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國防與向美國軍事採購十分相關，目前綠藍白三黨正為了軍購預算吵得不可開交。有些軍事家或政論家憂心台灣的未來會與伊朗有些相似，伊朗戰爭雖然只打了一個多月就停火，双方已有不小的損耗，而仍在軍事對峙中，能給台灣的國防和軍購何等教訓？

台灣與伊朗的主要相似點在於都與世界強權長期對抗，伊朗自1979年起與美國長期對抗，而台灣自1949年起就與海峽對岸的中國大陸長期對抗。中國的軍事力量大約還比不上美國，但美國距離伊朗約12,000公里，其軍力又分佈在世界各地，因此中國大陸能施展於台灣的軍力其實超過美國能施展於伊朗的軍力。台灣比伊朗更不利，也因為我島的面積只有伊朗的約1/45，因此承受不起大量的轟炸。

台灣的國防預算只有對岸的約1/20，一向很少自行研發和生產武器裝備，而多倚靠向美國軍事採購。然而美國對我軍購卻姿態極高，曾一再收了錢，但交貨卻一延再延，而我政府根本無可奈何。近年俄烏戰爭和伊朗戰爭已經讓美國的武器生產捉襟見肘，我們的軍購幾乎必定又將延遲交貨，難怪在野黨對軍購預算很不情願而斤斤計較啊！有些人把軍購視為交保護費而不在乎延遲交貨，但美國收了保護費，也不保證會出兵護台啊！大家其實心知肚明，隨著中國愈來愈強大，美國出兵護台的可能性是愈來愈低。

伊朗戰爭給世界的主要教訓是，當面對強大得多的敵人時，你必須實行「非常規戰爭戰略」，也稱為「不對稱作戰戰略」。伊朗的具體作法是重點發展性價比高的飛彈、無人機，而不是傳統的戰機、戰艦；並利用多山的地形隱藏飛彈、無人機、雷達系統等裝備，以及製造飛彈、無人機的工廠，以保障在戰時武器的存活和持續的生產能力。

台灣的軍事力量遠比不上大陸，我們有實行「不對稱作戰戰略」嗎？比伊朗如何？伊朗在两伊戰爭（1980-1988）後就開始實行「非常規戰爭戰略」。但台灣到2017—2019年李喜明上將擔任參謀總長時才強調「不對稱作戰戰略」（參見《評李喜明前總長的「整體防衛構想」》），並且李前總長去職後，其構想就幾乎被束之高閣，直到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我島才又重新重視「不對稱作戰戰略」，因此台灣在「不對稱作戰戰略」上是遠遠落後於伊朗的。要利用多山的地形隱藏大量的飛彈、無人機，以及製造飛彈、無人機的工廠是浩大的工程，不是短時間能完成的。

台灣的武器裝備，不論性能還是數量，都比不上對岸，又沒有盡量隱藏在山裡或地下，在對方的大規模第一擊之下，恐怕大半都將折損而不堪用，要如何保衛台灣？

台灣的國防和軍購一向受美國擺布，美國既不願賣尖端武器（怕台灣共諜多，會洩露軍事機密），又優先考慮美國的利益，台灣的「不對稱作戰戰略」於是被推遲了很多年，要怪誰？

外交再突破。歷史性的一刻！雖然很令我震驚。

來見中國。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國使者馬戛爾尼來到中國覲見乾隆皇帝，一眾車馬裝載著六百箱禮品，浩浩蕩蕩地運往北京。馬戛爾尼的座船被插上「𠸄咭唎貢使」字樣的旗幟，彼此因禮儀問題反覆磋商，最後馬戛爾尼單膝下跪，將英國國王的國書呈遞給乾隆。

躲開中國。兩百三十三年後，民國一百一十五年（2026），改由來自臺灣的總統府秘書長潘孟安、國安會諮詢委員黃重彥、外交部長林佳龍與駐史瓦帝尼大使梁洪昇集體向史瓦帝尼王母恩彤碧下跪接贈禮，體現臺灣全體官員對這個位於非洲的泱泱大國的最高敬意。

來回跑兩萬五千公里，繞過大半個地球，來到王國展開朝貢外交，只圖替臺灣爭取得來不易的對等與尊嚴，這群來自南島的使者忍辱負重且胸懷遠大，深懂入境隨俗的道理。這是未來會記載到歷史教科書中的一段佳話。國人見此奇景，寧不感慨萬千，涕泗滂沱乎？

國民黨内絕不是所謂親中與親美的鬥爭，而是中華民族與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鬥爭。
此觀點揭示了中國國民黨內部路線之爭的深層本質。以下將結合相關信息，探討其為何超越了簡單的「親中」與「親美」標籤，而是關乎民族立場與外部干涉的根本性抉擇。

 國民黨內部路線的歷史脈絡與派系分化

國民黨內部的路線分歧並非新現象，而是長期以來權力分配、路線定位模糊和派系利益拉扯的集中體現。有分析指出，其內部大致可歸為三種路線：

「美國國民黨」：此路線以馬英九、朱立倫等人為代表，雖堅持「九二共識」，但更強調「一中各表」，其政策核心是「不統、不獨、不武」，主張在安全上依賴美國。這種路線被認為在根本上符合美國希望兩岸「分而不離、和而不合」的戰略利益，即維持兩岸現狀，避免走向統一。 

「本土國民黨」：以王金平為代表，根基深植於臺灣地方派系，更關注地方利益與選舉得失。在兩岸論述上，他們往往採取模糊或迴避的態度，傾向於「維持現狀」，對推動兩岸政治對話缺乏動力。 

堅持民族立場的路線：以洪秀柱、張亞中等人為代表，明確堅持「兩岸同屬一中」，積極探討以和平協議結束兩岸敵對狀態，主張深化兩岸聯結，背靠大陸發展。 

 當前路線鬥爭的主要表現

近期的黨內矛盾，突出體現在對兩岸關係根基「九二共識」的解讀以及整體戰略方向的搖擺上。

「九二共識」的解讀分歧：黨內在「九二共識」的核心意涵上存在深刻矛盾。一方主張「一中各表」，甚至傾向於將其工具化、空洞化；另一方則強調「九二共識」作為兩岸和平發展基石的重要性，認為其核心在於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反對任何形式的「台獨」。 

整體戰略的模糊化：國民黨中央曾提出「親美、友日、和陸」的路線，試圖在複雜的地緣政治中尋求平衡。然而，這種策略在實踐中常表現為戰略模糊和被動反應。例如，在迎合美國所謂「安全承諾」的同時，卻難以提出清晰、可行、能說服選民的兩岸和平方案，導致其在關鍵議題上常陷入「被動接招」的境地。 

 路線迷失的背後原因

國民黨在關鍵問題上屢屢迷失方向，源於以下幾個結構性問題：

選舉利益的短期考量：面對臺灣地區內部的政治生態和民意結構，國民黨內一些派系為爭取選票，傾向於採取模糊策略以討好不同陣營的選民，缺乏提出具有前瞻性和原則性兩岸政策的勇氣。 

深陷美國戰略軌道：有觀點認為，國民黨內部分勢力在安全和外交政策上對美國存在一定程度的依賴，其政策制定常以符合美國戰略目標為重要考量，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戰略自主性。 

本土派系的利益閉環：以地方勢力為基礎的本土派，其政治重心往往在於維護地方層面的利益分配，對全局性的兩岸關係大戰略缺乏興趣和遠見，這進一步加劇了黨的內耗和戰略短視。 

 路線選擇與未來走向

國民黨的路線選擇，不僅關乎其自身的政治前途，更牽動著臺海地區的和平與穩定。

「親美」路線的潛在風險：緊緊依附美國戰略，可能導致臺灣地區被綁上外部勢力的戰車，從而喪失在兩岸關係中的主動敘事權，甚至將臺灣推向大國博弈的前沿，增加臺海局勢的複雜性和風險。 

堅持民族大義的根本出路：歷史與實踐表明，臺灣的前途命運始終與祖國大陸緊密相連。只有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反對「台獨」，在民族復興的大義下推動兩岸交流合作、融合發展，才是保障臺海和平、促進臺灣繁榮穩定的根本之道。一個清晰、連貫、符合中華民族整體利益的戰略方向，才是國民黨乃至臺灣地區應對變局的正途。 

總而言之，中國國民黨內部的路線之爭，確實需要超越「親中」或「親美」的表面標籤，而必須從民族利益與外部干涉的角度審視。唯有認清歷史大勢，做出符合中華民族整體利益的正確抉擇，才能找到真正的出路。

宋希濂，黃埔1期生。抗戰後期擔任11集團軍總司令，為中國遠征軍主力，在雲南、緬甸邊境與孫立人部合力夾擊日軍，宋因此戰功獲頒青天白日勳章。其後轉往新疆擔任警備總司令，負責安定西北疆域。民國38年6月擔任川湘鄂綏靖區司令官負責保衛大西南地區，是蔣總統遷台之前最後希望所託。當年11月保衛戰失敗，宋希濂在西康被俘，解送北京功德林戰犯管理所。1959年在戰犯所獲釋以後，曾任黃埔軍校同學會副會長（會長為中共十大元帥黃埔1期生徐向前）。

功德林戰犯管理所位於北京市二環區「德勝門」附近，始建於清末。中共建政時將其定名為「北京戰犯管理所」，也稱為「功德林監獄」。1949年國共內戰結束，中共對於國軍被俘的高階將領訂頒處理原則「一個不殺、一個不審、教育改造」。從各地區俘獲的高階人員（「團」級以上幹部）約1000人，送往位於北京的功德林監獄實施教育改造。功德林監獄收容國軍最高級別的將官，包括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康澤、王陵基、范漢傑、廖耀湘、黃維等人。

戰俘的作息安排大致為每天上午出晨操、聴廣播、下田種地及從事勞動。中午休息後安排教師授課，學員閱讀、自修。晚餐後學員分組討論、撰寫報告。戰俘得到了人格、生活和健康的保護，甚至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在庭院打太極、作操），也可下圍棋、玩撲克、打桌球，逢節日還可以自編自導表演節目。由於生活飲食均保持正常，這些步入中老年的將軍，身體健康獲得改善，常年在戰場所累積的身體毛病，在戰俘營裡逐漸痊癒。

1959年經過十年的教育改造，中共政府開始分批釋放這些戰俘，讓他們重返社會。釋放後一個月，中共總理周恩來偕同大將陳賡（黃埔1期，早年即加入共產黨）在北京西長安大街的「民族飯店」（中共建政後為接待外賓興建的高級別旅舘）設宴為這些重返新社會的國軍高階將領接風。30年前他們是同學或學長學弟（全都是周恩來的學生），因為政治信仰不同在戰場廝殺多年，如今相聚一片祥和，把酒言歡，回憶黃埔的生活，歲月催人老，將軍們不勝唏噓！

陳賡為湖南湘潭人，1903年生。他與同鄉宋希濓一起搭火車，同住旅店，同時考入黃埔1期。陳賡進黃埔前即加入共產黨，宋希濂擦肩而過未入共黨，從黃埔開始一直受到蔣介石的器重。

民國14年蔣介石東征陳烱明遭到圍困，千鈞危險之際陳賡背負蔣介石逃離險境，救了蔣校長之命。返回後，蔣介石將陳賡留在身邊擔任機要。蔣知道陳賡是共產黨員，多次勸他歸順，陳不從且設法疏離蔣。民國15年黃埔軍校開始肅清共黨，陳隨同周恩來（時任黃埔政治部主任）到上海潛入民間從事諜報工作。

民國20年陳在上海被捕，蔣將他移往南京軟禁，派許多黄埔1期生遊說他加入國民黨。陳始終不接受，與同學互相大吵，同學對他說：以後戰場相見絕不客氣，我們是槍對槍、砲對砲、鋼刀碰鋼刀。多年後這些遊說他的同學，多人淪為陳的戰俘。同學無功而返，蔣介石親前往規勸亦未見效。經過宋慶齡極力營救，蔣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放走陳賡，依蔣的性格凡共黨要員拒不歸順者其結局就是，槍斃！

民國19年起蔣動員大軍進剿共黨，黃埔1期生已有多人擔任師、旅長領軍追擊共軍。陳賡逃，他的鄉親宋希濂、好友胡宗南及許多湖南鄉親同學都在追緝他。直到西安事變發生前都是陳賡在逃，西安事變發生，全國陷入諮商討論之際，人在西安的陳賡與宋希濂趁隙在某茶舘私會，青年時期的好伙伴因為信仰不同，站在敵對的雙方。

抗戰勝利後，內戰全面爆發。初期，國軍佔有壓倒性的優勢，陳賡在山西南部延續對日抗戰的戰法，以游擊戰方式應付火力強大的國軍。他機靈的引誘國軍疲於奔命追擊無效，在空隙之間找到機會殲擊國軍，胡宗南（陳賡黃埔1期同學）部號稱天下第一旅的黃正誠（黃埔2期）被殲滅遭俘（送進功德林）；黃埔1期同學李鐵軍早先對他說狠話在戰場拼生死，李率3個裝備強大的野戰旅，試圖活捉陳賡，結果被陳打的體無完膚，李自此一蹶不振。

陳賡的戰場在河南、安徽、山東西部，是國共雙方主力所在。徐蚌會戰國軍組成強大的12兵團由陳賡黃埔1期同學黃維領軍，擁有12萬兵力，在安徽東南被陳賡殲滅，陳的同學黃維及學弟楊泊濤等人（均為軍長）被他俘獲送進功德林。徐州剿總司令杜聿明（陳的黃埔同學）被他俘擄，解送功德林。徐蚌會戰後陳賡領軍長驅南下，拿下廣州這個大城，進而大迂廻進軍四川。

徐蚌會戰後國軍節節敗退，蔣總統雖已下野，仍然整編殘部集中於四川，進行保衛大西南。陳賡領軍進攻川東，對手是他的同鄉也是他的黃埔同學宋希濓將軍；國軍防衛川北者是黃埔1期胡宗南，共軍領軍進攻者周士第也是黃埔1期生。4位黃埔1期生捉對廝殺，令人嘆息。國軍失利，胡宗南撤退至台灣，宋希濂被陳賡所屬俘擄。宋在解送北京途中，在長沙稍作休息，陳賡大將適巧在當地，特抽空去探望他。宋仍然戴著青天白日軍帽摇頭嘆氣坐在地板，陳趨前問好並囑咐他好好保重身體。

1953年，韓戰進入末期階段，陳賡受命前往北韓代理彭德懷指揮戰局。經過北京時，陳賡特前往功德林探望黃埔同學及學弟，他將月薪人民幣12元全數買了兩大袋蘋果分享給戰俘同學、學弟，大家將恩怨拋棄一旁，重溫昔日同窗時光。

1955年底旅美科技專家錢學森終於回到祖國，為建設國防科技報效祖國。陳賡當時擔任「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院長，為中共軍事轉型升級而努力。陳賡陪同錢學森在各地軍事機構考察，錢學森思考如何建構高等級國防力量，研發原子彈、導彈、太空衛星。陳賡依據錢學森需求全力給予支持。當年陳賡問錢學森中國人可不可能製造原子彈，錢學森回答：「怎麼不可能？」。錢學森短短數年間便號召約2700名旅美、歐、俄的中國學人專家投入核武器、導彈、太空衞星的研究。今天中國如此強大的國防科技力量，𦘦基於當年的努力。

新中國成立後陳賡辛勞的奔走各地，心臟病困擾他多年，動過數次手術，1961年與他同様立下諸多戰功的粟裕大將兩人巧合在上海醫院療養，兩位大將難得有此休閒時光，𣈱談以往、憧憬未來。某日陳賡病情再度發作，在夫人坐視之下平靜的離世，享年僅58。他的同鄉，黃埔1期同學宋希濂將軍自功德林釋放後擔任「政治協商委員」，無事一生輕、無憂無慮，經常往返於美國探望子女，經國總統去世後台灣當局同意他來台探望老部下，但臨行前在美國心臟病發作而離世，享年85。兩位將軍都安息在北京「八寶山烈士公墓」，一如當年同進黃埔軍校。

陳賡、宋希濂

最近這一波美國、以色列與伊朗之間的戰爭，看起來很可能正如先前不少人所預判的那樣，不是以一方徹底勝利收場，而是以一種相當典型的中東式方式，暫時停在一個誰都沒有真正滿意、卻又都不得不先喘一口氣的狀態。

從路透近期多篇報導看，現在比較接近的情況，並不是「和平已經來了」，而是脆弱停火、臨時安排與低信任談判並存：美伊對話仍在試探，巴基斯坦持續斡旋，中國公開呼籲維持停火，但整個局面仍然非常不穩。這也就是說，眼前比較像是戰火先壓一壓，而不是戰爭真正結束。

從這個角度看，若有人現在就急著宣布「伊朗大勝」或「美以大敗」，其實都太早，也太情緒化。這場戰爭會走到今天這個局面，並不表示伊朗已經一躍成為什麼新興超級強權，更不表示美國與以色列的軍事優勢突然消失。比較接近現實的說法是：伊朗證明了自己很難被單靠空襲、導彈與定點斬首迅速打垮；但這和它因此躍升為“世界第四強”，根本不是一回事。

路透對戰後形勢的分析很清楚：伊朗確實「遍體鱗傷卻仍握有荷姆茲海峽槓桿」，但停火本身也被形容為「非常脆弱」，這顯示它撐住了，卻沒有真正翻盤。

伊朗這次最值得注意的，確實是它展現出的韌性。高層遭受重創之後，國家機器並沒有立即瓦解，仍能持續反擊，並且把局面拖進談判區間。這一點，恐怕確實讓不少原先低估伊朗承壓能力的人修正了看法。伊朗至少證明了一件事：這不是一個可以靠幾輪高強度空襲就迅速推翻的國家。

但這種韌性主要是「打不死」，不是「全面崛起」。能撐住，不代表國力就完成躍升；因為國力還包括經濟恢復能力、全球投射能力、盟友網絡、科技金融地位與長期制度穩定，而伊朗在這些層面離所謂世界第四強還很遠。

因此，台灣一些偏親美的評論者，若因為這次美以未能推翻伊朗政權，便立刻把局面講成「美國與以色列神話破滅」「伊朗聲望暴漲」「中東秩序從此改寫」，其實都說得太滿了。戰爭會變成今天這樣的僵局，一個根本原因是：美國與以色列都不願意，也不敢，真正把戰爭推進到大規模地面部隊進入伊朗境內作戰。

原因不神祕，因為一旦走到那一步，後續的政治代價、軍事風險、國際壓力與長期佔領問題，都會遠遠超出空襲與封鎖所能控制的範圍。換句話說，美以這次沒有做到的，不是簡單的「軍事不行」，而更像是「不願或不能付出那樣的政治代價」。

從這個意義上說，這場仗到今天，並不是伊朗打出了某種壓倒性的勝利，而是美以最終也沒有把自己推到全面政權更替戰的邏輯裡。雙方都踩了煞車。美國與以色列要喘口氣，重新盤點這一輪高強度打擊為何沒有變成政治終局；伊朗也同樣要喘口氣，因為它固然沒有亡國，卻付出了極沉重的基礎設施、經濟與地區影響力代價。把這種局面講成「誰大贏」，其實都失真。比較準確的說法應該是：伊朗這次不是大贏，而是沒死；美以也不是大輸，而是沒能做到部分支持者原先想像的那種徹底勝利。

而且，如果往更大的中東格局看，伊朗未來仍然不會因此突然擺脫孤立。它當然還有中國、俄羅斯等重要外部支點，但要說它因此重返廣泛國際合法性，顯然太樂觀。更現實的是，它長期扶植的區域代理力量，這次其實受損不小。路透對真主黨的最新報導已很清楚指出，該組織在最近衝突中付出重大軍事與政治代價，黎巴嫩內部對其武裝地位的質疑正在升高；而伊拉克、巴勒斯坦與其他親伊朗力量，也不同程度受挫。這說明一件事：伊朗並沒有因為撐住戰局，就自動把區域影響力推到更高點；相反地，它原有的外圍網絡其實有不少地方正在被削弱。

所以，如果非要給伊朗這場戰爭中的表現下一個比較準的定位，我會說：它贏得的主要不是地位飛升，而是證明自己不是能被輕易清除的對手。這當然有政治效果，也會讓未來任何想靠空中力量速戰速決的人更加謹慎；但這不等於伊朗從此成為新的世界中心，更不等於它的區域戰略已全面成功。中東不是比誰撐得久就能一次改寫國際位階的地方，更何況伊朗本身還要面對戰後經濟、海峽封鎖、制裁、內部治理與外交困局等重重壓力。

倒是有一個比較值得保留的積極觀察點：伊朗也許能藉由這次沒有被打垮、卻也感受到自身極限的經驗，重新打開與美國及西方社會某種有限對話的空間。 路透已報導，伊朗透過巴基斯坦提出了有關重新開放荷姆茲海峽與結束戰事的方案，而美伊之間的接觸雖然低信任、低期待，卻並未中斷。這意味著，戰爭的結果未必是單純延續對抗，也可能逼出一種更務實的重新接觸。當然，這不會是一場大和解，更不會迅速解決核、飛彈、制裁與代理人戰爭等根本矛盾，但至少說明：雙方都還知道，最後仍得回到談判桌。

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確實可能扮演比過去更重要的角色。北京最近對伊朗問題的外交動作明顯增加，不只公開呼籲維持停火，也把荷姆茲海峽重開、停火穩定與談判延續視為重要議題。路透也明確指出，若海峽問題未解，它很可能成為川普訪中期間的重要討論項目。這代表中國未必有能力單手解決美伊對立，但它正在把自己放在一個「穩定器」與「傳話者」的位置上。對伊朗來說，這是一條重要外部管道；對美國而言，中國也可能成為一個不得不面對的中介力量。

如果要替這場戰爭眼下的局面做一個比較冷靜的總結，我會這樣說：這場戰爭最終很可能不是誰徹底打垮誰，而是在彼此都不願或不敢把戰爭推到地面全面決戰的情況下，先進入一種脆弱停火與有限對話的狀態。伊朗證明了自己難以被迅速推翻，但這不等於它一躍成為新強權；它真正比較值得期待的，不是“第四強”的幻覺，而是能否利用這次撐住局面的籌碼，重新打開與美國及西方社會的談判空間，而中國則可能在其中扮演重要的中介角色。

再講白一點，就是：伊朗這次不是大贏，而是沒死；美以也不是大輸，而是沒能做到原先部分支持者以為能做到的事。現在大家都先累了，後面還得回到談判桌。

這話也許不熱血，但比較接近現實。現實世界裡的戰爭，很多時候不是以戲劇性的全面勝利結束，而是在相互受傷、彼此疲憊與外部斡旋之下，先停一下，再重新計算下一步怎麼走。這次波斯灣與中東的局面，看起來大概也是如此。

最近管虎的《八佰》又火了？很多民進黨支持者與中華民國反共藍認為這是對岸的統戰？諸多理由其中之一就是電影在片尾中的字卡：
「在中國共產黨倡導建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中國人民經過艱苦卓絕的浴血奮戰，贏得了近代以來中國抗擊外敵入侵的第一次完全勝利，用生命和鮮血譜寫了中華民族歷史上抵禦外侮的偉大篇章。」
反對者認為，對日抗戰不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所以這是統戰話術。

首先，「倡導」跟「領導」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合先敘明。
而且，整段文字的意思，贏得抗戰完全勝利，用生命和鮮血譜寫了中華民族歷史上抵禦外侮的偉大篇章，是全體中國人民。
這個中國人民，包括了中國國民黨的國民政府所領導的各路國民革命軍，也包括了中國共產黨的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八路軍）、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新四軍），以及在敵後淪陷區的東北抗聯、華南抗日游擊隊、冀東抗日聯軍、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等。
所以這段文字其實並無任何不當之處。

接下來就要探討一個問題：
「到底是八年抗戰？還是十四年抗戰？」

在中國國民黨與中華民國的史觀裡，八年抗戰 (1937-1945）以「七七事變」（盧溝橋事變）為起點，指全面抗戰階段。
但在中國共產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史觀裡，十四年抗戰 (1931-1945)：以「九一八事變」為起點，納入東北局部抗戰。
兩者關鍵差異在於定義視角：八年抗戰強調「全國性抗戰」的開始；十四年抗戰則強調「抗日戰爭的全過程」。雖然兩者都止於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但總結來說，十四年抗戰的說法更涵蓋從局部到全面的整個抗日歷程。

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駐中國東北的侵略軍——關東軍，自行炸毀瀋陽北郊南滿鐵路的一段路軌，反誣是中國軍隊破壞鐵路，並以此為藉口，突襲中國軍隊駐地北大營和瀋陽城。
但由於國民政府當時採取避免擴大對日衝突的方針，致使東北前線迅速失守，日軍很快攻佔了北大營，其後更迅速佔領整個瀋陽城。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

隨後不到半年內，日軍陸續侵佔東北三省，其後步步進迫，進攻上海，又將矛頭指向華北地區，企圖侵吞中國。九一八事變後，東北各地民間武裝、義勇軍與地方抗日力量已陸續展開抵抗；其後中共系統亦逐步參與並整編部分敵後抗日武裝，由1931年9月組建的地方抗日武裝力量，到1933年5月，東北人民革命軍組建，1936年2月，正式改編為東北抗日聯軍。

我們或許可以理解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之後，國民政府之所以採取避免擴大對日衝突方針的苦衷，可是從1931年9月18日之後，一直到1937年7月7日，盧溝橋的那聲槍響之前，這近六年之間發生了那些事？

「一二八事變」 (1932年)：日軍在上海製造挑釁，國軍第十九路軍奮起反擊，爆發淞滬抗戰。
偽滿洲國成立 (1932年3月)：日本扶植溥儀建立傀儡政權，徹底將中國東北諸省分裂出去。
平頂山慘案 (1932年9月)：日軍在遼寧撫順平頂山村屠殺了3,000多名無辜居民。
熱河戰役 (1933年2月-3月)：日軍攻佔熱河，並將熱河併入偽滿洲國。
長城抗戰與《塘沽協定》(1933年)：日軍攻佔長城各口，隨後迫使中國簽署《塘沽協定》，將華北門戶敞開，國軍撤出平津一帶。
「華北自治運動」(1935年)：日本策動「華北五省自治」，企圖將華北納入控制，引發「一二九運動」學生反日潮。
日軍兵臨北平 (1936年)：關東軍經長城沿線向關內運兵，華北門戶洞開，日軍已對北平形成三面包圍之勢。

以上等等，均是大日本帝國通過一系列蓄意製造的「事件」和「慘案」，步步蠶食中國領土並殘害軍民。這近六年內，日軍採取「以戰逼談、步步進逼」的手段，透過局部軍事衝突與製造恐慌，不斷擴大在華北的影響力，最終在1937年7月7日發動「盧溝橋事變」，展開全面侵華戰爭。

所以到底是八年抗戰，還是十四年抗戰？
答案是：
八年，講的是全面抗戰。
十四年，講的是整體抗戰。
前者強調1937年後的全國總動員。
後者補上1931年後已經開始流血的六年。
兩者不是互斥，而是層次不同。

真正錯的，不是講八年。
真正錯的，是把1931到1937這六年從抗戰史裡整段刪掉。
因為從瀋陽北大營第一聲槍響開始，中國人就已經在打了。

1937年，不是抗戰開始。
1937年，是全面抗戰開始。
所以這場仗，說打了八年，沒錯。
說打了十四年，也沒錯。
因為前六年，有人已經先流血了。

還好不管是打了14年還是8年，最後中國人民終於還是打贏了。
歷史的維度不應該只有一種。
八年，是國家機器的正式開戰；
十四年，是民族靈魂的覺醒與自救。
這兩者並非互斥，而是層次的不同。

這篇圖文，獻給所有不該被遺忘的先烈。
但願朝陽長照我土，莫忘烈士鮮血滿地。
時光穿越滿目瘡痍，好想與你們抵擋槍林彈雨，那些年戰火如麻，願你們來世擁有錦繡年華。如果有一天我們還能再相遇，我一定會告訴你，這盛世如你所願，山河無恙，國泰民安。

那位次長就是亂攀比，美國總統會對出訪地點保密，那是因為前往戰地或有衝突的地方，拿萊爾校長比，根本就是胡扯。

尼克森曾經在越戰期間，前往西貢探視官兵，他在公開訪問泰國的行程當中，搭乘直升機前往西貢之後，才對外公開。

那位次長舉了一大堆布希或者拜登，乃至川普的案例，抵達後才公開的事情，但那些都是到有軍事衝突的地方。

萊爾校長根本沒有這樣的問題，如果真要說，擔心過早曝光，引起北京的政治壓力，這還說得過去，把美國總統扯進來，那就是笑話了。

尼克森訪問北京之前，季辛吉是偷偷摸摸混進北京，但尼克森身為美國總統，第一次破冰前往北京，自然是風光抵達，怎麼會偷偷摸摸？因為不是去戰地，是外交儀節上必然的安排。

艾森豪總統當選後，就任前，曾經前往南韓訪問，探視美軍官兵，即使安抵南韓，也沒有宣布，而是回到美國後才公開，原因無非就是軍事衝突之故。

艾森豪卸任前，到亞洲訪問，原本只想到日本與韓國，但是日本民間為了《安保條例》鬧到全國沸沸揚揚，總理都搞下台了，日本政府無法保證能夠妥善接待艾森豪，艾森豪於是取消了訪問日本，改為前往台灣。

美國總統出訪多是公開安排，沒有公開就是安全考慮。二戰時羅斯福到埃及與蘇聯開會，自然都不可能公開，邱吉爾戰時出訪也是這樣。

但萊爾校長根本就不是這種情況，他是遭遇兩岸的政治衝突。
萊爾校長被針對地惡整，這是咎由自取，陳水扁、蔡英文兩位民進黨總統都能夠順利訪問非洲，馬英九還可以玩玩過境印度，萊爾校長卻出不了門，完全是針對其個人荒誕不經的言行。
你要想的是，為何他的待遇比蔡英文還要差，都是民進黨，為何有如此差別，這個才是大家要檢討的地方。

如果這是元首外交，那就是個完全沒有外交儀節的安排，不顧其代表國家身分，純粹是為了個人面子的鬧意氣之爭。
那架飛機去來台灣都是我們付錢，就算是搭著國王出訪台灣，所有的費用，還是我們出，這架飛機號稱史國購買，其實是我們付錢送給那位國王，金錢外交的變形模式。

當外交變成打游擊，無疑是把民進黨搞成了像是PLO（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一般的地位，這種非正常模式，如果還沾沾自喜，得意揚揚，那真是國際笑話了。
台灣處境有其艱難之處，但也不該搞出這齣外交游擊戰，完全只是為了幫萊爾校長討面子，而不顧體制上的尊嚴。
因為政治正確的緣故，沒有媒體膽敢挑戰國家元首偷偷摸摸的方式出訪。

國家元首進行外交訪問，自然是要符合外交儀節，但是台灣的情況在兩岸關係的脈絡之下，就是很難達到這個理想。
抵達當地，接受軍禮致敬，這只是起碼的標準，雖然那架飛機都是我們花錢供養，但是仍然不是我們的飛機，一位元首用別人的飛機夾帶出訪，看似很靈活出招，其實是難登大雅之堂。

把外交出訪，搞成打游擊，真是讓外交部努力變戲法，化不可能為可能，可是，這絕非好典範。
堂堂正正的出訪被打壓，就改成偷偷摸摸的溜進去，看起來好像是成功了，其實沒有改變什麼大局，就是這場不知道何時結束的兩岸爭戰當中，小小的一場勝績，可是不會扭轉整個局勢。

這樣的搞法，就能讓世界看見台灣？其實真正關心的並不太多，非洲的新聞網站放在首頁，因為這是非洲事務，很正常，BBC分到非洲新聞頁面，也就是說，這只限定在非洲事務方面。

這個非洲小國靠台灣投入許多金錢資源供養，反正台灣現在邦交國剩下沒有幾個，花起錢來，就沒有以前負擔大了，用錢包養著，直到地老天荒吧。

中國大陸近年的經濟不是很好，雖然當紅的產業，如電動車、機器人、AI等，表現相當亮眼，但整體而言卻是内捲嚴重，大家普遍很辛苦。筆者長居台灣，卻關心大陸，又從大陸的親友、網友獲得不少實務資訊，在此說說我對大陸經濟的了解。

簡單說，經濟學家都主張「市場化」，大陸的主要經濟活動已相當「市場化」，但大陸人民卻不夠「市場化」，形成經濟發展的一些阻礙，因此大陸人民需要更「市場化」。

經濟學家所說的「市場化」是指，將原本由國家管制、計劃或公共提供的經濟活動，轉向依賴市場機制（供需與價格）來分配資源的過程。這意味著放鬆管制、引入競爭、私有化以及將經營行為企業化，以提高效率並達成供需平衡。 

大陸人民需要「市場化」是指，人民需要接受和遵從市場的規律行事，包括投資、就業等等，而不是不加思考的遵從一些傳統觀念行事。筆者觀察到大陸人民不夠「市場化」的現象有二：

中國古代是以農立國，人人都有「有土斯有財」的觀念，即使現在已工業化，投資管道多元，很多大陸人還是非常偏愛房地產，我的一位親戚就是一例。他是大陸的資深大牌教授，薪資相當高（比台灣的大牌教授薪資高得多），他的妻子有正職工作，而唯一的女兒是高材生，因此他負擔不重而頗有餘錢。多年來他唯一的投資就是買房，自住宅之外已經買了不只一棟房產。教授都如此，一些土財主恐怕更偏愛房地產，大家都愛買房，建商於是一直申貸建房，直到房子都空置或爛尾，就爆發債務危機了。

中國人自古就尊重讀書人，即所謂的「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導致民眾普遍追求高學歷，人人都想念大學，大陸政府於是順應民意，一再擴充大學的招生名額（台灣也曾如此），現在每年大學的畢業生超過1200萬，造成大學畢業生的就業非常困難，而年輕人的失業率持續居高不下。各大學為了提高畢業生的就業率，想出各種提高學生「素質」和就業機會的措施，卻大多效果不彰，而只是逼得教授和學生都苦不堪言！

上述兩現象的解方似乎很明顯但需要時間。房地產的大崩盤已將近十年，愛房族應該已痛定思痛，不再幾乎盲目的投資房地產，而房地產業也應該會趨向比較保守穩健。改變「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觀念恐怕更緩慢。一方面，民眾要了解，進入技術專科學校，學得一技之長，可能比進入大學（尤其後段大學）更有前途。另一方面，大學應該縮減就業率低的系所，大約多是人文、社會科學系所，但可以增加這方面的跨系通識課程。

中國大陸的崛起太快了，國家又太大，政府和企業都大致「市場化」了，但是很多老百姓還不「市場化」，多少阻礙了經濟發展，老百姓的「市場化」急不來，需要時間，度過這段時間，大陸會更好。

今天在宜大參加郭雨新校友特展開幕典禮，看見有人誇誇其談在罵胡適，並散發四頁新聞稿，裡面兩頁談著雷震辦中國民主黨因此坐牢，胡適毫無表示，並且沒有探視雷震，文中還說殷海光與周棄子對胡適先生極度失望，相比郭雨新先生擔任該黨的常委並擔任組織委員會召集人，對臺灣民主政治發展道路上的貢獻，胡適與郭雨新相比差距甚大。然而，胡適真沒有對雷震案做任何表示嗎？

民國四十八年（1960）雷震案發生後，胡適人在美國。他立刻致電陳誠副總統批評逮捕雷震「甚不明智」，並指出外界會認為政府畏懼並挫折反對黨運動，摧殘言論自由；他強調「批評政府」與「成立反對黨」不應被視為叛亂，胡適並致電外交部，內容同樣批評這種作法，他還寫信給行政院陳雪屏秘書長，請其轉告蔣中正要求把案件交司法機關，並對外國記者替雷震愛國與反共的立場辯護。

當年的11月18日，《胡適日記》記載胡適回到臺灣後求見蔣中正，胡適強烈批評雷震案的軍法審判程序太倉促，這樣的審判會讓我國在國外「抬不起頭來」，兩人有很激烈的談話。《蔣中正日記》則在11月19日指出對胡適的說法採取置之不理策略，只回答雷震案應依本國法律處治，並用「卑劣之政客」這種難聽用語罵胡適，顯見兩人談話很不愉快。

胡適私下做許多事情，但的確沒有親自去看雷震，根據《余英時談話錄》的說法，這是因胡適不願意把探監變成媒體表演或政治表態，這在當時已是國民黨高層或情治系統關注的政治問題，而不是普通朋友探監這麼簡單而已。余英時轉述說胡適講過「我不要去做給人家看」，因為記者已經在等著他；外界會把探望解讀成胡適公開表態支持雷震。胡適還說，雷震「會知道我想念他」。

余英時因政治態度的關係，立場相同的政治人物無不洗耳恭聽。結果，今天卻聽見有人公開表示胡適什麼都沒有做，藉此表示胡適對民主政治的貢獻不如郭雨新。我不知道西瓜與香瓜誰會比較好吃，但我卻知道人如果不讀歷史卻愛拿歷史來說事，這是對歷史的莫大嘲諷。在中華民國民主政治發展歷程中，胡適有胡適的貢獻，郭雨新有郭雨新的貢獻，不要學中共罵胡適來捧他人，這會適得其反。

我本無惡意，且人微言輕。但，大學，始終該是個說真話的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