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著名的二二六禁衛部隊血腥事件後，中川總督被換了下來。海軍背景的小林總督，是後期第一任武官總督。該年可說我島進入了「準戰爭體制」中，1937年七七事變後，才正式進入了「戰時體制」，他值得我們關切的政績有──
關於「一致緊張」
「一致緊張」，是小林總督在來台的船上受記者訪談時所提；當時的時局，先有右翼分子與軍方在我島上為了朱諾號事件而發出對於中川總督不滿的言論；後有被派在宜蘭的相澤中佐，入京斬殺軍務局長永田鐵山事件，再有東京發生了軍國主義者震動全日本的二二六血腥事件；該背景使得軍方對該事件並不積極壓制，只因天皇拒絕忍受而起訴那批領導者。據稱，小林總督在該事件中，是有相當的關係的。因而，對於此一任命，除對於右翼與軍方都有回應的意義外，當時他對於台灣社會所提的「一致緊張」，可說應有某種「國民精神總動員」的意義。
1936年10月，前述中川總督所隱匿達兩年的「眾友會事件」，乃在「祖國事件」後不久就公開審理了；這等於是公開宣告在1930年代初，當局雖似成功地宰制了當年的社會運動風潮，然我島上的社會現實，其實並非如其外表，已可以高枕無憂的；這等於是宣示了其「先知性」的「一致緊張」的必要。
關於皇民化運動問題
坦言之，小林在當時的時代壓力下，要求我島民與其「一致緊張」，可以理解，但是高明的領導者似乎不應該如此顯示自身的「緊張」？
但是，確實我先民對於日語「懂得」的程度，雖依據官方前述應該有膨風的計畫數據，到1936年，只能達到三成二，到1940年才能達到五成一；要官民都能夠「一致」行動，真是談何容易！此前的皇民化運動應該就是希望能夠「一致」同其緊張吧。
換言之，1931年，關東軍不曾與東京一致行動；1937年，華北的日本駐軍也未能與內閣一致行動；更何況，在大多數島民的語言無法與官方充分溝通下，要求官民「一致緊張」、甚至「一致行動」，是否就只能端看前述國語普及計畫的成績了。本期間，小林總督所高揭的皇民化政策可說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上開展的。
然而，「皇民」這個名詞，不是中國傳統的用語；甚至在我傳統中「皇」與「民」彼此身分懸殊，是不會連用的；因而，我島民對其應該少有文化的親切感；相對的，在大和民族的神裔觀點下，所謂「皇民」一詞才可能成立。
因此，在關於皇民化的論述中，其主要就是努力確立一種與中華文化不同的、自大為神裔的身分認同──中國傳統往往有「不語怪力亂神」「國將興，聽於民，國將亡，聽於神」的理性。
這種差異在平時應該不易顯示，當戰時體制，由於涉及生死與信仰問題的大事，絕非「一致緊張」就能應付或取代；因而，他們頗費力地推出了一套做法；那就是本期中的皇民化諸政策，由寺廟神升天、一村莊一神社，正廳整理、限制改日本姓名〈非全家不能改〉、不限制改日本姓名〈無須全家〉，到鼓勵改日本姓名〈改姓名有種種好處〉，就是……。甚至也把日本傳統神社每二十年就要新建遷置的鄭重態度也引進到我們島上來，例如，將在1944年10月28日，我島上祭祀北白川宮親王的「台灣神社」就將在該日進行最新的一次新建遷置的典禮；那應該就是計畫中又一次其所謂「國民精神總動員」的極佳機會。
1939年，小林總督將自身的政策，總結為「皇民化，工業化、南進」三項目的。1940年，大大地紀念它們所謂的「皇紀2600年」，就是它們設計的一個重要的皇民化信仰的時刻；那似乎是想讓日本神道自以為神聖的偉大神祇，可能接納這些個新皈依的可憐同道。
關於物資的總動員
前述是關於戰時體制上，人的動員──透過日本官方的集體信仰；另方面，戰爭有很大的一部分實力，必要依賴充足的物資；通常有稱之為統制經濟，大約就是指戰爭雙方面對戰爭的現實，應該把如何充分掌握物資，進行管制與分配，以使物資能適時適地地充份發揮其本身的作用。
1937年底，已有命令我島民出售鑽石與黃金。時人有回憶稱，「這是我即將被徵用為軍伕之前，發生於1937年底的事。住在隔壁的堂嫂，挺著懷胎九月的身孕被警察叫去拳打腳踢，一昏厥即澆冷水繼續用刑。如此反覆拷打的結果，使她在拘留所流產。而警察拘提她的理由就是她不答應賣出黃金。也有熟人家的小孩因看到父母被強制徵購黃金而遭詰問、拷打，便搜出家中紙幣，購買少許黃金交差，沒想到多疑的警察竟認為其『隱藏黃金』，竟對孩童嚴刑拷打。」
1938年3月，「國家總動員法」公佈；4月，實施「支那事變特別稅捐」；1939年，10月，物價統制令公佈；12月，通令嚴禁商人囤糧。全台設立經濟警察；11月，全國實施糖、火柴配票制。可惜，物資不足的情況實在嚴重。
1939年11月，實施了空前的「台灣米穀移出管理辦法」，禁止米穀自由輸出；12月，開始禁止使用白米，很多新年年糕變成黑色。米糧自然出現惜售、囤積情況；雖經濟警察介入也難以處置；但旅館和料理屋照樣端出精製白米給客人吃。當局宣布強化取締。
1940年3月，宣布禁止使用穀物製造糖果；違反者重罰。但由於市場需要，消費者願意以高價取得，黑市自然形成。根據當局的調查，台南的蘿蔔等蔬菜以六倍的價格賣出。糧食不足，價格高漲，各地出現配給的問題。
台中市開始，各戶必須持有購買證才能購買；寄居者則須有寄居證才能購買，因而外來勞動力多的都市，許多派出所都人滿為患。然而，首先出現所謂的「一日二餐、圍剿奢侈」與「每月一日為興亞奉公日」，不准市場賣肉；各地的物資供應不足，物價高漲；因賣黑砂糖，獲得暴利而被告發的情況頻傳；各地官廳發出對於黑市交易重罰的警告，卻幾乎沒有任何效果。
關於竹南間諜事件
那是1938年元旦，發生在竹南的一個可笑也可悲的事件；由於對於公學校畢業生感知到自己相較於日籍生無法獲得公平合理的升學機會而心懷不滿的一夥台籍生，發出他們打自心底的憤懣，因而面對日人所規定的，除夕時必須依照日本傳統禮俗在自家門口豎立「門松」，屋簷下懸掛稻草搓成的「注連繩」的作法，表達了他們的抗議。
當時是該一夥的七個頑童就分為兩組，一在竹南火車站南北走向的商店街，另一在郡役所官員與小學校教師居住的宿舍街上，他們有意地在那無人的寒夜中，對那些日式驅邪、祈福與吉祥的裝飾加以破壞。引致先前公開誇大口，要在六個月內征服中國的日本陸軍，一口咬定該案為敵人擾亂治安的間諜活動或抗日活動，因而成為便衣憲兵與特高負責調查的事件。
最後，該案不知是如何結案的，但是那相關的七個頑童與其家族本身顯然無事。該事件的真實問題，應該就是當局者不知道應該檢討自身錯誤的政策，只是懷疑我島民心懷不軌，然後就自行緊張，甚至自行製造緊張了。
關於廣州無血入城新聞事件
1938年10月21日傳來廣東大捷攻進廣東城；26日，傳來攻佔漢口；全島民眾不斷提燈遊行歡呼，報紙與廣播不斷報導各種要人歡呼的消息；然史實中，當年陸軍醫院護理長的描述卻是──
「報紙、廣播明明報導登陸廣東時是不流血登陸，卻傳出在廣東攻略戰中受傷的患者即將入院的消息。部隊長命令大家整理所有病床，排在走廊的角落，並在病房及走廊地板上鋪上毯子。才正忙著準備，傷患就突然被送進來，重傷者就佔了半數。……大多數患者連接受診療的機會也沒有，頂多先綁上三角巾。」
捷報不斷地傳來，我們島上的年輕人不斷地被動員上街舉行慶祝遊行，他們沒有神裔與武士道輕賤生命的傳統，應該如何面對戰爭與死亡？僅靠著自大與蔑視敵人？
關於「廟門昇天」與皇民化運動
戰爭越是逼近，關於戰爭與信仰的問題越是重要；尤其，殖民者的神道與其家族觀與我島民的傳統信仰確實頗有差距；當局者極想消弭之。於是在1938年開始了前述的所謂「寺廟整理」計畫。
它們所採取的方法，是一面在各地建築神社，同時迅速裁併地方上舊有傳統信仰的寺廟，其中決定廢棄的舊日寺廟，有的轉為日本佛教的廟宇，有的則命令地方耆老與保甲人士，以及地方公學校師生進行破壞毀棄的工作。如此，由著名的寺廟神像到家庭中的祖先牌位，都是毀滅的對象；除了對於少數的神祇外。對於大多數的寺廟，它們都不顧信眾的觀感，公開地拉倒神像，拆掉山門與廟宇；此外，對於家族中信奉的神像與祖先牌位，則有些地方更在要求交出來後，故意把它們與不衛生的馬桶放在一起燒掉 ──這些總名之為「寺廟神之升天」；似乎那樣真的就能破壞我島人長久以來所涵養與生活其中的信仰似的。
不過，廟宇或家族祭祀公業的財產藉此充公成為「國防獻金」，確實是一可觀的收入；然而，其改變信仰上的實效如何，實在可疑，就所知，絕大多數家庭是把祖先牌位藏起來，採取私密的祭拜而已；而對於地方的信仰，據稱在台南曾有下列的做法：
「倒風寮百戶人家中，每年由一戶人家負責供奉法主公……這戶人家要負責隱藏法主公，以避免被日本人抓到。一直到光復後，村人才公開祭祀法主公。」
似乎竟然因此而使得地方上多出一個私密的信仰組織。
奮 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