上與台面下的準備同時啟動，台灣戰後政治布局的多重軌道，也從此悄悄形成。

1. 幕名與編號
第31之4幕 福州密會 李氏入局

2. 劇情背景資訊
時間：1945年10月中旬（上午11點、晚上）
地點：福州——市政府辦公室、東園飯店二樓雅廳

3. 人物出場表
陳儀（62歲）：
被國府任命為台灣省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1945年年終赴台接收。
黃曾樾（47歲）：
福州市代理市長，配合陳儀整合地方資源。
沈仲九（43歲）：
上海大學教授，受延安方面委派任務的學者，沈蕙堂弟，措辭謹慎。
胡允恭（29歲）：
中共黨員，受延安方面交辦任務。
李友邦（47歲）：
曾組織「台灣義勇隊」，原軍統系統出身，曾與延安方面有接觸。
嚴秀峰（24歲）：
李友邦夫人，三青團背景，沉著穩重，擅於周旋。
副官、地方官員：
配角，襯托場景。

4. 劇情主體撰寫
【開場大字幕置中＋旁白】
（影片或照片剪接出現）
「1945年10月，福州：白天接待，夜晚密談」
【小字幕置底邊＋旁白（同文）】（低沉）
「赴台接收在即。福州成了臨時前進基地。白天，人聲鼎沸；晚上，低語交錯。這一天，明爭與暗爭同時啟動。」
【上午場景：市政府辦公室】
（國旗與蔣公像高掛，桌上文件堆疊。氣氛緊張莊重。）
黃曾樾（恭敬）：
「行政長官即將赴台上任，我市各部門會全力配合。聽說台灣百姓還留著不少日本統治時期的習慣，政令推行需因地制宜。」
陳儀（口語嚴正，簡潔）：
「所以更要立下紀律，把方針說清楚。百姓都在看，我們得拿出行動，而不是光喊口號。」
（敲門聲。副官入內。）
副官：
「主任，沈教授與助理已候在外。」
陳儀：
「請進。」
（沈仲九、胡允恭進入，整衣行禮。）
沈仲九（從容）：
「市長，久仰大名。」
「行政長官，能隨行赴任，深感榮幸。」
陳儀（審視，語帶試探）：
「你姊常提起你，說你只愛教書，不肯拋頭露面。我還以為你這種書生，不願出來做事。」
沈仲九（微笑欠身）：
「教書久了，能隨行政長官赴台，正好該出來做些事了。」
黃曾樾：
「教授能出馬，真是台灣之福。這位助理是？」
沈仲九：
「胡允恭是我助理，通日語，對台灣民情多有涉獵。」
胡允恭（謙遜）：
「願聽從行政長官、市長的調遣。」
陳儀（從容）：
「台灣需要能做事、敢擔當的人，歡迎你們參加。」
沈仲九：
「我們會全力以赴的。」
（鏡頭跟拍沈仲九、胡允恭走出門外，陽光照亮長廊，兩人目光一瞬交會——無聲的默契。）
【晚上場景：東園飯店二樓雅廳】
（煤油燈光搖曳，牆上陰影閃動。樓下樂聲遠遠傳來，混著碗盤聲。桌上放著未動的黑咖啡。）
（門外三聲輕敲。）
胡允恭起身開門——李友邦與嚴秀峰進入，衣著樸素，神情謹慎。
李友邦（環顧四周、壓低聲音）：
「這裡安全嗎？」
沈仲九（沉著）：
「放心，是我們挑的地方。」（示意入座）
（四人落座，短暫沉默，只有勺子碰杯子的聲音。）
李友邦（直視二人）：
「你們代表那個單位？」
沈仲九（語速平穩）：
「延安的相關部門。」（停一秒）
「是周書記親自交代的。」
李友邦（眉頭一動）：
「過去我聽周書記調度過。今日你們來，不是要人，而是尋求共同推動某些事務？」
胡允恭（謹慎）：
「不是徵召人手，是一起合作。台灣局勢變得太快，我們先各自安置，待時機成熟再聯手行動。」
沈仲九（誠懇）：
「你不是蔣的人，也不是南京要員。你是台灣人，能號召台灣學生及基層百姓，這一點周書記非常器重你。」
李友邦（沉思）：
「是哦，我只在意，台灣人回到祖國懷抱，能為台灣做些什麼。」
沈仲九（語氣堅定）：
「你想做些什麼，我們願意盡力協助你們。」
（嚴秀峰微微頷首，李友邦神情謹慎。沈仲九暗露支持。四人目光交會，形成初步默契。）
（煤油燈映照著筆記本與地圖，影子搖動。筆線在地圖上交錯，像命運的蛛絲，慢慢連向台灣。）

5. 幕末字幕淡入
（影片或照片剪接出現）
【小字幕置底邊＋旁白（同文）】（低沉）
「1945 年 10 月，陳儀班底在福州集結；白天，陳儀與沈仲九、胡允恭等人在市府商議接收事務與政令推行；夜晚，沈仲九與胡允恭奉潘漢年之命，秘密會見李友邦夫婦，交換情報與動向。當夜煤油燈下的密謀與地圖旁的筆記，標記了明爭與暗鬥同步啟動的時刻；臺灣統一戰線的雛形，正悄然成形於福州的昏黃之中。
李友邦，生於今新北市蘆洲（1906），是台灣著名的抗日份子，早年赴廣州投入黃埔軍系，長期參與抗戰與臺灣抗日運動。1939 年屬國共合作時期，有研究與回憶文獻指出，李友邦在桂林會見周恩來；在其建議或統戰構想下，李友邦組織「臺灣義勇隊」……名義上歸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實際運作則與周恩來、潘漢年的統戰與情報系統關係密切。1943年國民政府內部掀起「整肅外僑運動」，李友邦遭軍統逮捕，關押於重慶郊外的看守所；其後在周恩來斡旋下獲釋。二戰結束後，李友邦率「臺灣義勇隊」返臺，其後轉入三青團體系，先任三青團中央直屬臺灣區團部籌備處主任，1946年義勇隊被令解散，改任三青團臺灣分團主任。」李友邦在台擁有廣泛的社會網絡，但其角色早被質疑並遭軍統監視，由於李友邦倡導「台灣自治」，所以成為台灣戰後最具爭議的人物之一。

6. 本幕史料來源
•1945年10月陳儀短暫停留福州、整合幕僚 —— 本幕時空與人物同框之基礎事實（行程紀要與地方年譜可證），黃曾樾（代理市長）與陳儀同席具理據。
•《潘漢年傳》（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pp.214–216：記載「潘奉周指示接洽台灣義勇隊負責人李友邦，了解其政治傾向與利用可能」。
•《周恩來年譜》（1940–1945 年條）：重慶與延安期間對海外台灣人士之統戰聯絡，與《潘漢年傳》可交叉印證。
•《李友邦先生年譜》（臺北：李友邦將軍紀念館），pp.46–47：述及「抗戰期間曾與周恩來方面人士有過接觸」。
•國家人權記憶庫：〈李友邦〉人物條、〈李友邦案〉事件（生平脈絡、1952 年審判與槍決時序），補足人物後段史實。
•金華市文化廣電旅遊局：〈台灣義勇隊紀念館〉（2006 年原址修復與開館時間線），作為李友邦史事的地面化展示與地方記憶佐證。

作者：丁紹傑
我無黨無派今年73歲，是在台南長大的空軍子弟。高中時，曾聽長輩談起二二八期間，嘉義機場遭到圍困的往事。因此，我對二二八以及其後延伸出的白色恐怖歷史，始終比同齡人多一分關注。進入大學，當我看到陳儀的自評詩：
「治生敢曰太無方，病在偏憐晚節香，
廿載服官無息日，一朝罷去便饑荒。」
我才驚覺，社會對陳儀的評價長期出現高度兩極化，其原因往往來自不同時期所呈現的史料差異，以及撰寫者立場與動機的不同。
為了給歷史誠實交代，我創作了這部公益紀錄片劇本，希望留下228事件誠實的紀錄。

1918年7月，明石總督來台上任。他之能獲得拔擢，應該是當時內閣肯定他過去在朝鮮統治上運作情治憲警的政績。他也是日本藩閥政治下，最後的一位武官總督。

日本據台以來，已經二十三年，過去歷任總督都是戰將出身的武官；據稱1906年前後，兒玉源太郎總督離職前，曾有意推薦後藤新平長官接任總督，但後藤以自身非「武官」而不敢承擔。明石雖是軍人，但其主要聲名來自情治憲警界，並非一般軍人；以致他返日述職時，朝中會派人跟蹤他。當年據稱是個「不少朝中大老對他多加提防，連山縣有朋元老都曾經說過明石是個可怕的傢伙」。

他的保守性，除了早年家庭背景不佳，不受地方的尊重、甚至其母需要帶兒女回到娘家以謀生路的經驗，以及情治背景的陰鬱外，早在1898年，他還曾經為了台灣統治問題而隨參謀次長川上操六考察台灣與法屬中南半島，提出「對於人權，不可輕易施予」的主張，應該很符合軍方的觀點。

他來台就任後三日，第一件要事就是巡視全島警察據點，並提高警察薪資。但他來台的次日，日本已發生著名的米騷動；一個多月後，提拔他的寺內首相因病請辭；那是一個動盪的時代，故1918年8月~12月出現了他那所謂的──
「夫台灣施政，在乎感化島民，使漸具日本國民之資性，視為本總督統治之目標……使台民與我同心，是為主要統治目的。由於風俗言語之相異，所生之障礙，須予打破，以期到達融和結合之順境」
「關於台民之待遇接觸問題，切需予以感化，必得施行同樣教育。日本在今日將陷於孤立地位，台灣問題難保不惹起對外問題，以鄙視心情對付殊非善策。」

可是，1919年1月，他仍推出了拒絕平等開放的「台灣教育令」；模仿1911年的「朝鮮教育令」而自吹自擂為進步、為系統。然後，該年，時潮中，先是朝鮮發生了席捲整個朝鮮半島的三一萬歲運動──3月1日到5月31日的三個月期間，朝鮮半島有200萬以上群眾參加了上千起反日示威和武裝起義；後有由青年學生發動，激起中國各界響應，共同自覺於民族救亡圖存的五四青年運動；該令應該如何實施？

這些使得他曾深受肯定的朝鮮政績立刻失去了官方所得意的光彩；不過，如前述關於嘉南大圳的工程是安東貞美總督時期由桃園大圳工程起意，但正式決定開工卻在明石總督時代；為了應對「米騷動」的威脅而在1920年下一任田健治郎總督時代正式開工。
但這位情治背景的首長，是他晚年定案了我們島上該一會「咬人」、以至於「吃人」的大圳工程。

此外，或許也應該提起，他之未能克服當時的流行感冒的肆虐，極可能與當時他的朝鮮政績在三一萬歲運動的聲浪中，已轉成為恥辱的沉重負擔有關；精神的壓力下，人們免疫系統的抵抗力，自然會偏於低下。

另一或許應該提起的，是來自他的出身，如前述，在鄉里沒有奧援；因而他在總督任上去世，他選擇埋在我島上，當年那是極為聰明的抉擇；如果回鄉他可能很容易被遺忘，但是在我們島上，只要日本統治能夠維持，他將永遠是官方每年不能無視的禮拜追思的對象，永遠的象徵。
不過，人算不如天算，僅25~6年之後，大日本帝國公開投降時，這位陰鬱的統治者，他聰明的算計就被老天否棄了。

0. 本劇故事概要
1945年秋，沈仲九在堂姊沈蕙的牽線下，第一次踏入陳儀寓所。表面是親戚互訪，實際上是一場帶有任務意味的接觸。沈仲九以留日背景與學術身分，提出「文化顧問」的構想，藉此尋求參與接收工作的正當窗口；同時暗示可引介胡允恭作為外圍協助。陳儀出於信任家屬，也出於台灣接收任務的需要，對此表達開放態度。這場茶敘語氣平和，但其背後象徵著國府接收體系與外部力量的第一次交會。
自此，台灣接收不再只是行政命令的延伸，而多了一條安靜卻持續推進的隱線。情報與人脈的佈局，正悄悄從南京一間書房開始。

1. 幕名與編號
第31之3幕 拜訪陳儀 暗線成形

2. 劇情背景資訊
時間：1945年9月中旬
地點：南京—陳儀寓所（室內／客廳茶敘）

3. 人物出場表
陳儀（62歲）：
國府受命接收台灣的行政長官（表面友善，內斂多思）。
沈仲九（43歲）：
上海大學教授，留日背景，為陳儀圈內之知識分子（肢體斯文，但眼有深意）。
沈蕙（約50歲）：
陳儀之妻，出身良家、有社交能力，溫婉能體面招待賓客，是沈仲九進入陳家的一個重要牽線者。
胡允恭（29歲）：
中共黨員，受潘漢年指派前往南京進行接觸任務。年輕機警、言行謹慎，擅長周旋與偽裝，表面為學者或助理身分，實為外圍聯絡與掩護者。
助手／女傭（可選）：
端茶、出入，做為場面自然流露之角色。

4. 劇情主體撰寫
【開場大字幕置中＋旁白】
（影片出現，或照片剪接出現）
「1945年秋 南京——暗中角力的起點」
【小字幕置底邊＋旁白（同文）】（低沉）
「1945年9月，重慶談判場內握手寒暄，檯面下卻暗潮洶湧。南京作為國府中樞，成了另一個無聲戰場。沈仲九憑姻親之便走入陳儀寓所；這不是敘舊，而是一場有備而來的試探。」
場景描寫
（陳儀寓所內，午後光線柔黃。客廳中老式茶几、幾盞檯燈，牆上掛字畫。女傭端茶，沈蕙陪同沈仲九入內，寒暄有禮）
對白與動作
（入場：門響。沈蕙陪同沈仲九入內，行禮寒暄）
陳儀（和藹招呼，語氣禮貌）：
「仲九，好久不見。近日時局多變，來得正好。請坐——上茶。」
沈仲九（斯文一笑，目光審慎掃過陳設）：
「謝謝姊夫。日本終於投降了，百姓總算盼到安寧的日子。聽說姊夫即將赴台接收，若我能為台灣的回歸盡分心力，對我而言，就是最大的學習與挑戰。」
（沉穩的過場，侍者退至一旁）
陳儀（略顯意外）：
「哦？仲九，有意赴台？」
沈仲九（語氣平和、含試探）：
「我教的是社會學，對日本社會與台灣情形略有涉獵。若能以『文化顧問』之名，協助姊夫擔任民心教化工作，或可減少接收期的摩擦。」
陳儀（沉思片刻，露出歡迎而審慎的笑）：
「此話當真，只是台灣形勢複雜，仲九若願意赴台，姊夫當然歡迎。」
沈仲九（含蓄而堅定）：
「太好了。我還想推薦我的學弟協助我。他叫胡允恭，也是學社會學，小四歲，對台灣情勢有基本了解，人機靈也懂日文。」
陳儀（口氣慎重，語帶警惕）：
「很好、可以哬，你跟你學弟連絡後，就可以安排動身了。記住你們是有任務的，赴台的事，知道的人愈少愈好。」
沈蕙（淡然一笑，端菜出場緩和氣氛）：
「看你們聊的這麼開心，飯菜好了，你們邊吃邊聊。」
【場景收束】
（氣氛平和。鏡頭由餐桌近景緩推遠，低聲交談、餐具輕響。燈光漸柔。沈仲九面露微笑，眼神卻深沉。畫面凍結於三人同框之間。）

5. 幕末字幕淡入
（影片出現，或照片剪接出現）
【小字幕置底邊＋旁白（同文）】（低沉，分段顯示）
「9月上旬，國府任命陳儀為台灣省行政長官，並兼警備總司令；接收台灣進入籌備期。」（停幾秒）
「同月中旬，沈仲九經由姻親進入陳儀寓所，以『文化顧問』之名取得信任；胡允恭則奉延安指令，準備南下，成為外圍掩護。」（停幾秒）
「這場餐敘看似家常，實則具有重要象徵。自此，台灣接收不再只是國府的單線劇本，幕後已有另一條隱線介入。」（停幾秒）
「五十年殖民剛結束，台灣社會既歡欣又不安：百姓盼新政，卻憂慮前途；國府謀政通人和，內部卻有矛盾。真空的縫隙，正好提供中共地下黨的佈局。」（停幾秒）
「沈仲九以日語與學養處理日本遺留事務；胡允恭年輕有活力，便於外圍活動。兩人一內一外相互支援，從台灣接收開始，逐漸深入後續的治理。

6. 本幕史料來源
•《陳儀日記》（國史館藏，1945年9–10月條）——記載赴台籌備與接見親友之事。
•《沈氏宗譜》支卷三，第32頁——說明沈蕙與沈仲九為堂親。（參考文獻）
•《中共中央關於對台工作方針的決定》（1945年8月11日，延安）——「八一一決定」，指導對台滲透與統戰。
•《潘漢年傳》（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第214–220頁——載胡允恭、沈仲九任務佈署。
•胡允恭〈關於沈仲九問題的幾點意見〉（1954年，南京大學）——說明兩人合作背景。
•《饒漱石回憶錄》（1983年內印本）〈戰後華中局會議〉節——述對台策略。

作者：丁紹傑
我無黨無派今年73歲，是在台南長大的空軍子弟。高中時，曾聽長輩談起二二八期間，嘉義機場遭到圍困的往事。因此，我對二二八以及其後延伸出的白色恐怖歷史，始終比同齡人多一分關注。進入大學，當我看到陳儀的自評詩：
「治生敢曰太無方，病在偏憐晚節香，
廿載服官無息日，一朝罷去便饑荒。」
我才驚覺，社會對陳儀的評價長期出現高度兩極化，其原因往往來自不同時期所呈現的史料差異，以及撰寫者立場與動機的不同。
為了給歷史誠實交代，我創作了這部公益紀錄片劇本，希望留下228事件誠實的紀錄。

安東總督在1898年曾經出任台中守備旅團的旅團長，任期一年；1912年，被任命為朝鮮駐軍司令官，1915年辭任，並晉升大將，顯然是殖民統治上的熟手。同年1月，台灣同化會被解散，官民關係成為問題。前總督佐久間討伐生番身負重傷，他獲得推薦。4月接任時，內田留任為民政長官。安東總督是在該年5月正式就任。7月，噍吧哖事件；10月，內田長官下台，下村長官就任。

震動全島的噍吧哖事件，發生在安東上台後的兩個月，當政者的責任當然不在安東總督；但是新任總督有責任善後，收拾殘局；考察當時新聞報導有所謂「起義的六大理由」，更加上稍前兩年羅福星事件中，羅的自白書所控訴的種種問題，以及新任下村長官來台就任前考察台灣統治問題的報告書所見；安東弭平地方亂事之後，該案依其領導人而可分為余清芳、羅俊部分與江定部分；前者先判決，被宣告死刑者866名，有期徒刑者453名，行政處分者217名，不起訴者303名，無罪者86名，其他8名；後者後判決，被告272人，起訴51人，死刑37人，有期徒刑14人，不起訴者221人。

父老間傳說的是「西來庵事件使得那地方的十四歲以上的男子盡數被殺。」或「凡男生身高超過一根竹竿（約一百廿公分）就槍決。」；而依據我島名作家楊逵之所知，則有如下的史實：
「那時我哥哥被徵去做軍伕，搬運日本軍的彈藥和糧食等，哥哥回來以後講了各種狀況。日本軍把抓來的台灣人予以訊問，把承認跟事件有關的人交給員警，轉到臨時法庭方面去，否認跟事件有關的人就當場把眼睛矇上，排成隊伍，挖掘很大的坑，一個接一個地用日本刀砍頭之後，踢進坑裡去。」
「後來我讀中學時，去過噍吧哖事件發生屠殺的幾個村莊，果然看到這幾個村莊只有老弱婦孺，沒看到幾個成年的男人，這印證大屠殺確有其事。」

以至於當年有這樣的情況──
「日軍警在『噍吧哖慘案』中，幾乎屠殺了噍吧哖地區的男人，家中沒有男人，有些事情的確不方便，為讓不少喪偶或待字閨中的少女『招翁配婿』，聽說由外地招募不少『男』人，入贅到噍吧哖。但由於這批女仕心目中的好『男』人不多，因此就將此批『男人』一一裝進麻袋，然後由『女仕』抽籤決定誰配誰。」

由不久前，中國共和革命，推翻君主體制，以及因兩岸民族關係之親近，對我台社會有其影響力是可以想見的事；同時，上述革命者提出的起義的六大理由，已強烈地指出了民間憤懣的來源；當局自然應該有所反應。我們能見到兩種反應──相對於過去，那是差別頗大的。

一〉籠統的「整肅官箴」

首先，值得提出的，是下村長官就任時，對於過去官方的治台政策是有相當的檢討的；據稱他曾向總督提出了如此的調查報告──「與歐洲列強支配下的殖民地相比較，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是一個極為特殊的例子。因為不管地理上或言語、風俗或人種方面，台灣幾乎都比日本更接近祖國的『支那大陸』；日本統治台灣並不像佔領朝鮮一般是全部國土和人民的占有，只是支配了支那民族中的一部分而已，所以其統治的困難度較高。」──他頗合理地指出了我島內較其他殖民地更易受祖國大陸的影響。

這是官方雖然強調噍吧哖事件的「迷信」成分，但是對於官方努力隱匿的真正革命原因加以籠統地檢討、應對；這就難怪此時總督府強烈地出現了「整肅官箴」的訊息。

那是該年5月才新任的安東總督，當時與他搭檔的民政長官還是那倨傲的內田，要到東京當局因國會檢討該事件，10月派出新任民政長官下村宏上台後，對於其屬下地方官吏的一再訓示，如1916年1月的──
「官吏需要清廉潔白；官吏需要品行端正；官吏對其下屬之任免黜陟須加謹慎；官吏對上司陳述其意見無須顧忌；官吏不得濫用其權限；官吏與民眾接觸須持懇切態度；官吏須力求知識各自期上進。」
隔年3月，又發訓示強調：
「去年本總督於本會議曾列舉官吏在服務上應留意事項，予以訓示……眾官宜身先僚屬，持身以嚴，守法以堅，善為指導部屬……」

二〉「宗教麻醉」

噍吧哖事件策畫於西來庵齋堂；作為一個宗教的聚會所，難免有迷信的情境；對於所謂「迷信」，當局顯然十分重視，不只展開了廣泛而深入地對我島社會進行宗教調查，從此我島嶼的所有宗教活動，它們都有了相當程度的理解，當然對於與該事件密切相關的齋教也特別給予注意。

另一值得我們注意的細膩作法是表面上並不特別打擊齋教與其活動的齋堂，只以秘密施壓的方式使其就範；而最後竟能不僅使基督教教堂開設到該西來庵齋堂舊址，且還能迫使齋教加入日本佛教團體，使其成為所謂「愛國教會」，都是漂亮的手法。

不過，最漂亮的應該是當局使用了某種「高明騙術」的方式，那是總督在起義事件的周年日開始，竟就展開了一連串的宗教性活動；我們都知道宗教都是具相當神祕性的，強調的都是面對時運不濟時，應該如何順應的探討──顯然正有公開向民間提供「人民的鴉片」之意。
哈，為何過去的總督沒有類似的作為？這是我島民的需要，還是在台日人的需要？

然後，當時確實動員了不少宗教名人來台，例如：
1916年8月，日本基督教有力人士植村正久，來台參加教會獻堂儀式，並往各地宣教。10月，總督在官邸接待台北宗教界人士40餘人，並與之餐敘。11月，日本基督教名人海老名彈正，來台召開各派合同的說法大會。
1917年2月，在台宣教46年的台灣長老教會牧師甘為霖，離台前接受台南長老教會送別，安東總督親臨現場；6月，羅馬天主教大司教來台視察；11月，日本佛教界著名的探險家，與裕仁天皇有連襟關係的大谷光瑞來台巡迴宣教。

想到，當年後藤時代就曾慨歎西方殖民事業有基督教可以合作利用，當局無基督教可用，打算以西方醫學來配合；此時，運用各種宗教，或許是對後藤當年觀點的一種修正，也是一種類似「脫亞入歐」的回歸？

三、下村長官的官設埤圳工程設計

在「噍吧哖事件」後，曾試著深究統治問題的下村長官，1916年，就首先啟動了官設桃園大圳工程，然後，又啟用原本在台南負責衛生工程的八田與一，先參與桃園大圳工程；然後，在該基礎上又設計了嘉南大圳；前者與前述的北埔事件相關區域相合，後者則將發生噍吧哖事件〈實際籌備地為西來庵〉的嘉南地區覆蓋；兩者都是重要的官設埤圳，雖然頗有沙質土地問題，但經殺戮之後，當局以未來的美景相號召，民間豈敢不應──過去埤圳大都是民間自力合建的。

日本學界號稱自由主義之學界，當年只敢提出「不顧經費的經濟使用，從事過大不急之務」 與「台灣之所以為台灣」之空泛批判；
其實，農業社會中，務農之外，民間難有出路，因而該設計中，有「大圳咬人」到「大圳吃人」，才是真正的毒辣之所在。
因而，直到二戰後，我島上仍可聽到民間對於當年動工問題上，這樣的怨言──
「大正九年騙諸君，騙咱吃水不免本；來挖嘉南的大圳，強制捺印請願文。」
但是，當年是當年，如今它卻感化了我們島民的後代。。。真是讓大家，人人心服口服，拿香跟拜啊。。。

0. 本劇故事概要
1945年抗戰甫告結束，中國正準備重建，但國共關係已暗伏緊張。重慶談判吸引全國目光之際，中共中央在場外同步研判戰後局勢，認為沿海與島嶼將成為未來關鍵節點，其中台灣尤需提前布局。周恩來、潘漢年、饒漱石等人於重慶與華中多次溝通，形成一致判斷：接收台灣期間，必須以人脈與情報工作搶得先機。於是決定循「學者—親屬」的方式切入，由沈仲九以姻親與文化身份貼近陳儀，而胡允恭則負責外圍掩護與聯絡。
這一幕揭開整個佈局的序曲：台灣表面由國府接收，但背後的資訊與人脈角力，早在戰後的第一個月就已悄然展開。

1. 幕名與編號
第31之1幕 渝京密議 布局台灣

2. 劇情背景資訊
時間：1945年8月28–29日（抗戰結束、國共重慶談判期間）
地點：重慶，國共談判場外一處僻靜會議室

3. 人物出場表
董必武：
生於1886年3月5日，湖北黃安人，時年五十九歲。他是中共元老之一，當時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副書記，兼任中共駐重慶代表團副代表，常駐重慶曾家岩五十號，負責對外談判與法政統戰工作。
周恩來：
生於1898年3月5日，江蘇淮安人，時年四十七歲。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任南方局書記與中共駐重慶代表團首席代表，主持整個重慶談判與國共接觸的方針。
饒漱石：
生於1903年9月，江西德興人，時年四十二歲。彼時為中共中央華中局書記兼新四軍政委，駐地在安徽蚌埠，全面負責華中與華東地區的政治與軍事部署。抗戰勝利後，他主持「沿海與島嶼節點」研判會議，將福建、廣東、海南與台灣列為統戰與情報工作的前哨。
潘漢年：
生於1906年1月，江蘇宜興人，時年三十九歲。身為中共中央社會部部長，他先在蘇南、南京間從事情報與對外工作，接獲饒漱石指令後赴蚌埠開會，隨即飛往重慶，向周恩來、董必武報告華中局的研判與台灣方向的構想。
這四人分處不同層級：董、周掌總方針於重慶，饒主持中層部署於蚌埠，潘承上啟下往返兩地。彼時，他們的年齡相差二十載，卻在同一條指令線上，共同推動戰後對沿海與台灣的政治滲透與情報佈局。
胡允恭（胡邦憲）：
同行從旁協助。胡允恭年輕，有活力，適合做對外的連絡工作掩護沈仲九，這樣可以讓沈仲九盡量不要出面。

4. 劇情主體撰寫
（開場大字幕置中＋旁白）
（影片出現，或照片剪接出現）
「1945年夏，中共中央內部定調：戰後須搶佔『接收與輿論』先機。」
小字幕置底邊＋旁白（同文）：（低沉）：
「日本投降，戰火雖熄，但國共內戰的火種正在醞釀。1945年8月下旬，蔣介石與毛澤東在重慶展開談判，史稱＜重慶談判＞，外界以為是中國和平的開始，其實雙方己展開明爭暗鬥。就在同一時間，中共內部研判：接收期的沿海與島嶼節點，關係全局。台灣，必須早點佈局。」
【場景描寫】
（重慶夜雨剛停，會議室燈光昏黃。牆角中國地圖上，台灣被紅筆圈出。由董必武及周恩來領頭的小型工作討論，燈光昏黃，地圖上台灣被紅筆圈出。）
【對白與動作】
董必武（語氣鎮定，手指輕敲桌面，語速緩慢而堅定）：
「台灣五十年割據在外，百姓早已盼望歸來。國府忙於接收，陳儀己奉命赴任。按我黨『八一一決定』，此刻我們必須搶先佈局，否則後患無窮。」
潘漢年（輕聲，遞出一份檔案）：
「我這裡有一位合適人選，沈仲九，上海大學教授，留日多年，日語流利，且與陳儀家屬有親屬關係。沈仲九的堂姊沈蕙，正是陳儀的夫人。沈仲九若能以顧問之名接近陳儀，這應該是最好的安排。」
周恩來（挑眉，語帶疑慮）：
「沈仲九……這個人性格怎麼樣？會不會話太多、鋒芒太露，如果是這樣可能會壞事。」
潘漢年（不疾不徐）：
「上個月在蚌埠，向書記饒漱石報告過。沈仲九是教社會學的，當然懂心理學，也懂得分寸。我們建議另派胡允恭（胡邦憲）同行從旁協助。胡允恭年輕，有活力，適合做對外的連絡工作掩護沈仲九，這樣可以讓沈仲九盡量不要出面。」
周恩來（沉吟後點頭）：
「好，就這麼辦。風險在所難免，但這個安排非常好。」
董必武（點頭，目光沉穩，語氣低沉而有力）：
「好。從現在起，這件事要絕對保密。沈仲九是明線，胡允恭是暗線。記住，我們不是去搶位子，而是要搶先知道新的狀況，搶先瞭解新的佈局。」
【結語收束】
燈光漸暗。文件袋收進皮箱，地圖上那抹紅圈愈發刺眼。

5. 幕末字幕淡入
（影片出現，或照片剪接出現）
小字幕置底邊＋旁白（同文）：
「1945年，抗戰剛剛勝利，中國表面迎來重建，但國共之間已劍拔弩張。當世人將目光集中在蔣介石與毛澤東在重慶的談判，中共幕後卻悄悄佈局：台灣必須先下手為強。
這不是臨時起意，而是中共中央早在抗戰勝利前就開始的部署。世界局勢瞬息萬變：日本宣布投降，美軍進駐東京，蘇聯紅軍長驅東北，中國百廢待興。蔣介石與毛澤東雖然舉著『和平建國』的旗幟，但誰都清楚，內戰一觸即發。
在這樣的背景下，台灣成了關鍵棋子。國府任命陳儀為台灣省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準備接收台灣。名義上是恢復台灣主權，實際上已為國共內戰布陣。
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台灣成為舉足輕重的棋子。陳儀受命出任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負責接收台灣。而中共地下組織，也同步滲入台灣。
中共深知共軍一時無法登台，唯有在輿論與人事佈局可以搶得先機。於是，沈仲九，一位上海大學教授，有留日背景，他的堂姊沈蕙正是陳儀夫人，這成了中共地下黨最佳的切入點。胡允恭以年輕外圍的身份隱身其側，兩人一明一暗，構成雙層布局。
觀眾眼前看到的，只是一場周恩來參加的三人密會；但實際上，這已是情報戰的第一槍，沒有槍響，卻改變了台灣的命運。

6. 本幕史料來源
•《中共中央關於對台工作方針的決定》（1945年8月11日，延安），即「八一一決定」，確立以滲透與統戰為主的對台策略。
•《周恩來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80），〈關於國共談判與戰後接收問題的談話〉。
•《潘漢年傳》（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第214–220頁，載潘赴蚌埠、重慶之行與「沿海與島嶼節點」研判。
•《饒漱石回憶錄》（內部印行本，1983），〈戰後華中局會議與福建台灣問題〉節。
•《董必武年譜》（人民出版社，1986）卷三，記載1945年8月重慶南方局活動與統戰討論。
•《陳儀日記》1945年9月條（國史館藏），作為後續沈仲九接近陳儀之時序比對。

作者：丁紹傑
我無黨無派今年73歲，是在台南長大的空軍子弟。高中時，曾聽長輩談起二二八期間，嘉義機場遭到圍困的往事。因此，我對二二八以及其後延伸出的白色恐怖歷史，始終比同齡人多一分關注。進入大學，當我看到陳儀的自評詩：
「治生敢曰太無方，病在偏憐晚節香，
廿載服官無息日，一朝罷去便饑荒。」
我才驚覺，社會對陳儀的評價長期出現高度兩極化，其原因往往來自不同時期所呈現的史料差異，以及撰寫者立場與動機的不同。
為了給歷史誠實交代，我創作了這部公益紀錄片劇本，希望留下228事件誠實的紀錄。

這是十多年前寫的一篇文章，「淺論李登輝」，如今讀來頗有所感，錯估了國家的領導人，也許賠上的就是整個國家的未來，現在許多的年輕人多已不知道這位改變台灣命運的人，怎能不令人嘆息！

要評論李登輝，就不能不提到宋楚瑜，這一對曾經情同父子的搭檔，可就是把台灣帶入現今如此險境的罪魁禍首。
老實說，要是沒有當初宋楚瑜的力挺和獻策，李登輝要獨攬大權，力壓群雄，而登上大位，是不太可能的。
而我想宋楚瑜這麼樣的效忠李登輝，也是出於私心，想要做個幕後影武者，認為李登輝只是個軟弱的魁儡罷了，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兩人的合作可謂各懷鬼胎，沒想到宋楚瑜這大內高手，終究敗在日本忍者李登輝手中，在李登輝的權謀操做下，先拔陞宋楚瑜為省長，遠離權力中心，然後再凍省廢省，斷其生路。
真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宋楚瑜命中注定空歡喜一場，終難成大器。

常想，如果當初蔣經國，欽定的人選是林洋港的話，台灣今天將是個什麼樣的局面？
最起碼，以阿港伯的智慧和包容，我敢保證，在族群融合方面，絕不會像現在這樣，你死我活的這般尖銳。
也許台灣和中國大陸，現在正攜手共同打造著，中華民族的榮輝了，可惜歷史是不能回頭的，我們也只能空留遺憾了。

說起李登輝，在政壇上，給國人比較有感覺的，是他就任台北市長的時候，而那時林洋港先生，早已是台籍政壇菁英，聲名顯著，譽滿國內外了。
李登輝先生，在政治上的起步慢了一步，但能後發先至，化弱為強，最終登上大位，李登輝，心機深沉，能等能忍，是有他的一套。

李登輝，早期給人的印象，是非常的拘謹小心，在電視上看到他，晉見蔣經國時，總是戰戰兢兢，誠惶誠恐的，著實令人好笑。
坐沙發一定只坐個三分，隨侍經國先生考察，一定落後半步，唯唯諾諾，態度謙卑，深能察言觀色，看得出，甚得登龍術之精髓。
而打著學者從政的旗幟，更博得了好名聲，比來自基層，行政官員出身的林洋港，感覺更是沒有政治的野心，是他佔優勢的地方，我想這是他深得龍寵的原因吧！
不過，說真的，說他是留美的學者，還真高估了他，講得一口怪腔怪調的奇怪英文，還真不敢令人恭維，真懷疑，他在美國有沒有好好的讀書。

李登輝當上了總統，開始排除異己，架空郝伯村，壓制李煥，任用私人親信如蘇志誠、劉泰英等掌握財經命脈，並培植集思會，來顛覆國民黨，而狡兔死，走狗烹，與宋楚瑜也漸行漸遠，將其打入了冷宮。

李登輝深諳武士道的忍和狠，步步為營，縝密布局，最終獨攬了大權，可以為所欲為，露出猙獰的面目，台灣正式和中國劃分了界線。
狼子野心，數典忘主，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欲建立附庸日本的台灣國，這是所有中華民國人的悲哀，蔣經國地下有知，也應為當初的選擇而嘆息！

說李登輝沒有貪污，大概三歲小孩都會說不可能，以他一生從事公職，怎麼可能坐擁萬貫家財，住豪宅大院，錢從何而來？怎麼可能不貪污呢？
而口口聲聲愛台灣，自比台灣建國教父，其實也不過遂行個人私利，愚弄台灣的老百姓，李登輝的歷史定位，將來自有定論，我們拭目以待吧！

在金庸小說中，要找個人物類比李登輝，還真的很難，他有岳不群的偽善，歐陽鋒的暴烈，更有「混元霹靂手」成昆的陰狠，李登輝複雜多變的性格，還真的很難描繪。

我想他也算個人物！能讓眾人如此議論，也終會寫入歷史吧？只是大奸還是大惡，自有後人論斷！歷史的審判是誰也沒法逃脫的。
醉斬長鯨倚天劍，笑凌駭浪濟川舟（陸游）
談論李登輝，他也不過是人生過客的一個小插曲，在時間的長河，很快被人們遺忘的。人生，還是看遠一點好，就像所有歷史上令人失望的小人物，終究不值一顧。

1874年，日本在美國浪人李仙德之慫恿下，出兵台灣，是為牡丹社事件；佐久間佐馬太當時是一名軍官，由於原住民頭目阿祿古父子戰死於其手，故當時曾有「生蕃剋星」的稱號。1906年，他已晉升成為大將；兒玉總督與後藤長官統治下的台灣，正當前述的資本主義奠基之後，意圖開發山地資源的階段；東京當局決定借助其威望，壓制原住民，進而可以展開開發工作；1906年4月，他乃在兒玉下台後，奉命出任台灣總督。後藤長官留任到11月才因調陞滿鐵總裁而離開我島。

佐久間總督在軍中資格非其前任兒玉所能及，稱呼兒玉少用敬語；對於後藤高升時，竟為自己留下「總督府首屆顧問」可以干預政務的一職，自然不太滿意；而後藤主政近八年來，由於兒玉在東京常有重要兼職，萬事多取決於後藤，總督府內早有後藤系隱然，接任後藤民政長官的祝辰巳就屬該系；1907年，發生北埔事件時，當時佐久間在日本，負責處理的是大島久警視總長；總督歸來時，事件已經迅速處置完畢，大島久非屬該系；其後，民政長官祝辰在任職兩年多後，1908年，病卒時，恰好後藤在海外，未能干預，因而，總督啟用大島久為民政長官。大島久長官引進內務局長川村竹治，與後藤系難睦。

然，如前述，原本佐久間的來台，乃以開發山中資源的理蕃工作為要務，而過去兒玉與後藤的理番政策多為了速效而採討伐政策，但是，由當時日本官書自述所稱，「當時番害頗多，討伐並不收效果。」上看，新總督應該有新的作為。

一、新的前期理番政策──甘諾政策〈棄婦政策。。。〉

佐久間總督抵台第三天，他就把警察本署的「番務掛」〈「掛」近於「股」〉提升為「番務課」，充分顯示其使命感。上任僅四個月左右，1906年8月，東台灣就發生了「太魯閣番害事件」；這時出面負責處理該案的是當時以總督府秘書官身分的大津麟平警視；他是後藤系的，自然有後藤官僚當年製造「南北番大鬥爭」的某些特色；因此，1907年1月，大津提出的該理番五年計畫也是受後藤系影響下的理番計畫。

該番害事件中，日人被兩番一起出草，獵取了日人頭顱36個。過去對於這類事件，當局都以直接的軍事鎮壓回應；但是面對這次事件，因1896年底，那以日警與番婦有所謂「接觸時不戒慎」而發生被馘首13人的「新城事件」，尙未充分結案，故此時大津雖即佈署了三百名巡查，對當地封鎖，但並未進擊。

至1907年5月，開始設置台東區第一條隘勇線；這是一個以欺騙、威壓為主軸的設計，其設計是以「甘諾」誘使各番社都能允許官方隘勇線進入番境，然後以該線所組成的警備線，來宰制我原民，被稱為「甘諾政策」。

該引誘中，除了過去所常用的將械彈、農具、番刀與民生必需品如鹽的開放交易、內地觀光、貸與槍等作為誘餌外，包含另一可稱為「甘諾」的設計，是官方鼓勵年輕日警與有力頭目或有勢力者的無知女兒推動所謂「番婦關係」，以獲取情報並推動各番社的親日走向──此關係「期約」為三年，日警就可放棄該關係；然後，當局將以高壓來取締各該番。該所謂的「蕃婦關係」，實應說是極為惡質的「棄婦關係」。比起後藤對於漢族所使用鴉片政策的「謀財害命」，絕不遜色。

1907年7月，就展開了實作；那是由日警指揮七腳川番社500人出擊，當局更派出海軍兩艦配合向番地砲擊，逼使我原住民不能不自動由隘勇線外，搬進線內；但其處置僅對該事件的主謀者採取隨機處刑，對於其他被告則酌量輕重，處分了事；這也是甘諾政策，往往故示寬大以求未來隘勇線所完成的警備線能充分發揮宰制作用。然而，隘勇線不斷建設的威脅日益明顯，往後不久，該年10月、11月，就發生了大嵙崁番漢聯合的抗日行動與新竹的北埔事件。

1908年8月，日軍更派出兩艦一船對東海岸做砲擊演習；顯然，該所謂「甘諾」其實只是讓我原住民就範的一套手法。但1908年底，如此威嚇，竟意外遭遇到「七腳川社聯合木瓜溪泰雅族共同襲擊日警的「番變」大事件」。

面對如此一連串的事件，1909年，大津署長對於曾經順從指揮的七腳川番以殘酷的「滅族政策」鎮壓；同時，因「滅族」的威懾，該年11月，南澳番表示歸順，故該五年計畫提前結束。

二、後期理番政策──軍事討伐

這是由於不僅東京當局對於掠奪我島資源的期望頗高，並且明治天皇也對佐久間總督的理番計畫表示了關切；可能有點像乃木總督當年因得天皇的交代，倍感壓力；佐久間的計畫卻因而獲得1909年的議會一次就通過了五年所需的全部經費，而大啟動。

有學者稱「第二次計畫之所以成功，其最大的因素是經費充裕」；確實當時正是1908年後，是縱貫鐵路完工後，在殖民統治的壓榨敲剝下，總督府財政收支平衡，產業進步，因而，被稱為本島財政的「黃金時代」，但也是我先民平均死亡年齡開始盤旋下降、日益民不聊生的時代。

此次理番計畫的時程由1910年開始，不同於過去的是，過去的隘勇線雖也想要宰制我原民，但是終究那「甘諾政策」，仍會被看破手腳，以至於不僅遷延時日，且竟然引起番變、番漢聯合抗日，實不理想；況且，長期以來沒收的番人槍彈極多，相對地，此時總督府獲得充裕的經費，一年已準備十萬七百顆子彈讓番地警備人員練習射擊，對於擁有現代化武器裝備的當局，不只是有了戰勝的條件，更有了徹底掃蕩的能力；這就是此一計畫放棄「甘諾」的理由。

此外，據稱該計畫受到肯定的理由，還有「軍方自1908年弭平花蓮港阿美族『七腳川社番變』，對討伐生番頗感興趣，認為這是難得的地理偵查、部隊演習及軍事教育的好機會。」，使我島番民的傷亡與番地的殘破得到某種「合理化」。甚至，為了逼近實戰，1911年4月，當局更宣布延用明治二十八年的敕令一一五號，對於擁有現代化武器的官兵宣布「凡是對番匪討伐有功者，與戰爭時期同等論功行賞。」

後期的理番政策也因此就強調在「軍事討伐」上了──據稱當年除了把大津換掉，並且台灣軍參謀長也換人，那時的情況是，「以人事變動表明佐久間總督對於理番事業的決心。總督這種鐵石心腸的態度，直接反映在軍人鎮壓『番人』的行動上一切採用極為殘酷的手段去殺戮『番人』，甚至連嬰兒都不放過。」

以上，就是對於此一總督，一般喜強調、視為其「豐功偉業」的理番事業。
理番之外，現實當然更為複雜，限於篇幅，此處僅舉出一殖民當局長年以來絕對不提，卻讓我這個傻教師滿眶熱淚也不肯忘卻的重要史事：

我島艋舺地區素行良好的典範青年洪禮修先生，由1902年在國語學校，獲得公費留日，1905年畢業回台後，為了堅持討論的教育理念竟與當局發生嚴重衝突：當校方提出「麵包或自由」的抉擇時，他堅決地提出了辭呈。

據稱，當年校方堅持是「大石（教務主任）曾訓示諸教師謂『對台灣人的學生不要盡心詳細講授，只可在教科書上教以最低的程度就好，恐台灣生徒如受高尚志能啟發的教育，便會反抗政治。』」
當時的情況是「1911年之際，學生曾向學校當局請願，要求提高學科程度。」以及「教師中也有對本島生抱誠意的，很同情生徒，暗促生徒的自覺，始弄出那大石教師排斥的事件出來。……事件的結果強迫對本島生同情的教師辭職……」

這位教師，當年據稱是第一位公費留日學生；1902年公費赴日，當然是千挑萬選受到各方肯認的標竿！
然而，真是奮鬥不屈的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