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年輕時代相信自由民主，年輕人的衝勁與探索，真讓父母親擔心，唉！
但是，家父母正好是在中國「兒童本位」世代中成長的，所以擔心也只好認了。就那樣，喜歡足球與乒乓運動的我，還喜歡釣魚與讀小說。

我第一次聽到兒童本位的教育，是由母親處聽來的；原來五四運動期間，該最先進的教育理念就被引進了中國；四、五年後就被寫進了當年中國國民黨的政綱之中；該一進步教育就開始在各大城市的理想主義者中展開。

那是，大約我十一歲的時候，隨著父親職務的調動而必須由鄉間轉學台北南郊時，母親面對轉學後的適應問題，抱歉地對我說，這裡不比鄉下，你要忍耐喔；我似懂非懂，「這裡的學校有體罰，老師會打手心」，我仍然似懂非懂。最後，母親以「你是男生，可以勇敢忍耐喔」。。。

這是我個人研究日殖台灣史時，對於我們先民當年的處境，最深感同情的部分。尤其當我讀到居然學者會跟著日本學界把那段悲慘的史實，稱之為『近代教育』，更是為我們的先民感到強烈的欺騙。

近代教育史上，「近代」，所指的是「對於人的自覺與尊重」，日本當年在我們島上所推行的教育，只是殖民教育，在時間上，可說是「近代殖民教育」，絕對不是可以做為人類偉業起步的「近代教育」。

不只於此的，以此標準來看，日本本身的近代教育只是深深受困於天皇絕對主義的國家主義的教育，並不具備近代教育那種充分解放人類潛力的條件。對於日本與其殖民地言，都只是被當作工具，只是我們先民比起殖民者，是地位更為低下一類的工具吧。

因此，我們台籍生就讀的公學校，教科書的水準，六年級只及於日籍生小學校的四年級水準；對於台籍師通常只能成為日籍師的助手，並且規定對於學生教學時，只能就教科書課文的表面講解，不可深入解說；因而，不僅威嚇我台籍師是「要自由，還是要麵包」，並且嚴格要求台籍師要提交教案，然後，教師必須依據該教案教學，不可自由講課。

當年我們島上第一位由國語學校公費保送留學京都大學的教師，就是拒絕接受這樣惡質的規定而提出辭呈的。多麼悲哀的情境啊。。。

然而，我們學術界卻還有這樣的論述──
那是我們留學美國耶魯大學的學者周婉窈在其論文中竟然理所當然地說出：
「我們知道，日本在台灣的殖民地教育相當注重小學階段的教育，目標是使全部兒童都能入學……」〈「實學教育、鄉土愛與國家認同」，收入《海行兮的年代》，周婉窈著，允晨文化，頁242。〉

我只是個公民教師，但在上述的真相之前，讀來感到多麼的痛苦與悲哀。

為了校園防毒工作，行政院在6月18日推出了實質上是「教官進駐校園」的掃毒新方案，美其名為「第五級保全」，事實上就是換湯不換藥。你懂的，就像「超買不是走私」、「校正回歸不是蓋牌」、「跳電不是缺電」、「新核能不是核能」等昔日名作。

先看這位保全的入職門檻：志願役軍職或特種部隊資歷，受過擒拿術與無人機干擾槍操作訓練，不分男女還得限時跑完3000公尺。光看規格，學校裡要防的彷彿是無人機蜂群與敵軍空降，而不是躲在廁所抽煙彈的青少年。更妙的是，這個超前部署到能擊落無人機的人，依法卻連一點公權力都沒有。又威武又空心，職務說明書本身就是一則笑話。況且再怎麼包裝，都掩蓋不了軍人進入校園的事實。

教官曾在校園待了幾十年，被當作萬惡戒嚴體制的殘留，「黨政軍退出校園」也喊了幾十年，2018年教育部訂出退場時程，問題是教官原本不只是待著，一向要執行夜間巡邏、危機處理、學生的偏差與藥物狀況處理，退場後沒有等量的人接手，導致防治校園犯罪出現破口。

於是，吵了幾十年，繞了一大圈，當年主張趕走教官的同一個陣營，端出來的解法是把退伍軍人重新請回校園，換個名字叫保全。人是同一批人，差別在身分。教官是現役軍官，有明確的法律地位；第五級保全依保全業法根本沒有公權力，連義警義交那種輔助警察的位置都算不上。所以這不是重新發明輪子，是把輪子拆掉輪軸，再貼上一個型號叫第五級：外型留著，唯一有用的法律授權拿掉，權責不分。

更別說，當年反教官的口號本是「國家強制力不進校園」，這次卻順手讓警察憑情資入校查緝，反了幾十年反了個寂寞。國民黨立委吳宗憲擔心校園變「管訓營」，講的正是這個矛盾。

平心而論，保全當然不等於教官，為了處理毒品問題，又想到了教官的好，行政院保留「我們廢了教官」的姿態，把同一個功能用一個法律上空心、出事沒人扛的形式偷渡回來，比乾脆留著教官或老實建一套文人學務體系都更糟。前者至少有法源，後者至少有專業。

說穿了，「假保全，真教官」這項方案真正的創新不在防毒，而在詮釋「第五級保全不是教官」。至於毒品防不防得了，方案裡沒寫。

這兩天新聞對韓劇《鐵拳教育》（Teach You a Lesson）的報導不斷，由於劇情以現實案例為本，在台灣社會引起高度共情，教育人員、家長各抒己見，甚至有政治人物利用劇情涉及國會議員利用特權處理小孩在校的衝突與霸凌疑雲的橋段進行選舉攻防。

該劇本身也展開鋪天蓋地的宣傳，劉杯杯連刷個臉書都不得閒，沒一會兒就刷到，一刷到就忍不住看幾分鐘，把相關的劇情看了個八九不離十。
既然已經被洗腦了，想著正好暑假將屆，到時再好好的來追追劇。

劉杯杯擔任大學老師20餘年，接觸過的學生霸凌事件不少，直升機父母的案例則不多，畢竟大學生都近成年或已成年。
但不多不是沒有。
經常在各國教育展場中見到蒞場家長人數眾多的有趣現象；許多家長陪小孩前來之外，自己也勤走各攤勤問、勤學、勤做筆記，反而是跟在一邊的小孩一臉厭世或是漠不關心。
嚴格來說，這說不上是直升機父母，家長，尤其是亞洲家長對子女教育表達高度關心很正常。

所謂的｢直升機父母」(helicopter parents)指的是對孩子事務過度介入，跟直升機一樣在孩子上空盤旋，無時無刻守護著孩子的一舉一動，伺機伸出援手。日文也有類似的｢怪獸家長」或｢怪物家長」說法，意義類似，主要是從學校角度看，指的是關心孩子過度，老是對學校提出不講理要求的父母。

跟｢直升機父母」相對應的詞則是｢媽寶」，指的是，不能獨立思考、沒有自信、沒有主見、沒有責任感、一切靠父母，讓父母代為處理所有事務，無法獨立自主的孩子。

劉杯杯大概在10餘年前曾擔任學校大陸交流處處長一職，就曾經看過陸生報到入學時，父母不但一起飄洋過海陪同前來，還進入宿舍親自拆箱、掛衣、折衣、鋪床、疊被、清潔打掃，而小孩閒在一旁，靜觀兩老如僕役、如長工，揮汗如雨，上下折騰，絲毫不以為意，兩代親人一忙一閒，竟是各安本分，渾然不覺哪裡不對。

台灣孩子亦不遑多讓。
曾經有交換到韓國的學生因為宿舍沒有網路、沒有熱水，不直接向校方反映尋求解決之道，而是打電話跟媽媽撒嬌，媽媽百里迢迢打電話跟學校抱怨，同仁再千里迢迢打電話跟姊妹校協商，姊妹校處理完畢之後再千里迢迢，還有點委屈地打電話跟學校回報。
繞了好大一圈，大家都不滿意，只肥了收到電話費的電話公司。

相對於亞洲學生的媽寶形象，劉杯杯也曾經被不聲不響直接摸到辦公室來報到的德國交換生嚇到。
不是應該要接機嗎？不是應該要有學伴幫忙嗎？怎麼就來了？
看著一身風塵僕僕揹著幾乎齊人高的大背包，滿臉落腮鬍，卻又滿臉稚氣，一副不解我們的訝異卻又理所當然的樣子，當下無言。
對西方孩子的獨立性，只有服氣。

有人說，相較於西方父母的早早要求孩子獨立自主，亞洲父母較為權威，喜歡也樂意介入干預子女人生的重大決定，成年子女結婚成家後仍舊留住家中的情形屢見不鮮，這在亞洲社會司空見慣，乃是集體主義的文化使然，何足為奇，也不需過於介意。
劉杯杯同意文化差異的說法，對於集體主義、個人主義說法也覺得很有道理，沒意見。

但是，也必須說，劉杯杯也曾經看過台灣年輕人單槍匹馬的獨闖天涯，哪邊偏僻哪邊去，去越南、去蒙古、去印度教華語，有在怕的嗎？
所以，文化云云，也許只是藉口。
產生霸凌老師的學生跟要人呵護的媽寶的真正原因，其實是戒不掉奶嘴的直升機父母！

當我跟我的女兒陳頤表示希望其能更關注於外省文化議題時，記得她曾經問我說：「我只知道有客家文化，不知道有外省文化，我在生活中根本看不見這種文化，到底什麼是外省文化？」顯見當前外省文化（尤其是眷村文化）已經嚴重流失了。

我曾經從「中華本質論」與「中華現象論」的兩個角度來探討中華文化，相對於整個中華文化，眷村文化更偏向於「中華現象論」的角度，呈現出一種「具體而微」的中華文化，其文化表現在如政治、教育、風俗、文學、飲食與音樂這些子領域，對於臺灣社會產生重大的影響。我在後面會特別將外省文化拿「眷村文化」來指稱，主因在於「眷村」這種「聚族而居」的村落比較容易型塑出更清晰的集體文化現象（因左鄰右舍會相互影響），從這個角度來解釋外省人特有的文化會更聚焦，當然，我要特別指出：廣義的眷村不只有軍中的眷村，而應該將軍公教警消的眷屬宿舍都包括在內，更不只有政府蓋的眷村，還有外省族群自己籌資蓋的眷村，其發展出的集體文化現象都應該被視作眷村文化，下面我會特別針對這六個子領域來指出：眷村文化是臺灣社會自戰後至現在獲得質性飛躍的樞紐，其內涵有著歷久彌新的價值，很值得我們五大族群共同來守護與闡發，如果我們希望臺灣社會能永續發展，就不能漠視眷村文化產生的巨大動能。

首先，我們來談政治領域的眷村文化。由於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帶來整套架構完整的政府體制，使得臺灣社會從此開始熟悉民主憲政的運作，這套憲政架構，融合孫中山與張君勱兩位思想巨人的精神氣度與知識深度，使得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自由主義與儒家思想這四大元素都融合到中華民國憲法內，發展出站在中華文化主體而容納西洋文化優點的民主政治，這是外省族群當年除軍人外，還有大批的學者專家、中產階層與平民百姓會扶老攜幼跟著政府來臺的癥結因素，即使當時因國家面臨動亂而不得不宣佈戒嚴，但中華民國政府從軍政時期到訓政時期，曾許諾終究會實施完整的憲政制度，這是今天我們能在臺灣社會實踐民主政治的重要原因，更是外省族群會特別有著「民國信仰」的背景因素。加上外省人常在軍公教警消這些政府系統中工作，因此，相對於其他族群，外省族群特別「政治化」，對於政治議題高度關注，並影響整個臺灣社會都很習慣討論政治。外省人常很快就能辨識出彼此是不是外省人，當彼此有相像的政治認同就會聊得特別投機，這點的確跟解嚴後由大陸各省來臺的陸籍新住民族群略有差異（陸籍配偶比較不願意討論政治），儘管我們對於這群同胞應該抱持著接納的態度，歡迎其參與到外省人的社群中，共同來探討有關中華民國憲政發展的各類公共議題。

再者，我們來談教育領域的眷村文化。同樣由於外省人常參與軍公教警消這些公職，使得外省家庭特別重視教育，這包括學校教育與家庭教育，孩子通常都會獲得家長高度的關注，總希望其能認真讀書，考上優質的學校，甚至未來能出國留學（儘管這些年來已經略減此潮流，或者改往大陸留學），這同樣影響整個臺灣社會。當然，眷村中同樣有不喜歡讀書的孩子，這兩種人都圍繞在教育這一角度而有不同的人生發展，順著父母意思者就參與公職，其中有大量的人後來在國內外各大學任教；違背父母意思者就去經商，甚至念不成軍校就混黑道（尤其是四海幫或竹聯幫），但，這些年來還有個現象，即使後來不從事公職者，退休後都還是會繼續進修念碩士或博士，藉由取得學位來完成當年父母對自己的願望。在家庭教育層面，外省人儘管沒有族譜，常相對來說卻較有嚴格或嚴謹的家規，由於早年父母生活艱困，反而特別重視孩子要「守規矩」，叮嚀孩子「懂禮節」，其依循著儒家思想（尤其是程朱系統的儒家思想）來教育孩子，像有些住在眷村的長輩就回憶說自己在童年時期如果寫不好書法（或者坐姿不端正）或背不出經典就會被雙親打手心（儘管現在的教育觀點已經完全不鼓勵體罰），但家庭教育中各種潛移默化的薰染，使得外省人對於中華文化有著特別的敬意。

第三，我們來談風俗領域的眷村文化。外省人從大陸各省帶來的風俗相對來說比較簡化，但還是存在，這包括外省族群的女人相對來說比較有自信，因為外省族群普遍比較沒有「男尊女卑」的觀念，由於這些女人的丈夫長年在外工作，村中各類事情不論是公共事務還是家中瑣事，全都由眷村婦女來當家作主。我個人童年時期聽到老師說中國傳統有「男尊女卑」的風俗，就對這種說法深感疑惑與不解，因為這完全不是我的生活經驗，我們男人不論老小在家中只有聽話的分兒，不被女人指使與數落已經是萬幸了。再從服裝來說，老一輩外省族群不論如何貧困，出外常普遍穿著長袍或旗袍，並搭配著西裝或洋裝來穿著，當然如果是從軍者則會穿著軍裝（不論是軍常服或軍便裝），從事政府工作者則會穿著中山裝，這使得眷村男性常顯得特別英偉挺拔，眷村女性則會看來溫柔婉約，展露不凡的氣質，臺灣民間常會說「外省人長得特別好看」，其實主要是從服裝獲得的直觀感受，現在外省族群已經比較沒有在穿長袍或旗袍了，西裝與洋裝則已是臺灣社會很常見的服裝，不過常見外省人還是會特別穿改良唐裝，來凸顯自己的文化主體意識。此外，眷村的休閒娛樂普遍是唱平劇、聽崑曲與打麻將，還有全村會看露天電影，這都是大家聚會娛樂的型態，從中宣洩生活的緊張與焦慮。

第四，我們來談文學領域的眷村文化。我覺得眷村文學脫胎自外省族群第一代的反共文學（當年還有「軍中文學」或「戰鬥文學」的說法），這些作家有些人來自軍中，譬如朱西甯《八二三注》、司馬中原《狂風沙》與段彩華《幕後》，這三人被合稱「軍中三劍客」；還有來自軍中的詩人瘂弦、張默與洛夫共同在高雄左營軍區創辦創世紀詩社寫出各種現代詩，更有周夢蝶創作具有禪境的抒情詩；有些人不來自軍中，但離鄉背井來到臺灣，對於國共內戰帶來離鄉背井的苦難印象深刻，譬如柏楊《異域》、陳紀瀅《華夏八年》、張愛玲《秧歌》與王藍的《藍與黑》，後來則有白先勇寫《臺北人》開啟眷村文學的先聲。真正被視作眷村文學的作品，則主要是外省第二代逐漸成長，在民國六十年（1971）自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後，開始自覺與反思人生所產生的作品，譬如蘇偉貞《紅顏已老》、蕭颯《我兒漢生》、朱天文《小畢的故事》與袁瓊瓊《滄桑備忘錄》，其反映的特點在於已由「第一故鄉」轉至「第二故鄉」，有別於第一代外省作家都在寫反共或流亡的作品，第二代外省作家則都在寫自己直接面對臺灣社會產生的鄉土經驗，其筆中的眷村有如大觀園或理想國，有時天真浪漫，有時卻像是監獄或囚牢，隱藏著無數傷痕，讓人想逃離其壓抑，這都是臺灣文學極豐富動人的篇章。

第五，我們來談飲食領域的眷村文化，相信眷村菜是大家最熟悉的層面了。中國的八大菜系隨著外省族群來到臺灣，共同融入到臺灣社會裡，成為我們常吃的菜餚，甚至回傳到大陸，讓「八大菜系」成為家喻戶曉的名詞。其實，這八大菜系主要跟來臺的外省族群家鄉有關，計有：山東的魯菜、江蘇的蘇菜、浙江的浙菜、廣東的粵菜、四川的川菜、湖南的湘菜、安徽的徽菜與福建的閩菜八類。魯菜講究味醇，重視湯類的調製；蘇菜講究切工，重視食材的精緻；浙菜講究濃郁，重視菜色的美感；粵菜講究蒸煎，重視火候的燉煲；川菜講究麻辣，重視味覺的鹹度；湘菜講究油臘，重視原料的入味；徽菜講究烹調，重視食物的補身；閩菜講究清香，重視珍鮮的調理。這八大菜系全都經外省人在眷村的改良融合到臺灣人的飲食中，讓「本來的臺菜」係專指閩菜的改良版，「融合的臺菜」則是指八大菜系的綜合版。更不用說山東人本來吃的包子、饅頭、蛋餅與韭菜盒子，都隨著老兵在眷村外面開業，逐漸散播成全臺灣人常吃的早餐，後來更進軍到大陸社會，各大城市無不有「永和豆漿大王」，甚至成為全球華人的相當常見的飲食，反而讓閩南人本來早晨習慣吃稀飯的傳統在臺灣相對較沒落，顯見眷村文化在飲食領域有著相當旺盛的發展，成為中華文化在臺灣社會主導出來的飲食文化。

第六，我們來談音樂領域的眷村文化。相較於閩南族群有「臺語歌曲」（其實應該稱作「閩南語歌曲」，但這已經是習慣稱謂）；客家族群有「客家民歌」（過去則是「客家山歌」，但這些年來客家歌手已將其變成流行音樂）；原住民族群有「原住民歌曲」（本來是祖靈祭歌），最能體現外省族群的音樂就是「校園民歌」了，這是臺灣流行音樂的前身，主要在中華民國政府面臨國際關係漸漸處於不利的地位裡，來自大學校園中的知識青年開始覺醒，想唱出「我們自己的歌」，從此產生的校園民歌運動，最早在民國六十三年（1974），就讀台大海洋研究所的研究生楊弦在胡德夫的演唱會上，將余光中的〈鄉愁四韻〉譜曲來唱，接著李雙澤改寫陳秀喜詩作譜曲唱出〈美麗島〉，並改寫蔣勳詩作譜曲唱出〈少年中國〉，從而讓校園民歌的風格與型態就此定調。這些作詞、作曲與唱歌的人不見得只有外省人，但出身於外省族群者比例相當高，由於內容主要跟中華文化有關（不論具體內容是戀情、親情或思鄉），型態比軍歌要深刻而活潑，當年在眷村的聚落中無不人人口耳相傳的唱著這種歌曲，後來校園民歌逐漸沒落，在臺灣社會依然在參與相關紀念演唱會的聽眾主要還是外省族群同胞，因此這確屬音樂領域反映出來的眷村文化，並可讓我們看出眷村文化就是一種臺灣特有的在地文化。

其實，眷村文化還體現在電影、建築與軍事這些領域中（受限於本文篇幅暫時不再討論），共同開創出中華文化在臺灣社會的各種豐富現象，更是臺灣文化這一區域文化中極其壯麗且深刻的一道風景線，如果沒有眷村文化的事實存在，臺灣文化還會是今天的樣貌嗎？相信不會如此。但眷村文化的倡導者在人，如果沒有外省人的自我認同，如何還能繼續讓眷村文化獲得發展與茁壯呢？這就回到本人常說的「外省族群認同危機」了。當前臺灣社會面臨的認同危機，恰恰不是臺灣文化呈現其多元化特徵，反而是臺灣文化呈現其單一化特徵，意即各族群文化都正在大規模向閩南文化靠攏並產生認同，使得臺灣人認同閩南文化主導的「臺灣認同」，而不是認同整個中華文化主導的「臺灣認同」，這使得外省族群認同正在被擠壓而消失。

但，這並不是閩南文化的精緻化發展，反而是閩南文化的通俗化發展，其已因中華文化的大傳統不彰，使得本身正質變成流行的庶民文化，譬如當前臺灣的政府部門已經不再有其機構的莊嚴性，中央部會首長的表現常無異於從事表演工作的藝人，講話常很粗鄙野蠻，讓人有「國不成國」的感慨，這些首長面向大陸政府更有著某種政治格局的不對等性，這主要與明清時期來臺灣的閩南人主要係庶民，其族群文化本來就習而不察存在這類俚俗現象，現在更沒有太多學者在深化研究與闡發精緻的閩南文化，而政治人物多來自於草根環境，靠著操作民粹語言從事政治工作，故使得中華民國的中央部會呈現出如此通俗化的發展；再譬如前幾年藝人王彩樺女士翻唱並創作〈保庇〉這首流行歌曲，其表演使得宮廟文化中神明本有的莊嚴性不知不覺消失，這何嘗不是一種閩南文化永續發展過程中的危機信號？這些現象在任何具有嚴肅政治視野或宗教信仰的社會都很難發生，是否恰當更需要我們持續反思。只有外省族群認同獲得恢復，臺灣文化的多元族群樣貌纔能維繫與發展，因此，持續深耕眷村文化，這正是我們外省人面對臺灣社會應該肩負的責任與使命。

附註：本文屬於《喚醒臺灣外省人》這本書第八篇，不論你是否屬於臺灣外省人，或者你屬於臺灣其他四大族群，但對外省族群能深度的共情與同理，請你傳給自己認識的外省同胞，來幫忙臺灣共創族群和諧的社會。

這幾天有則新聞，說是來台就讀大專院校的境外生人數已突破14萬人創下新高，而最令人驚訝的則是，2024年（113學年度）日本在台大專校院的境外學生總數為8,779人，已是台灣的第4大國際學生來源國。

而此之所以成為新聞的主因在於，國人的認知一直是，日本整體發展較台灣先進，教育環境也較優，日本學生怎麼就對來台灣讀書情有獨鍾了呢？

作為國際教育的老兵，劉杯杯不揣簡陋，特來捋一捋這原因。

先提供一下背景資料。

其實日本來台留學人數早自2014年以來就一直是第4大來源國，人數在2019年時雖高達11064人，排名卻退至第5名；在2020年因為新冠疫情影響，降至5116人，排名更退至第6名；到了2024年人數為8779人，回到第4名。

有人說台積電在日本熊本設廠是吸引日生來台就學的原因。

劉杯杯認為，台積電日本設廠也許是因素之一，但不會是主要因素，因為台積電於2021年宣布在日本設廠，2024年開始運作；可是來台日生早在2019年就高達11064人，到2024年都還沒恢復到當年水準。

事實上，來台灣就讀的日本學生最常選擇的科系包括華語文教學、東亞學系以及企業管理學系；以劉杯杯學校為例，選擇觀光餐旅類的日生也不少。

確實有部分學生選擇就讀理工相關科系，但比例相對較低。

劉杯杯認為，真正吸引日生來台原因可能有幾種。

首先，還是要從經濟面著手。

傳統上日生會選擇歐、美、澳留學，不過，在失落的30年之後，負擔得起赴歐、美、澳讀書的一般日本家庭畢竟不多，最近幾年的日幣貶值更是雪上加霜，讓留學歐、美、澳遙不可及。

就算留在國內讀書，也是沉重負擔；日本國立大學的學費一年約50到60萬日圓，入學金約28萬日圓，換算成台幣約為18萬台幣；私立大學依科系不同一年約是80到120萬日圓，入學金約30萬日圓，短期大學學費加入學金約111萬日圓，都比台灣學費高上許多。

再加上台灣的優質高教體系及合理的生活費用，台灣當然就成為日本學生留學的首選。

其次就是文化因素。

畢竟曾經被日本殖民過50年，台灣在諸如飲食、生活、環境、設施等等方面保留了許多日本元素；此外，日本流行次文化也很受台灣民眾歡迎，日生一下飛機，看到的是熟悉的環境，再加上左一個Open將，右一個Hello Kitty的圖像，對台灣社會的認同感就油然而生。

再者，近年中國大陸跟日本的緊繃關係也是重要影響因素，幾年來日人在大陸遭受攻擊，甚至喪命的消息時有所聞的狀況下，日本父母跟學生自然傾向於選擇較為安全的地方學習華語或攻讀學位。

再說點軟性的因素。

正如同台灣人愛到日本旅遊一樣，日本人也是愛來台灣觀光的；早在疫情前的2019年，日本來台觀光客就已有210餘萬人，僅次於大陸旅客；在疫情之後，旅客人數緩步回升，到了2024年已有132萬人之多，穩居各國來台遊客人數的第一名。

大量觀光客對於留學人數的提升當然有正相關的引領效果。

因為來過，所以熟悉；因為不陌生，所以學生安心，家長放心；而這種先旅遊，後留學的心理轉換也正是日本學生來台留學的基礎。

其次，由於日本社會深受「恥感文化」(はじ文化)的影響，為了避免讓他人困擾，避免失禮，所以個人行為都必須符合外在眼光與社會期待，也因此形成高度自我約束與群體和諧優先的社會心理；到了自由開放的台灣，高度的束縛一下子鬆開，就覺得台灣是個輕鬆，舒服，沒有壓力的社會。

反映在校園生活跟學習上，可跨院系選修，通識制度彈性大，學生社團活躍、多元，教授與學生互動較親近等等因素對於日本學生就有莫大的吸引力。

而台灣人對日本學生普遍友善的態度讓日本學生更容易適應新環境，新生活。

此外，台灣也是亞洲少數擁有高度自由、開放、多元社會價值的地區。

像是對LGBTQ友善，也是亞洲第一個同婚合法國家，言論自由，文化多元，族群多元，社會的整體風氣也尊重差異；凡此種種都讓日本學生感受到可以做自己的自由氛圍，也符合日本學生當前喜歡自由、彈性、多元生活的趨勢。

在社會安全感方面，台灣治安良好，單身女生晚上外出也相對安心，健保制度完善，國際學生可享健保，另外24小時便利店與外食便利，更讓生活壓力降低許多。

日本家長支持子女來台求學並不是沒有原因的。

其它像是便宜又大碗的珍奶、拉麵、咖哩、烏龍麵、日本料理等日本美食在台灣的夜市、餐廳隨時可見，對於日本學生更是有致命的吸引力。

當然，諸如｢鬼滅之刃」、｢Love Live!」系列、｢關於我轉生變成史萊姆這檔事」、｢鏈鋸人」、｢輝夜姬想讓人告白」等等各種風格的動漫，以及隨之而生的Cosplay與二創都是台日兩地不分先後一起流行的。

再如痛車、Vtuber、手辦、ACG×流行音樂文化等等次文化更是讓台日兩地學生有共同的語言。

凡此種種，都讓日本學生有身在海外，如在家鄉的熟悉感。

更重要的是，台灣其實是距離日本最近，且最容易抵達的海外留學選擇；通常2-3小時的航程可達，日本學生假期可輕易往返，讓父母對孩子赴海外留學的焦慮降到最低。

總之，日本學生對於來台讀書情有獨鍾的原因很清楚，一點兒都不讓人驚訝！

臺灣各領域的卓越人物正快速凋零中，今天得知潤泰企業集團總裁尹衍樑先生的過世，特別令我意外與悵憾。尹衍樑是個學者，集企業家、發明家、教育家與慈善家於一身，他在土木工程領域的成就非凡，但，我相信後世會記得他帶給人類的重大貢獻，將始終來自他捐出三十億元來設置「唐獎」。

我總是這樣記憶唐獎設置的獎項：「永，生，漢，法」，永續發展獎、生技醫藥獎、漢學獎與法治獎，每兩年一屆，尹衍樑期待設置這些獎項，補充諾貝爾獎所未兼及的四個領域，鼓勵其他有利於地球與人類的重要研究，並藉此發揚中華文化，首屆頒獎典禮在國父紀念館舉行，在這個地點頒獎，其意義相當重大。

我們觀察尹衍樑一生的行事，很難不深感他是個氣魄雄渾的人，其覺得盛唐是中西文明交會，政經發展到顛峰的時期，唐人對世界展現的自信與兼容的胸懷，正就是唐獎要持續繼承與發展的理念，設置這種獎項來榮耀華夏，展現出磅礴的格局與氣度，著實不是整天喊著去中國化的人所能領會於萬一。

其中，「漢學獎」的設置特別令我感佩，這首先來自其跨領域的生命經驗。尹衍樑大學期間就讀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後獲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博士，雖然他後來沒有從事於歷史研究，但對於中華文化始終抱持著敬意，事業卓然有成後，特別希望彰顯中華文化對人類文明發展的貢獻。

唐獎漢學獎的設置或可跟京都賞的思想藝術賞做個比較。稻盛和夫覺得人類未來不能只靠科學與技術的發展，還須同時追求精神與倫理的深化，因此京都賞特別把「基礎科學」、「尖端科技」與「思想藝術」並列，讓人類的文明發展與心靈成長保持平衡，就這點而論，尹衍樑有著與稻盛和夫同樣深邃的眼光。

我們觀察唐獎漢學獎頒發六屆的得獎者，會發現這些得獎學者都不是在封閉系統中研究中國，而是研究「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其得主不只在學院內有貢獻，更關注於社會發展與中華文化的對話，其始終不是只把中國傳統當成過去的材料來研究，而是將其放到當前世人的精神生活中重新思考。

不只漢學獎，包括永續發展獎、生技醫藥獎與法治獎的設置，都反映出尹衍樑這樣的核心思考：二十一世紀人類最重要的問題是人類能不能活出品質、活出秩序與活出尊嚴。當人類面臨氣候變遷、傳染疫病、貧富差距與道德式微的考驗，設置四大獎項的目的旨在鼓勵世人重新省思「中庸之道」。

尹衍樑是生活在臺灣的外省人，他設置唐獎，展現出完全不一樣的臺灣，這樣的人出生與成長在兩蔣時期，深受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浪潮的影響，胸懷全中國，卻面向全球來佈局與深耕。希望好學深思的青年能認識其心路歷程，未來再有不世出的棟樑，讓臺灣因有你的奮鬥，參與人類文明的更新，貢獻於宇宙的精神。

看到哈伯瑪斯死去的消息，回憶起1980年代的時光。1980年代台灣的社會系學生，乃至社研所的碩士生，尤其是鑽研理論的學生，真正是處在一個戰後最佳的時刻，白色恐怖已經遠去，戒嚴雖在，卻有名無實，滿街的翻印書籍，尤以西方新左派有關的理論書籍為多。

1985年9月進入研究所時，當時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在台灣流行，哈伯瑪斯算是其中年輕一輩的，因為第一代受德國納粹迫害的學者，大都已經逝去，當時有關溝通理論，不少人讀哈伯瑪斯，我只沾了一點點，並沒有涉獵太多，當時著迷於馬庫色。

社會學理論組的學生，必然接觸古典三大家，對於20歲出頭的年輕人來說，涂爾幹太無聊，韋伯不錯，可是扯上基督新教，會讓人覺得有些隔閡，只有馬克思充滿革命熱情的思想，剛好打中年輕學生的心理，尤其是歷史唯物論，更能讓人理解人類歷史的演進。

近代社會學理論的結構功能論、衝突理論等等，還是讓人覺得有些單薄，但接觸C Wright Mills後，覺得左派思想是真正對人有啟發的，結構功能論對於現實太過肯定，是一種美國模式的迷思，真的不具有普遍性，左派思想對於社會改革的幫助，遠遠大於右派。

再往上閱讀馬克斯思想，尤其1844年的手稿，這是青年馬克思的重要思想，很多人認為資本論時期的馬克斯已經不談手稿當中的異化論，但這個無關緊要，重要的是異化論對於我們後人在批判思想上的啟發，更可以演繹到真偽的產生。

社會主義這個東西，在左派與社會主流鬥爭的百年歲月中，有不少社會主義的理想被放進了社會當中，社會主義沒有成為主流，但能說它是無效嗎？台灣勞動者享有八小時工時、休假制度，這些可不是憑空來的，是東西方左派百年鬥爭來的，這是個辯證的過程，無產階級的命運是否奪取政權，那是一件事，能不能提高全人類的福祉，又是一件事。韋伯要是看到今日的台灣政府，大概會把政治為志業，改為政治為貪婪。

哈伯瑪斯探討溝通，那可不是傳播科系講得那些東西，溝通畢竟也是一種權力支配的模式，這就牽涉到認識論，知識論的根本問題，他也沿襲前人提到的工具理性對於溝通造成的阻礙，以及溝通的真偽。

這個工具理性其實是整個批判理論當中的一個重要概念，但當年作為年輕的研究生，實在沒有太多心力搞哈伯瑪斯，因為我受到1960年代荒謬的越戰的啟發，對於馬庫色有關後工業社會的考察，有更濃厚的興趣，因為1980年代的台灣，也正在邁進一個以消費為社會結構模式的社會，而不是以生產為社會結構的模式，由need轉變為want，這個want不是與生俱來的，不是天然的，是人為的，很多時候是假的。

後工業社會的差異，在於革命預言的未實現，在於大量生產的消費品，解決了貧乏與困頓，階級意識模糊，消費行為對於人性的馴化，來自於廣告的論述，編織了一個虛假的美好世界，讓你經過消費行為而沉溺於其中，這某些論述與法國的符號學也可以有些關聯，像是羅蘭巴特等。

1980年代的社會學理論研究生，多多少少都讀過一些哈伯瑪斯，哈伯瑪斯的逝去，也算是一個時代的結束。1980年代的台灣，批判理論、結構主義、後現代，好多好多的思想詞彙，讓人目不暇給，但真正有時間浸淫其中，也只能挑你喜歡的，不可能全都讀進去。

那真是個思想開放的年代，如果回到過去，我大概還是選法蘭克福學派的馬庫色，不會讀哈伯瑪斯。1980年代的台灣，你看到一切繁華絢麗的台北街景，你會自問這一切的意義何在？很自然就會心儀馬庫色，因為這可以幫助你看透社會虛幻的表層，我曾想讀文化工業，但根基太淺，不容易操作，只好放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