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任台灣總督殖民統治簡史 第18任長谷川清〈1940.11~1944.12〉| 郭譽孚

長谷川,1934年,曾任海軍次官;1936年,曾派出20架新銳軍機襲擊南京,當年曾以「世界戰史空前之渡洋爆擊」而著名。據稱,其前任小林總督是他推薦的。他與小林總督最不同之處,應該是來台前時局有重大的改變;1940年3月,軍部感到無法處理中日戰局,武力解決無望,推出自主撤軍方案;10月,汪偽政權的成立,即其一重要步驟;也因此,他對於我島民有了採取低姿態之必要;新姿態需要新總督。

剛好,長谷川是在1938年的淞滬戰役中,曾經領教過中國空軍戰力的堅毅,可能是當年日軍中可以用最低姿態,一反過去以「衊華」面對「支那人」的高級將領。派出他接任,應該是攏絡我島民,也是說服在台日本右翼分子的最佳人選。他所親自指揮的空戰失敗,讓他甚至有「中國已非昔日之支那」的認知。只是這時的新姿態是真誠,或是詐術的攏絡?

學子們應知道「大和武尊」當年著名的殺戮故事──武尊不但早年曾經斬殺其尊兄於廁中,並且還化妝為女子斬殺兩惡霸,更曾經與強敵交好,取得信任後,將之斬殺於袒裎共浴的空間。。。但是最後卻永不得歸鄉。。。

另,他是十九位總督中,最長壽者,也是最幸運者,離職不到一年,日本就投降了,接其任者,成為盟軍階下囚。其任期也達四年,真不容易;不過,也真是運氣不佳,以致大戰後其竟有臭名在外〈詳後〉,但他那「新姿態」的四年中,確實有「可觀」的政績如下。

關於對個人的「懷柔」?

他就任前〈1940.10〉,當局就派人把前述日本浪人掌摑我島民領袖人物的「祖國事件」〈1936年〉中,屈辱地被逼出我島的我台耆宿林獻堂,迎回來了。年底,林氏就籌組「漢詩習作會」。

翌年元月,台灣軍高級參謀與憲兵分隊長等以招待文化界同志為名邀集台人名流聚會,竟以剛返我台的林獻堂為主客,而隨新總督上任的齋藤長官還親自承認前人之錯誤;11月,發布其為總督府評議員;甚至,不只由兩特務帶領著「祖國事件」中掌摑林的日本浪人賣間,向林氏道歉〈1942.7〉,並且林還被東京任命為貴族院敕選議員〈1945.4〉。

關於對整個社會的「詐術」?

這位減少了對於中國人衊視的新總督,一面漂亮地宣佈停止已經進行兩年的破壞寺廟運動,但已破壞者並不許重建;一面設立加緊控制與動員一切民間力量奉獻給「神國」的「台灣皇民奉公會」〈1941.4〉,並且準備明年實施「台灣志願兵制」──他由中國人在空戰上的表現,相信我先民是一股值得利用的力量。

此外,1941年,物資稀缺,提倡洗米時不可搓米,以免每年流失四百石米;集體燒飯,以省燃料;黑市大行,市場上買不到平價的雞蛋,黑市卻發現有一買賣兩百萬個鴨蛋的案子;10月,實施鐵銅製品的特別回收;11月,戰時經濟犯定義為「國家叛逆罪」。

至1944年,經濟員警所檢舉的經濟犯罪高達4萬人以上,案件共計近3萬五千件;其中不包括由其逕行處分者;也不包括犯法違規而可託地方權勢者說情而免責者;同時,報紙上竟連載了「台灣百戲」,這是明顯採取了認同台灣傳統價值的態度。

當局還到台南主辦了第一屆台灣音樂研究會。在其前,也有總督在官邸欣賞南管演奏的消息;11月,民俗活動獲得解禁,竟被安排進入神社祭祀的節目之中;甚至,1942年,這位總督還任命了基督徒羽鳥又男為台南市長;該市長不只是在財政窘困下,大肆修葺地方的民俗中心,如孔廟、赤崁樓,並且還命令不可把神道教的神龕放在孔廟的神殿中祭祀。同年,日軍攻陷新加坡,當時物資已缺乏,但當局在各校每人發一雙橡皮鞋子。

到1943年,總督府專設資源回收部,展開銅、鐵、鋁等金屬製品的上繳運動。晚上九點開始,更有使用台灣樂器演奏的民間樂曲在廣播中出現。但本年十月間,日本憲兵隊破獲了美國在台的間諜組織,其主犯竟然為基隆驛驛長與基隆最大旅館的老闆、基隆在鄉軍人會的副會長船越,從犯竟然是憲兵隊的分隊長。

1944年9月~11月,島民被要求交出自己身邊的白金、鑽石與各種飾品捐給政府。〈日治台灣生活史,頁374。〉我島名作家曾如此回憶──
「當她要取下戒指時,眼淚便溢出來。我即刻向她說,白沙灣登陸時,日本把台灣知識階級者放在最前線,我的朋友傅先生就是在那個時候戰死的事。同時讓她瞭解在日本人統治下的台灣人,不管什麼事,都要服從命令。」

關於軍民關係的調整

1941年2月,以總督參加高砂族青年團的勞軍學藝會時,青年團團員在總督面前獻唱莎勇紀念歌曲而展開;那是根據官方捏造的一原民女子莎勇為日警服兵役送行而犧牲的故事;成功地帶動了日後原住民從軍的熱潮。

4月,宜蘭農林學校私刑事件,日籍生被台生圍毆,傷重而死。日警因時局而向家屬要求,堅持淡化之。

11月,在45年前曾發生過前述大屠殺的宜蘭,也就是台灣民眾黨領袖蔣渭水出身的蘭陽平原,不但派了一位很年輕的台灣人郡守,並且在哪裡舉行了皇軍在本島家庭寄宿的演習與聯歡的活動;往後,各地民間勞軍的活動頻傳,我們不知其效果究竟如何,但是,這在戰時體制下,比較前任小林總督那讓我島民「一致緊張」的統治作為,應該確是有明白的鬆弛了。

至1942年,因戰爭太久,物資供應不足,各種店鋪販賣的東西品質低下,卻待客態度惡劣;9月,皇民奉公會將印有笑容的海報發送各地,其標題是「你開始笑,對方也會笑」,同時公開徵選所謂「微笑照片」。

10月,原本用所謂的「自主規範」來禁止台語的當局,突然開始國台語雙聲道廣播,且在所有告示牌上開始將日語與原本被禁止的漢語並列 ──這一徵選「微笑照片」和其前任所提出「一致緊張」的對比,真是長谷川總督與其前任間最深刻的差別。

這些真是鉅大的差別;當時親見這些轉變的日人甚至也表示:
「總督的想法及意志能如此影響官員,這種官僚體制讓我深感驚訝。這些行政官僚才剛在前任總督任內競相打壓宗教及藝術。」

不過,該年底,官方宣稱全台「懂得」日語人數已經超過五成八之時,報章還刊出了在南部地方線的車內,曾出現這樣的情況──
「乘客以台灣話大聲交談時,突然有個日本人怒斥:『說國語!』;一位年輕的本島女乘客就立刻跳出來抗議:『台灣話是日本方言的一種,本地人說當地方言,這哪裡不對了?』」
這位女乘客的如此反應,是否讓我們有理由懷疑當年「皇民化」的效果究竟如何?

關於皇民化的所謂「鍊成」

1943年4月,實施義務教育制;聯合艦隊司令長官山本戰死;6月,遴選第二屆陸軍特別志願兵;7月,台灣施行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度。9月,著名的大和戰艦,〈八萬噸,2400餘人〉,在琉球海域沉沒。

1944年1月,總督府公布「皇民鍊成所規則」;全台設置五十處。由字面看應該是皇民化政策的更高階段。同月,情報部發表:簡化手續,鼓勵本島人改日本姓名。5月,台北州開始強制本島人從事台灣要塞化勞動。

同年秋,台中右翼日人向總督提建白書,建議當盟軍登陸前,總督府對於不肯虛心合作的首要份子應該及早防禦,逮捕集中處死,以防裡應外合。

9月1日,本島正式實行徵兵制〈原來宣布於1945年實施〉。本月,我島上發生蘇澳間諜事件,我先民一夥12人,被以賣國罪,判處極刑。地方傳說該案有假。

關於,我島上實際的戰況

此外,1943年10月,發生了「台灣沖航空戰」的事件,不知是由於「太緊張」還是「太微笑」所致?那是該月13日至16日間,我島與沖繩都受到美軍航空母艦上四百餘架飛機與來自其他各島的攻擊與一波波的轟炸,十六日,大本營發表「戰果」時,宣稱,「在台灣東方擊沉了由海爾賽提督率領的美國第三十八機動部隊,並一一擊破航空母艦十艘、船艦二艘、巡洋艦三艘、驅逐艦一艘……這裡所有的敵軍先遣部隊幾乎全被消滅殆盡」的消息。該戰報使得當時人在東京的長谷川總督獲得天皇與來自各方的稱讚與祝福。

然而,該消息很快就被發現竟是虛偽的;而更糟的是「海軍未將這個錯誤通知陸軍,陸軍深信敵方機動部隊已經完全被擊潰,於是變更菲律賓的作戰方式,最後造成重大犧牲。」〈日治台灣生活史,昭和篇,下,竹下信子著,熊凱弟譯,頁361~362。〉

當時,本島防空的實況上,出現了一種最新的防空法;那是「自焚防空法」〈1944.10.13〉;有學者稱為「原始防空法」,本研究,難以想像哪一種動物曾經使用此法──是哪一種母雞曾經以此方式對付老鷹嗎?據稱為了以濃煙遮蔽飛機的視線,當時我島上大城市附近的山林與市區的路樹與林園的珍貴奇樹,都被砍伐焚燒一空;以致於盟軍的飛機發現原來我島上的空軍基地不只有四座,竟有十五座之多。

關於台灣神宮的奇跡〈1944.10.24〉

這是由於進入戰時體制以來,官方常常強調天照大神的庇佑力量,使得我們不能不把此一事件也作為「政績」的一部分。那是發生在前述「台灣沖航空戰」捷報事件之後,做為當時全台信仰中心的台灣神社,每年的10月28日是他的祭日;該年不同於往常,為了更強化其地位,本年施政紀念日起,它因迎接天照大神而由神社升格為「神宮」,同時,該年又正好是神道上,神社每二十年就應該新建遷座的日子;該祭日眼看就要到來,天幸,前述捷報事件中,新建神宮全然無受到損害;大家只等28日來臨。豈料來到24日,突然發生了墜機事件直擊地衝向該等待遷座的新神宮;因此一場大火而燒毀。據稱,此一神國永存的象徵之意外,讓本島的有力人士說:『日本已經不行了』。真是離奇的史實啊。

這位神通廣大的長谷川總督啊,莫非當代的某種「大和武尊」?

歷任台灣總督殖民統治簡史 第17任小林躋造〈1936.9~1940.11〉| 郭譽孚

1936年,著名的二二六禁衛部隊血腥事件後,中川總督被換了下來。海軍背景的小林總督,是後期第一任武官總督。該年可說我島進入了「準戰爭體制」中,1937年七七事變後,才正式進入了「戰時體制」,他值得我們關切的政績有──

關於「一致緊張」

「一致緊張」,是小林總督在來台的船上受記者訪談時所提;當時的時局,先有右翼分子與軍方在我島上為了朱諾號事件而發出對於中川總督不滿的言論;後有被派在宜蘭的相澤中佐,入京斬殺軍務局長永田鐵山事件,再有東京發生了軍國主義者震動全日本的二二六血腥事件;該背景使得軍方對該事件並不積極壓制,只因天皇拒絕忍受而起訴那批領導者。據稱,小林總督在該事件中,是有相當的關係的。因而,對於此一任命,除對於右翼與軍方都有回應的意義外,當時他對於台灣社會所提的「一致緊張」,可說應有某種「國民精神總動員」的意義。

1936年10月,前述中川總督所隱匿達兩年的「眾友會事件」,乃在「祖國事件」後不久就公開審理了;這等於是公開宣告在1930年代初,當局雖似成功地宰制了當年的社會運動風潮,然我島上的社會現實,其實並非如其外表,已可以高枕無憂的;這等於是宣示了其「先知性」的「一致緊張」的必要。

關於皇民化運動問題

坦言之,小林在當時的時代壓力下,要求我島民與其「一致緊張」,可以理解,但是高明的領導者似乎不應該如此顯示自身的「緊張」?

但是,確實我先民對於日語「懂得」的程度,雖依據官方前述應該有膨風的計畫數據,到1936年,只能達到三成二,到1940年才能達到五成一;要官民都能夠「一致」行動,真是談何容易!此前的皇民化運動應該就是希望能夠「一致」同其緊張吧。

換言之,1931年,關東軍不曾與東京一致行動;1937年,華北的日本駐軍也未能與內閣一致行動;更何況,在大多數島民的語言無法與官方充分溝通下,要求官民「一致緊張」、甚至「一致行動」,是否就只能端看前述國語普及計畫的成績了。本期間,小林總督所高揭的皇民化政策可說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上開展的。

然而,「皇民」這個名詞,不是中國傳統的用語;甚至在我傳統中「皇」與「民」彼此身分懸殊,是不會連用的;因而,我島民對其應該少有文化的親切感;相對的,在大和民族的神裔觀點下,所謂「皇民」一詞才可能成立。

因此,在關於皇民化的論述中,其主要就是努力確立一種與中華文化不同的、自大為神裔的身分認同──中國傳統往往有「不語怪力亂神」「國將興,聽於民,國將亡,聽於神」的理性。

這種差異在平時應該不易顯示,當戰時體制,由於涉及生死與信仰問題的大事,絕非「一致緊張」就能應付或取代;因而,他們頗費力地推出了一套做法;那就是本期中的皇民化諸政策,由寺廟神升天、一村莊一神社,正廳整理、限制改日本姓名〈非全家不能改〉、不限制改日本姓名〈無須全家〉,到鼓勵改日本姓名〈改姓名有種種好處〉,就是……。甚至也把日本傳統神社每二十年就要新建遷置的鄭重態度也引進到我們島上來,例如,將在1944年10月28日,我島上祭祀北白川宮親王的「台灣神社」就將在該日進行最新的一次新建遷置的典禮;那應該就是計畫中又一次其所謂「國民精神總動員」的極佳機會。

1939年,小林總督將自身的政策,總結為「皇民化,工業化、南進」三項目的。1940年,大大地紀念它們所謂的「皇紀2600年」,就是它們設計的一個重要的皇民化信仰的時刻;那似乎是想讓日本神道自以為神聖的偉大神祇,可能接納這些個新皈依的可憐同道。

關於物資的總動員

前述是關於戰時體制上,人的動員──透過日本官方的集體信仰;另方面,戰爭有很大的一部分實力,必要依賴充足的物資;通常有稱之為統制經濟,大約就是指戰爭雙方面對戰爭的現實,應該把如何充分掌握物資,進行管制與分配,以使物資能適時適地地充份發揮其本身的作用。

1937年底,已有命令我島民出售鑽石與黃金。時人有回憶稱,「這是我即將被徵用為軍伕之前,發生於1937年底的事。住在隔壁的堂嫂,挺著懷胎九月的身孕被警察叫去拳打腳踢,一昏厥即澆冷水繼續用刑。如此反覆拷打的結果,使她在拘留所流產。而警察拘提她的理由就是她不答應賣出黃金。也有熟人家的小孩因看到父母被強制徵購黃金而遭詰問、拷打,便搜出家中紙幣,購買少許黃金交差,沒想到多疑的警察竟認為其『隱藏黃金』,竟對孩童嚴刑拷打。」

1938年3月,「國家總動員法」公佈;4月,實施「支那事變特別稅捐」;1939年,10月,物價統制令公佈;12月,通令嚴禁商人囤糧。全台設立經濟警察;11月,全國實施糖、火柴配票制。可惜,物資不足的情況實在嚴重。

1939年11月,實施了空前的「台灣米穀移出管理辦法」,禁止米穀自由輸出;12月,開始禁止使用白米,很多新年年糕變成黑色。米糧自然出現惜售、囤積情況;雖經濟警察介入也難以處置;但旅館和料理屋照樣端出精製白米給客人吃。當局宣布強化取締。

1940年3月,宣布禁止使用穀物製造糖果;違反者重罰。但由於市場需要,消費者願意以高價取得,黑市自然形成。根據當局的調查,台南的蘿蔔等蔬菜以六倍的價格賣出。糧食不足,價格高漲,各地出現配給的問題。

台中市開始,各戶必須持有購買證才能購買;寄居者則須有寄居證才能購買,因而外來勞動力多的都市,許多派出所都人滿為患。然而,首先出現所謂的「一日二餐、圍剿奢侈」與「每月一日為興亞奉公日」,不准市場賣肉;各地的物資供應不足,物價高漲;因賣黑砂糖,獲得暴利而被告發的情況頻傳;各地官廳發出對於黑市交易重罰的警告,卻幾乎沒有任何效果。

關於竹南間諜事件

那是1938年元旦,發生在竹南的一個可笑也可悲的事件;由於對於公學校畢業生感知到自己相較於日籍生無法獲得公平合理的升學機會而心懷不滿的一夥台籍生,發出他們打自心底的憤懣,因而面對日人所規定的,除夕時必須依照日本傳統禮俗在自家門口豎立「門松」,屋簷下懸掛稻草搓成的「注連繩」的作法,表達了他們的抗議。

當時是該一夥的七個頑童就分為兩組,一在竹南火車站南北走向的商店街,另一在郡役所官員與小學校教師居住的宿舍街上,他們有意地在那無人的寒夜中,對那些日式驅邪、祈福與吉祥的裝飾加以破壞。引致先前公開誇大口,要在六個月內征服中國的日本陸軍,一口咬定該案為敵人擾亂治安的間諜活動或抗日活動,因而成為便衣憲兵與特高負責調查的事件。

最後,該案不知是如何結案的,但是那相關的七個頑童與其家族本身顯然無事。該事件的真實問題,應該就是當局者不知道應該檢討自身錯誤的政策,只是懷疑我島民心懷不軌,然後就自行緊張,甚至自行製造緊張了。

關於廣州無血入城新聞事件

1938年10月21日傳來廣東大捷攻進廣東城;26日,傳來攻佔漢口;全島民眾不斷提燈遊行歡呼,報紙與廣播不斷報導各種要人歡呼的消息;然史實中,當年陸軍醫院護理長的描述卻是──
「報紙、廣播明明報導登陸廣東時是不流血登陸,卻傳出在廣東攻略戰中受傷的患者即將入院的消息。部隊長命令大家整理所有病床,排在走廊的角落,並在病房及走廊地板上鋪上毯子。才正忙著準備,傷患就突然被送進來,重傷者就佔了半數。……大多數患者連接受診療的機會也沒有,頂多先綁上三角巾。」

捷報不斷地傳來,我們島上的年輕人不斷地被動員上街舉行慶祝遊行,他們沒有神裔與武士道輕賤生命的傳統,應該如何面對戰爭與死亡?僅靠著自大與蔑視敵人?

關於「廟門昇天」與皇民化運動

戰爭越是逼近,關於戰爭與信仰的問題越是重要;尤其,殖民者的神道與其家族觀與我島民的傳統信仰確實頗有差距;當局者極想消弭之。於是在1938年開始了前述的所謂「寺廟整理」計畫。

它們所採取的方法,是一面在各地建築神社,同時迅速裁併地方上舊有傳統信仰的寺廟,其中決定廢棄的舊日寺廟,有的轉為日本佛教的廟宇,有的則命令地方耆老與保甲人士,以及地方公學校師生進行破壞毀棄的工作。如此,由著名的寺廟神像到家庭中的祖先牌位,都是毀滅的對象;除了對於少數的神祇外。對於大多數的寺廟,它們都不顧信眾的觀感,公開地拉倒神像,拆掉山門與廟宇;此外,對於家族中信奉的神像與祖先牌位,則有些地方更在要求交出來後,故意把它們與不衛生的馬桶放在一起燒掉 ──這些總名之為「寺廟神之升天」;似乎那樣真的就能破壞我島人長久以來所涵養與生活其中的信仰似的。

不過,廟宇或家族祭祀公業的財產藉此充公成為「國防獻金」,確實是一可觀的收入;然而,其改變信仰上的實效如何,實在可疑,就所知,絕大多數家庭是把祖先牌位藏起來,採取私密的祭拜而已;而對於地方的信仰,據稱在台南曾有下列的做法:
「倒風寮百戶人家中,每年由一戶人家負責供奉法主公……這戶人家要負責隱藏法主公,以避免被日本人抓到。一直到光復後,村人才公開祭祀法主公。」
似乎竟然因此而使得地方上多出一個私密的信仰組織。

什麼是皇民? | 王永

在台灣,“皇民”指的是日本天皇的子民。

日本統治台灣50年,最後的9年還大力推行“皇民化運動”,那麼台灣人就都算是皇民嗎?
很顯然並不是,因為日本人給“皇民”訂下了標準。

其次,根據日本人的資料,1944年台灣學習過日語的人,佔全部台灣人的71%,那麼這些台灣人都是皇民嗎?
很顯然也不是,因為條件不夠充分。
就好比現今至少95%以上台灣人學習過英語,但我們可以說這些人都是“美民”嗎?

可稱作皇民的有以下三類人:

第一類是具有明顯皇民身份的“國語家庭”成員,他們全家人使用日語溝通,同時過上“日式生活”,包括祭拜天照大神、穿和服,居所廢棄傳統,改裝為日式廳堂….。正因此,他們會獲得殖民地政府頒發的一張證書、一枚獎章和一個門標。
在當時,多數的“國語家庭”,原本就具有較優的社會經濟地位,受過較高的教育。“皇民化”之後,這些人更是受到總督府給予特殊的攏絡,日本化入腦較深,通常會比較認同日本。
據統計,1942年4月,“國語家庭”有9604戶,77679人,佔台灣人599萬的1.3%。

第二類是改採日式姓名的人。
1940年,總督府頒布更改姓名法;
1943年底,全臺灣廢棄自己原有姓名,改用日式姓名的有17526戶,126211人,佔當時台灣人的2%。

第三類人是台籍日本兵。
日據後期,日本人在台灣徵兵20.7萬,後來戰死或失蹤3萬多人,尚存約17萬人,佔台灣人的2.8%。
這些人多數來自普通或較窮苦的家庭,並未獲頒證書、獎章,但家門上貼有一張“榮譽之家”的門條,也可算是皇民。這些人由於受過軍隊教育,也比較認同日本。

此外,在皇民化運動當中,完成小學或中學教育的青年,或深或淺都會受到皇民化的影響。
這樣的青年有多少呢?
1932年,台灣年滿6歲到14歲的就學學童,男童20.3萬人,女童7.4萬人,加起來27.7萬人。這些人在“二二八”發生時,年齡到達21~29歲。

上述幾類人,在日本總督府統計資料中,雖各有精確的數字,但身份重覆計入的顯然為數不少,由此可見,所謂的皇民與受皇民化影響的青年,並不如一般人想像中的多。

有些人認為,“二二八事件”的主要因素是皇民作亂,其實並不符合邏輯推理,也缺少直接證據。(參見《“二二八事件”是反中愛日本的皇民作亂?》)

情理上“皇民”應是“天皇”的子民,但是在日本政府眼中,在日本法律上,“皇民”並非日本人,不享有同等待遇。

“二二八事件”是反中愛日本的皇民作亂? | 王永

我先說結論,這又是個倒果為因的說法。
從史學研究的角度來看,我認為這說法如果能夠成立,必須先確切的回答以下幾個問題:

1. 具體指出有哪些皇民帶頭指揮作亂,或參與幕後策畫?
又有哪些台籍日本兵和皇民化青年參與了暴力衝突和打殺?
而他們的作為在事件中,有沒有佔據主導性的地位?

2. “二二八”若是反中皇民策動的復辟事件,為什麼事件發生之前,在皇民群體間毫無任何動靜?而事件發生後,也未見皇民們有組織、有計劃的行動?既然是以奪回政權為目的,絕無可能如此草率的缺少謀劃吧!

事實上,大多數的皇民家境富裕、生活優渥,他們的政治性格內斂柔順,在政權轉換之際,秉持低調行事,唯恐惹禍上身。尤以辜振甫才因謀劃台灣獨立失敗,於1946年遭判刑兩年,其他的皇民見此,哪還敢造反作亂呢?

再說,但凡稍具規模的事變發生,事前都會有跡可循,例如:
“二二八”發生前,台灣出現的三大遊行示威,其中兩次是由中共地下黨員以及左翼人士的學生、社會組織所發動的;
又如,2014年太陽花事件之前,特定政黨、團體在校際間串連,舉辦座談等活動已有大半年以上;
而2016、2019年香港的佔中與反送中事變,也莫不如此;
同時,各個事件前後都有當地強勢媒體帶風向,唯二二八事件前,台灣主流媒體的負責人是官派的,那麼皇民何以著力呢?

3. 如果說,“二二八”是反中皇民作亂,是台獨運動的起源。那為什麼“二二八事件”後,在台灣幾乎全無台獨組織相繼秘密成立?(僅有出走香港的廖文毅等少數幾位人士主張台獨)
反倒是台灣的社會精英大量參加了中共地下黨。事件前只有70幾位黨員,事件後1年間迅速增加到1千多位;
又,1949年~1978年,長達30年的白色恐怖期間,為什麼主張台獨而獲罪的寥寥無幾?而主張統一的,卻有4千多位遭到槍決,萬餘人遭到關押?
再則,為什麼直到1980年代末,歷次民調顯示,主張台獨的從未超過10%?

由此可知,台獨運動的啟蒙,要遲至1970、80年代;而擴散彌漫則是在李登輝執政以後。

“二二八”是具有偶然性、民變性質的事件,有其內因(當年的國府,以及時空環境);
也有外因的作用(日本的經濟戰擾亂,以及美國人對台灣菁英、士紳的煽動)。

至於什麼“奸匪作亂說”、“皇民作亂說”、“台獨起源說”,都是倒果為因以及事後的主觀詮釋。
二二八事件初起時,有黑道角頭因親弟遭誤斃而聚眾報復,其後是否有退伍而失業的台籍日本兵趁亂發洩鬧事?或許有,但缺乏證據留下至今。
然而,自始至終皇民群體並無組織性的形成主導力量,是可以確定的。

鄭弘儀的爸爸能代表台灣人? | 徐百川

奴化思想的本義

日本殖民教育的重點最主要的是灌輸汙衊中國、頌揚日本的價值觀,以馴化台灣人服從和忠愛日本為目的,美其名「同化政策」,國民政府稱之為「奴化教育」。

因此所謂的「奴化思想」,僅是「認為中國人低劣、日本人優秀」的觀念,有了這樣的觀念,就會生出唾棄中國,認同日本的心理傾向了。本義毫無奴顏卑膝自甘低賤,願為日奴的意思,並非指台灣人生來具有奴性。

因此受過日本教育的程度愈高,其奴化思想自然也愈高。於是經過半世紀的日本殖民,奴化教育的確培養出鄙視中國,崇拜日本的台灣新世代(其中以醫科最多,後來台灣的醫學院都成了培養台獨的溫床)。

後來又加上了皇民化,就產生了認同日本為「新母國」的台灣皇民。如出賣抗日領袖林少貓的蘇雲英-即蘇貞昌祖父的家族…;以及對中國歷史文化完全失根的無知青年,如李登輝、蔡英文的老爸蔡潔生、鄭弘儀的爸爸…。

光復時台灣人大致上可分為兩類,絕大部份是未受奴化影響的人,如4~50歲以上的老一代人與吃番薯籤長大的勞苦大眾,他們深受日本的荼毒是點滴在心頭,歡慶光復的就是他們這類人。

另一類是少數一些「沐幸皇恩」改過姓,吃得好穿得好,通曉日本語文的高級台灣人。二二八之時參與造反的人基本上都是這些奴化、或是皇民化的人。

這些改過姓的皇民,尤其是「國語家庭」,不少已經奴化成性,可謂是台奸+漢奸的皇民餘孽。光復後他們利用陳儀百分之百開放的言論自由,捕風捉影批評甚至毀謗政府,與地下共黨在報刊和電台吹打起二二八的前奏曲。

陳儀允諾老蔣調走台灣駐軍後,他們藉著偶發的緝煙誤殺人命的事件,鼓動台灣人起而叛亂,立時受到滿腦子日本偉大,熱衷皇民化的許多青年學生和一些台籍日軍的積極響應,即是所謂的「二二八事變」。

事變之時,就有人在南部電台廣播:「自人類的歷史,割去支那,於人類毫無損失」,激勵群眾反華,這種論調正是日本奴化教育所孕育出來的。

李登輝執政以來,推行去中國化和頌揚日本殖民的歷史課綱,就是在複製奴化教育,鼓吹媚日仇華的思維,傳承奴化思想,再度洗腦台灣人,所謂的「天然獨」於焉而生。

就是現在綠油油的台灣南部,過去卻是國民黨的鐵票區。後來醜化抹黑國民黨的地下電台興起,光復後有了白米飯吃而長大的農民,人在福中不知福,年輕時開始在農田工作,就收聽帶來的電池收音機,等於大半輩子都受地下電台的洗腦。

2002年後出現的電視政論節目如汪笨湖(藝名)大量使用鄉土俚語,以故事性戲劇化的手法標榜「本土意識」,極受中、南部農民的歡迎。於是白天工作聽地下電台,晚上在家看汪笨湖之類的節目,思想就被改造了,相反了。

於是奴化思想在台灣死灰復燃,所有親綠人士對中國的評論,都是醜詞惡評,無所不加。如「中國文化是腐朽的封建餘毒、殘忍腐敗…中國人的自私、中國人的奴性…」。還有極其難聽的,鋪天蓋地遍佈網路。

當然,這樣的批評,中國人自己也所在多有,如魯迅、柏楊…,但這類人還是佔極少數。而綠營則是共同的信仰,千人一面、千部一腔,根源就是奴化觀點的傳衍和延伸。

肯定日本的優點≠懷念日本統治

台獨振振有詞地說:「多數老輩台灣人懷念日本殖民統治」,強調這是「對比中日兩國對台灣的統治,所得出的客觀評價,是不能以皇民化、奴化的汙名橫加指控」。

然而日本的統治僅是表面上優於清朝和國民政府而已。那是日本先進的現代化有了建設台灣的能力,至於井然有序的守法風氣,只是不把台灣人當人的嚴刑峻法所高壓出來的。

客觀評價日本的統治比中國有能力、有效率,就是光復後到台灣的大陸人也作如是觀。連陳儀1935年到台灣考察,在其「台灣考察報告」中也持這種看法。但是大陸人會因而崇拜日本,鄙棄中國?

日本殖民除了欺凌歧視,所作所為都是為了榨取台灣人,沒有半絲半毫為台灣人的福祉著想。吃番薯籤長大的廣大眾多台灣人,與經過日本殘暴壓制的老一代人,即使他們肯定日本的優點,有幾個會追懷日本統治?

會懷念日本的人,是那些在自己臺灣同胞面前趾高氣揚的「三腳仔」家族,以及受過高等教育嫻熟日本語文,缺乏說寫中文能力的知識份子。光復後他們從高級台灣人跌落雲端,前途茫茫,失意失落痛苦難受。

此外就是被日本教育和軍國主義徹底洗腦,以做日本人為幸為榮。也因為只通曉日本語文,覺得皇民化才能出人頭地,才有光明前途的青年學生和台籍日軍了。

至於台獨說:是因為中國的統治比日本的殖民更黑暗、更惡劣,所以台灣人才會懷念日本統治。

其實日本一投降,接收台灣的中國人影子都沒有,這些三腳仔的家族、高級知識份子就心情黯然,難以承受。那些青年學生和台籍日軍對失去日本統治,甚至有不少是傷心難過到痛哭流涕。

台奸+漢奸在操控台灣前途

是以,日本殖民半世紀,受奴化教育和皇民化毒害的人,即台獨所謂的「台灣精英」,主要僅是日子過得好,教育程度高,在日本統治下受惠的人,只佔台灣人的極少部份而已。

從二二八與台獨出現後冒出頭的人物和人數來看,其中奴性堅強,死心塌地依附日本,認賊作父的皇民餘孽也僅是這些「台灣精英」的一小部份,以整個台灣的人口來講,這些台奸+漢奸的皇民餘孽更只能算是一小撮。

即使是有強烈皇民心態的青年人也並非多數,積重難返像鄭弘儀爸爸的人更是少數。這從台獨宣揚得轟轟烈烈,其實僅約百人參與的二七部隊,以及人數不多,烏合之眾的其他幾支民軍來看,可以見知的。

台獨的頭號大名嘴鄭弘儀聲稱:慶祝七七抗戰勝利傷害了當過日本兵的其父心情,也傷害「台灣人民感情」。

可是,真有多少台籍日軍會像鄭弘儀的皇民爸爸,難過得在家裡哭?遑論代表其他「台灣人民感情」?鄭弘儀根本是在侮辱絕大多數的台灣人。

再說,二戰日軍又不是征討不義的王師,也不是除暴安良的救世軍,對鄭弘儀的爸爸這類皇民日兵,鑒於他們身不由己的歷史宿命,在日本奴化教育和軍國主義的洗腦下,盲目為虎作倀,固然情有可原。

對他們效忠日本的時代命運,固然應予理解,可是我們對之憐憫同情就已經是仁至義盡了。尤其是對這些仍然執迷不悟的舊日皇民日兵,有必要永遠肯定,甚至尊重?

奴化教育和皇民化是日本殖民台灣史的重要篇章,然而台獨對奴化思想所起的作用和皇民化所生的效應完全避而不提。如果指出他們奴化、皇民化,就立刻跳起來痛罵這是「侮辱所有台灣人」。

再以詖辭詭辯,以官逼民反定性二二八,否認皇民作亂。倒過來以台灣人民抗日、反殖民的歷史主體性詮釋二二八,竊據正義抗暴的制高點。宣稱由此產生台灣人自覺自發的民族意識,以這個台灣意識為基礎建立「台獨史觀」。

於是這一小撮台奸+漢奸的皇民餘孽否認了自身的奴化思想和皇民化,在「抗日、反殖民與台灣意識」的美化下,就「臭鴨卵假(假充)皮蛋,番薯籤假魚翅」(台語),魚目混珠假充台灣意識。上背先人,下騙後人,搖身一變成了台灣民族主義的代表。

這些對日本投降悲痛失望的皇民餘孽及其孝子賢孫,又疾聲呼籲台灣人千萬要記住熱情歡迎祖國,迎來的卻是二二八大屠殺的悲慘教訓,咬牙切齒炒作他們自己造業作孽的二二八,煽激台灣人仇恨中國。

簡而言之,日本的皇民化像是一把刀子,割斷了李登輝那一代人的中國情結,促成了暴亂的二二八反華悲劇。皇民餘孽又利用二二八的仇恨作為刀子,割斷後代台灣人的中國情結,不惜將台灣推向更深重的仇華悲劇。

在李登輝和陳水扁、蔡英文運用國家力量的鼓吹下,加上馬英九的縱容,一小撮台奸+漢奸主導台灣政局已歷三十餘年。於是高喊台灣意識作為青雲之路的投機政客和文人日益增多,投身台獨工作的隊伍也日益壯大。

盲信盲從的受騙民眾也就愈來愈廣,在他們心目中,主張台獨、支持台獨就是正義的、神聖的。台獨只要祭出「台灣價值、抗中保台」的符咒,這些民眾就義無反顧,像毫無自主意識的喪屍一樣前撲力挺。

溯源追始,所謂的二二八、以及其後發展出來的台獨,貫穿全局的就是皇民運動。光復以後台灣媚日仇中的歷史風雲,就是一小撮台奸+漢奸的皇民遺孽的興風作浪史。

認清皇民化釐清二二八 | 徐百川

溯源追始,是日本基於奴化教育的皇民化割斷了當時青少年的中國情,促成了二二八的悲劇,台獨就在二二八找到了仇恨中國的著力點,繼續割斷台灣人在兩蔣統治下恢復的中國情。從皇民化的角度來看,台獨聲稱的「二二八是台獨運動的起點」,其實一點都沒錯。

於是台獨就隱瞞歷史、竄改歷史了。否則承認了皇民作亂,台獨怎麼能夠站上「官逼民反」「起義抗暴」的道德制高點?怎麼能夠利用他們那套滿紙荒唐言,墳頭鬼唱的二二八假歷史欺騙民眾,奪得政權、鞏固政權。

藍營的二二八研究者提及皇民化大都缺乏明晰有力的論述,而且大都認為只是二二八原因的一部份,或只是其中的一部份人是皇民化。

確切分明地直指年輕人的皇民化是二二八主因,據我所知僅有已故的劉添財(筆名阿修伯),以及伍思文和郭冠英,還有一位是一生都懷抱民主的真正理想,正直不阿,對國民黨和民進黨都持著批判態度的石文傑先生。

1950年9月才出生的歷史老師石文傑,回顧他父親生前的口述,客觀真實的對二二八之後官兵在他家鄉兩週的真實事蹟,與百姓相處和諧和平的經過,反映一個受日本教育有日本意識卻無皇民意識的小雜貨商,純天然的詮釋二二八的歷史。

台獨詮釋二二八所引用民間傳言,千篇一律都是控訴官方的種種不公不義、殘暴不仁。然而石文傑先生的尊翁在二二八的親身經歷有完全相反的對比,因此其父的經歷有著極其重要的平衡和矯正的價值和意義。石文傑先生所聞的其父口述如下:

21師兩個營來到竹山我的母校瑞竹國小紮營,做短暫停留,村民由於害怕都躲進竹林裡。我父親石炳琳,當時三十出頭,在村裡開了全村最大的雜貨店,心想自己既未參與各種反政府活動,加上是福是禍也躲不掉,就留下來保護店舖,未加躲藏。

據先父生前口述,當時有兩位軍官模樣的軍人荷槍實彈前來敲門,說要買香煙飲料,父親嚇到顫抖幾乎說不出話來。因為彼此言語不通,只好用筆談,竟然還掏錢出來購買,後來甚至三人改在騎樓互相勸煙,彼此大剌剌的抽起香煙來,一副若無其事的模樣。

村人老遠望到這一場景,才放下心防,紛紛走下山來,回家去。後來這些軍隊也一再透過(台籍)警察向大家保證平安沒事,果然前前後後約兩星期秋毫無犯,軍紀嚴明,一切如常,也讓謠言不攻自破。

石文傑的尊翁與其村人的親身經歷,也印證了21師的賈尚誼營長的說詞應該屬實,他說他這個營走遍大半個台灣一直到八月多戰備結束,沒有發過一槍,他沒有看過一個死人。

而且事實上國軍21師三月九日登陸後,除了分出部份軍力圍剿二七部隊的戰事外,自北而南一路上暴民聞風逃逸,軍隊毫無動用武力的必要,可說是行軍遊台灣而已。

石文傑先生還提到一名參與暴亂的青年謝炎山,二二八時謝約20歲出頭,從日軍遺留的彈藥庫運送軍火支援台中的民兵,為此服刑三年多,台獨平反二二八後他受訪時說:

「國民黨來台後,台灣人很快就灰心絕望,蓄勢待發起義,從南洋歸來的部份台籍日本兵並開始聯結密商,各地都被分配任務,必要時如何襲擊軍營,如何炸橋毀路。但沒有想到一起小小緝菸意外,提早引燃社會怒火。」

但是二二八並非全民皆反,謝炎山卻無中生有,說是所有台灣人的灰心和怒火響應了二二八。他這段話正只是坐實了台籍日軍不甘心回歸中國的皇民心態,他們先前的佈局反華促使了二二八小事擴大,惡性爆發而已。

棄中、反中、仇中的皇民化就是二二八的真正本質,中共以「官逼民反」「階級矛盾」來解釋二二八是兜不攏的,認清在光復時,台灣中上年紀的人與青少年的國家認同有著截然相反的差距,就是看透二二八、認清台獨的解析鑰匙。

統而言之,所謂的二二八、所謂的台獨,貫穿全局的就是皇民運動,光復以後台灣的歷史風雲就是皇民遺孽的興風作浪史。中共見不及此,以致於失焦與誤判,嚴重誤導了中共的對台政策,有如與影子搏鬥,白費力氣一事無成,居然還不知道失敗的原因是什麽?

釐清皇民化 | 徐百川

台獨以「官逼民反」定性二二八,台灣人就完完全全成了正義抗暴招致屠殺的悲慘受害人,藉以煽起台灣人的悲情受害感。

於是聲稱「二二八事件造成台灣人巨大的創傷,是台灣人民心中永遠的痛,二二八是台灣告別中國的分水嶺」。「二二八“台灣魂”喚起台灣民族覺醒,紀念歷史教訓,避免二二八浩劫重演,唯有獨立建國」,為台獨意識製造理論根據。

並且誇張渲染「慘絕人寰的二二八大屠殺」,以日本奴化教育遺留的觀點,惡魔化中國,宣揚「中國文化劣質論」,具有反民主、反人權的殘暴民族性。

從而賦予台獨運動的正當性和合理性,鼓動台灣人唾棄仇恨中國,生出支持台獨的精神動力。台獨正就是靠著炒作二二八而風生水起,打下江山。

因此要反擊台獨、消滅台獨,就要先釐清二二八的是非,也就是要釐清二二八是「官逼民反」還是「皇民作亂」這個老話題。這當中的關鍵在於日本殖民五十年後,台灣人到底有沒有被皇民化。若是有皇民化,難道不可能是二二八暴亂的原因?

皇民化的議題至今仍然眾說紛紜難有定論,就是因為把當時的台灣人若不是一律看作是皇民化的日奴漢奸,就是一律看作是熱愛祖國的忠誠同胞。其實這兩種看法都是錯誤的。

光復時年齡不同的人有著不同的時代背景和經歷,思想和心態是由不同的歷史圖案所刻印出來的,在國家認同上有著認知的差異。

如果不能察覺出這種認知差異,把台灣人看作國家意識都相同的單一群體,就會造成認識上的迷障,以至於看不出皇民化的全相。

原本國民政府在檢討二二八之後,就清清楚楚指出皇民化僅是受日本奴化教育長大的台灣青年,並不是泛指整體台灣人。二戰爆發後,台灣青年大多熱烈擁抱皇民化,這也是確確著著的歷史事實。

光復時一般年輕人在奴化教育所造成的民族自卑感下,視皇民化為浴火重生轉為「優秀的」日本人的天大幸運機會,是日本救贖台灣人的再生之德。他們的心態和心聲我在先前的文章中有多方論證,茲簡述概要和重點,並再加強舉證敬供大家參考和評斷。

〈皇民文學〉中最著名的小說《道》,是改名高山凡石的陳火泉(1908-1999)在1943年所發表,提出的一條透過心靈修煉,達到「皇民煉成」的脫胎換骨之路。他主張:「本島人在肉體上未能繼承享有日本人的血液,但以國語(日本語)為精神的血液,以國語為教育訓練,將心理培養磨練成日本人是可能的」。

二戰初期日本在各地戰場節節勝利,國威如日中天,使得當時青年陶醉在大日本帝國雄霸天下的美夢中。陳火泉的小說《道》更加風靡了年青人,狂熱地投入「皇民煉成」,死心塌地想做日本人。

人的思想意識也有慣性,若非心中有所悟澈,是不會很快地轉變過來的。台灣的光復使得這些青年在國家民族的角色上,遽然在一夕之間倒轉過來,請問他們如何能夠適應過來?

許多皇民青年奴性未泯,至死不渝。光復三、四十年後在台灣街頭,還會看見頭戴日本陸軍或海軍帽的老人,有的趾高氣昂招搖過市,有的踽踽獨行似乎在感傷日本戰敗。1989年日本天皇裕仁駕崩的時候,已經70歲左右的那代皇民青年,還有人關在自己房內哭祭。

2004年陳水扁競選總統時,有不少當過日本兵的老人穿戴著過去的日本軍服軍帽,在台中為陳水扁成立後援會,會中多數人還以日本話發言。

認為不必把台灣先人的抗日美化為「義舉」,肯定辜顯榮歡迎日軍佔據台灣,主張台灣加入美國的第51州,「五一俱樂部」的發起人周威霖說:「今天在台灣的街頭仍有老一輩的台灣人頭戴日本軍帽,高唱日本帝國軍歌,我們必須對他們的認同、情感及偏好給予尊重。」

台獨的大名嘴鄭弘儀就說過:「我爸爸是讀日本小學,當日本海軍,我爸爸是日本人」。還說:「你們紀念光復,我爸爸在家裡難過」,「現在你們這些人來到台灣,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想過我爸爸的感受嗎」?

最具代表性的,2021年97歲的楊馥成、85歲的許華杞和92歲的林余立,向日本法院提出訴訟,聲稱在二戰後他們不應喪失日本國籍,請求日本政府承認三人擁有日本國籍。

據報導,在辯論中,曾在日本陸軍服役的楊馥成聲稱:「在台灣,有很多希望回歸(日本)國籍的人,…」「我無時無刻都沒有忘記自己是個日本人,最後想作為日本人死去。」

追根溯源,日本穩固統治台灣後,作日本人是身不由己,無可選擇的宿命,只有認同日本一途。這些青年並非沒有民族氣節,只是受到時代的播弄和擺佈,在歷史的洪流狂瀾中難以自覺的盲從者,接受皇民化,也是人之常情,無可厚非。

然而事到如今史實昭然,日本殖民的兇惡殘暴呈現無遺,但是皇民餘孽及其孝子賢孫卻依然對日本心醉神迷,陷於感性積累的奴性死結而不知自解,崇拜到了喪失自身台灣人的骨氣和尊嚴的地步,就令人齒冷了。

台獨偷天換日「再皇民化」 | 徐百川

台獨崇日蔑華的觀念之所以會如此執迷頑固,其原因除了源於日本奴化教育的遺毒,另一個原因就是我們中國自己。

由於中國近代的積弱衰敗,中國人大都生出文化自卑感,失去民族自信心。醜詆自己的文化和民族的言論在五四運動極為盛行,甚囂塵上。「吃人的禮教」「打倒孔家店」…之類的論調出現時,在台灣的中日文報刊就普遍轉載。尤其是曾頌揚過「日本精神是人類文明楷模」的魯迅,他的文章和小說被日本翻譯成日文,日本在台灣更是大加宣揚和傳播,作為奴化教育崇拜日本、鄙棄中國的主要讀物。

早在1945年3月日本投降半年前,國府就擬定了《台灣接管計畫綱要》,首要目標為「應增強民族意識,廓清奴化思想…」,所以來台灣主政的陳儀是負有「中華文化重建工作」的重責大任。可是陳儀是魯迅的崇拜者,光復後陳儀把魯迅的老友許壽裳找來主導台灣的文化重建。因此說來滑稽的是,許壽裳到台灣後卻對痛罵中華文化的魯迅大力讚美,出版魯迅思想的合集,主張「以魯迅為榜樣」,提出「台灣需要一個新的五四運動」。等於是與日本的奴化教育相唱和,推波助瀾延續了日本遺留的蔑視中國的思想。

(附帶提一下:推崇魯迅,也就是助長了台灣的左傾思想。可見軍統和CC派與陳儀的對立主要是政治路線之爭,並非如台獨所說的派系爭權奪利。)

而且日本戰敗後從廢墟迅速復興,1980年就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日本第一」之聲在世界盈耳不絕。大陸與台灣、日本相比是天差地別,看在台灣皇民眼中,對日本更加是五體投地,也更加鄙視中國。以致於皇民餘孽脫離殖民統治後,依然認賊作父,以數典忘祖為榮,視自己祖國為敵。其深重強烈的殖民奴性世所罕見,眷戀殖民政府的依附心態舉世無雙,是人類歷史、政治、民族學上令人嘆為觀止的奇特現象。

對此,台獨的辯解是由於國民黨的二二八與白色恐怖,封建專制的迫害、貪腐殘暴的壓榨,真誠熱烈的愛國心受到無情摧殘,才使得台灣人懷念日本統治,痛恨國民黨,憎惡中國。

其實二二八若是官逼民反,何以不是全民皆反?一般的百姓對二二八的「起義」都避之唯恐不及。響應二二八的幾乎全是對日本戰敗如喪考妣的台籍日軍和青年學生,他們對台灣光復哪會有歡騰慶幸的愛國心、祖國熱?只是心不甘情不願,恨恨不滿吧。

這些自幼受日本教化長大的青年軍人和學生,一開始就不分官民、不辨善惡,濫打濫殺大陸人甚至還遍及婦孺。這如何能夠排除這些青年習之有素,從小到大奉行不渝的皇民思想?

二二八發生前毫無風雨欲來,社會會發生暴動的徵兆,陳儀完全放心地應允老蔣調走台灣駐軍。報刊雜誌及電台一如往常大鳴大放,放任言論批評政府一直到二二八前夕,陳儀毫不憂慮。

國民黨在二戰後,沒有一個台灣皇民依漢奸治罪。二二八平亂後,最著名的二七部隊,隊長鍾逸人僅判十七年徒刑,其他攻擊政府的叛軍頭目也都重罪輕判,並且所有作亂學生寫了悔過書就無罪釋放。可說國民黨對台灣人是仁至義盡了。

老蔣退守台灣的年代,當時共產主義是浩浩蕩蕩的世界潮流,共產勢力無孔不入,勢不可擋。連美國都出現麥卡錫主義以言定罪的思想檢查。老蔣的鐵腕反共不僅防範了中共潛入台灣的顛覆,也扼殺了台灣土生自發信仰共產主義的紅色革命,避免了如同世界各地生靈塗炭的赤禍。

兩蔣的治下社會安寧,戶戶笙歌樂太平,生活逐步走向富足,終而經濟騰飛台灣錢淹腳目,至今台灣人享受的經濟全是過去兩蔣治理的成就。陳儀和兩蔣僅是愛民的專制,有何封建的迫害可言?如何是貪腐殘暴?

就是台獨敲鑼打鼓自吹自擂的台灣民主化,也是靠著兩蔣勵精圖治的強人統治下,使得台灣經濟繁榮、教育提高、社會穩定,立下了民主政治的基礎和條件。又按部就班依著軍政、訓政、憲政,使台灣經過地方自治的民主訓練,才使得台灣能夠水到渠成順利轉成民主化。

李登輝只不過順水推舟作了民主轉變的決定而已。說台灣的民主化是兩蔣耕耘,台獨收割,也不為過。

總的來說,兩蔣造福台灣人功業輝煌,蔣經國又大力推行用人本土化,不就是要使台灣成為台灣人的政權嗎?台灣人欠蔣家太多了!說蔣介石是台灣人的救星,也並不誇張。

台獨的論說都是以否認皇民化為基礎,而建立出自圓其說的一切理論,狡詐地切割剪接台灣史,以先人的抗日精神與老一代人歡慶光復的祖國熱,移花接木到當時青年的國家認同上,隱去青年內心的皇民化。

於是原先熱中沉迷皇民化,光復後想做日本人的夢都沒醒過來的皇民青年,也就魚目混珠成了熱淚盈眶、熱烈歡慶回歸祖國的愛國同胞了!

否認了皇民化,喪失理性殘殺無辜的皇民青年,反過來成了具有熱血正義的赤子之心,不滿暴政起而反抗,慘遭屠戮的台灣精英。台獨就以此反誣中國是專制迫害、貪腐殘暴的加害人,指控「國民黨掩蓋自己的罪惡,以皇民化來汙名化台灣人」。

而日本奴化教育所灌輸的皇民思想,也就被台獨轉移時空,偷天換日說成是國民黨腐敗殘暴的統治之後才出現。崇日媚日、棄華仇中的思想就被台獨宣稱是理直氣壯的反彈心理,而且恬不知恥地公然表現出來。

李登輝執政後對日本的奴態復萌,啟用國家的資源和力量進行重新教化國民意識的「文化工程」,否認皇民化以重構史實,編造真相,美其名「用公理寫歷史」,頌揚日本殖民的「德政」,推展「去中國化」,以達到台灣「再皇民化」的「心靈重建」。

對皇民化欲語還休,為何? | 徐百川

對二二八進行了客觀理性的深度研究的旅日學者戴國煇(1931-2001),在他與葉芸芸合著的《愛憎2·28》書中,雖然指出:「青少年們,由於接受戰時體制下的軍國主義教育,中國人意識已逐漸被磨滅,在無意識中被培養成日本的積極爪牙。…有人暗裡跟著日本人認其(自己)為敗戰而一起涕泣。」

可是戴先生認為二二八的原因與皇民化無關,而是:「國府接收人員的素質低落則是讓台灣人幻想破滅」,「純粹而質樸的愛國心被蹂躪」,「台民的忿怒敵視是因為“天真(INNOCENCE)的戀母情結”受到挫折後的反彈」,二二八是:「INNOCENCE的激情演出了鬧劇式的悲劇-民族病變」。

二二八之時戴國煇先生16歲,是個中學生,雖受皇民教育長大,但是自己的中華意識並未被磨滅。他因此將心比心,認為「在日本的皇民化、同化政策統治下,台籍人士已存有認同危機,在光復後亟思回歸認同中國。」

然而,光復後不少青少年既然對日本戰敗是極為憂傷難過,甚至涕泣,他們怎麼可能同時還會有「純粹而質樸的愛國心」、「亟思回歸認同中國」的「戀母情結」?而且,光復後台灣人都深恐被帶上漢奸的帽子,誰敢不表態愛國?即使在二二八時,皇民的主張就是叛國,誰敢公然提出來作為訴求號召群眾?因此光復之後以及二二八事件中沒有皇民主張的言論,這並不能斷言皇民化的影響力就自動消失了。

皇民化的意義就是認賊作父、沒有脊樑骨,這實在非常刺傷台灣人的情感和神經,或許戴國煇因此欲語還休,全書僅有一句「他們(某些人)從來受著皇民化的教育以致數典忘祖,…」,點到為止,語帶保留。而把重點放在批判台獨的皇民情結,呼籲台獨「應該建立自己民族的主體性思考,不該讓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價值觀,乃至於皇民化的價值體系繼續存在。」

另有一位經歷過二二八,著名的二二八的研究者葉明勳先生(1913-2009),光復時為〈中央通訊社〉臺灣特派員的身份,隨同第一批接收人員到台灣,為人正直不阿,滿懷言論自由的理想,日後是台灣報界舉足輕重的人物。也是1992年公布,略有增刪後1994年出版的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的主筆之一。

葉明勳著有《不容青史盡成灰》一書,敘述他在二二八的見聞,1988年在聯合報發表了〈不容青史盡成灰 ─ 二二八事件親歷的感受〉,總結了二二八的前因後果。然而根據其子葉文心的記述,對二二八發生的原因一直是他終生縈繞腦際的問題,覺得難以確切斷定。

葉明勳先生的看法是:「二二八風暴,以實質來說,不同於對異族的反抗,只是對現實的不滿和失望的一種宣洩而已」「抑且,群衆行動,從來都是缺乏理性的,也是盲目的」。並且認為「本待將心託明月,誰知明月照溝渠,實為當時民心的寫照」。

顯然他在光復那天,身歷其境所體驗到的台灣同胞如癡如醉,熱血沸騰歡迎光復的狂熱情景,永生烙印在他的靈魂深處,主宰了他探究二二八的思維。「官與民之間溝通乏善,缺乏相互的同情與理解」,是他所能想到的結論,他終其一生都未提及皇民化與二二八有無關聯,僅是指出「一些甘爲日人作鷹犬之流,也夾雜在內,叫囂搗亂,自逞其能。…」

像戴國煇與葉明勳對皇民化抱持著體諒的心態,到現在即使是研究二二八的藍營學者也不乏其人。甚至有人認為皇民化的說法是出於狹隘的政治立場,或是偏激的仇恨情緒,極不可取。

這種對皇民化的體諒心態,令人聯想到老蔣諱言忌談二二八的可能原因:一則不忍挖許多台灣人的皇民化瘡疤,避免使台灣人在顏面上難堪。二則避免對二二八不知情的大量撤退來台外省人,對台灣人產生不信任甚至敵視,徒然增添二二八的創傷和仇恨。以免破壞全台團結一心,害了他反共抗俄、光復大陸的神聖使命。

從皇民嘴臉思考二二八 | 徐百川

皇民精神就是崇日反華。台獨的主張出現後,台獨份子心中潛藏的皇民思想得到大解放,台獨刊物上崇日反華的言論觸目皆是。發表這些言論的,幾乎全是李登輝那一代的皇民餘孽,公然表露皇民思想的內心告白,極其肉麻露骨,赤裸裸的皇民情愫躍然紙上,昭昭至明。

藍營人士可說是根本不看台獨的刊物,因此也就阻隔了從皇民後遺症探究二二八的認知能力。據我所知只有僑居紐約的台灣人劉添財(自由撰稿人後改筆名阿修伯),雖對二二八著墨不多,他專注於批判台獨崇日媚日的賤人心態,以揭露皇民嘴臉為終生職志。然而在戒嚴時期對二二八的言論禁忌下,他當時許多批判皇民的文章未能在台灣發表。茲舉數條他所轉錄的,最令人驚嘆的台獨觀點:

台裔日本作家黃文雄(不是在紐約刺蔣那個)在其《締造台灣的日本人》一書,顛倒真相視日本人如救世主:「過去半個世紀裡,不知有幾千、幾萬、幾十萬的日本人,為台灣的近代化犧牲奉獻。」「日本國民成為被殖民地搾取的對象,肥了台灣,好了台灣。」「國民黨的教育…,把土匪當做民族英雄祭拜,遮住雙眼捏造歷史。」(日本的教科書說台灣的抗日先人是土匪)

早年的台獨大老黃昭堂(1932-2011)曾自訴心聲:「自己才接受六年日本教育,就成為日本軍國主義者,甚至還曾發願要去做少年航空兵,與英美決一死戰。」對於台人「懷念」日本殖民,過度吹捧日本殖民成就的說法,黃昭堂有著如此的觀察。他說:「與其說台人對日本殖民統治有著莫名的好感和懷念,不如說台人的那些好感,是來自於他們求學時期對日本老師和日本同學的懷念。」

1936年底日本推動皇民化,日本人開始拉感情麻醉台灣人。黃昭堂在皇民化兩三年後進小學,他若早生五、六年,絕不會對日本作如是想。

有一陣子台灣掀起了慰安婦的爭論,為了支持日本人聲稱慰安婦是自願的說法,台獨企業家蔡昆燦說:「台籍慰安婦並非被迫從軍,而是自願且享有尊嚴,是為了出人頭地。」曾任建國黨主席的畫家柯文杞也宣稱:「這是日本對台灣殖民教育成功的地方,台灣被教育效忠日本,為日本服務是一生最大光榮的事。在這種教育下台灣人為日本而戰而有榮譽感,女性獻出貞操亦無怨尤」。

看看一位台獨皇民是如何如泣如訴,吐露他對日本的依戀:「我們只知道日本政府守法清廉,看不到他們殖民台灣的真面貌。」「十年前我再度到日本去,沿路我一直流淚。」「走過當年的明治橋(現在的中山橋),…五、六十年前,多少台灣人從這裡走上「台灣神社」去參拜「大魂國命」。」(皇民化開始後,中、小學生規定每月1日、8日、15日都要按時參拜神社。)

「大約是兩年前,一位年輕的朋友找我到體育館欣賞日本的神鼓童。節目完畢後,藝員在台上手舞足蹈、敲鑼打鼓、來回穿梭的當時,全場數千觀眾幾乎一致,合著他們的旋律拍手附合…,越拍越起勁,如醉如痴。我看到一位老先生熱淚盈眶,終於霍地站起來,衝上台去擁抱他們。」「這是另一個我的母親,我想他擁抱的恐怕不只是藝員,還包括挫折、失去的童年!(日本戰敗,皇民化功敗垂成)」

在日本的灌輸下,皇民餘孽認為:「中國近代文化一無是處,而古代文化也只供學者研究,對當今的社會已無實用價值」。最荒唐可笑的莫過於擔任過新北市明志工專校長的留美博士程萬行,他嘲笑中國人誇耀的發明-紙、指南針、火藥都是自吹自擂。理由是:「因為紙和火藥的發明要有化學的知識;指南針的發明要有物理方面的磁鐵知識。中國…只有四書五經,沒有科學、數理的觀念和知識,那裡談得上科學方面的新發明呢?」

從台獨如此根深蒂固的皇民心態看來,就足以佐證光復之時年輕這代人的皇民熱夢是不可能戛然而醒的。後來大陸人的表現又讓他們瞧不起,心中的皇民熱自然是餘溫猶存,有的甚至是更加熾熱的。因此,從思想上來講,光復後到二二八短短不到一年半,政府又沒有進行「去殖民化」的教育,許多青少年銘刻腦際的皇民思想是不可能清空抹淨的。從行為上來講,若非皇民化,即使二二八是官逼民反,何至於演變成反華的種族仇殺?

再看看台獨主張出現後,皇民化的後遺症立時大爆發,美化日本、醜化中國的皇民論調,舉不勝舉。可見自日本投降後,皇民化的影響必然是一脈相連從未中斷過。可見,正是皇民化使得台灣青年失去對中國的民族認同,才導致了二二八的暴亂。

然而台獨全然否認自身的皇民化,再扭曲真相編造事實,說「狗去豬來」…等等中國落後的惡劣統治激發了二二八的抗暴。然後倒果為因,聲稱台灣人(其實只是皇民餘孽)復甦的日本精神,完全是國民黨殘暴腐敗的統治所壓逼回來的。台獨否認了二二八的皇民化因素,於是二二八被美化成台灣人追求獨立自主的奮鬥精神,而數典忘祖、認賊作父的皇民思想成了台獨理直氣壯的反彈心理。

自李登輝開始利用國家財力與政府力量,發動教師和文人致力歷史教育和文學創作,「將台灣人抵抗『異族』侵略的歷史滄桑串連成民族史詩,喚起深層的台灣意識的覺醒」。所走的台獨路線,不僅「去中國化」,還要「再皇民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