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麗島電子報》九月初發佈新竹縣竹北市長候選人支持度最新民調：
國民黨吳旭智：29.0%
民進黨曾聖凱：25.2%
民眾黨邱臣遠：17.4%
無黨籍李貞秀： 3.6%
無明確意見者：24.8%
從以上數據看來，邱臣遠勝選希望渺茫？我對他沒有反感，只是覺得出線機會小了。

竹北市長選舉是否又回到藍綠之爭？前兩名的差距不多，支持邱與李的選民是否會自覺產生「棄保」意識，而轉投藍綠兩黨的候選人？當然，那將近四分之一尚未決定的選民也是一個變數，但難說他們都是潛在支持誰的隱性選民。《美麗島電子報》民調也顯示還有很多竹北選民叫不出參選市長的候選人名字，可能民眾的熱情沒有被激發，也就是俗稱的「選情很冷」？真的，除了名字陌生以外，誰講得出上面幾個人的政見主張，選戰主軸是什麼？竹北是新竹縣以下的一個鄉鎮型城市而已，原本不應得到太多版面關注，只因藍白分裂而引發熱議。

柯文哲得知這份民調數字後是不高興的，他與邱臣遠都有責怪吳子嘉的意思。不過，未來還會有各式各樣的民調結果將陸續公佈，選民與選將無論喜與不喜，都得瞄上幾眼吧！目前距投票日還有70天左右，你可以說民調不準，尚有變數，但通常到了投票前一個月，會出門投票的選民就已有定念了。我們可以再等等看，也就是說候選人只剩一個多月的時間衝票拉抬聲勢，到了選前之夜的場面就只是再鞏固基本盤而已。

2024總統大選時，柯文哲在竹北市曾獲得將近46,000的選票，換算比例約為38.3%，這是民眾黨先前堅持要求國民黨將竹北市長讓給他們的理由。如果投柯的選民能夠九成移轉給邱，他的確勝選在望。可從《美麗島電子報》民調結果看來，民眾黨可以禁止白營政治人物為藍綠雙方站台，但能影響一般民眾的投票意願嗎？邱臣遠第三名，一是或許邱臣遠的魅力與論述不夠，無法獲得市民肯定而支持；二是可能柯P光環也有稍稍褪色，當年總統票投柯的選民未必今年市長會投邱？不過我認為這裡面「柯」的影響因素小，「邱」自身的因素比較大。邱臣遠如決心衝刺，可能得每週七天廿四小時拚下去！

竹北市轄區土地面積僅佔新竹縣3%左右，市民人數卻佔整個新竹縣人口約36%；居民以竹科園區就業的外來人口居多，不同於傳統認知的新竹縣就是客庄票和農民票。我曾去過竹北市，街區方正整齊，馬路寬敞，明顯經過都市重劃，真的是令人驚艷的小鎮！據說當地餐廳週間生意興隆，週末假日反而冷清－因為交通方便，有高鐵、台鐵和國道，居民假日也許跑去雙北了？因此，這個新興的年輕都會型城鎮，民心動向的自主性可能較高。

但觀察台灣各年齡族群的選舉投票取向，我認為可以簡單劃分為：
年輕選民偏感情
老年選民偏理念

投票行為是感情與理念的結合，感情與理念俱有可能偏差、誤判，不過重理念的人比較不會動搖－即使是錯了也會堅持；偏重感情的容易搖擺，昨天熱淚支持你，今天可能倒過來罵你個臭頭。投票意向也以年輕人最不確定，投票率不如老年人高。政黨如能捕獲中高齡選民的支持，才是比較穩健的。可國民黨過去最怕被嘲笑為「黨員結構與選民結構脫節」，意指黨員多係「高齡」的「外省人」。說到底，國民黨的政策也沒有怎麼照顧這一群忠貞黨員，選舉造勢場子把他們從榮家拉來排排坐，揮舞旗幟吶喊「凍蒜」，台上講的是聽不懂的河洛話。軍公教退休金被砍，國民黨不敢承諾要恢復。郭冠英身陷「高級外省人」風暴時，馬英九總統也是嚴詞譴責，導致郭被免職。

說到老人的需求是什麼，台灣政治人物總是立即連結到「長照」，其實當國民平均壽命逐年延長，長者需要的是健康、平安、快樂的和諧晚年，亦即「樂齡」社會，而非僅僅聚焦於醫院有幾張急診病床、安養中心幾個長照床位。如何建構樂齡社會，台灣的朝野政黨鮮少有深入的探討問題及擬定政策，講得多的反而是生一胎給多少錢，可生育率還是沒有提升。

白營有「壯世代」的倡議，大抵是鼓吹延後退休年齡，推廣銀髮經濟。這像是使用(壓榨？)高齡者的人生剩餘價值，不能說是「樂齡」。

姑舉一例談樂齡：各縣市均有敬老卡的政策，可據統計九成以上的使用者均未能完全花費卡中的額度，月底就歸零，未用完的預算在年底決算時就成為首長可自由使用的結餘款。究其因，敬老卡的使用範圍太窄、限制太多。我曾建議可以開放敬老卡做文化支出如購書，現在出版業及書店經營困難，文化部表面上有補助書店辦活動，但熱鬧活動辦完了，也向上級長官寫完結案報告書，書店的營業額有提升嗎？若真的有實質助益，多年老書店關門就不會頻頻成為新聞話題。

年輕世代使用手機，不看報紙也少看書本，中老年人可能還保有接觸紙本書籍的舊習，開放敬老卡買書豈不是一舉多得，既給老人福利，也間接支持了出版社和書店，遠勝辦一場煙花活動或是出國參加書展。據說蔣萬安有意開放敬老卡可在超商使用，現在某些超商也有賣書，將來就會變成你的敬老卡可在超商買一本書，進了正式書店反而不能使用。這是支持超商，不是支持文化事業。

可能是各政黨的確不太重視老人選票。

老年選民比較固執、堅持。2020年韓國瑜代表國民黨參選總統，由於他口才很好，金句連發，一時激起很多鬱悶的藍營支持者熱情，認為韓可以扭轉時局。選前我與一些「老藍男」同桌吃飯，多人談起韓國瑜，頗為興奮，說他是K黨救星，我獨排眾議，冷說他不會勝選。一位長輩隨口說願與我打賭一餐飯，我立即應允。隨即同桌另三位長者跟進也要與我賭韓會當選總統，我也只得承接，賭注就是四頓飯了，想當然他們是認為我一定輸。

後來選舉揭曉，那位首先向我叫陣的長者，倒是爽快請我吃了一餐，另兩位亦然，分別作東邀宴在下，只是最後一位我婉謝推遲了，原因無他，那是一位九十高齡嵩壽長者，豈忍敲人家的竹槓？但想想：他是那麼篤定支持韓國瑜。

不過，這就是我說的：高齡長者偏重理念，他們認定韓國瑜是「一支穿雲箭」的堂堂正義之師，焉能不勝？孰不知台式選票民主實無關黑白、是非、正邪、對與錯。

台灣社會同時面對「高齡化」與「少子化」的夾擊，國發會預估：2035年的台灣總人口將跌破2,000萬大關，65歲以上老年人口佔比37.0%、青壯年佔比57.9%；到了2055年，老年人口將佔比43.8%、青壯年佔比50.9%，全台人口年齡中位數指標上升至61.4歲。就是說屆時走在街上舉目四望，一半都是老人！所以高齡選民也許才是政黨長期發展應爭取的對象，今天藍綠白各黨都在拉攏「年輕人」，聽來不但媚俗，可能也是搞錯對象了吧？

我也理解，用理念去說服選民是困難的長期工程，大家不妨捫心自問：你何曾仔細讀過選舉公報上總統候選人的政見及白皮書；降到縣市長和鄉鎮議員層級，更何嘗觸及參選者的理念。

台灣民眾黨的鐵粉支持者以「小草」（年輕人）為主，中老年人佔比極低，柯P也知道。我認為這是他們政黨發展的不利因素。但老年人的「理念」已經固化定型，說不好聽就是僵化，難以短時間扭轉改變，所以白營發展策略目前還是以鞏固基本盤的年輕選民為主軸。但從竹北民調來看，當地的小草是否枯黃凋萎了？

竹北市長這一局，11月底選舉結果揭曉，即可印證我的觀察論述是否切題。當然，若是邱臣遠在未來七十天裡異軍突起，最後當選竹北市長，我會很高興，也會為他鼓掌叫好。

此刻，三個候選人加油吧！
三個人？是的，我刻意忽視了第四名的李姓候選人。
（* 作者是台灣的作家）

人生有許多偶然。

回想起來，因為十五歲休學浪蕩時偶然讀了不是經典名著的《北極風情畫》，我的文學閱讀興趣被調動起來，於是開始沒有系統地大量閱讀山鎮圖書館存有的各種文學著作，後來讀到赫曼赫賽的小說而自許將來也要寫小說，讓更多成長中感到困惑絕望的年輕人可以因為讀了我的小說而得到安慰與力量。

然而，在反共戒嚴的思想荒蕪的年代，我卻苦於思想沒有出路而長期鬱悶虛無著。於是在大學時代一個苦悶至極的夜晚，我提起筆來，開始寫第一篇小說，一直到窗外天色透亮而脫稿，然後寄到《中外文學》，並意外地刊登出來。隨後我又試著練習寫作技巧而繼續寫了幾篇習作，也都陸續刊登了。然後，在岡山服役期間，我因為學生時代的經歷而被藉故關了禁閉，為了讓自己能夠全身退伍，我想必須讓自己有點名氣才不會默默蒸發，於是在出關後很快寫了一篇小說，投寄時報文學獎徵文，僥倖得了獎，也因此得以安然度過未完的役期。

退伍前半年，我和一個在楊逵逝世紀念會上認識，當時在台南開洗衣店的年輕政治犯，為了籌備後來名為《南方》的學運刊物而在成大與高醫等校串聯一些異議社團的學生。那年六月，據說因為有某權貴子弟出去外海的需要，我們那一梯隊的大專兵役男突然提前退伍。九月或十月雜誌創刊號出刊，然後因為與共事者性格(談不上什麼理念)不合，也為了讓自己接受社會現實的鍛鍊，離開台北，前往雲林、高雄為黨外(或是剛成立的民進黨)候選人助選。

選後，為了從事工人運動，我在高雄待了一段時間，終於接受一個在反對陣營圈子混了多年的兄長(原來是寫詩的文藝青年)之勸，回去文學的園地從事筆耕。於是我在1987年春節過後進入陳映真先生領導的《人間》雜誌，從事報告文學的採訪與寫作(我後來知道一些原以為同一陣營的文學前輩從此把我列為敵對陣營的人)；於是我因為採寫228事件的歷史而偶然聽到了郭琇琮(1918-1950)等人的名字，也偶然知道了原來228後還有歷史，也就是50年代白色恐怖；而我也基於歷史事實的教育，在第一篇報導的<採訪後記>不點名批判說：「有一些人在別人的墓塚上插上自己的墓碑！」(你知道我說的是誰！)

因為知道台灣曾經有過像郭琇琮這麼一批真正愛台灣的理想主義者，於是我告訴自己，我寫不寫小說都無所謂了，我要把像郭琇琮那樣被掩埋的台灣理想主義者一個一個挖掘出來，從而為沒有是非公理的台灣社會留下一絲絲自我救贖的曙光。於是我陸續寫了鍾浩東、許強、吳思漢、呂赫若、簡國賢……等等在50年代白色恐怖犧牲的人格者。

於是，1993年6月7日下午，我在北京東單一座三合院採訪了1950年兩岸分隔而滯留大陸的老台共王碧光。一個下午的訪談告一段落之後，原籍豐原郡新光庄，原名王登財的老台共說要帶我去採訪另一個台灣先輩的歷史。於是我跟隨他走到一段距離之外，王府井附近的大甜水井胡同(據說以前是謝雪紅時期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央機關的小院所在)的一棟木造房屋的二樓，等待林為民先生騎著腳踏車從外頭回來，就坐在他家臥室的(應該是客廳的地方是小孩的居室)窗邊椅子上，一邊聽他講述他父親林正亨的歷史，一邊紀錄。

回到台灣以後，8月2日，我又在台北採訪了與林正亨同案的政治受難人施顯華與吳萬福；其後也南下岡山採訪了滯留台灣的林正亨的女兒林青。與此同時，立委林正杰創辦《新國會》，雜誌主編因應六張犁發現201個50年代白色恐怖犧牲者墓塚的重大事件製作了「白色恐怖專題報導」，我於是應邀根據前述採訪資料，參考相關的霧峰林家背景資料，把尚未調查完成的林正亨的事蹟，寫成不到四千字的揭露性短文<第一個刑死馬場町的台灣人—霧峰林家第廿一世林正亨傳奇>。因為這樣，不是研究清史的我才對傳說中的「霧峰林家」多少有了理解；因為這樣，林正亨的姪兒林光輝先生輾轉找上我，他很訝異的是我竟然知道「霧峰林家」還有一個林正亨(那些研究霧峰林家的專家都不一定知道還有這段歷史)。因為認識了林光輝，我對沒有文字記載的林朝棟以降的台灣抗日史有了比較全面的把握和認識。

林正亨的歷史書寫，後來就在繼續尋訪中暫時擱置。但是，林正亨的名字與歷史也逐漸在海峽兩岸熱絡起來。2001年，台灣省文獻會用納稅人的錢印行了《林正亨的生與死》一書。主持此書的台灣史學界當權者開頭就先把我那篇主要根據林正亨的兒子口述的短文不加分析地全盤否定，說藍某某寫的是小說不是歷史。其實，類似這樣的話，伊不是第一個說的。有些人說的比較好聽是說我文筆很好(言外之意是我所寫的都是我編寫的故事)。我也知道他們要否定的不是我這個威脅不到他們升官或發財的小人物，他們要否定的是228之後台灣青年全面參與中共領導的要求台灣解放國家統一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這段歷史。

記得在此多年之前，此一權力學者所在的中研院近史所吧，曾經邀我去向包括伊在內的眾多學者講述我的台灣民眾史採訪與寫作(沒有交通與講演費，只有個別學者送了幾本他們個人的著作)，後來以伊為代表的他們中的一些學者就成為李登輝國民黨當局解構228悲情的寫作班子，後來也成為228與50年代白色恐怖補償基金會的審查權力核心，也就是掌握歷史解釋的權力核心了。

還好，我一不靠寫作混官做，二不靠接官方的案子謀利，三不靠發表文章在學術圈混升等。我就是一個沒有經濟自由的自由寫作者，我偶然地遇見了歷史，知道了真相，尊重犧牲者的歷史，盡我所能地客觀寫下來而已。我知道這些犧牲者不合時宜，甚至被無知的家屬像當年的加害者那般繼續汙衊為「匪」。但我知道，只要我寫下來，不管那些無良學者說是小說還是什麼虛構的帽子，歷史總有還他們公道的一天。我衊視那些無良學者的惡罵，他們的話語除了體現他們的人格之外，更給自己留下無恥的印記。

於是，事隔多年之後，我還是把已經有各種各樣書寫的林正亨的生命史，根據可見的史料，調動我的書寫訓練，盡力寫成一篇有血有肉，可信可讀的人物報導，收入《台中赤青》一書，謹此致敬。

竹北市長的選舉，白提名邱臣遠為候選人，藍提名吳旭智為候選人，藍白合在此破局。白指責藍違背在竹北不提名候選人的承諾，並嚴禁其黨員替藍的新竹縣長參選人徐欣瑩輔選，於是藍白合在新竹縣也破局了。九合一選舉包含很多縣市，一縣一市似乎影響不大，但卻可能損害藍白合的整個大局，則影響不可謂不大。

藍是否承諾在竹北不提名候選人？筆者不是藍白協商的見證人，不可能知道，因此對藍白不予置評。我只思考：為何藍要提名吳旭智參選竹北市長？吳是在竹北選岀的現任新竹縣議員（2屆8年），上次在竹北選岀12人，吳是第2高票。

新竹縣是台灣客家人占比最高的縣市，約占2/3；在選舉時，鄉親關係比政黨關係更重要，即所謂的「選人不選黨」，這可見於很多政治人物都曾轉換政黨：
徐欣瑩2009年加入國民黨，2015年退出國民黨，創立民國黨自任黨主席，2016年與親民黨宋楚瑜搭檔競選總統選舉，2022年回歸國民黨。
這次民進黨提名鄭朝方參選新竹縣長，其父鄭永金原來是國民黨籍，曾擔任新竹縣長（2001—2009），後脫離國民黨，很受民進黨倚重。
范振宗早年是無黨籍，1989年加入民進黨並當選新竹縣長（1989—1997），2009年脫離民進黨。

由於鄉親關係比政黨關係更重要，新竹縣的政治人物自主性強，不太受政黨擺佈，反而是政黨要遷就有實力的政治人物。所以這次國民黨很難處置徐欣瑩、吳旭智，即使他們有損於藍白合。

新竹縣有13個行政區，竹北市是其中人口最多的，其人口超過新竹縣人口的1/3，因此竹北市對於新竹縣長的選舉非常關鍵。這對於民進黨提名參選縣長的鄭朝方很有利，因為他是現任的竹北市長。鄭的選戰實力無疑相當雄厚，也因為他的父親是前新竹縣長。

新竹縣長和竹北市長的選舉有些像搭檔競選，通常是同黨的两候選人成為搭檔，可以互相影響。竹北市民一般最在乎竹北市長，很可能先選定中意的竹北市長，然後就票投其搭檔的新竹縣長候選人；反之，也可能先選定新竹縣長，然後票投其搭檔的竹北市長候選人。

徐欣瑩與鄭朝方的新竹縣長之爭是一場硬仗，两人的搭檔很重要。鄭朝方的搭檔是曾聖凱，陽明交通大學助理教授。邱臣遠或吳旭智，誰對徐欣瑩選縣長更有幫助，更適合成為她的搭檔？

邱不是客家人，也不是新竹在地人，他與新竹的關聯始於2024年起擔任新竹市副市長和代理市長，但新竹市並不隸屬於新竹縣。吳是新竹在地的客家人、交通大學博士，又高票當選2屆8年竹北的新竹縣議員。新竹縣的選舉，鄉親關係非常重要，吳的吸票能力看來勝過邱，因此徐欣瑩和國民黨挺吳參選竹北市長，成為徐的搭檔（吳又是徐民國黨時期的追隨者和重要伙伴）。這似乎是合理的抉擇，假使不考慮藍是否對白有承諾。

藍白合在竹北市和新竹縣看來是破局定了，會擴散影響其他縣市嗎？很難說。影響似乎不會很大，因為各地的狀況都不同，基本上藍白合在各地大多符合双方的利益。藍白最重要的是勝選，若勝選，藍有很多職位（縣市小內閣）可以分給白，2028藍白合才有前途。

從各方面的歷史證言看來，台灣光復，李登輝從日本回台，起初是寄住在未過門的妻子曾文惠的娘家，後來就搬到古亭町螢橋附近一棟名為「普羅寮」的日式房子。

普羅，即為普羅階級(Proletariat)的簡稱，在社會科學的意義上指的就是無產階級。至於所謂「寮」，也就是日文的「宿舍」。因此，普羅寮也就是指「無產階級的宿舍」。由此可知，李登輝當時的思想狀態的確是相當左傾的。

一九九四年三月廿二日早上，李登輝在普羅寮時期的密友郭明哲先生，終於打破向來不談李登輝往事的態度，向我談起他所知道的李登輝及普羅寮的一些往事。

郭明哲(1921-1998)，生於日據時代大甲頂店里小地主家庭，就讀台中一中三年級時，參與反日的秘密活動而以「間諜罪嫌」被捕，因未滿十八歲，拘留五十天後判處「不起訴處分」。台灣光復後，參加謝雪紅領導的「人民協會」，並與大甲地區的青年共組「社會科學研究會」；一九四七年九月，擔任南投縣信義鄉同富國小第一任校長；一九四九年冬天被捕，但因「無為匪活動具體證據」而被保釋；一九五0年七月，再被檢舉為「謝雪紅留台幹部」而被捕，同年十一月，判處有期徒刑九年；一九五三年四月，又因「交待不清」再被提訊，歷經艱苦的偵訊鬥爭後，改判有期徒刑十五年。

早在一九八八年六月號《九十年代》月刊，南方朔即在<李登輝的共產黨背景>一文揭露有關郭明哲與李登輝之間，「一個政治犯圈子裡廣為人知的故事」:

「李登輝在台大唸書時 (和另外三個同學一起在學校外面租房子，四個人合住一間。這四個人均左傾。)，三名室友中，兩名已被處死，另一人曾長期入獄，此人即台灣政治圈子裡有名的郭明哲。此人性格爽朗，穿著隨便。他出獄後，李登輝已當了台北市長。有一天郭明哲心血來潮，突然到市長官邸想看看老朋友。他邋邋遢遢的走到位於台北市徐州路的市長官邸求見，聲稱自己是市長的老朋友。警衛看他的打扮，不相信市長會有這樣的老朋友，拒絕為他通報，兩人就這樣大聲小聲的吵了起來。吵聲驚動了在裡面的李登輝，他出來一看是老友，就叫『明哲兄』，郭明哲就叫他『戽斗仔』(台灣人稱下巴長而向外翹者為『戽斗仔』，李登輝是典型的『戽斗仔』)。兩人遂攜手入廳談話。經過這件事之後，李登輝的警衛再也不敢『狗眼看人低』了。」

南方朔所引述的這個「故事」，顯然是根據《前進》等黨外雜誌的「八卦」報導。據郭明哲先生說，它與事實有一段距離。首先，郭明哲就不是李登輝的台大同學，也不是李登輝的三名室友之一。

故事還是從普羅寮講起吧！
郭明哲告訴我，據他所知，普羅寮的房子原本是一棟日本人的宿舍，台灣光復，日本人遣返以後，一個任職水利局工程師的台灣人陳振基就把他接收下來，做為宿舍。陳振基畢業於日本九州農專，在千葉高射砲兵部隊服役時，恰好與當時名為岩里政男的李登輝，分配在同一隊，兩人因此成為好友。後來，陳振基即將調職岡山水利局，就把房子讓給還沒有固定住所的李登輝，以及正在就讀台大經濟系的小舅子柯耀南，一同使用。再後來，柯耀南又介紹了張如松和張世輝兩個大甲籍的兄弟，搬來同住。

張如松畢業於台中師範，當時在台北市日新國校教書，一九五三年九月五日因案槍決；張世輝當時就讀成功中學，一九四八年也考進台大水利系，後來「自首」。因為郭明哲是張氏兄弟的表哥，所以，當時在大甲擔任國小老師的郭明哲，在寒、暑假期間上台北的時候，就到普羅寮打尖。因為這樣，郭明哲認識了李登輝。同時，也因為兩人的年齡(郭明哲大兩歲)與思想傾向都比較接近，所以交情也比較深。

郭明哲記得，當時李登輝的房間裡擺滿了各種左派書籍，同時在書桌面對的牆上還貼了一張列寧的照片。當時，他和李登輝都把列寧當作「革命的導師」。有一次，李登輝看完一部蘇聯的電影後，還笑著告訴郭明哲：「我發現列寧和我一樣，都是『戽斗仔』哩！」郭明哲發現李登輝在言談之間表現著一種「與有榮焉」的得意神情。

普羅寮的幾個台灣青年後來也搞起了讀書會。郭明哲曾經建議李登輝等四人讀一些日本新潮社出版的「世界文學大集」中具有階級意識的小說，他們也都讀了。其中一本是法國作家寫的《地主》；郭明哲認為讀這本小說，對心理分析有用。另外，他印象比較深刻的是一本日本女孩所寫的日記體小說，主要描寫戰爭時期的窮困生活；郭明哲聽說，當他假期結束，回台中以後，他們四人仍然繼續再讀這本書，而且每次開飯前(他們合資請了一位三輪車夫太太給他們做飯)，總要先唸一段再開動。

一九四七年九月，郭明哲前往南投縣信義鄉同富國小，擔任第一任校長，因為交通不便，就沒再去過普羅寮了。但是，李登輝還是與他保持通信聯絡。李登輝不但和他討論畢業論文的大綱要怎麼寫的問題，也告訴他「脫黨」的事情，說「我不是鬥爭型的人，所以我要離開……」李登輝同時還問他：「我那一大堆馬克思主義的書你要不要？如果要的話，你就拿回去。」

郭明哲心裡明白，「戽斗仔」已經決心背離馬克思主義的革命道路了。
儘管如此，郭明哲在火燒島坐牢期間，李登輝還是經常寄書給他，其中包括日文的統計學以及他發表過的論文抽印本。郭明哲認為，從李登輝論文裡頭經常引用《資本論》的內容看來，當時的李登輝至少在學術上還是信仰馬克思主義的「進步」學者。

一九六五年，郭明哲出獄的時候，正是李登輝前往美國康乃爾大學攻讀博士的前五天。郭明哲回到大甲老家以後，隨即前往台北拜訪李登輝；儘管他穿了一套表弟送他的西裝，可看起來就是一副「鄉下人」的土樣。他按了李登輝家的門鈴，給他開門的曾文惠問他「那裡來的?」郭明哲只簡單地回說一句:「台中。」沒想到，曾文惠立刻很熱情地招呼他：「哦！你是郭明哲先生嗎！」顯然，李登輝還經常向她提起這位老朋友。

有一次，喜歡讀書的郭明哲寫信向已經是政務委員的李登輝借一本新出版的日文書，李登輝卻回信勸他說：「你都已經四十幾歲了，不要再讀那些書了，去賺錢吧！我建議你去開一個新型的牧場，我可以想辦法替你借錢……。」隨著李登輝進入國民黨的官僚體制，他對待老朋友的態度也逐漸冷淡了。郭明哲知道，他和李登輝已經越離越遠了。

郭明哲第二次去找李登輝是在他當台北市長的時候。但是，兩人見面的實際情況卻與南方朔所描述的情景，大為不同。事實是，郭明哲被官邸的警衛扣起來，然後李登輝出來，看到是他，才讓他進到屋裡。「喝茶吧！有什麼事趕快說！」李登輝的態度和以前完全不同。這時候，李登輝的老婆從屋裡來到客廳。儘管郭明哲第一次來訪的時候,他還沒有報名，她就知道他是誰，可她這次卻冷淡地問李登輝說：「他是誰呀！」

李登輝擔任省主席期間，曾經利用視察大甲的機會，前去探望隱居老家的郭明哲。李登輝大概是看到郭明哲的經濟狀況不是很好，就問他說：「你有什麼需要我幫忙的地方，儘管說。」可郭明哲卻回答李登輝說：「我只有一個希望，那就是國民黨趕快倒！」

從此以後，李登輝再也不敢去看望這位年輕時候的老朋友了。一九九六年「台海危機」發生以後，郭明哲擔心「個性激昂起來就會衝動」的李登輝會挑起兩岸的戰爭；剛好，國民黨為了替李連拉票，邀請了曾經擔任過台中縣民意代表的人聚會。郭明哲估計李登輝本人一定會到現場拉票，於是就陪同曾任縣議員的妻子前往，想要找機會勸他：一定要妥善處理兩岸關係。

郭明哲的妻子在合拍全體紀念照的時候，就設法站到李登輝的後面。她估計，按照習慣，李登輝拍完照，一定會轉身向大家握手。事情果然按照她的判斷進行。當李登輝轉身向她握手的時候，她就用日語告訴李登輝：「我是郭明哲的妻子。」李登輝乍聽之下，也毫不掩飾內心的激動，問她說：「他有來嗎？」然後，他就無視於現場大小官僚政客的注目，跟在她的後面，見到了正在會場樓梯轉角處抽煙的老朋友郭明哲。

然而，言者諄諄，聽者藐藐！李登輝在兩岸關係的路上，一意孤行地越走越遠了。兩年後，郭明哲寂寞地病逝。李登輝隨後又更進一步提出可能引爆兩岸戰爭的「兩國論」……

蔣萬安與童子軍兒子的合照，竟然也被用來造謠抹黑！

這就是造謠，那叫領圈，不叫領結。

童子軍有初級、中級、高級，後面還有獅、長城、國花。但，並非沒配戴就是什麼違規之類，這不是軍隊，不要亂瞎扯。

我的初級章掛到初中畢業，沒有時間換中級章，找這個沒掛高級章的毛病，這個根本不是童軍教育的搞法。

早期制服沒有國旗，晚近才在一般制服繡上國旗，沒有什麼領圈高低的問題。

很多人喜歡把參加過活動的紀念布章縫在制服上，就是因為沒有什麼特別的規定，所以大家喜歡什麼，就會繡上去。只要有團次章、縣市籍章、中國童軍條，大抵就可以了。領巾按各團自訂，領圈隨意，木章持有人有專屬英國領巾、皮領圈與木章，完成基本訓練可配皮領圈，完成木章承諾，才能配掛木章。

我在行義、羅浮階段，沒有百里行義章，沒有什麼見習羅浮的章，總團長也沒有說什麼，其實那都是自我修為。環境不同，過去課業重，能參加童軍已是萬幸，家長才不會讓你去考專科章，搞晉級。

大學根本是跳過羅浮這個階段，直接學習服務員的領導與組織能力。

拿進程布章亂扯，除了凸顯對於童軍教育與訓練的不理解，再來就是偏見遮蔽了良知。

普丁：安德烈，謝謝你過來，請坐請坐。
國防部長：報告總統，有啥吩咐。我站著就好。謝謝。
普丁：不是三言兩語的事。坐，坐。
國防部長坐下。普丁揮揮手，勤務兵帶上一壺咖啡，斟上兩杯，普丁先喝了一口放下，才開始說話。

普丁：聽好，我要兩枚速度快到不會被攔的導彈。
國防部長：沒問題，我們有極音速、帶誘餌、最後還能轉彎閃避的智能導彈。
普丁：好，最大載重多少？
國防部長：10噸。
普丁：那麼大？
國防部長：是。
普丁：能射到2500公里遠嗎？
國防部長：5000都行。
普丁笑了：幫我準備好，一枚瞄準柏林的美軍基地，一枚要送到倫敦。除了最後按鈕外，所有動作都要作到位。
報告總統，倫敦沒有美軍基地。
送到倫敦的，是要交給英軍基地享用的。
國防部長：是，知道了。
普丁：把消息賣給線人吧，你跟瓦列里兩個分就好。
國防部長：是。謝謝總統。

一架C-17A「全球霸王三號」美國空軍運輸機在陽光燦爛中滑落莫斯科伏努科沃機場，CIA局長拉特克利夫坐在美國外交部車隊中進入市區。

俄羅斯對外情報局（SVR）局長納雷什金：歡迎歡迎，什麼風吹動大駕光臨？
拉特克利夫：不要開玩笑，你們的「榛樹」怎麼鎖定我們北約了？
納雷什金：我們領導警告過施凱爾，軍援烏克蘭，就會成為我們報復的目標。他們換伯納姆上台後，把我們領導的話當耳邊風。理當消受我們的招待。從蕭茲到梅爾茨，德國也一樣混蛋。
拉特克利夫：那你要我們老川怎麼辦？下來跟你們打一架嗎？北約第五條（集體防禦：一人受敵，全體視同受敵）。
納雷什金：隨你。誰叫你不管好你的嘍囉。你們老川一心要結案，他們不斷軍援那個折輪司機，要怎麼結案？難道你們老川口是心非，嘴巴講要結案，是想詐唬我們嗎？
拉特克利夫：別！別！沒有那麼多陰謀論。現在要怎麼辦，你開口吧。
納雷什金：哼，先說說你怎麼知道的。
拉特克利夫：馬斯克幾萬個衛星一天到晚在你們頭上轉，什麼事不知道？
納雷什金：我曉得要你透露情報來源，你也是胡說八道一通的。這樣吧，①叫你他媽的嘍囉們別再跟那個折輪司機眉來眼去，②叫那個折輪司機停火上桌，③那四州跟敖德薩別跟我爭了。
拉特克利夫：四個州也就罷了，怎麼敖德薩也要，那人家不是變內陸國了嗎？
納雷什金：我會讓他使用，讓他出海的。只是歸我管就是了。
拉特克利夫：我得回報老川。
納雷什金：那當然。但立馬要那些個王八蛋嘍囉乖一點。
拉特克利夫：你放心。
納雷什金：醜話先講，那兩個王八蛋要是依然死性不改，我放完「榛樹」再跟你報告。
拉特克利夫：何必嘛，我上了飛機就打電話。
納雷什金：還有。
拉特克利夫：還有？
納雷什金：跟那個王八司機講，雙方損失各自承擔。他若想在上桌前轟我民生設施增加我的損失，你看我能不能夷平他基輔。
拉特克利夫：知道了。不過老川能不能管得住他，難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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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尼就是太軟了，才會被欺負。卡尼剛上任參加第一次G7時，像隻哈巴狗在川普身邊阿諛奉承的樣子，被川普一眼看破，值得軟土深掘。所以後來沒給過卡尼好臉色。這回談判，加拿大也一再退讓，退讓到幾乎全盤接受了，美方談判代表回報川普，協議可以簽定了，川普一看不得了，才提出早就準備好的不可能接受的條款，讓加方自動退場，協議破局。川普提出的條件是故意要破局用的。

破局之後，加拿大還是繼續軟，只敢隨美國起舞，美國加徵多少稅，加拿大就精準回敬多少稅。一點都不敢造次，不敢加碼，不敢召回大使，不敢斷交，不敢有一點主權國家被侮辱時應展示的骨氣。不錯，對手是強國，但沒有要你宣戰呀！除了戰爭之外，你可以擺臉色的方式很多。看看金三胖吧，越擺臉色，越能獲得川普的尊敬。卡尼在川普面前是永遠的魯蛇。他還在指望川普回心轉意，可憐可憐他這隻忠心不二的哈巴狗。

不過加拿大沒有骨氣還算有點脾氣的。韓國把三軍統帥交給美國，日本對美唯命是從，連憲法都是美國定的，根本不是正常國家，這些軟骨頭連脾氣都沒有。剩下最後守護的命根子是不會甘願做美國的第51州，高麗棒子不幹，天皇子民也不幹。但再往下有個中國台灣省的小島，是沒有骨頭、沒有脾氣、連命根子都不在乎的，是中國人，又是日本人，又是南島人，若是公投入美，也一定過。

地方政治大老當眾痛斥在野黨主席戰略錯誤，是藍白合作破局的最大戰犯，更在眾目睽睽之下兩度出拳，並作勢呼巴掌；事後還以「愛之深責之切」的說法辯解，引起輿論譁然。

很難理解的是，現代文明社會的民主政治中，怎麼會出現如此囂張、傲慢、缺乏教養的政治人物？
簡直是毀人三觀。
劉杯杯試著從幾個角度來理解這件事。

首先，可以想見大老對於藍白破局是極度焦慮的，因為在野破局藍白各推出候選人也代表著在野陣營選舉失利的可能性增大；而如果真的選舉失敗，對大老而言即代表著地方政治勢力的重組，更預示著自己對當地政治勢力掌控的崩盤。

其次，這也彰顯了大老｢我最大」的心態與傲慢。
大老大半輩子盤踞地方，視當地為自己地盤，盤中禁臠豈容他人染指？遂在面對局勢失控與權力崩盤的危險時，直接歸咎於在野黨主席，強烈的不滿直接轉化為在台上的暴怒。
而也正是這種唯我獨尊的威權心態，大老根本無視公共場合應該維持的基本界線，將個人情緒凌駕於公共禮儀與個人教養之上。

如果從性別與社會文化的角度來看，這也正恰恰暴露了女性在高度威權、重男輕女的傳統政黨政治中所面臨的集體悲哀。
一個身為現任黨主席的女性，在遭遇年長男性大老的肢體羞辱時，不能生氣、不能翻臉，甚至必須在事後主動致意、對外宣稱「完全不會介意」。
這種委曲求全可以解釋為大局觀，以和為貴，但本質上卻是對大老的縱容；而大老的恣意為之，更降低了社會大眾對政治人物基本格調的評價。

大老的倚老賣老、囂張、與教養崩解更引起排山倒海的與論譴責。
高齡84歲的大老政壇輩分極高，卻不懂，或刻意不理人情世故，不知自重，將年齡與輩份當成肆意凌辱他人的特權，為老不尊。
再者，大老的行為也囂張至極；在媒體全程錄影，支持者環繞的公開登記場合上作勢動手，在語言上則以長輩身份，以教訓為名行羞辱之實，視在場所有人如無物。

更令人咋舌的是大老所展現來的野蠻教養。
一般人對政治人物最基本的期待是，無論如何不同意對方的政治立場，或甚至是政敵，都應該如君子競爭一般，揖讓而升下而飲，展現出尊重對方的態度，遑論在公開場合對女性進行帶有性別與權力不對等意味的暴力動作。

大老旁若無人地在台上對在野黨主席推打、作勢掌摑、與指著鼻子怒罵，毫無一個曾任縣長、國策顧問、部會首長應有的政治風骨與社會教養，堪稱現代政治文明最壞的示範。
或是，撇開這些亮麗耀眼的政治履歷不論，大老其實一直沒變過，本質上就是一位霸道、粗鄙、傲慢、沒有教養的政治變色龍？

在台灣，「選舉民調」這套遊戲規則運作多年，早已發展成一套高度成熟的「選戰心法」。
當民調擺脫單純的科學調查角色，躍升為政治動員的工具時，它對選戰節奏所造成的影響，恐怕遠比單純的「自我感覺良好」複雜得多。

因為民調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這裡：
它原本只是拿來「描述選情」。
但當候選人、媒體、支持者、地方組織甚至游離選民都開始相信那個數字時，民調就可能從「描述者」變成「參與者」。
這就是民調文宣化之後真正有趣的地方。

催化「棄保」與危機感：
民調數字從來不只是給支持者看的，更是給游離票與小黨支持者看的。
當一份民調不斷塑造出「某人領先、某人落後」的局面，選民思考的問題就可能從「我最支持誰？」逐漸變成「誰最有機會贏？」
所謂的「西瓜靠大邊」，其實就是這種心理的極端表現。
一方面，領先者可以利用數字營造「勝券在握」的氣氛，吸引中間選民靠攏；另一方面，落後者則可以不斷製造「選情告急」，刺激原本懶得出門投票的基本盤。
於是，一張民調圖表，開始不只是反映選情，而是在改變選民的選擇。

鎖定資源與地方派系：
選舉是一場非常現實的戰爭。
除了選票之外，還需要資金、組織、人脈與地方動員。
所以一份「看起來會贏」的民調，真正的使用者從來不只有一般選民。
金主會看，地方派系會看，地方人士會看。
那些還在觀望「到底要押誰」的人，更會看。
因為派系看重的不是候選人講得多漂亮，而是誰的勝率比較高。
一份漂亮的民調，某種程度上就是一張「勝選預告書」。
而一旦地方勢力開始依照這張預告書重新分配資源，民調的影響力就不再只是輿論層次，而會逐步進入真實的選戰結構。

這裡最有意思的地方也就在於：
「民調原本是在預測誰會贏，最後卻可能開始幫助某個人贏。」

主導媒體議題設定：
政治新聞最喜歡什麼？
答案其實很簡單：數字。
「逆轉！」
「領先！」
「差距拉大！」
「民調曝光！」
這些標題永遠比「雙方政策理念有何不同」更容易吸引眼球。
於是一旦一份民調拋出「A領先B」的結果，接下來幾天的政論節目、新聞報導與社群討論，很容易全部圍繞著這個數字打轉。
大家開始討論：
為什麼A突然領先？
B到底做錯了什麼？
是不是中間選民開始轉向？
是不是棄保正在發生？
原本應該討論政策的選戰，最後變成討論民調。
更麻煩的是，落後的一方還得花力氣證明「這份民調不準」。
結果對手只需要發布一張圖表，就成功逼著另一方進入防守。
這就是典型的議題設定。

說到底，這就是一個選舉生態系。
民調機構發布數字，媒體放大數字，政黨引用數字，候選人利用數字，支持者轉發數字，地方勢力研究數字，最後選民再根據這些數字重新判斷自己的選擇。
這整個循環跑久了，民調就不再只是「測量選情」的工具。
它逐漸變成一種政治心理戰，也變成一種情緒商品。

有人看到領先數字就信心大增。
有人看到落後數字就開始焦慮。
有人因此決定棄保。
有人因此決定歸隊。
有人因此開始押寶。
而媒體則得到一個可以連續炒作好幾天的故事。
說穿了，只要選民依然習慣「只看圖表標題、不看方法附錄」，這種「數字遊戲」在台灣的選舉舞台上就永遠有市場。

所以真正值得思考的，可能從來不是：
「這份民調到底準不準？」
而是：
「當大家都開始相信這份民調之後，它還只是民調嗎？」

韓國瑜為了通過總預算案在立法院飆罵傅崐萁，被很多藍營群衆罵得很難聽，說他「轉綠」了。上半年，盧秀燕、鄭麗文也曾被藍營群衆痛罵，盧支持高額的對美軍購預算，就被指「跪美」，而鄭訪陸後被指「轉紅」了。韓、盧、鄭大約是藍營目前的三個太陽（蔣萬安屬下一梯隊），自己人不是不能罵，但罵太凶就是自我損傷！

台灣早就流傳藍營是「內鬥內行、外鬥外行」，原來似乎指政治人物，但若沒有支持者推波助瀾，政治人物也鬥不起來，所以藍營支持者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韓、盧、鄭被痛罵，只是最近的例子，當年國民黨分裂出新黨、親民黨，雖有李登輝的特殊因素，不也是內鬥內行？王金平多年來被很多藍營群衆指責為「藍皮綠骨」，他至今有「轉綠」嗎？沒有嘛。侯友宜似乎只因曾被陳水扁提拔，就被部份藍營群衆指責為「藍皮綠骨」，真是寃枉。藍營就是愈內鬥才愈縮小啊！

政治人物做錯或做得不合民意，同黨的政治人物或支持者當然可以批評，但需要有分寸，就是要區別「內部矛盾」與「敵我矛盾」，對自己人一般屬於內部矛盾，可以指出其癥結所在，但不宜惡言相向，也要適可而止，否則就可能造成親痛仇快的後果。所以韓國瑜飆罵傅崐萁，與藍營支持者痛罵韓，都是太過火而不宜，有損藍營的團結和形象。

藍營群衆為何喜歡內鬥，把內部矛盾搞成好像敵我矛盾？大約因為大家太關心政治，太在乎政治人物，於是有「愛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的強烈情緒。台灣這種對政治的強烈愛恨情緒可見於當年對陳水扁、馬英九的強烈支持（和強烈反對），幾乎達到「個人崇拜」的程度。這種對政治的強烈愛恨情緒後來雖然減弱卻從未消散。

我們小老百姓可以關心政治，卻沒理由對政治人物「愛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因為我們幾乎不可能深入了解一個政治人物，及其面對的複雜政治環境。我們更不宜隨意指責高階的政治人物（如韓國瑜）「由藍轉綠」，因為這是不可能的；政治人物的職位愈高需要更多選票支持，轉換到敵對陣營後，需要選票跟著轉換陣營或重新建立自己的支持者，都是困難到不可行的工作，必定導致政治生命的結束。「演戲的是瘋子，看戲的是傻子」我們對政治人物的表演可不要太投入，太投入就成為傻子了。

藍營從一黨獨大，經歷許多內鬥和分裂而逐漸縮小，現在其政治人物總算學到教訓，頗能互相包容，不再輕易內鬥。藍營的支持者也要學會包容政治人物，不可「愛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這樣藍營才能大團結，才有機會重返執政。

在台灣政治發展中，二二八事件不僅是一場歷史悲劇，更逐漸演變為政治認同與國族敘事的重要符號。從1947年事件本身，到戰後的省籍矛盾，再到民主化後的政治動員，二二八在不同時代被賦予不同意義。理解這段歷史，有助於看清台灣政治從「省籍政治」走向「民族政治」的轉變。

一、二二八：省籍政治的起點

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發生在戰後接收不久，當時由陳儀主導的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治台灣，但在行政效率、經濟管理與政治參與方面與本地社會產生巨大落差。事件爆發後，中央政府由蔣介石下令派兵鎮壓，造成嚴重傷亡。
這一事件在社會心理上留下兩個長期影響：
本地社會對政府的不信任
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的族群隔閡
因此，在戰後很長一段時間裡，「省籍」成為台灣政治的重要分界線。

二、戒嚴時期：省籍矛盾被壓抑

1949年國共內戰結束後，蔣介石政府撤退到台灣，建立長期的臺灣戒嚴時期。
在這個政治體制下：
政權由中國國民黨長期主導
許多軍政職位由外省籍人士掌握
二二八事件被列為敏感話題
因此，省籍矛盾並沒有消失，而是被政治體制暫時壓抑。

三、民主化：歷史記憶重新出現

1987年臺灣解嚴後，台灣政治開始全面民主化。
在新的政治環境中，二二八事件被重新討論與研究。
同時，反對黨民主進步黨
逐漸把二二八事件轉化為政治動員的重要象徵。
在這一階段，歷史敘事開始出現新的變化：
二二八被視為民主運動的象徵
本土認同逐漸強化
省籍政治開始轉化為「台灣主體性」論述

四、省籍政治轉化為民族政治

進入21世紀後，台灣政治逐漸出現新的變化：
省籍矛盾本身逐漸淡化，但其歷史記憶被轉化為新的政治認同。
「本省／外省」逐漸轉化為「台灣／中國」
二二八被納入台灣民族敘事
在這一過程中，民主進步黨成為推動「台灣主體性」的重要政治力量。
近年來，一些支持本土政治立場的青年群體，例如被媒體稱為「青鳥」的網路社群，也常以二二八歷史作為政治象徵。

五、歷史與政治的距離

然而，歷史研究者普遍提醒一點：
歷史事件本身與後來的政治詮釋並不完全相同。
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是一場複雜的社會危機，包括：
戰後接收失敗
行政制度問題
社會矛盾爆發
軍事鎮壓
而今天的政治敘事，往往會從中選擇特定部分，強化某種政治意義。

結語

從1947年到今天，二二八事件的意義其實不斷變化：
在戰後，它是社會衝突；
在戒嚴時期，它是被壓抑的記憶；
在民主化後，它成為政治象徵。
今天的台灣政治，已經逐漸從「省籍政治」走向「認同政治」。
而二二八，正是這段歷史轉變中最重要的象徵之一。
理解這段歷史，不只是為了爭論立場，而是為了理解台灣社會如何在不同時代的政治環境中，逐漸形成今日的政治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