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華北抗戰的棋盤和棋局
上文已提及戰時的中共中央在陝北延安，如重慶一般屬於“後方”，它擺的棋局是將棋子佈在鄰省山西的邊角。八路120師的“晉綏抗日根據地”在呂梁山北段、保衛延安的門戶，同時伸出至綏遠陰山山脈的大青山一帶，保衛延安頭頂的河套地帶，並配合國軍傅作義部的綏遠抗戰。綏遠乃“塞北省”，敵軍就不限於“北支那方面軍”，而是由此軍和關東軍合成的“駐蒙軍”和偽蒙軍。
山西東北角的恆山支脈五台山則是“晉察冀抗日根據地”所在，乃八路115師聶榮臻部所經營。論其地勢，西向俯視日軍佔領的大同，東向則俯視河北平原，尤其是冀中地帶，東北方則面向平津蛋黃區。“晉察冀”的一個分支“冀熱遼軍區”，橫梗平津之北，扼華北與東北的戰略咽喉。
“晉察冀”之南是太行山的“晉冀豫抗日根據地”，是八路軍129師劉伯承部所開發，也是八路軍總部所在地。它跨的省份更多，除了山西、河北、河南之外，後來又與115師的“冀魯豫軍區”合併為“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此外，它兼管山西省腹地的“太岳軍區”。
“山西”之得名，正因為太行山脈是河北平原和黃土高原的分界線，可說是華北大地上的一條龍脊。山西已屬於高原區，汾河流域在山西高地中間斜切出一條盆地帶，日軍只能佔據平地的交通線，予游擊隊創造了進可攻、退可守的戰爭生態。
“晉察冀”和“晉冀魯豫”顧名思義也面對河北，搭上察哈爾、豫東和魯西北幾個邊角。這方面主要是平原，河北的平津亦是“北支那方面軍”的總部所在，迫使八路軍發展“平原作戰”的戰術。脫離了林木山地的隱蔽，與機動性強得多的日軍作戰，八路軍必須築成“人山”。
八路在華北的抗戰既腳踏兩界，地緣就決動了八路軍的總部設在山西、河北交界的太行山。太行山根據地成為了揮動華北共軍四肢的身軀，頭腦則是在陝北的延安。到了戰後國共內戰期間，棋盤從華北擴大至全國，頭腦（帥）與身軀（車）都在中華棋盤上往前位移了。
1947年胡宗南攻陷了延安，中共中央輾轉遷往石家莊境內的西柏坡，在河北南部，成為“國共內戰期的延安”，其鄰省山東的沂蒙山區則成了“內戰期的太行山”，對國府最後致命一擊的淮海戰役是從這裡操作的。但台海這一方對此新局比對抗日時期還要懵—他們再無知也聽過“延安”，但似乎無人知曉“西柏坡”。台灣方面的“國家記憶”對抗戰是盡其模糊化之能事，對國共內戰則索性開天窗了。
華北地區後來居上的就是山東的“沂蒙山革命根據地”，與國府的“魯蘇敵後游擊戰區”毗鄰甚至覆疊。八路115師的羅榮桓部於1939年中進駐山東中南部這片山區，終於取代了國軍“魯蘇戰區”的地位，後者在1943年後名存實亡。八路的沂蒙山根據地則在與日軍戰鬥中不斷壯大。該區在抗戰史中夾在“北支那方面軍”與南京的汪偽政權勢力範圍之間，非舞台中央。是它在內戰期間上升至樞紐地位，為它贏來了與井岡山、延安並稱“中國革命戰爭時期最重要的三大老革命根據地”。
“人民戰爭”
必須撐破“敵後游擊戰”這個概念。“人民戰爭”的特色就是沒有前線和後方，基本上解構了“戰線”與“敵後”。上節已略述華北抗日的大勢，本節列舉其戰法之一二。
游擊戰菜單上的定食是“破襲戰”，扒鐵軌、炸枕木之類，西歐的“地下軍”反抗納粹佔領、響應盟軍反攻即從事此類戰鬥。戰時華北的優勢在：八路軍從山地下來，干擾日軍的補給線，危及佔領區之間的紐帶，然後退回山區。原本訓練打攻防戰的日軍、因其精良在“大會戰”中佔盡便宜的日軍，如今被迫轉行“治安肅正”、“掃蕩”、“清鄉”，往往事倍功半。
日偽軍進入山區，面對的是“麻雀戰”和“黃蜂戰”。麻雀不聚眾、是飛來飛去的。進剿部隊欲捕抓八路軍主力，他們即像麻雀般朝各個方向飛散，然後漫山遍野放冷槍，間歇性地每次幹掉一兩名敵偽軍，讓進剿軍精神緊繃、步步為營，見敵方已化整為零，再冒進目的地是否徒勞？“黃蜂戰”好比一隊人走過林木、離臉部不滿五尺的螞蜂窩突然爆裂，整隊人就被蜂群圍蟄，比喻在八路軍主場的山林之地，近距離瞬間集合火力萬針齊發，讓敵軍的前鋒被打瞎、不敢越雷池一步。
鑑於輕師冒進的剿討無效，日軍決定大幹一場，分五路甚至九路合攏圍剿。在江西蘇區時期，遇到圍剿，八路軍的前身紅軍就玩“敵進我退”，跳到包圍圈外去，用運動戰回襲敵軍最弱的一路、殲滅之，打亂敵軍進剿的部署，前提是紅軍行軍比國軍快—當時雙方都是用雙腿跑的。在日軍機械化部隊配合航空隊的情形下，“敵進我退”乃找死，因此到了華北，對付敵人合剿之方變成“敵進我進”：敵人既然傾巢而出，我方避其鋒芒最佳之法也是傾巢前往直搗敵人的老巢—做到了“敵後的敵後”、化被動為主動。這一招唯有群眾通風報信方行得通。
“平原作戰”最早在“八路軍冀中軍區”，直接威脅北平、天津、保定這個蛋黃區，成立的也最早，是在1938年上葉華北日軍大軍南下參與徐州會戰、後防空虛時，由已加入共黨的東北軍呂正操一個團與河北地方游擊隊合併而成，後由中央派賀龍率120師主力加強。它直接插在“北支那派遣軍”的心腹地帶，招來了日軍的瘋狂“掃蕩”和“囚籠政策”。冀中根據地就將游擊隊從地面發展到地下，發明了地道戰和地雷戰的配套，由“蛤蟆蹲”發展成“戶戶相通、村村相連”的“地下長城”。
冀南的“八路軍冀魯豫軍區”主要由115師和129師創建，一開始就有較強的正規軍基礎。它依托靠近太行山的有利條件，側重“村落戰”和“運動戰”的結合，善於在村落中拖著敵人、集中兵力殲滅之。有時，也用“地道戰”配合，但土質和地下水位限制了地道的普及，不如“冀中”那般成為核心戰術。
兩個戰區都開展“道溝戰”，其實比“地道戰”更早、規模更大，適用於任何土質的平原。這一套系統是把鄉村道路挖深約1米多、寬2-3米，確保老百姓的手推車能走，但把日軍的汽車和坦克卡住動不了。且故意挖成彎道，以免敵人順著溝射擊；溝壁兩旁開有踏跺和射擊掩體，方便軍民觀察和射擊；敵人的大車也會在寬闊處被導錯路、進入死巷。這種道溝替敵軍製造泥濘路，卻不會分割耕地，反具有助灌溉的輔作用。
這項工程還呈現出“全民戰爭”的壯觀景象，由中共組織動員，男女老少齊上陣、夜以繼日地挖，與敵人“白天平、晚上挖”反覆拉鋸。簡言之，“道溝戰”是在平原沒山的地方造成“人山替代山地”。它直接阻礙了敵人的機動，為後來的“地道戰”提供了掩體和挖洞的原始靈感。隱入地下更勝一籌，連敵軍的航空隊都偵察不到。
平原作戰的一道難題是春耕秋收，軍民都無法躲藏到地底，也最容易提供活靶。日偽軍常趁春耕破壞生產、秋收搶奪糧食（名為“搶糧掃蕩”），企圖藉此切斷抗日根據地的命脈。在這類吃緊時刻，共軍（包括八路軍與南方的新四軍）將根據地群眾組織為“偵察隊”、“搶收隊”、“運輸隊”。先令主力部隊與民兵在根據地邊沿與交通要道設防，指派小股部隊利用地雷戰、麻雀戰在據點周邊誘敵、襲擾，迫使日偽軍縮回據點，無法安心出城搶糧或破壞農田。搶收與運輸則採“夜間搶收、快收快藏”原則。糧食收割後立即進行“空村清野”，分散隱蔽於地道、山洞或暗窖中，不給日偽軍留下一粒糧食。
更大陣仗地配合，春耕與秋收前夕，動員民眾大規模破壞日偽軍控制的公路、鐵路與橋樑，延緩敵軍機械化部隊與輜重車隊的進攻速度，爭取搶收時間。上述的“道溝戰”亦其一環，將田間小徑變成泥濘路，只容手推車通過。對臨近敵佔區的農田，則指導農民種植早熟作物，或在作物尚未完全成熟時提前搶收，使日偽軍撲空。或者，索性留著根據地外圍一大片不收割，變成一道天然屏障，敵人若偷摸著麥田或高粱田闖進來，就會中伏、被收拾掉。
這類春耕秋收鬥爭，正是加強“軍民魚水情”的公關良機。共軍在不擔負作戰任務時，全員下田協助農戶進行搶種與搶收。部隊實行“帶槍下田”，槍支架在田邊，戰士一手拿鐮刀、一手拿槍，隨時準備接敵戰鬥。一場抗戰將共軍從4.5萬變成102萬，其成分大部分來自農民，還有大量“不脫產”的民兵，“軍”和“民”的界線本來就不明朗。敵偽面對的是一群被組織起來的武裝老百姓。
華北的“平原作戰”與五台山、太行山，後來加入的山東沂蒙山區互為犄角。平原提供糧食，補增兵源，山區的兵工廠和被服廠則提供軍需，也提供領導幹部和建軍的核心隊伍，以及部隊的整休場所。太行山且是八路軍的總部所在，在總司令朱德返回延安，而總參謀長葉劍英和周恩來常駐重慶的情形下，由副總司令彭德懷和副總參左權坐鎮整個華北戰區。五台山和太行山後的山西高原已是華北高原的一部分，是通往更後方的延安之路。
上述只談抗戰期間華北軍民的創意和智慧。日軍並不是吃素的，八路在1940年發起“百團大戰”後，遭日軍瘋狂報復，根據地面積縮小三分之一。總的來說，日方在華北常態性的千人以下中小型“掃蕩”多達數萬次，由北支那方面軍司令部直接規劃、由司令官親自部署的戰略級大規模圍剿，歷史上最著名的即為3次“治安肅正作戰”與隨後的5次“治安強化運動”。
日軍對付“人民戰爭”亦挖空心思、心狠手辣—此處沒空間談這個。本文的重點不在呈現華北戰場較完整的圖像，只是替那些連“晉察冀”“晉冀魯豫”等詞都聞所未聞就控訴中共不抗戰的“無知人膽大”之輩消消炎而已。
八年抗戰和國共內戰打成一局
“抗戰”與“內戰”可以看成是同一盤棋局，日本人中途離席，殘局由中國人自己博弈下去。棋局的譬喻是設定兩方對弈，抗戰結束前可比做國共交替下子、與日方博弈。日方離席時，留下的是由三者共同砌成的棋局，國共雙方就按此殘局博弈下去。
華北自北伐以來就是國府“無效的國土”。國府在法理上從不承認華北是脫落之地、正如它在軍令上仍認為八路是國軍體制的一部分，但心理上已適應了華北是“無效的國土”。這個心理設定成為了“新四軍事件”的背景。至1940年底，重慶對中共下最後通牒，在黃河以南的新四軍必須儘快地遷到黃河北岸去，似乎把“病毒”全部推堵到“疫區”裡便好。
前節論抗戰年間“國府的西南化”，言及在昆明訓練的36個美裝師，預期在1946年底完成，計畫對日軍的反攻範圍甚至包括了台灣，亦只達長江流域。當然不是放棄華北，從西南出發力有不逮。國府在“華北”的外圍仍有兩枚棋子：西北的胡宗南兵團和塞北的傅作義兵團。
但山西、河北和山東已成中共鐵打的江山。全面內戰還未開打，毛澤東還親赴陪都和蔣介石進行“重慶談判”，“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試圖進入上黨地區接受日軍投降，上黨夾在“晉冀魯豫根據地”的太行和太岳分區之間，結果閻部被劉伯承、鄧小平部全殲，耗損晉軍三分之一。此時重慶談判才進入尾聲，“上黨戰役”堆高了毛澤東的籌碼。
重慶談判的“雙十協定”墨跡未乾，國共又爆發“邯鄲戰役”。國府為了在北平受日軍投降，特設第11戰區。受降是由孫連仲代表中央在故宮的太和殿舉行了，當進駐這個“後抗戰”戰區的國軍第一梯次部隊沿平漢路北上，在太行山腳被劉鄧部八路軍全殲，連第11戰區的副總司令（編案︰該副司令為馬法五）都被俘。
國軍沿平漢鐵路北上的途徑被切斷。另一條偏東的津浦鐵路可用，但新四軍與八路軍在“津浦戰役”中成功佔領了鐵路中段（徐州至濟南段）200多公里的重要路段與沿線重鎮，並大舉破壞了沿線鐵軌。國軍不僅損失了大量兵力，且無法利用這條鐵路直接向北運兵受降。相反地，共軍藉由控制該路段，將山東軍區與華中軍區連成了一體。
中共同時宣布主動撤出南方8個解放區，其實南方的抗日根據地勢單力薄、避免被消滅。它在執行毛澤東的“南方讓開、北方爭奪”綱領，這一招卻在國內輿論面前佔了“愛好和平、主動讓步”的道德制高點，使蔣介石很難在重慶談判和其後的“雙十協定”期間大動干戈。
國共把談判壓在這個底線上，已決定它的起步點是“南北朝”對峙之局。中共橫梗在華北不只沒收了國府統一中國的條件，而且在接收東北這個棘手難題上，國府不止慢中共一步，還踏入一個死亡陷阱。國府陸路北上之路被堵，唯有憑海路和美軍的空運前往東北，但這像是對一個已輸定的賭局不斷地下注、妄圖翻盤。
華北的共軍對東北則是近水樓臺先得月。在日本投降前夕，共軍已源源不絕地進入東北：“晉察冀”的分支“冀熱遼軍區”已經在地，八路山東軍區的羅榮桓奉命率主力跨海至遼東半島，新四軍的一些部隊亦以山東為跳板進入東北。他們成為後來“東北野戰軍”或“四野”的骨幹。
對北方“匪焰熾盛”唯一能制肘的是傅作義的綏遠兵團。抗戰勝利時，聶榮臻的“晉察冀”和賀龍的“晉綏”的主力迅速包圍歸綏（今呼和浩特）、包頭，要求對此兩地的受降權。晉綏軍傅作義從綏西東進，搶先進入歸綏和包頭接受日偽軍投降。兩路八路軍會師攻此兩城，無功而退，損失慘重。在1946年內戰全面開打後，傅作義更東進攻克“晉察冀”的首府張家口，使他後來得以進駐平津，成為華北的剿匪總司令。
這段搶奪“受降區”的小打小鬧還不達“打天下”的維度，被1945年底來華的美國特使馬歇爾按下暫停鍵。只有在這段調停期，蔣介石才放心自重慶還都南京—已遲至1946年4月。但這片汪偽政權統治過的京畿地帶如今是遍地赤焰。汪偽政權後期最大的一次“清鄉”的慘敗導致新四軍粟裕部在“蘇中”坐大，虎踞在南京與上海之間，而江淮之間亦見共軍蹤影。蔣介石說在自己地頭上坐火車都必須拉下窗簾，以免有子彈射進來。
這裡必須從簡。篇幅不容交代國共第二次內戰史的各方面，本文目的實在批判“中共不抗戰論”：倡此論者請解釋蔣氏返都時、共軍已在國府的本命區擴散是否抗戰結束後“天上掉餡餅”？—這無疑是冷戰造謠業無底線之作，它普遍地降低了“國人”的智商。
此處亦無空間交代1941年初的“皖南事變”後，新四軍的總部被國軍端掉、番號被撤銷，其後“新四軍”反如雨後春筍。若八路軍在國軍體制裡還有一點“名份”，新四軍則純屬叛軍。令人不無懷疑：國共交惡是一回事，是否仍有“八路軍不過黃河”的不成文約定，乃有橘過淮變枳的現象？這有待一部《共軍沿革百科全書》去釐清。
總的來說，重組的新四軍的領導如陳毅和粟裕等仍舊是原班，地方部隊亦多是原地發展的，但支隊領導則未必。例如，李先念本是延安的幹部，1938年被派往“豫鄂邊區”省委的軍事委員會—可能與他曾是張國燾的“鄂豫皖蘇區”的一名軍中政委有關。劉少奇在河南竹溝亦設立中共中央“中原局”，李先念率該局留守處的新四軍100餘人南下湖北，聚集地方抗日游擊隊，迅速發展到9000餘人，至1939年組成“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
這裡必須提“新四軍”系統，是因為即使八路軍在華北得勢、加上共軍奪取東北，頂多會與國府形成“南北朝”對峙。後來中共一統天下，多賴中共對“八路軍”“新四軍”這兩部電腦“滑鼠無界、跨螢幕操作”。
國共內戰進入“後馬歇爾階段”就是“打天下”了。中共將抗戰期間的“減租減息”激進化為“土改”，把“抗日根據地”進階為“解放區”，把八路軍和新四軍統稱“解放軍”，也就沒有了南北畛域、全國化了。替本節收尾，仍須簡略交代國府如何從抗戰之局走向敗亡之局。
在前面“華北抗戰生態的生成”一節中有提到：“中原王”湯恩伯在1944年日軍“一號作戰”面前兵敗如山倒。他當時是河南“第一戰區”的副總司令，同時由重慶特批設一個“魯蘇豫皖邊區”，與“國軍第一戰區”部分重疊，自為司令兼黨政分會主任，三權集中於一身。其名稱與共軍的跨省“邊區根據地”魚目混珠，內容卻大異其趣，它不是一個以農民為本的抗日民主地方政權，而是一個中央系軍閥的轄區，對老百姓橫徵暴斂、且經商與民爭利。
抗敵前線怎會出這種爛事？湯部負起國軍用來抵擋日軍、防共軍（尤其是壓在頭頂上的華北八路軍以及在黃泛區東側日益壯大的新四軍），同時得代表中央壓制鄰近由李、白桂系控制的“第五戰區”的多重任務。它的超載令中央無法補給它的40萬大軍，而其地又處於“黃泛區”西緣與1942-1943年河南的災荒區，簡直是竭澤而漁，乃致爆發民變。
日軍將湯部這個中原重鎮瓦解後，自己又長驅直下桂林、柳州，在中原就製造了一個長期無重心狀態，待至日本投降、國共在重慶達成“雙十協定”的同月，這裡出現了一個“新四軍中原軍區”，由新四軍的李先念主持，併入八路的皮定均、王樹聲、王震等部。馬歇爾放棄調停，國共重啟戰端的第一戰就是國軍的圍剿、李先念的“中原突圍”。
國軍的軍力雖達400餘萬之空前，但佈滿全國後亦呈不足。因此，在解決了中原大患後，遂改採東西兩端“重點進攻”、恍如一個啞鈴的兩端。西端就是由關中的胡宗南直搗延安。中共中央索性撤出延安，由彭德懷1比9的薄弱兵力，將佔了一個空城的胡宗南長期吸在關內，令它無法投入其他的“剿匪”戰場，胡部最後被“蘑菇”到殘剩，被迫撤入四川，胡宗南將其拋棄在當地，本人則被飛機接往台灣。彭德懷部則在與胡部作戰中成長為“西北野戰軍”或“一野”。
胡宗南部是被白白耗掉了。中共中央讓出延安，乃是順手推舟。延安是“華北一盤棋”理想的後方指揮中心。待至國共戰爭的“全國一盤棋”之局，延安即淪為一個邊遠角落，棋手必須在棋盤上另覓恰當的新“點眼”。從延安遁走的中共中央遂移駕河北南部石家莊境內的西柏坡，與前敵區太行山的適當距離如今被複製在西柏坡與鄰省山東沂蒙山根據地之間。若西柏坡成了“內戰時期的延安”，沂蒙山則成了“內戰時期的太行山”。
內戰還未全面開打時，沂蒙山根據地的八路軍羅榮桓部已奉令率主力跨海至遼東半島，加入將成形的“東北戰場”。同時，中共中央令新四軍的總部進駐。軍長是陳毅，換崗需與山東八路軍餘部磨合，兩軍先整合為“山東野戰軍”，最後融合在“解放軍”的“華東野戰軍”或“三野”的新番號裡。山東這個“華北”省份、原八路軍地盤，如今換成以新四軍為主體，被重新部署為全國內戰棋盤上的一個“金角”。
陳毅去了山東，新四軍的粟裕部仍在“新四軍蘇中根據地”，處於南京和上海之間，蔣介石若由前汪偽政權手中“光復”自己的本命區，勢必重兵摧毀之。中共中央令粟裕放棄“蘇中”，前往山東與陳毅會合。粟裕的撤走卻與李先念的“中原突圍”大異其趣。他走前先利用根據地可用的民氣，在周邊穿插運動打出了傳奇性的“七戰七捷”，然後轉戰江北淮揚之地，最後轉進山東。
粟裕這種打法，卻與江西蘇區時期的運動戰、華北抗日的山岳戰及平原作戰大異其趣。他的“運動戰”甚至先打敵軍最強的部隊，掐的是時機，不一定是避強擊弱。江南雖然也有山脈，新四軍亦確有依山為據，在史上並不出名，無論是茅山和天目山都未能複製華北太行山的規模。水網交錯之地亦不能複製華北的“平原作戰”，山地與平原有鮮明的地界，由水網界定地域則是游移的。在汪偽地頭上的抗日根據地的外緣甚至是“陰陽界”：白天是汪偽的保甲長、晚上卻是聽新四軍的。
這種“碎地”生態令粟裕磨練出無十分明確根據地卻能在敵人堆裡穿插的“大兵團運動戰”。剛好，抗戰結束後共軍亦養成有與國軍打“野戰”的斤兩，接合得天衣無縫。但這種貌似“無後方作戰”的野戰卻仍然是有“靠山”的：若華北八路軍的平原作戰依託“太行山根據地”，在國共內戰時期“華東野戰軍”則依託“沂蒙山解放區”。
國軍東西兩端“重點進攻”右端的重磅即敲向山東，面臨的則是解放軍“大兵團運動戰”配合沂蒙解放區源源不絕的物資和兵源補充—在中共推行“土改”的新政策下，甚至鼓起了千萬民夫“支前”的壯闊波濤。這是一個國軍贏不了的死局，因為共軍只有越打越多，國軍即使贏了幾仗仍是越打越少。
在山東戰場上，國軍確是敗多勝少，即使勝往往無後續，共軍的勝則不斷消耗國軍的有生力量。至1947年中，國軍從“重點進攻”被迫轉入“重點防禦”模式。為了舒緩華東戰場的壓力，在西柏坡的中共中央令太行山的劉、鄧主力千里躍進湖北大別山。大別山無法複製太行山的優勢，劉、鄧闖入了桂系的防區，被白崇禧痛扁了一頓，減員一半。中共中央急令山西太岳軍區的陳賡、謝富治組成“陳謝兵團”，南下豫西。
為了應付豫西的戰局，國府急令被彭德懷拖住的胡宗南分出一部精銳出關去堵截，結果全軍覆沒。陳謝兵團與剩餘的劉鄧大軍合成“中原野戰軍”，恢復了李先念部“中原突圍”前在中原形成的威脅。國軍東西兩端“重點進攻”的啞鈴中間的托桿斷折了，兩端亦在急遽失重中。
在國軍轉入戰略防禦階段前夕的1947年5月，山東戰場已出現張靈甫的王牌師在孟良崮全軍覆滅的惡兆。待至1948年9月濟南市陷落，省主席兼第二綏靖區司令王耀武（曾是抗戰名將）被俘，山東除了青島美海軍基地外全省淪陷。
華中國軍最後的掙扎就是在沂蒙山區正南方、蘇北的徐州佈陣。十字陣還在架設中就肝腸寸斷—這就是國軍的天鵝曲“徐蚌會戰”，共方稱為“淮海戰役”者。
此處我們只提“沂蒙解放區”民夫“支前”的壯舉。在山東歷次的國共戰爭中，已有萊蕪戰役(1947年2月)中共方有50萬民夫“支前”的紀錄。此時中共的“土地改革”進行得如火如荼，獲得分田的農民為了防止國民黨的“回朝”，在規模空前的淮海戰役中亦規模空前地參加“支前”，將糧草、彈藥、醫藥、裹屍布用手推車絡繹不絕輸往前線，他們自發性高，亦有組織：為了避免讓同一批民夫跑完全程、過度耗損人力和長途口糧，共方沿途設接力站。
淮海戰役中支前民工高達543萬。9.6億斤的戰略糧食，有極大一部分就是靠沂蒙山區的百姓用一輛輛小推車推到前線的。乃有陳毅元帥的名言：“淮海戰役的勝利，是人民群眾用小推車推出來的！”比較現代化的國軍則靠空投！這裡真說不清誰在“降維打擊”誰？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