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日本學生對來台讀書情有獨鍾 | 劉廣華

這幾天有則新聞,說是來台就讀大專院校的境外生人數已突破14萬人創下新高,而最令人驚訝的則是,2024年(113學年度)日本在台大專校院的境外學生總數為8,779人,已是台灣的第4大國際學生來源國。

而此之所以成為新聞的主因在於,國人的認知一直是,日本整體發展較台灣先進,教育環境也較優,日本學生怎麼就對來台灣讀書情有獨鍾了呢?

作為國際教育的老兵,劉杯杯不揣簡陋,特來捋一捋這原因。

先提供一下背景資料。

其實日本來台留學人數早自2014年以來就一直是第4大來源國,人數在2019年時雖高達11064人,排名卻退至第5名;在2020年因為新冠疫情影響,降至5116人,排名更退至第6名;到了2024年人數為8779人,回到第4名。

有人說台積電在日本熊本設廠是吸引日生來台就學的原因。

劉杯杯認為,台積電日本設廠也許是因素之一,但不會是主要因素,因為台積電於2021年宣布在日本設廠,2024年開始運作;可是來台日生早在2019年就高達11064人,到2024年都還沒恢復到當年水準。

事實上,來台灣就讀的日本學生最常選擇的科系包括華語文教學、東亞學系以及企業管理學系;以劉杯杯學校為例,選擇觀光餐旅類的日生也不少。

確實有部分學生選擇就讀理工相關科系,但比例相對較低。

劉杯杯認為,真正吸引日生來台原因可能有幾種。

首先,還是要從經濟面著手。

傳統上日生會選擇歐、美、澳留學,不過,在失落的30年之後,負擔得起赴歐、美、澳讀書的一般日本家庭畢竟不多,最近幾年的日幣貶值更是雪上加霜,讓留學歐、美、澳遙不可及。

就算留在國內讀書,也是沉重負擔;日本國立大學的學費一年約50到60萬日圓,入學金約28萬日圓,換算成台幣約為18萬台幣;私立大學依科系不同一年約是80到120萬日圓,入學金約30萬日圓,短期大學學費加入學金約111萬日圓,都比台灣學費高上許多。

再加上台灣的優質高教體系及合理的生活費用,台灣當然就成為日本學生留學的首選。

其次就是文化因素。

畢竟曾經被日本殖民過50年,台灣在諸如飲食、生活、環境、設施等等方面保留了許多日本元素;此外,日本流行次文化也很受台灣民眾歡迎,日生一下飛機,看到的是熟悉的環境,再加上左一個Open將,右一個Hello Kitty的圖像,對台灣社會的認同感就油然而生。

再者,近年中國大陸跟日本的緊繃關係也是重要影響因素,幾年來日人在大陸遭受攻擊,甚至喪命的消息時有所聞的狀況下,日本父母跟學生自然傾向於選擇較為安全的地方學習華語或攻讀學位。

再說點軟性的因素。

正如同台灣人愛到日本旅遊一樣,日本人也是愛來台灣觀光的;早在疫情前的2019年,日本來台觀光客就已有210餘萬人,僅次於大陸旅客;在疫情之後,旅客人數緩步回升,到了2024年已有132萬人之多,穩居各國來台遊客人數的第一名。

大量觀光客對於留學人數的提升當然有正相關的引領效果。

因為來過,所以熟悉;因為不陌生,所以學生安心,家長放心;而這種先旅遊,後留學的心理轉換也正是日本學生來台留學的基礎。

其次,由於日本社會深受「恥感文化」(はじ文化)的影響,為了避免讓他人困擾,避免失禮,所以個人行為都必須符合外在眼光與社會期待,也因此形成高度自我約束與群體和諧優先的社會心理;到了自由開放的台灣,高度的束縛一下子鬆開,就覺得台灣是個輕鬆,舒服,沒有壓力的社會。

反映在校園生活跟學習上,可跨院系選修,通識制度彈性大,學生社團活躍、多元,教授與學生互動較親近等等因素對於日本學生就有莫大的吸引力。

而台灣人對日本學生普遍友善的態度讓日本學生更容易適應新環境,新生活。

此外,台灣也是亞洲少數擁有高度自由、開放、多元社會價值的地區。

像是對LGBTQ友善,也是亞洲第一個同婚合法國家,言論自由,文化多元,族群多元,社會的整體風氣也尊重差異;凡此種種都讓日本學生感受到可以做自己的自由氛圍,也符合日本學生當前喜歡自由、彈性、多元生活的趨勢。

在社會安全感方面,台灣治安良好,單身女生晚上外出也相對安心,健保制度完善,國際學生可享健保,另外24小時便利店與外食便利,更讓生活壓力降低許多。

日本家長支持子女來台求學並不是沒有原因的。

其它像是便宜又大碗的珍奶、拉麵、咖哩、烏龍麵、日本料理等日本美食在台灣的夜市、餐廳隨時可見,對於日本學生更是有致命的吸引力。

當然,諸如「鬼滅之刃」、「Love Live!」系列、「關於我轉生變成史萊姆這檔事」、「鏈鋸人」、「輝夜姬想讓人告白」等等各種風格的動漫,以及隨之而生的Cosplay與二創都是台日兩地不分先後一起流行的。

再如痛車、Vtuber、手辦、ACG×流行音樂文化等等次文化更是讓台日兩地學生有共同的語言。

凡此種種,都讓日本學生有身在海外,如在家鄉的熟悉感。

更重要的是,台灣其實是距離日本最近,且最容易抵達的海外留學選擇;通常2-3小時的航程可達,日本學生假期可輕易往返,讓父母對孩子赴海外留學的焦慮降到最低。

總之,日本學生對於來台讀書情有獨鍾的原因很清楚,一點兒都不讓人驚訝!

唐獎:尹衍樑帶給人類的重大貢獻 | 陳復

臺灣各領域的卓越人物正快速凋零中,今天得知潤泰企業集團總裁尹衍樑先生的過世,特別令我意外與悵憾。尹衍樑是個學者,集企業家、發明家、教育家與慈善家於一身,他在土木工程領域的成就非凡,但,我相信後世會記得他帶給人類的重大貢獻,將始終來自他捐出三十億元來設置「唐獎」。

我總是這樣記憶唐獎設置的獎項:「永,生,漢,法」,永續發展獎、生技醫藥獎、漢學獎與法治獎,每兩年一屆,尹衍樑期待設置這些獎項,補充諾貝爾獎所未兼及的四個領域,鼓勵其他有利於地球與人類的重要研究,並藉此發揚中華文化,首屆頒獎典禮在國父紀念館舉行,在這個地點頒獎,其意義相當重大。

我們觀察尹衍樑一生的行事,很難不深感他是個氣魄雄渾的人,其覺得盛唐是中西文明交會,政經發展到顛峰的時期,唐人對世界展現的自信與兼容的胸懷,正就是唐獎要持續繼承與發展的理念,設置這種獎項來榮耀華夏,展現出磅礴的格局與氣度,著實不是整天喊著去中國化的人所能領會於萬一。

其中,「漢學獎」的設置特別令我感佩,這首先來自其跨領域的生命經驗。尹衍樑大學期間就讀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後獲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博士,雖然他後來沒有從事於歷史研究,但對於中華文化始終抱持著敬意,事業卓然有成後,特別希望彰顯中華文化對人類文明發展的貢獻。

唐獎漢學獎的設置或可跟京都賞的思想藝術賞做個比較。稻盛和夫覺得人類未來不能只靠科學與技術的發展,還須同時追求精神與倫理的深化,因此京都賞特別把「基礎科學」、「尖端科技」與「思想藝術」並列,讓人類的文明發展與心靈成長保持平衡,就這點而論,尹衍樑有著與稻盛和夫同樣深邃的眼光。

我們觀察唐獎漢學獎頒發六屆的得獎者,會發現這些得獎學者都不是在封閉系統中研究中國,而是研究「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其得主不只在學院內有貢獻,更關注於社會發展與中華文化的對話,其始終不是只把中國傳統當成過去的材料來研究,而是將其放到當前世人的精神生活中重新思考。

不只漢學獎,包括永續發展獎、生技醫藥獎與法治獎的設置,都反映出尹衍樑這樣的核心思考:二十一世紀人類最重要的問題是人類能不能活出品質、活出秩序與活出尊嚴。當人類面臨氣候變遷、傳染疫病、貧富差距與道德式微的考驗,設置四大獎項的目的旨在鼓勵世人重新省思「中庸之道」。

尹衍樑是生活在臺灣的外省人,他設置唐獎,展現出完全不一樣的臺灣,這樣的人出生與成長在兩蔣時期,深受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浪潮的影響,胸懷全中國,卻面向全球來佈局與深耕。希望好學深思的青年能認識其心路歷程,未來再有不世出的棟樑,讓臺灣因有你的奮鬥,參與人類文明的更新,貢獻於宇宙的精神。

不要用好萊塢眼光看AI:一個文科教授的人機協作經驗 | Friedrich Wang

這一年多來,我逐漸養成一個習慣:每天讀一些材料,想一些問題,看到新聞、歷史、小說、國際局勢、台灣社會,或者只是某個一閃而過的念頭,就立刻記下來,然後丟進AI對話框裡,和它來回整理、拆解、放大。久而久之,我發現自己的工作方式有了很明顯的改變:不是我突然變成科技人,也不是AI替我思考,而是我原本腦中那些比較零散、比較片段、來不及整理的東西,開始有了一個更快、更穩定的出口。

我是一個文科背景的大學教師,寫過幾本書,發過一些論文,也長期在教學、研究與公共寫作之間來回切換。照理說,我並不是那種最容易搭上科技浪潮的人。我不會寫程式,也不做實驗設計,對複雜的計算模型沒有特別高的親近感。可是很有意思的是,AI 出現之後,像我這樣的人,反而在某種程度上吃到了科技紅利。因為它大幅降低了使用科技的門檻,讓一個不必先學會程式語言的人,也能直接把自己的知識、問題意識與文字能力,快速轉化成更有效率的成果。

這件事對我來說,不只是方便,而是有點像重新找到了一種工作節奏。以前很多念頭,並不是沒有,而是來得太快,散得也快。讀完一篇文章、看完一則新聞、上完一堂課、甚至散步或喝咖啡時,腦中常常會冒出一些觀察。有些只有半句話,有些只是直覺,有些是歷史比較的輪廓,有些則是一種說不上來但隱約抓到的感覺。這些東西過去若不能立刻整理,很快就散掉了。現在不一樣,我可以馬上把它丟進來,先抓核心,再慢慢展開。很多原本會消失的東西,就這樣被留下來了。

所以如果要我用最簡單的話來說,AI對我的幫助,不是「替我寫東西」,而是幫我把原本就存在腦中的東西,更快地排成形。

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前提:AI降低的是技術門檻,不是知識門檻。這一點我越用越有感。它確實讓整理、統整、重寫、改寫、搭架構這些事情變得容易許多;但它不會自動替一個沒有內容的人生出深度。若一個人本身沒有閱讀、沒有判斷、沒有問題意識,那 AI 給他的,很多時候只是更快的平庸而已。反過來說,如果一個人本來就有知識積累、有歷史感、有自己的語言節奏,那麼 AI 就會像一個放大器,把這些東西更快地推到檯面上。

我想,這也是很多人對AI的討論常常失焦的地方。現在外面對AI的敘事,往往很像好萊塢電影:不是把它講成即將接管世界、毀滅人類的終極機器,就是把它講成無所不能的救世工具。這兩種講法都有戲劇性,也都很有流量,但對大多數真正在工作的人來說,其實都不太實用。因為我們每天面對的,不是世界末日,也不是超級奇蹟,而是很具體的事:怎麼把腦中的想法整理出來,怎麼讓寫作更有效率,怎麼讓教學、研究、評論與閱讀彼此接得更順。

從這個角度看,AI比較像什麼?我現在會說,它比較像一個工作夥伴,一個整理者,一面鏡子,也是一個擴音器。你有多少知識、多少判斷、多少進步意願,它就放大多少。你若本來就願意思考,它能幫你加速;你若本來就懶得思考,它也只會幫你更快空轉。真正決定AI能幫你走多遠的,不是模型本身,而是你這個人腦中到底有多少東西值得被整理、被放大。

這也是為什麼,作為一個文科背景的人,我反而越用越覺得,AI沒有讓人文知識失去價值,反而凸顯了它的重要。因為今天真正稀缺的,不再是資訊,而是如何理解資訊、如何連接脈絡、如何辨識哪些材料有意義、哪些問題值得問。這些事情,本來就是人文訓練比較擅長的部分。歷史、政治、文學、哲學、社會觀察,這些東西乍看之下不像科技那麼「硬」,但在AI時代,它們恰恰提供了一種很重要的能力:讓人不只是獲得資訊,而是能對資訊做出分寸、排列與判斷。

我這一年多來最大的感受之一,就是自己不再那麼害怕念頭散掉了。以前想法很多,常常來不及整理;現在則比較容易形成一個迴路:先閱讀,再思考,接著丟進AI裡整理,然後回頭修正,最後變成文章、演講稿、課堂材料,或者至少變成一個比較像樣的觀點骨架。這種工作流一旦跑順,人真的會進步得很快。不是因為年紀忽然變年輕了,而是因為方法變對了。

我是一個七〇後,從小受的是比較老派的閱讀訓練。大量看書,慢慢做筆記,靠長期累積去形成自己的判斷。這套方式有它的厚度,但也有它的笨重。今天 AI對我最大的意義,並不是把這一套舊方法整個淘汰掉,而是幫我把它接到一個新的出口。換句話說,它不是讓我變成另一種人,而是讓我原本的知識、閱讀與思考,更容易轉化成有用的成果。

這也讓我慢慢相信,AI最好的用法,不是把思考外包,而是把已經在腦中發酵的東西,加速整理出來。這點很關鍵。因為人一旦想把自己的腦子整個交出去,最後得到的東西往往看起來很流暢,實際上卻沒有靈魂;但若把AI當成共筆者、整理者、提問者與架構協助者,它就真的能幫上大忙。前提是,你自己還願意讀、願意想、願意學,不把工具當成偷懶的藉口。

所以我其實很想對那些帶著末日想像看AI的人說一句:不要用好萊塢的戲劇眼光來看這件事。AI不是外星艦隊,也不是終結者。至少在今天,它對很多知識工作者而言,更像是一個新型態的工作桌。你把材料放上去,和它來回推敲,它幫你排,幫你接,幫你放大,但最後真正決定內容品質的,還是你自己。

這一年多來,我最大的收穫,也許不是多寫了幾篇文章,而是更清楚地知道:只要人本身的知識還在累積,只要不放棄學習,只要還願意面對複雜性,AI就不是威脅,而是夥伴。它不會取代真正的閱讀,也不會消滅人的判斷;它只是逼我們更誠實地面對一件事——你腦中到底有沒有東西,值得被放大。

如果要用一句話總結我這一年多的感想,那我會這樣說:AI不是世界末日的前奏,它更像是一面鏡子,也像一個擴音器:人有多少知識、多少判斷、多少進步意願,它就放大多少。真正值得擔心的,不是AI太強,而是人自己先放棄了成長。

而對我這樣一個文科出身、七〇後、仍然在閱讀、寫作、教書與思考的人來說,這件事其實很令人安慰。因為它至少證明了一點:我們不必變成工程師,才有資格活在這個時代;也不必對新技術充滿恐懼,才能保住自己。只要你還有內容,還願意前進,AI就很可能成為你最好的夥伴之一。

回憶當年學習社會學理論 | 高凌雲

看到哈伯瑪斯死去的消息,回憶起1980年代的時光。1980年代台灣的社會系學生,乃至社研所的碩士生,尤其是鑽研理論的學生,真正是處在一個戰後最佳的時刻,白色恐怖已經遠去,戒嚴雖在,卻有名無實,滿街的翻印書籍,尤以西方新左派有關的理論書籍為多。

1985年9月進入研究所時,當時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在台灣流行,哈伯瑪斯算是其中年輕一輩的,因為第一代受德國納粹迫害的學者,大都已經逝去,當時有關溝通理論,不少人讀哈伯瑪斯,我只沾了一點點,並沒有涉獵太多,當時著迷於馬庫色。

社會學理論組的學生,必然接觸古典三大家,對於20歲出頭的年輕人來說,涂爾幹太無聊,韋伯不錯,可是扯上基督新教,會讓人覺得有些隔閡,只有馬克思充滿革命熱情的思想,剛好打中年輕學生的心理,尤其是歷史唯物論,更能讓人理解人類歷史的演進。

近代社會學理論的結構功能論、衝突理論等等,還是讓人覺得有些單薄,但接觸C Wright Mills後,覺得左派思想是真正對人有啟發的,結構功能論對於現實太過肯定,是一種美國模式的迷思,真的不具有普遍性,左派思想對於社會改革的幫助,遠遠大於右派。

再往上閱讀馬克斯思想,尤其1844年的手稿,這是青年馬克思的重要思想,很多人認為資本論時期的馬克斯已經不談手稿當中的異化論,但這個無關緊要,重要的是異化論對於我們後人在批判思想上的啟發,更可以演繹到真偽的產生。

社會主義這個東西,在左派與社會主流鬥爭的百年歲月中,有不少社會主義的理想被放進了社會當中,社會主義沒有成為主流,但能說它是無效嗎?台灣勞動者享有八小時工時、休假制度,這些可不是憑空來的,是東西方左派百年鬥爭來的,這是個辯證的過程,無產階級的命運是否奪取政權,那是一件事,能不能提高全人類的福祉,又是一件事。韋伯要是看到今日的台灣政府,大概會把政治為志業,改為政治為貪婪。

哈伯瑪斯探討溝通,那可不是傳播科系講得那些東西,溝通畢竟也是一種權力支配的模式,這就牽涉到認識論,知識論的根本問題,他也沿襲前人提到的工具理性對於溝通造成的阻礙,以及溝通的真偽。

這個工具理性其實是整個批判理論當中的一個重要概念,但當年作為年輕的研究生,實在沒有太多心力搞哈伯瑪斯,因為我受到1960年代荒謬的越戰的啟發,對於馬庫色有關後工業社會的考察,有更濃厚的興趣,因為1980年代的台灣,也正在邁進一個以消費為社會結構模式的社會,而不是以生產為社會結構的模式,由need轉變為want,這個want不是與生俱來的,不是天然的,是人為的,很多時候是假的。

後工業社會的差異,在於革命預言的未實現,在於大量生產的消費品,解決了貧乏與困頓,階級意識模糊,消費行為對於人性的馴化,來自於廣告的論述,編織了一個虛假的美好世界,讓你經過消費行為而沉溺於其中,這某些論述與法國的符號學也可以有些關聯,像是羅蘭巴特等。

1980年代的社會學理論研究生,多多少少都讀過一些哈伯瑪斯,哈伯瑪斯的逝去,也算是一個時代的結束。1980年代的台灣,批判理論、結構主義、後現代,好多好多的思想詞彙,讓人目不暇給,但真正有時間浸淫其中,也只能挑你喜歡的,不可能全都讀進去。

那真是個思想開放的年代,如果回到過去,我大概還是選法蘭克福學派的馬庫色,不會讀哈伯瑪斯。1980年代的台灣,你看到一切繁華絢麗的台北街景,你會自問這一切的意義何在?很自然就會心儀馬庫色,因為這可以幫助你看透社會虛幻的表層,我曾想讀文化工業,但根基太淺,不容易操作,只好放棄。

人工智能能幫你成長,不會好好使用就等著被淘汰 | 殷正淯

我發現,真的有些人會被人工智能淘汰。這明明是一個隨時可以拓展知識盲區的好工具,但沒有自我認知學習能力的人,在碰到自己的知識盲區的時候,不會立即使用人工智能拓展知識,將自己的論述交給人工智能檢測,看看是否在邏輯上或概念認知上有什麼不足或根本邏輯謬誤。

我每天跟人工智能論辯無數回,不斷地在訓練自己的思辨能力與邏輯嚴謹程度,但更多的人是連邊都摸不到,這種人就注定要被淘汰。

人工智能是什麼?我舉個例子,聖多瑪斯·阿奎納是一個天才哲學家,約三十六歲就死了。但他的著作直到今天都還深深地影響著當代人,特別是經驗主義哲學的分支,例如唯物主義,即便多瑪斯是一個基督教的聖人。

重點是多瑪斯的著作並不是他一個人在象牙塔裡寫出來的,他是神聖羅馬帝國的貴族,家裡很有錢,所以他請了十幾二十個秘書,各自都是神學、形上學、知識論、邏輯學與各種領域的專家。多瑪斯的工作,就是每天跟不同的秘書開會,討論不同的知識性問題,彼此腦力激盪,找出他思維的盲點、邏輯誤謬的地方,修正並讓他的秘書謄寫出來,由他最後定奪,成為他的著作。所以他的書不是自己寫出來的,而是一個團隊合作的成果。

以上我也同時解釋了亞里斯多德完成非常多著作的方法,與聖多瑪斯·阿奎納很類似。

人工智能就像是多瑪斯與亞里斯多德的那一群秘書,只是當時需要超級富豪與貴族才能完成這樣的集體思辨工作,但現在只要一台性能尚可的手機就能做到。

所以人工智能是在幫助你成長的,如果不會好好使用,就等著被淘汰。

教的曲兒唱不得 | 劉莞

漢文帝劉恆當了皇帝以後,任命陳平為左丞相,任命周勃為右丞相。漢文帝問周勃幾個問題:「全國一年判決多少案件?國庫的錢和稻穀一年收入有多少?」周勃都不知道,緊張得汗流浹背。這時陳平解圍說:「有專門管理這些事務的官員。」漢文帝說:「什麼事都有具體的官員負責,那你是負責什麼的?」陳平回答:「我的職責是讓下屬的官員能各自發揮他們的專長。」文帝表示贊同。事後,周勃來責備陳平:「您怎麼不教我如何回答問題呢?」陳平笑著說:「您身為宰相,卻不知道宰相職責是什麼?假如皇上問長安城裡有多少盜賊,你也能回答嗎?」周勃自此知道自己的能力距離陳平很遠。

周勃的反應能夠印證我們家鄉的一句俗話:「教的曲兒唱不得」。因為每個人各有其天賦秉性,你強行去教給一個人應對事情的套路,他們自己不知道這些套路背後的原理,那麼他們面對事情根本應付不了。有的孩子要出席一些場合,家長告訴他:如果別人問你一二三,你就回答四五六。可是一旦對方再稍微深究一下一二三的相關問題,這個孩子就完全回答不上來了。

周勃去責怪陳平不教給他回答問題的方法,是因為他只看到了陳平應對自如,卻不了解陳平為什麼能應對。周勃或許下次依葫蘆畫瓢,如此回答,但是文帝再換一個問題,他就不行了。

《傳習錄》記載,陸澄問陽明先生:「聖人應變不窮,莫亦是预先講求否?」先生曰:「如何講求得許多?聖人之心如明鏡,只是一個明,則随感而應,無物不照,未有已往之形尚在,未照之形先具者。」沒有什麼事是預設好了,答案也準備好了,就等著你拿了答案去應對的,聖人只是修煉好了自己的心,自然可以對事情應變無窮。你看到別人很聰明,什麼情況都應付得了,就以為人家那裡有一套「萬能指南」,只要自己把這本書借來,便也能一樣厲害了,這種想法太簡單了。

有的人就是執著於自己簡單的思維方式和維度,只想找個簡便的方法讓自己脫困,卻不肯花費精神去提升自己的思維維度,不肯去琢磨事情背後的原理。比如有的人去請教人家如何做蛋糕,別人教給他:「首先,你要先選好麵粉,麵粉分為高筋、中筋、低筋……」這個人聽到立馬說:「我不要記這麼難的東西,你只教給我怎麼做蛋糕就行!」想要做好事情,卻只要結果不要過程,這種懶惰的思維會導致他們永遠無法做好事情。思維維度的提升,首要的前提是不能怕麻煩,不能怕痛苦,要把問題不斷往心性的深處去對照、發掘,勇於承擔和磨練,不然就會永遠停留在低維度階段,吃不完這個層面的苦。

在實踐中學習,為何如此才奏效? | 張復

今天在做晨間操練時,我將下面的視頻放映在電視上。以前我初次觀看它時,就覺得這是一個可以跟隨著一起操作的舞蹈。

然而當我實際開始模擬時,才發現這位小妹妹的動作並沒有想像的那麼簡單。原來,在舞動兩隻手臂的當兒,她的腿與腳也會做出配合的動作。例如,在做那個最逗趣的動作,兩隻手做上下波浪的運動時,她偶爾還會伸出一隻小手指來。更有趣的是,她的一隻腿也會跟著彎曲,下面的腳還會在原地旋轉。

我要說的是,這是為什麼僅憑觀看不能讓你留意到足夠多的細節,尤其是一些關鍵的細節,那些決定了一個動作是否表現為優雅的細節。除非你是一個訓練有素的舞蹈者,否則你很容易忽視一些要點。直到你嘗試仿製同樣的動作,才會注意到容易被自己疏忽的部分。

然而,為什麼熟練的舞蹈者能夠看到很多我所看不到的地方?很顯然,他們的腦部已經透過以前的訓練把自己所接收的視覺訊息連結到他們的運動系統。這也是為什麼熟練的鋼琴家在聽到別人演奏時,會不由自主地動起自己的手指來(可能是內部的肌肉,而不是外部的手指)。同樣的,熟練舞蹈的人也會在觀看別人舞蹈時,不由自主地呼喚出身體裡相應的神經細胞和肌肉組織。

我知道如此,或者說,我相信如此,因為當我自己嘗試寫作時,才發現我根本寫不出想像中的風格,也就是,那些受我激賞的作品所呈現的風格。即使在這時我趕忙去翻閱一些我曾經心儀的作品,仍然看不出它們成功的祕訣。直到我在反覆面對自己的瓶頸時,驟然找到意想不到的突破口,才領略到原來我必須在這裡或那裡添加一點東西,才能夠釀造出某種風味來。這就像上面那個視頻裡的小妹妹,在舞動她的兩隻手臂時,還必須同時運動她的腿與腳,才能彰顯出這樣動作的趣味來。

我在上面所說的,其實就是「在實踐中學習」(learning by doing)的意旨所在。

AI時代到來,學校的「教」與「學」該如何因應? | 霍晉明

數十年來,台灣學術界有一個非常糟糕的現象,就是一切跟著外國(美國、日本、西歐)。外國不動我不動,外國動了我就動。一切以「先進」的指導為主,自己一絲半點的主動與自信都沒有。

眼前就有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AI時代來到了,學校的「教」與「學」該作什麼因應?我沒看到教育界對這個問題作出積極的回應,主要是,美國的例子還沒出現啊!我們怎麼可以跑在美國老大哥前面呢?何況,也沒有那個能力,更沒那個膽。

然而,AI的挑戰不是明擺著嗎?

第一、傳統上課的方式還能維持嗎?AI完全可以取代老師。教學與回答問題都比多數老師做得好。

第二、傳統形式的作業還有意義嗎?AI完全可以代作了,老師也分辨不出來。

第三、考試,AI不能取代。但問題是,以前考試,是要評量學生是否學會了某一個東西。但AI帶來的顛覆是︰「我幹嘛要會?我的僕人會就好了。」是的。多數的大學教育是在教一種技能,少數的才是為研究進修做準備。學會技能,是為了進入職場。現在,職場需要的技能,我的AI都能搞定,這與我自己會有什麼不同?我只要會用AI就好了。「『學會』對我來說沒必要」,這是AI給教育帶來的最根本顛覆。

第四、各級的論文寫作還有必要嗎?如何考核?論文代表的是研究成果。而研究的主體是人,AI只能是助手。所以,論文是考核研究者是否真實掌握有意義的研究成果之主要憑藉。但現在,論文可以由AI來(協助)完成,於是「論文」並不能真的代表研究者的真實水平。那麼該如何考核研究者的程度呢?以學位論文來說,原先兩個小時的口試,是否該延長為兩天?原來不必口考而只要書面審察的論文(如各級教師與研究員所寫的論文)是否都要改為口頭審查?這其中牽涉的各種的問題絕不簡單。

如果我是校長或教育單位的負責人,我會認為事態非常嚴重,不知道相關的研議討論會開過多少次了。而現在,則完全一片靜悄悄,若無其事。何則?因為美國也還沒動啊!

我不得不來作一個中學生的作文︰「如果我是教育部長」。

一、基礎教育課程,全面引入AI教學,務使每個學生都能公平地享用同等能力、同等方便的AI服務。然後,課堂時數適當減少,改以討論為主,上課為輔。減少的部分,改為由教師督導下的AI自學。

二、基礎教育的作業,改為在校完成。以前在學上課,回家做作業。現在,必須試驗部分倒過來,在家學習(一開始還是在校,由老師帶領開頭,佈置學習方法),在校做作業。目的在防止學生以AI代做作業。

三、考試尚可維持目前的方式。

高等教育(大學及以上)方面︰

一、全面檢討實用型與理論型的分流。在過去,不論學生將來以就業為主或是以研究為主,都要相同的基本功。但現在則不一樣了。以電腦課程為例,過去,電腦教育的目的在於教會學生使用電腦;而使用電腦的方式就是寫程式,所以不論將來要從事電腦科學的研究,或只是使用電腦而已,都要學習寫寫程式。現在,如果只是以「使用電腦」為目的,則完全不必學習寫程式。(當然,你也可以認為仍有必要,這是另外一種思路,可以討論。)也就是說,「研究型」與「實用型」的教學必須分別。這是與現行體制最不一樣的地方。

二、各科系都要重新思考本科系的教育目標、方式,以及考核方式。不能再拘泥傳統的方式與條件。

三、所有書面報告的作業形式,原則上都應停止。原先的集中教學、個別作業,集中考核的方式,可考慮改為個別學習,集中報告討論,集中/個別考核。

四、部分課程原來「學期制」的設計,考慮廢除,改為重點滾輪式,賦與學習與考核更大的自由度。(每個學生進度可以不同;每個學生在同一課程之開始與結束的時間也不必一樣。)

五、學位論文考核,目前分資格考與論文兩階段。考慮在資格考部分即加入多次的口試,而論文口試時間應為目前的n倍以上。(個人以為n>5,應由各科系自訂)

關於學術體系內的研究方式,目前都以「論文」為準。今後,必須限制發表論文的數量,而加重對「質」的考核。過去以高職階審核低職階論文,應加上低職階以及學生加入口試;經由學生提問,能更好的測試論文寫作者的對其論文內容的精熟程度。

以上純粹是個人隨意發想,各位不必當真,亦不必回應。重要的不是我的想法,而是必須來個全體教師與學術研究者的大討論,共謀因應AI時代的教學、作業、考試與研究成果評量的問題。玆事體大,2025年可說是個AI年,精采紛呈,而各大學與教育部居然毫無動作,我非常不能接受,而且覺得非常可恥。這是我對台灣教育部與台灣主流文科學界的一貫看法,就是可恥、無能,毫無思考能力;說白了,就是無恥的西方跟屁蟲!而且是個自以為是的、驕傲的跟屁蟲!完畢。

陽明學應用於家庭生活中 | 陳復

我在大學開設跟王陽明有關的課程,計有「王陽明帶你打土匪:陽明心學的智慧發展史」與「王子精靈法則:認識陽明學來探險你的人生」。不過,現在我倒是想特別來談,如何將陽明學應用於家庭生活中。

用最簡單的概念來解釋何謂「陽明學」,我會說這是一門從心學宗師王陽明先生的思想出發,來談人如何「內聖」與「外王」的學問。「內聖」就是指內在修養,「外王」就是指外在事業,當然,這個事業要能跟你的修養內外貫通交融一體。家庭生活不外就是三個層面:孝待父母、和待夫妻與善待孩子,這三個層面對古人而言已屬不易,今天的人置身在忙碌的工商業生活中,究竟該如何經營家庭生活呢?

首先是孝待父母。曾子說:「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我覺得這就是實踐孝道的原則。你能讓父母因你而感到榮耀,不枉費生養你這個孩子,這就是最重要的孝待;再者,你不能做出讓父母因你而蒙羞的事情,你要意識到自己的行為會影響到他人對你父母的評價;最後才是實際的奉養父母,但除給父母食衣住行的安頓外,更重要的是你對待父母的態度,平日應該多陪父母聊天,幫父母解決心中惦記的事情,最重要的是要帶著敬意對待父母。

再來是和待夫妻。由於性別差異,夫妻各自覺得重要的事情常有不同。年輕時因愛戀而結婚,然而,夫妻生活每天要面對柴米油鹽醬醋茶,不可能永遠都活在戀愛中。因此,夫妻要相互包容彼此的認知不同,尤其不要「把難聽的話放到心裡去較真」,老是要跟幾個字眼過不去,最終只是在自苦而已。這世間大概很難有任何關係像是夫妻一樣屬於「命運共同體」,你的父母與孩子不見得會因你而受苦,但你的先生或太太絕對會,家和萬事興,因此夫妻間的關係要和諧。

最後是善待孩子。父母是孩子長大前最重要的照顧者,孩子長成什麼樣子,其實跟父母本身是什麼樣子高度相關。因此,父母如果知道自己是孩子終其一生的典範,就會更嚴肅對待自己的社會生活,動靜舉止間,總要思考:我的孩子會怎麼看待我所做的事情?父母不可能一輩子跟著孩子左右,但你卻能影響孩子學會思考問題,當人懂得思考並做出判斷,智慧就醞釀在其中。因此,親子關係來自你能引領孩子做個有智慧的人,這是孩子一生最寶貴的財富。

經營家庭生活,陽明學的外王重點就是「在有形中行無形事」,意即不要太執著於現象的表面,而能讓事情在曲線中完成本來的願望,這包括面對前面三種關係,你始終不要去跟家人爭論「表面的是非對錯」,而要善盡溝通,探討問題背後的本質,讓家人能體會「道並行而不相悖」,意即你們兩人的觀點與作法可能各有道理,但道理在現實的面前,或許可並存實踐,或許可有輕重緩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關係恆在」,讓愛始終在其中川流不息。

澳洲禁止孩子玩網路社群並沒解決問題 | 霍晉明

澳洲開全球第一槍,禁止16歲以下的孩子玩網路社群。但問題是,家長呢?家長沈迷手機,誰陪孩子玩?

在家族群組中,看到姪兒每逢假日就帶孩子們出去玩,欣慰之餘,也想到二十多年前,我們夫妻也幾乎是每個周末假日都帶孩子出去玩。都說孩子的成長是要人陪的。但是,再回想我們自己的小時候,那時的父母可沒這閒工夫陪孩子玩,小朋友都是自己結伴出門去玩。我家在鄉下,可玩之處自然多。但即使在城裡,那時路上車少,加上住家附近總有很多沒開發的「邊角料」,總之,一定有可供小孩玩樂「冒險」的地方。

但現在的都市生活,沒大人陪,那個家長敢把孩子放到外面去?十二、三歲以上,還可以結伴自己玩,但小一點的,已經沒有以前那種「哥哥姊姊帶弟弟妹妹」的大環境了。而就算是大孩子,如果內向一點,還是得父母帶。

帶孩子很花時間,這是新時代經驗。美國雖然比我們都市化、工業化的早,但人家地大,住宅區附近有的是安全的空地,而且他們家家有車庫,也夠小孩子在裡面自得其樂,與我們這兒的情況很不同。現代的孩子要大人陪,至少陪到十二、三歲。這是現代父母辛苦的地方,可能也是現代人不想生小孩的原因之一。

以前用電視帶孩子,就已經被批評了。而父母本身不太會沈迷於電視,所以還是可以將小孩從電視前拉起來出去玩。但現在的父母用手機、平版帶孩子,而自己也沈迷其中。假日,人手一機,各自安好,大家都不想動,誰帶孩子出去玩?爺爺奶奶嗎?說不定也在「網路上癮」啊!

有了手機,傳統的人際關係都變了。學校裡同班的集體感情已經大大衰落了。沒有班遊,沒有聯誼,沒有舞會…康樂股長早就沒用了。以前老師進教室的第一句話總是「安靜,不要講話。」現在則久違了,教室裡也一片寂靜,很少交談。不開燈還以為沒人。

時代在變,新的親子關係、人際關係會是怎樣?是船到橋頭自然直嗎?還是有點小小的擔憂?

我開「愛情與婚姻」這門課,很多同學問有關「遠距戀愛」,「大齡差戀愛」的問題。一開始有點奇怪,但很快就明白這都是「網戀」的結果。

眼不見心不煩,網上關係比現實遇見的更美好。網路深刻地、全面地影響了人際關係,一切方興未艾。禁十六歲以下玩社群,終於算是有了大動作的反應。現在還有AI來攪局,接下來會如何?真是天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