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諶旭彬為大陸暢銷作家，作品有：《秦制兩千年：封建帝王的權力規則》、《大變局：晚清改革五十年》、《大宋繁華：璀璨盛世下的底層真相》等書！

駐華美軍：中國財政難以承受之痛

1944年9月，對蔣介石（蔣中正）而言，是一個非常難熬的月份。

國內戰場上，剛剛經歷了中原會戰和長衡會戰的慘敗；國際外交上，美國總統羅斯福，又正在逼迫他將中國軍隊的指揮權，全部轉交給史迪威。

更要命的是，在這種時刻，蔣介石還不得不分出精力，去處理牛的問題。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一）

1944年9月18日，雲南省主席龍雲，致電蔣介石，大吐苦水，抱怨駐華美軍，已經幾乎吃光了雲南的牛、豬和雞。

龍雲在電報裡說：

「滇省向非產牛區，年來供應盟方，概由黔省販運而來，前恐影響農耕，妨及糧政，曾經略加限制。嗣准盟方請求，即已取消。惟據商人瀝陳，近因盟方人士日漸增多，辦理愈感困難，實緣產源枯竭，以致供不逮求。查核所稱，確係實情。至於豬雞兩項，僅有農戶零飼養，素無專業，頻歲消耗之巨，亦遠過於生產。」（1）

按龍雲電報裡的說法，1萬餘名美軍駐紮在雲南，每日需要供應大量的牛、豬、雞。

雲南省府對此已感到難以承擔，不但雲、貴兩省的牛，差不多已經被吃完了，豬、雞供應，也快要面臨危機。

龍雲之所以給蔣介石發這樣一封電報，是因為在9月1日，駐華美軍總部向蔣介石告狀說，駐紮在昆明的美軍一萬零六百人，每天所需肉類，計牛35頭，豬50頭，雞1000隻，但雲南省政府一直不能按照這個標準，滿足美方的需求。

蔣介石接到告狀後，於9月11日致電龍雲，要求雲南省政府趕快採取措施，滿足美軍的需求。

蔣介石在電報裡說：

「查此肉類供應，攸關盟軍營養，同作戰力量（關係）甚大。惟牛只可飭市府在產牛較多之地方代為購買運昆明，其餘雞豬等項在昆明附近似可採購，此項關係較巨，希由該省設法協助，勿使匱乏，以敦睦誼。」

其實，類似的苦水，早在1944年初，龍雲就已向軍政部部長何應欽吐過。

1944年1月21日，何應欽致電龍雲稱：中國駐印度遠征軍總司令史迪威，希望雲南能夠向印度美軍相關人員供應牛肉，且史迪威已經在印度置辦好接收、儲存牛肉的一切設備，只等雲南提供牛肉空運過去。

1月22日，龍雲回電何應欽，表示雲南的牛，已經被駐滇美軍吃完了，雲南沒有任何辦法，再供應印度。

電報說：

「美軍駐昆明年餘，消費甚巨。自三十二年度（1944年）人數日漸增加，入春以來，每日豬羊不算，菜牛每日須三十條，雞千餘隻，雞蛋數千枚。現在農村耕牛被其買淨，延至貴州盤縣購買，此種龐大驚人之消費，不但不能供給印度方面，即在滇者，亦將成問題。」

（二）

「一萬駐滇美軍吃光了雲南的牛」，聽起來像是一個荒誕故事，但卻是真實事件。

事實上，不僅僅是「一萬駐滇美軍吃光了雲南的牛」，事態最終甚至發展到了「十萬駐華美軍吃垮了整個中國經濟」的地步。

抗戰後期，駐華美軍曾一度超過10萬之眾。

美軍的消費標準很高，給中國政府帶來了極大的財政壓力，使本就通貨膨脹非常嚴重的中國經濟雪上加霜，加速崩潰。

國民政府的美籍財政顧問楊格，經過計算後認為：當時1名駐華美軍的開支費用，相當於500名中國士兵的費用。

也就是說，10萬美軍駐紮在中國，相當於國民政府平添了5,000萬本國士兵要養。（2）

孔祥熙對美國財長摩根索在1944年的一次「洽議中國財政」的商討會所說的一段話，尤其直白地指出了美軍在華開支，給中國財政帶來的巨大壓力。

孔祥熙說：

「我們面臨財政破產的邊緣，你們在中國所支用的每一塊錢，我們得發出這一塊錢的紙幣，除了我們所擔負的各項重大工程以後，這每一張紙幣，增加了我們的通貨膨脹。

你提到為了美軍，在中國進口了很多物資。

我不知道諸位是否體認到這對中國要負擔多少——上一個月中國為供應美軍，得支出三億元。

去年的冬天，我們為供養每一位美國士兵，每天得支出九十元。

我們在中國都以素食為主，窮苦的人，吃不到什麼肉類。

你們的子弟，要吃牛排，早餐雞蛋必不可少。

我瞭解在英國你們得事前申請，每一個月也許能吃到一個或二個雞蛋，但在中國，你們的子弟每天要吃六個雞蛋。現在才減少到每天四個。

但你們每人每天吃一磅牛肉。

在昆明一地，我們要每天供應一萬二千斤牛肉（每斤約多過每磅的四分之一）。

中國不像美國，中國養牛為了耕田，不是供人食用。

為了供應牛肉，我們必須屠宰耕牛。

為此雲南省政府主席根據雲南省參議會的反對，向我提出抗議說：所有為農耕需要的牛群，巳屠宰殆盡，農民無法耕田。

雲南既無法可想，不能不求諸鄰省貴州。但貴州也有同樣困難。貴州省主席在四月初打電報給我說：他已發出命令禁止牛類出境。」（3）

孔祥熙的抱怨不是謊言。

事實上，駐華美軍當日的飲食，完全按美國軍醫署所提供的標準供給。

每人每日需要：肉類（牛、豬、雞）18英兩（約0.56千克）、雞蛋4個、蔬菜20英兩、洋芋10英兩、乾菜2英兩、麵粉12英兩、豬油2英兩、糖6英兩、鹽0.5英兩、水果11英兩、花生1英兩、茶葉0.4英兩，以及其他香料。

按該標準，駐昆明兩萬美軍，每天需雞蛋8萬個，黃牛100頭。黃牛被吃光後，戰地服務團不得不改用水牛代替，水牛吃光後，美軍只好另吃犛牛肉。

負責招待美軍的戰地服務團團長黃仁霖，曾不無僥倖地感慨：經過適當的飼養，犛牛肉味道還可以，美國人不太容易分別其與普通牛肉的區別。（4）

「飛虎隊」指揮官陳納德，對此也深有感觸，曾這樣說道：

「為美國人提供膳食，對中國人來說是一項很艱巨的工作。平均來說，中國的南方人多食米，北方人多食麵。通常食用這些主食配一點蔬菜，只在節日才有少量的肉吃。美國人一餐所吃的肉即比多數中國家庭一年所吃的還多。因此不久，第十四航空隊的肉類供應，便成為嚴重問題。雞蛋是主要的食品，但中國的雞卻供給不上每天早晨要吃兩、三個雞蛋的美國人。」

可供對比的是，不論質，單論量，二戰期間，美國陸軍戰地口糧，每人每天約6磅；日本陸軍約為4磅；中國陸軍官兵最多時也僅約為1.6磅，這還只是文字層面的標準，並非實際獲得。

1940年後，經濟形勢惡化，國軍普遍改三餐制為兩餐制，菜品普遍退化為菜葉鹽水湯。

1944年，號稱待遇最好的國內部隊的駐滇遠征軍，也不過「每人每月給肉類一斤」，而且為了滿足駐昆明美軍的需要，這「每人每月給肉類一斤」，也被挪用掉了。

同年，美國專家隨機抽取了1,200名國軍士兵進行體檢，發現營養不良者高達57％。

1945年初，國軍士兵每日的副食費標準已僅剩12元，而漢中的白菜一斤要30元，蘿蔔一斤要20元。（5）

1944年，供應駐華美軍的費用，已經占到了國民政府全年財政開支的五分之一。

一位國軍軍長，在昆明召開的後勤會議上，憤然說道：「盟軍打仗不行，一個士兵伙食，吃得比我們一個軍長都好，餐餐牛肉、牛奶，還有咖啡！軍需署對外國人比親爸都親！」

戰地服務團團長黃仁霖，則當場站起來，指著該軍長的鼻子罵道：「差伙食給洋人，洋人他媽的不吃；差伙食給你吃，偏偏你還搶著吃！」

黃的怒氣可以理解，戰地服務團專職為美軍的吃住服務，已經征光了雲南的牛，但美軍仍不滿意，本國部隊又怨聲載道。

略而言之，如果將駐華美軍的開支，和為美國空軍修築飛機場的費用，合算在一起，1944年，中國政府總共為美軍提供了331.565億元法幣的墊款，而當年，中國政府全部的財政收入，只有200多億元法幣。

換句話說，即便將當年中國所有的財政收入，都用來供應在華美軍，也是不夠的。

國民政府唯一的辦法，就是開動印鈔機，大量地印發鈔票，然後再去承受瘋狂的通貨膨脹。（6）

（三）

國民政府之所以需要為美軍的飲食問題操心，源於1942年6月2日中美兩國所簽訂的《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協定》。

按照該協定，美國以「租借」的形式，向中國提供援助，中國則需要向駐華美軍提供食宿等日常供給。

中國對美軍的供給開支，記入「租借」帳目，戰後再行結算，可用於抵消中國的借款。

換句話說，在整個戰爭期間，美軍在華的各種開支，需要由中國政府墊付。

不過，考慮到中國原始的小農經濟已因長期戰爭而支離破碎，國家財政相當困難，截至1944年1月，美國也支付了1.3億美元的現款給國民政府。

但這只是杯水車薪，遠不足以抵消駐華美軍開支，給中國財政帶來的沉重壓力。

事實上，早在1944年初，蔣介石就已經意識到了，本已破敗不堪的中國經濟，即將被駐華美軍的龐大開支徹底拖垮。

所以，當他在1943年底接到羅斯福發來的電報，獲悉美英方面決定取消在開羅會議上對中國所作的承諾，不再在南緬孟加拉灣發動代號為「海盜」的兩棲進攻時，他立即抓住這個機會，將其作為爭取新美援的砝碼。

12月9日，蔣介石致電羅斯福，在同意取消海盜計畫的同時，卻不無威脅地指出：中國戰區之危機不僅在於軍事之薄弱，而經濟之危機，更足以影響戰時軍民心理之動搖，隨時招致整個戰局之崩潰。

蔣介石說，現在中國的形式，無論軍事與經濟，決不能支持半年之久，而唯一的解決辦法是：美國繼續向中國提供10億美金的借款，以解決中國經濟上的迫切需要。

12月20日，羅斯福致電蔣介石稱，美國財政部正在研究中國貸款要求及財政問題。

不過，羅斯福所謂的「正在研究」，其實只是拖延戰術。

羅斯福和美國財政部早已決定拒絕中國的請求，但直到1944年1月，羅斯福才將這一決定，通過電報告知蔣介石。

可想而知，蔣介石接到電報時的心情會如何糟糕。

1944年1月15日，蔣介石再次給美國總統羅斯福寫了一封措辭非常激烈、非常強硬的電報。

蔣介石要求：要麼美方再貸款10億美元給國民政府，用來減少中國的財政赤字和幫助在華美軍的開支；要麼就由美國政府直接負擔其在華的一切軍事開支。

在電報的末尾，蔣介石表達了一種無可奈何式的「威脅」：

「如果貴國財政部對於上述兩項建議均不能接受，則中國只有一可循之途徑，就是盡其所能之力量，繼續持久抵抗共同之日寇，以竭盡我聯合國一分於之義務，關於戰時經濟與財政，亦只能聽其自然之變化。」

電報發出後，蔣介石通知美國駐華大使高斯，羅斯福回復這封電報的期限，是1944年3月1日。

在那之後，如果事情不能得到有效的解決，那麼，在華美軍的生存和工作，只能依靠自己，中國政府將不會、也沒有能力再給予任何幫助與便利。

但蔣介石的威脅並不能讓美國人退步。

高斯提供給華盛頓的建議是：「不論目前的形勢發展多麼不愉快，不論在金錢問題上與中國的分歧是如何的不幸，我們應該堅定立場，不為恐嚇和憤慨姿態所脅迫」。

美國財政部長摩根索，則在接到蔣介石的電報後，怒駡蔣介石是在「訛詐」，發誓說他不會再為「這夥騙子」去國會山「要一個子兒」了，「讓他們跳長江去吧。」

美國財政部顯然並不能如蔣介石那般，深刻瞭解10萬駐華美軍的開支，對脆弱的中國財政而言，意味著什麼。

為此，雙方不斷電報往來，互相爭吵，美國陸軍部甚至一度想要花費10億美元，扶植某個蔣的政敵，來推翻重慶政府。（7）

雖然美國政府最終選擇了，坐下來繼續與國民政府談判，而沒有採取更為激進的舉措，但一切都為時已晚。

1944年1月26日，羅斯福再度致電蔣介石，含蓄承認「由於兩國相距遙遠以及考慮角度不同，可能會有一些因缺少配合，而引起對共同問題的爭議，進而出現作出不符合兩國利益決定的危險」。

羅斯福並保證說，鑒於中國財政困難，「本政府已充分準備承擔其在華作戰努力的全部費用，包括部隊的食宿和建築」。

隨後，談判圍繞著各種細節，曠日持久，直到1944年11月，中、美雙方才就美軍在華開支的問題，達成一致協定。

此時，巨大的通貨膨脹，早已如潮水般吞沒了整個國統區。

國民政府美籍財政顧問楊格後來評價說：從1944年11月到1945年5月，美軍駐華的月耗費，從10億元（法幣）迅速增漲到了200億元；很清楚，美國給中國帶來的軍事利益——特別是B-29行動，它在戰爭期間只發動了20次空襲——與給中國虛弱的財政造成的損失相比，遠遠得不償失。

以1945年為例，該年中國政府用於美軍的開支，占了當年貨幣發行量的53％以上，其對中國本就不堪重負的通貨膨脹所帶來的壓力，可想而知。

（四）

楊格所談到的「得不償失」，通過下面這組數位，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自1937年7月，至1946年1月，抗戰期間，中國軍各部隊，累計至少消耗彈藥（僅包括步槍、手提機槍、輕機槍、重機槍子彈）18.2億餘顆。

據何應欽的統計，國軍彈藥消耗，以1937～1938年間為最烈。至1938年12月，已消耗步、機槍子彈7.2億餘顆，占總消耗約五分之二左右。

之所以如此，乃是因為此一時期，如淞滬會戰、武漢會戰等，均屬前後參戰部隊達百萬上下的超級會戰，消耗甚巨。

1939年之後，因彈藥庫存耗盡，且彈藥補充能力極為有限，國軍彈藥消耗量驟減。以國際採購而言，1937年7月至1938年12月，國府自蘇聯、瑞典、德國、比利時等國，共購進步、機槍子彈約4.6億顆，雖遠不足以彌補戰場上高達7.2億顆的巨大消耗，但仍屬可觀。

1939年之後，因歐戰形勢變化，自德、蘇等國購入彈藥的途徑斷絕，美國轉而成為中國最主要的武器援助國，但數量遠不能與1939年之前相比——自1942年4月至1944年9月，美國援華步、機槍子彈，僅2.14億顆，其中1.64億顆被史迪威撥交給了印、緬中國遠征軍，以滿足美國在東南亞的戰略利益，中國國內部隊僅得0.5億顆。

換句話說，當美國成為中國最主要的援助國後，中國所得的實際援助其實並不多。

此一時期，中國軍隊的彈藥供給，大部分仍仰賴自製。

具體到步、機槍子彈，1939年生產了約0.88億顆，1940年生產了約1.14億顆，1941年生產了約1.20億顆，1942年生產了約1.40億顆，1943年生產了約1.44億顆，1944年生產了約1.54億顆。（8）

所以，國民政府軍委會曾公開抱怨：

「中國軍隊自與盟國聯合作戰以來，所得援助之實際數量，幾不足供英美軍一師作戰一星期之用。但我軍民以堅毅之心，代替武器之不足，恒常單獨抵抗日軍十個師團以上兵力的進攻。」（9）

不可否認，美國的各項援助，在幫助中國堅持抗戰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但另一方面，同樣不可否認，為了爭取這些援助，中國政府乃至民眾，也付出了不菲的代價。

駐華美軍所帶來的財政危機，不過是這諸多沉痛代價中，微不足道的一角而已。

注釋：

（1）何應欽等為大量供給美軍肉類與龍雲往來電（1944年1～9月），收錄於《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五輯／第二編 外交（一冊）》，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1997，P322-324。下文相關電報引自該處者，不再另註；

（2）參見：楊格（ArthurN.Young），《中國與外援》一書《總結1937～1941年》部分，哈佛大學出版社，1963年。轉引自:《劍橋中華民國史 1912～1949年》（下），P672；

（3）《摩根索日記》，1965，P1170。轉引自：（台）朱孝儀《苦心·遠見·定力–記述總統蔣公領導抗戰的一段心跡和事證》，收錄於《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第7輯》，1977，P240～241；

（4）深町英夫，《奢侈的保鏢？飛虎隊的日常生活》，「近代中外關係史」國際學術討論會，2008；

（5）張瑞德，《抗戰時期陸軍的人事管理》，收錄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第二十一期；

（6）（7）任東來，《被遺忘的危機：1944年中美兩國在談判貸款和在華美軍開支問題上的爭吵》，《抗日戰爭研究》1995年第1期；

（8）章慕榮，《抗日戰爭時期國民政府陸軍武器裝備建設之考察》，《二十一世紀》2005年8月號；

（9）《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五，下冊．臺北國民黨黨史委員會，1978年，P618。

＜諶旭彬（2015-08-06）＞

無論如何，抗日的是中國人。

台灣最不要臉，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也不紀念抗戰，但若華府與北京雙方扯上抗戰，台灣就有很多人不爽，說抗戰的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這個名詞早就已經消失了，現在不都是中華民國（台灣）嗎？是一個掛尿袋的中華民國，掛個台灣尿袋的中華民國，內涵為台獨的中華民國，豈能代表中國人表達抗戰的歷史呢？

抗戰是中國人血肉築長城，那麼代表中國人的政權，當然就繼承了這個歷史，台灣的台獨中華民國不要這個歷史，看別人談，卻又不爽，很奇怪的心理。

馬英九總統時期，當時觀光主管機關反對紀念抗戰，不同意在車站與機場出現紀念抗戰的海報，因為會讓日本觀光客不舒服，這就是台灣這個鬼島的奇特心態，那些交通部官員的腦袋都裝屎。

民進黨在台灣當家，當然不會在意抗戰歷史，因為它們媚日。

川普用了Gung Ho，中文意思是「工合」，源自抗日戰爭時期的「工業合作社」。絕大部分台灣人根本不知道這什麼意思，這個詞來自抗戰期間中美合作對抗日本軍事侵略，其實是誤用的英文名詞。1980年代還有部電影用了Gung Ho當片名，但這與中國無關，電影是敘述日本汽車廠到美國開廠，日美兩國企業文化不同造成許多磨合的問題。

兒時看約翰韋恩演的飛虎隊，還有一句經典台詞，Ding Hao，就是「頂好」，這個詞在我腦子裡記了幾十年。

抗戰就是中國人的歷史，你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就不要扯那仗是誰打的，延安共黨抗日的貢獻，比重慶國府是少，但他們仍屬於國軍的戰鬥序列，爭論延安不抗日，或許你可以問問胡宗南大軍把延安包起來，結果這支大軍被日軍「一號作戰」一戰擊潰，它盯著共黨密實的很，對抗日軍卻毫無辦法。

川普按照美國外交立場，當然視北京為中國的合法政權，這是自1979年以來的關係正常化的結果，這就是一個中國的展現，中華民國當然是中國，但現在台灣人否定中國歷史，利用故宮竊奪中國文物以為台灣私有，這些都是非常惡劣的行徑，台灣如果掛個中華民國招牌，卻否認自己中國人的身分，那只能說是精神分裂。

Gung Ho，也有些負面意義，就是講一個人過度熱情，比Can-do還要更過一點，不過，川普能用Gung Ho，這表示他的撰稿人還是用了些心思，將中美兩國的文化與歷史拉近了一些。

川普夫婦親自為習近平夫婦接機，幾乎已把所有能給的最高禮遇通通使出來。要知道，美國總統上次親自為外國領導人接機，已是2015年歐巴馬對教宗那回。如果不算教宗，再上一次就得追溯到1962年了！

況且川普是何等狂妄驕傲的人，從來只有別人跪舔他，何曾見過他逢迎人？猶記得北約秘書長見他得叫Daddy，才能獲得川普一句「他很喜歡我」的反饋。還有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到白宮，更得不斷對川普奴顏婢膝拋媚眼，被川普怎樣嘲諷奚落都得忍，活像個給川普坐檯的藝妓媽媽桑。

對了，不過就在一天前，高市早苗到紐約出席聯合國大會，結果接機人員只有五六人，她只得向空氣揮手，假裝熱情給自己看，真的是能有多尷尬就有多尷尬啊！

可無論是北約或者日本，那對台灣來說都已經是得賣力吹捧的「友盟」，更別說是這些「友盟」的Daddy川普了。然而，台灣長年倒貼，自稱是美國「友盟」，結果不但是得不到川普給習近平的半點禮遇，甚至賴清德連美國本土都去不了，真不知整天喊「對等尊嚴」，都是在喊什麼的？

倒是前不久勞動部部長洪申翰乖乖擁抱「一中」框架，代表Chinese Taipei出席在南京舉行的APEC人力資源國際會議，祖國大陸就給予一路「部長級」禮遇，洪申翰自己也承認符合「對等尊嚴」。由此可見，台灣只要承認自己和大陸同屬一中，共同融入中華民族復興的進程，馬上就在國際社會抬頭挺胸！奈何賴清德偏偏要自我作踐任川普剝削，搞到連對高市早苗也要跪，真不知這是哪門子的「尊嚴」啊！

曾經两度擔任澳洲總理（2007～2010, 2013）的Kevin Rudd無疑是一位「中國通」，他大學主修中文與中國歷史，又已出版两本有關現代中國的書（[1] [2]），其中的《論習近平》（[2]）完成於2024年，奠基於他在牛津大學完成的博士論文（2017～2022），是本文探討的對象。

作者研讀很多中國大陸的官方文獻，綜合得出核心主張：「習近平正推動一場『馬克思主義民族主義』（Marxist Nationalism）的綜合意識形態運動。此運動使中國政治向列寧主義左翼移動，經濟政策向馬克思主義左翼傾斜，而外交政策則轉向民族主義右翼。」這裡的意識形態主要來自習的許多文章和演講，被稱為「習近平思想」。2022年的中共二十大正式接受「習近平思想」（非正式接受至少早5年）作為國家治理的施政方針，也被用來對抗西方的自由民主意識形態。

列寧主義左翼主要包含：強化黨的紀律、總書記對黨的控制、及黨對國家的控制。
馬克思主義左翼主要包含：經濟上國家計畫高於市場力量，國有企業重於私營企業，及重視縮小貧富差距。
民族主義右翼主要包含：強調中華文明的中心地位、對西方過往侵略的怨恨，以及追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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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國有企業重於私營企業」是誤判。若無國家的引導和支持，中國的電動車和機器人相關的很多私營企業如何能夠快速崛起，幾乎引領世界？中國主動戳破其房地產業泡沫，是因為其債務龐大，危及金融安全；中國曾對其網路平台企業罰款或阻擋公司股票上市（螞蟻金服），因為它們有壟斷行為或危及金融穩定；這些形成一時的「國進民退」，卻不是中共有意壓制私營企業。

「經濟上國家計畫高於市場力量」是很不精確的說法，因此沒有意義。其實中國的產業政策僅介入少數的關鍵領域，其他的大多數領域都尊重市場力量。近年美國也有產業政策介入少數關鍵領域，如半導體。

作者對習的強調意識形態持否定態度，基於此，於是把習所做的好事也解讀為壞事。譬如習打擊貪腐，是重大功績，卻被解讀為「反腐運動也透過習近平思想不斷擴大的作用，成為全黨上下推動更根本意識形態控制的制度性工具。」

習的外交政策被視為「戰狼外交」，並導致中國在國際上四面楚歌。今年7月美國智庫皮尤研究中心發表的研究顯示：全球更多國家對中國的好感度勝過美國，是逾20年以來首次。作者又誤判了。

作者是相當了解習近平和中國，但為何有許多誤判？大約因為他心中有強烈的自由民主和反共的意識形態，把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都視為絕對的錯誤。當人心中已有成見，即使很了解，也容易有誤判。西方的「中國通」大多如此，焉能不走下坡？

[1] Kevin Rudd（陸克文）《可避免的戰爭：美國與習近平治理下的中國》天下文化，2022。（The Avoidable War: The Dangers of a Catastrophic Conflict between the US and Xi Jinping’s China, 2022）

[2] Kevin Rudd（ 陸克文）《論習近平：習近平的馬克思主義民族主義如何形塑中國與世界？》明白文化，2026。（On Xi Jinping: How Xi’s Marxist Nationalism is Shaping China and the World, Sep. 2024）

我們搭三個小時的車，終於在八月五日晚上十點來到河西走廊中部的甘肅省嘉峪關市，聽說這裡的特產就是烤肉，於是我們一家人，偕同林國耀教授、劉莞教授與博士生陳芳同學來烤肉。

大陸的餐廳常常深夜都在經營，這裡的烤羊肉極新鮮，不只沒有羊肉的騷味，口感潤滑，油而不膩，吃來很爽口。這裡的治安極佳，我們暢談到十二點才回去。

我們八月六日上午來到嘉裕關，是明代萬里長城的西端起點，有「天下第一雄關」之稱。通常世人對嘉裕關的印象是荒涼與蒼茫，我來到這裡卻毫無此感，遠眺白雪皚皚的祈連山，讓我想到明朝棄文從軍的清官戴弁鎮守嘉裕關所寫的〈嘉峪晴煙〉：
「煙籠嘉峪碧岧嶢，影拂崑崙萬里遙。
暖氣常浮春不老，寒光欲散雪初消。」

在關內，還有片美麗的湖泊，四周到處種著俗稱「左公柳」的樹，據說這是左宗棠西征，希望保障軍事運輸，因防風固沙，避免道路被阻斷，命人從嘉裕關開始一路向東種植柳樹與楊樹所致。因此，據說湘軍出身的官員楊昌濬曾寫詩：
「大將籌邊尚未還，湖湘子弟滿天山。
新栽楊柳三千里，引得春風度玉關。」

嘉裕關是個「福關」，這裡幾乎沒有發生什麼重要戰爭，我來到關口，發現入關前設計成低窪的地面，反襯出關門的高大，敵人如果攻過來，立刻要面臨上面的萬箭齊發，如此居高臨下，難怪會易守難攻，古人構築這些軍事工程都是經過實際的設想，才會經過六百年，嘉裕關依舊屹立不搖，昂然挺立於天涯。

針對這次中國與尼泊爾邊境發生土石流災害，事實上尼泊爾方面的損失要遠大於西藏，但綠媒卻不斷做扭曲報導，對大陸當局大肆惡意批評。一位好友透過Google Gemini AI整理出資料澄清，很有參考價值：

關於近期中國與尼泊爾邊境發生的泥石流（土石流）災害，網路與部分媒體上出現的「源頭在新疆」以及「中國隱瞞/未通報災害」等傳言，其起源與演變主要來自地名地理混淆、初期資訊不對稱，以及地緣政治資訊傳播的三方作用。

1. 「災害源頭在新疆」的謠言起源

* 地名發音與混淆：災害發生於西藏自治區日喀則市的吉隆口岸（吉隆縣，英文 Gyirong，鄰近尼泊爾的熱索瓦格德 Rasuwagadhi）。部分海外社群平台（如 X、Facebook）及簡報帳號在第一時間轉載影像時，誤將「西藏吉隆」與同樣帶有少數民族地名特徵的「新疆」混淆，或誤認為該水系源自新疆地區。

* 科學證實的實際源頭：根據美國地質調查局（USGS）、加拿大卡爾加里大學衛星影像分析以及尼泊爾國家減災管理局（NDRRMA）聯合地質專家確認，本次災害源頭位於尼泊爾境內（朗塘里倫冰川/利隆冰川一帶，海拔約5,200米）的高山冰川崩塌，進而引發冰石崩塌與山洪，沿著邊境河道沖毀了尼泊爾與中國西藏兩側的吉隆/熱索瓦口岸。災害地理位置與新疆相距數千公里，無任何水文聯繫。

2. 「中國瞞報/未通報上遊災害」的傳言起源

* 訊息傳播鏈：災害發生後，由於兩國邊境通訊與電力中斷，尼泊爾下游部分媒體與海外政論節目開始質疑「上游的中國未向下游尼泊爾警示」。此說法經由部分台灣媒體及海外社群帳號擴大報導，演變為「中國掌控災情卻隱瞞不報」的論調。

* 事實真相與時間差：
事發源頭不在中國境內：由於發源地本身就在尼泊爾一側的高海拔山區，並非由中國境內堰塞湖潰壩或水利工程引發，中國上游並不存在「提前預警」的客觀條件。
兩岸同時受災：災害發生時，土石流以極高速度衝擊西藏吉隆口岸，中國一側同樣造成數百人失聯與嚴重傷亡。
官方闢謠：中國駐尼泊爾大使館及中國外交部隨後發布聲明闢謠，澄清此為極端氣候引發的冰川崩塌連鎖災害，並表明雙方皆為受害者，並已啟動跨國聯合搜救與災情資訊共享機制。

總結來說，「新疆源頭」屬於對中國西部地名的地理誤認與網路錯標；而「隱瞞災害」則是災難初期在訊息混亂與地緣政治對立下形成的虛假敘事。

《新冷戰》（[1]）記述本世紀以來，到2023年底的許多國際事件，著重美中俄間的競爭和衝突。這書描述的就是所謂的新冷戰或冷戰2.0，雖然與當年的美蘇冷戰有些明顯的差異。作者是《紐約時報》的國家安全和白宮資深記者，能相當程度代表美國人的見識。

書中雖然視中國為美國最主要的競爭對手，卻只看到對手的弱點，譬如：「儘管新冠禁令已解除，期待中的復甦卻沒有出現。銀行危機、房地產公司連環倒閉、出生率驟降，生活成本持續攀升，但房價卻大幅下跌。」「經濟一蹶不振、官員神祕免職，習近平麾下經濟派與鷹派在對內壓制、對外強勢上路線分歧，構成美國二十年來始料未及的風險格局：一個衰弱的中國可能帶來更大威脅。」

這書完稿於2023年底，卻完全不提當時中國的產業升級已頗有成，把資金從房地產業轉向科技發展，因此促成：（參見《大陸經濟轉型有成》）
中國的汽車生產量成為世界第一，尤其其新能源汽車以及相關的電池產業，是未來的趨勢。
華為公司開始銷售新手機Mate 60系列，顯示它和中國有望逐漸突破美國對其半導體產業的制裁和封鎖。
中國商飛公司生產的C919客機已開始交付商業載客飛行，對中國的商用客機產業是重大進展。

書中詳述俄烏戰爭的前因和過程，並且指出俄軍不如預期的強大又有不少失誤，因此在戰爭初期進攻基輔時受到重挫。這些是事實，但美歐大力軍經支援烏克蘭四年半也沒能打敗俄羅斯，讓俄軍仍占領將近1/5的烏克蘭國土，美歐烏的表現真有強過俄國嗎？此外，書中完全不提「聯俄制中」的可能性。當年季辛吉「聯中制蘇」搞垮蘇聯，近年的美國卻沒人要「聯俄制中」，而美國逼迫俄國發起對烏的戰爭，更使中俄親近如結盟，一起對抗美國，美國真比不上當年有季辛吉啊！

作者認為美國有两方面優勢，軟實力和很多盟國，是中國比不上的。盟國多是優勢嗎？未必。書中記述了2023年10月哈瑪斯對以色列的突襲，以及隨後以國對巴勒斯坦幾乎「無差別」的報復性殺戮。美國是以國長期的盟友和支助者，於是與以國一同受到國際的譴責，其軟實力因此受到重挫。作者也無法預見，今年7月美國智庫皮尤研究中心發表的研究顯示：全球更多國家對中國的好感度勝過美國，是逾20年以來首次。

美國獨霸世界太久了，美國人，包括作者，因此傾向自我感覺良好，即使感受到中俄的競爭壓力。這不利於美國的霸權。書名的副標題有「美國捍衛西方」，是自欺欺人，其實是「美國捍衛其霸權」；西方文明難以再大幅擴張，但絕不會消滅，不需要美國捍衛。

[1] David E. Sanger《新冷戰：中國崛起、俄國侵略、與美國捍衛西方之戰》黑體文化，2025。（New Cold Wars: China’s Rise, Russia’s Invasion, and America’s Struggle to Defend the West, 2024）

睽違十年，我又來到了澳門，這是我第三次踏上這座城市。第一次大約是在1999年，當時還是一次家族旅行；第二次是2016年前後，與一位學者朋友來參加會議；這一次則是2026年，我獨自前來參加一場學術活動。二十多年過去，城市依然在，人卻已經不同。第一次同行的幾位親人如今已經不在人世；第二次與我同行、談笑風生的學者朋友，也在2024年四十多歲時英年早逝。這一次再來澳門，看到一些熟悉的景物，難免有一點物是人非的感覺。

然而，澳門本身卻比我記憶中更加繁華。酒店更豪華，商場更巨大，交通與公共建設更加完善，大學校園也今非昔比。這次到澳門大學參加學術活動，無論校園、設備或學術隊伍，都讓我留下相當深刻的印象。

如果只看物質生活，很難否認這二十多年來澳門所發生的巨大變化。2025年，澳門本地生產總值約為4180億澳門元，實質成長4.7%，人均GDP約60.7萬澳門元。全年入境旅客突破4000萬人次，其中約2900萬來自中國大陸；相較於澳門本身不到百萬的人口，這是一個極為驚人的數字。

這座城市最著名的產業，當然還是賭博。我這個人偏偏逢賭必輸，每年過年跟親戚打牌，我大概都是負責送錢的那一個，所以從來沒有培養出賭博興趣。但既然到了澳門，不去賭場看看，好像又少了一點什麼，於是晚上走進幾家賭場。裡面燈火輝煌，人聲鼎沸，來自中國大陸與世界各地的遊客坐在賭桌旁，籌碼不斷流動；酒店、餐飲、購物、娛樂與情色，在賭場周圍形成一套龐大的消費系統。

2025年澳門博彩毛收入約2474億澳門元，比前一年增加約9%。這不是一個普通觀光產業的規模，而是一部巨大的慾望機器。可是走出賭場，又會看到另外一個澳門。我看到一對夫妻在外面激烈爭吵，不知道是不是輸了錢；有人喝得爛醉，嘴裡念念有詞；也有一些衣著普通的人，在賭場裡失魂落魄地走來走去，臉上沒有任何享樂的表情。賭場外面還站著一些不同年齡的女子，毫不避諱地招攬客人。在那個空間裡，金錢、性、酒精、僥倖與欲望混合在一起。

我不是道德主義者。人類既然有欲望，歷史上就一定有人經營欲望。賭博、酒精、情色與奢侈消費從來沒有真正離開過文明社會。問題從來不是一句「這些東西好不好」就能解決，而是：一個城市能不能把欲望控制在制度裡？又能不能承擔它所產生的社會成本？

澳門一位朋友跟我說了一句很有趣的話：「我們澳門人不賭博，賭場都是開給你們遊客的。」
我聽了大笑。這句話當然不能當真。澳門人不是天生具有抵抗賭博的特殊基因。不過我後來查了一下資料，卻發現這句玩笑背後還真的有一點現實基礎。澳門官方委託的2019年調查顯示，居民參與澳門賭場博彩的比例只有9.4%；居民整體博彩參與率也從2007年的59.2%降至2019年的40.9%，博彩失調盛行率則從高峰期的6%降到0.8%。澳門從2009年開始推動「負責任博彩」，政府、大學與社福機構也建立了相應的宣導與防治體系。

換句話說，「澳門人不賭博」固然是句玩笑，卻呈現了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博彩是澳門的產業，卻不必然是澳門人的生活方式。澳門人可以在酒店上班，可以做餐飲、零售、金融、交通，也可以直接或間接依靠博彩旅遊產業生活；但是下班以後照樣買菜、接小孩、喝茶、回家。於是形成一幅頗有意思的景象：全世界的人到這裡追逐欲望，而本地居民負責經營欲望。

用一句比較不正經的說法就是：「你們負責賭，我們負責收錢。」
這當然不能簡單理解成道德上的聰明。澳門模式之所以成立，有非常特殊的歷史與地理條件。它是一個極小的城市，背後卻連接著中國這個巨大市場；它又具有特殊的法律、金融與出入境制度，加上葡萄牙殖民歷史留下來的文化景觀，以及長期累積的博彩、酒店與旅遊產業。

這些條件疊加起來，才形成今天的澳門。所以澳門可以成為澳門，並不代表台北、高雄、上海或者廣州也應該照抄。更何況澳門自己也知道，過度依賴博彩不是沒有風險。近年澳門政府推動所謂「1+4」經濟適度多元化，希望在綜合旅遊休閒之外，發展中醫藥健康、現代金融、高新科技、會展商貿與文化體育等產業。2026年公布的第三個五年規劃甚至提出，到2030年希望非博彩產業增加值約占GDP六成。

這本身就說明：連澳門也不認為「永遠靠賭場就好了」。然而，我這次重新來到澳門，最值得肯定的反而不是它賺了多少錢，而是這座城市至少做對了一件事情：它知道自己的定位。

世界上的小城市、小國家，最怕的不是小，而是不知道自己為什麼存在。新加坡知道自己是金融、航運與區域服務中心；杜拜知道自己要成為中東的航空、商業與觀光樞紐；澳門則很早就知道，自己不可能靠製造業與巨大城市競爭。於是它選擇把旅遊、博彩、酒店、會展、娛樂與特殊文化景觀結合起來，把自己變成一個高度集中的世界級休閒消費城市。這個模式未必高尚，甚至有許多值得批判之處，但它很清楚。

這也是我在澳門時，不免想到台灣的地方。台灣當然沒有必要學澳門發展博彩業。台灣真正值得學習的，是另外一個問題：我們究竟希望自己在世界上扮演什麼角色？

台灣其實握著不少好牌。半導體、精密製造、醫療、農業技術、高等教育、文化創意、海洋產業，再加上位於東北亞與東南亞交界的地理位置，任何一項都可以繼續發展。可是我們的公共討論經常被統獨、藍綠、中美競爭等巨大的政治問題佔據。

這些問題當然並非不重要。但是一個更根本、也更現實的問題是：二十年以後，世界為什麼仍然需要台灣？一個地方真正長久的安全，不能只建立在別人「喜歡你」，而應該建立在別人「需要你」。澳門的案例當然不能直接複製，但是它至少提醒我們：地方再小，只要找到不可輕易替代的位置，就可能取得與自身規模不成比例的影響力與繁榮。

只是，找到定位以後，還有第二個問題。有錢以後，要成為什麼樣的社會？澳門今天非常富裕，城市漂亮，公共設施改善，醫療、教育、交通都有長足進步，澳門大學也比我十年前所見更加成熟。
這些都是事實。但是我昨晚在賭場看到的那些失魂落魄的人，也同樣是真實的澳門。GDP是真的。賭桌旁輸掉人生的人，也是真的。繁華是真的。慾望背後的空虛，也是真的。所以我不會簡單說澳門模式是好還是壞。
一座城市首先必須知道如何生存，然後才有資格討論如何生活。澳門第一個問題回答得相當成功。第二個問題，它仍然在尋找答案。

而台灣呢？我們或許連第一個問題，都還應該更認真地想一想。離開澳門前，我忽然想起那位朋友的玩笑：「澳門人不賭博。」我還是覺得很好笑。但仔細想想，這句話也許正是理解澳門的一把鑰匙。
這是一座不一定相信欲望，卻非常懂得經營欲望的城市。它把人性的貪婪、僥倖、享樂與好奇，變成酒店、燈光、工作機會、稅收、道路、大學與公共建設。這是它的聰明。至於這份聰明最終能不能變成一個更健康、更有厚度的社會，那就是澳門下一階段必須回答的問題了。

而對一個重新來到這裡的台灣人而言，我真正帶回去的問題反而不是：「台灣要不要學澳門？」而是：「我們自己的位置，究竟在哪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