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安快評》民主赤字的英國啟示（方述斌）（以下的粗體字）
指出英國實行選舉民主制度的許多缺失，卻不承認制度有缺陷，筆者實難茍同（以下的斜體字）：

英國人發明了議會民主，也發明了一套讓選民能「參與」卻不能「決定」的黑箱政治操作，2022年短短數月內，首相三度易人，從 Johnson到Truss再到 Sunak，沒有一次經過全民重新投票，權力就在黨內協商與派系角力間完成交接。

近年許多英國民眾開始高喊「不是我的首相」，其實喊得有些晚了，因為這從來不是英式民主漏洞，而是其制度的原始真貌。選民投票選出的主要是地方議員，至於誰入主唐寧街，卻取決於執政黨內部的權力分配。只是當三個月換了三張面孔，連象徵性的蜜月期都來不及上演，人們才猛然發現，自己以為選的是首相，實際上只是送出一張可能通往首相官邸的入場券。

更離譜的是英國選舉制度採用的「單一選區相對多數制」，2024年大選工黨僅獲33.7％的選票，卻拿下超過六成國會席次；改革黨獲得14.3％的支持，最終卻只分到區區5席，這已不只是「票票不等值」，而是部分選票被放大，部分選票被折價。贏家全拿的制度邏輯，使選票與席次之間出現巨大落差，也讓民意的多寡與權力的分配，不需要成為正比。

（成為正比的結果，大概率可能更糟。全民決策相當於盲人騎瞎馬，聽天由命，注定平庸於菁英決策。）

更諷刺的是，這一套操作完全合法，換首相靠慣例，席次放大靠選制，權力重組靠黨內運作，每個環節都符合規則，卻完全悖離人們對民主的想像。當程序成為一切正當性的來源時，人們關心的便不再是人民是否真正作主，而是制度是否依照規則運轉；至於民意究竟扮演了多少角色，反而成了次要問題。（程序正義大於實質正義，美西方的謬誤被其強權蠻橫推行於世）。

最耐人尋味的是，台灣的民主教育向來以英美為師，許多人也習慣把英美視為民主世界的標竿。然而當英國首相可以在選民未曾投票的情況下接連更替，當三分之一選票足以換來六成以上席次時，人們才驚覺那些被奉為民主範本的制度，其真相遠比媒體吹捧的更加醜陋和不堪，只是台灣社會仍十分沉醉於「民主陣營」的身分認同，熱衷於炫耀自己站在哪個陣營，卻從未檢視那面旗幟底下，究竟還剩下多少民主的內容。

（台灣人原本不笨，只因站隊而沈醉於民主，不是因沈醉於民主而站隊。意識形態掛帥也。為反對而反對。）

民主最大的危機，從來不是制度有缺陷，而是人們只顧著站隊，卻忘了自省。當陣營取代了思考，意識取代了監督，再光鮮的民主招牌，也終究難逃崩裂的命運。

（民主崩解是好事。我們的自省應直指民主價值的重新審視，而非如西方先確立民主為普世價值，再審視「還剩下多少民主的內容」。作者認為民主「從來不是制度有缺陷」，已經站隊了，迷信選舉民主而無視其缺失。）

日前，廢除監察院的議題再度因政治攻防成為輿論焦點。藍白陣營立委在推動國會改革後，順勢將矛頭指向憲政體制中的監察院，主張透過修憲將其廢除。然而，在野黨明星、台北市長蔣萬安等人對此流露出的附和態度，不僅凸顯了當前政壇對憲政體制的輕率，更暴露出盲目追求政治聲量，甚至不惜拋棄核心歷史價值的短視。

​平心而論，監察院近年來因人事酬庸色彩濃厚、效率不彰，確實累積了民間不少怨言。但「制度不彰」應當思索如何「健全功能」，而非動輒高喊「自廢武功」。拉高歷史維度來看，國父孫中山先生當年之所以打破西方「三權分立」的傳統，堅持將「監察權」與「考試權」獨立出來，正是因為他深刻洞察到西方國會兼掌彈劾權時，往往會淪為政黨惡鬥、要挾行政機關的政治工具。唯有讓監察權獨立超然，國家治理才能清明。

​這份百年前的戰略遠見，在當代甚至得到了歷史性的互證。2018年，中國大陸修改憲法，整合機構成立「國家監察委員會」，將監察權提升至與行政、司法並列的獨立地位，專職整飭官僚與反腐。這在體制設計的邏輯上，無疑是向孫中山先生「五權憲法」中監察獨立的思想隔空致敬，更證明了「監督權專職化」是應對現代龐大國家機器的必然趨勢。

​當連中國大陸都透過修憲，實質肯定並實踐孫中山先生對於監察權獨立的制度遠見時；自詡為中華民國憲法與三民主義正統守護者的國民黨中生代，竟然為了眼前的政黨惡鬥，甘願親手拋棄祖宗的法統。這不僅是對歷史最大的諷刺，更是在政治論述上的數典忘祖。

​台灣社會必須看清，當前在野陣營高喊廢監察院，實質上是為了將調查與彈劾權全數收歸立法院。然而，民意代表本質上帶有高度的政黨利益與選情考量。若將需要專業、超然的監察權塞進政治角力的立法院，未來的國家監督只會淪為「政黨作秀與惡鬥」的工具。

​歷史的演進是一筆一畫的累積，憲政體制更非可以隨意拆卸的積木。監察院該改的是人事任用的酬庸文化，而非其獨立監督的憲政價值。我們期盼政治人物在算計政治利益之餘，能多一點對國父建國宏規的敬畏，莫讓一時的政治風暴，盲目吹毀了國家權力制衡的百年基石。

我們如果要讓臺灣五大族群和解共生，基於讓五大族群都能獲得平等發展的目標，就不能只在中央設立「原住民族委員會」與「客家委員會」，而不設立「外省族群委員會」、「閩南族群委員會」與「新住民族群委員會」這三個部會級單位。

生活在當前臺灣社會，人民日常接觸到閩南族群文化可謂理所當然，常見者譬如各宮廟舉辦的神明祭典，尤其媽祖遶境巡禮，參與人數常動輒百萬計；原住民族群文化與客家族群文化則在部會級單位設立後獲得相當蓬勃的倡導與推廣，甚至新住民族群文化都因當前政府實施「南向政策」（或後來的新南向政策），基於籠絡島內新住民配偶並對東南亞各國表示善意，文化部設有「新住民專區」來推廣新住民各種節日慶典，但只有外省族群文化卻在中央部會呈現被冷落且無人聞問的不平等現象，實屬極不合理且亟需改善的族群問題，其原因頗值得反思。

我們觀察現行原住民族委員會與客家委員會這兩個中央部會設立的緣由，都會發現其過程極具有政治性。早在民國八十年（1991）六月六日，由臺灣原住民權益促進會主辦，聯合原住民學生團體，展開集會遊行，訴求成立中央級原住民專責委員會。但直至民國八十四年（1995），因立法院選舉國民黨、民進黨、新黨和無黨籍聯盟無一黨取得過半的席位，而在野各政黨和執政的國民黨全部席位只相差兩席內，由於當時的行政院長還需要獲得立法委員過半支持纔能就任，時任行政院長連戰召見國民黨籍的蔡中涵委員和瓦歷貝林委員，希望能獲得這兩位原住民立委支持，蔡中涵與瓦歷斯貝林則聯手拿同意閣揆同意案當作條件，順利爭取國民黨承諾成立部會級原住民委員會。這件事情反映出族群權益議題能獲得政黨重視與支持，其實常受到具體政治事件的影響。

接著，客家委員會成立於民國九十年（2001）6月，其目標是復興臺灣日漸流失的客家文化，延續客家傳統文化命脈，並打造臺灣成為尊重多元族群文化的社會。其背後的原因則與當時的陳水扁總統有關，早在其擔任立法委員時，就開始任用客家精英來做幕僚（譬如羅文嘉長期任助理），擔任臺北市長期間則積極經營客家選票，包括成立「財團法人臺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設置「臺北市客家文化會館」與「臺北市客家藝文活動中心」，再開闢「臺北電臺客家頻道」，每年定期舉辦「客家文化節」，讓本來對政治比較沒有熱情的客家鄉親，開始轉向支持其個人（而不見得是整個民進黨），因此，其雖然市長連任敗給馬英九，卻在民國八十九年（2000）當選中華民國總統後，隔年就成立客家委員會，這些過程幫其制訂政見白皮書的范光群就是客家人，後來並擔任首任客委會主委。

民主政治就是團體利益的較量與協商，不參與任何團體，則個人的權益就無法獲得保障。團體的性質有很多種，性別、宗教、階級與黨派都是團體，族群自然更是其中很重要的團體。外省族群有個重要特徵：由於該族群跟著中華民國政府來臺，並主要參與軍公教警消這些政府工作，使得外省人普遍有著「高度的服從性格」，不太願意對政府表達反對的聲音。如今時過境遷，政黨輪替早已變成新常態，外省人要意識到目前已經沒有任何政黨會直接關注我們的權益（包括但不只是軍公教警消這些領域的工作權益），甚至有很多權益根本未曾被我們自己仔細認識（譬如保護眷村文化的各種議題，不只包括眷村建築的毀壞，更涵蓋眷村語言的流失），我們只有讓自身的團體利益被社會正視，否則在這種激烈競爭的政治環境中，我們族群的團體利益會不知不覺被人漠視，甚至被「消音」。

臺灣外省人不應該再有這種幻想：面對當前的各種亂象，我們無能改變，就反過來期待大陸當局過來「收拾亂局」。外省族群就是讓中華民國落腳於臺灣社會的始作俑者，自己不認真經營中華民國，卻產生自我放棄的念頭或作法，如此不只會被臺灣其他四大族群輕視，更會被大陸當局輕視，我們的祖先本來自中國各省，現在卻被大陸當局視作「閩臺一家親」，只讓福建來跟臺灣對接，連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的員工都常主要挑選會講閩南語的人來從事對臺工作，偶而則會請客家人來擔任發言人，藉此表示對臺灣的熟悉感與親密感，那我們外省人在其心中究竟佔有什麼位置呢？這不能怪人家，而要怪我們自己。我們不在意自己的族群應該在臺灣社會經營與發聲，甚至有人都想要跳船放棄中華民國了，這種無止盡的流浪者心態最終只會落得「人見人嫌」，而不可能獲得任何尊重。

外省族群不該忘記自己是「承天命，續道統，傳斯文」的一群人。民國三十八年（1949），不只有無數的故宮國寶被輾轉搬運來臺灣，更有無數的一流學人被緊急搶救來臺灣，臺灣本不大，卻接納中華民國這個始終不只擁有政統更擁有道統的政權，這些無聲的國寶與有聲的學人散發著雄渾厚實的能量，讓中華文化在臺灣社會獲得繼往開來的發展，更不要說經由閩南人與客家人在臺灣數百年的經營，誠然使得臺灣社會「開萬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遺民世界」，這群華夏遺民聯合原住民族，共同開闢出如此美麗的寶島，外省人何忍撒手置身事外？解鈴還需繫鈴人，只有我們再度凝聚起來，聯合任何願意平等待我的族群共同奮鬥，大家攜手復興中華文化，讓臺灣社會的族群關係獲得良善發展，使得中華民國的運作機制恢復正常，這纔是外省人始終流淌在身的天命。

當我們有此自覺，則呼籲各政黨支持行政院設立「外省族群委員會」、「閩南族群委員會」與「新住民族群委員會」這三個部會級單位，跟既有的原住民族委員會與客家委員會共同成為中央部會，來推廣各自的族群文化，彰顯出臺灣社會整體的族群光譜，完成「中華文化與多元文化本不二」的政治理想，這誠然是族群共生且福國利民的壯舉！但，全部的圖像，其第一塊拼圖，首先得由凝聚外省族群意識來著手，只有外省人恢復其族群意識，願意再擔中華文化的大纛，謀畫族群的振興，纔有立場重新參與臺灣政治，只是其族群復振工作不是跟任何族群鬥爭，而是跟全體族群合作，畢竟設立「外省族群委員會」怎麼可能單憑外省族群的團結就能完成？讓我們把這件事情當作階段性的目標，視五大族群委員會的全部設立，來當作凝望臺灣社會族群和解的里程碑。

附註：本文屬於《喚醒臺灣外省人》這本書第七篇，不論你是否屬於臺灣外省人，或者你屬於臺灣其他四大族群，但對外省族群能深度的共情與同理，請你傳給自己認識的外省同胞，來幫忙臺灣共創族群和諧的社會。

距離九合一地方大選只剩6個月。去年綠營硬推「大罷免」，遭遇32：0的大挫敗；這個月中，川普訪問北京後，既表示不希望台灣宣布獨立，又無限期暫停對台的140億美元軍售。這些都形成不利於綠營的選舉大環境，不料近幾個月藍白卻各自發生不少內亂，而自毀大好的選情！

先說民眾黨。民眾黨提名大陸配偶李貞秀為不分區立委，應屬合情合法，綠營政府卻對她全面杯葛，李承受不了壓力，竟多次遷怒及無端抨擊同黨同志，最後被開除黨籍，並喪失立委資格。這事件鬧了两個多月，對民眾黨傷害不小。

為迎戰九合一大選，民眾黨採取「一選區提名一人」策略，但部分地區爆發「空降」人選或換將爭議。此舉引發基層不滿，幾個月內已有十多名地方戰將退黨（包括頗有知名度的楊寶楨），甚至傳出百人集體退黨的危機。代理黨主席黃國昌對此表示自己難辭其咎，但強調必須相信制度，而創黨主席柯文哲也出面呼籲黨員「願賭服輸」、尊重初選制度。此外，柯的權力是否遭架空、幕僚團隊是否把持黨務、柯與黃的關係是否仍完好，都引起外界議論。

再說國民黨。國民黨的基本問題是，黨內在「親美」與「親中」的立場或程度上缺乏共識，這從鄭麗文當選黨主席已經開始，而她在短時間內就出訪中國大陸，使路線的對立更加凸顯。部分黨員甚至疾呼「清黨」，要求清除黨內的親共與投降勢力。另一方面，當立法院內討論國防特別預算及巨額軍購案時，黨內出現多個不同版本而互不相讓，甚至發生主張嚴審軍購的副主席季麟連砲轟立法院長韓國瑜的事件，雖然最後一致通過7800億版本。

馬英九辦公室近期爆發馬英九基金會財務風波、人事鬥爭與馬英九疑似失智的事件，內部人士因經費運用及核心幕僚，如蕭旭岑、王光慈，的百萬現金流向產生嚴重摩擦，蕭、王因此遭去職和調查，而馬的妻子、大姐和和前重要幕僚金溥聰都捲入，事件的影響還不知伊於胡底。

基金會是財團法人，是純由一般人民出資成立的民間組織，如果內部發生帳目糾紛，頂多涉及背信或侵占而不涉貪汚，因此基金會有財務問題本來不算大事（很多基金會都有些便宜行事），但是因為馬英九是前總統，蕭旭岑是鄭麗文倚重而多次穿梭大陸的副主席，此事件已成為黨內反共派與親中派的大對決，對國民黨的傷害不言可喻。

藍白合的基本盤大於綠，因此賴政府最近推出家庭支持18項措施，大撒幣3800億政策買票。其實九合一大選更取決於各黨內部是否團結，藍白若要內亂不止，誰也救不起來，你們就自求多福、自己承擔吧。

1921年，陳炯明在廣東推動縣長直接民選，開啟了中國近代史上最早的地方自治實驗。他仿照美國聯邦制理念，制定《廣東省憲法草案》，在縣級推行民選縣長和縣議員，試圖將廣東建設成為模範省。然而，這場民主實驗卻成為他與孫中山決裂的導火線，最終導致1922年6月16日的「六一六事變」，孫中山被逐出廣州，兩人從此分道揚鑣。

「選舉不是最高的目標，中國的統一才是。」這場百年辯論，在今日依然迴盪在歷史的長廊中。

一、地方自治與國家統一的歷史矛盾

陳炯明與孫中山的衝突，表面上看是政策分歧，實則是根本政治理念的對立。陳炯明主張「聯省自治」，認為中國應學習美國的聯邦制，先由各省自治，再通過協商實現和平統一。他在廣東的治理確有成效：禁煙禁賭、改革教育、發展經濟，並推動中國近代城市史上第一個建制市——廣州市的成立。

孫中山則認為，在軍閥割據、列強環伺的背景下，必須先建立強大的中央政府，通過武力北伐實現全國統一。他將革命分為軍政、訓政、憲政三個階段，主張「訓政」是必要過程，因為人民需要被「訓育」才能實現民主。這種根本理念的差異，使得兩人的合作關係逐漸出現裂痕。

二、民主選舉與國家統一的優先性之爭

陳炯明在廣東推動的縣長民選，雖是中國地方自治的先聲，卻也暴露了局部民主的局限性。儘管選舉本身具有進步意義，但孫中山認為，若地方自治妨礙國家統一進程，則必須讓位於更高層次的國家目標。

這種矛盾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尤為突出。孫中山曾坦言：「護法不過矯正北洋政府之非法行為，即達目的，於中華民國亦無若何裨益。況護法乃國內一部分問題，對內仍承認北京政府為中央政府。」 在他看來，國家統一是實現真正民主的前提，沒有統一的國家，地方民主再完善也難以持久。

三、歷史的教訓與當代啟示

陳炯明與孫中山的決裂，提供了關於國家統一與地方民主關係的重要歷史教訓。從歷史的實際發展來看，孫中山的統一理念最終成為時代的主流。在當時內憂外患的背景下，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確實更能夠應對國家面臨的危機。陳炯明的地方自治理念雖然有其合理內核，但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難以解決國家面臨的根本性問題。

國家統一是民生發展的根本前提。沒有國家的統一和穩定，任何地方性的改革和建設都難以長久。這並非否定地方自治的價值，而是強調局部與整體的協調統一。

四、當代意義：統一與發展的平衡之道

從當代視角來看，孫陳之爭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國家統一與地方發展應當相輔相成。過度強調中央集權可能壓制地方活力，而過度強調地方自治則可能削弱國家凝聚力。一個健康的政治體制應當能夠在兩者之間找到平衡點。

台灣地區的選舉政治，表面上看是島內政治力量的博弈，實則深受兩岸關係大格局的制約。無論選舉結果如何，都改變不了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事實，也改變不了兩岸必將統一的歷史大勢。

結語：歷史的智慧與未來的道路

陳炯明與孫中山的故事，是中國近代化進程中的一個重要片段。它提醒我們，國家統一是發展的基礎，而改革開放則是發展的動力。

孫中山先生曾經指出：「惟願我中華民族統一於一尊，然後可以圖存於世界。」在國家統一與地方治理這一永恆命題上，我們需要繼續以歷史的智慧，探索符合新時代要求的平衡之道。

歷史從不給出簡單的答案，但它提供的思考框架，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把握現實與未來。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上，我們必須牢記：選舉只是手段，統一才是目標。

早期藍營的板塊遠大於綠營，阿扁當選總統是因為藍營的分裂，但在馬英九第一次當選總統後，藍營的板塊就持續的逐漸縮減，導致輸掉最近三次總統大選。鄭麗文擔任國民黨主席將近半年，敢言敢衝，敢與綠營直球對決，並且不懼抹紅，出訪大陸，為台灣爭得不少實質利益。這些作為看來有望扭轉藍營選總統三連敗的劣勢。

鄭出訪大陸確有一些風險，若双方稍有失言，必定被綠營大肆抹紅而失分。所幸在6天的行程中，習近平不提統一，鄭的發言激勵人心，中規中矩，不曾失言，綠營當然仍會抹紅，但空洞的抹紅傷不了鄭和國民黨。

藍營的板塊持續縮減，輸掉最近三次總統大選的主要原因在於，綠營長期宣揚和灌輸其意識形態：
台灣人不是中國人，台灣人當然要「愛台灣」，中共和中國想要併吞台灣，因此台灣人要「反共」「反中」，不接受「九二共識」。「反共」「反中」的另一理由是台灣實行自由民主制度，優於大陸的共產制度（也因此全面「親美」）。
國民黨來自於中國大陸，與中國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因此是「親中」的。
民進黨是本土政黨，既「愛台灣」，也「反共」「反中」，不接受「九二共識」，因此台灣人應該支持民進黨，而反對「親中」的國民黨。

綠營長期宣揚上述的意識形態，藍營起初還能加以反駁，到2016年初蔡英文在總統大選大獲全勝以後，藍營的政治人物大多不敢再與其抗衡，反而是「拿香跟拜」，既不敢「親中」，更不敢自稱中國人，也對「九二共識」模稜两可。藍營於是被稱為「獨台」「華獨」，幾乎成為綠營「台獨」的跟從者，藍營的板塊因此持續的逐漸縮減。

鄭麗文是洪秀柱之後，第一位正面挑戰綠營意識形態的藍營大咖。她自稱中國人，並要讓台灣人能驕傲的說「我是中國人」。她強調，綠營的「反共」「反中」很可能導致台海戰爭，她因此主張，「愛台灣」就要「親中」，以維護两岸和平和台灣安全，亦即「親中」和「親美」要並重。

考量當前的世局，鄭麗文挑戰綠營的意識形態及宣揚「親中」意識正是時候。川普隨意發起對等關稅和伊朗戰爭，已經使美國的盟國離心離德，中國於是成為多數國家的親善對象和世界的主要領導國家（參見《蓋洛普民調：全球對中國領導力認可度超越美國　差距近20年最大》）。何能說自由民主制度優於大陸的政治制度？鄭在此刻宣揚「親中」，既有正當性，也有益於台灣的安全和經濟發展，自然能夠擴大藍營的板塊及縮減綠營的板塊。

在總統大選，選民傾向投票給與其意識形態相近的候選人，即意識形態比候選人的預期施政能力/成績更重要。綠營在總統大選連三勝是因為它長期宣揚和灌輸其「反中」意識形態奏效，鄭麗文直攻綠營的意識形態，並宣揚藍營的「親中」意識形態，是對症下藥，勇於挑戰，有望扭轉藍營在總統大選連三敗的劣勢。

只要涉及兩岸，台灣整個社會就像同一個私塾裡的冬烘先生教出來的同一批差生、劣等生，拿著民主自由的經唸個不停。

這不是？陸委會沈有忠跑出來罵道：鄭麗文淪為習總機，表現出「遠民主、親共產」的態度。

蕭美琴則數落道：沒有一個面臨威脅和打壓的國家是透過弱化自己來取得和平。

沈有忠應該把這番話跟下個月就要訪中的川普嘮嘮：「你去北京見習近平，失去了民主掌舵者的風範，表現出遠民主、親共產的態度。完全不配領導民主陣營，令人遺憾。」

在陸委會這種部門當官，竟不懂中共如今的體制根本不是什麼「共產」，它早已是資本主義了。有人冠之以「威權資本主義」之名，有人則稱之為「國家資本主義」，而北京則自稱或描述自身為一種「賢能社會主義」，以賢能的治理達成社會主義理想的體制。

但無論如何，資本在整個經濟活動中的運作及角色，都是顯而可徵的。以至於資本主義的「副作用」，也就是「貧富不均」，即令在這個自稱社會主義的國度中，貧富差距也已達到十分懸殊的地步。

然而，至少這一賢能社會主義的體制中，政府仍有足夠的能力駕馭貪婪無比的資本；而西方以及台灣的所謂自由資本主義體制裡，政府只是資本的代理人，他們聽從資本的指揮，對人民進行剝削；他們自己則在代理的過程中，獲得資本的獎賞。

沈有忠拿著「共產」當罪名，潑在鄭麗文身上，以為這樣可以達到抹紅的作用。但這水準就跟八炯完全處於同一水平，也就是應該被死當。

蕭美琴亦復如此，她該去研究一下，瑞士、奧地利是怎麼變成中立國的。都是打了敗仗之後，以某種自我弱化的形式，宣布中立的。

以瑞士為例。1515 年，馬里尼亞諾戰役（Bataille de Marignan）爆發。法國和威尼斯聯軍憑著精銳的火砲和裝甲騎兵進犯，而瑞士與米蘭聯軍卻只持大刀長矛應戰。雙方的軍事科技落差，導致後者被徹底碾壓。

戰敗之後，一個素以驍勇善戰著稱的國家終於明白，他們的刀戟抵擋不了槍砲。法國自此可無限量徵召瑞士傭兵，瑞士部分領土也割讓法國。這個狀態持續了300年，瑞士就是以自我弱化的形式免除戰禍。

三百年後，由於拿破崙戰敗，在奧地利首相梅特涅主持下，列強於1814~1815 年舉行維也納會議，瑞士藉機提出保持永遠中立方案，並獲列強同意，終在微妙的戰略平衡下苟全。

如今兩岸軍力之懸殊，更勝於500年前法國與瑞士的差距。真要硬拚，只是讓更多生靈塗炭。

去年一位郭姓女飛官受訪時稱，只要長官下令她將毫不猶豫地擊落殲-20，口氣大得讓人驚詫。她不知道無論她飛的是IDF或是F16，她都看不見殲-20，只可能看到突然向她襲來的PL-15或PL-17空對空飛彈，然後在被擊中後壯烈犧牲。問題在於，直至死亡那一秒，她仍然不會知道是誰向她開火。

她面臨的場景，就跟去年5月印巴空戰，被擊落的4架法國陣風戰機上的印度飛行員大差不差，唯一不同的是，陣風應該知道遠方有一批殲-10，但因距離太遠，認定對方不可能發射飛彈，直到飛彈抵近時才在慌亂中喪生；但郭卻恐怕臨死前仍不知誰下的手。

蕭美琴對軍事與地緣政治的歷史知識，貧乏得令人恐懼。就差堪跟那位女飛官一樣的弱智。有人還期待她能充當賴清德的剎車皮，原來她其實是助踩的油門。

用自由與民主包裝自己，以奉行自由資本主義為名的西方，正在被資本掏空，並走在了衰頹的路上。美國哪裡還是民主的山巔之城？它只是一具被金融資本與科技資本吸乾了血的空殼。而為了續命，它四處發動戰爭，好將外頭的資金驅趕到美國，但這也只是飲鴆止渴罷了。

賴清德與台灣一整票跟隨著他的門徒，依舊叫囂著民主與專制的對抗，儼然對這個世界變幻的樣貌毫不知情，以為這世界依然是柏林圍牆倒塌前的那個冷戰模樣，所有的敘事、文字以及宣傳，依舊停留在半個世紀之前，對那個「彷彿無比靜好的」冷戰歲月，充滿著眷戀與不捨。

這般僵固的腦子如何肆應現在？冷戰早已一去不復返，這個世界已在巨變的前夜，台灣卻寧願繼續扮演身著長衫的21世紀孔乙己，當個秀才都考不上的民主腐儒。

在當前兩岸關係長期僵局未解之際，老K黨主席應邀赴陸進行國共對談之舉當然引發台灣政壇與媒體輿論的高度關注與激烈爭辯。

執政黨對此行持續採取高度批判立場，一路抹紅，說是去朝貢、去磕頭、去投降，賣台之聲不絕於耳。

白色黨立場詭異，欲言又止，進退維谷，不反對交流，又擔心過於老K黨親中，讓兩黨合作失去主體性。

老K黨內親美派在川帝政府猛扯後腿的狀況下，就算百般不樂意，也都講不出繼續親美的好處在哪裡？

還有老K黨內年底要選縣市長的，就怕殃及池魚，能躲多遠就躲多遠。

平心而論，在兩岸關係陷入僵局的當下，任何能夠打破僵局，解除兵兇戰危的嘗試都不應該被否定；抹紅、潑髒水、酸言酸語都於事無補；如果既有路線長期無法帶來突破，那麼嘗試新的路徑，本身就是一種理性的選擇。

從務實角度來看，即便此行難以在短期內一舉突破兩岸僵局，仍可能帶來若干實質與象徵成果，像是重啟溝通管道、促進民間與產業交流、降低敵意氛圍，甚至為未來更高層級互動鋪路。

畢竟，在高度對抗的環境中，任何一點緩和訊號，都是值得審慎看待的進展。

其實，對如劉杯杯這等小民百姓而言，真正關心的從來不是民主、自由、人權等抽象的政治論述，而是具體可感的生活條件；有個穩定工作、有收入付房貸、付小孩大學學費。

就這麼簡單。

以漂亮國為例，民主、自由、人權喊得震天價響，還動不動說人家獨裁、威權，要輸出民主制度，推翻人家政權；結果國內貧富差距日趨擴大，無家可歸人口增加、社會分裂加劇，連中產階級都躲不過｢斬殺線」的狙擊，真是朱門酒肉臭、路有餓死殍的寫照。

甚至有越來越多生於斯長於斯的美國公民選擇離美，以尋求更好的生活環境。對這些人而言，民主、自由、人權顯然不能當飯吃。

相對而言，大陸的一黨專政威權體制被西方國家罵了幾十年，說是沒有民主、自由、人權；但近年來其基礎建設與城市發展的速度與規模，早已超越包含漂亮國在內的西方國家。

大陸確實也有菁英外移的現象，但同時也有每年高達1億人次的出國觀光後再選擇返回生活，也沒有｢投奔自由」啊！

這說明一件事。

國家治理真正的問題並非民主或威權哪一方在概念上更具正當性，而是哪一種制度安排，能在現實中更有效地回應人民的基本需求？

能否提供穩定、安全、發展機會與生活尊嚴？

若一個高舉自由與人權旗幟的制度，卻讓人民在經濟壓力與社會不安中掙扎，那麼這樣的制度，是否仍稱得上善政？

究其實際，政治制度的本質，不在高大上的口號，是在治理的實效。任何制度若脫離人民福祉，終將失去其存在的正當性。

在此意義上，此行的價值，不僅在於一次交流行程，更在於提醒台灣人民：

當僵局持續、對立升高之際，是否還有空間回到務實與人民本位的思考。若答案是肯定的，那麼嘗試本身，就值得被認真對待，而非先驗地否定。

有這麼一位教授，曾經被國民黨提名參選台北縣長，結果被多數台北縣民拒絕而落選。這位教授拍了個短視頻，宣稱政府不令人害怕就是好政府，渠稱舊金山市容骯髒，與政府好壞無關，美國政府不會讓人害怕。
一位學養豐富的教授，怎會有如此膚淺觀點，令人驚訝。

美國搞選舉政治搞了幾百年，選舉其實就是講究詐術，騙到最多人投你票，就勝。美國政客知道如何欺瞞人民，讓你不會害怕，但危險始終存在，只是不讓你知道，這樣的政府就是民主典範嗎？

美國決定軍事侵略越南之後，非常謹慎的調動兵力，海空軍在中南半島多是原本就在派駐海外的兵力，調動美國本土軍隊，會牽動社會觀感，所以總是一個營又一個營的出發，民間起初都感受不到軍事動員的影響，因為將龐大的動員，切割成小單位了。直到棺材一具又一具的運回本土，青年開始收到徵兵召集令，這下百姓知道害怕了，害怕一個政府犧牲青年，滿足華府政客的野心。

美國百姓也不知道，CIA在美國本土從事各種活動，監控異議人士，甚至竊取異議人士的醫療檔案，美國百姓也不知道CIA在全球搞政變，暗殺與美國不同調的各國領袖。

直到美國國會開始調查，才知道美國人民始終生活在各種威脅之下，更不要說跑去越南打仗送死這種事情，為了建立美國在越南的殖民政權，多少美國青年枉送性命，美國百姓是因為不知道，才不害怕，等到感到害怕，就開始反彈了，美國國會逼著政府結束戰爭。

西方國家標榜民主先進，其實是詐騙先進，他們讓被統治的百姓不感覺到害怕，不是因為沒有害怕的事情，是不讓百姓知道這些亂七八糟的事情，所以政府就設定了機密，不允許人民知道政府的內幕，民主國家人民不害怕，不是真的不害怕，是不知道害怕。

這位台大教授甚至隱喻台灣人不會害怕，民進黨政府是好政府。台灣人被政府嚇到去大陸旅遊交流，都要戒慎恐懼，這個政府怎麼會是好政府？甚至對於來到台灣的陸配，帶有歧視的態度。只要不是民進黨背景，都可能受到迫害，這樣還不知道害怕，那就真是奇怪了。

選舉落敗的台大教授，把史大林的死，都拿來嘲諷一番。人民害怕蘇聯政府，但蘇聯自10月革命以來，受到內戰以及美、英、法、日等國支持的反蘇聯政府勢力的威脅，因此這是個充滿猜疑的政權，蘇聯的制度有其本身的問題，列寧這些人為了理想，主張必須極權，是可以辯論的，但是西方國家與日本對蘇聯的侵略，這更是讓莫斯科對外界抱持懷疑與猜忌的主因。

蘇聯讓人民害怕，其中一個原因是為了生存，西方國家或所謂民主國家並不是不會讓人民害怕，而是用欺騙與隱瞞的方式，讓人民不知道害怕。
極權國家赤裸裸讓人民害怕，民主國家是用詐術讓人民不知道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