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年，關於中國大陸的判斷，經常在兩個極端之間擺盪。一個極端是「中國崩潰論」：地方財政困難、青年失業、房地產下行、民企信心不足、官僚主義嚴重，所以中國快不行了。另一個極端則是「中國必將主導世界」：電動車、無人機、人工智慧、高端製造全面崛起，美國與西方終將被它壓過去。這兩種說法，一個太急著看衰，一個太熱衷神化，其實都沒有真正抓住中國問題的核心。比較接近現實的看法，恐怕還是那五個字：脆弱的巨人。

所謂「脆弱的巨人」，不是說中國很弱，而是說它的力量與它的弱點，長期是同時存在的。中國當然不弱。它有超大規模市場、完整製造鏈、強大的國家動員能力，也在若干技術與產業領域展現了驚人的推進速度。近來中國出口表現仍相當強勁，高科技與清潔技術產品持續撐住外需；電動車與「AI+汽車」的發展，更讓全球車業感受到實質壓力。若只看產業與規模，當然不能低估中國。 但另一面也同樣真實。中國近年密集推進人工智慧與產業升級，同時卻也面臨青年就業壓力、企業「靜悄悄裁員」、基層行政疲態，以及地方治理內耗等問題。路透最近就報導，在北京大力推動「AI Plus」之際，不少企業正以更隱蔽的方式縮減人力，青年與入門職位承受的壓力尤其明顯。這表示中國今天的圖像，不是單線上升，而是「一邊高速升級、一邊內部磨損」。這種並存本身，就是脆弱巨人的基本樣貌。

我之所以一直不相信中國會崩潰，原因很簡單：中國不是一個會像氣球一樣瞬間爆掉的國家。它有太深厚的歷史慣性、太龐大的官僚體系、太強的社會承受力，也有太成熟的國家動員與自我修補能力。很多西方或台灣輿論習慣用蘇聯式的想像去看中國，覺得只要經濟遇到困難、社會信心下滑、權力高度集中，體制就會迅速崩落。但中國不是蘇聯，也不是一個由單一意識形態勉強拼起來的薄弱聯邦。它更像一個帶著強烈傳統帝國慣性的現代國家：笨重、僵硬、內耗，但也極難一下子倒下。這正是它最難理解、也最需要分寸感的地方。

問題在於，中國雖然不會輕易崩潰，卻也很難成為一套讓世界心悅誠服的新典範。原因不在於它沒有技術、沒有產業、沒有規模，而在於它的治理結構，始終帶著非常強烈的傳統帝國色彩。很多人以為，中國經過共產革命、階級鬥爭、毛澤東時代的各種激進運動之後，早就和傳統中國斷裂了。其實恰恰相反。從治理邏輯看，今天的中國保留了大量古代帝國的底層運作方式：龐大的官僚系統、層層上報、層層加碼、形式先於內容、上層甩鍋基層承壓，以及「中央意志極強、地方執行極歪」的老問題。只不過，這一切現在穿上了黨國體制、現代行政與數位技術的外衣。

這也是為什麼，最近中國官方媒體密集批判形式主義與官僚主義，很值得注意。從《人民日報》到人民網、再到《求是》，近月來關於「為基層減負」「整治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糾正以量定績、頻繁排名通報」的文章與通報明顯增多，甚至直接點名基層長期受困於留痕、材料、排名與層層檢查。這至少說明兩件事：第一，北京高層自己很清楚，基層空轉內耗已嚴重到不能不處理；第二，這種問題並不是偶發，而是帶有結構性的、長期反覆發作的頑症。

但我對此始終保留一個冷靜的判斷：
如果不是朝法治、制度化與權力約束的方向走，光靠一次又一次整風、通報、問責，很可能只是「一陣風」式的運動。
今天批形式主義，明天批官僚主義，後天再喊為基層減負，當然有一定效果，也可能在短期內緩和一些壓力；但只要整個體制的運作方式仍然是「上面越抓、下面越變形」，那麼舊病復發幾乎是必然的。這正是我反覆講那句老話的原因：一放就亂，一抓就死。這不是簡單的口號，而是今天中國改革最核心的困境。

如果把這種困境再往深處看，問題就在於：中國今天真正缺的，不只是技術，不只是資本，也不只是政策工具，而是一套能把力量穩定轉化為治理品質的制度安排。電動車可以衝，AI可以上，無人機可以做得很好，高鐵可以繼續鋪，出口也可以繼續頂住壓力；但如果基層公務員長期士氣低落，地方機構被材料、考核、留痕、排名與外行領導內行拖住，青年對未來又越來越缺乏穩定預期，那麼國家的整體前進速度，終究會被自己內部的摩擦拖慢。巨人還是巨人，但它走路會越來越費力。

這也是我不太相信「中國模式即將成為全球新典範」的重要原因。中國模式當然有它的吸引力，特別是對一些希望快速工業化、強調秩序優先、對西方自由主義失去耐心的發展中國家而言，中國的國家動員能力、基建速度與產業政策確實具有示範效果。但一個真正能成為現代世界典範的模式，不能只有高樓、工業園區、電動車與算力，也不能只靠輸出效率與規模。它還必須回答更根本的問題：權力能否被約束？財產能否被穩定保障？程序是否可信？普通人能否在不依賴關係的情況下，與陌生人、與制度、與國家建立穩定預期？如果這些做不到，那它就比較像是一種很強的國家成長機器，而不是一套讓世界願意普遍模仿的文明方案。

從這個角度看，中國今天最值得注意的，不是它會不會立刻崩，也不是它會不會立刻稱霸，而是它能不能完成從「大」到「穩」、從「強」到「可持續」的轉換。這種轉換非常難，因為它碰到的不是單純技術問題，而是整個權力結構本身。北京當然知道問題存在，這也是為什麼官方會反覆講整治形式主義、為基層減負、推動高質量發展、AI賦能與新質生產力；但從歷史經驗看，只要最核心的制度關係不動，很多改革最後都容易回到老路：上面一聲令下，下面層層變形；運動來了，大家緊張一陣；風頭過去，又回到老樣子。這種循環，古代帝國有，今天中國也還有。

因此，理解今天的中國，最怕的不是立場，而是過度簡化。把中國講成快崩了，當然很輕鬆；把中國講成即將改寫世界秩序，也同樣省事。真正困難的是承認兩件事可以同時成立：中國很強，所以不能低估；中國也很脆，所以不能神化。它既有能力在某些領域把世界逼得很緊，也有可能在治理、法治、社會信任與制度內耗上，長期被自己的結構弱點拖慢。這就是我所理解的「帝國的回聲」：你明明看到一個現代國家，卻處處聽見古代帝國的腳步聲。它的權力動員、官僚機器、層級控制與地方變形，都讓人想起歷代王朝；它的工業規模、技術衝刺與國家意志，又讓它成為誰都不能忽視的現代巨人。

所以，若要用一句話來總結今天的中國，我還是願意保留那個判斷：
中國不太可能崩潰，但也很難成為世界心悅誠服的新典範；它更像一個仍帶著傳統帝國慣性的現代巨人，力量驚人，卻始終被自己的治理結構拖慢腳步。
這種國家，最需要的不是更多口號，而是更穩定的制度、更可預期的法治，以及一套能讓國家力量不再總是靠運動與整風來維持的長期秩序。否則，巨人固然還能繼續前進，但它每走一步，都會比外界想像得更沉重。

筆者欣賞MIT講座教授黃亞生對「李約瑟問題」的創新研究，他以歷史上的大量發明數據，呈現出中國科技創造力自隋朝後就逐漸走弱的演變趨勢，由此推論出，造成這趨勢的主要原因是科舉制度，因此解答「李約瑟問題」（參見《中國科技創造力的演變趨勢―李約瑟問題新解》）。然而黃教授基於考試/科舉、專制、穩定、科技的中國崩潰理論（[1]），我卻難以苟同。

實行超過千年的科舉是中華帝國的政治制度基石，科舉制度將儒學（後來演變成理學）的意識形態獨一無二的灌輸給大量中國人，造成中國人的同質化，知識分子都以科舉出仕為目標，因此強化了專制體制，而弱化了社會，包括商業發展，也造成政治和社會極穩定、少變動的現象。

科舉制度雖然在1905年正式廢除，其影響至今不止，包括中共承襲了專制體制。作者認為，1980年代是中共專制體制最鬆動的時期，此後則愈來愈收緊，到2018年習近平廢除國家主席任期的限制，而達於頂點，於是有隨時崩潰之虞，尤其未來有接班難題。

近年的許多研究報告一致指出，快速崛起的中國正在挑戰美國的科技霸權，但作者認為中國的科技實力沒有那麼強。作者的理由包括：中國主要憑藉規模優勢、學術界沒有學術自由、中國的學術論文多與西方學者合作、科技公司多憑藉香港的法治環境上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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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贊同作者的主張，科舉深刻影響中國的政治和社會，但若說中共承襲了專制體制，則可說是開明專制，歷史上很多賢明的君主也都實行開明專制，中國大陸的快速崛起顯示，開明專制的國家治理可以優於選舉民主制度。
選舉民主以全民選舉決定國家最高領導人，中國大陸以多層次的黨內選舉決定國家最高領導人，都是制度化的，接班難題看來是被誇大了。

中國大陸重視考試，如高考（大學入學考試）、公務員考試，確是源於科舉，但並無科舉的缺失，如考試科目狹窄、上進管道單一。雖然難以測量創造力，考試制度是公平的知識測量工具，適合作為篩選人才的「入門」方式，也有助於提高人民的知識水準，因此對國家是利多於弊的。

中國大陸在政治學、社會學等領域大約有些意識形態成見（美國也有吧？），因此少些學術自由，但在科技領域無疑是實事求是而無此現象的，因此無損科技的發展和創新。
中國的科技公司在內地研發但在香港上市，主要因為香港有較佳的資本市場，並非內地的科技發展環境比不上香港。
筆者的指導教授在我畢業回台前告訴我，若我們合作學術論文，由他在美投稿比由我在台投稿，被期刊接受刊出的機會將會比較大（學術界並不完全客觀）。所以，中國的論文多與西方學者合作，是情有可原的，不表示學術水準差一級。

[1] 黃亞生《中國模式的終點：從科舉帝制到數位威權，揭露中國式治理制度的宿命》，今周刊出版社，2025。（Yasheng Huang,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AST: How Exams, Autocracy, Stability, and Technology Brought China Success, and Why They Might Lead to Its Decline. 2023）

2001年，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前夕，美籍華裔作家章家敦出版《中國即將崩潰》，開啟了「中國崩潰論」的濫觴。在書中，章家敦斷言：「中國現行的政治和經濟制度，最多只能維持5年…中國的經濟正在衰退、並開始崩潰，時間會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之前、而不是之後！」章所斷言的時間早已過去，然而中國不僅沒有崩潰，還持續高速經濟增長，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使得「中國崩潰論」消聲匿跡了好一陣子。

不過，近幾年「中國崩潰論」似乎死灰復燃了。近年的「中國崩潰論」與二十年前有些不同，二十年前有章家敦作為領頭羊，受到國際媒體和全球的關注；而近年則沒有明顯的領頭羊，主要僅在台灣和華人世界傳播。雖然沒有領頭羊，也就沒有一致的論述主軸，近年的「中國崩潰論」透過媒體、網路、書籍等各種管道廣泛傳播，不僅聲勢不小，更有無孔不入的綿密。

近年的「中國崩潰論」內容龐雜，對中國大陸的任何微小弱點或缺點，都能大作文章唱衰中國，甚至也能無中生有，憑空想像出中國未來的危機！譬如：美中貿易戰會戳破中國的經濟泡沫，使經濟崩盤；大陸對網路大企業的反壟斷督查和罰款，是侵吞私有企業的資產；習近平的反腐打貪只是清除政治競爭者，並不合法；習近平的權力不穩，中共高層內鬥激烈，危及政權；中共在香港實行《國安法》，在新疆對維吾爾族實行種族滅絕，造成香港和新疆動盪；大陸的人民嚮往自由民主，在經濟走弱之下，將起來反對中共政權等等。

「中國崩潰論」為何死灰復燃？其導火線幾乎可以確定是，2018年美國對中國開啓貿易戰，中美的關係急轉直下，並進入全面的競爭甚至對抗。中美對抗使反共、反中、台獨者樂不可支，他們極力推出「中國崩潰論」，因為迷信美國能在中美對抗中獲勝，甚至導致中國崩潰，也企圖以「中國崩潰論」抵擋中國持續崛起對台灣人的吸引力。

事實勝於雄辯。近年的一些經貿數據顯然不支持「中國崩潰論」。例如，中國2019年的國內生產毛額（GDP）大約是美國GDP的67%，兩年後的2021年，中國的GDP已經達到美國GDP的77%；而中國的全球進出口總值自2017年起已經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其2021年的進出口總值更超過美國達29% (參見《美中貿易戰如何？會經貿脫鉤嗎？影響中美如何？》)。

其實這兩年中國的抗疫成效遠勝美歐，使人民對政府和共黨的支持度空前高漲。中國怎可能崩潰？另一方面，美國雖然時常指責中國，它卻把中國視為最主要的競爭者，對中國的忌憚之情溢於言表。若中國即將崩潰，美國何必對中國如此忌憚？因此近年的「中國崩潰論」完全是無稽之談，看來它流行不了多久，過幾年又要消聲匿跡了。

中國崩潰論時至今日已經不值一駁。其中原因很多，最重要的是淪為一種情緒性的謾罵或詛咒，卻不是基於事實與理智的論證，可說營養非常貧乏。尤其最顯而可見的，就是這些所謂的中國崩潰論常常只講體制上與西方的差異，而這根本不是重點。西方的體制或價值真的無懈可擊？去問問那些今年因新冠肺炎而躺在棺材裡的上百萬人，他們最清楚了。

中國大陸今日最大的挑戰有兩點，卻是中國崩潰論者沒見到的。其一，人口老化。中國2000年全國的平均年齡是36.5歲，人口紅利仍然不錯；但是2019年卻漲到了44.6歲，紅利已經不大了；預計老化速度還會加快，2032年前會突破50歲，2050年之前會達到56歲。這都將對生產消費產生巨大影響，甚至動搖到產業面的結構。其二，生態環境的惡化。大陸2018年自己公布的資料，全國主要河川300多條，包含長、黃、珠、黑等四大水系，輕中度汙染的佔了快6成，重度汙染佔了1.5成，這個比例讓人憂心。

這些真實的危機足以讓中國崩潰？機會微乎其微。長篇大論就不必了。首先，智能化時代的到來，使得生產技術與方式大幅改變。機器人、全自動化辦公室，都將取代不少的人力，這勢必可以緩解人口紅利下降的問題。君不見，今年春天，武漢開始用無人機送餐送貨，機器人煮刀削麵，這些已經不是電影，而是真實上演的橋段。中國大陸產官學界投入在上述的智能化管理與生產的力度，恐怕是世界第一的。

其次，中國這20年在環境上的努力同樣使人刮目相看，尤其是造林，使得原本風沙嚴重，並且日漸沙漠化的內蒙、黃土高原等地區綠意盎然、生態恢復，也讓許多瀕臨絕種的動物重新現身，使人感到安慰。河流汙染的治理也在進行，這20年關閉或者遷走的各流域的化工、冶金、織染等等工廠數以千計，留下的也受到日益嚴格的環境要求所拘束。長江今年執行最嚴格的禁捕令，相信幾年後可以看到效果。

這些投入能否解決上述的兩大挑戰？這只有天知道了。但是人類文明不就是如此，永遠都有挑戰與危機，考驗著智慧、毅力與耐心。筆者從來不捧大陸，把它說成是天堂，但是人家的努力與成績卻不容忽視，並且日起有功。

知識人不理智，甚至胡扯，是台灣最大的悲哀。台灣若繼續矇著眼睛，繼續相信智障般的崩潰論，那恐怕未來崩潰的就是自己吧？

重慶北碚捕魚人成為「護漁員」

筆者很關心中國大陸的發展狀況，多年來時常閱讀講述大陸的書籍，每年也至少造訪、旅遊大陸一、兩趟，因而獲得親身的體驗。中國逐漸崛起，西方世界對中國大陸的認知自然隨時間而改變，而台灣對大陸的認知也多少有些改變。然而，台灣眼中的大陸與西方世界眼中的大陸始終有不小的差距。

大陸的政治體制與西方的民主制度不同，早年西方世界完全不相信「中國模式」能夠成功，2001年章家敦的《中國即將崩潰》是這一心態的代表作。章所聲稱的「中國崩潰論」從來沒有多少理論根據，其基礎只是對西方民主的信仰，以及認為大陸的政治體制類似蘇聯和前東歐的共產黨體制，卻沒考慮大陸「改革開放」之後的經濟體制與蘇聯和前東歐是大為不同的。

隨著大陸的持續成長進步，以及西方民主遭遇許多挫折(例如「阿拉伯之春」)，西方世界對中國大陸的認知有很大的改變。以著名學者法蘭西斯·福山為例，他在1992年出版《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認為西方自由民主制的到來可能是人類社會演化的終點、是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然而福山在2014年發表《政治秩序及其衰落》，將其前書的結論做出修正，將「法治」、「民主問責」之外，另加第三要素「國家治理能力」，認為很多國家在這三項中前兩項得分高，但是第三項得分很低，造成發展不如預期。以此三要素檢視中國和美國，中國民主與法治弱於美國，但國家治理能力強於美國。

西方世界已經大多接受「中國模式」是自由民主制之外的另一條可行之路，但難免部份學者仍心有不甘。例如大陸的經濟成長率在2011年之前接近10%，到2012-2014之間迅速跌落到7%，知名學者沈大偉(David Shambaugh)教授於是出版《中國的未來》，認為中國若繼續其「硬威權主義」將逐漸停滯失敗。有趣的是近年沈教授卻公開聲稱他並不主張「中國崩潰論」。大陸近年「反腐」有成，而經濟成長穩定在6.5%以上，仍優於大部份國家，大概讓沈教授改變了主張。

西方世界近年逐漸肯定「中國模式」，台灣在多數領域都接受西方思維，卻獨否定「中國模式」。本文前面提到的書籍在台灣都有譯本，但是台灣書市卻充斥著更多、更顯眼的反共、反中書籍，這些書籍的作者或為台獨支持者，或為大陸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其著作明顯不夠嚴謹，在西方世界是難以出版的，卻在台灣書市頗能占有一席之地。台灣過去長期的反共宣傳滋養了這些反共、反中書籍，而這些反共、反中書籍又滋養了反共、反中的台灣年輕一代。

西方世界會隨時間和現狀改變它們對中國大陸的認知，台灣卻仍執迷於它過去的認知，成為全世界唯一的反共急先鋒！事實勝於雄辯，我相信真理終將勝出，台灣未來終將肯定「中國模式」。然而現在世界各國多積極與大陸合作共同發展，台灣卻背道而馳，台灣錯過這次機遇，未來還有多少前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