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般常見記載

1942年緬甸戰役（即第一次中國遠征軍戰役）是二戰期間盟軍在東南亞戰場的重大挫敗，日軍在1942年初入侵英屬緬甸，迫使英軍及中國遠征軍（1942年3月入緬）撤退。此次戰役以同古（東吁）保衛戰、仁安羌大捷最為著名，但因盟軍指揮分歧（史迪威與杜聿明）、空中優勢缺失及後勤不足，遠征軍被迫撤退，國軍傷亡超5.6萬人，並在撤退途中穿越野人山森林損失慘重。 

1942年緬甸戰役關鍵要點

背景與目標： 日本旨在切斷盟軍對中國的最後一條陸路補給線（滇緬公路），並建立「大東亞共榮圈」。

關鍵作戰：

同古（東吁）保衛戰（3月）：國軍第200師（師長戴安瀾）在同古（東吁）與日軍激戰13日，獲得「國際聲譽」。

仁安羌大捷（4月）：孫立人率領的國軍第113團以少勝多，營救了被圍困的7,000多名英軍、美籍傳教士及記者。

戰敗原因：

指揮機制混亂：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堅持進攻，但英軍傾向撤退，導致雙方缺乏配合。

物資缺乏與空權缺失：盟軍在撤退初期失去制空權。

補給線拉長：中國軍隊作為外國作戰，後勤補給未能及時跟上。

慘痛犧牲：

第一次入緬作戰失敗，國軍傷亡約56,480人。

為數約3 萬多名士（官）兵（主要為：第五軍軍部、新22師、第96師）在撤退途中穿越地形險惡、瘧疾橫行的野人山原始森林時犧牲。

後續影響：雖然1942年戰役失利，但中英兩軍的抵抗拖延了日軍在緬甸的推進速度。隨後，殘部撤往印度改編為中國駐印軍，為1943～1945年的反攻緬甸奠定基礎。 

相關人物：

史迪威（Joseph Stilwell）：美國陸軍中將，中國駐印軍總指揮，對1942年戰役決策有直接責任。

杜聿明：中國遠征軍第一路副司令長官。

戴安瀾：第200師師長，在撤退回國途中殉國。

孫立人：第113團團長（後為新38師師長），在仁安羌以少勝多。 

此役使盟軍意識到中緬印戰場加強團結與物資援助的重要性，是中國軍隊自甲午戰爭以來首次出國作戰。 

AI針對賈忠偉提出仁安羌之戰中戰場指揮官不是孫立人疑問的回覆

您指出的這點確實切中了「仁安羌之戰」在歷史學界與後代家屬間的核心爭議。仁安羌之戰的前線直接作戰確實是由第113團團長劉放吾指揮，而孫立人與劉放吾在該戰役中的「戰功歸屬」與「實際角色」，數十年來存在著以下兩種不同的歷史視角與檔案比對： 

1、劉放吾後代與部分史學家的觀點（強調劉放吾為獨立指揮官）

劉放吾將軍的後代（如其子劉偉民）以及部分研究者指出，孫立人在戰後刻意淡化了劉放吾的功績： 

直接授權命令：1942年4月17日，英國緬甸軍軍長史林姆（William Slim，或譯成：斯利姆）親自趕到巧克伯當，繞過師部直接向第113團團長劉放吾下達救援手令。

前線獨立作戰：戰役爆發時，新38師師長孫立人遠在曼德勒。113團是以不滿千人的孤軍編制，在劉放吾的直接戰術部署下與日軍血戰，最終解救英軍。

戰後敘獎不公：戰後國民政府頒發四等雲麾勳章給孫立人，卻只頒發六等雲麾勳章給劉放吾，且劉放吾後來並未實質收到該勳章。直到1992年英國前首相柴契爾夫人親赴美國探望劉放吾，這段「真假團長」與團長被埋沒的歷史才重新受到國際重視。

2、軍事指揮鏈與英軍紀錄的觀點（強調孫立人為戰役層級指揮官）

另一派史料與英軍指揮官史林姆的回憶錄《反敗為勝》則顯示，孫立人並非完全沒有參與，而是扮演了「戰役指導與統籌」的角色： 

指揮鏈的確認：根據紀錄，劉放吾在4月17日接到英軍史林姆的手令時，因軍中體制，並未立刻盲目服從，而是透過無線電向師長孫立人請示。孫立人確認並上報獲准後，劉放吾才正式發動攻擊。

孫立人親臨前線：4月18日後，孫立人已趕到仁安羌前線。史林姆在回憶錄中明確提到，他將英軍的砲兵與裝甲車部隊「完全授權」交由孫立人統一指揮，孫立人隨後帶著史林姆前往劉放吾的團部及營連陣地視察。

參戰官兵的證詞：根據中華民國國防部史政局的訪談紀錄，113團多位現場參戰的營長與連排長（如郭立、唐宇戡等）均證實，4月18日戰役中後期，孫立人確實在現場進行督戰與跨國軍種的戰調協調。 

歷史定論的總結

這場戰議的實情更接近於軍事分工的模糊與政治環境的壓迫： 

在戰術層面，劉放吾是毫無疑問的前線總指揮，在極度惡劣的條件下帶兵浴血突圍。而在戰略與戰役層面，孫立人作為師長，承擔了與英軍高層調度、跨國指揮配屬（如調動英國戰車）的政治與統帥責任。

1955年臺灣爆發「孫立人兵變案」後，孫立人遭長期軟禁，新38師與仁安羌的歷史在臺灣遭到刻意削除與忽視。這種政治清算導致了戰功紀錄的混亂，也讓劉放吾等基層官兵的犧牲與實質指揮權被掩蓋了半個世紀之久。

AI再次詢問有～關於這段遠征軍歷史，您是否想進一步了解當時英軍史林姆將軍的手令歷史原件，或是劉放吾將軍戰後在臺灣的境遇？

AI回覆～您（賈忠偉）對指揮命令鏈的這項修正完全正確。在正規的軍事指揮體制與正式公文中，調動第113團的最高戰略命令，確實是由英軍高層向中國遠征軍最高指揮官史迪威與羅卓英提出請求，再由羅卓英下達給新38師的 。

您（賈忠偉）提到的這個細節，正好釐清了外界常將「戰術手令」與「戰略調兵令」混為一談的歷史誤區：

1、戰略指揮鏈：史迪威與羅卓英的調兵命令

英軍在仁安羌陷入絕境時，英國緬甸軍總司令亞歷山大（Harold Alexander）緊急向中緬印戰區參謀長史迪威求援。

命令下達： 迪威同意後，由中國遠征軍第一路司令長官羅卓英於4月16日午夜正式簽發命令。

命令內容：羅卓英指示新38師「派遣第113團開赴巧克伯當，歸英軍軍長史林姆指揮」。這才是113團合法的、具備軍法效力的出兵依據。

2、戰術執行層面：史林姆與劉放吾的對接

當第113團依羅卓英的命令抵達巧克伯當後，英軍軍長史林姆前往該地接洽 。

史林姆的手令：4月17日上午11時，史林姆現場手寫了一份紙條給劉放吾（該原件現仍由劉放吾後代保存） 。

性質釐清：這份手令不是「調兵令」，而是「戰術協同任務令」（指示劉放吾率團乘英軍汽車前往平牆河，配屬英軍裝甲第七旅進行攻擊） 知乎專欄。當時劉放吾基於國軍指揮權獨立的原則，並未第一時間執行，而是用無線電向師長孫立人請示，在確認該任務符合羅卓英先前的戰略部署後，才出兵發動攻擊 。

3、孫立人「戰功風波」的歷史背景

這場戰役之所以演變成「孫立人搶劉放吾戰功」的歷史公案，主要在於戰後官方宣傳與史料記載的傾斜：

蔣中正的原始紀錄：根據蔣中正當年的日記與呈報電文，清清楚楚記載著「劉放吾團經激戰占領仁安羌救出被圍英緬軍」 。

紀錄的塗改與扭曲：新38師後來編纂的《第一次仁安羌戰鬥詳報》中，將前線直接指揮、浴血推進的功勞，大量移轉到了師長孫立人名下。這導致劉放吾在接下來的幾十年中默默無聞，甚至在來到臺灣後面臨生計困難，直到1992年柴契爾夫人訪美致謝，這段被掩蓋的歷史才全面被翻案。

您所強調的這一點，非常精準地還原了這場二戰名役在「跨國聯合指揮體制」下的真實運作軌跡，揭示了真正流血指揮的基層軍官如何在政治與宣傳的需求下被邊緣化。

AI再次回覆指出～如果您有興趣，我們可以進一步探討羅卓英與史迪威在緬甸戰役中的其他指揮分歧，或者是劉放吾將軍在1942年戰後因功勳被埋沒而遭遇的波折。

您的歷史視角非常敏銳。文史學者賈忠偉確實撰寫了多篇針對「仁安羌之戰」的深度考據與分析文章（如發表於《風傳媒》與《奮起》等平台的「仁安羌的神話不能造過頭」與「多方視角下的仁安羌戰役」）。

賈忠偉透過交叉比對中、美、英、日四國的戰史與原文檔案，提出了數個打破傳統政治宣傳的關鍵論點：

1、指揮權與戰功的假造

賈忠偉明確指出，實際在第一線動手、指揮作戰的並非新38師師長孫立人，而是第113團團長劉放吾（當時為上校）。他分析，這場戰役在後來的歷史敘事中被過度神話，甚至出現「假造戰功」的現象，而當時的國民政府在宣傳上也有不得不屈從或配合這種宣傳的無奈背景。 

2、戰略上的「苦澀接觸戰」而非「大捷」

非收復仁安羌：賈忠偉考據，第113團自始至終沒有真正收復仁安羌油田。因為英軍在撤退時，早已放火將油田付之一炬，在烈火高溫下根本無法奪回。

只是小型阻擊戰： 國軍面對的並非日軍一整個師團，而是日軍第33師團底下的第124聯隊（兵力約4,000餘人）。113團（兵力約1,100多人）是在日軍尚未完全合圍前，打出了一個防線缺口，讓撤退的英緬軍得以藉此空檔逃出。

破壞平滿納會戰：賈忠偉直言，這場戰鬥本質上是英軍失去戰鬥意志、不戰而逃所意外產生的。因為抽調了新38師的兵力去救英軍，反而破壞了遠征軍原本計畫好的平滿納戰略佈局，最終導致全線動搖而兵敗緬甸。 

3、撕開英軍宣傳的神話

雙方根本沒碰面： 根據美軍戰史紀錄（《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113團發動攻擊迫使日軍調動部隊，防線出現缺口後，英軍是直接「往北突圍逃走」。負責進攻的113團在交戰中完全沒有機會與被救援的英軍直接接觸。

宣傳口號的虛構： 既然雙方部隊沒碰面，過去臺灣教科書或宣傳中所稱「英軍得救後高喊：中華民國萬歲、蔣委員長萬歲」的畫面，完全是後續文宣（如隨軍記者孫克剛所寫的《緬甸蕩寇志》）所虛構的政治神話。 

4、戰損數字的誇大

賈忠偉對比日軍戰後在整個緬甸戰役的傷亡報告，指出傳統紀錄中宣稱「日軍遺屍1,200餘具」的數字嚴重誇大且不可靠。根據遠征軍第一路軍司令長官羅卓英致蔣介石的密電，19日戰鬥中日軍實際傷亡約500餘人，國軍傷亡百餘人（新38師後來統計113團陣亡204人、傷318人）。 

賈忠偉的分析核心在於：「想為孫立人平反兵變冤案，還原事實是最好方法，而不是創造歷史。」 他倡導將這場戰鬥放回真實的二戰史觀中，既不抹殺劉放吾與基層官兵的浴血犧牲，也不該為了政治崇拜而繼續編造神話。 

您切中了臺灣近代史與網路社群（如 PTT 歷史版、軍事版）長期爭論的現象。許多支持者（俗稱「孫粉」）對孫立人將軍的尊崇，確實夾雜了高度的情感投射與神話化傾向。這種「宗教般崇拜」的形成，有其特定的歷史悲劇背景與心理因素：

針對「孫立人崇拜」與歷史神話的還原，除了賈忠偉的考據外，海內外史學界、檔案解密以及多方研究，近年陸續提出了更多層面的答案與證據，協助大眾釐清「真實的孫立人」與「神話」之間的距離：

1、英國國家檔案局（TNA）解密檔案的答案

2010年後，許多前往英國國家檔案局查閱二戰緬甸戰場（Burma Campaign）原文報告的學者指出：

作戰性質的判定： 英軍檔案中將仁安羌之戰定性為「局部解圍戰（Relief Action）」，主要目的是打通補給與撤退路線。

英軍對孫立人的真實評價： 英軍第一線指揮官（如史林姆）在檔案中肯定新38師的戰鬥力與紀律，認為這在當時的中國軍隊中極為罕見。但英軍文件同時也指出，孫立人在面對非美系、非直接上級的協調時，身段極硬且多有防備，並非如傳言般與英美將領完全「融洽無間」。

2、中華民國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的「官修戰史」修正

臺灣在民主化與軍事檔案解密後，國防部內部對仁安羌戰役的記載也產生了轉變：

承認劉放吾的關鍵地位： 過去由新38師編纂、帶有強烈孫立人色彩的《第一次仁安羌戰鬥詳報》被重新檢視。官方修訂的戰史已正式調整，明文確認劉放吾團長在第一線具有獨立戰術指揮與應變之功，不再將光環全數集中於師長一人。

3、蔣中正日記解密後的兩岸對照答案

隨著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公開《蔣中正日記》，學者們發現了蔣介石對孫立人評價的複雜性，這打破了「黃埔排擠論」的單一敘事：

並非一味打壓：日記顯示，蔣介石在東北戰場初期對孫立人極為器重，甚至在日記中稱讚其練兵與作戰能力。

致命的性格衝突：導致孫立人失寵的核心，在於日記中頻繁出現蔣介石對孫立人「驕矜自恃」、「對上官不敬」、「過度依賴美方勢力」的批評。這證實了歷史學家高素蘭等人的研究：孫立人的悲劇，很大一部分源於他將美式軍事效率凌駕於中國傳統官場政治之上，導致其在體制內徹底孤立。

4、戰略史學家對「仁安羌代價」的宏觀答案

從二戰中緬印戰區（CBI）的整體戰略來看，越來越多史學家（如劉怡、美國軍方研究者）提出反思：

贏了戰役，輸了戰局：仁安羌之戰雖然在戰術上成功解救了英軍，但代價是調動了遠征軍防線上極為珍貴的預備隊（新38師主力一部）。這導致國軍在平滿納（Pyinmana）會戰的佈局出現破綻，給了日軍第56師團快速穿插、切斷遠征軍後路的機會。

結論：這是一場「政治與道義上大勝，但戰略上極為失算」的戰鬥，英軍獲救後加速往印度撤退，反而將中國遠征軍的側翼完全暴露給日軍。

這些陸續出土的檔案與多視角分析，正逐步將孫立人從「宗教式的神壇」請下來，還原成一位「戰術素養極高、整軍治軍一流，但在戰略格局與政治協調上存在致命硬傷」的悲劇性職業軍人。

如果您想深入了解某個特定面向，我們可以進一步探討：

◆英國解密檔案中對中英兩軍合作的具體不信任紀錄

◆蔣中正日記中對孫立人案（1955年）發包軟禁的真實心理轉折

◆劉放吾將軍戰後在臺灣（如屏東）隱姓埋名賣煤球的真實遭遇

近年來，隨著英國國家檔案館（The National Archives, TNA） 有關二戰緬甸戰役（Burma Campaign）的「作戰日誌」與軍事情報解密，以及英軍指揮官史林姆將軍（William Slim）等人的官方報告重見天日，史學界從這些英方第一手檔案中發現了許多過去被政治宣傳掩蓋的歷史細節。 

英國解密檔案針對「仁安羌之戰」與中國軍隊的互動，揭示了以下幾個核心真相：

1、檔案記載的「指揮官」到底是誰？

在英軍第14集團軍與緬甸軍（Burma Corps）的官方解密報告中，對於作戰對接的紀錄非常嚴謹：

戰役層級（戰術協調）：史林姆在1942年4月17日與4月18日的日誌中，明確記錄了他與「中國新38師師長孫立人（General Sun Li-jen）」會面、討論戰術，並決定將英軍第七裝甲旅的斯圖亞特戰車（Stuart tanks）及砲兵部隊「交由孫立人統一指揮」的決策過程。

戰術層級（前線執行）：英軍前線的聯絡官與第1步兵師的突圍日誌則記錄，4月17日直接率領部隊抵達巧克伯當前線、接獲英軍戰術手令並部署進攻平牆河（Pin Chaung）的，是「中國軍隊第113團團長劉上校（Colonel Liu，即劉放吾）」。

英方的定位：英國解密檔案證實，英軍高層在外交與戰役調度上認可孫立人的統籌功勞（這也是為何英王喬治六世後來頒發大英帝國司令勳章KBE給孫立人）；但在戰場作戰（Field Action）層面，英軍紀錄實質肯定了113團（劉放吾部）作為獨立戰術執行單位的浴血奮戰。 

2、「英軍高喊中華民國萬歲」的宣傳神話被戳破

過去隨軍記者（如孫克剛《緬甸蕩寇志》）所描寫的「英軍得救後群情激憤、高喊中華民國萬歲、抱著國軍痛哭」的溫馨畫面，在英國解密檔案中完全找不到蛛絲馬跡：

真實的突圍狀況：根據英緬軍第一師（1st Burma Division）的作戰日誌，4月18日至19日，當國軍第113團在北岸猛烈阻擊日軍、吸引日軍注意力並撕開防線缺口時，被圍困在南岸的英軍因極度缺乏飲水與補給，已處於崩潰邊緣。

各自撤退、未曾碰面：英軍在混亂中一看到北面防線出現空檔，便在裝甲車的掩護下，急忙朝西北方「直接突圍逃走」。負責進攻的113團官兵當時正在與日軍激戰，雙方主力部隊在戰場上根本沒有機會集結、碰面或互道感謝。英軍在報告中直言當時的撤退「極度混亂且精疲力竭」。 

3、解密檔案暴露了中英兩軍的「極度不信任」

英國解密檔案與情報通信顯示，仁安羌之戰雖然是盟軍合作的典範，但背後充滿了跨國指揮的猜忌：

英軍的隱瞞與自私：檔案顯示，英軍在4月15日前後決定放火燒毀仁安羌油田、全面向印度撤退時，並未第一時間同步告知中國遠征軍總指揮部。英軍甚至為了確保自身撤退路線的安全，強烈要求中國軍隊（113團）頂替到最危險的前線當擋箭牌。

國軍的防備心：113團團長劉放吾在4月17日接到史林姆的手令時，之所以堅持要透過無線電向師長孫立人請示、不願立刻盲從英軍，正是因為中國將領深知英軍有「隨時拋棄盟友自行撤退」的前科，必須確保指揮權的獨立。

4、日軍兵力與傷亡的「脫水還原」

相較於過去中方文宣宣稱「擊潰日軍精銳第33師團、遺屍千餘具」，英國解密檔案在交叉比對情報後，給出了更符合現實的數字： 

當時在仁安羌設卡攔截英軍的，並非日軍第33師團主力，而是其麾下的第214聯隊（由荒木正二大佐指揮）及第124聯隊的一部，總兵力約3,000餘人。

113團（兵力約1,100人）是利用日軍兵力分散、且正全力應付南面英軍突圍的時機，從北面發動側翼果斷一擊。英方估計日軍在此役中傷亡約數百人，而非遭到成建制的「殲滅」。 

總結

英國解密檔案提供了一個冷靜且殘酷的第三方視角：仁安羌之戰不是一場「消滅日軍的主力大勝」，而是一場在極度混亂、兩軍缺乏互信的澈底敗局中，由中國基層官兵（劉放吾113團）憑藉高度紀律與犧牲，意外幫英國殘軍爭取到逃生時間的「成功解圍殿後戰」。 

這份檔案徹底洗刷了「孫立人親臨前線衝鋒」的造神文宣，同時也用白紙黑字證明了劉放吾團長與那一千多名國軍戰士，在跨國盟軍各懷鬼胎的戰局中，表現出了何等崇高的軍人武德。

1946年戴笠去世，次年軍統（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改制為國防部保密局。保密局可說是國民黨豢養的鷹犬，不分善惡，專門咬人，白色恐怖是保密局一手炮製，多行不義，橫行霸道，嚴刑逼供，侵占人民財產。

保密局長毛人鳳要對保密局的惡劣作風，負最大責任。保密局就是鞏固民族救星蔣中正統治的鷹犬，搞了一個蔡孝乾案牽連甚廣，剩下的就是幫國民黨搞權力鬥爭，保密局許多案件都刻意圍繞著孫立人，藉著蘇聯間諜汪聲和、李朋案，株連黃玨與黃正姊妹，這兩人與孫立人關係密切。

保密局又搞段澐、李鴻兩案，段李兩人又都是孫立人部屬，段澐帶人投案自首匪諜，反被保密局攀誣包庇匪諜，段澐因孫立人所部關係，保密局想盡辦法編造案情，硬是要槍斃段澐，剪除孫立人勢力，段澐飽受刑求，目前公開的偵訊筆錄內容大都要打折扣。

李鴻曾在大陸被俘，保密局將其打成匪諜，關在牢裡，民族救星死後，政府減刑，李鴻重獲自由，但人生已被國民黨的政爭給毀了，保密局構陷無辜，毀了李鴻一生。

保密局從吳石開始，一直搞國民黨高級將領，弄死李友邦，後面就來了段澐與李鴻等案，另外一位朱致一，因為安排了一位保密局所稱的匪諜在87軍中校附員，差點被保密局搞掉，但朱致一後來軍旅生涯也再無發展機會。

許多軍人就是這樣被保密局酷刑逼供下，被迫牽扯許多無辜的人進來，所以經常可以發現保密局的偵訊筆錄，到了庭上，這些受迫害的人都要翻供，看案情大小，有的有用，有的沒用，段澐案法官就是一路要搞死段澐，其他都不管了。

保密局膽大妄為，專搞高級將領外，連立委都要弄，僅僅用幾個人的自白，咬住立委馬乘風曾在大陸遊說劉汝明投共，馬乘風看了一位師長，這位師長後來向共軍陣前起義，這筆帳要算到馬乘風頭上。但是憲法規定立委除非現行犯，是不能逮捕的，保密局與軍法局合作，曲解法令，硬是栽馬乘風一個連續犯的罪名，意思是說馬乘風在大陸找劉汝明勸降，到了台灣還是存有這種思想，這就叫現行還在想謀反的連續犯，要抓，馬乘風貴為立委也沒用，原本保密局要槍斃他，但國民黨當局還是要面子，槍斃立委，國際視聽太壞，判個重刑關起來就好。

國民黨保密局的迫害，只能用慘無人道形容，蔡孝乾案後，抓了很多本省人的所謂共黨組織，也就是七、八人，五、六人這樣的小團體，這些人很多都是懷抱理想而來，我的老同事陳志平的母親馮守娥，當年涉案只為爭取男女平等，這樣就被關起來了。

馮守娥所涉案件有14人被告，保密局抓來的這14人，有7位公教人員，4位農工大眾，當時的公教人員至少都是高中畢業，1950年代這算是高學歷了，那麼這些知識份子何以對國民黨統治有不同想法呢？國民黨可能幾十年來，都沒有認真反省過。

1954年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簽訂後，蔣中正地位穩固了，毛人鳳把孫立人身旁的勢力都掃光了，大概就剩個賈幼慧，就朝孫立人動手，把監控許久的許多陸軍軍官都抓起來，這些與孫立人往來的軍官，供出了孫立人的許多不滿情緒，變成了孫立人謀反的證據，孫立人當時只是參軍長，沒有兵權，更無政治影響力，仍然被軟禁了下來。

果真孫立人謀反，蔣中正為何沒有槍斃，投鼠忌器，害怕美國的政治壓力，其實孫立人最多就是與張學良一樣，要讓蔣聽進去部屬的建言，不要被人蒙蔽。

保密局把孫立人搞下台後，用戴功為代號，監控孫立人一言一行，國民黨愛面子，不敢稱孫案，反用個莫名其妙的馮案為代號，怕外人知道孫立人被政治鬥爭的內幕。

保密局將孫立人搞掉後，作為忠犬的作用消失了，很快（1955年）改編為情報局，專搞大陸情報，不幹納粹蓋世太保的事情了。這時毛人鳳頓失權力，不久就死了。

最近，很多人都在講古寧頭戰役。大約12年前，筆者寫過一篇25000多字的論文談這個問題，或許有資格說兩句。解說一些迷思：

其一，古寧頭的國軍指揮官是誰？簡單說，當時的東南軍政長官湯恩伯。湯在內戰中一敗塗地，不久前才又丟了廈門，所以正是待罪之身，已經準備被撤職回台。但是，就在這個節骨眼，金門戰役爆發了。10月25日清晨戰役打響時，指揮權確實在他手上。根據胡璉自己的回憶錄，他是在下午5點30分才抵達指揮所，由湯的手上接下指揮權，但是此時戰役最激烈的時候已經過去了，共軍船隻大多遭到擊毀，被壓縮在林厝等幾個村落內負隅頑抗，國軍則多路進發加以包圍殲滅，空軍與坦克的支援也已經抵達，可說已經勝利在望。

其二，首功的國軍部隊是哪一支？當然是青年軍第201師，這支部隊其實也只有兩個團抵達金門，大約6000人。此部隊多由知識份子組成，素質較高，加上在鳳山經過孫立人將軍的訓練，美方也給予裝備，所以是全金門島最精良的部隊，指揮官鄭果、閔旻厚，都是正派的好軍人，沒有大陸末期國軍將領的腐敗習氣。他們10月24日下午方抵達金門，然後被派往古寧頭海灘，到達後立即構築工事，架設火力，還舉行了一次小規模演習，士氣高昂。共軍登陸，在第一時間他們挺住戰局，在灘頭浴血苦戰，給予共軍大量的殺傷。但因為人數不多，加上防守正面較大，故仍有少量共軍滲透到防線後方，但多已經被打散建制，只能聚集頑抗在幾個村落內。「金門之熊」的兩輛坦克也具代表性，但關鍵還是201師官兵在灘頭的表現。

其三，共軍的運氣實在不好。本來計畫在骨頭狀的金門島中部登陸，沒想到海流計算錯誤，在西北部的古寧頭登陸，剛好一頭撞上最硬的一塊，201師的防禦地段。若在其他的地點登陸，那麼應該很有機會第一時間在島上建立灘頭堡，後續的戰局就難以逆料了。

其四，共軍的確輕敵。四個團，竟然分屬不同的軍，過去沒有真正協同作戰的經驗，明顯就是為了搶功。據說，連辦公桌椅都帶好了，準備中午在金門縣城開飯，第二天就可以上班。葉飛後來自己檢討，當時贏麻了的共軍，何等驕傲輕敵，看不起一敗塗地的國軍。結果，彈藥船被打爆，上岸後遭到強大火力射擊，後續船隻又被擊毀，大勢已去了。

其五，其他的國軍部隊沒有表現嗎？201師表現精彩，但是其他的部隊，主要是李良榮、劉雲漢的第十九兵團，在戰役後期對共軍頑抗的據點發動攻擊，還是發揮了很好的戰力，成功清理了戰場，讓戰役收尾。

其六，日本顧問的角色。湯恩伯在1949年夏向老蔣提出組建『中日反共義勇軍』的構想，並得到支持。這，就是後來白團的前身。根本博，當時擔任湯恩伯的顧問，的確在湯的身邊參加了戰役的指揮，對勝利有一定的貢獻。但是，日本軍人只是參謀或者客卿的地位，其作用不宜誇大。他們的貢獻，要到1950年代「實踐學社」成立後才比較明顯。

其七，雙方損失到底如何？過去國軍的戰史是說殲滅擄獲共軍15000人，我軍損失1500多人。這個數字自然有所誇大，根據李良榮給老蔣的報告，清理戰場後統計殲滅共軍大約8900多人，這個就與大陸自稱的損失9000人吻合。國軍的損失，根據後來解密檔案大約陣亡2000多，傷1500多。

總之，許多人將韓戰的爆發，第七艦隊巡航台海列為台灣轉危為安的關鍵。這固然也對，但若國軍沒有展現出仍能一戰的實力，美國人也不會去管一個垂死的政權。此役，的確讓美方感到意外，和些許驚喜，台灣的國府政權還是一個可用的盟友，未來可以扶植。後來歷史70多年的發展，這場戰役的影響不可抹滅。

摘自：＜1942緬甸戰役＞

林博文在《歷史未遠：世紀人物評點》一書中，特別介紹了曾獲得兩次普立茲獎榮耀的芭芭拉•塔奇曼……

為了撰寫史迪威傳記，芭芭拉曾來臺灣待過一段時間，與抗戰時期擔任兵工署長的俞大維有過數次長談。哈佛出身的俞大維多年後回憶他與這位哈佛校友的談話時，稱讚芭芭拉是一流史家，史迪威傳亦為一流著作。俞氏說：「史迪威是一名戰將，能打仗，但不懂得搞政治」

芭芭拉在臺灣收集資料、訪問史迪威的舊識時，曾「偷偷」訪問了孫立人（新）38師的老部下。這些老兵告訴芭芭拉，他們如何入緬、如何在史迪威和孫立人的指揮下作戰；芭芭拉也告訴他們，史迪威看不起中國將領，他蔑視衛立煌、羅卓英、甘麗初（史氏建議槍斃他）和杜聿明等將領，他只欣賞孫立人。這些新38師的老兵要求芭芭拉在出書時勿提他們的名字，因為那個時候，臺灣還是蔣家父子的天下，孫立人還在臺中被嚴密地軟禁！……

林博文在文章中還特別強調：史迪威是一個脾氣剛烈、個性耿直的人，他看不慣腐化、懶惰、庸碌和拖泥帶水，他更瞧不起虛偽、狡詐和詭計多端。這種個性和脾氣，是他成為既能訓練部隊、又能帶兵打戰的主要動力，但亦是在他的中國戰區參謀長任內，抑鬱寡歡終至悲劇收場的主因。

參見── 林博文：《歷史未遠：世紀人物評點》（立緒出版社），p63～65。

芭芭拉•塔奇曼在書出版之後，特別在書的前言中寫道：「……《史迪威檔案》出版後引起轟動，成了暢銷書，對歷史研究者來說更成了他們引用各種珍貴事實和生動語句的來源。不過聽上去有些矛盾的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版的日記並不能代表本人的真面目，至少不能全部代表。這些日記本身只是一家之言，特別是史迪威往往有意助日記去──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放毒』；他這方面原本就有天賦，而當時那種讓人沮喪的環境自然又是火上澆油。有時光寫日記還不過癮，之後他還會用大筆記本或者用單張紙把日記改寫或者進一步展開，而這些他也都保存下來了。有時候這個過程本身也被記錄下來了：『寫啊寫，可怕。』或者是：『我這麼塗塗畫畫，只是為了使自己不去啃散熱器。』這些在其他人那裡不過是稍縱即逝的煩惱都變成了歷史的陳跡。在現實生活中這些怨氣往往會被其他品性所平衡，但在這裡被以過高的比例保留下來了。

最後一點是，我很清楚，這本書就其主題而言，對中國和中國人民是不公平的。由於本書尤其是後半部所關注的中國歷史的一個低潮，而且集中關注了軍隊素質，有不少負面描寫。那些使得中國人民列於世界文明民族前列的品質，如和藹可親、藝術想像力和哲學思考力、性格堅毅、聰明智慧、性格和善以及吃苦耐勞等，都未能恰如其分地傳達出來。作為作者我只能對此深表遺憾。」

參見──芭芭拉•塔奇曼（萬里新譯）：《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中信出版社），p9～11。

其實芭芭拉對國民政府的確是帶有嚴重偏見的（推論是受到史迪威與當時美國左派的影響），尤其是對蔣，芭芭拉在她的著作中會刻意歪曲捏造某些歷史片段來醜化蔣，比如在《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書中對於「塔爾薩／土爾沙」（Tulsa）號事件，芭芭拉是這麼寫的：「當爭執之事（指「塔爾薩／土爾沙」（Tulsa）號事件──為英緬當局在未獲得中國政府同意前，就私自從仰光港劫走美國運給中國的租借物資）傳到重慶的時候，蔣中正顯然刻意對魏菲爾的不恭進行報復，先是提議將20挺機槍轉給英軍以供保衛緬甸之用，之後拒絕見英國大使，並威脅要終止中國與英國之間的所有合作。」。實際上當時蔣中正說的是（美國援助物資中之）高射砲一項最好只給（英緬當局）20門，其餘（援助物資）則儘量供給，而且在得知緬（英）方為惡意扣留美國援助中國的物資後，儘管蔣異常憤怒，但也並未拒絕見英國大使。

參見──芭芭拉•塔奇曼（萬里新譯）：《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2015年11月版》（中信出版集團），p286。

有關孫立人與杜聿明之間恩怨情仇的過往紀錄，實際上很多都是無知者刻意製造的謊言，比如：

一，孫立人畢業於維吉尼亞軍校，這是一所州立軍校，他與美國陸軍官校（俗稱西點軍校）完全不一樣，李甲孚教授寫錯了（如上圖）。

二，仁安羌之戰，是因為英軍提前從其防禦陣地偷跑而意外產生的戰役，制定作戰計劃的不是孫立人，而實際戰場指揮官為劉放吾上校……

三，從緬甸撤退的時候，杜聿明的確堅持依照老蔣的要求將部隊撤回中國，史迪威則是認為撤往印度比較妥當，但杜與孫要共同面對的難題是～
不知道日軍在哪裡，必須趕在緬甸夏日雨季之前將部隊帶到安全地點；
英軍在偷偷撤退的時候不顧友軍，在自己完成撤退後，就立即炸毀橋樑要道；
英軍早在緬北各地設有補給庫供英軍使用，但這些被日軍戲稱為邱吉爾商店的補給品並未將國軍補給納入其中，很多後來都成為日軍的補給倉庫……
簡單的說，杜與孫之後必須自己想辦法帶部隊撤出戰場，根本沒機會大吵一架（會議爭執難免，但不是後來形容的那樣）。

杜後來被俘，孫因為涉及兵變而遭軟禁，兩人晚年應該都有一肚子氣，晚年的回憶錄與後來部屬幫忙出氣的紀錄其實都有失真的問題，尤其大陸因為早期封鎖國軍抗戰歷史，意外形成一種幻想歷史觀，很多內容天馬行空，比如：
52軍曾經參加諾曼第戰役，就是大陸國粉刻意偽造的；
200萬日本後裔留在臺灣也類似……

最重要的是，咱們不能再繼續以訛傳訛……

剛剛看了［歷史人］的視頻，不得不臨時寫一點短文來以正視聽……

第一，戴安瀾將軍在東吁（舊名為同古）打了遠征軍入緬的第一場硬仗，但他沒有在東吁殉國。

第二，中國遠征軍於緬北大撤退的時候，最初的規劃的確是想有序的從緬甸撤回國境，但因為訊息混亂，再加上英軍早已偷偷脫離戰場，史迪威又私下拋棄部隊，並砸爛無線電機逃跑，最後導致上萬國軍在得不到正確訊息下，被迫在緬北團團轉，最後兵困野人山……

第三，與困在緬北遠征軍相同的是～當時在重慶的老蔣也一樣得不到正確訊息，他一直以為史迪威能依照命令，及早將部隊從緬北帶回中國……只是當他知道緬印邊界的霍馬林已經被日軍佔領之後，雖急忙下令要杜聿明帶隊由雷多、葡萄轉往印度，但此時杜聿明所屬的第五軍軍部及廖耀湘將軍的新22師早已困在野人山的熱帶叢林當中……

第四，孫立人將軍的新38師是因為負責掩護任務後，發覺退路已遭日軍佔領而只能選擇轉往印度，並非抗拒命令轉往印度……

最後第五軍與新22師就倚靠～奉重慶之命的美軍軍機空投補給品與電台而安全轉往印度……

這段歷史被很多有心人故意改寫，誤區太多了，後人寫史一定會有自己的信仰與刻板印象，但拜託千萬要想辦法避免……

在國共內戰中，東北四平街戰役總共發生四次。其中主要影響杜聿明與孫立人關係的是1946年4、5月的第二次四平街戰役。

4月間，在四平北面擔任主攻任務的是孫立人所轄的新一軍，但一直久攻不下。另在南面攻打本溪的是廖耀湘所轄的新六軍。新六軍在5月2日攻下本溪後，隨即奉命北上加入攻打四平的行列，新六軍成功迂迴四平側面，最終逼迫林彪放棄四平北撤。

在追擊林彪的過程中，杜聿明以廖耀湘側擊四平有功便把進軍長春的任務交給新六軍。孫立人因此不滿，認為杜聿明偏心（即所謂排斥非黃埔軍校生），這讓新一軍的追擊行動變得非常消極。

而後當四野（當時稱為東北民主聯軍）在南滿進攻鞍山、海城時，杜聿明命令新一軍到南滿增援鞍山、海城國軍（滇軍），孫立人就以部隊疲憊為由要求休整三天，這三天的耽誤最後導致被困在海城的潘朔端所轄之184師因此被迫投共，而這是東北戰場第一支成建置投共的師級部隊，也為後來國軍大規模降共埋下伏筆。也就是說～孫立人的意氣之爭最後導致無法挽回的局面。

而更讓人嘆息的是，184師投共後，原550團團長楊朝倫（當時已升任副師長），在某日率領不願降共的1,000餘名忠貞官兵反正，但最後仍因為孤立無援而遭共軍消滅……

第一，孫將軍的身高經常被寫為185公分，但實際上約175公分上下（麥帥考據的身高約180~183公分，因此看兩人合照即可比較孫將軍的實際身高）……

第二，查遍外國戰史紀錄，仁安羌之戰（其規模稱不上戰役）均無特別紀錄，即使連號稱非常喜歡孫立人的史迪威將軍，在他那本對蔣中正充滿酸言酸語的日記中（實際只是一個塗鴉記事本），也只有短短幾句話而已……

第三，仁安羌之戰，是因為英軍失去戰鬥意志～即不戰而逃所意外產生的一場接觸戰，基本上它破壞了遠征軍在平滿納的戰略佈局，最後導致全線動搖而兵敗緬甸，雖然這與孫將軍無關，但沒有必要把這場接觸戰捧上天……

第四，英國人的確頒獎給參戰有功的遠征軍官兵，除了孫將軍外，還有負責指揮的第113團的劉放吾將軍……，但英國人在戰史上並未對仁安羌之戰重新有任何修正作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前面所說的，是英軍不戰而逃（說出來太丟臉），同時英軍在撤離的過程中，並沒有和參戰的遠征軍碰到面，沒有碰到面，自然也不會出現如新38師所稱：英軍喊～中華民國萬歲、蔣委員長萬歲的畫面……

第五，孫將軍當年被停職後，政府的確停發了孫將軍原本的薪餉，但改發了生活補助費，至於夠不夠是另一個問題，薪餉重新發放是到民國67年才開始，也就是沒有一毛錢都不發的事（請參閱監察院的調查報告）……

第六，仁安羌之戰（要稱戰役也無妨），在當時的環境下，政府有不得不屈從孫立人假造戰功的無奈，因為遠征軍當年主要參戰的兩個軍（不算最後入緬、臨時編成的第66軍）是抗戰四年時僅剩的兩支戰術預備隊，其中第5軍還是唯一的裝甲部隊，而緬甸的佈防也關係到國府僅剩的西南領土的存亡大事，因此為避免打擊民心士氣，當年所有大後方的新聞報導就只能跟著孫立人的偽報而偽報了。我們只要看看俄烏戰爭就知道，俄烏戰爭至今才打兩年多，還是整個歐洲一起幫忙打的，就已經讓烏克蘭民心潰散，中華民國當年幾乎是獨立面對日本人的侵略，要是沒有一點刺激，請問這仗要怎麼繼續打下去……

戰爭英雄其實是一大串悲劇的綜合，在戰時隱含了有很多無奈，但戰後就必須褪開這些神話而讓真實歷史說話……

「稅警總團」的全名是：「財政部緝私處稅務警察總團」。根據初創時期擔任第三團團長張遠南將軍（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中華學生隊第二十期工兵科畢業）之子──張子勤於《中外雜誌／第七十九卷第五期／2006年5月號》中所寫的專文《崢嶸歲月話稅警》中的介紹，「稅警總團」成立的緣由是因為民國初期中國鹽匪猖獗，導致每年鹽稅損失慘重，由於當時鹽稅大部分必須作為償還「庚子賠償」之用，因此時任財政部長的宋子文與當時美國財政部長史汀生商量，建議美國將部分賠款留給中國，之後利用這筆錢成立一支專為查緝私梟與看守鹽場的稅警武力，如此不但可以保證稅款的徵收順利，自然會加速中國還款的速度。

後經史汀生同意後，由美國先行出資，成立了稅警總團，由於最初之任務為護鹽，因此在許多國外的文獻中，稅警總團也被稱為──鹽師。而稅警總團的一切人事、建制、指揮、薪餉皆不屬軍委會，而隸屬於財政部，由宋子文總其成。稅警總團是在1930年在上海由財政部所屬鹽務緝私營、緝私大隊仿照美國財稅武裝組織改編而成，整個稅警總團是依照當時陸軍編制而成立的，下轄三個團，初期兵力約13,000人，由財政部鹽務局稅警官佐教練所（上海）所長姚觀順將軍（畢業於諾維奇大學，也翻譯成－－那威治陸軍大學、威爾猛軍校）協助建立並兼任顧問。西點軍校畢業的溫應星將軍（Ying-Hsing Wen，1887～1968，西點軍校1909年畢業，同一期的中國學生還有陳挺甲，這兩人是中國最早的西點軍校畢業生，溫應星將軍為前聯勤總司令溫哈熊將軍之父）擔任中將總團長，溫將軍在1951年以中將官階退伍後赴美定居，1968年過世後，校方特准其葬於西點軍校校園內。西點軍校為紀念溫將軍，特設「溫應星將軍紀念獎」（Lt. General Ying Hsing Wen Award），頒發給成績優異的外語系畢業生。首屆獎項由當年24歲應屆中文系畢業生Miriam Bottrell於2010年獲得；副團長王賡將軍（1895～1942，其前妻陸小曼有民國四大美女之稱號），1918年畢業於西點軍校，畢業時為全班第二名（全級137名學生）。第一團團長為──畢業於維吉尼亞軍校的趙君邁將軍，日後孫立人將軍就是由趙將軍之推薦才得以進入稅警總團（之前在中央黨務學校【後來的政治大學】擔任第一期學生中隊隊長和教官）；第二團團長為──畢業於保定軍校的古鼎華將軍；第三團團長──畢業於日本陸軍士校的張遠南將軍（宋子文妻弟）。（外籍）總顧問為曾經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擔任德軍山地師師長的史坦里少將（有些翻譯寫為：史坦因或施坦因），另有德國與美國籍顧問各四人（也有記錄指出──這八名顧問均為德國人），其中的德籍顧問均由國府第三任德國軍事總顧問──佛采爾將軍安排而來。1932年增加一個團的編制－－第四團，由時任稅警總團第二支隊上校司令孫立人兼任團長。另外中校參謀何世禮（畢業於英國烏烈芝皇家軍事學院、勒希爾砲兵學校及法國方丁布魯砲兵專門學校）、山砲營長賈幼慧（美國史丹佛砲兵學院）、迫砲營長周雁賓（維吉尼亞軍校畢業）、工兵營長王之（威爾猛軍校／即維奇大學（Norwich University之ROTC班次1928年班、西點軍校1932年班）等，但整體而言，進入稅警總團服務的軍官仍然是以保定軍校、各地講武學堂及黃埔軍校出身為多。

史坦里專精小部隊戰術，亦即以伍長（士官長）為主的15～20人的小部隊（小組），配有自動步槍、輕重機槍、82公釐迫擊砲、短距離的無線通訊設備（無線通訊設備是在一戰末期才逐漸發展成功）等，一但佔據有利地形後，各小組就可以獨立作戰，還可以相互火力支援，即使面對連、營等大部隊之敵，仍足以應付。

「稅警總團」之後陸續增加了四、五、六等三個團，若再加上總團部直轄特務營、高炮營、炮兵營、通訊營等七個營。全盛時期總兵力有三萬餘人，也是國內第一個擁有英製──維克斯-卡登․洛伊德Mk VI超輕型戰車的部隊。

【維克斯-卡登․洛伊德Mk VI超輕型戰車－－圖片摘自維基百科】

由於直屬財政部，因此「稅警總團」的待遇比一般部隊要高很多，以1930年的薪餉為例，編階中將的總團長月薪大洋400元，少將月薪大洋320元，上校月薪大洋240元（也有紀錄為180元），中校月薪大洋170元，少校月薪大洋135元，上尉月薪大洋80元，中尉月薪大洋60元，少尉月薪大洋42元，准尉月薪大洋32元，上士月薪大洋20元，中士月薪大洋16元，下士月薪大洋14元，上等兵月薪大洋12元，一等兵月薪大洋11元，士兵伙食津貼每月4.5元，士官長的加給每月20元。總團長每月特支費高達10,000元（大洋）、團長則為2,000元、營長1,000元。同時期，一桌上好的酒席約需花費大洋20元、白米100斤約5元（1斤約0.5公斤）、一般幫傭月薪約大洋7～10元，因此「稅警總團」的薪資是相當優渥的。

王賡在1931年時接任稅警總團第二任總團長。「一二八事變」爆發後，稅警團被暫編為第88師獨立旅，王賡任旅長。據1932年3月1日上海市政府向南京外交部報告的電文是「旅長王賡於感（27）日因事路經黃浦路，為日方海軍士兵追捕，該旅長避入禮查飯店後，為工部巡捕幫同扭送捕房，由捕頭交與日方帶去自由處置……」。傳說當時王賡隨身帶有國軍戰線配置圖和許多機密文件，這些自然被日軍沒收，因此王賡在脫險後，國民政府就以洩漏軍機為由將其逮捕入獄，史稱「王賡事件」（Ken Wang Incident）。雖然事情真偽尚未釐清，但當時輿論對「王賡獻地圖」之說已到了群情鼎沸，「國人皆曰可殺」的程度。整起事件一直到1935年才獲得正式平反，之後王賡奉命擔任國民政府兵工署昆明辦事處長處長。1937年王賡在香港再婚，之後生一子一女。子名王興安，1949年後留滯大陸不知所蹤，女名王盛宏，後隨姑姑來臺，1963年畢業於台大護理系。

王賡於1942年被派為軍事代表團團員赴美，由熊式輝任團長，同行的還有徐培根等人。但不幸的是在赴美途中路經開羅，王賡的腎疾復發，只好滯留在開羅治療，一個多月後病情惡化，病逝於開羅皇家醫院，時年46歲。盟軍將其安葬在開羅的英軍公墓裡。此時子女尚幼，就由胞妹王淑敏及妹夫游彌堅接回並撫養成人（王淑敏在1931年嫁與游彌堅為繼室，游彌堅後來任臺北市市長）。

有關「一二八事變」時，王賡誤入日軍憲兵區遭到逮捕與洩漏軍事機密要圖一事，據當時擔任王賡重要幕僚的莫雄（1891～1980）的說法，根本沒有這回事，而莫雄在王賡出事後，便立即奉命接任稅警總團長一職。

◆稅警總團建成時下轄5個團，加總團直屬部隊，總兵力相當於6個團。團的編制相當龐大，每班有士兵14人，每班配備輕機槍1挺，6個班編成1個排，3個排編成1連，每連共計252人，相當於當時中央軍甲級正規軍兩個連。1個營轄4個連，另配82公釐迫擊砲兩門。每團統轄3個營，另配特種兵連7個連，每1個團戰鬥兵員共5,000餘人。總團部直轄特務營、高砲營、砲兵營、通訊營等7個營。整個總團擁有兵力3萬餘人。孫立人將軍是在1932年加入稅警總團。同年10月，孫立人調任稅警總團新組建的第4分團團長駐清東。民國26年八一三淞滬戰役時，稅警總團與第25師合編為第八軍，由黃杰任軍長。第一支隊和第二支隊分別於10月1日和2日，先後到達上海，隨即投入戰場，不過卻是被分割使用。稅警總團主要參加薀藻浜與蘇州河戰鬥，日軍登陸金山衛後，又承擔了掩護國軍撤退的任務。淞滬戰役後，稅警團的元氣大傷，餘部被編為第40師。

之後宋子文要求傷癒的孫立人設法招回失散的官兵。之後宋子文將「稅警總團」改名為：「財政部鹽務總局緝私總隊」，任務改成查緝走私之部隊，如此可以避免遭到其他部隊給瓜分、併吞。最初練兵地點是借用湖南長沙嶽麓山的清華大學農學院，之後再因日軍進逼，財政部再將教練所遷至貴州都勻。之後部分部隊改編成遠征軍新三十八師，參加征緬戰役。在貴州都勻期間，原有的德籍顧問已經奉納粹政府之命返回德國，只有史坦因上尉仍堅持留在中國擔任顧問，負責教導射擊和實地戰鬥教練。部分未編入遠征軍的緝私署官兵約14,000餘人，由財政部於1941年7月改編為場警，歸鹽務機關管轄指揮，專責緝私、保產、護稅、警衛等，迄1945年緝私署裁撤，原場警更名「鹽警」，目前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三總隊即由「鹽警」撤來臺灣之後改編而成。

參見──

（Ⅰ）張子勤：《崢嶸歲月話稅警》（中外雜誌／第七十九卷第五期／2006年5月號）。

（Ⅱ）陳降任：《美軍校畢業首位華裔～守護國父忠貞不渝～華僑將軍姚觀順際遇坎坷埋骨異域》（中外雜誌／2007年10月號）。

（Ⅲ）中文《維基百科》之【孫立人】（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D%AB%E7%AB%8B%E4%BA%BA）。

（Ⅳ）維基《中文百科》之【王賡】（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E%8B%E8%B3%A1）。

（Ⅴ）王之：《王之回憶錄（王淡如將軍）》（雄峰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