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多少人記得8月15日是大日本帝國宣布無條件投降的日子？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然後於同年9月2日在停泊於東京灣的美國軍艦密蘇里號上舉行投降儀式並正式簽字投降，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1945年9月9日上午9時，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戰區受降儀式（中國戰區日軍投降簽字儀式）在中華民國南京市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大禮堂舉行，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主持受降典禮，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大將在日本投降書上簽字，向同盟國代表、中國陸軍總司令部總司令何應欽表示無條件投降；岡村寧次的佩刀由何應欽將軍接收，目前收藏在中華民國國軍歷史文物館。

岡村寧次同時接受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第一號命令，確認臺灣、澎湖所有一切陸海空軍及輔助部隊向蔣委員長無條件投降，並服從蔣委員長及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指揮。當時使用的日本投降書為中日文各一份，整個儀式歷時15分鐘。

已經沒有太多人知道，70萬中華民國國軍軍隊投入淞滬會戰之中，中華民國空軍炸毀日本海軍陸戰隊司令部，炸傷日本海軍第三艦隊旗艦出雲號，中華民國陸軍為補充戰損，五次發佈動員令，超過半數團職以上高階將領以身殉國。淞滬會戰雖然最終未能阻止日軍佔領上海，卻改變了日軍在中國戰場的戰略部署，還為上海資本向重慶轉移，爭取到三個月的寶貴時間。

在湖南常德保衛戰中，中華民國陸軍74軍57師的8000名官兵，阻擊10萬日軍15天之久，最後只剩200人還能夠戰鬥。74軍57師余程萬師長發出了74軍57師最後一封電報：「彈盡，援絕，人無，城已破。職率副師長、師附、政治部主任、參謀部主任死守中央銀行，各團長劃分區域，各扼守一屋，作最後抵抗，誓死為止，並祝勝利。74軍萬歲！」孫立人的中華民國陸軍新一軍遠征緬甸，以傷亡1.7萬人的代價，擊斃擊傷日軍數萬人。

在武漢上空，曾經爆發持續時間僅次於「大不列顛空戰」的「武漢空戰」。那場空戰中，中華民國空軍擊落日軍飛機78架，炸沉日軍艦艇23艘。在重慶有17家軍工廠，在敵機轟炸下堅持24小時不間斷生產。以金陵軍工廠為例，抗戰期間共生產迫擊炮7,000門、重機槍1.8萬挺、步槍28萬支、手榴彈30萬枚、爆破包20萬個。

日軍投降書文中多次出現：「日本陸海空軍及其輔助部隊向蔣委員長投降」，受降落款是：「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特級上將蔣中正特派代表陸軍一級上將何應欽」。這一場偉大的中國衛國戰爭，是世界四大反法西斯戰爭之一！它除了國民革命軍以重兵集團正面作戰，還加上敵後游擊戰、情報戰，全國軍民與敵人浴血奮戰才打贏的。

八年對日抗戰期間，國民政府的國民革命軍與日軍共進行了重大會戰22次，大型作戰1,100多次、小型戰鬥3萬8千多次；中華民國陸軍陣亡官兵1,319,958人，負傷1,761,335人，失蹤130,126人，合計為3,211,419人，陣亡官兵其中包括8名上將、41名中將、71名少將。中華民國空軍有6,164名飛行員血灑長空，2,468架戰機被擊落。中華民國海軍全軍覆沒，所有艦艇全部打光。

我知道對岸的同胞們，近年來越來越重視國民黨軍隊在對日抗戰期間於正面作戰所做出的犧牲與貢獻，對於這一點，我心存感激與敬佩。因為在台灣的這個中華民國，已經逐漸淡忘，甚至不承認這一段史實。

謹向所有為中華民族的生存與尊嚴而戰鬥過的中國人致敬！

0. 本劇故事概要
1945年10月25日，台北公會堂成為台灣戰後最關鍵的一座舞台。上午的受降典禮由陳儀代表中國戰區受降，日本總督安藤利吉遞交降書，象徵殖民統治正式結束；正式程序以國語並夾日語進行，但台下民眾多不懂國語，只能依靠日語翻譯辨識大意，甚至將「受降」誤聽為「受賞」。下午的光復慶祝大會改由林添燈主持，他以台語、日語、國語三者交替，使會場得以部分溝通。
這一天洋溢歡騰與期待，卻也第一次揭示語言與理解的落差。光復帶來新的制度與象徵，但文化與日常語言的磨合尚未開始，未來治理上的許多誤會，也在這個午後靜靜埋下伏筆。

1. 幕名與編號
第31之6幕 光復典禮 語言落差

2. 劇情背景資訊
時間： 1945年10月25日（星期四）上午10時至下午4時
地點： 台北公會堂（今中山堂）

3. 人物出場表
陳儀（62歲）：
受降代表陳儀中將，台灣省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通日語、不諳閩南語，講話規矩嚴謹。
安藤利吉（60歲）：
日本第十方面軍司令官，身著軍服，態度恭謹。
陳逸松（45歲）：
中方接收代表團秘書長，抗戰時期任軍政廳參事，精通禮儀與日語。擔任上午典禮司儀。
林添燈（31歲）：
台灣廣播電台播音主任，下午光復慶祝大會主持人。精通日語、台語與部分國語，為現場雙語串譯者。
吳國楨（39歲）：
行政長官公署民政處長，協辦下午典禮。
台下群眾：台灣仕紳、學生、報界與市民，多數通日語、台語，不懂國語。

4. 劇情主體撰寫
【上午場景：台北公會堂受降典禮】
（畫面：黑白影像逐漸轉為彩色重現。台上懸掛青天白日旗與國民政府徽章，鼓樂起。）
旁白：
「上午十時整，台北公會堂內——中國戰區台灣省受降典禮開始。
受降代表陳儀中將，日方代表為安藤利吉中將。
典禮程序由中方秘書長陳逸松主持。」
（鏡頭：陳逸松上台，身著整潔中山裝，手持儀式稿。）
陳逸松（國語夾日語）：
「受降典禮開始。請全體肅立——奏樂、唱國歌！」
（音樂響起，台上唱《三民主義吾黨所宗》，台下多數民眾茫然不唱。）
陳逸松：
「請日方代表安藤利吉中將入場。」
（安藤利吉進場行禮）
「請中國戰區台灣省受降代表——陳儀中將上台宣讀受降令。」
陳儀（國語，緩慢地）：
「中華民國……今日起，正式接收台灣與澎湖群島。日本軍人應依降書內容，遵守秩序。吾人以仁政為本，期望島民同心協力，共建新生活。」
（日方翻譯官立刻以日語重譯）
翻譯官（日語）：
「本日より台湾と澎湖諸島は正式に中華民国の領土に復帰する。日本軍人は降伏命令に従い、秩序を守るべし。」
【國語字幕】：
「自今日起，台灣與澎湖群島正式回歸中華民國版圖。所有日本軍人應遵守降伏命令，維持秩序。」
（台下竊竊私語）
觀眾甲（台語）：
「伊講啥？聽袂懂咧……」
【國語字幕】：「他在說什麼啊？聽不懂啦……」
觀眾乙（台語）：
「有的人講聽做『受賞』，毋知影正確是啥。」
【國語字幕】：
「有人好像聽成『受賞』，實際內容我們也搞不清楚。」
（有人舉旗歡呼，有人轉頭詢問，更多人只是茫然拍手。）
（畫面：簽署降書、交換文件。軍樂再起。）
旁白：
「當時不少民眾把『受降』（shòu xiáng）誤聽成『受賞』（shòu shǎng）。簽字完畢，在一陣喧譁的掌聲之後，這一天被稱為『光復』；但多數人其實並不知道剛剛發生了什麼。」
【下午場景：光復慶祝大會】
（畫面轉場：廣場旗幟飛揚。林添燈手握麥克風，調整收音。）
林添燈（中日雙語）：
「聽眾朋友，這裡是台北公會堂前，光復慶祝大會即將開始！皆さん、ただいまより台湾光復の祝賀大会を行います——請全體肅立，升國旗！」
【國語字幕】：
「各位聽眾，這裡是台北公會堂前，光復慶祝大會即將開始！各位來賓，現在開始舉行台灣光復的祝賀大會——請全體肅立，升國旗！」
（音樂起，青天白日旗緩緩升起。群眾第一次見到這面旗，紛紛鼓掌。）
群眾丙（台語）：
「這旗真美喔……紅藍白，咱以後攏要用這个？」
【國語字幕】：
「這面旗真漂亮啊……紅、藍、白三色，以後我們都要用這一面嗎？」
群眾丁（台語）：
「伊喊啥？聽咧像是在慶祝咱勝利啦。」
【國語字幕】：
「他在喊什麼？好像是在慶祝我們勝利。」
林添燈：
「請陳主任委員發表光復宣言——」
（陳儀登台，語調莊重）
陳儀（國語夾日語）：
「同胞們，台灣自古屬於中華民族之疆土。
今日光復，為民族復興之始。
我們要實行三民主義，以德化民，以法治國，清廉節約、禁止貪污。」
（台下議論聲起）
群眾戊（台語）：
「三民主義是啥？聽袂懂咧……」
【國語字幕】：
「三民主義是什麼？聽不懂耶……」
群眾己（台語）：
「講『清廉節約』，是欲咱節約喔？米若會降價無？」
（眾人笑。）
【國語字幕】：
「說『清廉節約』，是要我們節約嗎？那米價會不會降啊？」
（台北師範學校學生合唱《中華民國國歌》。旋律陌生卻隆重。林添燈側身用日語向群眾重述要義。）
旁白：
「下午兩點，慶祝大會正式展開。
旗升起了，歌換了，但語言與情感，尚未同步。
那個午後，勝利的聲音裡，已隱含未來可能出現的矛盾。」

5. 幕末字幕淡入
【大字幕置中＋旁白】
「1945年8月15日　日本天皇宣佈投降」
「1945年10月25日　台北公會堂　台灣光復日」
【小字幕置底邊＋旁白（同文）】
「自8月15日日本投降到10月25日受降典禮，台灣在權力移交與秩序重建的縫隙中等待；掌聲象徵勝利，同時拉開理解的偏差——誤會夾在語言與政治的空隙裡，悄然發芽。」
字幕（延伸）：
「《新生報》翌日報導：『民眾熱烈歡呼，場面空前盛大。』然而在盛大的掌聲之後，不該有的誤會，卻也在掌聲中開始了。」

6. 本幕史料來源
•《新生報》1945年10月26日，第1版〈光復慶祝大會盛況〉——報導受降典禮與光復大會全景，記述「民眾熱烈歡呼，場面空前盛大」。
•《陳儀日記》國史館藏，1945年10月25日條——記錄當日受降典禮、慶祝行程及官員出席名單。
•《台灣光復實錄》台北：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1953年——收錄受降典禮全程文件、程序與陳儀講詞。
•《安藤利吉戰後供述記錄》日本防衛廳戰史室檔案，1946年——述及受降儀式中日雙方儀節與翻譯過程。
•《林添燈家屬訪談錄》口述史資料，台北，1990年代——提供林添燈主持「光復慶祝大會」雙語播報細節。
•《台灣新報》1945年10月26日，第1版〈台灣光復盛典〉——記載：「午後公會堂前舉行光復慶祝大會，由台北師範學生合唱中華民國國歌，旋律初聞於島民耳中，倍覺新鮮莊嚴。」

作者：丁紹傑
我無黨無派今年73歲，是在台南長大的空軍子弟。高中時，曾聽長輩談起二二八期間，嘉義機場遭到圍困的往事。因此，我對二二八以及其後延伸出的白色恐怖歷史，始終比同齡人多一分關注。進入大學，當我看到陳儀的自評詩：
「治生敢曰太無方，病在偏憐晚節香，
廿載服官無息日，一朝罷去便饑荒。」
我才驚覺，社會對陳儀的評價長期出現高度兩極化，其原因往往來自不同時期所呈現的史料差異，以及撰寫者立場與動機的不同。
為了給歷史誠實交代，我創作了這部公益紀錄片劇本，希望留下228事件誠實的紀錄。

內田總督就是前述安東總督噍吧哖事件時擔任民政長官的內田嘉吉；當時，其在眾目睽睽之下，黯然下台，對於殖民統治而言，是一可能打擊當局威信的動作；但是，當年確實佐久間總督重傷，我島在其治下，他先解散「台灣同化會」，後則公開將漢族與原住民混為一談，確實做法上有過分之處。

其前任田健治郎總督上台以來，如前述曾有同情島民的那些作法，曾引起民間相當的期盼；如何才能使我島民減其期盼，守己安分，應該是此時派出內田就任的目的。

他的獲得大位，等於直接向我島民提示，噍吧哖事件前的種種統治，並無大謬，無論日人或是台人，不可誤認自己的身分與地位。

記得安東總督在噍吧哖事件後，連續兩年總督對地方官廳所強調的「整肅官箴」嗎？顯然，時代雖已漸改變，內田的上台，仍很有警告的意味。

這應該也是內田總督的任期雖然不長，但是著名的「治安警察法違反事件」，就在其任期中展開，那是1923年12月16日，日警在全島，同日同時，針對當時我島上附和於東京的「台灣議會設立請願運動」的「台灣議會期成同盟」〈大多是「台灣文化協會」的會員〉展開大搜捕；當天被搜捕與扣押者四十一人；被搜查並傳訊者十一人；被搜查者十二人；被傳訊者三十五人；一共九十九人。

1924年6月，在野的護憲三黨取得政權，民政黨上台；內田所屬的政友會下野。內田只能隨之。

此外，其政績主要在東京大震災後，發動民間的捐款與以我島上的木材資源支持日本的賑災復原工作。

8月10日的立法院經濟委員會，針對「台糖經營治理及風險控管之檢討」專案報告，簡稱「為何放吳乃仁」質詢會，經濟部長龔明鑫在接受立委質詢時，回答：尊重台糖的談判技巧。

這起牽涉到總統與黨籍派系大老的新聞焦點，從6月到8月，主管機關首次對這件事明確表態，居然是肯定台糖對吳乃仁與1億7397萬的縱放。

被肯定的台糖在同會質詢台上說，8月下旬第二次協商若無合理清償計畫，會再聲請管收。但這幾個月的進展是：管收撤掉了，期限消失了，兩個月過去，退回原點。這叫「台糖的談判技巧」。

提醒大家，台糖手上是確定判決。判決金額不是開價，是既判力。強制執行法給債權人的工具是查封、拍賣、管收，沒有一項叫坐下來談。公股債權的本金與利息若要減免，早有其既定程序。但6月22日撤回的時候，台糖沒有取得任何資產抵押或還款擔保，僅憑對方律師承諾願意坐下來協商就撤回管收，全台灣沒有一間民間公司會接受這種條件，沒有一間。

台糖不但先把唯一的籌碼「管收」交出去，再問對方要出什麼價。王鴻薇8月10日在質詢時說，吳乃仁方面提出的還款條件是每月償還5萬元，一算要還三百年才能還完。台糖副總蕭基淵當場只回「好像不大相符」，並以協商尚未結束為由，拒絕公開具體內容。有沒有這麼荒謬的？

比較少人問的是另一件事：這個決定，到底是誰做的？

台糖的說法換過四次。從一開始的撤回管收，推給應法官詢問而撤回，「並非主動申請撤回」，接著的版本是相關決定均諮詢台糖法務專業意見。最新的版本是撤回本是希望促成雙方坐下來協商，由台糖授權律師決定。四個版本，做決定的人從公司、法官、法務、最後是一名沒有名字的律師。

一家國營事業要放棄對1.8億元債務人的管收，授權到什麼程度、由誰核定、有沒有經過董事會或報請主管機關，這些絕對是有清楚資訊的，不可能公司內部沒人做決定，最後交給公司外部的律師主導一切。

一個涉及刑事責任的決策，台糖膽敢這樣做，不需要誰下令。做這個決定的人很清楚，做了以後不會有事。這兩個月發展的紀錄把這件事證明得很完整，撤回管收之後沒有人被調查，期限取消之後也沒有人被糾正。月付5萬元見報的同一天，主管機關的部長說那是談判技巧。每一個本來可以說不的環節，都說了可以，沒問題啦。

那麼，到底是誰讓台糖膽敢這樣做？到底台糖為什麼有這麼大的狗膽知道這樣做也不會有事？

歷史研究中有一類很有意思的問題：如果某個關鍵節點發生不同結果，後面的歷史會怎麼發展？以前曾有人問我：假如1940年以前，國民政府在日軍持續打擊下崩潰，重慶淪陷，蔣介石遭到暗殺，或者他本人判斷抗戰已無法繼續，最終接受日本提出的條件，那麼是否意味著日本已經贏得中國戰爭？

如果只從傳統軍事史角度回答，答案似乎很簡單：當然是日本取得重大勝利。 但如果把時間尺度拉長，答案恐怕沒有那麼簡單。因為擊敗一個政府、消滅一支正規軍，與征服一個國家，從來不是同一件事情。更值得思考的是，日本即使在1940年前成功迫使國民政府退出戰爭，這場巨大的勝利很可能非但無法解決日本帝國的戰略困境，反而可能使軍部更加相信武力，從而更快走向一場日本根本無力承受的太平洋戰爭。

首先必須承認，國民政府如果在1940年前退出抗戰，對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將非常巨大。自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以後，中國戰場長期牽制日本陸軍大量兵力。除了野戰師團之外，日本還必須投入獨立混成旅團、守備部隊、憲兵、鐵路警備部隊，以及龐大的後勤與航空力量。假如重慶政權瓦解，日本不再需要準備武漢會戰那種大規模戰役，即使仍然必須留下大量部隊維持占領，也很可能逐漸釋放數個精銳野戰師團。更重要的是，原本投入中國戰場的大批陸軍航空兵、炮兵以及其他技術部隊，也可以轉往其他方向。到了1940年前後，這會是一股相當可觀的力量。

如果日本選擇南進，這些部隊可以投入法屬印度支那、馬來亞、緬甸、菲律賓以及荷屬東印度；如果日本選擇北進，關東軍對蘇聯遠東地區的軍事壓力也會增加。因此，國民政府如果提前崩潰，日本在1941年至1942年間的短期軍事力量，很可能比真實歷史中的日本更強。這一點不能低估，然而，問題也從這裡開始。

打垮國民政府，不等於征服中國。日本即使迫使重慶投降，真正得到的究竟是什麼？可能只是一個名義上的中國中央政府。當時中國仍存在大量具有相當軍事與政治自主性的地方勢力。四川、雲南、廣西、西北各有不同的地方軍政集團。他們之所以接受重慶中央領導，本來就是長期政治整合與妥協的結果。一旦中央政府崩潰，這些地方力量並沒有必然跟著投降的理由，這便會讓日本陷入一個兩難。如果日本要求所有地方軍隊解除武裝，就必須派遣更多日軍深入中國內陸，繼續進行漫長的軍事征服；如果接受地方勢力繼續存在，則只能形成一個名義統一、實際高度分裂的中國。

最可能的結果是，日本控制沿海重要城市、長江航線、華北主要交通線與重要工礦區，其他廣大地區則透過親日政權、地方軍閥以及各種代理勢力間接控制。日本人或許當時會覺得地圖看起來非常漂亮。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武漢、廣州都在日本勢力範圍之內。可是把地圖放大，就會發現完全不同的景象。城市是日本控制的，鐵路沿線也是日本控制的；但距離鐵路數十公里以外的農村與山區，究竟聽誰的命令，可能就是另外一回事。

中共甚至可能成為最大的政治受益者。另一個更加棘手的問題，是中國共產黨，1940年前後，中共已經在華北、華中建立相當廣泛的敵後組織與游擊戰網絡。如果國民政府繼續抗戰，中共只是中國抗戰力量的一部分；但如果國民政府投降，中共立刻會得到一項極其巨大的政治資產：「國民政府投降了，而我們仍然繼續抗日。」這會使中共有機會更加集中地掌握民族抗戰的政治正當性。日本接下來面對的，也就不再是傳統的正規戰爭，而是漫長的治安戰、游擊戰、情報戰與政治戰。

日軍可以占領一座城市，卻不可能在每一個村莊駐軍；可以守住鐵路車站，卻無法保證幾十公里外的鐵路不被破壞；可以建立親日地方政府，卻很難確定那些地方官員晚上是不是正在與地下抗日組織聯絡。這與後來蘇聯以及美國在阿富汗遭遇的困境當然不能直接類比，但其中存在一個共同的戰略問題：軍事上的勝利，並不會自動轉化成有效的政治統治。日本可能擊敗國民政府，卻因此必須親自承擔治理一個擁有四億以上人口、民族意識已經被全面戰爭激發起來的龐大中國。這可能是一份日本帝國根本消化不了的戰利品。更危險的是，勝利可能使日本更加瘋狂。

那麼，日本有沒有可能在打垮國民政府以後見好就收，花十年時間消化中國？從純粹理性的國家戰略來看，這當然是一種選擇。但如果回到1930年代日本真正的政治與軍事決策文化，我認為可能性並不高，因為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開始，日本已經逐漸形成一套極其危險的正回饋機制。

關東軍擴大事態，成功了，滿洲國傀儡政權建立，國際社會雖然譴責，日本卻沒有遭到足以迫使其退出滿洲的軍事反制。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日本再度擴大戰爭。上海打下來了。南京也打下來了。徐州、武漢接著失守。每一次軍事勝利，都在強化日本軍部的一種信念：武力可以解決政治問題。如果連重慶都在1940年前垮台，日本軍部得到的政治教訓恐怕不會是：「中國太大，我們應該停止擴張。」他們更可能得到完全相反的結論：軍部的路線果然正確，只要日本堅持到底，再強大的敵人最後也會屈服。這才是最危險的地方。

中國勝利無法解決日本最致命的問題：資源。日本即使擊敗中國，還是沒有解決它最根本的戰略困境，那就是資源。滿洲可以提供煤、鐵、大豆與一定程度的工業基礎，中國占領區也可以提供糧食、礦產與市場，但是日本現代戰爭機器最需要的石油、橡膠、錫、鋁土礦等戰略資源，仍然嚴重依賴海外。

而此時日本往南看，看到的是一桌令人難以抗拒的盛宴。荷屬東印度有石油。馬來亞有橡膠和錫。法屬印度支那具有重要的糧食、資源與戰略位置。更重要的是，1940年的歐洲局勢似乎也正在告訴日本：機會來了。法國、荷蘭、英國，不是戰敗就是陷入苦戰。如果這個時候中國國民政府也垮台，日本軍部很容易產生一個在當時看似合理、後來卻極其致命的判斷：西方殖民帝國正在崩潰，現在不取南洋，更待何時？因此，國民政府提前戰敗，未必能夠避免太平洋戰爭，甚至可能使太平洋戰爭來得更快。日本真正缺少的，不是能打仗的軍人，而是結束戰爭的戰略。

這也讓我們碰到一個比反事實歷史更加重要的問題：日本軍隊真的不會打仗嗎？當然不是。如果只看1937年至1942年的戰役紀錄，日本陸海軍的戰術能力其實相當強。上海、南京、徐州、武漢，日本基本掌握戰場主動；太平洋戰爭初期，更在短短幾個月內席捲香港、馬來亞、新加坡、菲律賓與荷屬東印度。日本海軍航空兵突襲珍珠港，南雲機動部隊甚至一度橫掃印度洋。如果只看戰報，會出現一個非常弔詭的現象：日本似乎一直在贏。

可是戰略真正應該問的問題不是「這一仗能不能贏」，而是：贏了以後呢？南京占領以後，中國不投降，怎麼辦？武漢占領以後，中國還是不投降，怎麼辦？東南亞占領以後，美國拒絕接受日本建立的新秩序，又怎麼辦？甚至珍珠港成功以後呢？這個「然後呢」，才是真正的戰略。而日本始終沒有提出一個足以結束戰爭的答案。能開戰是力量，知道如何結束才是戰略。

《孫子兵法》早已提出「兵貴勝，不貴久」，並警告戰爭一旦拖延，就可能出現師老兵疲、銳氣受挫、國力耗竭的結果。戰爭打的是軍隊、武器、人口、資源與工業能力，但在這些條件之上，真正決定國家命運的，往往仍是領導階層能否理解自己究竟想從戰爭得到什麼，以及國家的力量能不能支持這個目標。

日本在1930年代最大的悲劇，恰恰不是軍隊太弱，而是軍隊相當強。因為一次又一次的戰術勝利，使軍部產生了危險的錯覺：既然上一場可以贏，下一場也可以贏；既然武力能解決一個問題，就可以繼續用武力解決下一個問題。結果，日本為了解決一場無法結束的中國戰爭，又發動了一場更加無法承受的太平洋戰爭。最終不但中國與亞洲各國遭到巨大災難，日本自己的城市也化為焦土，數以百萬計的軍民傷亡，帝國徹底瓦解，國家遭到占領。

所以，如果1940年前國民政府真的崩潰，我認為日本可能在短期內變得比真實歷史更加強大，甚至讓1941、1942年的軸心國看起來更加接近勝利。然而，日本帝國卻未必因此活得更久。恰恰相反，這場過於巨大的勝利，可能使日本軍部更加相信自己的力量，從而更有信心走向那場最終毀滅帝國的戰爭。

這或許就是歷史最值得後人警惕的地方：一個國家的毀滅，有時候不是從失敗開始，而是從一次超出自身承受能力的勝利開始。軍隊強大，並不等於國家安全；能夠發動戰爭，也不等於具有真正的戰略能力。所以，能開戰，是力量；能打贏，是能力；知道為什麼而戰、打到什麼程度，以及什麼時候應該結束，才是真正的戰略。

0. 本劇故事概要
1945年10月下旬，陳儀赴台接收前，在福州設下餞行宴。酒桌看似熱鬧，其實暗流湧動：軍統著眼治安與威權控制，台籍人士期盼能在新政中獲得位置，商界關心通路與物價，另有左派在一旁觀察風向。四股力量在同一張圓桌上交會，映照著光復初期即將面對的現實——語言隔閡、用人爭議、物價不穩與治安隱憂。
翌日，陳儀將抵達台北，主持受降典禮；而這前一夜的福州宴席，像是一面鏡子，把台灣戰後初期的矛盾、期待與彼此不安，都先行照了出來。

1. 幕名與編號
第31之5幕 赴台前夕 宴會交鋒

2. 劇情背景資訊
時間：1945年10月23日（晚間）
地點：福州某飯店二樓雅廳

3. 人物出場表
陳儀（62歲）：
台灣省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即將赴任，語氣沉穩，胸懷民族情感。
黃曾樾（47歲）：
福州市代理市長，地方主政，恭敬周旋。
許德輝（45歲）：
軍統代表，語氣強硬，警惕左派滲透，與陳儀關係微妙。
李友邦（47歲）：
台灣義勇隊創建人，主張台灣人參政，立場務實。
嚴秀峰（40歲）：
李妻，三青團骨幹，冷靜觀察，潛在統戰橋樑。
沈仲九（43歲）：
延安地下工作者，謙遜低調，善於觀察。
胡允恭（29歲）：
沈仲九助理，低調記錄，冷靜應對。
陳姓商人（約40歲）：
台藉糖鹽商人，高雄大地主，眼光敏銳，捷足先登。

4. 劇情主體撰寫
【開場大字幕置中＋旁白】
「1945年10月下旬　福州送行宴」
（影片出現，或照片剪接出現）
【小字幕置底邊＋旁白（同文）】（低沉）：
「赴台前的最後一夜，陳儀在福州設宴。酒過三巡，人人敬語，人人試探。
歷史的風暴尚未來到，但裂痕已然顯現。」
【劇情主體】
（圓桌佳餚豐盛，酒氣氤氳。眾人舉杯言笑，暗藏角力。）
黃市長（舉杯）：
「行政長官即將東渡，肩負重任。我福州市府以薄酒餞行，祝行政長官政通人和，賀台灣重歸祖國！」
陳儀（沉穩回敬）：
「此行赴台，不是為做官，而是為還我山河。台灣五十年未歸，今朝必須重回中華文化。」
許德輝（急切）：
「行政長官，此行不可掉以輕心。島上有殘留的日本人勢力，還有潛伏的左派。我們軍統方面一定全力配合。」
（沈仲九、胡允恭默然記錄。李友邦放下酒杯，語氣穩重。）
李友邦（圓融）：
「行政長官說得對，大家齊心合力，讓台灣五十年的離散成為過去，重回中華文化。」
陳儀（誠懇）：
「李先生有抗日之功，為台灣民眾所敬仰。我們此行，正要結合台灣有志之士，好好地重建台灣。」
嚴秀峰（輕聲）：
「只要給我們三青團多一點信任與參與，我們三青團一定會展現實力。」
許德輝（低聲質疑，壓抑懷疑）：
「三青團有多少實力，真到用時，能派上用場嗎？」
沈仲九（微笑，穩重）：
「靠東靠西都不如靠群眾。我們只要用對人，就能水到渠成。」
（氣氛凝重。黃市長舉杯，語氣爽朗，試圖緩和。）
陳姓商人（穩重中帶幽默）：
「今晚這席，正像未來的台灣。雖然各有立場，但志同道合。這一餐，就由我作東吧！」
（席間先是短暫沉默，接著笑聲響起，壓抑的氣氛逐漸化解。鏡頭推遠，燈火通明，酒宴進入高潮。）

5. 幕末字幕淡入
（影片出現，或照片剪接出現）
【小字幕置底邊＋旁白（同文）】
「1945年10月下旬，赴臺在即。10月24日，陳儀自上海飛抵臺北松山機場；翌日（10月25日），於臺北公會堂主持『中國戰區臺灣省受降典禮』，日方由安藤利吉出席並遞交降書。自此，臺灣名義上重歸中國，一場由戰場轉向日常治理的交接，在臺北的正廳與廣場同步展開。」
「而在此前一夜，福州設下餞行宴。軍統要員、臺籍菁英、商界代表與幕僚同席，潛伏者亦在場觀風向。酒過數巡，四股力道逐漸浮現。這場看似餞行的酒局，實則已預演了光復初期的矛盾：語言隔閡、用人爭議、治安問題與物價動盪。」
「10月25日受降當日，陳儀透過廣播發表演說，宣示若干施政方向：
1. 尊重既有習慣，施政不可操之過急；
2. 推行國語教育，並兼顧地方語言與文化；
3. 改革司法，逐步汰換日制；
4. 平抑物價、穩定糧食；
5. 改善勞工待遇；
6. 公正用人，不限省籍；
7. 重建交通、醫療與衛生；
8. 提倡廉政，嚴禁貪污；
9. 維持治安，查緝黑市；
10. 培養地方自治，逐步落實三民主義。
這十要點，描繪出一幅理想藍圖。但隨後的現實卻是——人員素質參差不齊、物價飛漲、治安惡化、民心失望。福州的酒桌笑語，最終在台灣化作矛盾的序曲。
歷史的裂縫，就從這一夜的酒宴開始擴散。」

6. 本幕史料來源
•《陳儀日記》（1945/10/23–10/25）：記錄赴臺行程節點（10/24 松山抵臺、10/25 受降）與當日要務。
•受降典禮官方影像與說明：臺北公會堂（今中山堂）相關圖文、年表與典禮儀節敘述。
•李友邦／嚴秀峰回憶材料：戰後初期「臺籍入局」與青年動員的敘述脈絡。
•軍統系回憶與採訪文獻（許德輝相關）：戰後秩序控管、對左翼滲透之警覺與作法。
•沈仲九／胡允恭相關文獻：延安統戰語境與對臺情報工作之回顧（屬回憶層級）。

作者：丁紹傑
我無黨無派今年73歲，是在台南長大的空軍子弟。高中時，曾聽長輩談起二二八期間，嘉義機場遭到圍困的往事。因此，我對二二八以及其後延伸出的白色恐怖歷史，始終比同齡人多一分關注。進入大學，當我看到陳儀的自評詩：
「治生敢曰太無方，病在偏憐晚節香，
廿載服官無息日，一朝罷去便饑荒。」
我才驚覺，社會對陳儀的評價長期出現高度兩極化，其原因往往來自不同時期所呈現的史料差異，以及撰寫者立場與動機的不同。
為了給歷史誠實交代，我創作了這部公益紀錄片劇本，希望留下228事件誠實的紀錄。

孫中山先生「服務的人生觀」是社會主義的核心精神，真正的普世價值。

「聖賢才智平庸愚劣」證明「人類生而平等」不存在。後來一改再改的解釋為機會平等、法律平等、立足點平等，也都與事實不符。先天後天的不平等既是事實的存在，為什麼不承認？反而要在人們心中根植錯誤的觀念？

「生而自由」更不存在。工業革命初期，血汗工廠林立，全因「契約自由」原則甚囂塵上，低工資、高工時的童工、女工比比皆是，都是出於自願，無人強迫。但我們從現在回望，就知道那不是出於自由的選擇，而是不得已的選擇。

今天有關最低工資、最高工時、童工、女工的規定，都是對「契約自由」的限制。人類自群聚以來就必須犧牲一部分個體自由，以利於在外部環境中贏得群體自由，文明愈進步，限制愈廣泛。兩千年前還可以約法三章，今日各國法條千千萬。

「人類生而自由平等」是西方菁英們一箭雙鵰的策略。一方面他們為了掙脫君權神授的思想桎梏，才開創天賦人權說以為對抗。因為民智未開，只得以天制天，以愚易愚，實則天賦人權不存在。但盲從以避免落單是群眾心理首要的考量，此現象並非人類所獨有，飛鳥沈魚莫不如是。

另一方面，菁英們把「生而自由平等」植入人們的思想，要求人們奉為一生的信仰，弱者因此淪入悲慘的敗部也無處申冤，只能逆來順受，以此合理化霸權社會裡的強凌弱。工業革命初期血汗工廠的強凌弱，現在來看一目了然。人們一面接受物競天擇弱肉強食的進化論，一面相信菁英們鼓吹的天賦人權說，絲毫不覺得矛盾荒謬。啟蒙運動正是啟菁英而蒙庶民。

強者以思想洗腦弱者，使弱者甘為所用，勝過消滅弱者。孫中山雖受西方思潮洗禮，卻並不人云亦云。他明見天賦人權不存在，由此建立起弱勢族群的觀念，並提倡服務的人生觀以為救濟之道。「聰明才力愈大者，當盡其能力，服千萬人之務，造千萬人之福；聰明才力略小者，當盡其能力，以服十百人之務，造十百人之福」。

弱者很難依靠自己而翻身，必得強者中有孫氏之類，本於求真求實與慈悲博愛來勸善強者，使人類文明建立起保護弱者的政策，脫離物種的進化而另闢天地。在優勝劣敗的大自然法則下，本該被淘汰的弱勢族群受到保護是人類文明逆天而行的作法。可惜西方個人主義強勢文化當道，孫氏基於東方集體主義之服務的人生觀遂遭埋沒。大道之行，仍不脫物競天擇的叢林法則。世上少數服務的人生觀踐行者多本於自身的人道情操，並不知道孫文學說。

西方思想兩大根基在於自由的個人主義與達爾文進化論。其中沒有道德成份。他們認為每個人追求自己最大利益是文明前進的動力，自私乃成為榜樣。道德觀止於會不會觸法，亦即他們所標榜的法治，此外無是非。個人主義簡單講就是一切靠自己，沒有基礎，沒有依賴，當然也就沒有制約。他們服膺弱肉強食，相信弱者本該被淘汰。所以美國疫死百萬，他們處之泰然，即使輪到自己身上，也只怪自己是弱者。與東方傳統的集體主義力求「清零」在本質上迥然不同。

不論東方或西方，集體或個人，我們必得承認生而自由平等不存在。即使人類文明逆天而行，濟弱扶傾，也不會（且不該）追求強弱平等。世上沒有平等，才不致乏味，也才有人生價值的追求。「生而自由平等」這種實際上是由詐騙集團生產的外國月亮，如今已被人嗤之以鼻，棄如敝屣。相形之下，「聖賢才智平庸愚劣」的天生不平等及濟弱扶傾的「服務的人生觀」比較有道理。文明只是替弱者建立一道基本樓地板，予以保護。但這道樓地板仍然是強者建立的，東西方不同的思維與體制當然對樓地板的品質有不同的影響。

譬如高希均是菁英，是強者。他的「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是在個人主義體制下優勝劣敗的思維。一方面能反映真實，另一方面也能刺激進取，是經濟學的基本教材。但如前述，若非本身具有人道情操，這批菁英「追求自己最大利益，自私乃成為榜樣」、「此外無是非、沒有道德成份」，奉行叢林法則，無視弱者的存在，當然更不知服務的人生觀。

王又曾在小蔣時代想見小蔣一面都難，進入李登輝/郝柏村時代馬上成為中常委。電視上出現李/郝鏡頭時，旁邊擠也要擠出個王又曾。同樣的，這回馬英九回鄉掃墓，返台時旁邊總是擠個費鴻泰，這就是政客的嘴臉，爭相擠在光環邊上曝光而不覺突兀。但其中仍然風骨有別：政黨輪替後，在阿扁前十次出訪友邦之中，王又曾父子輪流陪同隨行七次，這種事費鴻泰一次也幹不出來。
高希均擠在光環邊上曝光是跟王又曾一樣不拘顏色的。

台大某教授因為相信《天下雜誌》報導的某未上市公司的未來榮景而參與投資，才不過半年，公司收攤，教授四百萬血本無歸，其中兩百萬是親友的，花了教授三年拼命寫書演講才一一還清，從此不看《天下》、《遠見》。原來所有的報導都是廣告，全本每頁都有價碼，就是沒有信用與格調。

最骯髒的是最大廣告費來源於政治，多年來五星級市長原來可以年年花數千萬買到，對於動輒幾十億的市政建設來說，幾千萬宣導費簡直就是小兒科。《天下》、《遠見》自甘下流，而今五星之由來大白，且看以後如何排名。

四連霸《遠見》五星首長 林智堅：不論藍隊綠隊，我們都是台灣國家隊

詐騙集團橫行台灣數十年，消耗社會巨大成本，禁不勝禁。《天下》、《遠見》在商言商，遵循西方功利主義，謀求事業最大利益，那也罷了，但別再冠以「文化事業」的招牌，帶頭行騙，玷辱斯文了。敢問高希均/王立行，台灣還有不染詐騙的淨土嗎？

走到21世紀，最先進的文明不是LGBTQ的解放，而是謊言的解放。說謊莫說除罪化，甚且成為時尚。做為全世界老大哥的美國，不但總統川普一天可以講30個謊言沒事，連消毒水都可以治新冠。

所有的廣告都是詐騙，尤其是賣藥。
所有的理財都是詐騙，尤其是股票。
所有的媒體都是詐騙，尤其是BBC。
所有的政客都是詐騙，尤其是盎薩。

高希鈞/張作錦的文章曾經撥動我年少的心弦，現在都已被看透。前者市儈，後者囿於僵固的意識形態，俱無可觀。不是文人相輕，若謂言之有物，我不敢讓，參考「奮起」網站。高/張皆為長期擁有話語權的意見領袖，於今之局，難辭其咎。

當年BNT疫苗原本能直接賣給台灣？是中共阻攔所以才不行？所以大家快去怪中共？你們這些綠營的KOL看這次打慈濟好像打不大動還引火自焚？所以要趕快帶風向轉移目標？

德國 BioNTech（BNT）疫苗在大中華地區（包含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及臺灣）的總代理商為中國企業上海復星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簡稱上海復星）。

德國 BioNTech（BNT）新冠疫苗在包含台灣在內的「大中華地區」，獨家原廠代理商為上海復星醫藥集團；而在台灣本土的實際疫苗進口與配送物流，則是委託裕利醫藥（Zuellig Pharma）辦理。

上海復星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不是單純的代理商，更是德國 BioNTech（BNT）從一開始就存在的早期投資人，上海復星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5,000萬美元認購 BioNTech 1,580,777 股普通股，也就是直接成為BioNTech股東。

另外，上海復星支付 8,500 萬美元的授權費、臨床開發註冊與銷售里程碑款。
所以，上海復星不是只負責賣BNT疫苗，而是利用自己的臨床、法規與商業能力，參與 BNT162 在中國市場的開發與臨床試驗。
而且，該協議中還包含產品銷售後的利益分配，而不是典型的「原廠出貨 → 代理商加價轉售」模式。

上海復星這種身份，不只可以要求交易經過他，甚至可以說擁有大中華地區生殺大權都不為過。

謝志偉（時任中華民國駐德代表）文中所提及的「後來洽購直接向BNT洽談」，是指政府在技術與商務談判上直接對接德國BNT原廠；但在商業代理法律架構上，因為上海復星享有BNT疫苗在大中華區（包含台灣）的獨家代理權（Exclusive License），台灣後續採購的所有BNT疫苗，名義與商業合約上仍須經過上海復星（或由 BNT 取得復星授權/拆分潤）。

謝志偉刻意不告訴你的是：德國BNT與上海復星在2020年3月（新冠疫情暴發初期）即已簽署「戰略合作暨獨家許可協議」，協議中劃定的「大中華地區獨家代理權」即已包含中國大陸、香港、澳門與台灣。
而德國BNT在提交給美國SEC的2020年Form 20-F中亦明確寫道，2020年3月13日，它與上海復星醫藥產業發展有限公司簽訂 Development and License Agreement，而契約涵蓋的「Fosun Territory」就是：
中國大陸、香港、澳門，以及Taiwan。

因此，德國BNT原廠在法律上無法越過上海復星直接「獨立販售」BNT疫苗給當時的蔡英文政府。這根本不需要中國政府說什麼，上海復星就有足夠大的權力影響德國直接對台灣的貿易。
也因此，2021年7月，台灣才會由鴻海/永齡、台積電、慈濟採購1,500萬劑BNT疫苗捐贈給政府，當時所簽署的採購合約就是由買方與「復星實業（香港）」及BNT原廠共同簽訂。

就算到了2022年4月，衛福部疾管署自行與BNT簽署220萬劑兒童疫苗及180萬劑成人疫苗時，即使政府由官方出面談判，合約架構依然是「衛福部、上海復星、德國BNT」三方合約，上海復星仍以大中華區總代理身份參與商務合約。

2022年12月爆發BNT次世代疫苗採購論戰時，上海復星亦以「BNT大中華區獨家合作夥伴」身份發表聲明，表示未來的訂單皆可更換為次世代雙價疫苗，顯示其大中華區代理權始終有效。

謝志偉所指的「沒有問題了」，主要是指政治障礙解套與談判管道順暢化（即德國BNT原廠、上海復星與中華民國政府三方，已摸索出商業與政治上皆可接受的簽約範本），而非在法律商業合約中徹底抹去上海復星的代理權。

簡單一點講：當年台灣的蔡英文政府原本想越過正牌代理商向原廠買平行輸入貨，順便趁機偷渡「台灣是一個獨立國家」的概念，被正牌代理商上海復星拿著契約阻止。然後駐德代表開始罵中共，要不是中共阻攔，台灣早就直接買到疫苗啦！

其實，只要按照對方的規矩來談判，當年我們的確真的可以早就買到BNT疫苗。只是民進黨政府經常偷雞摸狗就是了。
後來乖乖的按照規矩走，2022年的220萬劑兒童疫苗及180萬劑成人疫苗不就買到了嗎？

新冠疫情爆發至今還沒超過十年，當年倖存下來的我們都還活著，也不是每一個都是金魚腦，也還沒有罹患阿茲罕默症。許多當年的科普資料都還在我們的電腦硬碟裡。不要隨隨便便就想洗民眾的記憶。

當年台灣缺疫苗，政府自己偷雞買不到，最後是鴻海、台積電、慈濟出手，才幫台灣買到BNT。既然民間買得到，政府當初為什麼買不到？為什麼還要讓民間自己掏錢？中間又到底拖了多久？
鄭麗文更直指，當年真正該為疫苗政策負起政治責任的，是蘇貞昌、陳時中。

慈濟最後不只真的出了錢，更實際協助買到500萬劑BNT。
如今慈濟因詐騙案受害，損失的更是社會大眾一筆一筆捐出的善款，民進黨政府不去正視詐騙問題，反而趁機說風涼話、轉移焦點，才更令人無法接受。
政府買不到，民間出錢、民間救急；如今出了事，還想回頭反咬慈濟？
當年的疫苗帳，台灣人沒有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