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两則境外的新聞，雖然不直接與台灣有關，仍引起很多人關切：
香港的两家獨立書店遭國安處搜查，5人因涉嫌販售具「煽動意圖」的刊物遭拘捕偵訊，此刻已獲釋但可能被起訴。
川普總統在演說中指控，中國非法獲取2.2億份美國選民的檔案，及影響2020年美國總統選舉（意指他因此落選）。

不論川普的指控是否真實存在，這兩事件看似風馬牛不相及，但本質上頗相似，都與言論自由有關：
1. 書籍在書店販售、資訊在網路上傳播，當然都是言論的發表和散佈。
2. 两家獨立書店看來有販售主旨為反共反中的書籍，顯然意圖影響讀者，使讀者傾向反共反中；照川普的指控，中國運用網路散佈資訊，意圖影響和改變選民的投票傾向；兩者都企圖改變讀者的行為，何其相似？
3. 新聞披露，两家獨立書店所販售疑似觸法的書籍，如《唯紅花綻放：習近平時代的認同與歸屬》，多是在台灣出版；川普所指控的運用網路影響選舉是來自中國；兩者都來自境外。
4. 兩者都被認為，境外勢力的行動意圖損害本國的安全。

上述的類比獨缺一項，言論是否真實無誤？
一般而言，不實的誹謗有罪，真實的言論則無罪。但言論是否真實有時不易判斷，而且可能有些人認為真實，有些人認為不實，要由誰來判定？一般是由司法機關來判定，但有些人不信任司法機關，於是主張，言論不論是否真實都應無罪，即所謂100%的言論自由。若如此，書店販售書籍、運用網路散佈假資訊（譬如藉以影響選舉），政府公權力都不應該管。這樣很可能造成假資訊滿天飛，真是好事嗎？

言論自由是複雜的問題，是自由主義的核心主張，卻被一些人想得太簡單單純，可能導致國家陷入困境。以美國為例，美國本來屬於保守的基督教文化，經歷250年的移民和自由主義實踐，逐漸的大幅接受多元文化及DEI、LGBTQ等思想，因此動搖基督教文化原來的主導地位，造成近年保守派（共和黨）與進步派（民主黨）的嚴重對立。文化決定價值觀，是極難妥協的。

言論自由屬於基本人權，沒有國家會反對言論自由，但每個國家或地區有不同的文化和歷史，對言論自由加以少許特定的限制，以避免其與主要的文化和國情有衝突，應該是合理也必要的。基於此理，香港的言論自由就需要考慮「去殖民化」，因此有《香港國安法》讓國安處查辦两家獨立書店。（參見《黎智英重判，香港反共反中的餘火不熄》）

國家安全讓言論自由變得更複雜。世界各國多以意識形態相對抗，既要正當化及推廣自己的意識形態，也要削弱敵對國家的意識形態的正當性和影響，成為國家安全的一部份。一個國家的言論自由若太寬鬆，則敵對國家的意識形態就可能大軍壓境；若太限縮，則可能自損競爭力並招致民怨。所以言論自由應該到什麼程度屬於各國的政治決策，沒有一定的規範標準，須視國情而定，並需考慮，國際媒體仍大多被西方國家所掌控，使西方的意識形態仍有很大優勢。

俄烏戰爭已經打了將近四年半，以色列占領加薩並攻打黎巴嫩真主黨至今不止，美、以、伊在波斯灣地區已斷斷續續互相空襲四個多月，結果是，不僅這些當事國，世界各國都在增加軍費備戰及加強軍事演習，好像未來隨時可能爆發戰爭。這樣的軍備競賽勢必改變世局，不僅軍事，也涵蓋政治、經濟、國際關係等各方面。

軍備競賽會導致戰爭嗎？很難說，戰爭的爆發是最難預料的。軍備競賽表示有備戰的需要，既已備戰，就可能敢於開戰迎戰，否則軍費不是白花了；另一方面，戰爭耗費巨大又難結束，俄烏戰爭、美以伊戰爭都是眼前的實例，應能使各國慎戰。無論如何，即使不爆發新的戰爭，已有的戰爭和戰和僵局看來都不是短期能解決的，將持續造成世界的動盪。

俄烏戰爭近來有點逆轉，主要因為烏克蘭的無人機飛入俄羅斯境內，攻擊其能源生產設施，造成俄國不小的損失。無人機攻擊讓双方都不好過，對俄國最大的衝擊大約在人心，造成俄國人民的不安。這時歐洲各國增加軍費備戰，恐怕使俄國人民更相信美歐準備侵略俄國（北約東擴已經使俄人有這種認知），而更堅定他們戰鬥的決心。若有必要，俄國甚至可能使用戰術核武以扭轉戰局。若如此，美歐也不敢以核武回敬，似乎只能對俄國加強經濟制裁而已。反之，大家應該會適可而止以避免核戰爭。

各國都增加軍費備戰，當然是因為進行中的俄烏和波斯灣戰爭，另一重要原因則是美國總統川普對其盟國的逼迫。這要跟川普對各國提高關稅及逼迫盟國投資美國一起看，他認為，盟國受美國保護而節省軍費，並享受對美國貿易出超，是占美國的便宜，因此決意改變這狀態。川普的作法對美國有短期的利益，因為盟國在短期內會增加向美國軍購，長期則將自行生產武器彈葯；盟國被迫的投資短期能增加美國的就業，長期能否持續獲利則未可知（被迫的投資跟一般投資不同）。盟國在高關稅、高軍費和對美國投資的夾擊下，經濟難免受損，與美國的結盟關係也難免受損。

簡單說，川普是只管追求美國的利益，不惜犧牲其盟國的利益。這些盟國包括歐盟、日本、加拿大等等，其經濟本來就不大好，未來恐怕更要走下坡了。川普似乎不懂唇亡齒寒的道理，盟國都走下坡，美國何能獨善其身？這些盟國本來都幫助美國經濟圍堵中國，現在這圍堵已經愈來愈鬆弛失效了。

世界動盪，最強大的美、中都無力主導世局，各國於是都增加軍費備戰，形成軍備競賽。川普對伊朗窮兵黷武，又支持以色列在加薩種族滅絕，損害美國的國際形象，於是襯托出中國幾乎成為世界和平的中流砥柱。中國若能善用其和平形象和強大的製造業能力，看來有望在軍備競賽和中美競爭中逐漸勝出，因為發展軍備的基礎在於製造業。

這幾年，東亞與西太平洋有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變化：日本與菲律賓正在越走越近。

很多人一看到這個現象，第一個反應就是：這不就是美國主導下的「聯手防中」嗎？這樣看當然不能說錯，但若只停在這一層，仍然太過表面。因為日本與菲律賓近年來之所以加速靠攏，不只是因為美國要它們這麼做，也不只是單純地反感中國大陸，而是這兩個國家本身都有一種深層而持續的不安全感。說穿了，它們越來越靠近，真正的底色不是野心，而是恐懼。

日本與菲律賓看起來差異很大。日本是全球有數的經濟與科技強國，社會成熟、制度穩定；菲律賓則是仍在發展中的國家，近二十年雖有進步，但整體國力與日本當然不可同日而語。但如果從地緣政治結構來看，這兩個國家其實有很鮮明的共同特徵。

第一，它們都是典型的海洋型多島嶼國家。國土破碎、海岸線漫長、縱深有限，一旦周邊海域權力失衡，它們會比大陸型國家更早感受到壓力。
第二，它們天然資源都談不上很豐富，對外部貿易、航道安全與海上交通線有高度依賴。
第三，它們在戰後都深受美國影響，各自以不同方式被納入美國主導的太平洋秩序之中。
也就是說，這兩個國家雖然國力不同，但在安全心理上卻有很相似的一面：都知道自己不夠厚、不夠穩，一旦周邊大國競爭升高，首先緊張起來的，往往就是這種島嶼型國家。

也正因如此，若從最純粹的地緣與經濟理性來看，日本與菲律賓其實都應該與中國大陸保持友善，也應該與台灣維持平和往來。因為對這兩個海洋國家而言，最理想的環境不是對抗，而是穩定；不是被迫選邊，而是能在和平秩序中獲益。中國是東亞最大的陸權中心，也是最大的市場之一；台灣則位於第一島鏈關鍵節點，與日本、菲律賓都有密切的地理與經濟聯繫。照理說，這兩國都更應該希望海峽兩岸與整個西太平洋能長久平穩，而不是不斷升高軍事緊張。

但現實恰恰相反。近年來，日本與菲律賓不但沒有因為與中國經濟聯繫深而放鬆戒備，反而越來越明顯地加強軍備、強化彼此合作，並且更深地向美國安全架構靠攏。這種現象，若只用「反中」來解釋，仍然太簡化。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它們對中國的疑慮，與其說來自意識形態，不如說來自海上壓力與安全感流失。

日本的不安全感，來自於它雖然富而強，卻始終是一個必須依賴海上交通線、能源進口與國際市場的島國。日本過去幾十年在美國保護傘之下，逐漸把安全問題外包，專心發展經濟，這種模式在冷戰後一段時間看來很成功。但它的前提是周邊海域大致穩定，美國霸權也清楚可靠。如今這些前提都在鬆動。中國海軍快速崛起，東海與台海局勢日益緊張，俄烏戰爭又讓日本社會重新意識到：後冷戰時代那種彷彿理所當然的和平，可能並不牢靠。於是東京這幾年明顯開始調整方向，提高防衛支出、強化西南島鏈部署、鬆綁軍備出口限制，並與菲律賓、澳洲乃至歐洲國家擴大安全合作。這不是一時情緒，而是整個國家戰略認知正在改變。

菲律賓的不安全感則更直接、更貼身。對日本而言，中國壓力還帶有秩序與遠景的成分；但對菲律賓而言，這是每日都可能在南海直接碰撞的現實。仁愛礁、海上補給、海警衝突、漁場與海域執法爭議，這些都不是抽象的戰略報告，而是馬尼拉眼前的日常壓力。也正因如此，菲律賓在馬可仕政府上台後，明顯比杜特蒂時代更快地向美國與日本靠攏。這種靠攏，未必來自某種強烈的親美信仰，更像是一個能力有限的海上弱國，在面對強鄰壓力時，選擇尋找更多外部支撐。

所以，如果要抓住日菲近年靠近的真正邏輯，我認為可以這樣說：美國是平台，區域壓力是燃料，而兩國內部的不安全感才是發動機。

沒有美國的印太戰略、沒有美軍基地與聯合作戰架構、沒有華盛頓持續把中國界定為主要戰略競爭者，日本與菲律賓不可能靠得這麼快、這麼深。但如果把所有變化都說成是美國操弄，也同樣不準確。更接近事實的情況是：日本與菲律賓各自都有真實的焦慮，而美國剛好提供了它們互相靠攏的工具與機會。

日菲的這種靠近最近幾年已經從政治友好走向制度化安全合作。相互准入協定、後勤支援協議、聯合演訓、情報共享、甚至軍艦與反艦飛彈等防衛裝備的轉移，都顯示雙方的關係不再只是泛泛而談的「合作」，而是正在向準安全夥伴關係邁進。對中國大陸而言，這當然是一種不舒服的發展；對台灣而言，這同樣值得注意，因為日本西南諸島、台灣東北方向、巴士海峽與呂宋北部海域，本來就是一個連續的海上空間。日本與菲律賓在防務上的靠近，表面上是應對中國，實際上也不可能與台灣周邊局勢完全切開。今天它們強化自己的軍事能力，主要是在防中國，但多少也隱含了對台海局勢外溢的預防。

不過，看到這裡如果就斷定日本與菲律賓必然會走向與中國全面對撞，我覺得也還太早。因為從它們自身的長期利益來看，最理想的路線其實並不是成為大國對抗的前沿，而是在維持嚇阻能力的同時，盡可能避免自己真的被推上戰爭前線。

日本雖然有錢、有技術，也在快速調整安全政策，但它本質上仍是一個高度依賴貿易、供應鏈與海上穩定的國家。它的利益核心，不在於軍事冒險，而在於秩序穩定。菲律賓就更明顯了。它的財力、工業能力、軍事承受力都不足以長期支撐一場大國對撞。對菲律賓來說，靠近美日是現實選擇，但若因此誤判局勢，把自己推入難以回頭的位置，那代價將遠大於收益。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認為日本與菲律賓未來最有利的策略，並不是成為某種反中急先鋒，而是做兩件事：
第一，維持足夠的嚇阻，讓中國不能輕易低估它們；
第二，盡可能在區域穩定上扮演建設性角色，而不是任由自己被推進失控的對抗結構裡。

說到底，日本與菲律賓這幾年的改變，不只是軍備增加，也不是簡單的外交轉向，而是兩個海洋型國家對區域秩序變化的本能反應。日本因為富而強，調整得更主動；菲律賓因為弱而近，反應得更直接。兩者都在為未來找安全感，但最終是否會真的走向與中國正面衝撞，仍然要看北京、華盛頓、南海與台海局勢，能不能在未來幾年內維持一種不完美、卻仍可運作的穩定。

若不能，日本與菲律賓會繼續武裝下去；若可以，它們最終還是更希望自己成為和平海域中的獲益者，而不是風暴前沿上的犧牲品。這，恐怕才是理解這兩個國家近年變化時，最不能忽略的真正底色。

中國大陸想要統一台灣，美國是阻擋的力量。《誰在誤判戰爭？》（[1]）的两位作者對這三方的一些菁英（約150人）進行了問卷調查和訪談，以了解這些菁英對三方的狀態和情勢的認知和判斷，呈現在書中。

這些問卷調查和訪談涵蓋的問題非常廣，可見於書的目錄，然而它們完成於2022、2023年，距今三、四年，恐怕使它們已經過時而失去意義了，因為這期間中美國力軍力的變化相當大，明顯呈現中升美降的態勢：

美國自2018年起對中國發起貿易戰，認為可以壓縮中國的外貿和經濟增長，這兩年已證實貿易戰是無效的，中國2025年的貿易順差創新高1.19兆美元。
美國這幾年有較高的通膨，其經濟增長其實是高物價撐起來的虛胖假象。
在2025年的印巴空戰，中國的空軍裝備擊落了法國的飊風戰機，中國的軍力於是令人刮目相看。
俄烏和伊朗戰爭讓美國的軍備庫存消耗巨大而補充遲緩，曝露了美國的軍事弱點，而美國與歐洲各國的盟友關係不再穩固。

除了問卷調查和訪談，書中提出一有趣的比喻「益州困境」，把中國大陸想要統一台灣，類比於三國時代赤壁戰後的劉備想要奪取川蜀之地，即益州，而美國對應到北方的魏國曹操；當時劉備據有部份的荊州（現在的湖北與湖南一帶），益州的領導人是劉璋。歷史的發展是：劉備成功奪取益州，但受到不小損失，不久後被東吳孫權偷襲奪去荊州，隨後又在夷陵之戰大敗於東吳，因此含恨而死，而蜀國成為三國中最弱的。劉備奪取益州後的結果並不好，因此被稱為「益州困境」。

基於益州困境，作者認為大陸想要統一台灣也面臨類似的困境，包括：「不能打、不能等、不能占、只能圍、圍也損、損則衰」。然而作者的類比其實是錯得離譜。

劉備與劉璋的綜合實力差距並不大；劉備身經百戰的軍力雖強過劉璋，他的地盤和資源卻比不上劉璋（所以劉備非擴大地盤不可）。但大陸的地盤、資源和軍力都是台灣的十倍以上，大陸若使用武力，台灣不可能像劉璋一樣抵抗將近兩年。此外，曹操未介入益州之戰，是否表示美國也不會介入台海戰爭？

赤壁戰後，就綜合實力而言，曹操第一，孫權第二，劉備第三，但孫、劉加在一起都並未強過曹操。劉備奪取益州，可能使其綜合實力超越孫權，所以孫權要偷襲奪取劉備所擁有的部份荊州。現在中國的綜合實力在全球有坐二望一的地位，比赤壁戰後的劉備強大太多了，因此中國哪有什麼益州困境？

所以，大陸對台灣是能打、能等、能占、能圍，但不急於使用武力，因為其綜合實力仍在增長中，時間對其有利。大陸想要不戰而屈人之兵，既是顧念兩岸的同胞之情，也希望以最少的損耗完成統一大業。

[1]  翁履中、孫太一《誰在誤判戰爭？台海局勢下華府與兩岸菁英認知差距》暖暖書屋，2026。

劉杯杯過去這幾年跑大陸行程時，最深的感受就是無現金生活這檔事，尤其是近2年在大陸開放行動支付可以直接綁信用卡之後，沒有大陸銀行帳戶的境外人士也可以直接使用諸如微信支付或支付寶等行動支付機制。
現金不但少人使用，不再需要，甚至成為交易上的累贅。

對此劉杯杯有深刻體認。
記得幾年前在北京打車，因為沒有行動支付，問了司機可以付現金嗎？
司機的回覆讓劉杯杯迄今仍是印象深刻；因為司機有些不情願的表示，收是可以收，但他沒現金找錢。
毀人三觀的是，給錢這檔事竟然會讓人為難了！

像這次泉州行期間，劉杯杯身上一分一毫的人民幣都沒有，一樣食衣住行吃喝拉撒順暢無比，絲毫不覺不便。
這次行程中有次打車，劉杯杯再次刻意問了司機，現在還有人使用現金嗎？
司機愣了一下，回說自己至少有半年以上沒見過紙鈔了。
比較有趣的是，司機話匣子打開之後，沒有說無現金交易的便利性，反而很是展開了一番沒現金之後，傳統街頭犯罪率大為降低的論述。

想想也應該如此；現金消失之後，偷竊搶劫也就失去了生存的土壤。
因為街頭的小偷、扒手、搶匪，圖的就是現金不記名、好流通，偷了就能馬上花掉。然而，當每個人出門都只帶一支手機，且手機都鎖著密碼、面容識別時，小偷就算費盡心機偷了去，也只是一塊賣不了幾個錢的電子廢鐵。

至於搶劫就更荒謬了；即便被搶匪強迫當場掃二維碼轉帳，每一筆交易背後都是實名制的銀行卡、IP地址和時間戳記，這等於是在犯罪的同時，順便把自己的身分證和住址親手交給了警察。
如此一來，犯罪的代價變得無比巨大，而收益卻趨近於零。

事實上，在微信支付和支付寶爆發式成長的2013到2015年間，大陸各地的扒竊、飛車奪包、入室盜竊等類型的犯罪率，幾乎都出現了斷崖式的下跌。
這不是因為壞人一夜之間都變成好人，而是因為傳統犯罪已經變成了高風險、低收益的夕陽產業。

不過，任何事物總是有其兩面性​。
無現金社會確實降低了傳統街頭實體犯罪，但是讓無現金社會的金融數位化環境，卻也提供了社交工程與憑證竊取、帳戶挾持與身分冒用、自動化與科技化洗錢、新型態數位投資與平台詐騙等等網路犯罪的完美基礎設施。

易言之，無現金社會在賦予我們便利的同時，也為虛擬網路詐騙犯罪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高效率、低風險、可規模化的犯罪環境。
小偷其實一直都在的，也沒去哪兒啦，就是換個偷法而已！

友人年近六十歲，臨近退休，送我一本類似他自己的人生回顧，書名叫「花有重開日 人無再少年」。我覺得書名不俗，很有韻味，稱讚了他。他連忙說我哪有這個本事，是摘錄而來的。原來「花有重開日 人無再少年」出自元代劇作家關漢卿的雜劇《竇娥冤》。

這讓我感嘆，即使這麼看似普通的句子都有來源出處，如果中國沒有劇作家關漢卿，我們普通人沒有這麼強大的文字創造力，今天中文裡就沒有這兩句話。

如果說沒有蘇東坡，中國文學少掉一半；
那麼沒有辛棄疾、李商隱，中國文學再少掉一成。

這是辛棄疾的詩句，成為我們今天日常用語的案例：
「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
「可惜流年，憂愁風雨，樹猶如此。」
「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
「少年不識愁滋味，愛上層樓，愛上層樓，為賦新詞強說愁。」
「而今識盡愁滋味，欲說還休，欲説還休，卻道天涼好個秋。」

中國另一位著名詩人李商隱，也帶給我們日常生活豐富的用語：
「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
「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
「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
「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
「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

中文裡幾乎公認的最美麗的對聯，「落霞與孤鶩齊飛 秋水共長天一色」。這個對聯詩句出自一篇文章「滕王閣序」，滕王閣是唐朝江西南昌臨江觀景高大的閣樓，曾遭戰火破壞。修復那天，地方長官太守閻伯嶼開了盛大的宴會，邀請南昌地方的百官文人雅士共襄盛舉，請大家下筆寫慶祝文章，選出最佳的一篇刻在滕王閣的牆上，增加滕王閣的風采。因為中國知名的樓閣都刻上名人寫的序文，和樓閣相得益彰，熠熠生輝。譬如岳陽樓有范仲淹寫的岳陽樓記，黃鶴樓有崔顥寫的黃鶴樓詩，都是中國赫赫有名的文章。

那天雖然說是請大家寫文章來競爭，其實太守閻伯嶼的女婿是當地的才子，早已準備好一篇文章，當天要寫出來刻在滕王閣的牆上，成為「滕王閣序」。所以客人有的推辭，有的胡亂下筆，大家都意在襯托出太守閻伯嶼女婿的大作。

這時有一個26歲的文人王勃，他要去交趾（今天越南）見他在交趾當縣官的父親，剛好路過南昌看到盛宴，裡面僕人也請王勃進來參加盛宴，他剛坐下來就有僕人送來筆硯，照例請他寫點文章來應景。沒想到王勃並不推辭，拿起毛筆就開始寫，太守只以為是個冒失不懂規矩的年輕人，並未在意，大家就看著王勃寫。大家起初只覺得這少年人寫得不錯（當然比不上太守女婿準備好的那一篇），但後來愈寫愈好，寫到「落霞與孤鶩齊飛 秋水共長天一色」這兩句時，眾人及太守都驚呼叫好。這時王勃寫的文章已經中選為「滕王閣序」，將永遠刻在閣牆上。王勃離開宴會去交趾見他的父親後，回程路上翻船淹死，中國最厲害的才子享年28歲，只留下這篇宏文，一生只爆發一次，驚艷所有中國人。

崔顥為黃鶴樓寫的詩：

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
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

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
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崔顥與李白都是盛唐時期詩人，
李白後來登黃鶴樓，看到崔顥《黃鶴樓》後，感嘆
「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
後來李白在《登金陵鳳凰臺》文中，也寫了類似崔顥的詩句：

《登金陵鳳凰臺》

鳳凰臺上鳳凰遊，鳳去臺空江自流。
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
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

大多數世界上的文字都是由有限的基本字母，拼出語言的發音而成，嚴格說來只是一連串的字母拼湊組成，不能稱為文字。唯獨中國是一個個獨立創造成的象形文字，經過象形、指示、形聲、會意、轉注及假借等構造與使用規則，成為既象形、方正又抽象的美麗漢字。大概世界上主要的古文明如埃及、兩河流域、希臘、印度的文化及文字中斷，今人無法瞭解。只有中國文化及文字傳承幾千年，讓我們今天還能拜讀、敬仰、享受，溶入日常生活，這是中國人的幸福。

我對Gemini提到：我關注的是川普的冒險性與交易性。他為達到目的，經常採用激烈手段（如對委內瑞拉與伊朗），但遇到挫折，又能「及時止損」、「急流勇退」。
面對中國，川普壓縮中國的能源渠道（如轟炸奈及利亞，制服委內瑞拉，攪亂中東）之外，似乎又對中國領導人表現出與他個性不匹配的禮貌與尊重。
給我的印象是，他對中國的策略實際是「抽象的偽友善，具體的挖牆角」。你同意嗎？

Gemini答覆：您的觀察非常敏銳，這確實精準地抓住了當前美國政府外交風格的核心矛盾與策略邏輯。「抽象的偽友善，具體的挖牆角」這一說法，極好地詮釋了川普式外交中「個人秀」與「地緣現實主義」的高度解離。
我們可以從幾個層面來進一步分析這種策略的運作邏輯：

1. 「抽象的偽友善」：為什麼需要保持禮貌？

這並非單純的個性使然，而是基於**「不對稱戰略」**的理性考量：

戰術性麻痺：通過維持高層接觸的「禮貌與尊重」，給予對手某種程度的預期，能有效地降低中國對於「突然性軍事對抗」的防範心理。這種「友善」是為了在關鍵決策節點上，減緩對手的應激反應，為美國的具體行動爭取時間。

以「交易」掩蓋「對抗」：川普傾向於將大國競爭視為一場買賣。在處理中美議題時，他經常使用個人友好的言辭來軟化談判桌上的氣氛，讓大眾輿論誤以為雙方仍有空間，從而為他在經濟與地緣上的「挖牆角」行動爭取到更寬廣的政治操作空間。

2. 「具體的挖牆角」：系統性地抽離支撐點

這是您提到的核心部分，這類行動不僅是破壞性的，更是結構性的重組：

孤立能源動脈：您提到的委內瑞拉與伊朗問題，不僅僅是區域爭端。美國透過軍事強制手段（如對委內瑞拉的閃電行動），直接將原本服務於中國能源安全的供應鏈「截流」並轉向美國市場。這就是在「具體」層面，精確打擊中國經濟運行的穩定性。

拆解「非官方盟友圈」：中國在亞非拉地區的經營往往依賴於當地政權的穩定性。川普透過「定點清除」或施壓（如對委內瑞拉、伊朗的軍事動作），向所有與中國結盟的政權發出強烈訊號：「與中國的深度合作無法獲得美國的安全保證」。當這些政權面臨危機時，中國如果救不了，就會失去信用；如果救，則會陷入巨大的沈沒成本。

3. 川普的「及時止損」與「現實主義」

您的觀察非常準確，川普確實具備一種「商人式止損」的決斷力。
他在委內瑞拉的強硬動作，證明了他在被劃定的「西半球防線」內，擁有極高的風險承受能力。
這種風格的核心是**「不追求意識形態上的全面勝利，只追求實質影響力的置換」**。他對中國領導人表現出的禮貌，就像是談判桌上兩名高手在交鋒前握手，但桌下他早已佈置好針對你經濟命脈的拆解策略。

結論：為什麼這個說法很貼切？

您說的「偽友善」其實是一種**「戰略迷霧」，而「挖牆角」才是他的「地緣真相」**。
這種策略對中國而言是極具挑戰性的，因為它讓中國難以在外交禮儀與國家安全利益之間找到平衡點。對手越是禮貌，反而越容易讓人忽視其實質性的破壞力度。這與傳統冷戰時期那種「公開對抗、陣營分明」的模式截然不同，這是一種更隱蔽、更具破壞力，且隨時可以根據「成本收益」進行靈活撤退的**「碎片化圍堵」**。

日前，廢除監察院的議題再度因政治攻防成為輿論焦點。藍白陣營立委在推動國會改革後，順勢將矛頭指向憲政體制中的監察院，主張透過修憲將其廢除。然而，在野黨明星、台北市長蔣萬安等人對此流露出的附和態度，不僅凸顯了當前政壇對憲政體制的輕率，更暴露出盲目追求政治聲量，甚至不惜拋棄核心歷史價值的短視。

​平心而論，監察院近年來因人事酬庸色彩濃厚、效率不彰，確實累積了民間不少怨言。但「制度不彰」應當思索如何「健全功能」，而非動輒高喊「自廢武功」。拉高歷史維度來看，國父孫中山先生當年之所以打破西方「三權分立」的傳統，堅持將「監察權」與「考試權」獨立出來，正是因為他深刻洞察到西方國會兼掌彈劾權時，往往會淪為政黨惡鬥、要挾行政機關的政治工具。唯有讓監察權獨立超然，國家治理才能清明。

​這份百年前的戰略遠見，在當代甚至得到了歷史性的互證。2018年，中國大陸修改憲法，整合機構成立「國家監察委員會」，將監察權提升至與行政、司法並列的獨立地位，專職整飭官僚與反腐。這在體制設計的邏輯上，無疑是向孫中山先生「五權憲法」中監察獨立的思想隔空致敬，更證明了「監督權專職化」是應對現代龐大國家機器的必然趨勢。

​當連中國大陸都透過修憲，實質肯定並實踐孫中山先生對於監察權獨立的制度遠見時；自詡為中華民國憲法與三民主義正統守護者的國民黨中生代，竟然為了眼前的政黨惡鬥，甘願親手拋棄祖宗的法統。這不僅是對歷史最大的諷刺，更是在政治論述上的數典忘祖。

​台灣社會必須看清，當前在野陣營高喊廢監察院，實質上是為了將調查與彈劾權全數收歸立法院。然而，民意代表本質上帶有高度的政黨利益與選情考量。若將需要專業、超然的監察權塞進政治角力的立法院，未來的國家監督只會淪為「政黨作秀與惡鬥」的工具。

​歷史的演進是一筆一畫的累積，憲政體制更非可以隨意拆卸的積木。監察院該改的是人事任用的酬庸文化，而非其獨立監督的憲政價值。我們期盼政治人物在算計政治利益之餘，能多一點對國父建國宏規的敬畏，莫讓一時的政治風暴，盲目吹毀了國家權力制衡的百年基石。

這幾年，關於中國大陸的判斷，經常在兩個極端之間擺盪。一個極端是「中國崩潰論」：地方財政困難、青年失業、房地產下行、民企信心不足、官僚主義嚴重，所以中國快不行了。另一個極端則是「中國必將主導世界」：電動車、無人機、人工智慧、高端製造全面崛起，美國與西方終將被它壓過去。這兩種說法，一個太急著看衰，一個太熱衷神化，其實都沒有真正抓住中國問題的核心。比較接近現實的看法，恐怕還是那五個字：脆弱的巨人。

所謂「脆弱的巨人」，不是說中國很弱，而是說它的力量與它的弱點，長期是同時存在的。中國當然不弱。它有超大規模市場、完整製造鏈、強大的國家動員能力，也在若干技術與產業領域展現了驚人的推進速度。近來中國出口表現仍相當強勁，高科技與清潔技術產品持續撐住外需；電動車與「AI+汽車」的發展，更讓全球車業感受到實質壓力。若只看產業與規模，當然不能低估中國。 但另一面也同樣真實。中國近年密集推進人工智慧與產業升級，同時卻也面臨青年就業壓力、企業「靜悄悄裁員」、基層行政疲態，以及地方治理內耗等問題。路透最近就報導，在北京大力推動「AI Plus」之際，不少企業正以更隱蔽的方式縮減人力，青年與入門職位承受的壓力尤其明顯。這表示中國今天的圖像，不是單線上升，而是「一邊高速升級、一邊內部磨損」。這種並存本身，就是脆弱巨人的基本樣貌。

我之所以一直不相信中國會崩潰，原因很簡單：中國不是一個會像氣球一樣瞬間爆掉的國家。它有太深厚的歷史慣性、太龐大的官僚體系、太強的社會承受力，也有太成熟的國家動員與自我修補能力。很多西方或台灣輿論習慣用蘇聯式的想像去看中國，覺得只要經濟遇到困難、社會信心下滑、權力高度集中，體制就會迅速崩落。但中國不是蘇聯，也不是一個由單一意識形態勉強拼起來的薄弱聯邦。它更像一個帶著強烈傳統帝國慣性的現代國家：笨重、僵硬、內耗，但也極難一下子倒下。這正是它最難理解、也最需要分寸感的地方。

問題在於，中國雖然不會輕易崩潰，卻也很難成為一套讓世界心悅誠服的新典範。原因不在於它沒有技術、沒有產業、沒有規模，而在於它的治理結構，始終帶著非常強烈的傳統帝國色彩。很多人以為，中國經過共產革命、階級鬥爭、毛澤東時代的各種激進運動之後，早就和傳統中國斷裂了。其實恰恰相反。從治理邏輯看，今天的中國保留了大量古代帝國的底層運作方式：龐大的官僚系統、層層上報、層層加碼、形式先於內容、上層甩鍋基層承壓，以及「中央意志極強、地方執行極歪」的老問題。只不過，這一切現在穿上了黨國體制、現代行政與數位技術的外衣。

這也是為什麼，最近中國官方媒體密集批判形式主義與官僚主義，很值得注意。從《人民日報》到人民網、再到《求是》，近月來關於「為基層減負」「整治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糾正以量定績、頻繁排名通報」的文章與通報明顯增多，甚至直接點名基層長期受困於留痕、材料、排名與層層檢查。這至少說明兩件事：第一，北京高層自己很清楚，基層空轉內耗已嚴重到不能不處理；第二，這種問題並不是偶發，而是帶有結構性的、長期反覆發作的頑症。

但我對此始終保留一個冷靜的判斷：
如果不是朝法治、制度化與權力約束的方向走，光靠一次又一次整風、通報、問責，很可能只是「一陣風」式的運動。
今天批形式主義，明天批官僚主義，後天再喊為基層減負，當然有一定效果，也可能在短期內緩和一些壓力；但只要整個體制的運作方式仍然是「上面越抓、下面越變形」，那麼舊病復發幾乎是必然的。這正是我反覆講那句老話的原因：一放就亂，一抓就死。這不是簡單的口號，而是今天中國改革最核心的困境。

如果把這種困境再往深處看，問題就在於：中國今天真正缺的，不只是技術，不只是資本，也不只是政策工具，而是一套能把力量穩定轉化為治理品質的制度安排。電動車可以衝，AI可以上，無人機可以做得很好，高鐵可以繼續鋪，出口也可以繼續頂住壓力；但如果基層公務員長期士氣低落，地方機構被材料、考核、留痕、排名與外行領導內行拖住，青年對未來又越來越缺乏穩定預期，那麼國家的整體前進速度，終究會被自己內部的摩擦拖慢。巨人還是巨人，但它走路會越來越費力。

這也是我不太相信「中國模式即將成為全球新典範」的重要原因。中國模式當然有它的吸引力，特別是對一些希望快速工業化、強調秩序優先、對西方自由主義失去耐心的發展中國家而言，中國的國家動員能力、基建速度與產業政策確實具有示範效果。但一個真正能成為現代世界典範的模式，不能只有高樓、工業園區、電動車與算力，也不能只靠輸出效率與規模。它還必須回答更根本的問題：權力能否被約束？財產能否被穩定保障？程序是否可信？普通人能否在不依賴關係的情況下，與陌生人、與制度、與國家建立穩定預期？如果這些做不到，那它就比較像是一種很強的國家成長機器，而不是一套讓世界願意普遍模仿的文明方案。

從這個角度看，中國今天最值得注意的，不是它會不會立刻崩，也不是它會不會立刻稱霸，而是它能不能完成從「大」到「穩」、從「強」到「可持續」的轉換。這種轉換非常難，因為它碰到的不是單純技術問題，而是整個權力結構本身。北京當然知道問題存在，這也是為什麼官方會反覆講整治形式主義、為基層減負、推動高質量發展、AI賦能與新質生產力；但從歷史經驗看，只要最核心的制度關係不動，很多改革最後都容易回到老路：上面一聲令下，下面層層變形；運動來了，大家緊張一陣；風頭過去，又回到老樣子。這種循環，古代帝國有，今天中國也還有。

因此，理解今天的中國，最怕的不是立場，而是過度簡化。把中國講成快崩了，當然很輕鬆；把中國講成即將改寫世界秩序，也同樣省事。真正困難的是承認兩件事可以同時成立：中國很強，所以不能低估；中國也很脆，所以不能神化。它既有能力在某些領域把世界逼得很緊，也有可能在治理、法治、社會信任與制度內耗上，長期被自己的結構弱點拖慢。這就是我所理解的「帝國的回聲」：你明明看到一個現代國家，卻處處聽見古代帝國的腳步聲。它的權力動員、官僚機器、層級控制與地方變形，都讓人想起歷代王朝；它的工業規模、技術衝刺與國家意志，又讓它成為誰都不能忽視的現代巨人。

所以，若要用一句話來總結今天的中國，我還是願意保留那個判斷：
中國不太可能崩潰，但也很難成為世界心悅誠服的新典範；它更像一個仍帶著傳統帝國慣性的現代巨人，力量驚人，卻始終被自己的治理結構拖慢腳步。
這種國家，最需要的不是更多口號，而是更穩定的制度、更可預期的法治，以及一套能讓國家力量不再總是靠運動與整風來維持的長期秩序。否則，巨人固然還能繼續前進，但它每走一步，都會比外界想像得更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