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歷史進入2026年，美帝霸權的川普總統就以涉嫌觸犯毒品、恐怖主義等罪名，將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綁架到美國關押，作為驚撼全球民眾的賀年。與此同時，在美國的臥榻之側堅守不同體制的社會發展而長期承受非人的封鎖與匱乏的紅色古巴，就面臨了黑幫老大聲稱「即將淪陷」的危急存亡關頭。
問題是，這片哥倫布讚嘆為「人類所見過的最美麗的土地」，這個距離美國佛羅里達州僅僅九十海里的加勒比海最大島國，這個西半球唯一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革命孤島」，這個主要包括白人、混血、黑人，以及少量的印第安人與華人的社會，它的生死存亡，與我們又有什麼關係呢？它值得我們關注嗎？
現實告訴我們，在台灣，除了棒球和極極少數自稱「後援古巴」的人們，它從來都不曾存在，更沒有人會在意它的死活，甚至會因為這個紅色異端的被消滅而鳴炮慶祝。
然而，不准疑美的台灣文化界的視野似乎也並非如此狹隘。姑且不論以馬奎斯為代表的魔幻現實主義文學經典，至少，幾家主流或獨立出版社也出版了舒詩偉譯/著《拉美地誌，魔幻行腳——解放軍、古柯鹼、社區總體營造》(1998)，馬訶士、吳音寧《蒙面叢林》(2003)，愛德華多·加萊亞諾《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2013)，切·格瓦拉《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2016)等，有關拉丁美洲人民反對美國侵略和奴役的鬥爭的好書。其中，那張長期以來風靡全球流行文化，頭戴貝雷帽，深邃憂鬱而充滿戰鬥意志的眼神，長髮飄逸的切·格瓦拉英氣逼人的肖像，應該就是這種戰鬥求存歷史的理想主義符號吧。
2000年5月，我在北京的小劇場看了當地知識文化圈熱烈討論的報告劇《切·格瓦拉》。戲，環繞著格瓦拉的人生選擇，通過正反兩方辯證式的對話而展開，並且通過題為「人間長街」的歌曲，表達了主題思想：
有一條街道，叫做人間長街。
在街的北面，住著幾個富人；
在街的南面，住著無數窮人。
窮人和富人，街南和街北。
壓迫和剝削，鬥爭和反抗。
就像這樣一遍又一遍……
我們知道，阿根廷醫生切·格瓦拉是貴族後裔，學生時代遊歷南美，目睹了普遍的貧窮、不平等現象，因而決定了他一生為窮苦人戰鬥的道路。1955年，他在墨西哥遇見了正在組織革命部隊，伺機打回古巴的菲德爾·卡斯楚，於是參加了「格拉瑪號」的遠征。他說，「在墨西哥的一個寒夜裡，我碰到了他，我至今還記得，我們第一次談話談的是國際政治問題。就在當夜，幾個鐘點後，等到拂曉時，我就成了未來的遠征軍的一員。」他強調，「我同他的結合，從一開始就是憑一種浪漫主義的、愛好冒險的共同心情，憑我認為值得為這樣純正的理想在一個外國灘頭上獻出生命的信心。」而這樣的實際戰鬥也使他從一個軍醫成長為「拉美遊擊戰理論創始人之一」。
卡斯楚指出，古巴革命「是一場貧苦人的，由貧苦人進行的，為了貧苦人的社會主義民主革命」。然而，革命勝利之後，「這些早就是美洲的歷史」，卻因為許多革命領導人工作繁忙，而隨著歲月的消逝淡薄了關於起義的記憶。格瓦拉因此鼓勵參加過革命戰鬥的人提供記得的情節，以便把這部歷史明確地記錄下來。他自己也按照此種意圖動手寫了參加過的襲擊戰、正規戰和散兵戰的個人回憶，並於1963年出版了《革命戰爭隨筆》，也就是《古巴革命戰爭回憶錄》。
格瓦拉在<革命開始>一章寫道：「我們把事情的根子追到約翰·昆西·亞當斯〔John Quincy Adams，1767-1848，美國第六任總統(1825-1829)〕的時代，他在十九世紀初公布了他的國家對古巴採取的態度。這個島被看成從西班牙樹枝上摘下的蘋果，註定要落入山姆大叔之手。這些都是美國侵略——指向古巴，也指向其他國家——的一條長鏈中的環節。
「這種浪潮——這種帝國主義勢力的消長——是以各國新政府在其無法控制的群眾壓力之下的上台下台作為標誌的。整個拉丁美洲的歷史都表現出這些特點：代表一小撮人的獨裁政府通過政變而掌了權；有廣泛群眾基礎的民主政府千辛萬苦才產生出來，但甚至往往在執政前，就由於自身的生存，不得不在事先作出種種妥協，而蛻化變質。在這方面，古巴革命是個例外」。
格瓦拉主張「哪裡有帝國主義，就到哪裡去戰鬥」而決定去「世界的另一些山地」繼續進行鬥爭。1966年，他於是辭去各種官職，離開了古巴，來到玻利維亞東南部的叢林，繼續領導反美帝的遊擊運動。1967年10月他在戰鬥中受傷，因而被玻利維亞陸軍抓獲殺害。美國中情局和玻利維亞軍方基於對崇拜亡靈的印第安人的懼怕，刻意將格瓦拉和其他遊擊隊員秘密掩埋在機場跑道上。1997年，格瓦拉的遺骸終於在遇害三十周年被運回古巴哈瓦那隆重安葬。(《古巴革命戰爭回憶錄》出版前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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