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的女兒是王燦芝，後來改姓秋燦芝，個性豪爽、自幼酷愛武術，曾拜師學習太極、八卦拳與青萍劍，因常替人打抱不平，被鄉里稱為「小俠」。

民國十七年（1928）赴美國紐約大學航空專科學習飛機製造與航空技術，民國十九年（1930）以優異成績畢業，成為中國首位女飛行員與首位女性航空工程師，被美媒譽為「東方女飛將」。

民國二十年（1931）回國，後因「九一八」事變放棄家仇，投身抗日航空教育。抗戰勝利後致力於整理母親秋瑾的遺稿與遺物。民國四十二年（1953）受邀前往台灣繼續從事航空教育。

著有歷史小說《秋瑾革命傳》（英文版名《偉大的犧牲》），並編撰《秋瑾女俠遺集》。民國五十六年（1967）在台北因腦溢血逝世，享年66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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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記者問王燦芝：「你母親就義時，你還那麼小，對她還有印象嗎？」
她的回答很短：「一點兒影子都沒有。」
那個被後世一遍遍寫進課本、被稱為「鑑湖女俠」的秋瑾，對親生女兒而言，竟然首先是一個記不起來的人。這段訪談刊登於當年的《上海婦女》。

王燦芝1901年出生，名桂芬、字燦芝。
1907年7月15日，秋瑾在紹興軒亭口就義時，女兒其實還差一個多月才滿6歲；兩年後，父親王廷鈞又去世。不到10歲，她和哥哥王沅德已先後失去父母。

母親留給她的，不是長久相處的記憶，而是一個到處都有人告訴她的名字。
秋瑾的朋友還在，文章還在，照片還在，當年一起辦學、革命的人也還在。王燦芝長大以後，等於是從別人的回憶與一張張遺稿裡，一點點重新認識自己的母親。

1920年前後，她來到上海，進入「競雄女校」。
這所學校光是名字就和秋瑾分不開——「競雄」正是秋瑾的字。學校由與秋瑾關係深厚的徐自華等人主持，王燦芝畢業後沒有立即離開，先協助校務，1925年前後又接掌學校工作。
母親當年辦女報、倡女學；女兒長大後，第一份真正投入的工作，偏偏也是女子教育。
但王燦芝後來選的下一條路，更讓人意外。

1927年，她考入上海大夏大學教育科行政系。這件事並非後來傳說，華東師範大學檔案館至今仍保存著她當年的學籍資料，以及她準備出國時申請成績證明等文件。

一年後，她去了美國。
在紐約大學航空相關專業裡，她學的不是「坐飛機看看世界」，而是飛機工程、航空教育、駕駛、氣象、無線電等課程。
她也實際接受飛行訓練，1930年前後學成返國。當時報刊與後來校史資料，給了她一個很醒目的稱呼：
「女界航空第一人」。
華東師大檔案資料更直接將她稱為「中國第一位女飛行員」；考慮到早期航空史上「第一位」常因執照種類與認定標準不同而有不同說法，用她當時獲得的「女界航空第一人」來理解，反而更貼近那個年代。

這個轉折很有意思。
秋瑾那一代女人要先爭的是「能不能讀書、能不能離開家庭、能不能決定自己的人生」；到了她女兒這一代，王燦芝已經直接走進一個幾乎完全由男性掌握的航空世界。
母親騎馬、佩劍，女兒開飛機。
兩代人做的事情完全不同，背後卻有某種很相似的東西：她們都不願意接受「女人只能做到這裡」這條線。

1930年回國後，王燦芝先進入國民政府航空署教育科工作，之後又到航空學校任教，從事航空教育。當年美國航空界還曾以「東方女飛將」形容她。

可飛行並沒有讓她和母親的故事斷開。
相反地，她人生後半段做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替那個自己已經「一點影子都沒有」的母親，把散落各處的文字重新收回來。
早在1920年代，王燦芝就開始整理秋瑾遺稿。1929年，中華書局出版《秋瑾女俠遺集》，編者正是王燦芝；後來這本書又在台灣重新出版。
今天很多研究秋瑾的人會接觸到的詩文與資料，其中一部分能完整流傳下來，背後就有女兒長年蒐集整理的痕跡。

這讓母女之間出現了一個很特殊的關係。
一般人的母親，是靠一起吃飯、說話、生活，被孩子記住。
王燦芝卻不是。
她只能從朋友口中、舊信裡、詩稿裡、報刊裡，一點點把秋瑾拼回來。甚至那張後來廣為流傳、題有「秋瑾女士遺像」的照片版本，也註明由王燦芝提供。
她沒有童年記憶，只好替母親保存歷史記憶。

後來王燦芝移居香港，再前往台灣生活。1958年，台北中華書局仍出版她所編的《秋瑾女俠遺集》台灣版；她也繼續整理、撰寫與秋瑾相關的作品。
1967年，王燦芝在台北去世，享年約66歲。國家圖書館的資料也記錄，她晚年仍持續從事秋瑾相關史料的整理與著述。

秋瑾死時，她還沒滿6歲。
31年後接受訪問，她坦白說，自己腦中連母親「一點兒影子都沒有」。
可就是這個幾乎記不起母親模樣的女兒，後來讀母親辦過的女子教育、學母親不肯受拘束的性格，又飛到美國學航空；
等年紀漸長，再把母親留下的詩、文與生平一頁頁整理成書。
秋瑾沒有陪女兒長大。
王燦芝卻用了自己的一生，讓母親沒有從歷史裡消失。

照片：革命先烈秋瑾的外孫女王焱華夫婦回台參加「中華民國建國100年中樞春祭典禮全民獻花活動」，並特地到其母親王燦芝的墓前掃墓。

日據臺灣的1926年，林書揚出生於台南州曾文溪畔的麻豆林家。清末，麻豆林家與板橋林家、霧峰林家有「臺灣三大林」之稱，都算是大地主。林書揚的父親是四房的第四代，在大正初年（1911年）分到六、七十甲左右的田地，算是中上地主。

殖民地的工農大衆，在經濟和政治的支配關係中承受著極爲沉重的壓力；農民不但沒有選擇種植作物的自由，更沒有自由販賣生産品的權利。麻豆地帶以稻和蔗作爲主，稻農和蔗農的人口密度相當高，在高壓統治之下，以蔗農爲主要成員的農民組合運動於是風起雲湧，不少極富才華、熱情洋溢的青年男女穿梭奔馳在這塊平原上。1927年，臺灣農民組合本部設置在麻豆街；組合長恰恰就是林書揚的家庭醫師黃信國。到了1928年，農民組合成員迅速增長爲四萬之衆，近三分之一的高組織率；全島爆發了四百幾十件大小爭議，其中，轟動一時也牽動殖民地反帝戰局的幾場大鬥爭，都集中在曾文溪流域的幾個城鎮鄉村。

林書揚的父親是一個堅持漢民族意識的地方士紳，好讀四書、五經等傳統古典，寫得一手好楷書，相信儒教入世的改良主義，更對漢人落後性的一面深以爲耻。他每天必讀漢文報紙，並花很多時間與來訪客人討論時局，雖然基於土地占有者的自衛心態而不敢正面抵抗殖民當局，但對日本殖民統治的批判是嚴厲的，終其一生也沒有和日本人打過交道。林書揚念到公學校二年級時，他特地央請一位族人，從厦門帶回數册小學國文教科書，親自督導林書揚每天學習一個小時。後來他又叫林書揚到附近的漢文私塾學習漢文，直到臺灣全面禁止民間私塾爲止。因此，他給成長中的林書揚的最大影響也是漢民族主義。

林書揚從出生到成長的階段，正是殖民地臺灣左翼社會主義運動從萌芽到頓挫的十五年期間（1921-1936）。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九一八事變後，臺灣農民組合及其他反帝運動團體持續遭到破壞。1936年，殖民當局全面禁止使用漢文，推行「皇民化運動」，企圖徹底消滅臺灣人民的民族意和抵抗精神。1937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蘆溝橋事變，全面侵略中國。殖民地臺灣也進入最最黑暗的歷史時期。隨著經濟的資本主義化和傳統地方階級的沒落趨勢，晚年的林書揚的父親所擁有的土地已經減半了。這樣的時代氣氛與家庭背景，對林書揚以後的學習方向、人生觀與世界觀的養成，自然起到很重要的影響。

1940年，林書揚考上錄取率低，主要是臺灣人子弟念的台南州立第二中學校。比林書揚的父親小十五、六歲的大表哥莊孟侯醫師(1901-1949)當了他的保證人，並讓他寄宿一段時日。莊孟侯就讀醫學校期間學習到現代社會科學的知識，成爲反殖民運動的積極分子，當選過1927年臺灣文化協會左傾後的中央常務委員、宣傳部員、教育部長與機關刊物《大衆時報》董事等職，並因領導1928年台南市反對昭和登基清冢的南門墓地事件，遭到官憲扣押調查，從此被殖民當局列爲重要的反日分子。他把林書揚當大人，經常認真地和他談論並批判日本軍國主義教育。

在南二中，林書揚自覺地抵抗學校的日本軍國主義教育，並補强自己對臺灣人民反帝鬥爭歷史的認識，於是設法找一些制度上不允許的，有關小時候所看到的、聽到的農組、文協鬥爭的材料來研讀。他因此在莊孟侯的藏書中找到了左派理論的經典、新文協殘缺的泛黃的運動傳單，並且在家鄉通過地方老農學會了他們當年所唱的農組戰歌與共産黨人所唱的勞動歌曲。通過這樣的秘密學習，他間接繼承了臺灣反帝左翼運動的傳統。在莊孟侯建議下，他又翻讀了早年受到政治迫害而離開大學的著名的日本馬克斯主義教授編寫，頁數不少的《社會科學辭典》，打下了在往後漫長獄囚生涯中反芻變革理論的知識基礎。

1945年2月間，南二中畢業前幾個星期，還不足歲的林書揚接到臨時召集令，被徵入高雄山區警衛兵器彈藥庫的部隊當國民兵。爲了防備已經反攻占領菲律賓群島的美軍將在臺灣登陸作戰，在極度不安和焦慮中，他們每天被迫構築顯然毫無勝算的防禦陣地。4月間，聽到美軍跳過臺灣攻向沖繩島的消息，大家都鬆了一口氣，但想到面積不大的沖繩島要承受美國的戰艦和機群殘酷無情的轟炸，心情非常沉重。他看到部隊中少數沖繩籍的技術員掛念槍林彈雨下的家鄉却强忍著的悲痛表情，除了深刻同情他們，也痛切體會了戰爭的恐怖和罪惡。他知道多行不義的日本帝國正處在自作自受的困境之中，但可悲的是，這種侵略戰爭的代價總是由多數無辜的民衆來承擔。

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月底，林書揚復員返鄉。彼時，父親已於1942年病逝，再加上戰爭末期一直沒有固定收入，作爲小地主的家境已經沒落。由於在日本早稻田大學研習法律的五哥沒有任何音訊，在同時期校友口中享有「才子」美稱的林書揚，毅然犧牲就讀大學繼續深造的機會，進入糖廠做會計，擔負起家庭的經濟責任。儘管如此，他並沒有怠惰於思想的學習與實踐。不曾具備本土運動中的真正中國經驗的他，投入了地方「還中會」的復歸祖國宣傳活動。他站在人民左翼的立場，密切注意著大陸階級內戰的狀况，同時學習波濤汹湧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與鬥爭經驗，從而在十分自然地復活的臺灣左翼傳統的中國意識驅動下，真實地擁抱了不同於臺灣統治當局的紅色祖國。

1949年夏秋之交，在大陸的內戰戰場全面潰敗的蔣介石政權撤退臺灣，同時針對以中共臺灣地下黨爲核心的臺灣左翼運動，展開全面而徹底的紅色肅清。來年5月31日半夜，25歲的林書揚在家裏被秘密逮捕。麻豆地區一共有36人同案被捕，9月30日3人被槍决；林書揚與另外8人被判無期徒刑，其他刑期不等。這就是50年代白色恐時期的所謂「麻豆案」。

繫獄期間，林書揚的大哥、大嫂、三哥、四哥與母親相繼過世。然而，誠如陳映真所見證，面對家裏一連串變故却不能回家奔喪的林書揚，無論是在高墻圍繞的泰源監獄或是幽渺的綠島集中營，依然一貫嚴肅而認真地面對自己那漫無終結的囚人生涯。

1984年12月17日，60歲的林書揚與另一同案李金木，終於在繫獄34年又7個月之後假釋出獄。

基於反共戒嚴令尚未解除的政治顧忌，出獄後，林書揚沈潜寫作，靠稿費維生。首先，陳映真與王曉波「到處(其實範圍相當有限)」幫他「留心工作機會」。他於是通過閱讀日文的書報雜誌，大量翻譯介紹了進步的思潮與政論。

時序進入十月，海島的天氣逐漸從夏天的炎熱轉為秋涼的季節。人們在這個時候，照例地要迎接所謂「光輝的十月」。

的確，從中國近代史來看，十月是光輝的。因為兩岸的分斷，海峽兩岸將在這「光輝的十月」，先後慶祝兩個不同的「國慶」。首先是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的武昌起義，完成了資產階級反滿的辛亥革命，迎來中華民國的誕生；接著是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共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在中國大陸取得全面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此以後，在台灣的中華民國與在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總要在「光輝的十月」先後慶祝兩個不同性質的「國慶」。

就在這樣「光輝的十月」，我們不免於想到：從一九一一年到一九四九年，究竟台灣處於怎麼樣的歷史階段？台灣的青年是否也曾有過像大陸青年一般熱烈的革命事蹟呢？或者，我們把範圍縮小，看看台中市的青年，在這段跨越日據到光復的歷史時期，他們的青春是否也曾像烈火般的燃燒呢？

歷史的記錄並不是空白的：

首先是一九二七年五月，台中第一中學住校生為抗議學校當局實施的「奴隸性教育制度」、「爭取校內自由權」、「抵制內地延長主義的教育制度」……等目的，展開總罷課的行動。

接著是，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台中師範的學生為抗議日籍舍監的言語侮辱，而展開「反對奴隸教育」、「反對民族差別待遇」、「使用台語絕對自由」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等訴求的鬥爭。

台灣光復以後，在反對國民黨官僚腐敗政治的一九四七年「二月革命」中，台中市的青年學生紛紛以熱烈的心情，投入人民的戰鬥隊伍—「二七部隊」。其中包括：台中商業學校隊、台中師範隊和建國工藝學校學生隊等主力。

民眾的武裝力量，終於還是在增援國軍的逼進下瓦解了；但是，這些青年學生們，通過這次行動認識了日據時期的左翼反日帝運動的前輩，並且在一番曲折的思想探索後，在認同上徹底背棄了「白色祖國」，轉而傾向在內戰戰場上即將扭轉局勢的「紅色祖國」。事變後，在白色恐怖籠罩的政治環境下，他們不畏逮捕、槍殺的可能下場，在台中市的各個學校，組織了各式各樣以「反美帝反國民黨官僚，實行民主自治為綱領」的革命小組。

據官方歷史檔案的記載，一九四九年二月，台中農學院(今中興大學)、台中師範、台中一中和台中商業學校等，幾所台中市主要的中專以上學校，分別成立了地下的學生支部，展開讀書、學習及群眾運動。

四九年秋天，隨著基隆中學《光明報》案件爆發以後，台灣地下黨在全省各地的組織遭到破壞；台中市的學生組織也難倖免，無以數計的青年學生，在這場全省性的肅清行動中，遭到逮捕；其後分別被處死刑或刑期不等的有期徒刑。

在第一波逮捕行動中倖免被捕的，以施部生、呂煥章為首的學生，逃亡山區，並先後建立鴨潭山、白毛山、竹子坑及石崗等四個基地，在群眾掩護下繼續鬥爭。一九五0年三月下旬，呂煥章等人先後被捕，山區的基地也隨著陸續被破；在現場的武鬥中，一共有四人不幸被當場擊斃。其餘被捕者十八人，稍後也一樣被處死刑或刑期不等的有期徒刑。

日據以來，台中市的青年學生為反日帝、反美帝及反國民黨官僚而譜寫的青春之歌，終於在這批熱血青年灑下鮮紅的熱血之後，劃上休止符。由於四十幾年來的反共戒嚴統治，這些前人的「革命」事蹟，始終在父祖輩的恐懼心態下不被談起；對我們來說，這些英雄先進們的熱血行動，因而也就始終是「不存在的」歷史！他們成了沒有名字的人。

是的，相對於辛亥革命與中共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我們的先進的「革命」是談不上什麼「革命」的！但是，儘管他們的革命並沒有成功，可他們對革命所奉獻的青春，卻是同樣的青春。

從今天起，當我們熱烈慶祝「光輝的十月」時，我們不會忘記，就在我們台中市，我們也曾有過像施部生、呂煥章等，那樣值得我們尊敬的革命先烈！

我在台北大安區永康街長大，從小過中秋就是烤肉、剝柚子、聽隔壁阿伯放沖天炮。
去年中秋，阿公從櫃子深處翻出一本舊冊子，封面泛黃，寫著「張氏族譜」。他顫抖著翻到某一頁，指著一個地名說：「這裡，漳州，我們的根在這裡。」我那時低頭滑手機，隨口應了聲「喔」，沒當回事。

今年中秋，我在鄭州影院看《敦煌英雄》。銀幕上，吐蕃統治下的沙州漢人，平日穿蕃服，每逢歲時祭祀，換上唐制衣冠，向祖先牌位叩首，哭完再藏起來。旁白念《資治通鑑》那句：「每歲時祀父祖，衣中國之服，號慟而藏之。」
我忽然想起阿公那本族譜。

一、敦煌人藏的不是衣服，是「我是誰」

張議潮的故事，以前只在課本邊角看過。這次認真查，才發現比電影更震撼。
沙州（敦煌）約公元781年陷吐蕃，到大中二年（848）張議潮起兵，河西漢人忍了六十多年。《新唐書》寫他「陰結豪英歸唐」，起兵那天「漢人皆助之」，吐蕃守軍驚走。之後「繕甲兵，耕且戰」，逐步收復瓜、沙、肅、甘、伊等十一州，大中五年（851）遣使獻圖籍於長安，唐朝設歸義軍。
但真正戳我的，不是打仗，是《通鑑》那句「號慟而藏之」。他們不是造反，是怕忘了自己是誰。衣服藏起來，記憶沒藏起來；日子要過，根不能斷。
這跟台灣有什麼關係？

二、我們這一代，也在「藏」

說實話，在台灣長大的年輕人，對「中國」這兩個字的感覺很複雜。課本裡中國史愈刪愈少，街頭到處是「去中國化」的聲音，朋友之間聊到身份認同，常常各說各話。
但我發現，有些東西是刪不掉的。
阿公的族譜寫著漳州，阿嬤的閩南語歌謠唱著「天黑黑」，家裡神桌上媽祖像前的對聯是漢字，除夕圍爐的菜色跟廈門親戚發來的一模一樣，唐詩「床前明月光」從小背到大——這些不是課本教的，是生活本身長出來的。
就像敦煌人藏衣冠，我們這一代也在「藏」：藏著對祖先的好奇，藏著對節氣的習慣，藏著那些被說成「政治不正確」的文化記憶。不是不敢拿出來，是拿出來會被貼標籤。

三、「八月十五殺韃子」不是答案

中秋看這片，難免想起民間那句「八月十五殺韃子」。元末漢人把密令藏月餅，一夜舉事。故事很燃，但那是傳說，不是歷史。正史沒有全國同步殺蒙古人的記錄，那是後世加的戲。
而且，解決台灣問題，絕對不是「殺韃子」這種邏輯。
敦煌歸義軍的成功，恰恰因為它不是純種族復仇。張議潮收復河西後，歸義軍裡有漢、蕃、回鶻、吐谷渾、嗢末等多族兵力，恢復唐制但不把所有「蕃人」當敵人。真正厲害的不是殺光對手，是讓不同族群願意一起回歸中原秩序。
兩岸也是一樣。台灣社會裡，有人支持統一，有人傾向維持現狀，有人主張獨立——這是事實。但不管立場如何，我們共享同一套漢字、同一桌年菜、同一首唐詩、同一個媽祖信仰。這些東西比政治標籤深得多。

四、我們這一代能做的

走出鄭州影院，月亮很圓。我想起阿公的族譜，想起他說「我們的根在漳州」時的眼神。
也許我們這一代的任務，不是喊口號，不是選邊站，而是把那些被藏起來的東西拿出來曬一曬：
– 族譜拿出來對，對到漳州、泉州、梅州，對到大陸的同宗祠堂；
– 漢字繼續寫，別讓簡化字或去中國化把筆畫切斷；
– 節氣繼續過，中秋博餅、清明掃墓、端午龍舟，這些不是「中國的」，是我們自己的；
– 唐詩繼續讀，閩南語、客家話繼續說，那些古音比任何護照都老。
敦煌人藏了六十多年衣冠，最後等到了歸義軍。我們不用藏這麼久，但那份「不忘本」的執著是一樣的。
衣中國之服，復故園之冠。不是要穿回唐朝的衣服，是要記得自己是誰，從哪裡來。
阿公，明年中秋，我們一起把族譜攤開來看，好嗎？

人生有許多偶然。

回想起來，因為十五歲休學浪蕩時偶然讀了不是經典名著的《北極風情畫》，我的文學閱讀興趣被調動起來，於是開始沒有系統地大量閱讀山鎮圖書館存有的各種文學著作，後來讀到赫曼赫賽的小說而自許將來也要寫小說，讓更多成長中感到困惑絕望的年輕人可以因為讀了我的小說而得到安慰與力量。

然而，在反共戒嚴的思想荒蕪的年代，我卻苦於思想沒有出路而長期鬱悶虛無著。於是在大學時代一個苦悶至極的夜晚，我提起筆來，開始寫第一篇小說，一直到窗外天色透亮而脫稿，然後寄到《中外文學》，並意外地刊登出來。隨後我又試著練習寫作技巧而繼續寫了幾篇習作，也都陸續刊登了。然後，在岡山服役期間，我因為學生時代的經歷而被藉故關了禁閉，為了讓自己能夠全身退伍，我想必須讓自己有點名氣才不會默默蒸發，於是在出關後很快寫了一篇小說，投寄時報文學獎徵文，僥倖得了獎，也因此得以安然度過未完的役期。

退伍前半年，我和一個在楊逵逝世紀念會上認識，當時在台南開洗衣店的年輕政治犯，為了籌備後來名為《南方》的學運刊物而在成大與高醫等校串聯一些異議社團的學生。那年六月，據說因為有某權貴子弟出去外海的需要，我們那一梯隊的大專兵役男突然提前退伍。九月或十月雜誌創刊號出刊，然後因為與共事者性格(談不上什麼理念)不合，也為了讓自己接受社會現實的鍛鍊，離開台北，前往雲林、高雄為黨外(或是剛成立的民進黨)候選人助選。

選後，為了從事工人運動，我在高雄待了一段時間，終於接受一個在反對陣營圈子混了多年的兄長(原來是寫詩的文藝青年)之勸，回去文學的園地從事筆耕。於是我在1987年春節過後進入陳映真先生領導的《人間》雜誌，從事報告文學的採訪與寫作(我後來知道一些原以為同一陣營的文學前輩從此把我列為敵對陣營的人)；於是我因為採寫228事件的歷史而偶然聽到了郭琇琮(1918-1950)等人的名字，也偶然知道了原來228後還有歷史，也就是50年代白色恐怖；而我也基於歷史事實的教育，在第一篇報導的<採訪後記>不點名批判說：「有一些人在別人的墓塚上插上自己的墓碑！」(你知道我說的是誰！)

因為知道台灣曾經有過像郭琇琮這麼一批真正愛台灣的理想主義者，於是我告訴自己，我寫不寫小說都無所謂了，我要把像郭琇琮那樣被掩埋的台灣理想主義者一個一個挖掘出來，從而為沒有是非公理的台灣社會留下一絲絲自我救贖的曙光。於是我陸續寫了鍾浩東、許強、吳思漢、呂赫若、簡國賢……等等在50年代白色恐怖犧牲的人格者。

於是，1993年6月7日下午，我在北京東單一座三合院採訪了1950年兩岸分隔而滯留大陸的老台共王碧光。一個下午的訪談告一段落之後，原籍豐原郡新光庄，原名王登財的老台共說要帶我去採訪另一個台灣先輩的歷史。於是我跟隨他走到一段距離之外，王府井附近的大甜水井胡同(據說以前是謝雪紅時期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央機關的小院所在)的一棟木造房屋的二樓，等待林為民先生騎著腳踏車從外頭回來，就坐在他家臥室的(應該是客廳的地方是小孩的居室)窗邊椅子上，一邊聽他講述他父親林正亨的歷史，一邊紀錄。

回到台灣以後，8月2日，我又在台北採訪了與林正亨同案的政治受難人施顯華與吳萬福；其後也南下岡山採訪了滯留台灣的林正亨的女兒林青。與此同時，立委林正杰創辦《新國會》，雜誌主編因應六張犁發現201個50年代白色恐怖犧牲者墓塚的重大事件製作了「白色恐怖專題報導」，我於是應邀根據前述採訪資料，參考相關的霧峰林家背景資料，把尚未調查完成的林正亨的事蹟，寫成不到四千字的揭露性短文<第一個刑死馬場町的台灣人—霧峰林家第廿一世林正亨傳奇>。因為這樣，不是研究清史的我才對傳說中的「霧峰林家」多少有了理解；因為這樣，林正亨的姪兒林光輝先生輾轉找上我，他很訝異的是我竟然知道「霧峰林家」還有一個林正亨(那些研究霧峰林家的專家都不一定知道還有這段歷史)。因為認識了林光輝，我對沒有文字記載的林朝棟以降的台灣抗日史有了比較全面的把握和認識。

林正亨的歷史書寫，後來就在繼續尋訪中暫時擱置。但是，林正亨的名字與歷史也逐漸在海峽兩岸熱絡起來。2001年，台灣省文獻會用納稅人的錢印行了《林正亨的生與死》一書。主持此書的台灣史學界當權者開頭就先把我那篇主要根據林正亨的兒子口述的短文不加分析地全盤否定，說藍某某寫的是小說不是歷史。其實，類似這樣的話，伊不是第一個說的。有些人說的比較好聽是說我文筆很好(言外之意是我所寫的都是我編寫的故事)。我也知道他們要否定的不是我這個威脅不到他們升官或發財的小人物，他們要否定的是228之後台灣青年全面參與中共領導的要求台灣解放國家統一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這段歷史。

記得在此多年之前，此一權力學者所在的中研院近史所吧，曾經邀我去向包括伊在內的眾多學者講述我的台灣民眾史採訪與寫作(沒有交通與講演費，只有個別學者送了幾本他們個人的著作)，後來以伊為代表的他們中的一些學者就成為李登輝國民黨當局解構228悲情的寫作班子，後來也成為228與50年代白色恐怖補償基金會的審查權力核心，也就是掌握歷史解釋的權力核心了。

還好，我一不靠寫作混官做，二不靠接官方的案子謀利，三不靠發表文章在學術圈混升等。我就是一個沒有經濟自由的自由寫作者，我偶然地遇見了歷史，知道了真相，尊重犧牲者的歷史，盡我所能地客觀寫下來而已。我知道這些犧牲者不合時宜，甚至被無知的家屬像當年的加害者那般繼續汙衊為「匪」。但我知道，只要我寫下來，不管那些無良學者說是小說還是什麼虛構的帽子，歷史總有還他們公道的一天。我衊視那些無良學者的惡罵，他們的話語除了體現他們的人格之外，更給自己留下無恥的印記。

於是，事隔多年之後，我還是把已經有各種各樣書寫的林正亨的生命史，根據可見的史料，調動我的書寫訓練，盡力寫成一篇有血有肉，可信可讀的人物報導，收入《台中赤青》一書，謹此致敬。

2018年，89歲的高麗良，還記得自己幼年與母親分別的那一晚。
按照她晚年的回憶，那時候，她大約4歲。
那天晚上，媽媽抱著她去上廁所。
一滴水，落在她臉上，鹹鹹的。
那時候她不知道那是什麼，只伸出舌頭舔了一下。
很多年以後，她才知道。
那不是水，是媽媽的眼淚。

那一晚之後，黃包車來了。
媽媽葛莉婭坐上車，哭著離開。
高麗良手裡，還抱著媽媽剛買給她的一大筐玩具。
洋娃娃、小狗、小貓，什麼都有。
她那時候太小，不知道媽媽為什麼哭。
更不知道，這一走，竟然會成為母女最後一次見面。
車子慢慢走遠，最後，只剩下路燈。
這個畫面，高麗良記了一輩子。
而那個離開她的女人，是高志航的妻子。
那個後來被稱為「空軍戰神」的高志航，是她的父親。

1937年8月14日，杭州筧橋。
日本海軍航空隊出動機群轟炸杭州筧橋機場，中國空軍第四大隊升空迎戰。
當時的中國空軍，無論飛機、訓練還是作戰經驗，都很難與日本相比。
但這一天，中國空軍沒有退。
高志航率領第四大隊迎戰日機，親自擊落敵機。
這場戰鬥，成為抗戰初期中國空軍最具代表性的勝利之一。
高志航的名字，也從這一天開始傳遍全國。
後來，人們稱他為「空軍戰神」。
8月14日，也在幾年後成為國民政府所定的「空軍節」。

那一年，高志航30歲。
一個男人的人生，似乎正飛到最高處。
可是沒有人想到。
從筧橋成名，到周家口殉國。
只有99天。

高志航原名高銘久。
1920年代，他進入東北軍航空體系，後來赴法國學習飛行。
學成回國後，他成為東北航空部隊的重要飛行員。
也是在東北期間，他認識了葛莉婭。
葛莉婭是一名流亡中國的白俄女子。
按照高麗良晚年的回憶，兩人的相識很偶然。
有一次，高志航在黑龍江一帶執行任務，到一家外國人開的商店買東西。
店員只會說俄語。
高志航不會俄語，只好試著講法語，仍然無法溝通。
這時，一名會說法語的年輕女子走了過來。
那就是葛莉婭。
兩人後來相戀，在滿洲里結婚。
他們有了兩個女兒，高麗良與高友良。
葛莉婭也為了這個家庭，慢慢學著過中國人的生活。
她換上中式衣服，學東北話。

一家人原本過得好好的。
可是九一八事變來了，東北局勢崩解。
高志航南下，進入南京的中央航空署。
葛莉婭也帶著孩子一路南下，尋找丈夫。
問題，也就在這裡出現了。

高麗良晚年回憶，1932年高志航進入中央航空署後，當時航空體系對軍官與外籍女子的婚姻有相關限制。
在她的記憶裡，父親與母親的婚姻，就是因此被迫結束。
後來，葛莉婭又被驅逐出境。
中國軍網2018年的採訪，也記錄了高麗良對這段往事的回憶。
但這裡有一個細節，今天回頭看，仍然需要謹慎。
網路上流傳著不少「高志航與軍方交涉」的版本，有些文章甚至把當年的軍令內容、人物對話寫得十分具體。
然而，目前能找到的公開資料，主要仍是高麗良晚年的回憶，以及後來媒體對她的採訪；至於1932年當時那份完整的原始規章，並沒有一份今天可以直接核對的官方原文。
所以，如果嚴格按照歷史資料來說，我們能比較確定的是：
「高麗良一直認為，父母的婚姻受到當時航空體系對外籍配偶政策的限制，最終導致兩人分開。」
至於當年的規章究竟寫了哪些字句，則不宜比現存史料說得更肯定。

可是對一個年幼的孩子來說，這些事情太複雜了。
她不懂什麼叫外籍配偶。
不懂什麼叫軍紀。
也不懂什麼叫國家安全。
她只知道——
媽媽要走了。
那天晚上，媽媽抱著她去廁所。
一滴眼淚落在她臉上。
第二天，黃包車來了。
媽媽坐上車。
她手裡還抱著那一大筐玩具。
車子越走越遠，最後只剩下路燈。

而高志航沒有離開天空。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
中國空軍投入戰鬥。
8月14日，筧橋空戰。
高志航率領第四大隊迎戰日機。
這一戰，讓他成為全國皆知的抗戰英雄。

可是三個月後，命運突然轉了方向。
1937年11月，高志航奉命率隊前往蘭州接收蘇聯援華戰機。
11月15日，他率領機隊抵達河南周家口。
11月21日，天氣轉晴。
正準備飛回南京時，日機突然來襲。
高志航沒有躲。
他衝向飛機，準備起飛迎戰。
可是，飛機偏偏在這個時候出了問題。
天氣寒冷，俄製飛機發動困難。
他連續開機三次，都沒有成功。
日機已經到了。
高志航最後中彈，壯烈殉國。
30歲。
從8月14日筧橋空戰，到11月21日周家口。
99天。
一個在天空裡成名的人，最後死在了跑道上。

父親死後，高麗良知道自己沒有爸爸了。
她後來回憶，父親殉國一個多月後，她得知消息，趴在枕頭上哭了很久。
她對自己說：
「我是沒有爸爸的人了。」
可是父親死了以後，母親在哪裡？
沒有人告訴她。
葛莉婭離開以後，就像從這個家庭消失了一樣。
而高麗良，始終沒有忘記她。
她長大、工作，也經歷了很多人生的風風雨雨。
但她一直沒有放棄找母親。

1979年平反後，她重新開始尋找父母的下落。
她到東北查訪。
也寫俄文信，託人到俄羅斯打聽。
可是一直沒有消息。
直到2010年，那一年她81歲。
她去了莫斯科和聖彼得堡。
街上只要看到年紀相仿的老太太，她都忍不住多看幾眼。
她知道，找到母親的機會已經非常渺茫。
可是她還是想找。
她說：「太害怕再次錯過了。」
因為她這輩子，已經錯過母親一次。
她不想再錯過第二次。

2018年，高麗良89歲。
她還是在找母親。
她在母親照片背後寫下：
「媽媽，我從四歲離開您，我好想您。現在我已八十多歲了，我還記得您最後離開那天夜裡，您的眼淚掉在我臉上。」
採訪最後，她把這段話念給記者聽。
說著說著，哭了。
那時候，距離母親坐上黃包車離開，已經80多年。
可是對一個女兒來說，
有些事情不是時間久了，就會過去。

我們現在記得高志航。
記得八一四空戰。
記得筧橋上空的那些飛機。
記得他30歲殉國。
記得他是抗戰英雄。
這些都沒有錯。
可是如果只記得這些，好像又少了一點什麼。
高志航也是一個丈夫。
是一個父親。
他有妻子，有兒女。
他也曾經有過一個家。
只是那個家，最後沒有保住。

我們今天回頭看，很容易說：
那是戰爭。
是國家安全。
是軍紀。
是那個年代不得不做的選擇。
這些理由，也許都有它們的時代背景。
可是理由成立，
不代表留下的傷口就不存在。
一個國家可以要求軍人承擔責任。
一支軍隊也可能需要嚴格的規定。
可是那些被時代與制度犧牲掉的人生，
同樣是真實存在的。

高麗良用了大半輩子找母親。
她最後沒有找到。
高志航後來成了英雄。
葛莉婭則消失在歷史裡。
而高麗良留下來。
她替父親記得戰爭。
也替自己記得那個離開的母親。

所以，這個故事最讓人難過的地方，或許從來不只是高志航怎麼殉國。
而是他死了以後，
女兒還要花幾十年的時間，
去找一個早在她幼年時，
就已經離開的媽媽。
89歲了。
她還是想她。
而高麗良曾經說過：
「我寧願他不是英雄，我只希望他一直活著，是我的爸爸。」
對一個女兒來說，
英雄也好，
將軍也好，
空軍戰神也好，
都沒有那麼重要。
她真正想要的，
其實只是——
爸爸能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