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本劇故事概要
二二八相關討論中，社會上長期流傳一句話：「政府搶了人民財產。」然而若以具體產業切入史料，畫面卻常與想像不同。以公路客運業為例：日治末期多數自動車社由日本人持股；光復後，日人股權依法由政府接收監理，由台籍原股東續行經營。其後，政府以法規推動公司化與路權整編，並逐步開放次要路線給民營業者承攬。戰後二十多年來，客運業的發展路徑呈現「監理—公司化—民間擴張—公營退場」的結構，而非行政強奪。
史料比對顯示，公路客運公司的產權多由原始台籍股東延續，未見政府或外省官員趁勢奪取民產的確證。相反地，許多家族企業在戰後交通政策與路權開放下逐步壯大。
本幕透過產業樣本提醒觀眾：談戰後的財產變動，不同行業情況迥異；不可用政治宣傳中的簡化語言一概而論。「政府搶民產」並非普遍現象，更不宜視為二二八的主軸解釋。理解歷史，需要回到法規、股權與制度變遷的具體證據，而非借用國共內戰時期的敘事框架看待全局。

1. 幕名與編號
第31之25幕 政府澄清 未奪民財

2. 劇情背景資訊
時間：1945 年光復後至二二八前後（1946–1947），並延展至 1960–2000 年代
地點：大學課堂（投影設備、史料手冊）、各縣市老車站與客運場站的影像剪輯
事件概述：用「公路客運業」做樣本，對讀「政府強佔民產」的說法；呈現 接收日股＋台籍股東延續、制度規管→民營擴張 的演變路徑。

3. 人物出場表
教授（史學者）：用投影片逐點講解，強調「以證據說話」。
學生甲、乙：拋出社會常見印象與追問，推動澄清。
旁白（學者張若彤口吻）：補充方法論提醒，連回本幕的對照關係。
插敘人物（無台詞）：
早年客運股東、站務／修車工、里民乘客（以黑白默劇／歷史照帶過）。

4. 劇情主體撰寫
【開場大字幕置中＋旁白】
（相關影片或歷史照片剪接出現）
「1945–2001　臺灣公路客運業的變遷剪影」
【小字幕置底邊＋旁白（同文）】
（畫面延續）
「談二二八脈絡中的『爭奪日產』，須避免流於政治口號。我們以公路客運業為例——用公司股權、接收文件與營運數據，對讀史實。」
【場景一／課堂・燈光漸亮】
（投影依序切換：日治末期自動車社車隊合影 → 光復初年「○○汽車客運公司」招牌 → 各地老車站黑白照。）
教授（指向投影）：
「日治末期，全臺共有二十多家民營自動車社，多由日本人持股。光復後改組為汽車客運公司，日人持股由政府接收，原臺籍股東則延續經營。
請看這張嘉義場站的老照片——董事名冊裡的在地股東，戰後仍在名單上。」
學生甲：
「可是，很多書都說政府當年搶了許多民間產業？」
教授（微笑、語氣平穩）：
「這說法過頭了。以公路客運為例，史料顯示並非如此。」
【場景二／投影片切換・法規與制度節點】
（投影出條列與年表）
教授：「我們不同的時段說明——
1）1947/04： 省級主管機關公布〈私有客貨汽車營運管理辦法〉，要求集約公司化，或併入公營統調。
2）1969（民58）： 公路局釋出部分路線予民營公司。
3）1974（民63）： 次要路線幾乎交由民間經營。
4）1996（民85）： 公路局轉型為臺灣汽車客運公司，續行釋出路權。
5）2001（民90）： 臺汽公司結束，路權由員工集資成立之國光客運承接。」
學生乙（追問）：「那有沒有被直接沒收的客運公司？」
教授（頓一下）：「目前所能查到的公開資料、地方志、公司沿革交叉比對，沒有發現政府或外省官員『強佔』的案子；多數由原始股東的持股，由家族延續至今。」

5. 幕末字幕淡入
【大字幕置中＋旁白】
（相關影片出現，或相關照片剪接出現）
 「政府沒有搶人民財產，以公路客運為例。」
【小字幕置底邊＋旁白（同文）】：
（相關影片出現，或照片剪接出現）
社會常見一句話：「政府搶了人民財產。」但把鏡頭拉到公路客運業，畫面並非如此：
日治末期，多數「自動車社」是由日本人持股；光復後，日人持股依法由政府接收監理，原臺籍股東延續經營，其後日人持股再由臺籍原股東承接。政府的角色重在規劃與管理：推動公司化與開放路權、將次要路線委由民營承攬；最終至2001年公營體系退場，路權由國光客運（員工集資）承接。
「關於二二八，社會上常有一句話就是：「政府搶了人民財產。」但我們把鏡頭拉到「公路客運業」時，畫面就不一樣了：日治末期多數「自動車社」由日本人持股；光復後，日人股權依法由政府接收監理，由台籍原股東繼續經營，幾年後日人股權由台籍的原股東承接，並因政府的開放路權不斷擴張。政府主要做的是規劃管理工作，路權開放整併工作，並把次要路線交給民營承攬，最後屬於政府的公路局也步入民營化。備註：本劇提醒大家所謂「政府搶人民財產」，在當時不存在，以公路客運業而言，未見政府或外省官員強奪在地民產之確證；多數資產由在地原始股東家族延續（可由股東名冊、沿革與地方法規比對查證）不要相信當時「國共內鬥」中的政治宣傳。

6. 本幕史料來源
•戰後客運產權接收檔案對讀——日治時期自動車社股權結構與戰後管理法規相互比對，顯示日人股權依法由政府接收監理，原台籍股東延續經營。〔資料來源：衛福部疾管署歷史檔案＋交通史研究彙編〕
•《臺灣省私有客貨汽車營運管理辦法》（1947/4）——明定戰後散亂客運市場之公司化與路權納管原則，為自動車社改組汽車客運公司之法律依據。〔資料來源：busguildtw.org〕
•商業同業公會史料與主管法規年表——記載 1947/4 管理辦法公布後，1969（民58）與1974（民63） 兩度釋出路線予民營業者；顯示政府由集中管理轉向民營化。〔資料來源：busguildtw.org〕
•《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與各地〈公共汽車營運管理辦法〉——為客貨運之基本管理母法，後續地方路權管理及公司化均據此辦理。〔資料來源：mvdis.gov.tw〕
•臺灣汽車客運公司沿革資料——說明2001年臺汽公司結束、路權由員工集資成立之國光客運承接，為公營轉民營的關鍵案例。〔資料來源：維基百科＋交通部檔案〕
•公路客運發展史研究與業界回憶錄——綜整顯示：自1945–2001年間，未見政府或外省官員強奪在地民產之確證，多數客運公司由原始股東家族延續經營。〔資料來源：交通史研究期刊、同業公會出版物〕

作者：丁紹傑
我無黨無派今年73歲，是在台南長大的空軍子弟。高中時，曾聽長輩談起二二八期間，嘉義機場遭到圍困的往事。因此，我對二二八以及其後延伸出的白色恐怖歷史，始終比同齡人多一分關注。進入大學，當我看到陳儀的自評詩：
「治生敢曰太無方，病在偏憐晚節香，
廿載服官無息日，一朝罷去便饑荒。」
我才驚覺，社會對陳儀的評價長期出現高度兩極化，其原因往往來自不同時期所呈現的史料差異，以及撰寫者立場與動機的不同。
為了給歷史誠實交代，我創作了這部公益紀錄片劇本，希望留下228事件誠實的紀錄。

0. 本劇故事概要
1945年日本投降後，日人在台的財產依法應歸政府接收，並以8月15日作為財產不得再移轉的基準日。然而，在法令尚未完整落地、接收制度混亂的空窗期，部分地方豪強與皇民化仕紳利用人脈與行政漏洞，以倒填日期、偽造契據等方式大量收購原日人的房地與工廠，使「敵產接收」在落實前就已被部分私人勢力截走。
與此同時，也有市民站出來捍衛公共利益。1946–1947 年間，社會上曾一度並存 10月1日、10月16日 等不同的「基準日說法」，更顯混亂。其間，八位民眾——吳贊石、黃炳、沈送來、蔡日新、林鶴柏、蔡煌章、陳杰、黃石盛——聯名陳請，主張應嚴守 8月15日，逾期買售一律無效並應收歸國有，用於建設與救濟。（國史館卷宗號：003-010302-0150）
他們並具名舉發：
包括 李清枝、蔡萬春 在內的地方勢力，名下房屋動輒十餘、甚至數十座，田地上看似「合法」取得，實則來源多與倒簽契據、灌水登記、威逼租戶搬離等手段有關。許多原住屋者與佃農因而在極短時間內失去棲身之所與生計。
然而，相關訴訟在法院中屢屢敗訴。原因並非基準日不存在，而是由於當時的司法實務將已完成的契約與登記視為既成權利，導致「法律所定基準日」與「既有登記程序」之間產生結構性的矛盾。案件因此長期卡在制度空隙中，難以獲得一致的裁決。
爭議最終延宕至 1949年，在省府行政審議層級以行政命令裁示「不得再上訴」後，訴訟正式劃下句點。這些案件的落幕，既未能真正追索可疑買售，也未能保障最弱勢的居住者。

1. 幕名與編號
第31之24幕 日產爭奪 法院難判

2. 劇情背景資訊
時間：1946—1949 年（重點落在二二八前後與 1949 年行政結案）
地點：台北（省府廳舍、法院、報館），嘉義／高雄（街區與日產房屋）
事件概述：敵產依法應歸公；地方豪強透過假契據與倒填日期大量收購。八位市民聯名請願要求以 1945/8/15 為停止移轉日；訴訟多年未決，最終以行政命令禁止再上訴。

作者：丁紹傑
我無黨無派今年73歲，是在台南長大的空軍子弟。高中時，曾聽長輩談起二二八期間，嘉義機場遭到圍困的往事。因此，我對二二八以及其後延伸出的白色恐怖歷史，始終比同齡人多一分關注。進入大學，當我看到陳儀的自評詩：
「治生敢曰太無方，病在偏憐晚節香，
廿載服官無息日，一朝罷去便饑荒。」
我才驚覺，社會對陳儀的評價長期出現高度兩極化，其原因往往來自不同時期所呈現的史料差異，以及撰寫者立場與動機的不同。
為了給歷史誠實交代，我創作了這部公益紀錄片劇本，希望留下228事件誠實的紀錄。

0. 本劇故事概要
1947年4月，木刻藝術家黃榮燦創作《恐怖的檢查》，以強烈黑白對比刻畫士兵盤查、毆打民眾的場景。這幅作品在解嚴後被大量轉載，長期被視為二二八事件的「現場見證」，甚至被誤當成真實照片。然而史料顯示：此作品完成於事件爆發後一個多月，4月28日以筆名「力軍」刊登於上海《文匯報》副刊，其性質屬左翼木刻運動中的政治性藝術，並非當場紀錄。
研究者比對檔案與口述後指出：《恐怖的檢查》反映的是1947年春天台灣社會的情緒、控訴與政治氛圍，而非具體的事件場景。作品在後來的公共記憶中被賦予「視覺證據」的地位，使藝術與歷史之間的界線變得模糊。本幕呈現的，是一場關於記憶、影像與真實之間的公共辯論：當藝術被理解為歷史，我們該如何重新檢視所謂的「見證」？

1. 幕名與編號
第31之19幕 版畫指控 錯誤流傳

2. 劇情背景資訊
時間：當代
地點：台北市政府禮堂（台北市政府研討會）
主題：二二八事件中的《恐怖的檢查》真偽爭議公聽會

3. 人物出場表
主持人：中立，掌控會議節奏
研究者甲：代表傳統觀點，將版畫視為二二八的「現場證據」
研究者乙：引用學者張若彤研究，強調其藝術性與宣傳本質
藝術評論人：補充版畫的風格、文藝背景
觀眾：學者、媒體、市民，反應不同立場

4. 劇情主體撰寫
【開場大字幕置中＋旁白】
（相關影片出現，或相關照片剪接出現）
「黃榮燦，《恐怖的檢查》（1947年4月）——臺灣左翼木刻運動的代表作之一。」
（讓開場語氣更像史料片旁白，而非圖說）
【小字幕置底邊＋旁白（同文）】
（相關影片出現，或相關照片剪接出現）
「這幅《恐怖的檢查》，在解嚴之後成為二二八事件的象徵。很多人以為它就是『現場照片』。但問題來了：它到底是歷史紀錄，還是藝術家的情感投射？」
【場景一：呈現版畫】
（燈光漸暗，大螢幕投影放大《恐怖的檢查》。）
研究者甲（激動）：
「各位請看！國軍在街頭肆意盤查、毆打人民！黃榮燦用木刻，留下了最真切的見證，這就是二二八的縮影！」
（觀眾席傳來議論聲，有人點頭，有人沉默。）
【場景二：提出質疑】
研究者乙（冷靜，起身）：
「請注意，這幅版畫並不是當場速寫，而是事件一個多月後完成的。根據學者張若彤的研究，它屬於戰後左翼政治宣傳藝術的範疇。請問，畫中人物與場景，有沒有檔案或照片能佐證？」
研究者甲（語塞，辯解）：
「它反映了人民的真實感受！」
研究者乙（追問）：
「感受可以很真，但史實需要證據。如果把藝術當歷史，豈不是用感情取代理性？」
【場景三：藝術性補充】
藝術評論人（語氣平緩）：
「黃榮燦是左翼木刻運動的一員，他擅長用粗線條和黑白強烈對比，營造壓迫與恐懼的氛圍。這是一件文藝動員作品，不是歷史紀實。就像抗戰軍歌《大刀進行曲》的歌詞，是鼓舞群眾，不是戰場報告。」
研究者乙（點頭）：
「所以，《恐怖的檢查》能震撼人心，但它的屬性是政治藝術，而不是二二八事件的現場紀錄。」
【場景四：爭論升溫】
研究者甲（提高聲音）：
「可是這幅版畫流傳很廣，已經影響了一整代台灣人對二二八的認知！」
研究者乙（果斷）：
「正因如此，更要還原真相。如果把政治宣傳品當成歷史真相，歷史真相就會被誤導！」
主持人（舉手制止）：
「請各位回到焦點——我們不是否定藝術價值，而是要釐清它能否作為歷史證據。」
【場景五：收束】
研究者乙（轉向觀眾，語氣堅定）：
「結論很明確：《恐怖的檢查》不是照片，也不是官方紀錄，而是1947年4月黃榮燦以政治宣傳為目的創作版畫。它有文學與藝術價值，但不能當作二二八的直接證據。」
（觀眾席議論聲起，有人點頭，有人陷入沉思。）

5. 幕末字幕淡入
【大字幕置中＋旁白】
（相關影片或照片剪接出現）
「恐怖的檢查」
【小字幕置底邊＋旁白（同文）】
（相關影片出現，或相關照片剪接出現）
1947年4月，年輕的木刻藝術家黃榮燦創作了《恐怖的檢查》，畫面中士兵拖打、盤查民眾，黑白對比強烈，令人震撼。解嚴之後，這幅作品被許多人視為「二二八現場見證」，甚至誤認為「真實照片」。
這作品《恐怖的檢查》完成年份標示為「1947年4月」，距2月28日已逾一個月；並於4月28日以筆名「力軍」刊在上海《文匯報》副刊。原作為小幅木刻（約14×18.3公分），現藏日本神奈川縣立近代美術館。這作品在每年二二八前後被廣泛轉載流傳，長期被視為「以寫實手法刻畫二二八的視覺紀錄」。
黃榮燦，1920年10月17日生於四川重慶，左翼木刻青年，曾參與中共地下組織。
1946年中共學運幹部吳乃光來臺時，曾暫居其處。據吳乃光供述，華南局曾指示他聯繫黃榮燦，請其以不同形式推動學運。
1951年12月1日，黃榮燦任台北市的省立師範學院美術系副教授，於教職員宿舍被捕，依國防部（41）防隔字第106號判決，1952年11月於臺北槍決。
後記：2013年，中共於北京西山建「無名英雄廣場」，黃榮燦名列第十六組，列為「隱蔽戰線戰士」。2016年，媒體人徐宗懋於《中國時報》撰文，稱黃榮燦曾任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長。
另：台共蘇新曾任中共政協委員，於1946年擔任《人民導報》總編輯，報紙明顯左翼，現有文獻能證明黃榮燦與左翼文化圈曾密切互動。

6. 本幕史料來源
•《文匯報》副刊〈筆會〉　1947年4月28日刊出〈恐怖的檢查〉，署名「力軍」（即黃榮燦筆名）——作品首次公開發表，為本畫之最早可考刊載紀錄。
•《報導者》專題報導（2022/2/23）——詳述原作尺寸（高14×寬18.3公分）、現藏日本神奈川縣立近代美術館，並考證其創作背景：「1947/4/13自基隆赴滬，4/28刊登上海《文匯報》」。
•Taipei Times（2015/1/12）——指出黃榮燦依同事耳聞與口述「祕密刻成」此畫，並非現場速寫；約兩個月後刊於《文匯報》，遂成二二八象徵性圖像。
•國家文化記憶庫 2.0　〈新興木刻藝術在中國〉專題——說明1930–40年代新興木刻運動的政治宣傳與文藝教育功能，提供《恐怖的檢查》屬「左翼政治藝術」脈絡之依據。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與相關文獻整理（引用學者張若彤等研究）——指出本作為「事件後之政治宣傳版畫」，屬情感表達非史實紀錄，並非二二八現場速寫。
•綜合傳記與媒體資料（含Taipei Times、報導者交叉考證）——確認黃榮燦生平：1920年生於重慶，1947赴滬發表版畫；1951被捕，1952年遭槍決；2013年列名北京西山〈無名英雄廣場〉。

作者：丁紹傑
我無黨無派今年73歲，是在台南長大的空軍子弟。高中時，曾聽長輩談起二二八期間，嘉義機場遭到圍困的往事。因此，我對二二八以及其後延伸出的白色恐怖歷史，始終比同齡人多一分關注。進入大學，當我看到陳儀的自評詩：
「治生敢曰太無方，病在偏憐晚節香，
廿載服官無息日，一朝罷去便饑荒。」
我才驚覺，社會對陳儀的評價長期出現高度兩極化，其原因往往來自不同時期所呈現的史料差異，以及撰寫者立場與動機的不同。
為了給歷史誠實交代，我創作了這部公益紀錄片劇本，希望留下228事件誠實的紀錄。

人生有許多偶然。

回想起來，因為十五歲休學浪蕩時偶然讀了不是經典名著的《北極風情畫》，我的文學閱讀興趣被調動起來，於是開始沒有系統地大量閱讀山鎮圖書館存有的各種文學著作，後來讀到赫曼赫賽的小說而自許將來也要寫小說，讓更多成長中感到困惑絕望的年輕人可以因為讀了我的小說而得到安慰與力量。

然而，在反共戒嚴的思想荒蕪的年代，我卻苦於思想沒有出路而長期鬱悶虛無著。於是在大學時代一個苦悶至極的夜晚，我提起筆來，開始寫第一篇小說，一直到窗外天色透亮而脫稿，然後寄到《中外文學》，並意外地刊登出來。隨後我又試著練習寫作技巧而繼續寫了幾篇習作，也都陸續刊登了。然後，在岡山服役期間，我因為學生時代的經歷而被藉故關了禁閉，為了讓自己能夠全身退伍，我想必須讓自己有點名氣才不會默默蒸發，於是在出關後很快寫了一篇小說，投寄時報文學獎徵文，僥倖得了獎，也因此得以安然度過未完的役期。

退伍前半年，我和一個在楊逵逝世紀念會上認識，當時在台南開洗衣店的年輕政治犯，為了籌備後來名為《南方》的學運刊物而在成大與高醫等校串聯一些異議社團的學生。那年六月，據說因為有某權貴子弟出去外海的需要，我們那一梯隊的大專兵役男突然提前退伍。九月或十月雜誌創刊號出刊，然後因為與共事者性格(談不上什麼理念)不合，也為了讓自己接受社會現實的鍛鍊，離開台北，前往雲林、高雄為黨外(或是剛成立的民進黨)候選人助選。

選後，為了從事工人運動，我在高雄待了一段時間，終於接受一個在反對陣營圈子混了多年的兄長(原來是寫詩的文藝青年)之勸，回去文學的園地從事筆耕。於是我在1987年春節過後進入陳映真先生領導的《人間》雜誌，從事報告文學的採訪與寫作(我後來知道一些原以為同一陣營的文學前輩從此把我列為敵對陣營的人)；於是我因為採寫228事件的歷史而偶然聽到了郭琇琮(1918-1950)等人的名字，也偶然知道了原來228後還有歷史，也就是50年代白色恐怖；而我也基於歷史事實的教育，在第一篇報導的<採訪後記>不點名批判說：「有一些人在別人的墓塚上插上自己的墓碑！」(你知道我說的是誰！)

因為知道台灣曾經有過像郭琇琮這麼一批真正愛台灣的理想主義者，於是我告訴自己，我寫不寫小說都無所謂了，我要把像郭琇琮那樣被掩埋的台灣理想主義者一個一個挖掘出來，從而為沒有是非公理的台灣社會留下一絲絲自我救贖的曙光。於是我陸續寫了鍾浩東、許強、吳思漢、呂赫若、簡國賢……等等在50年代白色恐怖犧牲的人格者。

於是，1993年6月7日下午，我在北京東單一座三合院採訪了1950年兩岸分隔而滯留大陸的老台共王碧光。一個下午的訪談告一段落之後，原籍豐原郡新光庄，原名王登財的老台共說要帶我去採訪另一個台灣先輩的歷史。於是我跟隨他走到一段距離之外，王府井附近的大甜水井胡同(據說以前是謝雪紅時期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央機關的小院所在)的一棟木造房屋的二樓，等待林為民先生騎著腳踏車從外頭回來，就坐在他家臥室的(應該是客廳的地方是小孩的居室)窗邊椅子上，一邊聽他講述他父親林正亨的歷史，一邊紀錄。

回到台灣以後，8月2日，我又在台北採訪了與林正亨同案的政治受難人施顯華與吳萬福；其後也南下岡山採訪了滯留台灣的林正亨的女兒林青。與此同時，立委林正杰創辦《新國會》，雜誌主編因應六張犁發現201個50年代白色恐怖犧牲者墓塚的重大事件製作了「白色恐怖專題報導」，我於是應邀根據前述採訪資料，參考相關的霧峰林家背景資料，把尚未調查完成的林正亨的事蹟，寫成不到四千字的揭露性短文<第一個刑死馬場町的台灣人—霧峰林家第廿一世林正亨傳奇>。因為這樣，不是研究清史的我才對傳說中的「霧峰林家」多少有了理解；因為這樣，林正亨的姪兒林光輝先生輾轉找上我，他很訝異的是我竟然知道「霧峰林家」還有一個林正亨(那些研究霧峰林家的專家都不一定知道還有這段歷史)。因為認識了林光輝，我對沒有文字記載的林朝棟以降的台灣抗日史有了比較全面的把握和認識。

林正亨的歷史書寫，後來就在繼續尋訪中暫時擱置。但是，林正亨的名字與歷史也逐漸在海峽兩岸熱絡起來。2001年，台灣省文獻會用納稅人的錢印行了《林正亨的生與死》一書。主持此書的台灣史學界當權者開頭就先把我那篇主要根據林正亨的兒子口述的短文不加分析地全盤否定，說藍某某寫的是小說不是歷史。其實，類似這樣的話，伊不是第一個說的。有些人說的比較好聽是說我文筆很好(言外之意是我所寫的都是我編寫的故事)。我也知道他們要否定的不是我這個威脅不到他們升官或發財的小人物，他們要否定的是228之後台灣青年全面參與中共領導的要求台灣解放國家統一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這段歷史。

記得在此多年之前，此一權力學者所在的中研院近史所吧，曾經邀我去向包括伊在內的眾多學者講述我的台灣民眾史採訪與寫作(沒有交通與講演費，只有個別學者送了幾本他們個人的著作)，後來以伊為代表的他們中的一些學者就成為李登輝國民黨當局解構228悲情的寫作班子，後來也成為228與50年代白色恐怖補償基金會的審查權力核心，也就是掌握歷史解釋的權力核心了。

還好，我一不靠寫作混官做，二不靠接官方的案子謀利，三不靠發表文章在學術圈混升等。我就是一個沒有經濟自由的自由寫作者，我偶然地遇見了歷史，知道了真相，尊重犧牲者的歷史，盡我所能地客觀寫下來而已。我知道這些犧牲者不合時宜，甚至被無知的家屬像當年的加害者那般繼續汙衊為「匪」。但我知道，只要我寫下來，不管那些無良學者說是小說還是什麼虛構的帽子，歷史總有還他們公道的一天。我衊視那些無良學者的惡罵，他們的話語除了體現他們的人格之外，更給自己留下無恥的印記。

於是，事隔多年之後，我還是把已經有各種各樣書寫的林正亨的生命史，根據可見的史料，調動我的書寫訓練，盡力寫成一篇有血有肉，可信可讀的人物報導，收入《台中赤青》一書，謹此致敬。

0. 本劇故事概要
1945年10月25日，台北公會堂成為台灣戰後最關鍵的一座舞台。上午的受降典禮由陳儀代表中國戰區受降，日本總督安藤利吉遞交降書，象徵殖民統治正式結束；正式程序以國語並夾日語進行，但台下民眾多不懂國語，只能依靠日語翻譯辨識大意，甚至將「受降」誤聽為「受賞」。下午的光復慶祝大會改由林添燈主持，他以台語、日語、國語三者交替，使會場得以部分溝通。
這一天洋溢歡騰與期待，卻也第一次揭示語言與理解的落差。光復帶來新的制度與象徵，但文化與日常語言的磨合尚未開始，未來治理上的許多誤會，也在這個午後靜靜埋下伏筆。

1. 幕名與編號
第31之6幕 光復典禮 語言落差

2. 劇情背景資訊
時間： 1945年10月25日（星期四）上午10時至下午4時
地點： 台北公會堂（今中山堂）

3. 人物出場表
陳儀（62歲）：
受降代表陳儀中將，台灣省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通日語、不諳閩南語，講話規矩嚴謹。
安藤利吉（60歲）：
日本第十方面軍司令官，身著軍服，態度恭謹。
陳逸松（45歲）：
中方接收代表團秘書長，抗戰時期任軍政廳參事，精通禮儀與日語。擔任上午典禮司儀。
林添燈（31歲）：
台灣廣播電台播音主任，下午光復慶祝大會主持人。精通日語、台語與部分國語，為現場雙語串譯者。
吳國楨（39歲）：
行政長官公署民政處長，協辦下午典禮。
台下群眾：台灣仕紳、學生、報界與市民，多數通日語、台語，不懂國語。

4. 劇情主體撰寫
【上午場景：台北公會堂受降典禮】
（畫面：黑白影像逐漸轉為彩色重現。台上懸掛青天白日旗與國民政府徽章，鼓樂起。）
旁白：
「上午十時整，台北公會堂內——中國戰區台灣省受降典禮開始。
受降代表陳儀中將，日方代表為安藤利吉中將。
典禮程序由中方秘書長陳逸松主持。」
（鏡頭：陳逸松上台，身著整潔中山裝，手持儀式稿。）
陳逸松（國語夾日語）：
「受降典禮開始。請全體肅立——奏樂、唱國歌！」
（音樂響起，台上唱《三民主義吾黨所宗》，台下多數民眾茫然不唱。）
陳逸松：
「請日方代表安藤利吉中將入場。」
（安藤利吉進場行禮）
「請中國戰區台灣省受降代表——陳儀中將上台宣讀受降令。」
陳儀（國語，緩慢地）：
「中華民國……今日起，正式接收台灣與澎湖群島。日本軍人應依降書內容，遵守秩序。吾人以仁政為本，期望島民同心協力，共建新生活。」
（日方翻譯官立刻以日語重譯）
翻譯官（日語）：
「本日より台湾と澎湖諸島は正式に中華民国の領土に復帰する。日本軍人は降伏命令に従い、秩序を守るべし。」
【國語字幕】：
「自今日起，台灣與澎湖群島正式回歸中華民國版圖。所有日本軍人應遵守降伏命令，維持秩序。」
（台下竊竊私語）
觀眾甲（台語）：
「伊講啥？聽袂懂咧……」
【國語字幕】：「他在說什麼啊？聽不懂啦……」
觀眾乙（台語）：
「有的人講聽做『受賞』，毋知影正確是啥。」
【國語字幕】：
「有人好像聽成『受賞』，實際內容我們也搞不清楚。」
（有人舉旗歡呼，有人轉頭詢問，更多人只是茫然拍手。）
（畫面：簽署降書、交換文件。軍樂再起。）
旁白：
「當時不少民眾把『受降』（shòu xiáng）誤聽成『受賞』（shòu shǎng）。簽字完畢，在一陣喧譁的掌聲之後，這一天被稱為『光復』；但多數人其實並不知道剛剛發生了什麼。」
【下午場景：光復慶祝大會】
（畫面轉場：廣場旗幟飛揚。林添燈手握麥克風，調整收音。）
林添燈（中日雙語）：
「聽眾朋友，這裡是台北公會堂前，光復慶祝大會即將開始！皆さん、ただいまより台湾光復の祝賀大会を行います——請全體肅立，升國旗！」
【國語字幕】：
「各位聽眾，這裡是台北公會堂前，光復慶祝大會即將開始！各位來賓，現在開始舉行台灣光復的祝賀大會——請全體肅立，升國旗！」
（音樂起，青天白日旗緩緩升起。群眾第一次見到這面旗，紛紛鼓掌。）
群眾丙（台語）：
「這旗真美喔……紅藍白，咱以後攏要用這个？」
【國語字幕】：
「這面旗真漂亮啊……紅、藍、白三色，以後我們都要用這一面嗎？」
群眾丁（台語）：
「伊喊啥？聽咧像是在慶祝咱勝利啦。」
【國語字幕】：
「他在喊什麼？好像是在慶祝我們勝利。」
林添燈：
「請陳主任委員發表光復宣言——」
（陳儀登台，語調莊重）
陳儀（國語夾日語）：
「同胞們，台灣自古屬於中華民族之疆土。
今日光復，為民族復興之始。
我們要實行三民主義，以德化民，以法治國，清廉節約、禁止貪污。」
（台下議論聲起）
群眾戊（台語）：
「三民主義是啥？聽袂懂咧……」
【國語字幕】：
「三民主義是什麼？聽不懂耶……」
群眾己（台語）：
「講『清廉節約』，是欲咱節約喔？米若會降價無？」
（眾人笑。）
【國語字幕】：
「說『清廉節約』，是要我們節約嗎？那米價會不會降啊？」
（台北師範學校學生合唱《中華民國國歌》。旋律陌生卻隆重。林添燈側身用日語向群眾重述要義。）
旁白：
「下午兩點，慶祝大會正式展開。
旗升起了，歌換了，但語言與情感，尚未同步。
那個午後，勝利的聲音裡，已隱含未來可能出現的矛盾。」

5. 幕末字幕淡入
【大字幕置中＋旁白】
「1945年8月15日　日本天皇宣佈投降」
「1945年10月25日　台北公會堂　台灣光復日」
【小字幕置底邊＋旁白（同文）】
「自8月15日日本投降到10月25日受降典禮，台灣在權力移交與秩序重建的縫隙中等待；掌聲象徵勝利，同時拉開理解的偏差——誤會夾在語言與政治的空隙裡，悄然發芽。」
字幕（延伸）：
「《新生報》翌日報導：『民眾熱烈歡呼，場面空前盛大。』然而在盛大的掌聲之後，不該有的誤會，卻也在掌聲中開始了。」

6. 本幕史料來源
•《新生報》1945年10月26日，第1版〈光復慶祝大會盛況〉——報導受降典禮與光復大會全景，記述「民眾熱烈歡呼，場面空前盛大」。
•《陳儀日記》國史館藏，1945年10月25日條——記錄當日受降典禮、慶祝行程及官員出席名單。
•《台灣光復實錄》台北：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1953年——收錄受降典禮全程文件、程序與陳儀講詞。
•《安藤利吉戰後供述記錄》日本防衛廳戰史室檔案，1946年——述及受降儀式中日雙方儀節與翻譯過程。
•《林添燈家屬訪談錄》口述史資料，台北，1990年代——提供林添燈主持「光復慶祝大會」雙語播報細節。
•《台灣新報》1945年10月26日，第1版〈台灣光復盛典〉——記載：「午後公會堂前舉行光復慶祝大會，由台北師範學生合唱中華民國國歌，旋律初聞於島民耳中，倍覺新鮮莊嚴。」

作者：丁紹傑
我無黨無派今年73歲，是在台南長大的空軍子弟。高中時，曾聽長輩談起二二八期間，嘉義機場遭到圍困的往事。因此，我對二二八以及其後延伸出的白色恐怖歷史，始終比同齡人多一分關注。進入大學，當我看到陳儀的自評詩：
「治生敢曰太無方，病在偏憐晚節香，
廿載服官無息日，一朝罷去便饑荒。」
我才驚覺，社會對陳儀的評價長期出現高度兩極化，其原因往往來自不同時期所呈現的史料差異，以及撰寫者立場與動機的不同。
為了給歷史誠實交代，我創作了這部公益紀錄片劇本，希望留下228事件誠實的紀錄。

0. 本劇故事概要
1945年10月，陳儀率接收班底抵達福州，白日裡忙於政務、接待與整合地方力量；然而夜幕低垂後，另一條隱密戰線也在悄然展開。沈仲九與胡允恭奉潘漢年之命，在東園飯店秘密會見李友邦夫婦，交換對台情勢、組織動向與可能的合作方式。這場僅有幾盞煤油燈照亮的密談，讓國府接收系統與延安聯絡網首次在同一座城市、同一個夜裡交會。
表面上，福州只是赴台前的中轉站；但在這昏黃的雅廳裡，台面上與台面下的準備同時啟動，台灣戰後政治布局的多重軌道，也從此悄悄形成。

1. 幕名與編號
第31之4幕 福州密會 李氏入局

2. 劇情背景資訊
時間：1945年10月中旬（上午11點、晚上）
地點：福州——市政府辦公室、東園飯店二樓雅廳

3. 人物出場表
陳儀（62歲）：
被國府任命為台灣省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1945年年終赴台接收。
黃曾樾（47歲）：
福州市代理市長，配合陳儀整合地方資源。
沈仲九（43歲）：
上海大學教授，受延安方面委派任務的學者，沈蕙堂弟，措辭謹慎。
胡允恭（29歲）：
中共黨員，受延安方面交辦任務。
李友邦（47歲）：
曾組織「台灣義勇隊」，原軍統系統出身，曾與延安方面有接觸。
嚴秀峰（24歲）：
李友邦夫人，三青團背景，沉著穩重，擅於周旋。
副官、地方官員：
配角，襯托場景。

4. 劇情主體撰寫
【開場大字幕置中＋旁白】
（影片或照片剪接出現）
「1945年10月，福州：白天接待，夜晚密談」
【小字幕置底邊＋旁白（同文）】（低沉）
「赴台接收在即。福州成了臨時前進基地。白天，人聲鼎沸；晚上，低語交錯。這一天，明爭與暗爭同時啟動。」
【上午場景：市政府辦公室】
（國旗與蔣公像高掛，桌上文件堆疊。氣氛緊張莊重。）
黃曾樾（恭敬）：
「行政長官即將赴台上任，我市各部門會全力配合。聽說台灣百姓還留著不少日本統治時期的習慣，政令推行需因地制宜。」
陳儀（口語嚴正，簡潔）：
「所以更要立下紀律，把方針說清楚。百姓都在看，我們得拿出行動，而不是光喊口號。」
（敲門聲。副官入內。）
副官：
「主任，沈教授與助理已候在外。」
陳儀：
「請進。」
（沈仲九、胡允恭進入，整衣行禮。）
沈仲九（從容）：
「市長，久仰大名。」
「行政長官，能隨行赴任，深感榮幸。」
陳儀（審視，語帶試探）：
「你姊常提起你，說你只愛教書，不肯拋頭露面。我還以為你這種書生，不願出來做事。」
沈仲九（微笑欠身）：
「教書久了，能隨行政長官赴台，正好該出來做些事了。」
黃曾樾：
「教授能出馬，真是台灣之福。這位助理是？」
沈仲九：
「胡允恭是我助理，通日語，對台灣民情多有涉獵。」
胡允恭（謙遜）：
「願聽從行政長官、市長的調遣。」
陳儀（從容）：
「台灣需要能做事、敢擔當的人，歡迎你們參加。」
沈仲九：
「我們會全力以赴的。」
（鏡頭跟拍沈仲九、胡允恭走出門外，陽光照亮長廊，兩人目光一瞬交會——無聲的默契。）
【晚上場景：東園飯店二樓雅廳】
（煤油燈光搖曳，牆上陰影閃動。樓下樂聲遠遠傳來，混著碗盤聲。桌上放著未動的黑咖啡。）
（門外三聲輕敲。）
胡允恭起身開門——李友邦與嚴秀峰進入，衣著樸素，神情謹慎。
李友邦（環顧四周、壓低聲音）：
「這裡安全嗎？」
沈仲九（沉著）：
「放心，是我們挑的地方。」（示意入座）
（四人落座，短暫沉默，只有勺子碰杯子的聲音。）
李友邦（直視二人）：
「你們代表那個單位？」
沈仲九（語速平穩）：
「延安的相關部門。」（停一秒）
「是周書記親自交代的。」
李友邦（眉頭一動）：
「過去我聽周書記調度過。今日你們來，不是要人，而是尋求共同推動某些事務？」
胡允恭（謹慎）：
「不是徵召人手，是一起合作。台灣局勢變得太快，我們先各自安置，待時機成熟再聯手行動。」
沈仲九（誠懇）：
「你不是蔣的人，也不是南京要員。你是台灣人，能號召台灣學生及基層百姓，這一點周書記非常器重你。」
李友邦（沉思）：
「是哦，我只在意，台灣人回到祖國懷抱，能為台灣做些什麼。」
沈仲九（語氣堅定）：
「你想做些什麼，我們願意盡力協助你們。」
（嚴秀峰微微頷首，李友邦神情謹慎。沈仲九暗露支持。四人目光交會，形成初步默契。）
（煤油燈映照著筆記本與地圖，影子搖動。筆線在地圖上交錯，像命運的蛛絲，慢慢連向台灣。）

5. 幕末字幕淡入
（影片或照片剪接出現）
【小字幕置底邊＋旁白（同文）】（低沉）
「1945 年 10 月，陳儀班底在福州集結；白天，陳儀與沈仲九、胡允恭等人在市府商議接收事務與政令推行；夜晚，沈仲九與胡允恭奉潘漢年之命，秘密會見李友邦夫婦，交換情報與動向。當夜煤油燈下的密謀與地圖旁的筆記，標記了明爭與暗鬥同步啟動的時刻；臺灣統一戰線的雛形，正悄然成形於福州的昏黃之中。
李友邦，生於今新北市蘆洲（1906），是台灣著名的抗日份子，早年赴廣州投入黃埔軍系，長期參與抗戰與臺灣抗日運動。1939 年屬國共合作時期，有研究與回憶文獻指出，李友邦在桂林會見周恩來；在其建議或統戰構想下，李友邦組織「臺灣義勇隊」……名義上歸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實際運作則與周恩來、潘漢年的統戰與情報系統關係密切。1943年國民政府內部掀起「整肅外僑運動」，李友邦遭軍統逮捕，關押於重慶郊外的看守所；其後在周恩來斡旋下獲釋。二戰結束後，李友邦率「臺灣義勇隊」返臺，其後轉入三青團體系，先任三青團中央直屬臺灣區團部籌備處主任，1946年義勇隊被令解散，改任三青團臺灣分團主任。」李友邦在台擁有廣泛的社會網絡，但其角色早被質疑並遭軍統監視，由於李友邦倡導「台灣自治」，所以成為台灣戰後最具爭議的人物之一。

6. 本幕史料來源
•1945年10月陳儀短暫停留福州、整合幕僚 —— 本幕時空與人物同框之基礎事實（行程紀要與地方年譜可證），黃曾樾（代理市長）與陳儀同席具理據。
•《潘漢年傳》（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pp.214–216：記載「潘奉周指示接洽台灣義勇隊負責人李友邦，了解其政治傾向與利用可能」。
•《周恩來年譜》（1940–1945 年條）：重慶與延安期間對海外台灣人士之統戰聯絡，與《潘漢年傳》可交叉印證。
•《李友邦先生年譜》（臺北：李友邦將軍紀念館），pp.46–47：述及「抗戰期間曾與周恩來方面人士有過接觸」。
•國家人權記憶庫：〈李友邦〉人物條、〈李友邦案〉事件（生平脈絡、1952 年審判與槍決時序），補足人物後段史實。
•金華市文化廣電旅遊局：〈台灣義勇隊紀念館〉（2006 年原址修復與開館時間線），作為李友邦史事的地面化展示與地方記憶佐證。

作者：丁紹傑
我無黨無派今年73歲，是在台南長大的空軍子弟。高中時，曾聽長輩談起二二八期間，嘉義機場遭到圍困的往事。因此，我對二二八以及其後延伸出的白色恐怖歷史，始終比同齡人多一分關注。進入大學，當我看到陳儀的自評詩：
「治生敢曰太無方，病在偏憐晚節香，
廿載服官無息日，一朝罷去便饑荒。」
我才驚覺，社會對陳儀的評價長期出現高度兩極化，其原因往往來自不同時期所呈現的史料差異，以及撰寫者立場與動機的不同。
為了給歷史誠實交代，我創作了這部公益紀錄片劇本，希望留下228事件誠實的紀錄。

0. 本劇故事概要
1945年秋，沈仲九在堂姊沈蕙的牽線下，第一次踏入陳儀寓所。表面是親戚互訪，實際上是一場帶有任務意味的接觸。沈仲九以留日背景與學術身分，提出「文化顧問」的構想，藉此尋求參與接收工作的正當窗口；同時暗示可引介胡允恭作為外圍協助。陳儀出於信任家屬，也出於台灣接收任務的需要，對此表達開放態度。這場茶敘語氣平和，但其背後象徵著國府接收體系與外部力量的第一次交會。
自此，台灣接收不再只是行政命令的延伸，而多了一條安靜卻持續推進的隱線。情報與人脈的佈局，正悄悄從南京一間書房開始。

1. 幕名與編號
第31之3幕 拜訪陳儀 暗線成形

2. 劇情背景資訊
時間：1945年9月中旬
地點：南京—陳儀寓所（室內／客廳茶敘）

3. 人物出場表
陳儀（62歲）：
國府受命接收台灣的行政長官（表面友善，內斂多思）。
沈仲九（43歲）：
上海大學教授，留日背景，為陳儀圈內之知識分子（肢體斯文，但眼有深意）。
沈蕙（約50歲）：
陳儀之妻，出身良家、有社交能力，溫婉能體面招待賓客，是沈仲九進入陳家的一個重要牽線者。
胡允恭（29歲）：
中共黨員，受潘漢年指派前往南京進行接觸任務。年輕機警、言行謹慎，擅長周旋與偽裝，表面為學者或助理身分，實為外圍聯絡與掩護者。
助手／女傭（可選）：
端茶、出入，做為場面自然流露之角色。

4. 劇情主體撰寫
【開場大字幕置中＋旁白】
（影片出現，或照片剪接出現）
「1945年秋 南京——暗中角力的起點」
【小字幕置底邊＋旁白（同文）】（低沉）
「1945年9月，重慶談判場內握手寒暄，檯面下卻暗潮洶湧。南京作為國府中樞，成了另一個無聲戰場。沈仲九憑姻親之便走入陳儀寓所；這不是敘舊，而是一場有備而來的試探。」
場景描寫
（陳儀寓所內，午後光線柔黃。客廳中老式茶几、幾盞檯燈，牆上掛字畫。女傭端茶，沈蕙陪同沈仲九入內，寒暄有禮）
對白與動作
（入場：門響。沈蕙陪同沈仲九入內，行禮寒暄）
陳儀（和藹招呼，語氣禮貌）：
「仲九，好久不見。近日時局多變，來得正好。請坐——上茶。」
沈仲九（斯文一笑，目光審慎掃過陳設）：
「謝謝姊夫。日本終於投降了，百姓總算盼到安寧的日子。聽說姊夫即將赴台接收，若我能為台灣的回歸盡分心力，對我而言，就是最大的學習與挑戰。」
（沉穩的過場，侍者退至一旁）
陳儀（略顯意外）：
「哦？仲九，有意赴台？」
沈仲九（語氣平和、含試探）：
「我教的是社會學，對日本社會與台灣情形略有涉獵。若能以『文化顧問』之名，協助姊夫擔任民心教化工作，或可減少接收期的摩擦。」
陳儀（沉思片刻，露出歡迎而審慎的笑）：
「此話當真，只是台灣形勢複雜，仲九若願意赴台，姊夫當然歡迎。」
沈仲九（含蓄而堅定）：
「太好了。我還想推薦我的學弟協助我。他叫胡允恭，也是學社會學，小四歲，對台灣情勢有基本了解，人機靈也懂日文。」
陳儀（口氣慎重，語帶警惕）：
「很好、可以哬，你跟你學弟連絡後，就可以安排動身了。記住你們是有任務的，赴台的事，知道的人愈少愈好。」
沈蕙（淡然一笑，端菜出場緩和氣氛）：
「看你們聊的這麼開心，飯菜好了，你們邊吃邊聊。」
【場景收束】
（氣氛平和。鏡頭由餐桌近景緩推遠，低聲交談、餐具輕響。燈光漸柔。沈仲九面露微笑，眼神卻深沉。畫面凍結於三人同框之間。）

5. 幕末字幕淡入
（影片出現，或照片剪接出現）
【小字幕置底邊＋旁白（同文）】（低沉，分段顯示）
「9月上旬，國府任命陳儀為台灣省行政長官，並兼警備總司令；接收台灣進入籌備期。」（停幾秒）
「同月中旬，沈仲九經由姻親進入陳儀寓所，以『文化顧問』之名取得信任；胡允恭則奉延安指令，準備南下，成為外圍掩護。」（停幾秒）
「這場餐敘看似家常，實則具有重要象徵。自此，台灣接收不再只是國府的單線劇本，幕後已有另一條隱線介入。」（停幾秒）
「五十年殖民剛結束，台灣社會既歡欣又不安：百姓盼新政，卻憂慮前途；國府謀政通人和，內部卻有矛盾。真空的縫隙，正好提供中共地下黨的佈局。」（停幾秒）
「沈仲九以日語與學養處理日本遺留事務；胡允恭年輕有活力，便於外圍活動。兩人一內一外相互支援，從台灣接收開始，逐漸深入後續的治理。

6. 本幕史料來源
•《陳儀日記》（國史館藏，1945年9–10月條）——記載赴台籌備與接見親友之事。
•《沈氏宗譜》支卷三，第32頁——說明沈蕙與沈仲九為堂親。（參考文獻）
•《中共中央關於對台工作方針的決定》（1945年8月11日，延安）——「八一一決定」，指導對台滲透與統戰。
•《潘漢年傳》（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第214–220頁——載胡允恭、沈仲九任務佈署。
•胡允恭〈關於沈仲九問題的幾點意見〉（1954年，南京大學）——說明兩人合作背景。
•《饒漱石回憶錄》（1983年內印本）〈戰後華中局會議〉節——述對台策略。

作者：丁紹傑
我無黨無派今年73歲，是在台南長大的空軍子弟。高中時，曾聽長輩談起二二八期間，嘉義機場遭到圍困的往事。因此，我對二二八以及其後延伸出的白色恐怖歷史，始終比同齡人多一分關注。進入大學，當我看到陳儀的自評詩：
「治生敢曰太無方，病在偏憐晚節香，
廿載服官無息日，一朝罷去便饑荒。」
我才驚覺，社會對陳儀的評價長期出現高度兩極化，其原因往往來自不同時期所呈現的史料差異，以及撰寫者立場與動機的不同。
為了給歷史誠實交代，我創作了這部公益紀錄片劇本，希望留下228事件誠實的紀錄。

0. 本劇故事概要
1945年抗戰甫告結束，中國正準備重建，但國共關係已暗伏緊張。重慶談判吸引全國目光之際，中共中央在場外同步研判戰後局勢，認為沿海與島嶼將成為未來關鍵節點，其中台灣尤需提前布局。周恩來、潘漢年、饒漱石等人於重慶與華中多次溝通，形成一致判斷：接收台灣期間，必須以人脈與情報工作搶得先機。於是決定循「學者—親屬」的方式切入，由沈仲九以姻親與文化身份貼近陳儀，而胡允恭則負責外圍掩護與聯絡。
這一幕揭開整個佈局的序曲：台灣表面由國府接收，但背後的資訊與人脈角力，早在戰後的第一個月就已悄然展開。

1. 幕名與編號
第31之1幕 渝京密議 布局台灣

2. 劇情背景資訊
時間：1945年8月28–29日（抗戰結束、國共重慶談判期間）
地點：重慶，國共談判場外一處僻靜會議室

3. 人物出場表
董必武：
生於1886年3月5日，湖北黃安人，時年五十九歲。他是中共元老之一，當時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副書記，兼任中共駐重慶代表團副代表，常駐重慶曾家岩五十號，負責對外談判與法政統戰工作。
周恩來：
生於1898年3月5日，江蘇淮安人，時年四十七歲。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任南方局書記與中共駐重慶代表團首席代表，主持整個重慶談判與國共接觸的方針。
饒漱石：
生於1903年9月，江西德興人，時年四十二歲。彼時為中共中央華中局書記兼新四軍政委，駐地在安徽蚌埠，全面負責華中與華東地區的政治與軍事部署。抗戰勝利後，他主持「沿海與島嶼節點」研判會議，將福建、廣東、海南與台灣列為統戰與情報工作的前哨。
潘漢年：
生於1906年1月，江蘇宜興人，時年三十九歲。身為中共中央社會部部長，他先在蘇南、南京間從事情報與對外工作，接獲饒漱石指令後赴蚌埠開會，隨即飛往重慶，向周恩來、董必武報告華中局的研判與台灣方向的構想。
這四人分處不同層級：董、周掌總方針於重慶，饒主持中層部署於蚌埠，潘承上啟下往返兩地。彼時，他們的年齡相差二十載，卻在同一條指令線上，共同推動戰後對沿海與台灣的政治滲透與情報佈局。
胡允恭（胡邦憲）：
同行從旁協助。胡允恭年輕，有活力，適合做對外的連絡工作掩護沈仲九，這樣可以讓沈仲九盡量不要出面。

4. 劇情主體撰寫
（開場大字幕置中＋旁白）
（影片出現，或照片剪接出現）
「1945年夏，中共中央內部定調：戰後須搶佔『接收與輿論』先機。」
小字幕置底邊＋旁白（同文）：（低沉）：
「日本投降，戰火雖熄，但國共內戰的火種正在醞釀。1945年8月下旬，蔣介石與毛澤東在重慶展開談判，史稱＜重慶談判＞，外界以為是中國和平的開始，其實雙方己展開明爭暗鬥。就在同一時間，中共內部研判：接收期的沿海與島嶼節點，關係全局。台灣，必須早點佈局。」
【場景描寫】
（重慶夜雨剛停，會議室燈光昏黃。牆角中國地圖上，台灣被紅筆圈出。由董必武及周恩來領頭的小型工作討論，燈光昏黃，地圖上台灣被紅筆圈出。）
【對白與動作】
董必武（語氣鎮定，手指輕敲桌面，語速緩慢而堅定）：
「台灣五十年割據在外，百姓早已盼望歸來。國府忙於接收，陳儀己奉命赴任。按我黨『八一一決定』，此刻我們必須搶先佈局，否則後患無窮。」
潘漢年（輕聲，遞出一份檔案）：
「我這裡有一位合適人選，沈仲九，上海大學教授，留日多年，日語流利，且與陳儀家屬有親屬關係。沈仲九的堂姊沈蕙，正是陳儀的夫人。沈仲九若能以顧問之名接近陳儀，這應該是最好的安排。」
周恩來（挑眉，語帶疑慮）：
「沈仲九……這個人性格怎麼樣？會不會話太多、鋒芒太露，如果是這樣可能會壞事。」
潘漢年（不疾不徐）：
「上個月在蚌埠，向書記饒漱石報告過。沈仲九是教社會學的，當然懂心理學，也懂得分寸。我們建議另派胡允恭（胡邦憲）同行從旁協助。胡允恭年輕，有活力，適合做對外的連絡工作掩護沈仲九，這樣可以讓沈仲九盡量不要出面。」
周恩來（沉吟後點頭）：
「好，就這麼辦。風險在所難免，但這個安排非常好。」
董必武（點頭，目光沉穩，語氣低沉而有力）：
「好。從現在起，這件事要絕對保密。沈仲九是明線，胡允恭是暗線。記住，我們不是去搶位子，而是要搶先知道新的狀況，搶先瞭解新的佈局。」
【結語收束】
燈光漸暗。文件袋收進皮箱，地圖上那抹紅圈愈發刺眼。

5. 幕末字幕淡入
（影片出現，或照片剪接出現）
小字幕置底邊＋旁白（同文）：
「1945年，抗戰剛剛勝利，中國表面迎來重建，但國共之間已劍拔弩張。當世人將目光集中在蔣介石與毛澤東在重慶的談判，中共幕後卻悄悄佈局：台灣必須先下手為強。
這不是臨時起意，而是中共中央早在抗戰勝利前就開始的部署。世界局勢瞬息萬變：日本宣布投降，美軍進駐東京，蘇聯紅軍長驅東北，中國百廢待興。蔣介石與毛澤東雖然舉著『和平建國』的旗幟，但誰都清楚，內戰一觸即發。
在這樣的背景下，台灣成了關鍵棋子。國府任命陳儀為台灣省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準備接收台灣。名義上是恢復台灣主權，實際上已為國共內戰布陣。
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台灣成為舉足輕重的棋子。陳儀受命出任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負責接收台灣。而中共地下組織，也同步滲入台灣。
中共深知共軍一時無法登台，唯有在輿論與人事佈局可以搶得先機。於是，沈仲九，一位上海大學教授，有留日背景，他的堂姊沈蕙正是陳儀夫人，這成了中共地下黨最佳的切入點。胡允恭以年輕外圍的身份隱身其側，兩人一明一暗，構成雙層布局。
觀眾眼前看到的，只是一場周恩來參加的三人密會；但實際上，這已是情報戰的第一槍，沒有槍響，卻改變了台灣的命運。

6. 本幕史料來源
•《中共中央關於對台工作方針的決定》（1945年8月11日，延安），即「八一一決定」，確立以滲透與統戰為主的對台策略。
•《周恩來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80），〈關於國共談判與戰後接收問題的談話〉。
•《潘漢年傳》（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第214–220頁，載潘赴蚌埠、重慶之行與「沿海與島嶼節點」研判。
•《饒漱石回憶錄》（內部印行本，1983），〈戰後華中局會議與福建台灣問題〉節。
•《董必武年譜》（人民出版社，1986）卷三，記載1945年8月重慶南方局活動與統戰討論。
•《陳儀日記》1945年9月條（國史館藏），作為後續沈仲九接近陳儀之時序比對。

作者：丁紹傑
我無黨無派今年73歲，是在台南長大的空軍子弟。高中時，曾聽長輩談起二二八期間，嘉義機場遭到圍困的往事。因此，我對二二八以及其後延伸出的白色恐怖歷史，始終比同齡人多一分關注。進入大學，當我看到陳儀的自評詩：
「治生敢曰太無方，病在偏憐晚節香，
廿載服官無息日，一朝罷去便饑荒。」
我才驚覺，社會對陳儀的評價長期出現高度兩極化，其原因往往來自不同時期所呈現的史料差異，以及撰寫者立場與動機的不同。
為了給歷史誠實交代，我創作了這部公益紀錄片劇本，希望留下228事件誠實的紀錄。

歷史終究是無法湮滅的。時間到了，石頭也會說話。

1993年5月，就在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歷史被整個社會有意無意地遺忘時，50年代政治受難人曾梅蘭（被判十二年徒刑)歷經數十年尋找，終於在台北六張犁公墓亂葬崗的竹叢下偶然發現當年被槍決卻無人收屍的二哥的墓塚，並由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會員共同投入，初步挖掘清理出201個當年被槍決卻無人認領的墓塚。該會隨即在立法委員林正杰與著名導演侯孝賢的外景隊積極協助支援下召開記者會，向社會大眾傳達三點基本立場：

一是希望社會大眾因此有機會些許體會50年代白色恐怖的政治。

二是強調這些犧牲者當年是曾經有血有肉，滿懷著新中國新社會的期望和信心的血性善良、不分籍貫與性別的同胞，但是，他們背負的歷史課題尚未總結，熱烈追求的社會正義、國家統一與人民幸福的理想更未實現。然而，驅使他們走上不歸路的嚴峻現實尚未改觀，侮蔑，迫害，剝奪他們寶貴生命的權力機器、支配體制，以及混淆是非，顛倒假真的支配者理論，仍然控制著社會。他們的悲願和牽念必定使其難以真正安息。

三是呼籲學者發揮學術良心與人民大眾切身關懷，共同支持，喚起執政者真誠反省，不要讓真實的歷史遭到淹沒；不要讓任何一種社會勢力出於自私的立場或策略的理由而扭曲真實，假造歷史，愚弄民意。

其後，該會又在立法院舉行反50年代白色恐怖公聽會，由會長林書揚代表，向有關單位提出反白色恐怖運動的五點要求：
1. 應及早開放並公布過去政治案件處理檔案。附帶死刑者下葬地點。
2. 對冤案、假案、錯案應予賠償。
3. 對法外迫害（如對刑滿者、不起訴者任意拘留、監禁）應予補償。
4. 應即停止對前受刑人及其家屬的特別管制和歧視性待遇。
5. 應暫停六張犁公墓的遷移計劃，並撥地建塔安靈。
同時主張此一運動以「廢除國家安全法」做為終極目標。

1993年起，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規定，每年在原馬場町刑場與六張犁公墓舉行春、秋兩季的追悼大會。與此同時，該會持續在省議會、立法院向省主席、行政院長、國防部長提出請願書，要求政府繼228事件處理辦法之後，應著手研究50年代政治案件的善後處理辦法。

1997年，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邀請日、韓、沖繩三地的反戰運動團體一百三十人來台北參加春祭。該會也支持參與了四地反帝、反霸權的人民和平運動團體先後在台北(1997)、韓國濟州島(1998)、沖繩那霸市(1999)、韓國光州市（2000，光州事件二十週年）共同主辦的「東亞冷戰與國家恐怖主義」國際論壇活動，編輯論文集，收錄各國各地區大約相同性質的白色恐怖政治的研究報告。

—《228與50年代白色恐怖的平反與復權》(5)

1987年反共戒嚴令解除。在此前後，伴隨著澎湃洶湧的政治、社會運動，台灣民眾才敢打破長達四十年的政治禁忌，針對228事件與50年代白色恐怖，展開重新尋回被湮滅的歷史記憶的運動。

二戰結束後中國新民主主義變革運動的繫獄倖存者也在林書揚等人串連推動下成立了最早的政治犯團體—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但是，因為長期的嚴密監控，多數成員幾乎都是「懲治叛亂條例」「檢肅匪諜條例」「戡亂時期總動員法」罪名下服刑的政治犯或其家族，潛在的警戒心理仍未全消，所以仍然在章程中十分慎重含蓄地以「共同認識」（而不敢用「行動綱領」的條目）泛泛地表示：「促進中國統一，台灣自治，實現民主自由」的政治信條。然而，面對國家安全法的反共基本國策、最大在野黨（民進黨）反中脫中的分離運動，以及朝野勢力共塑的反共民意結構等三大因素制約，該會的活動多以維繫會員聯絡和生活互助為目標。

1988年，李登輝在兩代強人長期主斷國事所造成的混亂殘局中登上執政黨主席和台北國府元首的職位。

1990年5月20日，李登輝就任「中華民國第八任總統」，並以「庸俗的政治實用主義的取捨原則」頒布特赦復權令，在衆多受害者之間，僅對具有「造勢效果」與「宣傳意義」的少數「美麗島事件」政治犯採取特赦；對其餘數十年來在惡法苛政下的上千犧牲者，則因其「無爲我用」或「弱勢無用」而棄之不顧。就其内容來看，這份特赦名單其實只是作為他與在野黨進行「政治交易」的一張「政治犯牌」而已。

5月30日，「跨黨派立委七人小組」在立法院第八會議室舉行一場名爲「特赦及減刑」的公聽會。一九五〇年代曾經在懲治叛亂條例的羅織下被判入獄，經歷過鐵窗歲月數年、十數年、數十年，而倖存於世的所謂叛亂犯出獄者，以互助會會長林書揚為代表，公開質疑此一特赦令。他們指稱，特赦復權令認為「二二八事變中民衆在槍林彈雨中的自衛行爲，或一九五O年代軍法大審時期的上萬蒙難者對國家統一和社會正義的深切企盼」，「屬於永無可赦的罪」；這種「心態不能不説是一種嚴重的階級歧視，甚至近乎法西斯的理念立場。」據此，他們向李登輝提出三條建議：
一、凡所有政治犯不分黨派或有無黨派一律特赦復權，包括工作權。
二、在動員戡亂時期未正式宣布終止以前，應先行凍結國安法第二條全條，不可僅廢除其中有關主張分裂國土之一段。
三、凡在軍法、司法審判中所造成的所有冤案錯案、假案，一律平反。

1991年，台灣當局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邏輯上不再視中共為國內叛亂團體，實質上卻是為了將大陸地區外部化、「敵國化」的法理準備。也就是說，它既是島內民主化進程的必然，更是「切斷兩岸過渡性和連結性的信號」。

1992年，李登輝為了拋棄歷史包袱，也為了拉攏在野黨，終於以「國家元首」身份正式向228受難家屬致歉，並成立中央跨部會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小組」與「二二八賠償辦法」，開始辦理補償等等事宜。然而，在國共內戰與國際冷戰的雙戰架構下產生的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受難者，卻沒有受到台灣社會官方與民間的相對重視，而遭受「階級歧視性」的差別待遇。

《228與50年代白色恐怖的平反與復權》(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