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久以來那些口口聲聲愛台灣而極力歌頌日本殖民的慘史的偽台灣人當然跟日本軍國主義者一樣不提或不知道918；那些長年消費228悲情的台南政客也從來不提或不知道失蹤於228的台灣台南人宋斐如(1902-1947)；歷史不會忘記今日台灣人可恥的嘴臉！

日本據台，兩岸隔絕36年後的1931年9月18日晚上，日本關東軍在瀋陽北郊製造柳條湖事件，突然襲擊北大營中國駐軍營房，並在南滿鐵路沿線全面攻擊中國軍隊。從那個時候起，一大片富饒的國土淪陷了，千百萬的東北（日本謂滿蒙地區）人也不得不流浪他鄉，在寒冷的雪夜中唱著「哪年，哪月才能夠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的＜流亡三部曲＞。

流亡的東北人悲憤的呼聲緊緊揪住了飽嚐故土淪陷之苦，前一年6月從北大經濟系畢業後留校任教的30歲不到的殖民地台灣青年宋斐如的心。在雪夜中，他想到，故鄉尚未光復，東北卻已經陷入敵手了……；於是他因為思鄉而失眠了。但是，他並沒有徒然感傷乃至於空喊愛國口號；他蒐集了各種相關材料，及時地寫了幾篇有關東北事件的評論文章。

1930年7月，作為「新東方學社」主要成員之一的宋斐如在《新東方》月刊「殖民問題專號」發表的＜日本帝國在遠東的情勢及其前途＞，就已經從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析述了日本帝國主義勃興的經濟的、戰爭的和外交的三個條件；並且經濟地解釋了日本帝國主義向外侵略的必然性，從而站在「解決東方全體問題的立場」，極力呼籲日本與中國的民眾，「為著東方全體被壓迫民眾的解放」而團結起來！

歷史的進程並沒有按照宋斐如的主觀願望發展，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客觀規律還是決定了日本走向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道路。於是，宋斐如在1931年12月《新東方》的「最近遠東問題專號」，發表了＜東北事件的經濟解釋——日本經濟的衰落與東北事件＞、＜東北事件與帝國主義戰爭＞與＜東北事件與日本社會革命＞等三篇針對九一八事變的專論。

宋斐如從「經濟解釋」出發，分別探討了東北事件反映的日本經濟的衰落、帝國主義戰爭與日本社會革命之間的政治經濟關係。他認為，日本雖然是與英、美鼎足稱雄的三大強國之一，卻是個「外強而中乾」的帝國主義「大怪物」；因為日本帝國的經濟危機已由工商業蔓延於農業而日益急迫，具有豐富資源的東三省可以充當日本的「食料及原料供應地，資本及商品的銷納場所，所謂『大陸經營』的媒介物。於是，日本帝國主義的魔手伸向肥嫩而柔軟的東三省，乃有十二萬分的必然性。」

當時中國社會的主流大都寄望國聯的干涉或「第二次世界大戰」（「帝國主義戰爭」）的爆發，以致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對日本加以有效的武力或變形的經濟制裁，從而阻止日本帝國主義進一步侵略中國。但是，宋斐如清醒地批判這種論調無異於「空中樓閣」。他指出，處於經濟恐慌的帝國主義列強基於在東北的利害關係，以及避免自殘、抑制本國社會革命爆發、反蘇聯戰線齊一、共同榨取殖民地民眾等「必要」，在當時不可能發生帝國主義戰爭。他認為，將來的戰爭必將以「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族」的形式表現出來。因此，他希望廣大的民眾覺悟，不要像一部分的當局那樣「不識時務」，只知向國聯或美國哭訴，而應該認清我們的敵人與朋友，「利用時機，從改造東方運動中改造世界」！

宋斐如同時指出東北事件與日本國內的社會革命的密切關係，從而提醒日本無產運動的領導者與群眾：擁護或擴大日本資產階級「在滿蒙的特殊權益」，只能削弱日本社會革命的力量。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東三省之日，就是日本資本家地主階級彈冠相慶之時，也就是日本無產大眾抱頭痛哭之時！

1932年4月，宋斐如還發表了＜日本侵略下東省的農業生產＞。然而，國難當頭，他深刻體悟到光是寫文章批判日本帝國主義，呼籲中日兩國民眾團結反帝，依然拯救不了多難的祖國與殖民統治下的台灣，於是毅然辭去北大教職，投奔主張抗日救國的馮玉祥將軍，其後並發表了＜國聯調查團報告書的批判＞。

1937年抗戰爆發後，宋斐如又懷抱著喚醒同胞要有新的覺悟的心情，發表了＜9．18六周年＞和＜日本鐵蹄下東北同胞的生活慘狀——為紀念9．18而作＞兩篇文章。他指出，為了贏得長期抗戰的最後勝利，就必須擴大統一戰線，切實聯絡世界上平等待我的民族，特別要設法提攜可以和中國協作，共滅日本帝國主義的蘇聯、朝鮮、台灣以至日本下層民眾。

1938年1月，宋斐如再發表＜日寇在東北的殘殺與暴行＞，同時出版《日本鐵蹄下的東北》一書。為了紀念9．18七周年，又在主編的《戰時日本》半月刊製作「東北的現狀」專題，發表＜日寇七年來在東北的經濟掠奪＞和＜東北義勇軍的母親—趙老太太＞。

宋斐如有關9．18事變的專論與報導，不但以政治經濟學的科學方法剖析了事件的本質，指出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矛盾必然產生的侵略，以及被壓迫者反侵略的解放之路；同時也表現了一個殖民地台灣人對流亡的東北民眾感同身受的情思，從而為兩岸分斷的歷史留下一頁珍貴的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