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高官假公濟私以攝影官身分夾帶14歲兒子隨行出國接受招待，以及讓不具備公務身分的丈夫濫用外館公務車的爭議引起輿論譁然；孰知在爭議未解的當下，另一位高官以「理解她也是一位母親，有照顧兒子的責任」的說法試圖緩頰，卻引起更大的輿論爭議。

這是典型的提油救火！
這個失焦護航的問題在於，原來爭議的重點在於公器私用，在於官箴敗壞，在於違反法治；結果緩頰的聚焦卻在溫情默默的「母親的照顧責任」，用感性訴求來框架公務規範，反而觸動了全台雙薪家庭與廣大基層公務員對於特權傲慢與職場雙標的敏感神經，引發「誰來體諒我們」的集體憤怒。

這種越幫越忙的的政治與社會事件其實早有前例。
今上在2017年擔任行政院長時，就曾經提到長照服務人員雖然薪水只有3萬多元，工作條件辛苦，但請大家當作是「做善事、做功德」；結果也是引發社會輿論與勞工團體的強烈不滿。
這也是在面對勞工低薪與高勞動強度的制度性問題時，不思如何實質改善薪資結構，反而以道德高標準來要求第一線基層人員共體時艱；這根本就是公部門帶頭剝削勞工的完美演繹。

2013年間的「全統香豬油」餿水油事件發生後，董事長跟高階主管排排站在鏡頭前，現場吃產品，喝自家的油以示清白；結果後續調查發現，原料油確實摻有進口飼料油，甚至地溝油。
這是用個人經驗對抗科學與法律的盲目護航；消費者要的是客觀的第三方檢驗報告，具體的賠償與銷毀方案，以及供應鏈的透明化；派董事長出來吃產品根本無法證明產品符合法規，反而成為公然說謊的鐵證。

再如時有所聞的校園霸凌事件；每當加害者的家長，或校方人員以「小孩子不懂事，他們只是在開玩笑，沒有惡意啦」的說法來息事寧人時，往往彰顯出加害者毫無悔意的本質，甚而逼使受害者家長走向法律途徑或訴諸網路輿論，將原本可在校內和解的事件擴大為社會事件。

另外，像是許多知名藝人涉嫌吸毒、酒駕、甚至性侵等重大違法事件時，其演藝圈好友或經紀公司高層也經常在出面緩頰時說：
「他確實做錯了，但他平常真的很孝順父母、對朋友也很有義氣，希望大家給他一個機會。」
這是典型的邏輯謬誤與功過相抵論；一個人的私德、人緣、或是對家庭的付出，與其是否觸犯法律、傷害公眾利益完全是獨立的兩碼子事。用孝順、義氣來為違法行為洗白，反而會讓大眾認為這個圈子是非不分。

從「她是一位母親」、｢做功德」、「他只是個孩子」，一直到｢他很孝順又講義氣」這些緩頰言論的共通盲點在於，企圖用私領域的感性角色，去干預或綁架公領域的理性規範。

當問題發生時，公眾與社會要的是「責任的釐清」、「真相的調查」與「制度的公平性」；此時若拋出缺乏邊界感的溫情喊話，無異於在理性的法治乾柴上，澆下感性的政治汽油，除了把爭議燒得更旺之外，沒有其他效果。

太平輪沉沒那晚，底艙塞的是逃難的教員、商人、孕婦、嬰兒——統艙票，最便宜，像貨物一樣堆在船底。鐵門從外面鎖著，水灌進來，近千人凍死在舟山海底，只活了三十幾個。

蔡康永他爹蔡天鐸，中聯輪船股東，簽字讓船超載、夜航不開燈、換小保險公司省成本。船一沉，債留對岸，體面搬來台灣。另一位股東周慶雲留上海，賣房賣血，三代還債還到一九八二年。蔡家呢？老來得子，教蔡康永用下巴點菜，把沉船講成「家族滄桑」，把近千條人命變成自己文青敘事的背景板。
這就是高級外省人的起點：別人的命，他家的運費。

然後這人發明了一套「說話之道」——教人怎麼把話說漂亮卻不承擔任何立場。翻成人話就是：懦弱包裝成溫柔，騎牆包裝成超越，精算之後選擇不動，再宣稱自己「只是想過小日子」。一邊吃大陸流量紅利，一邊在台灣裝進步派。這不是溫柔，這是滑頭之術。

東晉士族當年也是這樣算的——桓溫北伐？不，維持現狀最划算。王謝保住了蛋糕，最後被軍頭連鍋端掉。蔡康永們走的是同一條路：把「不統不獨」當道德優越感，彷彿關心大是大非的人都是暴民，只有他們冷眼旁觀才是人類之光。

直到他坐進沈柏洋造勢場前排。
沈柏洋——黑熊學院「抗中＝愛台」、打陸配吃兩岸紅利、被列台獨頑固分子、陸方立案偵查。蔡康永拿著加油棒往那一坐，什麼「小日子」、什麼「溫柔中立」全撕了。翻白話：綠的時候我敢現身，紅的時候我裝中立。不是旁觀者，是陪襯；不是王謝，是給桓溫搖扇子的清談客。

太平輪底艙那些被鎖在裡面的人，到死都不知道——他們用命墊出來的體面，七十年後被一個文青拿去上綜藝、教說話、給台獨助選。

「小日子」是假的，「搖旗」是真的。溫柔是話術，抗中是生意。歷史不討價還價。

蔡康永上沈伯洋的場子，他的變節與否，本身並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代表的那一個群體，藉由這件事情所洩露的那一層從未改變的內在本質，值得審視。

蔡康永恰恰是白先勇《臺北人》裡刻劃的那一群被迫逃離了故土的舊貴族的後裔。那一群人是民國時期的將軍、富賈、貴婦、交際花、舊式知識份子，當然，其中也有歡場女人如〈孤戀花〉裡的酒女、〈一把青〉裡的朱青，也有退伍老兵如王雄。但蔡康永是屬於這裡頭最高的一個階層，父親是上海復旦大學畢業的執業律師加輪船公司大股東。

這一群人對於中共及其主張，不但是鄙佞的，更是懷有恨意的。因為他們原本擁有的那一美好的舊世界，就是被這一群共產黨剷除、捏碎的，他們成了一群離散在海外島上，終生鬱悶的一群人，名之為台北人，但根卻從未真正扎在這個臨時的、在其眼裡顯得破敗的土地上。

但大陸是他們回不去的故國，因為中共統治下的大陸，已經永久地刨除了他們得以附著的那一層舊秩序的土壤。他們成了心靈上永恆飄零的一群人，當他們最終逝去，承其衣缽的子女兒孫，不但將遺產繼承了，也繼續繼承了他們的心靈。

雖然，走過七十餘載後，新的中國已經比舊的中國好了不知凡幾，但這個新的中國終究與他們無關。這裡可以過來掙錢、甚至施展其才華，但這裡已經是一個被清洗過的，將他們這樣的階層視為永遠不能允許其再復辟的敵人的國度。

更重要的，這裡就是他們父輩所蔑視的土共、土八路所建立起來的國家，一個不懂得欣賞他們這樣與生俱來的優雅與高貴的身分與血統的社會，就不值得他們委身於此。

這時，另一個他們本也瞧不上的台灣鄉紳地痞所建立的台獨陣營，就成了他們唯一可以飄落、寄託與凋零的地方。至少，這裡也是區分貴賤的，也推崇他們這一群人身上的雍容，也想要建立一條社會鄙視鏈，而他們依然可以處於這一鏈條的最上端。

這就是蔡康永必然的選擇，因為這件事情的本質就是屬於階級的，其實跟統獨牽涉不大。因為台獨也是舊社會的再生與複製，從日本到國民黨，從殖民到族群分級，台獨不過是想要取而代之而已。縱使外層包了一層民主的外皮，讓它看起來彷彿更為現代與前衛，更具有欺騙性，但階級的重新劃分與規制才是這個社會的本真與嚮往。

蔡康永不屬於新中國，他在新中國偌大的國土上，找不到可以安葬他的靈魂的角落。他在台獨裡至少找到一絲相彷的氣息，於是他決心走向他們。他背後的那一整個群體，亦復如此。

在臺灣的公共記憶中，「眷村」長期被簡化為一個單一的政治符號：
外省人、國民黨、反共、反攻大陸。
然而，這樣的敘事既粗糙，也不誠實。

事實上，眷村從來不是同質社群，而是中國現代史多條未竟、挫敗、被迫中斷之歷史路線的沉積層。若要理解眷村的複雜性，就必須超越勝敗敘事，回到那些被遮蔽的軍系與記憶之中。
其中，最容易被忽略、卻最能揭示問題的，正是——
西北軍（馮玉祥系）眷村。

一、沒有「西北軍眷村」之名，卻有無法忽視的聚居現實

制度上，臺灣確實不存在任何官方認定的「西北軍眷村」。
眷村的分配，名義上係依軍種、單位與任務需求進行，而非按派系或省籍劃分。
但歷史的實際運作，從來不完全照制度名目行事。
1949年前後，許多部隊以整個建制撤退、整批安置的方式來臺；在此過程中，原本即彼此熟識、出身相近、共享戰爭經驗與政治遭遇的人，自然聚居於同一地帶。
結果便是：
西北軍在臺灣，形成了一條清楚可辨、卻從未被正式命名的眷村聚落帶。

二、實務研究與口述史反覆指認的「西北軍高比例眷村」

（1）北投復興系列：最核心、也最沉默的西北軍聚落
北投復興一村至四村，位於復興崗周邊，長期與政治作戰、整訓體系、軍官教育系統高度重疊。
這並非偶然。
西北軍在抗戰後期與國共內戰中，早已歷經納編、整併與去番号化；
然而，「人」並未消失，而是大量轉入政治作戰、整訓、教官與後勤體系。
在大量口述歷史中，這一帶至今仍清楚保留著
陝西、甘肅、寧夏、河南西部的語言節奏與生活記憶。
這是一個被制度吸納，卻未被完全同化的群體。

（2）三重一村：臺北盆地最典型的舊軍系眷村
三重一村，幾乎是所有眷村研究者都會點名的特例。
學界與地方文史研究長期指出：
三重一村＝西北軍為主，混居少量晉綏軍。
此地的家庭敘事中，反覆出現高度一致的地理與歷史關鍵詞：
西安、蘭州、潼關、河南。
對馮玉祥的評價，多偏正面；
對蔣介石，則多為節制、保留、避免公開否定。
這是一個對西安事變保持沉默，卻未全然接受官方定性的社群，也是臺北盆地中，西北軍歷史記憶最為清晰的眷村樣本。

（3）龜山憲光二村、臺中干城新村：被番号化的西北軍記憶
桃園龜山的憲光二村，以及臺中的干城新村，則呈現出另一種西北軍聚居形態。
在制度編制上，他們已是「中央軍」、「青年軍」或「政工體系」的一部分；
但在人際網絡、文化記憶與家庭敘事中，
西北軍依然存在。
這恰恰說明了一個事實：
軍系可以被改編，
但歷史經驗不會自動消失。

三、西北軍眷村，為何特別「好辨認」？

因為它們展現出三種高度一致、卻長期未被正視的特徵：

（1）政治立場複雜而克制
既不極端蔣系，也不等同親共；
對西安事變，多採取沉默、保留，拒絕簡化為道德裁決。

（2）宗教與道德氛圍偏重
基督教比例偏高，延續馮玉祥傳統；
家庭教育強調紀律、節制、清貧，而非豪言壯語。

（3）文化記憶呈現「失落型」
很少高談反攻大陸；
更常聽見的是：
「那一仗不該那樣打。」
「日本太狠。」
「我們那時候夾在中間。」
這不是失敗主義，
而是對歷史無力感的誠實記憶。

四、為何這一點如此重要？

因為一旦承認西北軍眷村的存在，就必須同時承認一件事：
臺灣的眷村社會，
不是單一勝利敘事的延伸，
而是多條失敗的中國道路的交會點。
西北軍所代表的，是一條
既未成為中國共產黨，也未完全融入蔣系正統的中國現代化嘗試。
而這條道路，長期被兩邊同時遮蔽。

結語

臺灣沒有名義上的「西北軍眷村」，
但北投復興系列、三重一村、龜山憲光二村、臺中干城新村，
在實質上，構成了西北軍（馮玉祥系）在臺最清楚的歷史殘影。
理解這些眷村，
不是為任何一方翻案，
而是為了看見：
中國現代史，從來不只有勝者的版本；
而臺灣，恰恰保存了那些被歷史跳過，卻從未真正消失的聲音。
這，才是真正值得面對的歷史。

2026年10月1日，惠州籍漁船「金鯊號」在東沙群島附近海域正常作業，遭臺灣海巡署「雲林艦」以高壓水炮持續攻擊。高壓水炮將「金鯊號」的玻璃打碎，船頂的設備、空調、電力系統被全部打壞，而且開炮是在「金鯊號」已起錨轉向準備離開的時候，臺灣海巡署「雲林艦」依然不顧船艙甲板有人，直接高壓洗地，完全不顧人員死活，該艘漁船船體受損嚴重，徹底失去動力。

我覺得海巡署特意選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這一天動手，真的是故意的。

東沙群島周邊的保育區禁漁規定，卡在對岸並不承認，也沒有相關法規的制定。這應該經由兩岸協調協商達成共識，而不是讓東沙群島周邊成為隨時可以擦槍走火的導火線。

但是真正讓人覺得無法接受的，是臺灣的民進黨政府面對日本漁船越界，他們唯唯諾諾、不敢招惹；面對菲律賓射殺臺灣漁民，他們沈默不語、忍氣吞聲。

唯獨面對大陸同胞、大陸漁船，只要現場沒有對岸海警船護漁，便重拳出擊，高壓水炮對準駕駛艙持續噴射90秒，兇狠至極。
冰冷的水炮轟擊的是無力還擊的普通漁船，試探的是對岸的底線。

對外卑躬屈膝，對內蠻橫霸凌，是臺灣民進黨政府最醜陋的底色。
敢對同胞痛下狠手的人，永遠是對外最懦弱的懦夫。
欺軟怕硬的戲碼，被他們演繹得淋漓盡致。

現在「金鯊號」被高壓水炮攻擊的內部畫面曝光了。看看船內的裝潢，這哪是他們所謂的漁船？「金鯊號」根本不是他們所謂的漁船，而是一艘兼具觀光休閒功能的休閒遊艇。攻擊一艘休閒觀光遊艇，基本上是與海盜無異的行徑。

時序進入十月，海島的天氣逐漸從夏天的炎熱轉為秋涼的季節。人們在這個時候，照例地要迎接所謂「光輝的十月」。

的確，從中國近代史來看，十月是光輝的。因為兩岸的分斷，海峽兩岸將在這「光輝的十月」，先後慶祝兩個不同的「國慶」。首先是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的武昌起義，完成了資產階級反滿的辛亥革命，迎來中華民國的誕生；接著是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共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在中國大陸取得全面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此以後，在台灣的中華民國與在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總要在「光輝的十月」先後慶祝兩個不同性質的「國慶」。

就在這樣「光輝的十月」，我們不免於想到：從一九一一年到一九四九年，究竟台灣處於怎麼樣的歷史階段？台灣的青年是否也曾有過像大陸青年一般熱烈的革命事蹟呢？或者，我們把範圍縮小，看看台中市的青年，在這段跨越日據到光復的歷史時期，他們的青春是否也曾像烈火般的燃燒呢？

歷史的記錄並不是空白的：

首先是一九二七年五月，台中第一中學住校生為抗議學校當局實施的「奴隸性教育制度」、「爭取校內自由權」、「抵制內地延長主義的教育制度」……等目的，展開總罷課的行動。

接著是，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台中師範的學生為抗議日籍舍監的言語侮辱，而展開「反對奴隸教育」、「反對民族差別待遇」、「使用台語絕對自由」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等訴求的鬥爭。

台灣光復以後，在反對國民黨官僚腐敗政治的一九四七年「二月革命」中，台中市的青年學生紛紛以熱烈的心情，投入人民的戰鬥隊伍—「二七部隊」。其中包括：台中商業學校隊、台中師範隊和建國工藝學校學生隊等主力。

民眾的武裝力量，終於還是在增援國軍的逼進下瓦解了；但是，這些青年學生們，通過這次行動認識了日據時期的左翼反日帝運動的前輩，並且在一番曲折的思想探索後，在認同上徹底背棄了「白色祖國」，轉而傾向在內戰戰場上即將扭轉局勢的「紅色祖國」。事變後，在白色恐怖籠罩的政治環境下，他們不畏逮捕、槍殺的可能下場，在台中市的各個學校，組織了各式各樣以「反美帝反國民黨官僚，實行民主自治為綱領」的革命小組。

據官方歷史檔案的記載，一九四九年二月，台中農學院(今中興大學)、台中師範、台中一中和台中商業學校等，幾所台中市主要的中專以上學校，分別成立了地下的學生支部，展開讀書、學習及群眾運動。

四九年秋天，隨著基隆中學《光明報》案件爆發以後，台灣地下黨在全省各地的組織遭到破壞；台中市的學生組織也難倖免，無以數計的青年學生，在這場全省性的肅清行動中，遭到逮捕；其後分別被處死刑或刑期不等的有期徒刑。

在第一波逮捕行動中倖免被捕的，以施部生、呂煥章為首的學生，逃亡山區，並先後建立鴨潭山、白毛山、竹子坑及石崗等四個基地，在群眾掩護下繼續鬥爭。一九五0年三月下旬，呂煥章等人先後被捕，山區的基地也隨著陸續被破；在現場的武鬥中，一共有四人不幸被當場擊斃。其餘被捕者十八人，稍後也一樣被處死刑或刑期不等的有期徒刑。

日據以來，台中市的青年學生為反日帝、反美帝及反國民黨官僚而譜寫的青春之歌，終於在這批熱血青年灑下鮮紅的熱血之後，劃上休止符。由於四十幾年來的反共戒嚴統治，這些前人的「革命」事蹟，始終在父祖輩的恐懼心態下不被談起；對我們來說，這些英雄先進們的熱血行動，因而也就始終是「不存在的」歷史！他們成了沒有名字的人。

是的，相對於辛亥革命與中共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我們的先進的「革命」是談不上什麼「革命」的！但是，儘管他們的革命並沒有成功，可他們對革命所奉獻的青春，卻是同樣的青春。

從今天起，當我們熱烈慶祝「光輝的十月」時，我們不會忘記，就在我們台中市，我們也曾有過像施部生、呂煥章等，那樣值得我們尊敬的革命先烈！

今天是立法院新會期的開議日，我一如往常，來到院會行使職權、為民發聲。

近來，關於我本人及辦公室成員的相關案件引發了許多報導與評論。由於相關案件有的已進入司法審理，有的仍在偵辦當中，基於對法治的尊重，我不會對個案表示意見。然而，面對部分媒體與特定人士含沙射影、似是而非的言論，我認為有必要站出來，做出清楚的回應。

我擔任立法委員，至今已經二十四年。作為一名由原住民族選出來的代議士，這二十幾年來，我一步一腳印，走遍了七百多個部落。回首當年，我們的部落正面臨著最嚴峻的考驗：那時，原鄉的交通支離破碎，通行艱難；那時，青壯年被迫離鄉背井，留下隔代教養的困境；那時，醫療與教育資源極度稀缺；面對山洪水患，族人更是無能為力。

看著族人們在困境中掙扎，我除了在立法院與同僚戮力爭取立法、保障原民權益，更面向整個社會大聲疾呼，期盼各界能將溫暖的雙手伸向原鄉。我由衷感謝多年來默默奉獻的個人與團體，你們不問出身、不分兩岸，用無私的慈善義舉托舉了部落。

因為這份大愛，民國九十八年八八風災的災後重建才得以即時展開；因為這份善意，柔腸寸斷的原鄉道路才得以通暢。民國九十九年大陸向部落捐贈了中型巴士，民國一◯四年政府布局原鄉、推動了幸福巴士的政策，這都是善政的延續。這些善款的捐贈，當年都有律師和會計師的嚴格見證，並經內政部依法查核，清清楚楚、我行得正坐得端。

我還深刻記得，民國九十七年我奔赴四川汶川地震災區，收養了二十名羌族的遺孤，如今他們大多已成家立業。這段經歷讓我由衷相信：兩岸互惠互助的自然交往，遠比劍拔弩張的「地獄景象」，更能為兩岸人民帶來福祉。

當年兩岸的交流是如此順暢與自然，那是一個如同蔡英文前總統所說「沒有人需要為自己的認同道歉」的年代。然而最近網路和媒體盛傳：高檢署啟動所謂的「國安案件」，查的竟是十幾二十年前的往事。果真如此的話，高檢署用當年的正常交流來羅織罪名、入人於罪，這如何能讓人民信服？

此時正逢選舉期間，特定媒體與人士刻意拿著偵辦中的案情，借「國安」之題大肆發揮，口徑與民進黨政府如出一轍。這不得不讓人懷疑，這又是另一場企圖操縱選舉的政治輿論戰。

我想奉勸民進黨，請別再沿用過去那套選舉栽贓、無限上綱的套路來迷惑選民。你們已經執政十幾年了，做得好不好，大多數的選民心中早有一把清醒的尺，自有公評。

至於那些對我過去反對靖國神社指指點點的人，我只想反問一句：難道當年日本殖民者，沒有對原住民族發動過殺光、搶光和燒光的三光政策嗎？無論你們如何詮釋歷史，戰爭是有倫理的——戰爭中有明確的「加害者」與「被害者」，否則國際法中何必保護平民的權利？你們不去質問製造仇恨、至今不願道歉的日本殖民者，反而質疑不忘屈辱、捍衛尊嚴的後代是在加深仇恨，這是什麼道理？日與月不能並存，加害者與被害者更不能共祀一處，這是戰爭歷史最基本的倫理與正義！

我會養好身心，逆風前進。我知道：疾風知勁草，患難見真情。
濫權者也許可以摧毀一朵、兩朵，甚至一百朵玫瑰，但他們永遠無法阻擋春天的到來。我們的奮鬥，就是為了迎來那個百花齊放的春天！

理解一件事情並不難，問題在於你要不要欺騙自己，願不願接受或許讓你感到扎心、赤裸，甚至殘酷的現實。

最近的例子就是，陸委會梁氏文傑說，與美國並肩作戰的是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二戰期間並不存在。

當年跟日本帝國主義作戰的，不是什麼中華民國，就是中國，就是中國的四萬萬人民；中華民國只是中國當時穿在身上的一件外衣。

就譬如，甲午戰爭不是什麼大清國與大日本帝國的戰爭，而就是中國與日本的戰爭，中國戰敗，割讓了台灣；而當二戰結束時，中國戰勝了日本，日本將台灣歸還中國。

按梁氏文傑邏輯，二戰時早已沒了大清國，日本根本無需歸還台灣。日本可以主張：台灣割讓日本時，中華民國「並不存在」，割台的是大清國，我幹嘛還你中華民國呢？中華民國是哪根蔥？

清帝遜位時，中華民國繼承了「中國」的一切權利義務，包括大清並未割讓、還保有的領土疆域，也繼承了清廷簽下的所有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而這些實亦即當時中國的實質領土與承載的不平等條約。於是，當日本戰敗時，就必須將它從大清所代表的中國奪走的領土，還給已由中華民國所代表的中國。

亦即，從頭到尾，無論是權利義務的主體或客體，都是中國，而不是什麼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的國旗歌一開頭就歌頌的「山川壯麗，物產豐隆；炎黃世冑，東亞稱雄」，說的即是那一真正的國家實體「中國」，而不是它那個時期的稱號「中華民國」。

你若想去愛那一個「山川壯麗」的國家，那就是中國；可不是已瑟縮在「小小多山」的島嶼上，還拿著「中華民國」名號騙人的台灣。

現在，中國已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代表，中國在中華民國時期所經歷的一切，也都由這一個新的行為主體所繼承，就猶如中華民國曾經繼承大清國的一切美麗與哀愁一樣，什麼駝峰航線、什麼中美人民並肩作戰，都是如今的中國可以緬懷與謳歌的歷史。

但這裡頭最擰巴，最令人皺眉的，還不是中華民國或中國的區別，而是梁氏所服務的政權，從頭到尾就是以當日本的舔狗為榮。

這一政權的現任頭目認同日本的殖民統治，說創建中華民國的國民黨的對台治理比日本還差；該政權的前外長則稱日本是大哥哥，現外長對日菲在東部海域瓜分中國的經濟海域表示肯定。究竟是什麼給他們底氣，竟敢跳出來說當年抗日的是中華民國？

你一邊以抗日為榮，一邊又以戀殖當癖好，這只能做如下兩種診斷：一、如假包換的瘋子、神經病。二、天下最可恥的、人皆可誅的騙子。

臺北捷運板南線永寧站於2006年通車，至今已20年。然而，位於永寧站周邊、原規劃辦理聯合開發的大片土地，至今仍未依原規劃完成開發。

表面上看，這似乎只是「捷運聯合開發延宕」；但從公共行政、都市計畫與法律制度來看，背後其實涉及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政府為興建公共建設，究竟可以取得人民多少土地？公共利益與後續商業開發之間，又應如何劃定界線？

永寧站當年規劃「捷一」、「捷十」兩處聯合開發基地，分屬不同都市計畫區。其中相關土地後來由政府以徵收方式取得。到了今天，受司法院釋字第743號影響的永寧站開發基地仍高達17,046.62平方公尺，約5,156.6坪。

依官方資料，該基地因係徵收取得，受釋字第743號拘束，無法再依《大眾捷運法》第7條直接辦理捷運聯合開發，目前主要作為捷運轉乘停車場及公車轉運站使用。

問題也由此產生：
興建一座捷運永寧站，真的需要五千多坪土地嗎？

捷運公共建設當然需要土地。車站、軌道、出入口、通風井及其他必要設施，政府依法取得土地具有明確的公共利益；但是，如果取得私人土地的範圍超過交通設施實際必要程度，而超出部分原本可由私人自行興建住宅、商場或辦公大樓，其財產使用與開發權益即可能受到重大影響。

司法院釋字第732號指出，政府為捷運土地開發目的，徵收超過交通事業所必須範圍的毗鄰土地，在此範圍內不符合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並有違人民財產權及居住自由保障。

到了釋字第743號，大法官進一步指出：依《大眾捷運法》第6條為捷運系統需要而徵收取得的土地，不得在同一計畫中再依第7條辦理聯合開發；政府如欲將這類徵收土地移轉予第三人，也必須具有明確法律依據，才能符合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的要求。

大法官在理由書中進一步區分兩者性質：第6條徵收土地，是為了興建捷運這項特定公共目的，「非以追求商業利益為考量」；第7條聯合開發，則涉及土地有效利用、開發利益分享及風險分擔。兩者目的與法律性質並不相同。

換言之，政府即使因徵收而成為土地所有權人，也不能因此完全比照一般私人地主，自由使用、收益及處分原本基於特定公共目的所取得的土地。
這也說明了永寧站聯合開發為何會陷入今日的困境。

當年的政策構想，是希望捷運建設與土地聯合開發同時進行；但後來的憲法解釋重新劃定界線：為公共交通目的徵收取得的土地，不能僅因冠上「聯合開發」之名，就轉變成可以自由進行商業開發的土地。

結果，永寧站這片約5,156坪、區位甚佳的土地，政府至今仍然持有，卻無法按照原來構想直接辦理捷運聯合開發。2026年的官方資料仍要求雙北捷運主管機關研究其他合法的活化方式。

因此，永寧站延宕20年的問題，不宜只理解為行政效率問題。從公共行政角度來看，更值得討論的是：當行政機關規劃重大公共建設時，如何正確界定公共目的、土地取得範圍與未來開發方式？如果制度設計之初沒有把三者的法律界線釐清，今日看似有利的政策安排，可能在多年後產生難以解決的行政問題。

永寧站留下的歷史經驗是：
公共建設需要多少土地，就應依法取得多少土地；公共建設與商業開發，也應在制度設計之初清楚區分。
人民為捷運建設提供土地，是為了公共利益；政府不能僅因捷運建設可能帶來土地增值，就當然將超過公共建設必要範圍的私人土地一併納入，再轉化為政府可以分享的商業開發利益。

永寧站今日約五千餘坪土地無法依原計畫開發，表面上看，是龐大的土地開發利益未能實現；但從另一個角度看，這正是憲法對行政權與人民財產權所劃下的一條界線：
捷運建設是公共利益；土地開發涉及商業利益。公共利益不能成為政府過度取得人民財產的理由。

對公共行政、都市計畫與土地政策而言，永寧站20年的經驗真正值得研究的，或許不只是「為何一項開發案延宕如此之久」，而是更根本的問題：
一項當年看似合理的行政決策，如果沒有充分考慮法律界線、比例原則及人民財產權，二十年後，政府與人民可能共同承擔什麼代價？
這或許才是永寧站共構開發延宕20年至今，最值得重新檢討的問題。

藍營的彰化縣議會議長謝典霖和他的父親日前突然因涉及賄選被檢方聲請羈押禁見獲准。不論謝家父子是否有罪，法院不可能在選前判決；檢察官屬於法務部，在此選前两個月的敏感時刻，這樣的大動作有威懾、抹黑藍營的作用，難怪被藍營指為，執政綠營的選舉奧步又出籠了。

綠營的選舉奧步其實早已出籠，只是不像司法那麼激烈明顯，譬如一直在訴求「抗中保台」：抹黑中國大陸介入選舉，及無端關押赴陸的台灣人，陸委會並故意亮起「橙色旅遊警示」。今年的選舉屬於地方選舉，两岸關係和政策不是重要議題，根本不值得大陸介入；而大陸關押的赴陸台灣人，大多涉及詐騙和刑事案件，因此陸委會的指控完全是混淆視聽和抹黑（參見《馬斯克和其母鼓勵人們造訪中國，陸委會卻「橙色警示」！》）。不過一般的老百姓不會仔細追究賴政府的謊言，「抗中保台」雖然功效遞減，仍能影響一些恐共者。

朝野的主要爭執在於，賴、卓對在野黨在立法院三讀通過的法案多半不副署、不公佈、不執行，等於是架空或廢棄立法院；而在野黨只好杯葛、拖延總預算案，以制衡及對抗執政黨的獨裁覇道。前者既違反民主精神也違反中華民國憲法，但卻是比較抽象的，不容易讓一般民衆有感；後者雖然合法，卻是相當具體，容易讓一般民衆有感，如總預算的刪減或延宕可能擋人財路。因此朝野的爭執看來較有利於賴政府，促使它又提出超高的6千億追加預算案，就等在野黨來刪減或延宕，又可以予以抹黑！

綠營不僅有奧步還有好運。台灣去年的GDP年增率是8.63%，今年的GDP年增率確定會超過10%。這是多年來不曾有的超高經濟增長，帶動這兩年股市也持續上漲，一般的民主國家若有這樣高的經濟增長和熱絡股市，執政者必定在選舉中大勝。不過很多人應該心知肚明，這两年的超高經濟增長和股市上漲是因為，AI熱潮的需求造成台灣一向擅長的半導體和電腦、電子產業有超高的獲利，其實與賴政府沒啥關係，而賴政府甚至是把台積電和半導體產業奉送給美國的從犯（美國是主犯）。

無論如何，賴清德真是好運，束手坐享高經濟增長和股市上漲，於是能膨風說嘴，隨口就承諾將普發每人1萬元。政府隨意撒錢，就是政策買票，對勝選總是頗有幫助，投票前恐怕還有呢？

賴政府有奧步又有好運，贏得今年的選戰似乎應該不難。可惜賴執政兩年多，傾力與在野黨惡鬥，因此少政績，尤其南部治水非常失敗。他犯的最大錯誤是，沒有確切證據就指控柯文哲並羈押他一年，又發起「大罷免」，既失民心又促成藍白合，讓在野黨有勝選的機會。

除了新竹縣和竹北市，藍白合看來是成功的，但藍白需要有危機感，了解和應對綠營的奧步和好運，有些競選活動，綠可以做，藍白卻不行。更重要的，藍營內部是否團結？藍白真能誠心合作嗎？不在於表面的言語，而要看實際具體的行動，我們吃瓜群眾就等著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