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治維新以來，早有海軍與陸軍相爭的慣例；安藤是陸軍備役的大將，1944年4月，他就曾努力擴充台灣軍的防區，包括沖繩；然後，一方面鼓動島內的有力人士表示支持安藤出任總督，另一方面，則聯合中央內的陸軍勢力影響內閣重行考慮總督人選。年底，受命兼任台灣總督；完成了陸軍對海軍的奪權鬥爭。
前後兩位總督有一項重大的相同點，那是如長谷川，安藤的對華作戰中也有重大挫敗的經驗；可能是當年日軍高層極少數不能「衊華」的將領。此前，他在1939年底到1940年初的華南桂南會戰的崑崙關血戰中，曾受到極大的挫敗；他們都應該比較低姿態地面對我們島民。另外，他們雖然都是高級將領，其實他們並不真實認知大局的發展。因而，當年儘管相當努力，但是他在任的時間，算到日本軍民被遣返之時，也不過兩年，安藤的政績，只有概要如下───
關於日台軍民關係
由於安藤上任以前是「台灣軍司令官」，因而，其對於我島民的認知，雖如前述，他在崑崙關血戰中不得不「轉進」的經驗，使他可能不會那樣衊視我島民，但是由不衊視而到信任恐怕還是有一段距離；當年他任總督前，曾經公開表示──
「……領台五十年，如今正是要把歷任總督之政治成績單公諸於世的時候。倘若統治甚得民心，萬一敵軍登陸而全島戰場化，台灣同胞應該會與皇軍合作，挺身與敵軍登陸部隊作殊死戰才對；真正的皇民化必須如此，萬一與此相反，倘若台灣同胞中有與敵人相互呼應，甚至由背後突襲我皇軍，這不是茲事體大嗎？而以我個人的看法，我還不敢對台灣同胞寄予絕對的信賴……」
其所顧慮的實在不是完全無理。也因此，島上小學校的「共學制」就在長谷川總督末期時，就停止了。
1945年3月，殖民地政治待遇改革案在閣議提出；4月，官方同意該改革案；任命簡朗山、林獻堂、許丙等三人為敕選貴族院議員；6月17日，官方的「始政紀念日」，全島各地竟然出現了皇民化運動以來久已消失數年的傳統鑼鼓與七爺八爺的遊行；許多民眾都訝異地圍觀著。
是如此的，我島所有的公務機關都是──
但是，真正進入戰爭晚期，戰局明顯失利下，儘管自1943年10月，東京的眾議院兵役法委員會已經公開聲明，對於在內地入營從軍的台灣人，不可有差別或特別對待；即「通令全軍不能對台灣人士兵，施行過於激烈的體罰。原因不外是怕台灣人這時如果起來反叛，其後果是不堪想像的，因此就是只有再三叮嚀部隊幹部忍耐。」
然而，進入1945年，我島內則仍出現──
「眼前這『敢部隊』好像對台灣事務是一竅不通，但是他們連一點兒氣也不露出。當然這是保密的關係，……猜想這部隊好像從日本內地移防過來。他們當然知道這批大學生，也知道這些大學生的軍事訓練程度。說不定，很多地方應該凌駕他們的教官。可是萬萬想不到，編排在這群大學生當中的『警備召集』來的另一群新兵，竟然是目不識丁的完全沒有受過教育的一群『牽牛囝仔』。如果在日本本土，沒有受過教育，還聽懂日本話，那麼至少還可以溝通。可是問題是這裡不是日本，而是台灣。這批完全沒有受過日本教育的新兵，就是完全聽不懂日本話。」〈撐旗的時代─頁128~129〉
「我……昭和二十年三月畢業。我又繼續就讀醫專……就在三月底被徵召為學生兵，駐屯於觀音山。我們被編入的部隊是對抗戰車的部隊……聽說所用的對戰車砲是明治時代製造的老式武器，所以大家都非常擔心……那時物資相當匱乏，尤其是糧食不足所造成的影響最為嚴重。家裡女傭及洗衣婦們抓了蟑螂在鍋裡煎了吃，我說『髒死了』，她們只是不在乎地笑笑而已……老百姓的生活如此，軍隊的情況也好不到哪裡。因為糧食不足，我們老是感到飢餓，抓到了青蛙就用火烤熟了吃掉。……」〈無情的山地，頁129~131~132〉
以及悄悄進行著外人很少注意到的重要改變──文化人葉榮鐘如此回憶著──
「我〈1944年4月〉由馬尼拉回來，以原新民報社員的資格，在該社擔任文化部長兼經濟部長。當時日人為討好台人，日台人待遇一律平等，所以每月收入甚豐。」
「以前六成加俸只有日本人享有，戰爭末期本島人亦給與，唯限於任官的正式教員，另外還有幾種戰時手當〈一種臨時加給〉總共每月可得一百元以上。父親還說，為了種種政治上的原因，這一學年份的薪金都預先發下來了。……在這半個月的日子裡，物價雖漲了差不多半倍，……我的薪金算得上是優厚的，況且又是整整一年份的金額，更是近乎龐大的一個數目呢。」，引自「流雲」，鍾肇政著，遠景，頁186。
關於過陽曆年或「支那年」
在上述情況下，所有可能改變民俗信仰的作為可說都進行了；這裡要提及的是當時就出現了我台人每年過兩個年的情況；陽曆年是殖民當局的日子，每個家庭都在正廳設了大麻奉祀的設備；每年陽曆年時，都在門口安上新年的門松；警察可能會來視察，我台民自然不能怠慢；不過，通常我台家庭重視的是所謂的「支那年」，尤其對於那天在祭祖傳統的儀式上應該準備的東西，在物資缺乏時，更是都要費心地及早準備──因為「配給物資絕對沒有過年這許多種種必要的東西，然而無論如何也得想辦法，但是絕對要很秘密，大家都很小心，都很害怕……」。
據稱「有許多人好不容易張羅準備好好多東西，一家正在祭拜祖先，一聲經濟警察來了，一時掩蔽都來不及，人連東西一起都給帶到派出所來，著著實實地飽受了一頓拳打腳踢，還要罰跪半天。雖然這樣子，大家依然偷偷摸摸想辦法要過支那年，大家祭拜祖先，祈求祖先使大日本帝國早一天滅亡。年年都是這樣子，這樣一年捱過了一年。」
關於長谷川與安藤兩位總督的餘音
許多人不相信命運，但是這兩位總督的故事，卻讓人不能不相信，或許真有命運在默默安排著他們兩人的人生？兩人相同地在對華戰場上有很不小的挫折，使他們先後來到我們的島嶼；但是如果安藤不爭的話，他應該不會落到在獄中服毒自殺的慘局中。是否那原來應該是「長壽」的長谷川的結局？
此外，安藤最後的結局中還有120公斤的黃金問題，正常情況下，私人怎可能有那樣大的資產──怎能不引起外人的覬覦，甚至引來殺身之禍？服毒而死，是真的嗎？
而這裡是很湊巧的，還是很不湊巧的？竟然又與長谷川的人生情節似乎呼應起來──戰後有一個史料似乎應該一定不假地如此描述著這位總督──
「擔任台灣總督期間……雇有一名台籍青年，擔任撞球師傅……1944年年底，長谷川退職返日時……他匆匆返日前，先前在台灣下令回收而得的金飾，全部交其保管。戰後這位台籍師傅遷居日本，在東京市最繁華的銀座區，開了一家極大的銀樓……為什麼長谷川清會將一筆為數龐大的金子，以私相授受的方法，交給一位台籍撞球師傅；而未移交給下一任總督或日本政府，以致讓那位台籍青年在戰後獨吞金銀而成暴富……」。可見於「老牌台獨黃紀男泣血夢迴錄」，黃紀男口述，黃玲珠執筆，獨家出版社，頁94~95。
而前述安藤總督關於財務局長的安排，不知和他在戰爭結束後，私人擁有120公斤的黃金，因而可以行賄，引致美軍官伊文斯的強烈覬覦，是否直接相關；倘若與之直接相關，那麼擁有大批黃金的安藤與擁有大批珠寶金飾的長谷川兩位總督當年的統治作為，就實在讓人感覺太不齒了──儘管在戰後的接收中，似乎這種情況不少，例如，謝東閔在高雄縣的接任，州知事僅交出70餘萬元，經查對帳冊，總共交出200餘萬元，即是。
而史料中更有日人老教授對於被「引揚〈遣返〉」前見到許多日人地攤上的珠寶，發出其深深的感嘆──
「我實在感到很悲哀！……看到他們還留有那麼多金飾，我很懷疑他們戰時高喊愛國，可是暗地裡還藏著這麼多金飾才感到悲哀啊！我們當時是不是大家喊過，所有金飾要供出，來供應軍需生產之用。當時我就是把內人所有的金飾統統供出……現在呢？我們變成一點值錢的東西都沒有，我真對不起太太啊！」
更不要說是社會上一般農戶的感嘆了──
「我出身於民國二十四年……父親因是佃農，雖辛苦一季，收穫時卻只分得一小部分，農忙之餘還得去做工但工資極低，工資一天還賺不到一斗米，平日生活已僅能糊口。萬一家中有人生病或發生其他意外，立刻捉襟見肘必須借貸度日。直至今日父母向人借錢時的卑屈眼神，仍深深烙在我腦海中。我猶記得，當借款期限已到，父親仍無力償還時，債主便來挖我們家園裡的地瓜，或在稻子收穫時來取走一籮稻米……債主從我們家拿走的，往往超過他應得的數量，但父親從來不敢表示異議……父親在田裡忙了幾個月，好不容易收成。稻穀在庭院上曬乾。然後，我們家只能留下十分之二，另十分之八卻都歸地主，……每回我看見父親把絕大部分辛苦的成果送給不勞而獲的地主，都感到心痛萬分。」〈「吃地瓜籤長大的佃農子弟」，許榮宗著，「我們走過的路」，〈第二輯〉，中央日報，頁226~227〉
「引揚」之前，日軍的處境──
「時常到筆者家玩的大西軍曹，帶了四名部下到筆者家工作。……他們五位，每個人帶了二俵，共計十俵的米袋前來就業。之後，直到回國前，大家都吃這種要去除米蟲才能吃的舊米。」〈日軍庫存擁有五年的米糧〉」
另外，加上當年身為高級知識份子的醫專生回憶，「昭和十八年十月，台灣海域發生了空戰。在那以後制空權就完全落入敵方手中，對於每天從菲律賓基地飛來的P三八機，這邊的空軍完全無力抵抗。戰敗的色彩明顯濃厚，可是一般民眾並不大顯出民心動搖或是不安的樣子，因為大家都被掩飾事實真相的大本營所發表的公告所矇騙了，我也是相信聯合艦隊仍然無恙的。」〈頁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