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非常高興來到台東，召開新一屆中常會的第一場行動中常會，麗文上任黨主席後，一直希望中常會不只是坐在會議室裡開會，而是真正走進地方、傾聽基層聲音，所以我們的第一站行動中常會就選在台東，因為台東不僅是國民黨長期深耕的重要縣市，更是國民黨執政成果最亮眼的典範之一。

多年來，歷任縣長一棒接一棒，把台東建設得越來越好，也讓全國看見國民黨執政的能力。但我們從不因此自滿，更不敢傲慢，本黨始終記得，執政的責任就是把人民放在第一位，把地方的需求放在心上。

來到台東，我們聽到許多農民朋友的心聲，從縣長、議長到農會與果農，大家最關心的仍然是農產品的銷售問題。大家都知道，兩岸交流中斷後，許多台灣農產品失去了原本重要的市場，台東的果農一路走來克服病蟲害、技術挑戰與市場變化，付出了無數努力，如今又面臨新的考驗。正因如此，當兩岸恢復交流對話後，我們第一時間就為台東鳳梨釋迦發聲，希望爭取更大的市場，讓農民辛苦的成果能夠被更多人看見。

台灣以貿易立足世界，我們的農民生產出世界級的水果，當然要努力開拓全世界的市場，而不是自己把門關起來；令人遺憾的是，當饒慶鈴縣長努力為農民爭取權益時，卻常常遭遇民進黨各種政治化的解讀與阻礙。在海峽論壇的公開場合上，饒縣長透過影片為台東的農產品尋找銷路、爭取市場，卻被民進黨刁難、追殺，內政部甚至對她祭出「行政調查」。連土生土長的台灣水果鳳梨釋迦，民進黨都要用政治角度看待，實在是台灣的悲哀。

今天在台東，麗文也品嚐到另一項讓人驚艷的在地驕傲，就是夏雪芒果，它被譽為「芒果界LV」，是台東農業創新與技術實力的最佳代表。台灣雖然不大，但每個地方都有獨特的風土與品牌價值，而台東正是最好的例子。

無論是鳳梨釋迦還是夏雪芒果，都展現出台東農民的專業與堅持。正因為有這群默默付出的果農，才讓全台灣甚至全世界的人，都有機會品嚐到最好的水果。

向所有辛苦的果農朋友致上最高敬意，也感謝縣府團隊長期以來為農民打拼。未來，本黨會繼續透過更多實際行動，為台灣農民爭取應有的權益與尊嚴，讓台灣水果走向更大的世界。

暑假到了，今天台東豔陽高照，麗文誠摯邀請大家利用假日來台東走走，看看這片好山好水，感受台東人的熱情，品嚐最具特色的台灣水果。

最後也要為即將投入年底選舉的所有黨內同志加油打氣，台東過去交出了亮眼成績，未來更要持續突破。相信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台東一定能夠繼續創造更多令人驕傲的成果。

台東加油！台灣農民加油！

為了校園防毒工作，行政院在6月18日推出了實質上是「教官進駐校園」的掃毒新方案，美其名為「第五級保全」，事實上就是換湯不換藥。你懂的，就像「超買不是走私」、「校正回歸不是蓋牌」、「跳電不是缺電」、「新核能不是核能」等昔日名作。

先看這位保全的入職門檻：志願役軍職或特種部隊資歷，受過擒拿術與無人機干擾槍操作訓練，不分男女還得限時跑完3000公尺。光看規格，學校裡要防的彷彿是無人機蜂群與敵軍空降，而不是躲在廁所抽煙彈的青少年。更妙的是，這個超前部署到能擊落無人機的人，依法卻連一點公權力都沒有。又威武又空心，職務說明書本身就是一則笑話。況且再怎麼包裝，都掩蓋不了軍人進入校園的事實。

教官曾在校園待了幾十年，被當作萬惡戒嚴體制的殘留，「黨政軍退出校園」也喊了幾十年，2018年教育部訂出退場時程，問題是教官原本不只是待著，一向要執行夜間巡邏、危機處理、學生的偏差與藥物狀況處理，退場後沒有等量的人接手，導致防治校園犯罪出現破口。

於是，吵了幾十年，繞了一大圈，當年主張趕走教官的同一個陣營，端出來的解法是把退伍軍人重新請回校園，換個名字叫保全。人是同一批人，差別在身分。教官是現役軍官，有明確的法律地位；第五級保全依保全業法根本沒有公權力，連義警義交那種輔助警察的位置都算不上。所以這不是重新發明輪子，是把輪子拆掉輪軸，再貼上一個型號叫第五級：外型留著，唯一有用的法律授權拿掉，權責不分。

更別說，當年反教官的口號本是「國家強制力不進校園」，這次卻順手讓警察憑情資入校查緝，反了幾十年反了個寂寞。國民黨立委吳宗憲擔心校園變「管訓營」，講的正是這個矛盾。

平心而論，保全當然不等於教官，為了處理毒品問題，又想到了教官的好，行政院保留「我們廢了教官」的姿態，把同一個功能用一個法律上空心、出事沒人扛的形式偷渡回來，比乾脆留著教官或老實建一套文人學務體系都更糟。前者至少有法源，後者至少有專業。

說穿了，「假保全，真教官」這項方案真正的創新不在防毒，而在詮釋「第五級保全不是教官」。至於毒品防不防得了，方案裡沒寫。

當前臺灣社會談論族群認同時，經常有人主張：「大家都是臺灣人，何必再區隔外省人、閩南人、客家人或原住民？」這種說法表面上是在消弭族群界線甚至超越族群界線，實際上卻可能隱含一項不平等的身分要求：閩南人可同時是閩南人與臺灣人，客家人可同時是客家人與臺灣人，原住民可驕傲表明自己的族名，更對於自己是臺灣人覺得是理所當然的；但是外省人的後裔子孫，卻常被期待說：「我的祖父或父親是外省人，但我不是外省人，我只是臺灣人。」意即你只有更認真拼命否認你的族群記憶，纔能跟人家證實「我是臺灣人」。

這就產生一個令人疑惑的現象：生活在臺灣的人，就得要是「臺灣人」嗎？臺灣從來就是個地理名詞，如果你只從地理來認知：我每個星期在不同時間點內，輪流住在宜蘭、臺北、新竹與苗栗，我只要住在這裡，當天我就算是宜蘭人、臺北人、新竹人與苗栗人，但隔天就不算嗎？如果不從地理名詞來看，「臺灣」的範圍時而大到包括中華民國治權範圍內的全部區域，然而，當你問住在金門與馬祖的人：「你是不是臺灣人？」他們只要是祖先早在明清時期就過來生活的長住居民，絕對會斬釘截鐵跟你表示：「我是福建人，不是臺灣人。」

當你有機會問住在澎湖縣的人：「你是不是臺灣人？」住在漁翁島（西嶼）、白沙島、七美嶼與望安島的人，絕對會優先認同自己的聚落，覺得自己是生活在該島嶼上的人，他們連澎湖本島都有些距離感了，如果還願意跟你說：「我是澎湖人。」這已經表示自己有著澎湖意識了，平日會把前往臺灣本島說成「去臺灣」，並把臺灣本島居民直接稱作「臺灣人」，藉此表示自己與其不同，他不見得否認自己屬於臺灣社會，但他心中的「臺灣」，常是地理上的臺灣本島。因此，到底何謂「臺灣人」，難道是個不證自明的先驗議題嗎？顯然不是如此。

我每回看見有大陸同胞好不容易跨境來臺灣的臉書社團，立刻不辨菽麥開罵「你們臺灣人」，就不禁啞然失笑其完全不知道「臺灣」這一議題的複雜性，他只知道大陸政府發出的「臺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看見拿這種證件的人就覺得這些人都是「民進黨支持者」，意即都是「支持臺灣獨立的一群人」，不管這些人住在金門、馬祖或澎湖，更不管這些人中其實有著閩南人、客家人、原住民與外省人的差異。我甚至難免會覺得：把中華民國治權範圍內的人全都視作「臺灣人」，這應該是大陸政府刻意展示的態度，藉此讓大陸同胞更容易「辨識敵我」。

然而，的確有大量的「臺灣人」正在助紂為虐，讓「外省人」被限制住時間，只能屬於上一代的歷史認同，不能繼續成為當前臺灣社會依然可公開承認的族群認同。祖先是外省人的後裔子孫，如果要證明自己已經「本土化」，就要被期待將外省身分推回父祖世代，割斷自己與遷徙、離散與眷村的關係，意即淡忘自己與整個中華民國史的連結。「去外省化」作為積極條件的臺灣人認同，現在正甚囂塵上。如果外省族群必須先消失，其成員才能被承認為臺灣社會的一員，這不是族群融合，而是要求這些人藉由自我否認來作為加入「臺灣共同體」的代價。

如果原住民與客家人可在中央部會成立機關來保護原民文化與客家文化，閩南人作為主流族群，平日會從語言與民俗的角度來維護自己生活在臺灣的權利，將這些居住權視作理所當然，甚至當外國籍人士來到臺灣生活被視作「新住民」，中央政府都有意成立機關來統籌管理，臺灣社會能容許各族群如花團錦簇般各自展現其族群風貌，我就不明白偏偏外省人為何就不能被視作「族群」，只能當個沒有歷史縱深的「臺灣人」，否則就會被質疑「是否愛臺灣」？任何生活在中華民國治權範圍內的居民，究竟誰具有質疑他人生活在臺灣的更高權利？

孫中山先生創立三民主義，其民族主義使用的「民族」、「種族」與「國族」這些概念，與今日社會科學所說的「族群」其內涵與指稱並不完全相同。然而，孫文民族主義確實存在一條可被轉化成當前族群觀點的脈絡：較大的中華民族，不應建立在各歷史脈絡發展出的群體要被取消的預設上，而應該由不同群體認真消除歧視、彼此團結，如此纔能進而形成共同的政治共同體與文化共同體。民國元年（1912）元旦，孫中山在〈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中說：「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

這段話的重點，不只在最後所說的「民族之統一」，更在前面「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與「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孫中山不是先宣布各族都已經不存在，再憑空創造「中華民族」；他先承認不同群體的歷史存在，再主張各群體應聯合成為共同國家中的人民。因此，我們的政治共同體是中華民國，中華民國治權範圍內有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原住民與新住民，整個共同體要由每個群體匯集而成，民族統一從來不是無中生有，而是承認每個群體的歷史經驗來共融成中華民族，如此纔能團結中華民國，實踐共同的政治生活。

民國十二年（1923）元旦，因孫中山主持所發表的〈中國國民黨宣言〉，對民族主義提出更明確的說明：「故吾黨所持之民族主義，消極的為除去民族間之不平等，積極的為團結國內各民族，完成一大中華民族。」這段原文可說是從孫文民族主義出發，論證外省族群需要合理存在的核心依據。孫中山指出：首先，國內存在不同民族群體；再者，這些群體間存在的不平等要被消除；最後，各群體立於平等基石團結起來，共組成一個更大的中華民族。因此，中華民族不是國內各群體消失留下的空殼，而是由不同歷史群體共同完成的更高層民族共同體。

倘若各群體都被解散，孫中山便無須再說「團結國內各民族」；既然他會使用「團結」一詞，這就表示團結前與團結後，都有可被團結的群體存在。「團結」和「消滅」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政治邏輯。團結的主體依然能保有自身的存在；消滅的對象則被要求放棄自己的名稱、記憶與文化。因此，孫中山說「團結國內各民族，完成一大中華民族」，不宜被解釋成各群體要先取消自己的特殊性，纔能成為中華民族。較合理的理解應該是指不同歷史群體透過平等交流與共同奮鬥，形成更高層的中華民族認同。

這就表示外省族群認同與中華民族認同並不矛盾。外省人不是只有在不再認同自己是外省人後，纔能成為中華民族的一員；完全相反，外省人正是把自身的遷徙、離散、眷村與民國經驗帶入到這一共同體中，纔能如同其他族群，共同讓在臺灣的中華民族具有具體的歷史內容。民國十三年（1924）孫中山在《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一講》的演講中跟大家討論民族形成的歷史原因。他表示：「我們研究許多不相同的人種，所以能結合成種種相同民族的道理，自然不能不歸功於血統、生活、語言、宗教和風俗習慣這五種力。」

他接著說：「這五種力是天然進化而成的，不是用武力征服得來的。」然而，我們要注意：孫中山講的「民族」，包括「國族」與「種族」，前者是指整體的中華民族，後者是指中華民國境內的各種族。如果從中華民國主權範圍來檢視，中華民國境內目前有已知的五十六個民族（其實是指種族）；如果從中華民國治權範圍來檢視，則我國境內目前主要有漢民族與原住民族這兩個種族，大家的祖先來到臺灣社會的時空背景因素各異，尊重各自的源流而有族群意識，纔能符合孫中山所說「團結國內各民族」來「完成一大中華民族」的願望。

民國三十八年（1949）年的大規模遷徙歷程，不論是否有居住於眷村的經驗，都使得這批來自大陸不同行省的人民逐漸形成共同的歷史經驗。他們因戰亂離開大陸故鄉，跟隨中華民國政府來臺，在軍公教體系與都市社區中重新生活；他們的後裔子孫則承接大陸故鄉與臺灣家鄉的雙重記憶（雙鄉認同），並共同面對眷村解體、方言流失、家庭撕裂與族群抹黑的處境。外省族群的根基，不在於純粹的血統，而在於共同遷徙、共同生活與共同記憶，尤其來自對中華民國特殊的歷史情感（意即民國信仰），這些條件足以構成具有現代意義的文化族群。

當然，族群不是封閉、凝固而不變的單位。外省人會與閩南人、客家人、原住民或新住民通婚，更會形成雙重或多重族群認同。但，族群交融不表示原有的歷史就需要被遺忘。正如一個人同時承接父系與母系的雙重家族記憶，他想覺得自己同時是閩南人、客家人或原住民都是他的自由權利，憑什麼偏偏不能認同自己是外省人，而要東躲西藏，儘量不跟人提到這個家族背景？當某個外省人住在中華民國治權範圍內的縣市，平日覺得「中華民國就是中國」，他當然是中華民國的國民，但憑什麼不能同時有外省人、臺灣人與中國人的認同？

民國十三年一月三十一日，孫中山主持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通過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其內容指出：「民族方面，由一民族之專橫宰制過渡於諸民族之平等結合。」宣言還說：「國民黨之民族主義有兩方面之意義：一則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二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我們深信：民族統一始終都不能建立在任何主流群體專橫宰制其他群體的預設上。民族主義不只處理整個中國民族對外爭取自由的問題，更要認真面對境內不同群體間是否平等的問題，這更顯示出中華民國治權範圍內的族群平等極其重要。

若將這項原則轉化到當前臺灣社會來檢視，就應當追問：「新臺灣人認同」究竟是一種包容性的認同，還是一種封閉性的認同，企圖要特定族群逐漸消失的同化機制？如果「新臺灣人認同」意謂著：「我的祖父是外省人，但我已經不是外省人；只有不再公開認同外省族群，我纔能終於完成本土化。」其潛臺詞就是要外省人學會講臺語（閩南語），做個有「臺灣獨立於中國外」的意識型態人，纔能完成「被人接納的歸宗程序」。但這種如同數典忘祖的屈服與屈就，其實其本質根本是「舊臺灣人認同」，怎麼會反過來說成是「新臺灣人認同」呢？

具有包容性的「新臺灣人認同」，應當允許這些外省族群的後裔子孫說：「我是外省人，我現在生活在臺灣，因此我是臺灣人；中華民國就是中國，因此我是中國人。外省人的遷臺史，本來就是臺灣史的重要一環。」這不同於前者的「替換認同」，而是「增加認同」，前者是在要求外省族群退出中華民國共同體，後者則是臺灣五大族群本來就屬於中華民國共同體，由於中華民國共同體就是由外省族群帶來臺灣，外省人始終都無法退出該共同體，因此，施壓外省人不准承認自己是外省人，意謂著根本不承認中華民國共同體，而要自組「臺灣共同體」。

由此可知，中華民國這一個政治共同體的成立，不能拿外省族群先行消失做預設的前提，否則外省族群被強制驅離於公共視野，其結果就是中華民國的解體。族群的存在從來就不是民族統一的障礙，真正的問題在於各族群能否超越封閉與敵對，在平等條件下共同承擔責任。外省人是大陸各省軍民的後裔子孫，確實具有不同於臺灣其他族群的共同遷徙經驗。他們在臺灣形成眷村生活、跨省交融、特殊飲食與語言文化，其與中華民國遷臺史產生緊密連結。這些經驗不會因後裔子孫出生於臺灣就自動消失，更不應被禁止成為今日臺灣人的一大背景底色。

再者，外省族群的後裔子孫具有自由選擇是否認同自己是外省人的權利，但這項選擇應出於個人，而不能出於他人的施壓。任何人都不應因自稱外省人而被懷疑不愛臺灣，更不應被迫在「外省人」與「臺灣人」間二選一。對中華民國治權範圍內的臺灣社會而言，外省族群的存在具有建構中華民族這一框架的意義。族群的存在提供最具體的歷史脈絡，民族則把不同族群整合成共享文化理想與政治命運的高層共同體。中華民族不是各族群的簡單相加，如果中華民族斬斷各族群所承載的歷史記憶，就會淪為沒有內容的抽象名稱或學術知識。

外省族群不是中華民族的競爭者，而是中華民族存在於臺灣社會的重要群體，如同閩南人、客家人、原住民甚至新住民。外省人保存自己的族群經驗並不妨礙其成為臺灣社會的一員，甚至是維護「民國記憶」的核心環節。外省人當然能選擇認同自己是臺灣人，但不能在只有否認自己是外省人後，接著纔能被其他人承認是臺灣人；外省人當然是中華民族的一員，但不應只有在遺忘祖先篳路藍縷的遷臺經驗，纔能被允許進入中華民族。承認外省族群的真實存在，這不是在拒絕中華民族共同體，而是讓中華民族在中華民國治權範圍內獲得團結的重要一環。

附註（一）：本文屬於《喚醒臺灣外省人》這本書第六十二篇，不論你是否屬於臺灣外省人，或者你屬於臺灣其他四大族群，但對外省族群能深度的共情與同理，請你傳給自己認識的外省同胞，來幫忙臺灣共創族群和諧的社會。

附註（二）：我們設立「眷村懷舊情：前瞻外省族群的未來」的臉書社團來凝聚同胞，共謀族群的和解共生，歡迎支持中華民國者攜手共襄盛舉。
社團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582925069186348

終於結束為期15天的訪美行程返抵台灣，今天在常會上，麗文向中常會報告這次訪美的重要成果。

首先感謝所有訪問團成員，以及國際事務部、海外部同仁的辛勞付出，這趟行程非常緊湊，許多同仁每天只睡一、兩個小時，卻始終維持最高的專業與熱情。也感謝駐美代表秦日新大使、前駐美代表袁健生大使，以及所有在美國協助我們的僑胞朋友，因為有大家的努力，這趟訪問才能如此順利圓滿。

這次訪美，我們與美國行政部門、國會議員、智庫學者、大學研究機構及各界人士進行了廣泛交流。坦白說，許多會面與對話的深度與層級，甚至超出了我原本的預期。一路從舊金山到波士頓、再到紐約、洛杉磯，我與袁健生大使共同的感受只有一句話：這是一趟前所未有的訪問。

更令麗文感動的是，在許多交流場合中，不少國際友人主動表達對兩岸和平的高度關切，也對我們推動和平、降低衝突風險的努力給予鼓勵與支持；他們甚至不只關心，更真誠的詢問自己能幫忙做些什麼，這讓我們更加確信，我們所努力的方向，不只符合台灣利益、兩岸利益，也符合國際社會對區域穩定與和平的期待。

這次訪美期間，我們也獲得許多國際主流媒體的關注與報導，並與多家重要媒體進行深入交流，透過面對面的溝通，我們有機會向國際社會更清楚說明中國國民黨的理念與主張，讓世界聽見不同於政治操作與抹黑攻擊的真實聲音。

同樣讓麗文印象深刻的，還有海外僑界跨越了過去的藩籬，展現出的空前熱情與團結，從舊金山、波士頓、紐約、華府到洛杉磯，每一場僑宴都大爆滿，即便已經換到最大的場地，不少僑胞朋友還是因為買不到票而向隅。大家對和平、繁榮與穩定的期待，跨越了許多過去的界線與藩籬，也讓我深刻感受到海外華人社會凝聚出的強大力量。

這次訪美期間，一位長期關心台灣與兩岸關係發展的美國友人語重心長的對麗文說，他雖然沒有任何黨派立場，但真心希望看到一個更強大的國民黨，為了台灣民主的健全發展，也為了兩岸和平的未來，國民黨必須發揮更重要的角色。

這番話讓麗文感觸良多，我深刻感受到本黨肩上的擔子越來越重，我們承載的不只是支持者的期待，更是許多關心台灣未來、關心區域和平的國際友人的期盼。因此，我們一定要贏得民主選舉，唯有取得人民的信任與授權，才能將和平的理念真正落實。台灣是一個成熟的民主社會，任何永續兩岸和平的主張，都必須建立在主流民意的支持之上，才能長久穩定的延續下去。

在兩岸局勢最緊張、國際社會最焦慮的時刻，我們重新啟動國共交流與對話的平台，正是為了守護中華民國憲法所奠定的民主制度與生活方式，才能為下一代努力開創一條永續和平的道路。因為，唯有創立中華民國、建立中華民國憲法的中國國民黨，才是永遠維護中華民國憲法價值、捍衛中華民國台澎金馬的負責任的政黨，這也是兩岸和平交流真正的目標跟方向。

這趟美國之行告一段落，但推動和平的工作才正要開始。感謝所有一路支持、關心與鼓勵的朋友。未來，我們會持續深化與國際社會的交流，也會團結更多認同和平理念的力量，共同為台灣、為兩岸、也為區域的穩定與繁榮努力。

日前，廢除監察院的議題再度因政治攻防成為輿論焦點。藍白陣營立委在推動國會改革後，順勢將矛頭指向憲政體制中的監察院，主張透過修憲將其廢除。然而，在野黨明星、台北市長蔣萬安等人對此流露出的附和態度，不僅凸顯了當前政壇對憲政體制的輕率，更暴露出盲目追求政治聲量，甚至不惜拋棄核心歷史價值的短視。

​平心而論，監察院近年來因人事酬庸色彩濃厚、效率不彰，確實累積了民間不少怨言。但「制度不彰」應當思索如何「健全功能」，而非動輒高喊「自廢武功」。拉高歷史維度來看，國父孫中山先生當年之所以打破西方「三權分立」的傳統，堅持將「監察權」與「考試權」獨立出來，正是因為他深刻洞察到西方國會兼掌彈劾權時，往往會淪為政黨惡鬥、要挾行政機關的政治工具。唯有讓監察權獨立超然，國家治理才能清明。

​這份百年前的戰略遠見，在當代甚至得到了歷史性的互證。2018年，中國大陸修改憲法，整合機構成立「國家監察委員會」，將監察權提升至與行政、司法並列的獨立地位，專職整飭官僚與反腐。這在體制設計的邏輯上，無疑是向孫中山先生「五權憲法」中監察獨立的思想隔空致敬，更證明了「監督權專職化」是應對現代龐大國家機器的必然趨勢。

​當連中國大陸都透過修憲，實質肯定並實踐孫中山先生對於監察權獨立的制度遠見時；自詡為中華民國憲法與三民主義正統守護者的國民黨中生代，竟然為了眼前的政黨惡鬥，甘願親手拋棄祖宗的法統。這不僅是對歷史最大的諷刺，更是在政治論述上的數典忘祖。

​台灣社會必須看清，當前在野陣營高喊廢監察院，實質上是為了將調查與彈劾權全數收歸立法院。然而，民意代表本質上帶有高度的政黨利益與選情考量。若將需要專業、超然的監察權塞進政治角力的立法院，未來的國家監督只會淪為「政黨作秀與惡鬥」的工具。

​歷史的演進是一筆一畫的累積，憲政體制更非可以隨意拆卸的積木。監察院該改的是人事任用的酬庸文化，而非其獨立監督的憲政價值。我們期盼政治人物在算計政治利益之餘，能多一點對國父建國宏規的敬畏，莫讓一時的政治風暴，盲目吹毀了國家權力制衡的百年基石。

淡江大橋的建造，引來國人與全球佳評，設計者馳名國際，卻是第四次投標才被採用，前三次的設計還得過國際大獎，就是沒被採用。我忍不住批評領導非人，所謂「領導非人」，指的是整個國家的見識不足，領導者無能做正確的決策，任讓揚名國際、招引觀光的機會流逝。

謀生賺錢，這是人類基本的生存模式，正常的手段是互易所需，所以增加交易機會是領導者的責任，製造業的交易機會在市場通路，觀光服務業的機會在吸引遊客，兩者都著眼在滿足需求。

領導者要有見識、眼光、願景與執行力才能成格局，前者在個人修養與感悟，執行力則賴團隊，若見識不足或眼光蒙蔽，智商就如同沒受教育的小孩，只知打打殺殺，做個被牽引利用的傀儡。太陽能與風電的重要，大陸已讓世人認知，民進黨政府為反核而推動綠電，卻對綠電一無所識，只知大肆撈錢，不知如何選擇與師從正確科技，投入幾兆元台幣的資金，卻留下艱困的苦果，讓台灣人民無福消受，更因電力不足，只得依靠火力雙電。

人的見識受制於家庭、教育、經歷、環境與自身的天賦，彼此有很大差異，這可稱之為命運，多數人受命運束縛，淪陷於社會中低端，見識更容易蒙蔽。民進黨人多數來自基層，最大的心願是出人頭地，但受到貪婪與奴性洗腦竟認賊作父，把美國當上帝、日本當祖先地奉承，有福我獨享，將不擇手段掠奪當作自然，使黨群擴大完佔權位，更用國家金錢麻醉選民。高階領導沒有素質與教養，沒有工程經濟與治理的頭腦，整個國家還能怎麼依靠？

資本主義唯利是圖不擇手段禍害世界，如今更扮演強盜國家，國際誠信已蕩然無存，追蹤各國領導者的素養，多是窮兵黷武損人利己。從美國到歐盟再到印太，少有例外，讓世界的人民難以安居樂業生活，這絕非全世界人民之所願，這類領導者就等著被人民罷黜。領導者用權勢獨裁霸凌，視人命如草芥，除了害人也害己，害的是別國生命財產，回頭也自害國人生命，雖然報應遲緩，讓罪魁禍首能苟延殘喘於一時，然世界正義正抬頭，能饒他們延命多久？

當我跟我的女兒陳頤表示希望其能更關注於外省文化議題時，記得她曾經問我說：「我只知道有客家文化，不知道有外省文化，我在生活中根本看不見這種文化，到底什麼是外省文化？」顯見當前外省文化（尤其是眷村文化）已經嚴重流失了。

我曾經從「中華本質論」與「中華現象論」的兩個角度來探討中華文化，相對於整個中華文化，眷村文化更偏向於「中華現象論」的角度，呈現出一種「具體而微」的中華文化，其文化表現在如政治、教育、風俗、文學、飲食與音樂這些子領域，對於臺灣社會產生重大的影響。我在後面會特別將外省文化拿「眷村文化」來指稱，主因在於「眷村」這種「聚族而居」的村落比較容易型塑出更清晰的集體文化現象（因左鄰右舍會相互影響），從這個角度來解釋外省人特有的文化會更聚焦，當然，我要特別指出：廣義的眷村不只有軍中的眷村，而應該將軍公教警消的眷屬宿舍都包括在內，更不只有政府蓋的眷村，還有外省族群自己籌資蓋的眷村，其發展出的集體文化現象都應該被視作眷村文化，下面我會特別針對這六個子領域來指出：眷村文化是臺灣社會自戰後至現在獲得質性飛躍的樞紐，其內涵有著歷久彌新的價值，很值得我們五大族群共同來守護與闡發，如果我們希望臺灣社會能永續發展，就不能漠視眷村文化產生的巨大動能。

首先，我們來談政治領域的眷村文化。由於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帶來整套架構完整的政府體制，使得臺灣社會從此開始熟悉民主憲政的運作，這套憲政架構，融合孫中山與張君勱兩位思想巨人的精神氣度與知識深度，使得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自由主義與儒家思想這四大元素都融合到中華民國憲法內，發展出站在中華文化主體而容納西洋文化優點的民主政治，這是外省族群當年除軍人外，還有大批的學者專家、中產階層與平民百姓會扶老攜幼跟著政府來臺的癥結因素，即使當時因國家面臨動亂而不得不宣佈戒嚴，但中華民國政府從軍政時期到訓政時期，曾許諾終究會實施完整的憲政制度，這是今天我們能在臺灣社會實踐民主政治的重要原因，更是外省族群會特別有著「民國信仰」的背景因素。加上外省人常在軍公教警消這些政府系統中工作，因此，相對於其他族群，外省族群特別「政治化」，對於政治議題高度關注，並影響整個臺灣社會都很習慣討論政治。外省人常很快就能辨識出彼此是不是外省人，當彼此有相像的政治認同就會聊得特別投機，這點的確跟解嚴後由大陸各省來臺的陸籍新住民族群略有差異（陸籍配偶比較不願意討論政治），儘管我們對於這群同胞應該抱持著接納的態度，歡迎其參與到外省人的社群中，共同來探討有關中華民國憲政發展的各類公共議題。

再者，我們來談教育領域的眷村文化。同樣由於外省人常參與軍公教警消這些公職，使得外省家庭特別重視教育，這包括學校教育與家庭教育，孩子通常都會獲得家長高度的關注，總希望其能認真讀書，考上優質的學校，甚至未來能出國留學（儘管這些年來已經略減此潮流，或者改往大陸留學），這同樣影響整個臺灣社會。當然，眷村中同樣有不喜歡讀書的孩子，這兩種人都圍繞在教育這一角度而有不同的人生發展，順著父母意思者就參與公職，其中有大量的人後來在國內外各大學任教；違背父母意思者就去經商，甚至念不成軍校就混黑道（尤其是四海幫或竹聯幫），但，這些年來還有個現象，即使後來不從事公職者，退休後都還是會繼續進修念碩士或博士，藉由取得學位來完成當年父母對自己的願望。在家庭教育層面，外省人儘管沒有族譜，常相對來說卻較有嚴格或嚴謹的家規，由於早年父母生活艱困，反而特別重視孩子要「守規矩」，叮嚀孩子「懂禮節」，其依循著儒家思想（尤其是程朱系統的儒家思想）來教育孩子，像有些住在眷村的長輩就回憶說自己在童年時期如果寫不好書法（或者坐姿不端正）或背不出經典就會被雙親打手心（儘管現在的教育觀點已經完全不鼓勵體罰），但家庭教育中各種潛移默化的薰染，使得外省人對於中華文化有著特別的敬意。

第三，我們來談風俗領域的眷村文化。外省人從大陸各省帶來的風俗相對來說比較簡化，但還是存在，這包括外省族群的女人相對來說比較有自信，因為外省族群普遍比較沒有「男尊女卑」的觀念，由於這些女人的丈夫長年在外工作，村中各類事情不論是公共事務還是家中瑣事，全都由眷村婦女來當家作主。我個人童年時期聽到老師說中國傳統有「男尊女卑」的風俗，就對這種說法深感疑惑與不解，因為這完全不是我的生活經驗，我們男人不論老小在家中只有聽話的分兒，不被女人指使與數落已經是萬幸了。再從服裝來說，老一輩外省族群不論如何貧困，出外常普遍穿著長袍或旗袍，並搭配著西裝或洋裝來穿著，當然如果是從軍者則會穿著軍裝（不論是軍常服或軍便裝），從事政府工作者則會穿著中山裝，這使得眷村男性常顯得特別英偉挺拔，眷村女性則會看來溫柔婉約，展露不凡的氣質，臺灣民間常會說「外省人長得特別好看」，其實主要是從服裝獲得的直觀感受，現在外省族群已經比較沒有在穿長袍或旗袍了，西裝與洋裝則已是臺灣社會很常見的服裝，不過常見外省人還是會特別穿改良唐裝，來凸顯自己的文化主體意識。此外，眷村的休閒娛樂普遍是唱平劇、聽崑曲與打麻將，還有全村會看露天電影，這都是大家聚會娛樂的型態，從中宣洩生活的緊張與焦慮。

第四，我們來談文學領域的眷村文化。我覺得眷村文學脫胎自外省族群第一代的反共文學（當年還有「軍中文學」或「戰鬥文學」的說法），這些作家有些人來自軍中，譬如朱西甯《八二三注》、司馬中原《狂風沙》與段彩華《幕後》，這三人被合稱「軍中三劍客」；還有來自軍中的詩人瘂弦、張默與洛夫共同在高雄左營軍區創辦創世紀詩社寫出各種現代詩，更有周夢蝶創作具有禪境的抒情詩；有些人不來自軍中，但離鄉背井來到臺灣，對於國共內戰帶來離鄉背井的苦難印象深刻，譬如柏楊《異域》、陳紀瀅《華夏八年》、張愛玲《秧歌》與王藍的《藍與黑》，後來則有白先勇寫《臺北人》開啟眷村文學的先聲。真正被視作眷村文學的作品，則主要是外省第二代逐漸成長，在民國六十年（1971）自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後，開始自覺與反思人生所產生的作品，譬如蘇偉貞《紅顏已老》、蕭颯《我兒漢生》、朱天文《小畢的故事》與袁瓊瓊《滄桑備忘錄》，其反映的特點在於已由「第一故鄉」轉至「第二故鄉」，有別於第一代外省作家都在寫反共或流亡的作品，第二代外省作家則都在寫自己直接面對臺灣社會產生的鄉土經驗，其筆中的眷村有如大觀園或理想國，有時天真浪漫，有時卻像是監獄或囚牢，隱藏著無數傷痕，讓人想逃離其壓抑，這都是臺灣文學極豐富動人的篇章。

第五，我們來談飲食領域的眷村文化，相信眷村菜是大家最熟悉的層面了。中國的八大菜系隨著外省族群來到臺灣，共同融入到臺灣社會裡，成為我們常吃的菜餚，甚至回傳到大陸，讓「八大菜系」成為家喻戶曉的名詞。其實，這八大菜系主要跟來臺的外省族群家鄉有關，計有：山東的魯菜、江蘇的蘇菜、浙江的浙菜、廣東的粵菜、四川的川菜、湖南的湘菜、安徽的徽菜與福建的閩菜八類。魯菜講究味醇，重視湯類的調製；蘇菜講究切工，重視食材的精緻；浙菜講究濃郁，重視菜色的美感；粵菜講究蒸煎，重視火候的燉煲；川菜講究麻辣，重視味覺的鹹度；湘菜講究油臘，重視原料的入味；徽菜講究烹調，重視食物的補身；閩菜講究清香，重視珍鮮的調理。這八大菜系全都經外省人在眷村的改良融合到臺灣人的飲食中，讓「本來的臺菜」係專指閩菜的改良版，「融合的臺菜」則是指八大菜系的綜合版。更不用說山東人本來吃的包子、饅頭、蛋餅與韭菜盒子，都隨著老兵在眷村外面開業，逐漸散播成全臺灣人常吃的早餐，後來更進軍到大陸社會，各大城市無不有「永和豆漿大王」，甚至成為全球華人的相當常見的飲食，反而讓閩南人本來早晨習慣吃稀飯的傳統在臺灣相對較沒落，顯見眷村文化在飲食領域有著相當旺盛的發展，成為中華文化在臺灣社會主導出來的飲食文化。

第六，我們來談音樂領域的眷村文化。相較於閩南族群有「臺語歌曲」（其實應該稱作「閩南語歌曲」，但這已經是習慣稱謂）；客家族群有「客家民歌」（過去則是「客家山歌」，但這些年來客家歌手已將其變成流行音樂）；原住民族群有「原住民歌曲」（本來是祖靈祭歌），最能體現外省族群的音樂就是「校園民歌」了，這是臺灣流行音樂的前身，主要在中華民國政府面臨國際關係漸漸處於不利的地位裡，來自大學校園中的知識青年開始覺醒，想唱出「我們自己的歌」，從此產生的校園民歌運動，最早在民國六十三年（1974），就讀台大海洋研究所的研究生楊弦在胡德夫的演唱會上，將余光中的〈鄉愁四韻〉譜曲來唱，接著李雙澤改寫陳秀喜詩作譜曲唱出〈美麗島〉，並改寫蔣勳詩作譜曲唱出〈少年中國〉，從而讓校園民歌的風格與型態就此定調。這些作詞、作曲與唱歌的人不見得只有外省人，但出身於外省族群者比例相當高，由於內容主要跟中華文化有關（不論具體內容是戀情、親情或思鄉），型態比軍歌要深刻而活潑，當年在眷村的聚落中無不人人口耳相傳的唱著這種歌曲，後來校園民歌逐漸沒落，在臺灣社會依然在參與相關紀念演唱會的聽眾主要還是外省族群同胞，因此這確屬音樂領域反映出來的眷村文化，並可讓我們看出眷村文化就是一種臺灣特有的在地文化。

其實，眷村文化還體現在電影、建築與軍事這些領域中（受限於本文篇幅暫時不再討論），共同開創出中華文化在臺灣社會的各種豐富現象，更是臺灣文化這一區域文化中極其壯麗且深刻的一道風景線，如果沒有眷村文化的事實存在，臺灣文化還會是今天的樣貌嗎？相信不會如此。但眷村文化的倡導者在人，如果沒有外省人的自我認同，如何還能繼續讓眷村文化獲得發展與茁壯呢？這就回到本人常說的「外省族群認同危機」了。當前臺灣社會面臨的認同危機，恰恰不是臺灣文化呈現其多元化特徵，反而是臺灣文化呈現其單一化特徵，意即各族群文化都正在大規模向閩南文化靠攏並產生認同，使得臺灣人認同閩南文化主導的「臺灣認同」，而不是認同整個中華文化主導的「臺灣認同」，這使得外省族群認同正在被擠壓而消失。

但，這並不是閩南文化的精緻化發展，反而是閩南文化的通俗化發展，其已因中華文化的大傳統不彰，使得本身正質變成流行的庶民文化，譬如當前臺灣的政府部門已經不再有其機構的莊嚴性，中央部會首長的表現常無異於從事表演工作的藝人，講話常很粗鄙野蠻，讓人有「國不成國」的感慨，這些首長面向大陸政府更有著某種政治格局的不對等性，這主要與明清時期來臺灣的閩南人主要係庶民，其族群文化本來就習而不察存在這類俚俗現象，現在更沒有太多學者在深化研究與闡發精緻的閩南文化，而政治人物多來自於草根環境，靠著操作民粹語言從事政治工作，故使得中華民國的中央部會呈現出如此通俗化的發展；再譬如前幾年藝人王彩樺女士翻唱並創作〈保庇〉這首流行歌曲，其表演使得宮廟文化中神明本有的莊嚴性不知不覺消失，這何嘗不是一種閩南文化永續發展過程中的危機信號？這些現象在任何具有嚴肅政治視野或宗教信仰的社會都很難發生，是否恰當更需要我們持續反思。只有外省族群認同獲得恢復，臺灣文化的多元族群樣貌纔能維繫與發展，因此，持續深耕眷村文化，這正是我們外省人面對臺灣社會應該肩負的責任與使命。

附註：本文屬於《喚醒臺灣外省人》這本書第八篇，不論你是否屬於臺灣外省人，或者你屬於臺灣其他四大族群，但對外省族群能深度的共情與同理，請你傳給自己認識的外省同胞，來幫忙臺灣共創族群和諧的社會。

今天，台北地檢署公布了對我和我團隊成員的起訴書。
對於這樣的起訴，我有話要講。

2002年，我離開了我所熟悉的演藝事業，進入了我完全陌生的立法院。這24年來，我努力捍衛原住民的尊嚴並推動了無數原民法案，也爭取了部落的基礎建設。勤走部落、傾聽族人的聲音，成為了我的日常。當年，我很幸運，認識了熟悉台灣原住民族運動與立法院運作的張俊傑先生和他的團隊夥伴們。在立法院他們熱誠奉獻、各司其職的專業投入，讓我能夠將有關立法院的行政庶務完全信任地交給他們，沒有後顧之憂地專注在問政和行走部落的工作上。

全台灣有七百多個部落，分布在山上、海邊和離島。如果再加上在都會區討生活的族人，我工作和服務的範圍幾乎涵蓋了全台灣，這和區域立委的單一選區是截然不同的。這樣遼闊的選區，對於一個沒有政黨奧援的無黨籍立委來說，從來就是一個挑戰，也是一項責無旁貸的使命。要完成這樣的使命，我的助理團隊必須是一群急公好義、機動性高、覆蓋面廣、並且能力出眾的夥伴。

二十多年來，我和我的助理團隊一步一腳印地走遍了部落、都會和離島，了解了我族人們的生活，發掘了我族人們所面對的問題，並且透過訪調、立法和政策執行的方式，努力地去解決問題。令我感動欣慰地是：族人們感受到我們的努力，並且用選票表達了對我們的信任和支持。從參政之初的八千多票到後來的五萬多票，族人們長年溫暖的支持，成為我們問政最堅實的依靠。

除了原住民族的議題之外，作為一個立法委員，關切社會福利和國計民生也是我的職責。這使得我必須關切人民的生活需要，也必須監督政府的施政績效。如果沒有一個全方位助理團隊的集體努力和協助，我將無法成為今天的高金素梅。

對於這次同樣被起訴的張俊傑先生，我要為他說句公道話。張俊傑先生，也是很多人都熟悉的傑哥，他不僅是我的助理，我質詢稿的主筆，更是我問政、參與社運的老師。傑哥早在上個世紀的台灣黨外時代，就投入原住民族運動，參與創立了台灣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他在1990年代擔任過林正杰先生的立法院助理。1999年，「921大地震」後，傑哥為山區受災原住民的權益奔走呼籲。「蒼生無言，俠為其聲」，傑哥用行動證明了「俠之大者」應有的風範。這樣一位「不愛其軀，不衿其能」，為原運無私奮鬥終身的人，始終都是我的榜樣！傑哥您辛苦了！我們的團隊沒有讓您失望！

對於起訴書中所提到的「部落行銷」和「梅園文創」的部分，我要強調，我沒有成立公司，也沒有出資，這兩項事業都是一群長年來熱愛原住民族文化的朋友們，為了部落的經濟產業、小農推廣、手工藝品推銷以及在地就業的需求，所搭建起來的平台，並非為了特定目的成立的。這個平台協助了部落的婦女、小農和年輕人的就業，這些攸關族人生計的議題，一直是我和我的團隊助理露子、怡君和智葟主任長年來關注的工作。對於我的助理們因案而疲於奔命，我感到不捨，為他們抱屈，並且為他們「不忘初衷」的堅持，感到榮幸，謝謝你們！

至於新冠快篩的問題，大家想必都還記得當年疫苗和快篩都兩缺的緊急情況吧！那個時候，不但人民恐慌，缺乏資源的原住民部落情況更是嚴峻！當他們紛紛打電話來緊急求助的時候，身為一個立法委員難道可以視而不見？見死不救嗎？

為了緊急解決這樣的危機，我在網路上呼籲各界能捐贈口罩和快篩給部落，也謝謝各界溫暖地捐贈和支援，讓我們原住民部落得到了及時的守護。當年要到各部落甚至於疫區去發放快篩其實是非常辛苦的，由於缺少防護衣，各地方的議員夥伴和我的助理團隊們必須要穿上雨衣、雨鞋，戴上三層口罩，挨家挨戶地去部落、文健站、學校、教會、消防隊、照護機構發放快篩試劑，發放對象不限身分及年齡。我無法理解：為什麼五年前救命防疫的人民義舉，現在竟然會成為被起訴的依據呢？各位議員夥伴和助理們，你們被搜索和約談，非常不公平的，我相信天道酬勤，公道自在人心！你們無私的奉獻大家都有看到，部落都會記得！

從2月10號到今天，雖然我經常感到身心俱疲，但總會有很多認識和不認識的朋友為我打氣，給了我很大的力量，謝謝你們的鼓勵！也謝謝我團隊裡的每一位夥伴在這段時間以來頂住壓力，堅定地繼續在崗位上認真工作。經歷這番波折之後，我更加確信：我們真的就是風雨與共的一家人！

此外，我還要謝謝熱心協助我們的律師們，始終關心我的族人朋友們。有你們的扶持和鼓勵，我將一如既往地繼續捍衛原住民族的權利，持續監督政府施政，看緊人民的荷包，保衛和平！

黑夜一定會結束，我們都將會是手持火把、等待黎明的守夜人！

我們如果要讓臺灣五大族群和解共生，基於讓五大族群都能獲得平等發展的目標，就不能只在中央設立「原住民族委員會」與「客家委員會」，而不設立「外省族群委員會」、「閩南族群委員會」與「新住民族群委員會」這三個部會級單位。

生活在當前臺灣社會，人民日常接觸到閩南族群文化可謂理所當然，常見者譬如各宮廟舉辦的神明祭典，尤其媽祖遶境巡禮，參與人數常動輒百萬計；原住民族群文化與客家族群文化則在部會級單位設立後獲得相當蓬勃的倡導與推廣，甚至新住民族群文化都因當前政府實施「南向政策」（或後來的新南向政策），基於籠絡島內新住民配偶並對東南亞各國表示善意，文化部設有「新住民專區」來推廣新住民各種節日慶典，但只有外省族群文化卻在中央部會呈現被冷落且無人聞問的不平等現象，實屬極不合理且亟需改善的族群問題，其原因頗值得反思。

我們觀察現行原住民族委員會與客家委員會這兩個中央部會設立的緣由，都會發現其過程極具有政治性。早在民國八十年（1991）六月六日，由臺灣原住民權益促進會主辦，聯合原住民學生團體，展開集會遊行，訴求成立中央級原住民專責委員會。但直至民國八十四年（1995），因立法院選舉國民黨、民進黨、新黨和無黨籍聯盟無一黨取得過半的席位，而在野各政黨和執政的國民黨全部席位只相差兩席內，由於當時的行政院長還需要獲得立法委員過半支持纔能就任，時任行政院長連戰召見國民黨籍的蔡中涵委員和瓦歷貝林委員，希望能獲得這兩位原住民立委支持，蔡中涵與瓦歷斯貝林則聯手拿同意閣揆同意案當作條件，順利爭取國民黨承諾成立部會級原住民委員會。這件事情反映出族群權益議題能獲得政黨重視與支持，其實常受到具體政治事件的影響。

接著，客家委員會成立於民國九十年（2001）6月，其目標是復興臺灣日漸流失的客家文化，延續客家傳統文化命脈，並打造臺灣成為尊重多元族群文化的社會。其背後的原因則與當時的陳水扁總統有關，早在其擔任立法委員時，就開始任用客家精英來做幕僚（譬如羅文嘉長期任助理），擔任臺北市長期間則積極經營客家選票，包括成立「財團法人臺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設置「臺北市客家文化會館」與「臺北市客家藝文活動中心」，再開闢「臺北電臺客家頻道」，每年定期舉辦「客家文化節」，讓本來對政治比較沒有熱情的客家鄉親，開始轉向支持其個人（而不見得是整個民進黨），因此，其雖然市長連任敗給馬英九，卻在民國八十九年（2000）當選中華民國總統後，隔年就成立客家委員會，這些過程幫其制訂政見白皮書的范光群就是客家人，後來並擔任首任客委會主委。

民主政治就是團體利益的較量與協商，不參與任何團體，則個人的權益就無法獲得保障。團體的性質有很多種，性別、宗教、階級與黨派都是團體，族群自然更是其中很重要的團體。外省族群有個重要特徵：由於該族群跟著中華民國政府來臺，並主要參與軍公教警消這些政府工作，使得外省人普遍有著「高度的服從性格」，不太願意對政府表達反對的聲音。如今時過境遷，政黨輪替早已變成新常態，外省人要意識到目前已經沒有任何政黨會直接關注我們的權益（包括但不只是軍公教警消這些領域的工作權益），甚至有很多權益根本未曾被我們自己仔細認識（譬如保護眷村文化的各種議題，不只包括眷村建築的毀壞，更涵蓋眷村語言的流失），我們只有讓自身的團體利益被社會正視，否則在這種激烈競爭的政治環境中，我們族群的團體利益會不知不覺被人漠視，甚至被「消音」。

臺灣外省人不應該再有這種幻想：面對當前的各種亂象，我們無能改變，就反過來期待大陸當局過來「收拾亂局」。外省族群就是讓中華民國落腳於臺灣社會的始作俑者，自己不認真經營中華民國，卻產生自我放棄的念頭或作法，如此不只會被臺灣其他四大族群輕視，更會被大陸當局輕視，我們的祖先本來自中國各省，現在卻被大陸當局視作「閩臺一家親」，只讓福建來跟臺灣對接，連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的員工都常主要挑選會講閩南語的人來從事對臺工作，偶而則會請客家人來擔任發言人，藉此表示對臺灣的熟悉感與親密感，那我們外省人在其心中究竟佔有什麼位置呢？這不能怪人家，而要怪我們自己。我們不在意自己的族群應該在臺灣社會經營與發聲，甚至有人都想要跳船放棄中華民國了，這種無止盡的流浪者心態最終只會落得「人見人嫌」，而不可能獲得任何尊重。

外省族群不該忘記自己是「承天命，續道統，傳斯文」的一群人。民國三十八年（1949），不只有無數的故宮國寶被輾轉搬運來臺灣，更有無數的一流學人被緊急搶救來臺灣，臺灣本不大，卻接納中華民國這個始終不只擁有政統更擁有道統的政權，這些無聲的國寶與有聲的學人散發著雄渾厚實的能量，讓中華文化在臺灣社會獲得繼往開來的發展，更不要說經由閩南人與客家人在臺灣數百年的經營，誠然使得臺灣社會「開萬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遺民世界」，這群華夏遺民聯合原住民族，共同開闢出如此美麗的寶島，外省人何忍撒手置身事外？解鈴還需繫鈴人，只有我們再度凝聚起來，聯合任何願意平等待我的族群共同奮鬥，大家攜手復興中華文化，讓臺灣社會的族群關係獲得良善發展，使得中華民國的運作機制恢復正常，這纔是外省人始終流淌在身的天命。

當我們有此自覺，則呼籲各政黨支持行政院設立「外省族群委員會」、「閩南族群委員會」與「新住民族群委員會」這三個部會級單位，跟既有的原住民族委員會與客家委員會共同成為中央部會，來推廣各自的族群文化，彰顯出臺灣社會整體的族群光譜，完成「中華文化與多元文化本不二」的政治理想，這誠然是族群共生且福國利民的壯舉！但，全部的圖像，其第一塊拼圖，首先得由凝聚外省族群意識來著手，只有外省人恢復其族群意識，願意再擔中華文化的大纛，謀畫族群的振興，纔有立場重新參與臺灣政治，只是其族群復振工作不是跟任何族群鬥爭，而是跟全體族群合作，畢竟設立「外省族群委員會」怎麼可能單憑外省族群的團結就能完成？讓我們把這件事情當作階段性的目標，視五大族群委員會的全部設立，來當作凝望臺灣社會族群和解的里程碑。

附註：本文屬於《喚醒臺灣外省人》這本書第七篇，不論你是否屬於臺灣外省人，或者你屬於臺灣其他四大族群，但對外省族群能深度的共情與同理，請你傳給自己認識的外省同胞，來幫忙臺灣共創族群和諧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