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原為俞力工所撰，與Gemini的對話記錄，與Gemini從英國性格談到混沌理論與中美關係，經丁紹傑的整理簡化。）

林語堂認為，英國人在困境中常能保持沉穩，控制情緒，並做出對自己最有利的決定。Gemini認為，這種特質來自英國的島國環境、航海傳統、議會妥協文化、紳士教育，以及長期帝國管理經驗。簡言之，英國式沉穩是一種「理性與克制的生存策略」。

我進一步指出，英國過去能成為老牌帝國，正因為它在歐洲列強相互制衡中，懂得冷靜算計。但今天的全球化，實際上是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美國橫行霸道、聲東擊西，反而讓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獲得一種「穩重、平和」的國際形象。

目前看來，美國已不得不接受中國作為「國際玩家」的地位。這對中國而言，是多年來夢寐以求的突破。中國大概仍會維持韜光養晦，甚至在高端產業與技術上，對美國保持某種協助。美國若暫時退守西半球，也許只是療傷；將來是否再度排斥中國，取決於中美領導人的智慧。

我認為，中美目前的差異在於：美國想要的是「戰術性穩定」，中國期待的是「戰略性穩定」。若三五年內有一方變卦，多半會是美國。

中國的防守性資產，主要是軍事力量、龐大市場，以及強大的低成本生產與供應能力。近兩三年，北京已明顯調整戰狼外交、國進民退、武統壓力等政策，轉向修復經濟信心。這說明高度集權的中共並非一成不變，而是會在壓力下轉向務實。

我判斷，目前修復經濟，應是北京的優先考慮。俄烏戰爭、加薩屠殺、伊朗戰爭，反而襯托出中國的「和平大使」形象。中國若能參與中東重建，將是解決國內經濟壓力的重要捷徑。

若中美能再維持三五年和平，我傾向認為，美國將不再有能力或衝動排除中國的國際玩家地位。最多是促成一種「新三極」格局：中國、俄羅斯承認美國仍是名義上的老大，而美國則接受中國作為多極世界中的一極。

值得觀察的是，日本與菲律賓若利用所謂「共同自然經濟區」切割台灣相關海域，美國如何反應。若川普暗中支持，表示他仍在利用日、菲作為混沌戰術中的「奇異吸引子」；若他制止，則表示他是真正進行戰略撤退。

另一個觀察點是台灣。川普已不同於拜登，不再明確主張武力支持台灣抗拒統一，甚至表示美國鞭長莫及，也不願台灣政客推動台獨時聲稱獲得美國支持。我判斷，他可能把台灣當成交易籌碼，默許北京推動和平統一，以換取北京承認美國在國際秩序中的老大地位。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川普逼迫台積電部分關鍵產能移往美國時，北京方面異常沉默。這可能代表北京認為，只要台積電的戰略價值被美國搬走，美國介入台海的動機反而會下降。

總結而言，北京有長期韜光養晦的經驗，也忍受過許多難以啟齒的羞辱。既然過去幾十年都挺過來了，未來幾年更沒有必要破壞當前的有利局面與難得的戰略機遇期。北京的志向，應該不是逞一時之快，而是完成華夏民族的復興。 

今天，台北地檢署公布了對我和我團隊成員的起訴書。
對於這樣的起訴，我有話要講。

2002年，我離開了我所熟悉的演藝事業，進入了我完全陌生的立法院。這24年來，我努力捍衛原住民的尊嚴並推動了無數原民法案，也爭取了部落的基礎建設。勤走部落、傾聽族人的聲音，成為了我的日常。當年，我很幸運，認識了熟悉台灣原住民族運動與立法院運作的張俊傑先生和他的團隊夥伴們。在立法院他們熱誠奉獻、各司其職的專業投入，讓我能夠將有關立法院的行政庶務完全信任地交給他們，沒有後顧之憂地專注在問政和行走部落的工作上。

全台灣有七百多個部落，分布在山上、海邊和離島。如果再加上在都會區討生活的族人，我工作和服務的範圍幾乎涵蓋了全台灣，這和區域立委的單一選區是截然不同的。這樣遼闊的選區，對於一個沒有政黨奧援的無黨籍立委來說，從來就是一個挑戰，也是一項責無旁貸的使命。要完成這樣的使命，我的助理團隊必須是一群急公好義、機動性高、覆蓋面廣、並且能力出眾的夥伴。

二十多年來，我和我的助理團隊一步一腳印地走遍了部落、都會和離島，了解了我族人們的生活，發掘了我族人們所面對的問題，並且透過訪調、立法和政策執行的方式，努力地去解決問題。令我感動欣慰地是：族人們感受到我們的努力，並且用選票表達了對我們的信任和支持。從參政之初的八千多票到後來的五萬多票，族人們長年溫暖的支持，成為我們問政最堅實的依靠。

除了原住民族的議題之外，作為一個立法委員，關切社會福利和國計民生也是我的職責。這使得我必須關切人民的生活需要，也必須監督政府的施政績效。如果沒有一個全方位助理團隊的集體努力和協助，我將無法成為今天的高金素梅。

對於這次同樣被起訴的張俊傑先生，我要為他說句公道話。張俊傑先生，也是很多人都熟悉的傑哥，他不僅是我的助理，我質詢稿的主筆，更是我問政、參與社運的老師。傑哥早在上個世紀的台灣黨外時代，就投入原住民族運動，參與創立了台灣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他在1990年代擔任過林正杰先生的立法院助理。1999年，「921大地震」後，傑哥為山區受災原住民的權益奔走呼籲。「蒼生無言，俠為其聲」，傑哥用行動證明了「俠之大者」應有的風範。這樣一位「不愛其軀，不衿其能」，為原運無私奮鬥終身的人，始終都是我的榜樣！傑哥您辛苦了！我們的團隊沒有讓您失望！

對於起訴書中所提到的「部落行銷」和「梅園文創」的部分，我要強調，我沒有成立公司，也沒有出資，這兩項事業都是一群長年來熱愛原住民族文化的朋友們，為了部落的經濟產業、小農推廣、手工藝品推銷以及在地就業的需求，所搭建起來的平台，並非為了特定目的成立的。這個平台協助了部落的婦女、小農和年輕人的就業，這些攸關族人生計的議題，一直是我和我的團隊助理露子、怡君和智葟主任長年來關注的工作。對於我的助理們因案而疲於奔命，我感到不捨，為他們抱屈，並且為他們「不忘初衷」的堅持，感到榮幸，謝謝你們！

至於新冠快篩的問題，大家想必都還記得當年疫苗和快篩都兩缺的緊急情況吧！那個時候，不但人民恐慌，缺乏資源的原住民部落情況更是嚴峻！當他們紛紛打電話來緊急求助的時候，身為一個立法委員難道可以視而不見？見死不救嗎？

為了緊急解決這樣的危機，我在網路上呼籲各界能捐贈口罩和快篩給部落，也謝謝各界溫暖地捐贈和支援，讓我們原住民部落得到了及時的守護。當年要到各部落甚至於疫區去發放快篩其實是非常辛苦的，由於缺少防護衣，各地方的議員夥伴和我的助理團隊們必須要穿上雨衣、雨鞋，戴上三層口罩，挨家挨戶地去部落、文健站、學校、教會、消防隊、照護機構發放快篩試劑，發放對象不限身分及年齡。我無法理解：為什麼五年前救命防疫的人民義舉，現在竟然會成為被起訴的依據呢？各位議員夥伴和助理們，你們被搜索和約談，非常不公平的，我相信天道酬勤，公道自在人心！你們無私的奉獻大家都有看到，部落都會記得！

從2月10號到今天，雖然我經常感到身心俱疲，但總會有很多認識和不認識的朋友為我打氣，給了我很大的力量，謝謝你們的鼓勵！也謝謝我團隊裡的每一位夥伴在這段時間以來頂住壓力，堅定地繼續在崗位上認真工作。經歷這番波折之後，我更加確信：我們真的就是風雨與共的一家人！

此外，我還要謝謝熱心協助我們的律師們，始終關心我的族人朋友們。有你們的扶持和鼓勵，我將一如既往地繼續捍衛原住民族的權利，持續監督政府施政，看緊人民的荷包，保衛和平！

黑夜一定會結束，我們都將會是手持火把、等待黎明的守夜人！

筆者欣賞MIT講座教授黃亞生對「李約瑟問題」的創新研究，他以歷史上的大量發明數據，呈現出中國科技創造力自隋朝後就逐漸走弱的演變趨勢，由此推論出，造成這趨勢的主要原因是科舉制度，因此解答「李約瑟問題」（參見《中國科技創造力的演變趨勢―李約瑟問題新解》）。然而黃教授基於考試/科舉、專制、穩定、科技的中國崩潰理論（[1]），我卻難以苟同。

實行超過千年的科舉是中華帝國的政治制度基石，科舉制度將儒學（後來演變成理學）的意識形態獨一無二的灌輸給大量中國人，造成中國人的同質化，知識分子都以科舉出仕為目標，因此強化了專制體制，而弱化了社會，包括商業發展，也造成政治和社會極穩定、少變動的現象。

科舉制度雖然在1905年正式廢除，其影響至今不止，包括中共承襲了專制體制。作者認為，1980年代是中共專制體制最鬆動的時期，此後則愈來愈收緊，到2018年習近平廢除國家主席任期的限制，而達於頂點，於是有隨時崩潰之虞，尤其未來有接班難題。

近年的許多研究報告一致指出，快速崛起的中國正在挑戰美國的科技霸權，但作者認為中國的科技實力沒有那麼強。作者的理由包括：中國主要憑藉規模優勢、學術界沒有學術自由、中國的學術論文多與西方學者合作、科技公司多憑藉香港的法治環境上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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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贊同作者的主張，科舉深刻影響中國的政治和社會，但若說中共承襲了專制體制，則可說是開明專制，歷史上很多賢明的君主也都實行開明專制，中國大陸的快速崛起顯示，開明專制的國家治理可以優於選舉民主制度。
選舉民主以全民選舉決定國家最高領導人，中國大陸以多層次的黨內選舉決定國家最高領導人，都是制度化的，接班難題看來是被誇大了。

中國大陸重視考試，如高考（大學入學考試）、公務員考試，確是源於科舉，但並無科舉的缺失，如考試科目狹窄、上進管道單一。雖然難以測量創造力，考試制度是公平的知識測量工具，適合作為篩選人才的「入門」方式，也有助於提高人民的知識水準，因此對國家是利多於弊的。

中國大陸在政治學、社會學等領域大約有些意識形態成見（美國也有吧？），因此少些學術自由，但在科技領域無疑是實事求是而無此現象的，因此無損科技的發展和創新。
中國的科技公司在內地研發但在香港上市，主要因為香港有較佳的資本市場，並非內地的科技發展環境比不上香港。
筆者的指導教授在我畢業回台前告訴我，若我們合作學術論文，由他在美投稿比由我在台投稿，被期刊接受刊出的機會將會比較大（學術界並不完全客觀）。所以，中國的論文多與西方學者合作，是情有可原的，不表示學術水準差一級。

[1] 黃亞生《中國模式的終點：從科舉帝制到數位威權，揭露中國式治理制度的宿命》，今周刊出版社，2025。（Yasheng Huang,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AST: How Exams, Autocracy, Stability, and Technology Brought China Success, and Why They Might Lead to Its Decline. 2023）

我們如果要讓臺灣五大族群和解共生，基於讓五大族群都能獲得平等發展的目標，就不能只在中央設立「原住民族委員會」與「客家委員會」，而不設立「外省族群委員會」、「閩南族群委員會」與「新住民族群委員會」這三個部會級單位。

生活在當前臺灣社會，人民日常接觸到閩南族群文化可謂理所當然，常見者譬如各宮廟舉辦的神明祭典，尤其媽祖遶境巡禮，參與人數常動輒百萬計；原住民族群文化與客家族群文化則在部會級單位設立後獲得相當蓬勃的倡導與推廣，甚至新住民族群文化都因當前政府實施「南向政策」（或後來的新南向政策），基於籠絡島內新住民配偶並對東南亞各國表示善意，文化部設有「新住民專區」來推廣新住民各種節日慶典，但只有外省族群文化卻在中央部會呈現被冷落且無人聞問的不平等現象，實屬極不合理且亟需改善的族群問題，其原因頗值得反思。

我們觀察現行原住民族委員會與客家委員會這兩個中央部會設立的緣由，都會發現其過程極具有政治性。早在民國八十年（1991）六月六日，由臺灣原住民權益促進會主辦，聯合原住民學生團體，展開集會遊行，訴求成立中央級原住民專責委員會。但直至民國八十四年（1995），因立法院選舉國民黨、民進黨、新黨和無黨籍聯盟無一黨取得過半的席位，而在野各政黨和執政的國民黨全部席位只相差兩席內，由於當時的行政院長還需要獲得立法委員過半支持纔能就任，時任行政院長連戰召見國民黨籍的蔡中涵委員和瓦歷貝林委員，希望能獲得這兩位原住民立委支持，蔡中涵與瓦歷斯貝林則聯手拿同意閣揆同意案當作條件，順利爭取國民黨承諾成立部會級原住民委員會。這件事情反映出族群權益議題能獲得政黨重視與支持，其實常受到具體政治事件的影響。

接著，客家委員會成立於民國九十年（2001）6月，其目標是復興臺灣日漸流失的客家文化，延續客家傳統文化命脈，並打造臺灣成為尊重多元族群文化的社會。其背後的原因則與當時的陳水扁總統有關，早在其擔任立法委員時，就開始任用客家精英來做幕僚（譬如羅文嘉長期任助理），擔任臺北市長期間則積極經營客家選票，包括成立「財團法人臺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設置「臺北市客家文化會館」與「臺北市客家藝文活動中心」，再開闢「臺北電臺客家頻道」，每年定期舉辦「客家文化節」，讓本來對政治比較沒有熱情的客家鄉親，開始轉向支持其個人（而不見得是整個民進黨），因此，其雖然市長連任敗給馬英九，卻在民國八十九年（2000）當選中華民國總統後，隔年就成立客家委員會，這些過程幫其制訂政見白皮書的范光群就是客家人，後來並擔任首任客委會主委。

民主政治就是團體利益的較量與協商，不參與任何團體，則個人的權益就無法獲得保障。團體的性質有很多種，性別、宗教、階級與黨派都是團體，族群自然更是其中很重要的團體。外省族群有個重要特徵：由於該族群跟著中華民國政府來臺，並主要參與軍公教警消這些政府工作，使得外省人普遍有著「高度的服從性格」，不太願意對政府表達反對的聲音。如今時過境遷，政黨輪替早已變成新常態，外省人要意識到目前已經沒有任何政黨會直接關注我們的權益（包括但不只是軍公教警消這些領域的工作權益），甚至有很多權益根本未曾被我們自己仔細認識（譬如保護眷村文化的各種議題，不只包括眷村建築的毀壞，更涵蓋眷村語言的流失），我們只有讓自身的團體利益被社會正視，否則在這種激烈競爭的政治環境中，我們族群的團體利益會不知不覺被人漠視，甚至被「消音」。

臺灣外省人不應該再有這種幻想：面對當前的各種亂象，我們無能改變，就反過來期待大陸當局過來「收拾亂局」。外省族群就是讓中華民國落腳於臺灣社會的始作俑者，自己不認真經營中華民國，卻產生自我放棄的念頭或作法，如此不只會被臺灣其他四大族群輕視，更會被大陸當局輕視，我們的祖先本來自中國各省，現在卻被大陸當局視作「閩臺一家親」，只讓福建來跟臺灣對接，連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的員工都常主要挑選會講閩南語的人來從事對臺工作，偶而則會請客家人來擔任發言人，藉此表示對臺灣的熟悉感與親密感，那我們外省人在其心中究竟佔有什麼位置呢？這不能怪人家，而要怪我們自己。我們不在意自己的族群應該在臺灣社會經營與發聲，甚至有人都想要跳船放棄中華民國了，這種無止盡的流浪者心態最終只會落得「人見人嫌」，而不可能獲得任何尊重。

外省族群不該忘記自己是「承天命，續道統，傳斯文」的一群人。民國三十八年（1949），不只有無數的故宮國寶被輾轉搬運來臺灣，更有無數的一流學人被緊急搶救來臺灣，臺灣本不大，卻接納中華民國這個始終不只擁有政統更擁有道統的政權，這些無聲的國寶與有聲的學人散發著雄渾厚實的能量，讓中華文化在臺灣社會獲得繼往開來的發展，更不要說經由閩南人與客家人在臺灣數百年的經營，誠然使得臺灣社會「開萬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遺民世界」，這群華夏遺民聯合原住民族，共同開闢出如此美麗的寶島，外省人何忍撒手置身事外？解鈴還需繫鈴人，只有我們再度凝聚起來，聯合任何願意平等待我的族群共同奮鬥，大家攜手復興中華文化，讓臺灣社會的族群關係獲得良善發展，使得中華民國的運作機制恢復正常，這纔是外省人始終流淌在身的天命。

當我們有此自覺，則呼籲各政黨支持行政院設立「外省族群委員會」、「閩南族群委員會」與「新住民族群委員會」這三個部會級單位，跟既有的原住民族委員會與客家委員會共同成為中央部會，來推廣各自的族群文化，彰顯出臺灣社會整體的族群光譜，完成「中華文化與多元文化本不二」的政治理想，這誠然是族群共生且福國利民的壯舉！但，全部的圖像，其第一塊拼圖，首先得由凝聚外省族群意識來著手，只有外省人恢復其族群意識，願意再擔中華文化的大纛，謀畫族群的振興，纔有立場重新參與臺灣政治，只是其族群復振工作不是跟任何族群鬥爭，而是跟全體族群合作，畢竟設立「外省族群委員會」怎麼可能單憑外省族群的團結就能完成？讓我們把這件事情當作階段性的目標，視五大族群委員會的全部設立，來當作凝望臺灣社會族群和解的里程碑。

附註：本文屬於《喚醒臺灣外省人》這本書第七篇，不論你是否屬於臺灣外省人，或者你屬於臺灣其他四大族群，但對外省族群能深度的共情與同理，請你傳給自己認識的外省同胞，來幫忙臺灣共創族群和諧的社會。

20260530文茜的世界週報歐洲版：俄烏之戰（以下粗斜體為陳文茜的報導）。

俄羅斯想要的不是吞併全烏，他是要拿回過去曾經是俄羅斯人所居住的烏東。那是烏克蘭當初加入蘇聯時，蘇聯所贈送的。蘇聯瓦解後，那些地區的俄羅斯後裔變成二等公民，受到很多不公平的對待，(甚至遭受亞述營虐殺)。普丁要拯救俄羅斯人的戰爭，成了戰略上的盲點。克里姆寧宮堅持要拿回烏東，這種固執的烏東政策，跟他的民族主義，跟他發動這次的侵略都有關係。莫斯科對基輔沒有興趣，但烏克蘭可以打莫斯科。俄羅斯在頓巴斯的頑固立場，為基輔創造了機會。

攻勢現實主義者米爾斯海默只管從現在論未來，不管現在從何處來。俄烏之戰有其歷史背景，必須充分了解，才能公道評論。

史家公認二戰始於1939年9月1日德國閃擊波蘭。而希特勒在之前1933年起的六年執政中，已經併吞了周遭多處土地，德、法、英、義四國首相還在大戰前與希特勒簽下慕尼黑協定，承認希特勒合法占領那些地方，使得慕尼黑協定成為往後姑息政策的代名詞。那為什麼史家還公認二戰始於1939年9月1日？

慕尼黑協定承認希特勒合法併吞占領的那些地方，正是德裔公民居住的地方，在一戰後被屈辱的割讓出去。當地德裔居民莫不渴望回歸祖國的保護。史家重視其來有自的歷史因緣，做出客觀公正的認定。而姑息云云是美西方政客(尤其是邱吉爾)一向的醜化伎倆。如同商紂與秦政之被後繼者醜化一樣。

普丁的占領烏東就是希特勒不被史家認為侵略的併吞，那都是俄裔子民，居住在原本就是俄國的領土上。但是美西方政客搬出慕尼黑協定的例子，誰都不願意當第二個張伯倫，於是定調了普丁「侵略」。(但將來史家不會定調為三戰的起點)。美歸派的文茜在開戰滿四年後才說清楚講明白俄烏之戰的歷史脈絡，卻還是免不掉跟著美西方「侵略」的節拍起舞。並認為普丁堅持要拿回烏東，是固執的烏東政策，是戰略上的盲點。

「俄羅斯想要的不是吞併全烏，只是拿回烏東。」既然如此，怎麼會是希特勒第二呢？政客們錯判了希特勒，再用希特勒錯判了普丁。普丁對基輔都沒有興趣，怎麼會對其他歐洲各國有興趣？其實政客們都想藉外部問題來淡化內部問題，於是德法備戰，軍武擴充，世界陵替，天下不安矣。

「以嚴格定義，俄已輸掉戰爭。一個大國打一個小國，打了那麼久打不下來，實質意義言，已經戰敗了。」開玩笑，那是一個大國打一個小國嗎？

1. 戰事初起，烏克蘭靠美西方的情報與星鏈大舉獵殺俄軍將領、坦克、機艦。
2. 到川普上台，明講烏克蘭欠美國數千億軍費，要用子孫的土地礦產來償還。
3. 歐洲包含英國都承擔巨額援烏資金與軍火。同一時期，美國禁止各國援俄。
4. 美國斷金融、斷供應鏈、斷油氣買家，全面制裁俄羅斯。
5. 到現在，烏高度依賴西方盟友提供的防空系統。(及情報、星鏈)。澤倫斯基去函示警川普，烏克蘭用於攔截俄製飛彈的關鍵美製防空物資即將短缺。

明明是一個俄羅斯在軍事、經濟上對抗整個美西方。文茜的報導明顯偏頗了。現在北約沒有一個國家歡迎烏克蘭加入北約。如果一個小小烏克蘭能讓俄已輸掉戰爭，北約歡迎都來不及，怎麼會拒絕呢？不是說「歐洲很憂心普丁擴大戰火。威脅波羅的海，戰火外溢陰霾籠罩歐洲」嗎。分明就是加上了歐洲也打不過。卻要說俄已輸掉戰爭。

其實以美國為首的北約正是戰禍的始作俑者。北約既背信在前，從承諾不東擴一吋到東擴千里，再背信於後，從承諾烏入北約到不歡迎。分明就是拿人家當炮灰，去消磨全球第二軍事強權。可嘆本是同根生的東斯拉夫人掉入陷阱，以致兄弟鬩牆，骨肉相殘。如同兩韓、兩越、兩岸、以及一分為二的穆斯林世界、一分為六的南斯拉夫。美西方從別人內部顛覆的手段爐火純青。烏克蘭還幼稚的將加入北約寫入憲法，如今卻落到沒有一個國家歡迎的境地。文茜的報導怎不著墨於此？

普丁只要烏東，不打基輔。澤倫斯基不管三七二十一，打莫斯科，也打煉油廠。激得普丁開始攻打基輔。烏克蘭外長說普丁正在升級事態。這是再度嘲諷所有的和平努力。明明基輔自己升級，反對所有的和平努力，卻先指控俄羅斯。這是美西方最擅長的宣傳伎倆，先講先贏。所以哥大教授蕯克斯明白指出，此刻該承擔起和談責任的歐洲大國卻毫無意願和普丁對話。

現代生物科技發達，上年紀的人注重養生是人之常情。但文茜對普丁的報導是：「克里姆寧宮不只想打贏烏戰，普丁還想長生不老，學秦始皇。」文茜被李敖譽為台灣第一聰明才女。如此報導，幸好李敖走了。

每年到了六月初，華文世界總會有人談起六四天安門事件。有人義憤填膺，有人冷眼旁觀，也有人乾脆覺得，事情都過去這麼久了，再談也沒有意義。對我而言，六四當然是一場悲劇，尤其是最後以武力收場，這一點無論如何都令人痛心。但如果我們真想理解六四，就不能只停留在道德控訴，也不能只用今天的情緒去回看當時，而應該把它放回19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中去看。

六四不是平地起風雷，也不是單純的學生運動失控，更不是一句「專制鎮壓民主」就能完全概括。它其實是中國改革開放前十年所有矛盾、希望、焦慮與制度限度的一次集中爆發。

1989年的中國，剛好走到改革開放第十年。那是一個極為特殊的歷史時刻。一方面，整個國家確實在鬆動。毛時代那種高度封閉、全面管制、連呼吸都帶著政治味道的世界正在後退，市場經濟開始進場，外資開始進入，西方與日本、香港、台灣的商品、文化與生活方式大量刺激著中國社會。城市裡的人開始看到一種新的可能性：原來世界可以不是只有計畫經濟、單位食堂與灰色制服，生活是有可能變得更富裕、更有選擇、更像一個正常社會的。

但另一方面，這樣一個巨大國家，背後卻依然是一台龐大、老舊、習慣命令與控制的共產黨機器。如此多的官僚，如此僵硬的權力結構，要在一聲令下之後就華麗轉身，本來就不可能。經濟改革在往前衝，政治結構卻遠遠沒有跟上。市場開始活化，但制度保障極不成熟；思想界開始鬆動，但權力系統依然帶著強烈的革命黨本能。這就是1980年代中國最大的歷史矛盾：經濟開始鬆，政治卻不敢真正鬆。

這種矛盾並不只存在於體制外，也深深存在於中共高層本身。鄧小平就是這種矛盾最典型的代表。如果只把鄧小平看成一個頑固老人，那是不準的。他比很多同時代的中共高層更清楚中國的落後與貧困，也更知道如果不改革，中國會繼續窮下去、亂下去、被世界遠遠甩在後面。他早年的留法經驗、改革開放後與西方接觸的見聞，再加上文革之後對中國凋敝狀態的直接感受，都讓他比別人更務實，也更敢於打開市場。但不要忘記，鄧小平同時也是中共第一代革命領導人之一。他在黨內的資格、革命資歷與權力位置，都意味著另一件同樣重要的事：改革是為了救中共，不是為了改掉中共。

這兩條線在鄧小平身上始終同時存在。第一，中國必須改革，否則沒有前途；第二，改革無論怎麼改，都不能威脅中共執政。這種想法，也幾乎是1980年代大多數中共老官僚的共同心態。於是就形成了陳雲那句非常有名、也非常傳神的判斷：「一抓就死，一放就亂。」 這句話其實就是整個1980年代中國改革困境的濃縮版。抓得太緊，經濟死掉；放得太開，體制又怕失控。經濟可以改，政治要不要改？可以改到哪裡為止？這些問題，當時根本沒有真正的共識。

而在民間與知識界，情況又更複雜。對一般城市居民與普通民眾來說，他們最直接的感受是：市場經濟確實有希望。經過毛時代長期的貧窮與壓抑，大多數中國人其實沒有那麼多抽象理論，他們只是非常清楚地知道，美國、日本、香港、台灣比較富，比較進步，生活比較像樣；外商來投資，市場活起來，商品多起來，自己的日子就有可能變好。鄧麗君的歌聲在街頭巷尾飄揚，日本家電開始進入市場，港台流行文化逐漸流入中國，這些看似生活化的東西，其實都在向中國社會傳遞同一個訊息：外面的世界很大，而且比我們現在這套生活方式更有吸引力。

但對北京大學為代表的知識界與青年學生而言，事情就不只是「過得更好」而已。他們想的更多、更遠。他們期待的，除了市場、開放與繁榮，還包括個人自由、言論空間、新聞開放、政治改革，甚至某種西方式民主政治的想像。換句話說，對一般民眾來說，改革的重點可能是冰箱、彩電與就業機會；但對知識界來說，改革意味著整個中國未來是不是有可能變成一個更自由、更有尊嚴、更像現代國家的政治共同體。

問題就在這裡：大家都在談改革，但心裡想的根本不是同一件事。中共高層想的是有限改革，民間多數人想的是改善生活，知識界與學生想的則更接近制度轉型。這三種期待在1980年代看起來都充滿希望，但放在同一個政治結構裡，實際上非常危險。因為當經濟改革、社會流動與思想活化跑得太快，而權力結構又不肯明確說出改革的邊界時，衝突就幾乎不可避免。

1980年代後期，中國很多大學校園裡的言論空氣其實已經相當自由，這在很多人的回憶中都提到過。有些學校甚至默默取消了某些原本帶有強烈黨管色彩的制度安排。很多年輕人真心覺得，中國已經走到一個可以變得更自由的門口。可與此同時，社會上又充滿通貨膨脹、官倒、分配不均、失業壓力與官僚傲慢。大家都有希望，但大家心裡也都有不滿。正是在這種希望與不滿交纏的背景下，最終爆發了1989年的六四事件。

對我來說，六四最後以武力方式解決，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悲傷的事。它不只是一場流血，也是一整代中國人對於改革想像的斷裂。

但歷史的殘酷之處就在於，六四之後中共並沒有因此崩潰，反而在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重新確立了一條往後三十多年的基本路線：政治上不再談那個夜晚，經濟上則用更高速的發展，來證明當年的鎮壓是「必要的代價」。這一點極其重要。因為它等於決定了此後中國共產黨如何處理六四：不是反省，不是對話，不是重新評價，而是用經濟奇蹟去替代反省，用繁榮去覆蓋傷口，用發展成績來要求社會默認當年的選擇。

這套邏輯在過去三十七年裡，不能說不成功。中國的經濟成就當然必須承認，而且不可能否認。從一個普遍貧窮、技術落後、體制僵硬的國家，迅速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形成規模龐大的中產階級、一線二線城市群、高等教育體系與科研能力，這本身就是近代世界史上極其罕見的大規模轉型。中國這個國家本來就人才濟濟，只要釋放出一部分社會能量與市場活力，當然可能產生驚人的效果。

但這個成就也不是沒有代價。官僚腐敗、形式主義氾濫、社會底層道德滑落、貧富差距擴大、權力與資本糾纏，這些陰影始終伴隨著中國的崛起。而且更根本的問題在於：這麼龐大的經濟成果，如果沒有相應的政治制度與司法保障，真的能長久維持嗎？這才是六四之後中國一直沒有真正回答的問題。一個國家經濟越發展，人民的私有財產越擴張，中產階級越壯大，教育程度越提高，社會流動越頻繁，就越不可能永遠只滿足於吃飽、賺錢與消費。人自然會問：財產如何保障？契約如何保障？權力如果侵犯我，我找誰申訴？官員與資本如果勾結，誰來制衡？這些問題，本質上都不是純經濟問題，而是制度問題。

中共過去一直不願真正回答這些問題，甚至當民間有類似想法時，還會以各種方式加以壓制。因為它非常清楚，只要這些制度問題真正被打開，最後碰到的就不會只是技術性改革，而是權力本身。到了習近平時代，這種傾向更明顯。所謂國進民退、共同富裕、黨管一切、強力反腐，表面上各有理由，但核心其實都可以歸納為一點：重新把權力抓回中共手裡，防止市場、資本、地方與社會力量長得太大，反過來威脅黨本身。這樣做短期內可以穩住權力，但代價也很清楚：中產階級與有產者的不安感增加，資產與人才不斷外流，社會對未來的預期開始變得保守。

在這個問題上，我不贊成用內部動亂、革命或暴力方式去推翻中共政權。中國這樣一個龐大而複雜的國家，一旦以劇烈崩解的方式進入轉型，後遺症可能不只是中國自己承擔，而會讓全世界一起買單。這點歷史上已經有太多例子。對中國這樣的體量而言，大亂不是解方，而是災難。

我個人仍然期待的是中共內部的自發改革。這聽起來也許不夠激昂，但歷史上很多真正能較平穩完成轉型的政治體，本來就不是從全面崩潰開始的。不要忘記，台灣政治改革的重要推動，在蔣經國晚年，實際上很大一部分就是國民黨內部先開始的。這一點今天很多人故意不提，但歷史不能不提。

中國未來真正即將接班的七零後、八零後，已經不是毛時代成長起來的一代。他們是完全沐浴在改革開放後中國所塑造的世界裡長大的世代。他們的歷史包袱比較少，卻有更強的危機感；他們看過中國如何快速追趕世界，也看見了中國今天面對的內外壓力。他們比老一代官僚更熟悉世界，也更知道合作與競爭的複雜性。這一代人，遲早要思考中國的新面貌該如何安排。

所以，六四作為事件，也許在中國的官方敘事裡可以被壓住，可以被淡化，可以被用後來的繁榮掩蓋；但六四所暴露出的根本問題，卻從來沒有真正過去。那個問題就是：經濟開放與政治封閉，究竟能並存多久？這才是中國遲早要面對的歷史課題。

六四可以被壓住，但問題不會消失。中共可以延後回答，但不可能永遠不回答。政治改革也許不會按理想中的節奏到來，也不一定會以最溫和、最文明的方式出現，但它終究不可避免。因為一個現代化社會，不可能只靠經濟成長與民族榮光，永遠替代制度、權利與法治的問題。

如果說六四對今天最大的意義是什麼，我想也許不是單純地記住那一天的流血，而是記住那一天背後所提出，卻至今仍未被真正回答的問題：中國究竟能不能在不放棄發展成果的前提下，走向一個更有制度保障、更能容納人民權利的現代國家？這個問題，中共遲早要面對。而中國，也遲早要回答。

1956年張大千在巴黎辦畫展，畢卡索也在巴黎，張大千先後託人為其牽線欲與畢卡索會面，然皆遭拒絕，理由都是畢卡索心高氣傲…，張大千轉而要求翻譯直接與畢卡索祕書連絡，出人意料地畢卡索欣然邀請張大千到他住所會面。會面過程畢卡索語出驚人：

「我真不明白，你們中國人為什麼要到巴黎來學藝術？不要說法國沒有藝術，整個西方，白種人都沒有藝術！」
「這個世界上有資格談論藝術的，第一是你們中國人，第二是日本人，但日本人的藝術也源自中國。第三就是非洲黑人。除此之外，白種人有什麼藝術？所以我最莫名其妙的就是，為什麼那麼多中國人和東方人非要跑到巴黎學藝術不可呢？」
「中國畫真神奇。齊(白石)先生畫水中的魚，沒一點色，一根線畫水，卻使人看到了江河，嗅到水的清香。真是了不起的奇蹟。……中國的蘭花墨竹，是我永遠不能畫的。」

畢卡索是畫家，我們可以理解他不樂見西方繪畫、雕塑的冒古作假風，但他說的是西方沒有藝術，將西方音樂及其他藝術成就也否定了，莫非西方音樂也有什麼不足之處？

1714年，威尼斯小提琴家塔替尼（Giuseppe Tartini），用小提琴演奏雙音時，意外地聽到第三個音，這第三音混合原本兩音的頻率，而被命名為合音（combination tone）。用白話舉例，當同時彈奏600Hz和800Hz的音頻時，人的聽覺會「補」上一個不是樂器發出的200Hz音頻 ~ 差音，這個發現發表後，肯定會對歐洲樂壇產生正面積極作用，尤其是交響樂，塔替尼很可能是在創作《魔鬼的顫音》時，發現了差音。

在中國，差音很早就被發現及使用，中國編鐘敲擊時，就會有差音，因為編鐘是兩個瓦形對稱(類橢圓形)，兩個對稱部，會各自發出不同頻率的音，差音自然產生，聲音渾厚與圓形鐘的清脆音截然不同，仿製的曾侯乙編鐘，可以演奏《茉莉花》、《歡樂頌》、多種交響樂，且不會產生混沌的噪音，因為中國的五音無變宮(FA)與變徵(SI)，這兩個音會產生不協調音，不能用在宮廷樂、雅樂與合奏，肅殺調與悲傷調還是有在用。
笙是多管樂器，長短管之間，很容易產生差音，幾乎是專門為表現差音而設計出來的樂器。

樂理方面，《管子》《地員篇》講述用三分損益法定出宮、商、角、徵、羽，五音的數學公式；明朝朱載堉於萬曆十二年（1584年）用81欄特製大算盤，開2的12次方根，將八度音等分為十二等分，並製造出十二平均律律管及律準，是世界上最早的十二平均律樂器。此平均律通行全世界，1700年歐洲據此平均律才能製作出鋼琴，有了含半音的廣音域鋼琴，1722年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發表《平均律鍵盤曲集》。不過歐洲人並不承認十二平均律承襲自中國，而是不同時空各自發展出來，儘管晚了中國百餘年，也拿不出計算工具，更沒有計算式，就像數學考題，只有答案沒有計算式，這要給幾分？

差音只是現象，只要多加演奏，早晚一定會發現，問題在歐洲為什麼晚中國兩千年才發現？
音樂必然起於民間，發展於宮廷，唐明皇就是梨園祖師爺，朱載堉也是王爺，若為某些原因，宮廷不養琴師歌伎，音樂就只有在民間自娛式發展，若宮廷好征伐，橫徵暴斂，那民間的音樂發展必然遲滯或停擺。

筆者認為歐洲在文藝復興末期才發現差音，是因為文藝復興之前，歐洲只有簡單的宗教唱頌，宮廷樂近乎無，人口佔絕對多數的奴隸，被領主壓榨到連產生民歌的心力也絕了。所謂的文藝復興，只是有識者企圖擺脫教會控制的反抗，但是千餘年來宗教對人心理的影響，歐洲人已經離不開神了，（因為萬有都是本於他，倚靠他，歸於他。願榮耀歸給他，直到永遠。）宗教改革與新教誕生，是最好的折衷方案，至少異端不至於被活活燒死，隨之而來的啟蒙運動，讓民智開了，這才有工業革命的可能，也才有發展藝術的土壤與大舉向外擴張（殖民）的實力。

畢卡索專業是繪畫，音樂非本行，但對音樂還是有強過一般人的了解，更重要的是他關注中國藝術不帶偏見，對於歐洲如何模仿中國畫作、雕塑，借鑑中國音樂理論，參考中國樂器發展歐式樂器等等，都有一定的了解，畢卡索也只是否定西方藝術而已，伏爾泰揭露更多西方虛假一面。

伏爾泰（François-Marie Arouet / Voltaire，1694-1778）在《風俗論》（Essai sur les mœurs）中，有如下論述：
「我們可以回憶一下，500年前，不管是在北歐、在德國，還是在我(法)國，還幾乎沒有一個人會寫字。今天我們的麵包商還使用著的刻記賒售麵包數量的木籌就是我們過去的象形文字和帳簿。過去收稅也是用這種木籌來計算，我們變化無常的地方習慣法，是在450年前才開始以書面形式制定的，這說明以前書寫的技藝是多麼稀罕。」（大陸商務印書館中譯本第87頁）
《風俗論》還有如下記載：
中世紀人們「活在恐懼和蒙昧之中」；
中世紀的theology（神學）對歐洲造成的損害超過了所有匈人和汪達爾人的入侵；
絕大多數人被極少數人壓迫，扼殺了工業與進步；
從蠻族入侵到14世紀，歐洲在藝術和知識上幾乎沒有進步。

《風俗論》也有肯定中國的記載：
中國人手中拿著毛筆和測天儀撰寫他們的歷史，設有史官一絲不苟地記錄皇帝的言行和公共事件。
伏爾泰這一段話，與其說是讚譽中國，不如說是埋怨歐洲歷史記載的可信程度。

歐洲崛起之後，殖民掠奪世界各地資源，傳播一神教，二戰後逐步退出殖民地，代之以「思想殖民」並延續至今，這才是部分國人跑到法國學藝術的內在原因。

差音、十二平均律是軟件，我們還可以拿硬體也來比一比，讓大家更加了解真實狀況。

歐洲人說他們在十三世紀就發明了機械鐘，一座機械鐘要有擒縱裝置，多組齒輪，每一齒輪都要有一根筆直的圓軸，或不同半徑的齒輪擠在一根圓軸上，構造上很複雜，擒縱裝置的作用是一種節律器，將有原動力的齒輪，以一擒一縱方式，將動力有節律的，傳給被驅動「具有計算任務」的齒輪，在齒輪連動下，計算出時與分秒，並以指針方式表現出來或者是固定時間發出聲響，一擒一縱之間就會發出我們聽到的滴答聲（沒有滴答聲的鐘錶，多半是以石英震盪器取代擒縱器，那就算電子鐘錶了）。
擒縱裝置是機械鐘構造中最具巧思的靈魂物件，這麼偉大的發明，竟然找不到發明者？圓軸更是十三世紀歐洲鍛鑄技術的突破？

台中自然科學博物館有一座仿水運儀像臺，原件是北宋蘇頌創作，早已毀失，仿件根據蘇頌所撰《新儀法要》內文復原出仿件，水運儀像臺也有擒縱器，早於歐洲機械鐘兩百餘年，毫無疑問擒縱器與世界第一座計時器都是北宋蘇頌發明。

歐洲機械鐘找不到發明者，找不到殘存零組件，更找不到設計圖紙，事實上沒有人能夠描述他的大概樣子，遑論仿造出如水運儀像臺，這比拿史詩當歷史還要扯，歐洲人一定要說機械鐘是他們13世紀就獨立發展出來，理論、結構、構思等都與中國無關，伏爾泰應該會持不同意見。

聽：打破西方思想殖民的號角已經吹響。
看：齊白石畫作 魚

日菲在5月28日宣布啟動專屬經濟海域與大陸礁層的劃界談判，範圍就在台灣以東，與我方主張的海域大幅重疊，而台灣沒有被請上桌。外交部第一時間「表達肯定」，被追問後改口，要求日菲考量重疊、與我方協商。日本內閣官房長官回了一句，這份協議「不拘束第三方」，菲律賓沒有回應。外交部於是轉身對國內說，談判不影響我國權益，林佳龍還補一句，這主要是針對中國大陸，請國人放心。

整件事的關鍵，藏在「不拘束」與「不影響」這兩個詞的縫隙裡。

雙邊協議不能拘束第三方，這是國際法常識，日本沒講錯。但「不能在法律上處分你的權利」，跟「現實上不會動到你的權利」，是兩回事。協議管不到台灣，不代表那條被劃出來的線、線後面跟著的執法與驅離，管不到在那片海上作業的台灣漁船。法律上的不拘束是被動的，它只表示那紙文件強迫不了你，不表示有人會在你的漁民被扣押時出來保護。把「不拘束」說成「不影響」，是這次最該被追究的一句話。因為就在外交部說「不影響」的時候，中國的海警船，已經在6月1日開進了台灣以東。

要看懂日菲為什麼把台灣晾在門外，得先看懂他們在躲誰。對岸對這片海的主張，是台灣是它的領土、台灣以東因此歸它管轄。日菲若要否定這套說法，最乾淨的做法不是去跟對岸爭辯，而是把這片海定義成兩國之間的事，一紙雙邊劃界，就把對岸賴以主張的支點抽掉。可是這一刀要俐落，台灣就必須被當成不存在。一旦承認台灣在這片海有一份不屬於大陸的權利，這裡就多出一個日菲得正式打交道的對象。所以台灣不是被忽略，是被刻意地不給位置。這是利益的排序，不是惡意：日菲防的是大陸，跟台灣也簽過漁業協定，只是當「保住台灣的位置」和「用最省力的方式防堵對岸」相撞時，他們選了後者。

而這一刀能劃得乾淨，台灣當局也出了一份力。被略過，不爭上桌；被婉拒，回頭對自己人說不影響。別人理虧在先，政府卻搶著替對方把理虧抹平。

而被劃進去的，還不只是漁場。專屬經濟海域連同大陸礁層，劃的是海床與底土的資源權，礦產、油氣這些長期而不可逆的東西也在其中。漁是流量，今年捕完明年還來；海床是存量，在別人的劃界裡被分掉，就拿不回來。輿論盯著漁民被扣船，政府也樂得讓話題停在漁權，那塊最重、最久的利益，反而沒人追問。

更深一層，這件事的勝負不在談判桌上。劃界劃的是紙上的權利分配，海權真正靠的是誰的船能持續待在那片海上。日菲的公務船不可能長期守在離本土這麼遠的台灣以東，大陸卻離得近、待得住，它不跟你爭那張紙，直接派船。於是在紙上被寫出去的大陸，在海面上反而最有條件在場；而離這片海最近、最該在場說話的台灣，在場感最弱。

接下來會發生什麼，現在還是推演，但路已經鋪好了。台灣漁船在那一帶被扣、被要求繳保證金，不是假設，2013年的廣大興28號賠上一條人命，2016年的東聖吉16號繳了保證金才把人船換回來。哪天類似的事再發生，而離得最近、最願意現身的是中國海警，跑去「救援」，一個面對扣船與罰金的漁民，不會、也不該為了抽象的主權去拒絕唯一肯來的那隻手。他接受了，不是投共，是他的政府沒有出現在那裡。那一刻大陸要的就到手了：它不必發動劃界、不必在法理上贏，只要在台灣缺席的地方待著，就成了漁翁。它撈到的不是漁，是「台灣以東，是大陸在保護台灣人」這個有畫面的既成事實。法理上爭不到的，一次救援就坐實。

要堵住這條路，最好的辦法本來很清楚：日菲一開始就把台灣拉進來三方一起談，台灣在場，大陸代言的說法破產，海警沒有填補真空的空間，漁民也有自己的管道。問題是這要日菲點頭，而日菲有省事的動機不點頭。但上不了那張桌子，不等於什麼都不能做：台日有漁業協議、台菲有執法合作協定，這兩條線本來就在，台灣大可從這裡要求把劃界對漁權的影響納入協商。這條路門檻不高，不需要日菲先承認台灣是什麼，是台灣單方面就走得動的。

所以該問政府的，不是「為什麼沒能逼日菲讓你上桌」，那難在台灣的地位。該問的是：那些不需要任何人點頭、自己就做得到的事，為什麼沒拿出來。現成的協議管道，目前公開可見的只走到「呼籲」；面對漁民可能在那片海上承受的風險，政府對外的主旋律，也只是「不影響、請國人放心」，而不是把自己在那片海域的實際存在與護漁，明確當成主權主張拿出來講。

一個政府，連自家門口的海都只肯用一紙聲明去守，卻要人民相信，風浪更大的那天，它守得住主權。海都讓到只剩一句聲明了，主權那兩個字，還有多少是真的。

圖為國際海洋邊界資料庫 Marine Regions（比利時弗蘭德斯海洋研究所 VLIZ）。紅色是重疊主張區，也就是多方主張疊在一起、尚未劃分的海域。台灣周邊，尤其台灣以東與東北這片，大面積落在紅色裡，台灣的主張也在其中。日菲此刻要做的，是在這片重疊區裡把線劃下來，卻把其中一個主張方台灣排除在外。這片海客觀上就是未定、重疊，不是哪兩國私下談一談就能分掉的。

鄭麗文正在美國訪問，綠營一貫的唱衰，說她見不到美國有份量的官員和政治人物。綠營的說法半對半錯。因為美台沒有邦交，美國官方又顧慮中國的反對和抗議，美國的官員和政治人物即使會見鄭，多半會要求不得公開，因此即使有會見，在媒體上也如同沒會見，於是鄭就會像是被綠營說中了。這樣鄭訪美還能達成其目標嗎？

首先，鄭訪美本身就是目標。鄭已經訪問中國大陸，又會見了習近平，她必須訪美，才能平衡她的訪中，否則就會被綠營抹紅，說她親中親共賣台。更精確的說，綠營無論如何都會抹紅她，但因鄭訪美，綠營抹紅她的效果將很小，大約只影響綠營原來的支持者。

鄭麗文的主要主張是，「親中」和「親美」要並重，她的訪中和訪美正是實現及宣傳其主張，也藉訪美行希望以直接對話，說服美國贊同，至少不反對，其主張。這是鄭訪美的主要目標。其實美方多半不會公開表示贊同或反對，而且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意見，但直接對話無論如何比沒有對話好，對話本身就是成果。

讓我們比較鄭的「親中」+「親美」與綠營的「反中」+「親美」。在過去美國獨覇世界的時代，綠營緊抱美國大腿，雖然丟臉，足以「抗中」，還算勉強說得過去。現在中國的國力和國際地位已能與美國分庭抗禮（可見於上月的川普訪中），而且兩岸鄰近、美國遙遠，因此「親美」根本不足以「抗中」，而綠營的「反中」+「親美」勢必陷台灣於險境。台海有危機，美國難免某種程度的捲入，實非美國所願；美國連伊朗都搞不定，怎會想跟中國衝突？所以，鄭的「親中」+「親美」才能讓台海和平、台灣安全、中美和平，對全世界都有好處。這對美國是有說服力的。

鄭麗文的訪美當然也是為了宣慰僑胞，及向僑胞宣傳她的「親中」+「親美」主張。有些僑胞在台灣仍有投票權；即使沒有投票權，也可以影響在台灣的親朋好友，因此鄭的訪美有助於提高藍營的支持度。藍營已經失去中央執政10年，傾向藍營的選民難免有些士氣低落，鄭的訪中和訪美有助於提振傾向藍營選民的士氣。

簡單說，中美現在是世界兩強，台灣「親美」可以加1分，「親中」也可以加1分，綠營的「反中」+「親美」只加1分，鄭的「親中」+「親美」卻可以加2分，自然優於綠營的政策。這對僑胞是有說服力的。

鄭訪美前爆發了馬英九基金會事件，金溥聰、趙少康等人趁機打擊多次穿梭兩岸的副主席蕭旭岑，等於是打擊鄭的「親中」+「親美」路線。鄭雖為蕭和「親中」路線辯護，但當然很為難，因為黨主席應該要團結黨，而馬、金、趙都是比鄭資深的黨內大老，鄭若與他們唇槍舌戰，難免損害黨內團結及黨的形象。鄭在此時訪美，恰好避開黨內的爭執，有望使事件降溫，可算是無心插柳的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