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中日關係經常給人一種愈來愈危險的感覺。東海、釣魚臺，日本強化西南諸島防衛，中國海空軍活動日益頻繁；臺灣問題又不時成為中日外交交鋒的焦點。兩國輿論中的強硬聲音此起彼落，很容易令人產生一種印象：東亞是不是正一步一步走向戰爭？

我的看法稍微不同。
中日之間的緊張是真實的，戰略競爭也是真實的，雙方都在增加軍事準備。但在這些表象之下，同樣存在非常強的克制力量。至少就目前而言，北京與東京都沒有足夠理由主動選擇一場全面戰爭。
真正需要警惕的，不是哪一方突然決定「我要打一場中日戰爭」，而是局部危機、軍事摩擦或第三方事件逐步升高，最後把原本不願意開戰的各方拖進去。

一、摩擦很多，但彼此仍然需要

政治上的敵意，容易讓人忽略一個非常基本的事實：中國與日本依然是兩個高度相互依存的東亞經濟體。
2025年中日貿易總額約3433億美元，在連續數年下降之後重新增長。日本輸往中國的重要商品，包括積體電路、半導體製造設備、精密機械與工業設備；中國則仍是日本重要的製造、消費與供應鏈來源。(jetro.go.jp)

兩國當然都在推動「去風險化」。中國希望提高高階設備與材料的自主能力，日本也努力降低對中國稀土與部分供應鏈的依賴。但降低依賴，並不等於已經脫鉤。
人員往來亦然。日本仍是中國民眾重要的旅遊、留學、工作與移居目的地，中國人口也是日本外來居民與勞動人口的重要來源。

因此中日關係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特徵：
政治上互相防備，經濟與社會上卻仍然彼此需要。

這不能保證和平。1914年前的歐洲列強同樣有高度經貿往來，倫敦、柏林、巴黎的金融與工商聯繫也十分密切，但第一次世界大戰仍然爆發。
歷史真正告訴我們的，不是「有貿易就不會戰爭」，而是經濟互賴會讓戰爭代價更加清楚。
今天任何一個中日決策者都知道，一旦全面開戰，遭到破壞的不只是幾艘軍艦、幾座基地，而是數十年建立的東亞產業鏈、航運、金融、能源與市場體系。
這樣的戰爭很難有真正的經濟贏家。

二、日本擴軍，不等於日本想打一場對華戰爭

近年日本的安全政策確實發生很大的變化。
軍費增加，遠程打擊能力逐步建立，西南諸島防衛強化，美日軍事整合也日益深入。日本政府甚至希望推進修憲討論，並重新檢討國家安全戰略文件。(japan.kantei.go.jp)
所以，今天再把日本理解成幾十年前那個幾乎完全依賴美國保護的「非軍事國家」，顯然已經不合實際。

但日本增加軍備，與日本主動尋求對華戰爭，依然是兩件不同的事情。
日本戰後形成的和平主義傳統並未完全消失，更何況人口老化、財政壓力、能源高度依賴海外輸入，都使真正的大規模戰爭成本極高。
一旦中日全面交戰，日本本土、沖繩、西南諸島、美軍基地、港口、機場乃至能源交通線都可能立刻成為戰場。
東京不可能不知道。

而且日本也不至於愚昧到認為，只要跟著美國向前衝，就可以把中國當成一個普通軍事對手。中國不是伊拉克，也不是阿富汗，而是一個核武國家與世界級工業大國。
所以日本近年的軍事強化，與其說是「準備進攻中國」，不如說更接近強化嚇阻，讓北京知道動武的成本會很高。

三、中國現在同樣沒有輕率開戰的利益

北京也是如此。
中國目前仍面對房地產、地方財政、人口老化、就業與消費信心等一系列內部問題。此時若主動與日本乃至美日同盟發生全面戰爭，勢必嚴重衝擊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
解放軍本身近年也正經歷高層大規模整肅與人事變動。中央軍委及各軍種高層都有重要職位調整，外界也因此持續觀察，這些震盪是否會影響複雜聯合作戰的指揮與協調。這當然不能簡單等同於「解放軍不能打仗」，但至少說明中國軍方正處於高度整頓期。
對一個正在整頓軍隊、又面臨多重內政壓力的國家而言，主動進入一場可能同時牽動日本、美國、臺灣以及整個東亞安全格局的戰爭，絕不是成本很低的選項。
北京與東京都可能彼此不信任，但都知道對方不是可以輕易擊敗的小國。

四、釣魚臺最危險之處，是戰爭不可能只停在幾個小島

真正可能發生軍事摩擦的地方，仍然是東海與釣魚臺／尖閣諸島周邊。
但這恰恰也是全面戰爭最難控制的地方。
釣魚臺距臺灣東北部極近，中華民國政府本身也主張對該島及周邊海域擁有主權。若中國與日本真的在這一海域發生武裝衝突，臺灣幾乎不可能完全置身事外。
這不表示臺灣必然參戰，而是臺灣同時具有三種身分：主權聲索者、地理上的直接鄰近者，又位於日本西南諸島、美軍沖繩基地與第一島鏈的關鍵位置。

一旦衝突由海警對峙升級為自衛隊與解放軍交火，問題很快就不再只是「幾座島屬於誰」，而會變成臺灣—與那國—石垣—宮古—沖繩這整條海空通道如何運作。
美國也很難完全置身事外。
接下來韓國必須重新調整對北韓的戒備，北韓會觀察是否存在可利用的空隙，俄羅斯也會重新計算遠東部署。
所以中日全面戰爭真正可怕的地方在於：
它幾乎不可能永遠只是一場中日戰爭。

五、核武器反而形成了某種「恐怖的和平」

東亞安全還有一個不能忽視的因素：核武器。
中國、俄羅斯、北韓都是核武國家；日本與南韓本身沒有核武器，但都處於美國延伸核嚇阻體系之下。
SIPRI估計，俄羅斯與中國都擁有龐大或快速增長的核武庫，北韓也已具備一定核武能力。(sipri.org)
這就形成了一個極具諷刺意味的現象：
核武器使戰爭變得更加恐怖，卻也因此提高了全面戰爭的門檻。

任何東亞主要國家在決定進入大規模戰爭之前，都必須多問一句：
如果常規戰爭失敗，或者局勢逐漸失控，最後會不會碰到核武器？
沒有人敢保證答案永遠是否定的。
這是冷戰留下來最冷酷的政治遺產。美蘇之間彼此敵視四十多年，代理人戰爭打遍全球，卻始終避免直接全面交戰，並不是因為華盛頓與莫斯科彼此信任，而是因為雙方知道真正全面開戰之後，可能沒有勝利者。
東亞今天某種程度上也存在同樣邏輯。

只是核嚇阻還有另一面，也就是所謂「穩定—不穩定悖論」：最高層級的全面戰爭門檻提高，各國反而可能更願意在門檻以下進行軍演、海警執法、空中逼近、經濟制裁與各種灰色地帶行動。
因為每一方都在想：
「這點事情，對方總不至於冒核戰風險。」
於是東亞呈現出一幅看似矛盾的畫面：軍備愈來愈多、軍演愈來愈頻繁、政治語言愈來愈強硬，但真正的大規模戰爭卻長期沒有發生。

六、東亞和平，很大一部分來自歷史記憶

有人認為東亞國家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特徵：話往往說得很重，但真正做事時又留下底線。
我不認為這完全是文化。
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東亞各國都曾經付出過極其沉重的戰爭代價。
中國經歷抗日戰爭、內戰與韓戰；日本整個戰後國家體制直接建立在1945年的戰敗與毀滅之上；韓國與北韓都知道韓戰意味著什麼；臺灣也清楚，一旦臺海真正進入全面戰爭，數十年累積的經濟與社會成果可能在很短時間內遭到摧毀。

因此，二戰後東亞逐漸形成了一種很強的「升級成本意識」。
這未必是友好，也未必是互信，而是一種對戰爭後果的共同認識。
大家可以軍演，可以增加軍備，可以說狠話，可以彼此威懾，但同時又要設置熱線、危機管理機制與外交溝通管道。
這正是最值得注意的地方：
一面準備最壞的情況，一面又努力避免真的走到那一步。

七、真正危險的，是最後誰都退不了

當然，這並不代表東亞可以高枕無憂。
1914年的歐洲給歷史留下最大的教訓，就是世界大戰未必來自某一個領袖事先決定「我要打一場世界大戰」。
塞拉耶佛的一聲槍響之後，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同盟責任、動員時程、國內政治與安全恐懼。每個人都認為自己只是在回應別人的行動，結果卻一步一步走進原先沒有人真正預見的全面戰爭。

今天東亞真正需要防止的，也是同樣的事情。
一架軍機逼得太近；
一艘船發生碰撞；
有人死亡；
一次臺海危機向北延伸；
一場東海衝突觸及美日安保體系。
然後民族主義升高，政治人物突然發現：退讓比升級更難向國內交代。
那才是最大的危險。

所以我並不認為今天的中日緊張必然走向戰爭，也沒有必要看到幾次軍演、幾句狠話，就認為東亞大戰已迫在眉睫。
更接近現實的描述也許是：
緊張是真，競爭是真，軍事準備是真；但克制同樣是真的。
經濟互賴讓戰爭不划算；
核武嚇阻讓戰爭太危險；
歷史記憶讓戰爭的代價太清楚；
而各國自身的內部問題，又使主動發動戰爭缺乏必要性。

因此，東亞今天維持的並不是一種彼此友善的和平，而是一種建立在利益計算、實力平衡、歷史記憶與相互恐懼之上的和平。
這種和平並不浪漫，甚至有些冰冷。
但歷史上的長期和平，本來就很少單純建立在人們彼此喜歡之上。更多時候，是各方終於懂得了一件事情：
有些仗，開始很容易；真正困難的是，一旦打起來，沒有人知道最後要怎麼停。

巴西上週完成總統大選，現任總統魯拉在第一輪投票稍落後於小波索納洛（前總統波索納洛之子），卻在第二輪反敗為勝，獲得連任。巴西人口2.15億，國土面積851萬平方公里，占全南美洲約一半，是世界第五大，因此這場選舉對世局有不小的影響。

巴西的總統大選一向是左右之爭，魯拉屬左派，而波索納洛家族屬右派。這場選舉的特別之處在於，川普個人和美國政府幾乎公開介入，支持波索納洛家族及打壓魯拉政府：
1. 提高關稅：2025年，川普政府曾以巴西魯拉政府對前總統波索納洛進行司法追責為由，對巴西商品加徵關稅。
2. 制裁司法人員：推動對參與波索納洛案件的巴西司法人員實施制裁，並限制巴西最高法院法官的簽證。
3. 安全定性：推動將巴西的主要犯罪組織列為恐怖組織，以此向魯拉政府施加安全管理上的壓力。

一個國家，尤其美國，介入其他國家的選舉，並不罕見，但一般總是盡量隱祕，像川普這樣口無遮攔、不甩國際輿論的卻是少有的。在小波索納洛落選後，川普還立刻接納他逃亡到美國，擺明了要利用及扶植他對抗巴西魯拉政府。

美國也介入台灣的選舉，但與巴西很不同。巴西的親美派（波索納洛家族）與反美派（魯拉）大致是旗鼓相當，台灣的主要政黨卻都親美，近年雖出現「疑美論」，相對於親美派還是小巫見大巫。由於台灣主要的政治人物都親美，會自動到華府接受考察並尋求支持，美國的介入台灣選舉，幾乎都能憑私下運作就有影響力；而且美國對台灣政治人物的好惡不像對巴西政治人物那麼強烈。

美國介入台灣政治和選舉之深，可見於民進黨的台北市長候選人沈伯洋。沈所創立的「台灣民主實驗室」、黑熊學院等相關組織，近年遭藍營民代與媒體多次指控在2020年至2026年間，陸續接受美國國務院、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美國在台協會（AIT）以及索羅斯的「開放社會基金會」（OSF）等美方與境外資金的贊助，累計金額超過5,000萬元新台幣。他的作為看來符合所謂的「境外勢力代理人」，雖然他辯稱當時身為大學教授，一切符合規範。（參見如《風評：國難・秘款・沈伯洋》）

沈伯洋與台北市長蔣萬安都親美，差別在於：蔣沒拿美方大筆的錢，自然以台灣利益為優先；而沈拿了美方那麼多錢，恐怕以美國利益為優先！美國在台灣有沈這樣的代理人，真是深謀遠慮、精於佈局啊！

美國介入巴西與台灣選舉的方式不同，因為親美/反美的環境不同。不論如何不同，巴西人能拒絕美國的干預，但願台灣人也能。

選舉容易被外國介入和影響，連美國的2016年總統大選都不可免（被俄羅斯網軍介入），這可說是選舉民主制度的又一小缺點，卻很少被提起。（參見《選舉民主的優缺點－駁蔡英文推崇民主》）

(圖為AI產生)

10月初開始，法國爆發高中學生的抗議運動，然後逐漸擴大，很多其他人也加入，造成嚴重的警民衝突與縱火、破壞事件。法國的抗議運動最近已蔓延到一些其他的歐洲國家，如比利時、義大利、葡萄牙、西班牙、希臘及阿爾巴尼亞等，全歐單日上街示威的人數動輒幾十萬，被稱為「抗議之秋」，所幸火爆程度還不及法國。

歐洲各國的政經狀況多半相去不遠。法國的公共債務已逼近GDP的119%，預估2027年需償還的公債利息將近GDP的3%，而其10年期的公債殖利率高達5%左右，反映借貸成本的急劇上升。其他的歐洲國家即使比法國好，也好不了很多；值得注意的，2010年的「歐豬五國」中的四國（義、葡、西、希）都捲起抗議風潮，顯示歐洲頗有長期之病。

自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以來，歐洲的能源價格高漲，帶動物價普遍上漲，各國還要撥巨款支援烏克蘭及增加本國的國防經費（被川普要求），於是難免形成債台高築、縮減社會福利、排擠教育經費、房價與租金高漲及人民對政治不滿，就導致今日的亂象！不過俄烏戰爭只是近因，歐洲（不算俄羅斯）雖曾很先進，卻已經走下坡多年相對於中美，才是遠因，讓我們探究這部份：

歐洲雖有歐盟，不像中美是統一的國家。歐洲各國有語文、政策、法律的差異，因此其貿易成本較高而市場效率較低，並且各國追求各自的利益，難免有利益矛盾，有時不易化解。

歐洲經歷两次慘烈的世界大戰，其人民推崇人權、和平等理想，卻少有奮鬥爭雄之心，不像中美的人民分別追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讓美國再次偉大」。

歐美的文化和制度相近，但歐洲比美國多些社會主義，因此歐洲的企業和政府的負擔比較重，而人民對政府的期待也比較高。

歐美原來都有強大的金融業，但自1970年代金本位完全退位，美元確立為唯一的國際主導貨幣，美國的金融業於是壓倒歐洲，吸引大部份國際資金進駐。

歐洲自1980年代起趨向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企業多追求短期的帳面效益，其製造業於是被中國逐漸追上並超越，造成歐洲對中國長期愈趨擴大的貿易逆差。

歐洲的營商環境不如美國如上述，很多科技和商業人才因此離歐赴美發展，導致歐洲1990年代以來的新興產業，如互聯網平台、智慧手機、新能源、電動車、機器人、AI等，都落後於中美。

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已不構成歐洲的威脅，歐洲卻不智地追隨美國支持北約一再東擴，並在2014年聲援烏克蘭的群眾推翻其親俄政權，導致歐俄的關係完全破裂。俄烏戰爭終會結束，歐俄的惡劣關係卻不容易改善。

歐洲各地抗議如潮，有近因更有遠因，遠因導致近因，再導致今日的亂象；示威抗議終會結束，但遠因卻不易消除，使歐洲的前途不樂觀。看來世界只剩中美兩強G2的競爭而已。

拉夫羅夫：看來這回APEC，你們習大大也要親自接機老川（川普）了。
王毅：可不是嗎！尤其中國人講禮尚往來。怎麼樣，你們阿丁（普丁）要不要參一咖？
拉：此話怎講？
王：老川在阿拉斯加不也親自接機你們阿丁嗎？
拉：是阿，那怎樣？
王：阿丁要不要提早一天來APEC，跟我們習大大一起去接老川？
拉：呵呵呵，虧你想得出這個點子，只是便宜了老川。
王：那有什麼，「川建國」又不是只對我們中國。
拉：那倒是。我問問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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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OK了。阿丁會提早一天到。不過他還有個更瘋狂的點子。
王：啥？
拉：他說不妨再找金三胖（金正恩）一起接機，老川不是想見他想得要死嗎？咱們三個接他一個，叫老川感激到五體投地，改名「建三國」。
王：哈哈哈，老川會激動到當場中風，你這招可是殺人不用刀呀！
拉：如何？你們是東道主，還得你們拍板。
王：沒問題，我瞭解習，阿丁的建議，只要可能，他總是儘量OK的。不過金三胖那裡要勞駕老兄去講，你就說跟我們講好了。
拉：OK。但此事最重要的是保密，越少人知道越好。我這兒就只阿丁跟我。
王：那我這兒就只習跟我。只有到了接機當天，才讓保安理解。
拉：好極了。
王：等等，我忽然想到是不是還要再加一人？
拉：再加一人？誰？
王：你想想，我們找了金三胖跟老川私會，李在明會怎麼想？
拉：嗯…他確實會疑神疑鬼的。
王：我的意思是，要不要乾脆再加個李在明，四個接一個。
拉：我在想阿丁會怎麼想。
王：你跟阿丁說，李、金兩人相處不錯，都對半島和平有加分效果。如果是尹錫悅，我就不做這建議了。其次，邀李、金一起來，既消除他們之間的疑慮，也讓老川知道半島事不勞老美插手。更重要的是，咱們四加一排除掉小日本，對鬼子們也有一定的含義。
拉：對對對，尤其是最後一點，可讓小日本感受到一點壓力。我看不用問阿丁，就這麼辦吧，我跟他報告就是了。李在明那邊是不是你們出馬？
王：我自己跑一趟。
拉：有勞了。您老也太辛苦了。
王：沒事。大家都一樣。準備四接一吧。

關於1930年代國府的外交史的一點點思考。
國民政府的外交判斷不是憑空產生的，它承接了一批在北洋時期就已經歷過列強外交、條約外交與多邊外交磨練的職業外交官。

顧維鈞、施肇基、王正廷、顏惠慶這一代人的共同經驗很特殊。他們面對的中國長期不是強國：軍事上不足以與列強抗衡，財政也有限，國內政局又不穩定。因此，他們很早就學會了一件事——不能把外交理解成「我喜歡誰、我反對誰」，而要把有限的籌碼拆開使用，在不同強國、不同條約與不同國際機構之間爭取空間。這個脈絡是有相當明確史料依據的。

王正廷1928年出任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長以前，已經多次在北京政府擔任外交總長；美國外交檔案甚至記錄他上任南京外交部長後公開提出，中國弱小容易遭受外來侵害，因此根本工作仍是內部建設，同時要透過國際合作逐步解除條約限制。

顏惠慶在九一八事變後赴美任公使，所採取的也是典型弱國外交：不直接幻想美國替中國作戰，而是反覆援引九國公約、國際聯盟以及美國既有政策，把日本行動放進國際法和多邊制度中處理。

顧維鈞更是這個傳統非常典型的人物。他從北京政府一路做到南京政府，再到戰後代表中國參與國際組織建構；1944年中國參加敦巴頓橡樹園會議時，就是由他擔任代表團主席。這種外交官累積的不是某一屆政府的「路線忠誠」，而是一種長期的國家外交技術。

所以「弱國外交」，我覺得不能簡單理解成軟弱、妥協或者左右逢源。它真正的核心反而是：知道自己不能決定整個棋局，因此盡可能避免過早把自己鎖死在單一選項裡。能用國際法就用國際法，能借美國的力量就借美國，能利用英國就利用英國；德國可以提供軍事技術，蘇聯可以提供飛機和顧問，也都不必因此把自己的整體戰略交給對方。真正不可讓渡的是本國最核心的自主性。

筆者這兩年一直談的「不攤牌生存策略」，到底從哪裡來？它不是一句今天才產生的兩岸政治口號，而是您從近代中國外交史看到的一種生存邏輯：在力量不對稱的環境下，保留模糊性、延後不可逆選擇、維持多重關係，讓時間和局勢本身成為可以使用的資源。

當然，若把這套歷史經驗放到今天，仍然必須注意時空條件不同，不能把1920、30年代的做法直接套用到21世紀。弱國或較弱一方的「不攤牌」有它的收益，也有風險：模糊有時能增加迴旋空間，有時也可能造成不同大國對底線的誤判；多邊平衡能分散依賴，但如果外部結構急速兩極化，能夠保持模糊的空間也會縮小。因此，這比較適合作為一種分析框架，而不是自動適用於任何時代的處方。

不過從歷史思想脈絡來看，已經串成了一條很完整的線：
國力有限 → 更需要正確認識自己的位置 → 不把工具性合作誤認成永久歸屬 → 不輕易把選項一次押光 → 用時間、多邊關係與制度增加自己的迴旋空間。

關於島內學者李其澤教授提出對於兩岸統一問題的討論後，個人由於自身是一公民科教師，長期關切兩岸問題動向，深有所感。

最近，對岸朱鳳蓮女士提出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解決台灣問題的基本方針，也是實現國家統一的最佳方式，會充分考慮台灣現實情況，吸收兩岸民眾意見，照顧台灣同胞利益和感情。』

相對的，島內藍營孫文學校的張亞中博士提出的──「北京應該把智慧與資源用來探討『統一前的和合』……」。

然後，國台辦重申「民主協商」；該一「重申」似乎充分顯示了當前的議論，雖引起各方的關切，實乏進展；甚至，竟似乎有將時局的動向拱手完全交給了太平洋彼岸美國的意思。

然而，那真會是我們海峽兩岸人民所希望的嗎──大家不會擔心美國可能不懷好意，就像在不久前的香港或者當年的台灣二二八一樣，在統一之後，更行暗下毒手，然後名正言順地可以「割韭菜」與「剪羊毛」？或者看到媒體刊載美國戰爭部將派員長駐我國防部；是否將水到渠成地達到其使我島烏克蘭化的可怕發展？

身在此岸，個人願意就兩岸問題的難以進展，提出個人如下的認知：
作為一個理性的公民教師，個人認為大家應該充分地認知現實的各方面，才能在複雜的現實中，做出最佳的、「更和平、最和平」的抉擇。

我們應該平實地認知種種現實──
甚至，在我島內賴總統前次競選中提出不要有「疑美論」一詞時，個人對於賴總統能夠認知到我們的島上有不容忽視的「疑美論」的存在，感到那沒有完全將「疑美論」抹殺而高標出來的態度，也可能是值得我們觀察的細節。

此外，當前我們可以看到對岸各方面確實進步驚人，因為國際資訊，流通迅速，事實上很難封鎖；各項物質建設，眼見為憑，真是遠景似乎一片光明。但是，在精神方面，新中國成立以來，前期那四、五十年的悲情印象，卻可能成為兩岸關係上的巨大陰影，應該也是張博士所強調提出的『互信』的問題；那些在家族中慘烈傳述過，或學術界中當年似乎簡直瘋狂的情節，確實會造成其後人狐疑的遲滯態度。或許，如最近黃國樑先生與王炳忠先生所描述的「外省貴族」蔡康永事件正是一例子？

換言之，個人雖然自認是一有左統傾向的人士，個人面對這樣的史實，對於我島內有部分基於這類理由而根本拒絕統一的情況，個人是願意給予若干的同情的。

至於趙少康先生所呼籲，「只要台灣宣布不獨，北京應該宣布放棄對台動武」，似乎只是政治人物在形式上的表態；因其語意上，如何定義「不獨」，趙竟然像忘了綠營早有「務實台獨」的說法；談到要北京宣布放棄對台動武；那麼島上「務實台獨」，如「去中國化」、「人口南洋化」、「台灣掏空化」，仍應「和平」〈風平浪靜〉對台？

換言之，對於張亞中先生所提的「統一前和合」的觀點，個人認為應該是有其相當積極的意義的。只是「和合」是否應該是海峽兩岸，共同的工作？不只是屬於單方面的問題──就此岸言，不久前，我們的中華民國憲法中還有「統一前綱領」，對岸當局則推出了強調內戰持續中的「反分裂法」；那些「拉扯」對於時局的發展言，真能對於兩岸所企盼的「和平」，產生多少的助益？

不過，作為一個由衷企盼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公民教師，個人認為與其如今日所見兩岸似乎都想從對手處獲得紅利或者民主法治上的保證；但是根據個人的認知，誠如十六世紀「西里西亞和約」初確立當代國際秩序時，教皇慨然所言──

「在法律本身上，不論過去、現在和未來，它是永遠等於零的、無效的、無用的、無力的、不公平的、不正義的、應貶抑的、應譴責的、無約束力且無效果的。」

因而，民主法治的主權說，其實在今日也應該是無用的──一如我們在委內瑞拉，在加薩，在烏克蘭，在伊朗所見的霸權國家的作為，讓列國只能深深遺憾與喟嘆啊。我們真實應該如何，才能避開國際社會的實際亂象而被犧牲？

然而，我卻想起了對岸近幾年來的那句「講好我們的故事」的流行語；我們是否可以試試看以講故事的方式攤開當年兩岸歷史發展的真相？不應該永遠僅被蠱惑在西方長期的意識形態論述中。

應該由那裡談起？當然，最好由1895年的甲午戰爭談起，或者更早該由1868年，作為「中美關係」的始頁的美中蒲安臣條約談起；可惜時間與篇幅都有限，以下就由大家比較有記憶的1945年的雅爾達會議談起吧。。。

那讓人痛心的史實故事是──

一、雅爾達會議的美國大戰略

該會議未邀中國參加，美蘇英就有自己的算盤，例如，長期流行的意識形態中，美國絕對不提美國國家利益的設計，僅自稱為「民主國家的兵工廠」，其實，二戰中，日本侵華的戰略物資有頗多是美國供應的！

中國沒有參加該會議，該會中，卻邀請蘇軍攻擊東三省日軍，但戰後蘇聯如何肯自東北退兵？美國憑什麼代替國府決定？

然而，後來美國著名學者費正清卻推稱「1941年把『自由中國』當作一個同盟者對待。美國的無知和感情用事達到這樣的地步，以至於羅斯福把國民政府描繪成一個打敗日本後就可以填補東亞地區空白的力量。」〈偉大的中國革命，世界知識，頁310〉

戰後，美國除了竟然建議中國讓東北給中、美、英、法、蘇共管外，還主張中國應該組聯合政府。
然後，1945年底、1946年一月初，蘇聯對訪俄的蔣經國說，只要美軍退出中國，俄國也願意退出中國。

1946年3月底，美軍顧問團竟然提出將在華設立軍校二十餘處，其成績突出者可保送美國軍校深造；戰後各界都希望和平，民間當然難以接受這樣的友好方式；然而，這時美國仍是對於中國聯合政府的主張者，馬歇爾是美國總統派來主持國共調停工作的特使；但是，在大戰後，沒有國家不盼望和平的時代背景下，馬歇爾自然很難得到中國各方的認可，乃有了1947年初馬歇爾宣布調停失敗的結局。

調停中，他曾要求蔣停戰達六個月。。。蔣曾使他幾上廬山，加上抗戰期間史迪威與蔣之交惡；雖然，1946年，美方對國府取得了「美中友好通商航海條約」被視為喪權辱國的廣泛利權，但其1947年至1949年擔任國務卿期間，其失望的觀點仍瀰漫於美國國務院，乃有其後著名的『美中關係白皮書』的發表，將中國局勢瓦解的責任全歸諸於國府；那使得國府平白失去其奧援，立刻兵敗如山倒。

而更為重要的，是國府之崩潰極速，在野唯一的實力者中共顯然沒有足夠的實力承接。美國的此一大戰略實在漂亮，這個讓西方礙眼的世界文明古國眼看就要一蹶不振地消失了。個人看來，那不是一個偶然，是美國大戰略上很漂亮的布局。

二、坐看「中共匆匆主政」的漂亮設計

大家都知道，組織上有所謂「幹部決定一切』之說，而當年，中共內部周恩來曾有估計，廣土眾民的土地上，大概要十多年後才能取得政權，順利運轉；怎料到國府如此提早崩潰！。。。中華民族面對著如此的危機！

更細考察之，難怪雖在1950年的韓戰中，新中國因擊敗聯合國軍而有了「揚眉吐氣」的自信，但是並未能避開美國大戰略在幾年前的布局；那是1956年全黨代表大會上，鄧小平在關於黨章修改的報告中，提到中共在解放前後，當年幾乎是沒有領導、沒有計畫的真實處境；是兩年中需要補充五百八十萬黨員，結果只有兩百八十萬；期間緊急吸收與培養的黨員達三百萬人，不僅缺乏充分嚴密的考核和審查，除了有反革命、不革命、機會主義者、壞份子、甚至也有不識字的文盲；而其中不乏十年之後，漸成為中層幹部者──這個角度是我們論述者很少提及的重要問題。

但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卻可以讀到這樣的史料──
「除了華北和東北的一些中小城市外，在1948年末以前，中共還沒有掌握過中心城市，即使佔領了，也往往待不長，最後被迫放棄。1949年以前，絕大多數城市都是反對共產黨勢力的中心所在……這一點，南方比北方尤甚。……迅速到來的最後勝利……它的速度遠遠超過黨的領導人的預料。1946年內戰開始時，……周恩來預計中共要經過長達二十年的鬥爭才能取得最後勝利……」〈上海人民出版社，頁75〉
「在人員上，中共方面只有72萬合格的人可以擔任政府行政部門的幹部，而在國民黨時期這些部門共有200萬個職位。」〈頁76〉

這應該是當年無論是對黨內的三反〈1951〉、對民族資本家的五反〈1952〉與大躍進〈1957~61〉，以及文革十年浩劫〈1966~1976〉的重要背景。。。

對於那個大悲劇，作為研究者的我們除了為我們民族大悲劇中所有同胞的不幸，感到悲哀，與當年的新中國的領導者毛先生應會自責之外，也更應該警惕那是美國當年口口聲聲主持聯合政府後漂亮的高招。。。中共是如何應對該亂局的？

第一個五年計劃後，1956年，社會主義進程取得初步成績，政府除了自我肯定政績，名之為進入社會主義初階，以繼續主導社會政經發展外，對於前述可想見潛伏的諸問題，應該如何同時處理？

往後，乃有1957年，在後續的社會主義建設運動的三面紅旗中，發起「大鳴大放」的整風運動，鼓勵各方人士批評，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簡稱雙百方針），強調言者無罪，聞者足誡。後發展為打擊右派的「反右運動」。不少批判者認為自身受騙，確實不懂辯證思維著，頗吃了大虧。同時的，另外的兩面紅旗，人民公社與大躍進各自也不是沒有相當缺失的。

若真有今日西方所謂的「轉型正義」，應該如何追究責任？只及於戰術？或者也應該充分考慮戰略的部分？──例如，1938年，英、法、德、義的慕尼黑協定怎樣助長了希特勒的擴張？當年捷克斯洛伐克的蘇台德區被瓜分，真是合乎國際正義的嗎？

三、新中國的悲劇──三反、五反、大躍進、以致文革

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大浩劫，許多權威人士都傳述著類似瘋狂的解說，由東到西。。。由西到東。。。強調其時社會的動盪，個人的悲慘際遇；個人成長在那個年代的台灣，當年可說每天就看著種種新聞報導，與今天坊間流行的描述極為類似。

然而，作為一個負責的公民教師，我不能滿足於只是以「上帝要毀滅一個人，必先使他瘋狂」的態度，來混沌地考察史實──那樣我如何能向學生提倡大家應該理性地面對問題、思考問題、處理問題？

因而，在成為一個公民教師之後，我不能不隨時注意這個問題是否能有更合乎現實與理性的發展脈絡。。。經過種種的努力，以下，是個人探討的結果──

上面的史述，無形中引導我們必須思考新中國初期的政策雖有三反、五反與大躍進等種種不同的名目，甚至文化大革命，其實那是一個整體舊中國大動盪後的大清理工作；相對的，1978年以後的「改革開放」，就是在前述清理後，開始大建設的工作。

而其後『改革開放』的主持者竟然正是1956年發表那「幹部有嚴重缺額與素質問題」的鄧小平，就應該不只是偶然的巧合；鄧能在毛的考核下獲得復出，應該是鄧確實有難於被取代的辯證實力；他與出身白區工作的領導人，很早就曾有成為毛的接班人地位的劉少奇曾經同在文革初期被稱為「劉鄧集團」而被拉下馬；劉未能渡過該難關──是否這類國際上戰略層次的作為，很難作為內政上的論斷對象，尤其，任何當國者原本必須「概括承受」前朝與國際上的種種──新中國落入了美國前述的戰略布局，又遭遇到國際上蘇共的「批史達林事件」〈1956〉與其高唱「和平共存」所引發的一連串事件，例如，1956年就發生了波蘭事件與匈牙利事件的衝擊。

尤其，1956年，新中國已認知到建國期間，因美國前述大戰略的啟動，使得共黨的新幹部近三百萬人未經充分的考核與培訓，平均素質很差；加上1958年因蘇共所提關於共用長波電台、聯合艦隊的意見，有失國家主權而堅拒，以致1959年6月，當蘇聯在那貧瘠與受苦的時代，一言不合就對華撤走了所有的專家；卻更刺激出了對岸著名針對性的596計畫──那「廣積糧、深挖洞、不稱霸」，以致高舉「不要褲子，也要核子」「落後，就要捱打」的洞察與以「上窮碧落下黃泉」追求「自力更生」的堅韌尊嚴。

那時原來是第二次五年計畫，所謂的「社會主義建設計劃」，由百花齊放、人民公社與大躍進的「三面紅旗」組成的，雖未能順利成功，但「自力更生」「摸著石頭過河」，已取得了許多寶貴的經驗。文化大革命應該更是有迎戰前述美國大戰略的意義──1966年，當初混入黨內的300萬黨員，應該已有相當數量成為中級幹部了。

四、關於改革開放之後，如何通過六四事件

很早以前，在島內我們就聽過關於以「三七開」的觀點，處理毛時代功罪的說法，個人則到1993年前後，才知道對岸「文化大革命」的自我批判，至少進行到1985年前後，也就是其規模直到「改革開放」的七、八年後，中共該一自我批判才告一個完整的段落。

那是在1989年前後，個人為了年輕稚幼的理想，離開教育界的舒適圈；希望深入社會，理解社會，進而能改造社會；偶獲機會進入台大附近的聯經門市部，在附近的著名的大陸書肆，發現竟然有對岸編輯，1985年印行、高校整黨工作的內部發行的讀物；例舉其主要內容，有清華大學黨委的「認真進行徹底否認『文革』教育」、「積極開展理想和紀律教育─北京大學整黨經驗」、「把徹底否定『文革』作為高校整黨的突破口─遼寧師範大學黨委」等，外界難得一見的史料──尤其重要的，應該是可以見到其種種自我批判的內容與其自我批判的結果。

以遼寧師範大學的報告中，最後有「主要的收穫」之說可為例──
「總結我校徹底否定『文革』專題教育的收穫，突出有四點：1.廣大黨員從理論到實踐，從思想到感情，進一步否定了『文革』，解開了不少認識上的釦子。每個黨員都總結了自己在文革中的經驗教訓，清理了『左』的影響……2.改善了同志關係，增強了團結。……過去……常常有人向我們和上級反映我校『文革』問題解決的不徹底。現在，在徹底否定『文革』的問題上，大家認識一致了……3.校、系都找出了『左』的影響和『文革』遺風的主要表現，一些『左』的傳統觀念有了較大的改變，黨內一些『左』的偏見和情緒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糾正和克服。廣大黨員認清了『突出政治』、『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危害……尊重知識與知識份子的思想有了明顯的增強……4.促進了核查工作。由於認識提高了，一些黨員主動檢查自己在『文革』中的錯誤，並能對自己知道的問題實事求是地出證和提供線索，為核查工作提供了良好的條件。犯有較重錯誤的同志，經過談心幫助有了很大轉變。」〈「高等學校整黨工作經驗選編」，整黨文摘增刊，中共遼寧省委整黨辦公室，中共遼寧省委「整黨文摘」編輯部編，頁43。〉

嚴格言之，當然上述史料的真實性，應該受到各方合理的懷疑；然而，由596計畫中「自力更生」之決意，其實不難想像「改革開放」中那「四個現代化」的必要！

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整個對岸社會的發展沒有受到太多來自「左」的力量的干擾，個人以為，應該就是當年整個否認文革的自我批判工作，由「三七開」到根本批判「文革」，確實曾經真實而充分地進行辯證所獲得的成果。

而改革開放中突然出現的「天安門事件」，如果個人記憶不錯，當時對岸社會的批判稱之為「資產階級自由化」，並非空穴來風；當時，那社會上有「姓『社』？還是姓『資』的批判，並非全沒有理由；但是，在前述1980年代的自我批判中，對岸社會內部對於社會政經發展都有了更為開闊與細膩的認知。

同時，天幸，前述在1956年主持那篇重要報告的鄧小平還能健在，他應該也是當時最能雄辯地說服所有異議者的人物；不知道他是否也聽說當時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們喝的都是美國自香港送來的可樂；他的「無論黑貓或白貓，能抓到老鼠的就是好貓」之說，將資本家與生產關係、生產力都放到某種可以順手取用的工具地位；而1992年，八十八歲的他的南巡更是確立了這樣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難怪當然可以承繼中華民本主義禮運大同的開闊道路，於焉開展。。。

其後，溫家寶先生擔任國務總理期間〈2003~2013〉，更曾經五次公開推薦資本主義大宗師亞當斯密被西方輕忽，強調「如果社会财富只集聚在少数人手里，那是不公平的，而且注定是不得人心的，必将造成社会的不稳定。」的名著「道德情操論」；2011年12月，更曾攜該書訪歐，可以作為一極有意義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襟懷展示。

個人看來，中共當局此後的作為顯然已完全脫離了美國大戰略的陷阱，換言之，當年對岸的「文化大革命」確實是一無比巨大的歷史傷痛事件，而這傷痛之縮小，除了將如所有人類悲劇隨著時間的療癒而成為陳跡外，可能也應該成為人類文明內戰經驗的一大遺產，希望人類社會的未來不要再有類似的悲劇！──由於更多人將認清那是美國當年極為漂亮與厲害的大戰略？──天幸，我們中華民族、這個世界文明古國，竟然今日似乎已能夠歷盡劫難而得新生！

以上，我們透過對於上述的當代歷史故事的講述，是否能確實讓我們島內與對岸的朋友們增加彼此的互信呢？
我這個公民教師的努力，是否達到了今天所謂的「講好我們中國人共同的故事」的標準呢？

最近歐洲新發生的頭等大事無疑是法國的學生抗議運動，主要是高中生，始於本月初，逐漸擴大，有些其他人也加入，全法超過500所學校停課或遭到封鎖，單日上街示威的人數高達25萬，並爆發嚴重的警民衝突與縱火、破壞事件，造成上百名警察與學生受傷，而警方已當場逮捕幾千人。

另一較不受關注但也相當重要的事件是歐盟與中國剛完成一輪經貿談判，在談判前歐盟擺出強硬的高姿態，聲稱若中國不控制/縮減其對歐盟的出口，尤其是油電混合車，歐盟將不惜發起貿易戰，結果是双方達成適度的妥協，中國承諾少許讓步，而避免了立即的貿易戰。

法國學生抗議、鬧事的原因很明顯：
教育資源匱乏：學生與家長不滿學校長期缺乏師資（近一成老師懸缺）、校舍與基礎設施老舊、教室通風不良甚至無冷氣。
費用與入學爭議：反對高等教育註冊費調漲計畫，並抗議改革或取消國家主導的大學入學篩選平台。

「再窮不能窮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因為孩子的教育是國家社會未來的希望。法國的長期教育資源匱乏勢必損害其未來的競爭力和國家前途。

法國的教育經費不足是其整體債務與財政危機的一部份，因此是左支右絀、很難解決。法國的公共債務已逼近GDP的119%，預估2027年需償還的公債利息將近GDP的3%，而法國10年期的公債殖利率一度突破5%，反映借貸成本的急劇上升。法國是歐盟中僅次於德國的第二大經濟體，因此其債務與財政危機很可能比2010年歐豬五國（希臘、葡萄牙、義大利、愛爾蘭、西班牙）的債務危機更難處理。

法國的學生抗議運動最近已蔓延到一些其他的歐洲國家，雖然規模和火爆程度比不上法國。這似乎是意料中事，因為歐洲各國的政經狀況都相去不遠。自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以來，歐洲的能源價格高漲，帶動物價普遍上漲，各國還要撥巨款支援烏克蘭及增加本國的國防經費（被川普要求），於是難免形成債台高築、排擠教育經費及人民對政治不滿，就導致今日的現象！

歐盟對其與中國的經貿談判雷聲大雨點小，終未發起貿易戰，是明智之舉，也幾乎是不得不然。2025年歐盟對中國的貿易逆差高達約3,600億歐元（進口約5,600億，出口約2,000億），但貿易戰是殺敵一千、自損八百（譬如必定導致物價上漲），歐盟的政經狀況不佳如上述，而中國又很有反制的工具（如稀土），因此歐盟比中國更承受不起貿易戰的損傷，於是只好草草收兵了。中國看來將能持續其暢旺的外貿。

對於人生，常有人說「努力比天分重要」，但若把尺度拉大到國家，有時候情況恰恰相反。國家當然需要努力發展經濟、建設軍隊、培養人才，可是在國際秩序劇烈變動的時代，一次錯誤的戰略選擇，往往足以把十幾年甚至幾十年的建設成果消耗殆盡。

1930年代的義大利、日本與中國，恰好提供了三種值得比較的道路。這三個國家的國力、制度與處境並不相同，不能做簡單的排比。但是到了1930年代後半，它們都面臨一個共同問題：世界秩序開始崩解，德國重新崛起，英、法力量相對下降，美國仍未全面介入，而亞洲又因日本擴張陷入戰爭。在這樣的環境下，如何判斷自己的實力、敵人、朋友與不可退讓的底線，便比單純增加幾個師、幾艘軍艦更加重要。

日本最大的危險，是軍事力量超過了國力的底座，戰前日本究竟算不算一個強國？如果從外交地位與軍事力量來看，答案當然是肯定的。1922年《華盛頓海軍條約》規定美、英、日主力艦與航空母艦總噸位大致按照5：5：3比例配置，日本因此正式取得僅次於英美兩國的海軍地位。到了1941年，日本擁有世界最強大的幾支海上力量之一，航空母艦、艦載航空兵、魚雷、夜戰訓練和官兵素質尤其突出。

但是，日本最大的問題恰恰就在這裡：它的軍事地位，超過了它的綜合國力地位。經濟史學者Mark Harrison估算，1938年日本GDP約1690億1990年國際元，同年的法國約1860億，英國2840億，蘇聯3590億，美國更高達8000億。這些歷史GDP數字本來就只能作為大致比較，但至少清楚反映：日本雖然已經是軍事列強，經濟規模卻遠遠沒有進入美國、蘇聯甚至英國的層級，連法國都仍略高於日本。

更嚴重的是，日本缺乏現代總體戰所需要的能源與原料。美國戰後《戰略轟炸調查》指出，日本本土幾乎沒有石油資源，也沒有鋁土礦，橡膠、鎳、鉻、錫等重要物資同樣嚴重依賴進口。1941年底，日本儲存約4300萬桶石油，但這本質上只是一個正在倒數的戰略庫存。該調查甚至估計，日本戰爭經濟潛力只有美國的大約十分之一，而且工業規模較小，缺少大量生產經驗與足夠的技術工人。

因此，日本有一支「非常強的軍隊」，並不等於擁有「非常強的長期戰爭能力」。這兩者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日本軍人的優秀毋庸置疑。從日俄戰爭到太平洋戰爭初期，日本軍隊反覆展現高強度訓練、勇氣、紀律與戰術創造力。珍珠港攻擊本身就是極為複雜而成功的軍事行動，1941年底至1942年初，日本又在極短時間內席捲東南亞與西太平洋。

問題是，戰術上的卓越並不能代替戰略上的計算。日本軍方逐漸把過去幾十年的成功經驗內化成一種危險信念：只要敢於冒險、集中精銳、突然攻擊，在對方完成動員以前造成既成事實，就可能迫使國力比自己更強的國家接受談判。 1904年的俄國曾經讓這套思維取得成功，1941年的美國卻不是1904年的俄國。

從九一八到珍珠港：每一次加碼都讓退路更少。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為日本取得中國東北，更因為它暴露了日本政治制度逐漸失去戰略糾錯能力。軍方可以先採取行動，中央政府再追認既成事實；而軍事冒險取得短期成果之後，國內又給予喝采。如此反覆，政治人物制約軍人的能力愈來愈弱，軍人則更加相信，只要先行動，政府最後就只能替軍隊收拾局面。這是一個極危險的制度循環：軍事擴張造成外交孤立，外交孤立又被拿來證明繼續擴張的必要。

1937年中日全面戰爭爆發後，日本原本希望迅速迫使中國屈服，但中國沒有投降，戰爭逐漸變成龐大的消耗戰。美國外交檔案在1941年已指出，中國戰場牽制了日本大量部隊與運輸資源。問題於是愈來愈難解。日本要繼續中國戰爭，就需要更多石油、橡膠與戰略原料；需要這些資源，就必須進一步向東南亞擴張；向東南亞擴張，又必然侵入英、美、荷蘭在亞洲的利益範圍；而美英因此實施經濟限制，又使日本更加缺乏石油。

到了1940年，日本加入德義日三國同盟，本意之一是希望藉德國在歐洲的軍事勝利嚇阻美國介入亞洲；但從美國眼中看來，這反而把原本的東亞衝突與歐洲戰爭連接起來，使日本成為軸心國全球挑戰的一部分。三國同盟更明文承認德義在歐洲、日本在「大東亞」建立新秩序的領導地位。

1941年日本進入法屬印度支那南部後，美國凍結日本資產並實施全面性出口限制，日本的石油問題更迅速惡化。到了這一步，日本領導層面臨的已經不是「要不要擴張」，而是承認過去十年的政策失敗，或者繼續加碼。他們選擇了後者。珍珠港計畫的軍事構想其實非常大膽：重創美國太平洋艦隊、迅速奪取南方資源區、建立廣大防禦圈，再利用美國不願承受長期戰爭的心理迫使其談判。它最大的問題不是第一步做不到，而是最後那個政治假設完全錯了。日本成功攻擊了珍珠港，卻沒有使美國退出亞洲，反而把世界上工業能力最強大的國家全面拖入戰爭。日本把一流的第一擊能力，誤認成了一流的持久戰能力，這也許就是日本戰略悲劇最精簡的概括。

義大利的問題，同樣是把局部野心誤認成國家實力，同時期的義大利其實存在類似問題。墨索里尼執政後，義大利早已不是正常自由民主的君主立憲國家，而是保留王室外殼的法西斯獨裁體制。但是1930年代前半，義大利在歐洲外交上仍然擁有非常有利的位置。希特勒重新武裝後，英、法需要義大利共同牽制德國。1935年的「斯特雷薩陣線」，正是英、法、義試圖共同反對德國破壞凡爾賽體系的產物。當時義大利真正珍貴的戰略資產，其實不是多取得一塊殖民地，而是位於英法與德國之間的樞紐地位。

但是墨索里尼選擇進攻衣索比亞。從短期來看，他勝利了。義大利征服衣索比亞，墨索里尼的國內聲望一度上升。然而國際聯盟制裁使義大利與英法關係迅速惡化，墨索里尼又逐步向希特勒靠攏。當時外交文件已清楚顯示，義大利政府曾警告，如果制裁繼續，它將保留在歐洲完全自由行動的權利——也就是開始尋求英法之外的合作對象。這是一場非常典型的「短期勝利、長期虧損」。義大利確實多了一個帝國頭銜，卻逐漸失去了原本可以左右逢源的外交自主性。

1940年法國迅速敗亡後，墨索里尼又判斷戰爭即將結束，希望趁最後時刻加入戰勝國陣營分取利益。然而義大利的工業、能源、軍事裝備與後勤能力，都不足以支撐其在北非、巴爾幹與地中海同時進行長期戰爭。

墨索里尼與日本軍部因此有一個驚人的共同點：兩者都把短暫的戰術窗口，看成了長期的戰略優勢。義大利認為德國馬上就要贏，所以必須趕快上車；日本則認為美國還沒有完成戰爭準備，所以必須趁現在動手。兩國都敢賭，也都錯估了自己輸不起的程度。

相較之下，1930年代的中國其實更加弱小。國民政府財政困難，工業基礎薄弱，中央對地方的控制仍不完整，軍事現代化也遠未完成。如果單純比較國力，中國遠沒有日本那樣的選擇餘裕。

可是國民政府外交上至少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特徵：它沒有因為與某一強國合作，就把這種合作誤認成國家的永久戰略歸屬。1930年代中德合作相當深入。德國軍事顧問協助國民政府訓練部隊，法肯豪森等人的影響相當深；美國外交資料顯示，到1937年中國仍有數十名具有相當專業聲望的德國軍事顧問。1938年，在日本壓力以及德日關係升高之下，柏林才強制要求這批顧問離華。但是南京並沒有因為德國提供軍事技術，就認為中國應該加入德國的國際陣營。中國需要德國的軍事技術，就與德國合作；需要英美的金融、市場與國際支持，就維持與英美關係；全面抗戰爆發後，又在意識形態截然不同的情況下接受蘇聯軍事援助。

這是一種典型的弱國多邊借力。它當然不是沒有錯誤，更不是某種完美外交。國民政府內部存在嚴重的財政、軍事、行政與腐敗問題，戰爭中的決策也有許多值得檢討之處。但至少在最根本的戰略問題上，它逐漸確認了一個不能退讓的底線：德國可以合作，蘇聯可以合作，英美也可以合作；但是日本如果要求中國接受其主導的東亞政治秩序，則國家本身的自主性將受到根本威脅。這使中國最後選擇繼續抵抗，而不是以承認日本霸權換取短期和平，雖然代價極為慘烈。

但1943年，美國與英國分別與中國簽訂新約，放棄在華治外法權等長期特殊權利；1945年制定的《聯合國憲章》又明列中華民國為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之一。當然，不能把廢除不平等條約以及中國大國地位的提升簡化成「站對隊伍的獎品」。這背後有中國數十年的外交努力，也有戰爭造成的國際秩序重組；而1945年的中國更遠遠談不上已經真正具備美蘇那樣的國力。但是不能否認，中國在最危險的國際岔路口沒有把自己綁進最後戰敗的軸心國體系，也因此獲得重新定位國際身分的歷史機會。

真正成熟的戰略，是知道自己不能失去什麼。把日本、義大利與中國放在一起，並不是為了證明哪個民族比較聰明。歷史沒有那麼簡單，因為三個國家所面對的條件不同，政府能力不同，選項也不同。但是它們仍然提醒我們一個共同道理：國家最危險的時候，有時並不是它最弱的時候，而是它某一方面突然變得很強的時候。因為局部能力的快速增長，最容易製造對整體國力的錯覺。日本擁有世界一流海軍，便逐漸相信自己能夠建立橫跨西太平洋與東南亞的帝國；義大利在衣索比亞取得勝利，又看到德軍橫掃西歐，便以為可以低成本參與重新瓜分世界。他們並不是不努力。恰恰相反，兩個國家都投入了巨大資源，軍人也極為勇敢。問題在於：努力的方向是由戰略決定的。方向錯了，效率愈高，有時反而離災難愈近。

所以真正成熟的國家戰略，或許不是不停地問：「我們還能得到什麼？」而是首先問：「我們究竟有多少力量？這種力量能維持多久？最重要的是，我們最不能失去什麼？」墨索里尼沒有保住義大利作為歐洲均勢樞紐的外交自主；日本沒有保住與英美之間仍然存在的合作空間，反而最終把中國、美國、英國、荷蘭以及其他力量逐一變成自己的敵人。而中國雖然弱小，也遭受極慘重的戰爭破壞，但至少在最重要的國家目標上，沒有把短期和平置於國家自主之上。

1945年，三個國家的命運因此走到了完全不同的位置。這大概就是歷史最殘酷、卻也最值得後人反覆思考的一課：努力決定一個國家可以走多快；選擇，卻可能決定它最後走到哪裡。

世界局勢呈現東昇西降的現象，已經相當明顯，《東昇西降新賽局》（[1]）以紮實的資料和說明介紹這現象。東昇西降的主要部份是中國的快速崛起和美國的漸趨衰落，反中親美的台灣執政綠營當然排斥，甚至意圖掩蓋，這類的資訊，因此 [1] 的出版表示，東昇西降、中昇美降的現象已經太明顯，而使綠營無法再掩蓋。

書中肯定美中為世界兩強G2，各有優勢和短板，但並未預測在美中競爭中誰能勝出。筆者認為，美中誰能先改革克服自己的短板，就更有望勝出；未來不可知，但考察過去，中國比美國更能改革克服自己的短板。

中國大陸實行改革，克服過的短板不勝枚舉，在此僅取其大者，並區別習近平主政以前和他主政之時。

1978年鄧小平開啓改革開放，在農村推行聯產承包責任制，並設立一些經濟特區，引進外資與先進技術，克服了人民公社、經濟封閉、計畫經濟的短板。
1994年朱鎔基推出分稅制改革，重新劃分中央與地方的財政收支，大幅提升中央政府的財政份額，克服了「弱中央、強地方」的財政短板。
朱鎔基在1990年代中期至2000年初推動「抓大放小」國企改革，透過重組大型國企與放開中小型國企，讓國企轉向現代市場機制，克服了經濟效率低下的短板。

習近平自2012年上台以來一直強調依法治國、從嚴治黨、打擊貪腐（「老虎」「蒼蠅」一起打），先治黨政軍，近年進一步延伸至金融、國企、醫療、政法、體育（如足球界），重新確立中共執政的正當性。
習自2017年就有言論和措施要抑制早已過熱而形成泡沫的房地產業，卻效果不彰，只好在2020年推出「三條紅線」的嚴格融資監管新規，限制房企槓桿與借貸，避免了房地產業泡沫過大失控的金融危機。

二次大戰後，可被視為美國重大政經改革的幾乎只有1980年代雷根總統開始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主張小政府、自由市場與減少政府干預，大致導致美國近30年的繁榮，卻也招致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危機後，美國雖極力救市，卻並未進行深刻的改革。川普2.0可算是重大的政經改革，但以其不得人心、民調偏低，看來將難逃半途而廢的命運。

美國成為世界霸權已經超過百年，因此曾有的短板和改革比較少，中國從一窮二白逐漸崛起，自然需要許多改革來克服曾有的短板。現在两國都有不少短板，美國的國債居高不下、外貿大幅逆差、製造產業空洞化，中國的房地產業仍在谷底、國内需求不振、地方債務偏高，誰更能改革克服自己的短板？筆者看好改革經驗豐富的中國。

[1] 陳國祥《東昇西降新賽局：全球霸權的幻滅與重新排序》好優文化，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