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二二八到白色恐怖》紀錄片 29幕〈死亡數據 真相難定〉| 丁紹傑

0. 本劇故事概要
二二八事件的死亡人數,是整個歷史記憶中最具爭議也最難形成共識的議題。從上千到近兩萬,各種估計分歧巨大,反映的不是單純統計問題,而是檔案缺漏、戰後混亂、族群情緒與政治敘事的長期交錯。官方補償資料顯示死亡與失蹤共八百餘人;學界部分檔案派推估約一萬至兩萬;口述與民間記憶則有更高的敘述,甚至出現「數十萬」的誤傳。
本幕以2003年一場假想公聽會為舞台,集合檔案學者、口述派研究者、媒體知識分子與左翼代表現場辯論。對話中呈現:檔案派強調「以證據為準」、口述派認為「官方資料低估民間血淚」、媒體與政論者要求「全面公開軍法卷宗」、而左翼觀點則提醒「人數不該成為挑動族群的武器」。
公聽會的激烈辯論,讓觀眾看到:死亡數字之所以難以定論,是因為不同方法、不同記憶、不同歷史位置,都會產生不同答案。在官方名冊之外,二二八初期遭暴民殺害的外省平民,亦長期未被納入統計,使「總死亡數字」更難精確確定。
本幕提醒:數字不是唯一的歷史真理,但理解數字背後的差異與形成原因,才能理解二二八記憶的多層面,也才能避免單一敘事支配公共記憶。

1. 幕名與編號
第31之29幕 死亡數據 真相難定

2. 劇情背景資訊
時間:2003年(李敖、陳明忠仍在世,社會氛圍相對開放)
地點:台北,中央研究院會議廳
場合:228死亡人數公聽會(假設由中研院主辦)

3. 人物出場表
主持人 張炎憲(台南人,於1947年出生,2003年時:56歲):(當時任中研院台史所研究員、二二八基金會董事長)。中研院台史所研究員,基金會董事長,偏官方立場,語氣沉穩)1997年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成立後,他是第一任執行長,主導了官方調查與補償報告。與黃彰健的「史料派」不同,張炎憲更重視 口述歷史、受難者記憶、社會運動意義。
黃彰健(福建人,於1920年出生,2003年時:83歲):(檔案研究專家,強調「有檔案才可信」),長期任教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培養了許多史學人才。學界稱他為「228研究的第一人」,其立場較趨中性,主張避免政治化解釋。2014年過世,享年93歲。
武之璋(約1936年出生,2003年時:約67歲):民間史料研究者,重視地方口述與群體記憶。
李敖(哈爾濱人:1935年4月25日出生,2003年時:68歲,此時仍活躍於政壇與媒體):作家,言辭犀利,質問直白。
陳明忠(台南人,1931年出生,2003年時:72歲):左翼/統派人士,強調結構背景,並有自身經歷。
李筱峰(台南人,1952年出生,2003年時:51歲):李筱峰認為二二八係因戰後外省行政體系未能理解本地社會而產生的治理矛盾。

4. 劇情主體撰寫
【開場大字幕置中+旁白】(2003年)
〈二二八死亡人數,到底是多少?〉
(影片出現,黑白歷史照片剪接:中山堂廣場、列隊槍決、家屬哭泣、檔案封面。)
【小字幕置底邊+旁白(同文,低沉語氣)】
「解嚴以後,社會最想問的,就是:到底死了多少人?官方、民間、學者,各有說法。數字,不只是數字,它牽動的是責任、記憶與認同。」
【場景描寫】
會議廳燈光明亮,四方攝影機與閃光燈閃爍。台上橫幅寫著:「二二八事件死亡人數公聽會」。主持人張炎憲居中,四位嘉賓分列兩側。台下滿席,記者記錄、民眾神情嚴肅。
【對話】
主持人張炎憲(語氣平穩)
「感謝各位蒞臨。依現有研究,二二八的死亡人數從一千到近兩萬都有推估,差距極大,至今尚無定論。今天的目的,就是希望透過公開討論,做進一步的釐清。」
黃彰健(推眼鏡,語調堅定)
「依據部分地方清查資料與軍政檔案交叉推估,死亡人數可能上看一萬以上。這不是最終答案,但至少是有檔案可循的範圍。歷史研究必須立基於證據,而不是情緒性的放大。」
李筱峰(搖頭,語帶感慨)
「我訪問過基層受難家屬。有些家庭多人被捕,卻未全部列入官方名冊。若僅憑檔案,會低估民間的血淚。」
李敖(冷笑,敲著桌)
「你們一個抱著軍政檔案、一個抱著口述訪談,都像瞎子摸象。我只問一句:軍事法庭的卷宗,為什麼到今天還沒完整公開?是不是有不敢見人的數字?」
(台下掌聲與喝彩,閃光燈亮起)
陳明忠(語氣沉著)
「二二八確實慘烈,但不能讓人數變成挑動族群的武器。這是國共內戰與政權交替下的悲劇。若只爭數字,反而模糊方向。」
李敖(立刻插話)
「陳先生,你老談兩岸統一大業,但我們今天談的是『死了多少人』,別轉移焦點。」
李筱峰(情緒激動)
「人數是正義的基礎!不釐清,怎能撫慰家屬!」
黃彰健(冷冷補一句):
「沒有檔案支撐,再多口述歷史也只是印象。」
(會場氣氛一度緊張,主持人敲槌安撫)
【插曲──回溯場景(1990年代初),(舞台燈光轉暗)】
旁白(畫外音):
「早在1990年代初,陳明忠曾於海外座談會上,以親身經驗提出估算。」
(舞台燈光轉暗,聚光燈落在陳明忠身上)
陳明忠:「我參與過二二八,根據北部情況,我估計死亡人數約一千人上下。」
(觀眾席一人站起)
觀眾甲(激動吼叫):「亂講!光高雄就死了三十萬人!」
陳明忠(提高聲音反駁):「當時高雄人口只有十五萬,就算全殺光,也湊不出三十萬!」
支持者乙(怒吼):「你根本不是台灣人!」
陳明忠(拍桌怒斥):「告訴你,我祖先是台灣人的時候,你祖先還在外省!」
(燈光暗去,回到2005年會議現場。眾人沉默。)
【收束】
主持人張炎憲(沉聲):
「今天我們看到228死亡人數的差距,實在很大,我們得到的唯一共識,就是228死亡人數,在目前仍沒有共識。」

5. 幕末字幕淡入
【大字幕置中+旁白】
《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自1995年施行,原訂申請期限僅兩年;然而最初的死亡與失蹤申請,遠低於部份研究者情緒放大的推估。政府因而「六度延長」申請期限,並採從寬認定原則,最終才產生不得不對外公布的最後數字。
【小字幕置底邊+旁白(同文)】
2004-02-03╱聯合報╱記者包喬晉╱高雄市報導:
二二八紀念日將屆,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朱浤源表示,依行政院二二八基金會今年元月二日的最新統計,二二八事件全台死亡「一般民眾」(含「暴民」,但不含公務員)有673人、失蹤174人,其他包括羈押、傷殘等計1200多人,合計2084人。
基金會依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申請補償,依條例申請者須「受公務員或公權力侵害者」。事實上,與二二八事件無關的「白色恐怖」受難者,基金會多以從寬的標準一併納入補償。
以上報導,有一重點:
「受難人數」不包括「遭公務員或公權力以外之暴力侵害者」,也就是說,二二八期間被「暴民」打死的外省平民,並不在以上官方數字之中。
為了補上這一塊被忽略的歷史,我們找到憲兵第四團團長張幕陶在三月四日的電文如下:「台灣暴亂形勢益趨嚴重,此次台灣暴亂其性質已演變為叛國奪取政權之階段,外省人之被襲擊而傷亡者總數在八百人以上。地方政府完全失去統御能力,由民眾控制暴民,要求不准軍隊調動,不准軍隊帶槍並解除軍隊武裝,暴民在各地倉庫搶械及繳收軍器,武器總數在四千枝以上。」。在此我們特別介紹一篇廣為分享的文章《二二八事件中被遺忘的章節》。
《二二八事件中被遺忘的章節》
二二八當日及後兩、三天高雄平安無事,大概就在第四、五天時,我們在外玩到一半時,高雄就變成了個恐怖城,依稀記得當日該是個週末吧,街上遊人甚多,在下午一兩點時,我們欲轉往屏東遊覽時,暴亂開始發生,在十字路口,我們被一群浪人攔車盤查,他們全都是日本打扮,頭綁日本巾,手拿武士刀,五十歲以下之壯丁,二、三十人一夥,攔人攔車查問,我們廈門也講台語,因此未遭毒手,但當時我親見車外二位男子被盤問砍殺的整個過程。他們當時被攔下,被發現不會說台語後,武士刀就砍下來,一人當場罹難,另一人想逃跑,亦被追上用武士刀砍死,身上噴出的血濺了幾尺高。當時只以為是局部的偶發的事件,只想逃離現場,結果愈走愈不對勁,幾乎每個大路口都有這類浪人成群的在把關,街上的屍體也愈來愈多,慘不忍睹,在車上眼見他們對穿旗袍者就連問都不問,持刀就砍,我們深受驚駭,決定繞路返回,結果是愈看愈多,尤其是高雄火車站、前鎮一帶及往高雄工職的大馬路上,屍體堆積如山,就粗略估計應有成千上百之多。當時在台的除軍人外,外省人大部份就是公務員,及沿海省份來台經商人士,以溫州人居多,浙江人也不少,這些人是無辜冤死的大多數。在街頭屠殺還不夠,這些浪人開始逐屋尋人殺戮,於是外省百姓們,開始逃向要塞尋求保護,在一些善心百姓幫忙下,藉日本裝扮,惡補些日客台語以逃避浪人之盤查捕殺。沒等到戒嚴,我就提前返廈門了,雖已事隔半甲子,但是當時之狀猶歷歷在目,難以忘懷。文摘:《二八事件中被遺忘的章節》
作者:蕭玉珍,廣東人,1947 年從廈門來台旅遊,在高雄親眼看見 228 初期被刻意忽略的一面——外省平民在暴動中受害。
她記得:
事件爆發數日後,高雄市區突然陷入混亂,街角出現成群青年,以「會不會講台語」盤查路人;不會講的,就被當作特務或外省兵立刻砍殺。她目擊兩名男子當場被武士刀殺害,血濺數尺。沿路逃離時,在高雄火車站、前鎮一帶看到多具遺體,也聽聞暴民逐屋尋找外省人。
她說,當時在台的外省人多是公務員、小商人與沿海來台做生意者(溫州、浙江人居多),卻成為社會失序中最脆弱、也最容易被忽略的受害者。
她批評:
228 的官方敘事與紀念碑文,幾乎沒有提到這群人在暴動初期被誤殺的事。這是選擇性的正義,不是真正的正義。

6. 本幕史料來源
•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1992)。台灣政府首次就二二八事件進行大型官方調查,匯整軍政文件、地方資料與早期訪談,提出「死亡約一千至兩千人」區間推估,成為學界討論數字的最主要基準。
•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受難者名冊與補償資料》(1988–2005),依《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建立的官方名冊。
•朱浤源(中研院近史所)〈重探二二八〉論壇發言(2004/02/03,《聯合報》包喬晉報導)。指出當年基金會統計的800多名受難者中,部分案件屬白色恐怖時期,因採從寬原則而被納入補償;另強調名冊並未包含「遭暴民侵害的外省平民」,這是數據中最常被忽略的空白。
•黃彰健,《二二八事件始末》(1989 版及後續修訂)。以檔案文獻為核心方法,重建事發經過與軍政處置流程。黃彰健提出「約 18,000 人死亡」之推估,是學界「檔案派」的代表立場。
•「張鎮呈蔣主席三月五日報告〉,《大溪檔案——臺灣二二八事件》,頁67。內含憲兵第四團團長張幕陶的報告「台灣暴亂形勢益趨嚴重」電文。
•蕭玉珍,〈二八事件中被遺忘的章節〉,見證1947年高雄暴動初期外省平民遭誤殺的第一手敘述。內容凸顯官方名冊未收入的受害群體(遭暴民殺害者),補足了主流論述中常被忽略的另一面向。

作者:丁紹傑
我無黨無派今年73歲,是在台南長大的空軍子弟。高中時,曾聽長輩談起二二八期間,嘉義機場遭到圍困的往事。因此,我對二二八以及其後延伸出的白色恐怖歷史,始終比同齡人多一分關注。進入大學,當我看到陳儀的自評詩:
「治生敢曰太無方,病在偏憐晚節香,
廿載服官無息日,一朝罷去便饑荒。」
我才驚覺,社會對陳儀的評價長期出現高度兩極化,其原因往往來自不同時期所呈現的史料差異,以及撰寫者立場與動機的不同。
為了給歷史誠實交代,我創作了這部公益紀錄片劇本,希望留下228事件誠實的紀錄。

Timeline exhibit about the 228 Incident and White Terror era with illustrations and text

《從二二八到白色恐怖》紀錄片 28幕〈壯士犧牲 信念不滅〉| 丁紹傑

0. 本劇故事概要
1949年省工委網絡陸續被破獲後,鎮壓不僅落在組織層面,更直接衝擊每一戶家庭。張志忠與妻子季雲在白色恐怖期間先後遭捕,交通員季雲於1950年11月18日被處決;張志忠在1954年前後兩度被勸降皆拒,始終未供出任何人,並在3月16日走向刑場。
他們留下的獨子楊揚(後改名張思中)在長年政治標籤、生活困境與求助無門的壓力下,於1960年代初在台北長沙街星光旅社自縊,年僅二十餘歲。一家三人跨越十年的犧牲,形成白色恐怖史上難以忽視的「家庭三聯畫」——理想之死、忠烈之死、青春之死。
本幕透過蒙太奇手法,在三個關鍵時間點之間交錯呈現,顯示政治鎮壓如何一步步穿透生活:從地下組織的被捕、到兩度勸降的心理攻防、再到遺孤在社會邊緣掙扎的無聲崩解。本段並非渲染悲情,而是以史料為基礎看見一個家庭的瓦解,反映白色恐怖時代的殘酷深度——判決結束的是案件,但影響卻會延續到下一代乃至更久。

1. 幕名與編號
第31之28幕 壯士犧牲 信念不滅

2. 劇情背景資訊
時間:1950/11/18;1954/03/16;1960年代初
地點:保安司令部刑場(馬場町)/看守所會客室/台北長沙街星光旅社
功能:以三個關鍵節點,勾勒省工委骨幹家庭的破碎與犧牲

3. 人物出場表
張志忠(1916–1954):省工委武裝線核心,拒不認罪
季雲(1920–1950):交通員,張志忠之妻
楊揚/張思中(約1939–1960,21歲):張志忠及季雲的兒子
蔣經國(1910–1988):高層政工,兩度勸降
蔡孝乾(1913–1982):省工委書記,後變節
旅社管事、獄友、同學(群像)
劉啟光(1899–1985):華南銀行董事長(插敘求助)

4. 劇情主體撰寫
【開場大字幕置中+旁白】
(相關影片出現,或相關照片剪接出現)
「1950–1960:鎮壓之下,家庭破裂。」
【小字幕置底邊+旁白(同文)】(平穩而沉):
(相關影片出現,或相關照片剪接出現)
「鎮壓不是一句判決而已,它會走進家裡,把名字、飯碗、前途,一件件拿走。」
【場景一|1950/11/18保安司令部刑場(馬場町)——季雲】
(寒風,泥地濕沉。押解腳步聲整齊。)
看守(簡短):
「最後陳述。」
季雲(抬頭望向天空,聲音穩):
「志忠,我先走一步。孩子,對不起,我未能完成的事,留給你們自己。」
(槍聲。畫面凝黑白,字幕淡入:「季雲,30歲。」)
〈本場景歷史補充|字幕+旁白〉
字幕:
「季雲,年僅30歲,省工委交通員,1950/11/18 就義。相關紀錄顯示:她因堅守聯絡線遭判刑,並在保安司令部管轄的刑場被執行。」
旁白:
「清剿『交通』的情報戰裡,女性多以家務與出入之便作掩護;一旦落網,雖無『首謀』之名,常受同等極刑。」
【場景二|1954年 看守所會客室——兩度勸降】
(昏黃燈泡,鐵桌鐵椅。張志忠帶銬而坐。)
第一次(柔性):
蔣經國(緩):
「志忠,只要回頭,還是可以有作為的。」
張志忠(淡淡):
「若涉及他人,我無可奉告。」
蔡孝乾(壓低):
「留得青山在,才有機會。」
張志忠(直視):
「你的選擇,我是不認同的。」
數日後,第二次赴看守所會客室:
蔣經國(淡淡):
「最後機會了。為了你的小孩,希望你能配合。」
張志忠(語如鐵):
「季雲以死回答了你們,我也以死……與她相會。」
(鐵門巨響闔上,回音綿長。)
〈本場景歷史補充|字幕+旁白〉(低沉):
「1954年前後,偵訊慣例多以『勸降』與『威懾』並行。張志忠被勸降兩次,始終拒絕。他沒有供出任何人。卷宗寫著──『拒不供述,態度頑固。』成了他死刑的唯一理由。」
【場景三|1954/03/16 刑場——張志忠】
(黎明薄霧。腳鐐聲清脆。)
獄友(哽咽):
「保重……」
張志忠(回望,鎮定):
「沒事,我去會老婆季雲了。」
(槍聲。遠景旗桿鳴響。字幕淡入:「張志忠,44歲。」)
〈本場景歷史補充|字幕+旁白〉
字幕+旁白:
「1954/03/16執行;卷宗載明『拒不悔改』。其關聯人員隨後遭到波及。」
【場景四|1960年代初 台北長沙街星光旅社——張思中】
(窄房潮濕。桌上兩張黑白遺照。)
字幕+旁白(輕而不悲情化):
「楊揚長大了,卻找不到工作。」
(插敘:銀行會客室)
楊揚(小聲):
(遞上一封信)
「伯伯,能借我一點錢嗎……我一直找不到工作。」
劉啟光(蹙眉,收走信件):
「上次的錢用完了?」(頓)「這些往事,不要再提了,你來,我會被調查的。」
(楊揚獨自走出銀行會客室。)
(回到旅社)
楊揚寫下:「請幫我辦火葬。」
他看一眼父母遺照,輕聲:「爸媽、我來了。」
(椅子翻倒聲。霓虹光閃爍。字幕淡入:「張思中(楊揚),約21歲。」)
〈本場景歷史補充|字幕+旁白〉
字幕+旁白:
「白色恐怖留下的,不只是判決數字,還會把下一代,一步步壓垮。」

5. 幕末字幕淡入
【大字幕置中+旁白】
(相關影片出現,或相關照片剪接出現)
「壯士壯烈的犧牲——從拒降赴死到無聲自盡」。
「張志忠與季雲夫妻以死守節,兒子張思中(楊揚)在孤立與貧困中結束生命。
白色恐怖的陰影,不止奪走人的生命,也奪走生命的延續。」
【小字幕置底邊+旁白(同文)】:
(相關影片出現,或照片剪接出現)
1949年底張志忠季雲夫妻同時期被捕。季雲擔任中共省工委交通員,於1950年11月18日遭槍決,年僅30歲。張志忠擔任台灣省工委副書記,一直關押於看守所。史料與回憶顯示,蔣經國曾兩度前往會客室勸降,但張志忠拒不低頭,最終在1954年3月16日執行槍決,年僅44歲。這對年輕夫婦留下獨子張思中(小名楊揚),從此託孤於時局風雨之中。
藍博洲《台共黨人的悲歌》提及:張志忠曾寫信給華南銀行董事長劉啓光,信中內容不明,但後來落入其子楊揚手中。楊揚長大後,因生活困境曾以此信要脅劉啓光索取金錢。劉將信搶回撕毀。這封信極可能涉及「臨刑託孤」,讓劉啓光心神不安。
劉啟光本名侯朝宗,曾任台灣農民組合中央委員,與簡吉、楊逵、蔡孝乾等皆有往來,後來又投身國府體制,歷任新竹縣長、華南銀行董事長。其身分游移複雜,曾既是左翼,又與情報單位保持關係。
1960年代初,楊揚年僅二十出頭,在台北長沙街「星光旅社」自縊。遺書極為簡短:「吾父為張志忠,除了要劉董事長為我火葬,別無他事。」他唯一的遺願,是請劉啓光出面,確保自己能有體面的葬禮。
從夫妻先後殉難到兒子自盡,這條生命線的終止,折射出台灣白色恐怖的代價:「壯士壯烈犧牲」。
後記:張志忠與妻子季雲,於1998年被中華人民共和國確認為革命烈士。
(旁白語氣低沉)「在長期國共內鬥內戰的歲月中,留下無數為信念殉道的犧牲者。在今日兩岸逐步走向和睦共榮之際,凡屬海峽兩岸之烈士,都應該獲得同等的敬重與憑弔。」

6. 本幕史料來源
•國家人權博物館《白色恐怖案件與口述史》
館藏檔案條目「張志忠/季雲(異寫:季澐)」——收錄案件卷宗、執行紀錄與年表,為本幕主要史實依據。
•國家人權博物館案件年表與執行紀錄
記載季雲(省工委交通員)於 1950/11/18 就義,說明其任務性質與處刑經過。
•谷正文口述回憶與相關偵訊備忘錄
指述1954年前後蔣經國兩度勸降、張志忠拒不低頭之過程;卷宗附註「拒不供述,態度頑固」成為定罪理由。
•藍博洲,《台共黨人的悲歌》(前衛出版社)
描述張思中(楊揚)1960年代初持父信求助劉啟光、最終於台北長沙街「星光旅社」自縊;揭示白色恐怖對次代的延續創傷。
•劉啟光(侯朝宗)人物背景研究
引自藍博洲與相關史料——早年參與台灣農民組合,後投身國府體制;曾任新竹縣長與華南銀行董事長,象徵左翼轉入官方體系的典型。
•中華人民共和國烈士名錄(1998)
官方追認張志忠、季雲為「革命烈士」;作為「對岸紀念體系」之他方認定,提供跨海記憶對照。

作者:丁紹傑
我無黨無派今年73歲,是在台南長大的空軍子弟。高中時,曾聽長輩談起二二八期間,嘉義機場遭到圍困的往事。因此,我對二二八以及其後延伸出的白色恐怖歷史,始終比同齡人多一分關注。進入大學,當我看到陳儀的自評詩:
「治生敢曰太無方,病在偏憐晚節香,
廿載服官無息日,一朝罷去便饑荒。」
我才驚覺,社會對陳儀的評價長期出現高度兩極化,其原因往往來自不同時期所呈現的史料差異,以及撰寫者立場與動機的不同。
為了給歷史誠實交代,我創作了這部公益紀錄片劇本,希望留下228事件誠實的紀錄。

Timeline exhibit about the 228 Incident and White Terror era with illustrations and text

《從二二八到白色恐怖》紀錄片 27幕〈台共發展 脈絡可查〉| 丁紹傑

0. 本劇故事概要
台灣共產黨戰後的發展並不是突如其來,而是一段具有深厚歷史脈絡的延續。其形成與擴張,受到三項力量共同推動:
第一,日治五十年累積的反殖民情緒,使部分青年把「反日本」與「反壓迫」視為同一軌道;
第二,日治留下的工會、農會與青年社團,提供了成熟的群眾動員與組織架構,使戰後左翼力量能迅速接軌;
第三,更深層的是台灣社會長期的「政權轉移慣性」——清領時期仕紳「迎清得利」、日治時期商賈「附日得勢」,形成了面對新政權「提早選邊站」的歷史思維。
1947年接收混亂、行政失能與二二八事件爆發,使許多人對國府強烈失望;而彼時中國大陸中共連連得勝,更讓部分台灣人認為政權將再度轉移,於是把「自治」「反官僚」與「革命」聯結在一起,投入省工委或地下組織。1949年中共在大陸取得勝勢時,台共力量一度迅速擴張。但隨韓戰爆發、美軍進入台海、國府重整情治系統後,1950年省工委高層陸續被捕,地下組織迅速潰散。
本幕以講堂形式回望這段歷史,提醒觀眾:台共的興起與瓦解既不是偶然,也不是單純的宗派故事,而是反殖民情緒、組織條件與歷史慣性的合流。它也讓我們理解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結構背景——民怨為主、左翼滲透為輔,而非後來政治宣傳所描繪的單一敘事。

1. 幕名與編號
第31之27幕 台共發展 脈絡可查

2. 劇情背景資訊
時間:當代
地點:大學講堂(投影布幕+黑板)
場合:專題課〈戰後台灣政治與社會〉,教授專講「台共發展史」

3. 人物出場表
教授(50歲出頭,史料派,口吻直白)
助教(30歲,操作投影、年表)
學生甲乙丙(插話、提問、反應,帶出觀眾疑問)

4. 劇情主體撰寫
【開場大字幕置中+旁白】
(相關影片出現,或相關照片剪接出現)
「台共的發展脈絡與成因」
【小字幕置底邊+旁白(同文)】(沉穩):
「臺灣共產黨的發展,不僅是理念發展的故事,在權力更迭下更是有慣性有脈絡的歷史延續。從清代仕紳的投靠,到日治時期商人的附日,二戰之後當政權再起搖晃,就會產生新的投靠動機。」
【場景一/講堂】
投影布幕顯示大字。教授拿粉筆走上講台。
字幕+教授旁白(語速穩):
「(一)日治末期:火苗點燃。
(二)戰後接收到二二八:再起震撼。
(三)1949的擴張與1950的崩潰。」
字幕+教授旁白(語速穩):
(一)日治末期:火苗點燃
教授:
「1920年代,留日與留滬的臺灣青年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並受五四思潮影響,把『反殖民』與『社會平等』連在一起。
1928年,在共產國際架構下於上海成立『臺灣共產黨』,直接受共產國際與中共的指導。
1931年,日本當局發動大檢肅,組織瓦解,大批成員被捕;但火種未滅,轉入臺灣農民組合與工人團體,留下人脈與動員基礎。」
學生甲:
「老師,面對當時高壓治理下,大家會參加抗日嗎?」
教授(點頭):
「會,尤其會引發『殉道效應』,越是被壓迫,越有人投入,覺得自己是在為下一個時代播種。」
字幕+教授旁白(語速穩):
(二)戰後接收到二二八:再起震撼
教授:
「1945年接收後,治理失序——通膨、貪腐、治安不靖,許多人對國府失望。1946年省工委由蔡孝乾返臺重建,此時謝雪紅在中部另有系統。
1947年二二八爆發,震撼太大;有人負責宣傳、有人發動群眾、甚至有人籌謀武裝行動。雖然最終失敗,卻讓許多青年從『觀望』走向『參與』。」
助教(投影照片):
「陳炳基曾加入地下黨,他的回憶記載:他們一度籌劃奪取軍火、攻打公署。」
教授(走到黑板前):
「台灣歷史的脈絡中,有一慣性一直在延續:清代鄭氏政權滅亡後,地方仕紳多半順清以保地位;到日治開始,又有望族主動與日本合作換取權勢。這種歷史慣性延續到戰後的政治選邊。1895年日治開始,基隆顏雲年迅速與日本官員合作,拿下鐵路與礦業利益。這就是『迎清得利、附日得勢』。到了1947年,接收官署失於廉能、貪瀆風聲不斷,民眾怨聲四起;大陸中共連戰皆捷,一些台灣人就想:『時勢又要變天』,於是有人開始加入台灣共產黨。」
學生乙:
「所以,這不只是理想,更是生存策略?」
教授(指向布幕):
「沒錯,講白了就是生存策略——生存中尋求發展。」
字幕+教授旁白(語速穩):
(三)1949的擴張與1950的崩潰
教授:
「1949年,大陸戰局一面倒,島內很多人相信『中共快過海了』,中共地下黨一度組織性的滲透到政府、軍隊、校園。韓戰爆發後,美方宣布第七艦隊巡弋台海;同年國府全面重整情治系統。1950年,中共省工委領導人蔡孝乾被捕,供出組織脈絡,成為情治單位破網的關鍵。骨幹隨後接連被捕或槍決,白色恐怖壓境之下,組織迅速潰散。」
學生丙:
「那解嚴以後呢?」
教授(收筆,語氣轉緩):
「解嚴後,左翼力量不再以地下組織為主,而是轉化為各種社會議題運動——工運、環保、居住正義。正式的『入黨』已無號召力,台灣共產黨僅留象徵性的存在。」

5. 幕末字幕淡入
【大字幕置中+旁白】
(相關影片出現,或相關照片剪接出現)
「台共的興起、發展與崩潰:1928火苗點燃,1947再起震撼,1950年後,因國際局勢急劇逆轉,島內左翼力量受到全面鎮壓,組織活動被迫停止。理想與現實交錯,構成台灣左翼最短命卻最劇烈的一段歷史。」
【小字幕置底邊+旁白(同文)】:
(影片出現,或照片剪接出現)
二二八事件的爆發,最直接的原因,在於接收官吏失於廉能、通貨膨脹加劇、緝私粗暴、語言隔閡與政治排斥。社會輿論批評「接收官署失於廉能,貪瀆風聲不斷」;地方民眾也對官署辦事不力、徇私舞弊頗有怨言。米價高漲、黑市橫行,確實是當時的現實,但在共黨文宣的推波助瀾下,這些問題被放大數倍,民怨也因此更快累積。
群眾要求的,是「公道」「自治」「參政」,並非人人都懷抱革命思想。左派確實在其中推波助瀾——左翼力量透過媒體與宣傳,使當時的『自治、反官僚』訴求更具政治色彩。但整體來看,二二八並不是一場「全民左傾」的運動,而是民怨為主、左派滲透為輔。
然而,台灣共產黨的發展,背後卻有三大推力:
1.     反殖民情緒 —— 日本五十年統治,壓抑了本土政治力量。戰後台灣人對「外來政權」的高度敏感,使得任何反殖民口號都容易得到共鳴。
2.     既有的群眾組織——日據時期留下的工會、農會、青年社團,轉瞬間就能被接管,成為左派活動的土壤。
3.     歷史經驗的延續 ——清代,台灣仕紳從施琅轉投清廷而得利;日據後,台灣仕紳靠向日本政權換取特權。這些「迎清得利、附日得勢」的經驗,深深影響了戰後台灣人面對政權轉移的選擇。
因此,當二二八爆發、社會對官署積怨已深、大陸中共連戰皆捷時,一些人便想:政權要變天了,延著過去「迎清得利、附日得勢」的經驗,考慮到自己的未來。於是許多人開始加入台共與省工委,把『自治』與新的政治想像結合。然而,1950年隨著白色恐怖的全面展開,台灣省工委等地下組織遭到徹底清剿,骨幹被捕處決,整體力量迅速潰散,只留下零星的流亡者與真假難分的記憶。

6. 本幕史料來源
•〈臺灣共產黨〉條目——記載1928年於上海成立,受第三國際與中共、日共指導;1931年遭日本當局大檢肅瓦解,為臺灣左翼運動的起點。〔維基百科〕
•〈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條目——整理1946–1952年間省工委的設立、組織結構、宣傳與瓦解歷程,顯示其與中共中央及華東局的聯繫。〔維基百科〕
•〈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學生工作委員會〉條目——說明1947年後學生系統滲透與宣傳線發展,作為省工委在校園工作的延伸脈絡。〔維基百科〕
•陳炳基,《從地下到流亡──台灣共產黨的真實記錄》,收於《白色恐怖口述歷史輯錄》第二冊,國家人權博物館,2015——前省工委成員口述,記錄1946–1950年間地下活動與被捕經過。
•陳炳基,《我所知道的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台北:自印本,1988)——以親歷者角度描述戰後省工委宣傳、組織與武裝嘗試,為了解二二八後台共擴張與崩潰的重要第一手資料。
•學術與研究輔助資料——綜合引用國家人權博物館口述史、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與武之璋、張若彤等研究學者分析,用以補強本幕「理想與現實交錯」之學術觀點。

作者:丁紹傑
我無黨無派今年73歲,是在台南長大的空軍子弟。高中時,曾聽長輩談起二二八期間,嘉義機場遭到圍困的往事。因此,我對二二八以及其後延伸出的白色恐怖歷史,始終比同齡人多一分關注。進入大學,當我看到陳儀的自評詩:
「治生敢曰太無方,病在偏憐晚節香,
廿載服官無息日,一朝罷去便饑荒。」
我才驚覺,社會對陳儀的評價長期出現高度兩極化,其原因往往來自不同時期所呈現的史料差異,以及撰寫者立場與動機的不同。
為了給歷史誠實交代,我創作了這部公益紀錄片劇本,希望留下228事件誠實的紀錄。

Timeline exhibit about the 228 Incident and White Terror era with illustrations and text

《從二二八到白色恐怖》紀錄片 第26幕〈島民心變 反轉歷史〉| 丁紹傑

0. 本劇故事概要
張榮宗的一生,是戰前戰後台灣人政治心路的縮影。他在日治時期以投書、參與地方運動方式反抗殖民,戰後又真心迎接「祖國」來到,相信台灣能藉由語言與文化重新接軌中國。然而接收後的行政腐敗與「五子登科」現象,使他強烈失望,從親中轉為反蔣,最終在二二八事件的混亂中身亡。
他的女婿王明德在白色恐怖年代捲入《光明報》案件,因誤傳與錯誤指控承受長期污名,成為威權時期政治案件的受害者。其後所留下的創傷與壓力,也深刻影響下一代。
第三代的王世堅成長於戒嚴與解嚴過渡時期,在家族歷史記憶與自身民主運動經驗交織下,成為台灣政壇最具標誌性的反威權人物之一。
本幕透過講堂的方式,回望張榮宗家族三代的政治歷程:從反日、親中,到受中共宣傳影響,再到反蔣與追求民主。它並非單一家族的故事,而是一段台灣社會普遍歷程的濃縮映照。

1. 幕名與編號
第31之26幕 島民心變 反轉歷史

2. 劇情背景資訊
時間:當代
地點:大學講堂(投影布幕+黑板)
場合:專題課〈戰後台灣政治與社會〉,教授專講「台灣人從反日親中,受中共影響,到反蔣。」

3. 人物出場表
教授(50歲出頭,史料派,口吻直白)
丁助教(30歲,操作投影、年表)
學生甲乙丙(插話、提問、反應,帶出觀眾疑問)

4. 劇情主體撰寫
【開場大字幕置中+旁白】
(相關影片出現,或相關照片剪接出現)
「台灣人從反日親中,受中共影響,到反蔣。」
【小字幕置底邊+旁白(同文)】(老師課堂語氣)
各位同學,今天我們要談一位名字不算家喻戶曉,
但對理解二二八與戰後台灣非常重要的人:張榮宗。
他不是政治家、不是軍人、不是黨國菁英,
他是一位嘉義地方的新聞工作者與知識份子。
但他的一生,幾乎把戰前戰後台灣人,所經歷的命運起伏,完整走過一遍。
【場景一/講堂】
投影布幕顯示大字。教授拿粉筆走上講台。
字幕+教授旁白:
「張榮宗,他年輕時「反日」,並不盲目,而是帶著理想去反抗。」
張榮宗在日本殖民統治下長大。像許多嘉義、台南的青年一樣,他讀報、寫文章,在地方社會運動中表態,認真相信民族與文化認同的重要。在那個年代,對日本殖民政府提出質疑,是不多見的事,他卻以投稿的方式挑戰殖民制度,用文字描寫台灣農民受到壓迫,並參加地方的社會運動。
【場景二/講堂】
投影布幕顯示大字。教授拿粉筆走上講台。
字幕+教授旁白:
「張榮宗在戰後,是真心歡迎祖國的一群人,而且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戰後對張榮宗而言,日本始終是外來政權,中國才是自己的文化母體。所以他相信,戰後台灣會迎來新時代,台灣的知識份子可以重新接上祖國的語言與文化,並與祖國一起面向共同的未來。」
學生甲:
「教授,那他是怎麼把這種『親中』情感變成具體行動的?」
教授(點頭):
「所以他在嘉義辦報、寫社論、參與地方政治論壇。一開始,他是抱著強烈的「親中」情感,這點非常重要。」
【場景二/講堂】
投影布幕顯示大字。教授拿粉筆走上講台。
教授(走到黑板前):
「戰後的接收,當張榮宗聽到『五子登科』的現象時,他是真正被嚇到了。」
學生乙:
「教授,他聽到的『五子登科』,到底是什麼?」
教授:
「戰後不到幾個月,張榮宗聽到:不少外省公務員剛到台灣時身無長物,但一接手行政系統,手裡立刻握有『倉庫鑰匙、商業執照、准購權、開罰權、緝私權』。權力本身就能變成財富。所以台灣社會當時流傳一句俗稱:『五子登科——房子、車子、位子、金子、女子。』,這對張榮宗這種有理想的人來說,震撼實在太大了。」
學生乙(舉手):
「教授,我聽說張榮宗跟台北市議員王世堅有親戚關係,好像是王議員的長輩?是真的嗎?」
教授(點頭,轉向丁助教):
「張榮宗是王世堅的外公,也是王世堅的偶像,這一段家族背景,丁助教比我熟。我們請丁助教跟同學說明一下。」
丁助教(起身,走到投影幕旁):
「同學們,這部分的家族關係,是可以從公開資料查到的。張榮宗,是王世堅的外公。張榮宗的女兒,嫁給了王明德。王明德就是王世堅的父親。」
(投影幕切換成簡易家族示意圖:張榮宗 → 女兒 → 王明德 → 王世堅)
丁助教(單獨投影張榮宗照片):
丁助教:王世堅的外公,長的真的很帥。
丁助教:回到主題,他們這個家族,讓我們看到『台灣人三代』在二十世紀裡,政治情緒是怎麼一路轉變的。
第一代:張榮宗
—— 日治時期反日、戰後真心迎接祖國、後來因『五子登科』與治理失序而失望,轉向反蔣。在228期間,被捲入混亂衝突中身亡。
第二代:王明德
—— 親眼經歷二二八後的政治清查與白色恐怖氛圍,也受外公張榮宗的思想影響,因此對國府的失望更深,走向反蔣立場。
第三代:王世堅
—— 家族兩代累積的政治傷痕,加上自身的民主運動背景,使他成為後來台灣政壇最強烈、最具標誌性的反威權人物之一。」
(鏡頭切回教授)
教授(微笑補充):
「所以大家會發現,認識張榮宗,不只是認識一個嘉義地方知識份子,而是順著他的生命軌跡,看見台灣三代人的政治心路:從反日、親中,到受中共宣傳影響、到反蔣的轉折,最後變成王世堅這樣的政治性格。這條脈絡,是一段很典型,也很台灣的歷史。」
學生甲:
「教授,網路上傳說王明德在台大追求一位女同學,結果被說成是《光明報》案的『破口』,是嗎?」
教授(點頭,轉向丁助教):
「這一段網傳故事,丁助教也比我熟。我們請丁助教跟同學說明一下。」
丁助教(投影片):
1949年8月18日,台大學生王明德追求一位女同學,想在她面前炫耀,讓這女同學知道自己有參與地下組織,將《光明報》展示並交給這個女子;這個女子將《光明報》隨意置於家中,被其家人發現送警局報案,臺北市警察局立即逮捕王明德並循線破獲中共省工委臺北學生支部。
以上《光明報》被查獲,與王明德無關,是保密局鎖定了印刷地點。調查人員從紙張來源、油墨味道以及字體樣式比對,逐步推理出印刷機應位於基隆地區的中等學校。1949 年 8 月下旬,保密局循線進入基隆中學一帶布控搜查,最終掌握相關線索,展開全面抓捕行動,逮捕鍾浩東、張志忠、盧鈵欽等數十人。
這次破獲行動,才是真正導致中共省工委在台灣北部系統性潰敗的起點。這段事件,也成為侯孝賢 1995 年電影《好男好女》與 2019 年電影《返校》的重要史料來源與靈感基底。

5. 幕末字幕淡入
【大字幕置中+旁白】
(相關影片出現,或相關照片剪接出現)
2023-01-17民進黨桃園市前議員王浩宇指稱,民進黨台北市議員王世堅父親王明德是電影《返校》故事的原型,過去在《光明報》事件中出賣同學,自己卻飛黃騰達。對此,長期關注白色恐怖受難者檔案的學者周以正,翻出1949年保密局呈報時任台灣省主席陳誠的報告書,替王明德翻案。
周以正指出,1949年11月20日毛人鳳呈陳誠破獲奸匪基隆市工委會光明報、台大支部、成功支部、屏東之部的報告中指出:成功中學支部案王明德、姚清澤、郭文川、余滄洲、游英、張英俊均判處感化。姚淸澤「經說服後自動供出台大匪方線索因而擴大破獲」,擬免除其刑由本局運用偵補成功支部漏網匪犯。
周以正直言,台大法學院支部的線索是由「姚淸澤」所供出,進而逮捕到吳振祥,再由「吳振祥」供出戴傳李、詹昭光、孫居淸、許遠東、鄭舜茂等人,在保密局運用下「吳振祥」為免除其刑,再供出「戴傳李」,經戴傳李供出的線索,才追到基隆中學。
針對學者周以正幫王明德翻案,指出真正的告密者另有其人。王世堅表示,他這幾天實在是痛心疾首,家族長輩都希望他出來為父親講幾句話,王世堅哽咽表示,「我很愧疚我自己竟然沒這個能力」,在停頓幾秒緩和情緒之後,他非常感謝,台灣史學家的研究。依政治受難者口述史與保密局案件紀錄,王明德在羈押約一年後,以「保釋」方式獲釋。王世堅多次提到,父親一生因本案背負莫須有的標籤,始終無法釋懷,在長年壓抑中走到生命盡頭,於六十二歲辭世。

6. 本幕史料來源
•日治時期台灣知識份子與地方報刊資料。來源:《嘉義市史》、《台灣報業發展史》,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館藏地方報紙影像。
•戰後「五子登科」現象。來源:王育德《台灣民族主義運動史》,1946–1947 年《台灣新生報》、《民報》民生物價與行政腐敗報導。
•王明德與《光明報》相關史料。來源:國家人權博物館《白色恐怖政治案件資料庫》,臺北市警察局戒嚴時期案件移送紀錄,中共省工委案相關研究(如周以正、藍博洲、李筱峰等)。
•《光明報》真正破口:基隆中學印刷線索。來源:保密局 1949 年破獲報告,《毛人鳳呈陳誠密件》(1949/11/20),盧鈵欽、張志忠等人口述史與訪談資料。
•台大法學院支部破口:姚清澤、吳振祥之供述鏈。來源:保密局 1949 年呈報陳誠之偵辦流程,周以正〈光明報與基隆中學案史料解密〉相關論文,《成功中學支部案》判決書與感化裁定書。
•家族後續:王世堅相關採訪與公開發言。來源:2023–2024 年電視與報紙訪談紀錄(如東森新聞台、壹電視、《自由時報》、《中國時報》等),王世堅公開記者會逐字稿。提及家族長期承受的冤屈與壓抑,以及王明德於六十二歲辭世之公開說法。

作者:丁紹傑
我無黨無派今年73歲,是在台南長大的空軍子弟。高中時,曾聽長輩談起二二八期間,嘉義機場遭到圍困的往事。因此,我對二二八以及其後延伸出的白色恐怖歷史,始終比同齡人多一分關注。進入大學,當我看到陳儀的自評詩:
「治生敢曰太無方,病在偏憐晚節香,
廿載服官無息日,一朝罷去便饑荒。」
我才驚覺,社會對陳儀的評價長期出現高度兩極化,其原因往往來自不同時期所呈現的史料差異,以及撰寫者立場與動機的不同。
為了給歷史誠實交代,我創作了這部公益紀錄片劇本,希望留下228事件誠實的紀錄。

Timeline exhibit about the 228 Incident and White Terror era with illustrations and text

《從二二八到白色恐怖》紀錄片 第25幕〈政府澄清 未奪民財〉| 丁紹傑

0. 本劇故事概要
二二八相關討論中,社會上長期流傳一句話:「政府搶了人民財產。」然而若以具體產業切入史料,畫面卻常與想像不同。以公路客運業為例:日治末期多數自動車社由日本人持股;光復後,日人股權依法由政府接收監理,由台籍原股東續行經營。其後,政府以法規推動公司化與路權整編,並逐步開放次要路線給民營業者承攬。戰後二十多年來,客運業的發展路徑呈現「監理—公司化—民間擴張—公營退場」的結構,而非行政強奪。
史料比對顯示,公路客運公司的產權多由原始台籍股東延續,未見政府或外省官員趁勢奪取民產的確證。相反地,許多家族企業在戰後交通政策與路權開放下逐步壯大。
本幕透過產業樣本提醒觀眾:談戰後的財產變動,不同行業情況迥異;不可用政治宣傳中的簡化語言一概而論。「政府搶民產」並非普遍現象,更不宜視為二二八的主軸解釋。理解歷史,需要回到法規、股權與制度變遷的具體證據,而非借用國共內戰時期的敘事框架看待全局。

1. 幕名與編號
第31之25幕 政府澄清 未奪民財

2. 劇情背景資訊
時間:1945 年光復後至二二八前後(1946–1947),並延展至 1960–2000 年代
地點:大學課堂(投影設備、史料手冊)、各縣市老車站與客運場站的影像剪輯
事件概述:用「公路客運業」做樣本,對讀「政府強佔民產」的說法;呈現 接收日股+台籍股東延續、制度規管→民營擴張 的演變路徑。

3. 人物出場表
教授(史學者):用投影片逐點講解,強調「以證據說話」。
學生甲、乙:拋出社會常見印象與追問,推動澄清。
旁白(學者張若彤口吻):補充方法論提醒,連回本幕的對照關係。
插敘人物(無台詞):
早年客運股東、站務/修車工、里民乘客(以黑白默劇/歷史照帶過)。

4. 劇情主體撰寫
【開場大字幕置中+旁白】
(相關影片或歷史照片剪接出現)
「1945–2001 臺灣公路客運業的變遷剪影」
【小字幕置底邊+旁白(同文)】
(畫面延續)
「談二二八脈絡中的『爭奪日產』,須避免流於政治口號。我們以公路客運業為例——用公司股權、接收文件與營運數據,對讀史實。」
【場景一/課堂・燈光漸亮】
(投影依序切換:日治末期自動車社車隊合影 → 光復初年「○○汽車客運公司」招牌 → 各地老車站黑白照。)
教授(指向投影):
「日治末期,全臺共有二十多家民營自動車社,多由日本人持股。光復後改組為汽車客運公司,日人持股由政府接收,原臺籍股東則延續經營。
請看這張嘉義場站的老照片——董事名冊裡的在地股東,戰後仍在名單上。」
學生甲:
「可是,很多書都說政府當年搶了許多民間產業?」
教授(微笑、語氣平穩):
「這說法過頭了。以公路客運為例,史料顯示並非如此。」
【場景二/投影片切換・法規與制度節點】
(投影出條列與年表)
教授:「我們不同的時段說明——
1)1947/04: 省級主管機關公布〈私有客貨汽車營運管理辦法〉,要求集約公司化,或併入公營統調。
2)1969(民58): 公路局釋出部分路線予民營公司。
3)1974(民63): 次要路線幾乎交由民間經營。
4)1996(民85): 公路局轉型為臺灣汽車客運公司,續行釋出路權。
5)2001(民90): 臺汽公司結束,路權由員工集資成立之國光客運承接。」
學生乙(追問):「那有沒有被直接沒收的客運公司?」
教授(頓一下):「目前所能查到的公開資料、地方志、公司沿革交叉比對,沒有發現政府或外省官員『強佔』的案子;多數由原始股東的持股,由家族延續至今。」

5. 幕末字幕淡入
【大字幕置中+旁白】
(相關影片出現,或相關照片剪接出現)
 「政府沒有搶人民財產,以公路客運為例。」
【小字幕置底邊+旁白(同文)】:
(相關影片出現,或照片剪接出現)
社會常見一句話:「政府搶了人民財產。」但把鏡頭拉到公路客運業,畫面並非如此:
日治末期,多數「自動車社」是由日本人持股;光復後,日人持股依法由政府接收監理,原臺籍股東延續經營,其後日人持股再由臺籍原股東承接。政府的角色重在規劃與管理:推動公司化與開放路權、將次要路線委由民營承攬;最終至2001年公營體系退場,路權由國光客運(員工集資)承接。
「關於二二八,社會上常有一句話就是:「政府搶了人民財產。」但我們把鏡頭拉到「公路客運業」時,畫面就不一樣了:日治末期多數「自動車社」由日本人持股;光復後,日人股權依法由政府接收監理,由台籍原股東繼續經營,幾年後日人股權由台籍的原股東承接,並因政府的開放路權不斷擴張。政府主要做的是規劃管理工作,路權開放整併工作,並把次要路線交給民營承攬,最後屬於政府的公路局也步入民營化。備註:本劇提醒大家所謂「政府搶人民財產」,在當時不存在,以公路客運業而言,未見政府或外省官員強奪在地民產之確證;多數資產由在地原始股東家族延續(可由股東名冊、沿革與地方法規比對查證)不要相信當時「國共內鬥」中的政治宣傳。

6. 本幕史料來源
•戰後客運產權接收檔案對讀——日治時期自動車社股權結構與戰後管理法規相互比對,顯示日人股權依法由政府接收監理,原台籍股東延續經營。〔資料來源:衛福部疾管署歷史檔案+交通史研究彙編〕
•《臺灣省私有客貨汽車營運管理辦法》(1947/4)——明定戰後散亂客運市場之公司化與路權納管原則,為自動車社改組汽車客運公司之法律依據。〔資料來源:busguildtw.org〕
•商業同業公會史料與主管法規年表——記載 1947/4 管理辦法公布後,1969(民58)與1974(民63) 兩度釋出路線予民營業者;顯示政府由集中管理轉向民營化。〔資料來源:busguildtw.org〕
•《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與各地〈公共汽車營運管理辦法〉——為客貨運之基本管理母法,後續地方路權管理及公司化均據此辦理。〔資料來源:mvdis.gov.tw〕
•臺灣汽車客運公司沿革資料——說明2001年臺汽公司結束、路權由員工集資成立之國光客運承接,為公營轉民營的關鍵案例。〔資料來源:維基百科+交通部檔案〕
•公路客運發展史研究與業界回憶錄——綜整顯示:自1945–2001年間,未見政府或外省官員強奪在地民產之確證,多數客運公司由原始股東家族延續經營。〔資料來源:交通史研究期刊、同業公會出版物〕

作者:丁紹傑
我無黨無派今年73歲,是在台南長大的空軍子弟。高中時,曾聽長輩談起二二八期間,嘉義機場遭到圍困的往事。因此,我對二二八以及其後延伸出的白色恐怖歷史,始終比同齡人多一分關注。進入大學,當我看到陳儀的自評詩:
「治生敢曰太無方,病在偏憐晚節香,
廿載服官無息日,一朝罷去便饑荒。」
我才驚覺,社會對陳儀的評價長期出現高度兩極化,其原因往往來自不同時期所呈現的史料差異,以及撰寫者立場與動機的不同。
為了給歷史誠實交代,我創作了這部公益紀錄片劇本,希望留下228事件誠實的紀錄。

Timeline exhibit about the 228 Incident and White Terror era with illustrations and text

《從二二八到白色恐怖》紀錄片 第24幕〈日產爭奪 法院難判〉| 丁紹傑

0. 本劇故事概要
1945年日本投降後,日人在台的財產依法應歸政府接收,並以8月15日作為財產不得再移轉的基準日。然而,在法令尚未完整落地、接收制度混亂的空窗期,部分地方豪強與皇民化仕紳利用人脈與行政漏洞,以倒填日期、偽造契據等方式大量收購原日人的房地與工廠,使「敵產接收」在落實前就已被部分私人勢力截走。
與此同時,也有市民站出來捍衛公共利益。1946–1947 年間,社會上曾一度並存 10月1日、10月16日 等不同的「基準日說法」,更顯混亂。其間,八位民眾——吳贊石、黃炳、沈送來、蔡日新、林鶴柏、蔡煌章、陳杰、黃石盛——聯名陳請,主張應嚴守 8月15日,逾期買售一律無效並應收歸國有,用於建設與救濟。(國史館卷宗號:003-010302-0150)
他們並具名舉發:
包括 李清枝、蔡萬春 在內的地方勢力,名下房屋動輒十餘、甚至數十座,田地上看似「合法」取得,實則來源多與倒簽契據、灌水登記、威逼租戶搬離等手段有關。許多原住屋者與佃農因而在極短時間內失去棲身之所與生計。
然而,相關訴訟在法院中屢屢敗訴。原因並非基準日不存在,而是由於當時的司法實務將已完成的契約與登記視為既成權利,導致「法律所定基準日」與「既有登記程序」之間產生結構性的矛盾。案件因此長期卡在制度空隙中,難以獲得一致的裁決。
爭議最終延宕至 1949年,在省府行政審議層級以行政命令裁示「不得再上訴」後,訴訟正式劃下句點。這些案件的落幕,既未能真正追索可疑買售,也未能保障最弱勢的居住者。

1. 幕名與編號
第31之24幕 日產爭奪 法院難判

2. 劇情背景資訊
時間:1946—1949 年(重點落在二二八前後與 1949 年行政結案)
地點:台北(省府廳舍、法院、報館),嘉義/高雄(街區與日產房屋)
事件概述:敵產依法應歸公;地方豪強透過假契據與倒填日期大量收購。八位市民聯名請願要求以 1945/8/15 為停止移轉日;訴訟多年未決,最終以行政命令禁止再上訴。

3. 人物出場表
李清枝(台北仕紳):
與蔡並列爭議核心,名下房屋、田地數量龐大;因「停止移轉日」解讀爭議而被質疑。
蔡萬春(地方大家族代表):
藉「承購+倒簽日期」擴張不動產的代表性人物;屢遭民間指控「以假契約侵吞日產」,引發社會反彈。
吳贊石、黃炳(為首的八位請願人):
聯名倡議「8/15 後買售一律無效、收歸國有、售款作建設與救濟——取於台灣,還於台灣」,推動公共利益論述。
陳儀(省行政長官;戲內稱『主任委員/長官』):
重申「8/15 為敵產停止移轉基準日」,公開譴責倒簽與假契約。
法官/司法官僚:
在「基準日」與既成登記的拉扯中,多度判原告敗訴,案件長期膠著。
陳誠(省主席):
1949 年批示「不得再上訴」,以行政命令劃下訴訟終局。
租戶與小民:
真正的承受者——被迫搬遷、失去居所與生計的最大受害群體。
旁白(學者張若彤口吻):
串接史料分歧與研究歧見,將個案提升為結構性提問:法律空窗、權力結盟與社會脆弱如何交織成「誰奪走誰的產業」。

4. 劇情主體撰寫
【開場大字幕置中+旁白】
「1946—1949 台灣」
(影片出現,或照片剪接出現)
【小字幕置底邊+旁白(同文)】(平穩、低沉):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當天軍方宣布:日人在台財產自此不得買賣與移轉。其後省府多次重申——8/15,是『敵產停止移轉』的基準日。然而社會上仍流傳10/1、10/16等說法:有人指控『國府強佔日產』;也有人指『豪門倒填日期、假契約侵吞』。史料不只一條線,真相也不只一個版本。」
【場景一/省府會議廳(1946)】
(大廳人聲低迴。牆上貼著「敵產接收」公文。)
幕僚甲(報告):
「投降後的買賣糾紛暴增,社會反彈很大。」
主任委員陳儀(斬釘截鐵):
「8月15日之後的移轉,不得承認!倒簽日期、侵吞敵產——嚴禁!」
(場邊幾名仕紳互看,神色尷尬。)
【場景二/某豪門內院(同年冬)】
(矮桌上擺滿契據、印章、名冊。)
蔡萬春(壓低聲音):
「把日期補到八月十五之前,路就通了。」
李清枝(點頭):
「契約一成,租戶自然得走。」
(窗外傳來拆修與搬運聲,節奏急促。)
【場景三/台北地方法院(1947 夏)】
(旁聽席坐滿人。「八位請願人」把訴狀遞上。)
黃炳(朗聲):
「八一五之後買受日產,一律無效;請收歸國有,售款用於建設與救濟,取於台灣,還於台灣!」
法官(翻卷宗、語氣冷):
「原告——敗訴。」
(旁聽席嘩然。走廊角落,租戶抱著棉被與木箱,無所適從。)
【場景四/報館門口與街頭(1947 夏末)】
(報館貼出號外,圍滿讀報人。)
讀報者甲(困惑):
「停止移轉日到底是8/15、10/1,還是10/16?」
讀報者乙(苦笑):
「說得清的人,通常手上都有房子。」
【場景五/官署會議室(1949 初)】
(文件疊得像小山。省主席批閱,筆尖一頓。)
陳誠(簡短):
「此案——不得再上訴。結。」
(鏡頭切到巷弄:木門釘上搬離告示;老租戶提包而出,小孩回頭看屋,眼神空茫。)

5. 幕末字幕淡入
【大字幕置中+旁白】
(影片出現,或照片剪接出現)
「戰後日產之爭,成為新舊階層再分配的起點。」
【小字幕置底邊+旁白(同文)】: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當天,何應欽廣播下令:自此日起,日人在台財產不得再出售、移轉或設負擔,違者無效。台灣省政府亦重申8/15為敵產停止移轉基準日。惟光復初期法令未臻完備、制度漏洞處處,地方豪門與皇民化仕紳趁亂倒填日期、偽造契約,侵佔房舍田地與工廠;同時,也有市民挺身而出,要求嚴守8/15,逾期買受一律無效、收歸國有,作為建設與救濟之用。
社會一度並存10/1、10/16等不同說法,引發更大混亂。其間,八位請願人——吳贊石、黃炳、沈送來、蔡日新、林鶴柏、蔡煌章、陳杰、黃石盛——聯名陳請:『八一五後買受無效;其產業收歸國有;出售價款用於建設與救濟。』(國史館卷宗號:003-010302-0150)
他們並舉發李清枝、蔡萬春等人名下房屋動輒十餘、數十座,田地上千畝,租戶遭強迫驅離。請願歷經多年訴訟,原告屢敗,直至 1949 年行政命令裁示『不得再上訴』,才算定局。
學界對此分歧至今:有論者批評『國府強奪日產』;亦有人指出『豪門以假契約、倒簽日期變相私有』。真正受害者,往往是被迫遷出的租戶與底層社群——在法條的空隙與權力的陰影裡,強者的聲音更響、更久。」

6. 本幕史料來源
•國史館 × 國家文化記憶庫 〈臺北市民請求維持八一五以後買受日產無效案〉,全宗:資源委員會;典藏號 003-010302-0150(1948 年 9 月 14 日起案)八位市民——吳贊石、黃炳、沈送來、蔡日新、林鶴柏、蔡煌章、陳杰、黃石盛——聯名請願,主張「1945 年 8 月 15 日為敵產停止移轉基準日」,要求「逾期買受無效、收歸國有、售款用於建設與救濟」。
•何鳳嬌,〈戰後臺灣公產管理審議委員會的組成與運作〉,《國史館館刊》第25期,2010年9月。說明陳誠以行政命令裁示「不得再上訴」的制度背景與法源。支撐本幕 1949 年訴訟終結段落。
•〈臺灣省參議會對日產糾紛之調處〉,(研究論文,採省參議會史料總庫),蒐錄省參議會對日產爭議的討論紀錄與調處意見,揭示「8/15 基準日」與「既成登記」間的司法拉鋸,並說明社會上流傳的成因。
•何鳳嬌《戰後初期臺灣土地的接收與處理(1945–1952)》 政治大學博士論文。長時段考察日產的接收、轉換與處理制度,詳述敵產歸公原則、各縣市日產處理委員會的成立與程序漏洞。
•國史館教學資源〈戰後初期臺灣土地接收的糾紛〉,以官方檔案改編的教育資源,歸納敵產接收制度、地方審議機構與常見爭訟模式。

作者:丁紹傑
我無黨無派今年73歲,是在台南長大的空軍子弟。高中時,曾聽長輩談起二二八期間,嘉義機場遭到圍困的往事。因此,我對二二八以及其後延伸出的白色恐怖歷史,始終比同齡人多一分關注。進入大學,當我看到陳儀的自評詩:
「治生敢曰太無方,病在偏憐晚節香,
廿載服官無息日,一朝罷去便饑荒。」
我才驚覺,社會對陳儀的評價長期出現高度兩極化,其原因往往來自不同時期所呈現的史料差異,以及撰寫者立場與動機的不同。
為了給歷史誠實交代,我創作了這部公益紀錄片劇本,希望留下228事件誠實的紀錄。

Timeline exhibit about the 228 Incident and White Terror era with illustrations and text

《從二二八到白色恐怖》紀錄片 第19幕〈版畫指控 錯誤流傳〉| 丁紹傑

0. 本劇故事概要
1947年4月,木刻藝術家黃榮燦創作《恐怖的檢查》,以強烈黑白對比刻畫士兵盤查、毆打民眾的場景。這幅作品在解嚴後被大量轉載,長期被視為二二八事件的「現場見證」,甚至被誤當成真實照片。然而史料顯示:此作品完成於事件爆發後一個多月,4月28日以筆名「力軍」刊登於上海《文匯報》副刊,其性質屬左翼木刻運動中的政治性藝術,並非當場紀錄。
研究者比對檔案與口述後指出:《恐怖的檢查》反映的是1947年春天台灣社會的情緒、控訴與政治氛圍,而非具體的事件場景。作品在後來的公共記憶中被賦予「視覺證據」的地位,使藝術與歷史之間的界線變得模糊。本幕呈現的,是一場關於記憶、影像與真實之間的公共辯論:當藝術被理解為歷史,我們該如何重新檢視所謂的「見證」?

1. 幕名與編號
第31之19幕 版畫指控 錯誤流傳

2. 劇情背景資訊
時間:當代
地點:台北市政府禮堂(台北市政府研討會)
主題:二二八事件中的《恐怖的檢查》真偽爭議公聽會

3. 人物出場表
主持人:中立,掌控會議節奏
研究者甲:代表傳統觀點,將版畫視為二二八的「現場證據」
研究者乙:引用學者張若彤研究,強調其藝術性與宣傳本質
藝術評論人:補充版畫的風格、文藝背景
觀眾:學者、媒體、市民,反應不同立場

4. 劇情主體撰寫
【開場大字幕置中+旁白】
(相關影片出現,或相關照片剪接出現)
「黃榮燦,《恐怖的檢查》(1947年4月)——臺灣左翼木刻運動的代表作之一。」
(讓開場語氣更像史料片旁白,而非圖說)
【小字幕置底邊+旁白(同文)】
(相關影片出現,或相關照片剪接出現)
「這幅《恐怖的檢查》,在解嚴之後成為二二八事件的象徵。很多人以為它就是『現場照片』。但問題來了:它到底是歷史紀錄,還是藝術家的情感投射?」
【場景一:呈現版畫】
(燈光漸暗,大螢幕投影放大《恐怖的檢查》。)
研究者甲(激動):
「各位請看!國軍在街頭肆意盤查、毆打人民!黃榮燦用木刻,留下了最真切的見證,這就是二二八的縮影!」
(觀眾席傳來議論聲,有人點頭,有人沉默。)
【場景二:提出質疑】
研究者乙(冷靜,起身):
「請注意,這幅版畫並不是當場速寫,而是事件一個多月後完成的。根據學者張若彤的研究,它屬於戰後左翼政治宣傳藝術的範疇。請問,畫中人物與場景,有沒有檔案或照片能佐證?」
研究者甲(語塞,辯解):
「它反映了人民的真實感受!」
研究者乙(追問):
「感受可以很真,但史實需要證據。如果把藝術當歷史,豈不是用感情取代理性?」
【場景三:藝術性補充】
藝術評論人(語氣平緩):
「黃榮燦是左翼木刻運動的一員,他擅長用粗線條和黑白強烈對比,營造壓迫與恐懼的氛圍。這是一件文藝動員作品,不是歷史紀實。就像抗戰軍歌《大刀進行曲》的歌詞,是鼓舞群眾,不是戰場報告。」
研究者乙(點頭):
「所以,《恐怖的檢查》能震撼人心,但它的屬性是政治藝術,而不是二二八事件的現場紀錄。」
【場景四:爭論升溫】
研究者甲(提高聲音):
「可是這幅版畫流傳很廣,已經影響了一整代台灣人對二二八的認知!」
研究者乙(果斷):
「正因如此,更要還原真相。如果把政治宣傳品當成歷史真相,歷史真相就會被誤導!」
主持人(舉手制止):
「請各位回到焦點——我們不是否定藝術價值,而是要釐清它能否作為歷史證據。」
【場景五:收束】
研究者乙(轉向觀眾,語氣堅定):
「結論很明確:《恐怖的檢查》不是照片,也不是官方紀錄,而是1947年4月黃榮燦以政治宣傳為目的創作版畫。它有文學與藝術價值,但不能當作二二八的直接證據。」
(觀眾席議論聲起,有人點頭,有人陷入沉思。)

5. 幕末字幕淡入
【大字幕置中+旁白】
(相關影片或照片剪接出現)
「恐怖的檢查」
【小字幕置底邊+旁白(同文)】
(相關影片出現,或相關照片剪接出現)
1947年4月,年輕的木刻藝術家黃榮燦創作了《恐怖的檢查》,畫面中士兵拖打、盤查民眾,黑白對比強烈,令人震撼。解嚴之後,這幅作品被許多人視為「二二八現場見證」,甚至誤認為「真實照片」。
這作品《恐怖的檢查》完成年份標示為「1947年4月」,距2月28日已逾一個月;並於4月28日以筆名「力軍」刊在上海《文匯報》副刊。原作為小幅木刻(約14×18.3公分),現藏日本神奈川縣立近代美術館。這作品在每年二二八前後被廣泛轉載流傳,長期被視為「以寫實手法刻畫二二八的視覺紀錄」。
黃榮燦,1920年10月17日生於四川重慶,左翼木刻青年,曾參與中共地下組織。
1946年中共學運幹部吳乃光來臺時,曾暫居其處。據吳乃光供述,華南局曾指示他聯繫黃榮燦,請其以不同形式推動學運。
1951年12月1日,黃榮燦任台北市的省立師範學院美術系副教授,於教職員宿舍被捕,依國防部(41)防隔字第106號判決,1952年11月於臺北槍決。
後記:2013年,中共於北京西山建「無名英雄廣場」,黃榮燦名列第十六組,列為「隱蔽戰線戰士」。2016年,媒體人徐宗懋於《中國時報》撰文,稱黃榮燦曾任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長。
另:台共蘇新曾任中共政協委員,於1946年擔任《人民導報》總編輯,報紙明顯左翼,現有文獻能證明黃榮燦與左翼文化圈曾密切互動。

6. 本幕史料來源
•《文匯報》副刊〈筆會〉 1947年4月28日刊出〈恐怖的檢查〉,署名「力軍」(即黃榮燦筆名)——作品首次公開發表,為本畫之最早可考刊載紀錄。
•《報導者》專題報導(2022/2/23)——詳述原作尺寸(高14×寬18.3公分)、現藏日本神奈川縣立近代美術館,並考證其創作背景:「1947/4/13自基隆赴滬,4/28刊登上海《文匯報》」。
•Taipei Times(2015/1/12)——指出黃榮燦依同事耳聞與口述「祕密刻成」此畫,並非現場速寫;約兩個月後刊於《文匯報》,遂成二二八象徵性圖像。
•國家文化記憶庫 2.0 〈新興木刻藝術在中國〉專題——說明1930–40年代新興木刻運動的政治宣傳與文藝教育功能,提供《恐怖的檢查》屬「左翼政治藝術」脈絡之依據。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與相關文獻整理(引用學者張若彤等研究)——指出本作為「事件後之政治宣傳版畫」,屬情感表達非史實紀錄,並非二二八現場速寫。
•綜合傳記與媒體資料(含Taipei Times、報導者交叉考證)——確認黃榮燦生平:1920年生於重慶,1947赴滬發表版畫;1951被捕,1952年遭槍決;2013年列名北京西山〈無名英雄廣場〉。

作者:丁紹傑
我無黨無派今年73歲,是在台南長大的空軍子弟。高中時,曾聽長輩談起二二八期間,嘉義機場遭到圍困的往事。因此,我對二二八以及其後延伸出的白色恐怖歷史,始終比同齡人多一分關注。進入大學,當我看到陳儀的自評詩:
「治生敢曰太無方,病在偏憐晚節香,
廿載服官無息日,一朝罷去便饑荒。」
我才驚覺,社會對陳儀的評價長期出現高度兩極化,其原因往往來自不同時期所呈現的史料差異,以及撰寫者立場與動機的不同。
為了給歷史誠實交代,我創作了這部公益紀錄片劇本,希望留下228事件誠實的紀錄。

Timeline exhibit about the 228 Incident and White Terror era with illustrations and text

我的寫作因緣―發掘報導愛台灣的理想主義者 | 藍博洲

人生有許多偶然。

回想起來,因為十五歲休學浪蕩時偶然讀了不是經典名著的《北極風情畫》,我的文學閱讀興趣被調動起來,於是開始沒有系統地大量閱讀山鎮圖書館存有的各種文學著作,後來讀到赫曼赫賽的小說而自許將來也要寫小說,讓更多成長中感到困惑絕望的年輕人可以因為讀了我的小說而得到安慰與力量。

然而,在反共戒嚴的思想荒蕪的年代,我卻苦於思想沒有出路而長期鬱悶虛無著。於是在大學時代一個苦悶至極的夜晚,我提起筆來,開始寫第一篇小說,一直到窗外天色透亮而脫稿,然後寄到《中外文學》,並意外地刊登出來。隨後我又試著練習寫作技巧而繼續寫了幾篇習作,也都陸續刊登了。然後,在岡山服役期間,我因為學生時代的經歷而被藉故關了禁閉,為了讓自己能夠全身退伍,我想必須讓自己有點名氣才不會默默蒸發,於是在出關後很快寫了一篇小說,投寄時報文學獎徵文,僥倖得了獎,也因此得以安然度過未完的役期。

退伍前半年,我和一個在楊逵逝世紀念會上認識,當時在台南開洗衣店的年輕政治犯,為了籌備後來名為《南方》的學運刊物而在成大與高醫等校串聯一些異議社團的學生。那年六月,據說因為有某權貴子弟出去外海的需要,我們那一梯隊的大專兵役男突然提前退伍。九月或十月雜誌創刊號出刊,然後因為與共事者性格(談不上什麼理念)不合,也為了讓自己接受社會現實的鍛鍊,離開台北,前往雲林、高雄為黨外(或是剛成立的民進黨)候選人助選。

選後,為了從事工人運動,我在高雄待了一段時間,終於接受一個在反對陣營圈子混了多年的兄長(原來是寫詩的文藝青年)之勸,回去文學的園地從事筆耕。於是我在1987年春節過後進入陳映真先生領導的《人間》雜誌,從事報告文學的採訪與寫作(我後來知道一些原以為同一陣營的文學前輩從此把我列為敵對陣營的人);於是我因為採寫228事件的歷史而偶然聽到了郭琇琮(1918-1950)等人的名字,也偶然知道了原來228後還有歷史,也就是50年代白色恐怖;而我也基於歷史事實的教育,在第一篇報導的<採訪後記>不點名批判說:「有一些人在別人的墓塚上插上自己的墓碑!」(你知道我說的是誰!)

因為知道台灣曾經有過像郭琇琮這麼一批真正愛台灣的理想主義者,於是我告訴自己,我寫不寫小說都無所謂了,我要把像郭琇琮那樣被掩埋的台灣理想主義者一個一個挖掘出來,從而為沒有是非公理的台灣社會留下一絲絲自我救贖的曙光。於是我陸續寫了鍾浩東、許強、吳思漢、呂赫若、簡國賢……等等在50年代白色恐怖犧牲的人格者。

於是,1993年6月7日下午,我在北京東單一座三合院採訪了1950年兩岸分隔而滯留大陸的老台共王碧光。一個下午的訪談告一段落之後,原籍豐原郡新光庄,原名王登財的老台共說要帶我去採訪另一個台灣先輩的歷史。於是我跟隨他走到一段距離之外,王府井附近的大甜水井胡同(據說以前是謝雪紅時期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央機關的小院所在)的一棟木造房屋的二樓,等待林為民先生騎著腳踏車從外頭回來,就坐在他家臥室的(應該是客廳的地方是小孩的居室)窗邊椅子上,一邊聽他講述他父親林正亨的歷史,一邊紀錄。

回到台灣以後,8月2日,我又在台北採訪了與林正亨同案的政治受難人施顯華與吳萬福;其後也南下岡山採訪了滯留台灣的林正亨的女兒林青。與此同時,立委林正杰創辦《新國會》,雜誌主編因應六張犁發現201個50年代白色恐怖犧牲者墓塚的重大事件製作了「白色恐怖專題報導」,我於是應邀根據前述採訪資料,參考相關的霧峰林家背景資料,把尚未調查完成的林正亨的事蹟,寫成不到四千字的揭露性短文<第一個刑死馬場町的台灣人—霧峰林家第廿一世林正亨傳奇>。因為這樣,不是研究清史的我才對傳說中的「霧峰林家」多少有了理解;因為這樣,林正亨的姪兒林光輝先生輾轉找上我,他很訝異的是我竟然知道「霧峰林家」還有一個林正亨(那些研究霧峰林家的專家都不一定知道還有這段歷史)。因為認識了林光輝,我對沒有文字記載的林朝棟以降的台灣抗日史有了比較全面的把握和認識。

林正亨的歷史書寫,後來就在繼續尋訪中暫時擱置。但是,林正亨的名字與歷史也逐漸在海峽兩岸熱絡起來。2001年,台灣省文獻會用納稅人的錢印行了《林正亨的生與死》一書。主持此書的台灣史學界當權者開頭就先把我那篇主要根據林正亨的兒子口述的短文不加分析地全盤否定,說藍某某寫的是小說不是歷史。其實,類似這樣的話,伊不是第一個說的。有些人說的比較好聽是說我文筆很好(言外之意是我所寫的都是我編寫的故事)。我也知道他們要否定的不是我這個威脅不到他們升官或發財的小人物,他們要否定的是228之後台灣青年全面參與中共領導的要求台灣解放國家統一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這段歷史。

記得在此多年之前,此一權力學者所在的中研院近史所吧,曾經邀我去向包括伊在內的眾多學者講述我的台灣民眾史採訪與寫作(沒有交通與講演費,只有個別學者送了幾本他們個人的著作),後來以伊為代表的他們中的一些學者就成為李登輝國民黨當局解構228悲情的寫作班子,後來也成為228與50年代白色恐怖補償基金會的審查權力核心,也就是掌握歷史解釋的權力核心了。

還好,我一不靠寫作混官做,二不靠接官方的案子謀利,三不靠發表文章在學術圈混升等。我就是一個沒有經濟自由的自由寫作者,我偶然地遇見了歷史,知道了真相,尊重犧牲者的歷史,盡我所能地客觀寫下來而已。我知道這些犧牲者不合時宜,甚至被無知的家屬像當年的加害者那般繼續汙衊為「匪」。但我知道,只要我寫下來,不管那些無良學者說是小說還是什麼虛構的帽子,歷史總有還他們公道的一天。我衊視那些無良學者的惡罵,他們的話語除了體現他們的人格之外,更給自己留下無恥的印記。

於是,事隔多年之後,我還是把已經有各種各樣書寫的林正亨的生命史,根據可見的史料,調動我的書寫訓練,盡力寫成一篇有血有肉,可信可讀的人物報導,收入《台中赤青》一書,謹此致敬。

《從二二八到白色恐怖》紀錄片 第6幕〈光復典禮 語言落差〉| 丁紹傑

0. 本劇故事概要
1945年10月25日,台北公會堂成為台灣戰後最關鍵的一座舞台。上午的受降典禮由陳儀代表中國戰區受降,日本總督安藤利吉遞交降書,象徵殖民統治正式結束;正式程序以國語並夾日語進行,但台下民眾多不懂國語,只能依靠日語翻譯辨識大意,甚至將「受降」誤聽為「受賞」。下午的光復慶祝大會改由林添燈主持,他以台語、日語、國語三者交替,使會場得以部分溝通。
這一天洋溢歡騰與期待,卻也第一次揭示語言與理解的落差。光復帶來新的制度與象徵,但文化與日常語言的磨合尚未開始,未來治理上的許多誤會,也在這個午後靜靜埋下伏筆。

1. 幕名與編號
第31之6幕 光復典禮 語言落差

2. 劇情背景資訊
時間: 1945年10月25日(星期四)上午10時至下午4時
地點: 台北公會堂(今中山堂)

3. 人物出場表
陳儀(62歲):
受降代表陳儀中將,台灣省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通日語、不諳閩南語,講話規矩嚴謹。
安藤利吉(60歲):
日本第十方面軍司令官,身著軍服,態度恭謹。
陳逸松(45歲):
中方接收代表團秘書長,抗戰時期任軍政廳參事,精通禮儀與日語。擔任上午典禮司儀。
林添燈(31歲):
台灣廣播電台播音主任,下午光復慶祝大會主持人。精通日語、台語與部分國語,為現場雙語串譯者。
吳國楨(39歲):
行政長官公署民政處長,協辦下午典禮。
台下群眾:台灣仕紳、學生、報界與市民,多數通日語、台語,不懂國語。

4. 劇情主體撰寫
【上午場景:台北公會堂受降典禮】
(畫面:黑白影像逐漸轉為彩色重現。台上懸掛青天白日旗與國民政府徽章,鼓樂起。)
旁白:
「上午十時整,台北公會堂內——中國戰區台灣省受降典禮開始。
受降代表陳儀中將,日方代表為安藤利吉中將。
典禮程序由中方秘書長陳逸松主持。」
(鏡頭:陳逸松上台,身著整潔中山裝,手持儀式稿。)
陳逸松(國語夾日語):
「受降典禮開始。請全體肅立——奏樂、唱國歌!」
(音樂響起,台上唱《三民主義吾黨所宗》,台下多數民眾茫然不唱。)
陳逸松:
「請日方代表安藤利吉中將入場。」
(安藤利吉進場行禮)
「請中國戰區台灣省受降代表——陳儀中將上台宣讀受降令。」
陳儀(國語,緩慢地):
「中華民國……今日起,正式接收台灣與澎湖群島。日本軍人應依降書內容,遵守秩序。吾人以仁政為本,期望島民同心協力,共建新生活。」
(日方翻譯官立刻以日語重譯)
翻譯官(日語):
「本日より台湾と澎湖諸島は正式に中華民国の領土に復帰する。日本軍人は降伏命令に従い、秩序を守るべし。」
【國語字幕】:
「自今日起,台灣與澎湖群島正式回歸中華民國版圖。所有日本軍人應遵守降伏命令,維持秩序。」
(台下竊竊私語)
觀眾甲(台語):
「伊講啥?聽袂懂咧……」
【國語字幕】:「他在說什麼啊?聽不懂啦……」
觀眾乙(台語):
「有的人講聽做『受賞』,毋知影正確是啥。」
【國語字幕】:
「有人好像聽成『受賞』,實際內容我們也搞不清楚。」
(有人舉旗歡呼,有人轉頭詢問,更多人只是茫然拍手。)
(畫面:簽署降書、交換文件。軍樂再起。)
旁白:
「當時不少民眾把『受降』(shòu xiáng)誤聽成『受賞』(shòu shǎng)。簽字完畢,在一陣喧譁的掌聲之後,這一天被稱為『光復』;但多數人其實並不知道剛剛發生了什麼。」
【下午場景:光復慶祝大會】
(畫面轉場:廣場旗幟飛揚。林添燈手握麥克風,調整收音。)
林添燈(中日雙語):
「聽眾朋友,這裡是台北公會堂前,光復慶祝大會即將開始!皆さん、ただいまより台湾光復の祝賀大会を行います——請全體肅立,升國旗!」
【國語字幕】:
「各位聽眾,這裡是台北公會堂前,光復慶祝大會即將開始!各位來賓,現在開始舉行台灣光復的祝賀大會——請全體肅立,升國旗!」
(音樂起,青天白日旗緩緩升起。群眾第一次見到這面旗,紛紛鼓掌。)
群眾丙(台語):
「這旗真美喔……紅藍白,咱以後攏要用這个?」
【國語字幕】:
「這面旗真漂亮啊……紅、藍、白三色,以後我們都要用這一面嗎?」
群眾丁(台語):
「伊喊啥?聽咧像是在慶祝咱勝利啦。」
【國語字幕】:
「他在喊什麼?好像是在慶祝我們勝利。」
林添燈:
「請陳主任委員發表光復宣言——」
(陳儀登台,語調莊重)
陳儀(國語夾日語):
「同胞們,台灣自古屬於中華民族之疆土。
今日光復,為民族復興之始。
我們要實行三民主義,以德化民,以法治國,清廉節約、禁止貪污。」
(台下議論聲起)
群眾戊(台語):
「三民主義是啥?聽袂懂咧……」
【國語字幕】:
「三民主義是什麼?聽不懂耶……」
群眾己(台語):
「講『清廉節約』,是欲咱節約喔?米若會降價無?」
(眾人笑。)
【國語字幕】:
「說『清廉節約』,是要我們節約嗎?那米價會不會降啊?」
(台北師範學校學生合唱《中華民國國歌》。旋律陌生卻隆重。林添燈側身用日語向群眾重述要義。)
旁白:
「下午兩點,慶祝大會正式展開。
旗升起了,歌換了,但語言與情感,尚未同步。
那個午後,勝利的聲音裡,已隱含未來可能出現的矛盾。」

5. 幕末字幕淡入
【大字幕置中+旁白】
「1945年8月15日 日本天皇宣佈投降」
「1945年10月25日 台北公會堂 台灣光復日」
【小字幕置底邊+旁白(同文)】
「自8月15日日本投降到10月25日受降典禮,台灣在權力移交與秩序重建的縫隙中等待;掌聲象徵勝利,同時拉開理解的偏差——誤會夾在語言與政治的空隙裡,悄然發芽。」
字幕(延伸):
「《新生報》翌日報導:『民眾熱烈歡呼,場面空前盛大。』然而在盛大的掌聲之後,不該有的誤會,卻也在掌聲中開始了。」

6. 本幕史料來源
•《新生報》1945年10月26日,第1版〈光復慶祝大會盛況〉——報導受降典禮與光復大會全景,記述「民眾熱烈歡呼,場面空前盛大」。
•《陳儀日記》國史館藏,1945年10月25日條——記錄當日受降典禮、慶祝行程及官員出席名單。
•《台灣光復實錄》台北: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1953年——收錄受降典禮全程文件、程序與陳儀講詞。
•《安藤利吉戰後供述記錄》日本防衛廳戰史室檔案,1946年——述及受降儀式中日雙方儀節與翻譯過程。
•《林添燈家屬訪談錄》口述史資料,台北,1990年代——提供林添燈主持「光復慶祝大會」雙語播報細節。
•《台灣新報》1945年10月26日,第1版〈台灣光復盛典〉——記載:「午後公會堂前舉行光復慶祝大會,由台北師範學生合唱中華民國國歌,旋律初聞於島民耳中,倍覺新鮮莊嚴。」

作者:丁紹傑
我無黨無派今年73歲,是在台南長大的空軍子弟。高中時,曾聽長輩談起二二八期間,嘉義機場遭到圍困的往事。因此,我對二二八以及其後延伸出的白色恐怖歷史,始終比同齡人多一分關注。進入大學,當我看到陳儀的自評詩:
「治生敢曰太無方,病在偏憐晚節香,
廿載服官無息日,一朝罷去便饑荒。」
我才驚覺,社會對陳儀的評價長期出現高度兩極化,其原因往往來自不同時期所呈現的史料差異,以及撰寫者立場與動機的不同。
為了給歷史誠實交代,我創作了這部公益紀錄片劇本,希望留下228事件誠實的紀錄。

Timeline exhibit about the 228 Incident and White Terror era with illustrations and text

《從二二八到白色恐怖》紀錄片 第4幕〈福州密會 李氏入局〉| 丁紹傑

0. 本劇故事概要
1945年10月,陳儀率接收班底抵達福州,白日裡忙於政務、接待與整合地方力量;然而夜幕低垂後,另一條隱密戰線也在悄然展開。沈仲九與胡允恭奉潘漢年之命,在東園飯店秘密會見李友邦夫婦,交換對台情勢、組織動向與可能的合作方式。這場僅有幾盞煤油燈照亮的密談,讓國府接收系統與延安聯絡網首次在同一座城市、同一個夜裡交會。
表面上,福州只是赴台前的中轉站;但在這昏黃的雅廳裡,台面上與台面下的準備同時啟動,台灣戰後政治布局的多重軌道,也從此悄悄形成。

1. 幕名與編號
第31之4幕 福州密會 李氏入局

2. 劇情背景資訊
時間:1945年10月中旬(上午11點、晚上)
地點:福州——市政府辦公室、東園飯店二樓雅廳

3. 人物出場表
陳儀(62歲):
被國府任命為台灣省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1945年年終赴台接收。
黃曾樾(47歲):
福州市代理市長,配合陳儀整合地方資源。
沈仲九(43歲):
上海大學教授,受延安方面委派任務的學者,沈蕙堂弟,措辭謹慎。
胡允恭(29歲):
中共黨員,受延安方面交辦任務。
李友邦(47歲):
曾組織「台灣義勇隊」,原軍統系統出身,曾與延安方面有接觸。
嚴秀峰(24歲):
李友邦夫人,三青團背景,沉著穩重,擅於周旋。
副官、地方官員:
配角,襯托場景。

4. 劇情主體撰寫
【開場大字幕置中+旁白】
(影片或照片剪接出現)
「1945年10月,福州:白天接待,夜晚密談」
【小字幕置底邊+旁白(同文)】(低沉)
「赴台接收在即。福州成了臨時前進基地。白天,人聲鼎沸;晚上,低語交錯。這一天,明爭與暗爭同時啟動。」
【上午場景:市政府辦公室】
(國旗與蔣公像高掛,桌上文件堆疊。氣氛緊張莊重。)
黃曾樾(恭敬):
「行政長官即將赴台上任,我市各部門會全力配合。聽說台灣百姓還留著不少日本統治時期的習慣,政令推行需因地制宜。」
陳儀(口語嚴正,簡潔):
「所以更要立下紀律,把方針說清楚。百姓都在看,我們得拿出行動,而不是光喊口號。」
(敲門聲。副官入內。)
副官:
「主任,沈教授與助理已候在外。」
陳儀:
「請進。」
(沈仲九、胡允恭進入,整衣行禮。)
沈仲九(從容):
「市長,久仰大名。」
「行政長官,能隨行赴任,深感榮幸。」
陳儀(審視,語帶試探):
「你姊常提起你,說你只愛教書,不肯拋頭露面。我還以為你這種書生,不願出來做事。」
沈仲九(微笑欠身):
「教書久了,能隨行政長官赴台,正好該出來做些事了。」
黃曾樾:
「教授能出馬,真是台灣之福。這位助理是?」
沈仲九:
「胡允恭是我助理,通日語,對台灣民情多有涉獵。」
胡允恭(謙遜):
「願聽從行政長官、市長的調遣。」
陳儀(從容):
「台灣需要能做事、敢擔當的人,歡迎你們參加。」
沈仲九:
「我們會全力以赴的。」
(鏡頭跟拍沈仲九、胡允恭走出門外,陽光照亮長廊,兩人目光一瞬交會——無聲的默契。)
【晚上場景:東園飯店二樓雅廳】
(煤油燈光搖曳,牆上陰影閃動。樓下樂聲遠遠傳來,混著碗盤聲。桌上放著未動的黑咖啡。)
(門外三聲輕敲。)
胡允恭起身開門——李友邦與嚴秀峰進入,衣著樸素,神情謹慎。
李友邦(環顧四周、壓低聲音):
「這裡安全嗎?」
沈仲九(沉著):
「放心,是我們挑的地方。」(示意入座)
(四人落座,短暫沉默,只有勺子碰杯子的聲音。)
李友邦(直視二人):
「你們代表那個單位?」
沈仲九(語速平穩):
「延安的相關部門。」(停一秒)
「是周書記親自交代的。」
李友邦(眉頭一動):
「過去我聽周書記調度過。今日你們來,不是要人,而是尋求共同推動某些事務?」
胡允恭(謹慎):
「不是徵召人手,是一起合作。台灣局勢變得太快,我們先各自安置,待時機成熟再聯手行動。」
沈仲九(誠懇):
「你不是蔣的人,也不是南京要員。你是台灣人,能號召台灣學生及基層百姓,這一點周書記非常器重你。」
李友邦(沉思):
「是哦,我只在意,台灣人回到祖國懷抱,能為台灣做些什麼。」
沈仲九(語氣堅定):
「你想做些什麼,我們願意盡力協助你們。」
(嚴秀峰微微頷首,李友邦神情謹慎。沈仲九暗露支持。四人目光交會,形成初步默契。)
(煤油燈映照著筆記本與地圖,影子搖動。筆線在地圖上交錯,像命運的蛛絲,慢慢連向台灣。)

5. 幕末字幕淡入
(影片或照片剪接出現)
【小字幕置底邊+旁白(同文)】(低沉)
「1945 年 10 月,陳儀班底在福州集結;白天,陳儀與沈仲九、胡允恭等人在市府商議接收事務與政令推行;夜晚,沈仲九與胡允恭奉潘漢年之命,秘密會見李友邦夫婦,交換情報與動向。當夜煤油燈下的密謀與地圖旁的筆記,標記了明爭與暗鬥同步啟動的時刻;臺灣統一戰線的雛形,正悄然成形於福州的昏黃之中。
李友邦,生於今新北市蘆洲(1906),是台灣著名的抗日份子,早年赴廣州投入黃埔軍系,長期參與抗戰與臺灣抗日運動。1939 年屬國共合作時期,有研究與回憶文獻指出,李友邦在桂林會見周恩來;在其建議或統戰構想下,李友邦組織「臺灣義勇隊」……名義上歸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實際運作則與周恩來、潘漢年的統戰與情報系統關係密切。1943年國民政府內部掀起「整肅外僑運動」,李友邦遭軍統逮捕,關押於重慶郊外的看守所;其後在周恩來斡旋下獲釋。二戰結束後,李友邦率「臺灣義勇隊」返臺,其後轉入三青團體系,先任三青團中央直屬臺灣區團部籌備處主任,1946年義勇隊被令解散,改任三青團臺灣分團主任。」李友邦在台擁有廣泛的社會網絡,但其角色早被質疑並遭軍統監視,由於李友邦倡導「台灣自治」,所以成為台灣戰後最具爭議的人物之一。

6. 本幕史料來源
•1945年10月陳儀短暫停留福州、整合幕僚 —— 本幕時空與人物同框之基礎事實(行程紀要與地方年譜可證),黃曾樾(代理市長)與陳儀同席具理據。
•《潘漢年傳》(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pp.214–216:記載「潘奉周指示接洽台灣義勇隊負責人李友邦,了解其政治傾向與利用可能」。
•《周恩來年譜》(1940–1945 年條):重慶與延安期間對海外台灣人士之統戰聯絡,與《潘漢年傳》可交叉印證。
•《李友邦先生年譜》(臺北:李友邦將軍紀念館),pp.46–47:述及「抗戰期間曾與周恩來方面人士有過接觸」。
•國家人權記憶庫:〈李友邦〉人物條、〈李友邦案〉事件(生平脈絡、1952 年審判與槍決時序),補足人物後段史實。
•金華市文化廣電旅遊局:〈台灣義勇隊紀念館〉(2006 年原址修復與開館時間線),作為李友邦史事的地面化展示與地方記憶佐證。

作者:丁紹傑
我無黨無派今年73歲,是在台南長大的空軍子弟。高中時,曾聽長輩談起二二八期間,嘉義機場遭到圍困的往事。因此,我對二二八以及其後延伸出的白色恐怖歷史,始終比同齡人多一分關注。進入大學,當我看到陳儀的自評詩:
「治生敢曰太無方,病在偏憐晚節香,
廿載服官無息日,一朝罷去便饑荒。」
我才驚覺,社會對陳儀的評價長期出現高度兩極化,其原因往往來自不同時期所呈現的史料差異,以及撰寫者立場與動機的不同。
為了給歷史誠實交代,我創作了這部公益紀錄片劇本,希望留下228事件誠實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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