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久以來那些口口聲聲愛台灣而極力歌頌日本殖民的慘史的偽台灣人當然跟日本軍國主義者一樣不提或不知道918；那些長年消費228悲情的台南政客也從來不提或不知道失蹤於228的台灣台南人宋斐如(1902-1947)；歷史不會忘記今日台灣人可恥的嘴臉！

日本據台，兩岸隔絕36年後的1931年9月18日晚上，日本關東軍在瀋陽北郊製造柳條湖事件，突然襲擊北大營中國駐軍營房，並在南滿鐵路沿線全面攻擊中國軍隊。從那個時候起，一大片富饒的國土淪陷了，千百萬的東北（日本謂滿蒙地區）人也不得不流浪他鄉，在寒冷的雪夜中唱著「哪年，哪月才能夠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的＜流亡三部曲＞。

流亡的東北人悲憤的呼聲緊緊揪住了飽嚐故土淪陷之苦，前一年6月從北大經濟系畢業後留校任教的30歲不到的殖民地台灣青年宋斐如的心。在雪夜中，他想到，故鄉尚未光復，東北卻已經陷入敵手了……；於是他因為思鄉而失眠了。但是，他並沒有徒然感傷乃至於空喊愛國口號；他蒐集了各種相關材料，及時地寫了幾篇有關東北事件的評論文章。

1930年7月，作為「新東方學社」主要成員之一的宋斐如在《新東方》月刊「殖民問題專號」發表的＜日本帝國在遠東的情勢及其前途＞，就已經從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析述了日本帝國主義勃興的經濟的、戰爭的和外交的三個條件；並且經濟地解釋了日本帝國主義向外侵略的必然性，從而站在「解決東方全體問題的立場」，極力呼籲日本與中國的民眾，「為著東方全體被壓迫民眾的解放」而團結起來！

歷史的進程並沒有按照宋斐如的主觀願望發展，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客觀規律還是決定了日本走向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道路。於是，宋斐如在1931年12月《新東方》的「最近遠東問題專號」，發表了＜東北事件的經濟解釋——日本經濟的衰落與東北事件＞、＜東北事件與帝國主義戰爭＞與＜東北事件與日本社會革命＞等三篇針對九一八事變的專論。

宋斐如從「經濟解釋」出發，分別探討了東北事件反映的日本經濟的衰落、帝國主義戰爭與日本社會革命之間的政治經濟關係。他認為，日本雖然是與英、美鼎足稱雄的三大強國之一，卻是個「外強而中乾」的帝國主義「大怪物」；因為日本帝國的經濟危機已由工商業蔓延於農業而日益急迫，具有豐富資源的東三省可以充當日本的「食料及原料供應地，資本及商品的銷納場所，所謂『大陸經營』的媒介物。於是，日本帝國主義的魔手伸向肥嫩而柔軟的東三省，乃有十二萬分的必然性。」

當時中國社會的主流大都寄望國聯的干涉或「第二次世界大戰」（「帝國主義戰爭」）的爆發，以致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對日本加以有效的武力或變形的經濟制裁，從而阻止日本帝國主義進一步侵略中國。但是，宋斐如清醒地批判這種論調無異於「空中樓閣」。他指出，處於經濟恐慌的帝國主義列強基於在東北的利害關係，以及避免自殘、抑制本國社會革命爆發、反蘇聯戰線齊一、共同榨取殖民地民眾等「必要」，在當時不可能發生帝國主義戰爭。他認為，將來的戰爭必將以「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族」的形式表現出來。因此，他希望廣大的民眾覺悟，不要像一部分的當局那樣「不識時務」，只知向國聯或美國哭訴，而應該認清我們的敵人與朋友，「利用時機，從改造東方運動中改造世界」！

宋斐如同時指出東北事件與日本國內的社會革命的密切關係，從而提醒日本無產運動的領導者與群眾：擁護或擴大日本資產階級「在滿蒙的特殊權益」，只能削弱日本社會革命的力量。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東三省之日，就是日本資本家地主階級彈冠相慶之時，也就是日本無產大眾抱頭痛哭之時！

1932年4月，宋斐如還發表了＜日本侵略下東省的農業生產＞。然而，國難當頭，他深刻體悟到光是寫文章批判日本帝國主義，呼籲中日兩國民眾團結反帝，依然拯救不了多難的祖國與殖民統治下的台灣，於是毅然辭去北大教職，投奔主張抗日救國的馮玉祥將軍，其後並發表了＜國聯調查團報告書的批判＞。

1937年抗戰爆發後，宋斐如又懷抱著喚醒同胞要有新的覺悟的心情，發表了＜9．18六周年＞和＜日本鐵蹄下東北同胞的生活慘狀——為紀念9．18而作＞兩篇文章。他指出，為了贏得長期抗戰的最後勝利，就必須擴大統一戰線，切實聯絡世界上平等待我的民族，特別要設法提攜可以和中國協作，共滅日本帝國主義的蘇聯、朝鮮、台灣以至日本下層民眾。

1938年1月，宋斐如再發表＜日寇在東北的殘殺與暴行＞，同時出版《日本鐵蹄下的東北》一書。為了紀念9．18七周年，又在主編的《戰時日本》半月刊製作「東北的現狀」專題，發表＜日寇七年來在東北的經濟掠奪＞和＜東北義勇軍的母親—趙老太太＞。

宋斐如有關9．18事變的專論與報導，不但以政治經濟學的科學方法剖析了事件的本質，指出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矛盾必然產生的侵略，以及被壓迫者反侵略的解放之路；同時也表現了一個殖民地台灣人對流亡的東北民眾感同身受的情思，從而為兩岸分斷的歷史留下一頁珍貴的見證。

0. 本劇故事概要
1947年3月1日清晨，天馬茶房事件累積的憤怒迅速轉化為街頭行動。台北行政長官公署、專賣局與多處分駐所相繼被群眾包圍與衝擊，象徵權威的機關外殼在短時間內出現明顯裂縫。面對市區秩序迅速失衡，各界代表為避免全城失控，於3月2日成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試圖以「懲兇—改革—善後」的架構，將街頭怒潮納入組織化的協商框架。
此後兩日，台中、嘉義、高雄等地也陸續仿效成立地方處委會，仕紳、教師、工人、學生與婦女群體紛紛加入，形成跨階層的全島政治串聯。短短三天內，事件從台北的街頭憤怒，擴張為島內首次大規模的民間政治動員。這一幕呈現的不只是爆發，更是情緒、訴求與組織在短時間內匯聚成形的歷史節點。

1. 幕名與編號
第31之16幕 衝擊公署 街頭炸裂

2. 劇情背景資訊
時間：1947年3月1日（上午）至3月3日（晚）
地點：台北（行政長官公署、專賣局、分駐所、公會堂）、台中（中學校舍）、嘉義（仕紳宅邸）、高雄（港區工會）

3. 人物出場表
臨時領頭者（群眾中的號召者）
工人、學生、小販、市民（怒潮主體）
軍警與衛兵（戒備者，士氣不整）
報童／電報員（訊息節點）
周延壽（47歲）：
台北商工界出身，戰前任「台北市會議員」、戰後當選「台北市參議會議長」，性格穩健，深得地方士紳信任。
陳逸松（47歲）：
行政長官公署秘書處要員，留日背景，熟悉日語與行政體系。
王添燈（32歲）：
日治時期畢業於東京早稻田大學，返台後任教職與報社記者。
律師代表（制度與程序派）
學生代表（街頭壓力化身）
台中教師代表、嘉義仕紳、高雄工人領袖、婦女代表（各地組織推動者）

4. 劇情主體撰寫
【開場大字幕置中＋旁白】
（相關影片出現，或相關照片剪接出現）
「天馬茶房的槍聲沒有熄滅，3月的街頭，把怨氣推向行動，也把行動推向組織。」
【小字幕置底邊＋旁白（同文）】
（相關影片出現，或相關照片剪接出現）
場景一：公署前的裂縫（3/1 09:00 台北 行政長官公署）
（人牆擁擠，布條高舉；軍警拉起封鎖線，互喊對峙。）
學生甲（吶喊）：
「還我公道！」
工人乙（指向大門）：
「別再躲在裡頭！出來面對！」
衛兵（喝止）：
「退後！違者逮捕！」
臨時領頭者（回身對眾）：
「別怕！我們只要一個交代！」
（磚石砸碎玻璃；軍警欲衝，被人潮推回。）
「1947年3月1日09時，台北行政長官公署前，群眾在封鎖線前集結並突破戒備，要求政府面對茶房血案與專賣之弊。這是怒潮由陳情轉為施壓的第一道破口。權威外殼的當場龜裂，民意以集體行動要求實質回應。」
場景二：火與紙灰（3/1 09:40 台北 專賣局）
（門窗被敲裂；檔案撒落台階。有人點火，卷宗化為灰屑四散。）
小販（咬牙）：
「這些檔案，壓詐我們太久了！」
臨時領頭者（舉起檔冊）：
「勒索我們的證據，就在這裡！」
群眾（齊呼）：
「燒掉！燒掉！」
（火光映照眾臉；遠處警笛亂鳴，未敢逼近。）
「1947年3月1日09時40分，台北專賣局前，檔冊被拋出台階並付之一炬，象徵群眾焚燒了『勒索與貪腐』。抽象的不滿，化為可見的控訴，怒氣由口號轉為行動。專賣制度成為眾矢之的，城市情緒被點燃並迅速擴散。」
場景三：鐵門上的拳印（3/1 10:20 台北 分駐所）
（木棍與盾牌相撞；有人被打倒，有人拖離；人群改以包圍與呼喊。）
市民甲（怒吼）：
「打，我們怕嗎？」
學生乙（攙扶傷者）：
「先救人！後面的人上！」
工人丙（壓手示意）：
「別給他們藉口！圍住，叫他們交出打人的人！」
（敲打鐵門，聲浪震天。）
「1947年3月1日晚間8時政府發布：今晚12時起解除戒嚴，同時宣布仍禁止集會遊行。當晚10時20分，台北分駐所前，群眾改以包圍與問責，逼迫分駐所交出施暴人員，以圍堵取代盲目衝撞。包圍與問責再次同時發生，對立門檻被推高。街頭開始有人策動，使全面衝突的怒火迅速上升。」
場景四：止血—改革—善後（3/2 近午 台北 會場）
周延壽（47歲）（沉著）：
「先安民，先推出代表，成立『處理委員會』，大家坐下來談，街上才能安靜。」
學生代表（急切）：
「街頭等不及了！要有時效及具体辨法。」
律師代表（點頭）：
「名單公開、程序正當、訴求成文，才有合法性。」
王添燈（32歲）（拍桌）：
「先懲兇，再談判！否則人民的血白流了！」
律師代表（冷靜）：
「優先次序：一，懲兇止血；二，專賣與警政改革；三，賠償與善後。」
（嘈雜中逐漸點頭，分歧收攏。）
「1947年3月2日近午，台北會場內確立『止血—改革—善後』之優先架構，將懲兇、專賣與警政改革、賠償與善後條列入案。群眾訴求被綱領化，談判籌碼得以清晰。然而要求強度的差異，也隨之浮現，埋下溫和與強硬的張力。」
場景五：對外宣示（3/2傍晚 台北 會場外）
（門外擁擠；號外傳遞；喇叭聲不斷。）
周延壽（47歲）（對麥克風）：
「台北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成立，即刻由代表市民提出懲兇、改革與善後三大訴求，並展開協商。」
（掌聲與「要公道！」的呼喊交疊。）
「1947年3月2日傍晚，台北處理委員會對外宣示成立，公開三大訴求並自我授權展開協商。新的政治主體自此成形，街頭與會場出現分工與聯動。壓力由無序湧動，轉為有市民代表的對話，同時也推升了陳儀政府回應的迫切度。」
場景六：星火南下（3/2 下午—3/3 上午 台中／嘉義／高雄）
【台中 中學校舍】
教師代表：
「台中成立「處理委員會」，我們不能缺席！今晚前要交出名單！」
青年代表：
「全島連成一氣，談判才有力量！」
【嘉義 仕紳宅邸】
嘉義仕紳：
「這是保鄉保民。成立「處理委員會」，我們嘉義不能缺席，醫生、學生都可以參加！」
學生代表：
「青年負責連絡各庄！」
【高雄 港區工會】
工人領袖（振臂）：
「勞工要有自己的聲音！要寫下訴求，反對低薪剝削！」
碼頭工人（齊呼）：
「要有公道！反對低薪剝削！」
婦女代表：
「我來記名單，通知各碼頭！」
「1947年3月2日下午至3月3日上午，台中校舍、嘉義宅邸與高雄工會相繼成立地方處理委員會，教師、仕紳、工人與學生同時入列。號角由北向南傳遞，跨階層的組織網快速成形。事件由台北示威升級為全島性的政治聯盟。」
場景七：草案之日（3/3 起處委會續中山堂開會）
（會場擠滿代表；窗外群眾呼號不斷。紙張、鋼筆、煙霧在燈光下交錯。）
王添燈（32歲）（沉著）：
「全台處委會一個接一個成立，台北要帶頭訂出定主張，跟政府坐下來談。」
律師代表（提筆）：
「第一條：依法嚴辦開槍者，全省立即停火，避免再有傷亡。」
記錄員（朗讀）：
「第一條：對濫殺人民的官員與警察，一律依法嚴辦。」
陳逸松（47歲）（拍桌）：
「光懲罰兇手不夠。要改革政治，要讓台灣人參政，還要自治！」
王添燈（32歲）（堅定）：
「先清查貪污，再把米價穩住，讓大家活得下去！」
學生代表（急切）：
「新聞自由、集會結社自由，要寫進去！」
（眾聲交疊；記錄員疾書成行。）
記錄員（終稿朗讀）：
「一、嚴懲開槍兇手。
二、改革專賣與警政，台灣人參政。
三、清查貪污，穩定物價。
四、保障新聞、言論、集會結社自由。
五、全島處委會協調，作為人民代表。」
（場內掌聲與場外口號交織。）
「1947年3月3日，台北建成區公會堂。處理委員會提出訴求草案，列明『嚴懲兇手、改革專賣與警政、清查貪污、保障新聞言論及集會結社自由、全島處委會協調代表』。此舉把街頭的怒潮，轉化為政治可談判的本錢，為後續交涉奠定框架，同時也埋下『路線選擇與強度』的內在分歧。」
場景八：【蒙太奇・執行畫面】全島訊息網（3/3 夜）
（鐵路沿線報童奔跑、電報機滴答、通知張貼；台灣地圖光點自北而南亮起。）
電報員（念稿）：
「台北處委會成立——台中、嘉義、高雄回報成立在即。」
工人代表（對街坊）：
「今晚到公學校開會，全島都站起來了！」
學生代表（對學校）：
「好像全島都站起來了！」
「1947年3月3日夜，全島訊息網透過電報、報童與張榜完成串連，台中、嘉義與高雄回報同步籌組與宣告。傳播節奏被掌握，動員得以持續。星火燎原之勢確立，二二八由街頭風暴，邁向全島組織化的政治串連。」

5. 幕末字幕淡入
【大字幕置中＋旁白】
（相關影片出現，或相關照片剪接出現）
「衝擊官署・處委會・全島呼應！」
【小字幕置底邊＋旁白（同文）】：
（相關影片出現，或照片剪接出現）
「3月1日上午，台北行政長官公署、專賣局與分駐所先後遭到包圍與衝擊，象徵權威的官府建築物在怒潮前龜裂；這不是偶發，而是制度積怨的總清算。3月2日，台北各界在激辯中成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以『懲兇—改革—善後』為綱，嘗試以組織整合街頭。3月2日至3日，台中、嘉義、高雄等地迅速仿效，教師、仕紳、工人、學生與婦女群體紛紛入列。短短兩日，處委會從北向南擴展，怒潮在全島串聯，突發事件從街頭行動，進入組織化的政治行動。」
後記：王添燈是當時台北市處委會常務委員，並擔任宣傳組長，王添燈被証實受台共直接領導，無資料証明王添燈是台共成員。經考証：緝煙衝突爆發之後，中共中央沒有下令如何行動，行動是由中共省工委依照既定的「統一戰線」方針，經討論決定借勢借端推波助瀾。

6. 本幕史料來源
•二二八事件基金會《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總整3/1–3/3台北與各地事件時序、處理委員會的成立背景與訴求脈絡，支撐本幕的「由衝擊官署→處委會成形→全島呼應」之結構。
•《臺灣新生報》1947/03/01–03/04台北版、晚版（政大「二二八事件臺灣本地新聞史料」數位典藏）——連日報導公署、專賣局、分駐所衝擊與3/2傍晚對外宣示，作為現場一手新聞依據。
•處委會成立與訴求條列之佐證：
《臺灣新生報》1947/03/02、03/03地方版：台中、嘉義、高雄相繼成立地方處委會；
《臺北市參議會議事錄‧1947》：台北處委會公佈之「懲兇／改革專賣與警政／清查貪污／保障新聞言論與集會結社自由／全島協調代表」等條列訴求。
•二二八基金會專題與年表（網站）——「3/2傍晚對外宣示、公開三大訴求，形成新的政治主體」之節點說明，補強本幕「由街頭轉入組織化談判」的敘述。
•中共系回憶與研究彙整——指稱處委會成立後，地下黨在王添燈周邊組成「對策委員會」，其廣播與發言經小組討論後由王對外發表，作為「透過王代理主張」的參考資料（屬回憶／研究層，非一手檔案）。
•中共中央對臺表態的時序性資料，1947/03/08–03/20間，經廣播與《解放日報》公開聲援「台灣自治」論述；可見事件初期未有中央即時行動命令，島內省工委依「統一戰線」原則因勢利導、局部介入。

作者：丁紹傑
我無黨無派今年73歲，是在台南長大的空軍子弟。高中時，曾聽長輩談起二二八期間，嘉義機場遭到圍困的往事。因此，我對二二八以及其後延伸出的白色恐怖歷史，始終比同齡人多一分關注。進入大學，當我看到陳儀的自評詩：
「治生敢曰太無方，病在偏憐晚節香，
廿載服官無息日，一朝罷去便饑荒。」
我才驚覺，社會對陳儀的評價長期出現高度兩極化，其原因往往來自不同時期所呈現的史料差異，以及撰寫者立場與動機的不同。
為了給歷史誠實交代，我創作了這部公益紀錄片劇本，希望留下228事件誠實的紀錄。

1936年，著名的二二六禁衛部隊血腥事件後，中川總督被換了下來。海軍背景的小林總督，是後期第一任武官總督。該年可說我島進入了「準戰爭體制」中，1937年七七事變後，才正式進入了「戰時體制」，他值得我們關切的政績有──

關於「一致緊張」

「一致緊張」，是小林總督在來台的船上受記者訪談時所提；當時的時局，先有右翼分子與軍方在我島上為了朱諾號事件而發出對於中川總督不滿的言論；後有被派在宜蘭的相澤中佐，入京斬殺軍務局長永田鐵山事件，再有東京發生了軍國主義者震動全日本的二二六血腥事件；該背景使得軍方對該事件並不積極壓制，只因天皇拒絕忍受而起訴那批領導者。據稱，小林總督在該事件中，是有相當的關係的。因而，對於此一任命，除對於右翼與軍方都有回應的意義外，當時他對於台灣社會所提的「一致緊張」，可說應有某種「國民精神總動員」的意義。

1936年10月，前述中川總督所隱匿達兩年的「眾友會事件」，乃在「祖國事件」後不久就公開審理了；這等於是公開宣告在1930年代初，當局雖似成功地宰制了當年的社會運動風潮，然我島上的社會現實，其實並非如其外表，已可以高枕無憂的；這等於是宣示了其「先知性」的「一致緊張」的必要。

關於皇民化運動問題

坦言之，小林在當時的時代壓力下，要求我島民與其「一致緊張」，可以理解，但是高明的領導者似乎不應該如此顯示自身的「緊張」？

但是，確實我先民對於日語「懂得」的程度，雖依據官方前述應該有膨風的計畫數據，到1936年，只能達到三成二，到1940年才能達到五成一；要官民都能夠「一致」行動，真是談何容易！此前的皇民化運動應該就是希望能夠「一致」同其緊張吧。

換言之，1931年，關東軍不曾與東京一致行動；1937年，華北的日本駐軍也未能與內閣一致行動；更何況，在大多數島民的語言無法與官方充分溝通下，要求官民「一致緊張」、甚至「一致行動」，是否就只能端看前述國語普及計畫的成績了。本期間，小林總督所高揭的皇民化政策可說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上開展的。

然而，「皇民」這個名詞，不是中國傳統的用語；甚至在我傳統中「皇」與「民」彼此身分懸殊，是不會連用的；因而，我島民對其應該少有文化的親切感；相對的，在大和民族的神裔觀點下，所謂「皇民」一詞才可能成立。

因此，在關於皇民化的論述中，其主要就是努力確立一種與中華文化不同的、自大為神裔的身分認同──中國傳統往往有「不語怪力亂神」「國將興，聽於民，國將亡，聽於神」的理性。

這種差異在平時應該不易顯示，當戰時體制，由於涉及生死與信仰問題的大事，絕非「一致緊張」就能應付或取代；因而，他們頗費力地推出了一套做法；那就是本期中的皇民化諸政策，由寺廟神升天、一村莊一神社，正廳整理、限制改日本姓名〈非全家不能改〉、不限制改日本姓名〈無須全家〉，到鼓勵改日本姓名〈改姓名有種種好處〉，就是……。甚至也把日本傳統神社每二十年就要新建遷置的鄭重態度也引進到我們島上來，例如，將在1944年10月28日，我島上祭祀北白川宮親王的「台灣神社」就將在該日進行最新的一次新建遷置的典禮；那應該就是計畫中又一次其所謂「國民精神總動員」的極佳機會。

1939年，小林總督將自身的政策，總結為「皇民化，工業化、南進」三項目的。1940年，大大地紀念它們所謂的「皇紀2600年」，就是它們設計的一個重要的皇民化信仰的時刻；那似乎是想讓日本神道自以為神聖的偉大神祇，可能接納這些個新皈依的可憐同道。

關於物資的總動員

前述是關於戰時體制上，人的動員──透過日本官方的集體信仰；另方面，戰爭有很大的一部分實力，必要依賴充足的物資；通常有稱之為統制經濟，大約就是指戰爭雙方面對戰爭的現實，應該把如何充分掌握物資，進行管制與分配，以使物資能適時適地地充份發揮其本身的作用。

1937年底，已有命令我島民出售鑽石與黃金。時人有回憶稱，「這是我即將被徵用為軍伕之前，發生於1937年底的事。住在隔壁的堂嫂，挺著懷胎九月的身孕被警察叫去拳打腳踢，一昏厥即澆冷水繼續用刑。如此反覆拷打的結果，使她在拘留所流產。而警察拘提她的理由就是她不答應賣出黃金。也有熟人家的小孩因看到父母被強制徵購黃金而遭詰問、拷打，便搜出家中紙幣，購買少許黃金交差，沒想到多疑的警察竟認為其『隱藏黃金』，竟對孩童嚴刑拷打。」

1938年3月，「國家總動員法」公佈；4月，實施「支那事變特別稅捐」；1939年，10月，物價統制令公佈；12月，通令嚴禁商人囤糧。全台設立經濟警察；11月，全國實施糖、火柴配票制。可惜，物資不足的情況實在嚴重。

1939年11月，實施了空前的「台灣米穀移出管理辦法」，禁止米穀自由輸出；12月，開始禁止使用白米，很多新年年糕變成黑色。米糧自然出現惜售、囤積情況；雖經濟警察介入也難以處置；但旅館和料理屋照樣端出精製白米給客人吃。當局宣布強化取締。

1940年3月，宣布禁止使用穀物製造糖果；違反者重罰。但由於市場需要，消費者願意以高價取得，黑市自然形成。根據當局的調查，台南的蘿蔔等蔬菜以六倍的價格賣出。糧食不足，價格高漲，各地出現配給的問題。

台中市開始，各戶必須持有購買證才能購買；寄居者則須有寄居證才能購買，因而外來勞動力多的都市，許多派出所都人滿為患。然而，首先出現所謂的「一日二餐、圍剿奢侈」與「每月一日為興亞奉公日」，不准市場賣肉；各地的物資供應不足，物價高漲；因賣黑砂糖，獲得暴利而被告發的情況頻傳；各地官廳發出對於黑市交易重罰的警告，卻幾乎沒有任何效果。

關於竹南間諜事件

那是1938年元旦，發生在竹南的一個可笑也可悲的事件；由於對於公學校畢業生感知到自己相較於日籍生無法獲得公平合理的升學機會而心懷不滿的一夥台籍生，發出他們打自心底的憤懣，因而面對日人所規定的，除夕時必須依照日本傳統禮俗在自家門口豎立「門松」，屋簷下懸掛稻草搓成的「注連繩」的作法，表達了他們的抗議。

當時是該一夥的七個頑童就分為兩組，一在竹南火車站南北走向的商店街，另一在郡役所官員與小學校教師居住的宿舍街上，他們有意地在那無人的寒夜中，對那些日式驅邪、祈福與吉祥的裝飾加以破壞。引致先前公開誇大口，要在六個月內征服中國的日本陸軍，一口咬定該案為敵人擾亂治安的間諜活動或抗日活動，因而成為便衣憲兵與特高負責調查的事件。

最後，該案不知是如何結案的，但是那相關的七個頑童與其家族本身顯然無事。該事件的真實問題，應該就是當局者不知道應該檢討自身錯誤的政策，只是懷疑我島民心懷不軌，然後就自行緊張，甚至自行製造緊張了。

關於廣州無血入城新聞事件

1938年10月21日傳來廣東大捷攻進廣東城；26日，傳來攻佔漢口；全島民眾不斷提燈遊行歡呼，報紙與廣播不斷報導各種要人歡呼的消息；然史實中，當年陸軍醫院護理長的描述卻是──
「報紙、廣播明明報導登陸廣東時是不流血登陸，卻傳出在廣東攻略戰中受傷的患者即將入院的消息。部隊長命令大家整理所有病床，排在走廊的角落，並在病房及走廊地板上鋪上毯子。才正忙著準備，傷患就突然被送進來，重傷者就佔了半數。……大多數患者連接受診療的機會也沒有，頂多先綁上三角巾。」

捷報不斷地傳來，我們島上的年輕人不斷地被動員上街舉行慶祝遊行，他們沒有神裔與武士道輕賤生命的傳統，應該如何面對戰爭與死亡？僅靠著自大與蔑視敵人？

關於「廟門昇天」與皇民化運動

戰爭越是逼近，關於戰爭與信仰的問題越是重要；尤其，殖民者的神道與其家族觀與我島民的傳統信仰確實頗有差距；當局者極想消弭之。於是在1938年開始了前述的所謂「寺廟整理」計畫。

它們所採取的方法，是一面在各地建築神社，同時迅速裁併地方上舊有傳統信仰的寺廟，其中決定廢棄的舊日寺廟，有的轉為日本佛教的廟宇，有的則命令地方耆老與保甲人士，以及地方公學校師生進行破壞毀棄的工作。如此，由著名的寺廟神像到家庭中的祖先牌位，都是毀滅的對象；除了對於少數的神祇外。對於大多數的寺廟，它們都不顧信眾的觀感，公開地拉倒神像，拆掉山門與廟宇；此外，對於家族中信奉的神像與祖先牌位，則有些地方更在要求交出來後，故意把它們與不衛生的馬桶放在一起燒掉 ──這些總名之為「寺廟神之升天」；似乎那樣真的就能破壞我島人長久以來所涵養與生活其中的信仰似的。

不過，廟宇或家族祭祀公業的財產藉此充公成為「國防獻金」，確實是一可觀的收入；然而，其改變信仰上的實效如何，實在可疑，就所知，絕大多數家庭是把祖先牌位藏起來，採取私密的祭拜而已；而對於地方的信仰，據稱在台南曾有下列的做法：
「倒風寮百戶人家中，每年由一戶人家負責供奉法主公……這戶人家要負責隱藏法主公，以避免被日本人抓到。一直到光復後，村人才公開祭祀法主公。」
似乎竟然因此而使得地方上多出一個私密的信仰組織。

人生有許多偶然。

回想起來，因為十五歲休學浪蕩時偶然讀了不是經典名著的《北極風情畫》，我的文學閱讀興趣被調動起來，於是開始沒有系統地大量閱讀山鎮圖書館存有的各種文學著作，後來讀到赫曼赫賽的小說而自許將來也要寫小說，讓更多成長中感到困惑絕望的年輕人可以因為讀了我的小說而得到安慰與力量。

然而，在反共戒嚴的思想荒蕪的年代，我卻苦於思想沒有出路而長期鬱悶虛無著。於是在大學時代一個苦悶至極的夜晚，我提起筆來，開始寫第一篇小說，一直到窗外天色透亮而脫稿，然後寄到《中外文學》，並意外地刊登出來。隨後我又試著練習寫作技巧而繼續寫了幾篇習作，也都陸續刊登了。然後，在岡山服役期間，我因為學生時代的經歷而被藉故關了禁閉，為了讓自己能夠全身退伍，我想必須讓自己有點名氣才不會默默蒸發，於是在出關後很快寫了一篇小說，投寄時報文學獎徵文，僥倖得了獎，也因此得以安然度過未完的役期。

退伍前半年，我和一個在楊逵逝世紀念會上認識，當時在台南開洗衣店的年輕政治犯，為了籌備後來名為《南方》的學運刊物而在成大與高醫等校串聯一些異議社團的學生。那年六月，據說因為有某權貴子弟出去外海的需要，我們那一梯隊的大專兵役男突然提前退伍。九月或十月雜誌創刊號出刊，然後因為與共事者性格(談不上什麼理念)不合，也為了讓自己接受社會現實的鍛鍊，離開台北，前往雲林、高雄為黨外(或是剛成立的民進黨)候選人助選。

選後，為了從事工人運動，我在高雄待了一段時間，終於接受一個在反對陣營圈子混了多年的兄長(原來是寫詩的文藝青年)之勸，回去文學的園地從事筆耕。於是我在1987年春節過後進入陳映真先生領導的《人間》雜誌，從事報告文學的採訪與寫作(我後來知道一些原以為同一陣營的文學前輩從此把我列為敵對陣營的人)；於是我因為採寫228事件的歷史而偶然聽到了郭琇琮(1918-1950)等人的名字，也偶然知道了原來228後還有歷史，也就是50年代白色恐怖；而我也基於歷史事實的教育，在第一篇報導的<採訪後記>不點名批判說：「有一些人在別人的墓塚上插上自己的墓碑！」(你知道我說的是誰！)

因為知道台灣曾經有過像郭琇琮這麼一批真正愛台灣的理想主義者，於是我告訴自己，我寫不寫小說都無所謂了，我要把像郭琇琮那樣被掩埋的台灣理想主義者一個一個挖掘出來，從而為沒有是非公理的台灣社會留下一絲絲自我救贖的曙光。於是我陸續寫了鍾浩東、許強、吳思漢、呂赫若、簡國賢……等等在50年代白色恐怖犧牲的人格者。

於是，1993年6月7日下午，我在北京東單一座三合院採訪了1950年兩岸分隔而滯留大陸的老台共王碧光。一個下午的訪談告一段落之後，原籍豐原郡新光庄，原名王登財的老台共說要帶我去採訪另一個台灣先輩的歷史。於是我跟隨他走到一段距離之外，王府井附近的大甜水井胡同(據說以前是謝雪紅時期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央機關的小院所在)的一棟木造房屋的二樓，等待林為民先生騎著腳踏車從外頭回來，就坐在他家臥室的(應該是客廳的地方是小孩的居室)窗邊椅子上，一邊聽他講述他父親林正亨的歷史，一邊紀錄。

回到台灣以後，8月2日，我又在台北採訪了與林正亨同案的政治受難人施顯華與吳萬福；其後也南下岡山採訪了滯留台灣的林正亨的女兒林青。與此同時，立委林正杰創辦《新國會》，雜誌主編因應六張犁發現201個50年代白色恐怖犧牲者墓塚的重大事件製作了「白色恐怖專題報導」，我於是應邀根據前述採訪資料，參考相關的霧峰林家背景資料，把尚未調查完成的林正亨的事蹟，寫成不到四千字的揭露性短文<第一個刑死馬場町的台灣人—霧峰林家第廿一世林正亨傳奇>。因為這樣，不是研究清史的我才對傳說中的「霧峰林家」多少有了理解；因為這樣，林正亨的姪兒林光輝先生輾轉找上我，他很訝異的是我竟然知道「霧峰林家」還有一個林正亨(那些研究霧峰林家的專家都不一定知道還有這段歷史)。因為認識了林光輝，我對沒有文字記載的林朝棟以降的台灣抗日史有了比較全面的把握和認識。

林正亨的歷史書寫，後來就在繼續尋訪中暫時擱置。但是，林正亨的名字與歷史也逐漸在海峽兩岸熱絡起來。2001年，台灣省文獻會用納稅人的錢印行了《林正亨的生與死》一書。主持此書的台灣史學界當權者開頭就先把我那篇主要根據林正亨的兒子口述的短文不加分析地全盤否定，說藍某某寫的是小說不是歷史。其實，類似這樣的話，伊不是第一個說的。有些人說的比較好聽是說我文筆很好(言外之意是我所寫的都是我編寫的故事)。我也知道他們要否定的不是我這個威脅不到他們升官或發財的小人物，他們要否定的是228之後台灣青年全面參與中共領導的要求台灣解放國家統一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這段歷史。

記得在此多年之前，此一權力學者所在的中研院近史所吧，曾經邀我去向包括伊在內的眾多學者講述我的台灣民眾史採訪與寫作(沒有交通與講演費，只有個別學者送了幾本他們個人的著作)，後來以伊為代表的他們中的一些學者就成為李登輝國民黨當局解構228悲情的寫作班子，後來也成為228與50年代白色恐怖補償基金會的審查權力核心，也就是掌握歷史解釋的權力核心了。

還好，我一不靠寫作混官做，二不靠接官方的案子謀利，三不靠發表文章在學術圈混升等。我就是一個沒有經濟自由的自由寫作者，我偶然地遇見了歷史，知道了真相，尊重犧牲者的歷史，盡我所能地客觀寫下來而已。我知道這些犧牲者不合時宜，甚至被無知的家屬像當年的加害者那般繼續汙衊為「匪」。但我知道，只要我寫下來，不管那些無良學者說是小說還是什麼虛構的帽子，歷史總有還他們公道的一天。我衊視那些無良學者的惡罵，他們的話語除了體現他們的人格之外，更給自己留下無恥的印記。

於是，事隔多年之後，我還是把已經有各種各樣書寫的林正亨的生命史，根據可見的史料，調動我的書寫訓練，盡力寫成一篇有血有肉，可信可讀的人物報導，收入《台中赤青》一書，謹此致敬。

〈首相犬養死，海軍齋藤組閣〉
日本的所謂「憲政常道」，看來在其內地已是走向其盡頭了；那些血腥事件的年輕軍校學生與軍官們，所反對的藩閥與官僚的態度，是真有一定的真理性的。那麼對於像台灣如此的一個殖民地，此時官方應該給予他們怎樣的導引？

不久前，平素高調「義勇奉公」的在台日籍官吏們，自身竟大力抗拒了東京當局為了財政理由而發出的「官吏減薪命令」；這是如何地「社會教化」？未來應該如何導正我島發展的正確方向？

中川總督，曾是1928年在內地負責真實社會教化運動的文部省官僚；他應該深刻地認知過如何才能充分發揮人們的潛在力量；例如，他主持的社教運動中，過去皆由地方警察主導，如今他請各地方的頭人出來，名為「教化委員」，擔任各地活動的主持人；另一方面與過去不同的，是過去強調精神主義的偉大，自動自發；現在的各種活動，官方都會撥出相當的經費。

只是比較麻煩的，是他上任之後，考察所見，社會教化運動的推動，在民間大多數人都不能使用國語的情況下，真很難有效推展。而如今時局發展的壓力很大，本島的人們如何能在這樣的情況下，跟上內地人前進的步伐？！
當時中川總督曾真實地如此表態──
「對日本統治台灣即將超過四十年，卻仍有七成的島民不諳日語的現狀感到憂心。因而要求發揚本島民的國民精神，舉全台灣之力，使與原本的日本帝國無些許差異。」。
其結論為──
「鑒於我等現下的非常時局，為舉全台灣之力，消除原本與日本帝國些許的差異，深切感到此乃屬於指導階級之先覺者之責任，期望打通內台人以呈現團結的國民活動，使教育、產業、衛生、交通等社會全體，皆能獲得改善、改良，誓言必致力於同化的徹底與國民精神的振興。」
然而，真的有七成島民不諳國語，還只是有「些許的差異」嗎？

不過，我們的研究，還是應該注意其有以下主要的施政。

關於國語普及十年計畫〈1932~ 〉

殖民者據台已三十多年，長期一直強調著國語教育的重要性，但是至今才重視國語普及的問題，實在頗為荒唐，也可見我島民在所謂「同化政策」下的悲涼真相；前述太田總督時代，日人史書上有稱當時已開始國語普及十年計畫；本研究沒有看到進一步史料，但料想應該不會全假，只是任期太短吧，故已稍提及。

現在我們要較完整掌握的是，中川總督在1933年確實相當完整地推出了該計劃；預期在全島每一個部落設立一個講習所，動員各地的部落教化團體相配合，在十年中將把我島上的國語普及率由兩成二提高到五成以上；似乎真的每一年都能達到所自訂的標準；至他離職的1936年，三年間該普及率已達到三成二的水準。

然而，何謂「普及」，所謂「懂得」，其標準實難客觀化；考察其提供的數據，是把公學校學生數、公學校畢業學生數與日語普及設施學生數、日語普及設施結業生數加總合計除以我台人總人口數而得，如此將公學校畢業生直接全數計入「懂得日語」的人數中，完全沒有思考多少公學校學生畢業後可能因無使用的機會而忘記與荒廢，此外，國語普及設施的學生數，就所知，這些設施都是夜課，教師由公學校教師或是公學校畢業生充任，對於白天有工作忙碌、勞累的多數小民言，雖有地方警察介入支持，學習的效果也往往不會很好；這些現實問題都沒有正視，如此所得的數據，怕很有膨風的效果。

至於，當官方既已自行訂下了目標，官方在執行該計畫時，應該很難在上報時，直說無法達成該目標。因而，此一計畫在我島整個社會邁向戰爭體制的過程中，簡直只是完全成了一個「使命必達」的工作，並非實際的成績。

關於眾友會事件〈1934〉

這是起於台中州清水街紫雲寺的抗日事件；其初始於賣卜者曾宗在1927年11月認識該寺來自大陸的佛像雕刻師，因而，受到中國革命的影響；決定也要在我島上進行革命行動；於是組成「眾友會」團體。該組織並公開以「父母會」的名義，在全台各地發展其機關。

該團體的最大特色應該是其中竟然並無領導權問題，在1929年，有清水人蔡淑悔，出身於台中一中、畢業於北京大學，曾在中國國民黨福建省黨部擔任幹事與某縣知事；在職期間就很關心台灣問題。此時，因同鄉曾宗之請，加入該會，就成為其領導者；頗能大力發展組織。至1934年，已經發展到二十個團體；其名稱另有「九轉拱福志團」、「拳頭館」等。

蔡曾經親自向中國國民黨黨部請求協助；還曾經福建省黨部介紹，在該黨全代會報告我島革命形勢，請求援助，可惜當時該會行無餘力，只能口頭鼓勵；他還曾動手製作炸藥，但還未有成績。他們原定在1935─36年間，配合中國革命情勢與中日衝突危機而起義；不料，1934年9月，在殖民當局迎接日本皇族來台的例行查察中，被日警發現線索；被捕者達四百二十餘人。

此案，在社會現實中，真是證明了「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的道理，本非離奇；但是該案發之後，長期祕而不宣，要到中川總督去職後，才在下一任小林總督時代公開，那隱匿的兩年間，當局者心中應該相當忐忑？

關於第一次地方自治選舉

在前述的「國語普及運動」的推行中，日人有所謂「『地方自治制』，施行在即……就台人的日語普及狀況言，實仍未具備日本國民的資格，由是要求地方官吏確實指導各教化團體遂行推廣日語任務……」之說，到1935年11月，果真在我島上推出了第一次地方自治選舉活動；只可惜該次選舉，除了限制年滿二十五歲外，繳稅額全年須達五元以上者，才有選舉權；它導致島上僅居於半成強的少數的日人，在全台市會議員的選舉中竟然擁有比我近九成五的大多數台人有更多的選舉人數量；並且在這次選舉中，候選人半數為官派，也就是以日人選舉人為多數的選民共同爭奪剩下的半數席位。

如此情況下，該一州市議會有議決權，街庄則無該權，如此的所謂「地方自治制度」，它的運作成果當然是可以宣傳島上地方自治已展開。民間雖曾表示不能接受，簡直只是聾子的耳朵。但又能如何。

關於「國歌少年」

中川總督奉命由東京來台以前，是文部省的次官；作為文部省的要員，東京由民權運動轉向國權運動，在九一八事變後，為了迎向國際聯盟的壓力，社會精神上更激烈地向天皇絕對主義發展；這樣的情況下，他雖然已經很努力了，但在玩弄名詞外，更要如何讓我們島嶼上的民眾能真實跟上帝國的步伐。

1935年4月，一場大地震後，官方完成了一座皇民精神的典範，即「國歌少年」詹德坤的神聖故事 ──那是一位早起必拜天照大麻的好孩子，地震中重傷而死，死前還懂得關心母親，最後唱著國歌，安祥地死去──那故事成為教科書的文字，據稱感動了無數的學童，當然包括我們島上的。

然而，當地耆老的口述卻是「大地震早上，去廟裡玩，被廟的瓦壓到頭，才死的，教課書寫壓到的地點在家裡不對。那時皇民化還沒開始，哪有拜天照大麻。」。

死亡對於生物言，將失去其寶貴的生命是痛苦、恐怖的，是會努力掙扎、逃避的；然該少年死亡之際，故事中沒有任何描述其痛苦與恐怖的情況；那少年似乎因唱著國歌，就能安祥地面對傷痛與死亡；該故事強烈地給予青少年們那關於國歌與天皇偉大而神聖的暗示。

關於朱諾號事件

那是，1935年4月，發生了荷蘭商船朱諾號避難事件；因馬公軍港方面認定該船避風的作為是間諜行為；而地院檢察官則僅視為「違反船舶法」；當被告上訴時，軍方與地方右翼團體都公開指該事件乃「國際間諜事件」；最後該事件，因軍方高度不滿地院的認定；總督府雖拖延到年底，仍由總督藉著對於過去刺激軍部的報導，表示遺憾，而斥責了司法相關人士，然後由負責該案的律師出面致歉；從而才達成雙方和解。

中川總督是最後一任文官總督，其任職時間的四年，比第一位文官總督田健治郎的任職期間稍長；所以，在此，我們也多介紹了一些。

1932年3月，政友會組新閣，就有敕任官、司法官大調動；南弘受任命總督後，也宣布總督府人事大調動，全轉用政友會系統；如此吃相難看，引致對政界財界腐敗與政局動盪心懷不滿的海軍年輕軍官與陸軍士官學校學生的一集團，於1932年5月15日，向東京的政府首長發動恐怖攻擊，強烈地衝擊全日本；我島新任總督將如何面對新局面？

關於吃相難看的政黨政治

五一五事件中，政友會犬養首相被刺死，軍方反對政黨內閣；曾兩任朝鮮總督的海軍大將齋藤實內閣於五月二六日上台，要以南弘為遞信相，他珍惜此入閣的機會，就辭了總督職；因其在職僅兩個月，卻把原來總督府的一級官僚系統都改動了，被罵為「獵官主義」。

據稱，當年為了政黨政治的政黨輪替，勝者全拿，確實是社會現實中貪婪與惡質的根由；幾年一選與不信任投票，尤其在景氣不佳時，蛋糕太小了，確實每次選舉都可能是生死之爭；精神主義說來意氣昂揚，現實中做時，絕非容易。

南弘總督雖受攻擊，但已經高升；我島上，由於民間的反感，各地方協議會出現了留用總務長官的呼聲；原本在政黨輪替下，政友會的總督與總務長官都應該去職，換同黨的一對官僚主政，此時，卻在血腥的五一五事件後「舉國一致」的氛圍下，形成了不同黨的總督與總務長官，被要求「相忍為國」了。

關於滿洲國的開放

時當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內地的「滿蒙開拓團」，對於我島啟動了某些人關於「祖國」的新想法；那是在學校中，曾有教師給學生分食了來自我東三省的蘋果之後，學生在齒頰留香之餘的嚮往；當他們成人、有能力施展拳腳後，那個世界可能會成為他們優先考慮的天地。那些故事的源起，無論其各自的發展與結局如何，應該都是太田總督時代開始展開的。而史實中，原本軍方高層的計畫，是要到1935年才進入此一階段，不料，因關東軍的冒進，提前了進度，各方，包括我島社會，應該如何才能跟上。。。

其實，日本當局者不見得充分認同這樣的發展，但是，日本漂亮的文化與其神聖的體制在現實中似乎沒有多少真實掌控的力量。

0. 本劇故事概要
第70師自基隆啟航後，台灣再度失去可見的正規軍力量。社會對治安、黑市與走私的焦慮愈加明顯，《人民導報》順勢把焦點推向「撤兵後的亂象」——米價、海防漏洞、街頭治安成為每日討論。中共省工委沒有急於動員，而是採取「兩線並進」：宣傳設定議題、組織深入基層。在報館、工廠、校園與民房密會間，他們記錄物價、分析黑市、建立線人、擴大讀書會與工會支部。
這是一場無聲的佈局：沒有口號、沒有槍聲，但透過新聞、講座、讀書會與日常談論逐步滲入民心。當街頭開始問「為什麼會亂」的時候，組織已在暗處把人心慢慢聚攏。

1. 幕名與編號
第31之13幕 兩師返回 招兵買馬

2. 劇情背景資訊
時間：1946年12月下旬—1947年1月上旬（冬夜與清晨交錯）
地點：基隆港外景；台北《人民導報》編輯室；城中民房密會點；校園社團教室／工廠休息室

3. 人物出場表
蔡孝乾（42歲）：
中共省工委主導，定線路、排節奏。
沈仲九（44歲）：
對外口徑與統戰聯絡，主張「不躁進」。
胡允恭（29歲）：
聯絡與掩護，負責名單、路線與資料彙整。
蘇新（39歲）：
省工委文宣工作。
王添燈（35歲）：
〈人民導報〉社長，牽動版面與題目。
編輯：
報館實作端，負責採訪與敘事角度。
學生代表、工人代表：
新吸納對象，分頭建小組。

4. 劇情主體撰寫
【開場大字幕置中＋旁白】
「第70師．離開基隆港」
（影片出現，或照片剪接出現）
（港口環境聲）（報館排字聲）
【小字幕置底邊＋旁白（同文）】（平實）：
「70師走了，台灣正規軍清空了。接下來，誰掌握話語權？誰在收攏人心？都在暗處悄進行。」
場景一｜〈基隆港遠景〉
【長鏡頭掃過外海燈火，船笛遠去；切新聞檔頭版：〈70師啟航〉】
旁白：
「軍艦開走，留下的不是海風，而是空隙。接著登場的，就是宣傳戰。」
場景二｜〈人民導報編輯室〉
【牆上貼著大字標籤：米價、緝私、治安、外運】
王添燈（敲桌）：
「這幾天，米價曲線放大一點，配兩則緝私抓小放大的案例。」
蘇新：
「要不要寫一篇撤兵後，海防巡邏是不是有空檔？」
王添燈：
「好，但語氣放軟些，讓讀者自己去體會。標題就用：海防是不是沒有人巡邏了？」
【編輯在黑板寫：物價日誌—每日固定欄；鏡頭切稿紙：「走私路線地圖（擬）」】
場景三｜〈民房密會〉
【小客廳鋪地圖，擺記事本與暗號卡】
蔡孝乾（乾脆）：
「我們走兩條線：宣傳在前，帶節奏；組織在後，收人心。」
沈仲九（直白）：
「好，我們先用報紙把物價、走私、治安串在一起搞大，再從社團、學校、工會吸收新成員。」
胡允恭（翻本子）：
「工人這條線由甲站對接；學生這條線靠讀書會和刊物。每週回報進展。」
【眾人點頭，傳遞小紙條：地點、時間、暗號】
【蒙太奇・執行畫面】
〈校園＋工廠〉
【校園社團教室】
學生代表（悄聲）：
「先辦一場 『物價怎麼看』的小講座，資料全取自報紙，但人名不要用。」
【工廠休息室】
工人代表（點煙）：
「夜校開的是『記帳法』，就是教大家怎麼看黑市差價。」
【回到密會本子，字跡清楚：『新增：碼頭線人一名、學校線人一名』】

5. 幕末字幕淡入
【字幕出，伴隨排字機器聲與夜路腳步聲】
第70師開走之後，島內一下少了「看得見的靠山」。街上談黑市、談搶匪的聲音越來越多，《人民導報》開始把焦點往「撤兵後的亂象」。
中共省工委這邊沒有喊口號也沒有抗議，而是先用報紙把物價、走私、治安串在一起搞大，再從社團、學校、工會吸收新成員。
新聞報導黑市，不只是報導交易，都帶著故事；新聞報導物價，不只是報導數字，都牽動著老百姓情緒。
沒有口號，沒有槍聲，從『今天米價多少』到『為什麼會這樣』，反覆存在老百姓的交談中。

6. 本幕史料來源
•整編第70師離台時間節點（1946年12月26日夜離基隆），汪毅夫〈“國軍70軍”與台灣〉。
•戰後初期米荒與黑市背景（1945–1946），王甫昌〈光復初期臺灣米荒問題初探〉。
•國府經濟政策與物價控制失靈之分析（1945–1949），吳聰敏〈1945–1949年國民政府對台灣的經濟政策〉。
•《人民導報》史實與社址資料（1946–1947），國家人權博物館〈原人民導報社〉史蹟資料，國家人權記憶庫條目。
•省工委架構與幹部來台時序（1946春夏），《人民日報》黨史頻道及中共中央黨史文獻研究院回憶資料，2021。
•蔡孝乾個人經歷與在台統戰工作研究，呂芳上〈共產黨人的道路抉擇：蔡孝乾的「叛變」與轉變〉，《臺灣史研究》，2020。

作者：丁紹傑
我無黨無派今年73歲，是在台南長大的空軍子弟。高中時，曾聽長輩談起二二八期間，嘉義機場遭到圍困的往事。因此，我對二二八以及其後延伸出的白色恐怖歷史，始終比同齡人多一分關注。進入大學，當我看到陳儀的自評詩：
「治生敢曰太無方，病在偏憐晚節香，
廿載服官無息日，一朝罷去便饑荒。」
我才驚覺，社會對陳儀的評價長期出現高度兩極化，其原因往往來自不同時期所呈現的史料差異，以及撰寫者立場與動機的不同。
為了給歷史誠實交代，我創作了這部公益紀錄片劇本，希望留下228事件誠實的紀錄。

太田總督，東京帝大英法科畢業；歷任警保局長，縣知事，1924年，加藤高明內閣，任警視總監；1929年，擔任關東州長官；霧社事件後，石塚下台，由其接任；世界經濟大恐慌下，日本內閣為民政黨濱口內閣，民政黨系的太田任期，因1932年2月總選舉，政友會大勝而中斷；故僅在任一年多而已，下台後出任民政黨總務。

傳統的日本是個階級性的社會，社會差序明顯，過短的任期，送往迎來之外，理解現實情況的時間不多，如何能夠深刻地切入問題，推動重要的政務？更何況，政黨政治的現實中，彼此的鬥爭往往是最優先的政務，與民生少有關係。其任期中，實難有政績。有之，概要如下。

關於霧社事件與其後番政方向

在霧社事件上，太田1931年上任後，雖曾強調以人民生活之融洽為治理的基礎，但是對於霧社事件的善後問題，反日番六社，事件後，由原來的381戶，1237人，餘生者僅670多人，多是老弱婦孺；當局欲將之遷移到一較易管制的新地方，餘生者大多猶豫不決；該年4月，日警當局任由「親日番社」夜襲前述餘生者；殺人、焚屋。旁觀的日警將此役避難者收容之，僅得172人。事後，日警對暴行的親日番給予監視；同時，將其過去所貸與的槍械85枝、子彈2119粒收回；並將其所斬首級100個全埋於該新管制區下方。

12月底，提出理番政策大綱；其中似乎確實當局有自我省察之情況；如，所謂「番人經濟生活之現狀，雖以農耕為主，……方法至為幼稚，將來應為獎勵其集約耕地方法，或為集團移住，以謀改善其生活狀態……尤應慎重考慮，不得有壓迫其生活情事。」，即是；其所諄諄提示者應只是「理所當然」之事，何以必須「慎重考慮」而後才實行？

另，關於「番人之教化……致重實科教育，且授以應付日常生活之簡單之事為目標。」，似乎是針對霧社事件的現實中，曾受最高教育的花岡一郎，在該血腥事件發生時，竟然絲毫沒有能產生親日作用的現象，所檢討的結果──當局沒有檢討自身的錯誤，只是檢討原民的錯誤──師範教師的知識水準可以看懂霧峰分室內所有「歧視歷歷」的檔案文件。〈不是人類；不需依法處置；番區警察無須經過考試；棄婦政策……等等〉

關於台灣民眾黨解散與農組、文協的發展及蔣渭水之死

1920年代是大正民主時潮的末期，我島先民在此期間曾發動了相當明顯的社會運動的能量，那當然是當局所不樂見的；尤其是前述很傷當局在國際社會顏面的「反對鴉片新特許運動」與其公開表示同情於「霧社事件」，請求調查的態度，都是讓當局不滿的；更何況，1930年底，當局新完成的嘉南大圳工程，在一個中型的地震之後，竟然堰堤工程震損了360尺，雖然當時是冬天枯水期，只是一片汪洋，沒有造成大害；這些對於殖民者的威望都是相當大的打擊。

更何況，據稱嘉南大圳地區的棒球隊之間，還產生了如此的狀況：
「日本時代有日本人跟台灣人的差別，這個很清楚，跟日本人一起工作就知道了，……地位就是不一樣。……當時在嘉南大圳的時候，有幾隊是日本人的，那個時候只要遇到日本人，我們就打得很認真，打贏了很爽。運動場上台灣人是沒有『客氣』的。運動場是實力的世界，贏就是贏。」

由於當局明顯的對日台員工差別待遇，據稱對日籍員工不但薪資外有津貼，並且各種設備如員工宿舍、子弟小學、球場、泳池、交誼廳無不具備；而我島民的住處簡陋之外，僅得「特許合法賭博」而已──讓人簡直要想起「特許鴉片吸食」的慘史。

1931年1月就任的太田總督，2月，乃以解散的命令打壓當時因「反對新鴉片特許」而聲勢高漲的台灣民眾黨。而此時，恰當台灣民眾黨內部的右翼分子凝聚分裂成為「台灣地方自治聯盟」之後；日殖當局當然樂見該黨內部裂解，無形地就是扶植該右翼團體的成長。真是在政治上相當高明的操作。同年6月，在大檢舉共產黨的逮捕之下，因農民組合與文化協會的高層長期受共黨份子滲透；共黨份子之入獄，兩左派組織都失去了活動力。

最後，應該一提的，是民眾黨魁首蔣渭水之死；其人出自民間，曾在我島最早的偉大社運，降筆會戒吸鴉片運動中，以乩童身分深入其中，而後受到中西教育薰陶而不忘其愛鄉的理念，終於成為我島社運中間統一戰線的主催者！可惜其人，竟然死於該年的8月5日。

我島的社運此時失去了這一位重要的領導人；官方宣布其為病死於傷寒；但是當時傷寒雖是法定傳染病，對於醫生絕非絕症；然而，據稱其醫生為台大醫院的主治醫生是一日籍醫生；民間傳說中，農民組合的陳昆侖稱「蔣渭水的症狀只是腸炎，很可能是被毒殺的。」；當年著名的人權律師、宜蘭同鄉陳逸松則說「當時盛傳係遭日本醫生毒手」。而今史書對於「盛傳」之事，竟然都不提及了。我島學界之自謂具主體性者，其云乎哉。。。

「國語普及十年計畫」

當年，這當然是一個重要的大問題；因為，我島先民在1920年代以前，官方並不真心推動「同化政策」，只有不得已的時候，才表態一下。實際上，所謂「同化政策」只是當年天皇曾經提過「一視同仁」；同時，殖民者對被殖民者一番姦淫擄掠與大攘逐殺戮之後，竟宣布將進行同化政策，那是多麼巨大的輕蔑？在血跡未乾的當年，所謂的「同化」，怎可能真實進行？

此時，在時代的壓力下，當局日漸發現我島民在其所謂「成為日本的手足」之目標下，首先必須面對的，就是如何才能與我島民溝通的問題，也就是國語普及的問題。這就是太田總督在壓制種種社運後的重要關注。在檢討理番政策時，自然也觸及此問題；而曾有「國語普及十年計劃的提出」。

此時，內地標榜「政治革新」的血盟團發動恐怖行動，先後暗殺前藏相井上准之助與三井財閥團琢磨。。。查出事件與海軍關係，但日警不敢行動。日本內地情勢如此，我島上官僚應該如何「跟進」？

此時的特殊情況，日人在我島上所見有將該十年計畫，發起時間訂於太田總督名下者，他是當時的民政黨人；也有將該計畫訂於1933年者，指是後來的中川總督所訂立者。何以出現此差異，是否可能來自中川為政友會背景，兩者間有「諉過搶功」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