勝多輸少,卻越打越輸:中國戰場上日軍戰術勝利與戰略被動的弔詭 | Friedrich Wang

談抗日戰爭中的中國戰場,常常有兩種很容易滑向極端的講法。一種講法是,日軍戰無不勝,國軍一路潰敗,整個中國只是靠空間換時間,幾乎毫無還手之力。另一種講法則反過來,把中國戰場寫成日軍屢戰屢敗、節節失利,彷彿從頭到尾都是中國方面穩穩掌控節奏。

這兩種說法,都不夠準確。如果要比較冷靜地概括整個中國戰場的特質,我反而會用一句看起來有些矛盾、其實很傳神的話來形容:
日軍在中國往往勝多輸少,但卻越打越輸。

這句話的意思,不是說日軍沒有打勝仗,也不是說中國軍隊在每一場會戰中都能占上風。恰恰相反,若從多數戰役與戰鬥的技術層面來看,日軍通常確實仍然占優。它有更成熟的基層軍官體系,更穩定的火力運用,更高的部隊機動性,更整齊的戰術訓練,也更強的局部突破能力。就連岡村寧次在回憶錄中真正承認日軍在中國吃過的幾次敗仗,也不多,無非是第三次長沙、上高、河套、滇西等幾場。從日本軍人的自我感覺來看,他們在中國戰場確實長期認為自己是「勝多輸少」。

這種說法,如果放在戰役與戰鬥層次,不算錯。
問題在於,戰役打贏,不等於戰略主動;局部獲勝,也不等於整場戰爭正在朝自己想要的方向前進。

而中國戰場最弔詭、也最值得玩味的地方,恰恰就在這裡:日軍經常能夠在會戰中取勝,能攻城、能突破、能迫使中國軍隊後撤,甚至能在很多情況下保全自己的主力、有秩序地收兵;可是如果把眼光往上拉,從整個戰爭的根本目標來看,它卻愈打愈陷、愈打愈散、愈打愈被動,最後把自己拖進一場沒有終點、沒有收束能力、也沒有戰略出口的巨大泥沼。這一點,恐怕才是理解中國戰場最重要的鑰匙。

一、日軍到底有沒有在中國「打贏」?

先把最基本的一層說清楚。如果有人問:日軍在中國戰場上到底有沒有打贏很多仗?答案是:有。而且不是一點點,是相當多。從淞滬會戰、南京、徐州、武漢,到之後一連串掃蕩、進攻、會戰與治安作戰,日軍在多數正規戰役裡都展現出相當強的局部優勢。它常能用較少兵力達成突破,能在關鍵地段撕開中國軍陣線,能依靠火力、訓練與戰術協同,在野戰中給國軍造成重大傷亡。哪怕沒有完全達成預定目標,日軍通常也較能控制撤退節奏,不至於像歐洲東線那樣一場失利就主力崩盤。

所以,如果只從「這場仗誰占了城」「誰最後控制了戰場」「誰傷亡更低」「誰撤退得比較有秩序」這些標準看,日本軍人認為自己在中國「勝多輸少」,當然有其依據。

但問題就在於,戰爭不是單純用「我又打贏一場」就能下結論。
因為戰爭有兩個不同層次:一個是戰役層次,也就是你這場仗有沒有贏;另一個則是戰略層次,也就是這場仗贏了之後,你是不是更接近自己真正想要的結果。中國戰場最複雜的地方,就是日軍在前者常常成立,在後者卻越來越失效。

二、日本真正想要的是什麼?

要理解日軍為什麼會出現「戰術常勝、戰略卻越來越輸」的局面,首先要回到一個根本問題:日本對中國作戰,真正的戰略目標到底是什麼?至少有三項非常清楚:

第一,逼蔣介石與重慶國府投降。
第二,殲滅中國中央軍主力,讓中國失去持續抵抗的能力。
第三,把中國戰場從全面戰爭收束成可管理的占領秩序,讓日本能逐步穩定其在華控制。

如果這三件事做不到,那麼即使你攻下再多城市、贏了再多場會戰,戰爭也未必算贏。因為你真正要解決的,不只是某一支部隊,而是一個國家與一整片大陸的戰爭意志、政治中樞與持續動員能力。

而中國的厲害之處,恰恰就在於:
它未必每場仗都能打贏,但它始終沒讓日本得到自己最想要的那種勝利。

你來打,我可以退;
你攻大城,我可以讓出大城;
你要決戰,我可以把主力往後拉;
你要速戰速決,我偏偏把戰爭拖長;
你想靠戰役勝利逼出政治投降,我就用空間、人口、縱深與時間把你的勝利一點點耗散掉。

所以從中國這邊看,抗戰中很多會戰未必漂亮,撤退也常常狼狽,傷亡更是慘重;但從更高層次來看,它卻成功做到了最重要的一件事:讓日本始終無法把戰役勝利轉化成戰略終局。

三、戰術上主動,戰略上被動:中國戰場的真正弔詭

這就是中國戰場最值得注意的地方:
日軍是戰術上的進攻者,卻越來越變成戰略上的應變者。
表面上看,日軍一直在進攻,一直在掃蕩,一直在發動會戰,一直在掌握作戰主動。可實際上,這些行動裡相當一部分,恰恰是被中國的持久抵抗、游擊壓力、交通線脆弱與主力保存所逼出來的。

換句話說,日本不是完全照自己的節奏在打,而是慢慢被中國拖進一種「不得不一直打、卻又打不乾淨」的狀態。
這是非常可怕的。

因為對中國而言,犬牙交錯、敵後游擊、地方武裝、中央軍主力後撤、空間換時間,本來就是比較有利的生存方式。中國夠大,人口夠多,政權夠分散,地理縱深也夠深。只要中央不倒、主力不滅、外援不斷,這場戰爭就可以一直拖下去。

但對日本來說,這卻是最糟糕的狀態。
它占了很多地方,卻沒有真正占穩。
它打贏很多仗,卻沒有打出結束戰爭的結果。
它控制了大城市和鐵路幹線,卻在廣大農村、山區與交通節點之外到處漏風。 它不得不到處駐軍,到處掃蕩,到處修補交通線,到處維持治安,最後把自己的兵力、後勤與財政一點一點耗死。

這就形成一個看似矛盾、其實非常典型的局面:
你每次都在贏局部,卻在整體上越來越出不來。
所以我常說,中國戰場最麻煩的,不是日本「打不贏」,而是日本打不乾淨。 這四個字,比任何戰報都重要。

四、武漢之後,日本其實已經該看懂問題了

1938 年武漢會戰後,日軍理論上應該已經非常清楚自己的困境。
武漢失守,廣州也失守,從地圖上看,日本似乎已把中國打得相當慘。可實際上,重慶國府並未投降,中央軍主力仍然存在,中共游擊武力也開始活躍,敵後交通線壓力與地方抵抗不斷擴散。也就是說,日本雖然攻下了戰略大點,卻並沒有真正壓垮中國。

如果這時日本大本營有更高一層的戰略眼光,它應該立刻意識到:中國戰場不能再只是「打一場大會戰、佔一個大城市」的重複遊戲,而必須進入另一階段——重新整理戰場、打通交通線、壓縮中國的機動空間,並以數年時間對既占區域進行更有效率的整合與清剿。

換句話說,日本真正該做的,不是繼續幻想一擊滅國,而是設法把中國戰場整理成一個對自己比較可控的結構。
可惜,它沒有做到。

五、長沙與桂南:方向隱約對了,執行卻爛尾

1939年日軍發動了兩場相當關鍵的作戰:第一次長沙會戰與桂南會戰。若從戰略方向上看,日本其實不是完全摸錯。湖南與桂南,本來就關係到華中、華南與西南之間的連接,也關係到中國戰場日後能否被切割、壓縮與重新編排。

問題是,這兩場作戰最後都沒有形成真正可延續的戰略成果。第一次長沙會戰沒有真正壓住湖南樞紐,也沒把長江中游與華南交通線真正打通。桂南會戰雖然奪取了南寧等地,但後續推進與整合不夠,最終仍然沒把華南、越南方向與中國內地真正縫合成一條穩定的戰略動脈。

這就反映出日本大本營一個極大的毛病:
戰役上常常有局部靈感,戰略上卻缺乏持續到底的收束能力。
它知道某些地方重要,卻不願意為此真正集中主力、長期經營;

它能打一場漂亮攻勢,卻常常打完就散;
它會撕開口子,卻很少真正把口子變成一個穩定的新結構。
所以中國戰場就一直維持在那種半控制、半失控的狀態裡。對日本來說,這正是最要命的。

六、為什麼中國能把日本拖死?

因為中國真正高明的地方,不在於每場都能打贏日本,而在於它知道怎麼讓日本的勝利失效。這裡面有幾個因素:

第一,是主力保存。國軍雖然在會戰中常常受挫,但始終沒有讓自己的主力被日本一次性徹底殲滅。這一點極其重要。因為只要中央軍還在,重慶政府就還在,整個中國抗戰的政治核心就沒有垮。

第二,是縱深空間。中國實在太大了。日本可以佔武漢、佔廣州、佔長沙、佔南寧,但只要重慶不倒,只要西南通道還在,戰爭就不會結束。這種空間,對中國是苦撐的資本,對日本則是無窮無盡的負擔。

第三,是游擊與地方抗力。華北的中共游擊隊、各地的地方武裝、敵後騷擾與交通破壞,使得日本永遠不能只打前線,還得顧後方。這種「你佔了城,但城外不一定是你的」的狀態,讓日本占領區的成本持續上升。

第四,是國際時間。中國撐得夠久,就會等到國際局勢變化。等到歐洲大戰爆發、等到美國逐步制裁日本、等到中國成為同盟國重要一員,日本原本想靠速戰速決取得的政治成果,就慢慢失去了。

所以中國在戰役上常常輸,戰略上卻越來越占便宜。而日本在戰役上常常贏,戰略上卻越來越沒有出口。這就是整個中國戰場最耐人尋味的地方。

七、1944年的「一號作戰」,恰恰證明日本早就想通,只是想得太晚

很多人忽略了一點:日本到1944年春夏才真正大規模推動打通中國南北大陸交通線的一號作戰,這本身其實就是一種遲來的承認。 也就是說,日本不是不知道這條交通線重要,而是太晚才真正去做。

問題是,到1944年時,整個局面早已變了。中國已是同盟國重要一員;美國在太平洋與中國戰場的援助正在到位;日本自己的海空軍已經在太平洋接近毀滅;南方海上交通線也越來越脆弱。這時再來補做1939年就該做的事,就像一個病人拖到全身感染後才決定開刀,已經救不回來了。所以一號作戰不是證明日本突然有了戰略眼光,恰恰相反,它反而證明:日本其實知道該做什麼,只是知道得太晚,也做得太晚。

八、結語:戰術常勝,掩蓋不了戰略迷路

所以,如果要替中國戰場上的日軍下一個比較冷靜的歷史評價,我會這樣說: 日軍在中國戰場上確實往往能在戰役與戰鬥層次占優,這點不必否認;但它始終沒能把這些局部勝利轉化成逼降國府、殲滅主力、穩定占領秩序的戰略終局。結果便形成了一個極為弔詭的局面:戰術上常勝,戰略上卻越來越被動;攻城略地不斷,卻始終走不出一場打不乾淨、也收不回來的大陸戰爭。

從這個角度看,中國戰場真正的歷史意義,不只是在於中國軍隊有沒有在哪一場會戰中打贏日本,而更在於中國成功地把日本拖進了一個勝利不斷失效的結構裡。這才是蔣介石、重慶國府與整個中國抗戰最核心的成就之一。

再說得更簡單一點:
中國戰場最弔詭之處在於:日軍贏得了戰鬥,卻始終贏不到自己真正想要的戰爭;國軍雖然常常在戰役中敗退,卻成功地把日本拖進一場永遠差最後一步的戰略泥沼。

這種「勝多輸少,卻越打越輸」的歷史現象,不只是中國戰場的特色,也是研究近代戰爭時最值得反覆思考的一課:
一場戰爭,從來不是誰贏了比較多場仗就算贏;真正的問題永遠是,你有沒有越打越接近自己的戰略目的。
而在這一點上,日本在中國,最後其實是輸得很徹底的。

戰爭目標的迷霧:美國在伊朗戰爭中的戰略矛盾 | Friedrich Wang

最近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的軍事行動,使中東局勢再次成為全球政治的焦點。然而如果仔細觀察這場戰爭的發展,就會發現其中存在一個相當明顯的矛盾:美國對外呈現的戰爭目標似乎並不一致。
簡單說,目前至少存在兩種不同的戰略說法。

第一種說法來自政治層面。美國總統川普公開表示,未來伊朗的國家領導人必須經過美國與以色列的同意。這句話的含義其實並不複雜:如果直白地翻譯,就是希望改變伊朗目前的政治體制。換句話說,這是一種典型的「政權更替」(regime change)戰略。

但另一方面,美國軍方與五角大廈的說法卻明顯不同。軍方對外反覆強調,這場戰爭的目標是削弱伊朗的軍事能力,尤其是三個方面:第一,終止伊朗的濃縮鈾與核武能力;第二,摧毀伊朗的彈道飛彈與無人機基地;第三,削弱伊朗在中東地區的軍事投射能力。

這兩種戰爭目標之間,其實存在根本性的差異。
如果戰爭目標是「政權更替」,那麼戰略就必然會走向全面政治戰爭。這意味著不僅僅是軍事打擊,還包括支持反對派、影響伊朗內部政治,甚至在某些情況下可能需要地面部隊介入。
但如果戰爭目標只是「削弱軍事能力」,那麼這場戰爭就可以保持在有限規模,例如空襲、導彈打擊與海上封鎖。這種模式更接近所謂的「有限戰爭」。

問題就在於:這兩種戰略很難同時存在。

一、克勞塞維茨的戰略原則

在戰略研究中,有一個幾乎被所有軍事理論家引用的原則,來自19世紀的普魯士軍事思想家克勞塞維茨。
他在《戰爭論》中提出一句著名命題:
「戰爭是政治的延續。」
這句話經常被簡化理解,但它真正的意思是:軍事行動必須服務於明確的政治目標。如果政治目標不清楚,或者不同政治力量提出互相矛盾的目標,軍事行動就會失去清晰方向。

這在戰場上會產生非常實際的影響。
例如軍隊在制定作戰計畫時,必須知道最優先的目標是什麼:是摧毀敵軍的軍事力量?還是佔領領土?還是迫使敵方政權崩潰?
如果這些問題沒有清晰答案,戰術行動的優先順序就會混亂。部隊可能同時執行多個互相矛盾的任務,導致整體效率下降。

從這個角度來看,美國目前在伊朗戰爭中的矛盾,其實正是一種典型的「戰爭目標模糊」。
政治領導層與軍方之間,似乎對戰爭最終要達到的政治效果,並沒有完全一致的理解。

二、歷史上的戰略錯位:越戰、伊拉克與阿富汗

如果回顧美國近代戰爭史,這種戰略矛盾其實並不罕見。
越戰就是一個典型案例。當時美國政治領導層的目標是阻止共產主義在東南亞擴張,但又不願意全面動員戰爭資源。結果形成了一種長期消耗戰:軍事力量強大,但戰略方向始終不清晰。
在戰術層面,美軍取得過許多勝利,但在戰略層面卻難以改變整體局勢。這種政治與軍事目標之間的落差,最終導致美國撤出越南。

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也有類似問題。美軍在軍事上迅速擊敗薩達姆政權,但在戰後秩序的規劃上缺乏清晰戰略。原本的戰爭目標是消除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威脅,但後來逐漸轉變為建立一個新的政治體制。
這種戰略目標的變化,使得美國在伊拉克陷入長期的不穩定局勢。

阿富汗戰爭則更為典型。最初的戰爭目標是摧毀基地組織,但隨著時間推移,戰爭逐漸演變為國家重建與民主化工程。這樣的目標遠遠超出軍事力量所能達成的範圍,最終變成長達二十年的消耗戰。

這些歷史案例說明一個基本事實:軍事力量再強,如果戰略目標模糊或不斷變化,也很難達成真正的政治成果。

三、伊朗戰爭的三種可能結局

如果從戰略角度推演,目前的伊朗戰爭大致存在三種可能走向。
第一種可能:有限戰爭。
這也是目前最符合軍方說法的情境。美國透過空襲與精準打擊削弱伊朗的核設施與飛彈能力,同時限制其在中東的軍事影響力。戰爭規模保持在有限範圍,最終透過某種外交安排結束衝突。
這種模式比較接近1980年代的「油輪戰爭」,當時美國透過有限軍事行動維持海上秩序,但並沒有試圖推翻伊朗政權。

第二種可能:政權崩潰。
如果戰爭對伊朗政權造成巨大壓力,加上內部政治矛盾擴大,伊朗政府可能出現動盪甚至崩潰。但這種情況並不完全可控,新的政治力量未必會比舊政權更穩定。
中東歷史已經多次證明,政權崩潰往往帶來長期的不確定性。

第三種可能:長期消耗戰。
如果戰爭目標不清晰,而伊朗又持續進行不對稱反擊,例如透過代理人武裝或導彈襲擊,美國與盟友可能被拖入一場長期的地區衝突。
這種情況在戰略上最為危險,因為戰爭成本會逐漸增加,而政治目標卻未必能夠達成。

四、戰略清晰的重要性

從戰略角度來看,任何一場戰爭最重要的問題其實只有一個:最終希望達成什麼樣的政治結果。
如果這個問題沒有清晰答案,那麼軍事行動就會失去方向。歷史上許多戰爭的失敗,往往不是因為軍隊不夠強,而是因為戰略目標過於模糊。

對於伊朗戰爭而言,真正值得觀察的問題或許並不是某一次空襲是否成功,而是華盛頓究竟希望建立什麼樣的中東秩序。
如果美國只是希望限制伊朗的核能力,那麼有限戰爭或許就足夠。但如果政治目標逐漸滑向政權更替,那麼整個戰略格局就會變得完全不同。

歷史一再提醒我們:戰爭一旦開始,往往很難完全按照最初的計畫發展。
對任何一個大國而言,最危險的情況往往不是敵人過於強大,而是自己不知道究竟想要什麼。

美國的戰略研究要對付中國? | 郭譽申

2023年美國出版了一本1200頁的大書The New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1]),集結了45位當代戰略學者/專家的48篇文章,加上編者Hal Brands的前言。這本大書翻譯成中文的書名是《當代戰略全書》,拆分為5本書:
1. 戰略的原點(從古至今跨時代)
2. 強權競爭時代的戰略(19世紀和以前)
3. 全球戰爭時代的戰略(两次世界大戰)
4. 两極覇權時代的戰略(美蘇冷戰)
5. 後冷戰時代的戰略

戰略的範疇很廣泛,不僅關於戰爭,也與政治很相關。
國際競爭,力量固然重要,戰略與力量是互補的,兩者兼備當然最好。
戰略雖然有科學的成分,卻始終是不精確的藝術。
歷史提供很多有關戰略的教訓,卻是不完美的老師。

[1] 是第3次出版的戰略大書,與前两次相同,都是基於美國和其民主盟國的立場,第1次的戰略大書出版於1943年,主要目標是應對二次大戰;第2次的戰略大書出版於1986年,主要目標是應對美蘇冷戰;[1] 的主要目標是應對中國挑戰美國覇權(還有較次要的美國的對手,如俄羅斯),因此書中各有文章,討論孫武、毛澤東、習近平的戰略思想。

雖然編者聲稱,[1] 的主要目標是應對中國挑戰美國覇權,書中講述中國應對美國和世界的戰略都缺少新意,而探討美國近年應對中國的戰略卻很少。最相關的大約是 [2] 裡的最後一篇<戰略的經濟基礎>,該文強調經濟在國際競爭中的重要性,並且回顧了戰略家促成,美國自二戰後到1990年代逐漸建立起以美元為基礎,有利於美國的經濟全球化;卻沒提到,這經濟全球化逐漸造成美國製造業的空洞化和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終導致美國的長期貿易逆差和中國的經濟實力威脅美國;更沒提到,美國要如何解決這難題。

關於中美競爭的戰略,這本大書令人失望,但書中探討很多戰爭史和相關的戰略思想,卻很有趣。譬如:《孫子兵法》、修昔底德評述的雅典和斯巴達的伯羅奔尼撒戰爭、波利比烏斯評述的羅馬和迦太基的布匿戰爭([2])。

《孫子兵法》的作者孫武(可能還有其他共同作者)和修昔底德、波利比烏斯是大約同時代的人物。筆者私心以為,孫武的戰略思想水準要比修、波两人高一層次,因為修、波是對一場戰爭裡的戰略發表評論,而孫武是從多場戰爭中歸納出普遍的戰略原則,因此在2000多年後仍然有用。有些人認為,中國人善長工程技術的最佳化,卻不善長抽象的科學創新。相當抽象、創新的《孫子兵法》應能破除這種迷思。

[1] Hal Brands(Editor)The New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From the Ancient World to the Digital Ag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3.

[2] Hal Brands(編)《當代戰略全書1.戰略的原點:從早期的思想家到近代的策略家》商周出版,2024。

中國大戰略的演變 | 郭譽申

國家未必有一個大戰略,而即使有,通常不會明白公開它。崛起的中國已經對美國的霸權造成威脅,美國自然要深入研究中國,提問:中國是否有大戰略?若有,其大戰略是什麼?如何隨時間演變?《長期博弈》([1])是作者Dr. Rush Doshi長期研究這些問題的綜合報告。Dr. Doshi曾經擔任美國政府的中國政策顧問。

中國當然不會明白公開它的大戰略,即使有。作者研究中國的大戰略的方法是蒐集並研讀大量中共發出的文本,公開的或機密的。這些文本依權威性高低被分為五級,最權威的「第一級是高層領導人有關制定重要議題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談話,特別是在全國代表大會、中央外事工作會議、駐外使節工作會議等內政或外交場合中的演說。」

根據文本解讀,書中判定中國有大戰略,其大戰略經過三次轉折,而每次的轉折都因出現重大的國內外事件,導致中共高層改變其對世界局勢的研判,因此改變其大戰略。

1970-80年代美國實行「聯中制蘇」,中美關係非常友好,中國對美國幾乎不設防。然而1989天安門事件、1990-1991第一次波灣戰爭和1991蘇聯解體的三連發事件改變了中共高層對美國的認知,認為美國企圖對中國「和平演變」,因此改變了中國的大戰略。中國實行鄧小平的「韜光養晦」,並對美國實行「削弱」戰略,削弱美國對中國的影響力和阻力,因此得以進入WTO,並獲得美國的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也翻譯為永久的最惠國待遇)。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從美國開始爆發,使中共高層認為「國際力量對比發生重大變化」「世界多極化前景更加明朗」,暗指美國實力減弱,因此其大戰略轉變為「積極有所作為」,及建立亞洲區域霸權。在此大戰略下,推出「一帶一路」倡議,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主導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亞信會議),並大幅加強海軍建設,如開始建造航空母艦。

2016英國脫歐和2017川普成為美國總統,使中共高層認為這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暗指美國已明顯衰落,因此其大戰略轉變為「全球擴張」,並宣傳要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作法包括:在政治上爭取全球領導地位,在經濟上搶占「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制高點,在軍事上在全球各地設置海外基地,打造真正世界級的軍隊。

[1] 全書共640頁,含注釋115頁,引用很多中共資料,顯示作者研究的深入和廣闊。作者認為中國意圖取代美國,先追求成為亞洲霸權,然後企圖成為全球霸權。這部份中共資料中並未清楚言明,而屬於作者的綜合研判。作者的研判看來大致正確。

很多人認為是習近平改變了鄧小平的「韜光養晦」政策,[1] 告訴我們其實不然,2008年爆發全球金融危機後,胡錦濤主導的中國就開始「積極有所作為」,並企圖建立亞洲區域霸權。因此激發美國抗中的民粹主義和川普當選美國總統,中美的全面激烈競爭於是不可免。

[1] Rush Doshi (杜如松)《長期博弈:中國削弱美國、建立全球霸權的大戰略》八旗文化,2022。(The Long Game: 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