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丁：安德烈，謝謝你過來，請坐請坐。
國防部長：報告總統，有啥吩咐。我站著就好。謝謝。
普丁：不是三言兩語的事。坐，坐。
國防部長坐下。普丁揮揮手，勤務兵帶上一壺咖啡，斟上兩杯，普丁先喝了一口放下，才開始說話。

普丁：聽好，我要兩枚速度快到不會被攔的導彈。
國防部長：沒問題，我們有極音速、帶誘餌、最後還能轉彎閃避的智能導彈。
普丁：好，最大載重多少？
國防部長：10噸。
普丁：那麼大？
國防部長：是。
普丁：能射到2500公里遠嗎？
國防部長：5000都行。
普丁笑了：幫我準備好，一枚瞄準柏林的美軍基地，一枚要送到倫敦。除了最後按鈕外，所有動作都要作到位。
報告總統，倫敦沒有美軍基地。
送到倫敦的，是要交給英軍基地享用的。
國防部長：是，知道了。
普丁：把消息賣給線人吧，你跟瓦列里兩個分就好。
國防部長：是。謝謝總統。

一架C-17A「全球霸王三號」美國空軍運輸機在陽光燦爛中滑落莫斯科伏努科沃機場，CIA局長拉特克利夫坐在美國外交部車隊中進入市區。

俄羅斯對外情報局（SVR）局長納雷什金：歡迎歡迎，什麼風吹動大駕光臨？
拉特克利夫：不要開玩笑，你們的「榛樹」怎麼鎖定我們北約了？
納雷什金：我們領導警告過施凱爾，軍援烏克蘭，就會成為我們報復的目標。他們換伯納姆上台後，把我們領導的話當耳邊風。理當消受我們的招待。從蕭茲到梅爾茨，德國也一樣混蛋。
拉特克利夫：那你要我們老川怎麼辦？下來跟你們打一架嗎？北約第五條（集體防禦：一人受敵，全體視同受敵）。
納雷什金：隨你。誰叫你不管好你的嘍囉。你們老川一心要結案，他們不斷軍援那個折輪司機，要怎麼結案？難道你們老川口是心非，嘴巴講要結案，是想詐唬我們嗎？
拉特克利夫：別！別！沒有那麼多陰謀論。現在要怎麼辦，你開口吧。
納雷什金：哼，先說說你怎麼知道的。
拉特克利夫：馬斯克幾萬個衛星一天到晚在你們頭上轉，什麼事不知道？
納雷什金：我曉得要你透露情報來源，你也是胡說八道一通的。這樣吧，①叫你他媽的嘍囉們別再跟那個折輪司機眉來眼去，②叫那個折輪司機停火上桌，③那四州跟敖德薩別跟我爭了。
拉特克利夫：四個州也就罷了，怎麼敖德薩也要，那人家不是變內陸國了嗎？
納雷什金：我會讓他使用，讓他出海的。只是歸我管就是了。
拉特克利夫：我得回報老川。
納雷什金：那當然。但立馬要那些個王八蛋嘍囉乖一點。
拉特克利夫：你放心。
納雷什金：醜話先講，那兩個王八蛋要是依然死性不改，我放完「榛樹」再跟你報告。
拉特克利夫：何必嘛，我上了飛機就打電話。
納雷什金：還有。
拉特克利夫：還有？
納雷什金：跟那個王八司機講，雙方損失各自承擔。他若想在上桌前轟我民生設施增加我的損失，你看我能不能夷平他基輔。
拉特克利夫：知道了。不過老川能不能管得住他，難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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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尼就是太軟了，才會被欺負。卡尼剛上任參加第一次G7時，像隻哈巴狗在川普身邊阿諛奉承的樣子，被川普一眼看破，值得軟土深掘。所以後來沒給過卡尼好臉色。這回談判，加拿大也一再退讓，退讓到幾乎全盤接受了，美方談判代表回報川普，協議可以簽定了，川普一看不得了，才提出早就準備好的不可能接受的條款，讓加方自動退場，協議破局。川普提出的條件是故意要破局用的。

破局之後，加拿大還是繼續軟，只敢隨美國起舞，美國加徵多少稅，加拿大就精準回敬多少稅。一點都不敢造次，不敢加碼，不敢召回大使，不敢斷交，不敢有一點主權國家被侮辱時應展示的骨氣。不錯，對手是強國，但沒有要你宣戰呀！除了戰爭之外，你可以擺臉色的方式很多。看看金三胖吧，越擺臉色，越能獲得川普的尊敬。卡尼在川普面前是永遠的魯蛇。他還在指望川普回心轉意，可憐可憐他這隻忠心不二的哈巴狗。

不過加拿大沒有骨氣還算有點脾氣的。韓國把三軍統帥交給美國，日本對美唯命是從，連憲法都是美國定的，根本不是正常國家，這些軟骨頭連脾氣都沒有。剩下最後守護的命根子是不會甘願做美國的第51州，高麗棒子不幹，天皇子民也不幹。但再往下有個中國台灣省的小島，是沒有骨頭、沒有脾氣、連命根子都不在乎的，是中國人，又是日本人，又是南島人，若是公投入美，也一定過。

地方政治大老當眾痛斥在野黨主席戰略錯誤，是藍白合作破局的最大戰犯，更在眾目睽睽之下兩度出拳，並作勢呼巴掌；事後還以「愛之深責之切」的說法辯解，引起輿論譁然。

很難理解的是，現代文明社會的民主政治中，怎麼會出現如此囂張、傲慢、缺乏教養的政治人物？
簡直是毀人三觀。
劉杯杯試著從幾個角度來理解這件事。

首先，可以想見大老對於藍白破局是極度焦慮的，因為在野破局藍白各推出候選人也代表著在野陣營選舉失利的可能性增大；而如果真的選舉失敗，對大老而言即代表著地方政治勢力的重組，更預示著自己對當地政治勢力掌控的崩盤。

其次，這也彰顯了大老｢我最大」的心態與傲慢。
大老大半輩子盤踞地方，視當地為自己地盤，盤中禁臠豈容他人染指？遂在面對局勢失控與權力崩盤的危險時，直接歸咎於在野黨主席，強烈的不滿直接轉化為在台上的暴怒。
而也正是這種唯我獨尊的威權心態，大老根本無視公共場合應該維持的基本界線，將個人情緒凌駕於公共禮儀與個人教養之上。

如果從性別與社會文化的角度來看，這也正恰恰暴露了女性在高度威權、重男輕女的傳統政黨政治中所面臨的集體悲哀。
一個身為現任黨主席的女性，在遭遇年長男性大老的肢體羞辱時，不能生氣、不能翻臉，甚至必須在事後主動致意、對外宣稱「完全不會介意」。
這種委曲求全可以解釋為大局觀，以和為貴，但本質上卻是對大老的縱容；而大老的恣意為之，更降低了社會大眾對政治人物基本格調的評價。

大老的倚老賣老、囂張、與教養崩解更引起排山倒海的與論譴責。
高齡84歲的大老政壇輩分極高，卻不懂，或刻意不理人情世故，不知自重，將年齡與輩份當成肆意凌辱他人的特權，為老不尊。
再者，大老的行為也囂張至極；在媒體全程錄影，支持者環繞的公開登記場合上作勢動手，在語言上則以長輩身份，以教訓為名行羞辱之實，視在場所有人如無物。

更令人咋舌的是大老所展現來的野蠻教養。
一般人對政治人物最基本的期待是，無論如何不同意對方的政治立場，或甚至是政敵，都應該如君子競爭一般，揖讓而升下而飲，展現出尊重對方的態度，遑論在公開場合對女性進行帶有性別與權力不對等意味的暴力動作。

大老旁若無人地在台上對在野黨主席推打、作勢掌摑、與指著鼻子怒罵，毫無一個曾任縣長、國策顧問、部會首長應有的政治風骨與社會教養，堪稱現代政治文明最壞的示範。
或是，撇開這些亮麗耀眼的政治履歷不論，大老其實一直沒變過，本質上就是一位霸道、粗鄙、傲慢、沒有教養的政治變色龍？

在台灣，「選舉民調」這套遊戲規則運作多年，早已發展成一套高度成熟的「選戰心法」。
當民調擺脫單純的科學調查角色，躍升為政治動員的工具時，它對選戰節奏所造成的影響，恐怕遠比單純的「自我感覺良好」複雜得多。

因為民調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這裡：
它原本只是拿來「描述選情」。
但當候選人、媒體、支持者、地方組織甚至游離選民都開始相信那個數字時，民調就可能從「描述者」變成「參與者」。
這就是民調文宣化之後真正有趣的地方。

催化「棄保」與危機感：
民調數字從來不只是給支持者看的，更是給游離票與小黨支持者看的。
當一份民調不斷塑造出「某人領先、某人落後」的局面，選民思考的問題就可能從「我最支持誰？」逐漸變成「誰最有機會贏？」
所謂的「西瓜靠大邊」，其實就是這種心理的極端表現。
一方面，領先者可以利用數字營造「勝券在握」的氣氛，吸引中間選民靠攏；另一方面，落後者則可以不斷製造「選情告急」，刺激原本懶得出門投票的基本盤。
於是，一張民調圖表，開始不只是反映選情，而是在改變選民的選擇。

鎖定資源與地方派系：
選舉是一場非常現實的戰爭。
除了選票之外，還需要資金、組織、人脈與地方動員。
所以一份「看起來會贏」的民調，真正的使用者從來不只有一般選民。
金主會看，地方派系會看，地方人士會看。
那些還在觀望「到底要押誰」的人，更會看。
因為派系看重的不是候選人講得多漂亮，而是誰的勝率比較高。
一份漂亮的民調，某種程度上就是一張「勝選預告書」。
而一旦地方勢力開始依照這張預告書重新分配資源，民調的影響力就不再只是輿論層次，而會逐步進入真實的選戰結構。

這裡最有意思的地方也就在於：
「民調原本是在預測誰會贏，最後卻可能開始幫助某個人贏。」

主導媒體議題設定：
政治新聞最喜歡什麼？
答案其實很簡單：數字。
「逆轉！」
「領先！」
「差距拉大！」
「民調曝光！」
這些標題永遠比「雙方政策理念有何不同」更容易吸引眼球。
於是一旦一份民調拋出「A領先B」的結果，接下來幾天的政論節目、新聞報導與社群討論，很容易全部圍繞著這個數字打轉。
大家開始討論：
為什麼A突然領先？
B到底做錯了什麼？
是不是中間選民開始轉向？
是不是棄保正在發生？
原本應該討論政策的選戰，最後變成討論民調。
更麻煩的是，落後的一方還得花力氣證明「這份民調不準」。
結果對手只需要發布一張圖表，就成功逼著另一方進入防守。
這就是典型的議題設定。

說到底，這就是一個選舉生態系。
民調機構發布數字，媒體放大數字，政黨引用數字，候選人利用數字，支持者轉發數字，地方勢力研究數字，最後選民再根據這些數字重新判斷自己的選擇。
這整個循環跑久了，民調就不再只是「測量選情」的工具。
它逐漸變成一種政治心理戰，也變成一種情緒商品。

有人看到領先數字就信心大增。
有人看到落後數字就開始焦慮。
有人因此決定棄保。
有人因此決定歸隊。
有人因此開始押寶。
而媒體則得到一個可以連續炒作好幾天的故事。
說穿了，只要選民依然習慣「只看圖表標題、不看方法附錄」，這種「數字遊戲」在台灣的選舉舞台上就永遠有市場。

所以真正值得思考的，可能從來不是：
「這份民調到底準不準？」
而是：
「當大家都開始相信這份民調之後，它還只是民調嗎？」

韓國瑜為了通過總預算案在立法院飆罵傅崐萁，被很多藍營群衆罵得很難聽，說他「轉綠」了。上半年，盧秀燕、鄭麗文也曾被藍營群衆痛罵，盧支持高額的對美軍購預算，就被指「跪美」，而鄭訪陸後被指「轉紅」了。韓、盧、鄭大約是藍營目前的三個太陽（蔣萬安屬下一梯隊），自己人不是不能罵，但罵太凶就是自我損傷！

台灣早就流傳藍營是「內鬥內行、外鬥外行」，原來似乎指政治人物，但若沒有支持者推波助瀾，政治人物也鬥不起來，所以藍營支持者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韓、盧、鄭被痛罵，只是最近的例子，當年國民黨分裂出新黨、親民黨，雖有李登輝的特殊因素，不也是內鬥內行？王金平多年來被很多藍營群衆指責為「藍皮綠骨」，他至今有「轉綠」嗎？沒有嘛。侯友宜似乎只因曾被陳水扁提拔，就被部份藍營群衆指責為「藍皮綠骨」，真是寃枉。藍營就是愈內鬥才愈縮小啊！

政治人物做錯或做得不合民意，同黨的政治人物或支持者當然可以批評，但需要有分寸，就是要區別「內部矛盾」與「敵我矛盾」，對自己人一般屬於內部矛盾，可以指出其癥結所在，但不宜惡言相向，也要適可而止，否則就可能造成親痛仇快的後果。所以韓國瑜飆罵傅崐萁，與藍營支持者痛罵韓，都是太過火而不宜，有損藍營的團結和形象。

藍營群衆為何喜歡內鬥，把內部矛盾搞成好像敵我矛盾？大約因為大家太關心政治，太在乎政治人物，於是有「愛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的強烈情緒。台灣這種對政治的強烈愛恨情緒可見於當年對陳水扁、馬英九的強烈支持（和強烈反對），幾乎達到「個人崇拜」的程度。這種對政治的強烈愛恨情緒後來雖然減弱卻從未消散。

我們小老百姓可以關心政治，卻沒理由對政治人物「愛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因為我們幾乎不可能深入了解一個政治人物，及其面對的複雜政治環境。我們更不宜隨意指責高階的政治人物（如韓國瑜）「由藍轉綠」，因為這是不可能的；政治人物的職位愈高需要更多選票支持，轉換到敵對陣營後，需要選票跟著轉換陣營或重新建立自己的支持者，都是困難到不可行的工作，必定導致政治生命的結束。「演戲的是瘋子，看戲的是傻子」我們對政治人物的表演可不要太投入，太投入就成為傻子了。

藍營從一黨獨大，經歷許多內鬥和分裂而逐漸縮小，現在其政治人物總算學到教訓，頗能互相包容，不再輕易內鬥。藍營的支持者也要學會包容政治人物，不可「愛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這樣藍營才能大團結，才有機會重返執政。

在台灣政治發展中，二二八事件不僅是一場歷史悲劇，更逐漸演變為政治認同與國族敘事的重要符號。從1947年事件本身，到戰後的省籍矛盾，再到民主化後的政治動員，二二八在不同時代被賦予不同意義。理解這段歷史，有助於看清台灣政治從「省籍政治」走向「民族政治」的轉變。

一、二二八：省籍政治的起點

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發生在戰後接收不久，當時由陳儀主導的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治台灣，但在行政效率、經濟管理與政治參與方面與本地社會產生巨大落差。事件爆發後，中央政府由蔣介石下令派兵鎮壓，造成嚴重傷亡。
這一事件在社會心理上留下兩個長期影響：
本地社會對政府的不信任
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的族群隔閡
因此，在戰後很長一段時間裡，「省籍」成為台灣政治的重要分界線。

二、戒嚴時期：省籍矛盾被壓抑

1949年國共內戰結束後，蔣介石政府撤退到台灣，建立長期的臺灣戒嚴時期。
在這個政治體制下：
政權由中國國民黨長期主導
許多軍政職位由外省籍人士掌握
二二八事件被列為敏感話題
因此，省籍矛盾並沒有消失，而是被政治體制暫時壓抑。

三、民主化：歷史記憶重新出現

1987年臺灣解嚴後，台灣政治開始全面民主化。
在新的政治環境中，二二八事件被重新討論與研究。
同時，反對黨民主進步黨
逐漸把二二八事件轉化為政治動員的重要象徵。
在這一階段，歷史敘事開始出現新的變化：
二二八被視為民主運動的象徵
本土認同逐漸強化
省籍政治開始轉化為「台灣主體性」論述

四、省籍政治轉化為民族政治

進入21世紀後，台灣政治逐漸出現新的變化：
省籍矛盾本身逐漸淡化，但其歷史記憶被轉化為新的政治認同。
「本省／外省」逐漸轉化為「台灣／中國」
二二八被納入台灣民族敘事
在這一過程中，民主進步黨成為推動「台灣主體性」的重要政治力量。
近年來，一些支持本土政治立場的青年群體，例如被媒體稱為「青鳥」的網路社群，也常以二二八歷史作為政治象徵。

五、歷史與政治的距離

然而，歷史研究者普遍提醒一點：
歷史事件本身與後來的政治詮釋並不完全相同。
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是一場複雜的社會危機，包括：
戰後接收失敗
行政制度問題
社會矛盾爆發
軍事鎮壓
而今天的政治敘事，往往會從中選擇特定部分，強化某種政治意義。

結語

從1947年到今天，二二八事件的意義其實不斷變化：
在戰後，它是社會衝突；
在戒嚴時期，它是被壓抑的記憶；
在民主化後，它成為政治象徵。
今天的台灣政治，已經逐漸從「省籍政治」走向「認同政治」。
而二二八，正是這段歷史轉變中最重要的象徵之一。
理解這段歷史，不只是為了爭論立場，而是為了理解台灣社會如何在不同時代的政治環境中，逐漸形成今日的政治認同。

2026年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總算在立法院三讀通過了。幾天前的8月11日，立法院進行黨團協商總預算案時，身為國民黨團總召的傅崐萁未出席也未授權簽字，韓國瑜罕見的大發雷霆，公開飆罵傅崐萁「慈禧太后垂簾聽政」，並要其辭總召。這事件讓双方的支持者互罵吵翻天，現在双方的衝突已大致化解，可以平心靜氣地回頭予以討論。

其實韓、傅双方都有理，真正惡劣壞透的是民進黨的總統府和行政院。

賴清德和卓榮泰對在野黨在立法院三讀通過的法案不副署、不公佈、不執行，等於是架空或廢棄立法院。這既違反民主精神也違反中華民國憲法，但憲法的解釋權在大法官，而現職的大法官都在民進黨執政時期獲得提名和任命，因此大法官的釋憲都偏袒民進黨的行政權而弱化立法權。這讓在野黨憤怒卻無可奈何，只好極力杯葛總預算案，以制衡及對抗執政黨的獨裁覇道，傅崐萁就是這對抗派的代表人物，獲得很多藍營群眾的支持。

然而審議（包括裁減）和通過總預算案是立法院的主要職責，而身為立法院長的韓國瑜需負最大的責任。韓原來也贊同杯葛總預算案，因為教訓獨裁覇道的執政者有正當性，也是中間選民普遍的心聲。但政黨對抗的程度需要符合比例原則，隨著總預算案卡關的時間愈來愈長，杯葛總預算案的正當性和民意支持度就逐漸降低了。總預算案卡關甚至成為民進黨政府的擋箭牌，其所有的失政都推給總預算案卡關，雖不是事實，卻足以迷惑一般老百姓。所以，總預算案再不通過將不利於在野黨，而有利於民進黨政府，因此韓快刀斬亂麻，迅速促使總預算案在立法院通過，是明智之舉。

韓、傅两人都有理都沒錯，只是時間改變了總預算案卡關的影響，因此在野黨需要改變原來的杯葛行動，不得不放行總預算案。两人的支持者實在沒必要意氣用事爭吵不休，傷了同志情誼和黨內團結。

選舉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則是政黨公平競爭、行政權與立法權互相制衡。實際上立法院雖有預算審議權，卻不可能一直阻擋預算案通過，而總統和行政院卻可以對立法院通過的法案不副署、不公佈、不執行，總統還有權提名大法官、監察委員、考試委員、以及很多獨立機關的重要官員，立法院雖有人事同意權，卻只能阻擋總統擴張勢力，而無法改變什麼，因此立法院根本無法制衡行政權，而執政的民進黨與在野黨就不是公平的競爭。

世界各國實行選舉民主的方式雖然不盡相同，但執政黨比在野黨擁有不公平的競爭優勢，是普遍的現象，因此產生不少隱藏在民主制度下的獨裁者，台灣看來也正走向這不幸的結局！

8月10日的立法院經濟委員會，針對「台糖經營治理及風險控管之檢討」專案報告，簡稱「為何放吳乃仁」質詢會，經濟部長龔明鑫在接受立委質詢時，回答：尊重台糖的談判技巧。

這起牽涉到總統與黨籍派系大老的新聞焦點，從6月到8月，主管機關首次對這件事明確表態，居然是肯定台糖對吳乃仁與1億7397萬的縱放。

被肯定的台糖在同會質詢台上說，8月下旬第二次協商若無合理清償計畫，會再聲請管收。但這幾個月的進展是：管收撤掉了，期限消失了，兩個月過去，退回原點。這叫「台糖的談判技巧」。

提醒大家，台糖手上是確定判決。判決金額不是開價，是既判力。強制執行法給債權人的工具是查封、拍賣、管收，沒有一項叫坐下來談。公股債權的本金與利息若要減免，早有其既定程序。但6月22日撤回的時候，台糖沒有取得任何資產抵押或還款擔保，僅憑對方律師承諾願意坐下來協商就撤回管收，全台灣沒有一間民間公司會接受這種條件，沒有一間。

台糖不但先把唯一的籌碼「管收」交出去，再問對方要出什麼價。王鴻薇8月10日在質詢時說，吳乃仁方面提出的還款條件是每月償還5萬元，一算要還三百年才能還完。台糖副總蕭基淵當場只回「好像不大相符」，並以協商尚未結束為由，拒絕公開具體內容。有沒有這麼荒謬的？

比較少人問的是另一件事：這個決定，到底是誰做的？

台糖的說法換過四次。從一開始的撤回管收，推給應法官詢問而撤回，「並非主動申請撤回」，接著的版本是相關決定均諮詢台糖法務專業意見。最新的版本是撤回本是希望促成雙方坐下來協商，由台糖授權律師決定。四個版本，做決定的人從公司、法官、法務、最後是一名沒有名字的律師。

一家國營事業要放棄對1.8億元債務人的管收，授權到什麼程度、由誰核定、有沒有經過董事會或報請主管機關，這些絕對是有清楚資訊的，不可能公司內部沒人做決定，最後交給公司外部的律師主導一切。

一個涉及刑事責任的決策，台糖膽敢這樣做，不需要誰下令。做這個決定的人很清楚，做了以後不會有事。這兩個月發展的紀錄把這件事證明得很完整，撤回管收之後沒有人被調查，期限取消之後也沒有人被糾正。月付5萬元見報的同一天，主管機關的部長說那是談判技巧。每一個本來可以說不的環節，都說了可以，沒問題啦。

那麼，到底是誰讓台糖膽敢這樣做？到底台糖為什麼有這麼大的狗膽知道這樣做也不會有事？

孫中山先生「服務的人生觀」是社會主義的核心精神，真正的普世價值。

「聖賢才智平庸愚劣」證明「人類生而平等」不存在。後來一改再改的解釋為機會平等、法律平等、立足點平等，也都與事實不符。先天後天的不平等既是事實的存在，為什麼不承認？反而要在人們心中根植錯誤的觀念？

「生而自由」更不存在。工業革命初期，血汗工廠林立，全因「契約自由」原則甚囂塵上，低工資、高工時的童工、女工比比皆是，都是出於自願，無人強迫。但我們從現在回望，就知道那不是出於自由的選擇，而是不得已的選擇。

今天有關最低工資、最高工時、童工、女工的規定，都是對「契約自由」的限制。人類自群聚以來就必須犧牲一部分個體自由，以利於在外部環境中贏得群體自由，文明愈進步，限制愈廣泛。兩千年前還可以約法三章，今日各國法條千千萬。

「人類生而自由平等」是西方菁英們一箭雙鵰的策略。一方面他們為了掙脫君權神授的思想桎梏，才開創天賦人權說以為對抗。因為民智未開，只得以天制天，以愚易愚，實則天賦人權不存在。但盲從以避免落單是群眾心理首要的考量，此現象並非人類所獨有，飛鳥沈魚莫不如是。

另一方面，菁英們把「生而自由平等」植入人們的思想，要求人們奉為一生的信仰，弱者因此淪入悲慘的敗部也無處申冤，只能逆來順受，以此合理化霸權社會裡的強凌弱。工業革命初期血汗工廠的強凌弱，現在來看一目了然。人們一面接受物競天擇弱肉強食的進化論，一面相信菁英們鼓吹的天賦人權說，絲毫不覺得矛盾荒謬。啟蒙運動正是啟菁英而蒙庶民。

強者以思想洗腦弱者，使弱者甘為所用，勝過消滅弱者。孫中山雖受西方思潮洗禮，卻並不人云亦云。他明見天賦人權不存在，由此建立起弱勢族群的觀念，並提倡服務的人生觀以為救濟之道。「聰明才力愈大者，當盡其能力，服千萬人之務，造千萬人之福；聰明才力略小者，當盡其能力，以服十百人之務，造十百人之福」。

弱者很難依靠自己而翻身，必得強者中有孫氏之類，本於求真求實與慈悲博愛來勸善強者，使人類文明建立起保護弱者的政策，脫離物種的進化而另闢天地。在優勝劣敗的大自然法則下，本該被淘汰的弱勢族群受到保護是人類文明逆天而行的作法。可惜西方個人主義強勢文化當道，孫氏基於東方集體主義之服務的人生觀遂遭埋沒。大道之行，仍不脫物競天擇的叢林法則。世上少數服務的人生觀踐行者多本於自身的人道情操，並不知道孫文學說。

西方思想兩大根基在於自由的個人主義與達爾文進化論。其中沒有道德成份。他們認為每個人追求自己最大利益是文明前進的動力，自私乃成為榜樣。道德觀止於會不會觸法，亦即他們所標榜的法治，此外無是非。個人主義簡單講就是一切靠自己，沒有基礎，沒有依賴，當然也就沒有制約。他們服膺弱肉強食，相信弱者本該被淘汰。所以美國疫死百萬，他們處之泰然，即使輪到自己身上，也只怪自己是弱者。與東方傳統的集體主義力求「清零」在本質上迥然不同。

不論東方或西方，集體或個人，我們必得承認生而自由平等不存在。即使人類文明逆天而行，濟弱扶傾，也不會（且不該）追求強弱平等。世上沒有平等，才不致乏味，也才有人生價值的追求。「生而自由平等」這種實際上是由詐騙集團生產的外國月亮，如今已被人嗤之以鼻，棄如敝屣。相形之下，「聖賢才智平庸愚劣」的天生不平等及濟弱扶傾的「服務的人生觀」比較有道理。文明只是替弱者建立一道基本樓地板，予以保護。但這道樓地板仍然是強者建立的，東西方不同的思維與體制當然對樓地板的品質有不同的影響。

譬如高希均是菁英，是強者。他的「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是在個人主義體制下優勝劣敗的思維。一方面能反映真實，另一方面也能刺激進取，是經濟學的基本教材。但如前述，若非本身具有人道情操，這批菁英「追求自己最大利益，自私乃成為榜樣」、「此外無是非、沒有道德成份」，奉行叢林法則，無視弱者的存在，當然更不知服務的人生觀。

王又曾在小蔣時代想見小蔣一面都難，進入李登輝/郝柏村時代馬上成為中常委。電視上出現李/郝鏡頭時，旁邊擠也要擠出個王又曾。同樣的，這回馬英九回鄉掃墓，返台時旁邊總是擠個費鴻泰，這就是政客的嘴臉，爭相擠在光環邊上曝光而不覺突兀。但其中仍然風骨有別：政黨輪替後，在阿扁前十次出訪友邦之中，王又曾父子輪流陪同隨行七次，這種事費鴻泰一次也幹不出來。
高希均擠在光環邊上曝光是跟王又曾一樣不拘顏色的。

台大某教授因為相信《天下雜誌》報導的某未上市公司的未來榮景而參與投資，才不過半年，公司收攤，教授四百萬血本無歸，其中兩百萬是親友的，花了教授三年拼命寫書演講才一一還清，從此不看《天下》、《遠見》。原來所有的報導都是廣告，全本每頁都有價碼，就是沒有信用與格調。

最骯髒的是最大廣告費來源於政治，多年來五星級市長原來可以年年花數千萬買到，對於動輒幾十億的市政建設來說，幾千萬宣導費簡直就是小兒科。《天下》、《遠見》自甘下流，而今五星之由來大白，且看以後如何排名。

四連霸《遠見》五星首長 林智堅：不論藍隊綠隊，我們都是台灣國家隊

詐騙集團橫行台灣數十年，消耗社會巨大成本，禁不勝禁。《天下》、《遠見》在商言商，遵循西方功利主義，謀求事業最大利益，那也罷了，但別再冠以「文化事業」的招牌，帶頭行騙，玷辱斯文了。敢問高希均/王立行，台灣還有不染詐騙的淨土嗎？

走到21世紀，最先進的文明不是LGBTQ的解放，而是謊言的解放。說謊莫說除罪化，甚且成為時尚。做為全世界老大哥的美國，不但總統川普一天可以講30個謊言沒事，連消毒水都可以治新冠。

所有的廣告都是詐騙，尤其是賣藥。
所有的理財都是詐騙，尤其是股票。
所有的媒體都是詐騙，尤其是BBC。
所有的政客都是詐騙，尤其是盎薩。

高希鈞/張作錦的文章曾經撥動我年少的心弦，現在都已被看透。前者市儈，後者囿於僵固的意識形態，俱無可觀。不是文人相輕，若謂言之有物，我不敢讓，參考「奮起」網站。高/張皆為長期擁有話語權的意見領袖，於今之局，難辭其咎。

當年BNT疫苗原本能直接賣給台灣？是中共阻攔所以才不行？所以大家快去怪中共？你們這些綠營的KOL看這次打慈濟好像打不大動還引火自焚？所以要趕快帶風向轉移目標？

德國 BioNTech（BNT）疫苗在大中華地區（包含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及臺灣）的總代理商為中國企業上海復星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簡稱上海復星）。

德國 BioNTech（BNT）新冠疫苗在包含台灣在內的「大中華地區」，獨家原廠代理商為上海復星醫藥集團；而在台灣本土的實際疫苗進口與配送物流，則是委託裕利醫藥（Zuellig Pharma）辦理。

上海復星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不是單純的代理商，更是德國 BioNTech（BNT）從一開始就存在的早期投資人，上海復星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5,000萬美元認購 BioNTech 1,580,777 股普通股，也就是直接成為BioNTech股東。

另外，上海復星支付 8,500 萬美元的授權費、臨床開發註冊與銷售里程碑款。
所以，上海復星不是只負責賣BNT疫苗，而是利用自己的臨床、法規與商業能力，參與 BNT162 在中國市場的開發與臨床試驗。
而且，該協議中還包含產品銷售後的利益分配，而不是典型的「原廠出貨 → 代理商加價轉售」模式。

上海復星這種身份，不只可以要求交易經過他，甚至可以說擁有大中華地區生殺大權都不為過。

謝志偉（時任中華民國駐德代表）文中所提及的「後來洽購直接向BNT洽談」，是指政府在技術與商務談判上直接對接德國BNT原廠；但在商業代理法律架構上，因為上海復星享有BNT疫苗在大中華區（包含台灣）的獨家代理權（Exclusive License），台灣後續採購的所有BNT疫苗，名義與商業合約上仍須經過上海復星（或由 BNT 取得復星授權/拆分潤）。

謝志偉刻意不告訴你的是：德國BNT與上海復星在2020年3月（新冠疫情暴發初期）即已簽署「戰略合作暨獨家許可協議」，協議中劃定的「大中華地區獨家代理權」即已包含中國大陸、香港、澳門與台灣。
而德國BNT在提交給美國SEC的2020年Form 20-F中亦明確寫道，2020年3月13日，它與上海復星醫藥產業發展有限公司簽訂 Development and License Agreement，而契約涵蓋的「Fosun Territory」就是：
中國大陸、香港、澳門，以及Taiwan。

因此，德國BNT原廠在法律上無法越過上海復星直接「獨立販售」BNT疫苗給當時的蔡英文政府。這根本不需要中國政府說什麼，上海復星就有足夠大的權力影響德國直接對台灣的貿易。
也因此，2021年7月，台灣才會由鴻海/永齡、台積電、慈濟採購1,500萬劑BNT疫苗捐贈給政府，當時所簽署的採購合約就是由買方與「復星實業（香港）」及BNT原廠共同簽訂。

就算到了2022年4月，衛福部疾管署自行與BNT簽署220萬劑兒童疫苗及180萬劑成人疫苗時，即使政府由官方出面談判，合約架構依然是「衛福部、上海復星、德國BNT」三方合約，上海復星仍以大中華區總代理身份參與商務合約。

2022年12月爆發BNT次世代疫苗採購論戰時，上海復星亦以「BNT大中華區獨家合作夥伴」身份發表聲明，表示未來的訂單皆可更換為次世代雙價疫苗，顯示其大中華區代理權始終有效。

謝志偉所指的「沒有問題了」，主要是指政治障礙解套與談判管道順暢化（即德國BNT原廠、上海復星與中華民國政府三方，已摸索出商業與政治上皆可接受的簽約範本），而非在法律商業合約中徹底抹去上海復星的代理權。

簡單一點講：當年台灣的蔡英文政府原本想越過正牌代理商向原廠買平行輸入貨，順便趁機偷渡「台灣是一個獨立國家」的概念，被正牌代理商上海復星拿著契約阻止。然後駐德代表開始罵中共，要不是中共阻攔，台灣早就直接買到疫苗啦！

其實，只要按照對方的規矩來談判，當年我們的確真的可以早就買到BNT疫苗。只是民進黨政府經常偷雞摸狗就是了。
後來乖乖的按照規矩走，2022年的220萬劑兒童疫苗及180萬劑成人疫苗不就買到了嗎？

新冠疫情爆發至今還沒超過十年，當年倖存下來的我們都還活著，也不是每一個都是金魚腦，也還沒有罹患阿茲罕默症。許多當年的科普資料都還在我們的電腦硬碟裡。不要隨隨便便就想洗民眾的記憶。

當年台灣缺疫苗，政府自己偷雞買不到，最後是鴻海、台積電、慈濟出手，才幫台灣買到BNT。既然民間買得到，政府當初為什麼買不到？為什麼還要讓民間自己掏錢？中間又到底拖了多久？
鄭麗文更直指，當年真正該為疫苗政策負起政治責任的，是蘇貞昌、陳時中。

慈濟最後不只真的出了錢，更實際協助買到500萬劑BNT。
如今慈濟因詐騙案受害，損失的更是社會大眾一筆一筆捐出的善款，民進黨政府不去正視詐騙問題，反而趁機說風涼話、轉移焦點，才更令人無法接受。
政府買不到，民間出錢、民間救急；如今出了事，還想回頭反咬慈濟？
當年的疫苗帳，台灣人沒有忘記。

台大教授傅佩榮看到《天下雜誌》介紹某新創公司前途似錦，於是傾囊200萬，並呷好道相報，集資親友200萬，共400萬投資該新創公司。半年後，該公司倒店跑路，傅佩榮血本無歸，從此不看《天下》《遠見》，埋首著書演講還債。

傅佩榮不知道，《天下》《遠見》每一頁都是廣告，都有價碼，報導頁數越多，價越高。不要煩惱沒有材料寫，沒有好話講，他們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就是文青。價碼出到千萬，就能成就五星市長林智堅。廣告費公家出，棒球場12億可以讓自家人落袋。這些都跟《天下》《遠見》無關，《天下》《遠見》只是做生意，Business is business，創辦人高希均是著名經濟學家。

四連霸《遠見》五星首長 林智堅：不論藍隊綠隊，我們都是台灣國家隊

《天下》《遠見》捧過的五星縣市長還有賴清德、蘇貞昌、陳菊、楊秋興、謝長廷、林聰賢、鄭文燦、潘孟安、翁章梁。搞到財政破產的苗栗縣長劉政鴻也拿過四次。柯文哲一毛不拔，減債最多，從沒拿過五星。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是那個時代人們認識高希均的開始，從此猶如眾星拱月般的追逐他的金句。實則該論述是美式資本主義叢林法則的代表，弱肉強食，自然淘汰，是菁英們的最愛。所以他們鼓吹人類生而自由平等，沒人強迫你，沒人限制你，你不行，只能怪你自己。沒有白吃的午餐。

孫中山廣收西方思想不輸任何人，卻不會跟著人云亦云。聖賢才智平庸愚劣，人類不是生而自由平等的。所以他提倡服務的人生觀，要正視弱者的存在。「聰明才智越大者，當服千萬人之務，造千萬人之福；聰明才智略小者，當服百十人之務，造百十人之福；至於全無能力者，當服一人之務，造一人之福。」

高希均的爸爸在大陸幹過小學校長，期望兒子也是一個教育工作者。高希均自己也希望人家稱他為教育家，勝於出版家。他的雜誌共同創辦人張作錦跟員工說，你們不是在做出版，你們是在做教育。

然而高希均自1969年起出任經合會顧問，1970年代後，幾乎年年回台灣，並擔任連戰、郝伯村的顧問，進入21世紀，退休後落葉歸根，更在台灣風光發展，乃至獲馬英九頒贈景星勛章。他一路走來，竟以國師之姿，坐視中小學課綱走火入魔，無可救藥。Can you believe that？（高的口頭禪）。高希均還是做他的經濟學家、出版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