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捷運板南線永寧站於2006年通車，至今已20年。然而，位於永寧站周邊、原規劃辦理聯合開發的大片土地，至今仍未依原規劃完成開發。

表面上看，這似乎只是「捷運聯合開發延宕」；但從公共行政、都市計畫與法律制度來看，背後其實涉及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政府為興建公共建設，究竟可以取得人民多少土地？公共利益與後續商業開發之間，又應如何劃定界線？

永寧站當年規劃「捷一」、「捷十」兩處聯合開發基地，分屬不同都市計畫區。其中相關土地後來由政府以徵收方式取得。到了今天，受司法院釋字第743號影響的永寧站開發基地仍高達17,046.62平方公尺，約5,156.6坪。

依官方資料，該基地因係徵收取得，受釋字第743號拘束，無法再依《大眾捷運法》第7條直接辦理捷運聯合開發，目前主要作為捷運轉乘停車場及公車轉運站使用。

問題也由此產生：
興建一座捷運永寧站，真的需要五千多坪土地嗎？

捷運公共建設當然需要土地。車站、軌道、出入口、通風井及其他必要設施，政府依法取得土地具有明確的公共利益；但是，如果取得私人土地的範圍超過交通設施實際必要程度，而超出部分原本可由私人自行興建住宅、商場或辦公大樓，其財產使用與開發權益即可能受到重大影響。

司法院釋字第732號指出，政府為捷運土地開發目的，徵收超過交通事業所必須範圍的毗鄰土地，在此範圍內不符合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並有違人民財產權及居住自由保障。

到了釋字第743號，大法官進一步指出：依《大眾捷運法》第6條為捷運系統需要而徵收取得的土地，不得在同一計畫中再依第7條辦理聯合開發；政府如欲將這類徵收土地移轉予第三人，也必須具有明確法律依據，才能符合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的要求。

大法官在理由書中進一步區分兩者性質：第6條徵收土地，是為了興建捷運這項特定公共目的，「非以追求商業利益為考量」；第7條聯合開發，則涉及土地有效利用、開發利益分享及風險分擔。兩者目的與法律性質並不相同。

換言之，政府即使因徵收而成為土地所有權人，也不能因此完全比照一般私人地主，自由使用、收益及處分原本基於特定公共目的所取得的土地。
這也說明了永寧站聯合開發為何會陷入今日的困境。

當年的政策構想，是希望捷運建設與土地聯合開發同時進行；但後來的憲法解釋重新劃定界線：為公共交通目的徵收取得的土地，不能僅因冠上「聯合開發」之名，就轉變成可以自由進行商業開發的土地。

結果，永寧站這片約5,156坪、區位甚佳的土地，政府至今仍然持有，卻無法按照原來構想直接辦理捷運聯合開發。2026年的官方資料仍要求雙北捷運主管機關研究其他合法的活化方式。

因此，永寧站延宕20年的問題，不宜只理解為行政效率問題。從公共行政角度來看，更值得討論的是：當行政機關規劃重大公共建設時，如何正確界定公共目的、土地取得範圍與未來開發方式？如果制度設計之初沒有把三者的法律界線釐清，今日看似有利的政策安排，可能在多年後產生難以解決的行政問題。

永寧站留下的歷史經驗是：
公共建設需要多少土地，就應依法取得多少土地；公共建設與商業開發，也應在制度設計之初清楚區分。
人民為捷運建設提供土地，是為了公共利益；政府不能僅因捷運建設可能帶來土地增值，就當然將超過公共建設必要範圍的私人土地一併納入，再轉化為政府可以分享的商業開發利益。

永寧站今日約五千餘坪土地無法依原計畫開發，表面上看，是龐大的土地開發利益未能實現；但從另一個角度看，這正是憲法對行政權與人民財產權所劃下的一條界線：
捷運建設是公共利益；土地開發涉及商業利益。公共利益不能成為政府過度取得人民財產的理由。

對公共行政、都市計畫與土地政策而言，永寧站20年的經驗真正值得研究的，或許不只是「為何一項開發案延宕如此之久」，而是更根本的問題：
一項當年看似合理的行政決策，如果沒有充分考慮法律界線、比例原則及人民財產權，二十年後，政府與人民可能共同承擔什麼代價？
這或許才是永寧站共構開發延宕20年至今，最值得重新檢討的問題。

藍營的彰化縣議會議長謝典霖和他的父親日前突然因涉及賄選被檢方聲請羈押禁見獲准。不論謝家父子是否有罪，法院不可能在選前判決；檢察官屬於法務部，在此選前两個月的敏感時刻，這樣的大動作有威懾、抹黑藍營的作用，難怪被藍營指為，執政綠營的選舉奧步又出籠了。

綠營的選舉奧步其實早已出籠，只是不像司法那麼激烈明顯，譬如一直在訴求「抗中保台」：抹黑中國大陸介入選舉，及無端關押赴陸的台灣人，陸委會並故意亮起「橙色旅遊警示」。今年的選舉屬於地方選舉，两岸關係和政策不是重要議題，根本不值得大陸介入；而大陸關押的赴陸台灣人，大多涉及詐騙和刑事案件，因此陸委會的指控完全是混淆視聽和抹黑（參見《馬斯克和其母鼓勵人們造訪中國，陸委會卻「橙色警示」！》）。不過一般的老百姓不會仔細追究賴政府的謊言，「抗中保台」雖然功效遞減，仍能影響一些恐共者。

朝野的主要爭執在於，賴、卓對在野黨在立法院三讀通過的法案多半不副署、不公佈、不執行，等於是架空或廢棄立法院；而在野黨只好杯葛、拖延總預算案，以制衡及對抗執政黨的獨裁覇道。前者既違反民主精神也違反中華民國憲法，但卻是比較抽象的，不容易讓一般民衆有感；後者雖然合法，卻是相當具體，容易讓一般民衆有感，如總預算的刪減或延宕可能擋人財路。因此朝野的爭執看來較有利於賴政府，促使它又提出超高的6千億追加預算案，就等在野黨來刪減或延宕，又可以予以抹黑！

綠營不僅有奧步還有好運。台灣去年的GDP年增率是8.63%，今年的GDP年增率確定會超過10%。這是多年來不曾有的超高經濟增長，帶動這兩年股市也持續上漲，一般的民主國家若有這樣高的經濟增長和熱絡股市，執政者必定在選舉中大勝。不過很多人應該心知肚明，這两年的超高經濟增長和股市上漲是因為，AI熱潮的需求造成台灣一向擅長的半導體和電腦、電子產業有超高的獲利，其實與賴政府沒啥關係，而賴政府甚至是把台積電和半導體產業奉送給美國的從犯（美國是主犯）。

無論如何，賴清德真是好運，束手坐享高經濟增長和股市上漲，於是能膨風說嘴，隨口就承諾將普發每人1萬元。政府隨意撒錢，就是政策買票，對勝選總是頗有幫助，投票前恐怕還有呢？

賴政府有奧步又有好運，贏得今年的選戰似乎應該不難。可惜賴執政兩年多，傾力與在野黨惡鬥，因此少政績，尤其南部治水非常失敗。他犯的最大錯誤是，沒有確切證據就指控柯文哲並羈押他一年，又發起「大罷免」，既失民心又促成藍白合，讓在野黨有勝選的機會。

除了新竹縣和竹北市，藍白合看來是成功的，但藍白需要有危機感，了解和應對綠營的奧步和好運，有些競選活動，綠可以做，藍白卻不行。更重要的，藍營內部是否團結？藍白真能誠心合作嗎？不在於表面的言語，而要看實際具體的行動，我們吃瓜群眾就等著瞧吧。

長久以來那些口口聲聲愛台灣而極力歌頌日本殖民的慘史的偽台灣人當然跟日本軍國主義者一樣不提或不知道918；那些長年消費228悲情的台南政客也從來不提或不知道失蹤於228的台灣台南人宋斐如(1902-1947)；歷史不會忘記今日台灣人可恥的嘴臉！

日本據台，兩岸隔絕36年後的1931年9月18日晚上，日本關東軍在瀋陽北郊製造柳條湖事件，突然襲擊北大營中國駐軍營房，並在南滿鐵路沿線全面攻擊中國軍隊。從那個時候起，一大片富饒的國土淪陷了，千百萬的東北（日本謂滿蒙地區）人也不得不流浪他鄉，在寒冷的雪夜中唱著「哪年，哪月才能夠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的＜流亡三部曲＞。

流亡的東北人悲憤的呼聲緊緊揪住了飽嚐故土淪陷之苦，前一年6月從北大經濟系畢業後留校任教的30歲不到的殖民地台灣青年宋斐如的心。在雪夜中，他想到，故鄉尚未光復，東北卻已經陷入敵手了……；於是他因為思鄉而失眠了。但是，他並沒有徒然感傷乃至於空喊愛國口號；他蒐集了各種相關材料，及時地寫了幾篇有關東北事件的評論文章。

1930年7月，作為「新東方學社」主要成員之一的宋斐如在《新東方》月刊「殖民問題專號」發表的＜日本帝國在遠東的情勢及其前途＞，就已經從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析述了日本帝國主義勃興的經濟的、戰爭的和外交的三個條件；並且經濟地解釋了日本帝國主義向外侵略的必然性，從而站在「解決東方全體問題的立場」，極力呼籲日本與中國的民眾，「為著東方全體被壓迫民眾的解放」而團結起來！

歷史的進程並沒有按照宋斐如的主觀願望發展，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客觀規律還是決定了日本走向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道路。於是，宋斐如在1931年12月《新東方》的「最近遠東問題專號」，發表了＜東北事件的經濟解釋——日本經濟的衰落與東北事件＞、＜東北事件與帝國主義戰爭＞與＜東北事件與日本社會革命＞等三篇針對九一八事變的專論。

宋斐如從「經濟解釋」出發，分別探討了東北事件反映的日本經濟的衰落、帝國主義戰爭與日本社會革命之間的政治經濟關係。他認為，日本雖然是與英、美鼎足稱雄的三大強國之一，卻是個「外強而中乾」的帝國主義「大怪物」；因為日本帝國的經濟危機已由工商業蔓延於農業而日益急迫，具有豐富資源的東三省可以充當日本的「食料及原料供應地，資本及商品的銷納場所，所謂『大陸經營』的媒介物。於是，日本帝國主義的魔手伸向肥嫩而柔軟的東三省，乃有十二萬分的必然性。」

當時中國社會的主流大都寄望國聯的干涉或「第二次世界大戰」（「帝國主義戰爭」）的爆發，以致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對日本加以有效的武力或變形的經濟制裁，從而阻止日本帝國主義進一步侵略中國。但是，宋斐如清醒地批判這種論調無異於「空中樓閣」。他指出，處於經濟恐慌的帝國主義列強基於在東北的利害關係，以及避免自殘、抑制本國社會革命爆發、反蘇聯戰線齊一、共同榨取殖民地民眾等「必要」，在當時不可能發生帝國主義戰爭。他認為，將來的戰爭必將以「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族」的形式表現出來。因此，他希望廣大的民眾覺悟，不要像一部分的當局那樣「不識時務」，只知向國聯或美國哭訴，而應該認清我們的敵人與朋友，「利用時機，從改造東方運動中改造世界」！

宋斐如同時指出東北事件與日本國內的社會革命的密切關係，從而提醒日本無產運動的領導者與群眾：擁護或擴大日本資產階級「在滿蒙的特殊權益」，只能削弱日本社會革命的力量。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東三省之日，就是日本資本家地主階級彈冠相慶之時，也就是日本無產大眾抱頭痛哭之時！

1932年4月，宋斐如還發表了＜日本侵略下東省的農業生產＞。然而，國難當頭，他深刻體悟到光是寫文章批判日本帝國主義，呼籲中日兩國民眾團結反帝，依然拯救不了多難的祖國與殖民統治下的台灣，於是毅然辭去北大教職，投奔主張抗日救國的馮玉祥將軍，其後並發表了＜國聯調查團報告書的批判＞。

1937年抗戰爆發後，宋斐如又懷抱著喚醒同胞要有新的覺悟的心情，發表了＜9．18六周年＞和＜日本鐵蹄下東北同胞的生活慘狀——為紀念9．18而作＞兩篇文章。他指出，為了贏得長期抗戰的最後勝利，就必須擴大統一戰線，切實聯絡世界上平等待我的民族，特別要設法提攜可以和中國協作，共滅日本帝國主義的蘇聯、朝鮮、台灣以至日本下層民眾。

1938年1月，宋斐如再發表＜日寇在東北的殘殺與暴行＞，同時出版《日本鐵蹄下的東北》一書。為了紀念9．18七周年，又在主編的《戰時日本》半月刊製作「東北的現狀」專題，發表＜日寇七年來在東北的經濟掠奪＞和＜東北義勇軍的母親—趙老太太＞。

宋斐如有關9．18事變的專論與報導，不但以政治經濟學的科學方法剖析了事件的本質，指出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矛盾必然產生的侵略，以及被壓迫者反侵略的解放之路；同時也表現了一個殖民地台灣人對流亡的東北民眾感同身受的情思，從而為兩岸分斷的歷史留下一頁珍貴的見證。

0. 本劇故事概要
1947年3月1日清晨，天馬茶房事件累積的憤怒迅速轉化為街頭行動。台北行政長官公署、專賣局與多處分駐所相繼被群眾包圍與衝擊，象徵權威的機關外殼在短時間內出現明顯裂縫。面對市區秩序迅速失衡，各界代表為避免全城失控，於3月2日成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試圖以「懲兇—改革—善後」的架構，將街頭怒潮納入組織化的協商框架。
此後兩日，台中、嘉義、高雄等地也陸續仿效成立地方處委會，仕紳、教師、工人、學生與婦女群體紛紛加入，形成跨階層的全島政治串聯。短短三天內，事件從台北的街頭憤怒，擴張為島內首次大規模的民間政治動員。這一幕呈現的不只是爆發，更是情緒、訴求與組織在短時間內匯聚成形的歷史節點。

1. 幕名與編號
第31之16幕 衝擊公署 街頭炸裂

2. 劇情背景資訊
時間：1947年3月1日（上午）至3月3日（晚）
地點：台北（行政長官公署、專賣局、分駐所、公會堂）、台中（中學校舍）、嘉義（仕紳宅邸）、高雄（港區工會）

3. 人物出場表
臨時領頭者（群眾中的號召者）
工人、學生、小販、市民（怒潮主體）
軍警與衛兵（戒備者，士氣不整）
報童／電報員（訊息節點）
周延壽（47歲）：
台北商工界出身，戰前任「台北市會議員」、戰後當選「台北市參議會議長」，性格穩健，深得地方士紳信任。
陳逸松（47歲）：
行政長官公署秘書處要員，留日背景，熟悉日語與行政體系。
王添燈（32歲）：
日治時期畢業於東京早稻田大學，返台後任教職與報社記者。
律師代表（制度與程序派）
學生代表（街頭壓力化身）
台中教師代表、嘉義仕紳、高雄工人領袖、婦女代表（各地組織推動者）

4. 劇情主體撰寫
【開場大字幕置中＋旁白】
（相關影片出現，或相關照片剪接出現）
「天馬茶房的槍聲沒有熄滅，3月的街頭，把怨氣推向行動，也把行動推向組織。」
【小字幕置底邊＋旁白（同文）】
（相關影片出現，或相關照片剪接出現）
場景一：公署前的裂縫（3/1 09:00 台北 行政長官公署）
（人牆擁擠，布條高舉；軍警拉起封鎖線，互喊對峙。）
學生甲（吶喊）：
「還我公道！」
工人乙（指向大門）：
「別再躲在裡頭！出來面對！」
衛兵（喝止）：
「退後！違者逮捕！」
臨時領頭者（回身對眾）：
「別怕！我們只要一個交代！」
（磚石砸碎玻璃；軍警欲衝，被人潮推回。）
「1947年3月1日09時，台北行政長官公署前，群眾在封鎖線前集結並突破戒備，要求政府面對茶房血案與專賣之弊。這是怒潮由陳情轉為施壓的第一道破口。權威外殼的當場龜裂，民意以集體行動要求實質回應。」
場景二：火與紙灰（3/1 09:40 台北 專賣局）
（門窗被敲裂；檔案撒落台階。有人點火，卷宗化為灰屑四散。）
小販（咬牙）：
「這些檔案，壓詐我們太久了！」
臨時領頭者（舉起檔冊）：
「勒索我們的證據，就在這裡！」
群眾（齊呼）：
「燒掉！燒掉！」
（火光映照眾臉；遠處警笛亂鳴，未敢逼近。）
「1947年3月1日09時40分，台北專賣局前，檔冊被拋出台階並付之一炬，象徵群眾焚燒了『勒索與貪腐』。抽象的不滿，化為可見的控訴，怒氣由口號轉為行動。專賣制度成為眾矢之的，城市情緒被點燃並迅速擴散。」
場景三：鐵門上的拳印（3/1 10:20 台北 分駐所）
（木棍與盾牌相撞；有人被打倒，有人拖離；人群改以包圍與呼喊。）
市民甲（怒吼）：
「打，我們怕嗎？」
學生乙（攙扶傷者）：
「先救人！後面的人上！」
工人丙（壓手示意）：
「別給他們藉口！圍住，叫他們交出打人的人！」
（敲打鐵門，聲浪震天。）
「1947年3月1日晚間8時政府發布：今晚12時起解除戒嚴，同時宣布仍禁止集會遊行。當晚10時20分，台北分駐所前，群眾改以包圍與問責，逼迫分駐所交出施暴人員，以圍堵取代盲目衝撞。包圍與問責再次同時發生，對立門檻被推高。街頭開始有人策動，使全面衝突的怒火迅速上升。」
場景四：止血—改革—善後（3/2 近午 台北 會場）
周延壽（47歲）（沉著）：
「先安民，先推出代表，成立『處理委員會』，大家坐下來談，街上才能安靜。」
學生代表（急切）：
「街頭等不及了！要有時效及具体辨法。」
律師代表（點頭）：
「名單公開、程序正當、訴求成文，才有合法性。」
王添燈（32歲）（拍桌）：
「先懲兇，再談判！否則人民的血白流了！」
律師代表（冷靜）：
「優先次序：一，懲兇止血；二，專賣與警政改革；三，賠償與善後。」
（嘈雜中逐漸點頭，分歧收攏。）
「1947年3月2日近午，台北會場內確立『止血—改革—善後』之優先架構，將懲兇、專賣與警政改革、賠償與善後條列入案。群眾訴求被綱領化，談判籌碼得以清晰。然而要求強度的差異，也隨之浮現，埋下溫和與強硬的張力。」
場景五：對外宣示（3/2傍晚 台北 會場外）
（門外擁擠；號外傳遞；喇叭聲不斷。）
周延壽（47歲）（對麥克風）：
「台北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成立，即刻由代表市民提出懲兇、改革與善後三大訴求，並展開協商。」
（掌聲與「要公道！」的呼喊交疊。）
「1947年3月2日傍晚，台北處理委員會對外宣示成立，公開三大訴求並自我授權展開協商。新的政治主體自此成形，街頭與會場出現分工與聯動。壓力由無序湧動，轉為有市民代表的對話，同時也推升了陳儀政府回應的迫切度。」
場景六：星火南下（3/2 下午—3/3 上午 台中／嘉義／高雄）
【台中 中學校舍】
教師代表：
「台中成立「處理委員會」，我們不能缺席！今晚前要交出名單！」
青年代表：
「全島連成一氣，談判才有力量！」
【嘉義 仕紳宅邸】
嘉義仕紳：
「這是保鄉保民。成立「處理委員會」，我們嘉義不能缺席，醫生、學生都可以參加！」
學生代表：
「青年負責連絡各庄！」
【高雄 港區工會】
工人領袖（振臂）：
「勞工要有自己的聲音！要寫下訴求，反對低薪剝削！」
碼頭工人（齊呼）：
「要有公道！反對低薪剝削！」
婦女代表：
「我來記名單，通知各碼頭！」
「1947年3月2日下午至3月3日上午，台中校舍、嘉義宅邸與高雄工會相繼成立地方處理委員會，教師、仕紳、工人與學生同時入列。號角由北向南傳遞，跨階層的組織網快速成形。事件由台北示威升級為全島性的政治聯盟。」
場景七：草案之日（3/3 起處委會續中山堂開會）
（會場擠滿代表；窗外群眾呼號不斷。紙張、鋼筆、煙霧在燈光下交錯。）
王添燈（32歲）（沉著）：
「全台處委會一個接一個成立，台北要帶頭訂出定主張，跟政府坐下來談。」
律師代表（提筆）：
「第一條：依法嚴辦開槍者，全省立即停火，避免再有傷亡。」
記錄員（朗讀）：
「第一條：對濫殺人民的官員與警察，一律依法嚴辦。」
陳逸松（47歲）（拍桌）：
「光懲罰兇手不夠。要改革政治，要讓台灣人參政，還要自治！」
王添燈（32歲）（堅定）：
「先清查貪污，再把米價穩住，讓大家活得下去！」
學生代表（急切）：
「新聞自由、集會結社自由，要寫進去！」
（眾聲交疊；記錄員疾書成行。）
記錄員（終稿朗讀）：
「一、嚴懲開槍兇手。
二、改革專賣與警政，台灣人參政。
三、清查貪污，穩定物價。
四、保障新聞、言論、集會結社自由。
五、全島處委會協調，作為人民代表。」
（場內掌聲與場外口號交織。）
「1947年3月3日，台北建成區公會堂。處理委員會提出訴求草案，列明『嚴懲兇手、改革專賣與警政、清查貪污、保障新聞言論及集會結社自由、全島處委會協調代表』。此舉把街頭的怒潮，轉化為政治可談判的本錢，為後續交涉奠定框架，同時也埋下『路線選擇與強度』的內在分歧。」
場景八：【蒙太奇・執行畫面】全島訊息網（3/3 夜）
（鐵路沿線報童奔跑、電報機滴答、通知張貼；台灣地圖光點自北而南亮起。）
電報員（念稿）：
「台北處委會成立——台中、嘉義、高雄回報成立在即。」
工人代表（對街坊）：
「今晚到公學校開會，全島都站起來了！」
學生代表（對學校）：
「好像全島都站起來了！」
「1947年3月3日夜，全島訊息網透過電報、報童與張榜完成串連，台中、嘉義與高雄回報同步籌組與宣告。傳播節奏被掌握，動員得以持續。星火燎原之勢確立，二二八由街頭風暴，邁向全島組織化的政治串連。」

5. 幕末字幕淡入
【大字幕置中＋旁白】
（相關影片出現，或相關照片剪接出現）
「衝擊官署・處委會・全島呼應！」
【小字幕置底邊＋旁白（同文）】：
（相關影片出現，或照片剪接出現）
「3月1日上午，台北行政長官公署、專賣局與分駐所先後遭到包圍與衝擊，象徵權威的官府建築物在怒潮前龜裂；這不是偶發，而是制度積怨的總清算。3月2日，台北各界在激辯中成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以『懲兇—改革—善後』為綱，嘗試以組織整合街頭。3月2日至3日，台中、嘉義、高雄等地迅速仿效，教師、仕紳、工人、學生與婦女群體紛紛入列。短短兩日，處委會從北向南擴展，怒潮在全島串聯，突發事件從街頭行動，進入組織化的政治行動。」
後記：王添燈是當時台北市處委會常務委員，並擔任宣傳組長，王添燈被証實受台共直接領導，無資料証明王添燈是台共成員。經考証：緝煙衝突爆發之後，中共中央沒有下令如何行動，行動是由中共省工委依照既定的「統一戰線」方針，經討論決定借勢借端推波助瀾。

6. 本幕史料來源
•二二八事件基金會《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總整3/1–3/3台北與各地事件時序、處理委員會的成立背景與訴求脈絡，支撐本幕的「由衝擊官署→處委會成形→全島呼應」之結構。
•《臺灣新生報》1947/03/01–03/04台北版、晚版（政大「二二八事件臺灣本地新聞史料」數位典藏）——連日報導公署、專賣局、分駐所衝擊與3/2傍晚對外宣示，作為現場一手新聞依據。
•處委會成立與訴求條列之佐證：
《臺灣新生報》1947/03/02、03/03地方版：台中、嘉義、高雄相繼成立地方處委會；
《臺北市參議會議事錄‧1947》：台北處委會公佈之「懲兇／改革專賣與警政／清查貪污／保障新聞言論與集會結社自由／全島協調代表」等條列訴求。
•二二八基金會專題與年表（網站）——「3/2傍晚對外宣示、公開三大訴求，形成新的政治主體」之節點說明，補強本幕「由街頭轉入組織化談判」的敘述。
•中共系回憶與研究彙整——指稱處委會成立後，地下黨在王添燈周邊組成「對策委員會」，其廣播與發言經小組討論後由王對外發表，作為「透過王代理主張」的參考資料（屬回憶／研究層，非一手檔案）。
•中共中央對臺表態的時序性資料，1947/03/08–03/20間，經廣播與《解放日報》公開聲援「台灣自治」論述；可見事件初期未有中央即時行動命令，島內省工委依「統一戰線」原則因勢利導、局部介入。

作者：丁紹傑
我無黨無派今年73歲，是在台南長大的空軍子弟。高中時，曾聽長輩談起二二八期間，嘉義機場遭到圍困的往事。因此，我對二二八以及其後延伸出的白色恐怖歷史，始終比同齡人多一分關注。進入大學，當我看到陳儀的自評詩：
「治生敢曰太無方，病在偏憐晚節香，
廿載服官無息日，一朝罷去便饑荒。」
我才驚覺，社會對陳儀的評價長期出現高度兩極化，其原因往往來自不同時期所呈現的史料差異，以及撰寫者立場與動機的不同。
為了給歷史誠實交代，我創作了這部公益紀錄片劇本，希望留下228事件誠實的紀錄。

1936年，著名的二二六禁衛部隊血腥事件後，中川總督被換了下來。海軍背景的小林總督，是後期第一任武官總督。該年可說我島進入了「準戰爭體制」中，1937年七七事變後，才正式進入了「戰時體制」，他值得我們關切的政績有──

關於「一致緊張」

「一致緊張」，是小林總督在來台的船上受記者訪談時所提；當時的時局，先有右翼分子與軍方在我島上為了朱諾號事件而發出對於中川總督不滿的言論；後有被派在宜蘭的相澤中佐，入京斬殺軍務局長永田鐵山事件，再有東京發生了軍國主義者震動全日本的二二六血腥事件；該背景使得軍方對該事件並不積極壓制，只因天皇拒絕忍受而起訴那批領導者。據稱，小林總督在該事件中，是有相當的關係的。因而，對於此一任命，除對於右翼與軍方都有回應的意義外，當時他對於台灣社會所提的「一致緊張」，可說應有某種「國民精神總動員」的意義。

1936年10月，前述中川總督所隱匿達兩年的「眾友會事件」，乃在「祖國事件」後不久就公開審理了；這等於是公開宣告在1930年代初，當局雖似成功地宰制了當年的社會運動風潮，然我島上的社會現實，其實並非如其外表，已可以高枕無憂的；這等於是宣示了其「先知性」的「一致緊張」的必要。

關於皇民化運動問題

坦言之，小林在當時的時代壓力下，要求我島民與其「一致緊張」，可以理解，但是高明的領導者似乎不應該如此顯示自身的「緊張」？

但是，確實我先民對於日語「懂得」的程度，雖依據官方前述應該有膨風的計畫數據，到1936年，只能達到三成二，到1940年才能達到五成一；要官民都能夠「一致」行動，真是談何容易！此前的皇民化運動應該就是希望能夠「一致」同其緊張吧。

換言之，1931年，關東軍不曾與東京一致行動；1937年，華北的日本駐軍也未能與內閣一致行動；更何況，在大多數島民的語言無法與官方充分溝通下，要求官民「一致緊張」、甚至「一致行動」，是否就只能端看前述國語普及計畫的成績了。本期間，小林總督所高揭的皇民化政策可說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上開展的。

然而，「皇民」這個名詞，不是中國傳統的用語；甚至在我傳統中「皇」與「民」彼此身分懸殊，是不會連用的；因而，我島民對其應該少有文化的親切感；相對的，在大和民族的神裔觀點下，所謂「皇民」一詞才可能成立。

因此，在關於皇民化的論述中，其主要就是努力確立一種與中華文化不同的、自大為神裔的身分認同──中國傳統往往有「不語怪力亂神」「國將興，聽於民，國將亡，聽於神」的理性。

這種差異在平時應該不易顯示，當戰時體制，由於涉及生死與信仰問題的大事，絕非「一致緊張」就能應付或取代；因而，他們頗費力地推出了一套做法；那就是本期中的皇民化諸政策，由寺廟神升天、一村莊一神社，正廳整理、限制改日本姓名〈非全家不能改〉、不限制改日本姓名〈無須全家〉，到鼓勵改日本姓名〈改姓名有種種好處〉，就是……。甚至也把日本傳統神社每二十年就要新建遷置的鄭重態度也引進到我們島上來，例如，將在1944年10月28日，我島上祭祀北白川宮親王的「台灣神社」就將在該日進行最新的一次新建遷置的典禮；那應該就是計畫中又一次其所謂「國民精神總動員」的極佳機會。

1939年，小林總督將自身的政策，總結為「皇民化，工業化、南進」三項目的。1940年，大大地紀念它們所謂的「皇紀2600年」，就是它們設計的一個重要的皇民化信仰的時刻；那似乎是想讓日本神道自以為神聖的偉大神祇，可能接納這些個新皈依的可憐同道。

關於物資的總動員

前述是關於戰時體制上，人的動員──透過日本官方的集體信仰；另方面，戰爭有很大的一部分實力，必要依賴充足的物資；通常有稱之為統制經濟，大約就是指戰爭雙方面對戰爭的現實，應該把如何充分掌握物資，進行管制與分配，以使物資能適時適地地充份發揮其本身的作用。

1937年底，已有命令我島民出售鑽石與黃金。時人有回憶稱，「這是我即將被徵用為軍伕之前，發生於1937年底的事。住在隔壁的堂嫂，挺著懷胎九月的身孕被警察叫去拳打腳踢，一昏厥即澆冷水繼續用刑。如此反覆拷打的結果，使她在拘留所流產。而警察拘提她的理由就是她不答應賣出黃金。也有熟人家的小孩因看到父母被強制徵購黃金而遭詰問、拷打，便搜出家中紙幣，購買少許黃金交差，沒想到多疑的警察竟認為其『隱藏黃金』，竟對孩童嚴刑拷打。」

1938年3月，「國家總動員法」公佈；4月，實施「支那事變特別稅捐」；1939年，10月，物價統制令公佈；12月，通令嚴禁商人囤糧。全台設立經濟警察；11月，全國實施糖、火柴配票制。可惜，物資不足的情況實在嚴重。

1939年11月，實施了空前的「台灣米穀移出管理辦法」，禁止米穀自由輸出；12月，開始禁止使用白米，很多新年年糕變成黑色。米糧自然出現惜售、囤積情況；雖經濟警察介入也難以處置；但旅館和料理屋照樣端出精製白米給客人吃。當局宣布強化取締。

1940年3月，宣布禁止使用穀物製造糖果；違反者重罰。但由於市場需要，消費者願意以高價取得，黑市自然形成。根據當局的調查，台南的蘿蔔等蔬菜以六倍的價格賣出。糧食不足，價格高漲，各地出現配給的問題。

台中市開始，各戶必須持有購買證才能購買；寄居者則須有寄居證才能購買，因而外來勞動力多的都市，許多派出所都人滿為患。然而，首先出現所謂的「一日二餐、圍剿奢侈」與「每月一日為興亞奉公日」，不准市場賣肉；各地的物資供應不足，物價高漲；因賣黑砂糖，獲得暴利而被告發的情況頻傳；各地官廳發出對於黑市交易重罰的警告，卻幾乎沒有任何效果。

關於竹南間諜事件

那是1938年元旦，發生在竹南的一個可笑也可悲的事件；由於對於公學校畢業生感知到自己相較於日籍生無法獲得公平合理的升學機會而心懷不滿的一夥台籍生，發出他們打自心底的憤懣，因而面對日人所規定的，除夕時必須依照日本傳統禮俗在自家門口豎立「門松」，屋簷下懸掛稻草搓成的「注連繩」的作法，表達了他們的抗議。

當時是該一夥的七個頑童就分為兩組，一在竹南火車站南北走向的商店街，另一在郡役所官員與小學校教師居住的宿舍街上，他們有意地在那無人的寒夜中，對那些日式驅邪、祈福與吉祥的裝飾加以破壞。引致先前公開誇大口，要在六個月內征服中國的日本陸軍，一口咬定該案為敵人擾亂治安的間諜活動或抗日活動，因而成為便衣憲兵與特高負責調查的事件。

最後，該案不知是如何結案的，但是那相關的七個頑童與其家族本身顯然無事。該事件的真實問題，應該就是當局者不知道應該檢討自身錯誤的政策，只是懷疑我島民心懷不軌，然後就自行緊張，甚至自行製造緊張了。

關於廣州無血入城新聞事件

1938年10月21日傳來廣東大捷攻進廣東城；26日，傳來攻佔漢口；全島民眾不斷提燈遊行歡呼，報紙與廣播不斷報導各種要人歡呼的消息；然史實中，當年陸軍醫院護理長的描述卻是──
「報紙、廣播明明報導登陸廣東時是不流血登陸，卻傳出在廣東攻略戰中受傷的患者即將入院的消息。部隊長命令大家整理所有病床，排在走廊的角落，並在病房及走廊地板上鋪上毯子。才正忙著準備，傷患就突然被送進來，重傷者就佔了半數。……大多數患者連接受診療的機會也沒有，頂多先綁上三角巾。」

捷報不斷地傳來，我們島上的年輕人不斷地被動員上街舉行慶祝遊行，他們沒有神裔與武士道輕賤生命的傳統，應該如何面對戰爭與死亡？僅靠著自大與蔑視敵人？

關於「廟門昇天」與皇民化運動

戰爭越是逼近，關於戰爭與信仰的問題越是重要；尤其，殖民者的神道與其家族觀與我島民的傳統信仰確實頗有差距；當局者極想消弭之。於是在1938年開始了前述的所謂「寺廟整理」計畫。

它們所採取的方法，是一面在各地建築神社，同時迅速裁併地方上舊有傳統信仰的寺廟，其中決定廢棄的舊日寺廟，有的轉為日本佛教的廟宇，有的則命令地方耆老與保甲人士，以及地方公學校師生進行破壞毀棄的工作。如此，由著名的寺廟神像到家庭中的祖先牌位，都是毀滅的對象；除了對於少數的神祇外。對於大多數的寺廟，它們都不顧信眾的觀感，公開地拉倒神像，拆掉山門與廟宇；此外，對於家族中信奉的神像與祖先牌位，則有些地方更在要求交出來後，故意把它們與不衛生的馬桶放在一起燒掉 ──這些總名之為「寺廟神之升天」；似乎那樣真的就能破壞我島人長久以來所涵養與生活其中的信仰似的。

不過，廟宇或家族祭祀公業的財產藉此充公成為「國防獻金」，確實是一可觀的收入；然而，其改變信仰上的實效如何，實在可疑，就所知，絕大多數家庭是把祖先牌位藏起來，採取私密的祭拜而已；而對於地方的信仰，據稱在台南曾有下列的做法：
「倒風寮百戶人家中，每年由一戶人家負責供奉法主公……這戶人家要負責隱藏法主公，以避免被日本人抓到。一直到光復後，村人才公開祭祀法主公。」
似乎竟然因此而使得地方上多出一個私密的信仰組織。

曾經两度擔任澳洲總理（2007～2010, 2013）的Kevin Rudd無疑是一位「中國通」，他大學主修中文與中國歷史，又已出版两本有關現代中國的書（[1] [2]），其中的《論習近平》（[2]）完成於2024年，奠基於他在牛津大學完成的博士論文（2017～2022），是本文探討的對象。

作者研讀很多中國大陸的官方文獻，綜合得出核心主張：「習近平正推動一場『馬克思主義民族主義』（Marxist Nationalism）的綜合意識形態運動。此運動使中國政治向列寧主義左翼移動，經濟政策向馬克思主義左翼傾斜，而外交政策則轉向民族主義右翼。」這裡的意識形態主要來自習的許多文章和演講，被稱為「習近平思想」。2022年的中共二十大正式接受「習近平思想」（非正式接受至少早5年）作為國家治理的施政方針，也被用來對抗西方的自由民主意識形態。

列寧主義左翼主要包含：強化黨的紀律、總書記對黨的控制、及黨對國家的控制。
馬克思主義左翼主要包含：經濟上國家計畫高於市場力量，國有企業重於私營企業，及重視縮小貧富差距。
民族主義右翼主要包含：強調中華文明的中心地位、對西方過往侵略的怨恨，以及追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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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國有企業重於私營企業」是誤判。若無國家的引導和支持，中國的電動車和機器人相關的很多私營企業如何能夠快速崛起，幾乎引領世界？中國主動戳破其房地產業泡沫，是因為其債務龐大，危及金融安全；中國曾對其網路平台企業罰款或阻擋公司股票上市（螞蟻金服），因為它們有壟斷行為或危及金融穩定；這些形成一時的「國進民退」，卻不是中共有意壓制私營企業。

「經濟上國家計畫高於市場力量」是很不精確的說法，因此沒有意義。其實中國的產業政策僅介入少數的關鍵領域，其他的大多數領域都尊重市場力量。近年美國也有產業政策介入少數關鍵領域，如半導體。

作者對習的強調意識形態持否定態度，基於此，於是把習所做的好事也解讀為壞事。譬如習打擊貪腐，是重大功績，卻被解讀為「反腐運動也透過習近平思想不斷擴大的作用，成為全黨上下推動更根本意識形態控制的制度性工具。」

習的外交政策被視為「戰狼外交」，並導致中國在國際上四面楚歌。今年7月美國智庫皮尤研究中心發表的研究顯示：全球更多國家對中國的好感度勝過美國，是逾20年以來首次。作者又誤判了。

作者是相當了解習近平和中國，但為何有許多誤判？大約因為他心中有強烈的自由民主和反共的意識形態，把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都視為絕對的錯誤。當人心中已有成見，即使很了解，也容易有誤判。西方的「中國通」大多如此，焉能不走下坡？

[1] Kevin Rudd（陸克文）《可避免的戰爭：美國與習近平治理下的中國》天下文化，2022。（The Avoidable War: The Dangers of a Catastrophic Conflict between the US and Xi Jinping’s China, 2022）

[2] Kevin Rudd（ 陸克文）《論習近平：習近平的馬克思主義民族主義如何形塑中國與世界？》明白文化，2026。（On Xi Jinping: How Xi’s Marxist Nationalism is Shaping China and the World, Sep. 2024）

《美麗島電子報》九月初發佈新竹縣竹北市長候選人支持度最新民調：
國民黨吳旭智：29.0%
民進黨曾聖凱：25.2%
民眾黨邱臣遠：17.4%
無黨籍李貞秀： 3.6%
無明確意見者：24.8%
從以上數據看來，邱臣遠勝選希望渺茫？我對他沒有反感，只是覺得出線機會小了。

竹北市長選舉是否又回到藍綠之爭？前兩名的差距不多，支持邱與李的選民是否會自覺產生「棄保」意識，而轉投藍綠兩黨的候選人？當然，那將近四分之一尚未決定的選民也是一個變數，但難說他們都是潛在支持誰的隱性選民。《美麗島電子報》民調也顯示還有很多竹北選民叫不出參選市長的候選人名字，可能民眾的熱情沒有被激發，也就是俗稱的「選情很冷」？真的，除了名字陌生以外，誰講得出上面幾個人的政見主張，選戰主軸是什麼？竹北是新竹縣以下的一個鄉鎮型城市而已，原本不應得到太多版面關注，只因藍白分裂而引發熱議。

柯文哲得知這份民調數字後是不高興的，他與邱臣遠都有責怪吳子嘉的意思。不過，未來還會有各式各樣的民調結果將陸續公佈，選民與選將無論喜與不喜，都得瞄上幾眼吧！目前距投票日還有70天左右，你可以說民調不準，尚有變數，但通常到了投票前一個月，會出門投票的選民就已有定念了。我們可以再等等看，也就是說候選人只剩一個多月的時間衝票拉抬聲勢，到了選前之夜的場面就只是再鞏固基本盤而已。

2024總統大選時，柯文哲在竹北市曾獲得將近46,000的選票，換算比例約為38.3%，這是民眾黨先前堅持要求國民黨將竹北市長讓給他們的理由。如果投柯的選民能夠九成移轉給邱，他的確勝選在望。可從《美麗島電子報》民調結果看來，民眾黨可以禁止白營政治人物為藍綠雙方站台，但能影響一般民眾的投票意願嗎？邱臣遠第三名，一是或許邱臣遠的魅力與論述不夠，無法獲得市民肯定而支持；二是可能柯P光環也有稍稍褪色，當年總統票投柯的選民未必今年市長會投邱？不過我認為這裡面「柯」的影響因素小，「邱」自身的因素比較大。邱臣遠如決心衝刺，可能得每週七天廿四小時拚下去！

竹北市轄區土地面積僅佔新竹縣3%左右，市民人數卻佔整個新竹縣人口約36%；居民以竹科園區就業的外來人口居多，不同於傳統認知的新竹縣就是客庄票和農民票。我曾去過竹北市，街區方正整齊，馬路寬敞，明顯經過都市重劃，真的是令人驚艷的小鎮！據說當地餐廳週間生意興隆，週末假日反而冷清－因為交通方便，有高鐵、台鐵和國道，居民假日也許跑去雙北了？因此，這個新興的年輕都會型城鎮，民心動向的自主性可能較高。

但觀察台灣各年齡族群的選舉投票取向，我認為可以簡單劃分為：
年輕選民偏感情
老年選民偏理念

投票行為是感情與理念的結合，感情與理念俱有可能偏差、誤判，不過重理念的人比較不會動搖－即使是錯了也會堅持；偏重感情的容易搖擺，昨天熱淚支持你，今天可能倒過來罵你個臭頭。投票意向也以年輕人最不確定，投票率不如老年人高。政黨如能捕獲中高齡選民的支持，才是比較穩健的。可國民黨過去最怕被嘲笑為「黨員結構與選民結構脫節」，意指黨員多係「高齡」的「外省人」。說到底，國民黨的政策也沒有怎麼照顧這一群忠貞黨員，選舉造勢場子把他們從榮家拉來排排坐，揮舞旗幟吶喊「凍蒜」，台上講的是聽不懂的河洛話。軍公教退休金被砍，國民黨不敢承諾要恢復。郭冠英身陷「高級外省人」風暴時，馬英九總統也是嚴詞譴責，導致郭被免職。

說到老人的需求是什麼，台灣政治人物總是立即連結到「長照」，其實當國民平均壽命逐年延長，長者需要的是健康、平安、快樂的和諧晚年，亦即「樂齡」社會，而非僅僅聚焦於醫院有幾張急診病床、安養中心幾個長照床位。如何建構樂齡社會，台灣的朝野政黨鮮少有深入的探討問題及擬定政策，講得多的反而是生一胎給多少錢，可生育率還是沒有提升。

白營有「壯世代」的倡議，大抵是鼓吹延後退休年齡，推廣銀髮經濟。這像是使用(壓榨？)高齡者的人生剩餘價值，不能說是「樂齡」。

姑舉一例談樂齡：各縣市均有敬老卡的政策，可據統計九成以上的使用者均未能完全花費卡中的額度，月底就歸零，未用完的預算在年底決算時就成為首長可自由使用的結餘款。究其因，敬老卡的使用範圍太窄、限制太多。我曾建議可以開放敬老卡做文化支出如購書，現在出版業及書店經營困難，文化部表面上有補助書店辦活動，但熱鬧活動辦完了，也向上級長官寫完結案報告書，書店的營業額有提升嗎？若真的有實質助益，多年老書店關門就不會頻頻成為新聞話題。

年輕世代使用手機，不看報紙也少看書本，中老年人可能還保有接觸紙本書籍的舊習，開放敬老卡買書豈不是一舉多得，既給老人福利，也間接支持了出版社和書店，遠勝辦一場煙花活動或是出國參加書展。據說蔣萬安有意開放敬老卡可在超商使用，現在某些超商也有賣書，將來就會變成你的敬老卡可在超商買一本書，進了正式書店反而不能使用。這是支持超商，不是支持文化事業。

可能是各政黨的確不太重視老人選票。

老年選民比較固執、堅持。2020年韓國瑜代表國民黨參選總統，由於他口才很好，金句連發，一時激起很多鬱悶的藍營支持者熱情，認為韓可以扭轉時局。選前我與一些「老藍男」同桌吃飯，多人談起韓國瑜，頗為興奮，說他是K黨救星，我獨排眾議，冷說他不會勝選。一位長輩隨口說願與我打賭一餐飯，我立即應允。隨即同桌另三位長者跟進也要與我賭韓會當選總統，我也只得承接，賭注就是四頓飯了，想當然他們是認為我一定輸。

後來選舉揭曉，那位首先向我叫陣的長者，倒是爽快請我吃了一餐，另兩位亦然，分別作東邀宴在下，只是最後一位我婉謝推遲了，原因無他，那是一位九十高齡嵩壽長者，豈忍敲人家的竹槓？但想想：他是那麼篤定支持韓國瑜。

不過，這就是我說的：高齡長者偏重理念，他們認定韓國瑜是「一支穿雲箭」的堂堂正義之師，焉能不勝？孰不知台式選票民主實無關黑白、是非、正邪、對與錯。

台灣社會同時面對「高齡化」與「少子化」的夾擊，國發會預估：2035年的台灣總人口將跌破2,000萬大關，65歲以上老年人口佔比37.0%、青壯年佔比57.9%；到了2055年，老年人口將佔比43.8%、青壯年佔比50.9%，全台人口年齡中位數指標上升至61.4歲。就是說屆時走在街上舉目四望，一半都是老人！所以高齡選民也許才是政黨長期發展應爭取的對象，今天藍綠白各黨都在拉攏「年輕人」，聽來不但媚俗，可能也是搞錯對象了吧？

我也理解，用理念去說服選民是困難的長期工程，大家不妨捫心自問：你何曾仔細讀過選舉公報上總統候選人的政見及白皮書；降到縣市長和鄉鎮議員層級，更何嘗觸及參選者的理念。

台灣民眾黨的鐵粉支持者以「小草」（年輕人）為主，中老年人佔比極低，柯P也知道。我認為這是他們政黨發展的不利因素。但老年人的「理念」已經固化定型，說不好聽就是僵化，難以短時間扭轉改變，所以白營發展策略目前還是以鞏固基本盤的年輕選民為主軸。但從竹北民調來看，當地的小草是否枯黃凋萎了？

竹北市長這一局，11月底選舉結果揭曉，即可印證我的觀察論述是否切題。當然，若是邱臣遠在未來七十天裡異軍突起，最後當選竹北市長，我會很高興，也會為他鼓掌叫好。

此刻，三個候選人加油吧！
三個人？是的，我刻意忽視了第四名的李姓候選人。
（* 作者是台灣的作家）

今天是2026年9月15日。94年前的今天，遼寧省撫順煤礦附近的平頂山村，村民們還不知道，再過不到24小時，他們將再也看不到明天的日出。

1932年9月16日，農曆八月十六日，中秋節剛過。
在撫順煤礦附近的平頂山村，數以千計的男女老幼，被日軍包圍、集中，隨後遭到機槍掃射。
倖存者逃離之後，日軍又將屍體集中焚燒，炸塌山崖掩埋遺骸，並放火燒毀村莊。
這就是後來被稱為「平頂山慘案」的事件。

它不是一次戰場上的交火，而是發生在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關東軍控制東北的過程中，針對普通平民所進行的一場報復性集體屠殺。
至於究竟有多少人死於這場慘案，至今仍存在不同統計。中國方面長期以「3,000餘人」描述遇難規模，部分資料則記為約3,000人或3,271人。
但無論採用哪一個數字，都無法改變一個基本事實：
「這些人絕大多數不是戰場上的士兵，而是婦女、兒童、老人與普通村民。」

一、平頂山之前：撫順煤礦與日本的東北擴張

撫順煤田擁有豐富的煤炭資源。
1905年日俄戰爭結束後，日本依據《樸茨茅斯和約》取得俄國在南滿的部分權益，隨後逐步控制撫順煤礦。
1907年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成立後，撫順煤礦也由滿鐵接管。
隨著煤炭產量不斷增加，撫順逐漸成為日本在東北重要的能源基地。

然而，煤礦的擴張並沒有同步帶來良好的勞動條件。
中國礦工長期處在艱苦而危險的工作環境中，礦難與勞工傷亡屢見不鮮。
因此，撫順並不只是日本經濟勢力向東北深入的一個據點，也是日本殖民統治與中國民眾矛盾高度集中的地方。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變爆發。
第二天，日本關東軍即攻占撫順。
從這一天開始，撫順也正式進入日本軍事占領之下。

二、九一八之後：抗日武裝開始反擊

九一八事變之後，東北各地陸續出現抗日義勇軍與地方抗日武裝。
1932年3月，日本扶植的滿洲國成立。
但「滿洲國」的成立，並沒有讓東北的抵抗停止。
相反地，撫順一帶的抗日活動逐漸活躍。

1932年9月15日，也就是中秋節當晚，遼寧民眾自衛軍中的「大刀隊」襲擊撫順煤礦以及楊柏堡採炭所。
抗日武裝燒毀部分日軍及煤礦設施，造成日方數人死傷。
這次襲擊，成為隔日平頂山屠殺的直接背景。
日軍認為抗日武裝可能曾經經過平頂山村，而且村民沒有向日軍通報。
於是，在「通匪」的指控之下，平頂山村成為日軍報復的目標。

三、1932年9月16日：平頂山村被包圍

9月16日清晨，日軍守備隊、憲兵等武裝力量包圍平頂山村。
村民並不知道等待自己的究竟是什麼。
日軍以集合、照相等名義，將村民集中驅趕到平頂山山崖下的空地。
男女老幼全部被集中在一起。
母親抱著孩子。
有人扶著長者。
也有人根本不知道為什麼突然被要求集合。
當村民聚集完畢之後，等待他們的不是照相。
而是機槍。
日軍架設機槍，向密集的人群開火。
手無寸鐵的村民根本沒有逃生的空間。
有人當場倒下。
有人受傷。
有人試圖逃跑。
而對於倒在地上的人，日軍又以刺刀等方式補上致命一擊。
這不是戰鬥。
因為被集中起來的人根本沒有武器，也沒有還擊的能力。
這是一場針對平民的屠殺。

四、殺戮之後：連屍體也不放過

屠殺並沒有隨著槍聲停止。
日軍將大量屍體集中到山崖下，並對遺體進行焚燒。
倖存者的證詞以及戰後調查資料，都留下了關於焚屍的記錄。
其中最令人不忍直視的，是部分重傷者當下可能仍然活著。
有人在逃離現場之後，從遠處看到平頂山方向燃起大火。
而那場火，燒的不只是房屋。
還有死者的遺體。
甚至可能還有尚未死亡的傷者。
隨後，日軍又炸塌山崖，使大量遺骸被土石掩埋，並設置鐵絲網等障礙物封鎖現場。
同時，平頂山村的房屋也被大火燒毀。
一個原本存在的村莊，就這樣被徹底摧毀。
殺人、焚屍、滅村、掩埋。
這不只是要殺死村民。
更是企圖讓這場屠殺從歷史上「消失」。

五、平頂山之外：栗家溝、千金堡與新賓

平頂山並不是這一波報復行動唯一涉及的地方。
9月16日下午，日軍又對平頂山附近的栗家溝、千金堡等村落進行掃蕩。
部分村民遭到殺害，房屋則被焚毀。
相關史料對死亡人數與村落範圍的記載並不完全一致，因此具體數字仍有差異。
但可以確認的是，日軍對附近村落採取了大規模報復性行動。

此外，部分戰後調查、地方記錄及倖存者相關敘述，也記載日軍曾在新賓周邊村落進行掃蕩、放火與屠殺。
有些資料甚至記載了萬人坑以及示眾屍首等情形。
不過，關於新賓地區具體涉及哪些村落、死亡人數，以及部分細節，現有史料存在較大的差異。

因此，這些事件雖然值得記錄，卻不宜把所有細節與平頂山村的屠殺放在完全相同的史實確定程度上。
但有一件事情卻是相同的：
「九一八之後，東北普通百姓所面對的，不只是軍隊之間的戰爭，也包括日本在軍事占領下針對地方民眾的報復、掃蕩與強制控制。」

為了切斷抗日武裝與地方居民之間的聯繫，日軍後來更推動將居民集中到所謂「集團部落」。
原本的村莊、土地與房屋被重新控制。
居民則被迫離開原有的生活環境。
對許多東北農民而言，這意味著另一種形式的生存災難。

六、戰後：真正的指揮者沒有站上法庭

1945年日本戰敗。
平頂山慘案並沒有因此被遺忘。
1946年，國民政府在瀋陽組建東北行轅審判戰犯軍事法庭，開始調查平頂山慘案。
其中一個重要人物，是當時參與事件的日軍軍官川上精一。
中國方面曾要求盟軍總司令部協助追查。
1946年6月12日，警方準備逮捕隱居於宮城縣荒濱漁村的川上精一時，他以回家辭行為由取得短暫機會，隨後服毒自殺。
另一名與事件有關的重要軍官井上清一，也沒有站上中國的軍事法庭。

換句話說：
「被指認為直接參與策劃、指揮屠殺的部分日軍軍官，最終並沒有站上瀋陽軍事法庭接受審判。」
反而是在撫順留下的相關人員中，包括煤礦與地方行政、警務系統人士，成為戰後司法追究的對象。
1947年，相關人員陸續被起訴。
1948年1月，瀋陽軍事法庭判處其中7人死刑，另外4人因與案件關係不足等原因獲判無罪。
4月19日，7名被判死刑者被執行死刑。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方面後來曾有一種說法，認為這些非軍人主要是因為慘案發生後，處理屍體不當而遭到重判。
但從瀋陽軍事法庭的判決內容來看，法庭並非只認定他們有「毀屍滅跡」的責任，而是認定事件本身具有有計畫的屠殺性質。
這也成為平頂山事件戰後審判史中，一個至今仍存在爭議的問題。

七、被炸塌的山崖，終究沒有埋住真相

日軍曾經試圖用炸塌山崖、焚燒屍體、燒毀村莊的方法，讓平頂山從地圖與記憶中消失。
但他們沒有成功。
1970年，當地重新發掘出大量遇難者遺骨與遺物。
那些被土石掩埋數十年的骨骸，再一次出現在世人面前。
後來，當地建立平頂山殉難同胞遺骨館與紀念館。
館內保存並展示了於1970至1972年間在現場挖掘出土的800餘具罹難者遺骸，以及當時遺留的遺物（如衣物、嬰兒長命鎖、子彈殼等），為二戰期間日軍暴行留下最直接的鐵證。
一座曾經被徹底燒毀的村莊，最後反而成為一段無法被抹去的歷史證據。
在「平頂山慘案遺址紀念館」中，保存著一顆被大火燒成黑炭的半圓形月餅。
這塊燒焦如墨的半塊月餅，以一種墨染般的凝重，記錄下當年那段慘絕人寰的歷史，成為日軍侵華暴行的有力控訴。

八、倖存者等了數十年，只為一個「承認」

平頂山事件並沒有隨著1948年的死刑判決結束。
1990年代以後，部分倖存者及遇難者家屬開始在日本提起民事訴訟，要求日本政府道歉與賠償。
日本法院在相關訴訟中並非完全否定平頂山屠殺的存在。
相反地，法院在審理過程中對屠殺事實有所認定。
但最終，倖存者仍然沒有得到日本政府的賠償。

2006年，日本最高法院維持敗訴結果。
於是，一個極其諷刺的歷史現象就此留下：
屠殺的事實，可以被法院認定。
但受害者，卻未因此得到日本政府的賠償。

九、歷史最殘酷的地方，不只是死亡

今天再回頭看平頂山慘案，最令人不寒而慄的，也許並不只是那一天死了多少人。
因為戰爭中，死亡數字很容易變成冷冰冰的統計。
3,000人。
2,800人。
1,000人。
400人。
數字看久了，人會麻木。
但如果把這些數字拆開來看，那不只是一串冰冷的統計。
那是一個個名字。
一個個家庭。
一段段原本可以繼續下去的人生。
有人本來應該繼續種田。
有人本來應該長大。
有人本來應該結婚、生子。
有人本來應該慢慢變老。
可是1932年9月16日，他們的人生被停在了那一天。

更令人難以忘記的是：
日軍不只殺了人。
還試圖把屍體燒掉，把村莊燒掉，把證據埋掉。
彷彿只要把山崖炸塌，歷史就可以一起被埋進土裡。
但歷史不是這樣消失的。
山可以被炸塌。
村莊可以被燒掉。
屍骨可以被埋藏數十年。
可是記憶不會。

平頂山今天之所以仍然存在，不只是因為那裡有一座紀念館。
而是因為那些被殺害的人，終究沒有從歷史中消失。
他們留下的，不只是遺骨。
也是一個問題：
「當一個政權可以把平民的死亡稱為「報復」，把屠殺稱為「掃蕩」，再把屍體埋進山崖之下時，人類究竟需要多少年，才能真正學會尊重一個普通人的生命？」

1932年9月16日距離今天，已經九十多年。
我們記住平頂山，不是為了讓仇恨延續九十多年。
而是因為——
一個社會如果連自己曾經失去過什麼都不願意記得，那麼有一天，它也可能忘記——
生命究竟有多麼珍貴。

人生有許多偶然。

回想起來，因為十五歲休學浪蕩時偶然讀了不是經典名著的《北極風情畫》，我的文學閱讀興趣被調動起來，於是開始沒有系統地大量閱讀山鎮圖書館存有的各種文學著作，後來讀到赫曼赫賽的小說而自許將來也要寫小說，讓更多成長中感到困惑絕望的年輕人可以因為讀了我的小說而得到安慰與力量。

然而，在反共戒嚴的思想荒蕪的年代，我卻苦於思想沒有出路而長期鬱悶虛無著。於是在大學時代一個苦悶至極的夜晚，我提起筆來，開始寫第一篇小說，一直到窗外天色透亮而脫稿，然後寄到《中外文學》，並意外地刊登出來。隨後我又試著練習寫作技巧而繼續寫了幾篇習作，也都陸續刊登了。然後，在岡山服役期間，我因為學生時代的經歷而被藉故關了禁閉，為了讓自己能夠全身退伍，我想必須讓自己有點名氣才不會默默蒸發，於是在出關後很快寫了一篇小說，投寄時報文學獎徵文，僥倖得了獎，也因此得以安然度過未完的役期。

退伍前半年，我和一個在楊逵逝世紀念會上認識，當時在台南開洗衣店的年輕政治犯，為了籌備後來名為《南方》的學運刊物而在成大與高醫等校串聯一些異議社團的學生。那年六月，據說因為有某權貴子弟出去外海的需要，我們那一梯隊的大專兵役男突然提前退伍。九月或十月雜誌創刊號出刊，然後因為與共事者性格(談不上什麼理念)不合，也為了讓自己接受社會現實的鍛鍊，離開台北，前往雲林、高雄為黨外(或是剛成立的民進黨)候選人助選。

選後，為了從事工人運動，我在高雄待了一段時間，終於接受一個在反對陣營圈子混了多年的兄長(原來是寫詩的文藝青年)之勸，回去文學的園地從事筆耕。於是我在1987年春節過後進入陳映真先生領導的《人間》雜誌，從事報告文學的採訪與寫作(我後來知道一些原以為同一陣營的文學前輩從此把我列為敵對陣營的人)；於是我因為採寫228事件的歷史而偶然聽到了郭琇琮(1918-1950)等人的名字，也偶然知道了原來228後還有歷史，也就是50年代白色恐怖；而我也基於歷史事實的教育，在第一篇報導的<採訪後記>不點名批判說：「有一些人在別人的墓塚上插上自己的墓碑！」(你知道我說的是誰！)

因為知道台灣曾經有過像郭琇琮這麼一批真正愛台灣的理想主義者，於是我告訴自己，我寫不寫小說都無所謂了，我要把像郭琇琮那樣被掩埋的台灣理想主義者一個一個挖掘出來，從而為沒有是非公理的台灣社會留下一絲絲自我救贖的曙光。於是我陸續寫了鍾浩東、許強、吳思漢、呂赫若、簡國賢……等等在50年代白色恐怖犧牲的人格者。

於是，1993年6月7日下午，我在北京東單一座三合院採訪了1950年兩岸分隔而滯留大陸的老台共王碧光。一個下午的訪談告一段落之後，原籍豐原郡新光庄，原名王登財的老台共說要帶我去採訪另一個台灣先輩的歷史。於是我跟隨他走到一段距離之外，王府井附近的大甜水井胡同(據說以前是謝雪紅時期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央機關的小院所在)的一棟木造房屋的二樓，等待林為民先生騎著腳踏車從外頭回來，就坐在他家臥室的(應該是客廳的地方是小孩的居室)窗邊椅子上，一邊聽他講述他父親林正亨的歷史，一邊紀錄。

回到台灣以後，8月2日，我又在台北採訪了與林正亨同案的政治受難人施顯華與吳萬福；其後也南下岡山採訪了滯留台灣的林正亨的女兒林青。與此同時，立委林正杰創辦《新國會》，雜誌主編因應六張犁發現201個50年代白色恐怖犧牲者墓塚的重大事件製作了「白色恐怖專題報導」，我於是應邀根據前述採訪資料，參考相關的霧峰林家背景資料，把尚未調查完成的林正亨的事蹟，寫成不到四千字的揭露性短文<第一個刑死馬場町的台灣人—霧峰林家第廿一世林正亨傳奇>。因為這樣，不是研究清史的我才對傳說中的「霧峰林家」多少有了理解；因為這樣，林正亨的姪兒林光輝先生輾轉找上我，他很訝異的是我竟然知道「霧峰林家」還有一個林正亨(那些研究霧峰林家的專家都不一定知道還有這段歷史)。因為認識了林光輝，我對沒有文字記載的林朝棟以降的台灣抗日史有了比較全面的把握和認識。

林正亨的歷史書寫，後來就在繼續尋訪中暫時擱置。但是，林正亨的名字與歷史也逐漸在海峽兩岸熱絡起來。2001年，台灣省文獻會用納稅人的錢印行了《林正亨的生與死》一書。主持此書的台灣史學界當權者開頭就先把我那篇主要根據林正亨的兒子口述的短文不加分析地全盤否定，說藍某某寫的是小說不是歷史。其實，類似這樣的話，伊不是第一個說的。有些人說的比較好聽是說我文筆很好(言外之意是我所寫的都是我編寫的故事)。我也知道他們要否定的不是我這個威脅不到他們升官或發財的小人物，他們要否定的是228之後台灣青年全面參與中共領導的要求台灣解放國家統一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這段歷史。

記得在此多年之前，此一權力學者所在的中研院近史所吧，曾經邀我去向包括伊在內的眾多學者講述我的台灣民眾史採訪與寫作(沒有交通與講演費，只有個別學者送了幾本他們個人的著作)，後來以伊為代表的他們中的一些學者就成為李登輝國民黨當局解構228悲情的寫作班子，後來也成為228與50年代白色恐怖補償基金會的審查權力核心，也就是掌握歷史解釋的權力核心了。

還好，我一不靠寫作混官做，二不靠接官方的案子謀利，三不靠發表文章在學術圈混升等。我就是一個沒有經濟自由的自由寫作者，我偶然地遇見了歷史，知道了真相，尊重犧牲者的歷史，盡我所能地客觀寫下來而已。我知道這些犧牲者不合時宜，甚至被無知的家屬像當年的加害者那般繼續汙衊為「匪」。但我知道，只要我寫下來，不管那些無良學者說是小說還是什麼虛構的帽子，歷史總有還他們公道的一天。我衊視那些無良學者的惡罵，他們的話語除了體現他們的人格之外，更給自己留下無恥的印記。

於是，事隔多年之後，我還是把已經有各種各樣書寫的林正亨的生命史，根據可見的史料，調動我的書寫訓練，盡力寫成一篇有血有肉，可信可讀的人物報導，收入《台中赤青》一書，謹此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