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人生，常有人說「努力比天分重要」，但若把尺度拉大到國家，有時候情況恰恰相反。國家當然需要努力發展經濟、建設軍隊、培養人才，可是在國際秩序劇烈變動的時代，一次錯誤的戰略選擇，往往足以把十幾年甚至幾十年的建設成果消耗殆盡。

1930年代的義大利、日本與中國，恰好提供了三種值得比較的道路。這三個國家的國力、制度與處境並不相同，不能做簡單的排比。但是到了1930年代後半，它們都面臨一個共同問題：世界秩序開始崩解，德國重新崛起，英、法力量相對下降，美國仍未全面介入，而亞洲又因日本擴張陷入戰爭。在這樣的環境下，如何判斷自己的實力、敵人、朋友與不可退讓的底線，便比單純增加幾個師、幾艘軍艦更加重要。

日本最大的危險，是軍事力量超過了國力的底座，戰前日本究竟算不算一個強國？如果從外交地位與軍事力量來看，答案當然是肯定的。1922年《華盛頓海軍條約》規定美、英、日主力艦與航空母艦總噸位大致按照5：5：3比例配置，日本因此正式取得僅次於英美兩國的海軍地位。到了1941年，日本擁有世界最強大的幾支海上力量之一，航空母艦、艦載航空兵、魚雷、夜戰訓練和官兵素質尤其突出。

但是，日本最大的問題恰恰就在這裡：它的軍事地位，超過了它的綜合國力地位。經濟史學者Mark Harrison估算，1938年日本GDP約1690億1990年國際元，同年的法國約1860億，英國2840億，蘇聯3590億，美國更高達8000億。這些歷史GDP數字本來就只能作為大致比較，但至少清楚反映：日本雖然已經是軍事列強，經濟規模卻遠遠沒有進入美國、蘇聯甚至英國的層級，連法國都仍略高於日本。

更嚴重的是，日本缺乏現代總體戰所需要的能源與原料。美國戰後《戰略轟炸調查》指出，日本本土幾乎沒有石油資源，也沒有鋁土礦，橡膠、鎳、鉻、錫等重要物資同樣嚴重依賴進口。1941年底，日本儲存約4300萬桶石油，但這本質上只是一個正在倒數的戰略庫存。該調查甚至估計，日本戰爭經濟潛力只有美國的大約十分之一，而且工業規模較小，缺少大量生產經驗與足夠的技術工人。

因此，日本有一支「非常強的軍隊」，並不等於擁有「非常強的長期戰爭能力」。這兩者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日本軍人的優秀毋庸置疑。從日俄戰爭到太平洋戰爭初期，日本軍隊反覆展現高強度訓練、勇氣、紀律與戰術創造力。珍珠港攻擊本身就是極為複雜而成功的軍事行動，1941年底至1942年初，日本又在極短時間內席捲東南亞與西太平洋。

問題是，戰術上的卓越並不能代替戰略上的計算。日本軍方逐漸把過去幾十年的成功經驗內化成一種危險信念：只要敢於冒險、集中精銳、突然攻擊，在對方完成動員以前造成既成事實，就可能迫使國力比自己更強的國家接受談判。 1904年的俄國曾經讓這套思維取得成功，1941年的美國卻不是1904年的俄國。

從九一八到珍珠港：每一次加碼都讓退路更少。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為日本取得中國東北，更因為它暴露了日本政治制度逐漸失去戰略糾錯能力。軍方可以先採取行動，中央政府再追認既成事實；而軍事冒險取得短期成果之後，國內又給予喝采。如此反覆，政治人物制約軍人的能力愈來愈弱，軍人則更加相信，只要先行動，政府最後就只能替軍隊收拾局面。這是一個極危險的制度循環：軍事擴張造成外交孤立，外交孤立又被拿來證明繼續擴張的必要。

1937年中日全面戰爭爆發後，日本原本希望迅速迫使中國屈服，但中國沒有投降，戰爭逐漸變成龐大的消耗戰。美國外交檔案在1941年已指出，中國戰場牽制了日本大量部隊與運輸資源。問題於是愈來愈難解。日本要繼續中國戰爭，就需要更多石油、橡膠與戰略原料；需要這些資源，就必須進一步向東南亞擴張；向東南亞擴張，又必然侵入英、美、荷蘭在亞洲的利益範圍；而美英因此實施經濟限制，又使日本更加缺乏石油。

到了1940年，日本加入德義日三國同盟，本意之一是希望藉德國在歐洲的軍事勝利嚇阻美國介入亞洲；但從美國眼中看來，這反而把原本的東亞衝突與歐洲戰爭連接起來，使日本成為軸心國全球挑戰的一部分。三國同盟更明文承認德義在歐洲、日本在「大東亞」建立新秩序的領導地位。

1941年日本進入法屬印度支那南部後，美國凍結日本資產並實施全面性出口限制，日本的石油問題更迅速惡化。到了這一步，日本領導層面臨的已經不是「要不要擴張」，而是承認過去十年的政策失敗，或者繼續加碼。他們選擇了後者。珍珠港計畫的軍事構想其實非常大膽：重創美國太平洋艦隊、迅速奪取南方資源區、建立廣大防禦圈，再利用美國不願承受長期戰爭的心理迫使其談判。它最大的問題不是第一步做不到，而是最後那個政治假設完全錯了。日本成功攻擊了珍珠港，卻沒有使美國退出亞洲，反而把世界上工業能力最強大的國家全面拖入戰爭。日本把一流的第一擊能力，誤認成了一流的持久戰能力，這也許就是日本戰略悲劇最精簡的概括。

義大利的問題，同樣是把局部野心誤認成國家實力，同時期的義大利其實存在類似問題。墨索里尼執政後，義大利早已不是正常自由民主的君主立憲國家，而是保留王室外殼的法西斯獨裁體制。但是1930年代前半，義大利在歐洲外交上仍然擁有非常有利的位置。希特勒重新武裝後，英、法需要義大利共同牽制德國。1935年的「斯特雷薩陣線」，正是英、法、義試圖共同反對德國破壞凡爾賽體系的產物。當時義大利真正珍貴的戰略資產，其實不是多取得一塊殖民地，而是位於英法與德國之間的樞紐地位。

但是墨索里尼選擇進攻衣索比亞。從短期來看，他勝利了。義大利征服衣索比亞，墨索里尼的國內聲望一度上升。然而國際聯盟制裁使義大利與英法關係迅速惡化，墨索里尼又逐步向希特勒靠攏。當時外交文件已清楚顯示，義大利政府曾警告，如果制裁繼續，它將保留在歐洲完全自由行動的權利——也就是開始尋求英法之外的合作對象。這是一場非常典型的「短期勝利、長期虧損」。義大利確實多了一個帝國頭銜，卻逐漸失去了原本可以左右逢源的外交自主性。

1940年法國迅速敗亡後，墨索里尼又判斷戰爭即將結束，希望趁最後時刻加入戰勝國陣營分取利益。然而義大利的工業、能源、軍事裝備與後勤能力，都不足以支撐其在北非、巴爾幹與地中海同時進行長期戰爭。

墨索里尼與日本軍部因此有一個驚人的共同點：兩者都把短暫的戰術窗口，看成了長期的戰略優勢。義大利認為德國馬上就要贏，所以必須趕快上車；日本則認為美國還沒有完成戰爭準備，所以必須趁現在動手。兩國都敢賭，也都錯估了自己輸不起的程度。

相較之下，1930年代的中國其實更加弱小。國民政府財政困難，工業基礎薄弱，中央對地方的控制仍不完整，軍事現代化也遠未完成。如果單純比較國力，中國遠沒有日本那樣的選擇餘裕。

可是國民政府外交上至少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特徵：它沒有因為與某一強國合作，就把這種合作誤認成國家的永久戰略歸屬。1930年代中德合作相當深入。德國軍事顧問協助國民政府訓練部隊，法肯豪森等人的影響相當深；美國外交資料顯示，到1937年中國仍有數十名具有相當專業聲望的德國軍事顧問。1938年，在日本壓力以及德日關係升高之下，柏林才強制要求這批顧問離華。但是南京並沒有因為德國提供軍事技術，就認為中國應該加入德國的國際陣營。中國需要德國的軍事技術，就與德國合作；需要英美的金融、市場與國際支持，就維持與英美關係；全面抗戰爆發後，又在意識形態截然不同的情況下接受蘇聯軍事援助。

這是一種典型的弱國多邊借力。它當然不是沒有錯誤，更不是某種完美外交。國民政府內部存在嚴重的財政、軍事、行政與腐敗問題，戰爭中的決策也有許多值得檢討之處。但至少在最根本的戰略問題上，它逐漸確認了一個不能退讓的底線：德國可以合作，蘇聯可以合作，英美也可以合作；但是日本如果要求中國接受其主導的東亞政治秩序，則國家本身的自主性將受到根本威脅。這使中國最後選擇繼續抵抗，而不是以承認日本霸權換取短期和平，雖然代價極為慘烈。

但1943年，美國與英國分別與中國簽訂新約，放棄在華治外法權等長期特殊權利；1945年制定的《聯合國憲章》又明列中華民國為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之一。當然，不能把廢除不平等條約以及中國大國地位的提升簡化成「站對隊伍的獎品」。這背後有中國數十年的外交努力，也有戰爭造成的國際秩序重組；而1945年的中國更遠遠談不上已經真正具備美蘇那樣的國力。但是不能否認，中國在最危險的國際岔路口沒有把自己綁進最後戰敗的軸心國體系，也因此獲得重新定位國際身分的歷史機會。

真正成熟的戰略，是知道自己不能失去什麼。把日本、義大利與中國放在一起，並不是為了證明哪個民族比較聰明。歷史沒有那麼簡單，因為三個國家所面對的條件不同，政府能力不同，選項也不同。但是它們仍然提醒我們一個共同道理：國家最危險的時候，有時並不是它最弱的時候，而是它某一方面突然變得很強的時候。因為局部能力的快速增長，最容易製造對整體國力的錯覺。日本擁有世界一流海軍，便逐漸相信自己能夠建立橫跨西太平洋與東南亞的帝國；義大利在衣索比亞取得勝利，又看到德軍橫掃西歐，便以為可以低成本參與重新瓜分世界。他們並不是不努力。恰恰相反，兩個國家都投入了巨大資源，軍人也極為勇敢。問題在於：努力的方向是由戰略決定的。方向錯了，效率愈高，有時反而離災難愈近。

所以真正成熟的國家戰略，或許不是不停地問：「我們還能得到什麼？」而是首先問：「我們究竟有多少力量？這種力量能維持多久？最重要的是，我們最不能失去什麼？」墨索里尼沒有保住義大利作為歐洲均勢樞紐的外交自主；日本沒有保住與英美之間仍然存在的合作空間，反而最終把中國、美國、英國、荷蘭以及其他力量逐一變成自己的敵人。而中國雖然弱小，也遭受極慘重的戰爭破壞，但至少在最重要的國家目標上，沒有把短期和平置於國家自主之上。

1945年，三個國家的命運因此走到了完全不同的位置。這大概就是歷史最殘酷、卻也最值得後人反覆思考的一課：努力決定一個國家可以走多快；選擇，卻可能決定它最後走到哪裡。

在臺灣的公共記憶中，「眷村」長期被簡化為一個單一的政治符號：
外省人、國民黨、反共、反攻大陸。
然而，這樣的敘事既粗糙，也不誠實。

事實上，眷村從來不是同質社群，而是中國現代史多條未竟、挫敗、被迫中斷之歷史路線的沉積層。若要理解眷村的複雜性，就必須超越勝敗敘事，回到那些被遮蔽的軍系與記憶之中。
其中，最容易被忽略、卻最能揭示問題的，正是——
西北軍（馮玉祥系）眷村。

一、沒有「西北軍眷村」之名，卻有無法忽視的聚居現實

制度上，臺灣確實不存在任何官方認定的「西北軍眷村」。
眷村的分配，名義上係依軍種、單位與任務需求進行，而非按派系或省籍劃分。
但歷史的實際運作，從來不完全照制度名目行事。
1949年前後，許多部隊以整個建制撤退、整批安置的方式來臺；在此過程中，原本即彼此熟識、出身相近、共享戰爭經驗與政治遭遇的人，自然聚居於同一地帶。
結果便是：
西北軍在臺灣，形成了一條清楚可辨、卻從未被正式命名的眷村聚落帶。

二、實務研究與口述史反覆指認的「西北軍高比例眷村」

（1）北投復興系列：最核心、也最沉默的西北軍聚落
北投復興一村至四村，位於復興崗周邊，長期與政治作戰、整訓體系、軍官教育系統高度重疊。
這並非偶然。
西北軍在抗戰後期與國共內戰中，早已歷經納編、整併與去番号化；
然而，「人」並未消失，而是大量轉入政治作戰、整訓、教官與後勤體系。
在大量口述歷史中，這一帶至今仍清楚保留著
陝西、甘肅、寧夏、河南西部的語言節奏與生活記憶。
這是一個被制度吸納，卻未被完全同化的群體。

（2）三重一村：臺北盆地最典型的舊軍系眷村
三重一村，幾乎是所有眷村研究者都會點名的特例。
學界與地方文史研究長期指出：
三重一村＝西北軍為主，混居少量晉綏軍。
此地的家庭敘事中，反覆出現高度一致的地理與歷史關鍵詞：
西安、蘭州、潼關、河南。
對馮玉祥的評價，多偏正面；
對蔣介石，則多為節制、保留、避免公開否定。
這是一個對西安事變保持沉默，卻未全然接受官方定性的社群，也是臺北盆地中，西北軍歷史記憶最為清晰的眷村樣本。

（3）龜山憲光二村、臺中干城新村：被番号化的西北軍記憶
桃園龜山的憲光二村，以及臺中的干城新村，則呈現出另一種西北軍聚居形態。
在制度編制上，他們已是「中央軍」、「青年軍」或「政工體系」的一部分；
但在人際網絡、文化記憶與家庭敘事中，
西北軍依然存在。
這恰恰說明了一個事實：
軍系可以被改編，
但歷史經驗不會自動消失。

三、西北軍眷村，為何特別「好辨認」？

因為它們展現出三種高度一致、卻長期未被正視的特徵：

（1）政治立場複雜而克制
既不極端蔣系，也不等同親共；
對西安事變，多採取沉默、保留，拒絕簡化為道德裁決。

（2）宗教與道德氛圍偏重
基督教比例偏高，延續馮玉祥傳統；
家庭教育強調紀律、節制、清貧，而非豪言壯語。

（3）文化記憶呈現「失落型」
很少高談反攻大陸；
更常聽見的是：
「那一仗不該那樣打。」
「日本太狠。」
「我們那時候夾在中間。」
這不是失敗主義，
而是對歷史無力感的誠實記憶。

四、為何這一點如此重要？

因為一旦承認西北軍眷村的存在，就必須同時承認一件事：
臺灣的眷村社會，
不是單一勝利敘事的延伸，
而是多條失敗的中國道路的交會點。
西北軍所代表的，是一條
既未成為中國共產黨，也未完全融入蔣系正統的中國現代化嘗試。
而這條道路，長期被兩邊同時遮蔽。

結語

臺灣沒有名義上的「西北軍眷村」，
但北投復興系列、三重一村、龜山憲光二村、臺中干城新村，
在實質上，構成了西北軍（馮玉祥系）在臺最清楚的歷史殘影。
理解這些眷村，
不是為任何一方翻案，
而是為了看見：
中國現代史，從來不只有勝者的版本；
而臺灣，恰恰保存了那些被歷史跳過，卻從未真正消失的聲音。
這，才是真正值得面對的歷史。

【日據時期臺灣神宮（原臺灣神社，1944年6月19日，由總督府內務省第374告示公告改稱為「臺灣神宮」）、臺灣神宮新址（1944年10月因空難墜機燒毀，今為中央廣播電台）、護國神社（1942年建成，現為忠烈祠）、國民精神研修所（日據時期應皇民化運動所建的教化設施，今日為海軍總部）、明治橋（中山橋）、敕使街道（現主要為中山北路3～4段）相關位置圖】

「臺灣神社（Taiwan Taiwan Jinsha）」舊址位於劍潭山（又名：大直山）的半山腰上（臺北市大宮町89番地），完工於1901年（明治三十四年），是日本統治臺灣時期地位最高、也是日本本土以外的首座「官幣大社」。因為與北海道、樺太（庫頁島）一樣同屬日本近代才取得的殖民地，因此三地神社內所奉祀的主神均為具有──象徵富饒、生產及國土開拓意涵的三尊國津神（地祇、土地之神）：大國魂命（也寫作：「國靈」。或稱：大國魂神，為國土之神）、大國主神（或稱：大國主。別名：大己貴命、八千矛神、大穴牟遲神等，為土地之神）、少彥名命（或稱：少彥名。別名：少名毘古那、須久那美迦微等，被視為穀物種子的化身，為土地、醫藥、釀酒之神）。不過「臺灣神社」內還特別加祭了－－被稱為：「鎮臺之神」的「北白川宮能久親王（1847～1895）」

有關北白川宮能久親王之死有幾種不同的說法：一是在日軍進攻嘉義大林（古稱：大林蒲）時，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受到義軍的襲擊而受到重傷，曾經在臺南府城前清進士張紹芬府第住了一個晚上，之後轉到臺南豪族吳汝祥（1868～1941）宅邸，結果在10月28日就死在這裡。就因為這層關係，日本據臺後吳汝祥獲得經營銀行的開業特許權，成為彰銀創辦人。

只是臺灣民間對於久能親王的到底在何處死亡卻有不同的傳說；洪棄生（1866～1928）在他所寫的《瀛臺偕亡記》一書中就記述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是在濁水溪南岸的雲林（虎尾）被擊重傷致死；客家貢獻獎得主、文史工作者黃榮洛先生（1926～2016）則是考證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是在新竹牛埔山中彈身亡的；也有學者以在八卦山會戰後近衛師團的軍令幾乎都是由總參謀長鮫島重雄所簽發的來證明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早在八卦山會戰時就遭砲擊身亡。其它說法還有──8月底彰化（舊名：王田崁）被砲擊炸傷，進入臺南後死亡、8月底於嘉義民雄（舊名：打貓道）附近受傷，進入臺南後死亡、8月底在臺南善化（舊名：灣里茄巴）附近被割傷頸部，進入臺南後傷重死亡、10月11日，在嘉義義竹（舊名：義竹）受傷，進入臺南後死亡、10月18日，在嘉義附近受傷，進入臺南後傷重死亡、赴高雄（打狗）的路上被人斬首……

而在日本官方文獻上的記載則是──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是在進入嘉義的時候染上瘧疾（一說是霍亂），之後就在嘉義養病，10月18日離開嘉義時，瘧疾再度發作，至入臺南城後，於10月28日死亡…

日軍對北白川宮能久親王之死秘不發喪，29日以西京丸輪船運送其遺體，由旗艦「吉野號」護衛，先到橫濱，11月5日抵東京，同日由日本宮內大臣對外發表其死亡之消息。11月11日在位於東京都文京區的豐島岡皇族墓地舉行國葬。

日本為了有效統治臺灣，以及神化天皇，北白川宮能久親王過世之後，就被日本官方封為「臺灣鎮守之神」，先後建了──「臺灣神社」（現為圓山大飯店）、「臺南神社（戰後改為忠烈祠，忠烈祠搬家後，1991年拆除改為臺南市美術館2館及忠義國小）」，「澳底征臺紀念碑」等三處來紀念北白川宮能久親王，並以其死亡的10月28日為國祭日，每年這個時候全臺灣都會放假一天。

後來到了1930年前後，全臺灣只要是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征臺之初經過的地方，即使只是短暫停留或是睡過一夜，都被稱為「御遺跡地」，日本人都會命人建立紀念碑或保存原建築物及相關文物，成為日本統治臺灣的象徵，經統計在臺灣光復之前，全臺約有數十處這樣的建築。

參見──

（Ⅰ）中文《維基百科》之【吳汝祥】（https://zh.wikipedia.org/wiki/吳汝祥）。

（Ⅱ）鄭天凱：《攻臺圖錄～臺灣史上最大一場戰爭》（遠流文化出版），p137。

（Ⅲ）井出季和太（​郭輝譯）：《日據下之臺政（一）》（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篡組／林熊祥），p242～243。

（Ⅳ）陳怡宏、陳涵郁：《臺灣史上最大戰爭》（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觀臺灣第44期／2020.01），p39～41。

近幾年來，中國大陸新一代055型大型驅逐艦再次下水服役的消息，幾乎已不再令人感到意外。伴隨著航空母艦、兩棲攻擊艦、901型大型補給艦以及新型核潛艦陸續加入解放軍海軍，中國海軍的整體規模，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持續擴張。

許多人看到這類新聞時，第一個問題往往是：「055到底有沒有美國神盾艦厲害？」「中國的新型驅逐艦到底能不能打？」這樣的討論固然有其價值，但如果我們真正從海軍史與海權發展的角度來觀察，這反而不是最重要的問題。真正值得關注的是：中國海軍已經開始由一支區域性的近海艦隊，逐漸朝向真正的遠洋海軍發展。而這種變化，對未來東亞海上權力平衡所造成的影響，很可能比單一艘軍艦的性能更加深遠。

驅逐艦群的快速成長，不只是數量增加。若回顧中國海軍近二十年的發展，可以清楚看見一條十分鮮明的演變路徑。二十一世紀初期，052C型驅逐艦開始服役，它代表中國第一次真正建立具有區域防空能力的現代化驅逐艦，也象徵中國海軍正式跨入新一代大型水面艦艇的時代。

隨後服役的052D型，則在雷達、飛彈發射系統、電子設備以及整體作戰能力方面全面提升，逐漸成為中國海軍今日最重要的主力驅逐艦。若以目前公開資料估算，052C與052D系列合計已超過四十艘，而055型大型驅逐艦亦已形成相當規模，使中國新世代大型驅逐艦總數突破五十艘。如果再搭配航空母艦、054A與054B型護衛艦、901型大型補給艦、兩棲攻擊艦以及潛艦部隊，中國海軍已經不再只是增加幾艘大型軍艦，而是開始建立一支具備完整架構的新世代遠洋艦隊。

因此，真正值得研究的，不是055是否優於某一型美國驅逐艦，而是整個艦隊架構已經逐步成形。真正的挑戰，不是造艦，而是培養人。我個人認為，真正決定中國海軍未來高度的，並不是造船廠一年可以建造多少艘軍艦，而是另外一件事情，人。

世界各國海軍都有一句相當類似的觀念：造出一艘現代化軍艦，也許只需要幾年；培養一支成熟海軍，往往需要一個世代。中國目前快速增加的新型軍艦，意味著大量的新艦長、新副艦長、新作戰官、新輪機官、新電子戰軍官，以及數以萬計的新士官與水兵，都必須同步培養。軍艦可以按照設計圖快速建造。但是海軍文化、指揮經驗、艦艇傳統以及士官制度，卻不是短時間可以建立的。

歷史上，美國海軍、日本海上自衛隊、英國皇家海軍之所以能長期保持高水平戰力，很重要的一個原因，並不是他們擁有最好的軍艦，而是他們經過數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累積，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人才制度與海軍文化。一名優秀的艦長，並不是軍校畢業後立即誕生，而是經過多年航海、值更、艦隊演習以及各種危機處置，一步一步累積而來。這種能力，很難用任何數字衡量。因此，中國今天快速增加的軍艦，固然令人印象深刻，但更值得觀察的是，這些軍艦上的官兵，是否能在未來二十年逐漸形成屬於中國自己的遠洋海軍文化。比單艦性能更重要的，是整支艦隊。

一個容易被忽略的問題，是許多人討論海軍時，往往只關注單一軍艦。例如： 055到底有多少垂直發射系統？雷達性能是否超越神盾？反艦飛彈射程有多遠？然而，真正的海戰，很少是單艦決勝。現代海軍作戰，更像是一個高度精密的系統工程。055大型驅逐艦，本身並不是孤立存在。它真正的價值，在於與052D、054系列護衛艦、航空母艦、預警機、補給艦、潛艦、衛星偵察以及資料鏈系統共同組成一個完整的航母打擊群。每一種艦艇都有不同分工。有的負責區域防空，有的負責反潛，有的負責對海打擊，有的則負責遠洋補給。真正考驗的，不是其中某一艘軍艦有多先進，而是在高強度戰爭環境下，整支艦隊能否持續維持指揮、通訊、補給與協同作戰能力。

歷史上一支成熟海軍最大的特色，不是某一艘軍艦特別優秀，而是當其中一艘軍艦受創甚至退出戰場後，整個艦隊仍然能夠迅速調整隊形，繼續完成任務。 這才是真正的海權，也是未來中國海軍真正需要跨越的一道門檻。

工業能力，才是中國海軍真正的底氣。如果說中國海軍近二十年的快速發展，有一項真正不能低估的優勢，我認為並不是055大型驅逐艦本身，而是中國龐大的工業體系。回顧近代海權發展史，無論是十九世紀的大英帝國，或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美國，都有一個共同特徵：真正支撐海權的，不只是軍艦，而是背後龐大的工業生產能力。軍艦受損，可以迅速修復；武器消耗，可以持續補充；新艦服役，可以源源不絕接替老舊艦艇。這種持續生產與維持戰力的能力，往往比單一武器性能更具有決定性。今天的中國，已經建立世界最大的造船產業之一，無論是商船還是軍艦，都具備相當可觀的建造能力。這意味著，中國已經開始具備建立大型遠洋海軍所必須擁有的工業基礎。

當然，工業能力並不等於戰鬥力，但沒有強大的工業能力，長期維持一支大型海軍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因此，未來中國海軍真正的優勢，很可能不是某一型軍艦，而是整個國家的製造能力、維修能力以及持續補充戰力的能力。

東亞海權，正在重新進入競爭時代。中國海軍的快速成長，自然也牽動整個東亞戰略格局。日本近年大幅提高國防預算，持續強化海空力量；美國則重新調整印太部署，加強第一島鏈的整體防禦；澳洲、菲律賓與韓國，也都不同程度擴充自己的海空軍實力。台灣方面，除了持續建構不對稱作戰能力之外，也積極發展各型無人機與反艦飛彈，希望在有限資源下提升整體嚇阻能力。

換句話說，中國海軍的壯大，不只是自身力量的增加，也促使周邊國家重新思考自己的安全戰略。這種互動，其實正是近代海權競爭最典型的現象。十九世紀末德國海軍迅速崛起，引發英國全面擴充艦隊；冷戰期間，美蘇雙方也展開長達數十年的海軍競賽。今天的東亞，同樣開始出現類似的結構性變化。

未來東亞是否會因此更加緊張？答案並不完全悲觀。歷史同樣告訴我們，均勢有時會增加衝突的風險，但也可能因為彼此都清楚戰爭代價過於巨大，而形成新的平衡。真正值得期待的，不是任何一方取得絕對優勢，而是各國能夠在競爭之中維持理性克制，使海洋繼續成為交流與合作的空間，而不是全面對抗的戰場。

結語：

真正決定海權的，始終還是人。回到文章一開始的問題。055到底強不強？我的答案其實並不複雜。我相信，中國近年建造的新型驅逐艦，在技術上已經達到世界先進水準，其戰鬥力並不需要刻意低估。然而，真正值得觀察的，並不是某一艘軍艦，而是整支海軍。

我常把它比喻成一位身材高大的年輕人。他每天到健身房鍛鍊，肌肉愈來愈發達，力量也愈來愈強，這當然是一件值得肯定的事情。但是，健身與真正走上競技場，終究還是兩件不同的事。真正的考驗，在於臨場判斷、心理素質、團隊默契，以及面對突發狀況時的應變能力。

海軍亦然。和平時期的大規模演習，可以累積經驗，也可以建立默契，但真正成熟的海軍文化，仍需要長時間的遠洋航行、聯合作戰訓練，以及一代又一代官兵共同累積。因此，我認為未來二十年，真正值得世界關注的，不只是中國還會建造多少艘055型大型驅逐艦，而是中國能否逐步建立起一套成熟、穩定且具有世界水準的遠洋海軍文化。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東亞海權平衡將真正進入一個新的時代；如果仍停留在硬體快速擴張，而人才、制度與文化未能同步成熟，那麼再先進的軍艦，也未必能完全轉化為相應的海權。

回顧近代海軍發展史，我們終究會發現一個始終沒有改變的道理：軍艦可以在數年之內建成，但海權，永遠是一個世代的工程。

二○二二年二月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時，國際間普遍認為這場戰爭可能在數周或數月內便會結束。當時許多人預測，憑藉俄羅斯龐大的軍事力量，烏克蘭恐怕難以長期抵抗；也有人認為，只要西方國家持續提供軍事援助，俄羅斯終究無法承受經濟制裁與外交孤立。然而，四年多過去了，戰爭仍然沒有結束，而且其規模與影響力早已遠遠超越了兩國之間的衝突。

今天的俄烏戰爭，不只是歐洲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規模最大的武裝衝突，也已經超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持續的時間，逐漸成為近八十餘年來歐洲最漫長的一場高強度戰爭。它所考驗的，不只是雙方軍隊的戰鬥能力，而是兩個國家、甚至兩個不同國際體系的綜合承受能力。戰場上的勝負固然重要，但真正決定戰爭走向的，往往不是某一場戰役，而是哪一方能夠把整個國家的軍事、經濟、工業、財政與社會體系維持得更久。
因此，我們今天看到的，其實是一場典型的「耐力競賽」。

戰爭初期，俄羅斯希望利用快速突擊與裝甲部隊，在短時間內迫使烏克蘭政府屈服。然而，這項構想很快便因烏克蘭軍隊的頑強抵抗而失敗。隨後，俄軍逐步調整戰略，將重點放在東部戰線，以火炮、航空與步兵逐步推進，試圖透過持續消耗烏克蘭軍隊的人力與裝備，最終取得戰場上的優勢。

另一方面，烏克蘭也逐漸放棄全面反攻、迅速收復失土的構想，而是利用西方提供的大量無人機、遠程飛彈、情報支援與電子作戰能力，將戰場延伸至俄羅斯本土。近兩年來，俄羅斯境內的煉油廠、軍火庫、機場、鐵路樞紐、能源設施乃至於軍事工業區，都反覆遭到無人機與飛彈襲擊。烏克蘭非常清楚，以自身有限的人力與資源，難以在正面戰場完全擊敗俄軍，因此只能不斷提高俄羅斯繼續作戰的成本，希望迫使俄方逐漸失去持續戰爭的能力與意志。

這也使得今天的俄烏戰爭形成一種十分特殊的局面。
俄羅斯希望透過地面戰場逐步蠶食烏克蘭；烏克蘭則希望透過科技與遠程打擊，逐步削弱俄羅斯後方的經濟命脈。雙方都沒有能力迅速擊倒對方，只能依靠時間，等待對方先支撐不住。
因此，真正的問題已經不是誰能打贏某一場戰役，而是誰能撐到最後。

這種戰爭型態，不禁令人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戰。
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歐洲，同樣陷入長期消耗戰。無論德國、法國、英國或俄羅斯，都曾經認為只要再堅持幾個月，對方就會率先崩潰。然而，最後真正首先倒下的，卻是沙皇俄國。
一九一七年，俄羅斯帝國在長期戰爭、經濟崩潰、糧食短缺與社會動盪的交互作用下，最終爆發革命，結束了延續三百多年的羅曼諾夫王朝。這段歷史至今仍提醒世人：戰爭不只是前線軍隊之間的較量，更是整個國家治理能力的全面考驗。

今天的俄羅斯，當然已經不是一九一七年的沙皇帝國。
它仍然擁有龐大的能源資源、完整的軍工體系，也透過與中國、印度、中東等國家的經貿往來，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西方制裁所帶來的壓力。然而，長期戰爭仍然帶來巨大負擔。大量軍費支出、勞動力流失、能源設施反覆遭受攻擊，以及持續受到金融與科技制裁，都使俄羅斯不得不把越來越多資源投入戰爭。

同樣地，烏克蘭的情況也並不輕鬆。
若沒有歐盟、英國、美國以及其他盟友持續提供武器、資金、情報與訓練支援，烏克蘭恐怕很難維持目前的防衛能力。這也表示，今天的戰爭已經不能簡單理解為俄羅斯與烏克蘭之間的戰爭，而是整個西方安全體系與俄羅斯之間的一場長期博弈。
也正因如此，我始終認為，把這場戰爭理解為「斯拉夫民族內戰」已經不足夠。
它更像是一場關於二十一世紀國際秩序的競爭。

俄羅斯希望重新建立自己的安全緩衝區，並要求周邊國家承認其勢力範圍；西方則希望維持冷戰結束後逐步建立的歐洲安全架構，不接受以武力改變國界。雙方真正競爭的，不只是幾座城市、幾條戰線，而是未來歐洲究竟應該建立在什麼樣的國際規則之上。

另一方面，這場戰爭也徹底改變了現代戰爭的樣貌。
大量低成本無人機，開始對傳統高價值武器形成巨大威脅；人工智慧協助目標辨識、衛星即時情報、電子作戰、網路攻擊，以及精準飛彈，都已經成為戰場的重要組成部分。二十世紀那種依靠大量坦克與裝甲部隊快速突破的戰爭模式，正在被新的科技逐步改寫。

這並不是說傳統陸軍已經失去價值，而是說未來任何一支軍隊，都不能再單純依靠某一種兵種取得勝利。戰爭已經成為一場涵蓋軍工生產、人工智慧、能源安全、資訊科技、外交聯盟與經濟體系的全面競爭。
因此，俄烏戰爭真正展現出的，其實是一場文明組織能力的較量。
今天我們常說，一場戰爭決定了一個時代。但真正決定時代的，往往不是某位將軍，也不是某一場會戰，而是戰爭背後整個文明是否具有持續應對危機的能力。

歷史上，許多強大的帝國都不是敗在某一次戰役，而是敗在長期消耗之下，逐漸失去維持制度運作的能力。軍隊需要武器，武器需要工廠，工廠需要能源，能源需要交通，交通需要財政，財政則需要一個仍然相信未來的社會。這是一條完整的文明鏈條，只要其中任何一環斷裂，再強大的軍隊也可能逐漸失去戰鬥能力。

因此，我始終認為，今天真正值得觀察的，不是哪一方又奪下了幾個村莊，也不是哪一座油庫遭到襲擊，而是哪一方的整個國家體系開始出現不可逆轉的疲態。
這也是為什麼，我並不喜歡用「誰一定會贏」來評論這場戰爭。
因為目前看來，雙方都仍然具有相當程度的承受能力，也都付出了極其沉重的代價。俄羅斯沒有快速取勝，烏克蘭也未能收復全部失土，戰爭逐漸進入一種漫長而殘酷的消耗階段。

然而，這場戰爭真正留下的歷史意義，恐怕還不是領土的變化，而是它重新定義了二十一世紀的國際政治。
它告訴世人，全球化並沒有消除戰爭；科技並沒有終結戰爭；人工智慧與無人機也沒有讓戰爭變得輕鬆。相反地，它們只是讓戰爭以另一種形式出現，也讓整個國家的綜合實力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

或許多年以後，歷史學家回顧這場戰爭時，不會只記得哪一年攻下了哪一座城市，而是把它視為二十一世紀國際秩序重新調整的重要轉折點。它將深刻影響歐洲未來的安全架構，也將影響各國如何理解科技、軍事、外交與文明之間的關係。

戰爭終究有一天會結束，但它留下來的問題，恐怕還將影響下一個世代。對所有希望和平的人而言，我們真正期待的，不是哪一方徹底毀滅另一方，而是當戰火終於熄滅之後，歐洲能否重新建立一套足以避免下一場大戰的安全秩序。因為真正值得文明追求的，從來不是戰爭本身，而是讓和平能夠比戰爭維持得更久。

中國大陸想要統一台灣，美國是阻擋的力量。《誰在誤判戰爭？》（[1]）的两位作者對這三方的一些菁英（約150人）進行了問卷調查和訪談，以了解這些菁英對三方的狀態和情勢的認知和判斷，呈現在書中。

這些問卷調查和訪談涵蓋的問題非常廣，可見於書的目錄，然而它們完成於2022、2023年，距今三、四年，恐怕使它們已經過時而失去意義了，因為這期間中美國力軍力的變化相當大，明顯呈現中升美降的態勢：

美國自2018年起對中國發起貿易戰，認為可以壓縮中國的外貿和經濟增長，這兩年已證實貿易戰是無效的，中國2025年的貿易順差創新高1.19兆美元。
美國這幾年有較高的通膨，其經濟增長其實是高物價撐起來的虛胖假象。
在2025年的印巴空戰，中國的空軍裝備擊落了法國的飊風戰機，中國的軍力於是令人刮目相看。
俄烏和伊朗戰爭讓美國的軍備庫存消耗巨大而補充遲緩，曝露了美國的軍事弱點，而美國與歐洲各國的盟友關係不再穩固。

除了問卷調查和訪談，書中提出一有趣的比喻「益州困境」，把中國大陸想要統一台灣，類比於三國時代赤壁戰後的劉備想要奪取川蜀之地，即益州，而美國對應到北方的魏國曹操；當時劉備據有部份的荊州（現在的湖北與湖南一帶），益州的領導人是劉璋。歷史的發展是：劉備成功奪取益州，但受到不小損失，不久後被東吳孫權偷襲奪去荊州，隨後又在夷陵之戰大敗於東吳，因此含恨而死，而蜀國成為三國中最弱的。劉備奪取益州後的結果並不好，因此被稱為「益州困境」。

基於益州困境，作者認為大陸想要統一台灣也面臨類似的困境，包括：「不能打、不能等、不能占、只能圍、圍也損、損則衰」。然而作者的類比其實是錯得離譜。

劉備與劉璋的綜合實力差距並不大；劉備身經百戰的軍力雖強過劉璋，他的地盤和資源卻比不上劉璋（所以劉備非擴大地盤不可）。但大陸的地盤、資源和軍力都是台灣的十倍以上，大陸若使用武力，台灣不可能像劉璋一樣抵抗將近兩年。此外，曹操未介入益州之戰，是否表示美國也不會介入台海戰爭？

赤壁戰後，就綜合實力而言，曹操第一，孫權第二，劉備第三，但孫、劉加在一起都並未強過曹操。劉備奪取益州，可能使其綜合實力超越孫權，所以孫權要偷襲奪取劉備所擁有的部份荊州。現在中國的綜合實力在全球有坐二望一的地位，比赤壁戰後的劉備強大太多了，因此中國哪有什麼益州困境？

所以，大陸對台灣是能打、能等、能占、能圍，但不急於使用武力，因為其綜合實力仍在增長中，時間對其有利。大陸想要不戰而屈人之兵，既是顧念兩岸的同胞之情，也希望以最少的損耗完成統一大業。

[1]  翁履中、孫太一《誰在誤判戰爭？台海局勢下華府與兩岸菁英認知差距》暖暖書屋，2026。

今天是七七事變八十九週年。對今天許多台灣人來說，這個日子似乎已經變得遙遠，甚至有些陌生。它常被視為「中國大陸的歷史」、「國民政府的歷史」，或者只是教科書中一個早已過去的名詞。可是如果把視野放大，七七事變其實不只關係到當時中國大陸的命運，也深刻決定了包括台灣人在內的所有華人的歷史走向，甚至重塑了整個東亞至今仍未完全消散的政治格局。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這一事件最初看似只是華北一場軍事衝突，但它很快突破了地方事件的範圍，成為中日全面戰爭的起點。國民政府在此之前長期採取隱忍與延宕策略，一方面是因為國力不足，另一方面也是希望爭取時間完成內部整合與軍事準備。然而，七七之後，局勢已無法再退。日本的侵略步步進逼，中國的退讓空間也已耗盡。從此，國民政府不得不拿出全部國家力量，與日本展開全面對抗。

這一決定極其沉重。從軍事角度看，當時中國與日本之間的國力、工業、裝備與軍事組織能力，差距十分明顯。中國不是在充分準備後走向戰爭，而是在不得不戰的情況下被迫全面抵抗。可是也正因如此，七七事變才具有如此深刻的歷史意義。它標誌著中國不再只是局部抵抗，而是以一個國家的全部力量，投入一場生死存亡的戰爭。

日本方面同樣在七七之後走上了欲罷不能的道路。原本日本軍部或許仍幻想通過局部打擊、政治威壓與軍事占領，迫使中國屈服，進而建立其在東亞大陸的霸權。但中國的全面抗戰，使日本陷入了它難以承受的長期消耗。從華北到華中，從上海到南京，從武漢到重慶，中國戰場像一片巨大的泥沼，使日本不斷投入兵力、財力與政治意志，卻始終無法獲得真正的決定性戰略勝利。

這場戰爭最後也把日本拖向了太平洋戰爭。日本原本想建立所謂「大東亞共榮圈」，取代英、法、荷等歐洲殖民帝國在亞洲的地位，成為新的亞洲霸權。但它的野心遠遠超過自身的承受能力。當戰爭擴大到美國、英國、蘇聯等大國全面介入時，日本帝國的失敗其實已難以避免。從這個意義上說，七七事變不只是中國全面抗戰的開始，也是日本帝國走向毀滅的起點。

可是歷史從來不是單線的。七七事變帶來的結果，對中國自身而言同樣複雜而沉重。國民政府雖然在抗戰中承擔了正面戰場的主要壓力，也以巨大的犧牲維持了中國作為同盟國一員的國際地位，但這場長達八年的戰爭徹底耗盡了它的財政、軍力、行政能力與社會動員能量。抗戰勝利看似帶來榮光，實際上國民政府已經元氣大傷，內部腐敗、通貨膨脹、軍隊疲憊、民生凋敝等問題全面爆發，為戰後國共內戰中的潰敗埋下了深層原因。

中國共產黨則在抗戰中獲得了生存與壯大的歷史空間。若沒有全面抗戰，共產黨在陝北的根據地未必能撐過國民政府持續的軍事壓力。但日本的全面侵華，使國民政府不得不把主要力量投入對日作戰，共產黨得以在敵後擴張組織、建立根據地、發展軍隊，並在戰後迅速成為主導中國大陸政局的力量。換句話說，七七事變不只改變了國民政府的命運，也重塑了中國革命與內戰的力量格局。

對台灣而言，七七事變的意義更常被忽略。1937年時，台灣已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四十餘年。許多台灣人被納入日本帝國的殖民體制之中，接受皇民化教育，被要求認同日本帝國，後來甚至有人被動員進入日本軍隊與戰爭體系。從表面上看，七七事變似乎是「中國」與「日本」之間的戰爭，與當時已被日本統治的台灣沒有直接關係。但從歷史結果看，情況正好相反。正是因為中國全面抗戰、日本戰敗、同盟國重建東亞秩序，台灣與澎湖才得以在戰後歸還給中華民國。

這一點是今天台灣社會最容易被淡化甚至被刻意切斷的歷史連結。台灣的戰後命運，不是從1945年突然開始的，也不是孤立發生的，而是與1937年以後整個中日戰爭、太平洋戰爭、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與戰後接收緊密相連。若沒有七七事變後的全面抗戰，就沒有中國作為同盟國參與戰後安排的地位；若沒有中國在抗戰中的持續犧牲與國際外交努力，台灣與澎湖的戰後歸屬也未必會以相同方式被確認。

更精確地說，《開羅宣言》中關於台灣、澎湖的文字，明確將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歸還中華民國。《波茨坦公告》又明確重申「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日本在《終戰詔書》與《降伏文書》中接受《波茨坦公告》，使這一戰時安排進一步成為戰後對日處置的基礎。從歷史與法理的連續性看，台灣戰後歸還中華民國，並不是空泛的政治宣稱，而是戰爭、外交與國際秩序共同塑造的結果。這個法統問題一直延續到今天，無論後來兩岸政治如何變化，這段歷史本身不應被任意抹去。

七七事變對東亞的影響，也不只限於中國與台灣。日本帝國的擴張，固然是侵略與殖民暴力，但它的失敗也重創了歐洲在亞洲的殖民體系。英國、法國、荷蘭等老牌殖民帝國雖然在戰後試圖恢復對東南亞與南亞部分地區的控制，但其威信與力量已被嚴重削弱。日本原本想取代它們成為亞洲的新帝國，結果卻是在自身崩潰的同時，也把舊殖民帝國在亞洲的基礎一併打碎。

這是一種深刻的歷史反諷。日本打著「解放亞洲」的口號，實際上推行的是另一種帝國主義；但它戰敗後，亞洲民族解放與去殖民化浪潮卻迅速興起。印度、印尼、越南、緬甸、馬來亞等地的戰後歷史，都與日本戰爭對歐洲殖民體系的破壞有密切關係。日本沒有建立成功的新帝國，卻客觀上加速了舊帝國秩序的瓦解。

而戰後真正取代歐洲殖民國家成為東亞主導力量的，是美國與蘇聯。二戰結束後，世界迅速進入冷戰。蘇聯在東北亞與中國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美國則重建日本、介入朝鮮半島、支持台灣，並逐步形成東亞安全體系。韓戰爆發後，美國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台灣被納入冷戰前線；日本在美國保護下重新崛起；朝鮮半島分裂至今；東南亞也長期受到冷戰與美國戰略部署影響。

蘇聯後來解體，美國成為冷戰後唯一超強，但戰後東亞的基本格局並未完全消失。直到今天，美國仍在日本、韓國、台灣問題與南海問題上具有決定性影響。日本雖已不再是帝國，但仍是美國東亞戰略的重要支柱。朝鮮半島仍處分裂狀態。台灣仍處在中美競爭與兩岸法統爭議的交會點。這些問題，若往深處追溯，都無法繞開1937年以後東亞戰爭秩序的全面重組。

因此，七七事變絕不只是某一場戰爭的起點。它是整個東亞近代史的重大轉折點。它使中國全面進入抗日戰爭，使日本帝國走向戰略泥沼，使國民政府在勝利中走向耗竭，使中國共產黨獲得歷史轉機，使台灣因日本戰敗而歸還中華民國，也使歐洲殖民帝國在亞洲的舊秩序加速崩解，最終迎來美蘇冷戰支配下的新東亞。

今天台灣許多人遺忘七七事變，某種程度上也是遺忘自己所處歷史位置的來源。台灣不是漂浮在歷史之外的島嶼。台灣今日的政治、法統、安全與國際處境，都是在那場東亞大戰及其後續安排中形成的。如果不理解七七事變，就很難真正理解抗戰；如果不理解抗戰，就很難理解1945年後台灣為何會有今天這樣的歷史處境。

紀念七七，不是為了重複仇恨，也不是為了廉價的民族主義。真正值得紀念的，是那場戰爭如何改變了整個東亞的命運，也提醒我們：歷史的巨變往往從一個看似局部的事件開始，最後卻會牽動國家、民族、政權、島嶼與世界秩序的全面改寫。七七事變八十九年後，我們仍然生活在它所開啟的歷史餘波之中。台灣如此，中國如此，日本如此，整個東亞也是如此。

四名前民進黨黨工、助理涉共諜案，高院二審宣判，依犯國家機密保護法、洗錢等罪，判決其中三人各6年、5年、3年徒刑。只有一審遭重判8年的何仁傑，二審認定罪證不足，改判無罪。二審判決的刑期比一審減輕一些，尤其何案似乎頗有爭議。

筆者不了解也不評論這些個案，卻知道台灣的軍事力量遠比不上對岸，又有這麼多共諜（參見中華民國國軍中的中共間諜列表），憑什麼反中抗中？兩岸關係雖然不佳，尚未到攤牌的階段，共諜必定潛伏多於活動，就已揭發這麼多共諜案，等到攤牌階段，在台的共諜必定遠多於已揭發的！近年揭發的共諜大多屬於民進黨，成為藍白在野黨抨擊的話題，但平心而論，人性都是類似的，在野黨內也同樣可能潛伏共諜，只是少有機會接觸政軍情報，因而很可能潛伏多於活動而未被揭發罷了。

兩岸同文同種，本來就是最容易互相潛伏間諜的，大陸的崛起恐怕致使台灣人共諜更多了。台灣人會成為共諜不外三個原因，被對岸收買、西瓜偎大邊或認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號召，也可能多個原因疊加在一起。中國已經成為與美國分庭抗禮的G2，顯然是兩岸的西瓜大邊，既有錢可以收買台灣人，又有望達成民族偉大復興，於是愈來愈多台灣人成為共諜，想來幾乎是無法避免的。

共諜之害是多方面的。首先，台灣的軍事、政治機密情報很可能被共諜刺探獲得而傳送到對岸，因此造成台灣的重大損害。抗日戰爭後的第二次國共內戰，共產黨領導的解放軍徹底擊潰國民黨領導的國軍，國軍和國民黨內有很多共諜是重要原因之一。

美國從不賣給台灣最先進的戰機戰艦，卻會賣給日本，為何？美國從不說明原因，有人說是因為《台灣關係法》的限定，美國僅能對台軍售防衛性武器。其實何謂防衛性武器，完全是美國說是就是，因此這不是原因。真正的原因應該是：美國知道在台的共諜多，若對台灣軍售最先進的武器，其相關的重要情報，如參數和優缺點，很可能被共諜偷走而傳送到對岸，將不利於美國與中國的軍事競爭。

在承平時，共諜的直接作用一般不大，其最大為害是間接損害台灣內部的團結。綠營為了選舉利益，時常無端抹紅非綠陣營，弄得風聲鶴唳，好像共諜就在你身邊，因此造成不少寃案。譬如：里長帶領幾個里民去大陸旅遊，就可能被依國安相關的法律偵辦；2017年爆發新黨共諜案，折騰了5年，最後涉案的5人全被判無罪。這樣台灣內部和各政黨焉能團結？

台灣潛藏很多共諜，內部又不團結，若兩岸開戰，國軍的指揮官不懷疑部屬中有共諜嗎？指揮官中恐怕也有共諜呢？這樣國軍如何抵抗解放軍啊！台灣要反中抗中，是難矣哉！沒啥指望！

美國與伊朗簽署了結束戰爭的諒解備忘錄（MOU），這是一個結束戰爭的框架協議，所謂框架協議，表示還有很多細節未談妥，但双方同意立刻停火，並且有意願結束戰爭，未談妥的細節預期在60天內會談判完成。戰爭會就此結束嗎？

先看比較明顯的部份，美伊双方為何同意立刻停火？荷姆茲海峽被美伊在兩頭封鎖，伊朗和海灣國家盛產的石油和天然氣（還有很多其他物資）都出不去，造成伊朗的經濟近於崩盤，以及全球能源價格高漲和通貨膨脹，於是美國民怨升高，將很不利於川普和共和黨的11月期中選舉，因此美伊双方都有意願立刻停火，以便解除荷姆茲海峽的封鎖。

伊朗戰爭會就此結束嗎？這主要看美國和以色列，因為戰爭是美以發起的，伊朗只是不得已被動應戰。美國的主要目標是：
1. 更替伊朗的反美宗教政權
2. 消除其製造核武器的能力
經過月餘的狂轟猛炸和三個多月的軍事對峙和嚴厲封鎖，美國已經知道使用武力，但不進行地面戰，無法達成這兩大目標。這樣繼續戰爭將只是白白浪費公帑，美國因此願意結束戰爭並放棄目標1，而期望以談判達成目標2。美國在諒解備忘錄中給伊朗一些好處，就是要交換伊朗放棄其製造核武器的能力。

上述的兩個目標也是以色列的目標，但以色列還另有兩目標：
3. 削弱甚至消滅黎巴嫩的真主黨
4. 占領黎巴嫩的部份領土，成為自己的屯墾區
若伊朗戰爭繼續，伊朗將難以支助真主黨，有助於以色列達成這兩個目標，因此以色列無意願結束這戰爭。

美伊的結束戰爭備忘錄包含，以色列與真主黨也要停火，真主黨是弱勢的一方，應該願意停火以便休整，以色列會停火嗎？以色列不情願，因此難免找機會有些小動作，成為美伊談判的小障礙，但應該不敢堅持持續打擊真主黨，因此破壞美伊談判及惹火有仇必報的川普。伊朗戰爭看來是有望結束的。

伊朗戰爭始於2月28日美以突襲德黑蘭，炸死伊朗的最高領導人和很多政軍高官，然後双方互相狂轟猛炸一個多月，加上軍事對峙和互相封鎖海峽三個多月，現在幾乎回到戰前的原點，荷姆茲海峽開放通行，美伊跟戰前一樣在談判伊朗放棄製造核武器的對應條件。這場戰爭双方都有不小的損耗，但幾乎是白打了，誰也沒得到多少實質好處。

戰爭是白打了，這不利於強勢方，而有利於弱勢方。美國須承擔侵略者的惡名；其軍事力量連伊朗都搞不定，其國際上的威信勢必有些折損；美國的主要對手是中國，美國有損耗而無所獲，不利於其與中國的競爭。伊朗成功抵抗美國，有助於其國內團結和國際聲望，國家損失雖大，未來卻有可能在荷姆茲海峽收費獲得補償。以色列雖然侵占黎巴嫩的一些領土，其國際名聲跌落谷底，未必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