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2月17日，60歲的林書揚與另一同案李金木，終於在繫獄34年又7個月之後假釋出獄（參見《台灣坐牢最久的政治犯 林書揚》）。

從1985年8月起，林書揚在《中華雜誌》先後發表：<我爲什麽製作電影「侵略」、「侵略原史」>、<日軍化學(毒氣)兵器的開發及其在中國戰場上的使用>、<兩個四十年—-中日戰爭的終結與水戶空襲>、<有關南京事件的日本的研究與認識>、<日本的中日戰爭史研究動向>等日本進步人士的譯文。1986年，他又發表了<戰後四十年（德日）兩國領導者的差距—-向歷史學習的人，把歷史歪曲的人>、<「抗日戰爭」的遺産猶在臺灣>，中曾根康弘<國家與國民棄絕污辱求光榮前進>與R．維茨哲卡<對過去閉目的人必對現在盲目>等譯文。

在《人間雜志》，他陸續發表<新的鴉片戰爭>、<毀滅的咒語—-核能發電恐怖知多少？>與<日本天皇的親衛隊>等譯文。

1986年7月3日至6日又在《聯合報》副刊發表日本報告劇作家石飛仁<花岡蜂起事件—-紀念中國戰時被强制押送勞工在日本花岡鎮抗暴四十一周年>譯文。

與此同時，通過旅日的戴國煇博士協助，他先在《中華雜誌》1985年11月號發表戴作<轉型期的臺灣風味>，1986年3月又在《臺灣風物》第36卷第1期發表<連溫卿日記—-一九三○年的三十三天—-備忘錄>。

經過這段期間翻譯的暖身之後，林書揚「開始自寫。陸陸續續，不定期不定刊物。」

首先，他在1986年2月號復刊，曾經在泰源與綠島監獄一同繫獄的年輕難友林華洲［1945-2022，1968年牽連陳映真「民主臺灣聯盟案」被捕］擔任總編輯的《夏潮論壇》，化名「勞歸」，發表<回首海天相接處>一文，悼念去年冬天病逝，同在1950年「開步迎向厲風疾雨」而繫獄十年，人稱「綠島甘地」的黃榮雄難友。他寫道：

「綠島方圓十六里，固然容不下我們的夢想凌雲。無奈那砂礫數畝的營地，却緊緊地索住了我們的憂憤鄉愁萬斛！我們唯有相勉，在疲苦中各自和自己的怯意相拚鬥。在憤怒中我們彼此警惕於爆發的臨界點。恐懼時，互相印證眉宇間的决心。在憧憬中，相期等待，且相戒不在等待中耗損思想的鋒銳。縱然長夜逡巡，也要留住晨曦的光與熱！日日、月月、年年，讓軀體老去，却要挽住當年邁開第一步時的心悸！」

最後並告慰難友永遠地安息說：

「戚戚長夜有盡時，我們期待不久的一天，在那長空萬里，廣袤無垠的祖國大地上再來祭告你，祭告你和所有先走的同學們，我們已經走過了最艱辛的一段路了！因此，安息吧，放下擔子，也放下心，別再爲祖國擔憂！」

接著，他又在6月號以「郭仲」之名發表<消失在歷史迷霧中的背影—丁名楠與二二八事變>一文，從自身經歷的側面最早揭露長期不能言說的「二二八」歷史。與此同時，在獄中素有「字典」暗稱的他，也應邀在「大衆辭典」欄目(陳映真幕後主持的革新版《夏潮論壇》［1984年3至11月］開闢)，持續撰寫以「本刊」之名發表的<民族問題的本質與現象：民族．民族的政治分合．民族自决>、<由群衆運動到組黨：群衆．群衆的階級歸屬．政黨組織>、<勞動者們團結起來：工會．工會運動簡史．勞動政黨>、<創造人類文明的勞動：勞動．勞動異化．精神勞動>、<國在山河破：公害．公害的結構性本質．環保運動>等現實熱議的政治與社會運動的概念，解析問題，澄清觀念，指引方向。

然而，極力要在「後蔣經國時代」突破長期以來反共戒嚴的言論禁忌而屢禁屢出的《夏潮論壇》，雖然刻意以「托派」的Ernest Mandel爲保護膜，刊登了幾名大學生翻譯的《政治經濟學概論》三講，終究還是引發了內部成員關於「理想與現實」「激進與保守」「進步和反動」等問題的「左和右」的路綫發展爭論。分歧無法解决，《夏潮論壇》於是在七月號「保釣回顧特集」之後休刊。

林書揚此一階段的寫作也暫告停歇。

1986年，就在《夏潮論壇》休刊重整期間，9月28日，非夏潮系統的黨外人士在圓山飯店召開選舉後援會，同時宣布成立“民主進步黨”。因應形勢的變化，10月，在美國洛杉磯的某左翼青年傳回題爲“關於反壟斷聯盟及其要旨”的建議。他分析說，民進黨的成立是“美、K及黨外主流”的“三合會”爲了“維護一個安定的政局，消除一切不穩的因素”而確立的“蔣獨體制”。它針對的是“做爲小資産階級激進派的象徵”的許信良、中共與“臺灣進步勢力”。而“對蔣獨體制的贊同與反抗”，勢將超越歷來統、獨或左、右的分界綫，成爲“影響未來臺灣前途的兩大力量”。據此，他呼籲島內外“台灣進步份子團結起來”，並揭櫫“反壟斷聯盟要旨”：

一是在政治上，“撻伐國民黨壟斷權力，並揭露美帝存在之事實，同時還提防新黨爲少數人壟斷的可能。”在經濟上，著重批判“國際壟斷資本，官僚壟斷資本與私人壟斷資本”的“市場化的苦果，而非其過程”。

二是從新壟斷體制對立面界定聯盟主要是團結“工農大衆與中小企業主”（包括“台獨”左派）等“一切社會勢力”爲“盟友”，以“反壟斷”取代過去“反專制”“反獨裁”的要求，努力在新形勢之下，集結爲“新黨外”的陣綫。

三是將“工農大衆與中小企業主”之間的內部矛盾（“次要的、從屬的”），置於“政策層次”上，以“反托辣（拉）斯法”或“實事求是的原則”來解決。也就是說，在綱領層次上，“反壟斷”優於“民主”與“自决”，從而超越“統、獨之別”與“左、右之爭”。

四是“藉聯盟之反政、經壟斷”而“較順利發展”聯盟“基石之一”的工運，進而以“工農大衆的壯大”來保障聯盟的鞏固。

此外，他還提出“以反壟斷爲主旨”，爲“1949年以後”被肅清的“臺灣左派立碑”的“紀念‘二二八’的基調”。

林書揚閱讀之後，寫了《有關反壟斷同盟的幾點意見》反饋：

一、對臺灣資本主義的發展及階級分化過程的分析立場雖大致正確，惟對現實的政治情勢及有關內外因素的判斷似有偏失。主因在於不曾正面把握“中國八〇年代的整體動態走向及中國統一運動對臺灣社會的決定性影響”。

二、在今日臺灣，若故意忽略“中國統一的歷史性課題在臺灣現實情勢中的客觀作用”，把統一問題懸空，只管埋頭在臺灣社會的階級分析並進而定出運動的目標與性格，乃屬孤立意識的單幹主義，似無現實性可言。

三、同盟的最大錯誤乃把祖國只看成外在關連因素之一，而看不出“它和臺灣社會內部的有機的互動關係”，例如就其所言的“三合”構造而論，統一政策的作業帶給執政黨、民主進步黨、美國政府三方面的未來變量，是否僅以壟斷體制的學理公式便可涵蓋，是否僅憑“作用不大”“不過一道和談主菜”的預測而可以不予計及。設使未來某一可能性變成了現實性，同盟的運動方向有否自行回旋的餘地，例如：同盟對和談、三通的態度應如何，視其爲“對壟斷體制的延命策”而反對否。又臺灣內部動態，尤其政經方面的客觀趨勢和主觀取向，在大陸政策方面所帶動的對應調適，其累積量亦已相當可觀，乃屬不爭之事實。其次把“以社會主義爲內容的中國新民主主義”的韌帶作用過分低估，亦其另一錯失。臺灣的工農大衆，如經過有力的啓發教育，對祖國社會的民族與階級的雙重認同，自屬必然結果。（現況中已有部分覺醒）

四、克服壟斷體制的唯一正途，唯有待“以社會主義爲主導原理，以歷史現實主義的策略設計下的國家統一的實現”。否則僅以“非壟斷的所有社會勢力”的聯合力量，只可暴露並攻擊壟斷體制的病象於一時，而不克解决壟斷體制的病根於永遠。且所謂“反壟斷人民陣綫”的構成有其脆弱性。質言之，中小企業和工人群衆之間的階級矛盾的實况相當深刻，比例上相當大，在群衆感情上殊難以“次要”的評價可予以疏解。

五、民進黨的成立與其說和民間壟斷資本有關，實不如說是非壟斷的本土資本對國民黨新壟斷體制的先抗拒後奪權的自主運動，雖其分離主義體質因而帶有一定程度的先天性（雖並非不可克服），然因本土非壟斷資本與官僚壟斷資本之間的雙重關係（亦即既受壓榨亦受扶助），使非特權的本土資産階級，始終無法充分動員起來從事全面反抗，此乃形成本土資産階級自主運動的限界點。至於有關美國政策對此地民主化運動的促成作用，不過反映美國在臺灣情勢的未來發展，尤其海峽兩岸的互動過程中，極需較能顧及美國利益的現地政治力量，而美國對新（政）黨的態度與政策，必被置於中美戰略關係原則的規定之下。此亦爲蘊含變數之所由來。

六、此後兩黨之間的分裂主義“獨台”和分離主義“台獨”的鬥爭必更尖銳化，而“非壟斷社會勢力”中的新黨外運動，實應超越於分裂主義與分離主義（非超越統與獨、左與右），而反映“國家統一”趨勢的迫切性，以工農聯盟爲中核的人民愛國統一戰綫必須及時出現。質言之，今日臺灣的具歷史正當性的運動，必須統左合一。統而不左，不過舊式資産階級民族主義的時代錯誤症，不值一提。然左而不統，或只是消極模糊的統，其“左”的革命性亦將落空，殊無疑義。

七、如以反壟斷同盟運動爲人民愛國統一戰綫之準備期，值得支持。然兩期運動如何銜接，事實上有其困難。且後者的播苗工作，確實有其緊要性，實不必將所有雞蛋放進一籃。如兩種運動根本異趣，更不必說。然即便如此，愚意仍然不加反對，仍然樂觀其成，因其有部分積極意義之故。

雖然林書揚表示“淺見僅供參考，唐突處還請包涵。”然而，客觀形勢的發展卻使得上世紀70年代“保釣”運動以來自發集結於《夏潮》雜誌的島內外“台灣進步份子”，不但在島內言論宣傳上産生“激進與保守”的“左和右”的分歧，而且也在運動發展上産生了“左而不統”的“反壟斷聯盟”的陣綫與“統左合一”的“以工農聯盟爲中核的人民愛國統一戰綫”之間的路綫分歧。“臺灣進步份子團結起來”的呼籲，雖是大家的主觀願望，却也因爲思想的不能統一，《夏潮》雜誌的復刊不但不再有主客觀的條件，而“統”與“左”之間的辯證關係，一直到今天，都是同有社會主義情懷的“臺灣進步份子”未能超克歧異，而“團結起來”的現實問題。

關於1930年代國府的外交史的一點點思考。
國民政府的外交判斷不是憑空產生的，它承接了一批在北洋時期就已經歷過列強外交、條約外交與多邊外交磨練的職業外交官。

顧維鈞、施肇基、王正廷、顏惠慶這一代人的共同經驗很特殊。他們面對的中國長期不是強國：軍事上不足以與列強抗衡，財政也有限，國內政局又不穩定。因此，他們很早就學會了一件事——不能把外交理解成「我喜歡誰、我反對誰」，而要把有限的籌碼拆開使用，在不同強國、不同條約與不同國際機構之間爭取空間。這個脈絡是有相當明確史料依據的。

王正廷1928年出任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長以前，已經多次在北京政府擔任外交總長；美國外交檔案甚至記錄他上任南京外交部長後公開提出，中國弱小容易遭受外來侵害，因此根本工作仍是內部建設，同時要透過國際合作逐步解除條約限制。

顏惠慶在九一八事變後赴美任公使，所採取的也是典型弱國外交：不直接幻想美國替中國作戰，而是反覆援引九國公約、國際聯盟以及美國既有政策，把日本行動放進國際法和多邊制度中處理。

顧維鈞更是這個傳統非常典型的人物。他從北京政府一路做到南京政府，再到戰後代表中國參與國際組織建構；1944年中國參加敦巴頓橡樹園會議時，就是由他擔任代表團主席。這種外交官累積的不是某一屆政府的「路線忠誠」，而是一種長期的國家外交技術。

所以「弱國外交」，我覺得不能簡單理解成軟弱、妥協或者左右逢源。它真正的核心反而是：知道自己不能決定整個棋局，因此盡可能避免過早把自己鎖死在單一選項裡。能用國際法就用國際法，能借美國的力量就借美國，能利用英國就利用英國；德國可以提供軍事技術，蘇聯可以提供飛機和顧問，也都不必因此把自己的整體戰略交給對方。真正不可讓渡的是本國最核心的自主性。

筆者這兩年一直談的「不攤牌生存策略」，到底從哪裡來？它不是一句今天才產生的兩岸政治口號，而是您從近代中國外交史看到的一種生存邏輯：在力量不對稱的環境下，保留模糊性、延後不可逆選擇、維持多重關係，讓時間和局勢本身成為可以使用的資源。

當然，若把這套歷史經驗放到今天，仍然必須注意時空條件不同，不能把1920、30年代的做法直接套用到21世紀。弱國或較弱一方的「不攤牌」有它的收益，也有風險：模糊有時能增加迴旋空間，有時也可能造成不同大國對底線的誤判；多邊平衡能分散依賴，但如果外部結構急速兩極化，能夠保持模糊的空間也會縮小。因此，這比較適合作為一種分析框架，而不是自動適用於任何時代的處方。

不過從歷史思想脈絡來看，已經串成了一條很完整的線：
國力有限 → 更需要正確認識自己的位置 → 不把工具性合作誤認成永久歸屬 → 不輕易把選項一次押光 → 用時間、多邊關係與制度增加自己的迴旋空間。

我們注意到網路謠言總是一起再起，方興未艾
主要原因是中國有一批反共的人，思維和當前的盎薩西方一個路子
沒讀過一本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書，卻見共就反，認為共產主義就是洪水猛獸
新中國成立以後，中國憲法明定「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就出現一批反共的人
他們大部份來到臺灣、香港、澳門、盎薩國家或歐洲國家
他們夥同西方，等待新中國很快垮台，因為他們堅信民主人權必勝，資本主義必勝
可惜新中國雖然途中也有顛簸，卻是愈來愈盛，愈來愈旺
所謂民主人權必勝、資本主義必勝的國家卻一個個顛簸走貧，潰象畢露
譬如今天美國川普政府關稅及軍事暴力挑戰全世界
國內為清除非法移民，海關警察ICE已經槍殺了70多位無辜的美國人

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在工業、科技、軍事、太空和體育都強大到足與美國匹敵的強度
這次華盛頓的習川會上，川普已經被迫表現出「天下英雄，惟使君與川耳」的尊敬姿態
而且習近平聽後沒有像劉備那樣大驚失色，筷子落地，而是欣然受之，全球G2的架構已經確定

這一批反共的人失望之餘，更提不出任何新的理論
於是紛紛變成國粉，就是國民黨國民政府或中華民國的粉絲
用讚揚國民黨國民政府或中華民國的方式來噁心新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

不久前網路出現的謠言是，中華民國第52軍被蔣中正派往歐洲參加1944年諾曼第登陸
由於戰功彪炳，中國獲得聯合國五常席位
一時國粉們紛紛網路相傳，額手稱慶，證明中華民國國軍比人民解放軍厲害
其實52軍當時一直駐守雲南，根本不在歐洲，更沒有任何中外戰史記載國軍參與諾曼第登陸
經我們大肆闢謠，才從我們的網友中消失

現在又出現「【震撼】中華民國國歌催人淚下！1936年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上獲選為世界最佳國歌」
MD，奧林匹克運動會上只有得到金牌的國家才能演奏他的國歌
一直到1936年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中華民國是零金牌的國家，奧林匹克運動會上根本聽不到三民主義的國歌
MD，奧林匹克運動會上從來沒有舉辦過世界最佳國歌的選舉，它是運動會，不是音樂會
一直到1936年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中華民國是零金牌的國家
MD，中國在奧運會的第一面金牌，是由射擊選手許海峰在 1984 年洛杉磯奧運會奪得的男子 50 公尺手槍慢射冠軍
這是歷史上第一次中國的國歌義勇軍進行曲（不是三民主義）在奧運會響起
因為是中國人在奧運會的第一面金牌，所以當時的 IOC 主席 Juan Antonio Samaranch罕見的例外的親自頒獎
這是中國體育史及奧運會史上非常著名的畫面

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返奧運後的第一次參賽，中國在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一舉奪得 15 面金牌
震驚世界，洗雪東亞病夫，也是中國體育史的重要里程碑
2008年北京奧運會，中國奪得 48 面金牌超過美國的36面金牌，奠定了體育強國的地位
國粉們只能推出謠言，你是金牌大國，但是中華民國國歌是最好聽的國歌來噁心中華人民共和國
還推出一位加拿大網路上自封專家的華人音樂油子，出來噁心中華人民共和國
張惠妹是台灣知名歌星，是卑南族原住民，曾經被稱為華語流行樂壇天后、妹神
她被中國大陸封鎖不是三民主義這首國歌，而是她參與了台獨份子陳水扁的就職典禮
這位華裔的加拿大音樂油子捧出張惠妹唱的三民主義國歌是世界最美的
意思是你中華人民共和國有奧運金牌，台灣有奧運最美國歌，噁心中國
還故意詆毀中國的國歌義勇軍進行曲
這是音樂油子的視頻

噁心中國的謠言滿天飛，從52軍參加1944年諾曼第登陸，到三民主義國歌催人淚下被選為奧運會世界最佳國歌
但是謠言止於智者，希望我們的網友都是智者

我們在面對近代史的時候，應該要先弄清一個問題，所謂的中華民國到底有沒有合法地位？為什麼要這麼思考？因為當初大清是將中國的合法地位（大清帝國）先讓渡給袁世凱組成的共和政府，再由共和政府跟武漢的革命黨政府談判，統合成為一個國家。

這裡有一個合法權的承接問題，大清作為前一個合法政權，他的繼承人首先是袁世凱，然後才是以袁世凱組成的政府所統一的新國家。但後來的歷史走向我們都很清楚，袁世凱與革命黨政府談判的條件是到南京就任，但袁世凱一直賴在北京不去南京就職，所以從民國二年開始，中國就分裂成北南兩個政權。歷史上普遍稱呼北方的這個政權為北洋政府，而南方的是革命黨/國民黨另立山頭。

直到民國十七年完成北伐，南方的國民（黨）政府才算是勉強取得了所謂合法政權的地位，但實質上內部依然軍閥林立，蔣中正管不住任何一個他直系軍隊之外的任何一個半獨立軍閥政權。當然我們可以說北洋政府和國民政府打著中華民國的旗號，也被世界其他國家承認，那麼中華民國就是一個合法的政權。但問題就在北伐前中國顯然是分裂的，而北伐後的短暫統合，說是統一了中國，可實際上統一了嗎？真的統一怎麼會有後來的中原大戰？

根源就在中華民國政府從未真正的對這些軍閥有任何的制約，行政、財政、軍政三大權力都不在中央手中。所謂的主權是指完整行使治權才能算是真正的擁有主權。民國政府，不論是袁世凱、孫中山、蔣中正所成立的任何政權，都沒有滿足這個條件。

所以自1911年大清退位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為止，都屬於類似五代十國的軍事割據時期。當然，即便是五代十國時期，論實力也會有大王小王，會有一個相對合法的政權，就是梁、唐、晉、漢、周（我一直覺得梁更像是割據，而不是真正的政權），但即便是這樣，南方國民政府的合法地位也是最薄弱的。而真正具備著人民、土地、政府組織，最符合主權國家概念的政權，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要強調的中國主權合法地位，不是承繼中華民國，而是承繼大清帝國。大清退位給袁世凱後，袁世凱的歷史任務就沒完成，所以北洋共和政府與南方革命政府的一統從來就沒實現過。最重要的是袁世凱死後，連他組成的北洋共和政府都四分五裂，所以中華民國沒有真正的成立，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才算是真正完成了大清帝國讓國時所設定的中國大一統政權，真正繼承大清大統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北京現在還不適合這麼論述，但統一台灣後的三十年內，應該要正本清源的好好重述自大清之後到國家統一完成前，這麼長的歷史時期的正名運動。

趙少康又要專訪沈伯洋。不必懷疑，這個昏聵的所謂媒體大亨就是希望沈當選。而他只是那一不大不小的外省圈子試圖為自己找到最後一根浮木的一起顯著案例而已。

這個外省圈子甚為擔憂，他們身家所寄託的這個台灣就要向祖國臣服。他們認為，由鄭麗文主導的國民黨，正在引領這一趨勢；而這個趨勢正是他們所牴死抗拒的。

於是就發生了蔡康永拋棄在大陸的一切營生，都要為沈伯洋奮力一博的離奇事件。如果不是擔憂自己安身立命的所在，恐將不再容其立錐，他捨得斬斷那麼些個長年為自己賺進大把財富的金礦，只為了一個素昧平生、靠造謠、抹黑竄起的投機份子？

王偉忠則是始作俑者，他勇敢地將這位被北京公示的台獨份子，請進了自己的攝影棚，為洋流製造了第一個所謂「破圈」的小高潮。

而這三人共同構成了一個罕見的奇觀，就是以其出身背景原應被貼上深藍標籤的這幾個外省媒體人，不約而同地「棄暗投明」，為一個深綠、甚至已是被北京列在通緝名單裡的「準犯人」讚聲、壓場、製造流量。當然就折射了他們心中的共同關切，或更精準地說，共同的恐懼。

這個恐懼無它，就是他們敏銳地感知到，他們所生長、並給養他們的這個小島，恐要結束這數十年的安適與恬淡，而被他們所憎惡的統治者所轄治，他們於是下了決心：無論機率高低，必須阻止這個進程。

亦即，其恐懼已經到了不容許他們再繼續掩蓋其政治認同的地步，他們必須拿出真正的底色示人──也就是「台獨」，用自己僅存的能量去號召他們的粉絲、同儕或不明就裡的群眾、路人，將鞏固、壯大台獨政權的運動進行到底。

但這些動作只反映了他們的昏庸與無知。因為他們若果真地達到目的，沈伯洋真地當選了台北市長，只會加速他們所恐懼的那樁事件的抵達。

一個被其通緝的「台獨份子」拿下了台灣首要之區的政治鑰匙，將會極大地觸發北京的統獨嗅覺，而將台灣定性為難以溝通、無法曉之以理的地方。大陸全民勢將義憤填膺，要求嗚鼓而攻之，中共內部主張武力攻台實現統一的鷹派可能占得上風，北京的一切建設可能自此以軍事速勝為至高綱領，並終於定下了時間表，積極促其實現。

這像是一個恐懼的骨牌效應，這群外省圈子的恐懼，觸發了島民的恐懼，而其短暫的勝選，則觸發了北京的憤怒，以及台灣將一去不回頭的恐懼，從而顛倒了其和戰的優先次序，朝著戰爭的大道開拔。

當然，北京也可能繼續氣定神閒，因為他們原定的路徑一直是等待美國衰頹，俟其衰朽越過了一個再難倒轉的門檻，台灣也就如一囊中之物，省了因大動干戈而傷筋挫骨，及因戰爭流血，增加統治難度。

這麼看來，這外省小圈子再如何盤算，皆改變不了結局。可能改變的，只是過程中的一些波折。

(AI 產生)

關於島內學者李其澤教授提出對於兩岸統一問題的討論後，個人由於自身是一公民科教師，長期關切兩岸問題動向，深有所感。

最近，對岸朱鳳蓮女士提出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解決台灣問題的基本方針，也是實現國家統一的最佳方式，會充分考慮台灣現實情況，吸收兩岸民眾意見，照顧台灣同胞利益和感情。』

相對的，島內藍營孫文學校的張亞中博士提出的──「北京應該把智慧與資源用來探討『統一前的和合』……」。

然後，國台辦重申「民主協商」；該一「重申」似乎充分顯示了當前的議論，雖引起各方的關切，實乏進展；甚至，竟似乎有將時局的動向拱手完全交給了太平洋彼岸美國的意思。

然而，那真會是我們海峽兩岸人民所希望的嗎──大家不會擔心美國可能不懷好意，就像在不久前的香港或者當年的台灣二二八一樣，在統一之後，更行暗下毒手，然後名正言順地可以「割韭菜」與「剪羊毛」？或者看到媒體刊載美國戰爭部將派員長駐我國防部；是否將水到渠成地達到其使我島烏克蘭化的可怕發展？

身在此岸，個人願意就兩岸問題的難以進展，提出個人如下的認知：
作為一個理性的公民教師，個人認為大家應該充分地認知現實的各方面，才能在複雜的現實中，做出最佳的、「更和平、最和平」的抉擇。

我們應該平實地認知種種現實──
甚至，在我島內賴總統前次競選中提出不要有「疑美論」一詞時，個人對於賴總統能夠認知到我們的島上有不容忽視的「疑美論」的存在，感到那沒有完全將「疑美論」抹殺而高標出來的態度，也可能是值得我們觀察的細節。

此外，當前我們可以看到對岸各方面確實進步驚人，因為國際資訊，流通迅速，事實上很難封鎖；各項物質建設，眼見為憑，真是遠景似乎一片光明。但是，在精神方面，新中國成立以來，前期那四、五十年的悲情印象，卻可能成為兩岸關係上的巨大陰影，應該也是張博士所強調提出的『互信』的問題；那些在家族中慘烈傳述過，或學術界中當年似乎簡直瘋狂的情節，確實會造成其後人狐疑的遲滯態度。或許，如最近黃國樑先生與王炳忠先生所描述的「外省貴族」蔡康永事件正是一例子？

換言之，個人雖然自認是一有左統傾向的人士，個人面對這樣的史實，對於我島內有部分基於這類理由而根本拒絕統一的情況，個人是願意給予若干的同情的。

至於趙少康先生所呼籲，「只要台灣宣布不獨，北京應該宣布放棄對台動武」，似乎只是政治人物在形式上的表態；因其語意上，如何定義「不獨」，趙竟然像忘了綠營早有「務實台獨」的說法；談到要北京宣布放棄對台動武；那麼島上「務實台獨」，如「去中國化」、「人口南洋化」、「台灣掏空化」，仍應「和平」〈風平浪靜〉對台？

換言之，對於張亞中先生所提的「統一前和合」的觀點，個人認為應該是有其相當積極的意義的。只是「和合」是否應該是海峽兩岸，共同的工作？不只是屬於單方面的問題──就此岸言，不久前，我們的中華民國憲法中還有「統一前綱領」，對岸當局則推出了強調內戰持續中的「反分裂法」；那些「拉扯」對於時局的發展言，真能對於兩岸所企盼的「和平」，產生多少的助益？

不過，作為一個由衷企盼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公民教師，個人認為與其如今日所見兩岸似乎都想從對手處獲得紅利或者民主法治上的保證；但是根據個人的認知，誠如十六世紀「西里西亞和約」初確立當代國際秩序時，教皇慨然所言──

「在法律本身上，不論過去、現在和未來，它是永遠等於零的、無效的、無用的、無力的、不公平的、不正義的、應貶抑的、應譴責的、無約束力且無效果的。」

因而，民主法治的主權說，其實在今日也應該是無用的──一如我們在委內瑞拉，在加薩，在烏克蘭，在伊朗所見的霸權國家的作為，讓列國只能深深遺憾與喟嘆啊。我們真實應該如何，才能避開國際社會的實際亂象而被犧牲？

然而，我卻想起了對岸近幾年來的那句「講好我們的故事」的流行語；我們是否可以試試看以講故事的方式攤開當年兩岸歷史發展的真相？不應該永遠僅被蠱惑在西方長期的意識形態論述中。

應該由那裡談起？當然，最好由1895年的甲午戰爭談起，或者更早該由1868年，作為「中美關係」的始頁的美中蒲安臣條約談起；可惜時間與篇幅都有限，以下就由大家比較有記憶的1945年的雅爾達會議談起吧。。。

那讓人痛心的史實故事是──

一、雅爾達會議的美國大戰略

該會議未邀中國參加，美蘇英就有自己的算盤，例如，長期流行的意識形態中，美國絕對不提美國國家利益的設計，僅自稱為「民主國家的兵工廠」，其實，二戰中，日本侵華的戰略物資有頗多是美國供應的！

中國沒有參加該會議，該會中，卻邀請蘇軍攻擊東三省日軍，但戰後蘇聯如何肯自東北退兵？美國憑什麼代替國府決定？

然而，後來美國著名學者費正清卻推稱「1941年把『自由中國』當作一個同盟者對待。美國的無知和感情用事達到這樣的地步，以至於羅斯福把國民政府描繪成一個打敗日本後就可以填補東亞地區空白的力量。」〈偉大的中國革命，世界知識，頁310〉

戰後，美國除了竟然建議中國讓東北給中、美、英、法、蘇共管外，還主張中國應該組聯合政府。
然後，1945年底、1946年一月初，蘇聯對訪俄的蔣經國說，只要美軍退出中國，俄國也願意退出中國。

1946年3月底，美軍顧問團竟然提出將在華設立軍校二十餘處，其成績突出者可保送美國軍校深造；戰後各界都希望和平，民間當然難以接受這樣的友好方式；然而，這時美國仍是對於中國聯合政府的主張者，馬歇爾是美國總統派來主持國共調停工作的特使；但是，在大戰後，沒有國家不盼望和平的時代背景下，馬歇爾自然很難得到中國各方的認可，乃有了1947年初馬歇爾宣布調停失敗的結局。

調停中，他曾要求蔣停戰達六個月。。。蔣曾使他幾上廬山，加上抗戰期間史迪威與蔣之交惡；雖然，1946年，美方對國府取得了「美中友好通商航海條約」被視為喪權辱國的廣泛利權，但其1947年至1949年擔任國務卿期間，其失望的觀點仍瀰漫於美國國務院，乃有其後著名的『美中關係白皮書』的發表，將中國局勢瓦解的責任全歸諸於國府；那使得國府平白失去其奧援，立刻兵敗如山倒。

而更為重要的，是國府之崩潰極速，在野唯一的實力者中共顯然沒有足夠的實力承接。美國的此一大戰略實在漂亮，這個讓西方礙眼的世界文明古國眼看就要一蹶不振地消失了。個人看來，那不是一個偶然，是美國大戰略上很漂亮的布局。

二、坐看「中共匆匆主政」的漂亮設計

大家都知道，組織上有所謂「幹部決定一切』之說，而當年，中共內部周恩來曾有估計，廣土眾民的土地上，大概要十多年後才能取得政權，順利運轉；怎料到國府如此提早崩潰！。。。中華民族面對著如此的危機！

更細考察之，難怪雖在1950年的韓戰中，新中國因擊敗聯合國軍而有了「揚眉吐氣」的自信，但是並未能避開美國大戰略在幾年前的布局；那是1956年全黨代表大會上，鄧小平在關於黨章修改的報告中，提到中共在解放前後，當年幾乎是沒有領導、沒有計畫的真實處境；是兩年中需要補充五百八十萬黨員，結果只有兩百八十萬；期間緊急吸收與培養的黨員達三百萬人，不僅缺乏充分嚴密的考核和審查，除了有反革命、不革命、機會主義者、壞份子、甚至也有不識字的文盲；而其中不乏十年之後，漸成為中層幹部者──這個角度是我們論述者很少提及的重要問題。

但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卻可以讀到這樣的史料──
「除了華北和東北的一些中小城市外，在1948年末以前，中共還沒有掌握過中心城市，即使佔領了，也往往待不長，最後被迫放棄。1949年以前，絕大多數城市都是反對共產黨勢力的中心所在……這一點，南方比北方尤甚。……迅速到來的最後勝利……它的速度遠遠超過黨的領導人的預料。1946年內戰開始時，……周恩來預計中共要經過長達二十年的鬥爭才能取得最後勝利……」〈上海人民出版社，頁75〉
「在人員上，中共方面只有72萬合格的人可以擔任政府行政部門的幹部，而在國民黨時期這些部門共有200萬個職位。」〈頁76〉

這應該是當年無論是對黨內的三反〈1951〉、對民族資本家的五反〈1952〉與大躍進〈1957~61〉，以及文革十年浩劫〈1966~1976〉的重要背景。。。

對於那個大悲劇，作為研究者的我們除了為我們民族大悲劇中所有同胞的不幸，感到悲哀，與當年的新中國的領導者毛先生應會自責之外，也更應該警惕那是美國當年口口聲聲主持聯合政府後漂亮的高招。。。中共是如何應對該亂局的？

第一個五年計劃後，1956年，社會主義進程取得初步成績，政府除了自我肯定政績，名之為進入社會主義初階，以繼續主導社會政經發展外，對於前述可想見潛伏的諸問題，應該如何同時處理？

往後，乃有1957年，在後續的社會主義建設運動的三面紅旗中，發起「大鳴大放」的整風運動，鼓勵各方人士批評，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簡稱雙百方針），強調言者無罪，聞者足誡。後發展為打擊右派的「反右運動」。不少批判者認為自身受騙，確實不懂辯證思維著，頗吃了大虧。同時的，另外的兩面紅旗，人民公社與大躍進各自也不是沒有相當缺失的。

若真有今日西方所謂的「轉型正義」，應該如何追究責任？只及於戰術？或者也應該充分考慮戰略的部分？──例如，1938年，英、法、德、義的慕尼黑協定怎樣助長了希特勒的擴張？當年捷克斯洛伐克的蘇台德區被瓜分，真是合乎國際正義的嗎？

三、新中國的悲劇──三反、五反、大躍進、以致文革

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大浩劫，許多權威人士都傳述著類似瘋狂的解說，由東到西。。。由西到東。。。強調其時社會的動盪，個人的悲慘際遇；個人成長在那個年代的台灣，當年可說每天就看著種種新聞報導，與今天坊間流行的描述極為類似。

然而，作為一個負責的公民教師，我不能滿足於只是以「上帝要毀滅一個人，必先使他瘋狂」的態度，來混沌地考察史實──那樣我如何能向學生提倡大家應該理性地面對問題、思考問題、處理問題？

因而，在成為一個公民教師之後，我不能不隨時注意這個問題是否能有更合乎現實與理性的發展脈絡。。。經過種種的努力，以下，是個人探討的結果──

上面的史述，無形中引導我們必須思考新中國初期的政策雖有三反、五反與大躍進等種種不同的名目，甚至文化大革命，其實那是一個整體舊中國大動盪後的大清理工作；相對的，1978年以後的「改革開放」，就是在前述清理後，開始大建設的工作。

而其後『改革開放』的主持者竟然正是1956年發表那「幹部有嚴重缺額與素質問題」的鄧小平，就應該不只是偶然的巧合；鄧能在毛的考核下獲得復出，應該是鄧確實有難於被取代的辯證實力；他與出身白區工作的領導人，很早就曾有成為毛的接班人地位的劉少奇曾經同在文革初期被稱為「劉鄧集團」而被拉下馬；劉未能渡過該難關──是否這類國際上戰略層次的作為，很難作為內政上的論斷對象，尤其，任何當國者原本必須「概括承受」前朝與國際上的種種──新中國落入了美國前述的戰略布局，又遭遇到國際上蘇共的「批史達林事件」〈1956〉與其高唱「和平共存」所引發的一連串事件，例如，1956年就發生了波蘭事件與匈牙利事件的衝擊。

尤其，1956年，新中國已認知到建國期間，因美國前述大戰略的啟動，使得共黨的新幹部近三百萬人未經充分的考核與培訓，平均素質很差；加上1958年因蘇共所提關於共用長波電台、聯合艦隊的意見，有失國家主權而堅拒，以致1959年6月，當蘇聯在那貧瘠與受苦的時代，一言不合就對華撤走了所有的專家；卻更刺激出了對岸著名針對性的596計畫──那「廣積糧、深挖洞、不稱霸」，以致高舉「不要褲子，也要核子」「落後，就要捱打」的洞察與以「上窮碧落下黃泉」追求「自力更生」的堅韌尊嚴。

那時原來是第二次五年計畫，所謂的「社會主義建設計劃」，由百花齊放、人民公社與大躍進的「三面紅旗」組成的，雖未能順利成功，但「自力更生」「摸著石頭過河」，已取得了許多寶貴的經驗。文化大革命應該更是有迎戰前述美國大戰略的意義──1966年，當初混入黨內的300萬黨員，應該已有相當數量成為中級幹部了。

四、關於改革開放之後，如何通過六四事件

很早以前，在島內我們就聽過關於以「三七開」的觀點，處理毛時代功罪的說法，個人則到1993年前後，才知道對岸「文化大革命」的自我批判，至少進行到1985年前後，也就是其規模直到「改革開放」的七、八年後，中共該一自我批判才告一個完整的段落。

那是在1989年前後，個人為了年輕稚幼的理想，離開教育界的舒適圈；希望深入社會，理解社會，進而能改造社會；偶獲機會進入台大附近的聯經門市部，在附近的著名的大陸書肆，發現竟然有對岸編輯，1985年印行、高校整黨工作的內部發行的讀物；例舉其主要內容，有清華大學黨委的「認真進行徹底否認『文革』教育」、「積極開展理想和紀律教育─北京大學整黨經驗」、「把徹底否定『文革』作為高校整黨的突破口─遼寧師範大學黨委」等，外界難得一見的史料──尤其重要的，應該是可以見到其種種自我批判的內容與其自我批判的結果。

以遼寧師範大學的報告中，最後有「主要的收穫」之說可為例──
「總結我校徹底否定『文革』專題教育的收穫，突出有四點：1.廣大黨員從理論到實踐，從思想到感情，進一步否定了『文革』，解開了不少認識上的釦子。每個黨員都總結了自己在文革中的經驗教訓，清理了『左』的影響……2.改善了同志關係，增強了團結。……過去……常常有人向我們和上級反映我校『文革』問題解決的不徹底。現在，在徹底否定『文革』的問題上，大家認識一致了……3.校、系都找出了『左』的影響和『文革』遺風的主要表現，一些『左』的傳統觀念有了較大的改變，黨內一些『左』的偏見和情緒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糾正和克服。廣大黨員認清了『突出政治』、『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危害……尊重知識與知識份子的思想有了明顯的增強……4.促進了核查工作。由於認識提高了，一些黨員主動檢查自己在『文革』中的錯誤，並能對自己知道的問題實事求是地出證和提供線索，為核查工作提供了良好的條件。犯有較重錯誤的同志，經過談心幫助有了很大轉變。」〈「高等學校整黨工作經驗選編」，整黨文摘增刊，中共遼寧省委整黨辦公室，中共遼寧省委「整黨文摘」編輯部編，頁43。〉

嚴格言之，當然上述史料的真實性，應該受到各方合理的懷疑；然而，由596計畫中「自力更生」之決意，其實不難想像「改革開放」中那「四個現代化」的必要！

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整個對岸社會的發展沒有受到太多來自「左」的力量的干擾，個人以為，應該就是當年整個否認文革的自我批判工作，由「三七開」到根本批判「文革」，確實曾經真實而充分地進行辯證所獲得的成果。

而改革開放中突然出現的「天安門事件」，如果個人記憶不錯，當時對岸社會的批判稱之為「資產階級自由化」，並非空穴來風；當時，那社會上有「姓『社』？還是姓『資』的批判，並非全沒有理由；但是，在前述1980年代的自我批判中，對岸社會內部對於社會政經發展都有了更為開闊與細膩的認知。

同時，天幸，前述在1956年主持那篇重要報告的鄧小平還能健在，他應該也是當時最能雄辯地說服所有異議者的人物；不知道他是否也聽說當時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們喝的都是美國自香港送來的可樂；他的「無論黑貓或白貓，能抓到老鼠的就是好貓」之說，將資本家與生產關係、生產力都放到某種可以順手取用的工具地位；而1992年，八十八歲的他的南巡更是確立了這樣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難怪當然可以承繼中華民本主義禮運大同的開闊道路，於焉開展。。。

其後，溫家寶先生擔任國務總理期間〈2003~2013〉，更曾經五次公開推薦資本主義大宗師亞當斯密被西方輕忽，強調「如果社会财富只集聚在少数人手里，那是不公平的，而且注定是不得人心的，必将造成社会的不稳定。」的名著「道德情操論」；2011年12月，更曾攜該書訪歐，可以作為一極有意義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襟懷展示。

個人看來，中共當局此後的作為顯然已完全脫離了美國大戰略的陷阱，換言之，當年對岸的「文化大革命」確實是一無比巨大的歷史傷痛事件，而這傷痛之縮小，除了將如所有人類悲劇隨著時間的療癒而成為陳跡外，可能也應該成為人類文明內戰經驗的一大遺產，希望人類社會的未來不要再有類似的悲劇！──由於更多人將認清那是美國當年極為漂亮與厲害的大戰略？──天幸，我們中華民族、這個世界文明古國，竟然今日似乎已能夠歷盡劫難而得新生！

以上，我們透過對於上述的當代歷史故事的講述，是否能確實讓我們島內與對岸的朋友們增加彼此的互信呢？
我這個公民教師的努力，是否達到了今天所謂的「講好我們中國人共同的故事」的標準呢？

蔡康永上沈伯洋的場子，他的變節與否，本身並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代表的那一個群體，藉由這件事情所洩露的那一層從未改變的內在本質，值得審視。

蔡康永恰恰是白先勇《臺北人》裡刻劃的那一群被迫逃離了故土的舊貴族的後裔。那一群人是民國時期的將軍、富賈、貴婦、交際花、舊式知識份子，當然，其中也有歡場女人如〈孤戀花〉裡的酒女、〈一把青〉裡的朱青，也有退伍老兵如王雄。但蔡康永是屬於這裡頭最高的一個階層，父親是上海復旦大學畢業的執業律師加輪船公司大股東。

這一群人對於中共及其主張，不但是鄙佞的，更是懷有恨意的。因為他們原本擁有的那一美好的舊世界，就是被這一群共產黨剷除、捏碎的，他們成了一群離散在海外島上，終生鬱悶的一群人，名之為台北人，但根卻從未真正扎在這個臨時的、在其眼裡顯得破敗的土地上。

但大陸是他們回不去的故國，因為中共統治下的大陸，已經永久地刨除了他們得以附著的那一層舊秩序的土壤。他們成了心靈上永恆飄零的一群人，當他們最終逝去，承其衣缽的子女兒孫，不但將遺產繼承了，也繼續繼承了他們的心靈。

雖然，走過七十餘載後，新的中國已經比舊的中國好了不知凡幾，但這個新的中國終究與他們無關。這裡可以過來掙錢、甚至施展其才華，但這裡已經是一個被清洗過的，將他們這樣的階層視為永遠不能允許其再復辟的敵人的國度。

更重要的，這裡就是他們父輩所蔑視的土共、土八路所建立起來的國家，一個不懂得欣賞他們這樣與生俱來的優雅與高貴的身分與血統的社會，就不值得他們委身於此。

這時，另一個他們本也瞧不上的台灣鄉紳地痞所建立的台獨陣營，就成了他們唯一可以飄落、寄託與凋零的地方。至少，這裡也是區分貴賤的，也推崇他們這一群人身上的雍容，也想要建立一條社會鄙視鏈，而他們依然可以處於這一鏈條的最上端。

這就是蔡康永必然的選擇，因為這件事情的本質就是屬於階級的，其實跟統獨牽涉不大。因為台獨也是舊社會的再生與複製，從日本到國民黨，從殖民到族群分級，台獨不過是想要取而代之而已。縱使外層包了一層民主的外皮，讓它看起來彷彿更為現代與前衛，更具有欺騙性，但階級的重新劃分與規制才是這個社會的本真與嚮往。

蔡康永不屬於新中國，他在新中國偌大的國土上，找不到可以安葬他的靈魂的角落。他在台獨裡至少找到一絲相彷的氣息，於是他決心走向他們。他背後的那一整個群體，亦復如此。

2026年10月1日，惠州籍漁船「金鯊號」在東沙群島附近海域正常作業，遭臺灣海巡署「雲林艦」以高壓水炮持續攻擊。高壓水炮將「金鯊號」的玻璃打碎，船頂的設備、空調、電力系統被全部打壞，而且開炮是在「金鯊號」已起錨轉向準備離開的時候，臺灣海巡署「雲林艦」依然不顧船艙甲板有人，直接高壓洗地，完全不顧人員死活，該艘漁船船體受損嚴重，徹底失去動力。

我覺得海巡署特意選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這一天動手，真的是故意的。

東沙群島周邊的保育區禁漁規定，卡在對岸並不承認，也沒有相關法規的制定。這應該經由兩岸協調協商達成共識，而不是讓東沙群島周邊成為隨時可以擦槍走火的導火線。

但是真正讓人覺得無法接受的，是臺灣的民進黨政府面對日本漁船越界，他們唯唯諾諾、不敢招惹；面對菲律賓射殺臺灣漁民，他們沈默不語、忍氣吞聲。

唯獨面對大陸同胞、大陸漁船，只要現場沒有對岸海警船護漁，便重拳出擊，高壓水炮對準駕駛艙持續噴射90秒，兇狠至極。
冰冷的水炮轟擊的是無力還擊的普通漁船，試探的是對岸的底線。

對外卑躬屈膝，對內蠻橫霸凌，是臺灣民進黨政府最醜陋的底色。
敢對同胞痛下狠手的人，永遠是對外最懦弱的懦夫。
欺軟怕硬的戲碼，被他們演繹得淋漓盡致。

現在「金鯊號」被高壓水炮攻擊的內部畫面曝光了。看看船內的裝潢，這哪是他們所謂的漁船？「金鯊號」根本不是他們所謂的漁船，而是一艘兼具觀光休閒功能的休閒遊艇。攻擊一艘休閒觀光遊艇，基本上是與海盜無異的行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