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台北大安區永康街長大，從小過中秋就是烤肉、剝柚子、聽隔壁阿伯放沖天炮。
去年中秋，阿公從櫃子深處翻出一本舊冊子，封面泛黃，寫著「張氏族譜」。他顫抖著翻到某一頁，指著一個地名說：「這裡，漳州，我們的根在這裡。」我那時低頭滑手機，隨口應了聲「喔」，沒當回事。

今年中秋，我在鄭州影院看《敦煌英雄》。銀幕上，吐蕃統治下的沙州漢人，平日穿蕃服，每逢歲時祭祀，換上唐制衣冠，向祖先牌位叩首，哭完再藏起來。旁白念《資治通鑑》那句：「每歲時祀父祖，衣中國之服，號慟而藏之。」
我忽然想起阿公那本族譜。

一、敦煌人藏的不是衣服，是「我是誰」

張議潮的故事，以前只在課本邊角看過。這次認真查，才發現比電影更震撼。
沙州（敦煌）約公元781年陷吐蕃，到大中二年（848）張議潮起兵，河西漢人忍了六十多年。《新唐書》寫他「陰結豪英歸唐」，起兵那天「漢人皆助之」，吐蕃守軍驚走。之後「繕甲兵，耕且戰」，逐步收復瓜、沙、肅、甘、伊等十一州，大中五年（851）遣使獻圖籍於長安，唐朝設歸義軍。
但真正戳我的，不是打仗，是《通鑑》那句「號慟而藏之」。他們不是造反，是怕忘了自己是誰。衣服藏起來，記憶沒藏起來；日子要過，根不能斷。
這跟台灣有什麼關係？

二、我們這一代，也在「藏」

說實話，在台灣長大的年輕人，對「中國」這兩個字的感覺很複雜。課本裡中國史愈刪愈少，街頭到處是「去中國化」的聲音，朋友之間聊到身份認同，常常各說各話。
但我發現，有些東西是刪不掉的。
阿公的族譜寫著漳州，阿嬤的閩南語歌謠唱著「天黑黑」，家裡神桌上媽祖像前的對聯是漢字，除夕圍爐的菜色跟廈門親戚發來的一模一樣，唐詩「床前明月光」從小背到大——這些不是課本教的，是生活本身長出來的。
就像敦煌人藏衣冠，我們這一代也在「藏」：藏著對祖先的好奇，藏著對節氣的習慣，藏著那些被說成「政治不正確」的文化記憶。不是不敢拿出來，是拿出來會被貼標籤。

三、「八月十五殺韃子」不是答案

中秋看這片，難免想起民間那句「八月十五殺韃子」。元末漢人把密令藏月餅，一夜舉事。故事很燃，但那是傳說，不是歷史。正史沒有全國同步殺蒙古人的記錄，那是後世加的戲。
而且，解決台灣問題，絕對不是「殺韃子」這種邏輯。
敦煌歸義軍的成功，恰恰因為它不是純種族復仇。張議潮收復河西後，歸義軍裡有漢、蕃、回鶻、吐谷渾、嗢末等多族兵力，恢復唐制但不把所有「蕃人」當敵人。真正厲害的不是殺光對手，是讓不同族群願意一起回歸中原秩序。
兩岸也是一樣。台灣社會裡，有人支持統一，有人傾向維持現狀，有人主張獨立——這是事實。但不管立場如何，我們共享同一套漢字、同一桌年菜、同一首唐詩、同一個媽祖信仰。這些東西比政治標籤深得多。

四、我們這一代能做的

走出鄭州影院，月亮很圓。我想起阿公的族譜，想起他說「我們的根在漳州」時的眼神。
也許我們這一代的任務，不是喊口號，不是選邊站，而是把那些被藏起來的東西拿出來曬一曬：
– 族譜拿出來對，對到漳州、泉州、梅州，對到大陸的同宗祠堂；
– 漢字繼續寫，別讓簡化字或去中國化把筆畫切斷；
– 節氣繼續過，中秋博餅、清明掃墓、端午龍舟，這些不是「中國的」，是我們自己的；
– 唐詩繼續讀，閩南語、客家話繼續說，那些古音比任何護照都老。
敦煌人藏了六十多年衣冠，最後等到了歸義軍。我們不用藏這麼久，但那份「不忘本」的執著是一樣的。
衣中國之服，復故園之冠。不是要穿回唐朝的衣服，是要記得自己是誰，從哪裡來。
阿公，明年中秋，我們一起把族譜攤開來看，好嗎？

人生有許多偶然。

回想起來，因為十五歲休學浪蕩時偶然讀了不是經典名著的《北極風情畫》，我的文學閱讀興趣被調動起來，於是開始沒有系統地大量閱讀山鎮圖書館存有的各種文學著作，後來讀到赫曼赫賽的小說而自許將來也要寫小說，讓更多成長中感到困惑絕望的年輕人可以因為讀了我的小說而得到安慰與力量。

然而，在反共戒嚴的思想荒蕪的年代，我卻苦於思想沒有出路而長期鬱悶虛無著。於是在大學時代一個苦悶至極的夜晚，我提起筆來，開始寫第一篇小說，一直到窗外天色透亮而脫稿，然後寄到《中外文學》，並意外地刊登出來。隨後我又試著練習寫作技巧而繼續寫了幾篇習作，也都陸續刊登了。然後，在岡山服役期間，我因為學生時代的經歷而被藉故關了禁閉，為了讓自己能夠全身退伍，我想必須讓自己有點名氣才不會默默蒸發，於是在出關後很快寫了一篇小說，投寄時報文學獎徵文，僥倖得了獎，也因此得以安然度過未完的役期。

退伍前半年，我和一個在楊逵逝世紀念會上認識，當時在台南開洗衣店的年輕政治犯，為了籌備後來名為《南方》的學運刊物而在成大與高醫等校串聯一些異議社團的學生。那年六月，據說因為有某權貴子弟出去外海的需要，我們那一梯隊的大專兵役男突然提前退伍。九月或十月雜誌創刊號出刊，然後因為與共事者性格(談不上什麼理念)不合，也為了讓自己接受社會現實的鍛鍊，離開台北，前往雲林、高雄為黨外(或是剛成立的民進黨)候選人助選。

選後，為了從事工人運動，我在高雄待了一段時間，終於接受一個在反對陣營圈子混了多年的兄長(原來是寫詩的文藝青年)之勸，回去文學的園地從事筆耕。於是我在1987年春節過後進入陳映真先生領導的《人間》雜誌，從事報告文學的採訪與寫作(我後來知道一些原以為同一陣營的文學前輩從此把我列為敵對陣營的人)；於是我因為採寫228事件的歷史而偶然聽到了郭琇琮(1918-1950)等人的名字，也偶然知道了原來228後還有歷史，也就是50年代白色恐怖；而我也基於歷史事實的教育，在第一篇報導的<採訪後記>不點名批判說：「有一些人在別人的墓塚上插上自己的墓碑！」(你知道我說的是誰！)

因為知道台灣曾經有過像郭琇琮這麼一批真正愛台灣的理想主義者，於是我告訴自己，我寫不寫小說都無所謂了，我要把像郭琇琮那樣被掩埋的台灣理想主義者一個一個挖掘出來，從而為沒有是非公理的台灣社會留下一絲絲自我救贖的曙光。於是我陸續寫了鍾浩東、許強、吳思漢、呂赫若、簡國賢……等等在50年代白色恐怖犧牲的人格者。

於是，1993年6月7日下午，我在北京東單一座三合院採訪了1950年兩岸分隔而滯留大陸的老台共王碧光。一個下午的訪談告一段落之後，原籍豐原郡新光庄，原名王登財的老台共說要帶我去採訪另一個台灣先輩的歷史。於是我跟隨他走到一段距離之外，王府井附近的大甜水井胡同(據說以前是謝雪紅時期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央機關的小院所在)的一棟木造房屋的二樓，等待林為民先生騎著腳踏車從外頭回來，就坐在他家臥室的(應該是客廳的地方是小孩的居室)窗邊椅子上，一邊聽他講述他父親林正亨的歷史，一邊紀錄。

回到台灣以後，8月2日，我又在台北採訪了與林正亨同案的政治受難人施顯華與吳萬福；其後也南下岡山採訪了滯留台灣的林正亨的女兒林青。與此同時，立委林正杰創辦《新國會》，雜誌主編因應六張犁發現201個50年代白色恐怖犧牲者墓塚的重大事件製作了「白色恐怖專題報導」，我於是應邀根據前述採訪資料，參考相關的霧峰林家背景資料，把尚未調查完成的林正亨的事蹟，寫成不到四千字的揭露性短文<第一個刑死馬場町的台灣人—霧峰林家第廿一世林正亨傳奇>。因為這樣，不是研究清史的我才對傳說中的「霧峰林家」多少有了理解；因為這樣，林正亨的姪兒林光輝先生輾轉找上我，他很訝異的是我竟然知道「霧峰林家」還有一個林正亨(那些研究霧峰林家的專家都不一定知道還有這段歷史)。因為認識了林光輝，我對沒有文字記載的林朝棟以降的台灣抗日史有了比較全面的把握和認識。

林正亨的歷史書寫，後來就在繼續尋訪中暫時擱置。但是，林正亨的名字與歷史也逐漸在海峽兩岸熱絡起來。2001年，台灣省文獻會用納稅人的錢印行了《林正亨的生與死》一書。主持此書的台灣史學界當權者開頭就先把我那篇主要根據林正亨的兒子口述的短文不加分析地全盤否定，說藍某某寫的是小說不是歷史。其實，類似這樣的話，伊不是第一個說的。有些人說的比較好聽是說我文筆很好(言外之意是我所寫的都是我編寫的故事)。我也知道他們要否定的不是我這個威脅不到他們升官或發財的小人物，他們要否定的是228之後台灣青年全面參與中共領導的要求台灣解放國家統一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這段歷史。

記得在此多年之前，此一權力學者所在的中研院近史所吧，曾經邀我去向包括伊在內的眾多學者講述我的台灣民眾史採訪與寫作(沒有交通與講演費，只有個別學者送了幾本他們個人的著作)，後來以伊為代表的他們中的一些學者就成為李登輝國民黨當局解構228悲情的寫作班子，後來也成為228與50年代白色恐怖補償基金會的審查權力核心，也就是掌握歷史解釋的權力核心了。

還好，我一不靠寫作混官做，二不靠接官方的案子謀利，三不靠發表文章在學術圈混升等。我就是一個沒有經濟自由的自由寫作者，我偶然地遇見了歷史，知道了真相，尊重犧牲者的歷史，盡我所能地客觀寫下來而已。我知道這些犧牲者不合時宜，甚至被無知的家屬像當年的加害者那般繼續汙衊為「匪」。但我知道，只要我寫下來，不管那些無良學者說是小說還是什麼虛構的帽子，歷史總有還他們公道的一天。我衊視那些無良學者的惡罵，他們的話語除了體現他們的人格之外，更給自己留下無恥的印記。

於是，事隔多年之後，我還是把已經有各種各樣書寫的林正亨的生命史，根據可見的史料，調動我的書寫訓練，盡力寫成一篇有血有肉，可信可讀的人物報導，收入《台中赤青》一書，謹此致敬。

2018年，89歲的高麗良，還記得自己幼年與母親分別的那一晚。
按照她晚年的回憶，那時候，她大約4歲。
那天晚上，媽媽抱著她去上廁所。
一滴水，落在她臉上，鹹鹹的。
那時候她不知道那是什麼，只伸出舌頭舔了一下。
很多年以後，她才知道。
那不是水，是媽媽的眼淚。

那一晚之後，黃包車來了。
媽媽葛莉婭坐上車，哭著離開。
高麗良手裡，還抱著媽媽剛買給她的一大筐玩具。
洋娃娃、小狗、小貓，什麼都有。
她那時候太小，不知道媽媽為什麼哭。
更不知道，這一走，竟然會成為母女最後一次見面。
車子慢慢走遠，最後，只剩下路燈。
這個畫面，高麗良記了一輩子。
而那個離開她的女人，是高志航的妻子。
那個後來被稱為「空軍戰神」的高志航，是她的父親。

1937年8月14日，杭州筧橋。
日本海軍航空隊出動機群轟炸杭州筧橋機場，中國空軍第四大隊升空迎戰。
當時的中國空軍，無論飛機、訓練還是作戰經驗，都很難與日本相比。
但這一天，中國空軍沒有退。
高志航率領第四大隊迎戰日機，親自擊落敵機。
這場戰鬥，成為抗戰初期中國空軍最具代表性的勝利之一。
高志航的名字，也從這一天開始傳遍全國。
後來，人們稱他為「空軍戰神」。
8月14日，也在幾年後成為國民政府所定的「空軍節」。

那一年，高志航30歲。
一個男人的人生，似乎正飛到最高處。
可是沒有人想到。
從筧橋成名，到周家口殉國。
只有99天。

高志航原名高銘久。
1920年代，他進入東北軍航空體系，後來赴法國學習飛行。
學成回國後，他成為東北航空部隊的重要飛行員。
也是在東北期間，他認識了葛莉婭。
葛莉婭是一名流亡中國的白俄女子。
按照高麗良晚年的回憶，兩人的相識很偶然。
有一次，高志航在黑龍江一帶執行任務，到一家外國人開的商店買東西。
店員只會說俄語。
高志航不會俄語，只好試著講法語，仍然無法溝通。
這時，一名會說法語的年輕女子走了過來。
那就是葛莉婭。
兩人後來相戀，在滿洲里結婚。
他們有了兩個女兒，高麗良與高友良。
葛莉婭也為了這個家庭，慢慢學著過中國人的生活。
她換上中式衣服，學東北話。

一家人原本過得好好的。
可是九一八事變來了，東北局勢崩解。
高志航南下，進入南京的中央航空署。
葛莉婭也帶著孩子一路南下，尋找丈夫。
問題，也就在這裡出現了。

高麗良晚年回憶，1932年高志航進入中央航空署後，當時航空體系對軍官與外籍女子的婚姻有相關限制。
在她的記憶裡，父親與母親的婚姻，就是因此被迫結束。
後來，葛莉婭又被驅逐出境。
中國軍網2018年的採訪，也記錄了高麗良對這段往事的回憶。
但這裡有一個細節，今天回頭看，仍然需要謹慎。
網路上流傳著不少「高志航與軍方交涉」的版本，有些文章甚至把當年的軍令內容、人物對話寫得十分具體。
然而，目前能找到的公開資料，主要仍是高麗良晚年的回憶，以及後來媒體對她的採訪；至於1932年當時那份完整的原始規章，並沒有一份今天可以直接核對的官方原文。
所以，如果嚴格按照歷史資料來說，我們能比較確定的是：
「高麗良一直認為，父母的婚姻受到當時航空體系對外籍配偶政策的限制，最終導致兩人分開。」
至於當年的規章究竟寫了哪些字句，則不宜比現存史料說得更肯定。

可是對一個年幼的孩子來說，這些事情太複雜了。
她不懂什麼叫外籍配偶。
不懂什麼叫軍紀。
也不懂什麼叫國家安全。
她只知道——
媽媽要走了。
那天晚上，媽媽抱著她去廁所。
一滴眼淚落在她臉上。
第二天，黃包車來了。
媽媽坐上車。
她手裡還抱著那一大筐玩具。
車子越走越遠，最後只剩下路燈。

而高志航沒有離開天空。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
中國空軍投入戰鬥。
8月14日，筧橋空戰。
高志航率領第四大隊迎戰日機。
這一戰，讓他成為全國皆知的抗戰英雄。

可是三個月後，命運突然轉了方向。
1937年11月，高志航奉命率隊前往蘭州接收蘇聯援華戰機。
11月15日，他率領機隊抵達河南周家口。
11月21日，天氣轉晴。
正準備飛回南京時，日機突然來襲。
高志航沒有躲。
他衝向飛機，準備起飛迎戰。
可是，飛機偏偏在這個時候出了問題。
天氣寒冷，俄製飛機發動困難。
他連續開機三次，都沒有成功。
日機已經到了。
高志航最後中彈，壯烈殉國。
30歲。
從8月14日筧橋空戰，到11月21日周家口。
99天。
一個在天空裡成名的人，最後死在了跑道上。

父親死後，高麗良知道自己沒有爸爸了。
她後來回憶，父親殉國一個多月後，她得知消息，趴在枕頭上哭了很久。
她對自己說：
「我是沒有爸爸的人了。」
可是父親死了以後，母親在哪裡？
沒有人告訴她。
葛莉婭離開以後，就像從這個家庭消失了一樣。
而高麗良，始終沒有忘記她。
她長大、工作，也經歷了很多人生的風風雨雨。
但她一直沒有放棄找母親。

1979年平反後，她重新開始尋找父母的下落。
她到東北查訪。
也寫俄文信，託人到俄羅斯打聽。
可是一直沒有消息。
直到2010年，那一年她81歲。
她去了莫斯科和聖彼得堡。
街上只要看到年紀相仿的老太太，她都忍不住多看幾眼。
她知道，找到母親的機會已經非常渺茫。
可是她還是想找。
她說：「太害怕再次錯過了。」
因為她這輩子，已經錯過母親一次。
她不想再錯過第二次。

2018年，高麗良89歲。
她還是在找母親。
她在母親照片背後寫下：
「媽媽，我從四歲離開您，我好想您。現在我已八十多歲了，我還記得您最後離開那天夜裡，您的眼淚掉在我臉上。」
採訪最後，她把這段話念給記者聽。
說著說著，哭了。
那時候，距離母親坐上黃包車離開，已經80多年。
可是對一個女兒來說，
有些事情不是時間久了，就會過去。

我們現在記得高志航。
記得八一四空戰。
記得筧橋上空的那些飛機。
記得他30歲殉國。
記得他是抗戰英雄。
這些都沒有錯。
可是如果只記得這些，好像又少了一點什麼。
高志航也是一個丈夫。
是一個父親。
他有妻子，有兒女。
他也曾經有過一個家。
只是那個家，最後沒有保住。

我們今天回頭看，很容易說：
那是戰爭。
是國家安全。
是軍紀。
是那個年代不得不做的選擇。
這些理由，也許都有它們的時代背景。
可是理由成立，
不代表留下的傷口就不存在。
一個國家可以要求軍人承擔責任。
一支軍隊也可能需要嚴格的規定。
可是那些被時代與制度犧牲掉的人生，
同樣是真實存在的。

高麗良用了大半輩子找母親。
她最後沒有找到。
高志航後來成了英雄。
葛莉婭則消失在歷史裡。
而高麗良留下來。
她替父親記得戰爭。
也替自己記得那個離開的母親。

所以，這個故事最讓人難過的地方，或許從來不只是高志航怎麼殉國。
而是他死了以後，
女兒還要花幾十年的時間，
去找一個早在她幼年時，
就已經離開的媽媽。
89歲了。
她還是想她。
而高麗良曾經說過：
「我寧願他不是英雄，我只希望他一直活著，是我的爸爸。」
對一個女兒來說，
英雄也好，
將軍也好，
空軍戰神也好，
都沒有那麼重要。
她真正想要的，
其實只是——
爸爸能回家。

進入廿一世紀以後，歐洲人500年來，經過大航海全球殖民掠奪以及工業革命統領世界，至今仍然習以為常。歐洲國家面對中國的復興（西方稱為崛起），無法適應東升西降的殘酷事實。歐洲人就出現了冬天搶購中國製造的電毯、新冠時搶購中國製造的口罩、現今搶購中國製造的冷氣機，卻口口聲聲叫囂中國產能過剩、國家補貼，要求關稅制裁、進口限制，放不下帝國主義的嘴臉。歐洲人在我看來只剩其中一小撮從事古典音樂的族群不是帝國主義的惡棍，我喜歡他們表演的音樂，尤其是古典音樂。

今天星期日我就讓自己陷入音樂，分享給大家

閃唱演出貝多芬第九片段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bJcQYVtZMo

正規演出貝多芬第九片段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zyO3fLV5O0&list=RDfzyO3fLV5O0&start_radio=1

閃唱活動於2003年在街頭興起，透過音樂的渲染力，表演者在公共場所製造強烈的驚喜，使冷漠的街頭瞬間充滿音樂的活力，帶動群眾歡樂加入，原是令人喜悅的活動。後來YouTube出現，愈來愈多的閃唱活動請來攝影師拍攝，上傳YouTube推廣，發現這是可以得名獲利的商業行為。閃唱活動走上表演化的商業行銷，2016年之後逐漸隱匿，如今成為歷史。

中國和古典音樂沒有淵源，中國商業音樂（流行歌曲）並不發達。想不到中國是鋼琴製造第一大國，佔世界的80％，除了中國的品牌如珠江鋼琴，其他日本的知名品牌雅馬哈，歐洲的品牌Steinway、Bechstein許多在中國生產。中國也是大中小提琴的琴業製造大國，中國江蘇省的黃橋鎮是世界製琴中心，僅黃橋鎮一地生產了世界30％的各種大中小提琴。中國製琴業憑藉精密的工業化流程、熟練的勞動力以及豐富的木材資源，佔據了全球市場 65% ，許多西方品牌也將生產線設在中國或委託代工。

中國古典音樂的學習人數有4000萬人是世界最多，是全球古典音樂市場中，增長最快、規模最龐大、最具潛力的國家。音樂教育、音樂劇院、交響樂團、音樂演唱、音樂唱片都在迅速增加。中國的音樂密度不及歐洲，但是在歐洲經濟衰退，古典音樂失去支撐的狀態下，中國的古典音樂正在蓬勃發展，歐洲歌唱明星及交響樂團經常來華演出維持營生。

中國在學習人數、聆聽人數、樂器生產，以及年輕聽眾群體增長速度上，目前在世界上幾乎沒有其他國家可以與之抗衡，已然是當今古典音樂世界最重要的發展引擎，中國正在重塑古典音樂版圖，成為世界古典音樂第一大國。

古典音樂之外，代表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全球共同心聲，曾經揚名世界的歌曲「國際歌（法語：L’Internationale）」在世界已經絕跡，只有堅持社會主義下，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的中國可以聽到。眼見世界上的資本主義國家，金主資本家支持選舉，選出政府官員，官員為資本家服務，造成屈指可數富可敵國的富人及廣大的生活艱難的平民，大多數人民只是投票日的工具。中國堅持社會主義的公平原則，政府不為資本服務，所以見不到馬雲、馬化騰、李嘉誠能夠影響國家。國際歌唯有在中國可以商業的、歡樂的在音樂會上演唱，由大牌歌星劉歡領隊，觀眾和聲合唱，樂融其中，非常動人。歌詞中的「英特納雄耐爾」就是法文的 Internationale，分享大家。

國際歌演唱會劉歡領唱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OnT5oOGQEg

蘇聯時代1978年的大會齊唱（現已消聲匿跡）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EI_Cd8azBY&list=RDwEI_Cd8azBY&start_radio=1

人類歷史進入2026年，美帝霸權的川普總統就以涉嫌觸犯毒品、恐怖主義等罪名，將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綁架到美國關押，作為驚撼全球民眾的賀年。與此同時，在美國的臥榻之側堅守不同體制的社會發展而長期承受非人的封鎖與匱乏的紅色古巴，就面臨了黑幫老大聲稱「即將淪陷」的危急存亡關頭。

問題是，這片哥倫布讚嘆為「人類所見過的最美麗的土地」，這個距離美國佛羅里達州僅僅九十海里的加勒比海最大島國，這個西半球唯一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革命孤島」，這個主要包括白人、混血、黑人，以及少量的印第安人與華人的社會，它的生死存亡，與我們又有什麼關係呢？它值得我們關注嗎？

現實告訴我們，在台灣，除了棒球和極極少數自稱「後援古巴」的人們，它從來都不曾存在，更沒有人會在意它的死活，甚至會因為這個紅色異端的被消滅而鳴炮慶祝。

然而，不准疑美的台灣文化界的視野似乎也並非如此狹隘。姑且不論以馬奎斯為代表的魔幻現實主義文學經典，至少，幾家主流或獨立出版社也出版了舒詩偉譯/著《拉美地誌，魔幻行腳——解放軍、古柯鹼、社區總體營造》(1998)，馬訶士、吳音寧《蒙面叢林》(2003)，愛德華多·加萊亞諾《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2013)，切·格瓦拉《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2016)等，有關拉丁美洲人民反對美國侵略和奴役的鬥爭的好書。其中，那張長期以來風靡全球流行文化，頭戴貝雷帽，深邃憂鬱而充滿戰鬥意志的眼神，長髮飄逸的切·格瓦拉英氣逼人的肖像，應該就是這種戰鬥求存歷史的理想主義符號吧。

2000年5月，我在北京的小劇場看了當地知識文化圈熱烈討論的報告劇《切·格瓦拉》。戲，環繞著格瓦拉的人生選擇，通過正反兩方辯證式的對話而展開，並且通過題為「人間長街」的歌曲，表達了主題思想：
有一條街道，叫做人間長街。
在街的北面，住著幾個富人；
在街的南面，住著無數窮人。
窮人和富人，街南和街北。
壓迫和剝削，鬥爭和反抗。
就像這樣一遍又一遍……

我們知道，阿根廷醫生切·格瓦拉是貴族後裔，學生時代遊歷南美，目睹了普遍的貧窮、不平等現象，因而決定了他一生為窮苦人戰鬥的道路。1955年，他在墨西哥遇見了正在組織革命部隊，伺機打回古巴的菲德爾·卡斯楚，於是參加了「格拉瑪號」的遠征。他說，「在墨西哥的一個寒夜裡，我碰到了他，我至今還記得，我們第一次談話談的是國際政治問題。就在當夜，幾個鐘點後，等到拂曉時，我就成了未來的遠征軍的一員。」他強調，「我同他的結合，從一開始就是憑一種浪漫主義的、愛好冒險的共同心情，憑我認為值得為這樣純正的理想在一個外國灘頭上獻出生命的信心。」而這樣的實際戰鬥也使他從一個軍醫成長為「拉美遊擊戰理論創始人之一」。

卡斯楚指出，古巴革命「是一場貧苦人的，由貧苦人進行的，為了貧苦人的社會主義民主革命」。然而，革命勝利之後，「這些早就是美洲的歷史」，卻因為許多革命領導人工作繁忙，而隨著歲月的消逝淡薄了關於起義的記憶。格瓦拉因此鼓勵參加過革命戰鬥的人提供記得的情節，以便把這部歷史明確地記錄下來。他自己也按照此種意圖動手寫了參加過的襲擊戰、正規戰和散兵戰的個人回憶，並於1963年出版了《革命戰爭隨筆》，也就是《古巴革命戰爭回憶錄》。

格瓦拉在<革命開始>一章寫道：「我們把事情的根子追到約翰·昆西·亞當斯〔John Quincy Adams，1767-1848，美國第六任總統(1825-1829)〕的時代，他在十九世紀初公布了他的國家對古巴採取的態度。這個島被看成從西班牙樹枝上摘下的蘋果，註定要落入山姆大叔之手。這些都是美國侵略——指向古巴，也指向其他國家——的一條長鏈中的環節。

「這種浪潮——這種帝國主義勢力的消長——是以各國新政府在其無法控制的群眾壓力之下的上台下台作為標誌的。整個拉丁美洲的歷史都表現出這些特點：代表一小撮人的獨裁政府通過政變而掌了權；有廣泛群眾基礎的民主政府千辛萬苦才產生出來，但甚至往往在執政前，就由於自身的生存，不得不在事先作出種種妥協，而蛻化變質。在這方面，古巴革命是個例外」。

格瓦拉主張「哪裡有帝國主義，就到哪裡去戰鬥」而決定去「世界的另一些山地」繼續進行鬥爭。1966年，他於是辭去各種官職，離開了古巴，來到玻利維亞東南部的叢林，繼續領導反美帝的遊擊運動。1967年10月他在戰鬥中受傷，因而被玻利維亞陸軍抓獲殺害。美國中情局和玻利維亞軍方基於對崇拜亡靈的印第安人的懼怕，刻意將格瓦拉和其他遊擊隊員秘密掩埋在機場跑道上。1997年，格瓦拉的遺骸終於在遇害三十周年被運回古巴哈瓦那隆重安葬。(《古巴革命戰爭回憶錄》出版前言-上)

1956年張大千在巴黎辦畫展，畢卡索也在巴黎，張大千先後託人為其牽線欲與畢卡索會面，然皆遭拒絕，理由都是畢卡索心高氣傲…，張大千轉而要求翻譯直接與畢卡索祕書連絡，出人意料地畢卡索欣然邀請張大千到他住所會面。會面過程畢卡索語出驚人：

「我真不明白，你們中國人為什麼要到巴黎來學藝術？不要說法國沒有藝術，整個西方，白種人都沒有藝術！」
「這個世界上有資格談論藝術的，第一是你們中國人，第二是日本人，但日本人的藝術也源自中國。第三就是非洲黑人。除此之外，白種人有什麼藝術？所以我最莫名其妙的就是，為什麼那麼多中國人和東方人非要跑到巴黎學藝術不可呢？」
「中國畫真神奇。齊(白石)先生畫水中的魚，沒一點色，一根線畫水，卻使人看到了江河，嗅到水的清香。真是了不起的奇蹟。……中國的蘭花墨竹，是我永遠不能畫的。」

畢卡索是畫家，我們可以理解他不樂見西方繪畫、雕塑的冒古作假風，但他說的是西方沒有藝術，將西方音樂及其他藝術成就也否定了，莫非西方音樂也有什麼不足之處？

1714年，威尼斯小提琴家塔替尼（Giuseppe Tartini），用小提琴演奏雙音時，意外地聽到第三個音，這第三音混合原本兩音的頻率，而被命名為合音（combination tone）。用白話舉例，當同時彈奏600Hz和800Hz的音頻時，人的聽覺會「補」上一個不是樂器發出的200Hz音頻 ~ 差音，這個發現發表後，肯定會對歐洲樂壇產生正面積極作用，尤其是交響樂，塔替尼很可能是在創作《魔鬼的顫音》時，發現了差音。

在中國，差音很早就被發現及使用，中國編鐘敲擊時，就會有差音，因為編鐘是兩個瓦形對稱(類橢圓形)，兩個對稱部，會各自發出不同頻率的音，差音自然產生，聲音渾厚與圓形鐘的清脆音截然不同，仿製的曾侯乙編鐘，可以演奏《茉莉花》、《歡樂頌》、多種交響樂，且不會產生混沌的噪音，因為中國的五音無變宮(FA)與變徵(SI)，這兩個音會產生不協調音，不能用在宮廷樂、雅樂與合奏，肅殺調與悲傷調還是有在用。
笙是多管樂器，長短管之間，很容易產生差音，幾乎是專門為表現差音而設計出來的樂器。

樂理方面，《管子》《地員篇》講述用三分損益法定出宮、商、角、徵、羽，五音的數學公式；明朝朱載堉於萬曆十二年（1584年）用81欄特製大算盤，開2的12次方根，將八度音等分為十二等分，並製造出十二平均律律管及律準，是世界上最早的十二平均律樂器。此平均律通行全世界，1700年歐洲據此平均律才能製作出鋼琴，有了含半音的廣音域鋼琴，1722年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發表《平均律鍵盤曲集》。不過歐洲人並不承認十二平均律承襲自中國，而是不同時空各自發展出來，儘管晚了中國百餘年，也拿不出計算工具，更沒有計算式，就像數學考題，只有答案沒有計算式，這要給幾分？

差音只是現象，只要多加演奏，早晚一定會發現，問題在歐洲為什麼晚中國兩千年才發現？
音樂必然起於民間，發展於宮廷，唐明皇就是梨園祖師爺，朱載堉也是王爺，若為某些原因，宮廷不養琴師歌伎，音樂就只有在民間自娛式發展，若宮廷好征伐，橫徵暴斂，那民間的音樂發展必然遲滯或停擺。

筆者認為歐洲在文藝復興末期才發現差音，是因為文藝復興之前，歐洲只有簡單的宗教唱頌，宮廷樂近乎無，人口佔絕對多數的奴隸，被領主壓榨到連產生民歌的心力也絕了。所謂的文藝復興，只是有識者企圖擺脫教會控制的反抗，但是千餘年來宗教對人心理的影響，歐洲人已經離不開神了，（因為萬有都是本於他，倚靠他，歸於他。願榮耀歸給他，直到永遠。）宗教改革與新教誕生，是最好的折衷方案，至少異端不至於被活活燒死，隨之而來的啟蒙運動，讓民智開了，這才有工業革命的可能，也才有發展藝術的土壤與大舉向外擴張（殖民）的實力。

畢卡索專業是繪畫，音樂非本行，但對音樂還是有強過一般人的了解，更重要的是他關注中國藝術不帶偏見，對於歐洲如何模仿中國畫作、雕塑，借鑑中國音樂理論，參考中國樂器發展歐式樂器等等，都有一定的了解，畢卡索也只是否定西方藝術而已，伏爾泰揭露更多西方虛假一面。

伏爾泰（François-Marie Arouet / Voltaire，1694-1778）在《風俗論》（Essai sur les mœurs）中，有如下論述：
「我們可以回憶一下，500年前，不管是在北歐、在德國，還是在我(法)國，還幾乎沒有一個人會寫字。今天我們的麵包商還使用著的刻記賒售麵包數量的木籌就是我們過去的象形文字和帳簿。過去收稅也是用這種木籌來計算，我們變化無常的地方習慣法，是在450年前才開始以書面形式制定的，這說明以前書寫的技藝是多麼稀罕。」（大陸商務印書館中譯本第87頁）
《風俗論》還有如下記載：
中世紀人們「活在恐懼和蒙昧之中」；
中世紀的theology（神學）對歐洲造成的損害超過了所有匈人和汪達爾人的入侵；
絕大多數人被極少數人壓迫，扼殺了工業與進步；
從蠻族入侵到14世紀，歐洲在藝術和知識上幾乎沒有進步。

《風俗論》也有肯定中國的記載：
中國人手中拿著毛筆和測天儀撰寫他們的歷史，設有史官一絲不苟地記錄皇帝的言行和公共事件。
伏爾泰這一段話，與其說是讚譽中國，不如說是埋怨歐洲歷史記載的可信程度。

歐洲崛起之後，殖民掠奪世界各地資源，傳播一神教，二戰後逐步退出殖民地，代之以「思想殖民」並延續至今，這才是部分國人跑到法國學藝術的內在原因。

差音、十二平均律是軟件，我們還可以拿硬體也來比一比，讓大家更加了解真實狀況。

歐洲人說他們在十三世紀就發明了機械鐘，一座機械鐘要有擒縱裝置，多組齒輪，每一齒輪都要有一根筆直的圓軸，或不同半徑的齒輪擠在一根圓軸上，構造上很複雜，擒縱裝置的作用是一種節律器，將有原動力的齒輪，以一擒一縱方式，將動力有節律的，傳給被驅動「具有計算任務」的齒輪，在齒輪連動下，計算出時與分秒，並以指針方式表現出來或者是固定時間發出聲響，一擒一縱之間就會發出我們聽到的滴答聲（沒有滴答聲的鐘錶，多半是以石英震盪器取代擒縱器，那就算電子鐘錶了）。
擒縱裝置是機械鐘構造中最具巧思的靈魂物件，這麼偉大的發明，竟然找不到發明者？圓軸更是十三世紀歐洲鍛鑄技術的突破？

台中自然科學博物館有一座仿水運儀像臺，原件是北宋蘇頌創作，早已毀失，仿件根據蘇頌所撰《新儀法要》內文復原出仿件，水運儀像臺也有擒縱器，早於歐洲機械鐘兩百餘年，毫無疑問擒縱器與世界第一座計時器都是北宋蘇頌發明。

歐洲機械鐘找不到發明者，找不到殘存零組件，更找不到設計圖紙，事實上沒有人能夠描述他的大概樣子，遑論仿造出如水運儀像臺，這比拿史詩當歷史還要扯，歐洲人一定要說機械鐘是他們13世紀就獨立發展出來，理論、結構、構思等都與中國無關，伏爾泰應該會持不同意見。

聽：打破西方思想殖民的號角已經吹響。
看：齊白石畫作 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