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流年不利，上月底在九州島熊本縣地區發生最大震度達7級的地震，雖然傷亡人數不算很多，建築設施和經濟的損失不小。未必跟熊本地震有關，日本的通膨持續攀高，日幣跌跌不休，前兩天竟然需要勞動美國介入來拉抬日元。不論日元能否穩住，日本經濟的前景實在難以樂觀。

日本的經濟在1970年代曾經如日中天，但是到1980年代，其半導體產業受到美國的制裁，又被逼迫簽署「廣場協議」，日元因此急劇的大幅升值，日本經濟於是突然逆轉，1991年其泡沫經濟破滅，此後日本經濟長期停滯不振，被稱為「失落的30年」。結果是：日本的人均GDP已被台灣超越（2025年日本33,956美元，台灣37,827美元），而經物價調整的人均GDP（PPP）日本更大幅落後台灣（2025年日本54,815，台灣84,082）。

讀者可能注意到，近年台灣市場上的日本產品和服務（如餐廳）比一二十年前增加很多。當然因為台灣人「哈日」，但是過去台灣人也哈日啊。真正的原因應該是，過去台灣的經濟水準比不上日本，只有少數台灣人買得起日本的產品和服務，因此日本產品和服務在台灣不普遍；但現在台灣的經濟水準超越日本，大部份台灣人都買得起日本產品和服務，因此日本產品和服務在台灣愈來愈普遍。（所以台灣人幹嘛還「哈日」？）

日本經濟走下坡也可見於其電子、家電和汽車產業，愈來愈競爭不過台灣、南韓和中國大陸。台灣人熟知的實例有：鴻海精密在2016年買下曾經很風光的日本夏普公司的大部份股權；台積電在熊本投資設立兩座晶圓廠，已於2024年底開始量產，被期待能幫助重振日本的半導體產業。這次熊本大地震，對台積電在當地的兩座晶圓廠似乎未造成多大損失，但有可能使其後續投資趨向保守，恐怕不利於日本半導體產業的重振。

日本經濟長期不振，又遭遇熊本地震的天災損失，但更糟的大約是首相高市早苗的人禍。高市是極右翼人士，也被視為民族主義和極端保守主義者。她主張及推動修改日本憲法，要刪除現行憲法第9條中的日本不保留戰鬥力、不保留交戰權條款，並且支持修改無核三原則，希望引進核武器。她的施政很著重增強自衛隊的戰力，使日本有些回到軍國主義。

高市一味強調右翼的意識形態，對經濟幾乎束手無策。她既沒能設法使美國降低對日本的關稅稅率（約15%）及降低要求日本對美國的投資金額（5500億美元），又堅持「台灣有事，日本有事」和一些右翼的言論，招致中國大陸對日本持續而逐漸加重經濟制裁。受到中美2G的制約，加上國際能源價格偏高，日本經濟於是完全沒有起色，GDP的增長還比不上通膨或物價的增長，亦即一般人民的生活水準是下降的。

日本的國債已高達其GDP的250%，為全球已開發國家中最高。代表民意的議會卻選出高市這位不顧經濟民生的極右翼首相，要怪誰呢？

老早以前我就聽過「共濟會」的大名，有正面的傳說也有負面的。《共濟會，被隱藏的世界史》（[1]）可算是相當持平的介紹共濟會在全世界的歷史。

共濟會始於16世紀末的蘇格蘭，當時的蘇格蘭國王是詹姆士六世，他任命貴族知識分子William Schaw為「皇室建築總管」，Schaw召集很多技術高超的石匠（free mason，所以共濟會員被稱為freemason）來設計建造皇室建築，這些人形成最早的共濟會。1603年起詹姆士六世兼任英格蘭國王，稱詹姆士一世，開啟了蘇格蘭、英格蘭及愛爾蘭共主邦聯的時代，逐漸形成現代的英國，隨著英國成為全球霸權，共濟會順勢傳播到全世界。

早期共濟會的規範就是中世紀石匠奉行的《古老職責》，後來逐漸調整適用於一般人，形成1723年發行的《共濟會憲章》，1738年修訂，基本確立了共濟會的體制。共濟會頗受啓蒙思想和神祕主義的影響，其宗旨包含道德、博愛、自由（主要是宗教自由），尤其強調會員間如兄弟般的友誼；但會員必須是男性，生來就是自由之身。共濟會有很多古怪的儀式，又要求會員嚴守會內祕密（洩密有嚴重後果），因此產生神祕的形象，讓外界猜疑。

共濟會會員大多是中產階級以上的男性，為了拓展人際關係而加入，以利於自己的事業生涯。共濟會雖然並無政治主張或宗教傾向，隨著其在各國的大幅增長，有時難免涉入政治或宗教衝突。譬如：

當年的天主教很反對共濟會，甚至曾迫害一些共濟會會員。
在德國地區（當時尚未統一）的光明會（1776―1784）是有政治野心的祕密組織，其領導人加入共濟會並掌控一會所，以擴大其聲勢，使共濟會招致叛亂之名。
拿破崙統治意大利（當時尚未統一）和其後的王國復辟期間，意大利出現不少祕密結社和政治暴動，如燒炭黨、敲鍋黨，都與共濟會有關。
共濟會有助於英國對其殖民地（主要是印度）的統治，英國官員和殖民地菁英都成為共濟會會員，化解双方的隔閡。
進入20世紀的歐洲，共濟會被認為與猶太人有關聯，導致意大利法西斯、德國納粹、西班牙佛朗哥政權壓制甚至迫害共濟會，西班牙一直持續到1975年獨裁政權下台。

美國是共濟會最成功的地方，至少14位美國總統，包括美國國父華盛頓，都是共濟會員，這大約是因為共濟會的宗旨符合美國建國的理念，然而共濟會卻無助於解決黑人族群受到歧視的問題。早在1778年由普林斯霍爾領導的15名黑人就組成一共濟會所，卻無法獲得美國共濟會所的承認，他們只好向倫敦總會所陳情，在1787年獲得承認。南北戰爭期間，該會所召募組成黑人部隊54軍團，有頗多戰功，卻仍得不到公平平等的對待。

共濟會在美國一直很興旺，但到1960年代開始愈來愈萎縮，書中未明說原因，大約就是不符合現代社會的需要。

[1] John Dickie《共濟會，被隱藏的世界史：影響人類歷史，塑造世界版圖的神祕組織》方言文化，2026。（The Craft: How the Freemasons Made the Modern World, 2020）

輝達（NVIDIA）的核心優勢，已從單顆 GPU 轉向 NVLink、NVSwitch 與整體系統工程，再加上台積電的先進製程與封裝，建立新的競爭壁壘。但這道護城河正受到國際科技巨頭與中國兩股力量的挑戰。

一、國際科技巨頭：建立開放生態

AMD、Intel、Google、Meta、微軟、AWS（Amazon Web Services）等共同推動 UALink、UEC 等開放標準，希望打破輝達封閉的 NVLink 生態，讓不同廠商晶片能自由互連，降低對輝達的依賴。

二、中國：打造自主 AI 生態

面對美國出口管制，中國加速國產替代：
• 發展 Chiplet、先進封裝等技術，提高晶片效能。
• 透過 DeepSeek 等演算法創新，以「軟體補硬體」，降低對高階 GPU 的需求。
• 建立華為 HCCS 等高速互聯架構，發展自主 AI 算力集群。

三、輝達的反擊

輝達持續以一年一代的速度推出新產品，並與台積電深度合作，掌握先進製程與 CoWoS 封裝產能，維持技術與供應鏈領先。

總結

輝達仍是 AI 晶片龍頭，但優勢已不再不可動搖。未來幾年，國際開放生態與中國自主生態都將快速成長，全球 AI 市場將由「輝達獨強」逐步走向多元競爭。

2026年7月8日於土耳其舉行北約峰會期間，川普公開辱駡伊朗領導層。
原話：「對我來說，我認為它（指談判）結束了。我不想再和他們打交道。他們是人渣。你知道什麼是人渣嗎？他們就是人渣。他們是一群病態的人。他們被病態的人所領導，而且是邪惡、暴力的人。」
「他們腦子有問題，他們瘋瘋癲癲的（cuckoo）……就我而言，和他們打交道只是浪費時間。他們是騙子。」

2026年4月7日，美伊談判陷入僵局，川普在社群平臺Truth Social上發表了極端警告，他的原話是：
「今晚，一個完整的文明將會消亡，永遠無法再恢復。」
雖然他在同一篇貼文中隨後補了一句
「我不希望這發生，但它很可能會發生」。

除了這次「消滅文明」的言論外，他還：
揚言徹底摧毀、夷平伊朗所有地區 (2026年7月)
在 2026 年 7 月川普還在社群上宣稱已有上千枚飛彈「彈上膛、砲開火（Locked and Loaded）瞄準伊朗」，並寫道：
「美國軍隊將完全消滅並摧毀伊朗的所有地區——讚美真主！」

2020 年初美軍刺殺伊朗將領蘇萊曼尼（Qasem Soleimani）後，面對伊朗揚言報復，川普在推特上宣稱，美國
「……已瞄準了 52 個伊朗地點，其中一些對伊朗及伊朗文化而言層級非常高且非常重要，這些目標以及伊朗本身，將遭到非常快速且沉重的打擊。」

川普的滿嘴跑火車，讓我憶及其他兩個美國要員頗具代表性的言論：

一、艾倫·布倫( Allan Bloom )是美國新保守主義祖師爺斯特勞斯教授( Leo Strauss )的大弟子，也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名聲鵲起的新保守主義理論家福山( Francis Fukuyama )的老師。
布倫曾針對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的關係，提出過「小人國遊記」觀點（Gulliver over Lilliput）。意指古力佛巨人途經小人國時，為了替他們滅火，撒了一泡尿解決了問題，但卻引起小人國的憤怒與不滿。

二、卡特總統的安全顧問布熱辛斯基，更是非常離奇。1995年，布老在一次三藩市舉行的精英會議上指出，為了避免讓即將邊緣化的全球80%人口不對發達國家搗蛋，最好的辦法就是用「乳頭樂」（tittytainment，英文“乳頭”與“娛樂”兩字的合併，指“色情文化”）來麻痹他們，以使他們把精力耗在床上而不是床下。

布倫與布熱辛斯基畢竟是文人，其言論儘管充滿對第三世界的蔑視，但卻知道如何進行一番「藝術加工」。至於川普，這個紈絝一世的活寶，顯然仍舊沉醉在孩童時代的牛仔電影與泰山電影的劇情中，無法脫繭正常成長。

如果說，川普的個性不過是代表他個人，那麼令人費解的是，為何他能二度勝選？而且，他的所作所為，還能再三得到兩議院的支持？川普與美國之間，似乎並不存在一道鴻溝。

翻開世界歷史，許多國家的失敗，並不是因為貧窮，也不是因為弱小，而是因為沒有正確認識自己。真正危險的，往往不是國力不足，而是國家對自身能力產生了錯誤的判斷，於是在野心、理想與現實之間失去了平衡。

歷史上不少帝國的興衰固然值得研究，但對於大多數並非超級強權的國家而言，更值得思考的，其實是另一個問題：一個中等國家究竟應該如何定位自己？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義大利，正是一個最具代表性的案例。它既不是英、美、蘇聯那樣擁有龐大資源與全球影響力的超級強權，也不是毫無選擇餘地的小國，而是一個具有完整工業基礎、軍事能力與一定國際影響力的重要國家。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原本有機會在歐洲長期扮演穩定力量的國家，最後卻因錯誤的戰略判斷而走向全面失敗。義大利的經驗提醒我們，一個國家真正需要回答的問題，不是「我們能不能成為世界強權」，而是「我們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

今天許多人談起義大利，往往只記得它在二戰中的失利，甚至把義大利軍隊當成笑話。然而，如果回到二十世紀三○年代的歷史現場，當時的義大利絕不是一個落後國家。它是世界重要的工業國之一，擁有完整的汽車、航空、造船、兵工等工業體系，飛雅特（FIAT）、安薩爾多（Ansaldo）、貝瑞塔（Beretta）等企業至今仍享有盛名；皇家海軍曾是地中海最具實力的艦隊之一，航空工業亦位居世界前列。墨索里尼自一九二二年掌權後，雖然建立的是法西斯獨裁體制，但不可否認，他初期透過行政改革、公共建設與政治整頓，使義大利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秩序，也提升了國家的自信。即使一九二九年全球經濟大恐慌爆發，義大利所受到的衝擊也不像其他歐洲國家那樣劇烈，因此墨索里尼在三○年代初期，不僅國內支持度不低，在國際間也擁有一定聲望。

更有趣的是，一九三四年奧地利總理陶爾斐斯遭親納粹勢力刺殺時，第一個公開反對希特勒擴張的，正是墨索里尼。他立即調兵進駐布倫納山口，封鎖阿爾卑斯山的重要通道，並警告德國不得武力吞併奧地利。當時德國羽翼未豐，希特勒最終選擇退讓。如果歷史停留在那一年，墨索里尼甚至可能被視為維護歐洲均勢的重要人物。

然而，一九三五年的衣索比亞戰爭，卻成為義大利命運的轉折點。墨索里尼希望藉由建立殖民帝國，重現古羅馬的榮耀，證明義大利已經具備與英法並列的世界強權地位。軍事上，義大利迅速取得勝利；政治上，卻付出了極為沉重的代價。國際聯盟對義大利實施制裁，使它與英法的關係迅速惡化，也迫使墨索里尼逐步倒向希特勒，最終形成羅馬—柏林軸心。從這一刻開始，義大利逐漸失去了原本可以左右逢源的外交空間，也開始追求一個遠遠超過自身能力的戰略目標：控制整個地中海、建立橫跨北非與東非的殖民帝國，甚至與英國爭奪全球影響力。

問題在於，義大利雖然是重要工業國，卻沒有英國遍布全球的海上補給體系，沒有德國龐大的工業產能，更沒有美國與蘇聯那樣的人口、資源與財政基礎。它是一個典型的中等國家，卻試圖扮演超級強權的角色。歷史上，大國或許還有承受一次重大戰略失誤的能力，中等國家卻沒有這樣的本錢。一旦國家目標超越了自身能力，過去累積的國力便會迅速被消耗殆盡。因此，我一直認為，義大利留給後世最重要的一句歷史教訓就是：中等國家最大的危險，不是國力不足，而是錯誤估計自己的國力。

這種錯誤，在北非戰場表現得尤其明顯。一九四○年底，英軍發動「羅盤行動」，以約三萬餘人的兵力擊潰義大利第十軍，俘虜超過十三萬名義大利官兵，這場戰役至今仍是軍事史上的經典案例。許多人因此認為義大利軍隊「天生不能打仗」，但真正深入研究當時的軍事與社會背景後，就會發現事情並非如此簡單。

義大利軍隊確實存在裝備不足、補給混亂與指揮體系僵化等問題，但更深層的原因，是整個國家並沒有建立起足以支撐世界大戰的共同信念。英國士兵相信自己是在保衛帝國的生命線；蘇聯紅軍是在保衛自己的祖國；德國士兵則被民族復興與國家崛起的敘事所動員。而義大利士兵遠赴北非，卻很難理解自己究竟是為了什麼而戰。所謂「重建羅馬帝國」固然是一個充滿激情的口號，但對於普通家庭而言，它既遙遠又抽象，無法轉化為願意犧牲生命的共同價值。

戰爭從來不只是武器與兵力的競爭，更是社會共識、政治動員與國家認同的考驗。當國家的戰略目標無法獲得人民真正認同，再精良的裝備也難以發揮應有的戰力。義大利真正失敗的，不只是軍事上的挫敗，而是國家戰略與社會承受能力之間出現了根本性的失衡。

如果將義大利與同時期的西班牙、土耳其相比，差異便更加鮮明。佛朗哥統治下的西班牙同樣是獨裁政權，也與德國保持密切關係，但他始終拒絕正式投入世界大戰。即使希特勒多次施壓，他仍然認為西班牙剛結束內戰，國力不足，不應再投入新的全面戰爭。土耳其則採取更加謹慎的平衡外交，在同盟國與軸心國之間保持靈活的戰略空間，直到戰爭接近尾聲時才象徵性的加入同盟國。瑞典與瑞士也都選擇在極其艱難的國際環境中維持中立，盡可能保存自身國力。這些國家未必沒有壓力，也未必沒有野心，但它們共同擁有一項重要特質：知道自己的能力，也知道自己的極限。

真正成熟的中等國家，不是什麼都想爭，而是知道哪些利益值得堅持，哪些目標不值得拿整個國家的未來去冒險。國際政治不是英雄小說，戰略也不是憑意志就能成功。真正高明的國家戰略，永遠建立在對現實條件的準確認識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激情、民族主義或領導人的個人野心之上。

回到今天，義大利的故事依然值得所有中等國家反覆思考。二十一世紀的世界，再度進入大國競爭日益激烈的時代。美中競爭、俄烏戰爭、中東衝突，以及科技與供應鏈重組，都讓國際局勢變得更加複雜。在這樣的環境下，多數國家既無法完全置身事外，也沒有能力單獨塑造世界秩序，因此如何認識自己的國家，便成為一項真正的戰略課題。

國家的定位，從來不是由願望決定，而是由國力決定；而國力，也從來不只是軍隊的數量，而是經濟實力、工業基礎、科技能力、能源供應、人口結構、財政狀況、外交空間，以及最重要的——人民願意共同承擔命運的社會共識。當一個國家的戰略目標超越了這些基礎，再雄偉的口號也終究無法支撐長遠的發展。反之，只要能夠清楚理解自己的優勢與限制，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取得平衡，中等國家同樣可以在動盪的國際局勢中維持安全、繁榮與尊嚴。

歷史從來不只是對過去的追憶，更是對今天的提醒。義大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失敗，真正留下的並不是一連串戰役名稱，也不是軍事史上的笑柄，而是一個值得所有國家反覆思考的問題：究竟應該如何認識自己？一個國家最大的智慧，不是努力成為另一個國家，而是先理解自己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不是盲目追逐超越能力的榮耀，而是在自身條件之上建立可以長久維持的國家戰略。

歷史上，很少有國家因為知道自己的極限而滅亡；更多國家，卻是因為拒絕承認自己的極限而走向衰敗。義大利的失敗，不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頁歷史，更是一面映照所有中等國家的鏡子。或許，真正成熟的國家，並不是永遠追求更大的力量，而是在每一個歷史轉折點，都能清醒地回答那個最根本的問題——我們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

最近有两則境外的新聞，雖然不直接與台灣有關，仍引起很多人關切：
香港的两家獨立書店遭國安處搜查，5人因涉嫌販售具「煽動意圖」的刊物遭拘捕偵訊，此刻已獲釋但可能被起訴。
川普總統在演說中指控，中國非法獲取2.2億份美國選民的檔案，及影響2020年美國總統選舉（意指他因此落選）。

不論川普的指控是否真實存在，這兩事件看似風馬牛不相及，但本質上頗相似，都與言論自由有關：
1. 書籍在書店販售、資訊在網路上傳播，當然都是言論的發表和散佈。
2. 两家獨立書店看來有販售主旨為反共反中的書籍，顯然意圖影響讀者，使讀者傾向反共反中；照川普的指控，中國運用網路散佈資訊，意圖影響和改變選民的投票傾向；兩者都企圖改變讀者的行為，何其相似？
3. 新聞披露，两家獨立書店所販售疑似觸法的書籍，如《唯紅花綻放：習近平時代的認同與歸屬》，多是在台灣出版；川普所指控的運用網路影響選舉是來自中國；兩者都來自境外。
4. 兩者都被認為，境外勢力的行動意圖損害本國的安全。

上述的類比獨缺一項，言論是否真實無誤？
一般而言，不實的誹謗有罪，真實的言論則無罪。但言論是否真實有時不易判斷，而且可能有些人認為真實，有些人認為不實，要由誰來判定？一般是由司法機關來判定，但有些人不信任司法機關，於是主張，言論不論是否真實都應無罪，即所謂100%的言論自由。若如此，書店販售書籍、運用網路散佈假資訊（譬如藉以影響選舉），政府公權力都不應該管。這樣很可能造成假資訊滿天飛，真是好事嗎？

言論自由是複雜的問題，是自由主義的核心主張，卻被一些人想得太簡單單純，可能導致國家陷入困境。以美國為例，美國本來屬於保守的基督教文化，經歷250年的移民和自由主義實踐，逐漸的大幅接受多元文化及DEI、LGBTQ等思想，因此動搖基督教文化原來的主導地位，造成近年保守派（共和黨）與進步派（民主黨）的嚴重對立。文化決定價值觀，是極難妥協的。

言論自由屬於基本人權，沒有國家會反對言論自由，但每個國家或地區有不同的文化和歷史，對言論自由加以少許特定的限制，以避免其與主要的文化和國情有衝突，應該是合理也必要的。基於此理，香港的言論自由就需要考慮「去殖民化」，因此有《香港國安法》讓國安處查辦两家獨立書店。（參見《黎智英重判，香港反共反中的餘火不熄》）

國家安全讓言論自由變得更複雜。世界各國多以意識形態相對抗，既要正當化及推廣自己的意識形態，也要削弱敵對國家的意識形態的正當性和影響，成為國家安全的一部份。一個國家的言論自由若太寬鬆，則敵對國家的意識形態就可能大軍壓境；若太限縮，則可能自損競爭力並招致民怨。所以言論自由應該到什麼程度屬於各國的政治決策，沒有一定的規範標準，須視國情而定，並需考慮，國際媒體仍大多被西方國家所掌控，使西方的意識形態仍有很大優勢。

二○二二年二月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時，國際間普遍認為這場戰爭可能在數周或數月內便會結束。當時許多人預測，憑藉俄羅斯龐大的軍事力量，烏克蘭恐怕難以長期抵抗；也有人認為，只要西方國家持續提供軍事援助，俄羅斯終究無法承受經濟制裁與外交孤立。然而，四年多過去了，戰爭仍然沒有結束，而且其規模與影響力早已遠遠超越了兩國之間的衝突。

今天的俄烏戰爭，不只是歐洲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規模最大的武裝衝突，也已經超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持續的時間，逐漸成為近八十餘年來歐洲最漫長的一場高強度戰爭。它所考驗的，不只是雙方軍隊的戰鬥能力，而是兩個國家、甚至兩個不同國際體系的綜合承受能力。戰場上的勝負固然重要，但真正決定戰爭走向的，往往不是某一場戰役，而是哪一方能夠把整個國家的軍事、經濟、工業、財政與社會體系維持得更久。
因此，我們今天看到的，其實是一場典型的「耐力競賽」。

戰爭初期，俄羅斯希望利用快速突擊與裝甲部隊，在短時間內迫使烏克蘭政府屈服。然而，這項構想很快便因烏克蘭軍隊的頑強抵抗而失敗。隨後，俄軍逐步調整戰略，將重點放在東部戰線，以火炮、航空與步兵逐步推進，試圖透過持續消耗烏克蘭軍隊的人力與裝備，最終取得戰場上的優勢。

另一方面，烏克蘭也逐漸放棄全面反攻、迅速收復失土的構想，而是利用西方提供的大量無人機、遠程飛彈、情報支援與電子作戰能力，將戰場延伸至俄羅斯本土。近兩年來，俄羅斯境內的煉油廠、軍火庫、機場、鐵路樞紐、能源設施乃至於軍事工業區，都反覆遭到無人機與飛彈襲擊。烏克蘭非常清楚，以自身有限的人力與資源，難以在正面戰場完全擊敗俄軍，因此只能不斷提高俄羅斯繼續作戰的成本，希望迫使俄方逐漸失去持續戰爭的能力與意志。

這也使得今天的俄烏戰爭形成一種十分特殊的局面。
俄羅斯希望透過地面戰場逐步蠶食烏克蘭；烏克蘭則希望透過科技與遠程打擊，逐步削弱俄羅斯後方的經濟命脈。雙方都沒有能力迅速擊倒對方，只能依靠時間，等待對方先支撐不住。
因此，真正的問題已經不是誰能打贏某一場戰役，而是誰能撐到最後。

這種戰爭型態，不禁令人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戰。
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歐洲，同樣陷入長期消耗戰。無論德國、法國、英國或俄羅斯，都曾經認為只要再堅持幾個月，對方就會率先崩潰。然而，最後真正首先倒下的，卻是沙皇俄國。
一九一七年，俄羅斯帝國在長期戰爭、經濟崩潰、糧食短缺與社會動盪的交互作用下，最終爆發革命，結束了延續三百多年的羅曼諾夫王朝。這段歷史至今仍提醒世人：戰爭不只是前線軍隊之間的較量，更是整個國家治理能力的全面考驗。

今天的俄羅斯，當然已經不是一九一七年的沙皇帝國。
它仍然擁有龐大的能源資源、完整的軍工體系，也透過與中國、印度、中東等國家的經貿往來，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西方制裁所帶來的壓力。然而，長期戰爭仍然帶來巨大負擔。大量軍費支出、勞動力流失、能源設施反覆遭受攻擊，以及持續受到金融與科技制裁，都使俄羅斯不得不把越來越多資源投入戰爭。

同樣地，烏克蘭的情況也並不輕鬆。
若沒有歐盟、英國、美國以及其他盟友持續提供武器、資金、情報與訓練支援，烏克蘭恐怕很難維持目前的防衛能力。這也表示，今天的戰爭已經不能簡單理解為俄羅斯與烏克蘭之間的戰爭，而是整個西方安全體系與俄羅斯之間的一場長期博弈。
也正因如此，我始終認為，把這場戰爭理解為「斯拉夫民族內戰」已經不足夠。
它更像是一場關於二十一世紀國際秩序的競爭。

俄羅斯希望重新建立自己的安全緩衝區，並要求周邊國家承認其勢力範圍；西方則希望維持冷戰結束後逐步建立的歐洲安全架構，不接受以武力改變國界。雙方真正競爭的，不只是幾座城市、幾條戰線，而是未來歐洲究竟應該建立在什麼樣的國際規則之上。

另一方面，這場戰爭也徹底改變了現代戰爭的樣貌。
大量低成本無人機，開始對傳統高價值武器形成巨大威脅；人工智慧協助目標辨識、衛星即時情報、電子作戰、網路攻擊，以及精準飛彈，都已經成為戰場的重要組成部分。二十世紀那種依靠大量坦克與裝甲部隊快速突破的戰爭模式，正在被新的科技逐步改寫。

這並不是說傳統陸軍已經失去價值，而是說未來任何一支軍隊，都不能再單純依靠某一種兵種取得勝利。戰爭已經成為一場涵蓋軍工生產、人工智慧、能源安全、資訊科技、外交聯盟與經濟體系的全面競爭。
因此，俄烏戰爭真正展現出的，其實是一場文明組織能力的較量。
今天我們常說，一場戰爭決定了一個時代。但真正決定時代的，往往不是某位將軍，也不是某一場會戰，而是戰爭背後整個文明是否具有持續應對危機的能力。

歷史上，許多強大的帝國都不是敗在某一次戰役，而是敗在長期消耗之下，逐漸失去維持制度運作的能力。軍隊需要武器，武器需要工廠，工廠需要能源，能源需要交通，交通需要財政，財政則需要一個仍然相信未來的社會。這是一條完整的文明鏈條，只要其中任何一環斷裂，再強大的軍隊也可能逐漸失去戰鬥能力。

因此，我始終認為，今天真正值得觀察的，不是哪一方又奪下了幾個村莊，也不是哪一座油庫遭到襲擊，而是哪一方的整個國家體系開始出現不可逆轉的疲態。
這也是為什麼，我並不喜歡用「誰一定會贏」來評論這場戰爭。
因為目前看來，雙方都仍然具有相當程度的承受能力，也都付出了極其沉重的代價。俄羅斯沒有快速取勝，烏克蘭也未能收復全部失土，戰爭逐漸進入一種漫長而殘酷的消耗階段。

然而，這場戰爭真正留下的歷史意義，恐怕還不是領土的變化，而是它重新定義了二十一世紀的國際政治。
它告訴世人，全球化並沒有消除戰爭；科技並沒有終結戰爭；人工智慧與無人機也沒有讓戰爭變得輕鬆。相反地，它們只是讓戰爭以另一種形式出現，也讓整個國家的綜合實力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

或許多年以後，歷史學家回顧這場戰爭時，不會只記得哪一年攻下了哪一座城市，而是把它視為二十一世紀國際秩序重新調整的重要轉折點。它將深刻影響歐洲未來的安全架構，也將影響各國如何理解科技、軍事、外交與文明之間的關係。

戰爭終究有一天會結束，但它留下來的問題，恐怕還將影響下一個世代。對所有希望和平的人而言，我們真正期待的，不是哪一方徹底毀滅另一方，而是當戰火終於熄滅之後，歐洲能否重新建立一套足以避免下一場大戰的安全秩序。因為真正值得文明追求的，從來不是戰爭本身，而是讓和平能夠比戰爭維持得更久。

一個人可以告自己嗎？一個人可以告自己、再跟自己和解，然後用別人的錢賠給自己嗎？

聽起來像法學院考卷上的刁鑽假設，卻是這週真實在美國上演的劇本。七月十三日，南佛羅里達州聯邦地方法院法官凱瑟琳・威廉斯（Kathleen Williams）裁定，川普總統與國稅局（IRS）之間的一紙和解自始無效，理由乾脆俐落——這根本不是一場官司，而是一齣「自我交易」（self-dealing）。

一、事情是怎麼開始的

故事要從一樁洩密案說起。川普第一任總統任內，國稅局一名約聘人員，把川普的報稅資料洩漏給《紐約時報》與 ProPublica。該員後來因洩密罪被判五年徒刑並定讞。

今年一月，川普與兩個兒子以此為由，向國稅局提起訴訟，主張自己有權獲得一百億美元的「國家賠償」。

弔詭的是在今年五月，他又主動撤回了自己的告訴。然後國稅局對他撤告的「回報」，是一筆約十七億美元的基金，冠上「反武器化基金」（Anti-Weaponization Fund）的名目，說是要補償那些被前朝政府「政治追殺」的人。而更關鍵的，是這紙和解同時給了川普本人、家族與企業一張近乎「永久免查稅」的免死金牌。

這筆基金一亮相，立刻被兩黨人士齊聲罵為「小金庫」（slush fund）。外界普遍懷疑，錢最後會流向白宮的政治盟友，包括當年川普敗選國會暴動的參與者。

二、法官看穿了什麼

真正踩下煞車的，是三十五位卸任聯邦法官連署，請求法院重啟此案。威廉斯法官於是深入審查，下了嚴厲的批評判決：從頭到尾，原告與被告之間根本不存在真正的對立，不但沒有所謂的「案件或爭議」，更沒有「誰會勝訴」這種問題。

道理很簡單，本案的被告是財政部及其轄下的國稅局，兩者都是行政部門的一環，最終都聽命於行政首長，也就是川普本人。當原告與被告實質上是同一人時，這場訴訟便失去了「真實對立性」。法院不是被用來解決真爭議，而是被拿去替一樁協議蓋上一枚「合法」的橡皮圖章。更別說這個和解，是把納稅人的錢挪給總統與其追隨者們。

而全案最精彩、也最諷刺的一擊在這裡：威廉斯法官用來證明「川普控制國稅局」的依據，竟是不久前一樁對川普有利的最高法院判決。這個判決擴張了總統對各行政機關的控制權。沒想到，川普親手在最高法院贏來的權力，反過來成了他「自我交易」的鐵證。他越是能證明自己能擴權號令行政部門，就越是坐實了這個和解是左手給右手錢。

三、附帶的火

裁定的殺傷力不只針對和解本身，法官認定相關律師「惡意」行事、為「不正當目的」提告，並將川普的代理律師布里托（Alejandro Brito）移送佛羅里達州律師公會懲戒，另一名律師則被限制一年內不得在該法院承接案件。

法官甚至把裁定書分別寄往紐約州與華府的律師公會。因為代理司法部長布蘭奇（Todd Blanche）、副司法部長伍德沃德（Stanley Woodward）分別是這兩地律師公會的會員。時間點格外微妙：兩天之後，布蘭奇就要為了正式出任司法部長，前往參議院司法委員會接受提名聽證。

四、這件事的重量

川普政府替這筆錢取名「反武器化」，一個宣稱要終結「司法武器化」的方案，做法卻是把司法程序本身武器化，拿法院當漂白工具。而買單的，是每一個誠實繳稅的美國人。威廉斯法官的裁定之所以重要，不僅在於它擋下了十七億美元，而在於它守住了一條線：訴訟必須有真正的兩造，法院不是當權者的公證處。

當然，這終究只是地方法院層級的裁定，行政部門幾乎必定上訴，戰場甚至會一路打到最高法院。川普陣營指控「這是歐巴馬任命的法官」，試圖把一則憲法問題矮化成黨派恩怨。

川普最後是否會終審翻盤還不得而知，但是司法要讓人尊重，就要不畏懼當權者濫權而能守住底線。至少在這個國家，還有法官不願當橡皮圖章。

俄烏戰爭已經打了將近四年半，以色列占領加薩並攻打黎巴嫩真主黨至今不止，美、以、伊在波斯灣地區已斷斷續續互相空襲四個多月，結果是，不僅這些當事國，世界各國都在增加軍費備戰及加強軍事演習，好像未來隨時可能爆發戰爭。這樣的軍備競賽勢必改變世局，不僅軍事，也涵蓋政治、經濟、國際關係等各方面。

軍備競賽會導致戰爭嗎？很難說，戰爭的爆發是最難預料的。軍備競賽表示有備戰的需要，既已備戰，就可能敢於開戰迎戰，否則軍費不是白花了；另一方面，戰爭耗費巨大又難結束，俄烏戰爭、美以伊戰爭都是眼前的實例，應能使各國慎戰。無論如何，即使不爆發新的戰爭，已有的戰爭和戰和僵局看來都不是短期能解決的，將持續造成世界的動盪。

俄烏戰爭近來有點逆轉，主要因為烏克蘭的無人機飛入俄羅斯境內，攻擊其能源生產設施，造成俄國不小的損失。無人機攻擊讓双方都不好過，對俄國最大的衝擊大約在人心，造成俄國人民的不安。這時歐洲各國增加軍費備戰，恐怕使俄國人民更相信美歐準備侵略俄國（北約東擴已經使俄人有這種認知），而更堅定他們戰鬥的決心。若有必要，俄國甚至可能使用戰術核武以扭轉戰局。若如此，美歐也不敢以核武回敬，似乎只能對俄國加強經濟制裁而已。反之，大家應該會適可而止以避免核戰爭。

各國都增加軍費備戰，當然是因為進行中的俄烏和波斯灣戰爭，另一重要原因則是美國總統川普對其盟國的逼迫。這要跟川普對各國提高關稅及逼迫盟國投資美國一起看，他認為，盟國受美國保護而節省軍費，並享受對美國貿易出超，是占美國的便宜，因此決意改變這狀態。川普的作法對美國有短期的利益，因為盟國在短期內會增加向美國軍購，長期則將自行生產武器彈葯；盟國被迫的投資短期能增加美國的就業，長期能否持續獲利則未可知（被迫的投資跟一般投資不同）。盟國在高關稅、高軍費和對美國投資的夾擊下，經濟難免受損，與美國的結盟關係也難免受損。

簡單說，川普是只管追求美國的利益，不惜犧牲其盟國的利益。這些盟國包括歐盟、日本、加拿大等等，其經濟本來就不大好，未來恐怕更要走下坡了。川普似乎不懂唇亡齒寒的道理，盟國都走下坡，美國何能獨善其身？這些盟國本來都幫助美國經濟圍堵中國，現在這圍堵已經愈來愈鬆弛失效了。

世界動盪，最強大的美、中都無力主導世局，各國於是都增加軍費備戰，形成軍備競賽。川普對伊朗窮兵黷武，又支持以色列在加薩種族滅絕，損害美國的國際形象，於是襯托出中國幾乎成為世界和平的中流砥柱。中國若能善用其和平形象和強大的製造業能力，看來有望在軍備競賽和中美競爭中逐漸勝出，因為發展軍備的基礎在於製造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