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立法院新會期的開議日，我一如往常，來到院會行使職權、為民發聲。

近來，關於我本人及辦公室成員的相關案件引發了許多報導與評論。由於相關案件有的已進入司法審理，有的仍在偵辦當中，基於對法治的尊重，我不會對個案表示意見。然而，面對部分媒體與特定人士含沙射影、似是而非的言論，我認為有必要站出來，做出清楚的回應。

我擔任立法委員，至今已經二十四年。作為一名由原住民族選出來的代議士，這二十幾年來，我一步一腳印，走遍了七百多個部落。回首當年，我們的部落正面臨著最嚴峻的考驗：那時，原鄉的交通支離破碎，通行艱難；那時，青壯年被迫離鄉背井，留下隔代教養的困境；那時，醫療與教育資源極度稀缺；面對山洪水患，族人更是無能為力。

看著族人們在困境中掙扎，我除了在立法院與同僚戮力爭取立法、保障原民權益，更面向整個社會大聲疾呼，期盼各界能將溫暖的雙手伸向原鄉。我由衷感謝多年來默默奉獻的個人與團體，你們不問出身、不分兩岸，用無私的慈善義舉托舉了部落。

因為這份大愛，民國九十八年八八風災的災後重建才得以即時展開；因為這份善意，柔腸寸斷的原鄉道路才得以通暢。民國九十九年大陸向部落捐贈了中型巴士，民國一◯四年政府布局原鄉、推動了幸福巴士的政策，這都是善政的延續。這些善款的捐贈，當年都有律師和會計師的嚴格見證，並經內政部依法查核，清清楚楚、我行得正坐得端。

我還深刻記得，民國九十七年我奔赴四川汶川地震災區，收養了二十名羌族的遺孤，如今他們大多已成家立業。這段經歷讓我由衷相信：兩岸互惠互助的自然交往，遠比劍拔弩張的「地獄景象」，更能為兩岸人民帶來福祉。

當年兩岸的交流是如此順暢與自然，那是一個如同蔡英文前總統所說「沒有人需要為自己的認同道歉」的年代。然而最近網路和媒體盛傳：高檢署啟動所謂的「國安案件」，查的竟是十幾二十年前的往事。果真如此的話，高檢署用當年的正常交流來羅織罪名、入人於罪，這如何能讓人民信服？

此時正逢選舉期間，特定媒體與人士刻意拿著偵辦中的案情，借「國安」之題大肆發揮，口徑與民進黨政府如出一轍。這不得不讓人懷疑，這又是另一場企圖操縱選舉的政治輿論戰。

我想奉勸民進黨，請別再沿用過去那套選舉栽贓、無限上綱的套路來迷惑選民。你們已經執政十幾年了，做得好不好，大多數的選民心中早有一把清醒的尺，自有公評。

至於那些對我過去反對靖國神社指指點點的人，我只想反問一句：難道當年日本殖民者，沒有對原住民族發動過殺光、搶光和燒光的三光政策嗎？無論你們如何詮釋歷史，戰爭是有倫理的——戰爭中有明確的「加害者」與「被害者」，否則國際法中何必保護平民的權利？你們不去質問製造仇恨、至今不願道歉的日本殖民者，反而質疑不忘屈辱、捍衛尊嚴的後代是在加深仇恨，這是什麼道理？日與月不能並存，加害者與被害者更不能共祀一處，這是戰爭歷史最基本的倫理與正義！

我會養好身心，逆風前進。我知道：疾風知勁草，患難見真情。
濫權者也許可以摧毀一朵、兩朵，甚至一百朵玫瑰，但他們永遠無法阻擋春天的到來。我們的奮鬥，就是為了迎來那個百花齊放的春天！

理解一件事情並不難，問題在於你要不要欺騙自己，願不願接受或許讓你感到扎心、赤裸，甚至殘酷的現實。

最近的例子就是，陸委會梁氏文傑說，與美國並肩作戰的是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二戰期間並不存在。

當年跟日本帝國主義作戰的，不是什麼中華民國，就是中國，就是中國的四萬萬人民；中華民國只是中國當時穿在身上的一件外衣。

就譬如，甲午戰爭不是什麼大清國與大日本帝國的戰爭，而就是中國與日本的戰爭，中國戰敗，割讓了台灣；而當二戰結束時，中國戰勝了日本，日本將台灣歸還中國。

按梁氏文傑邏輯，二戰時早已沒了大清國，日本根本無需歸還台灣。日本可以主張：台灣割讓日本時，中華民國「並不存在」，割台的是大清國，我幹嘛還你中華民國呢？中華民國是哪根蔥？

清帝遜位時，中華民國繼承了「中國」的一切權利義務，包括大清並未割讓、還保有的領土疆域，也繼承了清廷簽下的所有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而這些實亦即當時中國的實質領土與承載的不平等條約。於是，當日本戰敗時，就必須將它從大清所代表的中國奪走的領土，還給已由中華民國所代表的中國。

亦即，從頭到尾，無論是權利義務的主體或客體，都是中國，而不是什麼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的國旗歌一開頭就歌頌的「山川壯麗，物產豐隆；炎黃世冑，東亞稱雄」，說的即是那一真正的國家實體「中國」，而不是它那個時期的稱號「中華民國」。

你若想去愛那一個「山川壯麗」的國家，那就是中國；可不是已瑟縮在「小小多山」的島嶼上，還拿著「中華民國」名號騙人的台灣。

現在，中國已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代表，中國在中華民國時期所經歷的一切，也都由這一個新的行為主體所繼承，就猶如中華民國曾經繼承大清國的一切美麗與哀愁一樣，什麼駝峰航線、什麼中美人民並肩作戰，都是如今的中國可以緬懷與謳歌的歷史。

但這裡頭最擰巴，最令人皺眉的，還不是中華民國或中國的區別，而是梁氏所服務的政權，從頭到尾就是以當日本的舔狗為榮。

這一政權的現任頭目認同日本的殖民統治，說創建中華民國的國民黨的對台治理比日本還差；該政權的前外長則稱日本是大哥哥，現外長對日菲在東部海域瓜分中國的經濟海域表示肯定。究竟是什麼給他們底氣，竟敢跳出來說當年抗日的是中華民國？

你一邊以抗日為榮，一邊又以戀殖當癖好，這只能做如下兩種診斷：一、如假包換的瘋子、神經病。二、天下最可恥的、人皆可誅的騙子。

媒體和網路上不時會看到「民粹」或「民粹主義」，譬如說：「川普是民粹，歐洲近年愈來愈民粹」。民粹到底是什麼？民粹與民主有什麼關係？最近讀了 林火旺教授的《民主，其實不簡單》（[1]），發現台大哲學系的退休大教授（專長及研究領域：倫理學、政治哲學 ）竟然也誤解民粹的意思。我不是政治學科班出身，卻要在此逞能一下！

書中說：「…民粹也是一種民主形式。理論上，民粹是直接民主，它指的是一個國家所有的公共政策由全體公民直接決定。…公投應該是呈現民粹式民主最自然的方式…」
這樣解讀民粹，如何解讀「川普是民粹，歐洲近年愈來愈民粹」？美歐近年並沒大搞直接民主和公投啊！

早在古希臘的民主時期，就有討論民粹的問題。雖然當時的人口比現代少得多（雅典城邦只有約5萬公民），人們已經知道直接民主不可行，而必須選舉出少數領導者來做許多日常的公共決策，而這些領導者需要是「菁英」，即具有治理城邦（國家）的知識、操守、能力和經驗。對民主樂觀者認為，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自然會選舉出合格的菁英來擔任領導者；但對民主悲觀者（如柏拉圖、亞里斯多德）認為，人民可能選舉出不是菁英的煽動家（善於煽動人民投票給自己）來擔任領導者。後者的狀況若發生就是「民粹」，將會禍國殃民。

所以「川普是民粹，歐洲近年愈來愈民粹」的意思是：美歐近年選舉出的很多領導者，包括川普，都是煽動家，但不具備治理國家的知識、操守、能力和經驗。

民粹是負面的，於是常被政治人物用來指控敵對的政治人物、政治環境等等，因此必須審慎的評估其指控是否真實確定。「川普是民粹，歐洲近年愈來愈民粹」是很多沒有黨派立場的學者的研究結論，因此可說是真實確定的。

「川普是民粹，歐洲近年愈來愈民粹」為何如此？選舉民主期待，選民投票選出合格的菁英來擔任領導者，假使選民不滿意選出的領導者，下次可以投票選出另一位合格的菁英。但美歐近年逐漸走下坡，選民大多不滿意選出的領導者，他們於是不再相信菁英，而傾向選舉出煽動家，不管他/她是否具備治理國家的知識、操守、能力和經驗。這對美歐當然不是好事。

選舉民主制度若實行不好，就可能變成民粹而禍國殃民，因此不是什麼普世價值，不過世上也不可能有完美的政治制度。民粹是近年最重要的政治現象之一， 林大教授竟然誤解其義，恐怕有誤人子弟之虞，讓學子無法瞭解民粹現象及其影響。

[1]  林火旺《民主，其實不簡單：一本寫給厭倦政治口水，卻依然熱愛自由者的思辨指南》傳愛家族，2026。

臺北捷運板南線永寧站於2006年通車，至今已20年。然而，位於永寧站周邊、原規劃辦理聯合開發的大片土地，至今仍未依原規劃完成開發。

表面上看，這似乎只是「捷運聯合開發延宕」；但從公共行政、都市計畫與法律制度來看，背後其實涉及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政府為興建公共建設，究竟可以取得人民多少土地？公共利益與後續商業開發之間，又應如何劃定界線？

永寧站當年規劃「捷一」、「捷十」兩處聯合開發基地，分屬不同都市計畫區。其中相關土地後來由政府以徵收方式取得。到了今天，受司法院釋字第743號影響的永寧站開發基地仍高達17,046.62平方公尺，約5,156.6坪。

依官方資料，該基地因係徵收取得，受釋字第743號拘束，無法再依《大眾捷運法》第7條直接辦理捷運聯合開發，目前主要作為捷運轉乘停車場及公車轉運站使用。

問題也由此產生：
興建一座捷運永寧站，真的需要五千多坪土地嗎？

捷運公共建設當然需要土地。車站、軌道、出入口、通風井及其他必要設施，政府依法取得土地具有明確的公共利益；但是，如果取得私人土地的範圍超過交通設施實際必要程度，而超出部分原本可由私人自行興建住宅、商場或辦公大樓，其財產使用與開發權益即可能受到重大影響。

司法院釋字第732號指出，政府為捷運土地開發目的，徵收超過交通事業所必須範圍的毗鄰土地，在此範圍內不符合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並有違人民財產權及居住自由保障。

到了釋字第743號，大法官進一步指出：依《大眾捷運法》第6條為捷運系統需要而徵收取得的土地，不得在同一計畫中再依第7條辦理聯合開發；政府如欲將這類徵收土地移轉予第三人，也必須具有明確法律依據，才能符合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的要求。

大法官在理由書中進一步區分兩者性質：第6條徵收土地，是為了興建捷運這項特定公共目的，「非以追求商業利益為考量」；第7條聯合開發，則涉及土地有效利用、開發利益分享及風險分擔。兩者目的與法律性質並不相同。

換言之，政府即使因徵收而成為土地所有權人，也不能因此完全比照一般私人地主，自由使用、收益及處分原本基於特定公共目的所取得的土地。
這也說明了永寧站聯合開發為何會陷入今日的困境。

當年的政策構想，是希望捷運建設與土地聯合開發同時進行；但後來的憲法解釋重新劃定界線：為公共交通目的徵收取得的土地，不能僅因冠上「聯合開發」之名，就轉變成可以自由進行商業開發的土地。

結果，永寧站這片約5,156坪、區位甚佳的土地，政府至今仍然持有，卻無法按照原來構想直接辦理捷運聯合開發。2026年的官方資料仍要求雙北捷運主管機關研究其他合法的活化方式。

因此，永寧站延宕20年的問題，不宜只理解為行政效率問題。從公共行政角度來看，更值得討論的是：當行政機關規劃重大公共建設時，如何正確界定公共目的、土地取得範圍與未來開發方式？如果制度設計之初沒有把三者的法律界線釐清，今日看似有利的政策安排，可能在多年後產生難以解決的行政問題。

永寧站留下的歷史經驗是：
公共建設需要多少土地，就應依法取得多少土地；公共建設與商業開發，也應在制度設計之初清楚區分。
人民為捷運建設提供土地，是為了公共利益；政府不能僅因捷運建設可能帶來土地增值，就當然將超過公共建設必要範圍的私人土地一併納入，再轉化為政府可以分享的商業開發利益。

永寧站今日約五千餘坪土地無法依原計畫開發，表面上看，是龐大的土地開發利益未能實現；但從另一個角度看，這正是憲法對行政權與人民財產權所劃下的一條界線：
捷運建設是公共利益；土地開發涉及商業利益。公共利益不能成為政府過度取得人民財產的理由。

對公共行政、都市計畫與土地政策而言，永寧站20年的經驗真正值得研究的，或許不只是「為何一項開發案延宕如此之久」，而是更根本的問題：
一項當年看似合理的行政決策，如果沒有充分考慮法律界線、比例原則及人民財產權，二十年後，政府與人民可能共同承擔什麼代價？
這或許才是永寧站共構開發延宕20年至今，最值得重新檢討的問題。

藍營的彰化縣議會議長謝典霖和他的父親日前突然因涉及賄選被檢方聲請羈押禁見獲准。不論謝家父子是否有罪，法院不可能在選前判決；檢察官屬於法務部，在此選前两個月的敏感時刻，這樣的大動作有威懾、抹黑藍營的作用，難怪被藍營指為，執政綠營的選舉奧步又出籠了。

綠營的選舉奧步其實早已出籠，只是不像司法那麼激烈明顯，譬如一直在訴求「抗中保台」：抹黑中國大陸介入選舉，及無端關押赴陸的台灣人，陸委會並故意亮起「橙色旅遊警示」。今年的選舉屬於地方選舉，两岸關係和政策不是重要議題，根本不值得大陸介入；而大陸關押的赴陸台灣人，大多涉及詐騙和刑事案件，因此陸委會的指控完全是混淆視聽和抹黑（參見《馬斯克和其母鼓勵人們造訪中國，陸委會卻「橙色警示」！》）。不過一般的老百姓不會仔細追究賴政府的謊言，「抗中保台」雖然功效遞減，仍能影響一些恐共者。

朝野的主要爭執在於，賴、卓對在野黨在立法院三讀通過的法案多半不副署、不公佈、不執行，等於是架空或廢棄立法院；而在野黨只好杯葛、拖延總預算案，以制衡及對抗執政黨的獨裁覇道。前者既違反民主精神也違反中華民國憲法，但卻是比較抽象的，不容易讓一般民衆有感；後者雖然合法，卻是相當具體，容易讓一般民衆有感，如總預算的刪減或延宕可能擋人財路。因此朝野的爭執看來較有利於賴政府，促使它又提出超高的6千億追加預算案，就等在野黨來刪減或延宕，又可以予以抹黑！

綠營不僅有奧步還有好運。台灣去年的GDP年增率是8.63%，今年的GDP年增率確定會超過10%。這是多年來不曾有的超高經濟增長，帶動這兩年股市也持續上漲，一般的民主國家若有這樣高的經濟增長和熱絡股市，執政者必定在選舉中大勝。不過很多人應該心知肚明，這两年的超高經濟增長和股市上漲是因為，AI熱潮的需求造成台灣一向擅長的半導體和電腦、電子產業有超高的獲利，其實與賴政府沒啥關係，而賴政府甚至是把台積電和半導體產業奉送給美國的從犯（美國是主犯）。

無論如何，賴清德真是好運，束手坐享高經濟增長和股市上漲，於是能膨風說嘴，隨口就承諾將普發每人1萬元。政府隨意撒錢，就是政策買票，對勝選總是頗有幫助，投票前恐怕還有呢？

賴政府有奧步又有好運，贏得今年的選戰似乎應該不難。可惜賴執政兩年多，傾力與在野黨惡鬥，因此少政績，尤其南部治水非常失敗。他犯的最大錯誤是，沒有確切證據就指控柯文哲並羈押他一年，又發起「大罷免」，既失民心又促成藍白合，讓在野黨有勝選的機會。

除了新竹縣和竹北市，藍白合看來是成功的，但藍白需要有危機感，了解和應對綠營的奧步和好運，有些競選活動，綠可以做，藍白卻不行。更重要的，藍營內部是否團結？藍白真能誠心合作嗎？不在於表面的言語，而要看實際具體的行動，我們吃瓜群眾就等著瞧吧。

《美麗島電子報》九月初發佈新竹縣竹北市長候選人支持度最新民調：
國民黨吳旭智：29.0%
民進黨曾聖凱：25.2%
民眾黨邱臣遠：17.4%
無黨籍李貞秀： 3.6%
無明確意見者：24.8%
從以上數據看來，邱臣遠勝選希望渺茫？我對他沒有反感，只是覺得出線機會小了。

竹北市長選舉是否又回到藍綠之爭？前兩名的差距不多，支持邱與李的選民是否會自覺產生「棄保」意識，而轉投藍綠兩黨的候選人？當然，那將近四分之一尚未決定的選民也是一個變數，但難說他們都是潛在支持誰的隱性選民。《美麗島電子報》民調也顯示還有很多竹北選民叫不出參選市長的候選人名字，可能民眾的熱情沒有被激發，也就是俗稱的「選情很冷」？真的，除了名字陌生以外，誰講得出上面幾個人的政見主張，選戰主軸是什麼？竹北是新竹縣以下的一個鄉鎮型城市而已，原本不應得到太多版面關注，只因藍白分裂而引發熱議。

柯文哲得知這份民調數字後是不高興的，他與邱臣遠都有責怪吳子嘉的意思。不過，未來還會有各式各樣的民調結果將陸續公佈，選民與選將無論喜與不喜，都得瞄上幾眼吧！目前距投票日還有70天左右，你可以說民調不準，尚有變數，但通常到了投票前一個月，會出門投票的選民就已有定念了。我們可以再等等看，也就是說候選人只剩一個多月的時間衝票拉抬聲勢，到了選前之夜的場面就只是再鞏固基本盤而已。

2024總統大選時，柯文哲在竹北市曾獲得將近46,000的選票，換算比例約為38.3%，這是民眾黨先前堅持要求國民黨將竹北市長讓給他們的理由。如果投柯的選民能夠九成移轉給邱，他的確勝選在望。可從《美麗島電子報》民調結果看來，民眾黨可以禁止白營政治人物為藍綠雙方站台，但能影響一般民眾的投票意願嗎？邱臣遠第三名，一是或許邱臣遠的魅力與論述不夠，無法獲得市民肯定而支持；二是可能柯P光環也有稍稍褪色，當年總統票投柯的選民未必今年市長會投邱？不過我認為這裡面「柯」的影響因素小，「邱」自身的因素比較大。邱臣遠如決心衝刺，可能得每週七天廿四小時拚下去！

竹北市轄區土地面積僅佔新竹縣3%左右，市民人數卻佔整個新竹縣人口約36%；居民以竹科園區就業的外來人口居多，不同於傳統認知的新竹縣就是客庄票和農民票。我曾去過竹北市，街區方正整齊，馬路寬敞，明顯經過都市重劃，真的是令人驚艷的小鎮！據說當地餐廳週間生意興隆，週末假日反而冷清－因為交通方便，有高鐵、台鐵和國道，居民假日也許跑去雙北了？因此，這個新興的年輕都會型城鎮，民心動向的自主性可能較高。

但觀察台灣各年齡族群的選舉投票取向，我認為可以簡單劃分為：
年輕選民偏感情
老年選民偏理念

投票行為是感情與理念的結合，感情與理念俱有可能偏差、誤判，不過重理念的人比較不會動搖－即使是錯了也會堅持；偏重感情的容易搖擺，昨天熱淚支持你，今天可能倒過來罵你個臭頭。投票意向也以年輕人最不確定，投票率不如老年人高。政黨如能捕獲中高齡選民的支持，才是比較穩健的。可國民黨過去最怕被嘲笑為「黨員結構與選民結構脫節」，意指黨員多係「高齡」的「外省人」。說到底，國民黨的政策也沒有怎麼照顧這一群忠貞黨員，選舉造勢場子把他們從榮家拉來排排坐，揮舞旗幟吶喊「凍蒜」，台上講的是聽不懂的河洛話。軍公教退休金被砍，國民黨不敢承諾要恢復。郭冠英身陷「高級外省人」風暴時，馬英九總統也是嚴詞譴責，導致郭被免職。

說到老人的需求是什麼，台灣政治人物總是立即連結到「長照」，其實當國民平均壽命逐年延長，長者需要的是健康、平安、快樂的和諧晚年，亦即「樂齡」社會，而非僅僅聚焦於醫院有幾張急診病床、安養中心幾個長照床位。如何建構樂齡社會，台灣的朝野政黨鮮少有深入的探討問題及擬定政策，講得多的反而是生一胎給多少錢，可生育率還是沒有提升。

白營有「壯世代」的倡議，大抵是鼓吹延後退休年齡，推廣銀髮經濟。這像是使用(壓榨？)高齡者的人生剩餘價值，不能說是「樂齡」。

姑舉一例談樂齡：各縣市均有敬老卡的政策，可據統計九成以上的使用者均未能完全花費卡中的額度，月底就歸零，未用完的預算在年底決算時就成為首長可自由使用的結餘款。究其因，敬老卡的使用範圍太窄、限制太多。我曾建議可以開放敬老卡做文化支出如購書，現在出版業及書店經營困難，文化部表面上有補助書店辦活動，但熱鬧活動辦完了，也向上級長官寫完結案報告書，書店的營業額有提升嗎？若真的有實質助益，多年老書店關門就不會頻頻成為新聞話題。

年輕世代使用手機，不看報紙也少看書本，中老年人可能還保有接觸紙本書籍的舊習，開放敬老卡買書豈不是一舉多得，既給老人福利，也間接支持了出版社和書店，遠勝辦一場煙花活動或是出國參加書展。據說蔣萬安有意開放敬老卡可在超商使用，現在某些超商也有賣書，將來就會變成你的敬老卡可在超商買一本書，進了正式書店反而不能使用。這是支持超商，不是支持文化事業。

可能是各政黨的確不太重視老人選票。

老年選民比較固執、堅持。2020年韓國瑜代表國民黨參選總統，由於他口才很好，金句連發，一時激起很多鬱悶的藍營支持者熱情，認為韓可以扭轉時局。選前我與一些「老藍男」同桌吃飯，多人談起韓國瑜，頗為興奮，說他是K黨救星，我獨排眾議，冷說他不會勝選。一位長輩隨口說願與我打賭一餐飯，我立即應允。隨即同桌另三位長者跟進也要與我賭韓會當選總統，我也只得承接，賭注就是四頓飯了，想當然他們是認為我一定輸。

後來選舉揭曉，那位首先向我叫陣的長者，倒是爽快請我吃了一餐，另兩位亦然，分別作東邀宴在下，只是最後一位我婉謝推遲了，原因無他，那是一位九十高齡嵩壽長者，豈忍敲人家的竹槓？但想想：他是那麼篤定支持韓國瑜。

不過，這就是我說的：高齡長者偏重理念，他們認定韓國瑜是「一支穿雲箭」的堂堂正義之師，焉能不勝？孰不知台式選票民主實無關黑白、是非、正邪、對與錯。

台灣社會同時面對「高齡化」與「少子化」的夾擊，國發會預估：2035年的台灣總人口將跌破2,000萬大關，65歲以上老年人口佔比37.0%、青壯年佔比57.9%；到了2055年，老年人口將佔比43.8%、青壯年佔比50.9%，全台人口年齡中位數指標上升至61.4歲。就是說屆時走在街上舉目四望，一半都是老人！所以高齡選民也許才是政黨長期發展應爭取的對象，今天藍綠白各黨都在拉攏「年輕人」，聽來不但媚俗，可能也是搞錯對象了吧？

我也理解，用理念去說服選民是困難的長期工程，大家不妨捫心自問：你何曾仔細讀過選舉公報上總統候選人的政見及白皮書；降到縣市長和鄉鎮議員層級，更何嘗觸及參選者的理念。

台灣民眾黨的鐵粉支持者以「小草」（年輕人）為主，中老年人佔比極低，柯P也知道。我認為這是他們政黨發展的不利因素。但老年人的「理念」已經固化定型，說不好聽就是僵化，難以短時間扭轉改變，所以白營發展策略目前還是以鞏固基本盤的年輕選民為主軸。但從竹北民調來看，當地的小草是否枯黃凋萎了？

竹北市長這一局，11月底選舉結果揭曉，即可印證我的觀察論述是否切題。當然，若是邱臣遠在未來七十天裡異軍突起，最後當選竹北市長，我會很高興，也會為他鼓掌叫好。

此刻，三個候選人加油吧！
三個人？是的，我刻意忽視了第四名的李姓候選人。
（* 作者是台灣的作家）

人生有許多偶然。

回想起來，因為十五歲休學浪蕩時偶然讀了不是經典名著的《北極風情畫》，我的文學閱讀興趣被調動起來，於是開始沒有系統地大量閱讀山鎮圖書館存有的各種文學著作，後來讀到赫曼赫賽的小說而自許將來也要寫小說，讓更多成長中感到困惑絕望的年輕人可以因為讀了我的小說而得到安慰與力量。

然而，在反共戒嚴的思想荒蕪的年代，我卻苦於思想沒有出路而長期鬱悶虛無著。於是在大學時代一個苦悶至極的夜晚，我提起筆來，開始寫第一篇小說，一直到窗外天色透亮而脫稿，然後寄到《中外文學》，並意外地刊登出來。隨後我又試著練習寫作技巧而繼續寫了幾篇習作，也都陸續刊登了。然後，在岡山服役期間，我因為學生時代的經歷而被藉故關了禁閉，為了讓自己能夠全身退伍，我想必須讓自己有點名氣才不會默默蒸發，於是在出關後很快寫了一篇小說，投寄時報文學獎徵文，僥倖得了獎，也因此得以安然度過未完的役期。

退伍前半年，我和一個在楊逵逝世紀念會上認識，當時在台南開洗衣店的年輕政治犯，為了籌備後來名為《南方》的學運刊物而在成大與高醫等校串聯一些異議社團的學生。那年六月，據說因為有某權貴子弟出去外海的需要，我們那一梯隊的大專兵役男突然提前退伍。九月或十月雜誌創刊號出刊，然後因為與共事者性格(談不上什麼理念)不合，也為了讓自己接受社會現實的鍛鍊，離開台北，前往雲林、高雄為黨外(或是剛成立的民進黨)候選人助選。

選後，為了從事工人運動，我在高雄待了一段時間，終於接受一個在反對陣營圈子混了多年的兄長(原來是寫詩的文藝青年)之勸，回去文學的園地從事筆耕。於是我在1987年春節過後進入陳映真先生領導的《人間》雜誌，從事報告文學的採訪與寫作(我後來知道一些原以為同一陣營的文學前輩從此把我列為敵對陣營的人)；於是我因為採寫228事件的歷史而偶然聽到了郭琇琮(1918-1950)等人的名字，也偶然知道了原來228後還有歷史，也就是50年代白色恐怖；而我也基於歷史事實的教育，在第一篇報導的<採訪後記>不點名批判說：「有一些人在別人的墓塚上插上自己的墓碑！」(你知道我說的是誰！)

因為知道台灣曾經有過像郭琇琮這麼一批真正愛台灣的理想主義者，於是我告訴自己，我寫不寫小說都無所謂了，我要把像郭琇琮那樣被掩埋的台灣理想主義者一個一個挖掘出來，從而為沒有是非公理的台灣社會留下一絲絲自我救贖的曙光。於是我陸續寫了鍾浩東、許強、吳思漢、呂赫若、簡國賢……等等在50年代白色恐怖犧牲的人格者。

於是，1993年6月7日下午，我在北京東單一座三合院採訪了1950年兩岸分隔而滯留大陸的老台共王碧光。一個下午的訪談告一段落之後，原籍豐原郡新光庄，原名王登財的老台共說要帶我去採訪另一個台灣先輩的歷史。於是我跟隨他走到一段距離之外，王府井附近的大甜水井胡同(據說以前是謝雪紅時期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央機關的小院所在)的一棟木造房屋的二樓，等待林為民先生騎著腳踏車從外頭回來，就坐在他家臥室的(應該是客廳的地方是小孩的居室)窗邊椅子上，一邊聽他講述他父親林正亨的歷史，一邊紀錄。

回到台灣以後，8月2日，我又在台北採訪了與林正亨同案的政治受難人施顯華與吳萬福；其後也南下岡山採訪了滯留台灣的林正亨的女兒林青。與此同時，立委林正杰創辦《新國會》，雜誌主編因應六張犁發現201個50年代白色恐怖犧牲者墓塚的重大事件製作了「白色恐怖專題報導」，我於是應邀根據前述採訪資料，參考相關的霧峰林家背景資料，把尚未調查完成的林正亨的事蹟，寫成不到四千字的揭露性短文<第一個刑死馬場町的台灣人—霧峰林家第廿一世林正亨傳奇>。因為這樣，不是研究清史的我才對傳說中的「霧峰林家」多少有了理解；因為這樣，林正亨的姪兒林光輝先生輾轉找上我，他很訝異的是我竟然知道「霧峰林家」還有一個林正亨(那些研究霧峰林家的專家都不一定知道還有這段歷史)。因為認識了林光輝，我對沒有文字記載的林朝棟以降的台灣抗日史有了比較全面的把握和認識。

林正亨的歷史書寫，後來就在繼續尋訪中暫時擱置。但是，林正亨的名字與歷史也逐漸在海峽兩岸熱絡起來。2001年，台灣省文獻會用納稅人的錢印行了《林正亨的生與死》一書。主持此書的台灣史學界當權者開頭就先把我那篇主要根據林正亨的兒子口述的短文不加分析地全盤否定，說藍某某寫的是小說不是歷史。其實，類似這樣的話，伊不是第一個說的。有些人說的比較好聽是說我文筆很好(言外之意是我所寫的都是我編寫的故事)。我也知道他們要否定的不是我這個威脅不到他們升官或發財的小人物，他們要否定的是228之後台灣青年全面參與中共領導的要求台灣解放國家統一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這段歷史。

記得在此多年之前，此一權力學者所在的中研院近史所吧，曾經邀我去向包括伊在內的眾多學者講述我的台灣民眾史採訪與寫作(沒有交通與講演費，只有個別學者送了幾本他們個人的著作)，後來以伊為代表的他們中的一些學者就成為李登輝國民黨當局解構228悲情的寫作班子，後來也成為228與50年代白色恐怖補償基金會的審查權力核心，也就是掌握歷史解釋的權力核心了。

還好，我一不靠寫作混官做，二不靠接官方的案子謀利，三不靠發表文章在學術圈混升等。我就是一個沒有經濟自由的自由寫作者，我偶然地遇見了歷史，知道了真相，尊重犧牲者的歷史，盡我所能地客觀寫下來而已。我知道這些犧牲者不合時宜，甚至被無知的家屬像當年的加害者那般繼續汙衊為「匪」。但我知道，只要我寫下來，不管那些無良學者說是小說還是什麼虛構的帽子，歷史總有還他們公道的一天。我衊視那些無良學者的惡罵，他們的話語除了體現他們的人格之外，更給自己留下無恥的印記。

於是，事隔多年之後，我還是把已經有各種各樣書寫的林正亨的生命史，根據可見的史料，調動我的書寫訓練，盡力寫成一篇有血有肉，可信可讀的人物報導，收入《台中赤青》一書，謹此致敬。

竹北市長的選舉，白提名邱臣遠為候選人，藍提名吳旭智為候選人，藍白合在此破局。白指責藍違背在竹北不提名候選人的承諾，並嚴禁其黨員替藍的新竹縣長參選人徐欣瑩輔選，於是藍白合在新竹縣也破局了。九合一選舉包含很多縣市，一縣一市似乎影響不大，但卻可能損害藍白合的整個大局，則影響不可謂不大。

藍是否承諾在竹北不提名候選人？筆者不是藍白協商的見證人，不可能知道，因此對藍白不予置評。我只思考：為何藍要提名吳旭智參選竹北市長？吳是在竹北選岀的現任新竹縣議員（2屆8年），上次在竹北選岀12人，吳是第2高票。

新竹縣是台灣客家人占比最高的縣市，約占2/3；在選舉時，鄉親關係比政黨關係更重要，即所謂的「選人不選黨」，這可見於很多政治人物都曾轉換政黨：
徐欣瑩2009年加入國民黨，2015年退出國民黨，創立民國黨自任黨主席，2016年與親民黨宋楚瑜搭檔競選總統選舉，2022年回歸國民黨。
這次民進黨提名鄭朝方參選新竹縣長，其父鄭永金原來是國民黨籍，曾擔任新竹縣長（2001—2009），後脫離國民黨，很受民進黨倚重。
范振宗早年是無黨籍，1989年加入民進黨並當選新竹縣長（1989—1997），2009年脫離民進黨。

由於鄉親關係比政黨關係更重要，新竹縣的政治人物自主性強，不太受政黨擺佈，反而是政黨要遷就有實力的政治人物。所以這次國民黨很難處置徐欣瑩、吳旭智，即使他們有損於藍白合。

新竹縣有13個行政區，竹北市是其中人口最多的，其人口超過新竹縣人口的1/3，因此竹北市對於新竹縣長的選舉非常關鍵。這對於民進黨提名參選縣長的鄭朝方很有利，因為他是現任的竹北市長。鄭的選戰實力無疑相當雄厚，也因為他的父親是前新竹縣長。

新竹縣長和竹北市長的選舉有些像搭檔競選，通常是同黨的两候選人成為搭檔，可以互相影響。竹北市民一般最在乎竹北市長，很可能先選定中意的竹北市長，然後就票投其搭檔的新竹縣長候選人；反之，也可能先選定新竹縣長，然後票投其搭檔的竹北市長候選人。

徐欣瑩與鄭朝方的新竹縣長之爭是一場硬仗，两人的搭檔很重要。鄭朝方的搭檔是曾聖凱，陽明交通大學助理教授。邱臣遠或吳旭智，誰對徐欣瑩選縣長更有幫助，更適合成為她的搭檔？

邱不是客家人，也不是新竹在地人，他與新竹的關聯始於2024年起擔任新竹市副市長和代理市長，但新竹市並不隸屬於新竹縣。吳是新竹在地的客家人、交通大學博士，又高票當選2屆8年竹北的新竹縣議員。新竹縣的選舉，鄉親關係非常重要，吳的吸票能力看來勝過邱，因此徐欣瑩和國民黨挺吳參選竹北市長，成為徐的搭檔（吳又是徐民國黨時期的追隨者和重要伙伴）。這似乎是合理的抉擇，假使不考慮藍是否對白有承諾。

藍白合在竹北市和新竹縣看來是破局定了，會擴散影響其他縣市嗎？很難說。影響似乎不會很大，因為各地的狀況都不同，基本上藍白合在各地大多符合双方的利益。藍白最重要的是勝選，若勝選，藍有很多職位（縣市小內閣）可以分給白，2028藍白合才有前途。

從各方面的歷史證言看來，台灣光復，李登輝從日本回台，起初是寄住在未過門的妻子曾文惠的娘家，後來就搬到古亭町螢橋附近一棟名為「普羅寮」的日式房子。

普羅，即為普羅階級(Proletariat)的簡稱，在社會科學的意義上指的就是無產階級。至於所謂「寮」，也就是日文的「宿舍」。因此，普羅寮也就是指「無產階級的宿舍」。由此可知，李登輝當時的思想狀態的確是相當左傾的。

一九九四年三月廿二日早上，李登輝在普羅寮時期的密友郭明哲先生，終於打破向來不談李登輝往事的態度，向我談起他所知道的李登輝及普羅寮的一些往事。

郭明哲(1921-1998)，生於日據時代大甲頂店里小地主家庭，就讀台中一中三年級時，參與反日的秘密活動而以「間諜罪嫌」被捕，因未滿十八歲，拘留五十天後判處「不起訴處分」。台灣光復後，參加謝雪紅領導的「人民協會」，並與大甲地區的青年共組「社會科學研究會」；一九四七年九月，擔任南投縣信義鄉同富國小第一任校長；一九四九年冬天被捕，但因「無為匪活動具體證據」而被保釋；一九五0年七月，再被檢舉為「謝雪紅留台幹部」而被捕，同年十一月，判處有期徒刑九年；一九五三年四月，又因「交待不清」再被提訊，歷經艱苦的偵訊鬥爭後，改判有期徒刑十五年。

早在一九八八年六月號《九十年代》月刊，南方朔即在<李登輝的共產黨背景>一文揭露有關郭明哲與李登輝之間，「一個政治犯圈子裡廣為人知的故事」:

「李登輝在台大唸書時 (和另外三個同學一起在學校外面租房子，四個人合住一間。這四個人均左傾。)，三名室友中，兩名已被處死，另一人曾長期入獄，此人即台灣政治圈子裡有名的郭明哲。此人性格爽朗，穿著隨便。他出獄後，李登輝已當了台北市長。有一天郭明哲心血來潮，突然到市長官邸想看看老朋友。他邋邋遢遢的走到位於台北市徐州路的市長官邸求見，聲稱自己是市長的老朋友。警衛看他的打扮，不相信市長會有這樣的老朋友，拒絕為他通報，兩人就這樣大聲小聲的吵了起來。吵聲驚動了在裡面的李登輝，他出來一看是老友，就叫『明哲兄』，郭明哲就叫他『戽斗仔』(台灣人稱下巴長而向外翹者為『戽斗仔』，李登輝是典型的『戽斗仔』)。兩人遂攜手入廳談話。經過這件事之後，李登輝的警衛再也不敢『狗眼看人低』了。」

南方朔所引述的這個「故事」，顯然是根據《前進》等黨外雜誌的「八卦」報導。據郭明哲先生說，它與事實有一段距離。首先，郭明哲就不是李登輝的台大同學，也不是李登輝的三名室友之一。

故事還是從普羅寮講起吧！
郭明哲告訴我，據他所知，普羅寮的房子原本是一棟日本人的宿舍，台灣光復，日本人遣返以後，一個任職水利局工程師的台灣人陳振基就把他接收下來，做為宿舍。陳振基畢業於日本九州農專，在千葉高射砲兵部隊服役時，恰好與當時名為岩里政男的李登輝，分配在同一隊，兩人因此成為好友。後來，陳振基即將調職岡山水利局，就把房子讓給還沒有固定住所的李登輝，以及正在就讀台大經濟系的小舅子柯耀南，一同使用。再後來，柯耀南又介紹了張如松和張世輝兩個大甲籍的兄弟，搬來同住。

張如松畢業於台中師範，當時在台北市日新國校教書，一九五三年九月五日因案槍決；張世輝當時就讀成功中學，一九四八年也考進台大水利系，後來「自首」。因為郭明哲是張氏兄弟的表哥，所以，當時在大甲擔任國小老師的郭明哲，在寒、暑假期間上台北的時候，就到普羅寮打尖。因為這樣，郭明哲認識了李登輝。同時，也因為兩人的年齡(郭明哲大兩歲)與思想傾向都比較接近，所以交情也比較深。

郭明哲記得，當時李登輝的房間裡擺滿了各種左派書籍，同時在書桌面對的牆上還貼了一張列寧的照片。當時，他和李登輝都把列寧當作「革命的導師」。有一次，李登輝看完一部蘇聯的電影後，還笑著告訴郭明哲：「我發現列寧和我一樣，都是『戽斗仔』哩！」郭明哲發現李登輝在言談之間表現著一種「與有榮焉」的得意神情。

普羅寮的幾個台灣青年後來也搞起了讀書會。郭明哲曾經建議李登輝等四人讀一些日本新潮社出版的「世界文學大集」中具有階級意識的小說，他們也都讀了。其中一本是法國作家寫的《地主》；郭明哲認為讀這本小說，對心理分析有用。另外，他印象比較深刻的是一本日本女孩所寫的日記體小說，主要描寫戰爭時期的窮困生活；郭明哲聽說，當他假期結束，回台中以後，他們四人仍然繼續再讀這本書，而且每次開飯前(他們合資請了一位三輪車夫太太給他們做飯)，總要先唸一段再開動。

一九四七年九月，郭明哲前往南投縣信義鄉同富國小，擔任第一任校長，因為交通不便，就沒再去過普羅寮了。但是，李登輝還是與他保持通信聯絡。李登輝不但和他討論畢業論文的大綱要怎麼寫的問題，也告訴他「脫黨」的事情，說「我不是鬥爭型的人，所以我要離開……」李登輝同時還問他：「我那一大堆馬克思主義的書你要不要？如果要的話，你就拿回去。」

郭明哲心裡明白，「戽斗仔」已經決心背離馬克思主義的革命道路了。
儘管如此，郭明哲在火燒島坐牢期間，李登輝還是經常寄書給他，其中包括日文的統計學以及他發表過的論文抽印本。郭明哲認為，從李登輝論文裡頭經常引用《資本論》的內容看來，當時的李登輝至少在學術上還是信仰馬克思主義的「進步」學者。

一九六五年，郭明哲出獄的時候，正是李登輝前往美國康乃爾大學攻讀博士的前五天。郭明哲回到大甲老家以後，隨即前往台北拜訪李登輝；儘管他穿了一套表弟送他的西裝，可看起來就是一副「鄉下人」的土樣。他按了李登輝家的門鈴，給他開門的曾文惠問他「那裡來的?」郭明哲只簡單地回說一句:「台中。」沒想到，曾文惠立刻很熱情地招呼他：「哦！你是郭明哲先生嗎！」顯然，李登輝還經常向她提起這位老朋友。

有一次，喜歡讀書的郭明哲寫信向已經是政務委員的李登輝借一本新出版的日文書，李登輝卻回信勸他說：「你都已經四十幾歲了，不要再讀那些書了，去賺錢吧！我建議你去開一個新型的牧場，我可以想辦法替你借錢……。」隨著李登輝進入國民黨的官僚體制，他對待老朋友的態度也逐漸冷淡了。郭明哲知道，他和李登輝已經越離越遠了。

郭明哲第二次去找李登輝是在他當台北市長的時候。但是，兩人見面的實際情況卻與南方朔所描述的情景，大為不同。事實是，郭明哲被官邸的警衛扣起來，然後李登輝出來，看到是他，才讓他進到屋裡。「喝茶吧！有什麼事趕快說！」李登輝的態度和以前完全不同。這時候，李登輝的老婆從屋裡來到客廳。儘管郭明哲第一次來訪的時候,他還沒有報名，她就知道他是誰，可她這次卻冷淡地問李登輝說：「他是誰呀！」

李登輝擔任省主席期間，曾經利用視察大甲的機會，前去探望隱居老家的郭明哲。李登輝大概是看到郭明哲的經濟狀況不是很好，就問他說：「你有什麼需要我幫忙的地方，儘管說。」可郭明哲卻回答李登輝說：「我只有一個希望，那就是國民黨趕快倒！」

從此以後，李登輝再也不敢去看望這位年輕時候的老朋友了。一九九六年「台海危機」發生以後，郭明哲擔心「個性激昂起來就會衝動」的李登輝會挑起兩岸的戰爭；剛好，國民黨為了替李連拉票，邀請了曾經擔任過台中縣民意代表的人聚會。郭明哲估計李登輝本人一定會到現場拉票，於是就陪同曾任縣議員的妻子前往，想要找機會勸他：一定要妥善處理兩岸關係。

郭明哲的妻子在合拍全體紀念照的時候，就設法站到李登輝的後面。她估計，按照習慣，李登輝拍完照，一定會轉身向大家握手。事情果然按照她的判斷進行。當李登輝轉身向她握手的時候，她就用日語告訴李登輝：「我是郭明哲的妻子。」李登輝乍聽之下，也毫不掩飾內心的激動，問她說：「他有來嗎？」然後，他就無視於現場大小官僚政客的注目，跟在她的後面，見到了正在會場樓梯轉角處抽煙的老朋友郭明哲。

然而，言者諄諄，聽者藐藐！李登輝在兩岸關係的路上，一意孤行地越走越遠了。兩年後，郭明哲寂寞地病逝。李登輝隨後又更進一步提出可能引爆兩岸戰爭的「兩國論」……

很多國家都同時實行「選舉民主制度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可合稱為民主資本主義。先進國家過去憑藉民主資本主義引領世界，但近年卻面臨不少困境。《民主資本主義的歧路》（[1]）探討這些實行民主資本主義的高所得國家所面臨的危機，並提出改善的建議。這民主資本主義的世界真能改善嗎？

簡單說，問題在經濟。「過去四十年間，在高所得國家，尤其是美國，所得分配位居中間的群體，其社經地位的發展逐年式微，嚴重打擊了政治。2007年至2012年跨大西洋金融危機的衝擊，使這種侵蝕更加惡化…」而經濟、文化及移民的相互作用，導致人們不再信任政府和民主政治，於是「高所得民主國家出現煽動性民族主義和威權主義，是現今政治的核心危機…」

高所得國家的經濟不如以前，有很多原因，有些不受控於自己，譬如中國和新興國家的競爭，以下僅列舉國家本身的一些缺失：
金融業大幅膨脹，產生大量金融商品，非金融企業也參與不少金融活動。
企業的不當治理，如：極力追求市值最大化、管理階層薪酬飊高、逃稅避稅、傷害外部環境或社會。
市場競爭薄弱，促成少數贏家通吃的現象，尤其在金融、保健、科技產業。
這些被作者稱為食利資本主義，「小比例的人口成功地從經濟中抽租，使用他們取得的資源來掌控政府、甚至法律制度，尤其是在美國這個舉足輕重的民主制度表率。」

改善民主資本主義，作者的建議很多，不是革命，是「漸進式社會工程」，最重要的是重振公民精神，包含三個層面：「關心同胞能否安居樂業的能力；渴望創造讓人民以此昌盛的經濟；忠誠於民主政治、法律制度、公開辯論與相互寬容的價值觀。」

書中視中國為民主資本主義最主要的競爭者，但不強調對抗，更反對戰爭，也就是主張和平的制度競爭。（筆者贊同這觀點，但反對作者免不了有些詆毀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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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資本主義有制度優勢，是其支持者一向的主張。現在卻期待人民要有上述的公民精神，才能成功實踐民主資本主義，其制度優勢何在啊？美歐的核心意識形態是個人主義、自由主義，與公民精神頗有差距，要人民具有公民精神，並不容易！

川普1.0的當選、施政和2021年初的國會山莊騷亂，在書中被視為民主資本主義崩壞的代表性事件。作者大約沒料到還有川普2.0，並且比川普1.0更變本加厲，美國的民主資本主義制度要想有所改善，看來至少要等到2029年川普卸任之後，恐怕是緩不濟急！

[1] Martin Wolf《民主資本主義的歧路：《金融時報》經濟學家思索資本市場與民主體制的過去、現在、未來》商業周刊 ，2024。（The Crisis of Democratic Capitalism, Feb 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