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到了六月初，華文世界總會有人談起六四天安門事件。有人義憤填膺，有人冷眼旁觀，也有人乾脆覺得，事情都過去這麼久了，再談也沒有意義。對我而言，六四當然是一場悲劇，尤其是最後以武力收場，這一點無論如何都令人痛心。但如果我們真想理解六四，就不能只停留在道德控訴，也不能只用今天的情緒去回看當時，而應該把它放回19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中去看。

六四不是平地起風雷，也不是單純的學生運動失控，更不是一句「專制鎮壓民主」就能完全概括。它其實是中國改革開放前十年所有矛盾、希望、焦慮與制度限度的一次集中爆發。

1989年的中國，剛好走到改革開放第十年。那是一個極為特殊的歷史時刻。一方面，整個國家確實在鬆動。毛時代那種高度封閉、全面管制、連呼吸都帶著政治味道的世界正在後退，市場經濟開始進場，外資開始進入，西方與日本、香港、台灣的商品、文化與生活方式大量刺激著中國社會。城市裡的人開始看到一種新的可能性：原來世界可以不是只有計畫經濟、單位食堂與灰色制服，生活是有可能變得更富裕、更有選擇、更像一個正常社會的。

但另一方面，這樣一個巨大國家，背後卻依然是一台龐大、老舊、習慣命令與控制的共產黨機器。如此多的官僚，如此僵硬的權力結構，要在一聲令下之後就華麗轉身，本來就不可能。經濟改革在往前衝，政治結構卻遠遠沒有跟上。市場開始活化，但制度保障極不成熟；思想界開始鬆動，但權力系統依然帶著強烈的革命黨本能。這就是1980年代中國最大的歷史矛盾：經濟開始鬆，政治卻不敢真正鬆。

這種矛盾並不只存在於體制外，也深深存在於中共高層本身。鄧小平就是這種矛盾最典型的代表。如果只把鄧小平看成一個頑固老人，那是不準的。他比很多同時代的中共高層更清楚中國的落後與貧困，也更知道如果不改革，中國會繼續窮下去、亂下去、被世界遠遠甩在後面。他早年的留法經驗、改革開放後與西方接觸的見聞，再加上文革之後對中國凋敝狀態的直接感受，都讓他比別人更務實，也更敢於打開市場。但不要忘記，鄧小平同時也是中共第一代革命領導人之一。他在黨內的資格、革命資歷與權力位置，都意味著另一件同樣重要的事：改革是為了救中共，不是為了改掉中共。

這兩條線在鄧小平身上始終同時存在。第一，中國必須改革，否則沒有前途；第二，改革無論怎麼改，都不能威脅中共執政。這種想法，也幾乎是1980年代大多數中共老官僚的共同心態。於是就形成了陳雲那句非常有名、也非常傳神的判斷：「一抓就死，一放就亂。」 這句話其實就是整個1980年代中國改革困境的濃縮版。抓得太緊，經濟死掉；放得太開，體制又怕失控。經濟可以改，政治要不要改？可以改到哪裡為止？這些問題，當時根本沒有真正的共識。

而在民間與知識界，情況又更複雜。對一般城市居民與普通民眾來說，他們最直接的感受是：市場經濟確實有希望。經過毛時代長期的貧窮與壓抑，大多數中國人其實沒有那麼多抽象理論，他們只是非常清楚地知道，美國、日本、香港、台灣比較富，比較進步，生活比較像樣；外商來投資，市場活起來，商品多起來，自己的日子就有可能變好。鄧麗君的歌聲在街頭巷尾飄揚，日本家電開始進入市場，港台流行文化逐漸流入中國，這些看似生活化的東西，其實都在向中國社會傳遞同一個訊息：外面的世界很大，而且比我們現在這套生活方式更有吸引力。

但對北京大學為代表的知識界與青年學生而言，事情就不只是「過得更好」而已。他們想的更多、更遠。他們期待的，除了市場、開放與繁榮，還包括個人自由、言論空間、新聞開放、政治改革，甚至某種西方式民主政治的想像。換句話說，對一般民眾來說，改革的重點可能是冰箱、彩電與就業機會；但對知識界來說，改革意味著整個中國未來是不是有可能變成一個更自由、更有尊嚴、更像現代國家的政治共同體。

問題就在這裡：大家都在談改革，但心裡想的根本不是同一件事。中共高層想的是有限改革，民間多數人想的是改善生活，知識界與學生想的則更接近制度轉型。這三種期待在1980年代看起來都充滿希望，但放在同一個政治結構裡，實際上非常危險。因為當經濟改革、社會流動與思想活化跑得太快，而權力結構又不肯明確說出改革的邊界時，衝突就幾乎不可避免。

1980年代後期，中國很多大學校園裡的言論空氣其實已經相當自由，這在很多人的回憶中都提到過。有些學校甚至默默取消了某些原本帶有強烈黨管色彩的制度安排。很多年輕人真心覺得，中國已經走到一個可以變得更自由的門口。可與此同時，社會上又充滿通貨膨脹、官倒、分配不均、失業壓力與官僚傲慢。大家都有希望，但大家心裡也都有不滿。正是在這種希望與不滿交纏的背景下，最終爆發了1989年的六四事件。

對我來說，六四最後以武力方式解決，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悲傷的事。它不只是一場流血，也是一整代中國人對於改革想像的斷裂。

但歷史的殘酷之處就在於，六四之後中共並沒有因此崩潰，反而在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重新確立了一條往後三十多年的基本路線：政治上不再談那個夜晚，經濟上則用更高速的發展，來證明當年的鎮壓是「必要的代價」。這一點極其重要。因為它等於決定了此後中國共產黨如何處理六四：不是反省，不是對話，不是重新評價，而是用經濟奇蹟去替代反省，用繁榮去覆蓋傷口，用發展成績來要求社會默認當年的選擇。

這套邏輯在過去三十七年裡，不能說不成功。中國的經濟成就當然必須承認，而且不可能否認。從一個普遍貧窮、技術落後、體制僵硬的國家，迅速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形成規模龐大的中產階級、一線二線城市群、高等教育體系與科研能力，這本身就是近代世界史上極其罕見的大規模轉型。中國這個國家本來就人才濟濟，只要釋放出一部分社會能量與市場活力，當然可能產生驚人的效果。

但這個成就也不是沒有代價。官僚腐敗、形式主義氾濫、社會底層道德滑落、貧富差距擴大、權力與資本糾纏，這些陰影始終伴隨著中國的崛起。而且更根本的問題在於：這麼龐大的經濟成果，如果沒有相應的政治制度與司法保障，真的能長久維持嗎？這才是六四之後中國一直沒有真正回答的問題。一個國家經濟越發展，人民的私有財產越擴張，中產階級越壯大，教育程度越提高，社會流動越頻繁，就越不可能永遠只滿足於吃飽、賺錢與消費。人自然會問：財產如何保障？契約如何保障？權力如果侵犯我，我找誰申訴？官員與資本如果勾結，誰來制衡？這些問題，本質上都不是純經濟問題，而是制度問題。

中共過去一直不願真正回答這些問題，甚至當民間有類似想法時，還會以各種方式加以壓制。因為它非常清楚，只要這些制度問題真正被打開，最後碰到的就不會只是技術性改革，而是權力本身。到了習近平時代，這種傾向更明顯。所謂國進民退、共同富裕、黨管一切、強力反腐，表面上各有理由，但核心其實都可以歸納為一點：重新把權力抓回中共手裡，防止市場、資本、地方與社會力量長得太大，反過來威脅黨本身。這樣做短期內可以穩住權力，但代價也很清楚：中產階級與有產者的不安感增加，資產與人才不斷外流，社會對未來的預期開始變得保守。

在這個問題上，我不贊成用內部動亂、革命或暴力方式去推翻中共政權。中國這樣一個龐大而複雜的國家，一旦以劇烈崩解的方式進入轉型，後遺症可能不只是中國自己承擔，而會讓全世界一起買單。這點歷史上已經有太多例子。對中國這樣的體量而言，大亂不是解方，而是災難。

我個人仍然期待的是中共內部的自發改革。這聽起來也許不夠激昂，但歷史上很多真正能較平穩完成轉型的政治體，本來就不是從全面崩潰開始的。不要忘記，台灣政治改革的重要推動，在蔣經國晚年，實際上很大一部分就是國民黨內部先開始的。這一點今天很多人故意不提，但歷史不能不提。

中國未來真正即將接班的七零後、八零後，已經不是毛時代成長起來的一代。他們是完全沐浴在改革開放後中國所塑造的世界裡長大的世代。他們的歷史包袱比較少，卻有更強的危機感；他們看過中國如何快速追趕世界，也看見了中國今天面對的內外壓力。他們比老一代官僚更熟悉世界，也更知道合作與競爭的複雜性。這一代人，遲早要思考中國的新面貌該如何安排。

所以，六四作為事件，也許在中國的官方敘事裡可以被壓住，可以被淡化，可以被用後來的繁榮掩蓋；但六四所暴露出的根本問題，卻從來沒有真正過去。那個問題就是：經濟開放與政治封閉，究竟能並存多久？這才是中國遲早要面對的歷史課題。

六四可以被壓住，但問題不會消失。中共可以延後回答，但不可能永遠不回答。政治改革也許不會按理想中的節奏到來，也不一定會以最溫和、最文明的方式出現，但它終究不可避免。因為一個現代化社會，不可能只靠經濟成長與民族榮光，永遠替代制度、權利與法治的問題。

如果說六四對今天最大的意義是什麼，我想也許不是單純地記住那一天的流血，而是記住那一天背後所提出，卻至今仍未被真正回答的問題：中國究竟能不能在不放棄發展成果的前提下，走向一個更有制度保障、更能容納人民權利的現代國家？這個問題，中共遲早要面對。而中國，也遲早要回答。

1956年張大千在巴黎辦畫展，畢卡索也在巴黎，張大千先後託人為其牽線欲與畢卡索會面，然皆遭拒絕，理由都是畢卡索心高氣傲…，張大千轉而要求翻譯直接與畢卡索祕書連絡，出人意料地畢卡索欣然邀請張大千到他住所會面。會面過程畢卡索語出驚人：

「我真不明白，你們中國人為什麼要到巴黎來學藝術？不要說法國沒有藝術，整個西方，白種人都沒有藝術！」
「這個世界上有資格談論藝術的，第一是你們中國人，第二是日本人，但日本人的藝術也源自中國。第三就是非洲黑人。除此之外，白種人有什麼藝術？所以我最莫名其妙的就是，為什麼那麼多中國人和東方人非要跑到巴黎學藝術不可呢？」
「中國畫真神奇。齊(白石)先生畫水中的魚，沒一點色，一根線畫水，卻使人看到了江河，嗅到水的清香。真是了不起的奇蹟。……中國的蘭花墨竹，是我永遠不能畫的。」

畢卡索是畫家，我們可以理解他不樂見西方繪畫、雕塑的冒古作假風，但他說的是西方沒有藝術，將西方音樂及其他藝術成就也否定了，莫非西方音樂也有什麼不足之處？

1714年，威尼斯小提琴家塔替尼（Giuseppe Tartini），用小提琴演奏雙音時，意外地聽到第三個音，這第三音混合原本兩音的頻率，而被命名為合音（combination tone）。用白話舉例，當同時彈奏600Hz和800Hz的音頻時，人的聽覺會「補」上一個不是樂器發出的200Hz音頻 ~ 差音，這個發現發表後，肯定會對歐洲樂壇產生正面積極作用，尤其是交響樂，塔替尼很可能是在創作《魔鬼的顫音》時，發現了差音。

在中國，差音很早就被發現及使用，中國編鐘敲擊時，就會有差音，因為編鐘是兩個瓦形對稱(類橢圓形)，兩個對稱部，會各自發出不同頻率的音，差音自然產生，聲音渾厚與圓形鐘的清脆音截然不同，仿製的曾侯乙編鐘，可以演奏《茉莉花》、《歡樂頌》、多種交響樂，且不會產生混沌的噪音，因為中國的五音無變宮(FA)與變徵(SI)，這兩個音會產生不協調音，不能用在宮廷樂、雅樂與合奏，肅殺調與悲傷調還是有在用。
笙是多管樂器，長短管之間，很容易產生差音，幾乎是專門為表現差音而設計出來的樂器。

樂理方面，《管子》《地員篇》講述用三分損益法定出宮、商、角、徵、羽，五音的數學公式；明朝朱載堉於萬曆十二年（1584年）用81欄特製大算盤，開2的12次方根，將八度音等分為十二等分，並製造出十二平均律律管及律準，是世界上最早的十二平均律樂器。此平均律通行全世界，1700年歐洲據此平均律才能製作出鋼琴，有了含半音的廣音域鋼琴，1722年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發表《平均律鍵盤曲集》。不過歐洲人並不承認十二平均律承襲自中國，而是不同時空各自發展出來，儘管晚了中國百餘年，也拿不出計算工具，更沒有計算式，就像數學考題，只有答案沒有計算式，這要給幾分？

差音只是現象，只要多加演奏，早晚一定會發現，問題在歐洲為什麼晚中國兩千年才發現？
音樂必然起於民間，發展於宮廷，唐明皇就是梨園祖師爺，朱載堉也是王爺，若為某些原因，宮廷不養琴師歌伎，音樂就只有在民間自娛式發展，若宮廷好征伐，橫徵暴斂，那民間的音樂發展必然遲滯或停擺。

筆者認為歐洲在文藝復興末期才發現差音，是因為文藝復興之前，歐洲只有簡單的宗教唱頌，宮廷樂近乎無，人口佔絕對多數的奴隸，被領主壓榨到連產生民歌的心力也絕了。所謂的文藝復興，只是有識者企圖擺脫教會控制的反抗，但是千餘年來宗教對人心理的影響，歐洲人已經離不開神了，（因為萬有都是本於他，倚靠他，歸於他。願榮耀歸給他，直到永遠。）宗教改革與新教誕生，是最好的折衷方案，至少異端不至於被活活燒死，隨之而來的啟蒙運動，讓民智開了，這才有工業革命的可能，也才有發展藝術的土壤與大舉向外擴張（殖民）的實力。

畢卡索專業是繪畫，音樂非本行，但對音樂還是有強過一般人的了解，更重要的是他關注中國藝術不帶偏見，對於歐洲如何模仿中國畫作、雕塑，借鑑中國音樂理論，參考中國樂器發展歐式樂器等等，都有一定的了解，畢卡索也只是否定西方藝術而已，伏爾泰揭露更多西方虛假一面。

伏爾泰（François-Marie Arouet / Voltaire，1694-1778）在《風俗論》（Essai sur les mœurs）中，有如下論述：
「我們可以回憶一下，500年前，不管是在北歐、在德國，還是在我(法)國，還幾乎沒有一個人會寫字。今天我們的麵包商還使用著的刻記賒售麵包數量的木籌就是我們過去的象形文字和帳簿。過去收稅也是用這種木籌來計算，我們變化無常的地方習慣法，是在450年前才開始以書面形式制定的，這說明以前書寫的技藝是多麼稀罕。」（大陸商務印書館中譯本第87頁）
《風俗論》還有如下記載：
中世紀人們「活在恐懼和蒙昧之中」；
中世紀的theology（神學）對歐洲造成的損害超過了所有匈人和汪達爾人的入侵；
絕大多數人被極少數人壓迫，扼殺了工業與進步；
從蠻族入侵到14世紀，歐洲在藝術和知識上幾乎沒有進步。

《風俗論》也有肯定中國的記載：
中國人手中拿著毛筆和測天儀撰寫他們的歷史，設有史官一絲不苟地記錄皇帝的言行和公共事件。
伏爾泰這一段話，與其說是讚譽中國，不如說是埋怨歐洲歷史記載的可信程度。

歐洲崛起之後，殖民掠奪世界各地資源，傳播一神教，二戰後逐步退出殖民地，代之以「思想殖民」並延續至今，這才是部分國人跑到法國學藝術的內在原因。

差音、十二平均律是軟件，我們還可以拿硬體也來比一比，讓大家更加了解真實狀況。

歐洲人說他們在十三世紀就發明了機械鐘，一座機械鐘要有擒縱裝置，多組齒輪，每一齒輪都要有一根筆直的圓軸，或不同半徑的齒輪擠在一根圓軸上，構造上很複雜，擒縱裝置的作用是一種節律器，將有原動力的齒輪，以一擒一縱方式，將動力有節律的，傳給被驅動「具有計算任務」的齒輪，在齒輪連動下，計算出時與分秒，並以指針方式表現出來或者是固定時間發出聲響，一擒一縱之間就會發出我們聽到的滴答聲（沒有滴答聲的鐘錶，多半是以石英震盪器取代擒縱器，那就算電子鐘錶了）。
擒縱裝置是機械鐘構造中最具巧思的靈魂物件，這麼偉大的發明，竟然找不到發明者？圓軸更是十三世紀歐洲鍛鑄技術的突破？

台中自然科學博物館有一座仿水運儀像臺，原件是北宋蘇頌創作，早已毀失，仿件根據蘇頌所撰《新儀法要》內文復原出仿件，水運儀像臺也有擒縱器，早於歐洲機械鐘兩百餘年，毫無疑問擒縱器與世界第一座計時器都是北宋蘇頌發明。

歐洲機械鐘找不到發明者，找不到殘存零組件，更找不到設計圖紙，事實上沒有人能夠描述他的大概樣子，遑論仿造出如水運儀像臺，這比拿史詩當歷史還要扯，歐洲人一定要說機械鐘是他們13世紀就獨立發展出來，理論、結構、構思等都與中國無關，伏爾泰應該會持不同意見。

聽：打破西方思想殖民的號角已經吹響。
看：齊白石畫作 魚

日菲在5月28日宣布啟動專屬經濟海域與大陸礁層的劃界談判，範圍就在台灣以東，與我方主張的海域大幅重疊，而台灣沒有被請上桌。外交部第一時間「表達肯定」，被追問後改口，要求日菲考量重疊、與我方協商。日本內閣官房長官回了一句，這份協議「不拘束第三方」，菲律賓沒有回應。外交部於是轉身對國內說，談判不影響我國權益，林佳龍還補一句，這主要是針對中國大陸，請國人放心。

整件事的關鍵，藏在「不拘束」與「不影響」這兩個詞的縫隙裡。

雙邊協議不能拘束第三方，這是國際法常識，日本沒講錯。但「不能在法律上處分你的權利」，跟「現實上不會動到你的權利」，是兩回事。協議管不到台灣，不代表那條被劃出來的線、線後面跟著的執法與驅離，管不到在那片海上作業的台灣漁船。法律上的不拘束是被動的，它只表示那紙文件強迫不了你，不表示有人會在你的漁民被扣押時出來保護。把「不拘束」說成「不影響」，是這次最該被追究的一句話。因為就在外交部說「不影響」的時候，中國的海警船，已經在6月1日開進了台灣以東。

要看懂日菲為什麼把台灣晾在門外，得先看懂他們在躲誰。對岸對這片海的主張，是台灣是它的領土、台灣以東因此歸它管轄。日菲若要否定這套說法，最乾淨的做法不是去跟對岸爭辯，而是把這片海定義成兩國之間的事，一紙雙邊劃界，就把對岸賴以主張的支點抽掉。可是這一刀要俐落，台灣就必須被當成不存在。一旦承認台灣在這片海有一份不屬於大陸的權利，這裡就多出一個日菲得正式打交道的對象。所以台灣不是被忽略，是被刻意地不給位置。這是利益的排序，不是惡意：日菲防的是大陸，跟台灣也簽過漁業協定，只是當「保住台灣的位置」和「用最省力的方式防堵對岸」相撞時，他們選了後者。

而這一刀能劃得乾淨，台灣當局也出了一份力。被略過，不爭上桌；被婉拒，回頭對自己人說不影響。別人理虧在先，政府卻搶著替對方把理虧抹平。

而被劃進去的，還不只是漁場。專屬經濟海域連同大陸礁層，劃的是海床與底土的資源權，礦產、油氣這些長期而不可逆的東西也在其中。漁是流量，今年捕完明年還來；海床是存量，在別人的劃界裡被分掉，就拿不回來。輿論盯著漁民被扣船，政府也樂得讓話題停在漁權，那塊最重、最久的利益，反而沒人追問。

更深一層，這件事的勝負不在談判桌上。劃界劃的是紙上的權利分配，海權真正靠的是誰的船能持續待在那片海上。日菲的公務船不可能長期守在離本土這麼遠的台灣以東，大陸卻離得近、待得住，它不跟你爭那張紙，直接派船。於是在紙上被寫出去的大陸，在海面上反而最有條件在場；而離這片海最近、最該在場說話的台灣，在場感最弱。

接下來會發生什麼，現在還是推演，但路已經鋪好了。台灣漁船在那一帶被扣、被要求繳保證金，不是假設，2013年的廣大興28號賠上一條人命，2016年的東聖吉16號繳了保證金才把人船換回來。哪天類似的事再發生，而離得最近、最願意現身的是中國海警，跑去「救援」，一個面對扣船與罰金的漁民，不會、也不該為了抽象的主權去拒絕唯一肯來的那隻手。他接受了，不是投共，是他的政府沒有出現在那裡。那一刻大陸要的就到手了：它不必發動劃界、不必在法理上贏，只要在台灣缺席的地方待著，就成了漁翁。它撈到的不是漁，是「台灣以東，是大陸在保護台灣人」這個有畫面的既成事實。法理上爭不到的，一次救援就坐實。

要堵住這條路，最好的辦法本來很清楚：日菲一開始就把台灣拉進來三方一起談，台灣在場，大陸代言的說法破產，海警沒有填補真空的空間，漁民也有自己的管道。問題是這要日菲點頭，而日菲有省事的動機不點頭。但上不了那張桌子，不等於什麼都不能做：台日有漁業協議、台菲有執法合作協定，這兩條線本來就在，台灣大可從這裡要求把劃界對漁權的影響納入協商。這條路門檻不高，不需要日菲先承認台灣是什麼，是台灣單方面就走得動的。

所以該問政府的，不是「為什麼沒能逼日菲讓你上桌」，那難在台灣的地位。該問的是：那些不需要任何人點頭、自己就做得到的事，為什麼沒拿出來。現成的協議管道，目前公開可見的只走到「呼籲」；面對漁民可能在那片海上承受的風險，政府對外的主旋律，也只是「不影響、請國人放心」，而不是把自己在那片海域的實際存在與護漁，明確當成主權主張拿出來講。

一個政府，連自家門口的海都只肯用一紙聲明去守，卻要人民相信，風浪更大的那天，它守得住主權。海都讓到只剩一句聲明了，主權那兩個字，還有多少是真的。

圖為國際海洋邊界資料庫 Marine Regions（比利時弗蘭德斯海洋研究所 VLIZ）。紅色是重疊主張區，也就是多方主張疊在一起、尚未劃分的海域。台灣周邊，尤其台灣以東與東北這片，大面積落在紅色裡，台灣的主張也在其中。日菲此刻要做的，是在這片重疊區裡把線劃下來，卻把其中一個主張方台灣排除在外。這片海客觀上就是未定、重疊，不是哪兩國私下談一談就能分掉的。

鄭麗文正在美國訪問，綠營一貫的唱衰，說她見不到美國有份量的官員和政治人物。綠營的說法半對半錯。因為美台沒有邦交，美國官方又顧慮中國的反對和抗議，美國的官員和政治人物即使會見鄭，多半會要求不得公開，因此即使有會見，在媒體上也如同沒會見，於是鄭就會像是被綠營說中了。這樣鄭訪美還能達成其目標嗎？

首先，鄭訪美本身就是目標。鄭已經訪問中國大陸，又會見了習近平，她必須訪美，才能平衡她的訪中，否則就會被綠營抹紅，說她親中親共賣台。更精確的說，綠營無論如何都會抹紅她，但因鄭訪美，綠營抹紅她的效果將很小，大約只影響綠營原來的支持者。

鄭麗文的主要主張是，「親中」和「親美」要並重，她的訪中和訪美正是實現及宣傳其主張，也藉訪美行希望以直接對話，說服美國贊同，至少不反對，其主張。這是鄭訪美的主要目標。其實美方多半不會公開表示贊同或反對，而且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意見，但直接對話無論如何比沒有對話好，對話本身就是成果。

讓我們比較鄭的「親中」+「親美」與綠營的「反中」+「親美」。在過去美國獨覇世界的時代，綠營緊抱美國大腿，雖然丟臉，足以「抗中」，還算勉強說得過去。現在中國的國力和國際地位已能與美國分庭抗禮（可見於上月的川普訪中），而且兩岸鄰近、美國遙遠，因此「親美」根本不足以「抗中」，而綠營的「反中」+「親美」勢必陷台灣於險境。台海有危機，美國難免某種程度的捲入，實非美國所願；美國連伊朗都搞不定，怎會想跟中國衝突？所以，鄭的「親中」+「親美」才能讓台海和平、台灣安全、中美和平，對全世界都有好處。這對美國是有說服力的。

鄭麗文的訪美當然也是為了宣慰僑胞，及向僑胞宣傳她的「親中」+「親美」主張。有些僑胞在台灣仍有投票權；即使沒有投票權，也可以影響在台灣的親朋好友，因此鄭的訪美有助於提高藍營的支持度。藍營已經失去中央執政10年，傾向藍營的選民難免有些士氣低落，鄭的訪中和訪美有助於提振傾向藍營選民的士氣。

簡單說，中美現在是世界兩強，台灣「親美」可以加1分，「親中」也可以加1分，綠營的「反中」+「親美」只加1分，鄭的「親中」+「親美」卻可以加2分，自然優於綠營的政策。這對僑胞是有說服力的。

鄭訪美前爆發了馬英九基金會事件，金溥聰、趙少康等人趁機打擊多次穿梭兩岸的副主席蕭旭岑，等於是打擊鄭的「親中」+「親美」路線。鄭雖為蕭和「親中」路線辯護，但當然很為難，因為黨主席應該要團結黨，而馬、金、趙都是比鄭資深的黨內大老，鄭若與他們唇槍舌戰，難免損害黨內團結及黨的形象。鄭在此時訪美，恰好避開黨內的爭執，有望使事件降溫，可算是無心插柳的好處。

這是一個極為深刻且具預見性的視角。如果把1949年投射到未來統一後的台灣，情況既驚人地相似，又因台灣社會的獨特性而展現出全新的維度。
我們逐一來對照和展開：

一、「包下來」的變體：不是「包下來」，而是「穩下來」

「先穩定、再改造」邏輯，在未來台灣情境下會演變為 「穩住基本盤、確保社會運轉」。最急迫的「必須依靠」對象：
公營事業與關鍵基礎設施人員：台電、台水、中油、中華電信、鐵路、捷運、港口、機場的員工。若這些系統停擺，社會立即崩潰。
金融與財稅系統公務員：央行、金管會、財稅機關。必須確保金融穩定、資金不恐慌性外逃。
基層行政官僚：里長、戶政、地政、健保（全民健保體系極複雜且關鍵）等事務官。國家機器末梢必須持續運轉。
軍公教群體：這是一個龐大且具組織性的群體，其年金、職位安排是穩定關鍵。

與1949年根本不同：
1949年是要防止國家機器停擺；未來則是要防止高度發達的現代社會服務系統瞬間崩潰，引發人道與秩序危機。
因此，初期必然是「機構整體接收、人員基本留用、待遇不低於原有水準」的求穩政策。任何激進清洗都會立刻反噬。

二、「再改造」的現代化形態：從思想改造到「國家認同重塑」

「包下來」只是第一步，隨之而來的「改造」，其形式將遠比1949年精緻，但核心邏輯不變。

安全審查先行：對敏感崗位（軍事、情報、外事）人員，必然進行忠誠審查與過濾。這是任何政權交接的必然。
存量人員「培訓-考核-分流」：全體現職公務員、教師等，將逐步進入新設的國家行政學院分院或類似機構接受「國家公務員基本訓練」，核心是憲法修正案的認同、國家統一論述、去「台獨」史觀。
「黑盒子」與「白盒子」：曾公開主張「台獨」、參與相關政治活動者，將面臨政治禁入期或終身禁入特定公職。而對專業技術型、從未涉政的「白盒子」人員，空間相對較大。這與所謂的「技術官僚最受重視」完全相通。
升遷的政治天花板：除了極少數被認定為「起義」或長期統派人士，絕大多數原台灣體制內的中高層，將面臨隱性的政治天花板。能力再強，若「國家忠誠度」存疑，關鍵職位不會對其開放。

三、「技術官僚」價值的天壤之別：從「稀缺」到「過剩但敏感」

這是未來與1949年最大的結構性差異。
1949年是人才極度稀缺：所以即使政治背景複雜，工程師、教授、醫生也被竭力挽留。
未來則是「高素質人才的存量整合」：

台灣擁有大量受過高等教育的現代專業人才（工程師、醫師、金融、管理、法律）。
他們並非不可替代的稀缺資源，而是需要被整合進更大國家體系的「存量人力資本」。因此，他們的去留，政治忠誠度的權重會遠高於1949年。一個曾積極為「台獨」服務的技術專家，可能被替代；一個專業能力中等但認同統一的，可能更受重用。
敏感領域的人才競爭：晶片、半導體等戰略產業的頂級科學家和工程師，將成為全球矚目的焦點。這不僅是人才爭奪，更是科技安全與產業安全的核心問題。他們的待遇將是超常規的，但受到的外部關注與約束也是最高級別的。

四、知識界的「中國想像」衝突：從國共分歧到身份撕裂

對於「留下與離開」的剖析，在此會極度放大。
1949年是不同政治道路的選擇；未來台灣知識界面對的，是數十年來建構的「台灣人」與「中國人」雙重身份認同的劇烈衝撞。
「離」與「留」的現代版：

選擇離開者：未必是特定政黨支持者，而更可能是那些對「中華民國」作為政治實體有強烈認同、或對自由民主生活方式有不可動搖堅持的人。他們的離開，將是一場持續的、靜默的「人才與信心流失」。

選擇留下者，內部將高度分化：
積極統派：將獲得巨大政治與文化資源，成為新體制的信任代理人和思想詮釋者，但亦可能面臨社會輿論壓力。
務實合作者：認為統一不可逆，為職業、學生、研究而尋求在新時代重新定位。這是沉默的大多數，他們的真實態度將在未來漫長的互動中被檢驗。
消極觀望者：帶著巨大疑慮留守，對政治極度冷感，在專業領域內尋求避風港。如何爭取這群人，是真正「人心回歸」的關鍵。

一個核心新變數：1949年中共帶有強烈的社會主義理想感召力；未來統一，能提供什麼超越「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制度的、更具精神吸引力的整合論述？如何讓台灣知識份子相信，統一不僅是主權與領土的整合，更是一場他們能參與書寫「新中華文明」的開端，而不是「思想自由的終結」？這是極其艱鉅的挑戰。

五、「歷史現場感」的重演：沒人知道「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終局

最後強調「無人知道未來」在此會重演。
巨大的未知性：對台灣一般民眾、公務員、教師而言，無論承諾如何明確，他們面對的是一個未知的政治法律體系、一個完全不同運作邏輯的社會環境。最大的恐懼永遠是：「當初承諾的，以後會變嗎？」——1949年後的歷史轉折無疑會加重這種疑慮。
「觀望期」的集體心態：統一後最初幾年，整個社會將進入一種「高度審慎的觀望期」。人們會在日常的平靜表面下，敏銳解讀每一個政策信號、每一個政治運動（如果有）的徵兆，判斷自己未來的生存空間。

總言之，如果說1949年的「接收舊人員」是在一張白紙上重新繪圖的工程，那麼未來統一後的台灣整合，則更像是在一幅已經完成的高精度現代油畫上進行再創作。油畫本身已色彩斑斕、結構精密，有著自己成熟的審美體系和情感認同。任何粗暴的覆蓋或塗改，都會毀掉整幅作品；而如何保留其精華，同時在深層結構上融入新的主題與構圖，將考驗最大的政治智慧與治理藝術。

以1949年歷史為框架來思考這一問題，正是因為它提供了「社會整合」最核心的邏輯原型：在政治控制與社會穩定之間，在國家統一與多元尊重之間，進行一場極度複雜且長期的操作。而這一次，由於社會發達程度、資訊透明度與身份認同強度的巨大差異，其複雜性與敏感性，將百倍於昔。

長期以來，嘉南大圳被塑造成「日本殖民政府帶來現代化」的象徵，而八田與一則被描繪成深受台灣農民愛戴的工程英雄。然而，若回到歷史現場，許多流傳至今的說法，其實值得重新檢視。

以當年的工程技術而言，嘉南大圳是建得不錯的，但絕非沒有瑕疵，若非後來多年的改善工程，大圳不可能有現在的面貌。

嘉南大圳的興建，固然提高了農業產量，但其主要目的之一，是配合日本帝國的糧食與經濟政策。大量稻米與農產品輸往日本本土，農民卻必須承擔沉重的水費與制度壓力。殖民政府一方面推動工程建設，一方面透過媒體、教育與官方出版品，大力宣傳「現代化奇蹟」、「皇恩浩蕩」與「共存共榮」，藉以合理化殖民統治。

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當年的八田與一銅像。

一般流傳的說法認為，這座銅像是嘉南農民感念八田與一而集資興建。然而相關史料顯示，銅像的主要發起者與資金來源，實際上來自工程體系中的日籍官員、技師、包商，以及受益的大地主與製糖財閥，而非一般貧困農民。所謂「農民感恩戴德捐獻」的說法，更多是殖民政府後來塑造的政治宣傳。

戰爭期間，日本政府甚至曾決定徵收熔解這座銅像作為軍需物資。最後反而是在地人員將其藏匿保存，才得以留存至今。這段歷史，也反映了殖民宣傳與民間現實之間的巨大落差。

至於八田與一本人，應當客觀看待。他是一位專業、敬業且具有工程才能的技術官僚，但同時也是日本帝國體制下的公務員。他的職責是執行帝國政策，而非現代政治語境中的「愛台灣人士」。在現存書信、日記與官方文件中，也找不到他曾說過「愛台灣」之類的語句。

因此，真正值得討論的，不是將八田與一神化或妖魔化，而是理解歷史的複雜性：一位具有專業能力與個人操守的工程師，如何同時成為殖民體制運作的一部分。唯有回到史料與歷史脈絡，才能看見嘉南大圳、八田與一，以及日治時期台灣社會更完整的真實面貌。

日、菲正要在台灣以東劃下一條線，從我方主張的專屬經濟區裡硬生生切走一塊，外交部的回應是「表達肯定」。這一幕值得記上一筆，因為它讓一個被口號掩蓋了多年的問題重見天日。

這些年我們把力氣放在認同上。台灣主體性，抗中保台，廉價而動人，能贏選舉，也能在心裡築起一道「我們不會投降」的牆。可是兵補不滿，也留不住，基層志願役士兵的編現比到2025年中只剩63%，離85%的作戰最低標準差一大截；國防部說去年招募「達標」，其實是先把目標砍低，才湊出一個破百，但實招的人比前一年還少。彈藥與持續作戰的存量是另一本帳，民防喊了多年，仍是逃避現實的紙上動員。抗中保台的意志底下沒有這些撐著，對著一個會算兵力比的對手，只是虛張聲勢。

更要命的是第二件事。我們的安全感，建在「美國會來，日本會挺」這個假設上。但那是假設，不是契約。這次替我們劃線、把我們關在門外的是日、菲兩家，但真正讓人心裡一沉的，是其中那個被我們政府一廂情願當成自己人的夥伴，竟也照著自己的利益動了手。我們連一句抗議都說不出口，因為那份依賴，已經沉重到不敢得罪。

結盟不是錯，小國本就得借力。錯在把一個會變的前提，當成不會變的事實來規劃，而且連喪權辱國也可以吞下。

於是台灣的安全，押在兩樣自己管不到的東西上：別人願不願意來，和自家人還沒被戰火檢驗過的決心。一場把籌碼全交到別人手裡的賭局，輸的那天，連翻桌的資格都不會留給你。

第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戰場當中，中途島戰役一直被視為最關鍵的轉折點之一。許多歷史愛好者甚至會進一步追問：如果這場戰役的結果完全相反，不是日本四艘主力航空母艦被擊沉，而是美國三艘航空母艦全數沉沒、損失三四百架飛機，那麼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會不會因此逆轉？

這個問題很有意思，也很值得討論。因為它表面上是在談一場海戰的勝敗，實際上卻逼著我們去思考一個更大的問題：一場關鍵戰役的結果，到底能改變多少歷史？

我的答案是：不會。如果中途島戰果真的完全相反，美國當然會受到重大打擊，太平洋戰爭的節奏也會明顯延後，甚至亞洲大陸戰場與中國戰場的地位都可能因此上升；但若要說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因此逆轉，日本最終反敗為勝，美國被迫談判妥協，那恐怕還是想太多了。

原因並不複雜。因為中途島雖然是一場極其重要的戰役，但戰爭的最後勝負，終究還是取決於更深層的東西：國力、工業、訓練體系、後勤、情報、戰略眼光，以及一個國家承受失敗之後再站起來的能力。而恰恰在這些層面上，日本與美國之間的差距，從1942年開始就已經越拉越大。

一、中途島很重要，但不是可以脫離結構來看的神話

先說清楚一點：中途島戰役當然非常重要。它的重要性，不在於它是一場戲劇化的海戰而已，而在於它把日本海軍機動部隊最精華的一部分，連同飛行員、甲板勤務、艦隊協同經驗與作戰節奏，一起埋進了海裡。很多人談中途島，只會盯著四艘航空母艦，但真正致命的，從來不只是船殼本身，而是這些船背後那批最有經驗的人員與整套訓練體系。

日本海軍在珍珠港、南洋攻略、印度洋作戰到珊瑚海、中途島之間，已經把最菁華的航空艦隊骨幹全部推到最前線使用。一旦這批人折損，後面很難補。日本不是沒有飛機，不是不能再造艦，而是訓練體系、工業補充與飛行員養成，根本撐不起那樣的損失。從這個角度說，中途島之所以對日本近乎致命，是因為日本本來就承受不起這種程度的失敗。

但同樣的失敗，若發生在美國身上，效果就不一樣了。這正是討論這個假設問題最關鍵的地方：一樣是輸一場海戰，不同國家承受後果的能力，完全不同。

二、如果美國三艘航空母艦全沉，會怎樣？

如果我們真的假設，中途島戰役的結果完全相反：企業號、黃蜂號、約克鎮號或其他三艘主力航艦全數被擊沉，美軍損失三百到四百架飛機，那麼對美國而言，這當然會是珍珠港之後又一次巨大挫敗。短期之內，美國的太平洋機動艦隊將受到非常沉重的打擊。這意味著，美國不可能繼續像歷史上那樣較快進入反攻節奏，而必然要做幾項調整：

第一，在戰略上轉入守勢。
這幾乎是必然的。因為航空母艦是當時海上攻勢的核心。若中途島損失三艘航艦，美軍在中太平洋與南太平洋的進攻能力會大幅下降，只能優先考慮如何防守現有據點、保護珍珠港、守住夏威夷，並確保南太平洋通往澳洲與紐西蘭的交通線不被日本切斷。

第二，南太平洋方向將更受重視。
美國會更積極支撐澳洲與紐西蘭，因為這兩個英語國家的安全一旦受威脅，整個南太平洋戰略格局就會變得更糟。美軍甚至可能要求英國調派更多海軍力量到太平洋，以協助維持海上聯絡與戰區穩定。換句話說，戰略上不是投降，而是收縮、補強、等待。

第三，造艦與飛行員訓練會進一步加速。
這其實是最重要的一點。因為對美國來說，中途島若打輸，不會改變它的工業機器，只會讓工業機器轉得更快。美國本土沒有遭到真正破壞，工業區、造船廠、煉油設施、鋼鐵與飛機生產線都還完好無損，反而會在戰敗刺激下更全面地動員起來。也就是說，它遭受的是軍事挫折，而不是國力根基的崩潰。因此，中途島若打輸，美國會很痛，但不會傷到根本。這個國家的反應模式，不會是談判，而是先守住、再補起來、最後重新進攻。

三、美國不可能因此與日本談判

這是討論這個問題時最常出現的誤判之一。很多人以為，如果美國珍珠港之後又在中途島慘敗，或許就會產生厭戰情緒，甚至考慮和日本談判。這其實不符合美國當時的政治、社會與戰略現實。

首先，美國本土基本沒有受損。珍珠港雖重創美國太平洋艦隊，卻並未傷及美國的本土工業與社會運作。中途島就算再敗，也只是中太平洋的軍事失利，不會讓美國進入國土危機。美國是一個大陸型工業國，不是一個被圍困的島國。只要本土還安全，產能還在爆發，它就沒有理由向一個國力總量遠遜於自己的日本妥協。

其次，美國對日本的實力，其實看得很清楚。山本五十六的如意算盤，正是希望在中途島重創美軍，逼迫華府意識到戰爭成本過高，進而考慮談判。可是這個構想之所以不現實，就在於山本其實也很清楚：日本不可能長期與美國打消耗戰。美國若輸一場大仗，頂多退一步；日本若無法在這一步之後逼出政治成果，那後面還是死路一條。

第三，美國人民的戰爭情緒在1942年其實正高。珍珠港激發的是報復與決心，不是妥協與退讓。這與1918年後美國對歐洲戰爭的疲倦情緒不同。對日戰爭從一開始就被美國社會理解為一次必須打到底的報復與生存競爭。中途島再敗，只會激起更多怒火，而不會讓美國忽然想與東京講和。所以，說得簡單一點： 中途島若美國打輸，會改變戰爭節奏，但不會改變美國繼續打下去的決心。

四、日本就算贏了中途島，也未必能把勝利變成戰略成果

這又是另一個常被忽略的重點。就算日本在中途島大獲全勝，它真的有能力把這場勝利轉化成長期戰略優勢嗎？我的看法是：很難。原因很簡單，日本最大的問題，從來不是不能打贏一場漂亮海戰，而是它常常不會把戰役勝利轉化成穩定持久的戰略結構。這一點，在中國戰場上如此，在太平洋戰場上也一樣。

如果日本在中途島重創美軍，它接下來能做什麼？能直接威脅美國本土嗎？不能。能大舉登陸夏威夷嗎？幾乎不可能。能長期壓制美國造艦與反攻節奏嗎？也做不到。它最多只能在一段時間內鞏固既有防線，或嘗試進一步威脅南太平洋交通線。但問題是，這些都還是在打一場它最怕打的消耗戰。因為日本的油料、工業、造船、飛機、飛行員補充能力，全都遠不如美國，它需要的是迫使美國妥協的政治奇蹟，而不是一場再多撐一兩年的正常戰爭。可偏偏，美國最不可能給它的，就是這種政治奇蹟。所以中途島即使完全相反，日本也只是把自己的敗亡往後推，而不是把敗亡改寫成勝利。

五、對中國會有什麼影響？

這是我覺得最有意思、也最值得深談的一層。如果美國在中途島慘敗，對中國短期內當然不會是好消息。因為那正是中國最困難的時期之一。1942年國軍剛在第一次緬甸戰役中受挫，中央軍主力傷亡不輕，重慶政府在軍事、財政與外交上都承受巨大壓力。若此時美國在太平洋又無法取得優勢，中國當然會感受到更強的不安。

但從另一面看，事情也未必全是壞處。如果美國在太平洋進展不順，它就會更加依賴中國在亞洲大陸戰場上盡可能牽制日本陸軍。換句話說，中國戰場的重要性就不會那麼快下降。

這一點其實很關鍵。到了1943年底之後，美國對國民政府越來越不耐煩，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在於：美國已經看見太平洋反攻的曙光，開始能夠從海空主戰場的角度重新理解亞洲戰局。這時中國戰場就慢慢從「主要牽制場」下降成「輔助場」。重慶的戰略價值，不是消失，而是被相對壓低。

可如果中途島敗的是美國，美國在太平洋推不動，那麼中國的地位至少在一段時間內就不會下降得那麼快。國民政府可能反而會因此得到更多援助與更長的戰略耐心。從這個角度推論，1944年那場國軍大崩潰，未必不會發生，但至少其背景可能不同，程度也可能有所變化。所以，中途島若結果相反，對中國來說並不是單純更糟，而是會帶來一種複雜後果：短期軍事壓力更大，但戰略地位可能反而更高。

六、中途島真正照出的，是兩國海軍文化與軍事藝術的差距

最後還是要回到戰役本身。中途島之所以成為歷史名戰，不只是因為結果戲劇性，而是它把美日兩國之間更深的差距一口氣照了出來。日本不是單純輸在運氣，也不是單純輸在一兩個細節，而是在整個軍事藝術上都露出了裂縫。它過度分散兵力，對美軍修復約克鎮號的能力完全低估，在情報上誤判，在敵情判斷上輕敵，在戰術節奏上反覆切換，在臨場應變上遲疑，最後把自己最精華的機動艦隊送進了混亂之中。

美軍則相反。情報準確，分析正確，戰區指揮官承擔風險，修復與後勤效率高，部隊雖然也有混亂與偶然因素，卻在關鍵時刻完成了決定性打擊。所以，中途島真正反映出來的，從來不只是硬體數量差距，而是兩國之間從情報、維修、訓練、指揮到整體軍事文化的差距。這種差距，即使某一場海戰的結果反過來，也不會消失。而只要這種差距還在，日本的敗亡就只是時間問題。

七、結語：中途島可以延後美國的勝利，卻很難改寫日本的敗亡

所以，如果要回到最初那個問題：如果中途島戰果完全相反，二戰會因此逆轉嗎？我的答案仍然是不會。它會讓太平洋戰爭延長，會讓美國暫時收縮防線， 會讓日本多撐一段時間，也可能讓中國戰場的戰略地位提高一些。但它不會改變更深的結構：美國本土安全無虞，工業產能還在暴增，飛行員與航艦補充能力遠強於日本，而日本則始終無法承受一場長期總力消耗戰。

說得更直接一點：中途島若結果相反，改變的會是太平洋戰爭的節奏，而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總體方向。美國可能晚一點贏，中國可能多撐一點重要性， 日本可能多活一兩年，但最後的國力結構與戰爭邏輯，仍然不會站在東京那一邊。

再收得更短一點，就是：中途島可以延後美國的勝利，卻很難改寫日本的敗亡。這也正提醒我們，研究歷史時最重要的一件事，不是把某一場名戰神話成單一轉折，而是要看見：一場戰役固然重要，但真正決定國運的，往往還是那場戰役背後整套國家能力的差距。而在這一點上，日本即使在中途島僥倖大勝，也仍然無法逃出那條終將走向敗亡的路。

臺灣各領域的卓越人物正快速凋零中，今天得知潤泰企業集團總裁尹衍樑先生的過世，特別令我意外與悵憾。尹衍樑是個學者，集企業家、發明家、教育家與慈善家於一身，他在土木工程領域的成就非凡，但，我相信後世會記得他帶給人類的重大貢獻，將始終來自他捐出三十億元來設置「唐獎」。

我總是這樣記憶唐獎設置的獎項：「永，生，漢，法」，永續發展獎、生技醫藥獎、漢學獎與法治獎，每兩年一屆，尹衍樑期待設置這些獎項，補充諾貝爾獎所未兼及的四個領域，鼓勵其他有利於地球與人類的重要研究，並藉此發揚中華文化，首屆頒獎典禮在國父紀念館舉行，在這個地點頒獎，其意義相當重大。

我們觀察尹衍樑一生的行事，很難不深感他是個氣魄雄渾的人，其覺得盛唐是中西文明交會，政經發展到顛峰的時期，唐人對世界展現的自信與兼容的胸懷，正就是唐獎要持續繼承與發展的理念，設置這種獎項來榮耀華夏，展現出磅礴的格局與氣度，著實不是整天喊著去中國化的人所能領會於萬一。

其中，「漢學獎」的設置特別令我感佩，這首先來自其跨領域的生命經驗。尹衍樑大學期間就讀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後獲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博士，雖然他後來沒有從事於歷史研究，但對於中華文化始終抱持著敬意，事業卓然有成後，特別希望彰顯中華文化對人類文明發展的貢獻。

唐獎漢學獎的設置或可跟京都賞的思想藝術賞做個比較。稻盛和夫覺得人類未來不能只靠科學與技術的發展，還須同時追求精神與倫理的深化，因此京都賞特別把「基礎科學」、「尖端科技」與「思想藝術」並列，讓人類的文明發展與心靈成長保持平衡，就這點而論，尹衍樑有著與稻盛和夫同樣深邃的眼光。

我們觀察唐獎漢學獎頒發六屆的得獎者，會發現這些得獎學者都不是在封閉系統中研究中國，而是研究「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其得主不只在學院內有貢獻，更關注於社會發展與中華文化的對話，其始終不是只把中國傳統當成過去的材料來研究，而是將其放到當前世人的精神生活中重新思考。

不只漢學獎，包括永續發展獎、生技醫藥獎與法治獎的設置，都反映出尹衍樑這樣的核心思考：二十一世紀人類最重要的問題是人類能不能活出品質、活出秩序與活出尊嚴。當人類面臨氣候變遷、傳染疫病、貧富差距與道德式微的考驗，設置四大獎項的目的旨在鼓勵世人重新省思「中庸之道」。

尹衍樑是生活在臺灣的外省人，他設置唐獎，展現出完全不一樣的臺灣，這樣的人出生與成長在兩蔣時期，深受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浪潮的影響，胸懷全中國，卻面向全球來佈局與深耕。希望好學深思的青年能認識其心路歷程，未來再有不世出的棟樑，讓臺灣因有你的奮鬥，參與人類文明的更新，貢獻於宇宙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