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觀海、丁肇中父子、兵工學校與中山科學研究院 | 賈忠偉

丁觀海(1911~1991)是1976年諾貝爾物理學獎丁肇中的父親,他曾留學密西根大學,是當時世界上彈性理論(即彈性力學/Theory of Elasticity)的權威、美籍俄裔(實際上為烏克蘭裔)力學專家鐵木辛柯(Stephen Prokofievitch Timoshenko, Степан Проко-фьевич Тимошенко,1878~1972)的學生。他當時任重慶大學教授,夫人王雋英任教於四川省立教育學院,而丁肇中就讀於教育學院附屬嘉陵小學(在磁器口寶善宮)。

據中國大陸戰略導彈與運載火箭技術專家和主要開創者之一、中國科學院院士、國際宇航科學院院士謝光選(1922~2016)回憶說,彈性理論對當時的中國科學界來說還是非常新鮮的學說。之後謝光選就是應用「彈性理論」來解決中共自行設計之中近程導彈的「彈性振動」問題(飛彈所謂的「彈性振動」──是指飛彈在飛行過程中,因氣動力、結構本身的特性及控制系統的影響,而產生的形變和振動現象,這不僅會影響飛彈的飛行穩定性和精確性,還可能導致結構損壞)。

丁觀海教授來臺除了在臺大校書,也在兵工學校兼課,歷任――臺大土木系教授、系主任、工學院院長。丁肇中在建國中學畢業後,因數理成績優異,透過高中會考保送成功大學,但他以臺大為唯一目標而放棄保送,但可惜因聯考失利,再考進成功大學機械系,讀了一年後,以志趣不合休學,進入美國密西根大學讀書,1962年獲物理博士學位,後在麻省理工學院布魯克哈芬國家實驗室(BNL-Brookhaven National Laboratory)工作,1976年以發現J粒子(J particle)獲諾貝爾獎――「J」在量子力學上代表電流、光,而J粒子和光、電有密切關係,所以才會命名為J粒子。

2006年(民國95年),在丁肇中博士(計畫總主持人)的主導下,中華民國參與了由全球16國、56個研究機構及全球600多位物理學家共同合作的──太空磁譜儀(AMS-Alpha Magnetic Spectrometer/阿爾法磁譜儀,又譯反物質「太空磁譜儀」)計畫。太空磁譜儀用於偵蒐宇宙中的射線粒子,尋找反物質(antimatter)及暗物質(dark matter),可以用來解釋宇宙大爆炸(Big Bang)理論,整個研究結果將有助解開宇宙形成之謎。

而其中被喻為「AMS頭腦」的電子系統,就是交是由中華民國的中山科學研究院(中科院)開發製作,根據中科院表示:其所負責的AMS-02太空電子系統,包括32套電子模組、650套微處理器及電路模組、30萬組信號通道,總重約1公噸。其主要的功能是擷取各型偵測系統之粒子類比信號並轉換成數位資料,經分辨處理後,由系統監控電腦將相關數據傳送至國際太空站(ISS)內,並同時與AMS系統狀態資料即時下傳至地面監控中心(POCC)以執行24小時系統功能之監控,並且隨時上傳監控中心所下達之監控指令。

國家太空中心在新聞稿中指出:AMS計畫的第一階段實驗,即AMS-01計畫,是由太空梭(Space Shuttle)運載一個精密磁譜儀在離地400公里的軌道上飛行了10天(1998年6月2日至12日),這是在這樣高度下第一個有系統的執行相關的輻射環境實驗,所得成果獲得外界高度重視,促成了第二階段的AMS計畫(即AMS-02計畫)。

丁肇中說,當初美國太空總署對臺灣製造(MIT)的品質並不放心,是在他拍胸脯負責下才(勉強)接受,2022年(民國111年)12月,丁肇中在臺北南港中央研究院物理所發表演講,在演講中他談到臺灣為AMS-02計畫製造的電子系統相當可靠,「整個電子系統包括650 個微處理器、30萬個訊號通道。最值得驕傲的是,從2011年5月16日由美國太空梭「奮進號」送入距離地球表面約400多公里的低地球軌道(LEO)上的國際太空站(ISS-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運作,至今已11年了,沒有一個零組件壞掉。」

原本預計僅運行3年(2011~2014)的AMS-02計畫,因其科學價值極高,任務已多次延長,計畫將持續運作至2030年,與國際太空站的預計退役時間同步。

參見──

(Ⅰ)韓連慶:《抗戰時期的軍政部兵工學校大學部》(洛陽師範學院學報/2017年1月/第36卷第1期),p27。

(Ⅱ)呂一銘:《臺灣走向科技的那些年:關鍵的人與事》(巨流圖書公司),p158~160。

(Ⅲ)國家太空中心(TSA):《Alpha Magnetic Spectrometer-02(AMS-01)》。

由伊朗戰爭看美國基地帝國的優勢和劣勢 | 郭譽申

這次的伊朗戰爭始於美國和以色列突然發動斬首空襲,炸死了伊朗的最高領袖和多名政軍領導層,然後双方就展開多輪的空襲攻擊,伊、以當然都是空襲的目標,伊朗的飛彈和無人機打不到美國本土,就攻擊美國在中東的許多軍事基地。美國可說是一軍事基地帝國,有何優勢和劣勢?伊朗攻擊美國的軍事基地,有何影響?

《基地帝國的真相》([1])是少有的,介紹美國海外軍事基地的書,筆者當年讀完後寫下文摘《美國基地帝國的真相》,選錄部份如下:

「根據最近公佈的數字,官方統計,美軍目前在全美五十州及華府特區之外仍有686個「基地位置」(base sites)。」「基地太多了,連五角大廈本身都搞不清楚真正的總數。依我的估算,800個上下跑不掉。」「如果我們把住在這些基地的所有部隊及其眷屬,以及基地文職職員及其眷屬統統算起來,超過五十萬名美國人以海外基地為家。」

「美國維持海外軍事基地的花費是天文數字,而且很難精確估算。五角大廈每年會向國會報告「海外費用摘要」,例如2012年的總額是226.7億美元,然而作者在書中列舉許多漏列的項目,根據作者的保守估算,海外軍事基地這一年的實際花費至少約1687.7億。」

美國在世界各地都有軍事基地,因此能把軍事力量投射到任何地方,要打哪裡就打哪裡,如攻擊伊朗,這是其他國家,包括中、俄,都沒有的優勢;若沒有軍事基地提供後勤補給,即使有強大的艦隊、戰機,艦隊、戰機也走不遠,只能在國境附近巡弋。不過,建設和維護大量軍事基地的花費非常高,如上述。

美國擁有很多軍事基地,雖然是其優勢,這次戰爭顯示也是其劣勢。軍艦、戰機是機動的,不容易被飛彈和無人機擊中;但軍事基地是固定不動的,很容易被擊中,即使有反飛彈系統也防不勝防。軍事基地裡面通常會存放一些備用的武器和軍需物資,而大型的軍事基地裡面甚至有速食店、運動設施、購物中心、醫院、學校等,就像一個「小美國」。這次美國在中東的許多軍事基地受到多輪的空襲,損失一定相當大。而且鄰近伊朗的軍事基地失去功能,美國的艦隊、戰機等只能從較遠的軍事基地獲得後勤補給,補給線越長,成本就越高。

美國在中東的軍事基地都座落於與美國友好的中東國家,伊朗空襲這些軍事基地,難免也炸到軍事基地外的鄰近地區,造成這些中東國家的損失。這些國家原以為,容納美國的基地能夠獲得軍事保護,現在卻被美國連累而遭受池魚之殃,而川普還提出要這些國家分攤軍費。這些中東國家恐怕會重新評估是否要與美國走得那麼近,於是削弱美國在中東的影響力。

[1] David Vine《基地帝國的真相-走訪60多個美國海外軍事基地,對其歷史、國際政治和社會問題的再思考》八旗文化,2019。(Base Nation:How U.S. Military Bases Abroad Harm America and the World, 2015)

中伊合作破解美國的三維制裁 | 楊傳人

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而當下中國的影響力,就像一杯水滿了,正不斷溢出填滿了落後之地,西方不解兵形象水,欲抽刀斷水,結果不言而喻。

當下美、以氣勢凌人,但早在幾年前伊朗已準備面對美、以蠢動了。在這輪衝突當中,伊朗展現出的反制分量,正是其反制裁戰略的現場驗證。這幾年中國為伊朗,已構建了一整套完整的反制裁體系,而且關鍵作用正在被充分驗證。

美國長期以來有一套成熟的霸凌公式,就是先在金融上封殺,再在物流上封死,最後在民生上拖垮,三步連鎖反應下來,很多國家很難扛住。而中、伊合作架構,剛好在這三個環節,築起了防火牆,逐一擊破。

首先,伊朗已有跨境人民幣結算通道,徹底繞開了美元體系。美國慣用的手段,凍結海外美元資產、切斷金融往來。但當伊朗的核心貿易不再依賴美元路徑,這一招就沒了殺傷力,金融窒息的邏輯就失效了。

第二個關鍵,是物流維度。中國已打通中亞陸路通道,為伊朗創造了暢通的物流。美海軍可威脅海路,但無法切斷其陸路生命線,讓伊朗的原油出口、民生必需品進口,即便在局勢緊張時,依然能夠維持運轉。

第三點,則是民生維度。中、伊協議裡關於糧倉建設、藥品與日用品穩定供應的安排,是一層底線防禦。西方過去干預他國,常常先製造民生危機,引發社會動盪。而當基本生存物資有長期保障,外部制裁就很難在短期內轉化為社會失控,大幅增加了伊朗的抗壓韌性。金融不被卡死、物流不被封死、民生不被拖垮,美國落伍的制裁組合拳,在這套體系面前,效果被大幅壓縮。

這次局勢,是去美元化合作模式的實測。不挑戰現有國際體系,用本幣結算、陸路互聯,用不受第三方金融霸權左右的平行世界與現有國際體係並行。也就是中國正在新興的平行世界引領全球走出單極世界、殖民世代,用真全球化取代西方的偽全球化。

對於眾多國家而言,這是一個很有參考價值的防禦性佈局樣本,在面對貨幣與地緣風險時,如何提前築起自己的安全邊界。

抗日戰爭「太原會戰」與「平型關戰役」 | 蘇樂明

民國103年7月,前行政院長郝伯村將軍以96歲高齡重返抗日戰爭現場。回國後由郝將軍口述,天下文化出版社出刊專書,報導他拜訪太原會戰「忻口」戰場的場景。

民國26年9月中日兩軍在太原展開大戰。當時我民族已形成全國不分南北,不分省份地區,不分男女老幼,不分黨派,一致團結抗戰。中國共產黨在陝西洛川全黨會議決定「共赴國難」,原「紅軍」換穿國軍制服,捨五角星帽,換戴青天白日軍帽,整編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所屬第18集團軍,太原會戰起受命在長城「平型關」附近伏擊日軍。

去年秋天我前往山西省北部接近內蒙古地區感受「胡地」氛圍(漢朝初期匈奴經常南下侵犯此邊疆地帶)。太原會戰主要戰場即位於這個地區的「忻口市」,在太原東北方向,距離約120公里。

民國26年七七事變後日軍佔領北平、天津、張家口,旋即集中兵力沿同蒲鐵路南犯,企圖奪取太原。國軍第2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指定名將衛立煌率西北軍、四川軍、桂軍(李宗仁、白崇禧所屬)、中央軍及18集團軍(朱德擔任總司令)等總計約28萬兵力迎戰日軍。日軍由寺內壽一大將率領第5、第10、第20、第108、第109等5個師團,加上偽滿軍1個師,總計約20萬人發動進攻(日軍師團番號數目字愈少者實力愈強,第5、第10兩個師團隔年是進攻台兒莊的主力)。

戰事自26年9月起,至當年11月下旬結束,太原淪陷。國軍𡚒戰達成軍委會要求堅守1個半月的目標,傷亡約12.9萬人;日軍傷亡約2.8萬人。國軍第9軍軍長郝夢齡、第54師師長、獨立第5旅旅長等3位將軍於戰地陣亡。

郝伯村將軍親臨現場緬懷英烈並建置紀念碑告慰英靈。戰爭時,第9軍參謀長郭寄嶠10餘年後隨同國軍撤退至台灣,曾經擔任國防部長,他是郝伯村將軍的岳父。

共產黨紅軍整編為第18集團軍,所屬第115師在師長林彪指揮下奉命在長城關口「平型關」附近埋伏,平型關距離指揮中心「忻口」約171公里。當年9月25日日軍精銳第5師團所屬補給支隊進入伏擊區,該地兩側均為幾近垂直的斷崖,高約35至40公尺。日軍進入該地,共軍團長李天佑(共軍名將,國共內戰擔任共軍東北野戰軍第1縱隊司令,屢建奇功,中共建政時晉封上將)率部以急襲火力加以攻擊,半天時間全殲日軍約1000人,擄獲步槍、軍馬、被服等等甚多,此即所稱的「平型關大㨗」。

該戰役給予國人同胞極大的鼓舞,打破日軍戰無不敗的神話。迄今中國大陸每逢慶典或大閱兵時,遊行方隊都安排「平型關」或「第115師」於陣中,其來源即在於此。

當時間成為昂貴的資產:看川普與兩棲遠征軍的「搶攤」實境秀 | 楊秉儒

2026年3月25日,這場「史詩怒火」進入第 25 天。若仍將焦點停留在川普於白宮橢圓形辦公室對媒體所釋出的「和談、禮物、5天墊片」等說法,可能會低估當前局勢真正運作的層次(至少在目前可得資訊條件下是如此)。更值得觀察的,或許是台面下各方各自推進、彼此交錯的行動節奏。

一、黑臉白臉的「演技」:被收割的黑鍋

川普的劇本:在曼菲斯的圓桌會議上,川普當眾指著戰爭部長皮特.赫格塞斯(Pete Hegseth)說:「他是第一個力主開戰的人。」

赫格塞斯的微笑:赫格塞斯沒反駁,反而露出一抹淺淺的微笑。按正常邏輯,這叫「揹黑鍋」;但在川普的劇本裡,更像是「配合演出」。

功勞獨享:川普把自己塑造成被好戰將領包圍的「和平大師」,把赫格塞斯塑造成「戰爭狂人」。談成協議是川普的天才外交,談不成繼續打,則可能被解讀為部下的強硬立場仍在主導節奏。黑鍋下放,功勞由大統領獨享。

二、歷史的冷峻評論:嚇唬人,還是動真格?

1991年的「幽靈演習」:沙漠風暴行動中,美軍在波斯灣南岸集結旅級 兩棲遠征軍(MEU)進行演習,本質上是為了「嚇唬」薩達姆,誘使伊拉克重兵防守灘頭,掩護真正的陸上「左勾拳」攻勢。

三十年的寂靜:自此之後,美軍從未真正動用加強營級別的MEU進行實質的搶灘奪堡(至少在公開且可驗證的案例中如此)。按照「正常人」的軍事邏輯,這次調動兩支MEU同樣應該被視為戰略威嚇。

川普的「非正常」變數:但可惜,川普大統領不是正常人。這次兩支MEU的部署,在某些解讀下,可能具備「實質佔領」的意圖。

三、雙鉗合圍:不只是嚇唬人的「計時器」

根據專門追蹤美軍艦艇的「覓熵」最新數據,兩支「快遞」過來的重型錘子正精準對應川普的最後通牒:

第一鉗:的黎波里號(LHA-7)與31st MEU
已靠泊迪哥賈西亞島(Diego Garcia)進行了最後的補給與「模擬搶攤演習(Simulated Amphibious Assault)」。所搭載的F-35B也已經完成了掛彈測試。這支「閃電航母」編隊距離荷莫茲海峽約4.5天航程。這意味著當川普的5天緩期結束時,這支精銳部隊在時間上與關鍵區域的抵達節奏高度重疊。

第二鉗:拳師號(LHD-4)與11th MEU
剛從美國聖地牙哥加速出發,預計4月9日前後抵達。若依此節奏推演,31st MEU可能扮演第一波「剪綵」角色,11th MEU則可能負責後續戰果鞏固。

戰略目標:這兩部隊的目標極大機率是哈爾克島(Kharg Island)。佔領該島不需全面入侵,卻能掐死伊朗90%的石油出口。這也構成「11項苛刻條件」背後的物理執行力之一。

外交戲法:有趣的是,就在兩棲遠征軍逼近的同時,伊朗正忙著玩另一場外交戲。24日伊朗致函聯合國,宣布荷莫茲海峽可以通航——前提是船舶要跟他們『協調』並滿足條件。這是一場精準的計算:伊朗試圖透過掌握『過路費』來對抗川普的11項條件。川普宣稱收到了談判大禮,伊朗卻冷嘲熱諷。在這種平行時空的外交辭令下,美軍兩棲部隊的抵達,成了唯一能打破僵局的『物理事實』。

四、以色列的焦慮:在「剪綵」前犁平地基

對未來的擔憂:對於《以色列時報》揭露的那份終戰協議,以色列極度不安。他們擔心川普為了收割戰果,會放任伊朗在解除制裁後,憑藉其量體與人口成長為中東唯一的工業化大國。

拆遷行動:以色列現在也在某種程度上「各自運作」。趁著美軍還在海上航行,以色列空軍正持續提升空襲強度,要在美軍接管前,把伊朗的工業能力徹底「物理性清零」。

結論:看看就好

現在的局勢就是:川普在尋找可轉化為政治成果的下台階;伊朗在維持其談判籌碼;以色列則在強化自身安全底線;而兩棲遠征軍則在時間軸上持續向關鍵區域逼近。

正如我之前的觀察,新聞上的那些話,看看即可。真相藏在的黎波里號的引擎轉速裡,藏在赫格塞斯那抹心照不宣的微笑裡。

斬首突襲的成效到底如何?可能施展於台灣嗎? | 郭譽申

1月初美國突襲抓捕了委內瑞拉總統馬杜洛,接掌委國政權的副總統至今大致遵從美國的指令行事,美國可說是兵不血刄、大獲全勝。2月28日美國與伊朗還在談判進行中,美、以突然發動斬首空襲,打死了伊朗的最高領袖和多名政軍領導層,但伊朗不屈服,以不對稱作戰反擊美國,造成美國的不小損傷。兩次都是斬首突襲,結果卻很不同,為何如此?斬首突襲的成效到底如何?

斬首突襲有些像黑道偷襲報仇或恐怖份子進行恐怖攻擊,形象並不很好,双方的寃仇必定愈結愈深。
若發動斬首突襲的一方是受迫害的弱者(如2023年10月巴勒斯坦的哈瑪斯偷襲以色列),或許還情有可原,因為不如此無法報仇。
若強者發動斬首突襲,則讓人覺得非王道正義之師,若斬首成功,無非是霸權炫燿武力強大;若斬首失敗,則難免有些灰頭土臉,貽笑大方。

川普兩次發動斬首突襲,都是強者對付弱者,也都斬首成功,確有炫燿武力、震懾各國的效果,但真正的成效要看斬首成功後的影響。斬首成功後,美國在委內瑞拉很得利,但在伊朗卻沒啥好處。主要差別在於委內瑞拉國內有相當強大的親美勢力,而伊朗國內沒有。

2019年委内瑞拉鬧出双胞總統,2020年國會議長也鬧双胞,當時美歐不承認選舉出來的總統和國會議長,而另承認及支持親美的人選,雖然美歐那時沒有搞垮馬杜洛政權,已顯示委內瑞拉確有不小的親美勢力。至於伊朗,在巴勒維國王時代(1941―1979)是非常的親美,又敵視伊斯蘭宗教勢力,終於被伊斯蘭教士領導的革命推翻,並成立了現在的宗教政權,這政權一直反美,因此伊朗國內的親美勢力已不成氣候(但仍可能成為通美的內奸)。

由委內瑞拉與伊朗的對比可知,美國斬首突襲要有高成效的前提是,在敵對國家內有相當強大的親美勢力,因此在斬首成功後,有望推翻反美政權,而重建一親美政權。換言之,預先對敵對國家實行「和平演變」,培植親美勢力,比最後的斬首突襲更重要;有和平演變的長期工夫,才有斬首突襲的最後一擊;若有和平演變,即使沒斬首突襲,也可以搞「顏色革命」。

對岸有可能對台灣實行斬首突襲嗎?若實行,成效會如何?上述對美、委、伊的分析也大致適用於两岸。台灣有相當強大的親中勢力嗎?很難說,實質上似乎沒有,但綠營總認為有,一向把藍營抹紅為親中勢力,這兩年還加上白營。不論台灣的親中勢力到底如何,綠與藍白勢均力敵,水火不容,有不同的國家認同,台灣看來比較像委內瑞拉而不像伊朗,大陸若對台灣實行斬首突襲,因綠營中有不少内奸(過去已被揭發的不少),成功的機會相當大,等斬首成功後,綠藍白將很難同舟共濟,對岸於是不難大獲全勝!

對岸施展斬首突襲的成算雖然很高,但屬於戰術層面;在戰略層面,大陸仍期望「不戰而屈人之兵」(參見《大陸不會突然「武統」,會如何實現統一?》),是大陸的仁善,是台灣的幸運。

由謊言與謠言製造的本土悲情 | 賈忠偉

一,葛超智~台獨悲情謊言的美國代言人!?

【George H. Kerr:《FORMOSA BETRAYED》之p136~137】

Crisis Behind the Scenes?

It had been obvious from 1941 to 1945 that the Chinese had little understanding of the wealth and complexity of the island economy, and that our American studies of the island had directed Chinese attention to it and stimulated interest in the spoils. T. V. Soong was in wartime Washington occasionally, and his agents and lieutenants kept him well informed. It required some little time after the surrender, however, for word to spread through Chungking, Nanking and Shanghai that in Formosa China had indeed inherited “Treasure Island."

The only large-scale foreign investment in prewar Formosa had been a $25,000,000 bond issue floated by J. P. Morgan and Company on behalf of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to finance construction of the first dams and power stations at Sun-Moon Lake. The J. G. White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had surveyed the power potential and upon White reports the Morgan Company had agreed to promote the enterprise. Late in World War II it is not impossible that T. V. Soong (then Foreign Minister) was approached for assurance that American investments in Formosa would be respected in the event of a transfer of sovereignty. Be that as it may, Soong had prepared well in advance of the Surrender at Taipei; within a matter of days the J. G. White Corporation had a team based at Taipei to check the power situation and report on industrial potential.

Nothing long remains secret in China; we must presume that the contents of the second White Survey report were fairly widely known early in 1946. The Government moved from Chungking to Nanking on May 1. About that time I was in Shanghai and found myself wined and dined by a number of major bankers and businessmen eager to discuss the situation in Formosa. Questions and comments clearly reflected a keen but new interest in the island, its economic history and its current problems under Chen Yi’s administration.

【由陳榮成翻譯的:《被出賣的台灣》之p149~150】

幕後的危機?

事實很明顯,在1941~1945之間,支那人對台灣經濟的財富與其複雜性沒什麼了解;是美國對台灣的研究引起了支那對台灣的注意,終於刺激了他們分贓台灣戰利品的興趣。大戰期間,宋子文偶然會到華盛頓來,他的爪牙和手下讓宋子文對台灣的情形很清楚。不過終戰後的支那,經過一段相當的時間之後,在重慶、南京、上海,才慢慢發覺原來他們劫收的台灣是個「金銀島」。

戰前台灣的大宗外國投資只有摩根公司(J. P. Morgan & Co.)為日本植民政府發行2500萬元公債,用以建造日月潭的第一個水庫和發電廠。原來由懷特公司(J. G. White Engineering Corporation)先做測量,並把發電的潛能作成報告,再寫成白皮書交給摩根公司,以促成這件工程。在二戰末期,宋子文是支那(重慶政府)的外交部長,可能是美國方面要他保證,萬一台灣的主權易手,美國在台灣的投資不受侵犯。這並非不可能。假設事實確是如此,那麼宋子文在台北早已有了準備。難怪幾天之間,懷特公司就派了一組團隊去台北調查電力情形,並提出工業潛力的調查報告。

【但在林蘭芳教授所寫的:《戰後初期資源委員會對台電之接收(1945~1952)~以技術與人才為中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9期(民國 102年3月),p87~135),對於懷特公司(J. G. White Engineering Corporation)來台則是照樣描述的】:

……(二)外籍工程師

在台電重用留用日人的同時,美方電力技術大廠J. G. White Engineering Corporation(懷特公司)的工程師來到台灣,重估日本人留下來電力設備與諸種復興建設的規劃,可視為戰後復舊工作與規劃的技術指導者,他們也是美國工程師協助中國電氣修復事宜中的一環。資委會與懷特公司,雙方早在戰爭結束前不久的1945年6月22日就開始接觸,而在日本投降後一個月後的9月20日簽訂合約,同年11月16日的書信往來,確定懷特公司工程師要在台灣工作。到1946年12月10日,該公司經理Gano Dunn提交資委會駐美辦事處文件,表示其成員已到台灣實地觀察並完成分析報告,調查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的設備,以確立12萬KW供電的要求。關於懷特公司成員戰後在台灣的活動,依資委會的機關誌有以下的記載:(1)資委會美國顧問工程師一行5人,於1945年12月間飛赴台灣視察 電氣事業設備情形,並將協助計劃修復事宜。(2)1946年2月資委會為計劃發展大規模電氣事業,已編好「向美國訂購大型汽輪發電設備規範」一種,又為適應是項事業需要,續向美國J. G. White公司添聘電氣工程專家3人,其中1人已到台灣,另2人正待船來華。(3)1946年5月美國懷特公司電力專家3人前往台灣考察,並於4月5日轉往華北一帶工作。(4)再據1946年6月的報導,資委會為加緊復員及發展全國電氣事業,前在美洽請懷德(J. G. White)公司派顧問工程師一批,來華協助,該工程師等於1946年1月間曾赴台灣作初步觀察,在台工作次第完成,除Adkins及Snethlary二君仍暫留台灣,協助完成台灣天冷、霧社水力發電計畫外,其他各員均已陸續返滬轉平,分往華北各地考察。

至於懷特公司工程師的實際工作,根據劉晉鈺、黃煇寫給資委會電業處長陳中熙的信函指出:美國懷特公司工程師5人,由孫運璿陪同視察台灣全島電力設備已完成,經會商今後工作計畫,台電要求其離台前完成下列2項工作:(1)第2期(1946年底止)20萬KW之修復計畫及所需之材料設備及人工等之詳細工清單及概算。(2)已進行中尚未完成之水力發電工程,如烏來、霧社及天冷(現為大甲溪發電廠天輪分廠)等善後辦法及大甲溪整個開發計畫工程上及經濟上之審查……

……至於台電所借重的外籍工程師中,除美籍工程師外,德籍工程師主要是針對火力發電所的部份,如德籍工程師 Beyer,1948年他在台將近三個月的時間,對北部、高雄及松山三所火力發電所做詳細檢查,留有報告,於1948年 9 月2日搭法輪返德。而台電北部火力發電所發電機故障,亦由德籍工程師來台修復。1935年興建的北火,火力發電機是德國AEG電氣公司製作,經多年使用,機件故障,後商洽原製造廠家,同意派該公司德籍工程師阿爾明‧哈逖許 (Armin Hardisch)趕於1952年3月中旬以前來台協助修理事宜,估計留台四個月。亦有從日本來台的外籍工程師,如英籍工程師楊格(B.A.Younger),任職於日本橫濱東洋巴伯葛株式會社(Toyo, Bahooch kabu-shiki Kaisai),於1952年 8月間來台,主要目的是與台電從事技術性商討……

結論: 想要看看葛超智他所私藏的文件與檔案!

戰爭目標的迷霧:美國在伊朗戰爭中的戰略矛盾 | Friedrich Wang

最近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的軍事行動,使中東局勢再次成為全球政治的焦點。然而如果仔細觀察這場戰爭的發展,就會發現其中存在一個相當明顯的矛盾:美國對外呈現的戰爭目標似乎並不一致。
簡單說,目前至少存在兩種不同的戰略說法。

第一種說法來自政治層面。美國總統川普公開表示,未來伊朗的國家領導人必須經過美國與以色列的同意。這句話的含義其實並不複雜:如果直白地翻譯,就是希望改變伊朗目前的政治體制。換句話說,這是一種典型的「政權更替」(regime change)戰略。

但另一方面,美國軍方與五角大廈的說法卻明顯不同。軍方對外反覆強調,這場戰爭的目標是削弱伊朗的軍事能力,尤其是三個方面:第一,終止伊朗的濃縮鈾與核武能力;第二,摧毀伊朗的彈道飛彈與無人機基地;第三,削弱伊朗在中東地區的軍事投射能力。

這兩種戰爭目標之間,其實存在根本性的差異。
如果戰爭目標是「政權更替」,那麼戰略就必然會走向全面政治戰爭。這意味著不僅僅是軍事打擊,還包括支持反對派、影響伊朗內部政治,甚至在某些情況下可能需要地面部隊介入。
但如果戰爭目標只是「削弱軍事能力」,那麼這場戰爭就可以保持在有限規模,例如空襲、導彈打擊與海上封鎖。這種模式更接近所謂的「有限戰爭」。

問題就在於:這兩種戰略很難同時存在。

一、克勞塞維茨的戰略原則

在戰略研究中,有一個幾乎被所有軍事理論家引用的原則,來自19世紀的普魯士軍事思想家克勞塞維茨。
他在《戰爭論》中提出一句著名命題:
「戰爭是政治的延續。」
這句話經常被簡化理解,但它真正的意思是:軍事行動必須服務於明確的政治目標。如果政治目標不清楚,或者不同政治力量提出互相矛盾的目標,軍事行動就會失去清晰方向。

這在戰場上會產生非常實際的影響。
例如軍隊在制定作戰計畫時,必須知道最優先的目標是什麼:是摧毀敵軍的軍事力量?還是佔領領土?還是迫使敵方政權崩潰?
如果這些問題沒有清晰答案,戰術行動的優先順序就會混亂。部隊可能同時執行多個互相矛盾的任務,導致整體效率下降。

從這個角度來看,美國目前在伊朗戰爭中的矛盾,其實正是一種典型的「戰爭目標模糊」。
政治領導層與軍方之間,似乎對戰爭最終要達到的政治效果,並沒有完全一致的理解。

二、歷史上的戰略錯位:越戰、伊拉克與阿富汗

如果回顧美國近代戰爭史,這種戰略矛盾其實並不罕見。
越戰就是一個典型案例。當時美國政治領導層的目標是阻止共產主義在東南亞擴張,但又不願意全面動員戰爭資源。結果形成了一種長期消耗戰:軍事力量強大,但戰略方向始終不清晰。
在戰術層面,美軍取得過許多勝利,但在戰略層面卻難以改變整體局勢。這種政治與軍事目標之間的落差,最終導致美國撤出越南。

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也有類似問題。美軍在軍事上迅速擊敗薩達姆政權,但在戰後秩序的規劃上缺乏清晰戰略。原本的戰爭目標是消除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威脅,但後來逐漸轉變為建立一個新的政治體制。
這種戰略目標的變化,使得美國在伊拉克陷入長期的不穩定局勢。

阿富汗戰爭則更為典型。最初的戰爭目標是摧毀基地組織,但隨著時間推移,戰爭逐漸演變為國家重建與民主化工程。這樣的目標遠遠超出軍事力量所能達成的範圍,最終變成長達二十年的消耗戰。

這些歷史案例說明一個基本事實:軍事力量再強,如果戰略目標模糊或不斷變化,也很難達成真正的政治成果。

三、伊朗戰爭的三種可能結局

如果從戰略角度推演,目前的伊朗戰爭大致存在三種可能走向。
第一種可能:有限戰爭。
這也是目前最符合軍方說法的情境。美國透過空襲與精準打擊削弱伊朗的核設施與飛彈能力,同時限制其在中東的軍事影響力。戰爭規模保持在有限範圍,最終透過某種外交安排結束衝突。
這種模式比較接近1980年代的「油輪戰爭」,當時美國透過有限軍事行動維持海上秩序,但並沒有試圖推翻伊朗政權。

第二種可能:政權崩潰。
如果戰爭對伊朗政權造成巨大壓力,加上內部政治矛盾擴大,伊朗政府可能出現動盪甚至崩潰。但這種情況並不完全可控,新的政治力量未必會比舊政權更穩定。
中東歷史已經多次證明,政權崩潰往往帶來長期的不確定性。

第三種可能:長期消耗戰。
如果戰爭目標不清晰,而伊朗又持續進行不對稱反擊,例如透過代理人武裝或導彈襲擊,美國與盟友可能被拖入一場長期的地區衝突。
這種情況在戰略上最為危險,因為戰爭成本會逐漸增加,而政治目標卻未必能夠達成。

四、戰略清晰的重要性

從戰略角度來看,任何一場戰爭最重要的問題其實只有一個:最終希望達成什麼樣的政治結果。
如果這個問題沒有清晰答案,那麼軍事行動就會失去方向。歷史上許多戰爭的失敗,往往不是因為軍隊不夠強,而是因為戰略目標過於模糊。

對於伊朗戰爭而言,真正值得觀察的問題或許並不是某一次空襲是否成功,而是華盛頓究竟希望建立什麼樣的中東秩序。
如果美國只是希望限制伊朗的核能力,那麼有限戰爭或許就足夠。但如果政治目標逐漸滑向政權更替,那麼整個戰略格局就會變得完全不同。

歷史一再提醒我們:戰爭一旦開始,往往很難完全按照最初的計畫發展。
對任何一個大國而言,最危險的情況往往不是敵人過於強大,而是自己不知道究竟想要什麼。

川建國的「殺豬盤」:一場關於政治信用與伊朗導彈的滑鐵盧 | 楊秉儒

這場局已經不是川普能單方面喊停的。當波斯大象完成了代際權力更替,且全球能源供應鏈開始集體休克時,這場『殺豬盤』的莊家,已經分不清誰才是那頭待宰的豬。

2026年初,當白宮僅用4小時便在加拉加斯總統府帶走馬杜羅時,那場「潑天富貴」成了川普政府最致命的麻醉劑。這種「斬首即勝利」的幻覺,讓決策層無視專業軍事將領對波斯高原的幾何級警告,像簽署一份併購合約般輕率地扣動了對伊發射鍵。然而,伊朗並非委內瑞拉,它是一個將164萬平方公里高原要塞化、並將革命衛隊嵌入國家命脈的韌性體系。當哈梅內伊在美式「政治殺豬盤」中殉道,美國親手拆掉了談判桌,卻意外激活了伊朗化整為零的「復仇者模式」,讓這場原本宣稱「48 小時解決」的閃電戰,演變成了一場公開的戰略處刑。

白宮預想中的政權崩潰並未發生,取而代之的是指揮權全面下放、化整為零的三十多個獨立作戰單元。這種「去中心化」的不對稱反擊模式,讓美軍傳統的層級化防禦顯得捉襟見肘,因為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在失去頂層統一指揮後,各單位沒有了層層請示的繁瑣流程,行動效率反而大幅提升,反擊變得更加直接且迅猛。伊朗的反擊戰術非常直接:只要有美軍基地,導彈與無人機就全線出擊。這種「復仇者模式」雖然引發了國際社會對誤傷平民的譴責,但對於長期處於反美情緒下的中東民間而言,砸向美軍基地的流星火光反而成了街頭歡呼的背景。

戰場的硝煙迅速蔓延。從巴林、卡達、科威特到阿聯酋,十多個美軍基地遭到前所未有的導彈飽和攻擊。第五艦隊司令部的燃料庫火光沖天,衛星影像顯示科威特的空軍基地幾近夷為平地,連美軍自己都不得不承認蒙受了「重大傷亡」。到了3月9日,「真實承諾-4」行動已推進至第30波飽和反擊,速度超過14馬赫、可攜帶重達2噸彈頭的「霍拉姆沙赫爾- 4」導彈與「海巴爾.謝坎」、「法塔赫」等多彈頭與高超音速導彈像暴雨般砸向以色列。

就在前一晚,3月8日,伊朗政壇完成了驚人的權力過渡,更為強硬的新任最高領袖賽義德穆傑塔巴.哈梅內伊正式掌舵,並隨即對以色列發動了更大規模的清算。特拉維夫、海法,以及負責信號情報的8200部隊總部,皆在「伊瑪德」與「卡德爾」導彈的精準點名下化為瓦礫。3月9日最震撼的消息來自沙烏地:由於伊朗導彈精準命中了杜哈附近的通訊節點,美國駐沙烏地大使館已下令非必要人員緊急撤離;美軍也證實部署在中東的一處「薩德」攔截陣地在第30波攻擊中受損。

更令美、以盟友心驚膽顫的是,這場變局成了一面照妖鏡,照出了盟友們精緻利己主義下的崩潰眾生相。曾經的中東小霸王以色列,此刻正表演著一場「地堡外交」。納坦雅胡一邊在特拉維夫瘋狂逮捕拍攝伊朗導彈攻擊實況影片的以色列平民,用媒體輿論戰營造「攔截成功」的假象,試圖掩蓋「鐵穹」與「箭式」防禦神話破滅的真相,一邊熟練地開啟避難模式。以色列人驚覺,多年來耗費鉅款打造的防禦系統在飽和攻擊下就像一把漏水的雨傘,當領導人跑得比導彈還快,那種從內部瓦解的戰略自信,遠比硝煙更令特拉維夫窒息。

太平洋彼端的日本,則陷入了極度的精神分裂與絕望。作為一個95%原油依賴進口的國家,隨著霍爾木茲海峽流量驟降70%,那條生命線簡直是降維打擊。東京外務省發現,為了填補中東被擊穿的防空網,美軍正像拆家搬運工一樣,將原本用於亞太防禦的薩德系統與愛國者飛彈成批抽走。這讓東京徹底明白:在「美國第一」的帳本裡,盟友不過是隨時可被變賣或挪用的抵債資產。這種被極度輕視的悲哀,讓日本民眾不禁想起2014年那場荒謬的「全球鷹」軍購案:當時日本支付了數千億日圓,卻換來三架「到貨即退役」的過時廢鐵。如果說當年華盛頓是用一張紙(軍購協議)從日本納稅人手中憑空掠奪了數千億,那麼2026年的今天,美國則是用一張調令抽走了日本家門口的護欄。這再次戳破了所謂「盟友」的畫皮——在霸權眼中,日本從來不是客戶,只是個上貢保護費及隨時能被拆卸零件去修補主子地堡的戰略提款機。

與此同時,德黑蘭眼中最後的一絲幻想已被爆炸聲震碎,他們轉向與東方建立更為堅定的戰略鏈條。雖然3月7日晚上,美以聯軍襲擊了伊朗三個戰略油庫和一座煉油廠,試圖切斷波斯的戰爭血脈,但德黑蘭的報復沒有任何遲疑,作為對等清算,伊朗導彈反手精準命中了以色列北部的命門海法煉油廠,火勢之大,幾十公里外都能看到焚天烈焰。

即便在封鎖最嚴密的時刻,伊朗龐大的影子網絡依然支撐著能源與工業物資的循環,每天上百萬桶的原油輸出確保了波斯導彈工廠的二十四小時運轉。伊朗這頭「波斯大象」在戰火中展現出驚人的生存韌性,這種韌性讓美國的極限施壓徹底淪為一場無效的自我消耗,反而在全球引燃了從喀什米爾到土耳其多地的聲援抗議和、譴責美以行徑,以及從葉門首都薩那到倫敦美國大使館外的數萬人群反戰示威的反美浪潮,甚至迫使西班牙等歐洲盟友公開糾正華盛頓的「嚴重錯誤」。

然而,真正讓帝國感到痛楚的,是能源與政治信用的雙重血崩。伊朗並不需要物理性地封鎖霍爾木茲海峽,只需在公海進行幾次「開盲盒式」的無人機襲擊,便足以讓全球保險巨頭勞合社將保費調高400%。就在剛才,國際油價(WTI)一度飆升至118.88美元,全球航運巨頭馬士基(Maersk)宣布正式無限期停航所有經過阿曼灣的線路,美國國內多個州的加油站已經出現排隊搶油潮,這個承載全球20%原油運量的「世界油閥」在經濟意義上已經歸零。能源危機的火苗迅速傳導至美國中西部的加油站,川普承諾的「2美元油價」成了美國加油站前最黑色的幽默。當通膨的火苗燒回美國中西部的選民手中,曾經瘋狂喊著「MAGA」的川粉們才會發現,自己選出的是一群被軍工複合體綁架、且對「打完之後怎麼辦」毫無概念,也沒有答案的提線木偶。全美汽油均價的破底式飆升,正將經濟問題轉化為針對白宮的政治審判。

此刻,川普面對的不僅是中東的一鍋粥,更是國內政治信用的全線血崩。從曾經的鐵桿盟友塔克·卡爾森的公開炮轟,到民調跌破39%的心理防線,這場戰爭正將MAGA的旗幟撕裂。選民們開始意識到,那個承諾讓美國再次偉大的總統,似乎正被軍工複合體與他國利益所綁架。這場由傲慢開啟的棋局,正一步步走向一個無人能全身而退的滑鐵盧。

當3月9日傍晚的油價跳動在118美元的紅線上,當德黑蘭官方剛剛發布了新任最高領袖 賽義德.穆傑塔巴.哈梅內伊 的首份全軍動員令,強硬回應了川普之前「新領袖沒美國批准活不久」的言論,伊朗革命衛隊隨即宣布對海灣地區的美軍資產發動「無限期飽和打擊」,川普終於發現,這場殺豬盤不僅沒殺掉波斯大象,反而賠掉了美國最後的能源安全與盟友體系。

帝國的力量從來不只是軍事存在,而是對時間與秩序的掌控力。當白宮把戰略誤判為流量博弈,當資源被拆東牆補西牆地揮霍,時間便站在了不確定性的一側。這場衝突真正的考驗不在導彈準度,而在於美國是否意識到:強硬不等於穩定,震懾也不等於解決。如果接下來衝突無法降溫,這場行動將不僅是中東的硝煙,更會成為美國全球霸權信用崩潰的墓誌銘。

四年之後:烏克蘭戰爭的僵局、耐力與國際秩序的再塑 | Friedrich Wang

轉眼之間,烏克蘭戰爭已進入第四年。這場原本被部分觀察者預期可能在數月內分出勝負的衝突,如今不僅沒有落幕,反而逐步轉化為一場深度消耗戰。

去年秋季,在美國強力介入與戰場現實壓力之下,一度傳出烏克蘭可能被迫接受包括割讓部分土地在內的談判條件。然而,最近四個月戰事不但未見緩和,反而再度升溫,烏軍甚至發動春季反攻。這樣的發展,顯示出戰爭的邏輯早已超越單一國家意志,而進入多層次、長周期的地緣政治博弈。

首先必須理解的是,這場戰爭之所以難以收束,並非單純軍事問題,而是政治正當性與國際秩序的問題。對烏克蘭而言,若正式承認領土永久割讓,不僅意味著軍事失利,更將動搖戰時政權的合法性與民族意志的基礎。過去幾年的巨大犧牲與動員將失去正當性,國內政治壓力恐怕遠大於戰場壓力。因此,即便在外部調停之下,基輔也難以在沒有實質安全保障的情況下接受「凍結現狀」。

另一方面,歐洲的角色在這四年間愈發關鍵。相較於美國逐步將戰略重心轉向印太,歐洲對俄羅斯的安全焦慮更為直接且迫切。若俄羅斯以武力改變邊界而未遭實質遏止,整個歐洲安全架構將被重寫。這也是為何德國、法國、波蘭及北歐國家在軍事與物資援助上仍維持高水位支持。即便華盛頓在政治聲量上有所收斂,歐洲也有充分動機避免烏克蘭在戰略上潰敗。

美國是否轉向,是觀察此局勢的另一焦點。事實上,華府更像是在進行戰略調整,而非全面退出。美國國內對戰爭的疲勞感上升,加上財政壓力與軍工產能限制,使其難以無上限投入。但同時,美國也不能承受俄羅斯獲得明顯勝利的後果。因此,較可能的模式是:降低直接政治壓力,但維持必要軍援水位,以防止戰局傾斜。這是一種「防止失敗」而非「追求決勝」的策略。

至於俄羅斯,雖然承受巨大消耗,包括兵員損失、裝備耗竭與長期制裁壓力,但其戰時動員能力與社會承壓度仍不可低估。俄羅斯經濟已轉向戰時模式,軍工生產保持運作,能源出口在部分市場仍有空間。普丁的策略似乎在於撐過西方政治周期,特別是歐美民主國家的選舉節點。只要西方內部共識出現裂縫,俄羅斯便可在不敗中尋求有利停火條件。

那麼,俄羅斯是否能拉攏其他大國明確站隊?答案其實相當有限。中國在此議題上維持高度戰略模糊。一方面加強經貿往來與外交互動,另一方面始終未正式承認克里米亞併吞合法性,並在口徑上堅持「中立」。這種做法並非偶然,而是出於自身長期戰略考量,包括對主權與領土完整原則的維持,以及避免與整個西方世界形成直接對抗。印度則在能源與戰略自主間取得平衡,同樣不會為俄羅斯與西方撕破臉。北韓與伊朗雖曾提供部分軍事支援,但不足以改變整體戰略格局。俄羅斯在大國層面的實質支持仍相對孤立。

當前戰局呈現出典型的「消耗均衡」特徵:雙方皆無法取得決定性突破,但也不願承認戰略失敗。外部援助維持最低續航,戰場形成拉鋸。這類衝突往往不以戰場決勝收場,而是以政治承受力耗盡為轉折。可能的結局包括一方內部出現重大變化、外部支持枯竭,或形成長期停火但未正式簽署和平協議的「凍結衝突」。以目前情勢觀察,第三種情境機率最高。

更深層的影響,在於國際秩序的重塑。歐洲軍費長期提高已成定局,北約實質擴張,俄羅斯與西方的結構性脫鉤正在加速。能源與糧食供應鏈重新布局,全球南方國家在觀望中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這場戰爭不僅是一場區域衝突,更是一場關於秩序與規則的測試。

對台灣而言,這場戰爭提供兩個重要啟示。第一,大國博弈往往超越道德敘事,最終仍回到耐力與承受力的競逐。第二,國際支持雖重要,但自身社會凝聚力與戰略清晰度才是長期安全的基礎。烏克蘭能夠撐過四年,既來自外部援助,也來自內部意志。

總體而言,烏克蘭戰爭已進入一種「沒有勝利者的僵局」。真正的轉折點可能不在前線,而在各國內部政治與經濟壓力的臨界時刻。這是一場耐力戰,而非閃電戰。若沒有重大的不可預期事件,僵局仍將延續。戰場的炮火聲,已不僅是東歐的回響,而是全球秩序調整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