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人生，常有人說「努力比天分重要」，但若把尺度拉大到國家，有時候情況恰恰相反。國家當然需要努力發展經濟、建設軍隊、培養人才，可是在國際秩序劇烈變動的時代，一次錯誤的戰略選擇，往往足以把十幾年甚至幾十年的建設成果消耗殆盡。

1930年代的義大利、日本與中國，恰好提供了三種值得比較的道路。這三個國家的國力、制度與處境並不相同，不能做簡單的排比。但是到了1930年代後半，它們都面臨一個共同問題：世界秩序開始崩解，德國重新崛起，英、法力量相對下降，美國仍未全面介入，而亞洲又因日本擴張陷入戰爭。在這樣的環境下，如何判斷自己的實力、敵人、朋友與不可退讓的底線，便比單純增加幾個師、幾艘軍艦更加重要。

日本最大的危險，是軍事力量超過了國力的底座，戰前日本究竟算不算一個強國？如果從外交地位與軍事力量來看，答案當然是肯定的。1922年《華盛頓海軍條約》規定美、英、日主力艦與航空母艦總噸位大致按照5：5：3比例配置，日本因此正式取得僅次於英美兩國的海軍地位。到了1941年，日本擁有世界最強大的幾支海上力量之一，航空母艦、艦載航空兵、魚雷、夜戰訓練和官兵素質尤其突出。

但是，日本最大的問題恰恰就在這裡：它的軍事地位，超過了它的綜合國力地位。經濟史學者Mark Harrison估算，1938年日本GDP約1690億1990年國際元，同年的法國約1860億，英國2840億，蘇聯3590億，美國更高達8000億。這些歷史GDP數字本來就只能作為大致比較，但至少清楚反映：日本雖然已經是軍事列強，經濟規模卻遠遠沒有進入美國、蘇聯甚至英國的層級，連法國都仍略高於日本。

更嚴重的是，日本缺乏現代總體戰所需要的能源與原料。美國戰後《戰略轟炸調查》指出，日本本土幾乎沒有石油資源，也沒有鋁土礦，橡膠、鎳、鉻、錫等重要物資同樣嚴重依賴進口。1941年底，日本儲存約4300萬桶石油，但這本質上只是一個正在倒數的戰略庫存。該調查甚至估計，日本戰爭經濟潛力只有美國的大約十分之一，而且工業規模較小，缺少大量生產經驗與足夠的技術工人。

因此，日本有一支「非常強的軍隊」，並不等於擁有「非常強的長期戰爭能力」。這兩者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日本軍人的優秀毋庸置疑。從日俄戰爭到太平洋戰爭初期，日本軍隊反覆展現高強度訓練、勇氣、紀律與戰術創造力。珍珠港攻擊本身就是極為複雜而成功的軍事行動，1941年底至1942年初，日本又在極短時間內席捲東南亞與西太平洋。

問題是，戰術上的卓越並不能代替戰略上的計算。日本軍方逐漸把過去幾十年的成功經驗內化成一種危險信念：只要敢於冒險、集中精銳、突然攻擊，在對方完成動員以前造成既成事實，就可能迫使國力比自己更強的國家接受談判。 1904年的俄國曾經讓這套思維取得成功，1941年的美國卻不是1904年的俄國。

從九一八到珍珠港：每一次加碼都讓退路更少。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為日本取得中國東北，更因為它暴露了日本政治制度逐漸失去戰略糾錯能力。軍方可以先採取行動，中央政府再追認既成事實；而軍事冒險取得短期成果之後，國內又給予喝采。如此反覆，政治人物制約軍人的能力愈來愈弱，軍人則更加相信，只要先行動，政府最後就只能替軍隊收拾局面。這是一個極危險的制度循環：軍事擴張造成外交孤立，外交孤立又被拿來證明繼續擴張的必要。

1937年中日全面戰爭爆發後，日本原本希望迅速迫使中國屈服，但中國沒有投降，戰爭逐漸變成龐大的消耗戰。美國外交檔案在1941年已指出，中國戰場牽制了日本大量部隊與運輸資源。問題於是愈來愈難解。日本要繼續中國戰爭，就需要更多石油、橡膠與戰略原料；需要這些資源，就必須進一步向東南亞擴張；向東南亞擴張，又必然侵入英、美、荷蘭在亞洲的利益範圍；而美英因此實施經濟限制，又使日本更加缺乏石油。

到了1940年，日本加入德義日三國同盟，本意之一是希望藉德國在歐洲的軍事勝利嚇阻美國介入亞洲；但從美國眼中看來，這反而把原本的東亞衝突與歐洲戰爭連接起來，使日本成為軸心國全球挑戰的一部分。三國同盟更明文承認德義在歐洲、日本在「大東亞」建立新秩序的領導地位。

1941年日本進入法屬印度支那南部後，美國凍結日本資產並實施全面性出口限制，日本的石油問題更迅速惡化。到了這一步，日本領導層面臨的已經不是「要不要擴張」，而是承認過去十年的政策失敗，或者繼續加碼。他們選擇了後者。珍珠港計畫的軍事構想其實非常大膽：重創美國太平洋艦隊、迅速奪取南方資源區、建立廣大防禦圈，再利用美國不願承受長期戰爭的心理迫使其談判。它最大的問題不是第一步做不到，而是最後那個政治假設完全錯了。日本成功攻擊了珍珠港，卻沒有使美國退出亞洲，反而把世界上工業能力最強大的國家全面拖入戰爭。日本把一流的第一擊能力，誤認成了一流的持久戰能力，這也許就是日本戰略悲劇最精簡的概括。

義大利的問題，同樣是把局部野心誤認成國家實力，同時期的義大利其實存在類似問題。墨索里尼執政後，義大利早已不是正常自由民主的君主立憲國家，而是保留王室外殼的法西斯獨裁體制。但是1930年代前半，義大利在歐洲外交上仍然擁有非常有利的位置。希特勒重新武裝後，英、法需要義大利共同牽制德國。1935年的「斯特雷薩陣線」，正是英、法、義試圖共同反對德國破壞凡爾賽體系的產物。當時義大利真正珍貴的戰略資產，其實不是多取得一塊殖民地，而是位於英法與德國之間的樞紐地位。

但是墨索里尼選擇進攻衣索比亞。從短期來看，他勝利了。義大利征服衣索比亞，墨索里尼的國內聲望一度上升。然而國際聯盟制裁使義大利與英法關係迅速惡化，墨索里尼又逐步向希特勒靠攏。當時外交文件已清楚顯示，義大利政府曾警告，如果制裁繼續，它將保留在歐洲完全自由行動的權利——也就是開始尋求英法之外的合作對象。這是一場非常典型的「短期勝利、長期虧損」。義大利確實多了一個帝國頭銜，卻逐漸失去了原本可以左右逢源的外交自主性。

1940年法國迅速敗亡後，墨索里尼又判斷戰爭即將結束，希望趁最後時刻加入戰勝國陣營分取利益。然而義大利的工業、能源、軍事裝備與後勤能力，都不足以支撐其在北非、巴爾幹與地中海同時進行長期戰爭。

墨索里尼與日本軍部因此有一個驚人的共同點：兩者都把短暫的戰術窗口，看成了長期的戰略優勢。義大利認為德國馬上就要贏，所以必須趕快上車；日本則認為美國還沒有完成戰爭準備，所以必須趁現在動手。兩國都敢賭，也都錯估了自己輸不起的程度。

相較之下，1930年代的中國其實更加弱小。國民政府財政困難，工業基礎薄弱，中央對地方的控制仍不完整，軍事現代化也遠未完成。如果單純比較國力，中國遠沒有日本那樣的選擇餘裕。

可是國民政府外交上至少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特徵：它沒有因為與某一強國合作，就把這種合作誤認成國家的永久戰略歸屬。1930年代中德合作相當深入。德國軍事顧問協助國民政府訓練部隊，法肯豪森等人的影響相當深；美國外交資料顯示，到1937年中國仍有數十名具有相當專業聲望的德國軍事顧問。1938年，在日本壓力以及德日關係升高之下，柏林才強制要求這批顧問離華。但是南京並沒有因為德國提供軍事技術，就認為中國應該加入德國的國際陣營。中國需要德國的軍事技術，就與德國合作；需要英美的金融、市場與國際支持，就維持與英美關係；全面抗戰爆發後，又在意識形態截然不同的情況下接受蘇聯軍事援助。

這是一種典型的弱國多邊借力。它當然不是沒有錯誤，更不是某種完美外交。國民政府內部存在嚴重的財政、軍事、行政與腐敗問題，戰爭中的決策也有許多值得檢討之處。但至少在最根本的戰略問題上，它逐漸確認了一個不能退讓的底線：德國可以合作，蘇聯可以合作，英美也可以合作；但是日本如果要求中國接受其主導的東亞政治秩序，則國家本身的自主性將受到根本威脅。這使中國最後選擇繼續抵抗，而不是以承認日本霸權換取短期和平，雖然代價極為慘烈。

但1943年，美國與英國分別與中國簽訂新約，放棄在華治外法權等長期特殊權利；1945年制定的《聯合國憲章》又明列中華民國為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之一。當然，不能把廢除不平等條約以及中國大國地位的提升簡化成「站對隊伍的獎品」。這背後有中國數十年的外交努力，也有戰爭造成的國際秩序重組；而1945年的中國更遠遠談不上已經真正具備美蘇那樣的國力。但是不能否認，中國在最危險的國際岔路口沒有把自己綁進最後戰敗的軸心國體系，也因此獲得重新定位國際身分的歷史機會。

真正成熟的戰略，是知道自己不能失去什麼。把日本、義大利與中國放在一起，並不是為了證明哪個民族比較聰明。歷史沒有那麼簡單，因為三個國家所面對的條件不同，政府能力不同，選項也不同。但是它們仍然提醒我們一個共同道理：國家最危險的時候，有時並不是它最弱的時候，而是它某一方面突然變得很強的時候。因為局部能力的快速增長，最容易製造對整體國力的錯覺。日本擁有世界一流海軍，便逐漸相信自己能夠建立橫跨西太平洋與東南亞的帝國；義大利在衣索比亞取得勝利，又看到德軍橫掃西歐，便以為可以低成本參與重新瓜分世界。他們並不是不努力。恰恰相反，兩個國家都投入了巨大資源，軍人也極為勇敢。問題在於：努力的方向是由戰略決定的。方向錯了，效率愈高，有時反而離災難愈近。

所以真正成熟的國家戰略，或許不是不停地問：「我們還能得到什麼？」而是首先問：「我們究竟有多少力量？這種力量能維持多久？最重要的是，我們最不能失去什麼？」墨索里尼沒有保住義大利作為歐洲均勢樞紐的外交自主；日本沒有保住與英美之間仍然存在的合作空間，反而最終把中國、美國、英國、荷蘭以及其他力量逐一變成自己的敵人。而中國雖然弱小，也遭受極慘重的戰爭破壞，但至少在最重要的國家目標上，沒有把短期和平置於國家自主之上。

1945年，三個國家的命運因此走到了完全不同的位置。這大概就是歷史最殘酷、卻也最值得後人反覆思考的一課：努力決定一個國家可以走多快；選擇，卻可能決定它最後走到哪裡。

我問Meta AI：網上有評論認為，一旦伊朗勝出，則沙烏地阿拉伯（沙特）可能解體。果真如此，沙特會如何解體？你能預設那樣的場景嗎？譬如，讓哈希姆族群再回來統治部分領土，什葉群體獨立，葉門擴大？

Meta AI答覆：

如果伊朗在中東博弈中取得決定性勝利，沙特解體並不是一個憑空的想像，它有一個非常具體的歷史和教派地理基礎。網上那種評論，邏輯鏈條是這樣的：

伊朗勝出 = 美國在海灣的安全框架崩塌 + 沙特王室合法性雙重破產——既輸掉了與伊朗的爭霸，又無法保護聖地和石油財富。
沙特這個國家本身就是1932年才由內志的沙特家族武力拼湊起來的，內部從來沒有真正完成民族整合。如果要預設一個解體場景，大概率不是一次內戰，而是一次“回復到1925年之前”的碎片化。

1. 解體的斷層線在哪裡？

沙特的版圖有3條最脆弱的縫，大致分成4部份：

A. 東部省 – Ash-Sharqiyah
人口占沙特15%，石油占90%以上，居民多數是什葉派，歷史上叫巴林地區，長期被歧視。如果伊朗勝出，這裡會是第一個被點燃的。
劇本：受伊朗支持的什葉派運動宣佈成立 **“阿拉伯斯坦”或“卡提夫共和國”**，要求石油收入自治，甚至與巴林的什葉派聯動。

B. 西部漢志 – Hejaz
這就是你說的哈希姆家族的核心。麥加、吉達、麥迪那都在這裡。漢志人自認為比內志的貝都因人更開放、更國際化、更正統，1925年之前這裡一直是哈希姆家族統治的獨立王國，沙特家族是用英軍支持的瓦哈比部落武裝奪走的。
劇本：隨著利雅德中央權威崩潰，漢志的商人精英和宗教貴族宣佈“漢志王國復國”，理由是沙特王室已無力守護兩聖地。

C. 南部 – 阿西爾、吉贊、納吉蘭
歷史上屬於葉門文化圈，1934年才被沙特奪取，與葉門的胡塞武裝同屬宰德派什葉文化區。
劇本：被葉門胡塞控制或兼併，成為大葉門的一部分。

D. 核心區 – 內志 – Najd
利雅德周圍。這是沙特家族最後的據點，也會陷入王室內鬥，蘇德里系與其他支系內戰，變成一個內陸的、沒有出海口、沒有石油的貧困王國。

2. 你提到的核心設想：哈希姆家族如何回來？

這是整個場景中最具象徵意義，也最有可能獲得國際合法性的一環。
哈希姆家族現在統治著約旦，他們是伊斯蘭先知穆罕默德的直系後裔，這比沙特家族的部落酋長血統在伊斯蘭世界有高得多的宗教合法性。
一個可信的回歸路徑是這樣的：

第一步：法理鋪墊。約旦國王阿卜杜拉二世不會直接出兵，而是先以“守護聖地中立化”名義介入。聯合國或伊斯蘭合作組織提出：為了避免麥加、麥迪那在沙特內戰中受損，應由一個“無爭議的、血統正統的中立家族”託管兩聖地。哈希姆家族是唯一各方都能接受的人選。

第二步：漢志本地人迎王。吉達、麥加的漢志大家族，如麥加的謝裡夫後裔，會率先宣佈脫離利雅德，邀請哈希姆家族的一位旁支親王，比如約旦王室的哈桑親王或其子，回漢志攝政。口號會是：“讓聖地回歸聖裔”。

第三步：新漢志王國成立。
版圖：紅海沿岸，從亞喀巴灣到吉達以南。
首都：吉達，麥加為宗教首都。
政體：君主立憲制，依靠旅遊、朝覲收入和紅海港口貿易生存，安全上由埃及、土耳其和約旦共同擔保，刻意與伊朗和內志都保持距離。
這個新國家會立即得到土耳其、埃及、摩洛哥等國的承認，因為他們都不希望兩聖地落入伊朗或穆斯林兄弟會手裡。

3. 為什麼這個場景很難真正發生？

雖然地理和歷史上有基礎，但有三個巨大的阻力：
1. 美國不會允許。即使伊朗勝出一時，美國寧可讓沙特軍政府化，也絕不會允許東部省的石油落入親伊朗政權手裡。
2. 哈希姆家族實力太弱。約旦本身只有1000萬人口，經濟依賴外援，沒有能力跨越500公里沙漠去統治2000萬漢志人，除非得到埃及和美國的強力支持。
3. 沙特人自己的民族認同已經形成。經過90年的國民教育，很多漢志年輕人雖然討厭內志人，但也不再認同自己是“漢志人”，而是沙特人。

所以更現實的“解體”，不是4個國家，而是變成 **“一個名義上統一，但東部和西部高度自治的聯邦制沙特”**，中央只控制內志。哈希姆家族的回歸，形式上可能是約旦王子被任命為麥加的“聖地守護者”，這是一種象徵性職務，而不是真正復辟為王。

本質上，沙特的解體劇本如果發生，會是奧斯曼帝國解體的重演：1925年沙特如何用部落武裝取代哈希姆家族，就如何被另一輪部落和教派武裝所取代。

俞按：順便介紹本人舊作提及的“沙特的發跡歷史”

話說發源於阿拉伯半島東部的沙特部族（Saud）由於地位偏遠，交通不便，原就不受麥加的直接控制。奧斯曼帝國形成後，該地區一直處於半獨立狀態，因此所有傳統風俗習慣得以沿襲，其生活的單調與枯燥，也允許長期拒絕外來的影響。

瓦哈比派的始祖瓦哈伯（Muhammad ibn Abdal-Wahhab）於1744年途經此地，其嚴守《古蘭經》與《聖行》基本教義、排斥一切教義的繼續發展、排斥一切與教義偏離的政治格局的主張，深得該家族元老沙特（Muhammad ibn Saud）的認同。於是便將其教義規定為該部族的“獨尊”，並作為精神資本，以擴充其勢力範圍。

沙特部族人口稀少，南征北戰時有斬獲，也不時落荒而逃，因此未能如願地形成地方霸主。十九世紀英國勢力不斷擴張，尤其通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把奧斯曼突厥人的勢力徹底排除於阿拉伯世界之外。此際，英國並沒有實現戰爭期間對阿拉伯人所作的“支持一個統一的阿拉伯國”的承諾，而是通過與法國的合作，採取“抑強扶弱”的辦法，讓幾個最保守、最落後的地方勢力崛起，以抵制該地區的團結與進步；同時還將阿拉伯世界瓜分為十多個國家，納入各自的勢力範圍。

1915年，英國與沙特這個酋長國建立保護關係，這意味著瓦哈比教團從此也有了強大靠山，尤其是通過石油的大量開採，此“國教”便隨著沙烏地阿拉伯的經濟實力與“外援”措施，向全世界擴散。由於瓦哈比派嚴守教義，主張政教合一，反對與時俱進的一切努力（如政教分離、社會福利制度、女權、民族主義、民族國家、現代法律、禁止體罰等等），其打擊的目標，當然首先是推動世俗化、現代化、民族國家、社會主義、國際主義的政府。

瓦哈比的短期目標一向是推動割據，以建立一個政教合一、酋長制、世襲制的地方勢力；長遠目標則是，建立一個以自己為核心的基本教義派伊斯蘭大帝國。如此這般，其激烈主張恰好可為帝國主義所利用。這也就是為何新、老霸權再三扶持瓦哈比、薩拉非、塞努西等保守勢力的戰略動機。

不言而喻，阿富汗的塔利班，不過就是中亞地區的沙特。打垮聯合國機構譽為“接近發達國家”的利比亞、伊拉克、敘利亞，也意味著徹底打消阿拉伯世界建立民族國家、民族認同，以剷除封建部落、酋長勢力的念頭。鑒於此，結論不外是：伊斯蘭教的恐怖主義只有在霸權的支持下，才能形成一個國際性問題。因此，所謂“基地”、“戰鬥團”，不過是霸權的過河卒子，而真正的病灶在於霸權主義或國家恐怖主義本身。

【日據時期臺灣神宮（原臺灣神社，1944年6月19日，由總督府內務省第374告示公告改稱為「臺灣神宮」）、臺灣神宮新址（1944年10月因空難墜機燒毀，今為中央廣播電台）、護國神社（1942年建成，現為忠烈祠）、國民精神研修所（日據時期應皇民化運動所建的教化設施，今日為海軍總部）、明治橋（中山橋）、敕使街道（現主要為中山北路3～4段）相關位置圖】

「臺灣神社（Taiwan Taiwan Jinsha）」舊址位於劍潭山（又名：大直山）的半山腰上（臺北市大宮町89番地），完工於1901年（明治三十四年），是日本統治臺灣時期地位最高、也是日本本土以外的首座「官幣大社」。因為與北海道、樺太（庫頁島）一樣同屬日本近代才取得的殖民地，因此三地神社內所奉祀的主神均為具有──象徵富饒、生產及國土開拓意涵的三尊國津神（地祇、土地之神）：大國魂命（也寫作：「國靈」。或稱：大國魂神，為國土之神）、大國主神（或稱：大國主。別名：大己貴命、八千矛神、大穴牟遲神等，為土地之神）、少彥名命（或稱：少彥名。別名：少名毘古那、須久那美迦微等，被視為穀物種子的化身，為土地、醫藥、釀酒之神）。不過「臺灣神社」內還特別加祭了－－被稱為：「鎮臺之神」的「北白川宮能久親王（1847～1895）」

有關北白川宮能久親王之死有幾種不同的說法：一是在日軍進攻嘉義大林（古稱：大林蒲）時，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受到義軍的襲擊而受到重傷，曾經在臺南府城前清進士張紹芬府第住了一個晚上，之後轉到臺南豪族吳汝祥（1868～1941）宅邸，結果在10月28日就死在這裡。就因為這層關係，日本據臺後吳汝祥獲得經營銀行的開業特許權，成為彰銀創辦人。

只是臺灣民間對於久能親王的到底在何處死亡卻有不同的傳說；洪棄生（1866～1928）在他所寫的《瀛臺偕亡記》一書中就記述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是在濁水溪南岸的雲林（虎尾）被擊重傷致死；客家貢獻獎得主、文史工作者黃榮洛先生（1926～2016）則是考證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是在新竹牛埔山中彈身亡的；也有學者以在八卦山會戰後近衛師團的軍令幾乎都是由總參謀長鮫島重雄所簽發的來證明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早在八卦山會戰時就遭砲擊身亡。其它說法還有──8月底彰化（舊名：王田崁）被砲擊炸傷，進入臺南後死亡、8月底於嘉義民雄（舊名：打貓道）附近受傷，進入臺南後死亡、8月底在臺南善化（舊名：灣里茄巴）附近被割傷頸部，進入臺南後傷重死亡、10月11日，在嘉義義竹（舊名：義竹）受傷，進入臺南後死亡、10月18日，在嘉義附近受傷，進入臺南後傷重死亡、赴高雄（打狗）的路上被人斬首……

而在日本官方文獻上的記載則是──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是在進入嘉義的時候染上瘧疾（一說是霍亂），之後就在嘉義養病，10月18日離開嘉義時，瘧疾再度發作，至入臺南城後，於10月28日死亡…

日軍對北白川宮能久親王之死秘不發喪，29日以西京丸輪船運送其遺體，由旗艦「吉野號」護衛，先到橫濱，11月5日抵東京，同日由日本宮內大臣對外發表其死亡之消息。11月11日在位於東京都文京區的豐島岡皇族墓地舉行國葬。

日本為了有效統治臺灣，以及神化天皇，北白川宮能久親王過世之後，就被日本官方封為「臺灣鎮守之神」，先後建了──「臺灣神社」（現為圓山大飯店）、「臺南神社（戰後改為忠烈祠，忠烈祠搬家後，1991年拆除改為臺南市美術館2館及忠義國小）」，「澳底征臺紀念碑」等三處來紀念北白川宮能久親王，並以其死亡的10月28日為國祭日，每年這個時候全臺灣都會放假一天。

後來到了1930年前後，全臺灣只要是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征臺之初經過的地方，即使只是短暫停留或是睡過一夜，都被稱為「御遺跡地」，日本人都會命人建立紀念碑或保存原建築物及相關文物，成為日本統治臺灣的象徵，經統計在臺灣光復之前，全臺約有數十處這樣的建築。

參見──

（Ⅰ）中文《維基百科》之【吳汝祥】（https://zh.wikipedia.org/wiki/吳汝祥）。

（Ⅱ）鄭天凱：《攻臺圖錄～臺灣史上最大一場戰爭》（遠流文化出版），p137。

（Ⅲ）井出季和太（​郭輝譯）：《日據下之臺政（一）》（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篡組／林熊祥），p242～243。

（Ⅳ）陳怡宏、陳涵郁：《臺灣史上最大戰爭》（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觀臺灣第44期／2020.01），p39～41。

如果翻開中國古代疆域圖，有一個現象非常值得玩味：今天越南北部的紅河平原，從秦漢之際開始便與中國發生密切關係，漢武帝平定南越之後，更長期被納入中原王朝的行政體系，從漢代一直到唐末，前後將近一千年。中國歷史上許多後來成為核心疆域的地方，被中央王朝直接統治的時間甚至沒有這麼長。可是到了五代十國，中原陷入分裂，紅河平原卻逐漸脫離中國。938年吳權在白藤江擊敗南漢軍隊，此後越南北部便基本維持獨立，除了明成祖時一度重新設置交趾行政區之外，中原王朝再也沒有能夠長期恢復直接統治。

這就產生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為什麼受到中原王朝統治將近一千年的紅河平原，最後沒有像廣東、廣西一樣成為中國的一部分，反而發展出一個獨立的越南國家？

這個問題不能只用民族意識來解釋。現代民族國家的觀念，本來就是很晚才形成的。十世紀的紅河平原居民不可能擁有今天意義上的「越南民族主義」。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地理、人口、國家能力、文明傳播以及地方政治力量，在漫長歷史中如何共同作用。

首先必須注意中國文明向南擴張的速度。秦漢帝國雖然很早便把嶺南乃至交趾納入版圖，但是「納入行政版圖」與「成為帝國核心區域」，其實是兩回事。中國經濟與人口重心真正大規模南移，是一個延續數百年的過程。六朝以後北方人口不斷南下，唐宋時期江南快速開發，到了南宋，中國經濟重心南移才真正完成。長江下游逐漸成為帝國最重要的財賦來源，但是越過南嶺之後的廣東、廣西，在很長時間裡仍然具有濃厚的邊疆色彩。

北宋時期的蘇軾被貶到惠州，當時士大夫仍將嶺南視為遙遠而充滿瘴癘的地方；再往南走，越過今日中越邊境的山地，才是紅河流域。換句話說，中原王朝雖然很早便在交趾設置郡縣，但中國人口、經濟與文化重心向南推進的速度，並沒有快到足以將紅河平原完全轉化成帝國核心區。

其次，是紅河平原本身的特殊條件。紅河三角洲並不是一片零散而缺乏人口基礎的邊疆，長期的河流沖積形成肥沃平原，提供穩定的水稻農業環境，也使這裡能夠支持相當規模的人口與政治組織。現代地質與歷史研究都指出，紅河三角洲是一個長期演化、持續向海推進的沖積平原；它既具有農業生產能力，也形成相對集中的人口與交通核心。這意味著，一旦中央王朝的控制力量減弱，紅河平原並不一定會重新退回成許多彼此分散的小型部落，而具有形成獨立政權的物質條件。

唐朝末年，這個機會終於出現。安史之亂以後，唐朝中央力量逐漸衰退，藩鎮割據愈演愈烈。到了九世紀，南詔甚至一度攻占交州。雖然唐朝後來重新取得控制，但是中央王朝對這片遙遠南疆的統治已經受到嚴重破壞。到了五代十國，中原自身四分五裂，更不可能投入龐大資源維持紅河平原。於是，地方豪族開始掌握真正的政治與軍事力量。938年，吳權在白藤江擊敗南漢軍隊，通常被視為越南長期獨立的真正起點。此後丁部領建立大瞿越，越南開始形成自己的君主、朝廷、軍隊與行政體系。等到北宋重新統一中國時，它所面對的已經不再是一個等待中央重新派遣官員接收的交州，而是一個正在形成中的獨立國家。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間差」。

中國文明向南傳播了，但是中國中央政府的政治控制卻在最關鍵的時刻中斷；等到中原重新統一時，地方國家已經成熟。更有意思的是，中國文明的傳播並沒有阻止越南獨立，反而在某種程度上幫助了越南國家的形成。這看起來似乎矛盾，其實並不難理解。長期接受中原王朝的統治，使紅河平原的地方菁英熟悉漢字、官僚制度、律令思想、儒家政治倫理、以及中央集權的國家形式。他們知道朝廷如何運作，也知道如何徵稅、組織軍隊與建立行政制度。

可是，學會中國式國家治理，並不等於一定要接受中原王朝統治。它也可能產生完全不同的結果：既然我們已經知道一個國家應該如何運作，為什麼不能建立自己的國家？於是，中華文明反而成為越南建立自身政治制度的重要資源。後來的越南王朝使用漢字、尊崇儒學、設置科舉、建立中央官僚體系；對中國皇帝可以稱臣納貢，但是在自己的政治世界裡，越南君主同樣可以稱帝、建元，把自己視為一個完整政治秩序的中心。因此，文化上的「中國化」與政治上的「中國化」，其實是兩件不同的事情。朝鮮、日本與越南都曾大量吸收中華文明，但並沒有因此成為中國的一部分。文明可以跨越國界，甚至幫助另一個國家建立更加成熟的制度。

第三個因素，則是不能低估的地理與氣候。從中原、江南乃至嶺南進入紅河平原，都必須面對漫長交通線以及複雜山地。今日廣西南部與越南北部之間仍然遍布山脈與河谷，在古代交通條件下，軍隊、糧食、官員與行政資源要長期輸送到交趾，成本極其驚人。更麻煩的是濕熱氣候與疾病。古代中國文獻經常把嶺南與交趾描述為「瘴癘之地」。這種描述固然包含中原士人的文化偏見，但背後也有實際環境因素。對來自北方的軍隊而言，熱帶、亞熱帶疾病造成的非戰鬥損失，往往比戰場本身更加可怕。宋、元、明歷次對越南用兵，都必須面對這個問題。甚至幾百年後，擁有現代醫療、航空運輸與後勤能力的法國與美國軍隊，在印度支那作戰時仍然深受炎熱、疾病與複雜地形困擾。

科技可以降低自然環境的限制，卻很難完全消除它。因此，中原王朝面對越南始終存在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打進去是一回事，能不能長期統治又是另一回事。明成祖時期最能說明這一點。明軍曾經擊敗胡朝，重新將交趾納入直接統治。當時的明帝國正值國力強盛，軍事能力遠非衰弱王朝可比。然而二十餘年後，面對黎利領導的長期抵抗以及龐大的軍事、行政成本，明朝最終仍然選擇撤出。

從帝國治理的角度來看，原因其實十分現實：如果一個地方直接統治的成本，遠遠高於它所能提供的財政與戰略收益，那麼維持名義上的宗藩關係，往往比設省治理更加划算。這也牽涉中國歷代王朝的戰略重心。對中原王朝而言，真正足以造成亡國危機的敵人，長期來看主要來自北方與西北。匈奴、突厥、契丹、女真、蒙古，都曾經直接威脅中原核心地區，甚至建立新的王朝。相比之下，只要越南願意維持朝貢與冊封關係，它的獨立通常並不會威脅中原王朝的生存。如果北方傳來蒙古南下的軍報，而同時南方只是交趾不願完全服從，皇帝應該把最精銳的軍隊派往哪裡，其實並不難選擇。

因此，越南的獨立不是某一場戰爭突然造成的，而是漫長歷史累積的結果。地理距離提高帝國統治成本；紅河平原提供獨立國家的經濟與人口基礎；唐末五代的政治崩潰創造了歷史窗口；而近千年的中華文明影響，又恰恰培養了足以建立成熟國家的地方政治菁英。於是出現了一個非常有趣的歷史悖論：中國統治紅河平原將近一千年，最後沒有把它永遠變成中國的一部分；但是這近千年的統治，卻深刻參與了越南國家的形成。

然而，問題到這裡並沒有結束。如果我們把地圖稍微向北移動，就會發現另一個更加值得追問的問題。同樣位於嶺南，同樣曾經居住著大量非漢族群，同樣在秦漢以前屬於廣義的「百越」世界，為什麼廣西最後留在中國，而紅河平原卻成為越南？這個對照，或許才真正能讓我們理解古代中國疆域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歐洲人曾經說剪刀是達芬奇(1452-1519)發明的，這兒的剪刀是指現代通用的同軸雙刃剪刀，中國在五代時就有此型剪刀，在商周時還有8字型剪刀，埃及在西元前1500年有U型剪刀。

維基百科介紹達芬奇說他是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博學者，在繪畫、音樂、建築、數學、幾何學、解剖學、生理學、動物學、植物學、天文學、氣象學、地質學、地理學、物理學、光學、力學、發明、土木工程等領域都有顯著的成就，為文藝復興三傑之一。這麼傑出的人物，發明一把剪刀應該只是當然爾事。

當中國宋朝古墓出土，五代十國就有了結構成熟實用性佳的同軸剪刀，時間點更早於達芬奇，他們改口稱公元一世紀羅馬就有了同軸剪刀，只是失傳了。這種講法有很多疑問需要補漏，第一是沒有考古上的實物出土證據，第二是剪刀構造簡單，不會因仿製上的困難而失傳，第三是沒有發生能導致剪刀失傳的天災人禍，第四是歐洲諸國字典出現剪刀、剪(動詞)等字彙，時間點也相當於達芬奇之時代。

歐洲人自詡為文明的開創者與引領者，總想要在各個領域都是開創與領先世界者，若拿不到開創與領先地位，這名位也不願讓中國人取得，這就是剪刀故事的真諦。

當中國又出土西漢考古發掘出了鐵製8字剪，即交股剪(如圖)，而且中國有眾多文獻可以證明中國遠在商周時代就有了剪刀，《詩經。召南。甘棠》：「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管子》、《呂氏春秋》等文獻都有「翦」字的出現，翦就是剪的古字，下部的羽類比剪刀有雙刃如羽翼之成雙，英文中的剪刀也是複數，漢字對複數的表達在造字時就完成了，如林、如雙，羽翼能開闔，翦刀也能開闔，就像脣比辰(蚌殼)也是上下兩部的比擬。

中國遠在商周時代就有了剪刀，於是他們說埃及的U型彈簧剪在西元前1500年就有了，更早於中國的8字剪。U型彈簧剪從外觀上看就像中國8字剪少繞一圈，只因為少繞了那一圈，U型彈簧剪的彈性或韌性比8字翦差很多，材質是青銅鍛造而成，韌性、硬度都比鐵製8字剪差，U型剪中間若厚使用上就費力 ，中間若薄，用不了幾下，就會因金屬疲勞而斷裂，大概是斷了就斷了，重鑄就好吧。

剪刀與桿秤（不等臂桿秤）都是中國人利用桿槓原理發明的工具，桿秤的使用更早於同軸剪刀，也應該是人類最早使用桿槓原理的度量衡工具，戰國時期的楚墓，就出土了銅衡，半斤八兩的度量設計，是專為桿秤設計的，在桿秤上要準確標註出一斤二斤很容易，要標出半斤也簡單，只要取半即可，如果半斤定為八兩，繼續取半為四兩，再取半為二兩、一兩…，如此桿秤上就容易等量標記了，古人的智慧真是令人歎服。

跟剪刀的出身一樣，歐洲人也說他們有桿秤，時間上當然更早於中國，同樣的他們沒有關於桿秤的考古證據與文獻資料，也沒有半斤八兩這樣的實際生活體驗，半斤八兩並不是中國版的16進制，這唯一的孤例純粹是為了生活便利的特殊安排。在歐洲則是有過成千上萬種進制，直到18 世紀末法國推出公制之後，這種混亂局面才逐漸消除，離秦始皇統一六國推動書同文、車同軌、統一度量衡晚了兩千年，當時的英制長度體系中 1 哩 = 1760 碼、1 碼 = 3 呎、1 呎 = 12 吋；重量則是 1 石 = 14 磅、1 磅 = 16 盎司。歐洲有成千上萬種進制，將中國算盤拿到歐洲去，讓歐洲人去算出2的12次平方根(12平均律)也是很難很難。

爭奪此類的世界第一，其實沒有多大的意義，但是歐洲利用此類浮誇的世界第一，形塑話語權來進行思想殖民，中國近年不再忍受，完全突破西方話語權的時間點，很可能是在中國載人登陸月球成功之時，那將是揭開神話一破百立之時。

中國出土剪刀考古資料：
西漢廣州淘金坑南越國墓葬，出土長約 12.8 公分的鐵製交股剪，是目前中國考古發現最早的剪刀實物之一。
西漢洛陽燒溝墓葬（1953年發掘）出土西漢鐵交股剪，柄部繞成「8」字形，利用熟鐵彈性一按一張，為中國古代交股剪的標準型態。   

二次大戰造成全球7千萬軍民的死亡，主要的侵略者是德國、日本和義大利。德、義的領導者希特勒、墨索里尼都罪有應得的死於非命，日本的昭和天皇（名裕仁）卻完全沒事，二戰後續任日皇44年，活到88歲壽終正寢。怎麼會差這麼多？許介鱗教授的《台獨脈胳記》（[1]）中有一章探討這段歷史。

二戰後的日皇，包括昭和，都是虛位元首，或許讓很多人誤以為日本一向如此，因此昭和日皇不必承擔多少二戰的責任。其實絕非如此，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天皇就是國家的實質元首。在明治維新以前，日本確實有很長時間是幕府掌權、日皇虛位。但自明治元年（1868），很多藩國的武士都提出「王政復古」的口號，迫使幕府將軍「大政奉還」於日皇。由於日皇是武士們擁立的，軍人有很大的影響力，日本於是成為軍國主義國家，即使仿效英國而有議會和首相。

身為日軍的最高統帥，「昭和日皇對政治軍事等發言有各種方式，最重要而正式的是在御前會議的『聖斷』（日皇裁斷）。」御前會議是政府和大本營的聯合會議，書中摘要記述了15次御前會議的主題和聖斷。這些顯示昭和日皇對於戰爭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雖然日軍跋扈，他未必能節制所有日軍的行動。

日本為何願意接受《波茨坦宣言》要求的「無條件投降」？為何最後昭和日皇並未被追究戰爭責任，而天皇體制得以保持？（這正是日本期望的投降條件）書中列舉一些徵兆和可能的原因：

南京支那派遣軍總司令副參謀長今井武夫少將接到大本營指令進行對華謀和工作，1945年7月8-10日與國軍第10戰區副司令何柱國上將在河南省新站集會談議和。「何柱國還特別講到，蔣介石主席對日本日皇體制的繼續存在表達善意，還說他會對各國首腦也表明了這一意向。」

《波茨坦宣言》在1945年7月26日公佈前被傳給蔣介石確認（蔣未在現場與會），蔣做了一些修改。「波茨坦宣言第九條以下，修改得相當寬大…宣言文中，沒有隻字提到有關日皇能否續存的問題。…這樣蔣介石的伏筆，對『日皇是存是廢』才有扮演重要角色的機會。」

「貝拉斯哥死前（2002年），透露日皇贈送給蔣介石一筆相當巨額的禮金…這是…德國馬克紙幣…共達360億美元。」這段文字的根據是日本寫實作家高橋五郎2016年出版的日文著作，貝拉斯哥在二戰時同時是德國和日本的情報員。書中指出，這巨額禮金大約是日軍占領中國大陸和東南亞所掠奪的大量財富的一部份。蔣收受了禮金，因此支持免除昭和日皇的二戰責任，及保持天皇體制。

以上的記述看來有合理性。蔣介石帶了很多黃金到台灣，穩定台灣當時的危局。國民政府打了8年抗戰，隨後又是國共內戰，已經民窮財盡，哪來的很多黃金？很可能就是蔣收受的禮金的一部份（已兌換成黃金），其他部份則消耗在國共內戰了。蔣大約不算貪污，因為他把禮金全用於中華民國的存續！

[1] 許介鱗《台獨脈胳記》人間，2019。

1959年靖國神社低調的將1,000多位B（乙）、C（丙）級戰犯的名字給迎入了神社內合祀。1966年日本厚生省將含有A（甲）級戰犯的祭祀名錄交給當時的靖國神社宮司筑波藤磨（1905～1978），但筑波並沒有把他們迎入神社內祭祀，即使受到國內右派的強大壓力，但他始終堅持A（甲）級戰犯是「戰爭的責任者」，所以反對把他們給迎祀進靖國神社內。

其實早在前一年（1965年）7月，筑波藤磨就自己提案給靖國神社的「總代會」（類似於董事會）並獲得同意，在拜殿左側建造了一間名為「鎮靈社」的小建築，用來祭祀幕末嘉永六年（1853年）以來因反幕戰爭死亡但沒有被迎入祭祀的孤獨亡靈，例如西南戰爭中的反政府戰死者。

筑波藤磨，原名藤磨王，其遠祖可追朔至日本南北朝時期（1336～1392）北朝第三代天皇崇光天皇的皇子榮仁親王（1351～1416），為日本南北朝時代兩大皇統之一持明院統的嫡流。或許是因為自小身體虛弱、也或許是不喜歡打打殺殺的軍事活動，因此筑波藤磨沒有跟隨當時的軍國主義風潮成為一個職業軍人，而是進入東京帝國大學師從著名日本史學家黑板勝美（Kuroita Katsumi，1874～1946）學習歷史。因為是日本皇族的關係，筑波在1925年就被推選為貴族院（上議院）議員。但淡泊名利的筑波，在1928年7月向天皇請求脫離皇籍，之後被賜姓「筑波」，被封為侯爵。而早在他大學畢業之初，筑波藤磨就自費在自己位於東京代代木的家裡成立了「筑波歷史研究室」，每年都出版史學文獻目錄《國史學界》。日本無條件投降後，筑波藤磨從1946年1月25日開始一直到1978年3月過世為止，擔任靖國神社的宮司長達32年。

筑波藤磨過世後，新任靖國神社宮司的松平永芳（戰敗時期的宮內大臣松平慶民長子，為二戰日本海軍少校退伍）就在同年10月17日趁著舉行秋祭的機會，以「昭和殉難者」的名義把甲級戰犯東條英機等14名甲級戰犯的名字偷偷寫入靖國神社的【靈璽簿】內，從此靖國神社的性質有了根本性的改變，搖身一變成為日本右翼勢力為軍國主義招魂、為侵略戰爭翻案的政治舞台。軍人出身的松平永芳對於所謂的「東京審判史觀」是持否定態度，他認為即使是A（甲）級戰犯，獲死刑的戰犯和戰亡者並沒有什麼差別。簡單的說就是日本右翼分子藉著迎入這些甲級戰犯來否定戰後的「東京大審（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極東國際軍事裁判／東京裁判）」及日本應負之戰爭責任。

為避免引起亞洲鄰國的反感與抗議，此後昭和天皇便不再參拜靖國神社，明仁天皇於1989年繼位之後也未入社參拜。而在二戰結束後的1952年10月至1975年11月昭和天皇曾前後8次參拜「靖國神社」。

歷史研究中有一類很有意思的問題：如果某個關鍵節點發生不同結果，後面的歷史會怎麼發展？以前曾有人問我：假如1940年以前，國民政府在日軍持續打擊下崩潰，重慶淪陷，蔣介石遭到暗殺，或者他本人判斷抗戰已無法繼續，最終接受日本提出的條件，那麼是否意味著日本已經贏得中國戰爭？

如果只從傳統軍事史角度回答，答案似乎很簡單：當然是日本取得重大勝利。 但如果把時間尺度拉長，答案恐怕沒有那麼簡單。因為擊敗一個政府、消滅一支正規軍，與征服一個國家，從來不是同一件事情。更值得思考的是，日本即使在1940年前成功迫使國民政府退出戰爭，這場巨大的勝利很可能非但無法解決日本帝國的戰略困境，反而可能使軍部更加相信武力，從而更快走向一場日本根本無力承受的太平洋戰爭。

首先必須承認，國民政府如果在1940年前退出抗戰，對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將非常巨大。自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以後，中國戰場長期牽制日本陸軍大量兵力。除了野戰師團之外，日本還必須投入獨立混成旅團、守備部隊、憲兵、鐵路警備部隊，以及龐大的後勤與航空力量。假如重慶政權瓦解，日本不再需要準備武漢會戰那種大規模戰役，即使仍然必須留下大量部隊維持占領，也很可能逐漸釋放數個精銳野戰師團。更重要的是，原本投入中國戰場的大批陸軍航空兵、炮兵以及其他技術部隊，也可以轉往其他方向。到了1940年前後，這會是一股相當可觀的力量。

如果日本選擇南進，這些部隊可以投入法屬印度支那、馬來亞、緬甸、菲律賓以及荷屬東印度；如果日本選擇北進，關東軍對蘇聯遠東地區的軍事壓力也會增加。因此，國民政府如果提前崩潰，日本在1941年至1942年間的短期軍事力量，很可能比真實歷史中的日本更強。這一點不能低估，然而，問題也從這裡開始。

打垮國民政府，不等於征服中國。日本即使迫使重慶投降，真正得到的究竟是什麼？可能只是一個名義上的中國中央政府。當時中國仍存在大量具有相當軍事與政治自主性的地方勢力。四川、雲南、廣西、西北各有不同的地方軍政集團。他們之所以接受重慶中央領導，本來就是長期政治整合與妥協的結果。一旦中央政府崩潰，這些地方力量並沒有必然跟著投降的理由，這便會讓日本陷入一個兩難。如果日本要求所有地方軍隊解除武裝，就必須派遣更多日軍深入中國內陸，繼續進行漫長的軍事征服；如果接受地方勢力繼續存在，則只能形成一個名義統一、實際高度分裂的中國。

最可能的結果是，日本控制沿海重要城市、長江航線、華北主要交通線與重要工礦區，其他廣大地區則透過親日政權、地方軍閥以及各種代理勢力間接控制。日本人或許當時會覺得地圖看起來非常漂亮。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武漢、廣州都在日本勢力範圍之內。可是把地圖放大，就會發現完全不同的景象。城市是日本控制的，鐵路沿線也是日本控制的；但距離鐵路數十公里以外的農村與山區，究竟聽誰的命令，可能就是另外一回事。

中共甚至可能成為最大的政治受益者。另一個更加棘手的問題，是中國共產黨，1940年前後，中共已經在華北、華中建立相當廣泛的敵後組織與游擊戰網絡。如果國民政府繼續抗戰，中共只是中國抗戰力量的一部分；但如果國民政府投降，中共立刻會得到一項極其巨大的政治資產：「國民政府投降了，而我們仍然繼續抗日。」這會使中共有機會更加集中地掌握民族抗戰的政治正當性。日本接下來面對的，也就不再是傳統的正規戰爭，而是漫長的治安戰、游擊戰、情報戰與政治戰。

日軍可以占領一座城市，卻不可能在每一個村莊駐軍；可以守住鐵路車站，卻無法保證幾十公里外的鐵路不被破壞；可以建立親日地方政府，卻很難確定那些地方官員晚上是不是正在與地下抗日組織聯絡。這與後來蘇聯以及美國在阿富汗遭遇的困境當然不能直接類比，但其中存在一個共同的戰略問題：軍事上的勝利，並不會自動轉化成有效的政治統治。日本可能擊敗國民政府，卻因此必須親自承擔治理一個擁有四億以上人口、民族意識已經被全面戰爭激發起來的龐大中國。這可能是一份日本帝國根本消化不了的戰利品。更危險的是，勝利可能使日本更加瘋狂。

那麼，日本有沒有可能在打垮國民政府以後見好就收，花十年時間消化中國？從純粹理性的國家戰略來看，這當然是一種選擇。但如果回到1930年代日本真正的政治與軍事決策文化，我認為可能性並不高，因為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開始，日本已經逐漸形成一套極其危險的正回饋機制。

關東軍擴大事態，成功了，滿洲國傀儡政權建立，國際社會雖然譴責，日本卻沒有遭到足以迫使其退出滿洲的軍事反制。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日本再度擴大戰爭。上海打下來了。南京也打下來了。徐州、武漢接著失守。每一次軍事勝利，都在強化日本軍部的一種信念：武力可以解決政治問題。如果連重慶都在1940年前垮台，日本軍部得到的政治教訓恐怕不會是：「中國太大，我們應該停止擴張。」他們更可能得到完全相反的結論：軍部的路線果然正確，只要日本堅持到底，再強大的敵人最後也會屈服。這才是最危險的地方。

中國勝利無法解決日本最致命的問題：資源。日本即使擊敗中國，還是沒有解決它最根本的戰略困境，那就是資源。滿洲可以提供煤、鐵、大豆與一定程度的工業基礎，中國占領區也可以提供糧食、礦產與市場，但是日本現代戰爭機器最需要的石油、橡膠、錫、鋁土礦等戰略資源，仍然嚴重依賴海外。

而此時日本往南看，看到的是一桌令人難以抗拒的盛宴。荷屬東印度有石油。馬來亞有橡膠和錫。法屬印度支那具有重要的糧食、資源與戰略位置。更重要的是，1940年的歐洲局勢似乎也正在告訴日本：機會來了。法國、荷蘭、英國，不是戰敗就是陷入苦戰。如果這個時候中國國民政府也垮台，日本軍部很容易產生一個在當時看似合理、後來卻極其致命的判斷：西方殖民帝國正在崩潰，現在不取南洋，更待何時？因此，國民政府提前戰敗，未必能夠避免太平洋戰爭，甚至可能使太平洋戰爭來得更快。日本真正缺少的，不是能打仗的軍人，而是結束戰爭的戰略。

這也讓我們碰到一個比反事實歷史更加重要的問題：日本軍隊真的不會打仗嗎？當然不是。如果只看1937年至1942年的戰役紀錄，日本陸海軍的戰術能力其實相當強。上海、南京、徐州、武漢，日本基本掌握戰場主動；太平洋戰爭初期，更在短短幾個月內席捲香港、馬來亞、新加坡、菲律賓與荷屬東印度。日本海軍航空兵突襲珍珠港，南雲機動部隊甚至一度橫掃印度洋。如果只看戰報，會出現一個非常弔詭的現象：日本似乎一直在贏。

可是戰略真正應該問的問題不是「這一仗能不能贏」，而是：贏了以後呢？南京占領以後，中國不投降，怎麼辦？武漢占領以後，中國還是不投降，怎麼辦？東南亞占領以後，美國拒絕接受日本建立的新秩序，又怎麼辦？甚至珍珠港成功以後呢？這個「然後呢」，才是真正的戰略。而日本始終沒有提出一個足以結束戰爭的答案。能開戰是力量，知道如何結束才是戰略。

《孫子兵法》早已提出「兵貴勝，不貴久」，並警告戰爭一旦拖延，就可能出現師老兵疲、銳氣受挫、國力耗竭的結果。戰爭打的是軍隊、武器、人口、資源與工業能力，但在這些條件之上，真正決定國家命運的，往往仍是領導階層能否理解自己究竟想從戰爭得到什麼，以及國家的力量能不能支持這個目標。

日本在1930年代最大的悲劇，恰恰不是軍隊太弱，而是軍隊相當強。因為一次又一次的戰術勝利，使軍部產生了危險的錯覺：既然上一場可以贏，下一場也可以贏；既然武力能解決一個問題，就可以繼續用武力解決下一個問題。結果，日本為了解決一場無法結束的中國戰爭，又發動了一場更加無法承受的太平洋戰爭。最終不但中國與亞洲各國遭到巨大災難，日本自己的城市也化為焦土，數以百萬計的軍民傷亡，帝國徹底瓦解，國家遭到占領。

所以，如果1940年前國民政府真的崩潰，我認為日本可能在短期內變得比真實歷史更加強大，甚至讓1941、1942年的軸心國看起來更加接近勝利。然而，日本帝國卻未必因此活得更久。恰恰相反，這場過於巨大的勝利，可能使日本軍部更加相信自己的力量，從而更有信心走向那場最終毀滅帝國的戰爭。

這或許就是歷史最值得後人警惕的地方：一個國家的毀滅，有時候不是從失敗開始，而是從一次超出自身承受能力的勝利開始。軍隊強大，並不等於國家安全；能夠發動戰爭，也不等於具有真正的戰略能力。所以，能開戰，是力量；能打贏，是能力；知道為什麼而戰、打到什麼程度，以及什麼時候應該結束，才是真正的戰略。

老早以前我就聽過「共濟會」的大名，有正面的傳說也有負面的。《共濟會，被隱藏的世界史》（[1]）可算是相當持平的介紹共濟會在全世界的歷史。

共濟會始於16世紀末的蘇格蘭，當時的蘇格蘭國王是詹姆士六世，他任命貴族知識分子William Schaw為「皇室建築總管」，Schaw召集很多技術高超的石匠（free mason，所以共濟會員被稱為freemason）來設計建造皇室建築，這些人形成最早的共濟會。1603年起詹姆士六世兼任英格蘭國王，稱詹姆士一世，開啟了蘇格蘭、英格蘭及愛爾蘭共主邦聯的時代，逐漸形成現代的英國，隨著英國成為全球霸權，共濟會順勢傳播到全世界。

早期共濟會的規範就是中世紀石匠奉行的《古老職責》，後來逐漸調整適用於一般人，形成1723年發行的《共濟會憲章》，1738年修訂，基本確立了共濟會的體制。共濟會頗受啓蒙思想和神祕主義的影響，其宗旨包含道德、博愛、自由（主要是宗教自由），尤其強調會員間如兄弟般的友誼；但會員必須是男性，生來就是自由之身。共濟會有很多古怪的儀式，又要求會員嚴守會內祕密（洩密有嚴重後果），因此產生神祕的形象，讓外界猜疑。

共濟會會員大多是中產階級以上的男性，為了拓展人際關係而加入，以利於自己的事業生涯。共濟會雖然並無政治主張或宗教傾向，隨著其在各國的大幅增長，有時難免涉入政治或宗教衝突。譬如：

當年的天主教很反對共濟會，甚至曾迫害一些共濟會會員。
在德國地區（當時尚未統一）的光明會（1776―1784）是有政治野心的祕密組織，其領導人加入共濟會並掌控一會所，以擴大其聲勢，使共濟會招致叛亂之名。
拿破崙統治意大利（當時尚未統一）和其後的王國復辟期間，意大利出現不少祕密結社和政治暴動，如燒炭黨、敲鍋黨，都與共濟會有關。
共濟會有助於英國對其殖民地（主要是印度）的統治，英國官員和殖民地菁英都成為共濟會會員，化解双方的隔閡。
進入20世紀的歐洲，共濟會被認為與猶太人有關聯，導致意大利法西斯、德國納粹、西班牙佛朗哥政權壓制甚至迫害共濟會，西班牙一直持續到1975年獨裁政權下台。

美國是共濟會最成功的地方，至少14位美國總統，包括美國國父華盛頓，都是共濟會員，這大約是因為共濟會的宗旨符合美國建國的理念，然而共濟會卻無助於解決黑人族群受到歧視的問題。早在1778年由普林斯霍爾領導的15名黑人就組成一共濟會所，卻無法獲得美國共濟會所的承認，他們只好向倫敦總會所陳情，在1787年獲得承認。南北戰爭期間，該會所召募組成黑人部隊54軍團，有頗多戰功，卻仍得不到公平平等的對待。

共濟會在美國一直很興旺，但到1960年代開始愈來愈萎縮，書中未明說原因，大約就是不符合現代社會的需要。

[1] John Dickie《共濟會，被隱藏的世界史：影響人類歷史，塑造世界版圖的神祕組織》方言文化，2026。（The Craft: How the Freemasons Made the Modern World,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