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希均的遠見·天下文化 Business is business | 管長榕

台大教授傅佩榮看到《天下雜誌》介紹某新創公司前途似錦，於是傾囊200萬，並呷好道相報，集資親友200萬，共400萬投資該新創公司。半年後，該公司倒店跑路，傅佩榮血本無歸，從此不看《天下》《遠見》，埋首著書演講還債。

傅佩榮不知道，《天下》《遠見》每一頁都是廣告，都有價碼，報導頁數越多，價越高。不要煩惱沒有材料寫，沒有好話講，他們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就是文青。價碼出到千萬，就能成就五星市長林智堅。廣告費公家出，棒球場12億可以讓自家人落袋。這些都跟《天下》《遠見》無關，《天下》《遠見》只是做生意，Business is business，創辦人高希均是著名經濟學家。

四連霸《遠見》五星首長林智堅：不論藍隊綠隊，我們都是台灣國家隊

《天下》《遠見》捧過的五星縣市長還有賴清德、蘇貞昌、陳菊、楊秋興、謝長廷、林聰賢、鄭文燦、潘孟安、翁章梁。搞到財政破產的苗栗縣長劉政鴻也拿過四次。柯文哲一毛不拔，減債最多，從沒拿過五星。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是那個時代人們認識高希均的開始，從此猶如眾星拱月般的追逐他的金句。實則該論述是美式資本主義叢林法則的代表，弱肉強食，自然淘汰，是菁英們的最愛。所以他們鼓吹人類生而自由平等，沒人強迫你，沒人限制你，你不行，只能怪你自己。沒有白吃的午餐。

孫中山廣收西方思想不輸任何人，卻不會跟著人云亦云。聖賢才智平庸愚劣，人類不是生而自由平等的。所以他提倡服務的人生觀，要正視弱者的存在。「聰明才智越大者，當服千萬人之務，造千萬人之福；聰明才智略小者，當服百十人之務，造百十人之福；至於全無能力者，當服一人之務，造一人之福。」

高希均的爸爸在大陸幹過小學校長，期望兒子也是一個教育工作者。高希均自己也希望人家稱他為教育家，勝於出版家。他的雜誌共同創辦人張作錦跟員工說，你們不是在做出版，你們是在做教育。

然而高希均自1969年起出任經合會顧問，1970年代後，幾乎年年回台灣，並擔任連戰、郝伯村的顧問，進入21世紀，退休後落葉歸根，更在台灣風光發展，乃至獲馬英九頒贈景星勛章。他一路走來，竟以國師之姿，坐視中小學課綱走火入魔，無可救藥。Can you believe that？（高的口頭禪）。高希均還是做他的經濟學家、出版家吧。

大陸對學術不端的治理逐漸規範化 | 陳復

大陸對學術不端的治理，正由過去較封閉的校內處理轉向法律規範、程序調查與公開問責。去年1月1日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法》已將剽竊、代寫與偽造這類行為，還有撤銷學位、陳述申辯與復核程序納入法律規範。從論文抽檢、學位追撤到教職處分，這顯示大陸對學術不端的事後問責正趨於制度化。

賈淺淺事件具有明顯的警示意義。校方不只調查個別論文，而是擴大檢查其相關學術成果，不再停留於撤稿處置或內部批評，而是涉及學位授予、教師資格與聘用關係。這表示既有的名聲、家庭背景與學術地位，已不見得能成為免責屏障；多年前取得的學位與職稱，只要經不起重新核查，依然可能被依法追究。

蔣方舟事件則說明，大陸高校已有重新啟動調查並修正原先看法的勇氣，但蔣方舟本人事後只向失望的讀者及受處分的老師致歉，卻沒有直接向研究成果遭挪用的臺灣學者道歉，反映其聲明依然偏向形象止損，而不是意識到自己應該完整承擔學術責任，侵害作者權益屬於學術倫理重大問題，顯然她對此尚未有深刻認識。

我聽過各種不符合規範的學術內幕，其中最匪夷所思的現象莫過於論文刊登於期刊可用金錢來購買，使得這件事情竟然變成一門生意。然而，從賈淺淺與蔣方舟兩人發生的事件，可知當前大陸學術發展正在逐漸規範化，這在兩岸人社領域的學術發展都面臨衰敗與凋零的此刻，嚴格把關絕對是振衰起蔽的起點。

最後，目前中文學術界尚無單一搜尋引擎，能完整收錄全球中文學術成果（包括期刊與專書），並統一計算引用次數（包括H指數）。「谷歌學術搜尋」（Google Scholar）範圍雖廣，依然有漏收、重複與同名問題；「中國知網」與「華藝線上圖書館」都受到地域的限制。因此，如何整合與檢視全球中文學術成果，避免學術造假，這點還需要有識者想辦法解決。

大學教師與對岸交流，阻礙愈來愈多 | 陳復

公立大學的老師現在只要出境都需要跟學校請假，報備制已經不知不覺改成申請制，意即要經學校同意後才能出國，私立大學並沒有這種要求，老師常出境或入境，學校並不清楚細節，因此很容易會被教育部抓出來懲罰。

但，問題是：《中華民國憲法》第十條保障人民的居住及遷徙自由，主要涵蓋自由設定住居所、國內遷徙與旅行與出入境權利。政府如果要限制這些自由，必須符合相關法律的規範，否則就有違憲的疑慮。

民進黨政府並沒有宣布禁止國民去大陸，任何人只要沒有違反法律，為什麼不能自由進出大陸做交流？政府管束公務人員理所當然，公立大學的老師並不是公務人員，報備制改成申請制本身就已經有問題了，只是大家尚未嚴肅討論此事而已。

教育部告知學校與師生須遵循對等互惠原則、不得涉及政治性內容，校際書約須事先報准。各項交流活動均應符合國家政策與相關法律，只要沒有違反這樣的「交流規範」，交流本身不應該被視作「例外核准」。

我不知道淡江大學與東海大學因什麼性質的交流「引發統戰疑慮」。但交流本身只要與政治議題無關，沒有違反《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與《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大學老師基於自己的專業來跟同行做交流，不應該要有「寒蟬效應」。

更不要說，如果只是單純旅行，看看各種名勝古蹟，就能讓大陸輕易把你「統戰」嗎？心正不怕影子斜，其實，認同並支持中華民國的人，不害怕大陸迫害自己，卻害怕被自己的政府迫害，這本身就是很弔詭的現象。

當前有人強烈不希望兩岸關係和緩，因此大學老師如果意識到自己還是知識分子，更應該多讓社會大眾看見大陸社會的各種真實面向，當然，基於對自己的保護，任何行程都應該跟學校申請請假核准，行程細節不要有任何意外。

我目前不參與行政工作，就是希望能自由來往於兩岸，保持對大陸社會最真實的認識。我每個行程都跟學校申請，學校通過後才出發，除家人外，這些年絕對不帶臺灣的大學生組團到大陸交流，避免讓家長有疑慮並給政府任何藉口。

如果你真正置身在大陸社會，就會發現很多現象不只跟臺灣有色媒體的大內宣不同，甚至跟那些每天跨網來跟你辯論政治的「紅狼」帶給你的感受不同。我覺得認識大陸沒有捷徑，就是自己來這裡親身體會，跟人真實而誠懇的交流，你就會看見「不一樣的大陸」。

文化部補助的書 | 郭譽申

全球的民主制度普遍遭遇困難，有時被稱為民主的中年危機，《台灣民主的中年危機》（[1]），由其書名似乎在呼應這現象，探討台灣民主面臨的困難。這樣的書理應客觀中性，但筆者讀了一些內容後，卻感覺它全面的褒綠貶藍，絕不客觀中性。翻到最後一頁的出版資訊，我看到：
「*本書之撰寫與出版感謝六度基金會（Paramitas Foundation）陳文雄先生，以及文化部的補助。」
讓我們看看這本文化部補助的書如何不公正的褒綠貶藍：

陳文雄在其推薦序中，為賴清德助選並恐嚇讀者：若2028年賴無法連任總統，「台灣可能步上香港後塵，民主自由功虧一簣，走入黃泉。」

書中指出，台灣藍綠惡鬥，双方各自形成同溫層，網路上假資訊汎濫，造成社會對立，人民厭惡政治。這些都是實情，但書中指控，導致這些缺失的原因是國民黨威權統治的餘緒和轉型正義只做半套所致，卻完全是無稽之談！選舉民主主張政黨競爭，很容易形成政黨惡鬥，是選舉民主制度本質上的弱點，美國的共和黨和民主黨也是不斷惡鬥，焉能怪罪於威權統治餘緒和轉型正義不足？民進黨已經執政18年並仍在主政中，不思好好治理國家，與在野黨公平競爭，要解散國民黨，才是全套的轉型正義嗎？

書中嚴厲批評，柯文哲、黃國昌和民衆黨是沒有政治立場的民粹。但民主本就離不開民粹，美國總統川普不是更民粹嗎？柯、黃和民衆黨的崛起大多在民進黨的執政時期，若非民進黨執政太爛，他們何能崛起？

作者們寫作這書時，大罷免已經全部失敗，他們卻極力為其辯護。他們既「抹紅」國民黨的立委們，又稱讚：「除了『抗中保台』與『直接民主』兩大動力，在大罷免運動中，更有許多意義深遠的里程碑面向：(1)公共參與的擴大、(2)國家認同的融合、(3)自組織的強度與韌性。」最可笑的是，他們認定賴清德和民進黨都未介入大罷免，真是自欺欺人！

台灣富裕，書中吹噓「讓台灣脫胎換骨的蔡英文八年」，但指出，台灣的貧富差距擴大屬於國安危機，可部份歸因於國民黨的威權統治！其實國民黨的菁英當年支持建立半導體產業，才是今日富裕的主因；國民黨菁英當年也建立全民健保系統，才能在貧富差距擴大下，維持台灣基本的正義和安定。這些都是書中絕口不提的！

書中推崇，史英教授成立人本教育基金會，推動反體罰、反權威的貢獻，並指出這進步是在解嚴後民主化過程中達成的，暗指國民黨的威權統治須為不當教育負責。史和人本是有其貢獻，但也要看另一面，近年老師不敢管學生、校園內相當失序，他們是否也應扛起部份責任？至於不當的教育方式，日本殖民台灣時的奴化教育恐怕比國民黨威權統治的責任更大（參見《痛心日殖時期的教育》），因為很多教師都是自日殖時代續任到國民黨時代。

選舉民主要求政黨公平競爭，政府行政中立。文化部補助出版褒綠貶藍的書籍，當然是行政不中立，造成政黨競爭不公平，違反民主的規範。民進黨不是民主進步嗎？

[1] 王家軒、呂苡榕、周聖凱、林運鴻、謝孟穎《台灣民主的中年危機：解嚴38年後的觀察與反思》左轉有書，2025.12。

馬克思思想淺說 | En Chen

卡爾·馬克思（1818–1883）是近代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家之一，其對人類社會的貢獻主要集中在思想理論、社會科學方法、政治運動與歷史觀等層面，影響不僅體現在政治領域，更深刻改變了社會學、歷史學、經濟學等學科的發展。

一、提出歷史唯物主義：重新理解人類歷史

馬克思最重要的貢獻之一是提出歷史唯物主義，其核心觀點在於：人類歷史的發展並非由偉人或觀念決定，而是由物質生產方式與社會經濟結構決定。社會結構由兩部分構成：經濟基礎（生產力與生產關係）與上層建築（政治、法律、宗教、文化等）。當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時，舊的社會制度會成為發展的障礙，進而引發社會變革。

例如，人類歷史的階段性演變可概括為：古代奴隸制、中世紀封建制度、近代資本主義制度。這種解釋歷史的方法，打破了傳統以君王或戰爭為中心的歷史敘述，成為現代社會科學的重要理論基礎。

二、對資本主義經濟結構的系統分析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系統分析了資本主義經濟，提出多個關鍵概念：
1. 剩餘價值理論：工人的勞動創造的價值大於其工資，多出的部分被資本家佔有，這部分即為「剩餘價值」，是資本主義利潤的來源。
2. 資本積累與週期危機：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存在結構性問題，如財富集中、週期性經濟危機、勞資矛盾擴大等。例如，經濟繁榮會導致投資過度，進而引發生產過剩與市場崩潰，形成經濟危機。這種分析後來影響了經濟學對經濟周期的研究。

三、推動現代社會運動

馬克思不僅是理論家，也積極參與政治運動。1848年，他與恩格斯共同發表《共產黨宣言》，提出著名口號「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這部著作成為全球社會主義運動的重要思想基礎。

四、深刻影響20世紀世界政治

馬克思思想直接影響了多個政治運動與國家制度：列寧在俄國革命中發展馬克思主義，領導十月革命建立世界首個社會主義國家；毛澤東將其理論與中國革命結合，推動中國走向社會主義。20世紀曾有三分之一人口生活在自稱「馬克思主義國家」的體制中。

五、對學術界的長期影響

馬克思思想不僅限於政治，更影響了多個學術領域，包括社會學、歷史學、經濟學、人類學、文化研究等。許多理論直接源自馬克思，如馬克思主義社會學、批判理論、文化研究等。

六、總體評價：爭議與影響並存

馬克思是極具爭議但影響深遠的思想家。支持者認為，他揭示了資本主義的不平等，為弱勢群體提供了理論武器，推動了社會福利制度的發展；批評者則認為，其部分理論過於經濟決定論，實際政治實踐中也出現了嚴重問題。但無論如何，馬克思思想仍是理解現代社會的重要思想資源。

延伸思考：當代資本主義對馬克思思想的吸收
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是：為什麼今天很多資本主義國家（包括歐洲福利國家）其實都在「部分吸收馬克思」？這一問題與現實世界的制度演變密切相關，反映了馬克思思想對現代資本主義的潛在影響。

學校在AI時代的命運：從國家規訓機器到失去光環的舊制度 | Friedrich Wang

我們今天習以為常的學校制度，其實並不是一種自古如此、天經地義的存在。它看起來理所當然，彷彿人類社會本來就該把孩童與青年集中起來，依照年齡、課程、考試、升學、紀律與文憑的方式加以培養與篩選。但若從歷史上看，這種制度其實是一種非常「現代」的產物。它真正成形的背景，不是古典時代的文明傳承，而是民族國家的成熟、工業革命之後大規模社會動員的需求，以及現代國家對人口進行管理、塑造與規訓的需要。

這也就是說，現代學校首先不是單純為了知識而誕生，而是為了現代國家而誕生。若把它和古典時代的教育相比，差異便非常清楚。古希臘、古羅馬的教育，本質上仍偏向貴族與自由民的修養訓練；中世紀歐洲的大學，是教會、神學與少數知識菁英的領域；春秋戰國的私學，或者帝國中國的太學、書院，雖然也與政治秩序密切相關，但終究仍是少數人通往仕途與文化權威的路徑。那種教育的對象，多半不是整體人民，而是統治階層、士人群體，或者準備進入精英秩序的人。它的目標，是培養精英、傳承經典、塑造統治秩序，而不是把整個社會都納入同一套標準化、常態化的訓練系統。

現代學校則不同。它的對象理論上是社會各階層的大多數人，它要處理的也不只是知識傳承，而是如何讓大量人口變成可管理、可動員、可分類、可考核、可被國家信任的「國民」。工業革命之後，現代國家需要的不再只是少數受過教育的貴族，而是成千上萬能準時、守紀律、服從命令、具備基本識字能力、可以進入工廠、軍隊、官僚體系與國家經濟生活中的普通人。換句話說，現代學校制度的真正背景，不是純粹的文明理想，而是國家能力的擴張。

這一點說得更直白些，就是：現代學校和軍隊、工廠、監獄、醫院一樣，都是現代社會的大型制度裝置。它們的外觀不同，功能也不盡相同，但背後共享某些極其相似的技術：分班、點名、時間表、考核、監視、排名、紀律、正常化。傅柯（Paul-Michel Foucault，法國哲學家）等人之所以會把學校視為規訓社會的一部分，原因就在於此。學校從來不只是教知識，它更在教人如何服從秩序、接受評價、內化規範、習慣被管理。它不一定是赤裸裸的暴力，但它確實是國家權力的一種延伸，是一種柔性的、日常化的、從小開始的規訓。

因此，學校制度一開始就有雙重功能。
第一，它當然有積極面：它普及識字、傳授知識、培養人才、提供社會流動的可能，並且在近代相當長一段時間裡，確實使大量平民得以透過教育改變命運。這是現代學校最容易被歌頌的一面，也是它獲得正當性的來源之一。
第二，它也有消極面：它是控制的工具，是國家塑造國民的機器。它要你守秩序、守時間、守規則、守法律、守界線，並且逐步內化一套「好公民」的標準。
於是我們便能理解，為什麼學校教育裡總有大量的道德訓誡、品德教育、公民教育、團體精神、服從觀念與國家敘事。學校固然教你知識，但它更在教你如何成為一個不太麻煩、可被信任、能嵌入體制的社會成員。

問題也就在這裡。
學校最擅長教你的，往往不是如何理解真實社會，而是如何在一套既定秩序裡不出錯。它會教你守法、誠實、守規則、按時交作業、遵從標準答案，但它很少真正教你如何在現實世界中處理金錢、權力、階層、人情、談判、風險與機會。學校要你成為一個「好人」，卻未必能教你成為一個真正懂得世界如何運作的人。它會訓練你做一個合格的國民，卻不一定讓你成為能夠獨立判斷社會結構的人。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一直認為現代學校制度其實長期壟斷了兩個制高點：道德與知識。
一方面，學校掌握了「什麼是對的」的定義權。它以教育之名，實際上在相當程度上扮演了社會道德標準的仲裁者。什麼是好學生、好公民、好青年、好社會成員，長期都由學校與其背後的國家與主流社會來定義。
另一方面，學校也長期壟斷了知識的入口。在資訊尚未普及的時代，書籍稀缺，資料難得，知識主要掌握在教師、教授、圖書館與學院體系中。進入學校，尤其進入大學，便等於獲得一種通往文明、通往精英世界、通往社會尊重的資格。學者之所以在舊時代能夠閃耀巨大的光芒，原因也正在於此：他們不只是有學問的人，而是掌握了知識與解釋權的人。

但這種局面在二十世紀末開始逐漸鬆動。
九〇年代後期之後，網路時代開啟，資訊開始爆炸式增長。任何人都可以透過搜尋引擎、論壇、影片、資料庫與社群媒體接觸大量知識。這些知識不一定完整，不一定準確，不一定客觀，但關鍵不在於它完不完整，而在於它打破了學校對知識入口的壟斷。從那一刻起，學校雖然仍然重要，卻不再是知識的唯一門戶。人們開始發現，不進入正式教育機構，也可以接觸大量資訊；甚至很多原本只屬於專家或大學課堂的內容，也都被公開化、平民化、碎片化了。

與此同時，道德權威也開始鬆動。網路言論的開放、價值觀的多元化、社會對權威的不信任，使得「什麼叫道德」不再能由學校單方面定義。老師的地位下降，教授的光環消退，不只是因為學生比較不聽話，而是因為學校早已不再獨佔文明與正確的象徵。當知識與價值都走向去中心化，學校自然就開始失去它曾經擁有的神聖性。而到了 AI 時代，這種鬆動只會加速，而且會越演越烈。

如果說網路時代的作用，是把知識從少數機構手中「攤開」，那麼AI時代的作用，就是把知識進一步「即時重組」。過去學生需要老師整理、歸納、講解、搭建框架，如今AI可以在幾秒鐘內完成其中很大一部分工作。過去學校之所以不可取代，是因為它不只是儲存知識，也負責知識的轉譯與組織；但如今，AI使這個功能快速平民化。學生不再只能從老師那裡得到解釋，普通人也不再只能從課堂那裡獲得系統化整理。這不表示老師會完全消失，學校也不會在一夜之間倒閉。但它確實意味著，學校作為知識中介者的地位將被大幅削弱。當知識可得、解釋可得、整理可得、互動式回應也可得時，學校還能憑什麼維持原本的光環？靠文憑嗎？可文憑本身也在快速貶值。靠道德嗎？可道德權威也早已被社會多元化與公共討論鬆動。靠知識嗎？可知識不再被學校壟斷。於是，學校這個在工業時代達到高峰的制度，便開始進入一種歷史性的疲態。

因此，我會這樣理解學校制度的歷史命運：它在工業時代開始強大，在後工業時代開始鬆動，在資訊時代逐步沒落，而在AI時代，則可能不再是社會最核心的制度之一。它未必立刻結束，卻很可能失去原本那種近乎神聖、不可替代的地位。

更準確地說，未來真正先崩解的，不一定是學校的物理存在，而是它過去建立在四個基礎之上的正當性：第一，學校壟斷知識；第二，老師壟斷解釋權；第三，文憑天然代表能力；第四，學校天然占有道德高地。當這四個基礎一一鬆動，學校就不再是舊時代那種無可質疑的文明機器，而變成一個必須重新證明自己為何仍有必要存在的制度。

從這個角度看，AI對學校的衝擊，並不只是「學生會不會作弊」這種低層次問題，而是整個學校制度賴以成立的根基，都正在被重新審問。當一個制度既不能再獨佔知識，也不能再獨佔道德，甚至連選拔與認證能力的功能都逐漸被替代，那麼它若不徹底轉型，就只會越來越像一個保留了外形、卻失去靈魂的舊制度。

所以，真正值得問的，其實不是學校會不會消失，而是：未來的學校，究竟還能提供什麼，是網路與AI無法取代的？

如果它仍只是繼續依靠標準答案、年齡分班、文憑崇拜、道德說教與服從訓練來維持自己，那麼它的衰落幾乎是可以預見的。反之，如果未來的學校能夠轉向培養真正的判斷力、歷史感、方法意識、人格成熟、社會理解與面對複雜世界的能力，那它或許還能找到新的位置。但那已經不是工業時代那種強大的學校了，而是另一種完全不同的教育機構。

說到底，現代學校制度之所以如此強大，是因為它曾經是民族國家與工業社會最需要的東西。如今，當我們逐步走出那個時代，學校的命運也自然會被重新改寫。它未必會完全消失，但它作為知識與道德壟斷者的時代，恐怕真的正在結束。而這，也許正是AI時代最安靜、卻也最深刻的一場制度革命。

AI的好處與壞處都很大 | 譚台明

AI時代來的既快又猛，對我個人來說，感覺頗有受惠，但也有不少壞處。

好處︰有問題很快得到解答。比如，眾所周知，胡適的爸爸曾到台東作過知州。日前我忽然想知道，他在那個年代（甲午戰爭之前），是如何到達台東的呢？一問AI，立刻得到答案，還得知了一條「浸水營」國家級林道，並且知道了胡傳（胡適父）的著作，而又很快就在網路上找到，立刻就能閱讀。若在以前，你都很難知道相關訊息，知道了，也很難找到原書。「找資料」在以前是件苦事，現在則變得異常容易。

又如，我想知道照相機傳入中國後，中國知識分子的反應是如何？他們對照相的光學原理好奇嗎？問了AI，意外得知有一個叫做鄭復光的讀書人（1780–約1853，字元甫，號浣香），他跟據明末清初時期傳教士所留下的文獻（《泰西奇器圖說》之類的），獨立研究出望遠鏡（透境）、暗箱等器具，在鴉片戰爭時，曾有人拿他的書與發明給官方參考，但未被理會。他的書叫《鏡鏡詅痴》，可說是純土產的光學著作，網上亦可找到（古籍）。說來慚愧，據AI說，梁啟超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有提到鄭復光。若為真，那真是自己讀書不精了。

總之，AI對於個人學習，知識的擴展，真的帶來很大的方便。

但是，AI也帶來很大的壞處。最明顯的，就是「視頻」變得難看了。一大堆AI做的視頻，魚目混珠，畫面胡亂拼湊、內容陳陳相因。現在要看好的視頻，得自己去找了，不能靠系統推送。另外，AI製作的短劇充斥，不但使得小演員失業，而且影片畫風也很糟糕，但是卻能大行其道。

除此之外，相信很多人也感覺到，FB等社交媒體，「長文」變多了，但仔細一看，都是類似的語言風格，AI之作無疑。有些經過當事人的精心修改，還算開卷有益；但很多就是直接將AI結果放上來，用詞誇張，情感空泛，大而無當，令人反胃。

AI使得人與人的溝通，尤其是人與不特定對象（社會大眾）的溝通，變得十分虛假。所謂「言為心聲」，有了AI，就不能成立了。這實在是個時代危機。如果能有越來越多的人出來反對、拒看，或許能迫使有識之士想出一些管理辦法，防止AI濫用；濫用將導致文化倒退，甚至導致人類的精神退化，感情虛浮，智力返愚。此說並非誇大其辭，而是確有可能。為人類文明計，不能不未雨綢繆。

部分台灣人在大陸教書很不自愛 | Friedrich Wang

從12年前到大陸教書的第一天開始到現在，筆者始終要求自己，在做學問的態度上，對學生的包容上，以及平常與大陸人的相處上，都要保持高度的自我要求，要比一般人更自愛，更尊重，並且展現更高的效率與專業。因為，這不只是代表自己，也代表著台灣的學術界與台灣社會。

台灣人在大陸的各種問題，固然有體制上的不適應，但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在於，有部分的台灣人非常不自愛。

舉兩個例子。過去就有一個台灣所謂的學者，受到大陸某一省學校的禮遇，一去，就給他房子。對，你沒有看錯，送給他1棟房子。人家當然是希望你這個台灣的博士能夠幫助自己這個小學校有所提升。

結果呢？超級精彩。這位老兄沒過多久突然間就跑掉了，跑之前還把房子賣掉，收了40萬人民幣。書也不教，課也不上，研究也不做。其實這樣的行為跟詐騙集團有什麼兩樣？學校對他好言相勸，一請再請，這位老兄乾脆惡人先告狀，跑到國台辦去告這所學校，最後逼到學校去法院控告他為止，終於成功讓他把40萬給吐出來。
但這還不是最精彩的。最精彩的，他的所作所為最後造成這一省所有的大學以後再也不敢請台灣人，直接把台灣人的一條出路給滅了。

還有一位「美若天仙」的大小姐。在福建，說領導摸她的屁股，然後大鬧學校，後來又鬧到福建省台辦。當時筆者也在福建，所以就很好奇這位女老師到底是何許人？本來很同情她，後來看到她美麗的模樣之後，開始很同情那位領導。
然後到湖北，又是連續幾次大鬧。又說有不明人士每天在她的窗外偷看她洗澡，又說天天有人跟蹤她。當時我也在那所學校，就覺得這個世界上怎麼有那麼奇怪的色狼？旁邊就是一所大學，有那麼多年輕漂亮的女生不去偷窺，卻跑去偷窺一個40多歲，美麗的讓人想哭的老女人。這個歹徒肯定該去看心理醫生。
後來又來到廣東，她依舊精彩。今天親眼目睹她在擔任國家考試的監考老師，考完之後直接走人，不點算考卷，也不完成移交，直接走人，讓整個考務中心的人都差點無法下班，氣到每個人都破口大罵。
了不起吧？

台灣人一天到晚說自己被大陸人欺負，你要不要看看這些台灣人在大陸搞得有多精彩，多麼讓人拍案叫絕！
類似的故事還很多，以後有空再講。

痛心日殖時期的教育 | 郭譽孚

個人年輕時代相信自由民主，年輕人的衝勁與探索，真讓父母親擔心，唉！
但是，家父母正好是在中國「兒童本位」世代中成長的，所以擔心也只好認了。就那樣，喜歡足球與乒乓運動的我，還喜歡釣魚與讀小說。

我第一次聽到兒童本位的教育，是由母親處聽來的；原來五四運動期間，該最先進的教育理念就被引進了中國；四、五年後就被寫進了當年中國國民黨的政綱之中；該一進步教育就開始在各大城市的理想主義者中展開。

那是，大約我十一歲的時候，隨著父親職務的調動而必須由鄉間轉學台北南郊時，母親面對轉學後的適應問題，抱歉地對我說，這裡不比鄉下，你要忍耐喔；我似懂非懂，「這裡的學校有體罰，老師會打手心」，我仍然似懂非懂。最後，母親以「你是男生，可以勇敢忍耐喔」。。。

這是我個人研究日殖台灣史時，對於我們先民當年的處境，最深感同情的部分。尤其當我讀到居然學者會跟著日本學界把那段悲慘的史實，稱之為『近代教育』，更是為我們的先民感到強烈的欺騙。

近代教育史上，「近代」，所指的是「對於人的自覺與尊重」，日本當年在我們島上所推行的教育，只是殖民教育，在時間上，可說是「近代殖民教育」，絕對不是可以做為人類偉業起步的「近代教育」。

不只於此的，以此標準來看，日本本身的近代教育只是深深受困於天皇絕對主義的國家主義的教育，並不具備近代教育那種充分解放人類潛力的條件。對於日本與其殖民地言，都只是被當作工具，只是我們先民比起殖民者，是地位更為低下一類的工具吧。

因此，我們台籍生就讀的公學校，教科書的水準，六年級只及於日籍生小學校的四年級水準；對於台籍師通常只能成為日籍師的助手，並且規定對於學生教學時，只能就教科書課文的表面講解，不可深入解說；因而，不僅威嚇我台籍師是「要自由，還是要麵包」，並且嚴格要求台籍師要提交教案，然後，教師必須依據該教案教學，不可自由講課。

當年我們島上第一位由國語學校公費保送留學京都大學的教師，就是拒絕接受這樣惡質的規定而提出辭呈的。多麼悲哀的情境啊。。。

然而，我們學術界卻還有這樣的論述──
那是我們留學美國耶魯大學的學者周婉窈在其論文中竟然理所當然地說出：
「我們知道，日本在台灣的殖民地教育相當注重小學階段的教育，目標是使全部兒童都能入學……」〈「實學教育、鄉土愛與國家認同」，收入《海行兮的年代》，周婉窈著，允晨文化，頁242。〉

我只是個公民教師，但在上述的真相之前，讀來感到多麼的痛苦與悲哀。

教官的新藝名「第五級保全」 | Albert Yin

為了校園防毒工作，行政院在6月18日推出了實質上是「教官進駐校園」的掃毒新方案，美其名為「第五級保全」，事實上就是換湯不換藥。你懂的，就像「超買不是走私」、「校正回歸不是蓋牌」、「跳電不是缺電」、「新核能不是核能」等昔日名作。

先看這位保全的入職門檻：志願役軍職或特種部隊資歷，受過擒拿術與無人機干擾槍操作訓練，不分男女還得限時跑完3000公尺。光看規格，學校裡要防的彷彿是無人機蜂群與敵軍空降，而不是躲在廁所抽煙彈的青少年。更妙的是，這個超前部署到能擊落無人機的人，依法卻連一點公權力都沒有。又威武又空心，職務說明書本身就是一則笑話。況且再怎麼包裝，都掩蓋不了軍人進入校園的事實。

教官曾在校園待了幾十年，被當作萬惡戒嚴體制的殘留，「黨政軍退出校園」也喊了幾十年，2018年教育部訂出退場時程，問題是教官原本不只是待著，一向要執行夜間巡邏、危機處理、學生的偏差與藥物狀況處理，退場後沒有等量的人接手，導致防治校園犯罪出現破口。

於是，吵了幾十年，繞了一大圈，當年主張趕走教官的同一個陣營，端出來的解法是把退伍軍人重新請回校園，換個名字叫保全。人是同一批人，差別在身分。教官是現役軍官，有明確的法律地位；第五級保全依保全業法根本沒有公權力，連義警義交那種輔助警察的位置都算不上。所以這不是重新發明輪子，是把輪子拆掉輪軸，再貼上一個型號叫第五級：外型留著，唯一有用的法律授權拿掉，權責不分。

更別說，當年反教官的口號本是「國家強制力不進校園」，這次卻順手讓警察憑情資入校查緝，反了幾十年反了個寂寞。國民黨立委吳宗憲擔心校園變「管訓營」，講的正是這個矛盾。

平心而論，保全當然不等於教官，為了處理毒品問題，又想到了教官的好，行政院保留「我們廢了教官」的姿態，把同一個功能用一個法律上空心、出事沒人扛的形式偷渡回來，比乾脆留著教官或老實建一套文人學務體系都更糟。前者至少有法源，後者至少有專業。

說穿了，「假保全，真教官」這項方案真正的創新不在防毒，而在詮釋「第五級保全不是教官」。至於毒品防不防得了，方案裡沒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