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槍炮、病菌與鋼鐵》（[1]）算得上是關於人類史的名著，翻譯成幾十種語言的暢銷書。書中有一章，第十六章，談古代中國，把其主要觀點也套用於古代中國。然而作者看來並不了解古代中國，其觀點其實不能適用於古代中國，甚至有毀謗中國之嫌（作者應非故意）。

書中的主要觀點：

人類社會的命運主要取決於地理環境，古文明出現在西南亞、中國，因為當地有較多適合馴化的植物和動物，於是從居無定所的漁獵生活轉向定居的糧食生產生活方式，造成人口的增加和密集，以及致命病菌的滋生，也造成社會的分工和政治組織的出現，從族群到部落、酋長管轄，再形成國家。同時隨著社會愈來愈複雜，於是產生文字和技術的持續進步，如產出銅鐵、槍炮等等。

社會的生活方式，會向周圍地區傳播，歐亞大陸，包括北非，的主軸線是東西向的，緯度相近，因此容易傳播；美洲和非洲的主軸線是南北向的，又有不少地理的阻隔，因此不容易傳播。

在地理大發現以前，歐亞大陸（包括北非）、美洲、澳洲和北非以外的非洲，幾乎是彼此隔絕的，歐亞大陸的地理環境遠比其他各洲優越，導致多方面的長期進步，而其他各洲幾乎一直停留在漁獵生活方式，地理大發現後，歐洲人因此能夠殖民其他各洲。

書中主張：中國很早就統一，現在（寫書當時）12億人口中超過8億都說普通話，是因為華北的華夏民族最早轉向定居的糧食生產生活方式，形成國家、產生文字和技術進步，於是能征服周邊的異民族，就像歐洲人殖民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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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類比完全不合理，歐亞大陸與美洲隔絕了幾千年，造成社會發展的巨大差距，因此歐洲人能輕易征服美洲土著；華夏民族與周邊的異民族並未隔絕，華夏民族的任何社會進步，多半不久就被周邊的異民族所仿效，華夏民族因此沒有多大優勢，難以征服周邊的異民族。中國很早就統一，另有原因：

周公（約西元前1000年）創建的「天命」和儒家思想有普世性（因此少有民族歧視），各民族的領袖只要實行德治，都有可能得到「天命」，而成為「天下」之主，很有助於民族的融合。當時中原周邊有很多異民族，其語言、文字多半仍較簡陋，自然容易接受吸收較豐富的漢語、漢字和儒家文化，華夏民族因此逐漸形成龐大的漢族。

一些古書，主要是《史記》，把黃帝、夏、商、周、楚、秦等等都列在同一族譜中（《史記》應該是記錄一些無法證實的傳說），使得這些其實不同的民族都成為黃帝的後裔，雖然這是神話式的虛構，卻也有助於民族的融合，而後來入主中國的異民族為了利於統治，大多也自稱黃帝的後裔。

所以中國的統一與歐洲人殖民世界大不同（參見《獨特的中國文明，有殖民嗎？》）。

[1] Jared Diamond《槍炮、病菌與鋼鐵：》上海譯文出版社，2016（2018重印）（Guns, Germs, and Steel :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 1997）

當年，面對樺山資紀總督和桂太郎總督留下的殘局，乃木總督曾有下述似乎誠懇自我批判的官方重大言論：
「余不日中，即將渡台，到任之首要工作並非討伐抗日份子，而是懲治暴官汙吏；將裁汰現有員額之半數；而今後之任用官吏所採方針者，第一為有意永居台灣者，至少能使台灣人民有同化之熱情者；其才學如何，並非首要之條件……」

然後，1897年初，他不只是對官民諭告：
「台灣由於戰勝之結果而行接收，以兵馬臨之，砲煙彈雨方收，內地人接踵而來，其多數倚藉戰勝餘威虐待在地人民；物品之買賣，以至借貸，往往背理枉法，利己損人，毫不為意；至文武各官，亦聞有以職務上之威力臨之；一旦有不從命者，或稍有涉嫌犯罪者，即行縛捕拘禁，甚至加以鞭笞者；於是雖告以非法，訴其無辜，而終不能免者，相率啣之；弱者徒自畏懼，強者遂至反抗。……」

另外，乃木總督屬下的法務部長高野曾有報告給松方內閣，應也可參考──
「本年一月討伐臺北、宜蘭附近土匪之際，未能精密甄別良民、土匪，殺戮幾千民人，燒毀多數民屋及財產，……日本軍人通情民家婦女，癡情之極，竟帶領兵卒火燒民家，欲殺害其婦之夫及其家人，或殺害數位婦人。軍夫等下等日本人胡亂翻弄戰勝者之威勢，沒有來由地凌虐支那人，理不順則毆打之，或掠奪財物、家畜，或姦淫婦女，種種非行多矣」

乃木總督還在給朋友的信中，自白稱：「乞丐得馬」，被踢傷、咬傷；最後，事態發展到他想把台灣轉賣給列強：
「臺灣併入日本之後，日本分文未賺到不說，反而犧牲了許多人的生命。日本無力改變臺灣人的清國情結，也難以在臺灣取得經濟上的收益，更無力治好臺灣，這個賠本的事情不能再做了，乾脆將臺灣賣給佛國（即法國）。」
官方頗受各方攻擊，大失面子。我們可想見乃木的處境與治績。

2026年7月8日於土耳其舉行北約峰會期間，川普公開辱駡伊朗領導層。
原話：「對我來說，我認為它（指談判）結束了。我不想再和他們打交道。他們是人渣。你知道什麼是人渣嗎？他們就是人渣。他們是一群病態的人。他們被病態的人所領導，而且是邪惡、暴力的人。」
「他們腦子有問題，他們瘋瘋癲癲的（cuckoo）……就我而言，和他們打交道只是浪費時間。他們是騙子。」

2026年4月7日，美伊談判陷入僵局，川普在社群平臺Truth Social上發表了極端警告，他的原話是：
「今晚，一個完整的文明將會消亡，永遠無法再恢復。」
雖然他在同一篇貼文中隨後補了一句
「我不希望這發生，但它很可能會發生」。

除了這次「消滅文明」的言論外，他還：
揚言徹底摧毀、夷平伊朗所有地區 (2026年7月)
在 2026 年 7 月川普還在社群上宣稱已有上千枚飛彈「彈上膛、砲開火（Locked and Loaded）瞄準伊朗」，並寫道：
「美國軍隊將完全消滅並摧毀伊朗的所有地區——讚美真主！」

2020 年初美軍刺殺伊朗將領蘇萊曼尼（Qasem Soleimani）後，面對伊朗揚言報復，川普在推特上宣稱，美國
「……已瞄準了 52 個伊朗地點，其中一些對伊朗及伊朗文化而言層級非常高且非常重要，這些目標以及伊朗本身，將遭到非常快速且沉重的打擊。」

川普的滿嘴跑火車，讓我憶及其他兩個美國要員頗具代表性的言論：

一、艾倫·布倫( Allan Bloom )是美國新保守主義祖師爺斯特勞斯教授( Leo Strauss )的大弟子，也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名聲鵲起的新保守主義理論家福山( Francis Fukuyama )的老師。
布倫曾針對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的關係，提出過「小人國遊記」觀點（Gulliver over Lilliput）。意指古力佛巨人途經小人國時，為了替他們滅火，撒了一泡尿解決了問題，但卻引起小人國的憤怒與不滿。

二、卡特總統的安全顧問布熱辛斯基，更是非常離奇。1995年，布老在一次三藩市舉行的精英會議上指出，為了避免讓即將邊緣化的全球80%人口不對發達國家搗蛋，最好的辦法就是用「乳頭樂」（tittytainment，英文“乳頭”與“娛樂”兩字的合併，指“色情文化”）來麻痹他們，以使他們把精力耗在床上而不是床下。

布倫與布熱辛斯基畢竟是文人，其言論儘管充滿對第三世界的蔑視，但卻知道如何進行一番「藝術加工」。至於川普，這個紈絝一世的活寶，顯然仍舊沉醉在孩童時代的牛仔電影與泰山電影的劇情中，無法脫繭正常成長。

如果說，川普的個性不過是代表他個人，那麼令人費解的是，為何他能二度勝選？而且，他的所作所為，還能再三得到兩議院的支持？川普與美國之間，似乎並不存在一道鴻溝。

翻開世界歷史，許多國家的失敗，並不是因為貧窮，也不是因為弱小，而是因為沒有正確認識自己。真正危險的，往往不是國力不足，而是國家對自身能力產生了錯誤的判斷，於是在野心、理想與現實之間失去了平衡。

歷史上不少帝國的興衰固然值得研究，但對於大多數並非超級強權的國家而言，更值得思考的，其實是另一個問題：一個中等國家究竟應該如何定位自己？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義大利，正是一個最具代表性的案例。它既不是英、美、蘇聯那樣擁有龐大資源與全球影響力的超級強權，也不是毫無選擇餘地的小國，而是一個具有完整工業基礎、軍事能力與一定國際影響力的重要國家。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原本有機會在歐洲長期扮演穩定力量的國家，最後卻因錯誤的戰略判斷而走向全面失敗。義大利的經驗提醒我們，一個國家真正需要回答的問題，不是「我們能不能成為世界強權」，而是「我們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

今天許多人談起義大利，往往只記得它在二戰中的失利，甚至把義大利軍隊當成笑話。然而，如果回到二十世紀三○年代的歷史現場，當時的義大利絕不是一個落後國家。它是世界重要的工業國之一，擁有完整的汽車、航空、造船、兵工等工業體系，飛雅特（FIAT）、安薩爾多（Ansaldo）、貝瑞塔（Beretta）等企業至今仍享有盛名；皇家海軍曾是地中海最具實力的艦隊之一，航空工業亦位居世界前列。墨索里尼自一九二二年掌權後，雖然建立的是法西斯獨裁體制，但不可否認，他初期透過行政改革、公共建設與政治整頓，使義大利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秩序，也提升了國家的自信。即使一九二九年全球經濟大恐慌爆發，義大利所受到的衝擊也不像其他歐洲國家那樣劇烈，因此墨索里尼在三○年代初期，不僅國內支持度不低，在國際間也擁有一定聲望。

更有趣的是，一九三四年奧地利總理陶爾斐斯遭親納粹勢力刺殺時，第一個公開反對希特勒擴張的，正是墨索里尼。他立即調兵進駐布倫納山口，封鎖阿爾卑斯山的重要通道，並警告德國不得武力吞併奧地利。當時德國羽翼未豐，希特勒最終選擇退讓。如果歷史停留在那一年，墨索里尼甚至可能被視為維護歐洲均勢的重要人物。

然而，一九三五年的衣索比亞戰爭，卻成為義大利命運的轉折點。墨索里尼希望藉由建立殖民帝國，重現古羅馬的榮耀，證明義大利已經具備與英法並列的世界強權地位。軍事上，義大利迅速取得勝利；政治上，卻付出了極為沉重的代價。國際聯盟對義大利實施制裁，使它與英法的關係迅速惡化，也迫使墨索里尼逐步倒向希特勒，最終形成羅馬—柏林軸心。從這一刻開始，義大利逐漸失去了原本可以左右逢源的外交空間，也開始追求一個遠遠超過自身能力的戰略目標：控制整個地中海、建立橫跨北非與東非的殖民帝國，甚至與英國爭奪全球影響力。

問題在於，義大利雖然是重要工業國，卻沒有英國遍布全球的海上補給體系，沒有德國龐大的工業產能，更沒有美國與蘇聯那樣的人口、資源與財政基礎。它是一個典型的中等國家，卻試圖扮演超級強權的角色。歷史上，大國或許還有承受一次重大戰略失誤的能力，中等國家卻沒有這樣的本錢。一旦國家目標超越了自身能力，過去累積的國力便會迅速被消耗殆盡。因此，我一直認為，義大利留給後世最重要的一句歷史教訓就是：中等國家最大的危險，不是國力不足，而是錯誤估計自己的國力。

這種錯誤，在北非戰場表現得尤其明顯。一九四○年底，英軍發動「羅盤行動」，以約三萬餘人的兵力擊潰義大利第十軍，俘虜超過十三萬名義大利官兵，這場戰役至今仍是軍事史上的經典案例。許多人因此認為義大利軍隊「天生不能打仗」，但真正深入研究當時的軍事與社會背景後，就會發現事情並非如此簡單。

義大利軍隊確實存在裝備不足、補給混亂與指揮體系僵化等問題，但更深層的原因，是整個國家並沒有建立起足以支撐世界大戰的共同信念。英國士兵相信自己是在保衛帝國的生命線；蘇聯紅軍是在保衛自己的祖國；德國士兵則被民族復興與國家崛起的敘事所動員。而義大利士兵遠赴北非，卻很難理解自己究竟是為了什麼而戰。所謂「重建羅馬帝國」固然是一個充滿激情的口號，但對於普通家庭而言，它既遙遠又抽象，無法轉化為願意犧牲生命的共同價值。

戰爭從來不只是武器與兵力的競爭，更是社會共識、政治動員與國家認同的考驗。當國家的戰略目標無法獲得人民真正認同，再精良的裝備也難以發揮應有的戰力。義大利真正失敗的，不只是軍事上的挫敗，而是國家戰略與社會承受能力之間出現了根本性的失衡。

如果將義大利與同時期的西班牙、土耳其相比，差異便更加鮮明。佛朗哥統治下的西班牙同樣是獨裁政權，也與德國保持密切關係，但他始終拒絕正式投入世界大戰。即使希特勒多次施壓，他仍然認為西班牙剛結束內戰，國力不足，不應再投入新的全面戰爭。土耳其則採取更加謹慎的平衡外交，在同盟國與軸心國之間保持靈活的戰略空間，直到戰爭接近尾聲時才象徵性的加入同盟國。瑞典與瑞士也都選擇在極其艱難的國際環境中維持中立，盡可能保存自身國力。這些國家未必沒有壓力，也未必沒有野心，但它們共同擁有一項重要特質：知道自己的能力，也知道自己的極限。

真正成熟的中等國家，不是什麼都想爭，而是知道哪些利益值得堅持，哪些目標不值得拿整個國家的未來去冒險。國際政治不是英雄小說，戰略也不是憑意志就能成功。真正高明的國家戰略，永遠建立在對現實條件的準確認識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激情、民族主義或領導人的個人野心之上。

回到今天，義大利的故事依然值得所有中等國家反覆思考。二十一世紀的世界，再度進入大國競爭日益激烈的時代。美中競爭、俄烏戰爭、中東衝突，以及科技與供應鏈重組，都讓國際局勢變得更加複雜。在這樣的環境下，多數國家既無法完全置身事外，也沒有能力單獨塑造世界秩序，因此如何認識自己的國家，便成為一項真正的戰略課題。

國家的定位，從來不是由願望決定，而是由國力決定；而國力，也從來不只是軍隊的數量，而是經濟實力、工業基礎、科技能力、能源供應、人口結構、財政狀況、外交空間，以及最重要的——人民願意共同承擔命運的社會共識。當一個國家的戰略目標超越了這些基礎，再雄偉的口號也終究無法支撐長遠的發展。反之，只要能夠清楚理解自己的優勢與限制，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取得平衡，中等國家同樣可以在動盪的國際局勢中維持安全、繁榮與尊嚴。

歷史從來不只是對過去的追憶，更是對今天的提醒。義大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失敗，真正留下的並不是一連串戰役名稱，也不是軍事史上的笑柄，而是一個值得所有國家反覆思考的問題：究竟應該如何認識自己？一個國家最大的智慧，不是努力成為另一個國家，而是先理解自己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不是盲目追逐超越能力的榮耀，而是在自身條件之上建立可以長久維持的國家戰略。

歷史上，很少有國家因為知道自己的極限而滅亡；更多國家，卻是因為拒絕承認自己的極限而走向衰敗。義大利的失敗，不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頁歷史，更是一面映照所有中等國家的鏡子。或許，真正成熟的國家，並不是永遠追求更大的力量，而是在每一個歷史轉折點，都能清醒地回答那個最根本的問題——我們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

每天在做晨間操練的時候，由於已經十分嫻熟，我常常會把心思放到別的事情（mind-wandering）上面，因此常常忘記我自己到底做到哪個步驟（例如，下一個計數應該是22345678，還是32345678？）在這裡，我發現了一個小撇步。當我不確定時，與其回到前一個步驟，不如從我以為的步驟繼續做下去，只是在結束時再多加一兩個步驟，作為補充。

這樣做會有什麼好處（差別）？如果我回到前一個步驟，心裡會出現挫折感以及隨之而至的倦怠感。但如果我在結束後再補充一兩個步驟，會讓我產生額外的成就感──你看！我都做到末尾了，還能繼續做一兩個呢！

就在我寫完上面的文字，回去補充還沒做完的10個深蹲時（結果我做了20個），我突然想到這似乎與曹操的「望梅止渴」心理策略有異曲同工之妙。下面是Google 所提供的訊息。

「望梅止渴」出自南朝宋劉義慶的《世說新語》。典故講述曹操率軍途中遇酷暑缺水，士兵口渴難耐。足智多謀的曹操騙眾人前方有梅林，士兵一聽便流出口水，藉此激勵士氣繼續前行，最終順利找到水源。後比喻用空想來安慰自己。

根據清朝屠寄寫《蒙兀兒史記》的記載，元朝時期按照被蒙古人自己征服的先後時間，在優先順位的排序上，將全體人民區隔成四種階級：蒙古人、色目人、漢人與南人。蒙古人在當時將自己稱作「國人」，這是主體民族；色目人主要指西域人；「漢人」要特別加個括號，因為這是指曾經被金朝統治的漢人，包括女真族與契丹族這些臣民；「南人」則是指曾被南宋統治的漢人，或包括西南少數民族這些臣民。這種制度不僅從政治角度裂解「漢人」，藉由資源重新分配來製造彼此的對立性，更從族群投降與依附的先後來判斷其政治可靠程度，各自賦予不同的身份與權利，藉此凸顯蒙古人的優越政治位置，從中羈縻各族群。

我在念清大歷史碩士與博士期間，修過元史專家蕭啟慶教授的課。他研究元朝計有四百七十三位「宰執」，這包括由皇太子擔任的中書令（不常設），還有中書右左丞相，下面有平章政事，再來的副職有右左丞與參知政事，全都合稱「宰執」。這些重臣中，蒙古人與色目人佔比七成，漢人與南人佔比三成，而且兩者的差距隨著官職高低不斷擴大，職位越高漢人與南人的佔比就越低，尤其南人始終遭受嚴重排斥。蒙古人與色目人係政權的主要參與者，尤其色目人的統治技術強，其宰執的任用人數甚至超越蒙古人，但其中擔任宰相者始終是蒙古人為主，平章政事這種高階技術官僚則主要是色目人。

為什麼我們要談元朝那點事兒？這是因為臺灣當前的族群結構，正與這種元朝族群現象如出一轍。臺灣向來有「四大族群」（後來有五大族群）的說法。這種說法的產生，最早出自國立臺灣大學陳紹馨與哥倫比亞大學傅瑞德兩位教授撰寫與出版的《臺灣人口之姓氏分佈》（第二冊：社會基圖）。在這本書中，他們根據民國四十五年（1956）的戶口普查資料，依照省籍、語言與血緣，將臺灣的族群區隔成「祖籍福建的本省籍民」（意即閩南人）、「祖籍廣東的本省籍民」（意即客家人），還有「山胞」與「外省籍」這兩種人。後來蕭新煌教授則按照四大語系提出「閩南」、「客家」、「山地」與「內地」這四種人。

民國八十二年（1993）民主進步黨立法委員林濁水與葉菊蘭兩人正式提出「四大族群」的分類概念後，經過多年，這種對於臺灣族群的區分說法，已是形成相當普遍的族群想像。至於第五大族群新住民族群則向來是頗難清晰釐清的群體，如果拿民國一一三年（2024）三月的統計來觀察，其人數快要六十萬人（已經超過原住民族群五十九萬人），其中大陸籍或港澳籍配偶就有三十八萬人（佔六成五），其餘外籍配偶則有二十一萬人（佔三成五），後者人數前三名是越南、印尼與菲律賓，但前者與後者的族群認同並不相同，甚至前者因擁有中華民國的國籍，當外省族群認同獲得確立，更有可能會轉而認同自己屬於外省族群。

常見有人說「高級外省人」，或許這曾是某些政治權貴心中的想法，卻絕對不是絕大多數跟著中華民國政府播遷來臺灣的無數外省家庭的真實寫照。我就出生在鐵皮怎麼擋都遮不住天空的眷村中，那條街稱作克難街，我們家就在車子行經會震耳欲聾的馬路上，地上充滿著骯髒的污水，四周洋溢著腐臭的氣息，但即使活得如此艱難，我們家堅持的家風是教養，人再窮志氣都不可窮，相信這是無數外省族群都有的家庭生活經驗。外省人多數沒有機會搭上政治的順風車，當李登輝擔任總統後期開始撕裂族群，強調「臺灣認同」，多數外省人卻接著要承受被批鬥的苦果，「不認同臺灣就滾蛋」成為外省族群普遍面臨的二元對立抉擇。

直到此刻，「外省人」已經變成被污名化的負面詞彙，使得多數外省族群的青年不肯承認自己是外省人，如果你膽敢聲稱自己是外省人，你就會被蔑視說成是「中國難民」，說這些話的人，絕大多數都是帶有「大閩南主義」思維的閩南族群，這類人在清朝時期壓制客家族群與原住民族視作日常，解除戒嚴後，依憑著族群的優勢人數比例（佔全臺灣人口超過七成），開始針對外省族群展開攻擊，這使得多數外省族群要不就閃躲自己的認同，要不就轉而學一口俚俗的閩南語（通常被稱作「臺語」），避免被人認出自己的族群，其實，這種閩南語常是白讀音，而不是文讀音，意即這種「臺灣認同」並不來自真正古典的閩南文化。

檢視當前臺灣社會，不難發現經由民進黨執政十六年（計有陳水扁與蔡英文兩任總統），臺灣社會已經出現「族群階級化」的政治現象，如果我們拿相當於元朝的「宰執」這一統治階層來看：陳水扁總統八年任期中共任命六任院長，包括唐飛、張俊雄、游錫堃、謝長廷、蘇貞昌，還有後來張俊雄再回任，除唐飛是外省人外，其餘五位全都是閩南人；再加上八任副院長，包括游錫堃、張俊雄、賴英照、林信義、葉菊蘭、吳榮義、蔡英文與邱義仁，除林信義是外省人而葉菊蘭是客家人外，其餘六位全都是閩南人，兩者合計，則陳水扁擔任總統期間統治階層中閩南族群佔比七成八，這已經比元朝時期的蒙古人與色目人相加比例還要高。

再來看蔡英文總統八年任期，其共有四任院長，包括林全、賴清德、蘇貞昌與陳建仁，除林全是外省人外，其他三位都是閩南人；再加上五任副院長，包括林錫耀、施俊吉、陳其邁、沈榮津與鄭文燦這五位全都是閩南人，兩者合計，則蔡英文擔任總統期間閩南族群佔比八成八。現在將兩任總統合計，則閩南族群佔比高達八成三，由於接著賴清德尚未結束其總統任期，我們還不能「蓋棺論定」，但光就前兩位總統來看，數字會說話，閩南人已經是統治中華民國的統治族群，其竟然比元朝統治中國的蒙古人與色目人兩者相加佔比都還要高，閩南人纔是「高級臺灣人」，其他族群都要向這一族群靠攏，這應該不會有任何疑問。

元朝的四等制更適合拿來思考臺灣的族群階級化現象，主因來自元朝的族群歸類並不完全來自於血緣產生的種族，兩者都是圍繞著政治認同而使得不同族群有不同的位置。現在我們來解釋臺灣社會已經出現的「五等族群階級制」：

第一階級是閩南族群：這個族群是「統治族群」，本來有古典的閩南文化，卻長期被政客利用來「拉幫結派」與「打擊異己」，自身因去中國化浪潮帶來的嚴重影響，正面臨族群意識被淘空的危機，其族群文化的深刻面沒有被闡發。

第二階級是新住民族群：這個族群被政客視作「樣版族群」，尤其是特別彰顯來自越南、印尼與菲律賓的外籍配偶，提供相關母語教學給其孩子學習，課本更會訴說孩子陪著母親回鄉探親，藉此凸顯「我們不屬於中華文化」。

第三階級是原住民族群：這個族群同樣是「樣版族群」，常被政客利用來擴大聲稱「我們都是南島語族」，現在民進黨政府更擴大經費支持，展開建構臺灣原住民族知識體系的規劃研究，藉此同樣對外展示出「我們不屬於中華文化」。

第四階級是客家族群：這個族群是「硬頸族群」，儘管在陳水扁總統任內成立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卻長期不支持民進黨（尤其苗栗縣始終都是鐵板一塊），但該政黨常會拔擢客家人擔任統治階層中的副手位置，藉此彰顯「族群平等」。

第五階級是外省族群：這個族群是「邊緣族群」，長期被人惡意攻擊，任何外省人只有泯滅自己的族群意識纔有人生出路，甚至要比閩南族群更激烈主張「臺灣獨立」並攻擊對岸，纔能獲得翻身的機會，加入到統治階層的隊伍中。

按照這個「五等族群階級制」，外省族群多數人普遍已經是「低級外省人」，如果要成為鶴立雞群的「高級外省人」，只有依附統治族群否則別無他法。但解嚴後逐漸發展成這種扭曲且異化的社會現象，這對臺灣族群和解共生絕對不利。元朝依靠族群階級化來鞏固蒙古人的族群利益，但元朝卻只有九十八年的國祚，蒙古人就不得不退回蒙古，中華民國要長治久安，絕對不可能任由閩南族群打壓外省族群來完成。根據西元二００一年人口普查，俄羅斯人佔烏克蘭人口的一成七，當佔比七成八的烏克蘭人多數因不再承認自己是斯拉夫民族，打壓境內的俄羅斯人卻帶來烏俄戰爭，我們更要有膽識主張「臺灣絕對不能變成烏克蘭」。

因此，愛臺灣，就要打破這種族群階級化的壓迫現象。族群議題從來都是政治議題，絕對不可能靠著聲稱臺灣各族群已經長期通婚，就不會有「族群壓迫」的事實，外省族群正靠著「滅絕自身」來取得閩南族群的認同，這種「異化的臺灣認同」從來不是「健康的臺灣認同」。「健康的臺灣認同」需要尊重每個族群都有合法生活於臺灣的空間，怎麼能把長期辱罵某一族群「滾回中國去」視作理所當然？想要解決這個問題，其釜底抽薪的辦法，只有籲請外省族群承認我們已經是「低級外省人」的現實，開始凝聚自身的族群意識，攜手展開族群復振工作，並對外訴求制訂《族群平等法》，正式確立我們族群在法律層面的位階。

各位同胞，承認現實並不可恥，最可恥莫過於任人宰制，知道現實卻拒絕奮鬥。

附註（一）：本文屬於《喚醒臺灣外省人》這本書第二十二篇，不論你是否屬於臺灣外省人，或者你屬於臺灣其他四大族群，但對外省族群能深度的共情與同理，請你傳給自己認識的外省同胞，來幫忙臺灣共創族群和諧的社會。

附註（二）：我們設立「眷村懷舊情：前瞻外省族群的未來」的臉書社團來凝聚同胞，共謀族群的和解共生，歡迎支持中華民國者攜手共襄盛舉。
社團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582925069186348

當時，1896年6月，剛好這位長州藩要角獲得台灣總督的最新任命；但尚未就任，就發生了洋人指認為過分的殺戮。日人文獻曾如此承認──
「雲林支廳廳官及守備隊，在六日間將距雲林縣數里之遙的三坪頂附近村落70餘莊燒毀，其村落之民人不分善惡曲直，數百人盡行殺戮，或將在莊數名女子強姦後殺害，或侵入民屋取去錢財。據云其中更有將莊中67人連結，一齊掃射擊殺，採去人膽者。……漫然出動軍隊，於是刺激附近民眾，這應是此次暴動蜂起的基本原因。」
這就是著名的、引起西方媒體抗議、驚動天皇的「雲林大屠殺」的素描之一。

前途看好的桂太郎如何肯面對這個沉重的、與己無關的責任？當時，原本長州藩首腦伊藤博文帶領了內務省的衛生顧問後藤，伴隨桂來台就任，沒幾天就返回東京，很快就另行任命在這次征台戰役中確有相當戰爭責任的長州藩師團司令官乃木希典為我島總督。

此情況，乃有日人史書中所承認的──
「乃木總督、曾根民政局長傾向於將台灣住民趕出，結果還是採取了鼓勵台灣住民繼續留下的政策。1897年3月19日總督府向轄下官廳發出內訓……」

不過，第一任總督樺山時代留下的問題，哪裡是一個內訓或者詔書就能改變的；
「樺山時代的人事課長木下新三郎感嘆說，當時來台灣的大多是在日本國內不得志的人或失意的人。總督底下沒有很能幹的人。鹿兒島人尤其囂張，只要是鹿兒島人，不管是否人才，皆予以錄用，故他感覺很無奈和痛苦。」

我台著名文化人林呈祿曾如是描述其家族在1896年農曆二月的遭遇──
「日軍包圍進剿桃園拔仔林一帶，大肆屠殺，放火焚燒民房，當時除了婦女小孩之外，凡是男人壯丁無一得能倖免，不但先父林振威和16歲的二兄也在這次的屠殺中被日人所殺死，我們的住家也被他們放火燒掉。……」

而一日人軍夫千人長在其日記中則如此描述：
「此日，縱隊在宜蘭、礁溪間，搬運糧秣，行程來回五里。此間的道路，均是水田間的小徑，沿途的民屋幾乎都被兵燹所燒毀，今在河中田畔等，仍佈滿死屍，其數量多得數不清。」

最近有两則境外的新聞，雖然不直接與台灣有關，仍引起很多人關切：
香港的两家獨立書店遭國安處搜查，5人因涉嫌販售具「煽動意圖」的刊物遭拘捕偵訊，此刻已獲釋但可能被起訴。
川普總統在演說中指控，中國非法獲取2.2億份美國選民的檔案，及影響2020年美國總統選舉（意指他因此落選）。

不論川普的指控是否真實存在，這兩事件看似風馬牛不相及，但本質上頗相似，都與言論自由有關：
1. 書籍在書店販售、資訊在網路上傳播，當然都是言論的發表和散佈。
2. 两家獨立書店看來有販售主旨為反共反中的書籍，顯然意圖影響讀者，使讀者傾向反共反中；照川普的指控，中國運用網路散佈資訊，意圖影響和改變選民的投票傾向；兩者都企圖改變讀者的行為，何其相似？
3. 新聞披露，两家獨立書店所販售疑似觸法的書籍，如《唯紅花綻放：習近平時代的認同與歸屬》，多是在台灣出版；川普所指控的運用網路影響選舉是來自中國；兩者都來自境外。
4. 兩者都被認為，境外勢力的行動意圖損害本國的安全。

上述的類比獨缺一項，言論是否真實無誤？
一般而言，不實的誹謗有罪，真實的言論則無罪。但言論是否真實有時不易判斷，而且可能有些人認為真實，有些人認為不實，要由誰來判定？一般是由司法機關來判定，但有些人不信任司法機關，於是主張，言論不論是否真實都應無罪，即所謂100%的言論自由。若如此，書店販售書籍、運用網路散佈假資訊（譬如藉以影響選舉），政府公權力都不應該管。這樣很可能造成假資訊滿天飛，真是好事嗎？

言論自由是複雜的問題，是自由主義的核心主張，卻被一些人想得太簡單單純，可能導致國家陷入困境。以美國為例，美國本來屬於保守的基督教文化，經歷250年的移民和自由主義實踐，逐漸的大幅接受多元文化及DEI、LGBTQ等思想，因此動搖基督教文化原來的主導地位，造成近年保守派（共和黨）與進步派（民主黨）的嚴重對立。文化決定價值觀，是極難妥協的。

言論自由屬於基本人權，沒有國家會反對言論自由，但每個國家或地區有不同的文化和歷史，對言論自由加以少許特定的限制，以避免其與主要的文化和國情有衝突，應該是合理也必要的。基於此理，香港的言論自由就需要考慮「去殖民化」，因此有《香港國安法》讓國安處查辦两家獨立書店。（參見《黎智英重判，香港反共反中的餘火不熄》）

國家安全讓言論自由變得更複雜。世界各國多以意識形態相對抗，既要正當化及推廣自己的意識形態，也要削弱敵對國家的意識形態的正當性和影響，成為國家安全的一部份。一個國家的言論自由若太寬鬆，則敵對國家的意識形態就可能大軍壓境；若太限縮，則可能自損競爭力並招致民怨。所以言論自由應該到什麼程度屬於各國的政治決策，沒有一定的規範標準，須視國情而定，並需考慮，國際媒體仍大多被西方國家所掌控，使西方的意識形態仍有很大優勢。

我曾有個官司，從地院初審，打到高院更七審，歷經了14年，好像整個人的生活，就是在跑法院，那時的我，人疲馬乏，極為無助，對生命悲觀極了。
整個人生，完全翻轉，覺得像掉在谷底，絕望失意，但還是要咬著牙走下去，畢竟人生只有一回，未來路還很長，怎能不堅持？

遇到各種不同的法官，有的疾言厲色，也有的溫和委婉，有的問案時，鉅細靡遺，也有的言詞粗鄙，令人瞠目。
有的法官，端坐庭上，一語不發，閉目養神，彷彿神遊太虛，讓人摸不著頭腦，也有的法官，磨刀霍霍，摩拳擦掌，如臨大敵的，形形色色，讓我大開了眼界。

而在審訊的過程，有的法官，刻意選擇性的忽略，也有的法官，不查證據，只憑想當然爾，便宜行事，在法官的眼中，我們只是群待宰的羔羊吧？生殺取捨，皆由他說了算，如此的審判，真能公正嗎？

更有趣的是，有次審案的法官，居然遇到舊時的同學，往日情懷，歷歷在目，如今，一個高高在上，一個淪為階下之囚，令我啼笑皆非，無限感慨。
多年以後，同學會上，再次相逢，陶然一笑，他說沒幫上忙，我說讓你為難了，同學情誼不變，只是有些遺憾，這不就是人生嗎？

所以，我不相信台灣的法官，我也不相信，台灣的司法，整個審判，就像一場猜謎大會，誰也猜不出結果，任憑法官主觀的判斷和當時的心情。

現在的司法，更是複雜，除了法官個人的偏見，又加上了政治的立場，更是無法有客觀公正的判決，所以，我覺得台灣的司法，真是個笑話，還能有什麼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