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著名的二二六禁衛部隊血腥事件後，中川總督被換了下來。海軍背景的小林總督，是後期第一任武官總督。該年可說我島進入了「準戰爭體制」中，1937年七七事變後，才正式進入了「戰時體制」，他值得我們關切的政績有──

關於「一致緊張」

「一致緊張」，是小林總督在來台的船上受記者訪談時所提；當時的時局，先有右翼分子與軍方在我島上為了朱諾號事件而發出對於中川總督不滿的言論；後有被派在宜蘭的相澤中佐，入京斬殺軍務局長永田鐵山事件，再有東京發生了軍國主義者震動全日本的二二六血腥事件；該背景使得軍方對該事件並不積極壓制，只因天皇拒絕忍受而起訴那批領導者。據稱，小林總督在該事件中，是有相當的關係的。因而，對於此一任命，除對於右翼與軍方都有回應的意義外，當時他對於台灣社會所提的「一致緊張」，可說應有某種「國民精神總動員」的意義。

1936年10月，前述中川總督所隱匿達兩年的「眾友會事件」，乃在「祖國事件」後不久就公開審理了；這等於是公開宣告在1930年代初，當局雖似成功地宰制了當年的社會運動風潮，然我島上的社會現實，其實並非如其外表，已可以高枕無憂的；這等於是宣示了其「先知性」的「一致緊張」的必要。

關於皇民化運動問題

坦言之，小林在當時的時代壓力下，要求我島民與其「一致緊張」，可以理解，但是高明的領導者似乎不應該如此顯示自身的「緊張」？

但是，確實我先民對於日語「懂得」的程度，雖依據官方前述應該有膨風的計畫數據，到1936年，只能達到三成二，到1940年才能達到五成一；要官民都能夠「一致」行動，真是談何容易！此前的皇民化運動應該就是希望能夠「一致」同其緊張吧。

換言之，1931年，關東軍不曾與東京一致行動；1937年，華北的日本駐軍也未能與內閣一致行動；更何況，在大多數島民的語言無法與官方充分溝通下，要求官民「一致緊張」、甚至「一致行動」，是否就只能端看前述國語普及計畫的成績了。本期間，小林總督所高揭的皇民化政策可說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上開展的。

然而，「皇民」這個名詞，不是中國傳統的用語；甚至在我傳統中「皇」與「民」彼此身分懸殊，是不會連用的；因而，我島民對其應該少有文化的親切感；相對的，在大和民族的神裔觀點下，所謂「皇民」一詞才可能成立。

因此，在關於皇民化的論述中，其主要就是努力確立一種與中華文化不同的、自大為神裔的身分認同──中國傳統往往有「不語怪力亂神」「國將興，聽於民，國將亡，聽於神」的理性。

這種差異在平時應該不易顯示，當戰時體制，由於涉及生死與信仰問題的大事，絕非「一致緊張」就能應付或取代；因而，他們頗費力地推出了一套做法；那就是本期中的皇民化諸政策，由寺廟神升天、一村莊一神社，正廳整理、限制改日本姓名〈非全家不能改〉、不限制改日本姓名〈無須全家〉，到鼓勵改日本姓名〈改姓名有種種好處〉，就是……。甚至也把日本傳統神社每二十年就要新建遷置的鄭重態度也引進到我們島上來，例如，將在1944年10月28日，我島上祭祀北白川宮親王的「台灣神社」就將在該日進行最新的一次新建遷置的典禮；那應該就是計畫中又一次其所謂「國民精神總動員」的極佳機會。

1939年，小林總督將自身的政策，總結為「皇民化，工業化、南進」三項目的。1940年，大大地紀念它們所謂的「皇紀2600年」，就是它們設計的一個重要的皇民化信仰的時刻；那似乎是想讓日本神道自以為神聖的偉大神祇，可能接納這些個新皈依的可憐同道。

關於物資的總動員

前述是關於戰時體制上，人的動員──透過日本官方的集體信仰；另方面，戰爭有很大的一部分實力，必要依賴充足的物資；通常有稱之為統制經濟，大約就是指戰爭雙方面對戰爭的現實，應該把如何充分掌握物資，進行管制與分配，以使物資能適時適地地充份發揮其本身的作用。

1937年底，已有命令我島民出售鑽石與黃金。時人有回憶稱，「這是我即將被徵用為軍伕之前，發生於1937年底的事。住在隔壁的堂嫂，挺著懷胎九月的身孕被警察叫去拳打腳踢，一昏厥即澆冷水繼續用刑。如此反覆拷打的結果，使她在拘留所流產。而警察拘提她的理由就是她不答應賣出黃金。也有熟人家的小孩因看到父母被強制徵購黃金而遭詰問、拷打，便搜出家中紙幣，購買少許黃金交差，沒想到多疑的警察竟認為其『隱藏黃金』，竟對孩童嚴刑拷打。」

1938年3月，「國家總動員法」公佈；4月，實施「支那事變特別稅捐」；1939年，10月，物價統制令公佈；12月，通令嚴禁商人囤糧。全台設立經濟警察；11月，全國實施糖、火柴配票制。可惜，物資不足的情況實在嚴重。

1939年11月，實施了空前的「台灣米穀移出管理辦法」，禁止米穀自由輸出；12月，開始禁止使用白米，很多新年年糕變成黑色。米糧自然出現惜售、囤積情況；雖經濟警察介入也難以處置；但旅館和料理屋照樣端出精製白米給客人吃。當局宣布強化取締。

1940年3月，宣布禁止使用穀物製造糖果；違反者重罰。但由於市場需要，消費者願意以高價取得，黑市自然形成。根據當局的調查，台南的蘿蔔等蔬菜以六倍的價格賣出。糧食不足，價格高漲，各地出現配給的問題。

台中市開始，各戶必須持有購買證才能購買；寄居者則須有寄居證才能購買，因而外來勞動力多的都市，許多派出所都人滿為患。然而，首先出現所謂的「一日二餐、圍剿奢侈」與「每月一日為興亞奉公日」，不准市場賣肉；各地的物資供應不足，物價高漲；因賣黑砂糖，獲得暴利而被告發的情況頻傳；各地官廳發出對於黑市交易重罰的警告，卻幾乎沒有任何效果。

關於竹南間諜事件

那是1938年元旦，發生在竹南的一個可笑也可悲的事件；由於對於公學校畢業生感知到自己相較於日籍生無法獲得公平合理的升學機會而心懷不滿的一夥台籍生，發出他們打自心底的憤懣，因而面對日人所規定的，除夕時必須依照日本傳統禮俗在自家門口豎立「門松」，屋簷下懸掛稻草搓成的「注連繩」的作法，表達了他們的抗議。

當時是該一夥的七個頑童就分為兩組，一在竹南火車站南北走向的商店街，另一在郡役所官員與小學校教師居住的宿舍街上，他們有意地在那無人的寒夜中，對那些日式驅邪、祈福與吉祥的裝飾加以破壞。引致先前公開誇大口，要在六個月內征服中國的日本陸軍，一口咬定該案為敵人擾亂治安的間諜活動或抗日活動，因而成為便衣憲兵與特高負責調查的事件。

最後，該案不知是如何結案的，但是那相關的七個頑童與其家族本身顯然無事。該事件的真實問題，應該就是當局者不知道應該檢討自身錯誤的政策，只是懷疑我島民心懷不軌，然後就自行緊張，甚至自行製造緊張了。

關於廣州無血入城新聞事件

1938年10月21日傳來廣東大捷攻進廣東城；26日，傳來攻佔漢口；全島民眾不斷提燈遊行歡呼，報紙與廣播不斷報導各種要人歡呼的消息；然史實中，當年陸軍醫院護理長的描述卻是──
「報紙、廣播明明報導登陸廣東時是不流血登陸，卻傳出在廣東攻略戰中受傷的患者即將入院的消息。部隊長命令大家整理所有病床，排在走廊的角落，並在病房及走廊地板上鋪上毯子。才正忙著準備，傷患就突然被送進來，重傷者就佔了半數。……大多數患者連接受診療的機會也沒有，頂多先綁上三角巾。」

捷報不斷地傳來，我們島上的年輕人不斷地被動員上街舉行慶祝遊行，他們沒有神裔與武士道輕賤生命的傳統，應該如何面對戰爭與死亡？僅靠著自大與蔑視敵人？

關於「廟門昇天」與皇民化運動

戰爭越是逼近，關於戰爭與信仰的問題越是重要；尤其，殖民者的神道與其家族觀與我島民的傳統信仰確實頗有差距；當局者極想消弭之。於是在1938年開始了前述的所謂「寺廟整理」計畫。

它們所採取的方法，是一面在各地建築神社，同時迅速裁併地方上舊有傳統信仰的寺廟，其中決定廢棄的舊日寺廟，有的轉為日本佛教的廟宇，有的則命令地方耆老與保甲人士，以及地方公學校師生進行破壞毀棄的工作。如此，由著名的寺廟神像到家庭中的祖先牌位，都是毀滅的對象；除了對於少數的神祇外。對於大多數的寺廟，它們都不顧信眾的觀感，公開地拉倒神像，拆掉山門與廟宇；此外，對於家族中信奉的神像與祖先牌位，則有些地方更在要求交出來後，故意把它們與不衛生的馬桶放在一起燒掉 ──這些總名之為「寺廟神之升天」；似乎那樣真的就能破壞我島人長久以來所涵養與生活其中的信仰似的。

不過，廟宇或家族祭祀公業的財產藉此充公成為「國防獻金」，確實是一可觀的收入；然而，其改變信仰上的實效如何，實在可疑，就所知，絕大多數家庭是把祖先牌位藏起來，採取私密的祭拜而已；而對於地方的信仰，據稱在台南曾有下列的做法：
「倒風寮百戶人家中，每年由一戶人家負責供奉法主公……這戶人家要負責隱藏法主公，以避免被日本人抓到。一直到光復後，村人才公開祭祀法主公。」
似乎竟然因此而使得地方上多出一個私密的信仰組織。

〈首相犬養死，海軍齋藤組閣〉
日本的所謂「憲政常道」，看來在其內地已是走向其盡頭了；那些血腥事件的年輕軍校學生與軍官們，所反對的藩閥與官僚的態度，是真有一定的真理性的。那麼對於像台灣如此的一個殖民地，此時官方應該給予他們怎樣的導引？

不久前，平素高調「義勇奉公」的在台日籍官吏們，自身竟大力抗拒了東京當局為了財政理由而發出的「官吏減薪命令」；這是如何地「社會教化」？未來應該如何導正我島發展的正確方向？

中川總督，曾是1928年在內地負責真實社會教化運動的文部省官僚；他應該深刻地認知過如何才能充分發揮人們的潛在力量；例如，他主持的社教運動中，過去皆由地方警察主導，如今他請各地方的頭人出來，名為「教化委員」，擔任各地活動的主持人；另一方面與過去不同的，是過去強調精神主義的偉大，自動自發；現在的各種活動，官方都會撥出相當的經費。

只是比較麻煩的，是他上任之後，考察所見，社會教化運動的推動，在民間大多數人都不能使用國語的情況下，真很難有效推展。而如今時局發展的壓力很大，本島的人們如何能在這樣的情況下，跟上內地人前進的步伐？！
當時中川總督曾真實地如此表態──
「對日本統治台灣即將超過四十年，卻仍有七成的島民不諳日語的現狀感到憂心。因而要求發揚本島民的國民精神，舉全台灣之力，使與原本的日本帝國無些許差異。」。
其結論為──
「鑒於我等現下的非常時局，為舉全台灣之力，消除原本與日本帝國些許的差異，深切感到此乃屬於指導階級之先覺者之責任，期望打通內台人以呈現團結的國民活動，使教育、產業、衛生、交通等社會全體，皆能獲得改善、改良，誓言必致力於同化的徹底與國民精神的振興。」
然而，真的有七成島民不諳國語，還只是有「些許的差異」嗎？

不過，我們的研究，還是應該注意其有以下主要的施政。

關於國語普及十年計畫〈1932~ 〉

殖民者據台已三十多年，長期一直強調著國語教育的重要性，但是至今才重視國語普及的問題，實在頗為荒唐，也可見我島民在所謂「同化政策」下的悲涼真相；前述太田總督時代，日人史書上有稱當時已開始國語普及十年計畫；本研究沒有看到進一步史料，但料想應該不會全假，只是任期太短吧，故已稍提及。

現在我們要較完整掌握的是，中川總督在1933年確實相當完整地推出了該計劃；預期在全島每一個部落設立一個講習所，動員各地的部落教化團體相配合，在十年中將把我島上的國語普及率由兩成二提高到五成以上；似乎真的每一年都能達到所自訂的標準；至他離職的1936年，三年間該普及率已達到三成二的水準。

然而，何謂「普及」，所謂「懂得」，其標準實難客觀化；考察其提供的數據，是把公學校學生數、公學校畢業學生數與日語普及設施學生數、日語普及設施結業生數加總合計除以我台人總人口數而得，如此將公學校畢業生直接全數計入「懂得日語」的人數中，完全沒有思考多少公學校學生畢業後可能因無使用的機會而忘記與荒廢，此外，國語普及設施的學生數，就所知，這些設施都是夜課，教師由公學校教師或是公學校畢業生充任，對於白天有工作忙碌、勞累的多數小民言，雖有地方警察介入支持，學習的效果也往往不會很好；這些現實問題都沒有正視，如此所得的數據，怕很有膨風的效果。

至於，當官方既已自行訂下了目標，官方在執行該計畫時，應該很難在上報時，直說無法達成該目標。因而，此一計畫在我島整個社會邁向戰爭體制的過程中，簡直只是完全成了一個「使命必達」的工作，並非實際的成績。

關於眾友會事件〈1934〉

這是起於台中州清水街紫雲寺的抗日事件；其初始於賣卜者曾宗在1927年11月認識該寺來自大陸的佛像雕刻師，因而，受到中國革命的影響；決定也要在我島上進行革命行動；於是組成「眾友會」團體。該組織並公開以「父母會」的名義，在全台各地發展其機關。

該團體的最大特色應該是其中竟然並無領導權問題，在1929年，有清水人蔡淑悔，出身於台中一中、畢業於北京大學，曾在中國國民黨福建省黨部擔任幹事與某縣知事；在職期間就很關心台灣問題。此時，因同鄉曾宗之請，加入該會，就成為其領導者；頗能大力發展組織。至1934年，已經發展到二十個團體；其名稱另有「九轉拱福志團」、「拳頭館」等。

蔡曾經親自向中國國民黨黨部請求協助；還曾經福建省黨部介紹，在該黨全代會報告我島革命形勢，請求援助，可惜當時該會行無餘力，只能口頭鼓勵；他還曾動手製作炸藥，但還未有成績。他們原定在1935─36年間，配合中國革命情勢與中日衝突危機而起義；不料，1934年9月，在殖民當局迎接日本皇族來台的例行查察中，被日警發現線索；被捕者達四百二十餘人。

此案，在社會現實中，真是證明了「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的道理，本非離奇；但是該案發之後，長期祕而不宣，要到中川總督去職後，才在下一任小林總督時代公開，那隱匿的兩年間，當局者心中應該相當忐忑？

關於第一次地方自治選舉

在前述的「國語普及運動」的推行中，日人有所謂「『地方自治制』，施行在即……就台人的日語普及狀況言，實仍未具備日本國民的資格，由是要求地方官吏確實指導各教化團體遂行推廣日語任務……」之說，到1935年11月，果真在我島上推出了第一次地方自治選舉活動；只可惜該次選舉，除了限制年滿二十五歲外，繳稅額全年須達五元以上者，才有選舉權；它導致島上僅居於半成強的少數的日人，在全台市會議員的選舉中竟然擁有比我近九成五的大多數台人有更多的選舉人數量；並且在這次選舉中，候選人半數為官派，也就是以日人選舉人為多數的選民共同爭奪剩下的半數席位。

如此情況下，該一州市議會有議決權，街庄則無該權，如此的所謂「地方自治制度」，它的運作成果當然是可以宣傳島上地方自治已展開。民間雖曾表示不能接受，簡直只是聾子的耳朵。但又能如何。

關於「國歌少年」

中川總督奉命由東京來台以前，是文部省的次官；作為文部省的要員，東京由民權運動轉向國權運動，在九一八事變後，為了迎向國際聯盟的壓力，社會精神上更激烈地向天皇絕對主義發展；這樣的情況下，他雖然已經很努力了，但在玩弄名詞外，更要如何讓我們島嶼上的民眾能真實跟上帝國的步伐。

1935年4月，一場大地震後，官方完成了一座皇民精神的典範，即「國歌少年」詹德坤的神聖故事 ──那是一位早起必拜天照大麻的好孩子，地震中重傷而死，死前還懂得關心母親，最後唱著國歌，安祥地死去──那故事成為教科書的文字，據稱感動了無數的學童，當然包括我們島上的。

然而，當地耆老的口述卻是「大地震早上，去廟裡玩，被廟的瓦壓到頭，才死的，教課書寫壓到的地點在家裡不對。那時皇民化還沒開始，哪有拜天照大麻。」。

死亡對於生物言，將失去其寶貴的生命是痛苦、恐怖的，是會努力掙扎、逃避的；然該少年死亡之際，故事中沒有任何描述其痛苦與恐怖的情況；那少年似乎因唱著國歌，就能安祥地面對傷痛與死亡；該故事強烈地給予青少年們那關於國歌與天皇偉大而神聖的暗示。

關於朱諾號事件

那是，1935年4月，發生了荷蘭商船朱諾號避難事件；因馬公軍港方面認定該船避風的作為是間諜行為；而地院檢察官則僅視為「違反船舶法」；當被告上訴時，軍方與地方右翼團體都公開指該事件乃「國際間諜事件」；最後該事件，因軍方高度不滿地院的認定；總督府雖拖延到年底，仍由總督藉著對於過去刺激軍部的報導，表示遺憾，而斥責了司法相關人士，然後由負責該案的律師出面致歉；從而才達成雙方和解。

中川總督是最後一任文官總督，其任職時間的四年，比第一位文官總督田健治郎的任職期間稍長；所以，在此，我們也多介紹了一些。

1932年3月，政友會組新閣，就有敕任官、司法官大調動；南弘受任命總督後，也宣布總督府人事大調動，全轉用政友會系統；如此吃相難看，引致對政界財界腐敗與政局動盪心懷不滿的海軍年輕軍官與陸軍士官學校學生的一集團，於1932年5月15日，向東京的政府首長發動恐怖攻擊，強烈地衝擊全日本；我島新任總督將如何面對新局面？

關於吃相難看的政黨政治

五一五事件中，政友會犬養首相被刺死，軍方反對政黨內閣；曾兩任朝鮮總督的海軍大將齋藤實內閣於五月二六日上台，要以南弘為遞信相，他珍惜此入閣的機會，就辭了總督職；因其在職僅兩個月，卻把原來總督府的一級官僚系統都改動了，被罵為「獵官主義」。

據稱，當年為了政黨政治的政黨輪替，勝者全拿，確實是社會現實中貪婪與惡質的根由；幾年一選與不信任投票，尤其在景氣不佳時，蛋糕太小了，確實每次選舉都可能是生死之爭；精神主義說來意氣昂揚，現實中做時，絕非容易。

南弘總督雖受攻擊，但已經高升；我島上，由於民間的反感，各地方協議會出現了留用總務長官的呼聲；原本在政黨輪替下，政友會的總督與總務長官都應該去職，換同黨的一對官僚主政，此時，卻在血腥的五一五事件後「舉國一致」的氛圍下，形成了不同黨的總督與總務長官，被要求「相忍為國」了。

關於滿洲國的開放

時當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內地的「滿蒙開拓團」，對於我島啟動了某些人關於「祖國」的新想法；那是在學校中，曾有教師給學生分食了來自我東三省的蘋果之後，學生在齒頰留香之餘的嚮往；當他們成人、有能力施展拳腳後，那個世界可能會成為他們優先考慮的天地。那些故事的源起，無論其各自的發展與結局如何，應該都是太田總督時代開始展開的。而史實中，原本軍方高層的計畫，是要到1935年才進入此一階段，不料，因關東軍的冒進，提前了進度，各方，包括我島社會，應該如何才能跟上。。。

其實，日本當局者不見得充分認同這樣的發展，但是，日本漂亮的文化與其神聖的體制在現實中似乎沒有多少真實掌控的力量。

太田總督，東京帝大英法科畢業；歷任警保局長，縣知事，1924年，加藤高明內閣，任警視總監；1929年，擔任關東州長官；霧社事件後，石塚下台，由其接任；世界經濟大恐慌下，日本內閣為民政黨濱口內閣，民政黨系的太田任期，因1932年2月總選舉，政友會大勝而中斷；故僅在任一年多而已，下台後出任民政黨總務。

傳統的日本是個階級性的社會，社會差序明顯，過短的任期，送往迎來之外，理解現實情況的時間不多，如何能夠深刻地切入問題，推動重要的政務？更何況，政黨政治的現實中，彼此的鬥爭往往是最優先的政務，與民生少有關係。其任期中，實難有政績。有之，概要如下。

關於霧社事件與其後番政方向

在霧社事件上，太田1931年上任後，雖曾強調以人民生活之融洽為治理的基礎，但是對於霧社事件的善後問題，反日番六社，事件後，由原來的381戶，1237人，餘生者僅670多人，多是老弱婦孺；當局欲將之遷移到一較易管制的新地方，餘生者大多猶豫不決；該年4月，日警當局任由「親日番社」夜襲前述餘生者；殺人、焚屋。旁觀的日警將此役避難者收容之，僅得172人。事後，日警對暴行的親日番給予監視；同時，將其過去所貸與的槍械85枝、子彈2119粒收回；並將其所斬首級100個全埋於該新管制區下方。

12月底，提出理番政策大綱；其中似乎確實當局有自我省察之情況；如，所謂「番人經濟生活之現狀，雖以農耕為主，……方法至為幼稚，將來應為獎勵其集約耕地方法，或為集團移住，以謀改善其生活狀態……尤應慎重考慮，不得有壓迫其生活情事。」，即是；其所諄諄提示者應只是「理所當然」之事，何以必須「慎重考慮」而後才實行？

另，關於「番人之教化……致重實科教育，且授以應付日常生活之簡單之事為目標。」，似乎是針對霧社事件的現實中，曾受最高教育的花岡一郎，在該血腥事件發生時，竟然絲毫沒有能產生親日作用的現象，所檢討的結果──當局沒有檢討自身的錯誤，只是檢討原民的錯誤──師範教師的知識水準可以看懂霧峰分室內所有「歧視歷歷」的檔案文件。〈不是人類；不需依法處置；番區警察無須經過考試；棄婦政策……等等〉

關於台灣民眾黨解散與農組、文協的發展及蔣渭水之死

1920年代是大正民主時潮的末期，我島先民在此期間曾發動了相當明顯的社會運動的能量，那當然是當局所不樂見的；尤其是前述很傷當局在國際社會顏面的「反對鴉片新特許運動」與其公開表示同情於「霧社事件」，請求調查的態度，都是讓當局不滿的；更何況，1930年底，當局新完成的嘉南大圳工程，在一個中型的地震之後，竟然堰堤工程震損了360尺，雖然當時是冬天枯水期，只是一片汪洋，沒有造成大害；這些對於殖民者的威望都是相當大的打擊。

更何況，據稱嘉南大圳地區的棒球隊之間，還產生了如此的狀況：
「日本時代有日本人跟台灣人的差別，這個很清楚，跟日本人一起工作就知道了，……地位就是不一樣。……當時在嘉南大圳的時候，有幾隊是日本人的，那個時候只要遇到日本人，我們就打得很認真，打贏了很爽。運動場上台灣人是沒有『客氣』的。運動場是實力的世界，贏就是贏。」

由於當局明顯的對日台員工差別待遇，據稱對日籍員工不但薪資外有津貼，並且各種設備如員工宿舍、子弟小學、球場、泳池、交誼廳無不具備；而我島民的住處簡陋之外，僅得「特許合法賭博」而已──讓人簡直要想起「特許鴉片吸食」的慘史。

1931年1月就任的太田總督，2月，乃以解散的命令打壓當時因「反對新鴉片特許」而聲勢高漲的台灣民眾黨。而此時，恰當台灣民眾黨內部的右翼分子凝聚分裂成為「台灣地方自治聯盟」之後；日殖當局當然樂見該黨內部裂解，無形地就是扶植該右翼團體的成長。真是在政治上相當高明的操作。同年6月，在大檢舉共產黨的逮捕之下，因農民組合與文化協會的高層長期受共黨份子滲透；共黨份子之入獄，兩左派組織都失去了活動力。

最後，應該一提的，是民眾黨魁首蔣渭水之死；其人出自民間，曾在我島最早的偉大社運，降筆會戒吸鴉片運動中，以乩童身分深入其中，而後受到中西教育薰陶而不忘其愛鄉的理念，終於成為我島社運中間統一戰線的主催者！可惜其人，竟然死於該年的8月5日。

我島的社運此時失去了這一位重要的領導人；官方宣布其為病死於傷寒；但是當時傷寒雖是法定傳染病，對於醫生絕非絕症；然而，據稱其醫生為台大醫院的主治醫生是一日籍醫生；民間傳說中，農民組合的陳昆侖稱「蔣渭水的症狀只是腸炎，很可能是被毒殺的。」；當年著名的人權律師、宜蘭同鄉陳逸松則說「當時盛傳係遭日本醫生毒手」。而今史書對於「盛傳」之事，竟然都不提及了。我島學界之自謂具主體性者，其云乎哉。。。

「國語普及十年計畫」

當年，這當然是一個重要的大問題；因為，我島先民在1920年代以前，官方並不真心推動「同化政策」，只有不得已的時候，才表態一下。實際上，所謂「同化政策」只是當年天皇曾經提過「一視同仁」；同時，殖民者對被殖民者一番姦淫擄掠與大攘逐殺戮之後，竟宣布將進行同化政策，那是多麼巨大的輕蔑？在血跡未乾的當年，所謂的「同化」，怎可能真實進行？

此時，在時代的壓力下，當局日漸發現我島民在其所謂「成為日本的手足」之目標下，首先必須面對的，就是如何才能與我島民溝通的問題，也就是國語普及的問題。這就是太田總督在壓制種種社運後的重要關注。在檢討理番政策時，自然也觸及此問題；而曾有「國語普及十年計劃的提出」。

此時，內地標榜「政治革新」的血盟團發動恐怖行動，先後暗殺前藏相井上准之助與三井財閥團琢磨。。。查出事件與海軍關係，但日警不敢行動。日本內地情勢如此，我島上官僚應該如何「跟進」？

此時的特殊情況，日人在我島上所見有將該十年計畫，發起時間訂於太田總督名下者，他是當時的民政黨人；也有將該計畫訂於1933年者，指是後來的中川總督所訂立者。何以出現此差異，是否可能來自中川為政友會背景，兩者間有「諉過搶功」的問題？

1929年7月，政友會內閣垮台後，新閣屬民政黨，石塚以民政黨身分與早年在台的經驗而出任台灣總督。他的政績，主要接續在川村總督的影響之下，那是鴉片問題與霧社事件爆發的問題。作為一個法制官僚，對於社會發展上長久以來的實質問題，本難給予太高的期望；另外，他任上還有嘉南大圳完工與甲子園棒球大賽亞軍的問題，值得提起。

1929年1月9日，國聯的鴉片禁令生效；生效前，我島官方1928年12月28日，竟以律令第三號發出「修正台灣鴉片令」，減輕我島法令的罰則並仍提出體恤癮者的「特許政策」，已如前述；而該特許的申請期間竟長近一年〈自1929年1月9日至12月28日〉，實讓我先民不能不深深懷疑其禁止的居心。

我島民間對於「緩禁」的吸食鴉片政策早有不滿；尤其醫界人士深知鴉片的毒害，加上島上的台灣民眾黨建黨以來，早就有意於「改除社會制度之缺陷」，吸食鴉片乃是官方也認定的社會陋習，自然在其關切之問題中。民政黨上台之後，因該黨過去似對台人處境較能理解，1929年7月，台灣民眾黨就曾向濱口首相提出「台灣政治改革建議書」，其中就列出專項「嚴禁鴉片吸食」。8月，石塚來台就任，就必須面對這個問題與其所牽涉的種種。就在該年9月，該黨提給石塚的「台灣政治改革建議書」，直指──

「各國各依國情，或由人民之覺醒爭取，或為賢明為政者之聰明措施，撫慰人民之不滿，改廢不合理的政治形態。唯獨我台灣三十年如一日，故態依然，面目如舊，人民仍為少數資本家榨取之對象，為勞役之提供者，雖是關人民死活之重大問題亦不許人民置喙其間……嚴禁鴉片 在今日之文明國已有禁酒之國家，日本統治台灣以來，已閱卅餘年，竟仍公然准許吸食比酒有害數十百倍毒害之鴉片，實為人道之重大問題，且為文明國之一大恥辱。是故由文明國之體面抑或由國民之保健上均應速予禁絕。」

如此的情況下，我島上就掀起了著名的「反對鴉片新特許運動」。當時的情況是，我民間只有「台灣民報」極大篇幅地，由各方面報導了這個運動；例如，當年各地的醫生，往往公開表示了對於新特許的反對態度，因而，這個運動應是日殖下最廣為人知的社會運動；但是，由於殖民者確實別有居心，重視威望與面子，通常不會輕易改變其統治設計，因而，社會運動的真實效果，很難斷言。

關於霧社事件的真相問題；它爆發於1930年10月，在台日人死傷達134人；時在石塚總督就任的一年多之後，他當然有不可脫卸的責任。但是真正的研究要追究問題，就應該向最早的源頭追溯。例如，當年兒玉與後藤時代，曾經對於理番政策提出「只重蕃地，不重蕃人」，「把蕃人看作野獸」的主張；因此，對於原住民的治理，並不重視法律，同時，蕃地警察無須經過考試，就可錄用，故治理水平很難提高；以至於，前述那位不幸死於非命的學者森丙午所曾經公開地檢討過──

「從第一代到第三代總督，皆設置撫墾署致力撫番，到了兒玉、後藤搭檔的時代……過去對待蕃人的設施幾乎消失殆盡，將優秀人才，林學士、農學士等轉調他地，改由警察出身的無經驗者前往就任，番人問題因而叢生。」

當年，霧社蕃中那位重要的知識青年花岡一郎，他的高教育水準沒有成為教師，卻被流放到霧社分室，讓他有很多時間可以深入森丙午所見過的各種史料中，他將帶給大頭目莫那魯道怎樣沉痛的認知？

該一事件的發生，會很意外嗎？是否簡直可說與前述漢族社會發生的反對鴉片新特許運動，其實都應該可說是其來有自，應該探討的，不是該總督所能承擔的？

如前述，石塚任期中，可以成為政績的原本還有著名的嘉農隊取得亞軍與嘉南大圳完工；尤其，前者的籌備與訓練可說主要就是在他的任期中；由早期的設想，應該是如何展示我島上三族群合作，所可能達到的境界，在現實中會有如何的成果；是否可以充分表達殖民地發展的遠景？無論身在哪個族群，如果能夠呈現那樣的成績，應該都會樂見那樣的成果──那將是當局者怎樣的政績？（該球隊在1928年成軍，在石塚時代培植與鍛鍊了這個球隊，因而，儘管嘉農的名聲是石塚下台後才獲得的；但我們將它列於此。）

只是遺憾的，這個挺有意義的實驗中，有相當的缺陷，那是當初設想的不夠周全；我們島內公學校沒有義務教育，所以學齡通常不受重視，一個班級中往往學生的年齡可以差距到四、五歲；日本內地的各級學校不可能有如此的狀況；而四、五歲的差距，在體能與體魄上差別太大了；我島當年著名的奧運選手張星賢就在其傳記中提到，他在小學時代，雖然喜歡運動，在班級內由於這樣的大環境，就沒有很特殊的表現。

是如此地，石塚在島上發展出這樣的一支竟然可以在日本全境的大賽事中，取得亞軍的球隊；雖然，該榮譽是在他離任後才獲得的，但是我們也應該肯定他與鼓勵他，他那關於「三族群共和」的意義，只是可惜他身在殖民高位，竟然忘掉了殖民教育中所謂的「一視同仁」之虛假，乃是難以克服的真實癥結！據稱，嘉農球隊由於此役後的名聲太高了，日籍學生入學者增多，其入隊者也增多，自然該隊的素質此後就難以維持了。

關於嘉南大圳，其開工在十年前；1930年，終於完工了；據稱他是日殖五十年間，官方最大、耗費最高，直接關係民生發展的一項重要工程；在1930年初，石塚總督任期中，終於完成了。通常這應該是多麼值得重視的時刻；總督不僅簡直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就取得民間的感激，並且還可由此獲得個人加官晉爵的政績。

然而，很不幸的，該工程除了在建築期間就曾經引來民間許多怨尤，像「咬人或吃人的大圳」「無用的丈物」「沒有供水也要繳水租」「會社的農奴」等等；而今好不容易，竟然通水之後，不到一年，就被一個中型地震，把剛完工的水庫工程震出了360尺的破損問題；雖然，還是運氣不錯，地震發生的時間是該年的十二月，屬於枯水期，因而，除了田地淹水之外，其他在生命財產方面沒有太大的傷害。但是它已很難成為當年引人景仰的政績了。

1929.7主張對華協調的濱口內閣上台。1930.11，濱口在東京車站遇刺，解散內閣；石塚因霧社事件請辭。

一、特高警察制度的開展

川村總督本是大島滿次系，是反後藤新平系的；曾來台任內務局長的他，此時已擔任過滿鐵總裁；返日後，轉任為政友會顧問；更重要是他對我台人的認知，實與在台創立「警察政治」的後藤不遠。

1928年7月，他就任時，中國北伐事業的動盪劇烈，日本的社會也高度不安──該年，日本國內第一次普選後，無產政黨雖僅獲得兩席，仍遭警方大檢舉。

日本當局為壓制社會浪潮而設「特高員警」機關；他來台後的第二天，就在總督府發表施政方針時，充分表現了內務局長的政治敏感，強調：「培養健全之國民精神，與醇良之風氣，同時洞察人心之機微，嚴加戒慎，苟發現與統治方針相反之跡象，當即斷然處置，毫不寬貸。」

同一天，就在台灣成立了「高等員警制度」，管理所有政治活動；也就是除了如過去之偵查取締在各地所謂「要視察人」〈日警對於平常就有異見，不肯順從的知識份子稱之〉之嫌疑者外，特別配置十餘名巡查在日台與中台航線上盤查任何可疑之旅客，並查扣各種不妥之文書 。
當局對於我島社會的宰制真是更為深入了。

1928年12月，恰遇天皇針對普選後的社會局勢發佈「教育振興有關詔書」。可見川村總督的政治嗅覺極佳。

二、女子學院問題

總督早年曾經涉入大島民政長官阿里山鐵道的弊案，因而隨大島離台，不料，多年後出任總督，仍然涉入鐵路弊案中。所幸，傳聞有此轉折。

那是1918年，我台企業家顏雲年依法與日人合資成立炭礦會社，開採臺北平溪的煤礦，為了使所產煤炭順利搬運，而自行建築鐵路，至1921年該耗資達230多萬日圓的鐵路才完工。

然而，1929年4月，川村總督竟決定將該鐵路以很低的價格，收回官營。打擊之下，顏氏企業幾乎無法支持。所幸，顏氏的日籍顧問透過各種關係對川村進行關說，最後在「下屬都已同意，只有總督一人堅持而已」 的情況下，川村以「暫時存下來」作為回應；因此，顏氏是付出了一大筆賄款，而後來總督府對於顏氏鐵路的徵收價格，也提高到150萬日圓。

最後的高層傳說中則有所謂的「川村總督任滿回國，在東京的四谷開辦了一所女子學院，是東京最時髦的學校，而川村總督開辦學校的經費就是當年顏家的賄款。……」，這真是一種難得的政績表現方式。

三、號稱「戒絕」的「修正台灣鴉片令」

長期以來，殖民當局隱匿其曾經對於我先民降筆會戒毒運動的種種打壓，卻積極對於海內外，以「緩禁」為名，宣揚其處理我們島上的鴉片吸食問題；其居心來到本期的1928年底，國際聯盟要求各國嚴禁鴉片的日內瓦萬國鴉片協定，認定將於1929年1月9日生效；當局則是在1928年12月28日，以律令第三號發出「修正台灣鴉片令」，宣布將於翌年1月施行。

其主要修正內容，除了明白規定「台灣人民不得吸食鴉片」與「部分癮民強迫治療和禁止開設煙館」等條款略有新意，但該新鴉片令的第二條「鴉片不准吸食」之下，竟有但書一項，「但本令施行前之鴉片癮者，由總督特許吸食，而吸食政府發售之鴉片煙膏者，不在此限。」，這是川村總督留下了可說毫無真實進步氣息的、繼續對我先民「謀財害命」「自卑自嘆」的禁止條款。

四、也來「官有林拂下政策」

此外，前面提及伊澤總督之施政，雖曾發表美言，但是其實際作為讓人遺憾；尤其是他那「官有林拂下」的政策，不但不合公理正義，且帶給當時的社會極大的不安，可說是他最大的失敗；川村總督在政治上是屬「政友會」，與伊澤總督的憲政會本應立於反對的地位，似乎是在這方面也絕不願讓伊澤總督「專美」於前。應該是當年其前任的伊澤的該一政策作為，雖然對於我台人造成廣泛的不滿，但是在退職的官吏中，獲得頗多肯定；因而，他雖是相對立的政黨，他也依照其政策而行。

並且，他不是在任期中就進行，而是在下臺的前夕，就像對於顏氏企業鐵路的低價收購一樣，是在下臺的前夕，離台之前，一氣批准了70多件引起那時深受民眾黨強烈批判的「官有地拂下」的定案 ；此外，他那帶來「新鴉片特許問題」，繼續對我先民「謀財害命」的「修正鴉片令」，也是此時公布的。

1929年7月，田中內閣因皇姑屯事件而解體，新閣屬民政黨，這位政友會的川村於是下台。

上山是長州人，與伊澤多喜男總督同年畢業於東京帝大法科，同年通過高等文官考試，且同屬憲政會。1914年，他任農商省次官，第一次加藤內閣時，曾參與組閣的謀劃。據稱他得接任為台灣總督，乃是由於伊澤的推薦。

何以推薦上山呢？是否如前述伊澤為了與政友會鬥爭，曾經追查後藤新平系的金脈與鈴木商店、台灣銀行的惡質關係，但自身沒有足夠的專業，所以轉身下台之際，就交給曾任農商省次官的黨內同志？他的政績，在不長的任期中，卻相當展示了日本官僚的手段。

1926年，上山就任時，東京政黨間的傾軋仍不斷；同時，東京大震災的復原工作並不順利，且金融上有每下愈況之勢。1927年春，先是3月24日，日本各地銀行因大震災後的金融恐慌而發生擠兌風潮；然後，爆發了台灣銀行給與鈴木商店鉅額的不良貸款事件。

那是在後藤長官時代就開始了的問題。台灣銀行給予這個私人企業的融資額竟然達到三億八千萬元，當時的貨幣發行額是五千三百八十八萬元。台灣銀行認為不可再給予該店任何貸款，故停止了貸款。因此，該商店乃於該年4月5日破產倒閉。與其關係密切的台灣銀行因此而瀕臨破產邊緣。

當時，台灣除外，在日本本國的全部銀行皆發出二十一日的延期付款通告，可見當時的日本是處於經濟危機中。同時，政局動盪；4月20日，新成立的田中內閣，田中首相與上山為同鄉。上山總督採取了關閉日本內地各分行，而島內本行、分行仍繼續營業的方案。如果我島內發生擠兌，對於本島統治必將大大不利；然而，該一嚴重的金融事件，竟然僅在鈴木商店破產的代價下，順利度過了危機；這真是一大重要的政績。

一般僅強調田中首相與上山總督的同鄉關係，並且強調若非1928年6月，久彌宮邦彥親王訪台中時，被朝鮮青年趙明河襲擊，是大逆事件，上山不能不循例請辭。以上山總督在此事件上的功勞與其與田中的同鄉關係，似乎並無下台的必要。

另方面，當年在我島上的時局，正當「台灣文化協會」內部日漸分化之際；該民族意識深厚的團體，在對岸的革命形勢高漲之催動下，其內部左翼力量相應而起；過去獨大的右翼力量逐漸失去了領導權；而1926年8月，據稱也是上山總督與該會右翼深交之始；從而，該年底林獻堂與陳炘等籌組大東信託會社；1926年12月正式成立後，其營運卻不如預期。

至1927年1月2日，該會臨時會，右翼終至退出該會，文協正式分裂，左翼的「新文協」成立。1927年1月4日，總督府警務局提供給當局如何分化我島民的計畫案，「文化協會對策」。其中有讓林獻堂出國的建議，確實5月中，獻堂先生出國旅遊了，要到一年多後，才回到我島。

此時可謂正當東京金融恐慌前夕；該會左翼對於右翼的批判是──
「日本統治者一方面加緊彈壓台灣人民反日陣線；另一方面又積極採取卑鄙的利誘、收買的政策分化反日陣線。日本帝國主義者最毒辣的手段，就是在他確立了對台灣的殖民地統治機構，把台灣絕大部份土地、資源及整個經濟命脈掌握在其手中的情況下，宣布取消限制『台灣組織企業公司』的禁令，允許本地資本家組織公司經營工商企業，而日本金融資本即乘機吸收本地游資或利用本地資本，使成為被他所控制的企業……這一殖民措施，使台灣的大資本家、地主進一步與日本統治階級勾結起來，而從反日戰線上沒落下去。……」

今天大家所聞名的「台灣民眾黨」就是台灣文化協會在此時先向右分裂，再向左曲折奮起的政治團體。它正式成立於1927年7月。文協時代的總理林獻堂當時赴歐美遊歷，不在島內，被尊為該黨總理，但往後從來沒有真正參與其活動。

伊澤所屬的政黨是以護憲運動著名的憲友會，他的哥哥是我島上當年第一任學務部長伊澤修二，且其女婿為中國人，故其自稱對於我島民特有感情。因而，在就任之初，他就曾經因強調「一視同仁」而發表過讓在台日人很感冒的所謂──
「統治不以15萬之日本人，而應以360萬之台灣人為對象」
據稱當時政府的機關報都不肯刊登該講話。

其經歷，曾歷任縣警部長、幾縣知事；1914年，任警視總監；1916年，為貴族院議員；任職縣知事期間深受政友會掣肘，進入貴族院中仍支持憲政會反對政友會；故1924年護憲運動後的民政黨組閣時，因其長期反對政友會，且其兄曾在台任學務部長而獲得出任台灣總督的機會。

他有政治鬥爭能力，來台大力瓦解後藤新平系與斬其金脈；其後任上山滿之進總督也是民政黨人物，延用其總務長官；伊澤應也屬於日本「能吏」。

但他雖相當瓦解了後藤系，但是對於這些退職官僚的優遇問題處理不當，引起了往後台灣農民運動，即1925年前後的「官有林拂下事件」（將收歸國有的山林、原野或農地，透過放領、無償讓渡或賣渡的方式轉移給私人或日本資本家），是其一大敗筆。但往後台灣總督府中伊澤系自也漸成一勢力。

他的政績，主要是對於治警事件的處置、傳統儒者辜鴻銘來台、蓬萊米的研發與拔除後藤系勢力上；然似乎因此而竟也讓大正民主獲得表現的某種特殊機會。

一、治警事件中，全台搜捕，聲勢驚人；然而，初審中竟然獲得罪證不足的無罪宣告，進入二審才獲罪刑；最後更有雷聲大雨點小之勢；該案受刑人出獄時，多受地方人士之迎接。但是三級三審顯示某種似乎不同於過往的進步性。

二、在正視我島文化傳承上，官方對於我島傳統的儒學難得地表示了其尊重。那是1924年底，伊澤以台灣總督之尊，在我島接待了當時來台講演的中國守舊派的國學怪傑辜鴻銘──據稱他是辜顯榮的親戚；其人是當年反對革命與新文化運動的著名遺老；或許這使伊澤會想就像後藤新平利用保甲制度之名一樣，利用儒學，也可強化當局與我島民的關係。就在翌年初，伊澤接受了辜顯榮等人在台北重建孔廟的提案；使得1895年日軍入據我島三十年來，就失去了儒學傳承重要象徵的北台士大夫們，重新似乎有了可以歸屬的精神依託。該工程總面積五千餘坪。建築經費全部由民間捐募籌之。

三、蓬萊米的研發上；日殖時期殖民者早有「農業台灣、工業日本」的政策；那就是希望日本本土在發展工業之際，我島民能夠充分提供工業所需要的糧食；以免再出現如過去歐戰後的米騷動的社會恐慌；該一問題不難理解，但是雖然不難獲得共識，但是現實中台米與日米的口味不同，充分取代並不容易；1926年4月，總督府農業技師成功地培養出了合於日人口味的新米，即今之「蓬萊米」。使得日本資本家更有宰制我島地主的條件。

四、拔除後藤系的勢力；出身於護憲運動的他所使用的手法，除了藉著災後不景氣的裁員和減薪風潮，削弱後藤系，然後，1925年，舉發後藤系的金脈「星製藥」，控以官商勾結與違反「台灣鴉片令」的罪名，並且從此終止了總督府與星製藥之間，專賣局原定應該供給嗎啡給該藥廠的契約關係。

另外，在「官制改正」上，他漂亮地重用年資較低的警保局長後藤文夫出任總務長官，慣例地逼退了年資與官階較高的高官們，因此，該年底真的也裁退了大小官僚三千人，似乎真要進行大改革；因而，一面受到我島民間知識份子的相當期待，另一面則受到在台日人既得利益者的痛恨。

最後，應是很偶然的；由於田總督時，皇太子來台，似乎頗為順利成功，很能滿足宮廷與總督府的各自需要；1925年，皇太子之弟秩父宮親王也決定來台巡行。官方自然樂於提供充分的招待；該高貴的皇親在考察後，發表了關於自身對於番情的感言；那是「只要不馘首，就沒必要派兵強力討伐吧」的同情。

或者那就是大正民主時代的合理巧合？報紙竟順此請來當時被學界譽為「番界調查第一人」、高度同情原住民的學者森丙午，寫出其心聲，公開連載地刊出了其那動人的主張──「把番人當作人來看吧」 ──那是具有高度批判性的觀點，他認為：
「清朝的理番政策是運用巧妙的手段，送豪宅給頭目。乾隆皇帝時代，不要說是平地番人，就連阿里山及北勢蕃等高山原住民也多次到北京觀光，覲見皇帝並獲得貴重的賜品。……清朝對番界並非採無為而治……，只是尚未到達統治番界的階段而已。從第一代到第三代總督，皆設置撫墾署致力撫番，到了兒玉、後藤搭檔的時代……過去對待蕃人的設施幾乎消失殆盡，將優秀人才，林學士、農學士等轉調他地，改由警察出身的無經驗者前往就任，番人問題因而叢生。」
他的批判還深入當局的政策中，甚至還批判到──
「總督府官邸、長官官邸、官舍、台北醫院等所使用的大量建材都來自東勢郡蕃地，鐵路宿舍及台北車站等則採用取自文山郡深山蕃地的木材，這也是造成台北市街發生大洪水的原因之一。」
然後，他深刻地歸納稱──
「內地人的不道德和政策不僅耗損鉅額國費，也枉送許多人命，招致禍害，並破壞山地的大自然。」

這真是一場意外的、對於理番政策的異議；展示了將番族視為禽獸的神裔子民中，其皇族竟有相當的平等觀；而更重要而不幸的，是森氏在該批判論述公開發表的一年之後，竟在打算大肆開發東部番地的東台灣鐵路正式完工的半年後的1926年7月2日，深度同情番社的他被宣告在海上失蹤。

1926年8月，伊澤類似後藤當年也高升為東京市長；但是後來就乏表現了。傳說伊澤的離台，是由於他回東京養病時，若槻首相與其親友怕他歸台的話，可能會有害其健康而安排東京市長一職的。但是，本研究懷疑是其政敵政學會與在台日人確實都對他有強烈的不諒解，若槻怕他會被「森丙午」了吧。

內田總督就是前述安東總督噍吧哖事件時擔任民政長官的內田嘉吉；當時，其在眾目睽睽之下，黯然下台，對於殖民統治而言，是一可能打擊當局威信的動作；但是，當年確實佐久間總督重傷，我島在其治下，他先解散「台灣同化會」，後則公開將漢族與原住民混為一談，確實做法上有過分之處。

其前任田健治郎總督上台以來，如前述曾有同情島民的那些作法，曾引起民間相當的期盼；如何才能使我島民減其期盼，守己安分，應該是此時派出內田就任的目的。

他的獲得大位，等於直接向我島民提示，噍吧哖事件前的種種統治，並無大謬，無論日人或是台人，不可誤認自己的身分與地位。

記得安東總督在噍吧哖事件後，連續兩年總督對地方官廳所強調的「整肅官箴」嗎？顯然，時代雖已漸改變，內田的上台，仍很有警告的意味。

這應該也是內田總督的任期雖然不長，但是著名的「治安警察法違反事件」，就在其任期中展開，那是1923年12月16日，日警在全島，同日同時，針對當時我島上附和於東京的「台灣議會設立請願運動」的「台灣議會期成同盟」〈大多是「台灣文化協會」的會員〉展開大搜捕；當天被搜捕與扣押者四十一人；被搜查並傳訊者十一人；被搜查者十二人；被傳訊者三十五人；一共九十九人。

1924年6月，在野的護憲三黨取得政權，民政黨上台；內田所屬的政友會下野。內田只能隨之。

此外，其政績主要在東京大震災後，發動民間的捐款與以我島上的木材資源支持日本的賑災復原工作。

田曾學漢學十年；歷任高知、神奈川等縣警部長；1890年入中央政府；其後歷任郵政局長、通信局長等職；1895年，與原敬同時任台灣事務局委員，主張同化政策與以文官總督治台；1898年曾任鐵道局長；但不久罷官，轉任民間鐵道會社負責人；1901年，當選眾議員，曾獲連任，且於1906年，獲敕選為貴族院議員；與後來拜相的原敬同屬藩閥時代罕見的民間政友會要角。

1919年，明石元二郎總督去世；正當日本藩閥政治終結之時；寺內正毅內閣下台，原敬內閣上台；田獲任台灣總督。就任前，田曾親訪原首相，陳述其教化而同化的治台意見，以及未來取得南洋群島時，應委任總督府治理，前者獲得首相之認可；後者涉及國際關係，難以預定。該同化政策之公開，使得我島民對之頗有期待。他是日本政黨政治下，我島第一位文官總督。政黨政治以政黨輪替為特色，因而任期都頗有限。 

他曾經在就任後，公開理性地表示──
「教化台灣人必須跨越學校教育之藩籬而擴張之。這種教育必須在政治社會生活和教室中進行：例如，若一個人有資格在總督府中任職，一定不會因為他是個台灣人而受到阻礙，禁止日台人通婚的法律必須修改，因為日本人可以與外國人通婚，更何況台灣人是大日本帝國的臣民；儘速推行義務教育，儘管現在公學校的出席率不理想，但必須開辦更多的學校。……呼籲僚屬為同時容納日台人的學校制度作準備。」
其內容確實頗符合當年我島社會的實況，應該是確實說出了民間的感受，難怪民間對他會有相當的期待。

同年12月，命下村長官就七項政務進行調查，準備改革。即，除了教育上有「日台共學」與設立大學的計畫外，其他還有「確立台灣地方制度，公佈縣廳郡市官制；確立地方公共團體之基礎，行市街庄自治制度；民治與員警分開，使分擔教育、土木、衛生等；制定戶籍令，公認日本人與台灣人相互婚嫁……等等」。

稍後，1920年2月，第二十四屆國會散會後，3月，田總督往訪原首相，提出政務上的七項改革計畫，獲得首相之同意；然後，田總督曾率下村長官拜訪法制局長請速行審查；還曾對原首相特別陳述，請將地方制度方案交付疏密院諮詢；甚至到參謀本部訪問上原勇作總長。。。

然而，民間所深刻感受到的不滿，官方要認知到其問題原本不難，但是要處理問題卻並不簡單，尤其在族群歧視的相關問題上，改革現狀者如果沒有足夠的決心，願意相對地做出巨大的付出，是很難實現，只能成為一種口頭的正義。

田總督是怎樣的總督？

1921年11月，被後世稱為「平民首相」的原敬被右翼份子刺死；原本提出的改革項目，除了「廢除笞刑」一項外，最後大都乏善可言。該項改革，由於當局手中可以宰制我先民的毒辣手段甚多，如「犯罪即決例」就是，此項體罰手段實無必要性，該一改革自然可行；但其他各項宣示都未能真正通過完整的調查。例如，關於日台共學的制度，大多數台籍生就讀的公學校不能共學，只有中、上學校才能進行共學，但是中、上學校中台籍生的錄取率遠低於日籍生，同班的日籍生的素質簡直都低於我台籍生！我台籍生怎會不感受被嚴重歧視了呢？

在這樣的情況下，田總督所宣示的重大變革，當然只能停留在文宣的階段。某種意義上，國體派勢力太大，號稱「平民首相」的原敬也頂不住──也就是，在「輕賤生命」的日本政壇上，若不是已決心為理想付出生命，人們所宣示的理想，其實可能永遠只是一場漂亮的欺騙。

換言之，就像今日的日本右翼張狂，日本雖然也有左翼份子，也有強調和平主義的聲音，但是左翼的和平主義者們，如果不能拿出比右翼分子更大的決心，付出更高的代價，就極可能只是淪為在軍國主義血腥圖騰下僅僅做為美學點綴的和平鴿而已。

田總督治下，他雖努力阻止東京我台人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但允許「台灣文化協會」的設立；為《台灣通史》的出版題辭；還公開罷黜了發言不遜的台籍稅吏〈該稅吏向我島人說「感覺稅負太重的話，就回去支那去」〉。

1921年2月，總督府發布『台灣總督府州理事官特別任用令』，明定若具有相當的資格且熟悉台灣情況的台人，可依該令任命為地方理事官，亦即是可出任郡守等奏任以上高等文官。看似一種開放，然而，就像開放共學制一樣，其中錄取率的內規，才是其體制的核心；該任用令的內規是該理事官僅能成為幕僚人員與地方行政官，影響於民生發展者極少，真是矢內原原忠雄所說的只能成為官方的手腳；是對於當時我島社會運動啟動之初，相當有力的分化；因而，對於該制，民間有「總督府中僅有的三名台人行政高等官悉數被任為勸業課長」之譏。

1922年，推出「新台灣教育令」；就是前述的日台共學制的實施；當局自詡為多麼理想的體制，然而，我島上的台灣民眾黨在1929年對它的批判卻是──
「教育方面……男女中等學生人數，台灣人較日本人為少。共學制……標榜教育機會均等主義，其實是限制台灣人入學。臺北大學及其他高等教育……均為島內及由日本內地招募之日本學生所獨佔，高等專門學校之台灣人學生比較新教育令公佈以前反為減少。」

其次，關於台灣地方自治制度，田總督下，設立了由地方的協議會到總督府的評議會，也是當年進步改革的重點，但都僅是諮詢性的；我島先民在1927年也曾有如此的回憶：
「到了第一代的文官總督……才施行了好看不好吃的地方自治制度，使人民加重了州市街庄等的經費，所以台灣人都恨田總督是個滑頭的政治家，說他用著假自治，騙了真稅金。」
「田總督的治台方針，主要是使台灣作為被榨取的殖民地。例如製糖會社的區域制度，土地的強制收買問題等，既有資本的榨取，又有勞力的榨取。內台人不融合的原因，皆根源於經濟關係，現在在台的日本官吏有2萬人以上，連同眷屬合起來不下10萬人，而每年預算半數四、五千萬元，即花費在這些官吏的薪俸旅費上面……」

但他在任期間，最重要的政績可能就是他為了爭取1923年皇太子來台巡視，曾公開向東京當局拍胸脯表示──果然一切順利──
「台灣思想之惡化，蓋止於東京……未到危險程度，而一般人民極為忠實順良，感受一視同仁的聖恩，絕無危險之處」

直到1923年9月，東京大震災後，田總督就奉召高升離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