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臺灣社會談論族群認同時，經常有人主張：「大家都是臺灣人，何必再區隔外省人、閩南人、客家人或原住民？」這種說法表面上是在消弭族群界線甚至超越族群界線，實際上卻可能隱含一項不平等的身分要求：閩南人可同時是閩南人與臺灣人，客家人可同時是客家人與臺灣人，原住民可驕傲表明自己的族名，更對於自己是臺灣人覺得是理所當然的；但是外省人的後裔子孫，卻常被期待說：「我的祖父或父親是外省人，但我不是外省人，我只是臺灣人。」意即你只有更認真拼命否認你的族群記憶，纔能跟人家證實「我是臺灣人」。

這就產生一個令人疑惑的現象：生活在臺灣的人，就得要是「臺灣人」嗎？臺灣從來就是個地理名詞，如果你只從地理來認知：我每個星期在不同時間點內，輪流住在宜蘭、臺北、新竹與苗栗，我只要住在這裡，當天我就算是宜蘭人、臺北人、新竹人與苗栗人，但隔天就不算嗎？如果不從地理名詞來看，「臺灣」的範圍時而大到包括中華民國治權範圍內的全部區域，然而，當你問住在金門與馬祖的人：「你是不是臺灣人？」他們只要是祖先早在明清時期就過來生活的長住居民，絕對會斬釘截鐵跟你表示：「我是福建人，不是臺灣人。」

當你有機會問住在澎湖縣的人：「你是不是臺灣人？」住在漁翁島（西嶼）、白沙島、七美嶼與望安島的人，絕對會優先認同自己的聚落，覺得自己是生活在該島嶼上的人，他們連澎湖本島都有些距離感了，如果還願意跟你說：「我是澎湖人。」這已經表示自己有著澎湖意識了，平日會把前往臺灣本島說成「去臺灣」，並把臺灣本島居民直接稱作「臺灣人」，藉此表示自己與其不同，他不見得否認自己屬於臺灣社會，但他心中的「臺灣」，常是地理上的臺灣本島。因此，到底何謂「臺灣人」，難道是個不證自明的先驗議題嗎？顯然不是如此。

我每回看見有大陸同胞好不容易跨境來臺灣的臉書社團，立刻不辨菽麥開罵「你們臺灣人」，就不禁啞然失笑其完全不知道「臺灣」這一議題的複雜性，他只知道大陸政府發出的「臺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看見拿這種證件的人就覺得這些人都是「民進黨支持者」，意即都是「支持臺灣獨立的一群人」，不管這些人住在金門、馬祖或澎湖，更不管這些人中其實有著閩南人、客家人、原住民與外省人的差異。我甚至難免會覺得：把中華民國治權範圍內的人全都視作「臺灣人」，這應該是大陸政府刻意展示的態度，藉此讓大陸同胞更容易「辨識敵我」。

然而，的確有大量的「臺灣人」正在助紂為虐，讓「外省人」被限制住時間，只能屬於上一代的歷史認同，不能繼續成為當前臺灣社會依然可公開承認的族群認同。祖先是外省人的後裔子孫，如果要證明自己已經「本土化」，就要被期待將外省身分推回父祖世代，割斷自己與遷徙、離散與眷村的關係，意即淡忘自己與整個中華民國史的連結。「去外省化」作為積極條件的臺灣人認同，現在正甚囂塵上。如果外省族群必須先消失，其成員才能被承認為臺灣社會的一員，這不是族群融合，而是要求這些人藉由自我否認來作為加入「臺灣共同體」的代價。

如果原住民與客家人可在中央部會成立機關來保護原民文化與客家文化，閩南人作為主流族群，平日會從語言與民俗的角度來維護自己生活在臺灣的權利，將這些居住權視作理所當然，甚至當外國籍人士來到臺灣生活被視作「新住民」，中央政府都有意成立機關來統籌管理，臺灣社會能容許各族群如花團錦簇般各自展現其族群風貌，我就不明白偏偏外省人為何就不能被視作「族群」，只能當個沒有歷史縱深的「臺灣人」，否則就會被質疑「是否愛臺灣」？任何生活在中華民國治權範圍內的居民，究竟誰具有質疑他人生活在臺灣的更高權利？

孫中山先生創立三民主義，其民族主義使用的「民族」、「種族」與「國族」這些概念，與今日社會科學所說的「族群」其內涵與指稱並不完全相同。然而，孫文民族主義確實存在一條可被轉化成當前族群觀點的脈絡：較大的中華民族，不應建立在各歷史脈絡發展出的群體要被取消的預設上，而應該由不同群體認真消除歧視、彼此團結，如此纔能進而形成共同的政治共同體與文化共同體。民國元年（1912）元旦，孫中山在〈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中說：「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

這段話的重點，不只在最後所說的「民族之統一」，更在前面「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與「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孫中山不是先宣布各族都已經不存在，再憑空創造「中華民族」；他先承認不同群體的歷史存在，再主張各群體應聯合成為共同國家中的人民。因此，我們的政治共同體是中華民國，中華民國治權範圍內有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原住民與新住民，整個共同體要由每個群體匯集而成，民族統一從來不是無中生有，而是承認每個群體的歷史經驗來共融成中華民族，如此纔能團結中華民國，實踐共同的政治生活。

民國十二年（1923）元旦，因孫中山主持所發表的〈中國國民黨宣言〉，對民族主義提出更明確的說明：「故吾黨所持之民族主義，消極的為除去民族間之不平等，積極的為團結國內各民族，完成一大中華民族。」這段原文可說是從孫文民族主義出發，論證外省族群需要合理存在的核心依據。孫中山指出：首先，國內存在不同民族群體；再者，這些群體間存在的不平等要被消除；最後，各群體立於平等基石團結起來，共組成一個更大的中華民族。因此，中華民族不是國內各群體消失留下的空殼，而是由不同歷史群體共同完成的更高層民族共同體。

倘若各群體都被解散，孫中山便無須再說「團結國內各民族」；既然他會使用「團結」一詞，這就表示團結前與團結後，都有可被團結的群體存在。「團結」和「消滅」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政治邏輯。團結的主體依然能保有自身的存在；消滅的對象則被要求放棄自己的名稱、記憶與文化。因此，孫中山說「團結國內各民族，完成一大中華民族」，不宜被解釋成各群體要先取消自己的特殊性，纔能成為中華民族。較合理的理解應該是指不同歷史群體透過平等交流與共同奮鬥，形成更高層的中華民族認同。

這就表示外省族群認同與中華民族認同並不矛盾。外省人不是只有在不再認同自己是外省人後，纔能成為中華民族的一員；完全相反，外省人正是把自身的遷徙、離散、眷村與民國經驗帶入到這一共同體中，纔能如同其他族群，共同讓在臺灣的中華民族具有具體的歷史內容。民國十三年（1924）孫中山在《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一講》的演講中跟大家討論民族形成的歷史原因。他表示：「我們研究許多不相同的人種，所以能結合成種種相同民族的道理，自然不能不歸功於血統、生活、語言、宗教和風俗習慣這五種力。」

他接著說：「這五種力是天然進化而成的，不是用武力征服得來的。」然而，我們要注意：孫中山講的「民族」，包括「國族」與「種族」，前者是指整體的中華民族，後者是指中華民國境內的各種族。如果從中華民國主權範圍來檢視，中華民國境內目前有已知的五十六個民族（其實是指種族）；如果從中華民國治權範圍來檢視，則我國境內目前主要有漢民族與原住民族這兩個種族，大家的祖先來到臺灣社會的時空背景因素各異，尊重各自的源流而有族群意識，纔能符合孫中山所說「團結國內各民族」來「完成一大中華民族」的願望。

民國三十八年（1949）年的大規模遷徙歷程，不論是否有居住於眷村的經驗，都使得這批來自大陸不同行省的人民逐漸形成共同的歷史經驗。他們因戰亂離開大陸故鄉，跟隨中華民國政府來臺，在軍公教體系與都市社區中重新生活；他們的後裔子孫則承接大陸故鄉與臺灣家鄉的雙重記憶（雙鄉認同），並共同面對眷村解體、方言流失、家庭撕裂與族群抹黑的處境。外省族群的根基，不在於純粹的血統，而在於共同遷徙、共同生活與共同記憶，尤其來自對中華民國特殊的歷史情感（意即民國信仰），這些條件足以構成具有現代意義的文化族群。

當然，族群不是封閉、凝固而不變的單位。外省人會與閩南人、客家人、原住民或新住民通婚，更會形成雙重或多重族群認同。但，族群交融不表示原有的歷史就需要被遺忘。正如一個人同時承接父系與母系的雙重家族記憶，他想覺得自己同時是閩南人、客家人或原住民都是他的自由權利，憑什麼偏偏不能認同自己是外省人，而要東躲西藏，儘量不跟人提到這個家族背景？當某個外省人住在中華民國治權範圍內的縣市，平日覺得「中華民國就是中國」，他當然是中華民國的國民，但憑什麼不能同時有外省人、臺灣人與中國人的認同？

民國十三年一月三十一日，孫中山主持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通過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其內容指出：「民族方面，由一民族之專橫宰制過渡於諸民族之平等結合。」宣言還說：「國民黨之民族主義有兩方面之意義：一則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二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我們深信：民族統一始終都不能建立在任何主流群體專橫宰制其他群體的預設上。民族主義不只處理整個中國民族對外爭取自由的問題，更要認真面對境內不同群體間是否平等的問題，這更顯示出中華民國治權範圍內的族群平等極其重要。

若將這項原則轉化到當前臺灣社會來檢視，就應當追問：「新臺灣人認同」究竟是一種包容性的認同，還是一種封閉性的認同，企圖要特定族群逐漸消失的同化機制？如果「新臺灣人認同」意謂著：「我的祖父是外省人，但我已經不是外省人；只有不再公開認同外省族群，我纔能終於完成本土化。」其潛臺詞就是要外省人學會講臺語（閩南語），做個有「臺灣獨立於中國外」的意識型態人，纔能完成「被人接納的歸宗程序」。但這種如同數典忘祖的屈服與屈就，其實其本質根本是「舊臺灣人認同」，怎麼會反過來說成是「新臺灣人認同」呢？

具有包容性的「新臺灣人認同」，應當允許這些外省族群的後裔子孫說：「我是外省人，我現在生活在臺灣，因此我是臺灣人；中華民國就是中國，因此我是中國人。外省人的遷臺史，本來就是臺灣史的重要一環。」這不同於前者的「替換認同」，而是「增加認同」，前者是在要求外省族群退出中華民國共同體，後者則是臺灣五大族群本來就屬於中華民國共同體，由於中華民國共同體就是由外省族群帶來臺灣，外省人始終都無法退出該共同體，因此，施壓外省人不准承認自己是外省人，意謂著根本不承認中華民國共同體，而要自組「臺灣共同體」。

由此可知，中華民國這一個政治共同體的成立，不能拿外省族群先行消失做預設的前提，否則外省族群被強制驅離於公共視野，其結果就是中華民國的解體。族群的存在從來就不是民族統一的障礙，真正的問題在於各族群能否超越封閉與敵對，在平等條件下共同承擔責任。外省人是大陸各省軍民的後裔子孫，確實具有不同於臺灣其他族群的共同遷徙經驗。他們在臺灣形成眷村生活、跨省交融、特殊飲食與語言文化，其與中華民國遷臺史產生緊密連結。這些經驗不會因後裔子孫出生於臺灣就自動消失，更不應被禁止成為今日臺灣人的一大背景底色。

再者，外省族群的後裔子孫具有自由選擇是否認同自己是外省人的權利，但這項選擇應出於個人，而不能出於他人的施壓。任何人都不應因自稱外省人而被懷疑不愛臺灣，更不應被迫在「外省人」與「臺灣人」間二選一。對中華民國治權範圍內的臺灣社會而言，外省族群的存在具有建構中華民族這一框架的意義。族群的存在提供最具體的歷史脈絡，民族則把不同族群整合成共享文化理想與政治命運的高層共同體。中華民族不是各族群的簡單相加，如果中華民族斬斷各族群所承載的歷史記憶，就會淪為沒有內容的抽象名稱或學術知識。

外省族群不是中華民族的競爭者，而是中華民族存在於臺灣社會的重要群體，如同閩南人、客家人、原住民甚至新住民。外省人保存自己的族群經驗並不妨礙其成為臺灣社會的一員，甚至是維護「民國記憶」的核心環節。外省人當然能選擇認同自己是臺灣人，但不能在只有否認自己是外省人後，接著纔能被其他人承認是臺灣人；外省人當然是中華民族的一員，但不應只有在遺忘祖先篳路藍縷的遷臺經驗，纔能被允許進入中華民族。承認外省族群的真實存在，這不是在拒絕中華民族共同體，而是讓中華民族在中華民國治權範圍內獲得團結的重要一環。

附註（一）：本文屬於《喚醒臺灣外省人》這本書第六十二篇，不論你是否屬於臺灣外省人，或者你屬於臺灣其他四大族群，但對外省族群能深度的共情與同理，請你傳給自己認識的外省同胞，來幫忙臺灣共創族群和諧的社會。

附註（二）：我們設立「眷村懷舊情：前瞻外省族群的未來」的臉書社團來凝聚同胞，共謀族群的和解共生，歡迎支持中華民國者攜手共襄盛舉。
社團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582925069186348

當我跟我的女兒陳頤表示希望其能更關注於外省文化議題時，記得她曾經問我說：「我只知道有客家文化，不知道有外省文化，我在生活中根本看不見這種文化，到底什麼是外省文化？」顯見當前外省文化（尤其是眷村文化）已經嚴重流失了。

我曾經從「中華本質論」與「中華現象論」的兩個角度來探討中華文化，相對於整個中華文化，眷村文化更偏向於「中華現象論」的角度，呈現出一種「具體而微」的中華文化，其文化表現在如政治、教育、風俗、文學、飲食與音樂這些子領域，對於臺灣社會產生重大的影響。我在後面會特別將外省文化拿「眷村文化」來指稱，主因在於「眷村」這種「聚族而居」的村落比較容易型塑出更清晰的集體文化現象（因左鄰右舍會相互影響），從這個角度來解釋外省人特有的文化會更聚焦，當然，我要特別指出：廣義的眷村不只有軍中的眷村，而應該將軍公教警消的眷屬宿舍都包括在內，更不只有政府蓋的眷村，還有外省族群自己籌資蓋的眷村，其發展出的集體文化現象都應該被視作眷村文化，下面我會特別針對這六個子領域來指出：眷村文化是臺灣社會自戰後至現在獲得質性飛躍的樞紐，其內涵有著歷久彌新的價值，很值得我們五大族群共同來守護與闡發，如果我們希望臺灣社會能永續發展，就不能漠視眷村文化產生的巨大動能。

首先，我們來談政治領域的眷村文化。由於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帶來整套架構完整的政府體制，使得臺灣社會從此開始熟悉民主憲政的運作，這套憲政架構，融合孫中山與張君勱兩位思想巨人的精神氣度與知識深度，使得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自由主義與儒家思想這四大元素都融合到中華民國憲法內，發展出站在中華文化主體而容納西洋文化優點的民主政治，這是外省族群當年除軍人外，還有大批的學者專家、中產階層與平民百姓會扶老攜幼跟著政府來臺的癥結因素，即使當時因國家面臨動亂而不得不宣佈戒嚴，但中華民國政府從軍政時期到訓政時期，曾許諾終究會實施完整的憲政制度，這是今天我們能在臺灣社會實踐民主政治的重要原因，更是外省族群會特別有著「民國信仰」的背景因素。加上外省人常在軍公教警消這些政府系統中工作，因此，相對於其他族群，外省族群特別「政治化」，對於政治議題高度關注，並影響整個臺灣社會都很習慣討論政治。外省人常很快就能辨識出彼此是不是外省人，當彼此有相像的政治認同就會聊得特別投機，這點的確跟解嚴後由大陸各省來臺的陸籍新住民族群略有差異（陸籍配偶比較不願意討論政治），儘管我們對於這群同胞應該抱持著接納的態度，歡迎其參與到外省人的社群中，共同來探討有關中華民國憲政發展的各類公共議題。

再者，我們來談教育領域的眷村文化。同樣由於外省人常參與軍公教警消這些公職，使得外省家庭特別重視教育，這包括學校教育與家庭教育，孩子通常都會獲得家長高度的關注，總希望其能認真讀書，考上優質的學校，甚至未來能出國留學（儘管這些年來已經略減此潮流，或者改往大陸留學），這同樣影響整個臺灣社會。當然，眷村中同樣有不喜歡讀書的孩子，這兩種人都圍繞在教育這一角度而有不同的人生發展，順著父母意思者就參與公職，其中有大量的人後來在國內外各大學任教；違背父母意思者就去經商，甚至念不成軍校就混黑道（尤其是四海幫或竹聯幫），但，這些年來還有個現象，即使後來不從事公職者，退休後都還是會繼續進修念碩士或博士，藉由取得學位來完成當年父母對自己的願望。在家庭教育層面，外省人儘管沒有族譜，常相對來說卻較有嚴格或嚴謹的家規，由於早年父母生活艱困，反而特別重視孩子要「守規矩」，叮嚀孩子「懂禮節」，其依循著儒家思想（尤其是程朱系統的儒家思想）來教育孩子，像有些住在眷村的長輩就回憶說自己在童年時期如果寫不好書法（或者坐姿不端正）或背不出經典就會被雙親打手心（儘管現在的教育觀點已經完全不鼓勵體罰），但家庭教育中各種潛移默化的薰染，使得外省人對於中華文化有著特別的敬意。

第三，我們來談風俗領域的眷村文化。外省人從大陸各省帶來的風俗相對來說比較簡化，但還是存在，這包括外省族群的女人相對來說比較有自信，因為外省族群普遍比較沒有「男尊女卑」的觀念，由於這些女人的丈夫長年在外工作，村中各類事情不論是公共事務還是家中瑣事，全都由眷村婦女來當家作主。我個人童年時期聽到老師說中國傳統有「男尊女卑」的風俗，就對這種說法深感疑惑與不解，因為這完全不是我的生活經驗，我們男人不論老小在家中只有聽話的分兒，不被女人指使與數落已經是萬幸了。再從服裝來說，老一輩外省族群不論如何貧困，出外常普遍穿著長袍或旗袍，並搭配著西裝或洋裝來穿著，當然如果是從軍者則會穿著軍裝（不論是軍常服或軍便裝），從事政府工作者則會穿著中山裝，這使得眷村男性常顯得特別英偉挺拔，眷村女性則會看來溫柔婉約，展露不凡的氣質，臺灣民間常會說「外省人長得特別好看」，其實主要是從服裝獲得的直觀感受，現在外省族群已經比較沒有在穿長袍或旗袍了，西裝與洋裝則已是臺灣社會很常見的服裝，不過常見外省人還是會特別穿改良唐裝，來凸顯自己的文化主體意識。此外，眷村的休閒娛樂普遍是唱平劇、聽崑曲與打麻將，還有全村會看露天電影，這都是大家聚會娛樂的型態，從中宣洩生活的緊張與焦慮。

第四，我們來談文學領域的眷村文化。我覺得眷村文學脫胎自外省族群第一代的反共文學（當年還有「軍中文學」或「戰鬥文學」的說法），這些作家有些人來自軍中，譬如朱西甯《八二三注》、司馬中原《狂風沙》與段彩華《幕後》，這三人被合稱「軍中三劍客」；還有來自軍中的詩人瘂弦、張默與洛夫共同在高雄左營軍區創辦創世紀詩社寫出各種現代詩，更有周夢蝶創作具有禪境的抒情詩；有些人不來自軍中，但離鄉背井來到臺灣，對於國共內戰帶來離鄉背井的苦難印象深刻，譬如柏楊《異域》、陳紀瀅《華夏八年》、張愛玲《秧歌》與王藍的《藍與黑》，後來則有白先勇寫《臺北人》開啟眷村文學的先聲。真正被視作眷村文學的作品，則主要是外省第二代逐漸成長，在民國六十年（1971）自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後，開始自覺與反思人生所產生的作品，譬如蘇偉貞《紅顏已老》、蕭颯《我兒漢生》、朱天文《小畢的故事》與袁瓊瓊《滄桑備忘錄》，其反映的特點在於已由「第一故鄉」轉至「第二故鄉」，有別於第一代外省作家都在寫反共或流亡的作品，第二代外省作家則都在寫自己直接面對臺灣社會產生的鄉土經驗，其筆中的眷村有如大觀園或理想國，有時天真浪漫，有時卻像是監獄或囚牢，隱藏著無數傷痕，讓人想逃離其壓抑，這都是臺灣文學極豐富動人的篇章。

第五，我們來談飲食領域的眷村文化，相信眷村菜是大家最熟悉的層面了。中國的八大菜系隨著外省族群來到臺灣，共同融入到臺灣社會裡，成為我們常吃的菜餚，甚至回傳到大陸，讓「八大菜系」成為家喻戶曉的名詞。其實，這八大菜系主要跟來臺的外省族群家鄉有關，計有：山東的魯菜、江蘇的蘇菜、浙江的浙菜、廣東的粵菜、四川的川菜、湖南的湘菜、安徽的徽菜與福建的閩菜八類。魯菜講究味醇，重視湯類的調製；蘇菜講究切工，重視食材的精緻；浙菜講究濃郁，重視菜色的美感；粵菜講究蒸煎，重視火候的燉煲；川菜講究麻辣，重視味覺的鹹度；湘菜講究油臘，重視原料的入味；徽菜講究烹調，重視食物的補身；閩菜講究清香，重視珍鮮的調理。這八大菜系全都經外省人在眷村的改良融合到臺灣人的飲食中，讓「本來的臺菜」係專指閩菜的改良版，「融合的臺菜」則是指八大菜系的綜合版。更不用說山東人本來吃的包子、饅頭、蛋餅與韭菜盒子，都隨著老兵在眷村外面開業，逐漸散播成全臺灣人常吃的早餐，後來更進軍到大陸社會，各大城市無不有「永和豆漿大王」，甚至成為全球華人的相當常見的飲食，反而讓閩南人本來早晨習慣吃稀飯的傳統在臺灣相對較沒落，顯見眷村文化在飲食領域有著相當旺盛的發展，成為中華文化在臺灣社會主導出來的飲食文化。

第六，我們來談音樂領域的眷村文化。相較於閩南族群有「臺語歌曲」（其實應該稱作「閩南語歌曲」，但這已經是習慣稱謂）；客家族群有「客家民歌」（過去則是「客家山歌」，但這些年來客家歌手已將其變成流行音樂）；原住民族群有「原住民歌曲」（本來是祖靈祭歌），最能體現外省族群的音樂就是「校園民歌」了，這是臺灣流行音樂的前身，主要在中華民國政府面臨國際關係漸漸處於不利的地位裡，來自大學校園中的知識青年開始覺醒，想唱出「我們自己的歌」，從此產生的校園民歌運動，最早在民國六十三年（1974），就讀台大海洋研究所的研究生楊弦在胡德夫的演唱會上，將余光中的〈鄉愁四韻〉譜曲來唱，接著李雙澤改寫陳秀喜詩作譜曲唱出〈美麗島〉，並改寫蔣勳詩作譜曲唱出〈少年中國〉，從而讓校園民歌的風格與型態就此定調。這些作詞、作曲與唱歌的人不見得只有外省人，但出身於外省族群者比例相當高，由於內容主要跟中華文化有關（不論具體內容是戀情、親情或思鄉），型態比軍歌要深刻而活潑，當年在眷村的聚落中無不人人口耳相傳的唱著這種歌曲，後來校園民歌逐漸沒落，在臺灣社會依然在參與相關紀念演唱會的聽眾主要還是外省族群同胞，因此這確屬音樂領域反映出來的眷村文化，並可讓我們看出眷村文化就是一種臺灣特有的在地文化。

其實，眷村文化還體現在電影、建築與軍事這些領域中（受限於本文篇幅暫時不再討論），共同開創出中華文化在臺灣社會的各種豐富現象，更是臺灣文化這一區域文化中極其壯麗且深刻的一道風景線，如果沒有眷村文化的事實存在，臺灣文化還會是今天的樣貌嗎？相信不會如此。但眷村文化的倡導者在人，如果沒有外省人的自我認同，如何還能繼續讓眷村文化獲得發展與茁壯呢？這就回到本人常說的「外省族群認同危機」了。當前臺灣社會面臨的認同危機，恰恰不是臺灣文化呈現其多元化特徵，反而是臺灣文化呈現其單一化特徵，意即各族群文化都正在大規模向閩南文化靠攏並產生認同，使得臺灣人認同閩南文化主導的「臺灣認同」，而不是認同整個中華文化主導的「臺灣認同」，這使得外省族群認同正在被擠壓而消失。

但，這並不是閩南文化的精緻化發展，反而是閩南文化的通俗化發展，其已因中華文化的大傳統不彰，使得本身正質變成流行的庶民文化，譬如當前臺灣的政府部門已經不再有其機構的莊嚴性，中央部會首長的表現常無異於從事表演工作的藝人，講話常很粗鄙野蠻，讓人有「國不成國」的感慨，這些首長面向大陸政府更有著某種政治格局的不對等性，這主要與明清時期來臺灣的閩南人主要係庶民，其族群文化本來就習而不察存在這類俚俗現象，現在更沒有太多學者在深化研究與闡發精緻的閩南文化，而政治人物多來自於草根環境，靠著操作民粹語言從事政治工作，故使得中華民國的中央部會呈現出如此通俗化的發展；再譬如前幾年藝人王彩樺女士翻唱並創作〈保庇〉這首流行歌曲，其表演使得宮廟文化中神明本有的莊嚴性不知不覺消失，這何嘗不是一種閩南文化永續發展過程中的危機信號？這些現象在任何具有嚴肅政治視野或宗教信仰的社會都很難發生，是否恰當更需要我們持續反思。只有外省族群認同獲得恢復，臺灣文化的多元族群樣貌纔能維繫與發展，因此，持續深耕眷村文化，這正是我們外省人面對臺灣社會應該肩負的責任與使命。

附註：本文屬於《喚醒臺灣外省人》這本書第八篇，不論你是否屬於臺灣外省人，或者你屬於臺灣其他四大族群，但對外省族群能深度的共情與同理，請你傳給自己認識的外省同胞，來幫忙臺灣共創族群和諧的社會。

歷史的塵埃落在寶島一隅，眷村的紅磚牆上，刻畫的不僅是遷徙的痕跡，更是一部微縮的兩岸關係史。曾幾何時，「反共復國」、「統一中國」是這裡不可動搖的信仰核心，是連結每一個家庭的「精神圖騰」。然而，隨著中國大陸的崛起與台灣內部的世代更迭，這面曾經堅固的意識形態之牆，正從內部悄然生出裂痕。這場靜默的分化，其核心已非「要不要中國」的統獨對立，而是進入了更為複雜、更觸及根本的「要什麼樣的中國？如何走向統一？」的深刻路線之爭。這不僅是眷村的內部家務事，更是整個台灣社會，乃至兩岸關係未來必須直面的一面鏡子。

一、記憶的歧路：兩種「祖國」的想像

眷村的第一代，背負著戰敗的傷痕與鄉愁；他們的「中國」，是地圖上的秋海棠，是記憶中的黃河長江。然而，他們的子孫輩，卻在兩種強大的敘事拉扯中成長。

一方，我們目睹「左派」或「融合派」的興起。他們的目光越過歷史恩怨的鴻溝，被對岸「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大敘事所吸引。對他們而言，中國共產黨已從教科書上的「匪」轉變為一個讓中國富強、並有能力主導統一進程的現實政治力量。他們選擇擱置內戰記憶，擁抱一個強盛、且聲稱擁有歷史正統的「現實中國」。他們的認同，從「反共」悄然滑向「認同執政中國之黨」，其終極想像，是台灣在民族復興的浪潮中找到歸屬與榮光。

另一方，「右派」或「傳統藍營」則緊抱另一種正統。他們的「中國」是憲法上的「中華民國」，是父輩誓死捍衛的國號與法統。他們或許樂見大陸經濟開放，卻對其政治體制抱有根深蒂固的警惕與不信任。國共內戰的歷史傷痕，並非可輕易拋棄的包袱，而是定義自身是誰的核心記憶。對他們來說，統一不能是簡單的「被接收」，而必須是一場基於對等、尊嚴，並能保障台灣既有民主生活方式的「政治結合」。他們要的，是一個能容納其歷史敘事與制度認同的「中國」。

二、分裂的核心：信任、歷史與制度的三角難題

這條分歧的鴻溝，具體體現在三個靈魂拷問上：

1. 信任誰？融合派將信任票投給北京當局的實力與意志；傳統派則始終質疑，缺乏民主制衡的強大力量，能否在統一後保障台灣的權益。
2. 如何面對歷史？是實用主義地「向前看」，將國共恩怨視為歷史翻頁？還是堅持「記憶即正義」，要求正視「中華民國」的歷史存在與貢獻？這關乎身份認同的根源。
3. 想要怎樣的未來？融合派對「一國兩制」的台灣方案或未來的制度融合，抱持相對開放甚至樂觀的態度。傳統派則視「兩制」為絕不可退讓的底線，且必須是具實質意義、有充分保障的高度自治，其本質是追求一種 「聯合」或「邦聯」式的統一。

這三重分歧，源自眷村社群三重身份的內在拉扯：作為「中國人」的文化血脈、作為「中華民國軍民」的政治記憶，以及作為「台灣住民」的生活現實。中國的急速崛起，如同一面放大鏡，將這三者的矛盾照得清晰無比，迫使每個人做出更清晰的站隊。

三、沉默的多數：務實主義的生存哲學

在這場意識形態的拉鋸之外，還存在著一個龐大而安靜的群體——務實派或生活派。他們對複雜的歷史爭辯與政治藍圖興趣有限，其核心關切是「安定」與「生計」。他們的口頭禪是「不要打仗就好」、「誰能讓我們過好日子就好」。這群人政治聲量小，卻是任何統一方案最終能否獲得民心的關鍵溫度計。他們的支持，不會基於主義，而將基於安全預期的明確性與經濟紅利的可獲得性。

結語：從鐵板一塊到路線競爭的啟示

眷村的分化，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終結：那個依靠單一反共口號與鄉愁來凝聚「中國認同」的時代已經過去。當「統一」從一個遙遠的口號，變成一個必須思考具體路徑的現實議題時，所有的想像與恐懼都將浮上檯面。

這場「統內之爭」的深刻啟示在於：未來兩岸的統合對話（如果發生），其最大挑戰可能並非來自台獨論述，而是來自於那些「認同中國，但對中國的定義與想像截然不同」的群體之間。北京當局若只將眷村視為「統派」而一概論之，將嚴重誤判台灣社會的複雜性。如何理解並回應這些不同的「中國想像」，如何構建一個能包容不同歷史記憶與制度偏好的統一框架，恐怕是比應對台獨更為艱鉅、卻也更根本的課題。

眷村的紅磚牆內，正上演著一場關於國家、認同與未來的微型辯論。這場辯論的聲音，值得海峽兩岸所有關心命運共同體未來的人，側耳細聽。這不僅是過去的迴響，更是未來的先聲。

今年台北國際書展中，三個與外省人高度相關的展場——全國眷村、民國文化、徐宗懋圖文館——意外構成了一場無聲的審判。它審判的不是哪一段歷史，而是台灣主流政治，如何在二十年間，同時背叛了歷史與人。

其中最刺眼的對比是：
真正蔣介石色彩最淡的，不是高喊去蔣化的展場，而是「全國眷村」。
這不是巧合，而是一記狠狠打在台灣政治臉上的耳光。

一、民進黨的去蔣化，從未想理解外省人

必須說清楚一件事：
民進黨主導下的「去蔣化工程」，從來不是為了歷史誠實，而是為了政治動員。
拆銅像、改校名、清標語，看似清算威權，實際操作卻是：
把威權簡化為一個人，
把歷史責任外包給一個族群，
把外省人整體壓縮為「黨國同路人」。

於是，在這套敘事裡：
外省人不再是被動員、被遷徙、被安置的人，
而是天生站在加害者位置的集體名詞。
這不是轉型正義，這是敘事不義。

而「全國眷村」之所以顯得如此刺眼，正因為它拒絕配合這套話術——
它呈現的，是一群沒有選擇權的人，如何被國家拖進歷史，又被歷史晾在原地。

二、反共藍的民國情懷，同樣不敢面對眷村

但問題不只在民進黨。
國民黨與反共藍長期以來，也同樣在逃避眷村的真實樣貌。他們需要一個「乾淨、正統、英勇」的外省人形象，於是：
外省人被塑造成反共鐵軍，
眷村被浪漫化為忠貞共同體，
所有裂痕、貧困、底層與怨懟，被集體抹平。

在這套敘事裡，蔣介石必須永遠站在中央，因為：
一旦蔣介石退場，
反共藍就必須承認——
他們捍衛的不是民國，而是一段無法收尾的歷史。
這也是為什麼，反共藍最怕的，不是去蔣，而是把眷村講清楚。

三、民國文化與徐宗懋，只是誠實暴露了藍綠的共同困境

「民國文化」展與「徐宗懋圖文館」，至少是誠實的。
它們坦白承認：
一旦敘事焦點放在制度、正統、戰爭與決斷，蔣介石就不可能缺席。
問題不在它們「蔣味重」，而在於——
藍綠二十年來，只允許上述的兩種敘事存在。
結果是：
藍營用蔣介石綁住外省人，
綠營用蔣介石清算外省人，
外省人本身，始終沒有說話的位置。

四、「全國眷村」真正動搖的，是整個藍綠結構

所以，「全國眷村」最讓人不安的地方，不是它淡化蔣介石，而是它讓蔣介石變得不重要。
它直接拆穿了一個藍綠都不願承認的事實：
外省人之所以成為問題，
正是因為他們被藍綠同時過度政治化。
當外省人被還原為：
一個父親
一個母親
一個在違建眷舍長大的孩子。
藍的神話、綠的控訴，會同時失效。

五、結語：台灣的歷史病，不是威權，而是不肯讓蔣下台

台灣真正未完成的，不只是轉型正義，而是敘事正義。
只要歷史仍然只能服務政黨：
民進黨就需要一個永遠的威權象徵
國民黨就需要一個永遠的反共領袖
那麼外省人，永遠只能是工具。

今年書展最諷刺、也最誠實的一幕是——
真正讓蔣介石退場的，不是政治清算，而是生活史。
而這恰恰證明了一件事：
當歷史終於回到人身上，
藍綠長期操弄的那套敘事，
就再也站不住腳。

這不是去蔣化的完成，
這是政治對歷史的失效。
——而台灣，至今仍在逃避這一刻的到來。

眷村到底是什麼？
沒待過的人，不會懂。

我進了初中之後，課業繁重，每天都要應付考試，讀不完的書，父親有先見之明，大約小學五六年級時，把分配給我家的廚房，利用後面還有些空地，往外推出去，加蓋起來，今日叫違建，當年叫生存。

廚房變大了，多出來的空間，就擺我的書桌，加上一個檯燈。廚房的柱子當然是木頭，夜裡溫習功課，無聊之際，聽到柱子有蛀蟲啃咬木頭的聲音，我拿起湯匙，用手摸著柱子，蛀蟲咬過的地方，就會鬆鬆軟軟，挖下去，挖出了許多粉塵一般的木屑，挖呀挖呀，終於看到那隻白色的蛀蟲，摳出來，輾死，柱子上就出現了一道不規則的溝，從此晚上不再有蛀蟲聲。

什麼叫浴室，沒有這種設施，就是把廚房旁邊再隔一個空間出來，放個水缸儲水，有年過年，還有隻大老鼠掉進水缸淹死，結果整缸水都要倒掉清洗。

這個隔出來的空間，父親花了些錢舖了磚，放個澡盆，不是浴缸，裝不起浴缸，洗澡就是電爐燒熱水，再把熱水倒進澡盆裏面洗澡。房子外面本來就有陰溝，用管子接出去，汙水流到陰溝，那個年代沒有家庭汙水處理的觀念，是窮，是資源不足，不是大家不愛惜環境。

現在政府很浪費，小學就要裝冷氣，阿兵哥寢室也要裝冷氣。從小到大，家裡都沒有冷氣，搬到中和也沒有，媽媽怕我太熱，不能專心念書，高三時，想裝冷氣，我第一個反對，沒必要為了考大學花那麼多錢裝冷氣，我去圖書館吹就可以了，待在家裡又沒有女生可以看，對吧。我當兵時，家裡才裝了冷氣，那已經是1989年了。

眷村其實是一群吃不太飽，也不太會餓死的一群人，靠著孤臣孽子的心情，想著有一天能夠離開這裡，能夠立足於社會，不被人輕視。

早期眷村的孩子多能吃苦，我那個村子有留美，有醫生，兩個少將，我念到碩士，也算是有個交代了。念及人初中部時，有同學笑眷村是貧民窟，這同學是國民黨權貴之後，姑隱其名，我沒有跟他起爭執，只是笑笑。這同學與許多國民黨權貴之後一樣，沒本事考上北聯，連吊車尾的復興高中也考不上，更不用說大學了，但他很快就移民到美國去了。

眷村其實早已經不存在了，在我父親那一代凋零之後，眷村就已經沒有了，不是房子沒有了，是心沒有了，是情沒有了，是人沒有了，是國沒有了。

現在人談眷村文化，其實只是拿來賺錢的噱頭。

看到那些標榜眷村文化的商業活動，非常的虛假，我就噁心，真正的眷村哪來的磚牆與紅門，軍眷沒有多餘的錢蓋磚牆，這些都是外行人虛構出來，拿著後來改修過的假眷村當成商業噱頭。

早年飛駝、貿商、台貿，各家各戶前面，哪有磚牆，就是個小空地，各家各戶種點花草區隔，或者就是像我家這樣用籬笆，飛駝二村甚至是在一片沼澤當中，村外有圍牆，把水圍住，就是這樣惡劣的環境，卻產生了許多經世濟民的人才。

這是我襁褓之際的照片，畫面右邊是我家，正後方是李媽媽家，李媽媽抱著我，這個村子第一個誕生的男孩，左邊是一位網路名人的媽媽老家，當時尚無北新路，北新路拓寬時，把最左邊的房子給拆了。

你有看到這裡有磚牆嗎？有紅門嗎？都是竹籬笆，因為磚很貴的，竹籬笆便宜，颱風來了，有時候會吹倒，就要重新拉起來，有時甚至要重做一個新的籬笆。

過去大家說竹籬笆外的春天，竹籬笆才是眷村的真實，磚牆就是假。

我們的眷舍，甚至不是磚造，是竹片外面抹著灰泥，你去紀州庵參觀時，他們展示過去老房子就是這樣蓋的，竹片編成網狀，外面抹上灰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