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無條件投降後，朱昭陽（東京帝大經濟系畢）等留日學生在等待船期返臺時，組織了「新生台灣建設研究會」。大家聚會討論的重點是回到臺灣之後要如何協助故鄉建設。他們認為在日本人的殖民地教育政策統治下，並不重視臺灣人的受教權，因此設立大學為首要工作，然後才能建設一個全新的臺灣。

所以朱昭陽與宋進英、賴永祥、朱華陽、郭德焜等人在返臺後即開始籌備設立私立大學。透過礦業大王劉明的熱心協助募款，劉朱二人跑遍臺灣各地，拜訪了霧峰的林獻堂、瑞芳的李建興、基隆的顏欽賢……永豐餘集團創辦人之一的何義（1903～1956）率先捐獻30萬現金，做為學校開辦的基金。依照國民政府規定，大學或獨立學院之設立，必須經過教育部的核准。但因教育部位於首都南京，以當時的交通狀況，要去南京申請再開學，有實際上的困難，經熟悉中國政情的游彌堅建議，朱昭陽決定先設立學校，招生開辦後，再補辦學校設立程序。

延平學院設立之初，設有本科（大學部）與補習科兩種學制，那是因為舊日本中學學制只有5年，但中華民國已改成與美國相同的6年學制，因此讀完日制中學者，須先進入補習科讀1年；讀了4年者、或是從4年制女子中學畢業者，則須進入補習科讀2年，之後才可以進入本科就讀。原本預計招收本科生100名，補習科300名，但因反應熱烈，有2,000餘人前來報考，最後錄取學生1,010名，包括女生30名，共分11班，本科4班400餘人，補習甲班4班410餘人，補習乙班2班160餘人，年紀最小的18歲，最大的42歲，其中又以27～30歲者居多，全院80％的學生日間都有職業。

延平學院在1946年10月10日晚上，商借開南商工的操場舉行開校典禮。劉昭陽擔任院長、宋進英任教務主任、張冬芳任總務主任。上課時間分成早班和晚班，每節課90分鐘，早班由下午4點30分上到8點，晚班由下午6點30分上到9點40分。每堂課中間均有休息時間，但分成－－早班課，休息時間半小時（包含晚餐時間）、晚班課的中間只休息10分鐘。由於當時大多數臺灣人並不會國語（北京話），因此延平學院通常是以閩南語或日語來授課。

不幸的是，延平學院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後，被警備司令部下令「封閉」。直到1948年（民國三十七年）9月才以「延平高中補習學校」名義復校，並借用西門國小校舍上課。1953年（民國四十二年）在現今建國南路校地上建校。1959年（民國四十八年）改制中學奉准立案，稱為臺北市私立延平高級中學（為一所男女合校的完全中學）至今。

參考資料

（Ⅰ）許雪姬：《二二八事件六十週年紀念論文集》（臺北市政府文化局），p227～242。

（Ⅱ）中文《維基百科》之【臺北市私立延平高級中學】。

偶然看到網路上有不少誣稱日殖初期反日的簡大獅為「土匪」的說法，其證據何在？其史實為何？

簡大獅事件發生在日殖初期，距今已有一百二十多年了；簡氏是我島當年各地抗日運動的領導人之一，據稱最早他是關渡地區參與北台灣1896年元旦聯合行動的起事者；該一意圖攻取台北城的聯合行動，以最有軍事經驗的楊梅胡鴻猷為頭領，雖有民心的支持，但是，各地連絡不便，實難充分配合，更因宜蘭林李成之提前發難而未能成功；但各領導人得以退入山中。

從此，簡大獅就成為義軍之一員，時常出沒於北台灣的抗日消息中。

史實中，日本警方稱「經兩次大討伐雖簡大獅逃脫，但其股肱一黨被誅戮逮捕者不少……其後，簡大獅隱現於各處之傳說喧囂一時。但被巧妙逃出包圍線。」[1]，因而曾偷渡到對岸的廈門；傳聞他在福建還繼續計畫著讓日人不安的反日運動；而要直到1900年3月29日，他被台灣總督府由大陸引渡返來，被絞死於台北監獄中，該事件才正式結束。

但是，該事件雖然結束，其影響在我們島內外，才在這起引渡的悲慘事件後，因為許多仁人志士，在精神上深受其衝擊而充分展開。據稱當年有一位江蘇的進士，留下這樣的詩句──「痛絕英雄瀝血時，海潮山湧泣蛟螭，他年國史傳忠義，莫忘臺灣簡大獅。」──如果我們還記得當年割讓台灣，曾經在北京引起全中國十八省千餘舉人的公車上書，不僅帶起了維新保皇的強國會，也激發了革命的興中會的成立，應該不難想像，當年簡大獅事件衝擊大陸的意義！甚至，我們要想像當年革命黨人孫文、黃興與林覺民等人的廣州黃花崗之役，何以天公爺要陰錯陽差地安排在三月二十九日那天的意義。。。

下面，就讓我們來考察當年這個重大的時代事件──

起事的原因為何？──這是一個很基本的問題，但是很少研究者深入探究，只是抄寫當局者的三言兩語就想交差，那樣怎可能理解整個事件？──只是跟著日方提出的資料，怎可能得到當年的史實？

且看，1900年，日人給予的罪名‧與其身世行誼，其中稱──

「宜蘭城內北門街人，後移居頭圍堡，其父原貧窮小農，僅為人傭作，不過餬口而已。大獅生而剽悍有膂力，進入陳輝煌的營中，為其一兵卒。屢次藉其勢，屈辱良民，為人所畏憚。明治28 年（1895）5月本島割讓之際，物情洶然，巡撫為一部分暴民所迫，私稱台灣大統領，招募四方亡命之徒，他也屬於林火旺的部下，成為一頭目。我大軍登陸三貂角之後，率領五、六十名之暴徒極力抗敵，忽遭官兵擊攘，倉皇之間僅以身脫，遁逃至石碇街、八連港地方，一時落魄挑石炭營生。」〈據日本陸軍幕僚所做的《台灣匪魁略歷．簡大獅條》〉：

日本官方的那些描述，都是真實的嗎？我們的研究是否首先應該查究其真相？

根據簡大獅自供，他的起義反日僅是由於──

『倭淫虐妻妹，皆死焉。予之戰，不敵，故至此。 我反倭，非反大清也。今為中國官吏所殺，亦復無恨。若以我予倭，則死不瞑目。』

我們極力客觀的思考，茲事體大，本不知真假，自不能輕予信任──不能是誰說了算，簡大獅說，兒玉、後藤說，都要講道理。。。

我們研究此問題，應該如何判斷問題之真相？我們深入考察，可以看到這樣的史實，應該可以幫助我們的判斷──

其一、時代背景──

一、1895年前後，民間宜蘭的回顧

「日軍自從入城那天開始，日夜間四城門都有日本兵站崗，盤問進出人等，眾百姓看到日本崗兵時，都要鞠躬行禮，日本兵昂然而立，稍有不順，便遭日本兵毒打，使百姓產生很大的怨恨和厭惡感。緣於日本人本身對待日本人，都是上級管下級，……，動則不是打，便是踢，而以這種管訓方式對待本島人，本島人是受不了的，其次是日本人『有禮無體』，男人一回家便穿著像丁字布的褲子，赤身露體，群集井邊、河邊，毫無遮蓋的就在那兒洗澡，女人隨地依著樹下、牆角，就脫褲小便，……，於是百姓大為反感，其次所有清季列入祀典的大廟均為日本人占住，列為禁地，台灣人不可隨便進出，使得百姓更是厭惡；再則一有人告誰是匪徒或誰與匪徒有關連，必定會受到搜家查問，不堪其煩，恐懼得很。」^[2]

其中雖然沒有提到日軍侵犯我島婦女；但是，能讓我們看到社會動盪的概況。

二、1897年前後的官方報告

我們也能看到當年官方的報告，那是乃木總督屬下的法務部長高野曾有報告給松方內閣，應可參考──

「本年一月討伐臺北、宜蘭附近土匪之際，未能精密甄別良民、土匪，殺戮幾千民人，燒毀多數民屋及財產，……日本軍人通情民家婦女，癡情之極，竟帶領兵卒火燒民家，欲殺害其婦之夫及其家人，或殺害數位婦人。軍夫等下等日本人胡亂翻弄戰勝者之威勢，沒有來由地凌虐支那人，理不順則毆打之，或掠奪財物、家畜，或姦淫婦女種種非行多矣」[3]。

就所知，日軍過去當其攻下一地後，有數日沒有軍紀的狂歡期的情況，因而，在二戰末期，日本戰敗，蘇軍接收我東北時，日人乃有警告日本婦女一律斷髮男裝以避憾事的往事。

三、攘逐殺戮政策〈台灣住民放逐論〉的全貌

這是根據當年史料，明白日軍有攘逐殺戮我台人，以驅逐我台人為目的 ，所謂的──

「因為未明示確定的方針，除了全體文官的1/10、2/10外，武官全員一致，皆謬信政府的方針在於排除土民〈當地居民〉，……」^[4]

「其實總督府…所主張的日本人中心主義傾向，甚至總督府也不無暗中希望台灣人在國籍選擇期間內大量退出台灣，以利日本人移入」^[5]

因而，乃木總督在1897年初，還曾坦白承認─台灣由於戰勝之結果而行接收，以兵馬臨之，砲煙彈雨方收，內地人接踵而來，其多數倚藉戰勝餘威虐待在地人民；物品之買賣，以至借貸，往往背理枉法，利己損人，毫不為意；至文武各官，亦聞有以職務上之威力臨之；一旦有不從命者，或稍有涉嫌犯罪者，即行縛捕拘禁，甚至加以鞭笞者；於是雖告以非法，訴其無辜，而終不能免者，相率啣之；弱者徒自畏懼，強者遂至反抗。……」[6]

其二、簡大獅反日的理由

如所述，乃木總督直言，「強者遂至反抗」，簡大獅確實顯然為強者，乃有反抗的自衛行為，這如何能夠成為其罪狀？而上述家族婦女受辱而死之事，若非史實，以我中華文化言，家族通常不會訴諸不相干的外人，而在當時的惡政下，是否簡大獅蒙受如此的恥辱，確實極有可能？殖民者惡政已如上述，是否實在應該沒有必要特別以虛報自身的妻女受害，來更加醜化？！因而，他所描述的「倭淫虐妻妹，皆死焉」，應該是真實的悲慘遭遇。

史實的1900年，我們看到民間代表很「體貼」官方的真實描述──

「目前臺灣人民的納稅負擔比舊政府時代苛重，此乃下等人民一般之評論，但亦為不識國家政治大體之言，舊政府時代負擔無疑為輕，經費亦六、七萬即足，而在新政府則需二千萬以上，然舊政府時，收稅與兵備以外，一無為人民所設施者，因之無須多額經費之理由。反之，我政府於揚文會一事，尚耗钜額之費……此次參觀中，更覺下民之無知，念及參加此次本會之各地紳士自應不憚斡旋之勞，解此愚民之惑而不言負擔之重，以盡納稅之義務。」

其次，簡大獅死後，雖有控訴其威壓鄉里，直類土匪者，但那是真實的嗎？今日所見資料，控訴者1930年才出生，稱其曾受高等科教育，但如何知其說詞不假？如何可知其所言不是挾怨誣告之詞？

另外，著名的網路資料維基百科，引用我島當年著名文化人林茂生博士在1939年的學術論文之觀點，曾以當年的芝山巖事件為例，指當年總督府討伐土匪「使禍害民間的強盜土匪消失」；我們一樣要問，林博士當年的觀點是正確的嗎？就像當年他1920年在天長節發表的那篇著名的「國民精神涵養論」，就是相當錯誤的觀點，否則怎會引起吳三連先生在我島知識青年的喉舌「台灣青年」上受到強烈的批判？

此外，還有引用當年號稱簡氏下屬所做「士林土匪歌」，毫無質疑地稱該歌顯示了簡的「土匪性格」，意指上述日本陸軍那所謂的「大獅生而剽悍有膂力，進入陳輝煌的營中，為其一兵卒。屢次藉其勢，屈辱良民，為人所畏憚。明治28 年（1895）5月本島割讓之際，物情洶然，巡撫為一部分暴民所迫，私稱台灣大統領，招募四方亡命之徒，他也屬於林火旺的部下，成為一頭目。」，乃是它們宣傳簡氏一貫惡性重大的理由；然而，上述軍方資料的史實如何？

陳輝煌是何許人也，當年在他麾下的將士，可能是那樣「屢次藉勢屈辱良民，為人畏憚」的人們嗎？就所知，陳輝煌是我島日殖時期的名律師陳逸松先生的祖父，卒於1894年，是當地大地主，除了熱心當地的漢番協調，主張「以番撫番」，頗受原漢雙方的尊重；在清末其人雖曾受人誣害，官方緝拿三年不得，但抗法之役，因其出而助防得力之軍功獲升至二品協鎮的地位，甲午戰前去世；其子都是文人，雖曾跟風捐錢買官，但有錢無膽，都未曾赴任；至孫輩，除了前述陳律師長期以來有服務社會的口碑外，另有陳進東醫師，日殖時期曾因得罪日警，被調派從軍南洋；所幸，戰後不僅得能全活，且獲民選為宜蘭縣長。

如果陳輝煌後人的作為是一種家風的話，陳的麾下將士怕很少會是日人所醜化，「屢次藉勢屈辱良民，為人畏憚」的人物吧？

面對甲午之戰，主帥已逝，麾下壯士義憤填膺，在同胞慘痛呻吟之下，自動起義兵，有違背英雄豪傑的天性嗎？我們自身的同胞就務必誣之為「土匪」才爽快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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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台灣抗日運動史，三，頁568~569〉

[2]「乙未日本兵入蘭始末追憶」  黃益成口述，陳長城筆記， 台灣文獻，第四十五卷第一期 ，頁115~120。該口述者，乙未日軍入宜蘭時，已十七歲，此為其回憶文字。

[3] 轉引自「明治國家體制與台灣──六三法之政治的展開」，吳密察著，台大歷史學報，37期，頁89。

[4] 1896年，松芳內閣時「台灣之實況」中對於我島現況的描述；引自「『日本人』的界限」，小熊英二著，黃耀進、鄭天恩譯，聯經，頁66。

[5] 「台灣近代史研究」，吳密察著，稻鄉，頁122。

其一、由小林總督而長谷川到安藤結束的三階段

其二、是教育或宣傳？或是驅策？

其三、認同的掙扎或日本神靈附體──五位知識青年的特殊故事

其四、某種現實社會教育「感化」的一般故事

沉痛的回顧與展望──非關獨與統的一個大歷史的基礎觀點

研究問題，會看到很多資料，例如，在研究1907年的北埔事件時，會讀到擔任新竹縣文化局縣史館籌辦處主任的作家林柏燕在2008年開會時強調「北埔事件發生的原因，有『強姦女性』這句話，我想沒有這個事情，日本軍隊對這一方面非常嚴格，日本的部隊強姦女性的話，我在文獻上沒有看到……所以我建議把它刪掉。」 ；然而，我們卻在史料上看到如此的描述──

「在滿州的日本人接受日軍投降的事實後，便趕緊加強「鄰組活動」……商討對策時，日本人都說，通常戰爭時的軍隊進城後有三或四日的自由，隨便他們姦殺擄掠，要女人家小心。我們婦人都認為怎會有這麼亂來的事，他們自己就招認說以前他們當兵時就是這樣。」

那麼對於該事件到底應該如何描述？1936年出生，師大國文系畢業的作家主任，竟然對於日軍素行，有如此的信任！？

他曾理解日本文化麼？在日本著名的、每個日本人一生應朝拜一次的伊勢神宮近旁，當年有很多妓院，據稱其中大型者，竟可以容納千人以上 ，因而據稱乃有「未到伊勢參拜者枉為男子漢」之說；還有其民俗中有「夜這（日語：夜這い／よばい yobai）」一詞，指直到近代，某些地方日本男子還有夜探女宅過夜尋歡的習俗 ；日本的傳統與中國差異頗大，過去有兩國「同文同種」之說是太簡化了；大家應聽聽我先民稱為「有禮無體」之批判。

此外，也看到在我島日殖下的師範教育中，竟然容許我台籍師範生欺負通常較低智的日籍師範生；因而，我台籍生的回憶錄中乃有「當時台北第二師範台灣人和日本人同校，……在整個社會型態而言，是不怎麼平等的，尤其是日本人和台灣人的待遇有顯著的落差……在學校裡卻很自由，……不但台灣人不會被看不起，反而是日本學生經常被欺負，詹紹華就是經常修理日本同學的一員。……或者可說是那麼一點民族大義吧，因此稍有『不爽』就把日本同學抓來修理一頓。」 的回憶。

另方面，則在普通學校中還有這樣偽善自大的惡質教育──

「……校長經常利用聚會的時間，告訴我們時局、戰局發展，並強調皇軍的戰果，……『……想想……能當一名皇軍，……那是多麼了不起的榮耀。…做一個堂堂的日本男兒，爭取早日實施志願兵制度。那時候，你們就可以到支那大陸去發展，做一個落伍的支那人的指導者，使日支親善，共同建設富強的東亞。……』」

是在如此皇民化政策下，確實有少數我台青年受到了衊視中國與衊視女性的日本文化與教育的毒害；因而，我們至今仍能讀到一些台灣軍屬在海南島輪暴大陸婦女的記錄：

「在海南島，日本人是一等國民，台灣人是二等國民，朝鮮人是三等國民，中國人是被抓來作奴工當奴隸。當時築了一條五十四公里運輸鐵礦的鐵路，光是因為這項工程病死的中國人，可以排成這條鐵路的三分之二長，很可憐……有些台灣人在海南島很不規矩，我常看到台灣人在光天化日下強暴海南島的女人，而且是幾個人輪姦，實在很不應該，畜生也不應該這樣……當時海南島人很氣台灣人，少數台灣人亂來欺負海南島女人，當然會氣台灣人。」

原來是那悲慘的殖民教育的「低智」「同化」，造成了大戰後，廣東當地民眾對於等待返台的海南台籍日本兵的報復，也導致了後來二二八事件中，有自海南島歸來的台籍日本兵，被指為當時主要的倡亂者。

以上，是個人上述對於日殖時期教育史的研究過程中，意外的深沉哀痛的發現。

其次，很湊巧的，本文整理之際，正當美國非裔黑人國防部長奧斯丁住院事件爆發；據稱因美國總統拜登與副國防部長都不知情，因而引起了各方的責難。

確實頗為荒唐，國防部長者，顧名思義，所有關於國家安全的事務，都應該由該部部長總其成，然後做出判斷，提供總統定案，然後全球美國八百多個軍事基地都將配合執行。

當前，歐洲的烏俄戰爭還被美國掛在那裡，以色列與哈瑪斯的戰火也要等待美國表態，不知何時能夠結束；還有南也門的胡賽反抗軍繼續威脅著當地西方國家的重要海運航線，這些都是當前美國所謂「國家安全」上的要務，都是美國國防部部長應該掌控，隨時對最新的形勢做出最佳的判斷；才能維持美國的國家利益。

此時此刻，正常體制下，哪裡可能允許居於國家安全樞紐地位的國防部長如此出缺？

敏感的評論家可能會把這次的問題視其為當代的霸權帝國已在體制上出現問題的時刻，因而令其擁護者感到悲觀，或者令其反對者竟產生狂喜；但是對於殖民教育的研究者的我們來說，卻可能有完全不同的意義；那是在長期的低智與從順教育之下，非裔黑人中怕很難培養出真正的磐磐大才──甚至，是否就像我們島上當年的殖民教育一樣？

因而，當前奧斯丁先生的身分與職位固然重要，但是他並非真實地不可或缺的要角，因而，他是否住院或者出院，應該沒有什麼重要性，他主要的社會腳色只是形塑大美國的族群政治的平衡與尊重的一尊望之儼然如鐵塔的道具吧。

那是前述自十九世紀初年以來，西方殖民主義延續了宗教改革以前，教皇將新約聖經訂為禁書表的第一名，以免民間反對奴隸制度的先例，詳細審訂，大行其低智與從順教育，透過將原典舊約聖經大約九成完全不見蹤影、新約也被砍到只剩一半的「潔本聖經」所營造的奴隸意識形態，而達到的偉大成果──那後起的日本殖民帝國所欲追平而超越的標竿啊。如今，是否我們在奧斯丁先生的事件中看見了我島殖民教育潛行的露頭？由於我們的戰後社會未經重要的去殖民工作。

由上述的種種，讓我想到，兩岸發展的比較，是否可以由這低智與從順教育來做比較？儘管當年孫中山痛稱中國處於「次殖民地」的悲慘位置，西方列強紛紛劃定勢力範圍，吸食我國人膏血，卻沒有哪個國家成為中國的宗主國能為中國的前途做主。

但是彼岸的中國，雖是發展落後，長期沒有宗主國，卻是自主的中國，引進兒童本位教育的中國，追求先進教育的中國；絕對不會禁止深入討論、以低智且從順的他律教育，做自我束縛的中國！──無論是探究資本主義抑或是社會主義的理想，都懂得「摸著石頭過河」！

是否因此，故彼岸改革開放之後的發展，才能夠高昂進取？不像此岸的發展落入長期低智育的小確幸的幸福感裡──國府在台幾十年，雖然可稱相當地勵精圖治，但是既沒有充分地去殖民化，也沒有深刻探究日殖時期我島教育史實之究竟，因而，從未正視低智與從順教育的影響，只是自得於「從順」之可以被利用，不知低智與從順，可能正是當前我島悲劇的真實根苗啊。

是否因此關於個人長期以來對於「台灣社會政經發展的基礎問題」的關切，如果日殖時期之所為可以稱為某種基礎的話，它也只是很消極的、絕對不利於其長期發展的基礎，因而，如果所謂基礎，應該有長遠永續性的話；該問題是否也就無形中獲得了某種解消？

最最後，是否可以由戰略上思考，我島當年的低智教育，可能是對岸應該感謝的大問題；因為西方對於中國發展的主要參考座標就是台灣的發展；他們以為對岸中國的發展必然將如我島的發展一樣，沒有主體性的受其擺佈；因而，過去才疏忽了對於中國發展的遏制。

他們的學術研究，作為其大戰略的重要側翼，沒有盡到真正學術研究的責任。他們以為孫中山所說的「次殖民地」真的在各方面都比「殖民地」更為落後；沒有注意到在我們島上的低智教育與他律的從順德育之接近閹割性的影響，是在次殖民地所沒有的、是最殘酷、可能影響於社會發展最深遠的宰制。

如果，中國因此而獲得了偉大的發展機會，是否對岸中國應該感謝長期以來，此岸我島所扮演的「低智、從順與他律」的痛苦「欺敵」的腳色，以及日後合理回報自甲午戰爭以來我島竟被清廷割讓為日本殖民地悲慘處境的所有虧欠？

《日殖時期台灣教育簡史》全文完〈感謝閱讀，歡迎批評指教〉

其一、由小林總督而長谷川到安藤結束的三階段

其二、是教育或宣傳？或是驅策？

其三、認同的掙扎或日本神靈附體──五位知識青年的特殊故事

儘管我島上大多數先民都在威權之下，被操控了，但是終究人是理性的動物，尤其是生命處於熱烈時期的年輕人，即使是在低智教育與從順至上的大環境中，通常理性也仍然會表現出熱烈的自主性，不容易受到牢籠或羈絆。在本期中，我們找到了五個值得考察的例子，即著名的流亡者史明、葉盛吉與余仁德，以及藝術人劉吶鷗與周金波等五位，四部分來呈現，他們在那個時代的掙扎、奮鬥與流離。

一〉北一中時代的史明

自詡為革命人物的史明，台北士林人；1918出生；其父林濟川，是日殖時期國語學校初期的優等生；畢業後曾擔任板橋林家的管家。其母舅姓施，他曾過繼入母舅名下，故有施姓；母舅在師範學校學音樂七年，自幼教他很多日本童謠；故他日文佳，能與日籍學生交往。

他自幼在家中很受疼愛；很少在外與小孩廝混，去公學校每天很興奮，但僅讀一年，就轉入日人就讀的建成小學校，重念一年級；畢業後進入北一中。由於家境優渥，且身材高大，又能與日籍生交往，少有被欺負的經驗。但是其回憶錄中，曾如此自述其心中的疑惑──

「1935年，北一中三年級起，……對於小學校時代視為理所當然的詞句，如『天皇陛下萬歲』、『大君萬歲』等，也開始在腦裡產生問號，至於像『天皇陛下對我們台灣人來說算是什麼？』，之類的問題，……是絕對不可以作為與人討論的對象的。所以我內心裡暗地猜想，也就持續了很長的一段時間，遲遲無法解惑。」

很顯然這就是一個年輕心靈對於當年那個神裔國度認同困擾的一個例子。因為年輕人的理性面對自身難以掌握與確認的重要概念，有進行自我定位的必要，否則容易忐忑不安，尤其面對的又是一個神秘且離奇，被描述為「在日本帝國統治下的台灣，無疑像是一個鬼門關，要是不小心踏入，災殃便馬上臨頭」的事物！他自述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才揣摩學到一位日籍同學的應對態度──

「直到四年級的某一天，我與一位日本人同學〈綽號叫驢馬〉說笑時，忽然地問他：『我們所敬崇的萬世一系的天皇陛下到底是怎樣的人呢？』他卻以戲謔的口吻回答我「啊！那個『天皇仔』的事情嘛！不行不行，不能說出來！」『驢馬』為人輕快明朗，一方面嘲笑的說出內心的話，一方面以手掩口。我聽到這個輕蔑的、令人意外的回答後，不但大為吃驚，也覺得不可思議。從此我才頓然大悟：日本人雖然在表面上崇拜日本天皇為『現人神』，並狂呼天皇陛下萬歲，但他們內心深處也不一定都是清一色地認為天皇是不可侵犯的『神』。……從此，我的腦筋才能較輕鬆，也才能沒有任何顧忌、畏懼的和他們日本人同學一起敷衍、狂呼『天皇陛下萬歲』了。」〈頁163〉

如果早年沒有那樣的一位日籍朋友，他可能因而「災殃臨頭」嗎？

二〉南一中與二高的葉盛吉

葉盛吉，台南新營郡人，1923年生於台北；其母早逝，入養於沒有小孩的叔父家；其家族，祖父時代曾是新營鹽水港的殷實大族，但至其父一代已沒落。其養父雖畢業於師範學校，卻供職於當地製糖會社，在人事課任至課長，他住在糖廠員工宿舍中長大，自幼不乏種種日本民俗與本島的鄉俗的薰陶，但是沒有日本人的同伴，只有幾個親戚的玩伴。這是他個人向日人認同的難處。

同時，葉氏曾回憶其父「其中辛苦，有令人涕下者……他處事為人，小心謹慎，若渡石橋而猶叩地以行者。」〈雙鄉記，頁15。〉；據稱，父親總是告誡他「要知道自己的本份」 ，應該是反映了其父與我先民處境共同之難處。

葉一直是一位好學生，考進日本人唸的台南一中，每班只有三、四個台籍生；他在這裡「以日本學生為主體，是日本社會的一個縮影。於是他不得不在殖民地社會裡尋找自己的定位了」〈頁24〉。他開始面對了自己的難處，如何能夠努力同化；到高等學校時出現了更加明顯的問題。

那就是「我一條男子漢，為何就不能毫無顧忌的幹自己要做的事呢」〈頁24〉；他不知道自身早年所受的教育是低智教育、是被剪掉了翅膀、沒有自信的教育，進入日本體制下的高等學校，則是標榜自由的新階段了。

因而，他與日籍好友間，雖能深談文學問題與人生問題，卻很顯然的有著明白的民族隔閡，那是──「向鈴木透漏了一點我迄今從未向任何人透露過的我的處境。但是，留下的只是充滿空虛的寂寞。民族問題的真相，竟連他也不能相信。」「最近強烈的感到真正的孤獨。大家都不能理解我的心情，這是當然的。他們是不會理解的。」「在溫室中成長起來的人，豈能理解在狂風暴雨中生發的野草之苦呢？」〈頁75。〉的困境。

如果沒有過去低智教育的束縛，他就應該像他的日籍同學們，獲得自由，他應該有類似其他日籍生產生脫離現實政治的選擇──對於日籍生，那更是信仰，不是自由──看看他當年的困擾──

「辯論大會的題目由學生自由選擇……日本學生選擇的題目都是脫離現實政治的題目。諸如佛教、日本文化、科學、讀書……等等……1943年當時，確實是皇國之道大行其是之時，然而辯論會中竟沒有一個人談論「大和魂」、「八紘一宇」、「神道」……」〈頁64。〉

因而葉往後怎能不因理性困惑而不斷追尋啊。

三〉高雄中學、台大法律系的余仁德

余氏的故事，最早出現在著名的英文文法書「新英文法」的作者，柯旗化老先生，也就是社會學者柯志明先生的尊翁在其「台灣監獄島」一書中，描述了他的友人余氏的時代故事，稱「他被群眾推舉站在台上抨擊軍隊和政府」，由其不平的描述中，顯然柯承認余曾經在二二八的動盪期間公開抨擊當局，但認為只是言論批判，因而不應該落得那樣悲劇的下場。

我們很能理解有正義感的柯的感受，並且為余在這場時代悲劇中失去生命深感痛惜；這是人情義理的正常表現。

然而，理性的我們是否也應該試著更理解其真相？因為在這個悲劇中，竟然有這樣的細節──來自當時與余曾經同處一間牢房，同時先後接受同一軍法官審訊的另一位知識青年的回憶──我的天啊……居然是這樣的事──

「他是高雄中學的學生，曾經跟日本人一起念書學習過，所以是充滿日本精神的秀才，背過整本英日字典，瞧不起中國人，被軍事檢察官訊問時很不合作，還罵檢察官，很不禮貌。檢察官問了他20多分鐘，然後檢察官把鉛筆丟在地上。接著換我被叫去了。感到事情重大的我，就很客氣地回答他的問題，態度也很溫和，不到兩分鐘，就誠懇地對我說你可以回家了。……他才20歲，不應該殺他，應該給他一個反省上訴的機會，隔日就槍殺，真是土匪兵，一點都不錯。」

在上述的第一手資料中，我們看到滿滿的所謂「日本精神」，然而，那真是「日本精神」嗎？怕只是當年我島殖民教育下，所灌輸的、使得雖是「秀才」也簡直不太有思考能力、有的更是衊華的「皇民精神」吧，對於腦海中不乏日軍殘暴印象的中國檢察官，是否有了很難「客氣」、「溫和」與「誠懇」的理由？

以上，關於北一中與南一中和高雄中學的故事，當然都是特例，但也都是值得深思的教育現象；五十年殖民教育把我們優秀的島民竟折騰到怎樣的程度啊。

四〉藝術人劉吶鷗與周金波的故事

一》藝術人劉吶鷗「慷慨歌滬市」的故事？

劉吶鷗先後就讀於台南鹽水港公學校、台南長老教會初級中學，後離開臺灣到日本就讀於東京青山學園中學部、高等部，1926年秋插班入讀上海震旦大學[1]。

他是一位在上海發展的台灣小說家及電影製片。曾為某電影公司的製作部次長。在小說、電影和作為電影製片人這些領域都留下不少成就。1940年劉吶鷗曾任汪政權機關報紙《國民新聞》之社長一職，在同年9月3日就於上海遇刺身亡，有稱是因其與日方過從甚密而被國民黨特務懷疑為漢奸並暗殺之。[6]年僅三十五歲。

劉吶鷗是我島的一名語言天才，除了會講日文、英文、法文、拉丁文外，北京話、上海話、廣東話與他家鄉的臺灣話都能應對如流。作為日本統治時代下，他應該是一有「脫亞入歐」實力的台灣人，說他沒有強烈的家國情懷，是一位沉迷在文學、電影、女色與美食的唯美主義者，是時代的局外人，也是一位沒有太多國族認同或者說是超越國族認同的文化人，卻死於「慷慨歌滬市」的煙霧瀰漫中。

二》其子以斧劈師的藝術人周金波

周金波是基隆人，生於1920年；其父為早年台灣文化協會會員楊阿壽，周為其母再嫁前的夫姓；楊為當地牙醫，周家族從事貿易，並有保正地位；地方勢力交遊廣闊。戰後，國民黨來台時，楊取得台灣發出的國民黨黨證第八號；周氏出生後，隔年即隨母赴東京依靠在日留學的楊阿壽；1924年，東京大地震後返台；在周家扶養長大，與周家關係密切；但其在公學校就學時，「因為不太會說台語而飽受欺負。」

1933年，再隨父赴日，入中學、大學，習齒科；有藝文天份，在大學期間學習音樂，又入舞蹈研究所，並參加右翼壯士劇的演劇研究會，可是個有能力編劇與籌備演出的專業人了；其整個人格成長的少年與青年時期都在日本順利渡過。

以上，周氏在日本的成長時期，正是日本軍國主義昂揚，左翼「轉向」 的時代；我們由他在返台的第一年〈1941年〉就發表了他的成名的小說「志願兵」，鼓吹殖民地台灣青年應該為天皇流血犧牲，我們可想見其所受之影響。

我島的獨派文學大老，被標榜為「台灣文學之鬼」的鍾肇政在多年後，曾公開如此論述其疑惑──

「……他是不是到現在還有那個皇民思想呢？我是不太清楚，不過他對於自己過去所做所為並沒有什麼翻悔意思，他認為他那樣做是對的。我猜想戰後他有那樣激烈的反抗活動，這是對於中國或者來自中國的那些貪官污吏還有那些亂七八糟的國軍所產生的反感，那種反感可能使他內心裡面認為，他當年所作所為並不算什麼嚴重的錯誤。」

「有一個很有名的皇民作家周金波，戰後他隱姓埋名了差不多四十年。……戰後二二八的時候，甚至二二八以前，他就是一個反抗國民黨接收人員、反抗國軍的具體活動者，很激烈的一個反抗人物。」

讀了以上的敘述，您是否與我一樣好奇，這位周金波，他最後的社會身份，主要可分為三部份：其一是皇民作家；其二是市參議員、擁有國民黨台灣省黨部發出的第八號黨證的楊阿壽之子周金波；其三是三民主義青年團基隆分會文化部長及基隆地方里長楊金波 。究竟是做了什麼「激烈的反抗活動」？

為何在該書中，我們完全被鍾氏隱瞞了，沒有見到任何描述；為何鍾要隱瞞，但是筆下卻一再地以周氏「對於自己過去所做所為並沒有翻悔的意思」與「認為……並不算什麼嚴重的錯誤」，來表示平素極為同情皇民文學的他，似乎自身主觀上也對周氏的作法難以認同？我只能好奇，這個受到日本右翼壯士劇影響的台灣藝術界的特殊人物。

很恰巧的，或者很不巧的；給我碰到了另一個故事，雖沒有充分解開我的疑問；我聽到的是一則老人臨終告解式的故事──講述者與筆者年齡相近，是外省第二代，那是他父親去世時，說出自己曾經在當年動盪的基隆殺死一人的懺悔故事。

時間是二二八事件之前；講述者的父親是戰後由福建來台開設印刷廠的小知識份子；由於中文印刷生意，自然多與公家機關往來；其中有一軍方文書官是其合作對象。那時島上外省人少，彼此都是年輕知識分子，自然交往漸生友情；彼此常相關切問候。講述者的母親是本省女性；光復後，父母相愛，結婚懷孕。

此時，光復之後，島上的社會秩序也漸亂，如某日，懷孕的其母在戲院看戲，就曾經親見本地人圍毆外省兵的情況；因而，趕快逃回家中，告知其夫。

數日後，與其父交篤的年輕軍官難得地爽約了，且多日無訊息；其父透過關係問訊沒有消息，最後深入追查，才知道其人在前個假期時間，慘死在某私娼館中；且那話兒竟被割掉了──事態嚴重，因而封鎖消息。

由於其友如此被殺，從此家中乃備有槍械；某次街頭動亂中，其父曾經由門縫射殺街上一暴徒；他臨終時，向自身的良知與子女告解，其妻在旁含淚作證。

如此，殘殺年輕軍官的情況，是否就是周金波眼中「不算嚴重的錯誤」，就是鍾大老不肯說出來的情況？我們不知道；但是我們知道，當年的同化論者，他們根據傳統自高自大的神裔說教育，真的如此自以為是地相信──

「在日本是有天皇才有國家，有國家才有國民，因此所謂的民族，並沒有絕對的意義。在一君萬民關係的連結下，即使是外來民族也會很快成為真正的皇國臣民，被稱作是大和民族的一員。」

所以，只要是效忠於天皇，一切錯誤都「不算嚴重的錯誤」。例如，是否因此，其子後來在基隆中學，在班級中，當眾以斧頭砍死教師之事，也「不算嚴重的錯誤」？同時，可惜的是我們島上的低智教育由於不准討論，不鼓勵思考，因而日本極佳的一套深刻務實的出船哲學，無形地被膚淺地排除了───那據稱也是成為強盜的哲學的精華，不能只是勇往直前啊，更要事先未雨綢繆；也就是行動者脫鞋進入屋子時，一定要把鞋尖朝外擺放，就像船隻靠岸碇泊時，一定要把船頭朝外，否則其行動若遭遇埋伏或意外事件，恐應變不及的深刻「實學」。對於戰後的我島悲劇言，或許正是日殖近五十年，其「低智教育」的一個「成功的」深刻側面？

其四、某種現實社會教育「感化」的一般故事

曾經對我先民進行殘酷攘逐殺戮的殖民者，來到帝國以總動員來對中國作戰的時期，難以信任我先民是可以想見的；因為無論如何善忘，以及自許神裔；但是認定被侮辱與損害的被統治者完全成為自身的兄弟，實在是不容易形成的自信；然而，自許神裔的他們確實由於自信乃能相信，只是確實有太多機會，讓官方的他們不能不想起中國間諜的問題。因而，當年的文化人就曾經留下了如此的紀錄──

竟有這樣的「感化」楷模──

「憲兵隊為了處罰出征妻子川路靜子的不貞，迫她以血書來請願從軍，那是必然的。可是他們也不忘記採取她自願方式把一個蕩婦裝扮成愛國美談的主角來煽惑日本民眾的好戰心理。日本的軍部、政府、以及發了財的財閥，所共同推動的這大規模侵略戰爭，必須不斷的製造這樣的騙局，來驅使他們的國民去送死。」

也有這樣的「社會教育」的同化──

「本島人的知識份子常常毫無理由的，就被憲兵隊或警察以中國間諜的罪名逮捕或扣留起來，……用這種方法來恫嚇本島的知識份子，命令他們不得有對中國同情的言行。……」

「被捕的人如果真沒有罪證的話，……，憲兵隊和警察釋放他們時，都附有條件。要被捕的人自願去從軍，去當軍隊中的囑託或通譯，這樣他們才肯罷休。……這……就很明顯的暴露出，為什麼盧溝橋戰爭一發生，會有那麼多的本島人知識分子，在占領地區替日本軍隊當通譯。……劉律師……所以……，自願到天津去當陸軍的囑託，才准許他回家。歐陽明醫師比較富有，被釋後，立刻送了四千元現鈔及糕餅水果等，兩夫妻雙雙來向他道謝。劉公亮律師也把傳家寶……帶來送給……」

「……總督府跟軍部所垂青的人，保釋人犯是有好處的。保釋了有錢人時，謝禮的紅包就滾滾而來，保釋了沒有錢的人時，就收他們為爪牙。有時，保釋不來時，就藉口奔走，而跟這些犯人的妻女接近，伸出他們的魔手。所以，在任何情況下，他們都有益無損。……」

當年那惡質的處境，似乎除了僅受過低智教育，且沒有社會經驗的年輕人外，我們可憐的先民很難有不受到這種「社會教育」所「感化」的──那是所謂的──

「原來日本殖民地的老百姓們，大家為了適應環境，人人都會學會了具有二重人格的個性，也慣於使用兩條舌頭。心中想的事，與口頭說的話是兩樣，對此，大家也滿不在乎。不，若不這樣做的話，他們將無法保全自由與生命。」

所幸的是，誠如我們前述當時受到此社會教育者的人們終究是少數；不幸的，是殖民者後來退去以後，平凡的國府接收者將如何與之彼此溝通與互動？

人類處境從來不完美，各自都有缺失；例如，根據當年東京帝大經濟系畢業的邱永漢先生自述，在1946年回到我島之後，曾經向家中取得資金從事將我島產的糖包走私到日本的生意，只是運氣不好，失敗了；真的那個時代很難說，曾任美國駐我島大使的李潔明的哥哥法蘭克，戰後初年被派在日本，由於看不慣當時美軍的惡質，最後在日本自殺而死 ──那真是展開了怎樣的時代的另一頁悲劇啊。

通常有「慢工出細活」之說，趕工而要面面俱到是困難的。更何況，這實在並非一個理性可以克服的問題；隨著到來的時代竟是個殖民者訴諸於日本神話、天皇絕對主義的時代。

如前述，日本學者曾經對於當時的社會情勢，是由台灣人和內地人的二重構造所構成，欲求其同化，其實是困難重重的；這正是前述我島民風振興運動的重要背景。而在大時局下，過去只是「表面上重視教育」的官方，如今要追求「徹底同化」了；但是文官總督是否能夠承擔如此的使命，1936年血腥的226事件爆發之後，武官總督小林躋造的出線，應該是以此為理由的；前述該年6月17日發生在慶典場合公開掌摑我島名人的「祖國事件」，可說就是在此時勢中，正在安排高度衊視我島民的「強制同化」的威風。

其一、由小林總督而長谷川到安藤結束的三階段

1936年9月，中川總督未能完成使命而離職，小林總督就任之時，島上已發生過「祖國事件」，且事後林獻堂低姿態向總督府辭公職，最後，林依官方建議舉家避居東京；此後，民風振興運動之「徹底同化」的作為自然不及於林氏；不過，據稱小林是在來台時的輪船中，已經以「一致緊張」四字，對訪問的記者表達了他對於我島民的要求。

一、與「二二六事件」有關的小林總督

同時，如前述，我島民無與日人對話的機會，如何可能習得日語；該年，日本政府為其人口過剩而積極獎勵日人移民來台，成立秋津移民村；1938年5月，繼續積極移民來台，在我島各地次第成立日本移民村。

1937年，日本繼續向大陸侵略，平素強調「精神主義」的軍方，對於我島傳統信仰當然如鯁在喉，難以接受；我島「民風振興運動」中乃出現將寺廟合併，改建為神社的「寺廟整理運動」 ；到1937年8月，台灣軍司令部宣布，台灣更進入戰時體制，其立即的變動是開始燈火管制；隔月，設立「國民精神總動員本部」。

1938年元旦，我島發生了「竹南間諜事件」；那是由於幾個公學校學童在除夕的惡作劇 ，竟然引來了官方的「一致緊張」；本年4月，東京內閣發佈了「國家總動員法」，五月，就實施；然後，為了人力不足，強徵台灣青年為軍伕，隨軍出動。然後，宣佈將實施「志願兵制度」，開始對我青年軟硬兼施地鼓吹；另為了支持戰費，還開徵特別稅捐。

1939年，在前述精神總動員基礎上，小林總督發布「皇民化、工業化、南進」三項治台要點；這是「民風振興運動」並不足以實現其「徹底的同化」，乃由1931年以來日軍方自大所習用的「皇軍」一詞轉出「皇民」一詞在我島推行；然後，要我島民如何實踐此一「自大」的身分。

二、於「淞滬會戰」「受教」的長谷川

1940年11月27日，小林總督下台，現役海軍大將長谷川出任總督；何以其能獲得出線？

1940年10月，避居日本的林獻堂返台，軍部對其態度大變，是否可以探究其理由。

由於時局發展日迫，東京當局強調有實行「舉國一致」的新體制的必要；「皇民化運動」就進入了第二階段──1941年4月，我島上成立「皇民奉公會」以繼續強化皇民化運動──這就是東京的「大政翼贊會」，來到台灣的特殊統治情況所呈現的狀態。如何爭取「舉國一致」？如何說服強烈「衊華」的軍方與民間右翼？

原來，長谷川在1937年的淞滬戰役中，曾為日本第三艦隊司令，領教過他們曾長期衊視的「支那空軍」的戰力，卻沒有能夠取得預期中的勝利；唯有他的慘痛經驗可能說服我島軍方與民間右翼，何以「總動員」必須「舉國一致」吧──但是，短期間如何能夠轉變長期以來的「衊華」心態。

該年2月，苗栗的寺廟整理，決定保留孔子廟與媽祖廟。同年，長谷川甚至出現極低姿態地，以自署「小生」的邀請函，來向我島民間領袖林獻堂示好。3月，公布國民學校令，4月1日實施。小、公學校一律改稱國民學校。入學者都是國民。該月，皇民奉公會成立。期許「國民」都能成為「義勇奉公」、為國犧牲的「皇民」；可以想見局勢之發展。
1941年10月，則有官方變更殖民地移民政策，由開拓本島轉向南方移民政策，將獎勵本島人移民南洋──還不是強迫性的政策。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展開，南下作戰，使得我島成為南進基地，更有必要將「外地」轉為「內地」；「清國奴」身分必須轉為「國民」。

至1942年，官方竟對於我島上各地販賣的東西品質低下，待客態度惡劣，進行糾正；9月，更將微笑的海報發送到全島各地，其標題是「你開始笑，對方也會笑」，同時公開徵選所謂「微笑照片」。10月，原本推行國語運動，用所謂的「自主規範」來禁止台語的當局，突然宣布開始國台語雙聲道廣播 ，同時在所有告示牌上開始將日語與原本被禁止的漢語並列 ──這一徵選「微笑照片」和其前任所提出「一致緊張」的對比，可能是長谷川總督與其前後任間最深刻的差別。

當然，這些只是軍國主義的懷柔身段；當時曾親見這些轉變的日人甚至也表示：「總督的想法及意志能如此影響官員，這種官僚體制讓我深感驚訝。這些行政官僚才剛在前任總督任內競相打壓宗教及藝術。」 。

三、因「崑崙關血戰」而「轉進」的安藤

安藤的就任時間，已在戰事相當不利、日軍落入守勢的1944年；他就任之前，擔任台灣軍司令官，他的出線為總督的理由據稱是他經過一番爭取來的；因為戰時的民政應該接受軍方的指揮。他在接任總督前，曾以台灣軍司令官的身分在有台灣人的場合公開表示對於我島民不能完全信任的擔心 。

不過，他與長谷川相同地都有與支那人作戰未能取勝的經驗，應該不是巧合；安藤是在1940年率領日本精銳的鋼軍，為切斷重慶對外的聯絡，猛攻廣西崑崙關，雖經數度易手，但是日軍終是沒能拿下而只能宣布「轉進」。因而，我們可以想像安藤總督與其前任最能怯除侵華以來長期「衊華」的心態，甚至足以說服軍人與右翼分子；爭取我先民之必要性。只是心想事成，應非容易。

戰爭末期，因而，他一面宣布停止了學校中的日台共學制 ；另方面，他下令在我島沿海開展了要塞戰工程，但是在1945年6月17日最後的「始政紀念日」，他允許發動我島傳統民俗活動公開參加當天的慶祝活動。

其二、是教育或宣傳？或是驅策？

當年的時局發展，概要如上，在東京變化的壓力下，我島上過往強調國語至上主義的低智教育，我們先民怎能夠正常到怎樣的程度？有人如此回憶著──

一、關於教育或宣傳

「從第二學年第二學期起，也就是梅田先生入伍〈1934年〉後，學校都沒再派專任導師來帶我們，只是看今天哪位老師沒課，就派哪位老師來代課。……我們這班形同孤兒。……由於學校常調不到老師，就讓我們自習，甚至國語講習所的代用講師都被找來，充當臨時導師。……升到第五、六年級的國民基礎教育完成階段時，校方又派一位普通中學畢業的僱員……來當導師……我們這班參加中等學校升學考試的同學〈共五位〉，全軍覆沒，無一錄取，全都因為算術不及格而遭淘汰。」

或者這正好是個當局對於低智教育充分實現的機會，教師數量日益不足，自然學生的受教權益難以維持──尤其，在戰爭晚期，這包括了當年號稱「國民學校」的所謂「義務教育」中，那些很普遍的情況──

「小學四至五年級，大多數時間都沒有上課，沒有讀到書，不是躲空襲，就是勞動服務，去搬石頭或是種田。學校只有發幾張紙，文具，課本都沒有，物資相當缺乏。師資也相當差，大多數不是師範畢業的，代課教師比較多。……」

另，關於戰爭，當時的教育是灌輸給學生「一定贏」的概念：當時的教育是繼續著不可討論的教學方式，把「一定贏」的概念，深印每個島民的腦海：

「由於長官們說，日軍無論在中國或在亞洲每戰必勝，所以我們完全沒有那種悲壯情緒，沒有人懷疑日本的勝利。」

「那個時代，生活在周遭的日本人及台灣人都被灌輸，『日本是神國，打仗不會輸。』，即使我們被敵人切皮，我們要切敵人的肉；倘若我們被敵人切肉，我們要切斷敵人的骨頭。』我們絕不能說我們會輸。我們受到的教育是長大了參加特攻隊，對敵人作自殺攻擊，這樣我們一定會贏。同時，街上有很多特高〈特別高等員警〉監視人民，所以不能亂講話。」

如前述，其實長谷川與安藤都是在戰場上親身領教過「支那人」的潛力的；況且，中國土地廣袤，當年拿破崙發動大戰時，何等威風，然而，面對俄羅斯的大陸作戰，最後拿破崙也只能丟盔棄甲，沒有能取得最後的勝利；中國當年國力雖弱，但是，俄國之例子不遠，蕞爾日本竟敢宣示「三月亡華」或「六月亡華」之說，實在是自大至極。如何才能轉變那樣衊華的態度？

據稱，甚至，在最高學府臺北帝大的醫學專門部中也是如此，不知面對現實之必要；一位我台籍生奉命代表一年級學生做陸軍紀念日的講演；由於讀到過同室的朋友由總督府帶回來的內閣資料，他蒐集了美日雙方的軍需生產資料，在講演時根據該資料，做出反對精神主義，主張加緊軍需生產的務實看法──

「讓他切我肉，讓我斬他骨，這當然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一億總玉碎也可以，竹槍訓練我也贊成，但是這樣會打勝仗嗎？……敵軍不會拿刀來跟你打戰，他們是用飛機，用大砲，用船艦，用炸彈來打戰，而我們呢？是要用刀？那還可以說是要用竹槍，簡直是離譜啊！」

該生竟然受到台下學生非理性的囂罵，可以知道雖然是最高知識分子，也簡直完全被「神國與軍國思想」所操控了。

二、關於真實的驅策

不過，對於我們大多數的先民言，卻竟然是一種驅策。

根據史料，1939年，總督府正式推出皇民化政策；1940年2月，日本所謂「建國2600年紀念」盛大慶祝之年，總督府公布了「改姓名辦法」，以便我島民改為日式姓名；好像皇民化運動頗為順利；4月，公布陸軍志願兵令；11月，台灣國民精神總動員本部發表「改姓名促進要綱」。據稱，在朝鮮是強制的，但在我島沒有強制。

1941年3月，公布國民學校令，初等教育都依此令，似乎「共學制」更進一步；4月，皇民奉公會成立，由「不受管，就回支那」的「清國奴」而進入「國民」之地位後，也就是在皇民化運動下，只經歷了一個多月的國民身分，我先民就進入了必須「義勇奉公」的皇民地位──6月，總督府宣稱明年起實施台灣志願兵制度。

10月，總督府宣稱將計畫獎勵本島人移民南洋──其實際情況，我島著名的文化人吳濁流與葉石濤留下了如此的紀錄──

「最近又盡量把台灣人送往南方，然後在衛生狀態已經確立了良好基礎的台灣，將日本人移住過來。而台灣人的所謂『皇民派』也趁這這個風潮附和著往南方發展。殊不知這是日人想利用台灣人作替死鬼的毒計。……那不是即將滅亡的民族的悲哀的一側面嗎？」

「日本人有他的如意算盤，他認為將來台灣可以由日本人來居住，而將台灣人分散到東南亞去……」

光復後，奉派來台，負責接收高雄工作的謝東閔曾回憶──

「倭日的「種族淨化」滅台的計畫，就是要把原本就是台灣土地主人的中國住民，能消滅的就予以消滅，不能消滅的則予以強迫逐出台澎列島之外，如放逐到中國東南沿海閩、粵、瓊等省，或趕到東南亞菲、馬、印尼、汶萊等國家地區。被種族淨化了的台灣澎湖列島，……，倭日就大量移植倭民進來。」

還有更深刻印證該段驅策史實，讓人心疼的回憶錄──我先民竟是如是地被驅策著──

「光復後，有一天，我在清理父親之古代樂譜中，赫然發現了一本厚達五公分，且是用六百字格式稿紙，以毛筆正楷書寫，被高雄州政府列入『機密』之文件，乃與兄長們翻開一看，發現均為天素表兄之筆跡。而其內容都是詳細的將台灣人，凡未聽從日本政府改為日本姓氏者，即依部落的行政區域，詳細的劃入移民至南洋各島嶼，連地圖也劃得相當詳細。……要用軍艦強迫移民至南洋。有些人到菲律賓，有些人到關島或印尼等未開發之南洋群島，而將台灣全部土地，均由他們日本人移民過來。」

其一、我島先民的1930年代與公學校教育

其二、社會教化運動下的在台日人問題

其三、中川總督的「國語普及運動十年計畫」

何以上述兩項重要的社會教化活動的表現，在我島都不如預期；日本統治我島已超過三十五年，其對於我島的操控力顯然需要受到專業者深入的檢視。中川健藏的出任台灣總督，應該就是因此而受到任命的。在日本國內軍部很早就與文部省合作 ，推動各種計畫。中川總督過去曾任文部省次官，負責內地社會教化運動的各項活動的實務。如今獲得此一任命，自然要有一番作為；這國語普及運動十年計劃就是他發現了實務中的根本問題所在──那是所謂「國語至上主義」下，另類「不輕施予」的結果。

幾十年來義務教育未行，就學率偏低，加上輟學率近五成，且畢業後欠缺練習國語的機會，我台人的國語能力根本難以與日人溝通，確實藉此頗可以壓制我島民的社會地位；但是不談過去我島低智教育的障礙如何能克服，沒有語言的能力，理想中的各種教化如何可能展開？因而，在他正式發布上述計畫近一年之後，還曾如此深刻地自我批判──

「靜觀本島社會情勢，尤其是精神方面的實際情形難說令人滿意。初等教育的普及至今仍未完全，即使是已受初等教育者，在國語的熟練、國民信念的確立及其他做為優良國民的資質上，仍未達充分，實感萬分遺憾……」

由該總督的此一遺憾之「氣急敗壞」程度，研究者認為我們應該合理的懷疑，他那所謂「國語普及十年計畫」成功的可能性；我們懷疑的理由，一是其計畫中的理想，「普及」的定義為何？只要會呼幾句日語口號嗎？只要能幾句基本生活對話？後來，官方提出的普及數據，宣稱在1940年就提早達成該偉大計畫，是可能的嗎？剛好是帝國歷史紀年中被大肆慶祝的所謂二千六百年的「大吉」之年。

據當時公開資料看，由1933年度開始的「國語普及十年計劃」，希望國語在十年後，其普及率能夠超過五成；但在1940年，它們就宣稱已經完成目標；我們來看當年官方在本期所公布，1932~1942年間我島上懂日語人數大量增加的資料──

「1932年，公學校學生數為291,067人，公學校畢業生為364,386人；日語普及設施學生數為42,381人；日語普及設施結業生數為324,537人；在學與畢業或結業者，合計達1,022,371人；僅達全台人數之二成二；1941年，公學校學生數為691,823人；公學校畢業生為736,795人；日語普及設施學生為735,303人；日語普及設施結業生為1,076,041人；在學與畢業或結業者，合計為3,239,962人；已達全台人數的五成七……」

就真實研究的態度看，該數據的問題已如上述，六年公學校畢業生的學習效果都常受到尖銳的批評，因為我島當年各地早有類似「……鄉下的公學校畢業生，九十九分之九不能登上中學校，所學的不適用於鄉下社會。他們的程度大部分不及都市三、四年生的兒童，所以，不上三年之久，日本國語也大部分忘掉去了。空空的枉費了六個年的日子究竟有什麼效果？……」 之實況，

雖然過去我們知道國語使用上，確實有教師欠熱心的因素，但主要實並非來自民間這類似乎個人有意的抵抗。

因而，儘管，稍後中川總督在參加大阪每日新聞的「台灣問題座談會」上有如此威脅性宣示──

「學者、政治家……彼等僅謂：『自治主義可致殖民政策之經營成功，而同化主義之殖民地經營，終當失敗，此乃歷史所證明者云云。』……本人則大不為然，本人以『為政』當以公正為第一要義，尤其殖民地之統治，治人與治於人兩民族相對立，易於互相猜忌……昭示威信於民眾最為緊要……」

應該該計畫稍有成果，但其收效不可能太好；所謂「紀元2600年」已提前達標官方十年計劃的美事。應該是類似前述1928年社會教化運動在我島巧遇官方推動好人好事有獎徵稿活動，以致我島社會乃一度出現普遍重視修身的社會教化氛圍有類似的意義。

也因此， 此時儘管當局加大了推行的力度，例如，為了該計畫砸下了過去所沒有的鉅額經費〈詳後〉，應該並非真的就因當局加強其軟硬兼施的強制性而就能如願以償了。

其四、由「台灣社會教化要綱」到「民風振興運動」

如前述，由於我島民過去在當局國語至上主義，「不輕施予」的教育政策下，國語普及的程度很差，因而，當東京派出身文部省的中川總督來台推動社會教化運動時，他首先就提出了官方全力支持經費的「國語普及運動十年計畫」，因為他發現到雖然他很有經驗與雄心，但是雞同鴨講，怎能進行教化？

而大局發展是不等人的，因此，在該計畫推出不過一年，他就以自身的實務經驗與中央教化團體聯合會在1934年三月舉辦了「台灣社會教化協議會」；在該會擬出了將「國語普及」列為其第二重要的教化措施，位在第一重要者為「神社崇敬」、第三、第四為「青少年訓練」與「教化網之完成」之「台灣社會教化要綱」 。

就看關於，「神社崇敬」的問題，我們前面提到過「割據」的問題與「灣妻」和「灣生」養尊處優的問題，來到此時，大約正是軍國主義者所批判的大正民主時潮的「唯物主義」衝擊之下，日本學者則指出在我島上出現了──

「1930年代前期，即使是日本人〈內地人〉也非所有人都會求取神宮大麻，以官員、學校教師、公司職員、軍人、警察官等白領階級為主的中間階層、拒絕者眾多。」

可知此要綱之擬定雖簡單明瞭，但是就以此「神社崇敬」一項，對當時的在台日人言，其實做雖應不難，但並非容易。而在台日人況且如此，我島民要真心跟隨，也應非容易。

同時，反應在該要綱中，素來強調「精神主義」的當局，竟然特別強調了「獎勵方策」，其推出來的重要論述是「社會教化事業成績的良窳，大多有賴地方教化之堅定信念，與擁有不惜努力獻身之熱情的熱心者的活動，而該事業在性質上又多賴地方民人的自動協力，故若非大力激勵、助長之，則難收其良效。……。其主要獎勵方策如下：一、對有效且適切之教化事業及優良教化團體發給補助金、獎勵金。……」

相對於前引1928年那次社會教化運動，名為「流汗鍛鍊同胞相愛」的運動，雖然曾經配合我島上好人好事有獎徵稿運動，製造出相當的社會教化氛圍，但是並沒有能真實成功；這次的獎勵政策，應該真是意義重大的新認知，只是是否會造成其運動方向離開其精神主義的理想？

而就所知，講習所絕大多數為夜校，白天勞累之餘，夜晚的學習效果怕難有，雖動用警察助陣，基本招呼或者尚可，思考應對可能太難。怎樣的程度是官方的期望？

何以說是「趕工」？因為那是由於前此時局發展的壓力太大──前述法西斯軍國主義者的「天誅」行動，是當年連日本啟蒙大師福澤也會害怕的社會現象 。

且1933年8月，該血腥事件的餘波來到我島，竟表現為我島的日本右翼人士在街頭公開為該事件中暴亂的海空軍與民間份子，呼籲進行請求法庭減刑的聯署簽名運動；雖曾獲得內台人士之簽署支持，唯由於官方警告而中止，其效果未能如右翼分子的理想 。

我島右翼日人認為住在台灣的內地人的委靡不振及本島人的囂張，是由於政黨政治影響下之文官總督治所致的弊害，於是開始揭露、彈劾上流本島人的非國民性態度。甚至在該年11月提出致荒木陸相的「武官總督運動重要性──向中川總督勸告辭職」，勸告雖承認政黨政治的弊端但未能加以改革的中川總督辭職。

然後，1935年4月，不僅有荷蘭商船朱諾號避難事件，因馬公軍港方面認定該商船避颱風的作為是間諜行為；與地方法院檢察官之僅視為「違反船舶法」不同，被告提出上訴 ；而審判進行中，軍方與地方右翼分子如海友會、在鄉軍人會等都公開表示該事件乃「國際間諜事件」；最後該事件，因軍方高度不滿地方檢察官的認知；讓總督府很委屈地破壞了司法獨立；要拖延到該年底，才由總督表示對於過去刺激軍部的報導，深感遺憾，不只暗中表示斥責了司法相關人士的態度，然後由負責該案的律師出面致歉；從而才達成雙方和解。

然而，此期間，該年8月，東京發生了驚動全日本的相澤中佐在白晝斬殺軍務局長永田鐵山少將於軍部的事件──該相澤其人原來在我島宜蘭任職，已定將調任台北高商軍事教官 。

在如此的社會大氛圍中，1935年6月，當局藉台灣總督評議會提出「國民精神振興」與「徹底同化」的相關諮詢而彙整出多項新意見；因而乃有 1935年7月25日，在總督府正廳召開的「民風振興協議會」，及當時中川總督的表態「對日本統治台灣即將超過四十年，卻仍有七成的島民不諳日語的現狀感到憂心。因而要求發揚本島民的國民精神，舉全台灣之力，使與原本的日本帝國無些許差異。」。其結論為──

「鑒於我等現下的非常時局，為舉全台灣之力，消除原本與日本帝國些許的差異，深切感到此乃屬於指導階級之先覺者之責任，期望打通內台人以呈現團結的國民活動，使教育、產業、衛生、交通等社會全體，皆能獲得改善、改良，誓言必致力於同化的徹底與國民精神的振興。」 這就是被稱為「民風振興運動」的指導方針。

它明顯加進了前述「要綱」中所沒有的新內容。那是關於第一項的教化，加入了涵養國防思想〈這或許是反映軍方的意向〉，改善宗教及戲劇、講古〈中國古典講談〉。關於第二項的同化；招攬日本人移民。關於第四項的改良農事：改良耕地、農產、畜產，普及協同事業與關於第五項衛生等等眾多內容……被稱為「誓言必致力於同化的徹底」「具體提示了異民族教化的目標，在於破壞固有的漢族社會」

是如此的，在島上，在前述的血腥五一五餘波之後，又出現了明白的「武官總督盼望論」；這就是武官總督小林來台以前，我島上早已醞釀的政局。自然，前述由社會教化運動加緊發展出來的「民風振興運動」，難免受其影響──雖然，1935年，中川總督舉辦了缺乏真實代表性的「台灣第一次地方選舉」，但民間的地方議會設置運動也從此停辦了。這可說已隱然可見1936年著名「祖國事件」──那公開毆辱我島名門林獻堂的事件，武士道藉衊視我先民，以「破壞固有的漢族社會」之皇民化伏線。

割據下的日台關係──

「割據」是我島內民間人士對於總督府統治的一種批判，也是東京議會對於我島局勢不滿的怨言；但是事實上，總督府在天皇絕對主義之下，本是不可能割據的；前期末，因東京當局對於全國首次無財產限制普選之高度警戒；1928年，官方透過天皇而發動了「社會教化運動」，就是我島不能不有所回應的活動。故此期我們由該年開始。

1928年至1930年代初，日本經濟蕭條先報到，然後是世界經濟大恐慌；就在此期間中，完工了前述「咬人或吃人」的嘉南大圳，且新落成半年左右的大圳，在一次中型地震中，堰堤崩潰了360尺；也發生了我島著名的模範番社壯烈起義的「霧社事件」；同時，更重要的是還發生了前述的「台灣民眾黨」被解散與傳說其主事者蔣渭水被毒死的事件；以及成軍於1928年的我島超齡 的嘉農棒球隊在1931年日本舉辦的全國甲子園高中棒球大賽中取得了亞軍。

接近同時，在東京由1930年11月，濱口首相被刺，1931年開始，日本就發生了一系列著名的事件──3月事件、10月事件，著名的財閥井上與團琢磨被右翼暗殺，與1932年軍方起事刺殺了犬養首相的五一五事件。

如此，加上1931年日本發動的九一八事變。據說像是強盜們自己太餓，簡直餓壞了，所以不能不去搶劫鄰居的財物；這前後一連串的事件，都自稱是「不得不」。

不過，這次日軍侵略行動後，由於世界列強大多對於該作為感到不滿，這讓日本備感壓力；軍國主義是作為一種受到外界巨大壓力後的自保反應而出現的；而這也使得日本的政經與社會發展，漸轉出「舉國一致」的要求，失去了過去那使得社運得以較蓬勃發展的條件。1930年代是如此展開的。

以下，是那個時代的真實面貌──

其一、我島先民的1930年代與公學校教育

讓我們由本期最為簡單明瞭、那不需要費言的史實起始；就是台灣總督府所留下來的統計數字──我台先民在那1930~1939年的十年間的平均死亡年齡數據，應該沒有必要造假的走勢──一路探底盤旋──

22.8 21.5 22.9 23.5 22.4 23.4 23.1 23.2 23.2 22.7

這是由1930年起至1939年止，我們島上先民的歷年平均死亡年齡；1930年，是前述嘉南大圳完工的一年，那麼大的工程，花了十年的時間，多少的精力，那麼多的經費，我們的先民做牛做馬地努力勞動，應該有不少的產出，但是在我們的這個數據上，簡直看不到任何表現，竟好像沒有那個大圳工程一樣！

上面的最後一個數據，是1939年我島人的平均死亡年齡竟還低於1930年；查核一下該年官方公布的產業紀錄，據稱，農業產值自1900年以來，至1939年，農產額增加達17倍；人口增加則不過兩倍；但該年的工業總產值為5億7千76萬3,328日圓；農業總產值為5億5千183萬日圓 ；已經正式進入產業發展，工業產值超過農業產值的理想時刻；然而，我們先民的平均死亡年齡竟仍然沒有延長；產業雖進步，生產有發達，但是我們先民的生活並沒有得到扶持與滋潤──無怪乎，當年我們的醫師作家賴和，要痛心地寫下這樣的覺悟──

「時代說是進步了，的確，我也信牠很進步了，但時代進步怎地轉會使人陷到不幸的境地裡去？啊，時代的進步和人類的幸福原來是兩回事，不能放在一處並論的呦……」

難怪那前後啊，就是我島當年社會覺醒、各種自救運動高漲的一段期間。

原來，前述的四個動人的著名故事，都是發生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之前。這就是作為殖民地社會不能自主，只能被任意「感化」的悲哀──如，在史明的回憶錄裡，對蔣渭水醫師之死，竟毫無討論地，就稱因蔣的愛妾陳甜得病，傳染而亡。

本期間，在共學制實施以來，除了極少數地方有力人士子女，可能進入日人小學校就讀，絕大多數台籍生就讀的公學校，仍是當年低智教育的設計，除了規定國語至上主義，其他科目自然呈現偏廢，又要求教師不可深入講解，必須嚴格根據官定教案講課；也不准在平常成績外，另作測驗，以免造成「學生過度用功」。

想想若根據前述曾經深受岡村校長「感化」的教師楊肇嘉的描述，「在施教程度上，公學校要比小學校相差約有百分之六十左右。」，公學校教育是那樣的水準。

此外，如前述，整個社會教育配合著，在任何電影戲劇或其他公共活動的場合，都規定要在活動前交出腳本給日警審查，正式活動中不能有與腳本不同之處，否則都日警都可能隨時中止活動。

當年我島師範教師稍有教育理想者，就曾如此描述自己的憤懣──

「我跟他們不一樣，不做次次說『是』的人，……校長強迫我們老師們下課之後，謄寫次日教學計畫，並逐條寫上教學的東西成繳給他，這是一種落後而古老的教學方法，我知道許多老師過去都教過同年級的學生，所以都直接把舊的教學計劃拿來照抄，應付這種無聊的工作。照理說，……教師在教學的時候，可以觀察學生的反應然後作適當的調整。……我所寫的教學計劃沒有被認可，……我被認為是一個叛徒。……」

這是在1922年共學制確立之後，我台人公學校所繼續延續著的型態；所幸，那時以後直到1930年代中，我島上學齡兒童的就學率先後自1922年起，是29.2 29.0 29.1 29.5 28.9 29.7 30.3 31.1 33.1 34.2 35.9 37.4 39.3 41.5，就當年公學校的輟學率五成計實，真實畢業者並沒有上升多少，距離理想中應該實現的「義務教育」，還差得很遠，如前述，因而其影響於社會者仍然應該很有限。

當局早知道教育在未來戰爭中的重要性───

「未來的戰爭勝負將不決於軍隊的強弱而絕於強大的全體人民。時麼是強大的人民呢？是有體格力量和精神健康的人民，滿心忠誠愛國、尊重合作、法規和紀律的人民。受有這種教育的人民，不但能有一支強大的軍隊，也能在執行農業、製造、商業和其他事業中成功。後備軍人必須成為好兵、好公民而在他故鄉社區中施展其影響力以達成目標。」

因而，當局這時不僅推出了普選與治安維持法，並且還發起了「社會教化運動」，以準備應付大正民主時代以來越來越大的變局；但是我島並沒有執行普選，因而，對於我島的衝擊不大。但是，九一八事變之後，由滿州國的成立，經過日本蠻橫地退出國聯；一連串軍國主義的衝擊，卻使得我島不能不立刻就展開該運動，希望能及早跟上東京那個時代前進的步伐。

其二、社會教化運動下的在台日人問題

這個問題發生的時間與前述的新鴉片特許問題的時間，接近重疊；因為都是起於總督府的財政緊縮，只是前者屬於開源，想用「謀財害命」的方式，拿我台人為犧牲品，受到我先民蔣渭水醫師等領銜的反對；相對的，後者則屬於節流；如何可以在人力經費上減輕當局的負擔；當1929年前後，除了日本本身的金融危機，加上世界經濟危機由美國爆發，衝擊向世界各地之此時；整個日本經濟危機逐漸加劇，因而東京當局推出如此的節流的命令，自然應屬合理。

然而，如前述，我島自從入於日殖統治以來，有流於割據般、「天高皇帝遠」的狀況，因而，乃有輕蔑那些官員的「灣吏」 之說；同時，由於來台日人罕有從事勞動者的工作，其身份至少也是工頭，與低階官吏；稍後，則逐漸出現「灣妻」與「灣生」之類，意指「養尊處優」的名詞。例如，據稱當年除了有「所得稅制與日本國內不同，官吏得以免稅。而且夏季炎熱，只上半天班」 之說外，就有如此的描述──

「來到台灣，有幾件事讓大家都感到意外；官吏數量之多、官舍之美、人民的卑躬屈膝、日本人的精神委靡等」 「殖民地中等以上的家庭非常愛慕虛榮、重視外表。台灣的冬天溫暖，幾乎不需要準備冬衣，煮飯所用的水也不冰冷，與日本的生活相比更為舒適。由此可知，一般家庭不請女傭也沒有關係，但相反地，幾乎每家都雇用女傭，在家過著無所事事的生活。」 「台北是個連木匠師傅都乘人力車往來活動的社會了。」

1928年，負責規畫國家發展的軍方，很早就感受到社會總動員的必要性；儘管有學者稱其為「一旦出現不景氣，社會就會產生盼望改變現狀的微妙預兆，而國家為了轉移人民對於國內弊政的注目焦點，也會在國外引發一些騷動。」 ，其說或者過分；確實，該年就在我島推出了社會教化運動，座右銘為「流汗鍛鍊同胞相愛」。

那是一個以十八歲以上的女學校補習科生，女性教師與公務員的妻子為會員，是個成立後將要巡迴全島的修養團體，它起初顯示出「久於安樂生活的台灣女性其嘻嘻哈哈的笑聲，與主辦單位認真用心的態度，出現了極大的落差。」 ，稍後因我島上「正好」在進行好人好事真實故事的有獎徵稿活動，使得整個社會都瀰漫著修身教育的氣氛，強調著節約與修身的重要，據稱該運動的目標是「把軍備的重心由量轉為質」，但這麼有學問的問題，對於在台日人言，或許還可能高攀 ，對於我只受低智育的島民言，其效果應該很難想像。

不過，同年，嘉義農林棒球隊成軍，在總督府支持之下，後來竟能不僅發展為我島中學校冠軍，且代表我島在1931年的日本甲子園大賽中獲得亞軍的漂亮成績，倒是可有「流汗鍛鍊同胞相愛」的積極意義。只是那年除了前述該球隊有超齡的問題，另方面那年我島經濟蕭條、生活普遍困苦，對於這類活動應該難有多大的關切。

事實上，在我島日本人明顯居於統治地位，自從實施共學制以來，多數日籍生的小學校中，台籍共學生居於極少數，自然易受歧視，而少數日籍生在公學校的共學中，則據稱全班上課前，全體台籍生要在向教師行禮畢，另向日籍生公開表示感謝賜予共學之恩惠。這些都自然增加了我島嶼日人「養尊處優」的條件。

不過，也因此，民間早有各種批判；要至1921年，由於國內不景氣，我島上才開始向官廳的受薪階級徵收本應繳納的所得稅；但是來到1930年代，更被揭發出許多不合理的現象──記者曾如此強烈地描述任由判任官員額不足，造成很多擔任實際工作的判任官不能升等。影響公家機關內的氣壓沉滯的情況──

「總督府內……判任官官制內定員為256人，實際上缺額總在二十到三十名左右。……這些缺額人員部分的薪資，就全部被拿來當作獎金紅利。敕任、奏任等高等官用這種手法侵占判任官的薪水。……昏庸的高等官卻比實際做事的判任官享有更為優渥的特別恩典，豈不是連老天爺聽了也要搖頭嘆息。」

1929年8月27日，石塚總督抵台時，東京當局為挽救社會經濟，推動全國官吏減薪。總督為表支持中央就推出了「本薪一律減少一成，殖民地官吏加給砍半」的減俸政策 ；但是，殖民地官吏平常高調「一旦緩急、義勇奉公」，此時，官吏們的表現卻並不肯應命「奉公」。

以致我島出現了這樣的批判──「……台灣各級官廳……竟不顧官吏服務規則的為何物，互相糾合……正在進行其反對運動了。又御用的商工團體，亦不顧及台灣民眾的輿論，在其漩渦裡蠢動……。中央政府這回發表的加俸減額案，對高等官要減在來加俸五成之的三成，判任官要減其六成中的二成而已。在這萬項物價降三、四成的現在，是要甘受不該反對，但事實竟然適得其反，於台灣民眾的監視中，正在蒐集辭職書，以脅迫中央政府。」

當時，所引致的批判，直指「……素以廉潔自高的大和魂武士道……的文武官員之義勇奉公的精神，當然是躍居於『愛財怕死』的漢民族之上的……中國自古有『枵腹從公』之語，而日本亦有『武士雖沒吃亦高舉牙針』的格言……現在的官吏並不是叫他們『枵腹從公』，不過就是欲減其餘剩的奢侈費而已，就敢鬧出那樣的狂態」 ──這是日殖三十五年之後，官方奉公的表現。

就所知，這位當年曾出任後藤法制制衡者的總督對於該案的最後處置，竟只能以該年年底，全島一起發放官吏年終獎金，被稱為「降下總額四百萬兩的黃金雨」 ，讓市場沸騰起來，而原本該一應該「同體時艱」的「社會教化」自然是只能以失敗收場 ──雖然該運動本來是當局重要的「精神主義」之動員。

對此情況，有日本學者稱「台灣社會是由台灣人和內地人的二重構造所構成，由於各自擁有許多不同的風俗和價值觀，希望雙方貫徹同一價值觀或教諭，共同為此而努力，其實是困難重重的。」 ，應該是符合實際狀況的。

關於「感化」，社會教育的兩方面

一，關於本期社會運動問題。

二、關於台灣民眾黨與1930年鴉片新許可問題

一〉值得觀察的新形勢

台灣民眾黨成立於1927年；其前，1926年，舊文協總理林獻堂與大地主資本家欲藉農商省出身的上山總督之友善 ，共同開辦大東信託以謀其出路，致已有五年歷史的舊台灣文化協會正式分裂，左翼控制新文協，該黨由文協右翼分裂出來，是屬於中間偏右、主張統一戰線全面政經改革的新政團。

該黨的主要指導者是舊文協的蔣渭水醫師，其黨綱中就有「嚴禁鴉片」一項，因而，對於當局該新特許案，理應反對；該黨成立於林氏歐遊期間，蔣雖仍虛總理之位以待，但林返台後僅接受顧問一職。不過，蔣所主導的黨務，在1928年的工農勞動界中，卻有頗為欣欣向榮的氣勢。

來到1929年，屬林系的蔡培火另與黨內地主階級跨黨地結成了主張專注於爭取自治權利的「台灣地方自治聯盟」。蔣反對當時該盟的跨黨形式。於是黨與盟間出現了爭取黨員的局面。林是民眾黨顧問，也是身擁鴉片煙牌的名紳，這樣的社會形勢應該是過去所沒有的。

鴉片本是毒物，人人知之，但日人卻仍許其作為當年我島的社交形式，故舊日地主階層雖屬該黨而有該牌照者102人，甚至也有在此次新特許中，申請牌照者241多人 ，自然該黨真實的反對鴉片的力量也有限；但是蔣醫師在全台各地的醫界同仁，卻根據專業認知而主張戒絕，成為我島民間主要的反對反毒力量。

二〉社會教育上看反對新特許運動

社會教育上，此次事件確實有其重要性；因為它不僅使得該黨的聲名大起，並且他揭發了官方其實是顢頇的，故其雖嚴密宰制，該黨仍能把我島民的不幸處境向國際社會提出，讓我們島民對於自身的能力無須妄自菲薄。

不過，就我們研究者應該也要懂得深入檢討，應該由「檢討過去，策勵將來」上看，該次事件讓我們充分感受到時代的複雜性，如果不是當年我島的社會運動已經呈現分裂的狀態，因而該一蓬勃的反對運動，不只是並沒有能充分維持其戰果；甚至促成了後來該黨被日警強制的解散與該事件的主事者蔣渭水醫師竟意外的病死──有懷疑為被日人毒死者 。

如果當年與當局較親近的林獻堂與蔡培火、彭華英一派，當官方在該黨壓力下表現出推動戒毒的作為時，林、蔡等人能本著我島民共同的福祉而出面感謝當局的「從善如流」，甚至發動地主資產家捐輸經費來幫助當時財政艱困的官方維持各地戒毒床位經費的負擔；從而使得我島當時那一波由蔣渭水醫師的同學杜聰明〈杜是林獻堂的女婿〉主持的更生院戒毒體制能夠長期維持下去；就當年我島上的癮者數量，在日警長期深入宰制下，幾年內應該絕不難一掃而空，豈不美哉。可惜當年我島社會運動已經趨於分裂，未能及時進行此類大運作了。

三〉對於該反對運動的檢討──

一》日警之可能操作

另方面，我們也難免要遺憾當年右翼內部似乎被當局操弄了一幕找戰犯的甩鍋悲劇，那是當局深深受困於民間反對力量的批判時，官方的媒體竟然刊出了一篇我島文化人連橫為官方立場辯護的文章；連氏本是民間歷史文化講座要角，當時的右翼內部，沒有關注如何為我島民共同福祉而努力，卻出現了對於連的強烈撻伐，類似今日之槍口對內找戰犯，最後儘管撻伐中還有異議者，但仍造成將連逐出社團的結果。

很遺憾的，我們沒有看到連氏自身片言隻字的辯護或說明；而其後人提供的資料中，也只是強調連並沒有發表過類似該文中的觀點；不過，我們由史料中除了知道在文協的講座裡，連是唯一一位長期講座台灣文史的一位講者，本在抗日陣營中有相當高的社會地位，同時，我們應該也要指出在官方媒體上，過去連從來未曾被授予可以對政事評頭論足、指點江山的地位。因而，我們應該有理由合理地懷疑，該文的出處，應該追究。

相對的，我們深入研究當年當局的宰制作風，不僅及於前述的典範教師洪禮修辭職事件中所強調的「不可深入講解」的「低智」與「從順」的教育，往後的宰制更發展為日警對於所有公開活動的發言都進行的腳本宰制，如連常為講演人，在日警手中應該有著許多他過去提出的腳本。當日警感到焦頭爛額時，是否就不難出「拼湊」的下策，但連氏在其宰制下就很難自解了？

至於，連因此而被林獻堂強力攻擊，雖有社員為連提異議，連仍因而退出了櫟社，不久後，長期在抗日陣營出力的連就離開了我島。這是關於當年該事件中的一個值得考察官方是否操作分化的問題。當年我島右翼未能及時大運作，是否是可惜的？而如果我們追索在連氏的「台灣通史」中，發現連的外舅沈家，是我島當年與霧峰林家曾為樟腦而有衝突的新興工商業的名人 ；甚至同年前後，在北台還發生了鬧上法庭與報紙的大東信託竟然致使新竹第一家族接近破產的不幸之事 。

另外，我們在1936~37年楊若愚的日記中讀到日警竟然為了霧峰林家早年在地方上的形象並非完美的問題，而一再深入關注的 ；那麼我們是否對於連氏被驅逐出櫟社之事，應該更增加了當局操作分化的可能性？

二》對於官方作為的若干檢討

關於本事件之能夠受到各方充分的重視，顯然與此事件竟然能夠獲得國際社會的關注為重要的條件；這就涉及到如何台灣民眾黨能夠在我島上把國際電報打出去，讓世界能注意到我島的悲慘現況。在當年日警的嚴密宰制之下，這是一很重大的突破；也是對威壓當局很大的羞辱。

1.關於蔣松輝的「感化」問題

我們的研究，完全沒有責怪蔣松輝的意思。當時的情況是廣東革命青年團的張月澄發現了台北電報局在下午交班時有管制鬆懈的情況；然後派出了蔣渭水的兒子，當年就讀台北一中三年級的蔣松輝在那個交班的時刻，去發那封重要的電報；那個電報，不僅讓東京知道了總督府在「社會教化運動」中的如此惡行，國際社會都注意到當局的過去種種的美言，其實只是文宣。那是我島一重要的自求解放的重大時刻；據稱，當年國聯派衛生專家來台處理之事。蔣松輝至今津津樂道：「把總督府的嘴鬚剃得光光！」

看來，蔣松輝不知道，其父蔣醫師、我島的偉大鬥士可能因此而在一年之後，將踏入其生命極大的威脅裡。也不知道自身早就落入當局的「感化」設計之中；那是如蔣回憶所及──他於1926年春天由宜蘭公學校轉入台北市日新公學校六年級。當時蔣遇到的上村老師，初見面時竟就對他說：「你父親是在大稻埕開業的名醫，可是近年來不務正業，全力投入社會運動，以致無暇照顧子女。身為教師的我，有義務來管教你。」 ……是如此地惡補整整一年，1927年，他才考入台北一中。據其稱該校當時是一沒有人使用「清國奴」一詞的學校 ，因而，入學以來，同學間從來沒有不平等、台籍生不會有被欺負的感受。

如果所言皆實，我們可以想見這是社會教育上，關於前述「感化」的又一頗成功的例子。雖然他對於自身當年那通讓日本當局大傷腦筋的電報感到得意，但是成年後仍然娶了日女為妻。

2.關於蔣渭水醫師的「政治病」問題

然而，最最後，對於鴉片特許問題中，還有一個可能很有意義的問題，那是蔣渭水醫師何以堅決反對該次網羅行動的問題？只是為了醫師的專業使得它難以容忍鴉片對於我先民的侵害嗎？關於嚴禁鴉片確實被寫進了該黨的主張中，但如前述，當年其黨員中不乏原本擁有鴉片牌照者，如他長期尊重的林獻堂就是，甚至還有多人參與了該申請活動，為何他會特別堅持？

我們追索蔣醫師過去的形跡，曾在1925年的一次與其日籍恩師的對談中，對於恩師詢問何以入學以來，總看他那樣熱衷於政治，蔣沒有正面回答，只說是自己大約是患了政治病 ；事實上真有那樣的疾病嗎，顯然沒有；應該是有著某些特殊刻骨銘心的經驗吧；可能是連一般親友也不知道的故事？

作為研究者，我們記起了蔣醫師早年在故鄉時曾經留下一段青少年軼事；原來，他的父親是一位算命仙，他的啟蒙師是當地的一位秀才，這位秀才的岳父，是退休的知縣，也是當地一齋堂的負責人；在蔣進入醫學校之前，他曾經頗長期擔任當地齋堂的乩童──似乎就像戰後我島南著名的大企業家吳修齊，自述當年在11~15歲期間，曾經長期在鄉間擔任乩童工作相似 。

只是蔣醫師那時，正當我們前述的降筆會戒吸鴉片運動風起雲湧之際，他若是沒有真實親身的那段經歷，應該也聽過齋堂中人提起那類很難不讓年輕人動容、義烈感憤的抗告文字；甚至他極可能真實地親見斷癮者與其家屬群眾來齋堂謝恩與還願的種種。那些每每讓他情不自禁感觸的禁忌啊，他要如何描述自己所患上的竟是如此的政治病呢。如果他心頭有這個大病，竟然因此事件而被偵知，是否當年他被毒死的可能性，怕真的就很高了。

這個時代，是個悲劇性的時代，執政者對我先民堅持低智且從順他律的「近代教育」，以玩弄擺佈我先民於其手掌宰制之下。據稱，因此日本學者甚至也有如此抱怨者──「在台灣沒有選舉權，為了使台灣人沒有權利意識，也連帶犧牲在台日人的權利，盡可能維持他們對政治和社會的無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