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麗君、鳳飛飛都能政治化 | Friedrich Wang

當年鄧麗君去世,筆者其實也不算是她的粉絲,但還是感到惆悵。記得當時是午飯的時候,在餐廳電視聽到這個消息,感嘆之餘就說了一句「這個女人,贏得十億個掌聲,紅遍亞洲,真正的天后呀。」旁邊一位同學聽到後,竟然翻了白眼,很不屑地說:「阿本你這麼會說,那乾脆去幫她寫墓誌銘好了?」

這突如其來的嘲諷,當時覺得很突兀,接不下去。因為這些又不是我所原創的,都是一直以來許多人對鄧麗君的肯定與評語。為什麼你要這樣說呢?這是一種甚麼樣的心態?

後來,多年後,鳳飛飛女士也去世了。同樣地,我不是粉絲,但是仍然感到很遺憾,又一個天后早逝了。當天,竟然鄭弘儀這些人開始在電視上,以及其他幾個報紙上,開始拿這兩位真正的天后做比較。各種莫名其妙的話出現,甚麼:「外省人的鄧麗君,台灣人的鳳飛飛」、「屬於外來政權塑造出來的明星」、「外省權貴的女星,台灣勞工的女星」…..各種奇怪的論述,讓人看了目眩神迷。但是,我終於懂了當年那個同學為什麼那樣說鄧麗君。

真是夠了,連這也能搞成省籍鬥爭,這些人的仇恨真的已經塞滿心中,是無可救藥的。你們難道不知道,當時眷村裡,鳳飛飛的歌迷很多嗎?楊麗花的歌仔戲是外公、外婆每天傍晚必看的。鄧麗君更是橫跨台、陸、日、韓、東南亞,甚至是世界各個角落。而你們這些人呢?對這島做了甚麼好事嗎?

不過,最該反省的其實就是人民自己。這種低級的挑撥、分化,竟然還會有效,多年下來讓這個島沒有寧日,他們吃香喝辣,你們到底得到了甚麼,除了把自己的路越走越窄,子孫越來越慘,有爽到嗎?該說甚麼?活該吧好不好?

「協商/審議民主」簡介 | 郭譽申

協商民主,也譯為審議民主,是被看好的一種民主新範式,其英文原文是deliberative democracy。根據劍橋字典,deliberative的意思是決策時有仔細的思考和討論。deliberative並無審查、審核的意思,因此deliberative democracy被譯為審議民主,不如譯為協商民主,而更淺白的翻譯可以是討論式民主。政治學總是基於一些難懂的哲學性理論,本文不談理論,僅介紹協商民主的實務。

目前主流的民主方式是選舉投票,只管收集民意,不管收集來的民意是否有意義。假使人民根本不了解選舉投票所針對的政治問題,這樣的選舉投票徒具形式而無實質,因此只是形式或程序民主,而不是實質民主。為了達到實質民主,協商民主主張要有「正式機制」讓人民討論和了解政治問題,然後才選舉投票。

形式或程序民主在選舉投票前,也可能對政治問題有討論,但那是非正式、可有可無的,而且政黨對政治問題多半是宣傳其主張,而不是中立客觀地討論。為了改善這樣的弊病,協商民主因此強調「正式機制」,以實現中立客觀地討論政治問題。

現代國家人口眾多,不可能所有人民一起來討論政治問題(即使透過網路)。協商民主於是主張挑選出少部份民眾,可稱為參與者,來研究思考選定的政治問題,然後彼此進行詳盡的討論(包括質疑),並把討論過程透過電視或網路視頻讓盡量多的人民觀看甚至參與討論;參與者並且可以在討論完後,對政治問題的可能解決方案進行偏好投票。一般人民觀看這些討論過程並參考參與者的投票結果,於是能充分了解這政治問題而最後據以投票,因此實現實質民主。

協商民主的實踐包括挑選參與者,安排場所和時間讓參與者研究思考選定的政治問題,安排討論會的場所、時間和視頻錄製,以及提供參與者報酬等。這些都須有明確的規範,就是所謂的「正式機制」。國家可以設立獨立中立的委員會來安排這些事項(類似台灣的中選會,但功能較複雜)。

上述事項中最關鍵的是如何挑選參與者。為了使參與者能代表一般人民,隨機抽籤是常用的方法;參與者的意願會影響討論的品質,因此可以從自願者中隨機抽籤選出參與者,但須避免政黨推出大量自願者而壟斷參與者;若選定的政治問題有較高的專業難度,可以對參與者和自願者要求某些專業門檻。

協商民主的理論興起於20世紀後期,進入本世紀逐漸有較多的實踐試行,即對少數選定的政治問題,執行上述的挑選參與者、公開討論等等,但至今沒有國家把協商民主運用於大部份的政治問題。David Van Reybrouck所著《反對選舉》(Against Elections: The Case for Democracy,2016) 列舉了5個協商民主的實踐例子,分別舉辦於加拿大(2例)、荷蘭、冰島和愛爾蘭(如下列3圖)。書中還主張,在政治制度中應該多以抽籤取代選舉(參見《抽簽是民主 選舉是寡頭政治 》)。

川普與拜登如何辯論? | 盛嘉麟

候選人辯論是美國總統大選的重頭戲。川普能言善道,口才便給;拜登老弱平庸,有氣無力。川普的競選團隊當然急於尋求與拜登舉行總統候選人的辯論,但是拜登的競選團隊也不是吃素的。

川普上任快四年了,他不敢順應歷任美國總統的慣例,公佈個人的報稅記錄。川普曾經破產五次,屢次利用宣告破產的法律保護,詐吞合夥人、投資人的錢財,斂財致富,所以川普絕對不敢公佈個人的報稅記錄。

根據華盛頓郵報統計,川普上任1300多天,說謊的次數15000多次,是美國歷史上史無前例的說謊總統。

於是拜登的競選團隊對總統候選人的辯論大會預設兩項條件:

  1. 雙方公佈歷年報稅記錄(拜登早已公佈了他歷年的報稅記錄)。
  2. 設立獨立的「說謊評審委員會」,候選人的發言一旦包含了謊言、不實的資料,委員會立即制止發言,宣佈發言無效。

川普的競選團隊至今不敢回應,如果這次總統大選沒有候選人的辯論,川普能言善道,口才便給無從發揮,明顯失分。而拜登的老弱平庸,有氣無力,明顯躲過失分的風險。

想不到世界霸主美國淪落到總統候選人不敢公佈見不得人的報稅記錄,更想不到總統候選人的辯論會,需要獨立的說謊評審委員會來制止謊言欺騙。這次美國大選的結果,下任總統無論是欺詐狂飆的川普,或是老弱平庸的拜登,都是中國的利多,真是人有運氣,國有國運。

從古代奴隸到現代綠卡 | Friedrich Wang

很多人都受到電視影片的影響,以為希臘到羅馬帝國時期的所謂奴隸,完全就是受苦受難,被壓榨,甚至於虐待的一個階層。其實這個想法並不準確,因為奴隸分成很多種,在古代西方社會中所負的責任以及做的工作不盡相同,當然待遇差別也很大。

比如說我們大家都熟悉的角鬥士,這當然就是一種,所負責的是血腥的打鬥表演,從事高危險性的工作。但是大多數的時候,所謂的奴隸所做的工作跟一般羅馬的平民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士農工商等等各種行業都有這些人與平民肩並肩一起從事相同的工作,而且在經濟上面所領的待遇也差不多。甚至在法律上不能任意傷害奴隸,主人也一樣;如果殺害了奴隸,一樣要受法律制裁並且賠償主人。

其實很多奴隸都是知識分子,或者專業人員。大家可以想像羅馬共和國後期消滅了地中海東部幾個希臘化國家,包括埃及的托勒密王國在內。這些戰爭的勝利讓羅馬帝國俘虜了大量的希臘人當作奴隸。而這些希臘人在羅馬帝國從事什麼行業呢?答案是學校的老師、各城市的工程師、帝國政府的翻譯….,簡單說希臘人在當時的羅馬社會是知識分子,擔任的都是腦力工作居多。另外,共和國末期的元老院終身議員加圖,他寫了一本重要的著作「農業志」,是我們今天研究西元前1世紀後期羅馬帝國農業發展的重要史料,主要是談到如何經營商業化的農場,而其中就提到這些被他買來到農場工作的希臘人,大多熟悉各種農業知識而且具備專業技能,也是經營農場的重要成本支出。

奴隸與羅馬帝國的公民的差別是在於公民資格。簡單說,羅馬的公民有各種的政治權力,包括擔任帝國的公職,競選各省或者各城市的議員,當然也可以投票,而且理論上也有資格直接向地方甚至中央政府投訴意見或者公開批評以及發表各種主張。是作為一個帝國公民該有的基本公民權力以及尊嚴。

那奴隸呢?奴隸沒有上述的公民權,也就是說只能接受所有目前的制度,沒有任何參與或者改變的權力。剛剛說過他們可以有自己的財產,同樣要繳稅與公民的稅率也一樣,也可以娶妻生子或者結婚嫁人,有自己正常的家庭。奴隸確實可以自由買賣,但是擁有專業技能或者擔任比較高階工作的奴隸價格是很貴的,一般人買不起,因此往往一輩子就跟一個主人很少買賣。但是,出賣勞力的當然就不是這樣。

談到這裡大家有沒有發現希臘羅馬時期的奴隸制跟現在美國的一個制度很像?是的,就是綠卡。…..你有財產,要繳稅,可以有家庭,但是沒有公民權力。你不能投票,不能參與帝國的政治,言論自由常常也受限。簡單說就法律來講,你不是一個完整的人。你的存在只在於你的經濟上的貢獻,並不是因為你是這個國家理論上的主人之一。

很多人拿了綠卡生活在美國,還歡歡喜喜回過頭來向自己的同胞炫耀。我常常會覺得有點可笑,因為你不過就是西方古代奴隸的一個變種。古代羅馬帝國的奴隸可以變成公民通常有三個方法:第一個是與公民結婚,主要是女生嫁給公民。第二個是有人出錢或者你自己存錢,向帝國買到公民權力。第三個是你去當兵,為帝國賣命打仗,幾年之後如果不死,你就可以變成一個公民了。這也不是跟今天美國要從綠卡升格為公民幾乎一樣?

好好當一個中華兒女吧,不論你生活在台灣或者大陸,做自己最好。這一次的全球性傳染病等於把歐美的面皮給撕破。生了病連病床、呼吸器都沒有,甚至於只能在床上等死,你真的覺得這是一個美好的天堂嗎?

任何的事情其實都有它的歷史脈絡,不會是偶然出現的。我們如果能夠掌握這樣的脈絡,就可以把我們現今人類社會許多難以解釋的事情的密碼一一破解。而且當有天你看穿了,就會覺得既可悲又可笑。

從徐永明看貪污與民主 | 郭譽申

我不認識徐永明,但因為當年同是中研院的研究人員,他在進入政治圈前,常上媒體政論節目,就讓我注意到他。多年後,他曾擔任立委,又擔任時代力量黨主席,似乎相當風光。不料日前他卻捲入了醜陋的SOGO大案,被控收賄而交保,並因此退出時代力量。涉入SOGO案的多是政壇老鳥,烏煙瘴氣,不令人意外。徐永明和時代力量屬於政壇新秀,這麼快就腐化,特別令人扼腕嘆息。

台灣人自從民主化之後,總覺得政治應該比較清明,貪污收賄事件應該逐漸減少,但是實際上三次政黨輪替似乎並沒有達到減少貪污的效果,原因為何?多黨民主體制可以防止貪污其實是一種迷思,看看亞洲的許多民主國家,如印度、泰國、菲律賓等,貪污都很嚴重,就很清楚了。

平心而論,民主對於防止貪污是有利有弊,好處是在野黨和媒體會監督執政黨,使執政者不敢公然貪污,但是選舉民主也產生貪污的動機,卻是迷信民主的人常忽略的

看看台灣政治,要參選縣市長、立法委員或縣市議員等,至少要花費上千萬的競選經費去宣傳、打廣告和辦活動,遠比當選以後的薪水和選舉補助款(政府根據參選人得票數予以補助)多得多,當選的這些公職人員不借機貪污,如何能划算?如何有錢參加下次選舉?過去的陳水扁、馬英九不大花錢就擁有超高人氣,是極少數的例外啊!

另一方面,選舉總有人落選,落選者,包括其核心支持團隊都立刻失業,除非家有龐大資產,落選者其專業就是政治,如何謀生?其團隊如何謀生?常見的方式是由財團或企業支助認養,等落選者下次選舉當選,自然會對支助的財團或企業感恩回報。

由於以上兩點,選舉民主很難不淪為金權政治,而貪污終難以禁絕。不過為了避免敵對政黨或媒體揭發,政商關係會愈趨隱密,而貪污手法愈趨高明而已。徐永明和時代力量要弄錢,屯積糧草,以備未來的選舉,可算情有可原?只是政治新手,手法粗糙,一下就露了餡!

歐美的一些民主先進國家制定了許多法律,以規範選舉經費和政商關係,台灣在這方面還在起步階段,因此對金權政治幾乎毫無免疫力。即使未來能複製西方先進的法律,成效如何仍是疑問,因為借鏡西方經驗,財團的強大律師團幾乎是無往不利、無法抗衡的,永遠能替金權政治護航。歐美政治看似比較清廉,其實很多貪瀆被掩蓋在「合法」的政治獻金底下

民主不能保證清廉。反之,不民主卻仍有可能清廉。蔣經國時代是一黨威權統治,算不上是民主政治,但是相對於民主化後的幾任政府,卻是比較清廉的。新加坡雖有民主選舉,但是長期一黨獨大,常被西方視為不夠民主,但是政府的清廉度在世界上一直排在前幾名。香港也是沒有民主卻相當清廉的地方。

選舉非錢不可,西方民主因此多半淪為金權政治。知識分子想搞政治,千萬要再思三思啊!徐永明曾任職中研院,擔任立委也頗有表現,看來擁有不錯的學術和政治能力,現在他捲入SOGO弊案,難免纏訟多時,無論結果如何,他的政治和學術之路恐怕都走不下去,人生的精華時光就此虛耗,可悲啊!

疫情加速美國衰落和兩岸統一 | 郭譽申

在新冠疫情肆虐之下,美國第2季的國內生產總值(GDP)比去年同季暴跌32.9%。美國已經對企業和個人提供大量金援 (參見《美元天文數字的量化寬鬆》),還得到這樣驚人的經濟數字,疫情真是重創了美國經濟。

美國第1季的GDP即已萎縮4.8%,因此其上半年的GDP大約是負成長18.8%(32.9和4.8的平均)。美國因為過早解封,疫情在7月又出現一波高潮,因此下半年的經濟狀況不太可能大幅反彈,預期美國今年全年的經濟成長率必然是重挫的,能達到-14%就算不錯了。GDP是國家實力的最重要指標,疫情重挫美國的GDP,勢必加速美國的衰落。

中國大陸今年前兩季的GDP成長率是-6.8%和+3.2%,因為疫情已基本上控制住,中國今年全年的經濟成長率預估是+1.2%左右。中國去年的GDP大約是美國的70%,過去幾年,中國每年GDP的成長率大約比美國多3%,以此估算,中國的GDP要趕上美國約需要10年。然而疫情造成美國的GDP今年重挫約14%,中、美的GDP差距一下就縮減了15%(1.2%+14%),同樣以上述估算,中國的GDP約只需要5年就能趕上美國了。

經濟重挫之後較易有大幅反彈,美國今年的GDP重挫14%,明、後年可能有較大的反彈,加入這樣的考慮,中國的GDP在5年內還趕不上美國,7年後趕上美國,應是較合理的估算,比原估的10年仍是顯著的加速。

美國GDP的重挫和中、美GDP差距的縮減當然影響美國的全球霸權。首先,美國將更難在中、美的貿易戰和科技戰獲得優勢,貿易戰、科技戰本就是兩敗俱傷的對抗,經濟規模愈大者所受的損傷就愈小而愈有優勢,現在中、美的經濟規模大幅拉近,美國相對於中國更沒有優勢了。其次,美國的全球霸權立基於美國在全球駐軍,並金援很多國際組織和一些盟國,這些都非常花錢。川普總統拼命要盟國分攤駐軍的軍費,已顯示美國捉襟見肘的財務狀況,現在美國GDP的重挫將使美國在國際上更花不起錢,勢必削減它的全球影響力。

中國大陸面對美國和台灣,顯然採取「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政策和戰略。中國的經濟增長高於美國,其經濟規模遲早超越美國,而有了發達的經濟自然有能力發展軍事,因此拉近中、美軍事力量的差距。當中國的經濟規模超越美國,並拉近了中、美軍事力量的差距,美國將愈來愈沒有意願介入兩岸,因為遙遠的美國介入的成本很高,而且即使介入也贏不了。當美國沒有意願介入兩岸,台灣還會抗拒兩岸統一嗎?應該不會吧!何必螳臂擋車?(參見《和平統一有可能嗎?》)

兩岸的統一深受中、美綜合實力差距的影響。新冠疫情重挫美國的經濟,加速美國的衰落,也拉近中、美經濟規模的差距,使中國的GDP較快就能趕上美國,也使中國的軍事力量能較快拉近與美國的差距,這些終將導致兩岸的統一比較提前到來。

由李登輝想到司馬懿、鄭成功、蔣介石,也想到菲律賓 | 張輝

李登輝終於在國民黨兩蔣專制統治下,脫穎而出,不論其出身如何,他的精華時光和尊榮以及老年的優渥生活,在台灣直到他的過世,應該都無人能出其右。罵他罵的兇,批判得再怎麼嚴厲,都僅僅是反映那句話:「我本有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溝渠」,一種弱者受騙、被玩弄或受欺壓後的痛恨心態。

三國時,司馬懿服侍曹操、曹丕、曹叡、曹芳四代君主,晚年發動高平陵之變,奪取曹魏的政權。李登輝服膺的日本德川家康有傳世名言「遇事要麼拍拍你的肩膀一笑了之,要麼暗暗地下定狠心,二者必居其一。」又有知名的「杜鵑如果不啼叫,就等待它啼叫。」就像司馬懿,李登輝終於等到了!包含台大教授、政務委員、首都市長、省主席、副總統外,當了中華民國12年總統和中國國民黨12年主席,若說他不是國民黨培養的,吃國民黨奶水壯大的,連他自己都不會接受的。而現在活著的國民黨人,即使批判他,也徒增自取其辱而已。

鄭成功在明朝北京淪陷後18年的1662年率大軍攻台趕走荷蘭人,鄭成功在一年後過世,他生前有心願也有計畫進攻已被西班牙人占據的呂宋島(今菲律賓)。即使率清軍攻台的叛將施琅大敗鄭軍後,鄭軍仍欲率敗軍遠走,進攻馬尼拉,趕走西班牙政權取而代之。也就是台灣鄭氏王朝至少有兩度要南下進攻曾為大明附庸國,有眾多華人聚居的呂宋。

跟鄭成功因明亡率兩萬五千大軍趕走荷蘭人來台不一樣,1949年4月23日,解放軍攻入中華民國首都南京,次日凌晨佔領總統府,而蔣介石在1949-1950年間是大規模的有計畫的把近兩百萬軍民撤遷來台。效忠蔣中正的政府,沒有所謂軍事進攻佔領台澎金馬的問題,因為1945年台灣已經光復,國民政府已有部分組織、機構及接收人員在台。

鄭成功英年早逝,傳了三代由大明的南明王朝餘緒變成了「東寧王國」,第二代鄭經,與大清談判書信中曾有「遠絕大海,建國東寧,於版圖疆域之外,別立乾坤」,跟第二代的蔣經國的「三不」像不像?

蔣中正的「勿忘在莒、反共抗俄、解救大陸同胞」,跟蔣經國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礙於美國勢力無法成就,但也因為美國勢力,中共七十年來不敢越雷池一步,不是嗎?

鄭氏王朝在台短短21年,由大明、南明、明鄭改為「東寧」,跟已轉型為「中華民國台灣」,延續「中華民國」的政權,何其相似?兩造的最終命運,最大差異及關鍵性影響,在於美國勢力的介入,及中共政權是否堅持和平統一的大政方針,則殆無疑義。

美國疫情顯示的種族不平等 | 盛嘉麟

美國西海岸各州有很多拉丁/西班牙裔,也可說是過去的墨西哥人,他們是最受到疫情傷害的群體。英文部份是資料來源,供閒暇的網友閱讀。

  • 加州的墨西哥人佔總人口40%,卻佔確診病人的55%。
  • 奧勒岡州的墨西哥人佔總人口13%,卻佔確診病人的38%。
  • 華盛頓州的墨西哥人佔總人口13%,卻佔確診病人的44%。

從事低層勞力工作的墨西哥人,他們必須每天出門到工地工作,不能像上班族在家線上工作,所以他們每天暴露在擁擠危險的環境,容易互相感染新冠病毒。他們回家以後住在三代同堂擁擠的公寓,家人互相傳染,所以墨西哥人占確診病人的比例,遠超過總人口的比例。

加州大學舊金山校區的教授在舊金山地區隨機取樣3,953個樣本,研究確診病人的狀況。

  • 3,953個樣本中的墨西哥人,3.9%是確診病人。
  • 3,953個樣本中的其他族裔,0.2%是確診病人。

墨西哥人患病人口的比率是其他族裔比率的20倍。

加州疫情在前期由於州政府嚴格的封城居家令,一度疫情好轉,於是州政府在六月開放封城居家令,恢復經濟生活。這時墨西哥人因為知識程度低,疏忽了戴口罩及保持距離的防疫要求,不如其他族裔的小心嚴謹保護自己,因此造成嚴重的二度疫情感染,而墨西哥人首當其衝。另一個弱勢群體是老人安養院的老人,佔了加州總死亡人數的47%。

美國是最不照顧弱勢群體、弱勢族裔的國家。

The most significant outbreak is among the state’s urban and rural Latino populations. Among cases where the patient’s race is known, 55 percent of California’s infections have been in Latinos, who make up just under 40 percent of the state’s population. Latinos and Hispanics are bearing the brunt of the pandemic not only in California but along the entire West Coast, including Oregon (38 percent of cases where the patient’s race is known vs. only 13 percent of the population) and Washington (44 percent vs. 13 percent).

In California, the infected are predominantly low-income, densely housed front-line service workers. Leaving home to work each day, they are exposed to the virus. When they return, it spreads in their households, which are often multigenerational. The consequences are striking. In late April, professor Gabriel Chamie and colleague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 Francisco studied 3,953 individuals living in a single census tract in the Mission District of San Francisco. While the estimated prevalence of infection among non-Latinos in this population was 0.2 percent, for Latinos, it was 3.9 percent — nearly 20 times higher.

Another of California’s sub-epidemics has been among people who, upon the state’s reopening, have failed to treat the virus as real and dangerous. They seem unable or unwilling to distance themselves from others and wear masks begrudgingly, if at all. From the beaches and bars of Southern California to backyard barbecues in the Central Valley to a fraternity house in Berkeley, failure to heed safety warnings has inexorably pushed the incidence of infection higher.

In addition, there have been explosive outbreaks in institutional settings in California. As in the rest of the country, California’s long-term care facilities, such as skilled nursing and assisted-living facilities, have been particularly vulnerable; overall, 47 percent of Californians who have died of covid-19 have been nursing home residents.

評史迪威將軍 | Friedrich Wang

史迪威(Joseph Warren Stilwell)上將,在二次大戰期間,任駐華美軍司令,東南亞戰區副司令,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後因與蔣中正委員長關係破裂,而被調職回美國。

史迪威在日記中說,他被老蔣解職回美途中,竟然接到通知蔣決定將中印公路命名為史迪威公路,以肯定他的貢獻。這讓他非常驚訝,還讓他忍不住翻出行李中老蔣頒給他的青天白日勳章而感嘆不已。

其實,他是一個好軍人,蔣在日記中雖然痛罵他,但是去印度視察後也肯定他練兵很有績效。1942年中國於緬北作戰大敗,但是1943年底的反攻,他是身先士卒,深入險惡的叢林指揮作戰。他能與中國士兵同甘共苦,並且為官兵們爭取最好的待遇與補給,故得到官兵的擁戴,所謂的「美國大叔」,這個名詞就是由他身上開始的。最後戰況順利推進,到1944年11月他走的時候已經接近大功告成。

史迪威是被放錯位置了。他若到義大利或者南太平洋當一個步兵軍長,或者在美國本土當軍校校長、訓練中心主任等等,相信可以做得有聲有色,發揮得很好。但是高傲、執拗、甚至根本跋扈的性格,使其擔任中國戰區參謀長,必須負責調和鼎鼐,那肯定就是一場災難。…..他日記中,蔣介石是花生米,羅卓英是豬,陳誠是小丑,英國的蒙巴頓等人是一群猴子。反正在他眼中,中、英的將領不是白痴,就是畜生,幾乎沒有一個是正常的,尖酸刻薄到極點。這種人,怎麼能當此重任?

他是一個悲劇人物。他在中國居住工作總共將近20年,資歷完整,北洋政府時期就是駐華武官,後來還與地方軍閥閻錫山等人合作,可說是美國陸軍中的中國通。看過他的毛筆字,你會很驚訝這個有點大老粗氣味的軍人,寫得一手清秀好字。所以羅斯福與馬歇爾決定他來擔任中國戰區參謀長,似乎也沒錯?還有誰比他看起來更適合?

歷史的弔詭,往往如此。最熟悉的,往往不是最適合的。史迪威的許多成見甚至偏見,及不帶有敬畏之心,甚至根本上就輕視,結果就把事情全都給辦壞了。

台灣光復時老中青三代國家認同的巨大差異 | 徐百川

日本對台灣的皇民化何以會這麼成功?這要從【脫亞入歐】的發起人福澤諭吉的思想說起。福澤說「中國的儒家教旨號稱仁義禮智,只不過是徹頭徹尾的虛飾外表的東西。實際上豈止是沒有真理和原則的知識和見識,宛如一個連道德都到了毫無廉恥的地步,卻還傲然不知自省的人」。福澤從中國的負面現象以偏概全,對中國的人種、文化、思想作出全然惡質的評價,最後得出「凡是有支那色彩的東西都應該摒棄」的結論和主張。

日本【脫亞入歐】的輝煌成就,很容易就成了【脫華入日】的皇民化榜樣。福澤諭吉這個蔑視中國、賤辱中國的觀點,不但成了李登輝這一代台灣青年接受皇民化的心理依據,而且光復後依舊深植於心中牢牢根固。與同一代的中國人對中國的衰亂落後引以為恥,因而奮發圖強追求民族復興的心態不同,李登輝、蔡潔生(蔡英文的老爸)這一代的多數台灣人,對中國的衰亂落後也引以為恥,然而卻是鄙夷唾棄,決心一意切斷與中國的民族關聯。二二八開始發生時,就有台灣人在電台廣播煽動反華:「自人類的歷史,割去支那,於人類毫無損失」。

對台灣人皇民化這個事實不相信的人,舉出的理由就是指出台灣割讓給日本之時,台灣人前仆後繼英勇抗日,各地都有可歌可泣的壯烈事蹟。然而如果我們細細深入觀察史實,台灣經過日本五十年統治,台灣人在民族認同上,實在是呈現著複雜矛盾的多面性。

從最初林少貓、姜紹祖、余清芳、簡大獅…等等台灣先人以鮮血和頭顱寫下的抗日史詩,到民族認同上徬徨無主,《亞細亞孤兒》裡的胡太明心態,再到宣揚皇民煉成的小說《道》,正說明了經歷日本五十年統治之後,台灣人的老中青三代在民族認同上,有著三種迥然不同的層次。

台灣的光復,正是台灣老年人歡慶回歸故國,和中年人心靈徬徨的大解放,這兩代人心中的歡喜慶悅可以想見,光復時到處所見的感人場面,就是他們由衷的內心反映。而青年人就未必盡然了,有的竟然為日本的戰敗而飲泣,當時的青年幾乎全都是充滿了對日本戰敗的憂傷。

在光復之時的台灣青少年,是在日本統治完全穩固之後成長的一代,並未親身體驗日本統治初期殘酷的一面,心靈和意識都是單方面受日本教育的灌輸和洗腦下長大。二戰前期日本在各地戰場節節勝利,兵鋒所至,所向無敵,國威如日中天,自然使得這些青少年慕效憧憬的少艾心靈感到仰慕和嚮往,而陶醉在大日本帝國雄霸天下的美夢中,熱衷於「皇民煉成」。他們競相崇拜日本,醉心於皇民化的言行和表現,記載在當時的文冊書報上彰彰明甚。台灣的光復使得這些青年在國家民族的角色上,遽然在一夕之間倒轉過來,請問他們如何能夠適應過來?

吳濁流說「日本五十年的皇民化,在光復那天就吹走了」,這話對一半,其實這只合對中年以上的台灣人而言,吳濁流並沒有看出年輕一代的國家認同已經與他不同。光復初期皇民化其實是在台灣青少年人心中,頗為廣泛地蟄伏在心中,國民黨和大陸人的表現一令他們失望不滿,就立即生出厭惡國民黨、憎厭中國人的心理反射。

比起「斯德哥爾摩症」的心理轉變,皇民化猶有過之,是傳說中人類小孩被狼群餵養長大的【狼孩】的真實例子,當時青年就是日本的皇民教育所教導出來的認狼為父,反噬同類的狼崽。在祖國大陸飽受日本侵占蹂躪之時,他們還積極響應日本的「膺懲暴支」「替天征討不義之徒」。日本在中國與東南亞耀武揚威,台籍日軍是感到意氣風發,與有榮焉。每當日本在中國的戰事取得勝利,台灣的學生是要敲鑼打鼓,遊行慶祝的。

「台獨史觀」的開山祖師爺、台獨運動的元老史明,親身經歷過二二八的「革命起義」之後,就覺察出他自己這一代與他父祖輩的台灣人,在國家民族的認同上有著截然分明的差距。史明發現台灣人對二二八「大革命」之所以沒有群起響應,僅是年輕一代的台灣人在「起義」,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年長的台灣人心中依舊抱著殘存的中國情結,以至於未能振作起來與年輕人共同「打阿山」,使得青年人勢單力孤,致使二二八悲慘失敗。於是史明痛責老一輩的人內心的中國情結,說他們「死硬地拘泥著已成歷史木乃伊的血統關係,曲意畫成中國為祖國的幻想,並認為自已是中國人」。

「二二八」一開始就濫打濫殺大陸人遍及婦孺,連不會講日語的泉、漳閩南人都照打照殺,暴亂的情況完全如同族群仇殺。這會與燒自己祖宗牌位、拜日本神社、改自己姓氏、唾棄中國、認同日本的皇民教育無關?二二八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皇民暴亂,並非所有青年都被徹底地皇民化,但是皇民青年還是為數眾多而廣泛。

陳儀放任言論自由到了百無禁忌的程度,任由報紙雜誌攻擊政府,甚至自己的祖國,等於對當時青年的皇民心態繼續加熱升溫。於是他們反華的心理和情緒更加是一點即燃,在電台的號召下四方響應,在無軍警的治安下星火燎原、遍地開花,給人聲勢浩大全民皆反的錯覺。

作亂青年是以皇民化為動力的自走砲,與官逼民反毫無因果關係也無連動關聯,想要領導他們的處委會結果領導不成,想要指揮他們的共產黨後來指揮不動,最後都被他們倒過來騎在頭上。國軍來了他們寡不敵眾,一哄而散,被捕的人不少是「競相表態降服、競相檢舉同志」以求自保,倒霉的是處委會和共產黨做了替罪羊。

二二八若是官逼民反,何以當時毫無民怨爆發的徵兆?陳儀還放心地讓老蔣調走駐軍?認清光復後台灣老中青三代人有著差異甚至相反的國家認同,就是看透二二八的解析鑰匙。統而言之,所謂的二二八以及其後發展出來的台獨,貫穿全局的就是皇民運動,光復以後台灣的歷史風雲就是皇民遺孽的興風作浪史。

現在已不斷有人提出統獨問題的癥結是「過去所留下的殖民化與對它的反殖民化」,大陸人根本不明白台獨有皇民化的背景,台獨不是僅僅政治上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而是在民族上、文化上都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台獨在學校的教育、傳媒的輿論都不遺餘力鼓吹台灣人在民族、文化都是與中國不同的國家和群體,竄改史實盡力切割和唾棄與中國在民族、文化上的所有關聯。

和台獨談統一,如大陸的吳子規教授強調「統一對中華民族復興的重要意義」,寄望於「在中華文化的根」,或是像〈上海東亞研究所〉所長章念馳主張「建立一個兩岸都可接受的一個中國新概念」,都是狀況外的癡人說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