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界一般認為，中國的科技發展原來領先西方，直到十八世紀，西歐開始工業革命，工業和科技發展一飛衝天，於是很快把中國遠拋在後。原來領先的中國為何沒有開始工業革命，反而讓原來較落後的歐洲搶到先機？這是社會科學界著名的「李約瑟問題」。
學者研究「李約瑟問題」，大多是觀察中國與歐洲的差異，在差異中挑出似乎最能影響科技創造力的（少數）因素，再以邏輯和實例推論該因素的有無導致歐洲科技之興與中國科技之衰。MIT講座教授黃亞生指出，中國與歐洲的差異點非常多，各對科技創造力造成或正或負的影響，要推論某些因素最影響科技創造力，頗難令人信服。他因此另闢蹊徑，研究歷史上中國科技創造力的演變趨勢，找出中國科技創造力逐漸走弱的原因。
黃教授自2014年以來主持建立「中國歷史發明數據庫」，數據主要來自李約瑟及其同事、學生共同編撰的《中國科學與文明》叢書27卷，還參考了中國科學院學者編撰的《中國科學技術史》叢書作為補充資料。在此不區別科學與技術而統稱為發明，共收錄10,350項發明。
利用這數據庫，評估中國各朝代的科技創造力：
中國朝代創造力指數（CDI） = 該朝代發明數量 / 該朝代人口數量（以百萬為單位）
圖7.1呈現中國各朝代的CDI指數，由這些指數可以觀察到中國科技發展的三個時期，第一期戰國到隋朝以前，平均CDI指數24.5；第二期隋朝到宋朝，平均CDI指數9.4；第三期元、明、清三朝，平均CDI指數5.3。中國的科技創造力很「早熟」，隋朝以前就達到頂點，然後逐漸滑落，因此不可能早於歐洲發生工業革命。
圖7.1的現象是因為隋朝開始的科舉制度。科舉起初的考試科目寬泛，並與其他的進用機制共存（如薦舉），但宋朝以後，考試科目逐漸減少，其他的進用機制也減少，到明朝，考試科目只剩儒學（演變成理學），還限制文章的形式為「八股文」。科舉愈來愈限縮知識份子的思想空間，與中國的科技創造力自隋朝起就逐漸滑落是吻合的。
不是儒學損害中國的科技創造力，而是科舉制度逐漸造成儒學統治、壟斷了中國原來多元的意識形態，因此損害了中國的科技創造力。科舉雖有這缺點，也有不少優點：對於知識的普及和民間的讀書風氣，起了相當的推動作用，因此培養出大量人才，有助於治理龐大的中國。也可說科舉是一種攏絡、控制讀書人的有效方法，鞏固了中華帝國長期穩定的統治，即使歷經多次改朝換代。
[1] 黃亞生《中國模式的終點：從科舉帝制到數位威權，揭露中國式治理制度的宿命》，今周刊出版社，2025。（Yasheng Huang,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AST: How Exams, Autocracy, Stability, and Technology Brought China Success, and Why They Might Lead to Its Decline.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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