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一件事情並不難，問題在於你要不要欺騙自己，願不願接受或許讓你感到扎心、赤裸，甚至殘酷的現實。

最近的例子就是，陸委會梁氏文傑說，與美國並肩作戰的是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二戰期間並不存在。

當年跟日本帝國主義作戰的，不是什麼中華民國，就是中國，就是中國的四萬萬人民；中華民國只是中國當時穿在身上的一件外衣。

就譬如，甲午戰爭不是什麼大清國與大日本帝國的戰爭，而就是中國與日本的戰爭，中國戰敗，割讓了台灣；而當二戰結束時，中國戰勝了日本，日本將台灣歸還中國。

按梁氏文傑邏輯，二戰時早已沒了大清國，日本根本無需歸還台灣。日本可以主張：台灣割讓日本時，中華民國「並不存在」，割台的是大清國，我幹嘛還你中華民國呢？中華民國是哪根蔥？

清帝遜位時，中華民國繼承了「中國」的一切權利義務，包括大清並未割讓、還保有的領土疆域，也繼承了清廷簽下的所有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而這些實亦即當時中國的實質領土與承載的不平等條約。於是，當日本戰敗時，就必須將它從大清所代表的中國奪走的領土，還給已由中華民國所代表的中國。

亦即，從頭到尾，無論是權利義務的主體或客體，都是中國，而不是什麼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的國旗歌一開頭就歌頌的「山川壯麗，物產豐隆；炎黃世冑，東亞稱雄」，說的即是那一真正的國家實體「中國」，而不是它那個時期的稱號「中華民國」。

你若想去愛那一個「山川壯麗」的國家，那就是中國；可不是已瑟縮在「小小多山」的島嶼上，還拿著「中華民國」名號騙人的台灣。

現在，中國已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代表，中國在中華民國時期所經歷的一切，也都由這一個新的行為主體所繼承，就猶如中華民國曾經繼承大清國的一切美麗與哀愁一樣，什麼駝峰航線、什麼中美人民並肩作戰，都是如今的中國可以緬懷與謳歌的歷史。

但這裡頭最擰巴，最令人皺眉的，還不是中華民國或中國的區別，而是梁氏所服務的政權，從頭到尾就是以當日本的舔狗為榮。

這一政權的現任頭目認同日本的殖民統治，說創建中華民國的國民黨的對台治理比日本還差；該政權的前外長則稱日本是大哥哥，現外長對日菲在東部海域瓜分中國的經濟海域表示肯定。究竟是什麼給他們底氣，竟敢跳出來說當年抗日的是中華民國？

你一邊以抗日為榮，一邊又以戀殖當癖好，這只能做如下兩種診斷：一、如假包換的瘋子、神經病。二、天下最可恥的、人皆可誅的騙子。

川普夫婦親自為習近平夫婦接機，幾乎已把所有能給的最高禮遇通通使出來。要知道，美國總統上次親自為外國領導人接機，已是2015年歐巴馬對教宗那回。如果不算教宗，再上一次就得追溯到1962年了！

況且川普是何等狂妄驕傲的人，從來只有別人跪舔他，何曾見過他逢迎人？猶記得北約秘書長見他得叫Daddy，才能獲得川普一句「他很喜歡我」的反饋。還有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到白宮，更得不斷對川普奴顏婢膝拋媚眼，被川普怎樣嘲諷奚落都得忍，活像個給川普坐檯的藝妓媽媽桑。

對了，不過就在一天前，高市早苗到紐約出席聯合國大會，結果接機人員只有五六人，她只得向空氣揮手，假裝熱情給自己看，真的是能有多尷尬就有多尷尬啊！

可無論是北約或者日本，那對台灣來說都已經是得賣力吹捧的「友盟」，更別說是這些「友盟」的Daddy川普了。然而，台灣長年倒貼，自稱是美國「友盟」，結果不但是得不到川普給習近平的半點禮遇，甚至賴清德連美國本土都去不了，真不知整天喊「對等尊嚴」，都是在喊什麼的？

倒是前不久勞動部部長洪申翰乖乖擁抱「一中」框架，代表Chinese Taipei出席在南京舉行的APEC人力資源國際會議，祖國大陸就給予一路「部長級」禮遇，洪申翰自己也承認符合「對等尊嚴」。由此可見，台灣只要承認自己和大陸同屬一中，共同融入中華民族復興的進程，馬上就在國際社會抬頭挺胸！奈何賴清德偏偏要自我作踐任川普剝削，搞到連對高市早苗也要跪，真不知這是哪門子的「尊嚴」啊！

長久以來那些口口聲聲愛台灣而極力歌頌日本殖民的慘史的偽台灣人當然跟日本軍國主義者一樣不提或不知道918；那些長年消費228悲情的台南政客也從來不提或不知道失蹤於228的台灣台南人宋斐如(1902-1947)；歷史不會忘記今日台灣人可恥的嘴臉！

日本據台，兩岸隔絕36年後的1931年9月18日晚上，日本關東軍在瀋陽北郊製造柳條湖事件，突然襲擊北大營中國駐軍營房，並在南滿鐵路沿線全面攻擊中國軍隊。從那個時候起，一大片富饒的國土淪陷了，千百萬的東北（日本謂滿蒙地區）人也不得不流浪他鄉，在寒冷的雪夜中唱著「哪年，哪月才能夠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的＜流亡三部曲＞。

流亡的東北人悲憤的呼聲緊緊揪住了飽嚐故土淪陷之苦，前一年6月從北大經濟系畢業後留校任教的30歲不到的殖民地台灣青年宋斐如的心。在雪夜中，他想到，故鄉尚未光復，東北卻已經陷入敵手了……；於是他因為思鄉而失眠了。但是，他並沒有徒然感傷乃至於空喊愛國口號；他蒐集了各種相關材料，及時地寫了幾篇有關東北事件的評論文章。

1930年7月，作為「新東方學社」主要成員之一的宋斐如在《新東方》月刊「殖民問題專號」發表的＜日本帝國在遠東的情勢及其前途＞，就已經從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析述了日本帝國主義勃興的經濟的、戰爭的和外交的三個條件；並且經濟地解釋了日本帝國主義向外侵略的必然性，從而站在「解決東方全體問題的立場」，極力呼籲日本與中國的民眾，「為著東方全體被壓迫民眾的解放」而團結起來！

歷史的進程並沒有按照宋斐如的主觀願望發展，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客觀規律還是決定了日本走向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道路。於是，宋斐如在1931年12月《新東方》的「最近遠東問題專號」，發表了＜東北事件的經濟解釋——日本經濟的衰落與東北事件＞、＜東北事件與帝國主義戰爭＞與＜東北事件與日本社會革命＞等三篇針對九一八事變的專論。

宋斐如從「經濟解釋」出發，分別探討了東北事件反映的日本經濟的衰落、帝國主義戰爭與日本社會革命之間的政治經濟關係。他認為，日本雖然是與英、美鼎足稱雄的三大強國之一，卻是個「外強而中乾」的帝國主義「大怪物」；因為日本帝國的經濟危機已由工商業蔓延於農業而日益急迫，具有豐富資源的東三省可以充當日本的「食料及原料供應地，資本及商品的銷納場所，所謂『大陸經營』的媒介物。於是，日本帝國主義的魔手伸向肥嫩而柔軟的東三省，乃有十二萬分的必然性。」

當時中國社會的主流大都寄望國聯的干涉或「第二次世界大戰」（「帝國主義戰爭」）的爆發，以致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對日本加以有效的武力或變形的經濟制裁，從而阻止日本帝國主義進一步侵略中國。但是，宋斐如清醒地批判這種論調無異於「空中樓閣」。他指出，處於經濟恐慌的帝國主義列強基於在東北的利害關係，以及避免自殘、抑制本國社會革命爆發、反蘇聯戰線齊一、共同榨取殖民地民眾等「必要」，在當時不可能發生帝國主義戰爭。他認為，將來的戰爭必將以「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族」的形式表現出來。因此，他希望廣大的民眾覺悟，不要像一部分的當局那樣「不識時務」，只知向國聯或美國哭訴，而應該認清我們的敵人與朋友，「利用時機，從改造東方運動中改造世界」！

宋斐如同時指出東北事件與日本國內的社會革命的密切關係，從而提醒日本無產運動的領導者與群眾：擁護或擴大日本資產階級「在滿蒙的特殊權益」，只能削弱日本社會革命的力量。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東三省之日，就是日本資本家地主階級彈冠相慶之時，也就是日本無產大眾抱頭痛哭之時！

1932年4月，宋斐如還發表了＜日本侵略下東省的農業生產＞。然而，國難當頭，他深刻體悟到光是寫文章批判日本帝國主義，呼籲中日兩國民眾團結反帝，依然拯救不了多難的祖國與殖民統治下的台灣，於是毅然辭去北大教職，投奔主張抗日救國的馮玉祥將軍，其後並發表了＜國聯調查團報告書的批判＞。

1937年抗戰爆發後，宋斐如又懷抱著喚醒同胞要有新的覺悟的心情，發表了＜9．18六周年＞和＜日本鐵蹄下東北同胞的生活慘狀——為紀念9．18而作＞兩篇文章。他指出，為了贏得長期抗戰的最後勝利，就必須擴大統一戰線，切實聯絡世界上平等待我的民族，特別要設法提攜可以和中國協作，共滅日本帝國主義的蘇聯、朝鮮、台灣以至日本下層民眾。

1938年1月，宋斐如再發表＜日寇在東北的殘殺與暴行＞，同時出版《日本鐵蹄下的東北》一書。為了紀念9．18七周年，又在主編的《戰時日本》半月刊製作「東北的現狀」專題，發表＜日寇七年來在東北的經濟掠奪＞和＜東北義勇軍的母親—趙老太太＞。

宋斐如有關9．18事變的專論與報導，不但以政治經濟學的科學方法剖析了事件的本質，指出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矛盾必然產生的侵略，以及被壓迫者反侵略的解放之路；同時也表現了一個殖民地台灣人對流亡的東北民眾感同身受的情思，從而為兩岸分斷的歷史留下一頁珍貴的見證。

普丁：安德烈，謝謝你過來，請坐請坐。
國防部長：報告總統，有啥吩咐。我站著就好。謝謝。
普丁：不是三言兩語的事。坐，坐。
國防部長坐下。普丁揮揮手，勤務兵帶上一壺咖啡，斟上兩杯，普丁先喝了一口放下，才開始說話。

普丁：聽好，我要兩枚速度快到不會被攔的導彈。
國防部長：沒問題，我們有極音速、帶誘餌、最後還能轉彎閃避的智能導彈。
普丁：好，最大載重多少？
國防部長：10噸。
普丁：那麼大？
國防部長：是。
普丁：能射到2500公里遠嗎？
國防部長：5000都行。
普丁笑了：幫我準備好，一枚瞄準柏林的美軍基地，一枚要送到倫敦。除了最後按鈕外，所有動作都要作到位。
報告總統，倫敦沒有美軍基地。
送到倫敦的，是要交給英軍基地享用的。
國防部長：是，知道了。
普丁：把消息賣給線人吧，你跟瓦列里兩個分就好。
國防部長：是。謝謝總統。

一架C-17A「全球霸王三號」美國空軍運輸機在陽光燦爛中滑落莫斯科伏努科沃機場，CIA局長拉特克利夫坐在美國外交部車隊中進入市區。

俄羅斯對外情報局（SVR）局長納雷什金：歡迎歡迎，什麼風吹動大駕光臨？
拉特克利夫：不要開玩笑，你們的「榛樹」怎麼鎖定我們北約了？
納雷什金：我們領導警告過施凱爾，軍援烏克蘭，就會成為我們報復的目標。他們換伯納姆上台後，把我們領導的話當耳邊風。理當消受我們的招待。從蕭茲到梅爾茨，德國也一樣混蛋。
拉特克利夫：那你要我們老川怎麼辦？下來跟你們打一架嗎？北約第五條（集體防禦：一人受敵，全體視同受敵）。
納雷什金：隨你。誰叫你不管好你的嘍囉。你們老川一心要結案，他們不斷軍援那個折輪司機，要怎麼結案？難道你們老川口是心非，嘴巴講要結案，是想詐唬我們嗎？
拉特克利夫：別！別！沒有那麼多陰謀論。現在要怎麼辦，你開口吧。
納雷什金：哼，先說說你怎麼知道的。
拉特克利夫：馬斯克幾萬個衛星一天到晚在你們頭上轉，什麼事不知道？
納雷什金：我曉得要你透露情報來源，你也是胡說八道一通的。這樣吧，①叫你他媽的嘍囉們別再跟那個折輪司機眉來眼去，②叫那個折輪司機停火上桌，③那四州跟敖德薩別跟我爭了。
拉特克利夫：四個州也就罷了，怎麼敖德薩也要，那人家不是變內陸國了嗎？
納雷什金：我會讓他使用，讓他出海的。只是歸我管就是了。
拉特克利夫：我得回報老川。
納雷什金：那當然。但立馬要那些個王八蛋嘍囉乖一點。
拉特克利夫：你放心。
納雷什金：醜話先講，那兩個王八蛋要是依然死性不改，我放完「榛樹」再跟你報告。
拉特克利夫：何必嘛，我上了飛機就打電話。
納雷什金：還有。
拉特克利夫：還有？
納雷什金：跟那個王八司機講，雙方損失各自承擔。他若想在上桌前轟我民生設施增加我的損失，你看我能不能夷平他基輔。
拉特克利夫：知道了。不過老川能不能管得住他，難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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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尼就是太軟了，才會被欺負。卡尼剛上任參加第一次G7時，像隻哈巴狗在川普身邊阿諛奉承的樣子，被川普一眼看破，值得軟土深掘。所以後來沒給過卡尼好臉色。這回談判，加拿大也一再退讓，退讓到幾乎全盤接受了，美方談判代表回報川普，協議可以簽定了，川普一看不得了，才提出早就準備好的不可能接受的條款，讓加方自動退場，協議破局。川普提出的條件是故意要破局用的。

破局之後，加拿大還是繼續軟，只敢隨美國起舞，美國加徵多少稅，加拿大就精準回敬多少稅。一點都不敢造次，不敢加碼，不敢召回大使，不敢斷交，不敢有一點主權國家被侮辱時應展示的骨氣。不錯，對手是強國，但沒有要你宣戰呀！除了戰爭之外，你可以擺臉色的方式很多。看看金三胖吧，越擺臉色，越能獲得川普的尊敬。卡尼在川普面前是永遠的魯蛇。他還在指望川普回心轉意，可憐可憐他這隻忠心不二的哈巴狗。

不過加拿大沒有骨氣還算有點脾氣的。韓國把三軍統帥交給美國，日本對美唯命是從，連憲法都是美國定的，根本不是正常國家，這些軟骨頭連脾氣都沒有。剩下最後守護的命根子是不會甘願做美國的第51州，高麗棒子不幹，天皇子民也不幹。但再往下有個中國台灣省的小島，是沒有骨頭、沒有脾氣、連命根子都不在乎的，是中國人，又是日本人，又是南島人，若是公投入美，也一定過。

今天中午王慧茹教授相約我與傅琪貽（藤井志津枝）教授三人聚餐，我們暢談中日文化的異同，席間我請教藤井教授：「如果不求『仰視』，但問如何讓日本社會最終能『平視』中國，使得中日親善和睦相處？」

沒想到藤井教授不假思索，立刻斬釘截鐵回答我：「只有中國徹底打敗日本，日本人才會尊敬中國。」我回答：「我雖然並不是第一次聽到這種說法，但由日本人口中告訴我這件事情，特別令人震撼！」

藤井教授解釋：「日本人只服從徹底征服自己的強者，誰強就向誰學習。因此，只有打敗日本，才能獲得日本人打從心底的尊重。」我回答：「果真如此，最終中日只有再度一戰，東亞才能獲得長治久安了。」

很遺憾，我從藤井教授的口中，得知日本人聽不進去孫中山希望日本能做「王道干城」的勸告，這不是因為孫中山的想法太過於理想化，而是日本文化中只有「忠」的概念，完全沒有中國人「仁」的情懷。

因此，期待日本人能做個「善良的鄰居」，前提只有中國強盛，並且讓日本完全失去反擊的能量，這兩者是零和關係。但，就算如此，屆時東亞的和平，還是繫於中國怎麼實踐王道，來讓日本徹底風行景從，如同大唐盛世。

藤井教授並說明：日本是個新聞封鎖的社會，各大媒體目前絕對不會報導任何對中國有利的消息，除非有一天日本社會再無法掩飾自己的虛榮。看來不只一人的性格決定命運，一國的文化同樣決定國運。

二次大戰造成全球7千萬軍民的死亡，主要的侵略者是德國、日本和義大利。德、義的領導者希特勒、墨索里尼都罪有應得的死於非命，日本的昭和天皇（名裕仁）卻完全沒事，二戰後續任日皇44年，活到88歲壽終正寢。怎麼會差這麼多？許介鱗教授的《台獨脈胳記》（[1]）中有一章探討這段歷史。

二戰後的日皇，包括昭和，都是虛位元首，或許讓很多人誤以為日本一向如此，因此昭和日皇不必承擔多少二戰的責任。其實絕非如此，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天皇就是國家的實質元首。在明治維新以前，日本確實有很長時間是幕府掌權、日皇虛位。但自明治元年（1868），很多藩國的武士都提出「王政復古」的口號，迫使幕府將軍「大政奉還」於日皇。由於日皇是武士們擁立的，軍人有很大的影響力，日本於是成為軍國主義國家，即使仿效英國而有議會和首相。

身為日軍的最高統帥，「昭和日皇對政治軍事等發言有各種方式，最重要而正式的是在御前會議的『聖斷』（日皇裁斷）。」御前會議是政府和大本營的聯合會議，書中摘要記述了15次御前會議的主題和聖斷。這些顯示昭和日皇對於戰爭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雖然日軍跋扈，他未必能節制所有日軍的行動。

日本為何願意接受《波茨坦宣言》要求的「無條件投降」？為何最後昭和日皇並未被追究戰爭責任，而天皇體制得以保持？（這正是日本期望的投降條件）書中列舉一些徵兆和可能的原因：

南京支那派遣軍總司令副參謀長今井武夫少將接到大本營指令進行對華謀和工作，1945年7月8-10日與國軍第10戰區副司令何柱國上將在河南省新站集會談議和。「何柱國還特別講到，蔣介石主席對日本日皇體制的繼續存在表達善意，還說他會對各國首腦也表明了這一意向。」

《波茨坦宣言》在1945年7月26日公佈前被傳給蔣介石確認（蔣未在現場與會），蔣做了一些修改。「波茨坦宣言第九條以下，修改得相當寬大…宣言文中，沒有隻字提到有關日皇能否續存的問題。…這樣蔣介石的伏筆，對『日皇是存是廢』才有扮演重要角色的機會。」

「貝拉斯哥死前（2002年），透露日皇贈送給蔣介石一筆相當巨額的禮金…這是…德國馬克紙幣…共達360億美元。」這段文字的根據是日本寫實作家高橋五郎2016年出版的日文著作，貝拉斯哥在二戰時同時是德國和日本的情報員。書中指出，這巨額禮金大約是日軍占領中國大陸和東南亞所掠奪的大量財富的一部份。蔣收受了禮金，因此支持免除昭和日皇的二戰責任，及保持天皇體制。

以上的記述看來有合理性。蔣介石帶了很多黃金到台灣，穩定台灣當時的危局。國民政府打了8年抗戰，隨後又是國共內戰，已經民窮財盡，哪來的很多黃金？很可能就是蔣收受的禮金的一部份（已兌換成黃金），其他部份則消耗在國共內戰了。蔣大約不算貪污，因為他把禮金全用於中華民國的存續！

[1] 許介鱗《台獨脈胳記》人間，2019。

0. 本劇故事概要
1945年9月，日本戰敗前夕，大量印製的『台灣銀行券』以『資遣』『救濟』名義被專機成箱運入台灣。這些紙鈔理應隨日本投降而失效，卻在戰敗的混亂中快速流入市面，引發大規模物資掃購。糧食、布料、藥品與日用品在短時間內被清空，米價在數週內飆升數倍。國府尚未抵台，通貨膨脹已先行爆發；銀行庫房堆滿鈔票，街市的物資卻日益稀缺。
這場由「戰敗幣」所引發的物價動盪，使台灣在光復之前便陷入金融與民生危機，也形成戰後社會不滿的早期根源。台灣的經濟困局，不是從國府接收後才開始，而是從這場悄然發生的「印鈔掃貨」行動拉開序幕。

1. 幕名與編號
第31之7幕 日人印鈔 通膨掃貨

2. 劇情背景資訊
時間：1945年9月—10月（日本撤退、國府來台前）
地點：台灣銀行本部庫房，與運鈔飛機的場景交錯

3. 人物出場表
台銀職員：
懂經濟卻無能為力，象徵知識與無奈。
記者：
冷眼觀察，留下歷史筆錄。
搬運工人 A／B：
直白口語，展現基層的焦慮。
日本官員（旁白／回憶聲音）：
空運護鈔者。

4. 劇情主體撰寫
【開場大字幕置中＋旁白】
（相關影片出現，或相關照片剪接出現）
「1945年9月　日本戰敗前夕」
【以下：小字幕置底邊＋旁白（同文）】
（相關影片出現，或相關照片剪接出現）
「戰敗的帝國，不只留下廢墟，也留下最後的掠奪。大批日圓，用整架飛機，運來台灣。名義上是資遣與救濟，結果實際卻是使台灣物資大量外流。」
【場景：運鈔飛機艙】
（機艙擠滿台銀券木箱，一名日本官員跪坐在紙幣堆上，喘息中寫下日記。）
日本官員（旁白，取自鹽見俊二《秘錄・終戰前後的台灣》，頁21）：
「昭雄代表銀行負責紙幣飛行的安全，另派兩人在機上終日看著這批巨額鈔票。……在這一段飛行時間中，我整段飛行時間都守著那堆台銀券。」
【場景：台灣銀行庫房・夜】
（木箱堆疊如牆，封條仍有日文。工人肩挑汗流浹背，箱蓋打開，紙鈔散落一地。）
搬運工甲（小聲嘀咕）：
「這麼多錢，咱一輩子也沒見過……」
搬運工乙（焦慮）：
「有錢有啥用？聽說一斤米快翻二十倍啦……」
（台銀職員快步走來，低聲喝止，卻難掩焦急。）
台銀職員（壓低聲音）：
「這不是救命錢，是敗戰後遺留下的鈔票。日本人走之前，把鈔票留給我們，卻把能帶的物資盡量運走。」
（記者在角落寫筆記，神情沉重。）
記者（冷聲旁白）：
「陳儀還沒到，通膨就先到了。這已經不是貨幣，而是會帶來混亂的通膨壓力。」
（木箱傾倒，鈔票灑滿地，被工人鞋底踩皺。燈光漸暗。）

5. 幕末字幕淡入
【大字幕置中＋旁白】
（相關影片出現，或相關照片剪接出現）
「白紙成鈔，一印再印，物價飛奔」
【小字幕置底邊＋旁白（同文）】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其後9月，日方以專機將大量「臺灣銀行券」運入臺灣，名義為日籍人員資遣與救濟；當這批本應停止使用的台銀券流入市面，迅速將台灣的糧食與物資掃購一空。陳儀於1945年10月24日抵台後，立即發現市面上流通的「台灣銀行券」數量異常暴增。並於10月28日在他的報告中提及：「日人以敗國之餘資濫印鈔票，資遣之名行掠奪之實，台灣民生已亂。」
鹽見俊二在《秘錄・終戰前後的台灣》指出：『台灣正處於嚴重的通貨膨脹狀況，必會發生產業方面異常的衰退現象。』並記錄了日本官員自述：『昭雄代表銀行負責紙幣飛行的安全，另派兩人在機上終日看著這批巨額鈔票。在這一段飛行時間中，我是一直趴在那一堆台銀券上的。』，這些「慷慨」發放的紙鈔，不只是救濟了日本人，更把米價推升了數十倍。換言之，台灣在接收前，已因大量日幣的流入而遭受重大影響。
當國府接收後努力控制物價，漲幅雖有放緩，卻無法逆轉已成事實的民怨。
「白紙印鈔掃貨」，不只是金融失序的開始，更是社會信任的裂縫。這場風暴，成為戰後台灣經濟混亂的第一聲警鐘。」，而「白紙印鈔掃貨」的這段歷史，台灣人早已遺忘。」

6. 本幕史料來源
•鹽見俊二《秘錄・終戰前後的臺灣》（，2001，中譯本）——自述「在這一段飛行時間中，我是一直爬在那一堆台銀券上的」。
•日本大藏省／日本銀行檔案（1945年9月）——記載戰敗後以專機運送「臺灣銀行券」至臺，用於日籍軍警與公務員資遣及支薪。〔參見：新浪新聞〈戰後金融史料專題〉〕
•《陳儀日記》（國史館藏，1945年10–11月條）與《臺灣接收文獻彙編》——陳儀報告中明言：「日人以敗國之餘資濫印鈔票，資遣之名行掠奪之實，臺灣民生已亂。」
•中央銀行券幣數位博物館（museum.cbc.gov.tw）——提供「臺灣銀行券」的發行背景與戰前戰後流通概況。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論文〈戰後臺灣米荒與物價攀升研究〉——分析1945–1946年間貨幣膨脹與糧價失控現象。
•日本財金體系戰後研究綜述（新浪新聞「戰後9月專機運鈔」資料頁）——指出日方以「資遣救濟」為名的運鈔行動，實為掠奪性掃貨政策，導致臺灣通膨提前爆發。

作者：丁紹傑
我無黨無派今年73歲，是在台南長大的空軍子弟。高中時，曾聽長輩談起二二八期間，嘉義機場遭到圍困的往事。因此，我對二二八以及其後延伸出的白色恐怖歷史，始終比同齡人多一分關注。進入大學，當我看到陳儀的自評詩：
「治生敢曰太無方，病在偏憐晚節香，
廿載服官無息日，一朝罷去便饑荒。」
我才驚覺，社會對陳儀的評價長期出現高度兩極化，其原因往往來自不同時期所呈現的史料差異，以及撰寫者立場與動機的不同。
為了給歷史誠實交代，我創作了這部公益紀錄片劇本，希望留下228事件誠實的紀錄。

還有多少人記得8月15日是大日本帝國宣布無條件投降的日子？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然後於同年9月2日在停泊於東京灣的美國軍艦密蘇里號上舉行投降儀式並正式簽字投降，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1945年9月9日上午9時，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戰區受降儀式（中國戰區日軍投降簽字儀式）在中華民國南京市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大禮堂舉行，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主持受降典禮，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大將在日本投降書上簽字，向同盟國代表、中國陸軍總司令部總司令何應欽表示無條件投降；岡村寧次的佩刀由何應欽將軍接收，目前收藏在中華民國國軍歷史文物館。

岡村寧次同時接受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第一號命令，確認臺灣、澎湖所有一切陸海空軍及輔助部隊向蔣委員長無條件投降，並服從蔣委員長及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指揮。當時使用的日本投降書為中日文各一份，整個儀式歷時15分鐘。

已經沒有太多人知道，70萬中華民國國軍軍隊投入淞滬會戰之中，中華民國空軍炸毀日本海軍陸戰隊司令部，炸傷日本海軍第三艦隊旗艦出雲號，中華民國陸軍為補充戰損，五次發佈動員令，超過半數團職以上高階將領以身殉國。淞滬會戰雖然最終未能阻止日軍佔領上海，卻改變了日軍在中國戰場的戰略部署，還為上海資本向重慶轉移，爭取到三個月的寶貴時間。

在湖南常德保衛戰中，中華民國陸軍74軍57師的8000名官兵，阻擊10萬日軍15天之久，最後只剩200人還能夠戰鬥。74軍57師余程萬師長發出了74軍57師最後一封電報：「彈盡，援絕，人無，城已破。職率副師長、師附、政治部主任、參謀部主任死守中央銀行，各團長劃分區域，各扼守一屋，作最後抵抗，誓死為止，並祝勝利。74軍萬歲！」孫立人的中華民國陸軍新一軍遠征緬甸，以傷亡1.7萬人的代價，擊斃擊傷日軍數萬人。

在武漢上空，曾經爆發持續時間僅次於「大不列顛空戰」的「武漢空戰」。那場空戰中，中華民國空軍擊落日軍飛機78架，炸沉日軍艦艇23艘。在重慶有17家軍工廠，在敵機轟炸下堅持24小時不間斷生產。以金陵軍工廠為例，抗戰期間共生產迫擊炮7,000門、重機槍1.8萬挺、步槍28萬支、手榴彈30萬枚、爆破包20萬個。

日軍投降書文中多次出現：「日本陸海空軍及其輔助部隊向蔣委員長投降」，受降落款是：「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特級上將蔣中正特派代表陸軍一級上將何應欽」。這一場偉大的中國衛國戰爭，是世界四大反法西斯戰爭之一！它除了國民革命軍以重兵集團正面作戰，還加上敵後游擊戰、情報戰，全國軍民與敵人浴血奮戰才打贏的。

八年對日抗戰期間，國民政府的國民革命軍與日軍共進行了重大會戰22次，大型作戰1,100多次、小型戰鬥3萬8千多次；中華民國陸軍陣亡官兵1,319,958人，負傷1,761,335人，失蹤130,126人，合計為3,211,419人，陣亡官兵其中包括8名上將、41名中將、71名少將。中華民國空軍有6,164名飛行員血灑長空，2,468架戰機被擊落。中華民國海軍全軍覆沒，所有艦艇全部打光。

我知道對岸的同胞們，近年來越來越重視國民黨軍隊在對日抗戰期間於正面作戰所做出的犧牲與貢獻，對於這一點，我心存感激與敬佩。因為在台灣的這個中華民國，已經逐漸淡忘，甚至不承認這一段史實。

謹向所有為中華民族的生存與尊嚴而戰鬥過的中國人致敬！

日本流年不利，上月底在九州島熊本縣地區發生最大震度達7級的地震，雖然傷亡人數不算很多，建築設施和經濟的損失不小。未必跟熊本地震有關，日本的通膨持續攀高，日幣跌跌不休，前兩天竟然需要勞動美國介入來拉抬日元。不論日元能否穩住，日本經濟的前景實在難以樂觀。

日本的經濟在1970年代曾經如日中天，但是到1980年代，其半導體產業受到美國的制裁，又被逼迫簽署「廣場協議」，日元因此急劇的大幅升值，日本經濟於是突然逆轉，1991年其泡沫經濟破滅，此後日本經濟長期停滯不振，被稱為「失落的30年」。結果是：日本的人均GDP已被台灣超越（2025年日本33,956美元，台灣37,827美元），而經物價調整的人均GDP（PPP）日本更大幅落後台灣（2025年日本54,815，台灣84,082）。

讀者可能注意到，近年台灣市場上的日本產品和服務（如餐廳）比一二十年前增加很多。當然因為台灣人「哈日」，但是過去台灣人也哈日啊。真正的原因應該是，過去台灣的經濟水準比不上日本，只有少數台灣人買得起日本的產品和服務，因此日本產品和服務在台灣不普遍；但現在台灣的經濟水準超越日本，大部份台灣人都買得起日本產品和服務，因此日本產品和服務在台灣愈來愈普遍。（所以台灣人幹嘛還「哈日」？）

日本經濟走下坡也可見於其電子、家電和汽車產業，愈來愈競爭不過台灣、南韓和中國大陸。台灣人熟知的實例有：鴻海精密在2016年買下曾經很風光的日本夏普公司的大部份股權；台積電在熊本投資設立兩座晶圓廠，已於2024年底開始量產，被期待能幫助重振日本的半導體產業。這次熊本大地震，對台積電在當地的兩座晶圓廠似乎未造成多大損失，但有可能使其後續投資趨向保守，恐怕不利於日本半導體產業的重振。

日本經濟長期不振，又遭遇熊本地震的天災損失，但更糟的大約是首相高市早苗的人禍。高市是極右翼人士，也被視為民族主義和極端保守主義者。她主張及推動修改日本憲法，要刪除現行憲法第9條中的日本不保留戰鬥力、不保留交戰權條款，並且支持修改無核三原則，希望引進核武器。她的施政很著重增強自衛隊的戰力，使日本有些回到軍國主義。

高市一味強調右翼的意識形態，對經濟幾乎束手無策。她既沒能設法使美國降低對日本的關稅稅率（約15%）及降低要求日本對美國的投資金額（5500億美元），又堅持「台灣有事，日本有事」和一些右翼的言論，招致中國大陸對日本持續而逐漸加重經濟制裁。受到中美2G的制約，加上國際能源價格偏高，日本經濟於是完全沒有起色，GDP的增長還比不上通膨或物價的增長，亦即一般人民的生活水準是下降的。

日本的國債已高達其GDP的250%，為全球已開發國家中最高。代表民意的議會卻選出高市這位不顧經濟民生的極右翼首相，要怪誰呢？

1874年，日本在美國浪人李仙德之慫恿下，出兵台灣，是為牡丹社事件；佐久間佐馬太當時是一名軍官，由於原住民頭目阿祿古父子戰死於其手，故當時曾有「生蕃剋星」的稱號。1906年，他已晉升成為大將；兒玉總督與後藤長官統治下的台灣，正當前述的資本主義奠基之後，意圖開發山地資源的階段；東京當局決定借助其威望，壓制原住民，進而可以展開開發工作；1906年4月，他乃在兒玉下台後，奉命出任台灣總督。後藤長官留任到11月才因調陞滿鐵總裁而離開我島。

佐久間總督在軍中資格非其前任兒玉所能及，稱呼兒玉少用敬語；對於後藤高升時，竟為自己留下「總督府首屆顧問」可以干預政務的一職，自然不太滿意；而後藤主政近八年來，由於兒玉在東京常有重要兼職，萬事多取決於後藤，總督府內早有後藤系隱然，接任後藤民政長官的祝辰巳就屬該系；1907年，發生北埔事件時，當時佐久間在日本，負責處理的是大島久警視總長；總督歸來時，事件已經迅速處置完畢，大島久非屬該系；其後，民政長官祝辰在任職兩年多後，1908年，病卒時，恰好後藤在海外，未能干預，因而，總督啟用大島久為民政長官。大島久長官引進內務局長川村竹治，與後藤系難睦。

然，如前述，原本佐久間的來台，乃以開發山中資源的理蕃工作為要務，而過去兒玉與後藤的理番政策多為了速效而採討伐政策，但是，由當時日本官書自述所稱，「當時番害頗多，討伐並不收效果。」上看，新總督應該有新的作為。

一、新的前期理番政策──甘諾政策〈棄婦政策。。。〉

佐久間總督抵台第三天，他就把警察本署的「番務掛」〈「掛」近於「股」〉提升為「番務課」，充分顯示其使命感。上任僅四個月左右，1906年8月，東台灣就發生了「太魯閣番害事件」；這時出面負責處理該案的是當時以總督府秘書官身分的大津麟平警視；他是後藤系的，自然有後藤官僚當年製造「南北番大鬥爭」的某些特色；因此，1907年1月，大津提出的該理番五年計畫也是受後藤系影響下的理番計畫。

該番害事件中，日人被兩番一起出草，獵取了日人頭顱36個。過去對於這類事件，當局都以直接的軍事鎮壓回應；但是面對這次事件，因1896年底，那以日警與番婦有所謂「接觸時不戒慎」而發生被馘首13人的「新城事件」，尙未充分結案，故此時大津雖即佈署了三百名巡查，對當地封鎖，但並未進擊。

至1907年5月，開始設置台東區第一條隘勇線；這是一個以欺騙、威壓為主軸的設計，其設計是以「甘諾」誘使各番社都能允許官方隘勇線進入番境，然後以該線所組成的警備線，來宰制我原民，被稱為「甘諾政策」。

該引誘中，除了過去所常用的將械彈、農具、番刀與民生必需品如鹽的開放交易、內地觀光、貸與槍等作為誘餌外，包含另一可稱為「甘諾」的設計，是官方鼓勵年輕日警與有力頭目或有勢力者的無知女兒推動所謂「番婦關係」，以獲取情報並推動各番社的親日走向──此關係「期約」為三年，日警就可放棄該關係；然後，當局將以高壓來取締各該番。該所謂的「蕃婦關係」，實應說是極為惡質的「棄婦關係」。比起後藤對於漢族所使用鴉片政策的「謀財害命」，絕不遜色。

1907年7月，就展開了實作；那是由日警指揮七腳川番社500人出擊，當局更派出海軍兩艦配合向番地砲擊，逼使我原住民不能不自動由隘勇線外，搬進線內；但其處置僅對該事件的主謀者採取隨機處刑，對於其他被告則酌量輕重，處分了事；這也是甘諾政策，往往故示寬大以求未來隘勇線所完成的警備線能充分發揮宰制作用。然而，隘勇線不斷建設的威脅日益明顯，往後不久，該年10月、11月，就發生了大嵙崁番漢聯合的抗日行動與新竹的北埔事件。

1908年8月，日軍更派出兩艦一船對東海岸做砲擊演習；顯然，該所謂「甘諾」其實只是讓我原住民就範的一套手法。但1908年底，如此威嚇，竟意外遭遇到「七腳川社聯合木瓜溪泰雅族共同襲擊日警的「番變」大事件」。

面對如此一連串的事件，1909年，大津署長對於曾經順從指揮的七腳川番以殘酷的「滅族政策」鎮壓；同時，因「滅族」的威懾，該年11月，南澳番表示歸順，故該五年計畫提前結束。

二、後期理番政策──軍事討伐

這是由於不僅東京當局對於掠奪我島資源的期望頗高，並且明治天皇也對佐久間總督的理番計畫表示了關切；可能有點像乃木總督當年因得天皇的交代，倍感壓力；佐久間的計畫卻因而獲得1909年的議會一次就通過了五年所需的全部經費，而大啟動。

有學者稱「第二次計畫之所以成功，其最大的因素是經費充裕」；確實當時正是1908年後，是縱貫鐵路完工後，在殖民統治的壓榨敲剝下，總督府財政收支平衡，產業進步，因而，被稱為本島財政的「黃金時代」，但也是我先民平均死亡年齡開始盤旋下降、日益民不聊生的時代。

此次理番計畫的時程由1910年開始，不同於過去的是，過去的隘勇線雖也想要宰制我原民，但是終究那「甘諾政策」，仍會被看破手腳，以至於不僅遷延時日，且竟然引起番變、番漢聯合抗日，實不理想；況且，長期以來沒收的番人槍彈極多，相對地，此時總督府獲得充裕的經費，一年已準備十萬七百顆子彈讓番地警備人員練習射擊，對於擁有現代化武器裝備的當局，不只是有了戰勝的條件，更有了徹底掃蕩的能力；這就是此一計畫放棄「甘諾」的理由。

此外，據稱該計畫受到肯定的理由，還有「軍方自1908年弭平花蓮港阿美族『七腳川社番變』，對討伐生番頗感興趣，認為這是難得的地理偵查、部隊演習及軍事教育的好機會。」，使我島番民的傷亡與番地的殘破得到某種「合理化」。甚至，為了逼近實戰，1911年4月，當局更宣布延用明治二十八年的敕令一一五號，對於擁有現代化武器的官兵宣布「凡是對番匪討伐有功者，與戰爭時期同等論功行賞。」

後期的理番政策也因此就強調在「軍事討伐」上了──據稱當年除了把大津換掉，並且台灣軍參謀長也換人，那時的情況是，「以人事變動表明佐久間總督對於理番事業的決心。總督這種鐵石心腸的態度，直接反映在軍人鎮壓『番人』的行動上一切採用極為殘酷的手段去殺戮『番人』，甚至連嬰兒都不放過。」

以上，就是對於此一總督，一般喜強調、視為其「豐功偉業」的理番事業。
理番之外，現實當然更為複雜，限於篇幅，此處僅舉出一殖民當局長年以來絕對不提，卻讓我這個傻教師滿眶熱淚也不肯忘卻的重要史事：

我島艋舺地區素行良好的典範青年洪禮修先生，由1902年在國語學校，獲得公費留日，1905年畢業回台後，為了堅持討論的教育理念竟與當局發生嚴重衝突：當校方提出「麵包或自由」的抉擇時，他堅決地提出了辭呈。

據稱，當年校方堅持是「大石（教務主任）曾訓示諸教師謂『對台灣人的學生不要盡心詳細講授，只可在教科書上教以最低的程度就好，恐台灣生徒如受高尚志能啟發的教育，便會反抗政治。』」
當時的情況是「1911年之際，學生曾向學校當局請願，要求提高學科程度。」以及「教師中也有對本島生抱誠意的，很同情生徒，暗促生徒的自覺，始弄出那大石教師排斥的事件出來。……事件的結果強迫對本島生同情的教師辭職……」

這位教師，當年據稱是第一位公費留日學生；1902年公費赴日，當然是千挑萬選受到各方肯認的標竿！
然而，真是奮鬥不屈的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