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相犬養死，海軍齋藤組閣〉
日本的所謂「憲政常道」，看來在其內地已是走向其盡頭了；那些血腥事件的年輕軍校學生與軍官們，所反對的藩閥與官僚的態度，是真有一定的真理性的。那麼對於像台灣如此的一個殖民地，此時官方應該給予他們怎樣的導引？
不久前，平素高調「義勇奉公」的在台日籍官吏們，自身竟大力抗拒了東京當局為了財政理由而發出的「官吏減薪命令」；這是如何地「社會教化」？未來應該如何導正我島發展的正確方向？
中川總督，曾是1928年在內地負責真實社會教化運動的文部省官僚；他應該深刻地認知過如何才能充分發揮人們的潛在力量；例如，他主持的社教運動中，過去皆由地方警察主導，如今他請各地方的頭人出來，名為「教化委員」，擔任各地活動的主持人；另一方面與過去不同的，是過去強調精神主義的偉大，自動自發；現在的各種活動，官方都會撥出相當的經費。
只是比較麻煩的，是他上任之後，考察所見，社會教化運動的推動，在民間大多數人都不能使用國語的情況下，真很難有效推展。而如今時局發展的壓力很大，本島的人們如何能在這樣的情況下，跟上內地人前進的步伐？！
當時中川總督曾真實地如此表態──
「對日本統治台灣即將超過四十年，卻仍有七成的島民不諳日語的現狀感到憂心。因而要求發揚本島民的國民精神，舉全台灣之力，使與原本的日本帝國無些許差異。」。
其結論為──
「鑒於我等現下的非常時局，為舉全台灣之力，消除原本與日本帝國些許的差異，深切感到此乃屬於指導階級之先覺者之責任，期望打通內台人以呈現團結的國民活動，使教育、產業、衛生、交通等社會全體，皆能獲得改善、改良，誓言必致力於同化的徹底與國民精神的振興。」
然而，真的有七成島民不諳國語，還只是有「些許的差異」嗎？
不過，我們的研究，還是應該注意其有以下主要的施政。
關於國語普及十年計畫〈1932~ 〉
殖民者據台已三十多年，長期一直強調著國語教育的重要性，但是至今才重視國語普及的問題，實在頗為荒唐，也可見我島民在所謂「同化政策」下的悲涼真相；前述太田總督時代，日人史書上有稱當時已開始國語普及十年計畫；本研究沒有看到進一步史料，但料想應該不會全假，只是任期太短吧，故已稍提及。
現在我們要較完整掌握的是，中川總督在1933年確實相當完整地推出了該計劃；預期在全島每一個部落設立一個講習所，動員各地的部落教化團體相配合，在十年中將把我島上的國語普及率由兩成二提高到五成以上；似乎真的每一年都能達到所自訂的標準；至他離職的1936年，三年間該普及率已達到三成二的水準。
然而，何謂「普及」，所謂「懂得」，其標準實難客觀化；考察其提供的數據，是把公學校學生數、公學校畢業學生數與日語普及設施學生數、日語普及設施結業生數加總合計除以我台人總人口數而得，如此將公學校畢業生直接全數計入「懂得日語」的人數中，完全沒有思考多少公學校學生畢業後可能因無使用的機會而忘記與荒廢，此外，國語普及設施的學生數，就所知，這些設施都是夜課，教師由公學校教師或是公學校畢業生充任，對於白天有工作忙碌、勞累的多數小民言，雖有地方警察介入支持，學習的效果也往往不會很好；這些現實問題都沒有正視，如此所得的數據，怕很有膨風的效果。
至於，當官方既已自行訂下了目標，官方在執行該計畫時，應該很難在上報時，直說無法達成該目標。因而，此一計畫在我島整個社會邁向戰爭體制的過程中，簡直只是完全成了一個「使命必達」的工作，並非實際的成績。
關於眾友會事件〈1934〉
這是起於台中州清水街紫雲寺的抗日事件；其初始於賣卜者曾宗在1927年11月認識該寺來自大陸的佛像雕刻師，因而，受到中國革命的影響；決定也要在我島上進行革命行動；於是組成「眾友會」團體。該組織並公開以「父母會」的名義，在全台各地發展其機關。
該團體的最大特色應該是其中竟然並無領導權問題，在1929年，有清水人蔡淑悔，出身於台中一中、畢業於北京大學，曾在中國國民黨福建省黨部擔任幹事與某縣知事；在職期間就很關心台灣問題。此時，因同鄉曾宗之請，加入該會，就成為其領導者；頗能大力發展組織。至1934年，已經發展到二十個團體；其名稱另有「九轉拱福志團」、「拳頭館」等。
蔡曾經親自向中國國民黨黨部請求協助；還曾經福建省黨部介紹，在該黨全代會報告我島革命形勢，請求援助，可惜當時該會行無餘力，只能口頭鼓勵；他還曾動手製作炸藥，但還未有成績。他們原定在1935─36年間，配合中國革命情勢與中日衝突危機而起義；不料，1934年9月，在殖民當局迎接日本皇族來台的例行查察中，被日警發現線索；被捕者達四百二十餘人。
此案，在社會現實中，真是證明了「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的道理，本非離奇；但是該案發之後，長期祕而不宣，要到中川總督去職後，才在下一任小林總督時代公開，那隱匿的兩年間，當局者心中應該相當忐忑？
關於第一次地方自治選舉
在前述的「國語普及運動」的推行中，日人有所謂「『地方自治制』，施行在即……就台人的日語普及狀況言，實仍未具備日本國民的資格，由是要求地方官吏確實指導各教化團體遂行推廣日語任務……」之說，到1935年11月，果真在我島上推出了第一次地方自治選舉活動；只可惜該次選舉，除了限制年滿二十五歲外，繳稅額全年須達五元以上者，才有選舉權；它導致島上僅居於半成強的少數的日人，在全台市會議員的選舉中竟然擁有比我近九成五的大多數台人有更多的選舉人數量；並且在這次選舉中，候選人半數為官派，也就是以日人選舉人為多數的選民共同爭奪剩下的半數席位。
如此情況下，該一州市議會有議決權，街庄則無該權，如此的所謂「地方自治制度」，它的運作成果當然是可以宣傳島上地方自治已展開。民間雖曾表示不能接受，簡直只是聾子的耳朵。但又能如何。
關於「國歌少年」
中川總督奉命由東京來台以前，是文部省的次官；作為文部省的要員，東京由民權運動轉向國權運動，在九一八事變後，為了迎向國際聯盟的壓力，社會精神上更激烈地向天皇絕對主義發展；這樣的情況下，他雖然已經很努力了，但在玩弄名詞外，更要如何讓我們島嶼上的民眾能真實跟上帝國的步伐。
1935年4月，一場大地震後，官方完成了一座皇民精神的典範，即「國歌少年」詹德坤的神聖故事 ──那是一位早起必拜天照大麻的好孩子，地震中重傷而死，死前還懂得關心母親，最後唱著國歌，安祥地死去──那故事成為教科書的文字，據稱感動了無數的學童，當然包括我們島上的。
然而，當地耆老的口述卻是「大地震早上，去廟裡玩，被廟的瓦壓到頭，才死的，教課書寫壓到的地點在家裡不對。那時皇民化還沒開始，哪有拜天照大麻。」。
死亡對於生物言，將失去其寶貴的生命是痛苦、恐怖的，是會努力掙扎、逃避的；然該少年死亡之際，故事中沒有任何描述其痛苦與恐怖的情況；那少年似乎因唱著國歌，就能安祥地面對傷痛與死亡；該故事強烈地給予青少年們那關於國歌與天皇偉大而神聖的暗示。
關於朱諾號事件
那是，1935年4月，發生了荷蘭商船朱諾號避難事件；因馬公軍港方面認定該船避風的作為是間諜行為；而地院檢察官則僅視為「違反船舶法」；當被告上訴時，軍方與地方右翼團體都公開指該事件乃「國際間諜事件」；最後該事件，因軍方高度不滿地院的認定；總督府雖拖延到年底，仍由總督藉著對於過去刺激軍部的報導，表示遺憾，而斥責了司法相關人士，然後由負責該案的律師出面致歉；從而才達成雙方和解。
中川總督是最後一任文官總督，其任職時間的四年，比第一位文官總督田健治郎的任職期間稍長；所以，在此，我們也多介紹了一些。
奮 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