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5日我們兩老在兒子兒媳帶領下，四人赴愛爾蘭旅行，在都柏林機場租了中國製造的比亞迪休旅車，開始九日自駕遊。

因為整個歐洲大陸都陷入了亂哄哄的俄烏戰爭，淪入了亂七八糟的國內選戰、罷工、示威、砸搶、縱火。所以上次我選擇了相對安靜的挪威，這次選擇了孤寂一方的愛爾蘭，希望有個安寧的旅行。

當時英國鬧分裂的蘇格蘭、威爾斯以及北愛爾蘭的三位首席大臣正聚會威爾斯首府，宣佈倫敦政府無權阻撓剝奪三地人民決定自己憲政前途的權利，即要求獨立公投，並重返歐盟。當英國倫敦陷入皮皮挫的時候，沒想到川普在9月12日至13日進行了為期兩天的愛爾蘭訪問行程，並且發言，主張北愛爾蘭應該脫離英國，併入愛爾蘭共和國，頓時引起倫敦的強烈反彈及愛爾蘭媒體和人民的興奮之情。所以我們到達的時候愛爾蘭也不安寧，好在並不影響我們的行程。

這是我第一次摸到比亞迪汽車，休旅車做工精細，外型漂亮，車內寬敞，為了瞭解內部的電子化設計，兒子在停車場研究試測了一陣子才能開動上路。譬如駕駛座前方就是一個不小的電視螢幕，像電腦或手機一樣有許多圖示（icon）APP，用手指觸碰，即可控制汽車的許多功能，如音響、冷暖氣、燈光、喇叭、GPS等等。它的天窗開出來是整片車頂透天，不是我們經驗中的一小片天窗。它是汽電兩用車，有一台燃油引擎只管替電池充電，沒有其他作用，汽車動力全靠電動馬達，所以結構簡單，加速時動力十足，沒有燃油車的落後感覺。汽電兩用車的目的是為了適應充電樁不足的歐洲國家，可以有電充電，沒電加油。

德國、法國、瑞典這種有自己汽車工業的國家，都在設法抵制中國汽車，但是汽車工業不重要的國家，中國車就比較多。如英國佔15%，挪威 14%，西班牙9%，義大利 9%，波蘭8%，愛爾蘭這樣的農業國家，中國汽車物美價廉，出租公司首先買了很多中國汽車。現在全世界恐怕只剩美國和台灣完全禁止物美價廉的中國汽車進口，是百姓的損失。

愛爾蘭共和國（不包括北愛爾蘭）面積是兩個台灣，人口只有550萬，是台灣的四分之一。都市的規模都不大，首都都柏林的人口在100萬上下，竟然沒有地鐵。我們計劃的九天行程是駕車遊透愛爾蘭西南方這一塊區域，會經過首都都柏林、Cork以及Galway三個城市，都保持著傳統歐洲鄉村與小鎮的慢步調風貌。租了三處濱海的單獨的度假屋，一路看起來人煙稀少，所以道路非常狹窄，有來回兩線道已經算是大路，普通道路只有單線道，兩車相遇必須有一方在稍寬處避讓。但是車輛很少，問題不大，愛爾蘭人就這樣得過且過。沿途可見處處是農地、牛羊馬的牧場。雖然道路落後，但是稀疏散佈的居屋都是白色的水泥牆壁及灰暗的瓦頂，比美國單薄的塑膠屋頂，木造房屋厚實漂亮。我們租的都是漂亮的獨立房屋，周邊100公尺看不到鄰居，後院或前院直接面對海岸，波浪不小，晚上聽得到波濤海風。我觀察房屋的外牆都是超過一英呎厚度，異常牢固；廚房用具、鍋碗瓢盆、爐灶抽油煙、咖啡茶具，以及洗澡床鋪、毛巾枕頭、Wi-Fi網路、電話電視、熱水暖氣，基本家具都一應俱全，而且非常清新，看起來愛爾蘭的生活水準十分進步。房屋租金每天大約500歐元，並不算貴。

整個行程的天氣大部分是潤濕陰涼，才9月中旬，屋子已經需要暖氣。四野看去都是綠野無邊，地勢和緩，不見大山。電力都靠電線桿架著細線通到每棟房屋，沒見過高壓電線，也沒有工廠，典型的農業社會。愛爾蘭景色都是綠野千里、牛羊點綴、和緩起伏、小型古堡、小村小鎮，沒有壯大的風景。所以美國有愛爾蘭日，那天大家都會穿綠襯衫慶祝。我們去看了西海岸克萊爾郡（County Clare）著名的懸崖海岸，海浪滔天打在斷崖上煞是壯觀，大風細雨，帶著寒意。

因為住在度假屋，我們就在附近小鎮的超市買食材回來烹煮。歐元匯率接近美元，一眼望去價格和美國差不多，番茄$2.00、包心菜$1.50，但是這裡是Kilo每公斤，美國是Lb每磅，才知道比美國便宜很多；乳製品、奶油、巧克力更是便宜。美國的農產品都是大規模的工業化生產，帶著統一的溫和氣息；愛爾蘭的農產品都是附近小農種植的，我們天天吃到小時候在台灣的濃郁口味。尤其雞肉是走地雞，鮭魚是海捕的鮭魚，番茄是原生的，鮮美可口。不像美國的雞是工廠養殖的雞，鮭魚是魚池養殖的鮭魚，番茄是基改的番茄，幾無口味。許多時候會去當地餐館吃飯，也很好吃，因為沒有小費，感覺很便宜，有時服務好，我們給10%的小費，服務員非常高興；美國餐館的小費是20%，服務員感覺是應該的。所以吃的方面在愛爾蘭的旅程很享受。

愛爾蘭沒有什麼著名的工業，也不是有規模的農業大國，曾經是歐豬五國。當地的城鄉面貌、基礎設施，還是日常生活，都讓人感受不到先進富裕的氣息。但是你去查看他的個人GDP高於13萬美元，居世界第五位，摩納哥、列支敦斯登、盧森堡、百慕達、愛爾蘭；前四名都不是正常規模的小國家，以正常國家而論，愛爾蘭是第一名，讓人不敢相信。原來愛爾蘭不是重要的工業農業國家，卻很會玩金融稅收的把戲。相較於全世界平均公司所得稅率21%~30%，愛爾蘭把公司的所得稅降得特別低，商業營運所得稅是12.5%。立即吸引了各國許多大型企業把歐洲總部、區域總部、重要子公司、研發中心及銷售中心設在愛爾蘭，例如：Apple、Google、Microsoft、Meta（臉書）、Intel、TikTok（字節跳動）、Pfizer等等，超過 1,800 家跨國企業在愛爾蘭設有營運據點。這些公司的全球或歐洲業務有部分營收，利潤及收益便計入愛爾蘭的 GDP，因此使得愛爾蘭的人均 GDP 顯得特別虛胖，在世界名列前茅。經濟學界稱為「愛爾蘭經濟奇蹟悖論」或「妖精經濟學」。

落後的普通單線道路也有後遺症，有一次一個騎自行車運動的老人被汽車刮倒，等待警車救護車來處理，一小時期間，單線道路兩頭都排成長龍，所有車輛動彈不得。另一次一輛亂停的車輛，堵住了一輛大卡車，找不到車主，卡車司機用鍊條綁住亂停的車，請受堵的一些駕駛人下來一起用力把那輛車拖離主道，一小時期間，單線道路所有車輛動彈不得。即使問題解決後，雙向的幾十輛汽車長龍必須小心翼翼的錯讓才能通過。這都是單線道路造成的困頓，雙線道路便無問題。

有一次我們租的比亞迪的左邊前胎，不小心被路旁石塊撞破，幸好前方不遠處剛好有一個觀景的停車場，我們把車慢慢滑到停車場，不致阻斷單線道路，否則堵車的後果非常嚴重。沒想到比亞迪及一般電動汽車都沒有備胎，我們不能自己換胎自救。兒子連忙和都柏林的租車公司Hertz連絡，對方問明我們的位置，連絡到最近小鎮有更換輪胎的修車行。一小時以後，一輛帶著新輪胎及換胎設備的卡車來到停車場，半小時完成救援。總共費用$600歐元，因為我們租車用的美國信用卡，附帶有國內外旅遊汽車故障救援的費用理賠承諾，Hertz公司的人告訴修車的工人以後，大家愉快的握手致謝道別。這是我們自駕旅行第二次遭遇汽車故障求援，上一次在美國加州的死亡谷，氣溫太高，引擎不能發動，租車公司用卡車運來另一輛汽車替代，我們才能脫險，那次等了四個小時。

完成9日遊之後，登機返回美國時，發現美國在愛爾蘭設有前置海關，我們在都柏林機場先通過美國的護照查核及行李安檢之後，回到美國華盛頓機場便視同國內旅客，直接走出機場，省去排隊入關的手續。目前美國海關在 6 個國家設有前置海關，加拿大、愛爾蘭、巴哈馬、百慕達、阿魯巴（Aruba）和阿聯酋。

愛爾蘭不像英國滿街的印度人、巴基斯坦人、穆斯林、黑人、華人（香港人）和東歐人。愛爾蘭產業不發達，又是偏遠的歐洲國家，不是移民所嚮往熱衷的國家，我們只偶而見到極少幾個黑人、印度人及華人。令人驚訝的是愛爾蘭有3,500個中國留學生，中國人望子成龍的留學狂熱沒完沒了。只要是說英語的國家，無論教育檔次高不高，位在天涯海角，都不怕沒有中國留學生。

愛爾蘭的民眾生活水準屬於發達國家，在教育水準、平均壽命、社會福利、人類發展指數上都表現良好，民眾過的是普通西歐中產階級的樸實生活。另一方面，比起中國大陸、台灣、美國、加拿大等地方的繁榮熱鬧，愛爾蘭讓人感覺這個國家並不怎麼樣，人民並不富裕，基礎建設相當落後。

秋瑾的女兒是王燦芝，後來改姓秋燦芝，個性豪爽、自幼酷愛武術，曾拜師學習太極、八卦拳與青萍劍，因常替人打抱不平，被鄉里稱為「小俠」。

民國十七年（1928）赴美國紐約大學航空專科學習飛機製造與航空技術，民國十九年（1930）以優異成績畢業，成為中國首位女飛行員與首位女性航空工程師，被美媒譽為「東方女飛將」。

民國二十年（1931）回國，後因「九一八」事變放棄家仇，投身抗日航空教育。抗戰勝利後致力於整理母親秋瑾的遺稿與遺物。民國四十二年（1953）受邀前往台灣繼續從事航空教育。

著有歷史小說《秋瑾革命傳》（英文版名《偉大的犧牲》），並編撰《秋瑾女俠遺集》。民國五十六年（1967）在台北因腦溢血逝世，享年66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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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記者問王燦芝：「你母親就義時，你還那麼小，對她還有印象嗎？」
她的回答很短：「一點兒影子都沒有。」
那個被後世一遍遍寫進課本、被稱為「鑑湖女俠」的秋瑾，對親生女兒而言，竟然首先是一個記不起來的人。這段訪談刊登於當年的《上海婦女》。

王燦芝1901年出生，名桂芬、字燦芝。
1907年7月15日，秋瑾在紹興軒亭口就義時，女兒其實還差一個多月才滿6歲；兩年後，父親王廷鈞又去世。不到10歲，她和哥哥王沅德已先後失去父母。

母親留給她的，不是長久相處的記憶，而是一個到處都有人告訴她的名字。
秋瑾的朋友還在，文章還在，照片還在，當年一起辦學、革命的人也還在。王燦芝長大以後，等於是從別人的回憶與一張張遺稿裡，一點點重新認識自己的母親。

1920年前後，她來到上海，進入「競雄女校」。
這所學校光是名字就和秋瑾分不開——「競雄」正是秋瑾的字。學校由與秋瑾關係深厚的徐自華等人主持，王燦芝畢業後沒有立即離開，先協助校務，1925年前後又接掌學校工作。
母親當年辦女報、倡女學；女兒長大後，第一份真正投入的工作，偏偏也是女子教育。
但王燦芝後來選的下一條路，更讓人意外。

1927年，她考入上海大夏大學教育科行政系。這件事並非後來傳說，華東師範大學檔案館至今仍保存著她當年的學籍資料，以及她準備出國時申請成績證明等文件。

一年後，她去了美國。
在紐約大學航空相關專業裡，她學的不是「坐飛機看看世界」，而是飛機工程、航空教育、駕駛、氣象、無線電等課程。
她也實際接受飛行訓練，1930年前後學成返國。當時報刊與後來校史資料，給了她一個很醒目的稱呼：
「女界航空第一人」。
華東師大檔案資料更直接將她稱為「中國第一位女飛行員」；考慮到早期航空史上「第一位」常因執照種類與認定標準不同而有不同說法，用她當時獲得的「女界航空第一人」來理解，反而更貼近那個年代。

這個轉折很有意思。
秋瑾那一代女人要先爭的是「能不能讀書、能不能離開家庭、能不能決定自己的人生」；到了她女兒這一代，王燦芝已經直接走進一個幾乎完全由男性掌握的航空世界。
母親騎馬、佩劍，女兒開飛機。
兩代人做的事情完全不同，背後卻有某種很相似的東西：她們都不願意接受「女人只能做到這裡」這條線。

1930年回國後，王燦芝先進入國民政府航空署教育科工作，之後又到航空學校任教，從事航空教育。當年美國航空界還曾以「東方女飛將」形容她。

可飛行並沒有讓她和母親的故事斷開。
相反地，她人生後半段做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替那個自己已經「一點影子都沒有」的母親，把散落各處的文字重新收回來。
早在1920年代，王燦芝就開始整理秋瑾遺稿。1929年，中華書局出版《秋瑾女俠遺集》，編者正是王燦芝；後來這本書又在台灣重新出版。
今天很多研究秋瑾的人會接觸到的詩文與資料，其中一部分能完整流傳下來，背後就有女兒長年蒐集整理的痕跡。

這讓母女之間出現了一個很特殊的關係。
一般人的母親，是靠一起吃飯、說話、生活，被孩子記住。
王燦芝卻不是。
她只能從朋友口中、舊信裡、詩稿裡、報刊裡，一點點把秋瑾拼回來。甚至那張後來廣為流傳、題有「秋瑾女士遺像」的照片版本，也註明由王燦芝提供。
她沒有童年記憶，只好替母親保存歷史記憶。

後來王燦芝移居香港，再前往台灣生活。1958年，台北中華書局仍出版她所編的《秋瑾女俠遺集》台灣版；她也繼續整理、撰寫與秋瑾相關的作品。
1967年，王燦芝在台北去世，享年約66歲。國家圖書館的資料也記錄，她晚年仍持續從事秋瑾相關史料的整理與著述。

秋瑾死時，她還沒滿6歲。
31年後接受訪問，她坦白說，自己腦中連母親「一點兒影子都沒有」。
可就是這個幾乎記不起母親模樣的女兒，後來讀母親辦過的女子教育、學母親不肯受拘束的性格，又飛到美國學航空；
等年紀漸長，再把母親留下的詩、文與生平一頁頁整理成書。
秋瑾沒有陪女兒長大。
王燦芝卻用了自己的一生，讓母親沒有從歷史裡消失。

照片：革命先烈秋瑾的外孫女王焱華夫婦回台參加「中華民國建國100年中樞春祭典禮全民獻花活動」，並特地到其母親王燦芝的墓前掃墓。

目前為止，一共到過金門6次。

第一次到金門是民國65年的暑假，是救國團舉辦的「大專社團負責人、研究生、助教金門訪問團」，學員大約300多人，我擔任隨團服務員之一，那次訪問團因遇颱風，所以在金門滯留5天，因所有該參觀該體驗的戰技與該欣賞的表演都照表走完，滯留期間，又不能都待在室內，所以每天把我們載到戶外湖邊，欣賞各軍種藝工隊表演。

印象最深刻的是無論走到哪裡都看到氣宇軒昂的軍人，還有吃過晚飯，大家席坐金門高中校園草皮上聊天時，會聽到砲彈「咻…咻…」及爆炸聲，一開始學員都嚇得抱頭俯地，但是幾位隨隊教官卻談笑風生，嘲笑大家膽小，並告訴我們聽到「咻…咻…」聲表示砲彈已經掠過去了，沒有危險。

民國81年金門解除戰地政務開放觀光之後去了5次。這5次裡，第一次是跟東南旅行社加價的豪華團，說好不進站採購，卻還是被關在屋裡聽健康食品與一條根的說明兩次，後來我去上海看世博會，東南旅行社的地陪也是一路推銷東推銷西，餐食也一般，還變更行程，我想這大概是東南旅行社從龍頭地位摔下來的原因吧！

後來的4次，一次是跟徐景彥老師去賞鳥；一次是跟周盈秀、曾淑惠，在周盈秀的朋友帶領下去探訪在地人才知道的秘境；再一次是專程去探索風獅爺；第4次，也就是上月底，主要是去看擎天廳，其他的景點則是陪同初次訪金的小犬。

金門開放觀光以來，從純樸的村姑變成現實的商人性格；人、車變多，建築變新變高，這是觀光導向的必然，不過大量極具特色的閩南民居是建築與歷史文化的瑰寶，出洋賺食回來所蓋的洋樓，在在引人流連。

戰爭遺跡的探索是近二十年來歐美旅遊觀光的新標的。金門在古寧頭戰役及823砲戰遺留下來的斷垣殘壁以及深藏地底的坑道、碉堡及各式各樣的軍事設施是世界級的，若妥加宣傳必定可吸引歐美觀光客來一探究竟。

太平輪沉沒那晚，底艙塞的是逃難的教員、商人、孕婦、嬰兒——統艙票，最便宜，像貨物一樣堆在船底。鐵門從外面鎖著，水灌進來，近千人凍死在舟山海底，只活了三十幾個。

蔡康永他爹蔡天鐸，中聯輪船股東，簽字讓船超載、夜航不開燈、換小保險公司省成本。船一沉，債留對岸，體面搬來台灣。另一位股東周慶雲留上海，賣房賣血，三代還債還到一九八二年。蔡家呢？老來得子，教蔡康永用下巴點菜，把沉船講成「家族滄桑」，把近千條人命變成自己文青敘事的背景板。
這就是高級外省人的起點：別人的命，他家的運費。

然後這人發明了一套「說話之道」——教人怎麼把話說漂亮卻不承擔任何立場。翻成人話就是：懦弱包裝成溫柔，騎牆包裝成超越，精算之後選擇不動，再宣稱自己「只是想過小日子」。一邊吃大陸流量紅利，一邊在台灣裝進步派。這不是溫柔，這是滑頭之術。

東晉士族當年也是這樣算的——桓溫北伐？不，維持現狀最划算。王謝保住了蛋糕，最後被軍頭連鍋端掉。蔡康永們走的是同一條路：把「不統不獨」當道德優越感，彷彿關心大是大非的人都是暴民，只有他們冷眼旁觀才是人類之光。

直到他坐進沈柏洋造勢場前排。
沈柏洋——黑熊學院「抗中＝愛台」、打陸配吃兩岸紅利、被列台獨頑固分子、陸方立案偵查。蔡康永拿著加油棒往那一坐，什麼「小日子」、什麼「溫柔中立」全撕了。翻白話：綠的時候我敢現身，紅的時候我裝中立。不是旁觀者，是陪襯；不是王謝，是給桓溫搖扇子的清談客。

太平輪底艙那些被鎖在裡面的人，到死都不知道——他們用命墊出來的體面，七十年後被一個文青拿去上綜藝、教說話、給台獨助選。

「小日子」是假的，「搖旗」是真的。溫柔是話術，抗中是生意。歷史不討價還價。

在臺灣的公共記憶中，「眷村」長期被簡化為一個單一的政治符號：
外省人、國民黨、反共、反攻大陸。
然而，這樣的敘事既粗糙，也不誠實。

事實上，眷村從來不是同質社群，而是中國現代史多條未竟、挫敗、被迫中斷之歷史路線的沉積層。若要理解眷村的複雜性，就必須超越勝敗敘事，回到那些被遮蔽的軍系與記憶之中。
其中，最容易被忽略、卻最能揭示問題的，正是——
西北軍（馮玉祥系）眷村。

一、沒有「西北軍眷村」之名，卻有無法忽視的聚居現實

制度上，臺灣確實不存在任何官方認定的「西北軍眷村」。
眷村的分配，名義上係依軍種、單位與任務需求進行，而非按派系或省籍劃分。
但歷史的實際運作，從來不完全照制度名目行事。
1949年前後，許多部隊以整個建制撤退、整批安置的方式來臺；在此過程中，原本即彼此熟識、出身相近、共享戰爭經驗與政治遭遇的人，自然聚居於同一地帶。
結果便是：
西北軍在臺灣，形成了一條清楚可辨、卻從未被正式命名的眷村聚落帶。

二、實務研究與口述史反覆指認的「西北軍高比例眷村」

（1）北投復興系列：最核心、也最沉默的西北軍聚落
北投復興一村至四村，位於復興崗周邊，長期與政治作戰、整訓體系、軍官教育系統高度重疊。
這並非偶然。
西北軍在抗戰後期與國共內戰中，早已歷經納編、整併與去番号化；
然而，「人」並未消失，而是大量轉入政治作戰、整訓、教官與後勤體系。
在大量口述歷史中，這一帶至今仍清楚保留著
陝西、甘肅、寧夏、河南西部的語言節奏與生活記憶。
這是一個被制度吸納，卻未被完全同化的群體。

（2）三重一村：臺北盆地最典型的舊軍系眷村
三重一村，幾乎是所有眷村研究者都會點名的特例。
學界與地方文史研究長期指出：
三重一村＝西北軍為主，混居少量晉綏軍。
此地的家庭敘事中，反覆出現高度一致的地理與歷史關鍵詞：
西安、蘭州、潼關、河南。
對馮玉祥的評價，多偏正面；
對蔣介石，則多為節制、保留、避免公開否定。
這是一個對西安事變保持沉默，卻未全然接受官方定性的社群，也是臺北盆地中，西北軍歷史記憶最為清晰的眷村樣本。

（3）龜山憲光二村、臺中干城新村：被番号化的西北軍記憶
桃園龜山的憲光二村，以及臺中的干城新村，則呈現出另一種西北軍聚居形態。
在制度編制上，他們已是「中央軍」、「青年軍」或「政工體系」的一部分；
但在人際網絡、文化記憶與家庭敘事中，
西北軍依然存在。
這恰恰說明了一個事實：
軍系可以被改編，
但歷史經驗不會自動消失。

三、西北軍眷村，為何特別「好辨認」？

因為它們展現出三種高度一致、卻長期未被正視的特徵：

（1）政治立場複雜而克制
既不極端蔣系，也不等同親共；
對西安事變，多採取沉默、保留，拒絕簡化為道德裁決。

（2）宗教與道德氛圍偏重
基督教比例偏高，延續馮玉祥傳統；
家庭教育強調紀律、節制、清貧，而非豪言壯語。

（3）文化記憶呈現「失落型」
很少高談反攻大陸；
更常聽見的是：
「那一仗不該那樣打。」
「日本太狠。」
「我們那時候夾在中間。」
這不是失敗主義，
而是對歷史無力感的誠實記憶。

四、為何這一點如此重要？

因為一旦承認西北軍眷村的存在，就必須同時承認一件事：
臺灣的眷村社會，
不是單一勝利敘事的延伸，
而是多條失敗的中國道路的交會點。
西北軍所代表的，是一條
既未成為中國共產黨，也未完全融入蔣系正統的中國現代化嘗試。
而這條道路，長期被兩邊同時遮蔽。

結語

臺灣沒有名義上的「西北軍眷村」，
但北投復興系列、三重一村、龜山憲光二村、臺中干城新村，
在實質上，構成了西北軍（馮玉祥系）在臺最清楚的歷史殘影。
理解這些眷村，
不是為任何一方翻案，
而是為了看見：
中國現代史，從來不只有勝者的版本；
而臺灣，恰恰保存了那些被歷史跳過，卻從未真正消失的聲音。
這，才是真正值得面對的歷史。

時序進入十月，海島的天氣逐漸從夏天的炎熱轉為秋涼的季節。人們在這個時候，照例地要迎接所謂「光輝的十月」。

的確，從中國近代史來看，十月是光輝的。因為兩岸的分斷，海峽兩岸將在這「光輝的十月」，先後慶祝兩個不同的「國慶」。首先是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的武昌起義，完成了資產階級反滿的辛亥革命，迎來中華民國的誕生；接著是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共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在中國大陸取得全面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此以後，在台灣的中華民國與在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總要在「光輝的十月」先後慶祝兩個不同性質的「國慶」。

就在這樣「光輝的十月」，我們不免於想到：從一九一一年到一九四九年，究竟台灣處於怎麼樣的歷史階段？台灣的青年是否也曾有過像大陸青年一般熱烈的革命事蹟呢？或者，我們把範圍縮小，看看台中市的青年，在這段跨越日據到光復的歷史時期，他們的青春是否也曾像烈火般的燃燒呢？

歷史的記錄並不是空白的：

首先是一九二七年五月，台中第一中學住校生為抗議學校當局實施的「奴隸性教育制度」、「爭取校內自由權」、「抵制內地延長主義的教育制度」……等目的，展開總罷課的行動。

接著是，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台中師範的學生為抗議日籍舍監的言語侮辱，而展開「反對奴隸教育」、「反對民族差別待遇」、「使用台語絕對自由」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等訴求的鬥爭。

台灣光復以後，在反對國民黨官僚腐敗政治的一九四七年「二月革命」中，台中市的青年學生紛紛以熱烈的心情，投入人民的戰鬥隊伍—「二七部隊」。其中包括：台中商業學校隊、台中師範隊和建國工藝學校學生隊等主力。

民眾的武裝力量，終於還是在增援國軍的逼進下瓦解了；但是，這些青年學生們，通過這次行動認識了日據時期的左翼反日帝運動的前輩，並且在一番曲折的思想探索後，在認同上徹底背棄了「白色祖國」，轉而傾向在內戰戰場上即將扭轉局勢的「紅色祖國」。事變後，在白色恐怖籠罩的政治環境下，他們不畏逮捕、槍殺的可能下場，在台中市的各個學校，組織了各式各樣以「反美帝反國民黨官僚，實行民主自治為綱領」的革命小組。

據官方歷史檔案的記載，一九四九年二月，台中農學院(今中興大學)、台中師範、台中一中和台中商業學校等，幾所台中市主要的中專以上學校，分別成立了地下的學生支部，展開讀書、學習及群眾運動。

四九年秋天，隨著基隆中學《光明報》案件爆發以後，台灣地下黨在全省各地的組織遭到破壞；台中市的學生組織也難倖免，無以數計的青年學生，在這場全省性的肅清行動中，遭到逮捕；其後分別被處死刑或刑期不等的有期徒刑。

在第一波逮捕行動中倖免被捕的，以施部生、呂煥章為首的學生，逃亡山區，並先後建立鴨潭山、白毛山、竹子坑及石崗等四個基地，在群眾掩護下繼續鬥爭。一九五0年三月下旬，呂煥章等人先後被捕，山區的基地也隨著陸續被破；在現場的武鬥中，一共有四人不幸被當場擊斃。其餘被捕者十八人，稍後也一樣被處死刑或刑期不等的有期徒刑。

日據以來，台中市的青年學生為反日帝、反美帝及反國民黨官僚而譜寫的青春之歌，終於在這批熱血青年灑下鮮紅的熱血之後，劃上休止符。由於四十幾年來的反共戒嚴統治，這些前人的「革命」事蹟，始終在父祖輩的恐懼心態下不被談起；對我們來說，這些英雄先進們的熱血行動，因而也就始終是「不存在的」歷史！他們成了沒有名字的人。

是的，相對於辛亥革命與中共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我們的先進的「革命」是談不上什麼「革命」的！但是，儘管他們的革命並沒有成功，可他們對革命所奉獻的青春，卻是同樣的青春。

從今天起，當我們熱烈慶祝「光輝的十月」時，我們不會忘記，就在我們台中市，我們也曾有過像施部生、呂煥章等，那樣值得我們尊敬的革命先烈！

九月二十八日是我們的教師節，經由立法院的修法，現在重新放假，這一天同時在紀念被後世尊稱「萬世師表」的孔子。然而，當人工智能開始大規模進入我們的生活日常，甚至已能回答各類複雜問題，教師節真正值得我們思考的議題，或許已不只是「如何尊師重道」，而是這個更根本的問題：未來的人類社會，到底還需不需要「老師」這種職業？

這個問題並不是在杞人憂天。過去老師能站在講臺上，很重要的原因在於老師掌握著學生不知道的知識，然而今天學生只要打開手機詢問人工智能，無論歷史、哲學、文學、數學、物理、化學甚至程式設計，它都能迅速整理出系統化的答案，甚至根據學生理解程度反覆解釋。如果教師只是在課堂裡把自己理解的知識講給學生聽，則人工智能一對一的特性，確實會比人類更有效率。

然而，這恰恰讓我們重新看見孔子為什麼能成為「萬世師表」。

孔子存在的可貴，從來不在於他是春秋時期最龐大的「知識數據庫」，而在於他能「識人」。《論語》裡同樣有人問「仁」，孔子的答案卻經常不同；子路與冉有同樣問「聞斯行諸」，孔子甚至給出相反答案，原因就在冉有性格退縮，需要鼓勵他積極向前，子路卻勇猛有餘，需要稍加抑制。教育如果不觀看人格特質的差異，只是提供「標準答案」，這種課室教學的邊際效益會日漸遞減。

這使得我愈來愈相信，未來老師最重要的工作並不是「傳授知識」，重點在於「識人」，給予不同學生適性的引導與啟發。每位學生走進教室，都有著自己的生命歷程。有的人聰明卻欠缺自信，有的人看來活潑卻內心孤獨，有的人課業普通卻具有尚未被發現的天賦。老師就是在長期相處中看見這些差異，甚至能看見學生自己還沒有看見的潛能，激發學生發掘出自己的人格特質。

人工智能帶來最值得深思的現象，莫過於未來世界最不欠缺的事情就是各種「答案」，真正困難且稀缺的事情，反而是「問題」。學生如果問：「王陽明何時龍場悟道？」人工智能立刻能回答。但老師更應該問：「王陽明為什麼需要經歷在龍場的困境，才能產生思想上的突破？」再進而問：「人是不是都要經歷某種挫折，才有可能重新認識自己？」這時候歷史不再是知識，而會回到人本身。

因此，人工智能愈發達，老師就愈不應該與人工智能比賽誰知道得更豐富，而應該重新回到「老師」的本義。古人講「經師易得，人師難求」。經師傳授知識，人師則拿自己的生命來影響他人的生命。老師面對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如何承認自己的錯誤，承認如何面對挫折與名利，坦然對待與自己意見不同的人，學生其實都看在眼裡。從這個意義來說，老師自己就是教材。

未來經師的確會離開職場，但人師將會變得極其重要。人工智能當能跟我們解釋困難，卻沒有真正經歷過恐懼；能跟我們解釋痛苦，卻沒有真正承受過人生失落；其能告訴我們世界上有哪些答案，卻不能替我們決定應該成為什麼樣的人。孔子的教育最後指向「君子」，正說明教育從來不只是增加知識，重點在「成為一個人」。今天我們緬懷孔子來紀念教師節，真正值得重新反思的事情莫過於此。

只要人依然需要學習如何在世間大作一個人，這個世界就依然需要老師。
謹此向依然堅守崗位的老師深深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