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8日於土耳其舉行北約峰會期間，川普公開辱駡伊朗領導層。
原話：「對我來說，我認為它（指談判）結束了。我不想再和他們打交道。他們是人渣。你知道什麼是人渣嗎？他們就是人渣。他們是一群病態的人。他們被病態的人所領導，而且是邪惡、暴力的人。」
「他們腦子有問題，他們瘋瘋癲癲的（cuckoo）……就我而言，和他們打交道只是浪費時間。他們是騙子。」

2026年4月7日，美伊談判陷入僵局，川普在社群平臺Truth Social上發表了極端警告，他的原話是：
「今晚，一個完整的文明將會消亡，永遠無法再恢復。」
雖然他在同一篇貼文中隨後補了一句
「我不希望這發生，但它很可能會發生」。

除了這次「消滅文明」的言論外，他還：
揚言徹底摧毀、夷平伊朗所有地區 (2026年7月)
在 2026 年 7 月川普還在社群上宣稱已有上千枚飛彈「彈上膛、砲開火（Locked and Loaded）瞄準伊朗」，並寫道：
「美國軍隊將完全消滅並摧毀伊朗的所有地區——讚美真主！」

2020 年初美軍刺殺伊朗將領蘇萊曼尼（Qasem Soleimani）後，面對伊朗揚言報復，川普在推特上宣稱，美國
「……已瞄準了 52 個伊朗地點，其中一些對伊朗及伊朗文化而言層級非常高且非常重要，這些目標以及伊朗本身，將遭到非常快速且沉重的打擊。」

川普的滿嘴跑火車，讓我憶及其他兩個美國要員頗具代表性的言論：

一、艾倫·布倫( Allan Bloom )是美國新保守主義祖師爺斯特勞斯教授( Leo Strauss )的大弟子，也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名聲鵲起的新保守主義理論家福山( Francis Fukuyama )的老師。
布倫曾針對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的關係，提出過「小人國遊記」觀點（Gulliver over Lilliput）。意指古力佛巨人途經小人國時，為了替他們滅火，撒了一泡尿解決了問題，但卻引起小人國的憤怒與不滿。

二、卡特總統的安全顧問布熱辛斯基，更是非常離奇。1995年，布老在一次三藩市舉行的精英會議上指出，為了避免讓即將邊緣化的全球80%人口不對發達國家搗蛋，最好的辦法就是用「乳頭樂」（tittytainment，英文“乳頭”與“娛樂”兩字的合併，指“色情文化”）來麻痹他們，以使他們把精力耗在床上而不是床下。

布倫與布熱辛斯基畢竟是文人，其言論儘管充滿對第三世界的蔑視，但卻知道如何進行一番「藝術加工」。至於川普，這個紈絝一世的活寶，顯然仍舊沉醉在孩童時代的牛仔電影與泰山電影的劇情中，無法脫繭正常成長。

如果說，川普的個性不過是代表他個人，那麼令人費解的是，為何他能二度勝選？而且，他的所作所為，還能再三得到兩議院的支持？川普與美國之間，似乎並不存在一道鴻溝。

翻開世界歷史，許多國家的失敗，並不是因為貧窮，也不是因為弱小，而是因為沒有正確認識自己。真正危險的，往往不是國力不足，而是國家對自身能力產生了錯誤的判斷，於是在野心、理想與現實之間失去了平衡。

歷史上不少帝國的興衰固然值得研究，但對於大多數並非超級強權的國家而言，更值得思考的，其實是另一個問題：一個中等國家究竟應該如何定位自己？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義大利，正是一個最具代表性的案例。它既不是英、美、蘇聯那樣擁有龐大資源與全球影響力的超級強權，也不是毫無選擇餘地的小國，而是一個具有完整工業基礎、軍事能力與一定國際影響力的重要國家。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原本有機會在歐洲長期扮演穩定力量的國家，最後卻因錯誤的戰略判斷而走向全面失敗。義大利的經驗提醒我們，一個國家真正需要回答的問題，不是「我們能不能成為世界強權」，而是「我們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

今天許多人談起義大利，往往只記得它在二戰中的失利，甚至把義大利軍隊當成笑話。然而，如果回到二十世紀三○年代的歷史現場，當時的義大利絕不是一個落後國家。它是世界重要的工業國之一，擁有完整的汽車、航空、造船、兵工等工業體系，飛雅特（FIAT）、安薩爾多（Ansaldo）、貝瑞塔（Beretta）等企業至今仍享有盛名；皇家海軍曾是地中海最具實力的艦隊之一，航空工業亦位居世界前列。墨索里尼自一九二二年掌權後，雖然建立的是法西斯獨裁體制，但不可否認，他初期透過行政改革、公共建設與政治整頓，使義大利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秩序，也提升了國家的自信。即使一九二九年全球經濟大恐慌爆發，義大利所受到的衝擊也不像其他歐洲國家那樣劇烈，因此墨索里尼在三○年代初期，不僅國內支持度不低，在國際間也擁有一定聲望。

更有趣的是，一九三四年奧地利總理陶爾斐斯遭親納粹勢力刺殺時，第一個公開反對希特勒擴張的，正是墨索里尼。他立即調兵進駐布倫納山口，封鎖阿爾卑斯山的重要通道，並警告德國不得武力吞併奧地利。當時德國羽翼未豐，希特勒最終選擇退讓。如果歷史停留在那一年，墨索里尼甚至可能被視為維護歐洲均勢的重要人物。

然而，一九三五年的衣索比亞戰爭，卻成為義大利命運的轉折點。墨索里尼希望藉由建立殖民帝國，重現古羅馬的榮耀，證明義大利已經具備與英法並列的世界強權地位。軍事上，義大利迅速取得勝利；政治上，卻付出了極為沉重的代價。國際聯盟對義大利實施制裁，使它與英法的關係迅速惡化，也迫使墨索里尼逐步倒向希特勒，最終形成羅馬—柏林軸心。從這一刻開始，義大利逐漸失去了原本可以左右逢源的外交空間，也開始追求一個遠遠超過自身能力的戰略目標：控制整個地中海、建立橫跨北非與東非的殖民帝國，甚至與英國爭奪全球影響力。

問題在於，義大利雖然是重要工業國，卻沒有英國遍布全球的海上補給體系，沒有德國龐大的工業產能，更沒有美國與蘇聯那樣的人口、資源與財政基礎。它是一個典型的中等國家，卻試圖扮演超級強權的角色。歷史上，大國或許還有承受一次重大戰略失誤的能力，中等國家卻沒有這樣的本錢。一旦國家目標超越了自身能力，過去累積的國力便會迅速被消耗殆盡。因此，我一直認為，義大利留給後世最重要的一句歷史教訓就是：中等國家最大的危險，不是國力不足，而是錯誤估計自己的國力。

這種錯誤，在北非戰場表現得尤其明顯。一九四○年底，英軍發動「羅盤行動」，以約三萬餘人的兵力擊潰義大利第十軍，俘虜超過十三萬名義大利官兵，這場戰役至今仍是軍事史上的經典案例。許多人因此認為義大利軍隊「天生不能打仗」，但真正深入研究當時的軍事與社會背景後，就會發現事情並非如此簡單。

義大利軍隊確實存在裝備不足、補給混亂與指揮體系僵化等問題，但更深層的原因，是整個國家並沒有建立起足以支撐世界大戰的共同信念。英國士兵相信自己是在保衛帝國的生命線；蘇聯紅軍是在保衛自己的祖國；德國士兵則被民族復興與國家崛起的敘事所動員。而義大利士兵遠赴北非，卻很難理解自己究竟是為了什麼而戰。所謂「重建羅馬帝國」固然是一個充滿激情的口號，但對於普通家庭而言，它既遙遠又抽象，無法轉化為願意犧牲生命的共同價值。

戰爭從來不只是武器與兵力的競爭，更是社會共識、政治動員與國家認同的考驗。當國家的戰略目標無法獲得人民真正認同，再精良的裝備也難以發揮應有的戰力。義大利真正失敗的，不只是軍事上的挫敗，而是國家戰略與社會承受能力之間出現了根本性的失衡。

如果將義大利與同時期的西班牙、土耳其相比，差異便更加鮮明。佛朗哥統治下的西班牙同樣是獨裁政權，也與德國保持密切關係，但他始終拒絕正式投入世界大戰。即使希特勒多次施壓，他仍然認為西班牙剛結束內戰，國力不足，不應再投入新的全面戰爭。土耳其則採取更加謹慎的平衡外交，在同盟國與軸心國之間保持靈活的戰略空間，直到戰爭接近尾聲時才象徵性的加入同盟國。瑞典與瑞士也都選擇在極其艱難的國際環境中維持中立，盡可能保存自身國力。這些國家未必沒有壓力，也未必沒有野心，但它們共同擁有一項重要特質：知道自己的能力，也知道自己的極限。

真正成熟的中等國家，不是什麼都想爭，而是知道哪些利益值得堅持，哪些目標不值得拿整個國家的未來去冒險。國際政治不是英雄小說，戰略也不是憑意志就能成功。真正高明的國家戰略，永遠建立在對現實條件的準確認識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激情、民族主義或領導人的個人野心之上。

回到今天，義大利的故事依然值得所有中等國家反覆思考。二十一世紀的世界，再度進入大國競爭日益激烈的時代。美中競爭、俄烏戰爭、中東衝突，以及科技與供應鏈重組，都讓國際局勢變得更加複雜。在這樣的環境下，多數國家既無法完全置身事外，也沒有能力單獨塑造世界秩序，因此如何認識自己的國家，便成為一項真正的戰略課題。

國家的定位，從來不是由願望決定，而是由國力決定；而國力，也從來不只是軍隊的數量，而是經濟實力、工業基礎、科技能力、能源供應、人口結構、財政狀況、外交空間，以及最重要的——人民願意共同承擔命運的社會共識。當一個國家的戰略目標超越了這些基礎，再雄偉的口號也終究無法支撐長遠的發展。反之，只要能夠清楚理解自己的優勢與限制，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取得平衡，中等國家同樣可以在動盪的國際局勢中維持安全、繁榮與尊嚴。

歷史從來不只是對過去的追憶，更是對今天的提醒。義大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失敗，真正留下的並不是一連串戰役名稱，也不是軍事史上的笑柄，而是一個值得所有國家反覆思考的問題：究竟應該如何認識自己？一個國家最大的智慧，不是努力成為另一個國家，而是先理解自己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不是盲目追逐超越能力的榮耀，而是在自身條件之上建立可以長久維持的國家戰略。

歷史上，很少有國家因為知道自己的極限而滅亡；更多國家，卻是因為拒絕承認自己的極限而走向衰敗。義大利的失敗，不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頁歷史，更是一面映照所有中等國家的鏡子。或許，真正成熟的國家，並不是永遠追求更大的力量，而是在每一個歷史轉折點，都能清醒地回答那個最根本的問題——我們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

最近有两則境外的新聞，雖然不直接與台灣有關，仍引起很多人關切：
香港的两家獨立書店遭國安處搜查，5人因涉嫌販售具「煽動意圖」的刊物遭拘捕偵訊，此刻已獲釋但可能被起訴。
川普總統在演說中指控，中國非法獲取2.2億份美國選民的檔案，及影響2020年美國總統選舉（意指他因此落選）。

不論川普的指控是否真實存在，這兩事件看似風馬牛不相及，但本質上頗相似，都與言論自由有關：
1. 書籍在書店販售、資訊在網路上傳播，當然都是言論的發表和散佈。
2. 两家獨立書店看來有販售主旨為反共反中的書籍，顯然意圖影響讀者，使讀者傾向反共反中；照川普的指控，中國運用網路散佈資訊，意圖影響和改變選民的投票傾向；兩者都企圖改變讀者的行為，何其相似？
3. 新聞披露，两家獨立書店所販售疑似觸法的書籍，如《唯紅花綻放：習近平時代的認同與歸屬》，多是在台灣出版；川普所指控的運用網路影響選舉是來自中國；兩者都來自境外。
4. 兩者都被認為，境外勢力的行動意圖損害本國的安全。

上述的類比獨缺一項，言論是否真實無誤？
一般而言，不實的誹謗有罪，真實的言論則無罪。但言論是否真實有時不易判斷，而且可能有些人認為真實，有些人認為不實，要由誰來判定？一般是由司法機關來判定，但有些人不信任司法機關，於是主張，言論不論是否真實都應無罪，即所謂100%的言論自由。若如此，書店販售書籍、運用網路散佈假資訊（譬如藉以影響選舉），政府公權力都不應該管。這樣很可能造成假資訊滿天飛，真是好事嗎？

言論自由是複雜的問題，是自由主義的核心主張，卻被一些人想得太簡單單純，可能導致國家陷入困境。以美國為例，美國本來屬於保守的基督教文化，經歷250年的移民和自由主義實踐，逐漸的大幅接受多元文化及DEI、LGBTQ等思想，因此動搖基督教文化原來的主導地位，造成近年保守派（共和黨）與進步派（民主黨）的嚴重對立。文化決定價值觀，是極難妥協的。

言論自由屬於基本人權，沒有國家會反對言論自由，但每個國家或地區有不同的文化和歷史，對言論自由加以少許特定的限制，以避免其與主要的文化和國情有衝突，應該是合理也必要的。基於此理，香港的言論自由就需要考慮「去殖民化」，因此有《香港國安法》讓國安處查辦两家獨立書店。（參見《黎智英重判，香港反共反中的餘火不熄》）

國家安全讓言論自由變得更複雜。世界各國多以意識形態相對抗，既要正當化及推廣自己的意識形態，也要削弱敵對國家的意識形態的正當性和影響，成為國家安全的一部份。一個國家的言論自由若太寬鬆，則敵對國家的意識形態就可能大軍壓境；若太限縮，則可能自損競爭力並招致民怨。所以言論自由應該到什麼程度屬於各國的政治決策，沒有一定的規範標準，須視國情而定，並需考慮，國際媒體仍大多被西方國家所掌控，使西方的意識形態仍有很大優勢。

二○二二年二月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時，國際間普遍認為這場戰爭可能在數周或數月內便會結束。當時許多人預測，憑藉俄羅斯龐大的軍事力量，烏克蘭恐怕難以長期抵抗；也有人認為，只要西方國家持續提供軍事援助，俄羅斯終究無法承受經濟制裁與外交孤立。然而，四年多過去了，戰爭仍然沒有結束，而且其規模與影響力早已遠遠超越了兩國之間的衝突。

今天的俄烏戰爭，不只是歐洲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規模最大的武裝衝突，也已經超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持續的時間，逐漸成為近八十餘年來歐洲最漫長的一場高強度戰爭。它所考驗的，不只是雙方軍隊的戰鬥能力，而是兩個國家、甚至兩個不同國際體系的綜合承受能力。戰場上的勝負固然重要，但真正決定戰爭走向的，往往不是某一場戰役，而是哪一方能夠把整個國家的軍事、經濟、工業、財政與社會體系維持得更久。
因此，我們今天看到的，其實是一場典型的「耐力競賽」。

戰爭初期，俄羅斯希望利用快速突擊與裝甲部隊，在短時間內迫使烏克蘭政府屈服。然而，這項構想很快便因烏克蘭軍隊的頑強抵抗而失敗。隨後，俄軍逐步調整戰略，將重點放在東部戰線，以火炮、航空與步兵逐步推進，試圖透過持續消耗烏克蘭軍隊的人力與裝備，最終取得戰場上的優勢。

另一方面，烏克蘭也逐漸放棄全面反攻、迅速收復失土的構想，而是利用西方提供的大量無人機、遠程飛彈、情報支援與電子作戰能力，將戰場延伸至俄羅斯本土。近兩年來，俄羅斯境內的煉油廠、軍火庫、機場、鐵路樞紐、能源設施乃至於軍事工業區，都反覆遭到無人機與飛彈襲擊。烏克蘭非常清楚，以自身有限的人力與資源，難以在正面戰場完全擊敗俄軍，因此只能不斷提高俄羅斯繼續作戰的成本，希望迫使俄方逐漸失去持續戰爭的能力與意志。

這也使得今天的俄烏戰爭形成一種十分特殊的局面。
俄羅斯希望透過地面戰場逐步蠶食烏克蘭；烏克蘭則希望透過科技與遠程打擊，逐步削弱俄羅斯後方的經濟命脈。雙方都沒有能力迅速擊倒對方，只能依靠時間，等待對方先支撐不住。
因此，真正的問題已經不是誰能打贏某一場戰役，而是誰能撐到最後。

這種戰爭型態，不禁令人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戰。
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歐洲，同樣陷入長期消耗戰。無論德國、法國、英國或俄羅斯，都曾經認為只要再堅持幾個月，對方就會率先崩潰。然而，最後真正首先倒下的，卻是沙皇俄國。
一九一七年，俄羅斯帝國在長期戰爭、經濟崩潰、糧食短缺與社會動盪的交互作用下，最終爆發革命，結束了延續三百多年的羅曼諾夫王朝。這段歷史至今仍提醒世人：戰爭不只是前線軍隊之間的較量，更是整個國家治理能力的全面考驗。

今天的俄羅斯，當然已經不是一九一七年的沙皇帝國。
它仍然擁有龐大的能源資源、完整的軍工體系，也透過與中國、印度、中東等國家的經貿往來，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西方制裁所帶來的壓力。然而，長期戰爭仍然帶來巨大負擔。大量軍費支出、勞動力流失、能源設施反覆遭受攻擊，以及持續受到金融與科技制裁，都使俄羅斯不得不把越來越多資源投入戰爭。

同樣地，烏克蘭的情況也並不輕鬆。
若沒有歐盟、英國、美國以及其他盟友持續提供武器、資金、情報與訓練支援，烏克蘭恐怕很難維持目前的防衛能力。這也表示，今天的戰爭已經不能簡單理解為俄羅斯與烏克蘭之間的戰爭，而是整個西方安全體系與俄羅斯之間的一場長期博弈。
也正因如此，我始終認為，把這場戰爭理解為「斯拉夫民族內戰」已經不足夠。
它更像是一場關於二十一世紀國際秩序的競爭。

俄羅斯希望重新建立自己的安全緩衝區，並要求周邊國家承認其勢力範圍；西方則希望維持冷戰結束後逐步建立的歐洲安全架構，不接受以武力改變國界。雙方真正競爭的，不只是幾座城市、幾條戰線，而是未來歐洲究竟應該建立在什麼樣的國際規則之上。

另一方面，這場戰爭也徹底改變了現代戰爭的樣貌。
大量低成本無人機，開始對傳統高價值武器形成巨大威脅；人工智慧協助目標辨識、衛星即時情報、電子作戰、網路攻擊，以及精準飛彈，都已經成為戰場的重要組成部分。二十世紀那種依靠大量坦克與裝甲部隊快速突破的戰爭模式，正在被新的科技逐步改寫。

這並不是說傳統陸軍已經失去價值，而是說未來任何一支軍隊，都不能再單純依靠某一種兵種取得勝利。戰爭已經成為一場涵蓋軍工生產、人工智慧、能源安全、資訊科技、外交聯盟與經濟體系的全面競爭。
因此，俄烏戰爭真正展現出的，其實是一場文明組織能力的較量。
今天我們常說，一場戰爭決定了一個時代。但真正決定時代的，往往不是某位將軍，也不是某一場會戰，而是戰爭背後整個文明是否具有持續應對危機的能力。

歷史上，許多強大的帝國都不是敗在某一次戰役，而是敗在長期消耗之下，逐漸失去維持制度運作的能力。軍隊需要武器，武器需要工廠，工廠需要能源，能源需要交通，交通需要財政，財政則需要一個仍然相信未來的社會。這是一條完整的文明鏈條，只要其中任何一環斷裂，再強大的軍隊也可能逐漸失去戰鬥能力。

因此，我始終認為，今天真正值得觀察的，不是哪一方又奪下了幾個村莊，也不是哪一座油庫遭到襲擊，而是哪一方的整個國家體系開始出現不可逆轉的疲態。
這也是為什麼，我並不喜歡用「誰一定會贏」來評論這場戰爭。
因為目前看來，雙方都仍然具有相當程度的承受能力，也都付出了極其沉重的代價。俄羅斯沒有快速取勝，烏克蘭也未能收復全部失土，戰爭逐漸進入一種漫長而殘酷的消耗階段。

然而，這場戰爭真正留下的歷史意義，恐怕還不是領土的變化，而是它重新定義了二十一世紀的國際政治。
它告訴世人，全球化並沒有消除戰爭；科技並沒有終結戰爭；人工智慧與無人機也沒有讓戰爭變得輕鬆。相反地，它們只是讓戰爭以另一種形式出現，也讓整個國家的綜合實力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

或許多年以後，歷史學家回顧這場戰爭時，不會只記得哪一年攻下了哪一座城市，而是把它視為二十一世紀國際秩序重新調整的重要轉折點。它將深刻影響歐洲未來的安全架構，也將影響各國如何理解科技、軍事、外交與文明之間的關係。

戰爭終究有一天會結束，但它留下來的問題，恐怕還將影響下一個世代。對所有希望和平的人而言，我們真正期待的，不是哪一方徹底毀滅另一方，而是當戰火終於熄滅之後，歐洲能否重新建立一套足以避免下一場大戰的安全秩序。因為真正值得文明追求的，從來不是戰爭本身，而是讓和平能夠比戰爭維持得更久。

一個人可以告自己嗎？一個人可以告自己、再跟自己和解，然後用別人的錢賠給自己嗎？

聽起來像法學院考卷上的刁鑽假設，卻是這週真實在美國上演的劇本。七月十三日，南佛羅里達州聯邦地方法院法官凱瑟琳・威廉斯（Kathleen Williams）裁定，川普總統與國稅局（IRS）之間的一紙和解自始無效，理由乾脆俐落——這根本不是一場官司，而是一齣「自我交易」（self-dealing）。

一、事情是怎麼開始的

故事要從一樁洩密案說起。川普第一任總統任內，國稅局一名約聘人員，把川普的報稅資料洩漏給《紐約時報》與 ProPublica。該員後來因洩密罪被判五年徒刑並定讞。

今年一月，川普與兩個兒子以此為由，向國稅局提起訴訟，主張自己有權獲得一百億美元的「國家賠償」。

弔詭的是在今年五月，他又主動撤回了自己的告訴。然後國稅局對他撤告的「回報」，是一筆約十七億美元的基金，冠上「反武器化基金」（Anti-Weaponization Fund）的名目，說是要補償那些被前朝政府「政治追殺」的人。而更關鍵的，是這紙和解同時給了川普本人、家族與企業一張近乎「永久免查稅」的免死金牌。

這筆基金一亮相，立刻被兩黨人士齊聲罵為「小金庫」（slush fund）。外界普遍懷疑，錢最後會流向白宮的政治盟友，包括當年川普敗選國會暴動的參與者。

二、法官看穿了什麼

真正踩下煞車的，是三十五位卸任聯邦法官連署，請求法院重啟此案。威廉斯法官於是深入審查，下了嚴厲的批評判決：從頭到尾，原告與被告之間根本不存在真正的對立，不但沒有所謂的「案件或爭議」，更沒有「誰會勝訴」這種問題。

道理很簡單，本案的被告是財政部及其轄下的國稅局，兩者都是行政部門的一環，最終都聽命於行政首長，也就是川普本人。當原告與被告實質上是同一人時，這場訴訟便失去了「真實對立性」。法院不是被用來解決真爭議，而是被拿去替一樁協議蓋上一枚「合法」的橡皮圖章。更別說這個和解，是把納稅人的錢挪給總統與其追隨者們。

而全案最精彩、也最諷刺的一擊在這裡：威廉斯法官用來證明「川普控制國稅局」的依據，竟是不久前一樁對川普有利的最高法院判決。這個判決擴張了總統對各行政機關的控制權。沒想到，川普親手在最高法院贏來的權力，反過來成了他「自我交易」的鐵證。他越是能證明自己能擴權號令行政部門，就越是坐實了這個和解是左手給右手錢。

三、附帶的火

裁定的殺傷力不只針對和解本身，法官認定相關律師「惡意」行事、為「不正當目的」提告，並將川普的代理律師布里托（Alejandro Brito）移送佛羅里達州律師公會懲戒，另一名律師則被限制一年內不得在該法院承接案件。

法官甚至把裁定書分別寄往紐約州與華府的律師公會。因為代理司法部長布蘭奇（Todd Blanche）、副司法部長伍德沃德（Stanley Woodward）分別是這兩地律師公會的會員。時間點格外微妙：兩天之後，布蘭奇就要為了正式出任司法部長，前往參議院司法委員會接受提名聽證。

四、這件事的重量

川普政府替這筆錢取名「反武器化」，一個宣稱要終結「司法武器化」的方案，做法卻是把司法程序本身武器化，拿法院當漂白工具。而買單的，是每一個誠實繳稅的美國人。威廉斯法官的裁定之所以重要，不僅在於它擋下了十七億美元，而在於它守住了一條線：訴訟必須有真正的兩造，法院不是當權者的公證處。

當然，這終究只是地方法院層級的裁定，行政部門幾乎必定上訴，戰場甚至會一路打到最高法院。川普陣營指控「這是歐巴馬任命的法官」，試圖把一則憲法問題矮化成黨派恩怨。

川普最後是否會終審翻盤還不得而知，但是司法要讓人尊重，就要不畏懼當權者濫權而能守住底線。至少在這個國家，還有法官不願當橡皮圖章。

俄烏戰爭已經打了將近四年半，以色列占領加薩並攻打黎巴嫩真主黨至今不止，美、以、伊在波斯灣地區已斷斷續續互相空襲四個多月，結果是，不僅這些當事國，世界各國都在增加軍費備戰及加強軍事演習，好像未來隨時可能爆發戰爭。這樣的軍備競賽勢必改變世局，不僅軍事，也涵蓋政治、經濟、國際關係等各方面。

軍備競賽會導致戰爭嗎？很難說，戰爭的爆發是最難預料的。軍備競賽表示有備戰的需要，既已備戰，就可能敢於開戰迎戰，否則軍費不是白花了；另一方面，戰爭耗費巨大又難結束，俄烏戰爭、美以伊戰爭都是眼前的實例，應能使各國慎戰。無論如何，即使不爆發新的戰爭，已有的戰爭和戰和僵局看來都不是短期能解決的，將持續造成世界的動盪。

俄烏戰爭近來有點逆轉，主要因為烏克蘭的無人機飛入俄羅斯境內，攻擊其能源生產設施，造成俄國不小的損失。無人機攻擊讓双方都不好過，對俄國最大的衝擊大約在人心，造成俄國人民的不安。這時歐洲各國增加軍費備戰，恐怕使俄國人民更相信美歐準備侵略俄國（北約東擴已經使俄人有這種認知），而更堅定他們戰鬥的決心。若有必要，俄國甚至可能使用戰術核武以扭轉戰局。若如此，美歐也不敢以核武回敬，似乎只能對俄國加強經濟制裁而已。反之，大家應該會適可而止以避免核戰爭。

各國都增加軍費備戰，當然是因為進行中的俄烏和波斯灣戰爭，另一重要原因則是美國總統川普對其盟國的逼迫。這要跟川普對各國提高關稅及逼迫盟國投資美國一起看，他認為，盟國受美國保護而節省軍費，並享受對美國貿易出超，是占美國的便宜，因此決意改變這狀態。川普的作法對美國有短期的利益，因為盟國在短期內會增加向美國軍購，長期則將自行生產武器彈葯；盟國被迫的投資短期能增加美國的就業，長期能否持續獲利則未可知（被迫的投資跟一般投資不同）。盟國在高關稅、高軍費和對美國投資的夾擊下，經濟難免受損，與美國的結盟關係也難免受損。

簡單說，川普是只管追求美國的利益，不惜犧牲其盟國的利益。這些盟國包括歐盟、日本、加拿大等等，其經濟本來就不大好，未來恐怕更要走下坡了。川普似乎不懂唇亡齒寒的道理，盟國都走下坡，美國何能獨善其身？這些盟國本來都幫助美國經濟圍堵中國，現在這圍堵已經愈來愈鬆弛失效了。

世界動盪，最強大的美、中都無力主導世局，各國於是都增加軍費備戰，形成軍備競賽。川普對伊朗窮兵黷武，又支持以色列在加薩種族滅絕，損害美國的國際形象，於是襯托出中國幾乎成為世界和平的中流砥柱。中國若能善用其和平形象和強大的製造業能力，看來有望在軍備競賽和中美競爭中逐漸勝出，因為發展軍備的基礎在於製造業。

這幾年，東亞與西太平洋有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變化：日本與菲律賓正在越走越近。

很多人一看到這個現象，第一個反應就是：這不就是美國主導下的「聯手防中」嗎？這樣看當然不能說錯，但若只停在這一層，仍然太過表面。因為日本與菲律賓近年來之所以加速靠攏，不只是因為美國要它們這麼做，也不只是單純地反感中國大陸，而是這兩個國家本身都有一種深層而持續的不安全感。說穿了，它們越來越靠近，真正的底色不是野心，而是恐懼。

日本與菲律賓看起來差異很大。日本是全球有數的經濟與科技強國，社會成熟、制度穩定；菲律賓則是仍在發展中的國家，近二十年雖有進步，但整體國力與日本當然不可同日而語。但如果從地緣政治結構來看，這兩個國家其實有很鮮明的共同特徵。

第一，它們都是典型的海洋型多島嶼國家。國土破碎、海岸線漫長、縱深有限，一旦周邊海域權力失衡，它們會比大陸型國家更早感受到壓力。
第二，它們天然資源都談不上很豐富，對外部貿易、航道安全與海上交通線有高度依賴。
第三，它們在戰後都深受美國影響，各自以不同方式被納入美國主導的太平洋秩序之中。
也就是說，這兩個國家雖然國力不同，但在安全心理上卻有很相似的一面：都知道自己不夠厚、不夠穩，一旦周邊大國競爭升高，首先緊張起來的，往往就是這種島嶼型國家。

也正因如此，若從最純粹的地緣與經濟理性來看，日本與菲律賓其實都應該與中國大陸保持友善，也應該與台灣維持平和往來。因為對這兩個海洋國家而言，最理想的環境不是對抗，而是穩定；不是被迫選邊，而是能在和平秩序中獲益。中國是東亞最大的陸權中心，也是最大的市場之一；台灣則位於第一島鏈關鍵節點，與日本、菲律賓都有密切的地理與經濟聯繫。照理說，這兩國都更應該希望海峽兩岸與整個西太平洋能長久平穩，而不是不斷升高軍事緊張。

但現實恰恰相反。近年來，日本與菲律賓不但沒有因為與中國經濟聯繫深而放鬆戒備，反而越來越明顯地加強軍備、強化彼此合作，並且更深地向美國安全架構靠攏。這種現象，若只用「反中」來解釋，仍然太簡化。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它們對中國的疑慮，與其說來自意識形態，不如說來自海上壓力與安全感流失。

日本的不安全感，來自於它雖然富而強，卻始終是一個必須依賴海上交通線、能源進口與國際市場的島國。日本過去幾十年在美國保護傘之下，逐漸把安全問題外包，專心發展經濟，這種模式在冷戰後一段時間看來很成功。但它的前提是周邊海域大致穩定，美國霸權也清楚可靠。如今這些前提都在鬆動。中國海軍快速崛起，東海與台海局勢日益緊張，俄烏戰爭又讓日本社會重新意識到：後冷戰時代那種彷彿理所當然的和平，可能並不牢靠。於是東京這幾年明顯開始調整方向，提高防衛支出、強化西南島鏈部署、鬆綁軍備出口限制，並與菲律賓、澳洲乃至歐洲國家擴大安全合作。這不是一時情緒，而是整個國家戰略認知正在改變。

菲律賓的不安全感則更直接、更貼身。對日本而言，中國壓力還帶有秩序與遠景的成分；但對菲律賓而言，這是每日都可能在南海直接碰撞的現實。仁愛礁、海上補給、海警衝突、漁場與海域執法爭議，這些都不是抽象的戰略報告，而是馬尼拉眼前的日常壓力。也正因如此，菲律賓在馬可仕政府上台後，明顯比杜特蒂時代更快地向美國與日本靠攏。這種靠攏，未必來自某種強烈的親美信仰，更像是一個能力有限的海上弱國，在面對強鄰壓力時，選擇尋找更多外部支撐。

所以，如果要抓住日菲近年靠近的真正邏輯，我認為可以這樣說：美國是平台，區域壓力是燃料，而兩國內部的不安全感才是發動機。

沒有美國的印太戰略、沒有美軍基地與聯合作戰架構、沒有華盛頓持續把中國界定為主要戰略競爭者，日本與菲律賓不可能靠得這麼快、這麼深。但如果把所有變化都說成是美國操弄，也同樣不準確。更接近事實的情況是：日本與菲律賓各自都有真實的焦慮，而美國剛好提供了它們互相靠攏的工具與機會。

日菲的這種靠近最近幾年已經從政治友好走向制度化安全合作。相互准入協定、後勤支援協議、聯合演訓、情報共享、甚至軍艦與反艦飛彈等防衛裝備的轉移，都顯示雙方的關係不再只是泛泛而談的「合作」，而是正在向準安全夥伴關係邁進。對中國大陸而言，這當然是一種不舒服的發展；對台灣而言，這同樣值得注意，因為日本西南諸島、台灣東北方向、巴士海峽與呂宋北部海域，本來就是一個連續的海上空間。日本與菲律賓在防務上的靠近，表面上是應對中國，實際上也不可能與台灣周邊局勢完全切開。今天它們強化自己的軍事能力，主要是在防中國，但多少也隱含了對台海局勢外溢的預防。

不過，看到這裡如果就斷定日本與菲律賓必然會走向與中國全面對撞，我覺得也還太早。因為從它們自身的長期利益來看，最理想的路線其實並不是成為大國對抗的前沿，而是在維持嚇阻能力的同時，盡可能避免自己真的被推上戰爭前線。

日本雖然有錢、有技術，也在快速調整安全政策，但它本質上仍是一個高度依賴貿易、供應鏈與海上穩定的國家。它的利益核心，不在於軍事冒險，而在於秩序穩定。菲律賓就更明顯了。它的財力、工業能力、軍事承受力都不足以長期支撐一場大國對撞。對菲律賓來說，靠近美日是現實選擇，但若因此誤判局勢，把自己推入難以回頭的位置，那代價將遠大於收益。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認為日本與菲律賓未來最有利的策略，並不是成為某種反中急先鋒，而是做兩件事：
第一，維持足夠的嚇阻，讓中國不能輕易低估它們；
第二，盡可能在區域穩定上扮演建設性角色，而不是任由自己被推進失控的對抗結構裡。

說到底，日本與菲律賓這幾年的改變，不只是軍備增加，也不是簡單的外交轉向，而是兩個海洋型國家對區域秩序變化的本能反應。日本因為富而強，調整得更主動；菲律賓因為弱而近，反應得更直接。兩者都在為未來找安全感，但最終是否會真的走向與中國正面衝撞，仍然要看北京、華盛頓、南海與台海局勢，能不能在未來幾年內維持一種不完美、卻仍可運作的穩定。

若不能，日本與菲律賓會繼續武裝下去；若可以，它們最終還是更希望自己成為和平海域中的獲益者，而不是風暴前沿上的犧牲品。這，恐怕才是理解這兩個國家近年變化時，最不能忽略的真正底色。

國台辦發言人近日猛批，AIT（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谷立言頻頻煽動兩岸對抗，高調「號令」台灣政治人物「聽訓」，把自己當成了統治台灣的「太上皇」。

外界一般只注意到，大陸官方如此點名特定的美國駐台官員，確實相當罕見，卻很少注意到國台辦發言人還提到，谷立言違背了川普訪問北京時做出的嚴肅表態，破壞台海和平穩定。

所謂的「太上皇」，既是説谷立言操縱台灣政治，並暗示他已超越一個職業駐外人員的權限，甚至跟川普對着幹。也就是説，台灣藍綠政客搶着迎合的谷立言，有很多教唆台灣必須這個那個的話，根本也代表不了川普的意志。

講白了，過去蕭旭岑就曾經説，谷立言在美國國務院體系中，大概也就比科長大一點。可他因頂着美國在台協會處長的頭銜，來到猶如美國屬地的台灣，所以就把自己當成了「太上皇」。實際上，這谷立言最多也只是「欽差」，真正的「皇帝」仍是在白宮的川普。

美國自1978年與台灣當局斷交之後，便改用表面上「非政治性質」的AIT繼續維繫美台關係，除了在台灣本地派駐處長，另有設立在華盛頓近郊的AIT總部主席。然而，自從拜登時期任命的AIT主席羅森伯格被川普免職後，至今都沒有補上新的主席，對川普來説，AIT存在的意義幾乎只剩象徵性的「門面」，谷立言就是守門的「門衞」罷了。

而對谷立言和他代表的龐大美國建制派來説，川普對台戰略收縮的傾向，讓他們感到了危機。正如近來美國《外交事務》期刊連續刊登的多篇文章，都在探討川普「棄台」表現得太明顯，甚至暫停對台軍售，會讓美國本來還可以放久一點的棋子，面臨必須短線拋售的境地。

這些所謂美國建制派，這十年來一直炒作「中國威脅論」，鼓動美國決策圈放任台獨勢力挑釁中國紅線，相信如此才能牽制中國的壯大。他們尤其結合軍火商兜售戰爭，既可通過兩岸對抗牟利，一旦真的炒作過頭釀成戰禍，美國也不必承擔任何責任風險，一切由台灣「自我防衞」，甚至一些反華鷹派還認為，讓台灣去做「豪豬」「毒蛙」，還能替美國消耗中國大陸，美國穩賺不賠。

只不過台灣民眾近年來愈來愈清醒，看清了美國不但不可靠，而且根本是在對台灣敲骨吸髓。谷立言這些美國建制派，於是又發明新的花言巧語，改用「蜂巢」取代「豪豬」，把無人機吹上天，説台灣只要同時擁有空中、水面、水上無人機，就可以像蜂巢從方方面面對付大陸，甚至當美國正在掏空台積電的此時，還鬼扯台灣可以重金發展無人機，便能打造下一個如台積電的「護台神山」。

其實對多數台灣人來説，誰都知道台灣根本沒那個條件搞無人機和大陸較量，這不過又是美國軍火商和民進黨當局拿「抗中」做生意的新花招。可偏偏一直被我稱為「藍美人」的國民黨親美派，卻還幻想如今川普冷待「綠美人」民進黨，「藍美人」便有機會獲得美國寵愛，甚至「藍美人」自己內部都要先爭寵一番，藍營幾個所謂「大咖」搶着訪美比接待規格，包括在台灣也得爭抱谷立言大腿，跟着幫腔「無人機」有多神，對台灣有多麼重要。

這就難怪谷立言能夠僭越川普，自比「太上皇」，因為一堆想當「兒皇帝」的藍綠政客，包括現任的台灣領導人賴清德，都攀不上正牌的「皇帝」川普，只能在台灣緊貼谷立言找安全感，最後就出現這種「太上皇」和「兒皇帝」相互取暖的怪現象。

但説到底，這種怪象也只能在島內瞎搞，終歸要隨「東升西降」及中美走向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而逐漸化為歷史的塵埃。

記者：如果伊朗違反了停戰協議如何？
川普：我們會把炸彈直接丟到伊朗頭上。
記者：如果不是伊朗，而是納唐亞胡，違反了停戰協議如何？
（沒有記者會問這個問題，所謂平衡報導從不存在。）

美國「雷根基金會」民調顯示，高達三分之二的美國受訪者認為台灣安全攸關美國自身的國家安全與經濟繁榮；另有七十四％的受訪者強烈關切中國未來可能奪取台灣的行動。
咦！這是什麼報導！台灣是一個中國的一部分，那不是美國與全世界的共識嗎？（那是與中國建交的必要先決條件）那中國怎麼叫做「奪取台灣」呢？跟美國安全繁榮又有什麼攸關呢？
中國民調顯示，高達三分之二受訪者認為加州安全攸關中國的國家安全與經濟繁榮；另有七十四％的受訪者強烈關切川普未來可能侵略加州的行動。

Fox 保守派意見領袖Tucker Carlson說
我絕不可能支持共和黨，也不會支持民主黨。

近40天內，美國對伊朗進行了2萬4000次空襲。
川普說，這場戰爭進展非常順利，眾所周知，我們已贏很大。伊朗做出了非常大的讓步。我們會看看接下來會發生什麼。總歸這場戰事非常非常非常成功。進展非常非常順利。他們進行了很好的會談，我們拭目以待。你們知道我們連續三晚重創他們，但現在雙方相處得很好。萬斯說美國在談判中握有所有籌碼。

1川普2梅蘭妮亞、川普三個兒子：3小唐納、4艾瑞克、5巴倫、兩個女兒：6伊凡卡·、7蒂芙尼、女婿8庫許納、川普團隊：9馬斯克、10萬斯、11盧比歐、12赫格塞斯、13貝森特、幕僚長14威爾斯、「邊境沙皇」15霍曼、中東特使16魏科夫、國土安全部前後任部長17諾姆、18穆林、聯準會前後任主席：19鮑爾、20華許、眾院前後任議長：21裴洛西、22強生。

實在湊不出什麼人了，再加上各紅州福音派教主吧，湊到40多人，然後連同白宮與海湖莊園一起給他炸光光。然後讓我們看看接下來會發生什麼。美國會「進行很好的會談」，「相處得很好」，「做出非常大的讓步」嗎？

本篇講的就是「平衡報導」。

記者問佛奇，貓咪中標了，要戴口罩隔離嗎？
佛奇答：沒有證據顯示動物會傳染人類。
於是記者如實報導，記者沒錯。佛奇也如實解說，佛奇沒錯。
但人們曲解了佛奇的話，以為那表示貓咪不會傳染人類。
結果貓咪會傳染人類。

該死的記者沒有繼續問佛奇：那有沒有證據顯示動物不會傳染人類？
該死的佛奇只能答：也沒有。
所以在記者第一次問：貓咪中標了，要戴口罩隔離嗎？
該死的佛奇應該答：我不知道。
而非只答一邊：沒有證據顯示動物會傳染人類。
卻隱藏了另一邊：也沒有證據顯示動物不會傳染人類。
這就是平衡不平衡的問題。

如果納唐亞胡違反了停戰協議，
川普會說：「我們會把炸彈直接丟到納唐亞胡頭上」嗎？

如果「雷根基金會」的民調管到中國與台灣，不會讓你覺得突兀，
那麼中國民調管到加州也不會讓你覺得荒謬了。

Tucker Carlson不愧是老江湖。
他若只說：我絕不可能支持共和黨。
會有人解釋為：他將支持民主黨。
台灣充斥著這種解釋。把人家沒說的話塞在人家嘴裡。(我也常犯)
所以他必表明：也不會支持民主黨。
這叫平衡。(不管支持不支持，都要表示。並不是說「他也不支持」才叫平衡)。

但Tucker Carlson也留下了一些重要問題，他不便繼續探討了。
你會在大選時投獨立參選人嗎？猜你不會，因為那等於廢票。
那你怎麼看待「民主」？民主最重要的元素就是投票。
對人投票是選舉，對事投票是公投。
越來越多成熟的民主國家投票率走低，
人們對民主最重要的元素不感興趣，或聽天由命，
民主制度仍是普世價值嗎？Tucker Carlson，評評看吧！

對人方面，德國民主選出了希特勒，也選出了梅克爾。好壞聽天由命。
美國民主也選出了拜登，選出了川普。能否選到不爛的蘋果，大家心裡有數。

對事方面，2016英國以3.78%的領先民意脫歐。
2026三分之二的不分黨派英國選民對脫歐感到失望。
民意不是盲人騎瞎馬，聽天由命嗎？

最叫人啼笑皆非的民主是加泰隆尼亞的獨立公投。
九成以上的民意通過獨立公投，
卻被所有號稱民主的西方國家否決。
他們一致支持西班牙反加泰獨立，逮補獨立領導人。
一向被西方看不起的全球南方，只在一旁看笑話。
沒人在乎加泰獨立還是不獨立，西班牙反對還是不反對。

再提醒一次：民主是普世價值！

中國大陸想要統一台灣，美國是阻擋的力量。《誰在誤判戰爭？》（[1]）的两位作者對這三方的一些菁英（約150人）進行了問卷調查和訪談，以了解這些菁英對三方的狀態和情勢的認知和判斷，呈現在書中。

這些問卷調查和訪談涵蓋的問題非常廣，可見於書的目錄，然而它們完成於2022、2023年，距今三、四年，恐怕使它們已經過時而失去意義了，因為這期間中美國力軍力的變化相當大，明顯呈現中升美降的態勢：

美國自2018年起對中國發起貿易戰，認為可以壓縮中國的外貿和經濟增長，這兩年已證實貿易戰是無效的，中國2025年的貿易順差創新高1.19兆美元。
美國這幾年有較高的通膨，其經濟增長其實是高物價撐起來的虛胖假象。
在2025年的印巴空戰，中國的空軍裝備擊落了法國的飊風戰機，中國的軍力於是令人刮目相看。
俄烏和伊朗戰爭讓美國的軍備庫存消耗巨大而補充遲緩，曝露了美國的軍事弱點，而美國與歐洲各國的盟友關係不再穩固。

除了問卷調查和訪談，書中提出一有趣的比喻「益州困境」，把中國大陸想要統一台灣，類比於三國時代赤壁戰後的劉備想要奪取川蜀之地，即益州，而美國對應到北方的魏國曹操；當時劉備據有部份的荊州（現在的湖北與湖南一帶），益州的領導人是劉璋。歷史的發展是：劉備成功奪取益州，但受到不小損失，不久後被東吳孫權偷襲奪去荊州，隨後又在夷陵之戰大敗於東吳，因此含恨而死，而蜀國成為三國中最弱的。劉備奪取益州後的結果並不好，因此被稱為「益州困境」。

基於益州困境，作者認為大陸想要統一台灣也面臨類似的困境，包括：「不能打、不能等、不能占、只能圍、圍也損、損則衰」。然而作者的類比其實是錯得離譜。

劉備與劉璋的綜合實力差距並不大；劉備身經百戰的軍力雖強過劉璋，他的地盤和資源卻比不上劉璋（所以劉備非擴大地盤不可）。但大陸的地盤、資源和軍力都是台灣的十倍以上，大陸若使用武力，台灣不可能像劉璋一樣抵抗將近兩年。此外，曹操未介入益州之戰，是否表示美國也不會介入台海戰爭？

赤壁戰後，就綜合實力而言，曹操第一，孫權第二，劉備第三，但孫、劉加在一起都並未強過曹操。劉備奪取益州，可能使其綜合實力超越孫權，所以孫權要偷襲奪取劉備所擁有的部份荊州。現在中國的綜合實力在全球有坐二望一的地位，比赤壁戰後的劉備強大太多了，因此中國哪有什麼益州困境？

所以，大陸對台灣是能打、能等、能占、能圍，但不急於使用武力，因為其綜合實力仍在增長中，時間對其有利。大陸想要不戰而屈人之兵，既是顧念兩岸的同胞之情，也希望以最少的損耗完成統一大業。

[1]  翁履中、孫太一《誰在誤判戰爭？台海局勢下華府與兩岸菁英認知差距》暖暖書屋，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