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富裕老人的健保費由中央政府負擔,釐清其爭議 | 郭譽申

上週立法院三讀通過《老人福利法》第22條修正案,規定65歲以上長者的健保費由中央政府全額補助,但排除最近一年綜合所得稅稅率達到20%的富裕老人。這是藍白在野黨提出及通過的法案,在此九合一選舉的前夕,執政的綠營絕不願讓藍白得分,當然為反對而反對,這法案於是又成為朝野爭論的焦點之一。

藍白推動不富裕老人的健保費由中央政府負擔的主要理由包括:
1. 減輕三明治世代(青壯年)的負擔
2. 消弭城鄉差異的不公平
3. 不影響健保基金收入
4. 善用國家財政紅利

針對立法院通過的《老人福利法》修正案,民進黨政府提出以下的反對論點:
1. 加重青壯年人的負擔與造成世代不公
2. 違法違憲與侵犯行政權
3. 破壞健保財政永續
4. 排擠醫療與醫護預算

藍白在野黨與民進黨政府的論述重點都在其第一條,朝野對這法案竟然得出完全相反的意見:

減輕三明治世代(青壯年)的負擔:藍白認為,許多長者的健保費實際上是由肩負扶老、育幼雙重壓力的青壯年世代在負擔。由中央統籌補助,能為這些家庭減輕負擔。讓雙親滿65歲、健保依附在子女身上的上班族(例如月入4萬元的勞工),每人每月可省下上千元的眷屬健保費(約1,244元/月)。

加重青壯年人的負擔與造成世代不公:綠營認為,新增支出估計每年高達近390億元,若由中央公務預算或健保轉嫁,將導致15至64歲的青壯年人口平均每年須多負擔約3,000多元健保或稅務成本,形同「老人的健保由年輕人買單」,造成世代不公。

朝野對這法案為何得出相反的意見?讓我們評評理。

民進黨政府的邏輯非常簡單:65歲以上老人不繳健保費,必定要有其他人付費來彌補,其他人就是15至64歲的青壯年人,因此15至64歲的青壯年人將增加負擔,於是造成世代不公。
這裡的漏洞在於:這法案有排富條款,只有不富裕的65歲以上老人不繳健保費,而幫他們支付的是中央政府,不是15至64歲的青壯年人。中央政府的財政主要來自稅收,由於綜合所得稅是累進稅率,營利事業所得稅對小企業有優惠稅率,因此富人和大企業一般負擔較多賦稅(雖然難免有逃漏稅),也就負擔較多不富裕老人不繳的健保費。民進黨政府說,這法案是「老人的健保由年輕人買單」,其實很不正確,是故意挑起世代對立。

藍白的說法是正確的。許多長者已退休而少收入,其健保費實際上是由肩負扶老、育幼雙重壓力的青壯年世代在負擔。由中央統籌補助,能為他們減輕負擔,就像扶養未成年子女可以有所得稅減免。

AI的熱潮讓台灣的半導體、電腦、電子產業獲利豐厚,但傳統產業卻不好過,勢必導致貧富差距擴大。不富裕的老人的健保費由中央政府負擔,能稍支助肩負扶老、育幼雙重壓力的青壯年世代,也能稍拉近貧富差距,因此是一德政,就看無法無天的賴總統是否願意接受!

Older woman receives assistance with a health subsidy application at a Taiwanese service counter.

林書揚的文論:統左合一 | 藍博洲

1984年12月17日,60歲的林書揚與另一同案李金木,終於在繫獄34年又7個月之後假釋出獄(參見《台灣坐牢最久的政治犯 林書揚》)。

從1985年8月起,林書揚在《中華雜誌》先後發表:<我爲什麽製作電影「侵略」、「侵略原史」>、<日軍化學(毒氣)兵器的開發及其在中國戰場上的使用>、<兩個四十年—-中日戰爭的終結與水戶空襲>、<有關南京事件的日本的研究與認識>、<日本的中日戰爭史研究動向>等日本進步人士的譯文。1986年,他又發表了<戰後四十年(德日)兩國領導者的差距—-向歷史學習的人,把歷史歪曲的人>、<「抗日戰爭」的遺産猶在臺灣>,中曾根康弘<國家與國民棄絕污辱求光榮前進>與R.維茨哲卡<對過去閉目的人必對現在盲目>等譯文。

在《人間雜志》,他陸續發表<新的鴉片戰爭>、<毀滅的咒語—-核能發電恐怖知多少?>與<日本天皇的親衛隊>等譯文。

1986年7月3日至6日又在《聯合報》副刊發表日本報告劇作家石飛仁<花岡蜂起事件—-紀念中國戰時被强制押送勞工在日本花岡鎮抗暴四十一周年>譯文。

與此同時,通過旅日的戴國煇博士協助,他先在《中華雜誌》1985年11月號發表戴作<轉型期的臺灣風味>,1986年3月又在《臺灣風物》第36卷第1期發表<連溫卿日記—-一九三○年的三十三天—-備忘錄>。

經過這段期間翻譯的暖身之後,林書揚「開始自寫。陸陸續續,不定期不定刊物。」

首先,他在1986年2月號復刊,曾經在泰源與綠島監獄一同繫獄的年輕難友林華洲[1945-2022,1968年牽連陳映真「民主臺灣聯盟案」被捕]擔任總編輯的《夏潮論壇》,化名「勞歸」,發表<回首海天相接處>一文,悼念去年冬天病逝,同在1950年「開步迎向厲風疾雨」而繫獄十年,人稱「綠島甘地」的黃榮雄難友。他寫道:

「綠島方圓十六里,固然容不下我們的夢想凌雲。無奈那砂礫數畝的營地,却緊緊地索住了我們的憂憤鄉愁萬斛!我們唯有相勉,在疲苦中各自和自己的怯意相拚鬥。在憤怒中我們彼此警惕於爆發的臨界點。恐懼時,互相印證眉宇間的决心。在憧憬中,相期等待,且相戒不在等待中耗損思想的鋒銳。縱然長夜逡巡,也要留住晨曦的光與熱!日日、月月、年年,讓軀體老去,却要挽住當年邁開第一步時的心悸!」

最後並告慰難友永遠地安息說:

「戚戚長夜有盡時,我們期待不久的一天,在那長空萬里,廣袤無垠的祖國大地上再來祭告你,祭告你和所有先走的同學們,我們已經走過了最艱辛的一段路了!因此,安息吧,放下擔子,也放下心,別再爲祖國擔憂!」

接著,他又在6月號以「郭仲」之名發表<消失在歷史迷霧中的背影—丁名楠與二二八事變>一文,從自身經歷的側面最早揭露長期不能言說的「二二八」歷史。與此同時,在獄中素有「字典」暗稱的他,也應邀在「大衆辭典」欄目(陳映真幕後主持的革新版《夏潮論壇》[1984年3至11月]開闢),持續撰寫以「本刊」之名發表的<民族問題的本質與現象:民族.民族的政治分合.民族自决>、<由群衆運動到組黨:群衆.群衆的階級歸屬.政黨組織>、<勞動者們團結起來:工會.工會運動簡史.勞動政黨>、<創造人類文明的勞動:勞動.勞動異化.精神勞動>、<國在山河破:公害.公害的結構性本質.環保運動>等現實熱議的政治與社會運動的概念,解析問題,澄清觀念,指引方向。

然而,極力要在「後蔣經國時代」突破長期以來反共戒嚴的言論禁忌而屢禁屢出的《夏潮論壇》,雖然刻意以「托派」的Ernest Mandel爲保護膜,刊登了幾名大學生翻譯的《政治經濟學概論》三講,終究還是引發了內部成員關於「理想與現實」「激進與保守」「進步和反動」等問題的「左和右」的路綫發展爭論。分歧無法解决,《夏潮論壇》於是在七月號「保釣回顧特集」之後休刊。

林書揚此一階段的寫作也暫告停歇。

1986年,就在《夏潮論壇》休刊重整期間,9月28日,非夏潮系統的黨外人士在圓山飯店召開選舉後援會,同時宣布成立“民主進步黨”。因應形勢的變化,10月,在美國洛杉磯的某左翼青年傳回題爲“關於反壟斷聯盟及其要旨”的建議。他分析說,民進黨的成立是“美、K及黨外主流”的“三合會”爲了“維護一個安定的政局,消除一切不穩的因素”而確立的“蔣獨體制”。它針對的是“做爲小資産階級激進派的象徵”的許信良、中共與“臺灣進步勢力”。而“對蔣獨體制的贊同與反抗”,勢將超越歷來統、獨或左、右的分界綫,成爲“影響未來臺灣前途的兩大力量”。據此,他呼籲島內外“台灣進步份子團結起來”,並揭櫫“反壟斷聯盟要旨”:

一是在政治上,“撻伐國民黨壟斷權力,並揭露美帝存在之事實,同時還提防新黨爲少數人壟斷的可能。”在經濟上,著重批判“國際壟斷資本,官僚壟斷資本與私人壟斷資本”的“市場化的苦果,而非其過程”。

二是從新壟斷體制對立面界定聯盟主要是團結“工農大衆與中小企業主”(包括“台獨”左派)等“一切社會勢力”爲“盟友”,以“反壟斷”取代過去“反專制”“反獨裁”的要求,努力在新形勢之下,集結爲“新黨外”的陣綫。

三是將“工農大衆與中小企業主”之間的內部矛盾(“次要的、從屬的”),置於“政策層次”上,以“反托辣(拉)斯法”或“實事求是的原則”來解決。也就是說,在綱領層次上,“反壟斷”優於“民主”與“自决”,從而超越“統、獨之別”與“左、右之爭”。

四是“藉聯盟之反政、經壟斷”而“較順利發展”聯盟“基石之一”的工運,進而以“工農大衆的壯大”來保障聯盟的鞏固。

此外,他還提出“以反壟斷爲主旨”,爲“1949年以後”被肅清的“臺灣左派立碑”的“紀念‘二二八’的基調”。

林書揚閱讀之後,寫了《有關反壟斷同盟的幾點意見》反饋:

一、對臺灣資本主義的發展及階級分化過程的分析立場雖大致正確,惟對現實的政治情勢及有關內外因素的判斷似有偏失。主因在於不曾正面把握“中國八〇年代的整體動態走向及中國統一運動對臺灣社會的決定性影響”。

二、在今日臺灣,若故意忽略“中國統一的歷史性課題在臺灣現實情勢中的客觀作用”,把統一問題懸空,只管埋頭在臺灣社會的階級分析並進而定出運動的目標與性格,乃屬孤立意識的單幹主義,似無現實性可言。

三、同盟的最大錯誤乃把祖國只看成外在關連因素之一,而看不出“它和臺灣社會內部的有機的互動關係”,例如就其所言的“三合”構造而論,統一政策的作業帶給執政黨、民主進步黨、美國政府三方面的未來變量,是否僅以壟斷體制的學理公式便可涵蓋,是否僅憑“作用不大”“不過一道和談主菜”的預測而可以不予計及。設使未來某一可能性變成了現實性,同盟的運動方向有否自行回旋的餘地,例如:同盟對和談、三通的態度應如何,視其爲“對壟斷體制的延命策”而反對否。又臺灣內部動態,尤其政經方面的客觀趨勢和主觀取向,在大陸政策方面所帶動的對應調適,其累積量亦已相當可觀,乃屬不爭之事實。其次把“以社會主義爲內容的中國新民主主義”的韌帶作用過分低估,亦其另一錯失。臺灣的工農大衆,如經過有力的啓發教育,對祖國社會的民族與階級的雙重認同,自屬必然結果。(現況中已有部分覺醒)

四、克服壟斷體制的唯一正途,唯有待“以社會主義爲主導原理,以歷史現實主義的策略設計下的國家統一的實現”。否則僅以“非壟斷的所有社會勢力”的聯合力量,只可暴露並攻擊壟斷體制的病象於一時,而不克解决壟斷體制的病根於永遠。且所謂“反壟斷人民陣綫”的構成有其脆弱性。質言之,中小企業和工人群衆之間的階級矛盾的實况相當深刻,比例上相當大,在群衆感情上殊難以“次要”的評價可予以疏解。

五、民進黨的成立與其說和民間壟斷資本有關,實不如說是非壟斷的本土資本對國民黨新壟斷體制的先抗拒後奪權的自主運動,雖其分離主義體質因而帶有一定程度的先天性(雖並非不可克服),然因本土非壟斷資本與官僚壟斷資本之間的雙重關係(亦即既受壓榨亦受扶助),使非特權的本土資産階級,始終無法充分動員起來從事全面反抗,此乃形成本土資産階級自主運動的限界點。至於有關美國政策對此地民主化運動的促成作用,不過反映美國在臺灣情勢的未來發展,尤其海峽兩岸的互動過程中,極需較能顧及美國利益的現地政治力量,而美國對新(政)黨的態度與政策,必被置於中美戰略關係原則的規定之下。此亦爲蘊含變數之所由來。

六、此後兩黨之間的分裂主義“獨台”和分離主義“台獨”的鬥爭必更尖銳化,而“非壟斷社會勢力”中的新黨外運動,實應超越於分裂主義與分離主義(非超越統與獨、左與右),而反映“國家統一”趨勢的迫切性,以工農聯盟爲中核的人民愛國統一戰綫必須及時出現。質言之,今日臺灣的具歷史正當性的運動,必須統左合一。統而不左,不過舊式資産階級民族主義的時代錯誤症,不值一提。然左而不統,或只是消極模糊的統,其“左”的革命性亦將落空,殊無疑義。

七、如以反壟斷同盟運動爲人民愛國統一戰綫之準備期,值得支持。然兩期運動如何銜接,事實上有其困難。且後者的播苗工作,確實有其緊要性,實不必將所有雞蛋放進一籃。如兩種運動根本異趣,更不必說。然即便如此,愚意仍然不加反對,仍然樂觀其成,因其有部分積極意義之故。

雖然林書揚表示“淺見僅供參考,唐突處還請包涵。”然而,客觀形勢的發展卻使得上世紀70年代“保釣”運動以來自發集結於《夏潮》雜誌的島內外“台灣進步份子”,不但在島內言論宣傳上産生“激進與保守”的“左和右”的分歧,而且也在運動發展上産生了“左而不統”的“反壟斷聯盟”的陣綫與“統左合一”的“以工農聯盟爲中核的人民愛國統一戰綫”之間的路綫分歧。“臺灣進步份子團結起來”的呼籲,雖是大家的主觀願望,却也因爲思想的不能統一,《夏潮》雜誌的復刊不但不再有主客觀的條件,而“統”與“左”之間的辯證關係,一直到今天,都是同有社會主義情懷的“臺灣進步份子”未能超克歧異,而“團結起來”的現實問題。

沈伯洋服替代役,自稱軍事訓練第一名的軍人! | 楊秉儒

替代役是軍人?替代役有軍事訓練?還是沈伯洋認為給觀光客指路是一種「軍事訓練」?

在沈伯洋的博士論文所附英文簡歷中,將其替代役經歷描述為受過「Military Training」並在3000人中名列第一("ranked 1st among 3000 soldiers")。這在網路上引發激烈質疑,多數受過正規軍事訓練的退伍軍人與網友認為,替代役新訓的排名(主要是內務、基本教練或學科)與真正的「軍事戰鬥訓練」和「軍人(Soldier)」身分完全無法等量齊觀。

根據《替代役實施條例》,替代役在受訓與服役期間皆不具備現役軍人身分,其主管機關為內政部(非國防部),且不適用軍法審判。因此,替代役本質上與接受正規國防部軍事訓練的常備兵、士官制度有根本上的法律與編制差異。

替代役受訓,所謂的第一階段軍事訓練是在成功嶺的替代役訓練班進行基礎訓練,訓練內容包括基礎體能訓練(3,000公尺越野、運動課程),基本教練,及各式講座(服務性質、急救課程、防身擒拿術及替代役權利義務等)。訓練期末實施3,000公尺跑走鑑測、基本教練鑑測及筆試期末測驗,其成績將作為基礎訓練成績,併入分發服勤單位之總成績計算中。自第209梯次起,受訓期間配置40小時初級救護技術員(EMT1)課程,協助受訓役男取得EMT1證書,培育受訓役男具備緊急救護技能。並自232梯次起,將EMT1證書納入期末測驗成績計算。

喔,還有軍歌比賽。軍事訓練期間會以中隊為單位,舉行「替代役之歌」比賽(第68梯前為軍歌比賽),性質類似軍歌比賽,惟改唱「替代役之歌」,並加入團隊創意表演。經評選第一名之中隊,全中隊給予榮譽假4小時;二、三名之中隊,全中隊給予榮譽假2小時。

所以沈伯洋是哪幾項軍事訓練期末鑑測第一名?3,000公尺跑走鑑測?基本教練(立正、稍息、向左轉、向右轉、蹲下、起立……)鑑測?內務比賽(折棉被、折蚊帳)第一名?還是軍歌比賽第一名?

淦!別的可以忍,看到87替代役說自己叫做當過兵,還軍事訓練第一名,這就太侮辱人了,這叫我們這些被選進士官隊、幹訓班苦操狠操三個月才能結訓掛階的下士班長情何以堪?

資料來源: Ross Feingold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國際政治觀察家 方恩格律師

趙、蔡、王的外省圈子為何幫助製造洋流? | 黃國樑

趙少康又要專訪沈伯洋。不必懷疑,這個昏聵的所謂媒體大亨就是希望沈當選。而他只是那一不大不小的外省圈子試圖為自己找到最後一根浮木的一起顯著案例而已。

這個外省圈子甚為擔憂,他們身家所寄託的這個台灣就要向祖國臣服。他們認為,由鄭麗文主導的國民黨,正在引領這一趨勢;而這個趨勢正是他們所牴死抗拒的。

於是就發生了蔡康永拋棄在大陸的一切營生,都要為沈伯洋奮力一博的離奇事件。如果不是擔憂自己安身立命的所在,恐將不再容其立錐,他捨得斬斷那麼些個長年為自己賺進大把財富的金礦,只為了一個素昧平生、靠造謠、抹黑竄起的投機份子?

王偉忠則是始作俑者,他勇敢地將這位被北京公示的台獨份子,請進了自己的攝影棚,為洋流製造了第一個所謂「破圈」的小高潮。

而這三人共同構成了一個罕見的奇觀,就是以其出身背景原應被貼上深藍標籤的這幾個外省媒體人,不約而同地「棄暗投明」,為一個深綠、甚至已是被北京列在通緝名單裡的「準犯人」讚聲、壓場、製造流量。當然就折射了他們心中的共同關切,或更精準地說,共同的恐懼。

這個恐懼無它,就是他們敏銳地感知到,他們所生長、並給養他們的這個小島,恐要結束這數十年的安適與恬淡,而被他們所憎惡的統治者所轄治,他們於是下了決心:無論機率高低,必須阻止這個進程。

亦即,其恐懼已經到了不容許他們再繼續掩蓋其政治認同的地步,他們必須拿出真正的底色示人──也就是「台獨」,用自己僅存的能量去號召他們的粉絲、同儕或不明就裡的群眾、路人,將鞏固、壯大台獨政權的運動進行到底。

但這些動作只反映了他們的昏庸與無知。因為他們若果真地達到目的,沈伯洋真地當選了台北市長,只會加速他們所恐懼的那樁事件的抵達。

一個被其通緝的「台獨份子」拿下了台灣首要之區的政治鑰匙,將會極大地觸發北京的統獨嗅覺,而將台灣定性為難以溝通、無法曉之以理的地方。大陸全民勢將義憤填膺,要求嗚鼓而攻之,中共內部主張武力攻台實現統一的鷹派可能占得上風,北京的一切建設可能自此以軍事速勝為至高綱領,並終於定下了時間表,積極促其實現。

這像是一個恐懼的骨牌效應,這群外省圈子的恐懼,觸發了島民的恐懼,而其短暫的勝選,則觸發了北京的憤怒,以及台灣將一去不回頭的恐懼,從而顛倒了其和戰的優先次序,朝著戰爭的大道開拔。

當然,北京也可能繼續氣定神閒,因為他們原定的路徑一直是等待美國衰頹,俟其衰朽越過了一個再難倒轉的門檻,台灣也就如一囊中之物,省了因大動干戈而傷筋挫骨,及因戰爭流血,增加統治難度。

這麼看來,這外省小圈子再如何盤算,皆改變不了結局。可能改變的,只是過程中的一些波折。

Three men in suits talking and drinking tea in a lounge

(AI 產生)

台灣坐牢最久的政治犯 林書揚 | 藍博洲

日據臺灣的1926年,林書揚出生於台南州曾文溪畔的麻豆林家。清末,麻豆林家與板橋林家、霧峰林家有「臺灣三大林」之稱,都算是大地主。林書揚的父親是四房的第四代,在大正初年(1911年)分到六、七十甲左右的田地,算是中上地主。

殖民地的工農大衆,在經濟和政治的支配關係中承受著極爲沉重的壓力;農民不但沒有選擇種植作物的自由,更沒有自由販賣生産品的權利。麻豆地帶以稻和蔗作爲主,稻農和蔗農的人口密度相當高,在高壓統治之下,以蔗農爲主要成員的農民組合運動於是風起雲湧,不少極富才華、熱情洋溢的青年男女穿梭奔馳在這塊平原上。1927年,臺灣農民組合本部設置在麻豆街;組合長恰恰就是林書揚的家庭醫師黃信國。到了1928年,農民組合成員迅速增長爲四萬之衆,近三分之一的高組織率;全島爆發了四百幾十件大小爭議,其中,轟動一時也牽動殖民地反帝戰局的幾場大鬥爭,都集中在曾文溪流域的幾個城鎮鄉村。

林書揚的父親是一個堅持漢民族意識的地方士紳,好讀四書、五經等傳統古典,寫得一手好楷書,相信儒教入世的改良主義,更對漢人落後性的一面深以爲耻。他每天必讀漢文報紙,並花很多時間與來訪客人討論時局,雖然基於土地占有者的自衛心態而不敢正面抵抗殖民當局,但對日本殖民統治的批判是嚴厲的,終其一生也沒有和日本人打過交道。林書揚念到公學校二年級時,他特地央請一位族人,從厦門帶回數册小學國文教科書,親自督導林書揚每天學習一個小時。後來他又叫林書揚到附近的漢文私塾學習漢文,直到臺灣全面禁止民間私塾爲止。因此,他給成長中的林書揚的最大影響也是漢民族主義。

林書揚從出生到成長的階段,正是殖民地臺灣左翼社會主義運動從萌芽到頓挫的十五年期間(1921-1936)。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九一八事變後,臺灣農民組合及其他反帝運動團體持續遭到破壞。1936年,殖民當局全面禁止使用漢文,推行「皇民化運動」,企圖徹底消滅臺灣人民的民族意和抵抗精神。1937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蘆溝橋事變,全面侵略中國。殖民地臺灣也進入最最黑暗的歷史時期。隨著經濟的資本主義化和傳統地方階級的沒落趨勢,晚年的林書揚的父親所擁有的土地已經減半了。這樣的時代氣氛與家庭背景,對林書揚以後的學習方向、人生觀與世界觀的養成,自然起到很重要的影響。

1940年,林書揚考上錄取率低,主要是臺灣人子弟念的台南州立第二中學校。比林書揚的父親小十五、六歲的大表哥莊孟侯醫師(1901-1949)當了他的保證人,並讓他寄宿一段時日。莊孟侯就讀醫學校期間學習到現代社會科學的知識,成爲反殖民運動的積極分子,當選過1927年臺灣文化協會左傾後的中央常務委員、宣傳部員、教育部長與機關刊物《大衆時報》董事等職,並因領導1928年台南市反對昭和登基清冢的南門墓地事件,遭到官憲扣押調查,從此被殖民當局列爲重要的反日分子。他把林書揚當大人,經常認真地和他談論並批判日本軍國主義教育。

在南二中,林書揚自覺地抵抗學校的日本軍國主義教育,並補强自己對臺灣人民反帝鬥爭歷史的認識,於是設法找一些制度上不允許的,有關小時候所看到的、聽到的農組、文協鬥爭的材料來研讀。他因此在莊孟侯的藏書中找到了左派理論的經典、新文協殘缺的泛黃的運動傳單,並且在家鄉通過地方老農學會了他們當年所唱的農組戰歌與共産黨人所唱的勞動歌曲。通過這樣的秘密學習,他間接繼承了臺灣反帝左翼運動的傳統。在莊孟侯建議下,他又翻讀了早年受到政治迫害而離開大學的著名的日本馬克斯主義教授編寫,頁數不少的《社會科學辭典》,打下了在往後漫長獄囚生涯中反芻變革理論的知識基礎。

1945年2月間,南二中畢業前幾個星期,還不足歲的林書揚接到臨時召集令,被徵入高雄山區警衛兵器彈藥庫的部隊當國民兵。爲了防備已經反攻占領菲律賓群島的美軍將在臺灣登陸作戰,在極度不安和焦慮中,他們每天被迫構築顯然毫無勝算的防禦陣地。4月間,聽到美軍跳過臺灣攻向沖繩島的消息,大家都鬆了一口氣,但想到面積不大的沖繩島要承受美國的戰艦和機群殘酷無情的轟炸,心情非常沉重。他看到部隊中少數沖繩籍的技術員掛念槍林彈雨下的家鄉却强忍著的悲痛表情,除了深刻同情他們,也痛切體會了戰爭的恐怖和罪惡。他知道多行不義的日本帝國正處在自作自受的困境之中,但可悲的是,這種侵略戰爭的代價總是由多數無辜的民衆來承擔。

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月底,林書揚復員返鄉。彼時,父親已於1942年病逝,再加上戰爭末期一直沒有固定收入,作爲小地主的家境已經沒落。由於在日本早稻田大學研習法律的五哥沒有任何音訊,在同時期校友口中享有「才子」美稱的林書揚,毅然犧牲就讀大學繼續深造的機會,進入糖廠做會計,擔負起家庭的經濟責任。儘管如此,他並沒有怠惰於思想的學習與實踐。不曾具備本土運動中的真正中國經驗的他,投入了地方「還中會」的復歸祖國宣傳活動。他站在人民左翼的立場,密切注意著大陸階級內戰的狀况,同時學習波濤汹湧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與鬥爭經驗,從而在十分自然地復活的臺灣左翼傳統的中國意識驅動下,真實地擁抱了不同於臺灣統治當局的紅色祖國。

1949年夏秋之交,在大陸的內戰戰場全面潰敗的蔣介石政權撤退臺灣,同時針對以中共臺灣地下黨爲核心的臺灣左翼運動,展開全面而徹底的紅色肅清。來年5月31日半夜,25歲的林書揚在家裏被秘密逮捕。麻豆地區一共有36人同案被捕,9月30日3人被槍决;林書揚與另外8人被判無期徒刑,其他刑期不等。這就是50年代白色恐時期的所謂「麻豆案」。

繫獄期間,林書揚的大哥、大嫂、三哥、四哥與母親相繼過世。然而,誠如陳映真所見證,面對家裏一連串變故却不能回家奔喪的林書揚,無論是在高墻圍繞的泰源監獄或是幽渺的綠島集中營,依然一貫嚴肅而認真地面對自己那漫無終結的囚人生涯。

1984年12月17日,60歲的林書揚與另一同案李金木,終於在繫獄34年又7個月之後假釋出獄。

基於反共戒嚴令尚未解除的政治顧忌,出獄後,林書揚沈潜寫作,靠稿費維生。首先,陳映真與王曉波「到處(其實範圍相當有限)」幫他「留心工作機會」。他於是通過閱讀日文的書報雜誌,大量翻譯介紹了進步的思潮與政論。

政府高官假公濟私,另一高官提油救火 | 劉廣華

政府高官假公濟私以攝影官身分夾帶14歲兒子隨行出國接受招待,以及讓不具備公務身分的丈夫濫用外館公務車的爭議引起輿論譁然;孰知在爭議未解的當下,另一位高官以「理解她也是一位母親,有照顧兒子的責任」的說法試圖緩頰,卻引起更大的輿論爭議。

這是典型的提油救火!
這個失焦護航的問題在於,原來爭議的重點在於公器私用,在於官箴敗壞,在於違反法治;結果緩頰的聚焦卻在溫情默默的「母親的照顧責任」,用感性訴求來框架公務規範,反而觸動了全台雙薪家庭與廣大基層公務員對於特權傲慢與職場雙標的敏感神經,引發「誰來體諒我們」的集體憤怒。

這種越幫越忙的的政治與社會事件其實早有前例。
今上在2017年擔任行政院長時,就曾經提到長照服務人員雖然薪水只有3萬多元,工作條件辛苦,但請大家當作是「做善事、做功德」;結果也是引發社會輿論與勞工團體的強烈不滿。
這也是在面對勞工低薪與高勞動強度的制度性問題時,不思如何實質改善薪資結構,反而以道德高標準來要求第一線基層人員共體時艱;這根本就是公部門帶頭剝削勞工的完美演繹。

2013年間的「全統香豬油」餿水油事件發生後,董事長跟高階主管排排站在鏡頭前,現場吃產品,喝自家的油以示清白;結果後續調查發現,原料油確實摻有進口飼料油,甚至地溝油。
這是用個人經驗對抗科學與法律的盲目護航;消費者要的是客觀的第三方檢驗報告,具體的賠償與銷毀方案,以及供應鏈的透明化;派董事長出來吃產品根本無法證明產品符合法規,反而成為公然說謊的鐵證。

再如時有所聞的校園霸凌事件;每當加害者的家長,或校方人員以「小孩子不懂事,他們只是在開玩笑,沒有惡意啦」的說法來息事寧人時,往往彰顯出加害者毫無悔意的本質,甚而逼使受害者家長走向法律途徑或訴諸網路輿論,將原本可在校內和解的事件擴大為社會事件。

另外,像是許多知名藝人涉嫌吸毒、酒駕、甚至性侵等重大違法事件時,其演藝圈好友或經紀公司高層也經常在出面緩頰時說:
「他確實做錯了,但他平常真的很孝順父母、對朋友也很有義氣,希望大家給他一個機會。」
這是典型的邏輯謬誤與功過相抵論;一個人的私德、人緣、或是對家庭的付出,與其是否觸犯法律、傷害公眾利益完全是獨立的兩碼子事。用孝順、義氣來為違法行為洗白,反而會讓大眾認為這個圈子是非不分。

從「她是一位母親」、「做功德」、「他只是個孩子」,一直到「他很孝順又講義氣」這些緩頰言論的共通盲點在於,企圖用私領域的感性角色,去干預或綁架公領域的理性規範。

當問題發生時,公眾與社會要的是「責任的釐清」、「真相的調查」與「制度的公平性」;此時若拋出缺乏邊界感的溫情喊話,無異於在理性的法治乾柴上,澆下感性的政治汽油,除了把爭議燒得更旺之外,沒有其他效果。

太平輪底艙的屍骨,養出台灣最富貴的騎牆派——蔡康永 | 陳永恩

太平輪沉沒那晚,底艙塞的是逃難的教員、商人、孕婦、嬰兒——統艙票,最便宜,像貨物一樣堆在船底。鐵門從外面鎖著,水灌進來,近千人凍死在舟山海底,只活了三十幾個。

蔡康永他爹蔡天鐸,中聯輪船股東,簽字讓船超載、夜航不開燈、換小保險公司省成本。船一沉,債留對岸,體面搬來台灣。另一位股東周慶雲留上海,賣房賣血,三代還債還到一九八二年。蔡家呢?老來得子,教蔡康永用下巴點菜,把沉船講成「家族滄桑」,把近千條人命變成自己文青敘事的背景板。
這就是高級外省人的起點:別人的命,他家的運費。

然後這人發明了一套「說話之道」——教人怎麼把話說漂亮卻不承擔任何立場。翻成人話就是:懦弱包裝成溫柔,騎牆包裝成超越,精算之後選擇不動,再宣稱自己「只是想過小日子」。一邊吃大陸流量紅利,一邊在台灣裝進步派。這不是溫柔,這是滑頭之術。

東晉士族當年也是這樣算的——桓溫北伐?不,維持現狀最划算。王謝保住了蛋糕,最後被軍頭連鍋端掉。蔡康永們走的是同一條路:把「不統不獨」當道德優越感,彷彿關心大是大非的人都是暴民,只有他們冷眼旁觀才是人類之光。

直到他坐進沈柏洋造勢場前排。
沈柏洋——黑熊學院「抗中=愛台」、打陸配吃兩岸紅利、被列台獨頑固分子、陸方立案偵查。蔡康永拿著加油棒往那一坐,什麼「小日子」、什麼「溫柔中立」全撕了。翻白話:綠的時候我敢現身,紅的時候我裝中立。不是旁觀者,是陪襯;不是王謝,是給桓溫搖扇子的清談客。

太平輪底艙那些被鎖在裡面的人,到死都不知道——他們用命墊出來的體面,七十年後被一個文青拿去上綜藝、教說話、給台獨助選。

「小日子」是假的,「搖旗」是真的。溫柔是話術,抗中是生意。歷史不討價還價。

蔡康永為何上沈伯洋的場子? | 黃國樑

蔡康永上沈伯洋的場子,他的變節與否,本身並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代表的那一個群體,藉由這件事情所洩露的那一層從未改變的內在本質,值得審視。

蔡康永恰恰是白先勇《臺北人》裡刻劃的那一群被迫逃離了故土的舊貴族的後裔。那一群人是民國時期的將軍、富賈、貴婦、交際花、舊式知識份子,當然,其中也有歡場女人如〈孤戀花〉裡的酒女、〈一把青〉裡的朱青,也有退伍老兵如王雄。但蔡康永是屬於這裡頭最高的一個階層,父親是上海復旦大學畢業的執業律師加輪船公司大股東。

這一群人對於中共及其主張,不但是鄙佞的,更是懷有恨意的。因為他們原本擁有的那一美好的舊世界,就是被這一群共產黨剷除、捏碎的,他們成了一群離散在海外島上,終生鬱悶的一群人,名之為台北人,但根卻從未真正扎在這個臨時的、在其眼裡顯得破敗的土地上。

但大陸是他們回不去的故國,因為中共統治下的大陸,已經永久地刨除了他們得以附著的那一層舊秩序的土壤。他們成了心靈上永恆飄零的一群人,當他們最終逝去,承其衣缽的子女兒孫,不但將遺產繼承了,也繼續繼承了他們的心靈。

雖然,走過七十餘載後,新的中國已經比舊的中國好了不知凡幾,但這個新的中國終究與他們無關。這裡可以過來掙錢、甚至施展其才華,但這裡已經是一個被清洗過的,將他們這樣的階層視為永遠不能允許其再復辟的敵人的國度。

更重要的,這裡就是他們父輩所蔑視的土共、土八路所建立起來的國家,一個不懂得欣賞他們這樣與生俱來的優雅與高貴的身分與血統的社會,就不值得他們委身於此。

這時,另一個他們本也瞧不上的台灣鄉紳地痞所建立的台獨陣營,就成了他們唯一可以飄落、寄託與凋零的地方。至少,這裡也是區分貴賤的,也推崇他們這一群人身上的雍容,也想要建立一條社會鄙視鏈,而他們依然可以處於這一鏈條的最上端。

這就是蔡康永必然的選擇,因為這件事情的本質就是屬於階級的,其實跟統獨牽涉不大。因為台獨也是舊社會的再生與複製,從日本到國民黨,從殖民到族群分級,台獨不過是想要取而代之而已。縱使外層包了一層民主的外皮,讓它看起來彷彿更為現代與前衛,更具有欺騙性,但階級的重新劃分與規制才是這個社會的本真與嚮往。

蔡康永不屬於新中國,他在新中國偌大的國土上,找不到可以安葬他的靈魂的角落。他在台獨裡至少找到一絲相彷的氣息,於是他決心走向他們。他背後的那一整個群體,亦復如此。

從西北軍眷村,看懂眷村不是同質社群 | En Chen

在臺灣的公共記憶中,「眷村」長期被簡化為一個單一的政治符號:
外省人、國民黨、反共、反攻大陸。
然而,這樣的敘事既粗糙,也不誠實。

事實上,眷村從來不是同質社群,而是中國現代史多條未竟、挫敗、被迫中斷之歷史路線的沉積層。若要理解眷村的複雜性,就必須超越勝敗敘事,回到那些被遮蔽的軍系與記憶之中。
其中,最容易被忽略、卻最能揭示問題的,正是——
西北軍(馮玉祥系)眷村。

一、沒有「西北軍眷村」之名,卻有無法忽視的聚居現實

制度上,臺灣確實不存在任何官方認定的「西北軍眷村」。
眷村的分配,名義上係依軍種、單位與任務需求進行,而非按派系或省籍劃分。
但歷史的實際運作,從來不完全照制度名目行事。
1949年前後,許多部隊以整個建制撤退、整批安置的方式來臺;在此過程中,原本即彼此熟識、出身相近、共享戰爭經驗與政治遭遇的人,自然聚居於同一地帶。
結果便是:
西北軍在臺灣,形成了一條清楚可辨、卻從未被正式命名的眷村聚落帶。

二、實務研究與口述史反覆指認的「西北軍高比例眷村」

(1)北投復興系列:最核心、也最沉默的西北軍聚落
北投復興一村至四村,位於復興崗周邊,長期與政治作戰、整訓體系、軍官教育系統高度重疊。
這並非偶然。
西北軍在抗戰後期與國共內戰中,早已歷經納編、整併與去番号化;
然而,「人」並未消失,而是大量轉入政治作戰、整訓、教官與後勤體系。
在大量口述歷史中,這一帶至今仍清楚保留著
陝西、甘肅、寧夏、河南西部的語言節奏與生活記憶。
這是一個被制度吸納,卻未被完全同化的群體。

(2)三重一村:臺北盆地最典型的舊軍系眷村
三重一村,幾乎是所有眷村研究者都會點名的特例。
學界與地方文史研究長期指出:
三重一村=西北軍為主,混居少量晉綏軍。
此地的家庭敘事中,反覆出現高度一致的地理與歷史關鍵詞:
西安、蘭州、潼關、河南。
對馮玉祥的評價,多偏正面;
對蔣介石,則多為節制、保留、避免公開否定。
這是一個對西安事變保持沉默,卻未全然接受官方定性的社群,也是臺北盆地中,西北軍歷史記憶最為清晰的眷村樣本。

(3)龜山憲光二村、臺中干城新村:被番号化的西北軍記憶
桃園龜山的憲光二村,以及臺中的干城新村,則呈現出另一種西北軍聚居形態。
在制度編制上,他們已是「中央軍」、「青年軍」或「政工體系」的一部分;
但在人際網絡、文化記憶與家庭敘事中,
西北軍依然存在。
這恰恰說明了一個事實:
軍系可以被改編,
但歷史經驗不會自動消失。

三、西北軍眷村,為何特別「好辨認」?

因為它們展現出三種高度一致、卻長期未被正視的特徵:

(1)政治立場複雜而克制
既不極端蔣系,也不等同親共;
對西安事變,多採取沉默、保留,拒絕簡化為道德裁決。

(2)宗教與道德氛圍偏重
基督教比例偏高,延續馮玉祥傳統;
家庭教育強調紀律、節制、清貧,而非豪言壯語。

(3)文化記憶呈現「失落型」
很少高談反攻大陸;
更常聽見的是:
「那一仗不該那樣打。」
「日本太狠。」
「我們那時候夾在中間。」
這不是失敗主義,
而是對歷史無力感的誠實記憶。

四、為何這一點如此重要?

因為一旦承認西北軍眷村的存在,就必須同時承認一件事:
臺灣的眷村社會,
不是單一勝利敘事的延伸,
而是多條失敗的中國道路的交會點。
西北軍所代表的,是一條
既未成為中國共產黨,也未完全融入蔣系正統的中國現代化嘗試。
而這條道路,長期被兩邊同時遮蔽。

結語

臺灣沒有名義上的「西北軍眷村」,
但北投復興系列、三重一村、龜山憲光二村、臺中干城新村,
在實質上,構成了西北軍(馮玉祥系)在臺最清楚的歷史殘影。
理解這些眷村,
不是為任何一方翻案,
而是為了看見:
中國現代史,從來不只有勝者的版本;
而臺灣,恰恰保存了那些被歷史跳過,卻從未真正消失的聲音。
這,才是真正值得面對的歷史。

海巡署對外卑躬屈膝,對內蠻橫霸凌 | 楊秉儒

2026年10月1日,惠州籍漁船「金鯊號」在東沙群島附近海域正常作業,遭臺灣海巡署「雲林艦」以高壓水炮持續攻擊。高壓水炮將「金鯊號」的玻璃打碎,船頂的設備、空調、電力系統被全部打壞,而且開炮是在「金鯊號」已起錨轉向準備離開的時候,臺灣海巡署「雲林艦」依然不顧船艙甲板有人,直接高壓洗地,完全不顧人員死活,該艘漁船船體受損嚴重,徹底失去動力。

我覺得海巡署特意選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這一天動手,真的是故意的。

東沙群島周邊的保育區禁漁規定,卡在對岸並不承認,也沒有相關法規的制定。這應該經由兩岸協調協商達成共識,而不是讓東沙群島周邊成為隨時可以擦槍走火的導火線。

但是真正讓人覺得無法接受的,是臺灣的民進黨政府面對日本漁船越界,他們唯唯諾諾、不敢招惹;面對菲律賓射殺臺灣漁民,他們沈默不語、忍氣吞聲。

唯獨面對大陸同胞、大陸漁船,只要現場沒有對岸海警船護漁,便重拳出擊,高壓水炮對準駕駛艙持續噴射90秒,兇狠至極。
冰冷的水炮轟擊的是無力還擊的普通漁船,試探的是對岸的底線。

對外卑躬屈膝,對內蠻橫霸凌,是臺灣民進黨政府最醜陋的底色。
敢對同胞痛下狠手的人,永遠是對外最懦弱的懦夫。
欺軟怕硬的戲碼,被他們演繹得淋漓盡致。

現在「金鯊號」被高壓水炮攻擊的內部畫面曝光了。看看船內的裝潢,這哪是他們所謂的漁船?「金鯊號」根本不是他們所謂的漁船,而是一艘兼具觀光休閒功能的休閒遊艇。攻擊一艘休閒觀光遊艇,基本上是與海盜無異的行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