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午王慧茹教授相約我與傅琪貽（藤井志津枝）教授三人聚餐，我們暢談中日文化的異同，席間我請教藤井教授：「如果不求『仰視』，但問如何讓日本社會最終能『平視』中國，使得中日親善和睦相處？」

沒想到藤井教授不假思索，立刻斬釘截鐵回答我：「只有中國徹底打敗日本，日本人才會尊敬中國。」我回答：「我雖然並不是第一次聽到這種說法，但由日本人口中告訴我這件事情，特別令人震撼！」

藤井教授解釋：「日本人只服從徹底征服自己的強者，誰強就向誰學習。因此，只有打敗日本，才能獲得日本人打從心底的尊重。」我回答：「果真如此，最終中日只有再度一戰，東亞才能獲得長治久安了。」

很遺憾，我從藤井教授的口中，得知日本人聽不進去孫中山希望日本能做「王道干城」的勸告，這不是因為孫中山的想法太過於理想化，而是日本文化中只有「忠」的概念，完全沒有中國人「仁」的情懷。

因此，期待日本人能做個「善良的鄰居」，前提只有中國強盛，並且讓日本完全失去反擊的能量，這兩者是零和關係。但，就算如此，屆時東亞的和平，還是繫於中國怎麼實踐王道，來讓日本徹底風行景從，如同大唐盛世。

藤井教授並說明：日本是個新聞封鎖的社會，各大媒體目前絕對不會報導任何對中國有利的消息，除非有一天日本社會再無法掩飾自己的虛榮。看來不只一人的性格決定命運，一國的文化同樣決定國運。

二次大戰造成全球7千萬軍民的死亡，主要的侵略者是德國、日本和義大利。德、義的領導者希特勒、墨索里尼都罪有應得的死於非命，日本的昭和天皇（名裕仁）卻完全沒事，二戰後續任日皇44年，活到88歲壽終正寢。怎麼會差這麼多？許介鱗教授的《台獨脈胳記》（[1]）中有一章探討這段歷史。

二戰後的日皇，包括昭和，都是虛位元首，或許讓很多人誤以為日本一向如此，因此昭和日皇不必承擔多少二戰的責任。其實絕非如此，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天皇就是國家的實質元首。在明治維新以前，日本確實有很長時間是幕府掌權、日皇虛位。但自明治元年（1868），很多藩國的武士都提出「王政復古」的口號，迫使幕府將軍「大政奉還」於日皇。由於日皇是武士們擁立的，軍人有很大的影響力，日本於是成為軍國主義國家，即使仿效英國而有議會和首相。

身為日軍的最高統帥，「昭和日皇對政治軍事等發言有各種方式，最重要而正式的是在御前會議的『聖斷』（日皇裁斷）。」御前會議是政府和大本營的聯合會議，書中摘要記述了15次御前會議的主題和聖斷。這些顯示昭和日皇對於戰爭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雖然日軍跋扈，他未必能節制所有日軍的行動。

日本為何願意接受《波茨坦宣言》要求的「無條件投降」？為何最後昭和日皇並未被追究戰爭責任，而天皇體制得以保持？（這正是日本期望的投降條件）書中列舉一些徵兆和可能的原因：

南京支那派遣軍總司令副參謀長今井武夫少將接到大本營指令進行對華謀和工作，1945年7月8-10日與國軍第10戰區副司令何柱國上將在河南省新站集會談議和。「何柱國還特別講到，蔣介石主席對日本日皇體制的繼續存在表達善意，還說他會對各國首腦也表明了這一意向。」

《波茨坦宣言》在1945年7月26日公佈前被傳給蔣介石確認（蔣未在現場與會），蔣做了一些修改。「波茨坦宣言第九條以下，修改得相當寬大…宣言文中，沒有隻字提到有關日皇能否續存的問題。…這樣蔣介石的伏筆，對『日皇是存是廢』才有扮演重要角色的機會。」

「貝拉斯哥死前（2002年），透露日皇贈送給蔣介石一筆相當巨額的禮金…這是…德國馬克紙幣…共達360億美元。」這段文字的根據是日本寫實作家高橋五郎2016年出版的日文著作，貝拉斯哥在二戰時同時是德國和日本的情報員。書中指出，這巨額禮金大約是日軍占領中國大陸和東南亞所掠奪的大量財富的一部份。蔣收受了禮金，因此支持免除昭和日皇的二戰責任，及保持天皇體制。

以上的記述看來有合理性。蔣介石帶了很多黃金到台灣，穩定台灣當時的危局。國民政府打了8年抗戰，隨後又是國共內戰，已經民窮財盡，哪來的很多黃金？很可能就是蔣收受的禮金的一部份（已兌換成黃金），其他部份則消耗在國共內戰了。蔣大約不算貪污，因為他把禮金全用於中華民國的存續！

[1] 許介鱗《台獨脈胳記》人間，2019。

0. 本劇故事概要
1945年9月，日本戰敗前夕，大量印製的『台灣銀行券』以『資遣』『救濟』名義被專機成箱運入台灣。這些紙鈔理應隨日本投降而失效，卻在戰敗的混亂中快速流入市面，引發大規模物資掃購。糧食、布料、藥品與日用品在短時間內被清空，米價在數週內飆升數倍。國府尚未抵台，通貨膨脹已先行爆發；銀行庫房堆滿鈔票，街市的物資卻日益稀缺。
這場由「戰敗幣」所引發的物價動盪，使台灣在光復之前便陷入金融與民生危機，也形成戰後社會不滿的早期根源。台灣的經濟困局，不是從國府接收後才開始，而是從這場悄然發生的「印鈔掃貨」行動拉開序幕。

1. 幕名與編號
第31之7幕 日人印鈔 通膨掃貨

2. 劇情背景資訊
時間：1945年9月—10月（日本撤退、國府來台前）
地點：台灣銀行本部庫房，與運鈔飛機的場景交錯

3. 人物出場表
台銀職員：
懂經濟卻無能為力，象徵知識與無奈。
記者：
冷眼觀察，留下歷史筆錄。
搬運工人 A／B：
直白口語，展現基層的焦慮。
日本官員（旁白／回憶聲音）：
空運護鈔者。

4. 劇情主體撰寫
【開場大字幕置中＋旁白】
（相關影片出現，或相關照片剪接出現）
「1945年9月　日本戰敗前夕」
【以下：小字幕置底邊＋旁白（同文）】
（相關影片出現，或相關照片剪接出現）
「戰敗的帝國，不只留下廢墟，也留下最後的掠奪。大批日圓，用整架飛機，運來台灣。名義上是資遣與救濟，結果實際卻是使台灣物資大量外流。」
【場景：運鈔飛機艙】
（機艙擠滿台銀券木箱，一名日本官員跪坐在紙幣堆上，喘息中寫下日記。）
日本官員（旁白，取自鹽見俊二《秘錄・終戰前後的台灣》，頁21）：
「昭雄代表銀行負責紙幣飛行的安全，另派兩人在機上終日看著這批巨額鈔票。……在這一段飛行時間中，我整段飛行時間都守著那堆台銀券。」
【場景：台灣銀行庫房・夜】
（木箱堆疊如牆，封條仍有日文。工人肩挑汗流浹背，箱蓋打開，紙鈔散落一地。）
搬運工甲（小聲嘀咕）：
「這麼多錢，咱一輩子也沒見過……」
搬運工乙（焦慮）：
「有錢有啥用？聽說一斤米快翻二十倍啦……」
（台銀職員快步走來，低聲喝止，卻難掩焦急。）
台銀職員（壓低聲音）：
「這不是救命錢，是敗戰後遺留下的鈔票。日本人走之前，把鈔票留給我們，卻把能帶的物資盡量運走。」
（記者在角落寫筆記，神情沉重。）
記者（冷聲旁白）：
「陳儀還沒到，通膨就先到了。這已經不是貨幣，而是會帶來混亂的通膨壓力。」
（木箱傾倒，鈔票灑滿地，被工人鞋底踩皺。燈光漸暗。）

5. 幕末字幕淡入
【大字幕置中＋旁白】
（相關影片出現，或相關照片剪接出現）
「白紙成鈔，一印再印，物價飛奔」
【小字幕置底邊＋旁白（同文）】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其後9月，日方以專機將大量「臺灣銀行券」運入臺灣，名義為日籍人員資遣與救濟；當這批本應停止使用的台銀券流入市面，迅速將台灣的糧食與物資掃購一空。陳儀於1945年10月24日抵台後，立即發現市面上流通的「台灣銀行券」數量異常暴增。並於10月28日在他的報告中提及：「日人以敗國之餘資濫印鈔票，資遣之名行掠奪之實，台灣民生已亂。」
鹽見俊二在《秘錄・終戰前後的台灣》指出：『台灣正處於嚴重的通貨膨脹狀況，必會發生產業方面異常的衰退現象。』並記錄了日本官員自述：『昭雄代表銀行負責紙幣飛行的安全，另派兩人在機上終日看著這批巨額鈔票。在這一段飛行時間中，我是一直趴在那一堆台銀券上的。』，這些「慷慨」發放的紙鈔，不只是救濟了日本人，更把米價推升了數十倍。換言之，台灣在接收前，已因大量日幣的流入而遭受重大影響。
當國府接收後努力控制物價，漲幅雖有放緩，卻無法逆轉已成事實的民怨。
「白紙印鈔掃貨」，不只是金融失序的開始，更是社會信任的裂縫。這場風暴，成為戰後台灣經濟混亂的第一聲警鐘。」，而「白紙印鈔掃貨」的這段歷史，台灣人早已遺忘。」

6. 本幕史料來源
•鹽見俊二《秘錄・終戰前後的臺灣》（，2001，中譯本）——自述「在這一段飛行時間中，我是一直爬在那一堆台銀券上的」。
•日本大藏省／日本銀行檔案（1945年9月）——記載戰敗後以專機運送「臺灣銀行券」至臺，用於日籍軍警與公務員資遣及支薪。〔參見：新浪新聞〈戰後金融史料專題〉〕
•《陳儀日記》（國史館藏，1945年10–11月條）與《臺灣接收文獻彙編》——陳儀報告中明言：「日人以敗國之餘資濫印鈔票，資遣之名行掠奪之實，臺灣民生已亂。」
•中央銀行券幣數位博物館（museum.cbc.gov.tw）——提供「臺灣銀行券」的發行背景與戰前戰後流通概況。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論文〈戰後臺灣米荒與物價攀升研究〉——分析1945–1946年間貨幣膨脹與糧價失控現象。
•日本財金體系戰後研究綜述（新浪新聞「戰後9月專機運鈔」資料頁）——指出日方以「資遣救濟」為名的運鈔行動，實為掠奪性掃貨政策，導致臺灣通膨提前爆發。

作者：丁紹傑
我無黨無派今年73歲，是在台南長大的空軍子弟。高中時，曾聽長輩談起二二八期間，嘉義機場遭到圍困的往事。因此，我對二二八以及其後延伸出的白色恐怖歷史，始終比同齡人多一分關注。進入大學，當我看到陳儀的自評詩：
「治生敢曰太無方，病在偏憐晚節香，
廿載服官無息日，一朝罷去便饑荒。」
我才驚覺，社會對陳儀的評價長期出現高度兩極化，其原因往往來自不同時期所呈現的史料差異，以及撰寫者立場與動機的不同。
為了給歷史誠實交代，我創作了這部公益紀錄片劇本，希望留下228事件誠實的紀錄。

還有多少人記得8月15日是大日本帝國宣布無條件投降的日子？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然後於同年9月2日在停泊於東京灣的美國軍艦密蘇里號上舉行投降儀式並正式簽字投降，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1945年9月9日上午9時，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戰區受降儀式（中國戰區日軍投降簽字儀式）在中華民國南京市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大禮堂舉行，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主持受降典禮，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大將在日本投降書上簽字，向同盟國代表、中國陸軍總司令部總司令何應欽表示無條件投降；岡村寧次的佩刀由何應欽將軍接收，目前收藏在中華民國國軍歷史文物館。

岡村寧次同時接受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第一號命令，確認臺灣、澎湖所有一切陸海空軍及輔助部隊向蔣委員長無條件投降，並服從蔣委員長及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指揮。當時使用的日本投降書為中日文各一份，整個儀式歷時15分鐘。

已經沒有太多人知道，70萬中華民國國軍軍隊投入淞滬會戰之中，中華民國空軍炸毀日本海軍陸戰隊司令部，炸傷日本海軍第三艦隊旗艦出雲號，中華民國陸軍為補充戰損，五次發佈動員令，超過半數團職以上高階將領以身殉國。淞滬會戰雖然最終未能阻止日軍佔領上海，卻改變了日軍在中國戰場的戰略部署，還為上海資本向重慶轉移，爭取到三個月的寶貴時間。

在湖南常德保衛戰中，中華民國陸軍74軍57師的8000名官兵，阻擊10萬日軍15天之久，最後只剩200人還能夠戰鬥。74軍57師余程萬師長發出了74軍57師最後一封電報：「彈盡，援絕，人無，城已破。職率副師長、師附、政治部主任、參謀部主任死守中央銀行，各團長劃分區域，各扼守一屋，作最後抵抗，誓死為止，並祝勝利。74軍萬歲！」孫立人的中華民國陸軍新一軍遠征緬甸，以傷亡1.7萬人的代價，擊斃擊傷日軍數萬人。

在武漢上空，曾經爆發持續時間僅次於「大不列顛空戰」的「武漢空戰」。那場空戰中，中華民國空軍擊落日軍飛機78架，炸沉日軍艦艇23艘。在重慶有17家軍工廠，在敵機轟炸下堅持24小時不間斷生產。以金陵軍工廠為例，抗戰期間共生產迫擊炮7,000門、重機槍1.8萬挺、步槍28萬支、手榴彈30萬枚、爆破包20萬個。

日軍投降書文中多次出現：「日本陸海空軍及其輔助部隊向蔣委員長投降」，受降落款是：「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特級上將蔣中正特派代表陸軍一級上將何應欽」。這一場偉大的中國衛國戰爭，是世界四大反法西斯戰爭之一！它除了國民革命軍以重兵集團正面作戰，還加上敵後游擊戰、情報戰，全國軍民與敵人浴血奮戰才打贏的。

八年對日抗戰期間，國民政府的國民革命軍與日軍共進行了重大會戰22次，大型作戰1,100多次、小型戰鬥3萬8千多次；中華民國陸軍陣亡官兵1,319,958人，負傷1,761,335人，失蹤130,126人，合計為3,211,419人，陣亡官兵其中包括8名上將、41名中將、71名少將。中華民國空軍有6,164名飛行員血灑長空，2,468架戰機被擊落。中華民國海軍全軍覆沒，所有艦艇全部打光。

我知道對岸的同胞們，近年來越來越重視國民黨軍隊在對日抗戰期間於正面作戰所做出的犧牲與貢獻，對於這一點，我心存感激與敬佩。因為在台灣的這個中華民國，已經逐漸淡忘，甚至不承認這一段史實。

謹向所有為中華民族的生存與尊嚴而戰鬥過的中國人致敬！

日本流年不利，上月底在九州島熊本縣地區發生最大震度達7級的地震，雖然傷亡人數不算很多，建築設施和經濟的損失不小。未必跟熊本地震有關，日本的通膨持續攀高，日幣跌跌不休，前兩天竟然需要勞動美國介入來拉抬日元。不論日元能否穩住，日本經濟的前景實在難以樂觀。

日本的經濟在1970年代曾經如日中天，但是到1980年代，其半導體產業受到美國的制裁，又被逼迫簽署「廣場協議」，日元因此急劇的大幅升值，日本經濟於是突然逆轉，1991年其泡沫經濟破滅，此後日本經濟長期停滯不振，被稱為「失落的30年」。結果是：日本的人均GDP已被台灣超越（2025年日本33,956美元，台灣37,827美元），而經物價調整的人均GDP（PPP）日本更大幅落後台灣（2025年日本54,815，台灣84,082）。

讀者可能注意到，近年台灣市場上的日本產品和服務（如餐廳）比一二十年前增加很多。當然因為台灣人「哈日」，但是過去台灣人也哈日啊。真正的原因應該是，過去台灣的經濟水準比不上日本，只有少數台灣人買得起日本的產品和服務，因此日本產品和服務在台灣不普遍；但現在台灣的經濟水準超越日本，大部份台灣人都買得起日本產品和服務，因此日本產品和服務在台灣愈來愈普遍。（所以台灣人幹嘛還「哈日」？）

日本經濟走下坡也可見於其電子、家電和汽車產業，愈來愈競爭不過台灣、南韓和中國大陸。台灣人熟知的實例有：鴻海精密在2016年買下曾經很風光的日本夏普公司的大部份股權；台積電在熊本投資設立兩座晶圓廠，已於2024年底開始量產，被期待能幫助重振日本的半導體產業。這次熊本大地震，對台積電在當地的兩座晶圓廠似乎未造成多大損失，但有可能使其後續投資趨向保守，恐怕不利於日本半導體產業的重振。

日本經濟長期不振，又遭遇熊本地震的天災損失，但更糟的大約是首相高市早苗的人禍。高市是極右翼人士，也被視為民族主義和極端保守主義者。她主張及推動修改日本憲法，要刪除現行憲法第9條中的日本不保留戰鬥力、不保留交戰權條款，並且支持修改無核三原則，希望引進核武器。她的施政很著重增強自衛隊的戰力，使日本有些回到軍國主義。

高市一味強調右翼的意識形態，對經濟幾乎束手無策。她既沒能設法使美國降低對日本的關稅稅率（約15%）及降低要求日本對美國的投資金額（5500億美元），又堅持「台灣有事，日本有事」和一些右翼的言論，招致中國大陸對日本持續而逐漸加重經濟制裁。受到中美2G的制約，加上國際能源價格偏高，日本經濟於是完全沒有起色，GDP的增長還比不上通膨或物價的增長，亦即一般人民的生活水準是下降的。

日本的國債已高達其GDP的250%，為全球已開發國家中最高。代表民意的議會卻選出高市這位不顧經濟民生的極右翼首相，要怪誰呢？

1874年，日本在美國浪人李仙德之慫恿下，出兵台灣，是為牡丹社事件；佐久間佐馬太當時是一名軍官，由於原住民頭目阿祿古父子戰死於其手，故當時曾有「生蕃剋星」的稱號。1906年，他已晉升成為大將；兒玉總督與後藤長官統治下的台灣，正當前述的資本主義奠基之後，意圖開發山地資源的階段；東京當局決定借助其威望，壓制原住民，進而可以展開開發工作；1906年4月，他乃在兒玉下台後，奉命出任台灣總督。後藤長官留任到11月才因調陞滿鐵總裁而離開我島。

佐久間總督在軍中資格非其前任兒玉所能及，稱呼兒玉少用敬語；對於後藤高升時，竟為自己留下「總督府首屆顧問」可以干預政務的一職，自然不太滿意；而後藤主政近八年來，由於兒玉在東京常有重要兼職，萬事多取決於後藤，總督府內早有後藤系隱然，接任後藤民政長官的祝辰巳就屬該系；1907年，發生北埔事件時，當時佐久間在日本，負責處理的是大島久警視總長；總督歸來時，事件已經迅速處置完畢，大島久非屬該系；其後，民政長官祝辰在任職兩年多後，1908年，病卒時，恰好後藤在海外，未能干預，因而，總督啟用大島久為民政長官。大島久長官引進內務局長川村竹治，與後藤系難睦。

然，如前述，原本佐久間的來台，乃以開發山中資源的理蕃工作為要務，而過去兒玉與後藤的理番政策多為了速效而採討伐政策，但是，由當時日本官書自述所稱，「當時番害頗多，討伐並不收效果。」上看，新總督應該有新的作為。

一、新的前期理番政策──甘諾政策〈棄婦政策。。。〉

佐久間總督抵台第三天，他就把警察本署的「番務掛」〈「掛」近於「股」〉提升為「番務課」，充分顯示其使命感。上任僅四個月左右，1906年8月，東台灣就發生了「太魯閣番害事件」；這時出面負責處理該案的是當時以總督府秘書官身分的大津麟平警視；他是後藤系的，自然有後藤官僚當年製造「南北番大鬥爭」的某些特色；因此，1907年1月，大津提出的該理番五年計畫也是受後藤系影響下的理番計畫。

該番害事件中，日人被兩番一起出草，獵取了日人頭顱36個。過去對於這類事件，當局都以直接的軍事鎮壓回應；但是面對這次事件，因1896年底，那以日警與番婦有所謂「接觸時不戒慎」而發生被馘首13人的「新城事件」，尙未充分結案，故此時大津雖即佈署了三百名巡查，對當地封鎖，但並未進擊。

至1907年5月，開始設置台東區第一條隘勇線；這是一個以欺騙、威壓為主軸的設計，其設計是以「甘諾」誘使各番社都能允許官方隘勇線進入番境，然後以該線所組成的警備線，來宰制我原民，被稱為「甘諾政策」。

該引誘中，除了過去所常用的將械彈、農具、番刀與民生必需品如鹽的開放交易、內地觀光、貸與槍等作為誘餌外，包含另一可稱為「甘諾」的設計，是官方鼓勵年輕日警與有力頭目或有勢力者的無知女兒推動所謂「番婦關係」，以獲取情報並推動各番社的親日走向──此關係「期約」為三年，日警就可放棄該關係；然後，當局將以高壓來取締各該番。該所謂的「蕃婦關係」，實應說是極為惡質的「棄婦關係」。比起後藤對於漢族所使用鴉片政策的「謀財害命」，絕不遜色。

1907年7月，就展開了實作；那是由日警指揮七腳川番社500人出擊，當局更派出海軍兩艦配合向番地砲擊，逼使我原住民不能不自動由隘勇線外，搬進線內；但其處置僅對該事件的主謀者採取隨機處刑，對於其他被告則酌量輕重，處分了事；這也是甘諾政策，往往故示寬大以求未來隘勇線所完成的警備線能充分發揮宰制作用。然而，隘勇線不斷建設的威脅日益明顯，往後不久，該年10月、11月，就發生了大嵙崁番漢聯合的抗日行動與新竹的北埔事件。

1908年8月，日軍更派出兩艦一船對東海岸做砲擊演習；顯然，該所謂「甘諾」其實只是讓我原住民就範的一套手法。但1908年底，如此威嚇，竟意外遭遇到「七腳川社聯合木瓜溪泰雅族共同襲擊日警的「番變」大事件」。

面對如此一連串的事件，1909年，大津署長對於曾經順從指揮的七腳川番以殘酷的「滅族政策」鎮壓；同時，因「滅族」的威懾，該年11月，南澳番表示歸順，故該五年計畫提前結束。

二、後期理番政策──軍事討伐

這是由於不僅東京當局對於掠奪我島資源的期望頗高，並且明治天皇也對佐久間總督的理番計畫表示了關切；可能有點像乃木總督當年因得天皇的交代，倍感壓力；佐久間的計畫卻因而獲得1909年的議會一次就通過了五年所需的全部經費，而大啟動。

有學者稱「第二次計畫之所以成功，其最大的因素是經費充裕」；確實當時正是1908年後，是縱貫鐵路完工後，在殖民統治的壓榨敲剝下，總督府財政收支平衡，產業進步，因而，被稱為本島財政的「黃金時代」，但也是我先民平均死亡年齡開始盤旋下降、日益民不聊生的時代。

此次理番計畫的時程由1910年開始，不同於過去的是，過去的隘勇線雖也想要宰制我原民，但是終究那「甘諾政策」，仍會被看破手腳，以至於不僅遷延時日，且竟然引起番變、番漢聯合抗日，實不理想；況且，長期以來沒收的番人槍彈極多，相對地，此時總督府獲得充裕的經費，一年已準備十萬七百顆子彈讓番地警備人員練習射擊，對於擁有現代化武器裝備的當局，不只是有了戰勝的條件，更有了徹底掃蕩的能力；這就是此一計畫放棄「甘諾」的理由。

此外，據稱該計畫受到肯定的理由，還有「軍方自1908年弭平花蓮港阿美族『七腳川社番變』，對討伐生番頗感興趣，認為這是難得的地理偵查、部隊演習及軍事教育的好機會。」，使我島番民的傷亡與番地的殘破得到某種「合理化」。甚至，為了逼近實戰，1911年4月，當局更宣布延用明治二十八年的敕令一一五號，對於擁有現代化武器的官兵宣布「凡是對番匪討伐有功者，與戰爭時期同等論功行賞。」

後期的理番政策也因此就強調在「軍事討伐」上了──據稱當年除了把大津換掉，並且台灣軍參謀長也換人，那時的情況是，「以人事變動表明佐久間總督對於理番事業的決心。總督這種鐵石心腸的態度，直接反映在軍人鎮壓『番人』的行動上一切採用極為殘酷的手段去殺戮『番人』，甚至連嬰兒都不放過。」

以上，就是對於此一總督，一般喜強調、視為其「豐功偉業」的理番事業。
理番之外，現實當然更為複雜，限於篇幅，此處僅舉出一殖民當局長年以來絕對不提，卻讓我這個傻教師滿眶熱淚也不肯忘卻的重要史事：

我島艋舺地區素行良好的典範青年洪禮修先生，由1902年在國語學校，獲得公費留日，1905年畢業回台後，為了堅持討論的教育理念竟與當局發生嚴重衝突：當校方提出「麵包或自由」的抉擇時，他堅決地提出了辭呈。

據稱，當年校方堅持是「大石（教務主任）曾訓示諸教師謂『對台灣人的學生不要盡心詳細講授，只可在教科書上教以最低的程度就好，恐台灣生徒如受高尚志能啟發的教育，便會反抗政治。』」
當時的情況是「1911年之際，學生曾向學校當局請願，要求提高學科程度。」以及「教師中也有對本島生抱誠意的，很同情生徒，暗促生徒的自覺，始弄出那大石教師排斥的事件出來。……事件的結果強迫對本島生同情的教師辭職……」

這位教師，當年據稱是第一位公費留日學生；1902年公費赴日，當然是千挑萬選受到各方肯認的標竿！
然而，真是奮鬥不屈的靈魂。。。

南海仲裁案是美國幕後指使，由菲律賓於 2013 年 1 月 22 日正式向海牙常設仲裁法院提交，經過約三年的審理，最終由依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附件七所組成的臨時仲裁庭，在2016 年 7 月 12 日做出了南海仲裁的裁決。

海牙常設仲裁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簡稱 PCA）是由 120 多個國家組成的機構，經費主要來自成員國的會費與仲裁案件的費用，它不屬於聯合國，也不受聯合國指揮。當時擔任仲裁庭長的是日本極右翼政客柳井俊二，仲裁庭由一位菲律賓仲裁員，加上柳井俊二指定的另外四名仲裁員湊合而成。這是一樁美國律師代書、菲律賓支付美國3000萬美元律師費，專門為中國製造輿論麻煩的國際仲裁案件。由於動機純為政治目的，臨時湊合的仲裁庭缺乏專業素養，做出的結論偏離常識，例如裁定太平島是礁不是島。馬英九隨即送交仲裁庭大量證明太平島是島嶼的專家資料與文件，仲裁庭卻置若罔聞，無故否認中國在南海的九段線國界主張。中國沒有參加仲裁，也拒絕承認仲裁結果；政治上中國堅持不接受、不承認、不執行，也沒有任何機構能強制中國遵守。

二戰期間日本竊佔中國許多南海島嶼，身為二戰戰勝國，中國在二戰後派出海軍逐一收復、釐定疆界，並以軍艦艦名為諸島重新命名、印製官方地圖，歷史證據確鑿、無可爭議。仲裁庭無視歷史、專業不足，做出政治性的錯誤裁決，中國不可能接受，更不會遵守。

南海仲裁案在2016 年 7 月公布後，美國為了證明裁決有效，派出斯坦尼斯號、里根號兩個航母戰鬥群，在菲律賓海附近海域活動，企圖威懾中國就範。中國為證明裁決無效，出動海軍三大艦隊海空兵力，火箭軍進入備戰狀態，多位上將坐鎮南部戰區指揮，雙方對峙多日，美國最終沒有得逞。仲裁結果事實上無效，菲律賓事後要求美國退回3000萬美元律師費，並沒有結果，可謂偷雞蝕米。

原本以為這一場鬧劇就此結束。沒想到時隔10年，美國再度重演這場鬧劇。除了美國、菲律賓之外，又糾集另外12個國家：澳洲、英國、加拿大、紐西蘭、日本、德國、義大利、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羅馬尼亞、斯洛維尼亞，集體叫嚷支持南海仲裁裁決、對中國表達抗議。

如果細分這14個國家，可以發現很有趣的現象：除當事國菲律賓必然參加之外，有屬於盎格魯薩克遜的五眼聯盟：美國、澳洲、英國、加拿大、紐西蘭；有美國駐軍、曾為二戰軸心戰敗國的日本、德國、義大利；有長期跟隨美國的波羅的海三小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另外還有美國前第一夫人Melania Trump的移民母國巴爾幹小國斯洛維尼亞，以及東歐相對落後、長年存在政治腐敗、基建落後、人口外流、貧富差距、森林砍伐等問題的羅馬尼亞。

二十年前，美國或許能拉攏60個國家一起叫囂；十年前，美國也還能號召40個國家跟風咆哮。如今美國只能拉到12個親美附庸國家湊數，而且全都是與南海無關的域外國家。除菲律賓以外，所有東南亞南海周邊國家、亞洲其他國家全都沒有響應，形成一幅帝國勢力衰退、只能荒謬鬧事的畫面。

當中又以日本蹦跳叫囂最為激烈。日本外務大臣茂木敏充曾公然批評，宣稱中國在南海的九段線疆域主張沒有法律依據，自稱日本是南海事務的利益攸關國家，要求中國遵守南海仲裁裁決。

中國隨即把日本的雙標行徑搬上國際台面公開譴責：日本將沖之鳥礁這種僅在落潮時露出幾平方公尺的礁石，私自劃出高達40萬平方公里的專屬經濟區，面積甚至超過日本本土國土。中國不承認日本私自劃定的經濟海域，視該區域為公海，開放本國漁民前往作業、軍艦與海警艦艇自由出入。

中國更進一步在國際層面重啟議題，反對美日私下授受琉球群島管轄權，明確指出琉球群島主權不屬於日本，也不應由日本統治，未來規劃在聯合國提出正式討論，讓日本陷入被動、備受國際質疑。

菲律賓近期同樣過度蹦跳、頻繁挑釁。依歷史疆界來看，西班牙統治菲律賓時，是以北緯20度做為與台灣的分界，巴丹群島位於北緯20度以北，歷史上歸屬台灣。美西戰爭後，西班牙割讓菲律賓給美國的文件，同樣明定以北緯20度為界。無論從歷史、法律、地理、居住沿革來看，巴丹群島都應屬台灣、屬於中國領土，未來中國軍艦、海警皆可依法執行領海管轄，有效制衡菲律賓挑釁。

近期菲律賓國防部長 Teodoro 多次對中國出言不遜、惡意污蔑，隨即遭到中國制裁，其本人與親屬不得進入中國、港澳地區，也禁止任何商務往來。

菲律賓老舊軍艦馬德雷山號，非法擱淺仁愛礁灘頭二十多年，長年拒絕拖離。7月16日，中國海警正式宣布，依法攔阻菲律賓船隻，禁止其向仁愛礁坐灘軍艦運送違規建築材料與補給。菲軍方監測，仁愛礁周邊已有9艘中國船艦聚集，不排除直接拖走這艘擱淺破船，這樁拖延27年的棘手問題，終於即將迎來解決時刻。

從2016年南海仲裁至今，十年磨劍，中國海空軍實力翻倍成長。美國如今帶領14國發起的抗議，比十年前更加蒼白無力，終究只是一場鬧劇、一張廢紙，完全不值理會。

今日的中國，不僅擁有強大軍力護衛南海疆土，更有充足的戰略與外交能力，主動掀開日本沖之鳥礁非法劃界、琉球群島主權不屬日本、巴丹群島歸屬中國等重大議題，讓刻意惡意鬧事的日本、菲律賓徹底灰頭土臉。

當時，1896年6月，剛好這位長州藩要角獲得台灣總督的最新任命；但尚未就任，就發生了洋人指認為過分的殺戮。日人文獻曾如此承認──
「雲林支廳廳官及守備隊，在六日間將距雲林縣數里之遙的三坪頂附近村落70餘莊燒毀，其村落之民人不分善惡曲直，數百人盡行殺戮，或將在莊數名女子強姦後殺害，或侵入民屋取去錢財。據云其中更有將莊中67人連結，一齊掃射擊殺，採去人膽者。……漫然出動軍隊，於是刺激附近民眾，這應是此次暴動蜂起的基本原因。」
這就是著名的、引起西方媒體抗議、驚動天皇的「雲林大屠殺」的素描之一。

前途看好的桂太郎如何肯面對這個沉重的、與己無關的責任？當時，原本長州藩首腦伊藤博文帶領了內務省的衛生顧問後藤，伴隨桂來台就任，沒幾天就返回東京，很快就另行任命在這次征台戰役中確有相當戰爭責任的長州藩師團司令官乃木希典為我島總督。

此情況，乃有日人史書中所承認的──
「乃木總督、曾根民政局長傾向於將台灣住民趕出，結果還是採取了鼓勵台灣住民繼續留下的政策。1897年3月19日總督府向轄下官廳發出內訓……」

不過，第一任總督樺山時代留下的問題，哪裡是一個內訓或者詔書就能改變的；
「樺山時代的人事課長木下新三郎感嘆說，當時來台灣的大多是在日本國內不得志的人或失意的人。總督底下沒有很能幹的人。鹿兒島人尤其囂張，只要是鹿兒島人，不管是否人才，皆予以錄用，故他感覺很無奈和痛苦。」

我台著名文化人林呈祿曾如是描述其家族在1896年農曆二月的遭遇──
「日軍包圍進剿桃園拔仔林一帶，大肆屠殺，放火焚燒民房，當時除了婦女小孩之外，凡是男人壯丁無一得能倖免，不但先父林振威和16歲的二兄也在這次的屠殺中被日人所殺死，我們的住家也被他們放火燒掉。……」

而一日人軍夫千人長在其日記中則如此描述：
「此日，縱隊在宜蘭、礁溪間，搬運糧秣，行程來回五里。此間的道路，均是水田間的小徑，沿途的民屋幾乎都被兵燹所燒毀，今在河中田畔等，仍佈滿死屍，其數量多得數不清。」

這幾年，東亞與西太平洋有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變化：日本與菲律賓正在越走越近。

很多人一看到這個現象，第一個反應就是：這不就是美國主導下的「聯手防中」嗎？這樣看當然不能說錯，但若只停在這一層，仍然太過表面。因為日本與菲律賓近年來之所以加速靠攏，不只是因為美國要它們這麼做，也不只是單純地反感中國大陸，而是這兩個國家本身都有一種深層而持續的不安全感。說穿了，它們越來越靠近，真正的底色不是野心，而是恐懼。

日本與菲律賓看起來差異很大。日本是全球有數的經濟與科技強國，社會成熟、制度穩定；菲律賓則是仍在發展中的國家，近二十年雖有進步，但整體國力與日本當然不可同日而語。但如果從地緣政治結構來看，這兩個國家其實有很鮮明的共同特徵。

第一，它們都是典型的海洋型多島嶼國家。國土破碎、海岸線漫長、縱深有限，一旦周邊海域權力失衡，它們會比大陸型國家更早感受到壓力。
第二，它們天然資源都談不上很豐富，對外部貿易、航道安全與海上交通線有高度依賴。
第三，它們在戰後都深受美國影響，各自以不同方式被納入美國主導的太平洋秩序之中。
也就是說，這兩個國家雖然國力不同，但在安全心理上卻有很相似的一面：都知道自己不夠厚、不夠穩，一旦周邊大國競爭升高，首先緊張起來的，往往就是這種島嶼型國家。

也正因如此，若從最純粹的地緣與經濟理性來看，日本與菲律賓其實都應該與中國大陸保持友善，也應該與台灣維持平和往來。因為對這兩個海洋國家而言，最理想的環境不是對抗，而是穩定；不是被迫選邊，而是能在和平秩序中獲益。中國是東亞最大的陸權中心，也是最大的市場之一；台灣則位於第一島鏈關鍵節點，與日本、菲律賓都有密切的地理與經濟聯繫。照理說，這兩國都更應該希望海峽兩岸與整個西太平洋能長久平穩，而不是不斷升高軍事緊張。

但現實恰恰相反。近年來，日本與菲律賓不但沒有因為與中國經濟聯繫深而放鬆戒備，反而越來越明顯地加強軍備、強化彼此合作，並且更深地向美國安全架構靠攏。這種現象，若只用「反中」來解釋，仍然太簡化。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它們對中國的疑慮，與其說來自意識形態，不如說來自海上壓力與安全感流失。

日本的不安全感，來自於它雖然富而強，卻始終是一個必須依賴海上交通線、能源進口與國際市場的島國。日本過去幾十年在美國保護傘之下，逐漸把安全問題外包，專心發展經濟，這種模式在冷戰後一段時間看來很成功。但它的前提是周邊海域大致穩定，美國霸權也清楚可靠。如今這些前提都在鬆動。中國海軍快速崛起，東海與台海局勢日益緊張，俄烏戰爭又讓日本社會重新意識到：後冷戰時代那種彷彿理所當然的和平，可能並不牢靠。於是東京這幾年明顯開始調整方向，提高防衛支出、強化西南島鏈部署、鬆綁軍備出口限制，並與菲律賓、澳洲乃至歐洲國家擴大安全合作。這不是一時情緒，而是整個國家戰略認知正在改變。

菲律賓的不安全感則更直接、更貼身。對日本而言，中國壓力還帶有秩序與遠景的成分；但對菲律賓而言，這是每日都可能在南海直接碰撞的現實。仁愛礁、海上補給、海警衝突、漁場與海域執法爭議，這些都不是抽象的戰略報告，而是馬尼拉眼前的日常壓力。也正因如此，菲律賓在馬可仕政府上台後，明顯比杜特蒂時代更快地向美國與日本靠攏。這種靠攏，未必來自某種強烈的親美信仰，更像是一個能力有限的海上弱國，在面對強鄰壓力時，選擇尋找更多外部支撐。

所以，如果要抓住日菲近年靠近的真正邏輯，我認為可以這樣說：美國是平台，區域壓力是燃料，而兩國內部的不安全感才是發動機。

沒有美國的印太戰略、沒有美軍基地與聯合作戰架構、沒有華盛頓持續把中國界定為主要戰略競爭者，日本與菲律賓不可能靠得這麼快、這麼深。但如果把所有變化都說成是美國操弄，也同樣不準確。更接近事實的情況是：日本與菲律賓各自都有真實的焦慮，而美國剛好提供了它們互相靠攏的工具與機會。

日菲的這種靠近最近幾年已經從政治友好走向制度化安全合作。相互准入協定、後勤支援協議、聯合演訓、情報共享、甚至軍艦與反艦飛彈等防衛裝備的轉移，都顯示雙方的關係不再只是泛泛而談的「合作」，而是正在向準安全夥伴關係邁進。對中國大陸而言，這當然是一種不舒服的發展；對台灣而言，這同樣值得注意，因為日本西南諸島、台灣東北方向、巴士海峽與呂宋北部海域，本來就是一個連續的海上空間。日本與菲律賓在防務上的靠近，表面上是應對中國，實際上也不可能與台灣周邊局勢完全切開。今天它們強化自己的軍事能力，主要是在防中國，但多少也隱含了對台海局勢外溢的預防。

不過，看到這裡如果就斷定日本與菲律賓必然會走向與中國全面對撞，我覺得也還太早。因為從它們自身的長期利益來看，最理想的路線其實並不是成為大國對抗的前沿，而是在維持嚇阻能力的同時，盡可能避免自己真的被推上戰爭前線。

日本雖然有錢、有技術，也在快速調整安全政策，但它本質上仍是一個高度依賴貿易、供應鏈與海上穩定的國家。它的利益核心，不在於軍事冒險，而在於秩序穩定。菲律賓就更明顯了。它的財力、工業能力、軍事承受力都不足以長期支撐一場大國對撞。對菲律賓來說，靠近美日是現實選擇，但若因此誤判局勢，把自己推入難以回頭的位置，那代價將遠大於收益。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認為日本與菲律賓未來最有利的策略，並不是成為某種反中急先鋒，而是做兩件事：
第一，維持足夠的嚇阻，讓中國不能輕易低估它們；
第二，盡可能在區域穩定上扮演建設性角色，而不是任由自己被推進失控的對抗結構裡。

說到底，日本與菲律賓這幾年的改變，不只是軍備增加，也不是簡單的外交轉向，而是兩個海洋型國家對區域秩序變化的本能反應。日本因為富而強，調整得更主動；菲律賓因為弱而近，反應得更直接。兩者都在為未來找安全感，但最終是否會真的走向與中國正面衝撞，仍然要看北京、華盛頓、南海與台海局勢，能不能在未來幾年內維持一種不完美、卻仍可運作的穩定。

若不能，日本與菲律賓會繼續武裝下去；若可以，它們最終還是更希望自己成為和平海域中的獲益者，而不是風暴前沿上的犧牲品。這，恐怕才是理解這兩個國家近年變化時，最不能忽略的真正底色。

今天是七七事變八十九週年。對今天許多台灣人來說，這個日子似乎已經變得遙遠，甚至有些陌生。它常被視為「中國大陸的歷史」、「國民政府的歷史」，或者只是教科書中一個早已過去的名詞。可是如果把視野放大，七七事變其實不只關係到當時中國大陸的命運，也深刻決定了包括台灣人在內的所有華人的歷史走向，甚至重塑了整個東亞至今仍未完全消散的政治格局。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這一事件最初看似只是華北一場軍事衝突，但它很快突破了地方事件的範圍，成為中日全面戰爭的起點。國民政府在此之前長期採取隱忍與延宕策略，一方面是因為國力不足，另一方面也是希望爭取時間完成內部整合與軍事準備。然而，七七之後，局勢已無法再退。日本的侵略步步進逼，中國的退讓空間也已耗盡。從此，國民政府不得不拿出全部國家力量，與日本展開全面對抗。

這一決定極其沉重。從軍事角度看，當時中國與日本之間的國力、工業、裝備與軍事組織能力，差距十分明顯。中國不是在充分準備後走向戰爭，而是在不得不戰的情況下被迫全面抵抗。可是也正因如此，七七事變才具有如此深刻的歷史意義。它標誌著中國不再只是局部抵抗，而是以一個國家的全部力量，投入一場生死存亡的戰爭。

日本方面同樣在七七之後走上了欲罷不能的道路。原本日本軍部或許仍幻想通過局部打擊、政治威壓與軍事占領，迫使中國屈服，進而建立其在東亞大陸的霸權。但中國的全面抗戰，使日本陷入了它難以承受的長期消耗。從華北到華中，從上海到南京，從武漢到重慶，中國戰場像一片巨大的泥沼，使日本不斷投入兵力、財力與政治意志，卻始終無法獲得真正的決定性戰略勝利。

這場戰爭最後也把日本拖向了太平洋戰爭。日本原本想建立所謂「大東亞共榮圈」，取代英、法、荷等歐洲殖民帝國在亞洲的地位，成為新的亞洲霸權。但它的野心遠遠超過自身的承受能力。當戰爭擴大到美國、英國、蘇聯等大國全面介入時，日本帝國的失敗其實已難以避免。從這個意義上說，七七事變不只是中國全面抗戰的開始，也是日本帝國走向毀滅的起點。

可是歷史從來不是單線的。七七事變帶來的結果，對中國自身而言同樣複雜而沉重。國民政府雖然在抗戰中承擔了正面戰場的主要壓力，也以巨大的犧牲維持了中國作為同盟國一員的國際地位，但這場長達八年的戰爭徹底耗盡了它的財政、軍力、行政能力與社會動員能量。抗戰勝利看似帶來榮光，實際上國民政府已經元氣大傷，內部腐敗、通貨膨脹、軍隊疲憊、民生凋敝等問題全面爆發，為戰後國共內戰中的潰敗埋下了深層原因。

中國共產黨則在抗戰中獲得了生存與壯大的歷史空間。若沒有全面抗戰，共產黨在陝北的根據地未必能撐過國民政府持續的軍事壓力。但日本的全面侵華，使國民政府不得不把主要力量投入對日作戰，共產黨得以在敵後擴張組織、建立根據地、發展軍隊，並在戰後迅速成為主導中國大陸政局的力量。換句話說，七七事變不只改變了國民政府的命運，也重塑了中國革命與內戰的力量格局。

對台灣而言，七七事變的意義更常被忽略。1937年時，台灣已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四十餘年。許多台灣人被納入日本帝國的殖民體制之中，接受皇民化教育，被要求認同日本帝國，後來甚至有人被動員進入日本軍隊與戰爭體系。從表面上看，七七事變似乎是「中國」與「日本」之間的戰爭，與當時已被日本統治的台灣沒有直接關係。但從歷史結果看，情況正好相反。正是因為中國全面抗戰、日本戰敗、同盟國重建東亞秩序，台灣與澎湖才得以在戰後歸還給中華民國。

這一點是今天台灣社會最容易被淡化甚至被刻意切斷的歷史連結。台灣的戰後命運，不是從1945年突然開始的，也不是孤立發生的，而是與1937年以後整個中日戰爭、太平洋戰爭、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與戰後接收緊密相連。若沒有七七事變後的全面抗戰，就沒有中國作為同盟國參與戰後安排的地位；若沒有中國在抗戰中的持續犧牲與國際外交努力，台灣與澎湖的戰後歸屬也未必會以相同方式被確認。

更精確地說，《開羅宣言》中關於台灣、澎湖的文字，明確將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歸還中華民國。《波茨坦公告》又明確重申「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日本在《終戰詔書》與《降伏文書》中接受《波茨坦公告》，使這一戰時安排進一步成為戰後對日處置的基礎。從歷史與法理的連續性看，台灣戰後歸還中華民國，並不是空泛的政治宣稱，而是戰爭、外交與國際秩序共同塑造的結果。這個法統問題一直延續到今天，無論後來兩岸政治如何變化，這段歷史本身不應被任意抹去。

七七事變對東亞的影響，也不只限於中國與台灣。日本帝國的擴張，固然是侵略與殖民暴力，但它的失敗也重創了歐洲在亞洲的殖民體系。英國、法國、荷蘭等老牌殖民帝國雖然在戰後試圖恢復對東南亞與南亞部分地區的控制，但其威信與力量已被嚴重削弱。日本原本想取代它們成為亞洲的新帝國，結果卻是在自身崩潰的同時，也把舊殖民帝國在亞洲的基礎一併打碎。

這是一種深刻的歷史反諷。日本打著「解放亞洲」的口號，實際上推行的是另一種帝國主義；但它戰敗後，亞洲民族解放與去殖民化浪潮卻迅速興起。印度、印尼、越南、緬甸、馬來亞等地的戰後歷史，都與日本戰爭對歐洲殖民體系的破壞有密切關係。日本沒有建立成功的新帝國，卻客觀上加速了舊帝國秩序的瓦解。

而戰後真正取代歐洲殖民國家成為東亞主導力量的，是美國與蘇聯。二戰結束後，世界迅速進入冷戰。蘇聯在東北亞與中國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美國則重建日本、介入朝鮮半島、支持台灣，並逐步形成東亞安全體系。韓戰爆發後，美國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台灣被納入冷戰前線；日本在美國保護下重新崛起；朝鮮半島分裂至今；東南亞也長期受到冷戰與美國戰略部署影響。

蘇聯後來解體，美國成為冷戰後唯一超強，但戰後東亞的基本格局並未完全消失。直到今天，美國仍在日本、韓國、台灣問題與南海問題上具有決定性影響。日本雖已不再是帝國，但仍是美國東亞戰略的重要支柱。朝鮮半島仍處分裂狀態。台灣仍處在中美競爭與兩岸法統爭議的交會點。這些問題，若往深處追溯，都無法繞開1937年以後東亞戰爭秩序的全面重組。

因此，七七事變絕不只是某一場戰爭的起點。它是整個東亞近代史的重大轉折點。它使中國全面進入抗日戰爭，使日本帝國走向戰略泥沼，使國民政府在勝利中走向耗竭，使中國共產黨獲得歷史轉機，使台灣因日本戰敗而歸還中華民國，也使歐洲殖民帝國在亞洲的舊秩序加速崩解，最終迎來美蘇冷戰支配下的新東亞。

今天台灣許多人遺忘七七事變，某種程度上也是遺忘自己所處歷史位置的來源。台灣不是漂浮在歷史之外的島嶼。台灣今日的政治、法統、安全與國際處境，都是在那場東亞大戰及其後續安排中形成的。如果不理解七七事變，就很難真正理解抗戰；如果不理解抗戰，就很難理解1945年後台灣為何會有今天這樣的歷史處境。

紀念七七，不是為了重複仇恨，也不是為了廉價的民族主義。真正值得紀念的，是那場戰爭如何改變了整個東亞的命運，也提醒我們：歷史的巨變往往從一個看似局部的事件開始，最後卻會牽動國家、民族、政權、島嶼與世界秩序的全面改寫。七七事變八十九年後，我們仍然生活在它所開啟的歷史餘波之中。台灣如此，中國如此，日本如此，整個東亞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