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中學校長莊福泰發表戀殖言論 | 鄭明翔

高雄中學校長莊福泰在臉書發表戀殖言論,造假美化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统治,筆者不得不為文駁斥之。

1. 「規劃多於落實」:只看藍圖不看普及率,許多文獻或簡報照片提及的先進「直飲台」或「歐式公共噴泉」,通常出現在當年的「都市計畫圖」或極少數針對日本本土官員、殖民高層設計的指標性場所(如臺灣總督府週邊、臺北北門、高级神社或特定火車站前)。
真實情況:在當時的臺灣街頭,絕大多數地方設立的只是洗石子外觀的「公共水栓(公共水龍頭)」,目的是讓沒錢接管線的一般民眾去挑水回家。

2. 無視日本因戰線過長、物資極度匱乏,許多晚期的重工業、發電廠和都市擴張計畫,最終都流於紙上談兵,或蓋到一半就因缺乏鋼筋水泥而停工。
盟軍轟炸:戰爭末期,台灣多處重要基礎設施(如新竹機場、高雄港、日月潭發電廠)遭到美軍全面性毀滅轟炸,多數在日人投降時早已癱瘓。

3. 設計缺陷與地理不服
日本早期的工程技術在面對台灣特殊的地理環境(如高頻率颱風、地震、地質破碎、劇烈降雨)時,確實經常出現設計問題。
鐵公路與水利工程:經常在一次大颱風或地震後便集體崩塌(例如早期阿里山林業鐵路的崩塌與修復代價極高),技術多是在一次次「壞掉、重修」。
公共衛生與都市底層:現代化的自來水與下水道系統,初期主要優先供應給日本官員與日僑聚集的高級住宅區(如城內區),多數台灣人聚集的舊街區依舊面臨環境髒亂與傳染病威脅。
阿里山林業鐵路(壞了又修、修了又壞):日本政府為了砍伐檜木,不顧台灣阿里山區地質破碎、地震頻繁且有梅雨與颱風,強行開闢。1912年通車後,幾乎每年遇到大雨就發生嚴重坍方、路基流失或橋樑斷裂,很多路段是處於「一邊壞、一邊修、無法穩定通車」的狀態,根本是設計上的邊坡安全係數嚴重不足。
下淡水溪鐵橋(高屏溪舊鐵橋):1913年完工時被譽為亞洲第一長橋,但工程師嚴重低估了台灣南部河川「荒溪型」的特性(乾季沒水,夏季颱風時洪峰流量極度恐怖),導致鐵橋完工後頻頻遭遇嚴重沖刷,橋墩屢次受損需要不斷加固與重修。

4.「大高雄都市計畫」根本胎死腹中,完全沒蓋起來。文中把1936年的「大高雄都市計畫」吹捧得神乎其神,但事實上:
流於紙上藍圖:這個計畫發布後沒幾年,日本就全力投入中日戰爭與太平洋戰爭,國家財政全面破產,物資嚴重匱乏。
戰時全部停擺:計畫中絕大多數的林蔭大道、新產業區、公共設施保留地,在日據時期連一根土都沒挖。像是高雄港著名的「港史館」建築,當時因為二戰財務緊縮,只蓋了原設計的1/3就草草完工湊合使用。
反而是戰後才實踐:高雄今天市區的棋盤狀道路(中山路、中華路等)和圓環格局,雖然參考了當年的部分藍圖,但真正花大錢去徵收土地、開闢、柏油鋪路、拉管線的,高達九成以上都是戰後台灣政府實施的。日據末期的高雄市區,除了鹽埕哈瑪星,絕大多數地方都還是魚塭、農田與荒地。
「港市合一」是編造的謊言:當年是極端的「港市分離」。文中宣稱日據時期有「港市合一、系統聯動」的思維,這在歷史上完全相反。
極端集權與掠奪:日據時期的高雄港完全由總督府主導,其核心目的只有一個——把南台灣的糖、米、物資最快地運回日本母國。
地方政府毫無權限:高雄市役所(市政府)對於高雄港的營運、規劃、財政收益完全無權過問。港口的利益全部直接上繳總督府,港區被劃為軍事與專管重地,市區的都市發展必須完全「讓路」給港口。這種中央集權掠奪、地方完全被犧牲的結構,才是後來造成高雄幾十年來「港市分裂、市民無法親近海洋」的歷史始作俑者。
日月潭發電尾水:是地理必然,而非「生態一體」。文中拿日月潭發電尾水回饋下游農業,當作日本技師有「總體生態與多功能一體(Integrated Approach)」的證明,這是典型的拿現代時髦詞彙去強行貼金。
地理重力的自然結果:日月潭水力發電的原理,就是利用日月潭與門牌潭(水里)之間巨大的「落差」進行引水發電。發完電的水,本來就會順著重力自然流進水里溪、再匯入濁水溪。
下游本來就是農田:濁水溪下游本來就是彰化、雲林的農業大米倉。發電後的尾水流進濁水溪,下游農民自然會引水灌溉。這在工程上是「順應地形的必然水路」,日本技師當時的核心目標是高效率榨取「電力」,下游順便撿到水用,根本不是因為當時有什麼「現代生態一體化、環境永續」的崇高大系統思維。

5. 文中拿高雄40至50米寬的林蔭大道,吹捧成是為了未來幾十年車流量預留的「完美餘裕空間」,這完全是倒果為因的軍事美化。真實目的:
防空、防火與軍事調度:1930 年代中後期,日本已經進入全面戰爭體制(準備侵略東南亞的南進基地)。都市計畫之所以把馬路拉得極寬,核心考量是「防空疏散」與「防火巷」。當時空襲戰術興起,日本本土都市因為木造房屋密集、馬路狹窄,一被轟炸就引發全城大火(後來的東京大轟炸正是如此)。因此在高雄等軍事重鎮規劃超寬馬路,是為了防止市區被盟軍轟炸時火勢跨越街道蔓延,同時也是為了方便軍隊、坦克與物資的大型軍事調度。
根本沒考慮現代民生車流:日本技師當時壓根沒預料到戰後台灣會經濟起飛、機車與汽車暴增。這種純粹出於「戰時防禦」的軍事規劃,在戰後被台灣政府接收並延用後,才「剛好」容納了現代車流,成為軍事備戰的副產品。

6. 二峰圳用地下取水,是因為「蓋地上大壩技術根本不成熟」!文中將鳥居信平在屏東設計的「二峰圳」地下伏流水工程,讚美成注重生態、順應自然的極致工法,這更是無視當時技術限制的過度解讀。
地理現實的無奈選擇:屏東林邊溪的上游山區地質極度破碎,每逢夏季颱風暴雨,山洪會挾帶鋪天蓋地的砂石衝下山(這就是台灣特有的荒溪型河川)。在 1920 年代,日本的工程技術根本沒有能力在這種高強度、高含砂量的亂石河床上興建穩固的地面攔水壩。如果勉強蓋了地上壩,不出三年就會被泥沙完全填平或直接被山洪沖毀。
成本與技術的權宜之計:鳥居信平之所以選擇「地下堰堤(集水暗渠)」來收集伏流水,是因為這在當時是唯一能避開地表山洪沖刷、且成本最低、技術最可行的工程手段。這純粹是面對台灣險惡地理環境時,因為蓋不出地表大壩而做出的技術妥協。
目的是殖民企業的利益,非保護生態:二峰圳的興建資金與開發目的,完全是為了「台灣製糖株式會社(萬隆農場)」能有穩定的水源灌溉甘蔗、壓榨砂糖送回日本。這項工程在當時完全是商業與經濟掠奪考量,1920年代的日本殖民者腦袋裡根本沒有「現代生態保育」或「環境永續」的概念。

7. 1942年把馬路畫寬,根本不是「永續經營」,而是「等著挨炸的防空疏散」!文中特別拿1942年的高雄地形圖,吹捧中正路、中山路在日據末期就規劃得很寬。
真實的1942年背景:1942 年中途島海戰後,日本在太平洋戰場已經失去優勢,美軍隨時準備反攻並轟炸台灣。
超寬馬路的真相——防空與防火巷:當時總督府在台北、高雄等重要城市發布「防空空地帶(疏散空地)」計畫,強行拆除大量平民房屋,開闢極寬的馬路。這不是為了未來蓋百年都市,而是為了防空襲、防燃燒彈引發全城大火,並方便軍隊疏散。這叫「防空備戰」,不叫「永續藍圖」。拿戰爭末期的防空保命措施,美化成是在幫台灣人規劃百年大計,簡直是胡說八道。
「南進基地」不是資源傾注,而是把台灣當作「免洗的榨取工具」。文中宣稱日本為了南進政策在台灣進行「國家級資源傾注」,這完全背離了經濟史實。
掠奪大於建設:日據末期的「工業化」,核心是「軍需工業化」。日本在台灣發展鋁業(製造零式戰機)、化學工業(製造炸藥),完全是為了支撐前線戰場。
吸乾台灣的資產:為了應付戰爭,日本總督府在台灣實施極其殘酷的「物資統制」,強行徵收全台的鐵門、鐵窗、銅製品去熔解做子彈。台灣人的稻米被強制低價收購以供應軍糧,全台陷入嚴重的物資匱乏與飢餓。這叫「全面壓榨與掠奪」,根本不是什麼為了向西方證明能力的「示範櫥窗」。所謂「永續經營」在1945年直接破產,留下一個癱瘓的台灣文中宣稱日本是用「100年國土延伸」的心態在經營台灣,但當 1945 年日本戰敗時,台灣的真實狀況是全面癱瘓的爛攤子。
基建全面報廢:由於日本盲目發動戰爭,台灣的重要基建在二戰末期被盟軍炸成廢墟。日月潭發電廠被炸毀、高雄港塞滿了被擊沉的日本軍艦導致航道封鎖、縱貫鐵路因缺乏零件和轟炸幾近斷線。
拍拍屁股走人:日本投降時,台灣正處於極度嚴重的惡性通貨膨脹、產業停擺、霍亂與天花大流行的邊緣。日本政府對台灣根本沒有任何「售後服務」或負責的心態,而是直接丟下一個經濟與物資全面崩潰的台灣給戰後的人民去承受。
文中最後那句「至今仍難以超越的宏觀藍圖」,更是對戰後台灣本土與各方工程人員的極大侮辱。藍圖不等於蓋好:日本畫的圖再漂亮,在1945年時也只是「殘缺的廢墟」或「流產的紙上作業」。

8. 「生物學原則」的恐怖真相:不是科學進步,是「馴化與消滅」。文中把後藤新平的「生物學原則」吹捧得像是一場科學與醫學的溫和治理,這完全是顛倒黑白。
「比目魚」的殘酷邏輯:後藤新平的名言是:「不能把比目魚的眼睛改成鯛魚的眼睛。日本的法律不能硬套在台灣。」這句話的核心意思不是尊重台灣人,而是「台灣人是次等的、還沒開化的生物,不配享有跟日本國民一樣的憲法權利」。
以科學之名行屠殺之實:在生物學原則下,他把抗日的台灣人視為「需要切除的社會毒瘤」或「帶病原的寄生蟲」。他任內頒布了極其殘忍的《匪徒刑罰令》,可以不經正常審判直接處死。在他任內,利用「治安肅正」與「歸順會」等誘騙手段,屠殺與清洗了數萬名台灣人。這種血腥的鐵腕鎮壓,在文中卻被輕描淡寫地包裝成「科學實證優先」的治病。
「三大調查」的真正目的:為了精準掠奪、全面監控。文中宣稱土地調查、人口普查是為了用百年眼光做規劃,這完全是忽視了殖民者的貪婪本質。
為了課稅與搜刮:後藤新平推動「土地調查」,根本不是為了都市計畫,而是為了釐清地權,把原本模糊的土地全部收歸總督府國有,並向台灣農民精確地課徵高額土地稅。調查完成後,總督府的稅收暴增數倍,這叫「精準的財政榨取」。
建立「警察國家」:人口普查與舊慣調查,是為了建立嚴密的「戶籍制度」與「保甲連坐制度」。只要一個人反抗,全村、全家族都要一起受罰。這種調查是為了打造一個無死角的威權監控網,把台灣人牢牢束縛在土地上,以便為日本母國提供源源不絕的糖、米與勞力。
「不需討好選民」的代價:台灣人毫無人權,預算全面傾向日本企業。文中讚美當時的駐台技師「不需要討好選民、不需要應付政客,得以用百年眼光規劃」,這話聽在當年的台灣人耳裡,簡直是極大的諷刺。
絕對的獨裁與剝削:工程師之所以不需討好選民,是因為台灣人當時根本沒有投票權、沒有言論自由、沒有政治參與權!總督府掌握了絕對的行政、立法、司法與軍事大權(史稱「六三法」與「總督專制」)。
預算只為帝國與財閥服務:總督府給予工程師極大的財政預算,建設出來的鐵路、水利、港口,優先服務的永遠是三井、三菱、住友等日本大財閥(如台灣製糖株式會社)。台灣人在這套系統裡只是提供無償勞力的壯丁與被剝削的二等公民,根本沒有任何管道可以對這些工程規劃表達意見。
關於地質圖的歷史誤解:戰後全面超越文中提到「大部分的地質圖其實都來自日據時代的資料」,這更是對戰後台灣地質學界與經濟部地質調查所(現改制為地質調查及礦業中心)幾十年努力的完全抹殺。
日據資料的侷限:日據時期的地質調查,主要集中在「有經濟價值的礦產區(如金瓜石金礦、基隆煤礦)」以及「預計開發的鐵路沿線」。對於台灣整體複雜的活動斷層、深山地質與防災防災評估,當時的資料非常粗糙且片面。
戰後的科學重建:台灣現代所使用的精密地質圖、斷層分布圖、防災土石流警戒圖,高達九成九以上都是戰後數十年來,利用現代化衛星遙測、鑽探技術一手建立起來的,跟日據時期的舊資料早就不可同日而語。

迷信選舉民主無視其缺失 | 管長榕

早安快評》民主赤字的英國啟示(方述斌)(以下的粗體字)
指出英國實行選舉民主制度的許多缺失,卻不承認制度有缺陷,筆者實難茍同(以下的斜體字):

英國人發明了議會民主,也發明了一套讓選民能「參與」卻不能「決定」的黑箱政治操作,2022年短短數月內,首相三度易人,從 Johnson到Truss再到 Sunak,沒有一次經過全民重新投票,權力就在黨內協商與派系角力間完成交接。

近年許多英國民眾開始高喊「不是我的首相」,其實喊得有些晚了,因為這從來不是英式民主漏洞,而是其制度的原始真貌。選民投票選出的主要是地方議員,至於誰入主唐寧街,卻取決於執政黨內部的權力分配。只是當三個月換了三張面孔,連象徵性的蜜月期都來不及上演,人們才猛然發現,自己以為選的是首相,實際上只是送出一張可能通往首相官邸的入場券。

更離譜的是英國選舉制度採用的「單一選區相對多數制」,2024年大選工黨僅獲33.7%的選票,卻拿下超過六成國會席次;改革黨獲得14.3%的支持,最終卻只分到區區5席,這已不只是「票票不等值」,而是部分選票被放大,部分選票被折價。贏家全拿的制度邏輯,使選票與席次之間出現巨大落差,也讓民意的多寡與權力的分配,不需要成為正比。

(成為正比的結果,大概率可能更糟。全民決策相當於盲人騎瞎馬,聽天由命注定平庸於菁英決策

更諷刺的是,這一套操作完全合法,換首相靠慣例,席次放大靠選制,權力重組靠黨內運作,每個環節都符合規則,卻完全悖離人們對民主的想像。當程序成為一切正當性的來源時,人們關心的便不再是人民是否真正作主,而是制度是否依照規則運轉;至於民意究竟扮演了多少角色,反而成了次要問題。(程序正義大於實質正義,美西方的謬誤被其強權蠻橫推行於世)。

最耐人尋味的是,台灣的民主教育向來以英美為師,許多人也習慣把英美視為民主世界的標竿。然而當英國首相可以在選民未曾投票的情況下接連更替,當三分之一選票足以換來六成以上席次時,人們才驚覺那些被奉為民主範本的制度,其真相遠比媒體吹捧的更加醜陋和不堪,只是台灣社會仍十分沉醉於「民主陣營」的身分認同,熱衷於炫耀自己站在哪個陣營,卻從未檢視那面旗幟底下,究竟還剩下多少民主的內容。

(台灣人原本不笨,只因站隊而沈醉於民主,不是因沈醉於民主而站隊。意識形態掛帥也。為反對而反對。)

民主最大的危機,從來不是制度有缺陷,而是人們只顧著站隊,卻忘了自省。當陣營取代了思考,意識取代了監督,再光鮮的民主招牌,也終究難逃崩裂的命運。

(民主崩解是好事。我們的自省應直指民主價值的重新審視,而非如西方先確立民主為普世價值,再審視「還剩下多少民主的內容」。作者認為民主「從來不是制度有缺陷」,已經站隊了,迷信選舉民主而無視其缺失。)

吳乃仁管收12天就放了!賴清德擔保? | Albert Yin

2026年6月11日,吳乃仁被台中地院裁定管收,當天中午解送台中看守所。當時人們拍手叫好,也有人回憶起賴清德當年的力挺。結果6月22日下午放人。前後共12天。

有趣的是,放他出來的不是法院,而是債權人台糖,因為台糖撤回了聲請。目前為止,台糖還沒有為這個撤回提出任何說明。

台糖是經濟部幾乎100%持股的國營事業,董事長由政府派任。一家這樣的公司要把一筆債追到什麼程度、什麼時候收手,最終不是商業判斷,是政府的決定。

到2025年4月底,台糖從所有債務人身上一共討回3976萬,其中吳乃仁個人名下被執行到的是750萬,還剩下1.7億始終討不到。他名下沒有可供查扣的財產,住的是兒子的房子。另一頭,媒體拍到他出入高檔餐廳、搭百萬名車;鏡週刊當年更以〈外帶豪乳妹〉為題,直擊他4夜帶同一名女子出場。法院在管收裁定裡寫得很清楚:他不是「不能報告財產狀況」,是有能力履行卻不履行。他當庭自稱罹患嚴重帕金森氏症、生活無法自理,但一進看守所,據所方說,他起居都能自理。

管收不是罕見的事。黃任中因欠稅被管收過,孫道存也一樣。他們都不是等閒人物,制度沒有為誰轉彎。吳乃仁進去12天,債權人主動把他撈出來,這是前所未有的特殊待遇。

誰下令放吳出來的?

值得回憶的還是那一件事。2013年3月,台南市長賴清德為吳乃仁開記者會,說到激動處哽咽落淚,說自己近距離觀察吳乃仁多年,對他的操守清白有信心,願意以政治生命擔保,如果吳乃仁有任何不法,他退出政壇。後來再審定讞,洪奇昌無罪,吳乃仁背信罪成立。賴清德沒有退出政壇,他現在是總統。

一個被賴用政治生命擔保過、後來被法院判了有罪的人,欠一家政府所控制的公司1.7億,被那家公司偷偷摸摸地放出來,直到今天媒體報導,大家才知道。

真正的問題,不在賴清德有沒有下這道令。在一個成熟的恩庇系統裡,保護是不必開口的。台糖的經營層由政治任命,他們知道上面在意什麼,也知道吳乃仁是什麼身分。放掉他不會有人追究,擋著他才會惹上麻煩,於是他們自己就辦了。整個過程,也許真的沒有人向賴清德請示,也沒有人取得他的「同意」。而這比一次具體的點頭更難堪:賴甚至不必下令,國家機器就會自動替他辦事。

這才是問題癥結,它是一套會自己運轉的默契。民進黨立委王世堅在拘提之初講過,「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12天之後,這句話只剩下說給庶民聽的份。而賴清德當年那句「政治生命」,此刻也有了另一層意思。他當年擔保的,不是吳乃仁的清白,那早被法院否掉了;他真正擔保下來的,是這個人此後在這座島上,不會真的付出代價。

賴清德面前只有兩條路:承認他下令,或承認他根本不必表態,台糖就會自己替他撤回聲請、放人出來。多數人以為第二條對他較有利,其實更重。下令,是一個人濫權;不必下令,是下面都知道哪些人不能碰。

「維持現狀」作為分裂敘事的第三代包裝 | 陳永恩

回顧戰後至今台海論述的三次變形,每一代都比上一代更善於自我掩飾:

第一代「反攻大陸」:以「終將統一」之名,行「永久分治」之實。時間軸被無限後推,分治因而獲得一種「暫時的合法性」外衣。

第二代「台灣獨立」:嫌「反攻」太假,乾脆撕掉一個中國框架。但正因太直白,外部與內部制衡同時壓上來,票房高而可行性低。

第三代「維持現狀」:才是最精巧的一手——既不承諾統一,也不宣告獨立,把「不改變」說成「負責任」,把分治凍結成常態,把「時間不動」偽裝成「和平理性」。民進黨把它做到極致:嘴上是「現狀」,手上做的是去中國化、軍購倚美、操作「中華民國台灣」的漸進現實塑造。所謂「台獨」不必再喊出口,它已降級為行政工程。

鄭麗文路線的關鍵問題不在話術,而在時間軸
鄭麗文重新啟用「兩岸同屬一中」「我是中國人」等表述,在符號層面確實與民進黨拉開距離。但同一套話術同時搭載的是:「統一完全不是思考重點」、「現在舉行公投通過和平統一很困難」——實質上把和平對話框架當作終點來經營,而非通往統一的過渡安排。
這就是為什麼評價者會稱之為「拖延現狀」:它卸下了民進黨那層刺眼的台獨油彩,卻把同一具分治骨架用更柔軟的布裹起來。修辭暖化了,時間軸照樣靜止。

關鍵區分其實只有一條:
「維持現狀」可以是權宜的過渡態——前提是它承認自己只是過渡,且方向性不可逆地指向最終解決;
一旦「現狀」本身被賦予永恆性,它就不再是維持,而是固化分裂。

《反分裂國家法》的名稱本身就是法理宣言
法律的名稱特意定為《反分裂國家法》而非「反台獨法」,含義極深:
第二條定調:「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割」,且「絕不允許以任何名義、任何方式把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
第八條設定的非和平手段觸發條件之一——「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正是對應無限期凍結統一議題、使分治永久化這種「安靜版分裂」的法律回應。
也就是說,紅線判準從來不是「你有沒有喊台獨」,而是你是否以任何名義在把分裂做成既成事實——包括以武備抗拒統一、包括把分治狀態包裝成不可更改的「永久常態」。

小結

「反攻大陸」→「台獨」→「維持現狀」,三代論述更替的規律很清楚:每一代都在學上一代的教訓,讓分裂敘事更安全、更持久、更難被反駁。
趙少康的藍營版本「維持現狀」求的是選舉生存,
民進黨的版本求的是台獨工程的安全殼,
鄭麗文版本則試圖用「九二共識/一中」的懷舊符號來減壓。
但如果不回答「那然後呢?往哪裡去?」,三者共享的其實是同一條靜止的時間軸。
「現狀」若沒有方向,它就不是避風港,它是讓分裂生根的溫床。這才是《反分裂國家法》整套邏輯盯著的地方。

為何美國接待韓的規格極高?韓、盧、鄭成藍營鐵三角 | 郭譽申

今年3月盧秀燕訪問美國11天,4月鄭麗文訪問大陸6天,6月鄭訪問美國15天,及韓國瑜訪問美國7天。盧、鄭、韓是目前國民黨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他們的訪美訪中展現了藍營重返執政的氣勢和起手式,當然他們先要面對11月底的九合一選舉。

韓、盧、鄭三人可說是各有所長:
韓國瑜(69歲)時常妙語如珠,極能與庶民打成一片,擔任立法院長頗能調和鼎鼐。
盧秀燕(64歲)有8年台中市長經歷,政績優異,被稱為「媽媽市長」,很得人心。
鄭麗文(56歲)強調「親美」「親中」並重的和平路線,以對抗綠營的「親美」「抗中」路線。
他們三人看來頗能同心協力、通力合作(47歲的蔣萬安屬於下一梯次),使藍營在九合一選舉和2028總統大選都大有可為。

韓、盧、鄭通力合作,讓綠營懼,自然要見縫插針,加以破壞,譬如大肆宣稱美國接待韓的規格遠高於接待鄭。

韓獲得的接待規格確實極高,包括會見眾議院議長強生、超過40位聯邦參眾議員及國務院、國防部、白宮國安會的高層官員,是台美斷交後一次難得的大突破。不過韓、鄭的職位/地位本就不同,韓是國會議長,還率領了多位國會議員;鄭卻只是國民黨主席,沒有國家職位,在台灣雖然有相當重要性,但美國的共和黨、民主黨都沒有黨主席,因此美國接待鄭比不上韓,可說是理所當然的。

在藍綠之間,美國一向比較喜歡綠營,因為國民黨跟中國大陸比較親近,而且美國視兩蔣為獨裁者,於是對兩蔣領導的國民黨少有好感。有這樣的背景,為何美國這次接待韓國瑜的規格極高?雖然美國絕不會明說,筆者憑邏輯思考做合理的研判:
1. 雖然偏愛綠營一些,美國一向都两邊下注,尤其去年綠營的大罷免大失敗後,藍營很有機會重返執政,美國因此重新禮遇國民黨。
2. 鄭麗文訪中,又強調「親美」「親中」並重的路線。美國當然希望把國民黨拉回「親美」多於「親中」,也企圖拉攏韓來壓制鄭。

2 顯示鄭的「親美」「親中」並重路線是正確的,有利於藍營。國民黨若像民進黨一樣只是「親美」,如上述,美國一向徧愛民進黨,於是很可能持續之;反之,鄭的「親中」成為國民黨的籌碼,促使美國要拉攏國民黨,自然損傷民進黨。

韓、盧、鄭三人各有所長,若同心協力,將使藍營在九合一選舉和2028總統大選都大有可為。鄭的「親美」「親中」並重路線,足以對抗綠營的「親美」「抗中」路線,也促使美國要拉攏藍營更「親美」,因此有利於國民黨。綠營想要破壞三人的合作,美國想要削減鄭「親中」的影響力,於是都推崇韓、壓制鄭。韓、盧、鄭和藍營要看穿這些見縫插針的伎倆,三人形成鐵三角(不論最後誰參選總統),則藍營有望衆志成城,戰無不勝!

歸來:海外華僑中的臺灣外省人 | 陳復

請問你還記得「來來來,來臺大;去去去,去美國」的青春歲月嗎?

民國三十八年(1949)前後那一段顛沛流離的日子裡,有超過一百二十萬的大陸軍民同胞跟著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從此臺灣社會除閩南人、客家人與原住民外,開始有外省人這一族群,這個族群涵蓋大陸各省的同胞,這群人有大量的軍人與軍眷,更有著各種公教人員。

楊渡在《有溫度的台灣史》下冊回顧這段歷史說,民國三十七年(1948)11月29日,平津戰役開打,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中正已經預感世局不妙,他召集朱家驊、傅斯年與陳雪屏等人開會,討論如何「搶救學人」,避免學者被戰火波及,後來臺灣省主席陳誠在發給入臺證中,公務人員、地方官員與大學師生計有三十幾萬人,這都是政府優先發證讓其來臺的人,然而因那段時期的大學只有數間,這些學養俱佳的知識份子值此亂世,無處可棲身,只有「高成低就」,到台灣各縣市先謀取教職,求個生存工作再作打算,這使得台灣各縣市的師範學校,還有中學甚至小學,都成為流離世代棲身的所在。

正因如此,臺灣瞬間由一省匯聚成一國的能量,不只教育水準大幅提高,更使得這裡變成復興中華文化的寶島。這些外省籍的菁英,不只嘉惠屬於各種族群的臺灣人,更使得外省族群的家庭本身會特別重視教育。還記得在我童年時期,母親常會這樣跟我耳提面命:「我們家沒有田更沒有錢,要想改變命運,你只有認真讀書。」這應該是大多數外省族群都曾經歷過的生命經驗。

尤其多數會讀書的外省人,不論念理工或人社,只要大學能考上「臺、政、成、清、交、師」,畢業後鮮有人不出國再念個碩士甚至博士,甚至有相當比例的人,一旦到國外(尤其是美國),就想盡辦法取得該國的合法永久居民(lawful permanent resident)的資格,這使得在臺灣的外省家庭,多數都會有親戚變成外國公民,自然這些人在國外落地生根,就變成「海外華僑」了。這些海外華僑的心理常相當複雜,當他們想變成外國的公民,自然要宣誓效忠「那個國家」,但在他們心中,卻始終跟自己出生的母國(中華民國)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甚至一輩子都剪不斷。

其實,由於中華民國的命運多舛,國際處境艱難,這使得我們對「華僑」的概念有著特殊認知,不只國父孫中山先生曾說:「華僑為革命之母。」藉此感念華僑對於國民革命的貢獻,中華民國政府更在行政院下面設有「僑務委員會」,始終積極在服務海外僑胞,在立法院更設有僑選的立委,來表示對華僑的尊重。但到底何謂「華僑」(Overseas Chinese)呢?這種「華僑」的概念其實就是「海外華人」,因中華民國法律不否認雙重國籍,因此中華民國國民加入或取得住在國的國籍,依然可保留中華民國國籍,這些人固然會被視為華僑,但即使沒有保留中華民國的國籍者,依然還是會被視作華僑,像是僑務委員會就對其定義為「兩岸三地以外之所有旅居海外的華人(包含第一代移民及其後代)」,而不再強調其國籍或法律的內涵,相比於大陸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境入境管理法》,定居境外的華僑應當註銷戶口,而當華僑取得住在國的國籍後,就喪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這使得我們認知的華僑範圍比大陸要更顯得寬廣。

這些海外華僑,最常見的現象要不就是自成居住的社區,要不就是常在假日聚會在一起,共同關注臺灣的各種發展。譬如在整個加州,從舊金山到洛杉磯,你會大量看見這種華人,常見臺灣要開始準備辦理總統選舉,這些僑社都會熱血沸騰,跟著動員起來替各自支持的對象拉票,甚至組隊回臺投票。

還記得我已經過世的小姑往年每回從芝加哥回來臺灣,跟我講話總是會這麼說:「他們老美……,我們老中……。」我乍聽總有點不習慣,心中不免在想:「你自己不就是老美嗎?」但從中正可看出臺灣外省人特有的矛盾心理。如果不是因國家動盪,外省人怎麼可能會從大陸流浪到臺灣?這使得外省族群身上普遍流露著高度的憂患意識,總是懷著動盪不安的心理在面對時局,因此父母常會自覺或不自覺鼓勵孩子出國求學甚至就業,從此再不回來都沒有關係,這使得在臺灣的外省家庭每回過年或過節,罕有完整到齊的一家人,有些兄弟姊妹甚至此生都不再相見,甚至孩子跟父母再見就是最後一面的訣別,或許,這就是種「外省人的悲哀」?

當臺灣外省人變成海外華僑,你會發現他們在生命中始終要面臨著尷尬的認同問題。他們聽從父母的建議,在國外拿到居留權甚至公民權,但他們並未真正融入到該國的社會中,他們常認真工作卻不關注自己每天生活的社會,眼睛始終掛懷著遙遠的臺灣或者兩岸關係,尤其當網路開始盛行後,這種現象更是明顯。當他們在國外生的孩子逐漸認同自己出生與成長的國家,自己與孩子又逐漸發生某種精神的疏離,因此,外省族群的親子間常有著各種無法言說的鴻溝,從大陸來臺灣的第一代,無法跟第二代訴說自己親身經歷戰火流離的痛苦;遠走他鄉的第二代,更無法跟自己還住在臺灣的老父與老母訴說自己寄人籬下面臨的辛酸。這些年來,我更看見有好些這類外省菁英,本來在國外有著高薪的工作,一旦到晚年終於退休了,如果經濟比較寬裕,不論父母是否還健在,不管孩子是否還住在國外,都會想要搬回臺灣生活,這不單純是臺灣的全民健保福利的緣故,而是在潛意識中想要徹底結束自己這輩子的認同焦慮,讓自己「死也要死在臺灣」。

根據國立聯合大學經濟與社會研究所劉秋姮的碩士論文《臺灣各族群宗教信仰態度與行為之研究》顯示,外省族群要不就是相當高比例「沒有宗教信仰」,要不就是信基督教或天主教的比例高於閩南族群與客家族群,這主要與中華民國的開國者孫中山與繼承者蔣中正都信仰基督有關。不僅如此,當臺灣外省人變成海外華僑,有相當高比例的人會強化信仰或更改信仰基督教或天主教,本來的「沒有宗教信仰」則大幅降低,這主要與每天置身西洋文化的場域有關,更跟自己孤身在海外的飄零處境有關,信仰上帝(天主)能給自己心理的保障與依靠,使得自己有信心的泉源來面對各種艱難的考驗,自然而然中,具有外省族群背景的海外華僑對於實踐中華文化態度會比較淡漠,但其內心深處依然有著強烈的「民國信仰」,這使得他們始終支持中華民國,高度關注於臺灣的政治發展,並跟由大陸來的海外華僑更容易交往與交流,跟具有閩南族群背景的海外華僑比較起來,後者有相當比例偏向於支持「臺灣獨立」,兩者有著明顯差異。

相當數量的臺灣外省人變成海外華僑,這是特殊時空背景裡的發展,其信仰與認同都變得跟臺灣社會本身已有些差異,我覺得這不需要苛責,我們反而應該繼承孫中山當年的願景,積極爭取這些華僑來支持中華民國,不只呼喚其繼續關注臺灣社會,更應該彼此加強交流,共同探討「我們希望擁有什麼樣的中國」。當然,臺灣人普遍會覺得:族群議題是屬於臺灣社會特殊時空背景中的現象,人只要離開臺灣社會並改換國籍後,你本來屬於什麼族群,對於你居住的國家而言一點都不重要。但,根據我的觀察:由於華僑普遍高度關注臺灣與兩岸的發展,甚至在關鍵時刻會因慷慨解囊或回來投票而影響臺灣政治的發展,因此,海外華僑原來屬於什麼族群,不只影響著其政治認同,甚至會影響現實政治。尤其當我們想要喚醒臺灣外省人重新凝聚起來,藉由支持中華民國,來號召其他族群共同捐棄成見,彼此同舟共濟,替族群和解共生共做實事,我們更需要真誠張開雙臂,接納這些已經變成海外華僑的臺灣外省人重新歸來,再度來做「我們的一員」。

附註(一):本文屬於《喚醒臺灣外省人》這本書第十七篇,不論你是否屬於臺灣外省人,或者你屬於臺灣其他四大族群,但對外省族群能深度的共情與同理,請你傳給自己認識的外省同胞,來幫忙臺灣共創族群和諧的社會。

附註(二):我們設立「眷村懷舊情:前瞻外省族群的未來」的臉書社團來凝聚同胞,共謀族群的和解共生,歡迎支持中華民國者攜手共襄盛舉。
社團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582925069186348

美軍改名從「印太」回到「太平洋」,台灣須警惕西太平洋權力結構的變動 | Friedrich Wang

最近,美國宣布將原本的「印太司令部」重新改稱為「太平洋司令部」。表面看來,這只是軍事機構名稱的一次調整;但若放在近年中美競逐、第一島鏈緊張升高,以及菲律賓、日本在台灣周邊海域動作頻頻的背景下觀察,就不能不說,這項改名所釋放的訊號,值得台灣社會認真閱讀。美國官方公布的說法是,司令部名稱恢復為「美國太平洋司令部」,其任務、責任與地理範圍都沒有改變,仍從美國西岸外海一路涵蓋到印度西部邊界。換言之,這不是法律意義上的重組,更不是戰區範圍的縮減,而是政治與戰略語言的重新排序。

這一點尤其值得玩味。因為二〇一八年,美軍把原來的「太平洋司令部」改稱為「印太司令部」時,路透就直接點明,那是一個「在象徵意義上凸顯印度重要性」的動作,意在配合當時美國強調「印太」概念、拉攏印度、把印度洋與太平洋連成一個更大戰略空間的政策框架。如今又改回去,雖然官方仍強調任務不變,但政治語言從來不只是包裝。當一個大國把戰區命名重新由「印太」收縮回「太平洋」,它至少說明一件事:在華府眼中,真正需要優先投放高強度注意力與軍事資源的,恐怕不再是那個橫跨兩洋的寬廣概念,而是更具體、也更危險的太平洋,尤其是西太平洋。

當然,我們也不必把事情說得太絕。改名不等於美國從此退出印度洋,更不等於華府已準備把印度完全當成可以取代自己的代理人。官方已說得很清楚,司令部的責任範圍並沒有變,從制度上看,這仍是一個涵蓋印度洋與太平洋的大戰區。只是,政治判斷與軍事部署的重心,本來就未必完全等同於地圖上的覆蓋範圍。對現在的美國而言,印度洋最急迫的議題,主要仍集中在波斯灣、荷姆茲海峽與中東能源航線的穩定;而這一點,恰恰也從最近美伊協議後美方解除荷姆茲封鎖、讓船隻重新通過的安排看得很清楚。換句話說,印度洋對美國並非不重要,但其中最緊迫的焦點顯然更偏向中東端;至於需要長期面對高強度軍事競爭、海空力量較量與同盟鏈重整的主戰場,則更明顯地落在西太平洋。

而西太平洋之所以重新成為焦點,關鍵原因不難理解:這裡的權力結構正在改變,而且變化已經很難再被忽視。中國大陸海軍、海警與相關海空力量過去幾年的持續擴張,使美國在第一島鏈、台海、東海與南海之間承受的壓力日益加重。姑且不論美國是否仍帶有霸權心態,至少有一點是客觀的:過去那種由美軍獨占主導地位的西太平洋格局,正在受到越來越明顯的擠壓。從這個角度看,美國把「印太」重新說成「太平洋」,未必表示它放棄更大的區域布局,但顯然是在承認:最需要優先處理、最可能率先出現高風險摩擦的,仍是西太平洋這一塊。

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近月台灣東側與第一島鏈外緣的動態,格外值得注意。日本與菲律賓已正式啟動海上邊界與大陸架劃界談判,而台灣外交部則公開要求雙方尊重台灣的權益與領土。路透同時報導,中國海警為回應日菲談判,已在台灣東部海域執行巡弋與「執法」行動,台灣方面也監控到相關船隻在蘭嶼東南方一帶活動。這說明什麼?說明爭奪焦點已不只是南海若干礁盤,而是逐步北推到更貼近台灣東側、巴士海峽北緣與第一島鏈外側邊界的海域。這裡的戰略意義非常清楚:誰能在這裡建立更穩定的法律主張、海警存在、情報協調與軍事合作,誰就更可能在未來台海—呂宋—琉球這個三角地帶掌握主動。

菲律賓的軍事動向也進一步印證了這種緊張並非停留在口頭層次。近兩年來,馬尼拉明顯加速推進海空與岸防戰力現代化。路透報導指出,菲律賓正接收來自印度的第二批 BrahMos 超音速巡弋飛彈系統,這項二〇二二年簽署、總額3.75億美元的採購案,目的就是強化其海岸防衛能力。與此同時,日本也已公開表示,希望盡早向菲律賓移交阿武隈級舊驅逐艦與 TC-90 飛機,象徵日菲防務合作正在從訓練、後勤與情報分享,往更具體的軍備轉移邁進。這些動作串起來看,便不難明白:菲律賓並不是在抽象地「親美日」,而是在把自己逐步嵌入一個面向中國大陸的前沿防衛鏈條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這條鏈條的地理重心,也正在慢慢北移。對日本而言,琉球與西南諸島本來就是面向台海與東海的前沿;對菲律賓而言,北呂宋與巴丹群島則日益被視為連接南海與台海的關鍵位置。對中國大陸而言,第一島鏈外側邊緣一旦被更完整地串連起來,解放軍海空兵力無論向太平洋外伸,或在戰時對台灣東岸施壓,都將面臨更複雜的外部干擾。這也正是為什麼,北京對日菲海域談判的反應會如此強烈。它看到的,顯然不是單一外交事件,而是一整個西太平洋周邊安全結構的漸進式改寫。

而台灣,就夾在這個新結構的最敏感位置上。台灣的問題,不只是面對中國大陸軍事壓力而已,更在於周邊友方力量的介入,既可能成為安全支撐,也可能把台灣一步步推向前沿支點。這兩者之間,有時只有一線之隔。若從美日菲的角度看,台灣東部外海、巴士海峽與呂宋北端,是聯合作戰、海上監控、反艦部署與通道控制的天然連結區;但若從台灣自身角度看,這些地方首先不是別人的棋盤,而是自己的生存空間。別人考慮的可能是如何封鎖、如何部署、如何牽制;台灣考慮的卻應該是如何避免自己在危機尚未真正爆發前,就被過度前沿化、被過度綁定到某一方的軍事節奏裡。

這也引出一個台灣社會必須嚴肅面對的問題:在美日菲與中國大陸的競逐之間,台灣到底應該扮演什麼角色?我的看法很簡單,台灣不可能脫離美國與日本的安全支撐,這是現實;但同樣地,台灣若完全把自己定義為美日菲鏈條中的最前沿支點,甚至在政治語言與安全想像上只剩單一方向,那也未必符合長遠利益。因為支撐與綁定,不是同一件事;合作與失去彈性,也不是同一件事。前者能增加嚇阻,後者卻可能提高被動捲入的風險。這不是抽象的中間路線,而是小型政治體面對大國競逐時最基本的生存智慧。

賴清德政府目前的做法,整體上明顯更靠向美國與日本。這樣的政策當然有其現實基礎:一方面希望藉由與美日更緊密的安全合作,提升嚇阻效果;另一方面也希望在國際政治上取得更穩定的外部支持。但問題在於,這種靠攏若只是換來更完整的情報協調、後勤支援與軍備升級,尚屬可理解的現實選擇;可若它逐漸演變成台灣在敘事上、政策上、甚至戰略節奏上都越來越缺乏自主空間,那就值得高度警惕。因為一旦西太平洋的緊張進一步升高,最先承受代價的,未必是華盛頓、東京或馬尼拉,而會是台灣本身。台灣如果不能在合作中保留一手,在聯盟中保有自己的節奏,最終就可能在別人的框架裡,被迫扮演別人設定好的角色。

因此,對台灣而言,真正需要的不是浪漫化任何一方,而是重新學會「平衡」這件事。這裡所說的平衡,不是天真地幻想中立,也不是在美日菲與中國大陸之間兩邊討好,而是非常務實地處理三件事:第一,持續強化自身的防衛能力,避免把安全完全外包;第二,與美日保持合作,但不要把所有政策想像都綁死在同一套同盟敘事上;第三,即使對中國大陸抱持高度戒心,也仍應保留最低限度的危機管理與政治溝通空間。因為在一個海空力量快速重組、第一島鏈邊緣重新升溫的時代,最危險的從來不是敵意本身,而是敵意失去欄杆。若台灣完全失去在兩大力量間調節風險的能力,那麼別人眼中的「前沿價值」,很可能就會變成自己身上的「前沿代價」。

總結來說,美國把「印太司令部」改回「太平洋司令部」,固然不應被誇大為戰略革命,但也絕不是毫無意義的行政細節。它釋放出的更像是一種戰略語言上的回縮:美國依舊關心整個印太,但真正必須優先投注高強度競爭資源的,仍是西太平洋。與此同時,日菲在台灣東側海域的動作、中國大陸的強烈反應、菲律賓的軍備升級,都顯示第一島鏈外側邊緣已重新成為爭奪焦點。面對這個局勢,台灣最需要的不是情緒化站隊,而是更精準地回答一個問題:在不可避免的靠攏之中,我們是否還保有足夠的彈性?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麼今天看似在累積安全,明天就可能是在累積風險。

若用一句話作結,我的看法是:台海周邊現在已不是單純的「站哪一邊」問題,而是「如何站、站到哪裡、還能不能留一手」的問題。這才是真正考驗台灣執政者智慧與分寸的地方。

挺台東水果!台東加油!台灣農民加油! | 鄭麗文

今天非常高興來到台東,召開新一屆中常會的第一場行動中常會,麗文上任黨主席後,一直希望中常會不只是坐在會議室裡開會,而是真正走進地方、傾聽基層聲音,所以我們的第一站行動中常會就選在台東,因為台東不僅是國民黨長期深耕的重要縣市,更是國民黨執政成果最亮眼的典範之一。

多年來,歷任縣長一棒接一棒,把台東建設得越來越好,也讓全國看見國民黨執政的能力。但我們從不因此自滿,更不敢傲慢,本黨始終記得,執政的責任就是把人民放在第一位,把地方的需求放在心上。

來到台東,我們聽到許多農民朋友的心聲,從縣長、議長到農會與果農,大家最關心的仍然是農產品的銷售問題。大家都知道,兩岸交流中斷後,許多台灣農產品失去了原本重要的市場,台東的果農一路走來克服病蟲害、技術挑戰與市場變化,付出了無數努力,如今又面臨新的考驗。正因如此,當兩岸恢復交流對話後,我們第一時間就為台東鳳梨釋迦發聲,希望爭取更大的市場,讓農民辛苦的成果能夠被更多人看見。

台灣以貿易立足世界,我們的農民生產出世界級的水果,當然要努力開拓全世界的市場,而不是自己把門關起來;令人遺憾的是,當饒慶鈴縣長努力為農民爭取權益時,卻常常遭遇民進黨各種政治化的解讀與阻礙。在海峽論壇的公開場合上,饒縣長透過影片為台東的農產品尋找銷路、爭取市場,卻被民進黨刁難、追殺,內政部甚至對她祭出「行政調查」。連土生土長的台灣水果鳳梨釋迦,民進黨都要用政治角度看待,實在是台灣的悲哀。

今天在台東,麗文也品嚐到另一項讓人驚艷的在地驕傲,就是夏雪芒果,它被譽為「芒果界LV」,是台東農業創新與技術實力的最佳代表。台灣雖然不大,但每個地方都有獨特的風土與品牌價值,而台東正是最好的例子。

無論是鳳梨釋迦還是夏雪芒果,都展現出台東農民的專業與堅持。正因為有這群默默付出的果農,才讓全台灣甚至全世界的人,都有機會品嚐到最好的水果。

向所有辛苦的果農朋友致上最高敬意,也感謝縣府團隊長期以來為農民打拼。未來,本黨會繼續透過更多實際行動,為台灣農民爭取應有的權益與尊嚴,讓台灣水果走向更大的世界。

暑假到了,今天台東豔陽高照,麗文誠摯邀請大家利用假日來台東走走,看看這片好山好水,感受台東人的熱情,品嚐最具特色的台灣水果。

最後也要為即將投入年底選舉的所有黨內同志加油打氣,台東過去交出了亮眼成績,未來更要持續突破。相信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台東一定能夠繼續創造更多令人驕傲的成果。

台東加油!台灣農民加油!

教官的新藝名「第五級保全」 | Albert Yin

為了校園防毒工作,行政院在6月18日推出了實質上是「教官進駐校園」的掃毒新方案,美其名為「第五級保全」,事實上就是換湯不換藥。你懂的,就像「超買不是走私」、「校正回歸不是蓋牌」、「跳電不是缺電」、「新核能不是核能」等昔日名作。

先看這位保全的入職門檻:志願役軍職或特種部隊資歷,受過擒拿術與無人機干擾槍操作訓練,不分男女還得限時跑完3000公尺。光看規格,學校裡要防的彷彿是無人機蜂群與敵軍空降,而不是躲在廁所抽煙彈的青少年。更妙的是,這個超前部署到能擊落無人機的人,依法卻連一點公權力都沒有。又威武又空心,職務說明書本身就是一則笑話。況且再怎麼包裝,都掩蓋不了軍人進入校園的事實。

教官曾在校園待了幾十年,被當作萬惡戒嚴體制的殘留,「黨政軍退出校園」也喊了幾十年,2018年教育部訂出退場時程,問題是教官原本不只是待著,一向要執行夜間巡邏、危機處理、學生的偏差與藥物狀況處理,退場後沒有等量的人接手,導致防治校園犯罪出現破口。

於是,吵了幾十年,繞了一大圈,當年主張趕走教官的同一個陣營,端出來的解法是把退伍軍人重新請回校園,換個名字叫保全。人是同一批人,差別在身分。教官是現役軍官,有明確的法律地位;第五級保全依保全業法根本沒有公權力,連義警義交那種輔助警察的位置都算不上。所以這不是重新發明輪子,是把輪子拆掉輪軸,再貼上一個型號叫第五級:外型留著,唯一有用的法律授權拿掉,權責不分。

更別說,當年反教官的口號本是「國家強制力不進校園」,這次卻順手讓警察憑情資入校查緝,反了幾十年反了個寂寞。國民黨立委吳宗憲擔心校園變「管訓營」,講的正是這個矛盾。

平心而論,保全當然不等於教官,為了處理毒品問題,又想到了教官的好,行政院保留「我們廢了教官」的姿態,把同一個功能用一個法律上空心、出事沒人扛的形式偷渡回來,比乾脆留著教官或老實建一套文人學務體系都更糟。前者至少有法源,後者至少有專業。

說穿了,「假保全,真教官」這項方案真正的創新不在防毒,而在詮釋「第五級保全不是教官」。至於毒品防不防得了,方案裡沒寫。

外省人真實存在:自我否認無法換取認同 | 陳復

當前臺灣社會談論族群認同時,經常有人主張:「大家都是臺灣人,何必再區隔外省人、閩南人、客家人或原住民?」這種說法表面上是在消弭族群界線甚至超越族群界線,實際上卻可能隱含一項不平等的身分要求:閩南人可同時是閩南人與臺灣人,客家人可同時是客家人與臺灣人,原住民可驕傲表明自己的族名,更對於自己是臺灣人覺得是理所當然的;但是外省人的後裔子孫,卻常被期待說:「我的祖父或父親是外省人,但我不是外省人,我只是臺灣人。」意即你只有更認真拼命否認你的族群記憶,纔能跟人家證實「我是臺灣人」。

這就產生一個令人疑惑的現象:生活在臺灣的人,就得要是「臺灣人」嗎?臺灣從來就是個地理名詞,如果你只從地理來認知:我每個星期在不同時間點內,輪流住在宜蘭、臺北、新竹與苗栗,我只要住在這裡,當天我就算是宜蘭人、臺北人、新竹人與苗栗人,但隔天就不算嗎?如果不從地理名詞來看,「臺灣」的範圍時而大到包括中華民國治權範圍內的全部區域,然而,當你問住在金門與馬祖的人:「你是不是臺灣人?」他們只要是祖先早在明清時期就過來生活的長住居民,絕對會斬釘截鐵跟你表示:「我是福建人,不是臺灣人。」

當你有機會問住在澎湖縣的人:「你是不是臺灣人?」住在漁翁島(西嶼)、白沙島、七美嶼與望安島的人,絕對會優先認同自己的聚落,覺得自己是生活在該島嶼上的人,他們連澎湖本島都有些距離感了,如果還願意跟你說:「我是澎湖人。」這已經表示自己有著澎湖意識了,平日會把前往臺灣本島說成「去臺灣」,並把臺灣本島居民直接稱作「臺灣人」,藉此表示自己與其不同,他不見得否認自己屬於臺灣社會,但他心中的「臺灣」,常是地理上的臺灣本島。因此,到底何謂「臺灣人」,難道是個不證自明的先驗議題嗎?顯然不是如此。

我每回看見有大陸同胞好不容易跨境來臺灣的臉書社團,立刻不辨菽麥開罵「你們臺灣人」,就不禁啞然失笑其完全不知道「臺灣」這一議題的複雜性,他只知道大陸政府發出的「臺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看見拿這種證件的人就覺得這些人都是「民進黨支持者」,意即都是「支持臺灣獨立的一群人」,不管這些人住在金門、馬祖或澎湖,更不管這些人中其實有著閩南人、客家人、原住民與外省人的差異。我甚至難免會覺得:把中華民國治權範圍內的人全都視作「臺灣人」,這應該是大陸政府刻意展示的態度,藉此讓大陸同胞更容易「辨識敵我」。

然而,的確有大量的「臺灣人」正在助紂為虐,讓「外省人」被限制住時間,只能屬於上一代的歷史認同,不能繼續成為當前臺灣社會依然可公開承認的族群認同。祖先是外省人的後裔子孫,如果要證明自己已經「本土化」,就要被期待將外省身分推回父祖世代,割斷自己與遷徙、離散與眷村的關係,意即淡忘自己與整個中華民國史的連結。「去外省化」作為積極條件的臺灣人認同,現在正甚囂塵上。如果外省族群必須先消失,其成員才能被承認為臺灣社會的一員,這不是族群融合,而是要求這些人藉由自我否認來作為加入「臺灣共同體」的代價。

如果原住民與客家人可在中央部會成立機關來保護原民文化與客家文化,閩南人作為主流族群,平日會從語言與民俗的角度來維護自己生活在臺灣的權利,將這些居住權視作理所當然,甚至當外國籍人士來到臺灣生活被視作「新住民」,中央政府都有意成立機關來統籌管理,臺灣社會能容許各族群如花團錦簇般各自展現其族群風貌,我就不明白偏偏外省人為何就不能被視作「族群」,只能當個沒有歷史縱深的「臺灣人」,否則就會被質疑「是否愛臺灣」?任何生活在中華民國治權範圍內的居民,究竟誰具有質疑他人生活在臺灣的更高權利?

孫中山先生創立三民主義,其民族主義使用的「民族」、「種族」與「國族」這些概念,與今日社會科學所說的「族群」其內涵與指稱並不完全相同。然而,孫文民族主義確實存在一條可被轉化成當前族群觀點的脈絡:較大的中華民族,不應建立在各歷史脈絡發展出的群體要被取消的預設上,而應該由不同群體認真消除歧視、彼此團結,如此纔能進而形成共同的政治共同體與文化共同體。民國元年(1912)元旦,孫中山在〈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中說:「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

這段話的重點,不只在最後所說的「民族之統一」,更在前面「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與「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孫中山不是先宣布各族都已經不存在,再憑空創造「中華民族」;他先承認不同群體的歷史存在,再主張各群體應聯合成為共同國家中的人民。因此,我們的政治共同體是中華民國,中華民國治權範圍內有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原住民與新住民,整個共同體要由每個群體匯集而成,民族統一從來不是無中生有,而是承認每個群體的歷史經驗來共融成中華民族,如此纔能團結中華民國,實踐共同的政治生活。

民國十二年(1923)元旦,因孫中山主持所發表的〈中國國民黨宣言〉,對民族主義提出更明確的說明:「故吾黨所持之民族主義,消極的為除去民族間之不平等,積極的為團結國內各民族,完成一大中華民族。」這段原文可說是從孫文民族主義出發,論證外省族群需要合理存在的核心依據。孫中山指出:首先,國內存在不同民族群體;再者,這些群體間存在的不平等要被消除;最後,各群體立於平等基石團結起來,共組成一個更大的中華民族。因此,中華民族不是國內各群體消失留下的空殼,而是由不同歷史群體共同完成的更高層民族共同體。

倘若各群體都被解散,孫中山便無須再說「團結國內各民族」;既然他會使用「團結」一詞,這就表示團結前與團結後,都有可被團結的群體存在。「團結」和「消滅」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政治邏輯。團結的主體依然能保有自身的存在;消滅的對象則被要求放棄自己的名稱、記憶與文化。因此,孫中山說「團結國內各民族,完成一大中華民族」,不宜被解釋成各群體要先取消自己的特殊性,纔能成為中華民族。較合理的理解應該是指不同歷史群體透過平等交流與共同奮鬥,形成更高層的中華民族認同。

這就表示外省族群認同與中華民族認同並不矛盾。外省人不是只有在不再認同自己是外省人後,纔能成為中華民族的一員;完全相反,外省人正是把自身的遷徙、離散、眷村與民國經驗帶入到這一共同體中,纔能如同其他族群,共同讓在臺灣的中華民族具有具體的歷史內容。民國十三年(1924)孫中山在《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一講》的演講中跟大家討論民族形成的歷史原因。他表示:「我們研究許多不相同的人種,所以能結合成種種相同民族的道理,自然不能不歸功於血統、生活、語言、宗教和風俗習慣這五種力。」

他接著說:「這五種力是天然進化而成的,不是用武力征服得來的。」然而,我們要注意:孫中山講的「民族」,包括「國族」與「種族」,前者是指整體的中華民族,後者是指中華民國境內的各種族。如果從中華民國主權範圍來檢視,中華民國境內目前有已知的五十六個民族(其實是指種族);如果從中華民國治權範圍來檢視,則我國境內目前主要有漢民族與原住民族這兩個種族,大家的祖先來到臺灣社會的時空背景因素各異,尊重各自的源流而有族群意識,纔能符合孫中山所說「團結國內各民族」來「完成一大中華民族」的願望。

民國三十八年(1949)年的大規模遷徙歷程,不論是否有居住於眷村的經驗,都使得這批來自大陸不同行省的人民逐漸形成共同的歷史經驗。他們因戰亂離開大陸故鄉,跟隨中華民國政府來臺,在軍公教體系與都市社區中重新生活;他們的後裔子孫則承接大陸故鄉與臺灣家鄉的雙重記憶(雙鄉認同),並共同面對眷村解體、方言流失、家庭撕裂與族群抹黑的處境。外省族群的根基,不在於純粹的血統,而在於共同遷徙、共同生活與共同記憶,尤其來自對中華民國特殊的歷史情感(意即民國信仰),這些條件足以構成具有現代意義的文化族群。

當然,族群不是封閉、凝固而不變的單位。外省人會與閩南人、客家人、原住民或新住民通婚,更會形成雙重或多重族群認同。但,族群交融不表示原有的歷史就需要被遺忘。正如一個人同時承接父系與母系的雙重家族記憶,他想覺得自己同時是閩南人、客家人或原住民都是他的自由權利,憑什麼偏偏不能認同自己是外省人,而要東躲西藏,儘量不跟人提到這個家族背景?當某個外省人住在中華民國治權範圍內的縣市,平日覺得「中華民國就是中國」,他當然是中華民國的國民,但憑什麼不能同時有外省人、臺灣人與中國人的認同?

民國十三年一月三十一日,孫中山主持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通過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其內容指出:「民族方面,由一民族之專橫宰制過渡於諸民族之平等結合。」宣言還說:「國民黨之民族主義有兩方面之意義:一則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二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我們深信:民族統一始終都不能建立在任何主流群體專橫宰制其他群體的預設上。民族主義不只處理整個中國民族對外爭取自由的問題,更要認真面對境內不同群體間是否平等的問題,這更顯示出中華民國治權範圍內的族群平等極其重要。

若將這項原則轉化到當前臺灣社會來檢視,就應當追問:「新臺灣人認同」究竟是一種包容性的認同,還是一種封閉性的認同,企圖要特定族群逐漸消失的同化機制?如果「新臺灣人認同」意謂著:「我的祖父是外省人,但我已經不是外省人;只有不再公開認同外省族群,我纔能終於完成本土化。」其潛臺詞就是要外省人學會講臺語(閩南語),做個有「臺灣獨立於中國外」的意識型態人,纔能完成「被人接納的歸宗程序」。但這種如同數典忘祖的屈服與屈就,其實其本質根本是「舊臺灣人認同」,怎麼會反過來說成是「新臺灣人認同」呢?

具有包容性的「新臺灣人認同」,應當允許這些外省族群的後裔子孫說:「我是外省人,我現在生活在臺灣,因此我是臺灣人;中華民國就是中國,因此我是中國人。外省人的遷臺史,本來就是臺灣史的重要一環。」這不同於前者的「替換認同」,而是「增加認同」,前者是在要求外省族群退出中華民國共同體,後者則是臺灣五大族群本來就屬於中華民國共同體,由於中華民國共同體就是由外省族群帶來臺灣,外省人始終都無法退出該共同體,因此,施壓外省人不准承認自己是外省人,意謂著根本不承認中華民國共同體,而要自組「臺灣共同體」。

由此可知,中華民國這一個政治共同體的成立,不能拿外省族群先行消失做預設的前提,否則外省族群被強制驅離於公共視野,其結果就是中華民國的解體。族群的存在從來就不是民族統一的障礙,真正的問題在於各族群能否超越封閉與敵對,在平等條件下共同承擔責任。外省人是大陸各省軍民的後裔子孫,確實具有不同於臺灣其他族群的共同遷徙經驗。他們在臺灣形成眷村生活、跨省交融、特殊飲食與語言文化,其與中華民國遷臺史產生緊密連結。這些經驗不會因後裔子孫出生於臺灣就自動消失,更不應被禁止成為今日臺灣人的一大背景底色。

再者,外省族群的後裔子孫具有自由選擇是否認同自己是外省人的權利,但這項選擇應出於個人,而不能出於他人的施壓。任何人都不應因自稱外省人而被懷疑不愛臺灣,更不應被迫在「外省人」與「臺灣人」間二選一。對中華民國治權範圍內的臺灣社會而言,外省族群的存在具有建構中華民族這一框架的意義。族群的存在提供最具體的歷史脈絡,民族則把不同族群整合成共享文化理想與政治命運的高層共同體。中華民族不是各族群的簡單相加,如果中華民族斬斷各族群所承載的歷史記憶,就會淪為沒有內容的抽象名稱或學術知識。

外省族群不是中華民族的競爭者,而是中華民族存在於臺灣社會的重要群體,如同閩南人、客家人、原住民甚至新住民。外省人保存自己的族群經驗並不妨礙其成為臺灣社會的一員,甚至是維護「民國記憶」的核心環節。外省人當然能選擇認同自己是臺灣人,但不能在只有否認自己是外省人後,接著纔能被其他人承認是臺灣人;外省人當然是中華民族的一員,但不應只有在遺忘祖先篳路藍縷的遷臺經驗,纔能被允許進入中華民族。承認外省族群的真實存在,這不是在拒絕中華民族共同體,而是讓中華民族在中華民國治權範圍內獲得團結的重要一環。

附註(一):本文屬於《喚醒臺灣外省人》這本書第六十二篇,不論你是否屬於臺灣外省人,或者你屬於臺灣其他四大族群,但對外省族群能深度的共情與同理,請你傳給自己認識的外省同胞,來幫忙臺灣共創族群和諧的社會。

附註(二):我們設立「眷村懷舊情:前瞻外省族群的未來」的臉書社團來凝聚同胞,共謀族群的和解共生,歡迎支持中華民國者攜手共襄盛舉。
社團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5829250691863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