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中央國台辦主任宋濤三月30日親自宣佈：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邀請在台灣的中國國民黨主席鄭麗文組團，於四月7日至12日赴江蘇、上海、北京訪問。宋濤特別說明這是基於「鄭麗文就任以來多次表達希望訪問大陸的意願」。同日，鄭麗文在台北也舉行記者會說明接受央請訪陸，並表示「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又說「全世界都是奉行一中政策、不支持台獨的共同共識」，為訪陸定下基調。

鄭主席宣佈訪陸行程後，直到返台帶回大陸宣布的十項惠台措施，綠營黨政軍及側翼名嘴自是提醒、警告、酸言酸語，無須贅述。

算起來，上一次國民黨在任主席訪陸是2016年洪秀柱短暫出任黨主席的時期，距今已近十年。因此，鄭麗文訪陸會晤習近平，也有國共兩黨再次破冰的意味。如今鄭主席訪陸之行順利結束，接著如無意外，五月15日美國總統川普將訪問北京，全球更會關注「川習會」，在我們台灣社會，朝野政黨關心的自是「川普會不會出賣台灣？」台北外交部政務次長吳志中接受「彭博社」(Bloomberg)專訪，直言「我們最擔心的是台灣問題被擺上習近平和川普總統談判的菜單上，沒有任何事情是百分之百確定的」。

這個問題其實就是說美國與中國大陸對話，必定觸及台灣議題，我們如果沒有參與，沒有發言權，他們雙方達成的任何大小結論，就等於我們被邊緣化。2018年川普總統第一任期，美中貿易戰初起，蔡英文總統受訪時說在國際變局中，「我們是棋手，不是棋子」，點出了台灣社會的憂慮。稍後在2024年，拜登總統的國務卿布林肯出席慕尼安安全會議，直率講評國際局勢就是「如果你不在餐桌，就會出現在菜單上」，警告各國必須選邊站－且須選對邊，否則就落入「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境況。

我們在台灣大概多有這種必須選邊的壓力，2022年二月俄烏戰爭初起，民進黨政府很快就跟隨美國，開始抵制、制裁俄國，民間踴躍捐輸烏克蘭，當時的普遍認知是：如果我們今天不幫助烏克蘭，明天台灣有難，誰會來幫助我們？這也是一種「選邊」的意思－是選擇站在美國這一邊。所以我們究竟是「入席」的獨立棋手？還是跟班跑腿的「選邊」扈從小弟？有三件事可參考反思：

一是俄烏戰爭後跟隨美西方國家杯葛抵制俄羅斯，西方陣營列出工具機種類的系列清單不許銷售俄國及土耳其等可能轉口貿易的地區，我方在清單上再擴大加碼，搞成任何種類的工具機均禁止，俄國原是台灣工具機出口的最大買家，如今清零了，重戕我產業。

二是中東戰事爆發以來，我們不但不聲援巴勒斯坦，反而逆向捐款協助以色列在約旦河西岸的非法屯墾區設置醫療院所。這背後有沒有美國老大哥指點的影子？

三是巴西駐台代表日前接受台灣媒體專訪，輿論只注意到他講巴西政府奉行「一個中國」政策，不承認台灣是獨立國家。其實他在訪問中提及巴西是農業大國，也是牛肉輸出大國，目前可零關稅輸出牛肉至美國。但是他們代表處努力了十年，向我方政府各部門提出申請，迄今仍未獲准牛肉出口至台灣。原因？

讀者想想：如果價廉物美又安全的巴西牛肉獲准敲關入境台灣，勢必在市場競爭排擠了美國牛肉，這怎麼可以允許呢。試問我們是否已經選擇依賴靠攏美國了，這算是入席嗎？

再回到兩岸關係議題，台灣如何方能成為入席的棋手？在下認為：中國國民黨應勇於表達三個立場－反對台獨、支持統一、一國兩制，爭取在兩岸關係的主動參與。

反對台獨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自從去年十一月鄭麗文當選國民黨主席以來，一再陳述的都是「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悄悄地改變了前任主席朱立倫堅持的表述立場。例如2022年九月朱主席公開說：

「九二共識在國民黨的黨綱中規定非常清楚，就是『九二共識、一中各表』，原汁原味且不能改變，這是國民黨堅定的立場」。

我個人認為朱主席的講話是扭曲了當年海峽兩會達成的共識條件，「九二共識」的內涵其實主要在於「一中」。鄭麗文避開了「一中各表」，以「反對台獨」替換添補。這在兩岸關係的定位上，是重新拉近了過去因「一中各表」而使國共雙方難以無縫銜接的尷尬。

「一中各表」的陳述就是「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對等關係，隱含兩個中國的「兩國論」，無論是(一)李登輝的「特殊的國與國關係」、(二)張亞中的「一中三憲」，甚或最近(三)雷倩提出的「四島橋接」建議中共讓香港、澳門、海南島與台灣整合某種自治實驗特區的經貿關係，都是中共難以接受的！因為上述的三種陳述中雖然看似曲折(李、張的憲政新銓)、雖然聽似摩登(雷的「橋接」)，都隱含想拖延兩岸問題終極解決的時程。然陸方所堅持的其實只有問台灣朝野政治人物簡單一句話：

「台海兩岸關係到底是不是一個國家？」

去年底，台灣的海基會董事長吳豊山突然宣布辭職，他說是想「體貼總統的人事佈局」，又解釋說他曾想恢復兩岸對話來突破僵局，向對岸有關方面傳達期望釐清「九二共識」，但對岸回覆「沒有再釐清的必要」；他再表達希望以「兩岸同屬中華民族」為兩岸公約數來推動對話，卻遭層峰回絕，有志難伸，只得退位讓賢。

前副總統呂秀蓮也曾倡議兩岸關係是否可從「一個中國」微調為「一個中華」，無非也是「兩岸同屬中華民族」的概念框架。北京會接受嗎？我認為這是徒勞的。

其實，幹嘛這麼絞盡腦汁作文比賽！「九二共識」的共識就是「兩岸同屬一個中國」，也是我國《憲法》增修條文所寫「為因應國家統一前」的意思，故海峽兩岸關係是「尚未統一，但從未正式分裂為兩個獨立國家」，本人去年曾有長文著墨於此(相關報導《風傳媒》：姜保真觀點：國民黨的三個工程－贖罪、除魅、和統)。

「反對台獨」就是體現了「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真諦。這四個字裡沒有朱立倫的「一中各表」，也沒有馬英九「不統不獨不武」的模糊。「不統」就是「獨」，而「不獨」就是「統」，怎麼可能既不統也不獨的「維持現狀」？耍玩「白馬非馬」的文字遊戲是沒有實際意義的。

支持統一

不少有識之士曾指出國民黨似乎只想要兩岸關係的「和平」，但不談「統一」，只想享受和平紅利，絕口不提「國家統一」。鄭主席訪陸歸來，同行者受訪時再三地說對方「沒有講統一」，想以此安撫台灣社會民心。但像這樣天長地久「沒有統一」的兩岸和平關係，可能嗎？

反對統一者，常常是執著於國號之爭。然而形成「九二共識」的兩岸兩會1992年十一月香港會談，台灣海基會的論述是：

「在海峽兩岸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的過程中，雙方雖均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但對於一個中國的涵意，認知各有不同。」

大陸海協會的論述則是：

「海峽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努力謀求國家統一。但在海峽兩岸事務性商談中，不涉及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

結束香港會談後，雙方後續函電來往中，海基會去電表示：「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但是對於它的涵意，雙方同意用口頭聲明各自表述。」海協會稍後回覆：「既經台灣有關方面同意，我會敬表尊重並接受。」

顯然，在「九二共識」的內涵中是有「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及「努力謀求國家統一」的前提，而認為怎麼定義「中國」可暫略不表，「對於一個中國的涵意，認知各有不同」或「在海峽兩岸事務性商談中，不涉及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而非將「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定格對等化、分離切割化。正由於有了上述「國號暫略不表」的兩岸共識，方有後來1993年四月在新加坡舉行的「辜汪會談」及簽署多項協議以及後續的兩岸通商、通航、通郵。

簡單歸納來說，「九二共識」是針對海峽兩岸用什麼身份名號來磋商民間交流衍伸的爭端而達成的共識，那就是我們雙方同意同屬一個中國。而更早的1987年四月，蔣經國總統解除台灣地區戒嚴，同年十月開放台灣民眾赴陸探親，都可視為「國共/兩岸」的和解開端。

過去的兩德及兩越，今天的兩韓，確實都已是具有國際法人身份資格的兩個獨立對等國家，兩德與兩韓各自擁有建交的友邦，均加入聯合國為正式會員國；南北越是均以觀察員身份參與聯合國，而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目前自聯合國以降，但凡需要以主權國家身份參與的國際組織，我們都不是會員國；在其他國際組織裏，我方多半是要以一個其他會員國共識能接受的名稱與會，最常用的就是奧會模式的「Chinese Taipei」；在「世貿組織」(WTO)是「台澎金馬關稅領域」(Separate Customs Territory of TPKM)；在「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CITES)是「Taiwan, Province of China」；而雖為創始會員國的「亞洲開發銀行」(ADB)，後來我會籍也被改名為「Taipei, China」；即使是「國際筆會」(P.E.N. International)這樣真正純民間的國際作家團體，我方會籍也被更名為「Taipei Chinese Center, P.E.N.」(國際筆會台北中文中心)，但在台灣正式登記立案的名稱卻仍為「中華民國筆會」。少數例外仍能保有國號參與的國際組織，如有15個會員國的「中美洲開發銀行」(CABEI)，我方會籍是「Republic of China (Taiwan)」，但中國大陸則不是這個組織的會員國。換言之，從未出現過在國際組織中同時有「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情況。

整體來看，我方在國際組織活動使用的名號，都暗示我們與中國大陸母體脫不了關係，使用最多的「Chinese Taipei」會聯想這是「中國的台北」或「中國人的台北」，謝長廷先生曾說他對於「Chinese Taipei」也是不滿意的。2018年的「2020東京奧運台灣正名公投」，堪稱最接近「正名制憲」之舉，然而最後同意票未達最低門檻且少於不同意票，未通過。

民進黨政府對於「九二共識」解讀，認為如含有「共謀國家統一」就是不可接受的，說那是「消滅中華民國」。其實，顧炎武曾說：「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意指政權更迭就是「亡國」，民族傳統文化消亡(如課綱的去中化，中國古史納入東亞史)才是「亡天下」，「亡國」不那麼可怕。前財政部長即監察院長王建煊先生，他家裡陽台插滿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小國旗，但2023年他受訪時表示自己認為先成立的中華民國是大哥，後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小弟，「可是今天小弟發展比大哥好，但我們是兄弟，應該要互相幫忙，應該要和平統一。」試問今天的國民黨有這樣的眼界、胸襟與魄力嗎？

台灣有部份人士對「中華民國」的法統象徵有依戀之情，嚴格說1949年以來的「中華民國在台灣」就是歷史上抗拒國家統一的地方割據政權，若無借助外力護持，是不可能存續至今的。史家提到大明王朝，都是說它亡於1644年崇禎帝自縊於煤山，而非南明永曆帝死於1662，或1683年的台灣鄭克塽降清。1950年三月蔣介石先生在台北自行宣佈「復行視事」，重新出任總統，幾日後向黨內幹部講話：

「我們的中華民國到去年，終就隨大陸淪陷而已滅亡了，我們今天都已成了亡國之民。」

蔣氏的自我剖析，不但符合現實，也與歷史觀點吻合。

我們不妨回顧1971年的聯合國大會2758號決議案是怎麼表述的，它的全案名稱叫做《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Restoration of the lawful right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United Nations)，換言之，提案的阿爾巴尼亞與阿爾及利亞不是要邀請一個新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入會，然後將另一個舊國家(中華民國)排除出去，議案主旨是認為聯合國內的「中國」席位代表權歸屬需要檢視討論，內容文字是這樣的：

「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代表是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決定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並立即將蔣介石的代表從它在聯合國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所非法佔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

上文中完全沒有提及「中華民國」的正式國號，只以「蔣介石的代表」(the representatives of Chiang Kai-shek)稱之，提案者是認為從聯合國成立以來，中國代表席位就是被「竊佔」(非法佔據 unlawfully occupy)，應該「立即驅逐出去」(to expel forthwith)，並「恢復」(restoration)真正原主的權利。此所以今日聯合國網站記錄各會員國入會年份，「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1971年入會，而是寫為1945年的創始會員國，是取代我們國家的國際法人地位，這當然會引人訝異，卻是2758號決議案的本質，是台灣社會少有人知，也不想讓人知道的史實。

脫離中國而創建「新而獨立的國家」若不可能，為何不反向思考與大陸統一的可能性？五月即將登場的「川習會」，川普總統會不會公開講出「反對台獨」或/及「支持兩岸和平統一」，甚或簽署第四公報？我們是被動等待人家說「You have no cards.」好呢？或是我們主動「入席」參與推動兩岸和平統一比較好？

馬英九先生卸任總統後，2018年演講時說「順著憲法的方式來講，不排斥統一的可能性」，又解釋說：

「所謂『不排除』的意思是可能會、也不一定會，必須視條件與時機，如果不是和平的，也不是民主的話，台灣人民不會接受。」

馬先生的言論不盡周全，如果不是和平的統一過程，就會落入俗稱「武統」的陰影，也就談不上人民是否同意、接受。馬又說統一需要「民主」程序，這也令人困惑，他是暗示某種公投嗎？依據聯合國憲章所謂的「人民自決權」，其適用性在於某地區曾受外國武力佔領或長期殖民，當地居民想要透過公投表達脫離原宗主國。對於同一個國家內部相同種族的某個地區，是不能宣稱要以投票方式脫離中央政府的，顯然我們台灣也不適用所謂的「統獨公投」。

我國當前的《憲法》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皆未將大陸地區及人民視為「外國」，如要實施「統獨公投」是有法理正當性的疑慮，如果執政者硬要橫柴入灶，彼岸甚至國際間都難以接受。陳水扁總統先於2004年提出「防衛性公投」未過關，復於2008年再提出「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的公投案，雖有550萬人投下同意票，但仍然未達最低門檻而失敗。2018年紀政女士推動成案的「2020東京奧運台灣正名公投」，然而最後同意票未達最低門檻且少於不同意票，公投未通過。這三次公投案都隱藏「國號正名」用意。

2026年四月，台灣的「民主文教基金會」主辦民意調查，有50.7%的受訪民眾同意「主動面對兩岸統一討論，方能保障安全」；但若再問「是否願意在一中框架下進行統一談判？」則有57.5%的人不願意，僅有29.0%的人願意。這可能是當前台灣民眾的思維，普遍理解不能再對兩岸問題裝聾作啞，但仍然不願意與彼岸在「一中」前提下統一。所以我們需要中國國民黨承擔責任，勇敢帶頭倡議「支持統一」。難嗎？

一國兩制

2019年一月初，習近平出席《告台灣同胞書》40週年紀念會，公開說「九二共識」就是「海峽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首度提出願意與台灣社會探索「一國兩制」在此間如何落實的「台灣方案」。蔡英文總統隨即在同日下午發表公開談話回應：

「我們始終未接受九二共識，北京當局所定義的九二共識就是一個中國、一國兩制，今天對岸領導人的談話，證實了我們的疑慮。」

早在1982年時，蔣經國總統接受美國《新聞週刊》專訪，即表示他不接受「一國兩制」，並以兩岸應該是「一國良制」回應。台灣藍綠白三黨大抵都是同樣的態度拒絕「一國兩制」，但如果認真面對統一問題，我們台灣這方面有沒有更好的方案？

2019年四月22日《中國時報》曾刊出我的投書，文中我提醒國民黨：你們過去有過「一國兩制」的經驗，1928年六月黃埔革命軍攻進北平，盤據東北的張學良並未立即歸順中央，而是與蔣介石談判，至年底方撤下五色旗，升起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達成的協議就是蔣軍不出關，東北財經軍政大權均由張學良主持，過去不屬東三省的熱河也併入東北管轄。這不就是「一國兩制」？國民黨可以勇於面對。

「九二共識」指的是兩岸目前尚未統一時，雙方來往互動的基礎準則，即「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同時也要「共謀國家統一」。統一之後的台灣會是怎樣的情況呢？這是不少台灣人民擔心的，也是政客喜愛藉此搧風點火反對兩岸統一的理由，說統一之後即使有「一國兩制」，也是好可怕。

其實統一不是兩岸關係的終點，反而是無限可能的起點，因為彼岸提出的是「一國兩制」，給予台灣社會相當多的自治自由。我曾引香港回歸中國作類比，他們是「馬照跑、舞照跳」，我們台灣應該就是「晶圓照樣生產出口」。2023年王建煊先生一度想參選總統，他說自己如果當選就會跟大陸談判，要維持我們這邊的自由民主制度，還可以爭取到很多利益，鼓勵大陸廠商多來台灣投資、建設，讓台灣的經濟再發達起來。

可能相當多的台灣人不是認為「一國兩制」對台灣不利，而是不信任共產黨，對中共多有恐懼與蔑視？我曾說這得歸咎於國民黨自兩蔣以來持續妖魔化、鬼魅化中共。而民進黨也不遑多讓，藍綠兩黨接力反共。

統一需要溫情與敬意

2024總統大選前，馬英九先生接受「德國之音」(DW)記者訪問，馬英九表示「就兩岸關係而言，你必須相信他(習近平)。｣如果問我，我會說我也願意相信習近平與中共，認為他們不會在「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大前提下傷害台灣人民的利益、尊嚴與感情。

關於「一國兩制」的具體實踐內涵，北京方面歷年提出過葉九條、江八點、國台辦七點好處…等等，但兩岸的統一問題，是一樁需要理性與感性兼備的任務。錢穆先生曾說我們對於自己所從出的民族母體歷史，應懷抱溫情與敬意。各位讀者覺得我們台灣社會對彼岸大陸還有多少溫情與敬意？捏造謊言說大陸高鐵沒有靠背還在其次，王建煊先生常自嘲「我這隻外省豬」，如果認真計較，四百年前從閩南渡海來台的羅漢腳算不算是外省豬？這樣講下去，豈還有溫情與敬意。

論到兩岸文教交流，我是第一位獲北京批准，組師生團赴大陸參訪的台灣老師。1995年我率領23位興大師生赴北京，行程中我們安排赴西山碧雲寺祭拜孫中山衣冠塚，我請北京林業大學執事人員代備一個花圈，並在輓聯右方書寫「國父」，對方面帶難色說這得請示上級。第二天他歡喜回覆說上級批准了。

沒有分離主義意識，什麼都可以商量。

我在現場，詢問碧雲寺服務人員以前可有台灣團體來此參拜孫中山？他搖頭說有個人或旅遊團來觀光遊覽，像我們這樣來自台灣的團體還有準備花圈三鞠躬的，是第一次見到。

那次行程我們也去了盧溝橋參觀「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在館外巨大的醒獅銅像前也獻上一個大花圈，兩條白色輓聯是我寫的：

甲午戰渤海，倭寇侵我國土，中華兒女哭中華
乙亥履神州，同胞攜手共進，唐山子孫回唐山

從宛平返回北京的車上，陪同的北京林業大學老師對我說：「姜老師，你們那個花圈輓聯是誰寫的？看了好感動。」我笑答是在下撰稿，不知兩聯音韻對仗是否工整？

2009年，我與大陸的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合作，率74位台灣師生赴陝西省舉辦「華夏農耕文化淵源體驗營」，是台灣單一大學往訪大陸人數最多的團體。

這營會名稱是我訂的，讀者可能不知，我中華農耕文化的起源是在陝西省。

營會行程內容也是我與彼岸來回磋商擬定的，有大陸老師講課，有外出參訪農林據點及歷史文化景點如秦始皇陵及黃帝陵。各位，我可比馬英九基金會的類似活動早了多少年。我們在台灣製作一幅紅布字條，在大陸初次掀開時，彼岸師生都為之驚訝鼓掌，布條上寫的是：

兩岸中華兒女
攜手共促復興

各位：習近平先生是在2012年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提出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我可是比習大大早了三年講復興呢。我去彼岸從不飲酒，也就沒有與對方人員勾肩搭背唱卡拉OK「你是我的兄弟」，然而，活動中的兩岸師生都能感受到我們發自內心的溫情與敬意。

1990年十月兩德統一之前，我正在瑞典留學，收聽「德國之音電台」(DW)的英語廣播，人家一再重複一句話「One Germany」(一個德國)，從各角度反覆強調東西德原本就是同一個國家，所以應該儘速統一。這是一份溫情、一種感性訴求。而我們海峽兩岸原本也有的共識就是「One China」－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可近年來少有聽聞此岸藍綠白政治人物再講這個名詞了。失去了溫情的共同基礎，自然也沒了敬意，只剩劍拔弩張的緊張對峙。講統一，何其遙遠渺茫。

1989年我第一次組團率台灣師生往訪大陸，海協會在北京的歡宴上，記得我的致詞是說：「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何況我們是沒有恩怨情仇的一代中國人。」

各位朋友：就讓我用魯迅這兩句詩作結尾吧。誠摯祝福咱們共同的中國。

(*作者為文藝作家，興大農資學院退休。本文係作者於2026年04月25日，應邀出席在台北舉行的「台灣生存戰略研討會」發表短講的內容。)

「赤共」這個說法，其實並非一個客觀分類，而是一種政治標籤與攻擊語言。它在不同時代、不同人物身上反覆出現，背後都有其歷史脈絡與政治目的。理解這個標籤，需要分時代來看。

在孫中山的時代，他晚年為了推翻軍閥、統一中國，採取了聯俄與容共的策略。聯俄意味著與蘇聯建立合作，獲取資金與軍事顧問的支持；容共則指接納中國共產黨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

這些舉措在當時引發了很大爭議，原因有三：國民黨內部本就存在強烈的反共派，共產主義被視為顛覆既有秩序的激進思想，而蘇聯的介入則讓國民黨被懷疑受到滲透。因此，國民黨內的右派與一些保守知識分子批評孫中山「赤化國民黨」，而北洋軍閥則稱國民政府為「赤共」。然而，孫中山的核心理念仍是三民主義，他與共產黨的合作屬於戰略性合作，而非意識形態上的轉向。

到了鄭麗文時代，「赤共/紅共」這個詞已經演變成一個情緒化的政治標籤，不再是指理論上的共產主義，而多半用來形容親中或傾向中國大陸的政治立場。在台灣政治語境中，如果一個人或政黨主張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話、反對台獨或支持兩岸交流，甚至批評民進黨政策，就可能被對手貼上「親共」「中共同路人」或「赤共」的標籤。這種標籤的本質，是用一種簡化的情緒化語言，否定對方的政治立場與正當性。

將孫中山與鄭麗文時代比較，可以發現標籤使用的方式有相似之處，但背景與意涵不同。在孫中山時代，「赤共」的標籤來源於實際的戰略合作，是黨內路線之爭的工具；而在當代台灣，它更多是選舉與輿論上的政治攻擊，用於指控對方在兩岸問題上的立場。換言之，這種標籤無論時代如何變化，本質都是用「敵人標籤」否定對方，只是標的與歷史背景不同。

總結來說，孫中山與鄭麗文都被稱為「赤共」，並不是因為他們真正成為共產黨，而是他們的政治路線被對手以共產或親共的概念污名化。理解這一點，有助於更清楚地看出台灣政治語言的歷史延續性，也能分辨標籤背後的策略與意圖。

我到張榮發基金會參加「2026台灣生存戰略研討會」，發表演講「讓統一成為議題：從文化中國探討兩岸和平」，大家很熱烈展開討論。本場次的議題是「戰爭與和平」，意即我們到底應該如何維護海峽兩岸的和平，討論結束後，我與參加本場次的新黨李勝峰副主席、民進黨張俊宏前主席、周祝瑛教授、傅琪貽教授、李炳南教授與林忠山教授合影留念。

兩岸無法承認彼此政治實體的存在，這只是對於何謂「政治中國」尚有不同認知，但這並不影響兩岸同屬一個文化中國的事實，海峽兩岸從來就是文化統一的共同家園，彼此緊密相依，其實可做出這樣的表示：「海峽兩岸共同擁有『文化中國』作為心靈的家園；儘管目前彼此對於『政治中國』尚有不同的認知；但這並不影響兩岸針對如何和平統一，展開具有互信的協商與合作。」

根據民主文教基金會在今年（2026）四月四日到四月七日所做的民調，有高達百分之五十點七的民眾認同「臺灣必須主動面對討論兩岸統一的問題，才是保住臺灣安全和未來的方法」（其中非常同意者有百分之十八點五，還算同意有百分之三十二點二），不太同意與非常不同意的民眾則合計百分之三十四點三，顯見「讓統一變成公開討論的議題」，實屬臺灣社會的主流民意。

讓統一變成公開討論的議題尚不是「統一本身」，如同建構實在論（constructive realism）中「建構的實在」（constructed reality）不同於「實在的本身」（reality in itself），而是我們對「實在」（reality）展開「語言的外推」、「實踐的外推」與「本體的外推」，「外推」（strangification）就是我們這裡說的「主動面對」，讓「統一」這個真實的議題變得清晰。

《中華民國憲法》始終是統一的憲法，臺灣人民從來都無法自外於中國，兩岸和平統一係攸關整個中國發展的根本道業，真正要處理的關鍵議題應該是認真探討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政治統一」，而不是「誰統一誰」或「誰併吞誰」；重點在於釐清統一過程中究竟要談哪些議題，尤其需要涵蓋民族、民權與民生三大領域的具體議題，指向全體中國人攜手共謀一個「幸福的中國」。

1921年，陳炯明在廣東推動縣長直接民選，開啟了中國近代史上最早的地方自治實驗。他仿照美國聯邦制理念，制定《廣東省憲法草案》，在縣級推行民選縣長和縣議員，試圖將廣東建設成為模範省。然而，這場民主實驗卻成為他與孫中山決裂的導火線，最終導致1922年6月16日的「六一六事變」，孫中山被逐出廣州，兩人從此分道揚鑣。

「選舉不是最高的目標，中國的統一才是。」這場百年辯論，在今日依然迴盪在歷史的長廊中。

一、地方自治與國家統一的歷史矛盾

陳炯明與孫中山的衝突，表面上看是政策分歧，實則是根本政治理念的對立。陳炯明主張「聯省自治」，認為中國應學習美國的聯邦制，先由各省自治，再通過協商實現和平統一。他在廣東的治理確有成效：禁煙禁賭、改革教育、發展經濟，並推動中國近代城市史上第一個建制市——廣州市的成立。

孫中山則認為，在軍閥割據、列強環伺的背景下，必須先建立強大的中央政府，通過武力北伐實現全國統一。他將革命分為軍政、訓政、憲政三個階段，主張「訓政」是必要過程，因為人民需要被「訓育」才能實現民主。這種根本理念的差異，使得兩人的合作關係逐漸出現裂痕。

二、民主選舉與國家統一的優先性之爭

陳炯明在廣東推動的縣長民選，雖是中國地方自治的先聲，卻也暴露了局部民主的局限性。儘管選舉本身具有進步意義，但孫中山認為，若地方自治妨礙國家統一進程，則必須讓位於更高層次的國家目標。

這種矛盾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尤為突出。孫中山曾坦言：「護法不過矯正北洋政府之非法行為，即達目的，於中華民國亦無若何裨益。況護法乃國內一部分問題，對內仍承認北京政府為中央政府。」 在他看來，國家統一是實現真正民主的前提，沒有統一的國家，地方民主再完善也難以持久。

三、歷史的教訓與當代啟示

陳炯明與孫中山的決裂，提供了關於國家統一與地方民主關係的重要歷史教訓。從歷史的實際發展來看，孫中山的統一理念最終成為時代的主流。在當時內憂外患的背景下，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確實更能夠應對國家面臨的危機。陳炯明的地方自治理念雖然有其合理內核，但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難以解決國家面臨的根本性問題。

國家統一是民生發展的根本前提。沒有國家的統一和穩定，任何地方性的改革和建設都難以長久。這並非否定地方自治的價值，而是強調局部與整體的協調統一。

四、當代意義：統一與發展的平衡之道

從當代視角來看，孫陳之爭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國家統一與地方發展應當相輔相成。過度強調中央集權可能壓制地方活力，而過度強調地方自治則可能削弱國家凝聚力。一個健康的政治體制應當能夠在兩者之間找到平衡點。

台灣地區的選舉政治，表面上看是島內政治力量的博弈，實則深受兩岸關係大格局的制約。無論選舉結果如何，都改變不了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事實，也改變不了兩岸必將統一的歷史大勢。

結語：歷史的智慧與未來的道路

陳炯明與孫中山的故事，是中國近代化進程中的一個重要片段。它提醒我們，國家統一是發展的基礎，而改革開放則是發展的動力。

孫中山先生曾經指出：「惟願我中華民族統一於一尊，然後可以圖存於世界。」在國家統一與地方治理這一永恆命題上，我們需要繼續以歷史的智慧，探索符合新時代要求的平衡之道。

歷史從不給出簡單的答案，但它提供的思考框架，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把握現實與未來。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上，我們必須牢記：選舉只是手段，統一才是目標。

2006年，美國專欄作家Thomas L. Friedman出版了那本廣為人知的書《The World Is Flat》。那一年，全球化似乎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許多人相信，人類社會正進入一個嶄新的時代：國界的重要性將逐漸下降，資本、技術、勞動力與資訊可以跨越國界自由流動。市場與科技將取代地緣政治，經濟互依將降低戰爭的可能性。

如果今天回頭看，那其實是一個非常樂觀的年代。冷戰結束後的十幾年間，世界確實呈現出一種前所未有的開放氛圍。1991年蘇聯解體，兩極對抗的格局消失。許多國家逐漸接受市場經濟體制，自由貿易與跨國投資成為全球經濟的主旋律。1995年成立的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象徵著全球貿易制度的制度化，而2001年中國加入WTO，更被視為全球化浪潮的重要里程碑。

在那個年代，世界似乎真的在變小。跨國企業迅速擴張，全球供應鏈逐漸形成。一個產品可能在矽谷完成設計，在台灣製造晶片，在中國組裝，再銷往歐美市場。資訊科技的革命讓距離不再是限制。電子郵件、網際網路、全球航空旅行，使得商業與文化交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生。

在那樣的氣氛之中，許多知識分子相信經濟全球化將逐漸改變國際政治的邏輯。甚至有人提出一個著名的說法——「麥當勞理論」。意思是說，只要兩個國家都擁有麥當勞速食餐廳，它們之間就不太可能爆發戰爭。這種說法雖然帶著幾分幽默，但卻真實反映了當時的一種普遍信念：經濟互相依存將使戰爭變得不再理性。

然而歷史往往比理論更複雜。如果從今天回頭看，全球化的黃金年代其實只維持了不到二十年。短短一代人的時間，世界的氣氛已經發生巨大變化。

第一個轉折出現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這場源自華爾街的金融風暴迅速擴散到全球，使人們第一次開始質疑全球化體系的穩定性。金融市場的高度互聯，本來被視為效率與繁榮的象徵，但在危機爆發時卻成為風險迅速傳播的管道。

更重要的是，金融危機揭露出全球化帶來的社會不平等問題。許多西方國家的中產階級逐漸發現，產業外移與國際競爭正在削弱本國的就業機會。全球化確實創造了巨大的財富，但這些財富並沒有平均分配。

隨後十年間，政治上的變化逐漸浮現。2014年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讓歐洲再次感受到地緣政治衝突的陰影。2016年英國脫歐公投與Donald Trump當選美國總統，更象徵著全球化政治共識的瓦解。許多選民開始質疑自由貿易與跨國制度，認為這些制度未必真正代表本國利益。

如果說2008年的金融危機動搖了全球化的經濟基礎，那麼2010年代後期的政治變化則動搖了全球化的政治基礎。

進入2020年代後，世界局勢的轉變更加明顯。中美貿易衝突、科技封鎖、供應鏈重組、能源競爭與軍事衝突逐漸成為國際政治的主旋律。2022年爆發的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更讓歐洲重新回到戰爭陰影之中。

在這樣的背景下，各國政府開始重新強調「國家安全」與「經濟安全」。過去二十年間建立的全球供應鏈體系開始被重新檢視。許多國家提出「去風險化」或「友岸外包」等政策，希望降低對特定國家的依賴。如果說2000年代的關鍵詞是效率，那麼今天的關鍵詞則變成安全。

這種變化並不只是經濟現象，更是一種深層的歷史轉折。如果把歷史的時間尺度拉長，我們會發現今天的局勢其實並不完全陌生。十九世紀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世界，也曾經經歷過一次高度全球化。當時國際貿易快速增長，資本與人口在全球範圍內流動，歐洲各國之間的經濟聯繫非常密切。在1913年的歐洲，許多知識分子同樣相信戰爭已經變得不可能。經濟互相依存被視為維持和平的重要力量。然而1914年，一場看似局部的危機卻迅速演變成第一次世界大戰。那場戰爭徹底摧毀了十九世紀建立的全球化體系。

歷史給我們的提醒其實非常清楚：經濟互依並不必然消除政治衝突。今天的世界當然與1914年不同。核武器的存在使全面戰爭的成本極高，而全球經濟的複雜程度也遠超過一百年前。然而，人類社會的基本矛盾並沒有消失。國家利益、地緣政治與權力競爭仍然是國際政治的重要驅動力。

因此，與其說全球化已經終結，不如說全球化正在轉型。未來的世界很可能不再是一個完全開放、完全自由流動的全球市場，而是一個由不同區域經濟體系構成的多中心結構。北美、歐洲、東亞等區域經濟圈將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自己的產業與科技網絡，而全球貿易則在這些區域之間維持某種程度的連結。換句話說，世界不再是完全平的，但也沒有回到完全封閉的狀態。

對我們這一代人而言，全球化並不是抽象概念，而是一段真實的生活經驗。許多人曾經相信市場與科技將逐漸削弱國界的重要性，而國際合作將成為人類社會的常態。然而歷史總是充滿反覆。開放與保護、合作與競爭，往往在不同時代之間交替出現。二十年前的全球化樂觀，也許只是歷史長河中的一段特殊時期。

今天我們所看到的地緣政治回歸，也未必是歷史的終點，而可能只是另一個時代的開始。世界或許不再像當年想像的那樣平坦，但它仍然是一個彼此相連的世界。而在全球化的幻與醒之間，我們這一代人正站在歷史的轉折點上。

昨天傳出賴清德總統在出訪友邦史瓦帝尼前臨時喊卡，今天麗文在主持中常會時對此表達遺憾。其實在賴總統出訪前，麗文就表達過由衷的祝福，希望出訪順利圓滿成功，很可惜最後沒有辦法成行，但更遺憾的是，總統府與國安團隊氣急敗壞，不是躲進同溫層討拍取暖，就是把氣出在在野黨身上。

事實上，這是一個重大的外交挫敗，不應該等閒視之。出行前，國安團隊是不是嚴重誤判？還是最後一天才出現不可預知的突發狀況？又或者，這本身就代表國家處境已經萬分艱難？

回顧過去，馬前總統任內主張外交休兵，我們參加了許多國際組織，也成功維持住邦交國。但政黨輪替、民進黨執政這十年，我們的外交友邦如同雪崩般流失，如今已被逼到退無可退的角落。難道不應該用更嚴肅的態度來面對與檢討？究竟是誤判了什麼形勢？為什麼會誤判？甚至連落地轉機的地方都找不到？

外交一路挫敗，國家舉步維艱，有時候我們應該要檢討自己，而不是總是檢討別人。執政黨難道不應該負責任地思考，國家的政策到底出了什麼偏差？抗中真的能保台嗎？事實上，抗中不但無法保台，反而毀台；相反地，本黨主張和陸，才能真正護台、興台、旺台。

問題的根源就是兩岸論述出現嚴重錯誤。當國安單位對非洲國家進行指責時，對方也公開表示，是因為堅守「一個中國」政策。我也要鄭重請教賴總統與民進黨政府，中華民國憲法，難道不是一中憲法？全世界有哪一個國家支持台獨？全世界都能接受九二共識、不支持台獨，為什麼你們可以一意孤行？

身為在野黨，本黨恪守中華民國憲法，與世界多數國家一樣反對台獨。在兩岸兵凶戰危之際，我們願意勇敢跨出和平的第一步，我們不奢望政府的鼓勵與支持，但實在不願意看到我們的外交面臨如此困境。

另外，日前中共中央台辦宣布的10項惠台政策，已經在台澎金馬各大產業中引發積極熱烈的回響。這十年來，兩岸交流中斷，對許多產業造成嚴重打擊，面臨發展瓶頸，政府卻不聞不問、視若無睹，如今對於陸方提出的政策，卻是酸言酸語、不斷打擊。

麗文要感謝商總召集七大產業工會，共同回應這10項政策。但令人遺憾的是，賴政府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竟然扣帽子稱產業界受到對岸威脅施壓，這根本是在破壞和平的契機、發展的機會。

民進黨遇到挫折不自我檢討，把氣出在國民黨身上、霸凌在野黨也就算了，但不應該與台灣人民為敵，更不該與台灣人民的發展、福祉為敵，應該謙卑聽聽各行各業的聲音，否則都無法體會大家撐得多辛苦。

希望民進黨無論如何不要忘記從政的初衷。今天看到民進黨政府氣急敗壞，我們還是希望能夠趕快沉澱下來，進行全面檢討、調整步伐。不要為了自己的意識形態，葬送所有台灣人民的未來，應該要保護台灣人民的生命財產，謀取更大的福祉與利益。

昨天麗文到屏東，看到養殖漁業者憂心石斑魚養大了卻賣不出去。看到這麼多人每天都在為生活拼搏，民進黨你們在拼什麼？我也要提醒民進黨政府與國安團隊，你們是摸著中華民國憲法宣示就職的，領的是老百姓的納稅錢。

面對這樣重大的外交挫敗，台灣何去何從？希望我們能夠冷靜、理性，儘快擴大兩岸交流，讓農漁民、中小企業、微型企業、服務業與觀光產業，都能看到和平帶來的希望與紅利。

中國國民黨會堅定走在這條路上，守護中華民國，堅守中華民國憲法，保護台澎金馬，爭取人民最大的福祉。

柯文哲因京華城案被一審認定貪瀆，重判17年徒刑。此案引起很多討論，但多有黨派立場，綠營普遍贊同判決，而藍白則多認為司法不公、政治迫害。撇開柯案和黨派立場，此文持平的探討貪瀆難題的多面向。

首先，貪瀆並不容易揭發。以招標案為例，收賄者洩露底標金額（底價）給行賄者，双方都獲利，自然閉口發財，而旁人不容易看出底標金額已洩露。要揭發貪瀆一般必須查到行賄的金流，若透過金融單位轉帳行賄，會留下行賄的金流證據，因此行賄常使用現金。官員或政治人物若在家中存有很多現金，很可能有收賄的行為。

選舉民主制度使揭發貪瀆更不容易。選舉競爭需要錢來進行宣傳，因此允許政治獻金；行賄者可以把賄款偽裝成政治獻金，將使揭發貪瀆更不容易，於是可能導致錢與權結合的金權政治；也可能政治獻金被法官誤認為賄款，於是造成貪瀆寃案。柯文哲的京華城案看來就是一貪瀆寃案（參見《柯文哲應該沒有貪污罪，但可能有圖利罪》）。

一個國家貪瀆的程度如何？即貪瀆有多普遍？這問題不可能有準確、可靠的答案，因為不可能知道沒揭發的貪瀆有多少；被揭發的貪瀆很多，不表示貪瀆很多；被揭發的貪瀆很少，不表示貪瀆很少。有一些國際機構會評定各國的貪瀆程度，譬如國際透明組織歷年公布全球「清廉印象指數」。這類的指標是對民衆調查其對國家社會的貪瀆程度或清廉程度的印象，一般人的印象多半基於道聽途說，有參考價值但不可能準確可靠。

假設把國家分為三類，富裕國家、中等（收入）國家和貧窮國家，一般而言，中等國家的貪瀆程度是最高的。
在富裕國家，有權力貪瀆者有相當高的收入，足以滿足其大部份欲望，因此大多不願有貪瀆行為，以免被揭發和處刑。
在中等國家，雖然多數人民還不富裕，已有部份人民富裕起來，於是彼此多有攀比，使得大家的欲望都高，而國家預算已不少，很多有權力貪瀆者因為欲壑難填，於是甘冒風險而有貪瀆行為。
在貧窮國家，人民普遍貧窮，於是彼此少有攀比，大家的欲望都少，而國家預算有限，貪瀆自然比中等國家少。

根據清廉印象指數，中等國家的貪瀆程度大多高於富裕國家，以美國為首的富裕國家於是常以此自居道德高點，來批評中等國家，尤其是反美的中等國家。這可算是富裕國家的一項優勢，但清廉印象指數未必準確可靠，而中等國家的貪瀆程度高於富裕國家，其實是人性使然，如上述。

中等國家若能盡量消除貪瀆，商業競爭於是趨於公平，有助於提升經濟效率，成為富裕國家。要消除貪瀆，懲治和制度有助於使有權力者「不敢貪」「不能貪」，但中等國家最重要的是提升經濟水準，成為富裕國家，使有權力者「不想貪 」。所以，中等國家應該要同時提升經濟和消除貪瀆，兩手都要硬。這是中國大陸在努力的目標。

「中華民國總統」出訪「中華民國友邦」，站在「中華民國」立場，不該訕笑。若因不明原因取消，站在中華民國立場，我不樂見。

然而，賴清德是台獨分子，一個認為中華民國憲法是災難、不承認抗戰勝利、歌頌日本殖民、背叛台灣抗日份子的台獨分子。還是個退守SSG（世界貿易組織的特別防衛措施Special SafeGuard）滅農、開放美牛美豬內臟、放寬發芽馬鈴薯檢疫、罔顧食安的政權。
他被任何情況羞辱，我都不會為他抱屈與發聲。
無論是否為中共安排，只能說中共打壓台獨民進黨，並不意外。

馬英九任內維持友邦，掉了一個，大陸也沒和其建交。蔡英文任內斷了十個友邦，但蔡英文仍然能前往史瓦帝尼，怎麼他們沒事，就賴清德有事？
哪怕不問政治立場，此事也凸顯了民進黨的無能，國安與外交團隊極其失靈。

下午還在吹捧賴清德去非洲、不去美國，結果幾個小時立刻被取消。而民進黨只會罵大陸。
記者詢問，「中國以經濟威迫施壓，具體為哪一些手段呢？有掌握哪些情資？」
潘孟安回答，「相信所有在非洲或是在幾個島國，都可以看到中國一帶一路的影子，這些都是在債務陷阱當中。」

中國大陸在非洲有影響力，中國大陸要打壓民進黨，這難道是第一天知道？那外交準備何在？情資何在？預判何在？
更關鍵的，罵完中國大陸以後又如何？

民進黨告訴大家，沒有九二共識能走向世界，現在到底走向哪了？
請問民進黨口中「台美關係最好」的美國爸爸、說出「台灣有事，日本有事」的高市早苗，能不能施壓非洲國家，讓賴清德正常出訪？

潘孟安竟然有臉說「證明中國善意是假的」。
鄭習會爭取的善意，是給國民黨、是給台灣人。發布了惠台措施，民進黨全盤否決，甚至抹紅台灣商人，民進黨有什麼臉要中國大陸給民進黨善意？

民進黨還嗆「一家人卻連門都不讓你出」。
笑死，民進黨有把中國大陸當一家人？你沒有，憑什麼讓對岸把你當一家人。

實際上，是民進黨執政以來，「中華民國」招牌在世界上的地位越來越矮。
中華民國招牌若要持續擦亮，解方很簡單，回到馬英九時代的兩岸關係，九二共識、反對台獨，自然就能走得出去！

我們常常以為，未來是由制度決定的。選什麼制度、怎麼設計規則、如何分配權力與資源——
彷彿只要架構足夠完整，一切就會朝著可預期的方向前進。

但現實從來不是這樣運作的。
制度可以設計，
風險可以估算，
路徑可以規劃。
但最後的結果，永遠不是由這些東西單獨決定。
而是由「人」決定。

人不是模型裡的常數，而是變數。
人會改變判斷、會修正立場、會在壓力下重新排序自己的優先順序。
同一套制度，在不同的歷史情境、不同的集體心理之下，會長出完全不同的結果。
制度可以不變，但人會變。
而只要人會變，結果就不可能被完全預測。

我們過去習慣把世界拆成兩層：
一層是「制度設計」，
另一層是「制度運作」。
但真正被忽略的第三層是：
人如何理解制度。
這一層，才是所有變化的起點。

同樣的規則，在不同人眼中會變成不同的現實：
有人看到效率，有人看到限制；
有人看到安全，有人看到風險；
有人看到秩序，有人看到壓迫。
而這些感知，會反過來改變行為。
行為改變之後，制度本身的運作結果也會改變。

所以問題從來不是：
制度設計得夠不夠完美。
而是：
參與其中的人，如何選擇、如何反應、如何調整。

這也意味著一件殘酷但真實的事：
沒有任何一種結構，可以保證在所有時間、所有人群、所有情境下，都產生一致結果。
因為只要人的行為仍然自由流動，結果就永遠是開放的。

因此，當我們討論任何宏觀變遷時，最容易誤判的一件事就是：
把「制度的可能性」，誤認為「結果的必然性」。
但中間永遠隔著一個不可簡化的變數：人。

人會因為利益改變判斷，
也會因為經驗改變認知，
甚至會在同一套規則裡，做出彼此無法理解的選擇。
而這些變化，不是制度可以單獨控制的。

所以最後，如果要把一切複雜性收束成一句話，那會是：
我們可以設計制度，
可以推演風險，
可以建構模型。
但我們無法設計「人」。
而所有未來的不確定性，
正是從這裡開始。

因此，真正決定未來的，從來不是制度本身。
而是：
在制度之中的人，如何選擇成為什麼樣的人。

當我們把所有分析層層剝離之後，剩下的不是結構，不是模型，也不是邏輯。
而是一個更簡單、也更難回答的問題：
當環境改變時——
人會不會也跟著改變？
答案無法預測。
也因此，未來無法被完全計算。
因為它從來不是制度的延伸，而是人的總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