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議台獨大師林濁水與當年拒獨派郭正亮的「台灣前途論述」》討論民進黨當年的台獨論述爭議，其實都是空談白搭。

究竟是「先有國家，才有主權」，還是「先有主權，才有國家」？不同於對內行使治權，主權是對外行使的，所以必得國際社會的認可，不是自說自話就能成立主權的。聯合國是當今世界國際社會的唯一源頭，唯一的國家登記簿。邦交的多寡乃至有無，都不是國家存在的要素。鐵打的聯合國，流水的邦交。

所以同樣有土地、人民、政府的巴勒斯坦，還有一百多邦交國，但就是被美國卡住，不得入聯成為會員國，以至不是國家，沒有主權。所以被以色列「占領」，而非「侵略」，聯合國只能基於人道立場說話，不能基於「國際糾紛」來處理。委內瑞拉是國家，有主權，但在霸權輾壓聯合國下，也毫無作用。不過美國終究一擊即退，不敢占領。對伊朗亦同。現在就看格陵蘭的結局了。

依此定義，「台灣」或「中華民國」都不是國家，沒有主權。頂多是個沒有「國家」可以對外代表的「政府」。可笑這麼一個在經濟、文化上高水平的地方，人們的政治水平低到「全民瘋顧主權」能夠喊得震天價響數十年。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管你什麼黨綱或前途決議文，管你什麼目前或早晚有一天，只要中國依舊在，不管是不是老共當家，聯合國裡都不會有兩個中國，或「早晚有一天要改」的國號。

同情弱勢者是人類特有的、違反進化論優勝劣敗法則的文明，值得按讚。但弱勢者並無不講道理的權利，這樣的弱勢者一旦得勢，不會懂得「同情弱勢者」的文明。看看現在已由弱轉強、一片綠油油的德性可知。他們絕無郭老師「同情弱勢者」的同理心。

討論自由很簡單，一句話，自由有沒有邊界？若是沒有邊界，不用討論，回到叢林世界，各憑本事。「討論」是人類文明的產物，禽獸界沒有「討論」這玩意，也沒必要有。由是可知，什麼百分百的自由（例如言論），全是狗屁。

若是自由須有邊界，那就是邊界的畫線問題而已。有可以擁槍的自由，可以零元購的自由，可以喪屍的自由，可以喝酒吃豬肉的自由，可以彩虹同婚的自由，但也有不允許的。各地不同，各時代也不同，畫線而已。

西方講究個體自由，東方注重集體自由。都有邊界。孫中山遺囑「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即明示追求集體自由，蓋其為個體自由的前提。沒有國，哪有家？「主權」應該就是國家的自由。講「應該」，是因為當前聯合國式微，不敵霸權。「國際社會處於無政府狀態，意即國家之上沒有超國家的制裁機構」。而「政治理想沒有權力支持，很少有存在價值」。(米爾斯海默攻勢現實主義)

附註：

至少在1964到1967間，建中沒有門禁。不僅中午沒有，全天候沒有。不僅南海路大門沒有，教員宿舍通往美新處的側門也沒有。不僅沒有門禁，也沒有牆禁，特別是牆外就是紅鼻頭的那段。

美新處就設在建中門外，洗腦多少菁英成為日後的美歸派，來臥底台灣。近朱者赤，「建中青年」又如何！

大陸中央國台辦主任宋濤三月30日親自宣佈：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邀請在台灣的中國國民黨主席鄭麗文組團，於四月7日至12日赴江蘇、上海、北京訪問。宋濤特別說明這是基於「鄭麗文就任以來多次表達希望訪問大陸的意願」。同日，鄭麗文在台北也舉行記者會說明接受央請訪陸，並表示「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又說「全世界都是奉行一中政策、不支持台獨的共同共識」，為訪陸定下基調。

鄭主席宣佈訪陸行程後，直到返台帶回大陸宣布的十項惠台措施，綠營黨政軍及側翼名嘴自是提醒、警告、酸言酸語，無須贅述。

算起來，上一次國民黨在任主席訪陸是2016年洪秀柱短暫出任黨主席的時期，距今已近十年。因此，鄭麗文訪陸會晤習近平，也有國共兩黨再次破冰的意味。如今鄭主席訪陸之行順利結束，接著如無意外，五月15日美國總統川普將訪問北京，全球更會關注「川習會」，在我們台灣社會，朝野政黨關心的自是「川普會不會出賣台灣？」台北外交部政務次長吳志中接受「彭博社」(Bloomberg)專訪，直言「我們最擔心的是台灣問題被擺上習近平和川普總統談判的菜單上，沒有任何事情是百分之百確定的」。

這個問題其實就是說美國與中國大陸對話，必定觸及台灣議題，我們如果沒有參與，沒有發言權，他們雙方達成的任何大小結論，就等於我們被邊緣化。2018年川普總統第一任期，美中貿易戰初起，蔡英文總統受訪時說在國際變局中，「我們是棋手，不是棋子」，點出了台灣社會的憂慮。稍後在2024年，拜登總統的國務卿布林肯出席慕尼安安全會議，直率講評國際局勢就是「如果你不在餐桌，就會出現在菜單上」，警告各國必須選邊站－且須選對邊，否則就落入「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境況。

我們在台灣大概多有這種必須選邊的壓力，2022年二月俄烏戰爭初起，民進黨政府很快就跟隨美國，開始抵制、制裁俄國，民間踴躍捐輸烏克蘭，當時的普遍認知是：如果我們今天不幫助烏克蘭，明天台灣有難，誰會來幫助我們？這也是一種「選邊」的意思－是選擇站在美國這一邊。所以我們究竟是「入席」的獨立棋手？還是跟班跑腿的「選邊」扈從小弟？有三件事可參考反思：

一是俄烏戰爭後跟隨美西方國家杯葛抵制俄羅斯，西方陣營列出工具機種類的系列清單不許銷售俄國及土耳其等可能轉口貿易的地區，我方在清單上再擴大加碼，搞成任何種類的工具機均禁止，俄國原是台灣工具機出口的最大買家，如今清零了，重戕我產業。

二是中東戰事爆發以來，我們不但不聲援巴勒斯坦，反而逆向捐款協助以色列在約旦河西岸的非法屯墾區設置醫療院所。這背後有沒有美國老大哥指點的影子？

三是巴西駐台代表日前接受台灣媒體專訪，輿論只注意到他講巴西政府奉行「一個中國」政策，不承認台灣是獨立國家。其實他在訪問中提及巴西是農業大國，也是牛肉輸出大國，目前可零關稅輸出牛肉至美國。但是他們代表處努力了十年，向我方政府各部門提出申請，迄今仍未獲准牛肉出口至台灣。原因？

讀者想想：如果價廉物美又安全的巴西牛肉獲准敲關入境台灣，勢必在市場競爭排擠了美國牛肉，這怎麼可以允許呢。試問我們是否已經選擇依賴靠攏美國了，這算是入席嗎？

再回到兩岸關係議題，台灣如何方能成為入席的棋手？在下認為：中國國民黨應勇於表達三個立場－反對台獨、支持統一、一國兩制，爭取在兩岸關係的主動參與。

反對台獨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自從去年十一月鄭麗文當選國民黨主席以來，一再陳述的都是「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悄悄地改變了前任主席朱立倫堅持的表述立場。例如2022年九月朱主席公開說：

「九二共識在國民黨的黨綱中規定非常清楚，就是『九二共識、一中各表』，原汁原味且不能改變，這是國民黨堅定的立場」。

我個人認為朱主席的講話是扭曲了當年海峽兩會達成的共識條件，「九二共識」的內涵其實主要在於「一中」。鄭麗文避開了「一中各表」，以「反對台獨」替換添補。這在兩岸關係的定位上，是重新拉近了過去因「一中各表」而使國共雙方難以無縫銜接的尷尬。

「一中各表」的陳述就是「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對等關係，隱含兩個中國的「兩國論」，無論是(一)李登輝的「特殊的國與國關係」、(二)張亞中的「一中三憲」，甚或最近(三)雷倩提出的「四島橋接」建議中共讓香港、澳門、海南島與台灣整合某種自治實驗特區的經貿關係，都是中共難以接受的！因為上述的三種陳述中雖然看似曲折(李、張的憲政新銓)、雖然聽似摩登(雷的「橋接」)，都隱含想拖延兩岸問題終極解決的時程。然陸方所堅持的其實只有問台灣朝野政治人物簡單一句話：

「台海兩岸關係到底是不是一個國家？」

去年底，台灣的海基會董事長吳豊山突然宣布辭職，他說是想「體貼總統的人事佈局」，又解釋說他曾想恢復兩岸對話來突破僵局，向對岸有關方面傳達期望釐清「九二共識」，但對岸回覆「沒有再釐清的必要」；他再表達希望以「兩岸同屬中華民族」為兩岸公約數來推動對話，卻遭層峰回絕，有志難伸，只得退位讓賢。

前副總統呂秀蓮也曾倡議兩岸關係是否可從「一個中國」微調為「一個中華」，無非也是「兩岸同屬中華民族」的概念框架。北京會接受嗎？我認為這是徒勞的。

其實，幹嘛這麼絞盡腦汁作文比賽！「九二共識」的共識就是「兩岸同屬一個中國」，也是我國《憲法》增修條文所寫「為因應國家統一前」的意思，故海峽兩岸關係是「尚未統一，但從未正式分裂為兩個獨立國家」，本人去年曾有長文著墨於此(相關報導《風傳媒》：姜保真觀點：國民黨的三個工程－贖罪、除魅、和統)。

「反對台獨」就是體現了「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真諦。這四個字裡沒有朱立倫的「一中各表」，也沒有馬英九「不統不獨不武」的模糊。「不統」就是「獨」，而「不獨」就是「統」，怎麼可能既不統也不獨的「維持現狀」？耍玩「白馬非馬」的文字遊戲是沒有實際意義的。

支持統一

不少有識之士曾指出國民黨似乎只想要兩岸關係的「和平」，但不談「統一」，只想享受和平紅利，絕口不提「國家統一」。鄭主席訪陸歸來，同行者受訪時再三地說對方「沒有講統一」，想以此安撫台灣社會民心。但像這樣天長地久「沒有統一」的兩岸和平關係，可能嗎？

反對統一者，常常是執著於國號之爭。然而形成「九二共識」的兩岸兩會1992年十一月香港會談，台灣海基會的論述是：

「在海峽兩岸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的過程中，雙方雖均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但對於一個中國的涵意，認知各有不同。」

大陸海協會的論述則是：

「海峽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努力謀求國家統一。但在海峽兩岸事務性商談中，不涉及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

結束香港會談後，雙方後續函電來往中，海基會去電表示：「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但是對於它的涵意，雙方同意用口頭聲明各自表述。」海協會稍後回覆：「既經台灣有關方面同意，我會敬表尊重並接受。」

顯然，在「九二共識」的內涵中是有「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及「努力謀求國家統一」的前提，而認為怎麼定義「中國」可暫略不表，「對於一個中國的涵意，認知各有不同」或「在海峽兩岸事務性商談中，不涉及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而非將「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定格對等化、分離切割化。正由於有了上述「國號暫略不表」的兩岸共識，方有後來1993年四月在新加坡舉行的「辜汪會談」及簽署多項協議以及後續的兩岸通商、通航、通郵。

簡單歸納來說，「九二共識」是針對海峽兩岸用什麼身份名號來磋商民間交流衍伸的爭端而達成的共識，那就是我們雙方同意同屬一個中國。而更早的1987年四月，蔣經國總統解除台灣地區戒嚴，同年十月開放台灣民眾赴陸探親，都可視為「國共/兩岸」的和解開端。

過去的兩德及兩越，今天的兩韓，確實都已是具有國際法人身份資格的兩個獨立對等國家，兩德與兩韓各自擁有建交的友邦，均加入聯合國為正式會員國；南北越是均以觀察員身份參與聯合國，而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目前自聯合國以降，但凡需要以主權國家身份參與的國際組織，我們都不是會員國；在其他國際組織裏，我方多半是要以一個其他會員國共識能接受的名稱與會，最常用的就是奧會模式的「Chinese Taipei」；在「世貿組織」(WTO)是「台澎金馬關稅領域」(Separate Customs Territory of TPKM)；在「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CITES)是「Taiwan, Province of China」；而雖為創始會員國的「亞洲開發銀行」(ADB)，後來我會籍也被改名為「Taipei, China」；即使是「國際筆會」(P.E.N. International)這樣真正純民間的國際作家團體，我方會籍也被更名為「Taipei Chinese Center, P.E.N.」(國際筆會台北中文中心)，但在台灣正式登記立案的名稱卻仍為「中華民國筆會」。少數例外仍能保有國號參與的國際組織，如有15個會員國的「中美洲開發銀行」(CABEI)，我方會籍是「Republic of China (Taiwan)」，但中國大陸則不是這個組織的會員國。換言之，從未出現過在國際組織中同時有「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情況。

整體來看，我方在國際組織活動使用的名號，都暗示我們與中國大陸母體脫不了關係，使用最多的「Chinese Taipei」會聯想這是「中國的台北」或「中國人的台北」，謝長廷先生曾說他對於「Chinese Taipei」也是不滿意的。2018年的「2020東京奧運台灣正名公投」，堪稱最接近「正名制憲」之舉，然而最後同意票未達最低門檻且少於不同意票，未通過。

民進黨政府對於「九二共識」解讀，認為如含有「共謀國家統一」就是不可接受的，說那是「消滅中華民國」。其實，顧炎武曾說：「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意指政權更迭就是「亡國」，民族傳統文化消亡(如課綱的去中化，中國古史納入東亞史)才是「亡天下」，「亡國」不那麼可怕。前財政部長即監察院長王建煊先生，他家裡陽台插滿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小國旗，但2023年他受訪時表示自己認為先成立的中華民國是大哥，後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小弟，「可是今天小弟發展比大哥好，但我們是兄弟，應該要互相幫忙，應該要和平統一。」試問今天的國民黨有這樣的眼界、胸襟與魄力嗎？

台灣有部份人士對「中華民國」的法統象徵有依戀之情，嚴格說1949年以來的「中華民國在台灣」就是歷史上抗拒國家統一的地方割據政權，若無借助外力護持，是不可能存續至今的。史家提到大明王朝，都是說它亡於1644年崇禎帝自縊於煤山，而非南明永曆帝死於1662，或1683年的台灣鄭克塽降清。1950年三月蔣介石先生在台北自行宣佈「復行視事」，重新出任總統，幾日後向黨內幹部講話：

「我們的中華民國到去年，終就隨大陸淪陷而已滅亡了，我們今天都已成了亡國之民。」

蔣氏的自我剖析，不但符合現實，也與歷史觀點吻合。

我們不妨回顧1971年的聯合國大會2758號決議案是怎麼表述的，它的全案名稱叫做《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Restoration of the lawful right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United Nations)，換言之，提案的阿爾巴尼亞與阿爾及利亞不是要邀請一個新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入會，然後將另一個舊國家(中華民國)排除出去，議案主旨是認為聯合國內的「中國」席位代表權歸屬需要檢視討論，內容文字是這樣的：

「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代表是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決定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並立即將蔣介石的代表從它在聯合國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所非法佔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

上文中完全沒有提及「中華民國」的正式國號，只以「蔣介石的代表」(the representatives of Chiang Kai-shek)稱之，提案者是認為從聯合國成立以來，中國代表席位就是被「竊佔」(非法佔據 unlawfully occupy)，應該「立即驅逐出去」(to expel forthwith)，並「恢復」(restoration)真正原主的權利。此所以今日聯合國網站記錄各會員國入會年份，「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1971年入會，而是寫為1945年的創始會員國，是取代我們國家的國際法人地位，這當然會引人訝異，卻是2758號決議案的本質，是台灣社會少有人知，也不想讓人知道的史實。

脫離中國而創建「新而獨立的國家」若不可能，為何不反向思考與大陸統一的可能性？五月即將登場的「川習會」，川普總統會不會公開講出「反對台獨」或/及「支持兩岸和平統一」，甚或簽署第四公報？我們是被動等待人家說「You have no cards.」好呢？或是我們主動「入席」參與推動兩岸和平統一比較好？

馬英九先生卸任總統後，2018年演講時說「順著憲法的方式來講，不排斥統一的可能性」，又解釋說：

「所謂『不排除』的意思是可能會、也不一定會，必須視條件與時機，如果不是和平的，也不是民主的話，台灣人民不會接受。」

馬先生的言論不盡周全，如果不是和平的統一過程，就會落入俗稱「武統」的陰影，也就談不上人民是否同意、接受。馬又說統一需要「民主」程序，這也令人困惑，他是暗示某種公投嗎？依據聯合國憲章所謂的「人民自決權」，其適用性在於某地區曾受外國武力佔領或長期殖民，當地居民想要透過公投表達脫離原宗主國。對於同一個國家內部相同種族的某個地區，是不能宣稱要以投票方式脫離中央政府的，顯然我們台灣也不適用所謂的「統獨公投」。

我國當前的《憲法》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皆未將大陸地區及人民視為「外國」，如要實施「統獨公投」是有法理正當性的疑慮，如果執政者硬要橫柴入灶，彼岸甚至國際間都難以接受。陳水扁總統先於2004年提出「防衛性公投」未過關，復於2008年再提出「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的公投案，雖有550萬人投下同意票，但仍然未達最低門檻而失敗。2018年紀政女士推動成案的「2020東京奧運台灣正名公投」，然而最後同意票未達最低門檻且少於不同意票，公投未通過。這三次公投案都隱藏「國號正名」用意。

2026年四月，台灣的「民主文教基金會」主辦民意調查，有50.7%的受訪民眾同意「主動面對兩岸統一討論，方能保障安全」；但若再問「是否願意在一中框架下進行統一談判？」則有57.5%的人不願意，僅有29.0%的人願意。這可能是當前台灣民眾的思維，普遍理解不能再對兩岸問題裝聾作啞，但仍然不願意與彼岸在「一中」前提下統一。所以我們需要中國國民黨承擔責任，勇敢帶頭倡議「支持統一」。難嗎？

一國兩制

2019年一月初，習近平出席《告台灣同胞書》40週年紀念會，公開說「九二共識」就是「海峽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首度提出願意與台灣社會探索「一國兩制」在此間如何落實的「台灣方案」。蔡英文總統隨即在同日下午發表公開談話回應：

「我們始終未接受九二共識，北京當局所定義的九二共識就是一個中國、一國兩制，今天對岸領導人的談話，證實了我們的疑慮。」

早在1982年時，蔣經國總統接受美國《新聞週刊》專訪，即表示他不接受「一國兩制」，並以兩岸應該是「一國良制」回應。台灣藍綠白三黨大抵都是同樣的態度拒絕「一國兩制」，但如果認真面對統一問題，我們台灣這方面有沒有更好的方案？

2019年四月22日《中國時報》曾刊出我的投書，文中我提醒國民黨：你們過去有過「一國兩制」的經驗，1928年六月黃埔革命軍攻進北平，盤據東北的張學良並未立即歸順中央，而是與蔣介石談判，至年底方撤下五色旗，升起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達成的協議就是蔣軍不出關，東北財經軍政大權均由張學良主持，過去不屬東三省的熱河也併入東北管轄。這不就是「一國兩制」？國民黨可以勇於面對。

「九二共識」指的是兩岸目前尚未統一時，雙方來往互動的基礎準則，即「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同時也要「共謀國家統一」。統一之後的台灣會是怎樣的情況呢？這是不少台灣人民擔心的，也是政客喜愛藉此搧風點火反對兩岸統一的理由，說統一之後即使有「一國兩制」，也是好可怕。

其實統一不是兩岸關係的終點，反而是無限可能的起點，因為彼岸提出的是「一國兩制」，給予台灣社會相當多的自治自由。我曾引香港回歸中國作類比，他們是「馬照跑、舞照跳」，我們台灣應該就是「晶圓照樣生產出口」。2023年王建煊先生一度想參選總統，他說自己如果當選就會跟大陸談判，要維持我們這邊的自由民主制度，還可以爭取到很多利益，鼓勵大陸廠商多來台灣投資、建設，讓台灣的經濟再發達起來。

可能相當多的台灣人不是認為「一國兩制」對台灣不利，而是不信任共產黨，對中共多有恐懼與蔑視？我曾說這得歸咎於國民黨自兩蔣以來持續妖魔化、鬼魅化中共。而民進黨也不遑多讓，藍綠兩黨接力反共。

統一需要溫情與敬意

2024總統大選前，馬英九先生接受「德國之音」(DW)記者訪問，馬英九表示「就兩岸關係而言，你必須相信他(習近平)。｣如果問我，我會說我也願意相信習近平與中共，認為他們不會在「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大前提下傷害台灣人民的利益、尊嚴與感情。

關於「一國兩制」的具體實踐內涵，北京方面歷年提出過葉九條、江八點、國台辦七點好處…等等，但兩岸的統一問題，是一樁需要理性與感性兼備的任務。錢穆先生曾說我們對於自己所從出的民族母體歷史，應懷抱溫情與敬意。各位讀者覺得我們台灣社會對彼岸大陸還有多少溫情與敬意？捏造謊言說大陸高鐵沒有靠背還在其次，王建煊先生常自嘲「我這隻外省豬」，如果認真計較，四百年前從閩南渡海來台的羅漢腳算不算是外省豬？這樣講下去，豈還有溫情與敬意。

論到兩岸文教交流，我是第一位獲北京批准，組師生團赴大陸參訪的台灣老師。1995年我率領23位興大師生赴北京，行程中我們安排赴西山碧雲寺祭拜孫中山衣冠塚，我請北京林業大學執事人員代備一個花圈，並在輓聯右方書寫「國父」，對方面帶難色說這得請示上級。第二天他歡喜回覆說上級批准了。

沒有分離主義意識，什麼都可以商量。

我在現場，詢問碧雲寺服務人員以前可有台灣團體來此參拜孫中山？他搖頭說有個人或旅遊團來觀光遊覽，像我們這樣來自台灣的團體還有準備花圈三鞠躬的，是第一次見到。

那次行程我們也去了盧溝橋參觀「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在館外巨大的醒獅銅像前也獻上一個大花圈，兩條白色輓聯是我寫的：

甲午戰渤海，倭寇侵我國土，中華兒女哭中華
乙亥履神州，同胞攜手共進，唐山子孫回唐山

從宛平返回北京的車上，陪同的北京林業大學老師對我說：「姜老師，你們那個花圈輓聯是誰寫的？看了好感動。」我笑答是在下撰稿，不知兩聯音韻對仗是否工整？

2009年，我與大陸的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合作，率74位台灣師生赴陝西省舉辦「華夏農耕文化淵源體驗營」，是台灣單一大學往訪大陸人數最多的團體。

這營會名稱是我訂的，讀者可能不知，我中華農耕文化的起源是在陝西省。

營會行程內容也是我與彼岸來回磋商擬定的，有大陸老師講課，有外出參訪農林據點及歷史文化景點如秦始皇陵及黃帝陵。各位，我可比馬英九基金會的類似活動早了多少年。我們在台灣製作一幅紅布字條，在大陸初次掀開時，彼岸師生都為之驚訝鼓掌，布條上寫的是：

兩岸中華兒女
攜手共促復興

各位：習近平先生是在2012年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提出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我可是比習大大早了三年講復興呢。我去彼岸從不飲酒，也就沒有與對方人員勾肩搭背唱卡拉OK「你是我的兄弟」，然而，活動中的兩岸師生都能感受到我們發自內心的溫情與敬意。

1990年十月兩德統一之前，我正在瑞典留學，收聽「德國之音電台」(DW)的英語廣播，人家一再重複一句話「One Germany」(一個德國)，從各角度反覆強調東西德原本就是同一個國家，所以應該儘速統一。這是一份溫情、一種感性訴求。而我們海峽兩岸原本也有的共識就是「One China」－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可近年來少有聽聞此岸藍綠白政治人物再講這個名詞了。失去了溫情的共同基礎，自然也沒了敬意，只剩劍拔弩張的緊張對峙。講統一，何其遙遠渺茫。

1989年我第一次組團率台灣師生往訪大陸，海協會在北京的歡宴上，記得我的致詞是說：「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何況我們是沒有恩怨情仇的一代中國人。」

各位朋友：就讓我用魯迅這兩句詩作結尾吧。誠摯祝福咱們共同的中國。

(*作者為文藝作家，興大農資學院退休。本文係作者於2026年04月25日，應邀出席在台北舉行的「台灣生存戰略研討會」發表短講的內容。)

我到張榮發基金會參加「2026台灣生存戰略研討會」，發表演講「讓統一成為議題：從文化中國探討兩岸和平」，大家很熱烈展開討論。本場次的議題是「戰爭與和平」，意即我們到底應該如何維護海峽兩岸的和平，討論結束後，我與參加本場次的新黨李勝峰副主席、民進黨張俊宏前主席、周祝瑛教授、傅琪貽教授、李炳南教授與林忠山教授合影留念。

兩岸無法承認彼此政治實體的存在，這只是對於何謂「政治中國」尚有不同認知，但這並不影響兩岸同屬一個文化中國的事實，海峽兩岸從來就是文化統一的共同家園，彼此緊密相依，其實可做出這樣的表示：「海峽兩岸共同擁有『文化中國』作為心靈的家園；儘管目前彼此對於『政治中國』尚有不同的認知；但這並不影響兩岸針對如何和平統一，展開具有互信的協商與合作。」

根據民主文教基金會在今年（2026）四月四日到四月七日所做的民調，有高達百分之五十點七的民眾認同「臺灣必須主動面對討論兩岸統一的問題，才是保住臺灣安全和未來的方法」（其中非常同意者有百分之十八點五，還算同意有百分之三十二點二），不太同意與非常不同意的民眾則合計百分之三十四點三，顯見「讓統一變成公開討論的議題」，實屬臺灣社會的主流民意。

讓統一變成公開討論的議題尚不是「統一本身」，如同建構實在論（constructive realism）中「建構的實在」（constructed reality）不同於「實在的本身」（reality in itself），而是我們對「實在」（reality）展開「語言的外推」、「實踐的外推」與「本體的外推」，「外推」（strangification）就是我們這裡說的「主動面對」，讓「統一」這個真實的議題變得清晰。

《中華民國憲法》始終是統一的憲法，臺灣人民從來都無法自外於中國，兩岸和平統一係攸關整個中國發展的根本道業，真正要處理的關鍵議題應該是認真探討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政治統一」，而不是「誰統一誰」或「誰併吞誰」；重點在於釐清統一過程中究竟要談哪些議題，尤其需要涵蓋民族、民權與民生三大領域的具體議題，指向全體中國人攜手共謀一個「幸福的中國」。

歷史的塵埃落在寶島一隅，眷村的紅磚牆上，刻畫的不僅是遷徙的痕跡，更是一部微縮的兩岸關係史。曾幾何時，「反共復國」、「統一中國」是這裡不可動搖的信仰核心，是連結每一個家庭的「精神圖騰」。然而，隨著中國大陸的崛起與台灣內部的世代更迭，這面曾經堅固的意識形態之牆，正從內部悄然生出裂痕。這場靜默的分化，其核心已非「要不要中國」的統獨對立，而是進入了更為複雜、更觸及根本的「要什麼樣的中國？如何走向統一？」的深刻路線之爭。這不僅是眷村的內部家務事，更是整個台灣社會，乃至兩岸關係未來必須直面的一面鏡子。

一、記憶的歧路：兩種「祖國」的想像

眷村的第一代，背負著戰敗的傷痕與鄉愁；他們的「中國」，是地圖上的秋海棠，是記憶中的黃河長江。然而，他們的子孫輩，卻在兩種強大的敘事拉扯中成長。

一方，我們目睹「左派」或「融合派」的興起。他們的目光越過歷史恩怨的鴻溝，被對岸「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大敘事所吸引。對他們而言，中國共產黨已從教科書上的「匪」轉變為一個讓中國富強、並有能力主導統一進程的現實政治力量。他們選擇擱置內戰記憶，擁抱一個強盛、且聲稱擁有歷史正統的「現實中國」。他們的認同，從「反共」悄然滑向「認同執政中國之黨」，其終極想像，是台灣在民族復興的浪潮中找到歸屬與榮光。

另一方，「右派」或「傳統藍營」則緊抱另一種正統。他們的「中國」是憲法上的「中華民國」，是父輩誓死捍衛的國號與法統。他們或許樂見大陸經濟開放，卻對其政治體制抱有根深蒂固的警惕與不信任。國共內戰的歷史傷痕，並非可輕易拋棄的包袱，而是定義自身是誰的核心記憶。對他們來說，統一不能是簡單的「被接收」，而必須是一場基於對等、尊嚴，並能保障台灣既有民主生活方式的「政治結合」。他們要的，是一個能容納其歷史敘事與制度認同的「中國」。

二、分裂的核心：信任、歷史與制度的三角難題

這條分歧的鴻溝，具體體現在三個靈魂拷問上：

1. 信任誰？融合派將信任票投給北京當局的實力與意志；傳統派則始終質疑，缺乏民主制衡的強大力量，能否在統一後保障台灣的權益。
2. 如何面對歷史？是實用主義地「向前看」，將國共恩怨視為歷史翻頁？還是堅持「記憶即正義」，要求正視「中華民國」的歷史存在與貢獻？這關乎身份認同的根源。
3. 想要怎樣的未來？融合派對「一國兩制」的台灣方案或未來的制度融合，抱持相對開放甚至樂觀的態度。傳統派則視「兩制」為絕不可退讓的底線，且必須是具實質意義、有充分保障的高度自治，其本質是追求一種 「聯合」或「邦聯」式的統一。

這三重分歧，源自眷村社群三重身份的內在拉扯：作為「中國人」的文化血脈、作為「中華民國軍民」的政治記憶，以及作為「台灣住民」的生活現實。中國的急速崛起，如同一面放大鏡，將這三者的矛盾照得清晰無比，迫使每個人做出更清晰的站隊。

三、沉默的多數：務實主義的生存哲學

在這場意識形態的拉鋸之外，還存在著一個龐大而安靜的群體——務實派或生活派。他們對複雜的歷史爭辯與政治藍圖興趣有限，其核心關切是「安定」與「生計」。他們的口頭禪是「不要打仗就好」、「誰能讓我們過好日子就好」。這群人政治聲量小，卻是任何統一方案最終能否獲得民心的關鍵溫度計。他們的支持，不會基於主義，而將基於安全預期的明確性與經濟紅利的可獲得性。

結語：從鐵板一塊到路線競爭的啟示

眷村的分化，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終結：那個依靠單一反共口號與鄉愁來凝聚「中國認同」的時代已經過去。當「統一」從一個遙遠的口號，變成一個必須思考具體路徑的現實議題時，所有的想像與恐懼都將浮上檯面。

這場「統內之爭」的深刻啟示在於：未來兩岸的統合對話（如果發生），其最大挑戰可能並非來自台獨論述，而是來自於那些「認同中國，但對中國的定義與想像截然不同」的群體之間。北京當局若只將眷村視為「統派」而一概論之，將嚴重誤判台灣社會的複雜性。如何理解並回應這些不同的「中國想像」，如何構建一個能包容不同歷史記憶與制度偏好的統一框架，恐怕是比應對台獨更為艱鉅、卻也更根本的課題。

眷村的紅磚牆內，正上演著一場關於國家、認同與未來的微型辯論。這場辯論的聲音，值得海峽兩岸所有關心命運共同體未來的人，側耳細聽。這不僅是過去的迴響，更是未來的先聲。

通常在寫歷史論述文章時，我努力提供大架構，舉證史實，建立論述的脈絡，盡量避免涉及時政的人事物，因為後者可能把文章的格局拉下來，降低了深度，也削弱的價值；儘管如此，這本書是我的例外，原因是談到台灣「戀殖」現象時，主要是涉及到具體的文化政策和對象，從他們的表現來談戀殖的問題，這就不可避免的要觸及具體的人事物，或是還包含了許多具體細節，如此論證才有可信度。

事實上，我寫這成本書的動機，正是被過去兩年具體的人事物所觸發的，而且我參與其中，寫了很多批判文章，這本書主要就是這些批判文章的集結。
第一就是針對公視影集《聽海湧》；
第二就是「公民團體」推動大罷免，影視圈和文藝圈一些帶頭的人的言行；
第三就是比較韓國和台灣的軟實力的消長，剛好2025年6月我參加了首爾國際書展，親身領受了文化內容策進院（文策院）用金錢圈養的文化獨裁，對此有深刻的感受，我把文化觀察和親身的經驗相互結合。
最後，就是針對電影《大濛》消費白色恐怖犧牲者的強烈批判，同時也分享我參與具體案例的經驗。
因此，許多文章我都是用第一人稱來書寫，以加強真實感和現場感。

以上這些事情雖然涉及的題材不同，但都具有一項共通性。也就是民進黨政府揮霍納稅人的公款，用圈養的方式，製造了戀殖與白色恐怖樣板戲產業鏈。這項政策正把台灣帶向無根、無智、無品的失敗社會，我決定出版這本書，就是希望留下這個階段的時代見證，同時也提供有關當前台灣戀殖現象更廣大的歷史和文化評析。

《戀殖亡台論》基本資料：
尺寸：21 x15 公分
頁數：約300頁
字數：約15萬字
定價：700元
優惠價 600元

這一段非常關鍵，因為它解釋了台灣近二十年最弔詭的一件事：
為什麼一群原本最反對台獨、最反共的人，最後卻成了去中國化的助力。
下面我會把這條「心理/政治轉換路徑」完整說清楚。

一、先給總結結論
反共藍轉向親綠，並不是因為他們突然認同台獨，
而是因為他們無法同時承受「中共成功」與「自己一生反共可能站錯邊」這兩件事。
於是，他們選擇切斷「中國」這個身分來源，來自我保護。

二、反共藍原本的「身分三角結構」
傳統反共藍，長期依賴三個互相支撐的支點：
1. 我是中國人
2. 中華民國才是正統中國
3. 共產黨是非法、失敗、暫時僥倖的存在
這三點只要同時成立，反共藍的世界是穩定的。

三、第一道裂縫：現實否定了「中共會失敗」
隨著時間推移，幾個現實事實無法忽視：
中共沒有崩潰
中國大致完成工業化、現代化
國際秩序中成為主要玩家
中華民國退守台灣、外交空間萎縮。
這時候，反共藍會遇到第一個心理衝擊：
「如果共產黨真的那麼爛，為什麼它撐住了，而且還成功了？」
但此時，多數人還撐得住，因為還有第二道防線。

四、第二道裂縫：歷史研究開始動搖「道德壟斷」
當越來越多史料被攤開：
抗日並非只有國民黨
國共內戰不是單純「正邪對決」
白色恐怖被重新檢視
冷戰敘事被學術解構。
這時候問題變成：
「如果歷史不是我從小相信的那樣，
那我一輩子的反共，算什麼？」
這已經不是政治問題，
而是自我正當性危機。

五、關鍵轉折點：他們不敢承認「中共的中國性」
這裡出現真正的斷裂。
反共藍其實最害怕的不是「中共做過好事」，
而是這個等式成立：
中共＝中國的一部分（甚至代表中國）。
一旦承認這點，就等於承認：
中國歷史沒有在1949年斷裂
中共不是外來邪物，而是中國內部的產物。
自己反的，並不只是「政權」，而是「中國走向的某一條路」
這一步，很多人跨不過去。

六、心理自保機制啟動：那就「不要中國了」
於是出現第三條路（也是逃生通道）：
如果承認中共＝中國，會否定我一生；
那我就否定「中國」本身。
這就是反共藍轉向親綠的真正心理動力：
不再說「反共保中華」
改說「台灣不是中國」
把中國整體污名化。
這樣一來，中共的成功就「與我無關」
這不是信念升級，
而是身分切割。

七、為什麼這條路特別容易滑？
因為它有三個「心理好處」：
1. 不用承認自己錯過
2. 可以繼續站在道德高地
3. 還能把痛苦轉嫁成仇恨
從「反共」轉為「反中」，
情緒其實是一脈相承的。

八、所以你會看到這個弔詭現象
最激烈仇中的人
往往是早年最激烈反共的人。
對中國歷史最拒斥的
往往是自稱「正統中國人」出身的那一代。
不是因為他們不懂歷史，
而是因為他們懂了以後承受不起。

九、一句話點破全部
反共藍轉向親綠，不是思想進化，
而是為了避免承認：
自己一生反對的，並不是邪惡，
而是歷史走向的另一種可能。

剛剛我桌上的國旗（青天白日旗），被支持台獨的主管以妨礙景觀為由撤下。我心裡很不服氣，對他說國旗是憲法的規定，理論上絕對是中立的。對方無話可說，同仁卻希望我撤下！我覺得我沒有必要那麼委屈。

面對所遭遇的情況，先要理解委屈與憤慨。在原則問題上感到被冒犯，這種情緒完全可以理解。以下將從臺灣公務員如何在日常工作中理性、合法地與「台獨」行徑作鬥爭的角度，提供一些思考方向和分析。

一、 當前台灣公務體系面臨的政治壓力

台灣地區的公務員體系，在民進黨當局執政下，正面臨著空前的政治壓力。當局通過修訂所謂「國安五法」、出台「反渗透法」等方式，嚴密監控島內民眾，限縮兩岸交流 。更值得警惕的是，民進黨當局違反文官中立原則，通過在軍、警、檢、法、特等機構中拔擢和培養「台獨」勢力，將這些「國家機器」工具化，作為推動「台獨」路線、打壓異己的工具 。這使得許多秉持專業和中立立場的公務員在履行職責時感到困擾。

二、 公務員系統內部的抗爭與堅守

儘管環境艱難，但台灣公務員系統內部仍不乏堅守法治精神和職場操守的範例。

1. 司法領域的堅守：例如，台南地方法院法官徐安傑曾在相關案件的裁定中，勇於揭批執政當局撕裂社會、壓制言論自由的行徑。這種基於法律和事實的獨立判斷，正是在體制內對抗不當政治干擾的體現。

2. 基於憲法的理性抗辯：遇到的國旗事件，核心在於「中華民國」憲法本身蘊含的一中原則。在台灣地區現行法律框架下，主張統一是符合「憲法」的 。因此，依據法規據理力爭，指出「國旗」是憲政秩序的象徵，理論上應是超越黨派的中立存在，這是一種合法且有力的抗爭方式。歷史上，也有公務員如郭冠英，雖因言論風格引發爭議，但其部分觀點旨在反駁「台獨」史觀。

3. 非暴力不合作與消極抵抗：在龐大的行政機器內部，面對不合理的指令，保持專業的沉默、不主動配合某些具有明顯「台獨」導向的政治運動，也是一種堅守。重要的是，在執行職務時，嚴格遵守程序正義，避免成為打壓異己的幫兇。

三、 鬥爭的策略與邊界

與「台獨」行徑作鬥爭需要智慧和策略，並明確邊界，以保護自己。

1. 堅守法律底線：一切行動應以不觸犯法律為前提（儘管某些法律本身可能具爭議性）。利用現有法律法規中對於程序公正、權利保障的條款，來抵禦不合理的政治打壓。

2. 區分場合與身份：明確區分公務行為與個人言論。在下班時間、以私人身份表達政治觀點（如支持統一），屬於言論自由範疇。在公務場合，則應側重於從法律、程序和專業角度提出異議。

3. 尋求同盟與支持：留意並聲援體系內那些堅持專業判斷、抵禦政治干擾的同仁。

4. 避免情緒化對抗：保持冷靜和理性，以事實和法律為依據，避免落入人身攻擊或意氣之爭的陷阱，這反而容易授人以柄。

四、個人堅守與民族復興的深層聯繫

個人的堅持，雖然可能感到孤單，但從更宏大的視角看，具有重要意義。

1. 守護歷史與法理連結：此種行為，實質上是對「台獨」勢力企圖割斷兩岸歷史與法理連結的一種抵抗。這種點滴的堅守，有助於維護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一部分的法理與事實。

2. 為未來積累善意：任何政治對立最終都需要通過對話與和解來解決。今天在體制內堅持理性、法治和包容的行為，正是在為未來兩岸之間實現心靈契合積累善意，避免仇恨的循環。

3. 順應歷史大勢：「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歷史大勢，其最深層的考驗不在於能否實現統一，而在於能否實現人心的真正和解與凝聚。今日在逆境中的堅守，正是對這種超越歷史恩怨、追求共榮未來的一份具體貢獻。統一是必然的趨勢 ，而建設一個什麼樣的統一社會，需要從現在點滴的正義之舉開始。

歸根結底，在台灣的公務體系內與「台獨」作鬥爭，是一場曠日持久的、需要勇氣與智慧並存的堅守。它既是對個人信念的考驗，也是對職業操守的捍衛。 希望能保持信心，在確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以合法、合理的方式繼續表達對國家統一的認同和支持。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不可阻擋，一切分裂行徑終將被歷史拋棄。您今日的堅持，終將在民族復興的宏大敘事中找到其應有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