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4年，日本在美國浪人李仙德之慫恿下，出兵台灣，是為牡丹社事件；佐久間佐馬太當時是一名軍官，由於原住民頭目阿祿古父子戰死於其手，故當時曾有「生蕃剋星」的稱號。1906年，他已晉升成為大將；兒玉總督與後藤長官統治下的台灣，正當前述的資本主義奠基之後，意圖開發山地資源的階段；東京當局決定借助其威望，壓制原住民，進而可以展開開發工作；1906年4月，他乃在兒玉下台後，奉命出任台灣總督。後藤長官留任到11月才因調陞滿鐵總裁而離開我島。

佐久間總督在軍中資格非其前任兒玉所能及，稱呼兒玉少用敬語；對於後藤高升時，竟為自己留下「總督府首屆顧問」可以干預政務的一職，自然不太滿意；而後藤主政近八年來，由於兒玉在東京常有重要兼職，萬事多取決於後藤，總督府內早有後藤系隱然，接任後藤民政長官的祝辰巳就屬該系；1907年，發生北埔事件時，當時佐久間在日本，負責處理的是大島久警視總長；總督歸來時，事件已經迅速處置完畢，大島久非屬該系；其後，民政長官祝辰在任職兩年多後，1908年，病卒時，恰好後藤在海外，未能干預，因而，總督啟用大島久為民政長官。大島久長官引進內務局長川村竹治，與後藤系難睦。

然，如前述，原本佐久間的來台，乃以開發山中資源的理蕃工作為要務，而過去兒玉與後藤的理番政策多為了速效而採討伐政策，但是，由當時日本官書自述所稱，「當時番害頗多，討伐並不收效果。」上看，新總督應該有新的作為。

一、新的前期理番政策──甘諾政策〈棄婦政策。。。〉

佐久間總督抵台第三天，他就把警察本署的「番務掛」〈「掛」近於「股」〉提升為「番務課」，充分顯示其使命感。上任僅四個月左右，1906年8月，東台灣就發生了「太魯閣番害事件」；這時出面負責處理該案的是當時以總督府秘書官身分的大津麟平警視；他是後藤系的，自然有後藤官僚當年製造「南北番大鬥爭」的某些特色；因此，1907年1月，大津提出的該理番五年計畫也是受後藤系影響下的理番計畫。

該番害事件中，日人被兩番一起出草，獵取了日人頭顱36個。過去對於這類事件，當局都以直接的軍事鎮壓回應；但是面對這次事件，因1896年底，那以日警與番婦有所謂「接觸時不戒慎」而發生被馘首13人的「新城事件」，尙未充分結案，故此時大津雖即佈署了三百名巡查，對當地封鎖，但並未進擊。

至1907年5月，開始設置台東區第一條隘勇線；這是一個以欺騙、威壓為主軸的設計，其設計是以「甘諾」誘使各番社都能允許官方隘勇線進入番境，然後以該線所組成的警備線，來宰制我原民，被稱為「甘諾政策」。

該引誘中，除了過去所常用的將械彈、農具、番刀與民生必需品如鹽的開放交易、內地觀光、貸與槍等作為誘餌外，包含另一可稱為「甘諾」的設計，是官方鼓勵年輕日警與有力頭目或有勢力者的無知女兒推動所謂「番婦關係」，以獲取情報並推動各番社的親日走向──此關係「期約」為三年，日警就可放棄該關係；然後，當局將以高壓來取締各該番。該所謂的「蕃婦關係」，實應說是極為惡質的「棄婦關係」。比起後藤對於漢族所使用鴉片政策的「謀財害命」，絕不遜色。

1907年7月，就展開了實作；那是由日警指揮七腳川番社500人出擊，當局更派出海軍兩艦配合向番地砲擊，逼使我原住民不能不自動由隘勇線外，搬進線內；但其處置僅對該事件的主謀者採取隨機處刑，對於其他被告則酌量輕重，處分了事；這也是甘諾政策，往往故示寬大以求未來隘勇線所完成的警備線能充分發揮宰制作用。然而，隘勇線不斷建設的威脅日益明顯，往後不久，該年10月、11月，就發生了大嵙崁番漢聯合的抗日行動與新竹的北埔事件。

1908年8月，日軍更派出兩艦一船對東海岸做砲擊演習；顯然，該所謂「甘諾」其實只是讓我原住民就範的一套手法。但1908年底，如此威嚇，竟意外遭遇到「七腳川社聯合木瓜溪泰雅族共同襲擊日警的「番變」大事件」。

面對如此一連串的事件，1909年，大津署長對於曾經順從指揮的七腳川番以殘酷的「滅族政策」鎮壓；同時，因「滅族」的威懾，該年11月，南澳番表示歸順，故該五年計畫提前結束。

二、後期理番政策──軍事討伐

這是由於不僅東京當局對於掠奪我島資源的期望頗高，並且明治天皇也對佐久間總督的理番計畫表示了關切；可能有點像乃木總督當年因得天皇的交代，倍感壓力；佐久間的計畫卻因而獲得1909年的議會一次就通過了五年所需的全部經費，而大啟動。

有學者稱「第二次計畫之所以成功，其最大的因素是經費充裕」；確實當時正是1908年後，是縱貫鐵路完工後，在殖民統治的壓榨敲剝下，總督府財政收支平衡，產業進步，因而，被稱為本島財政的「黃金時代」，但也是我先民平均死亡年齡開始盤旋下降、日益民不聊生的時代。

此次理番計畫的時程由1910年開始，不同於過去的是，過去的隘勇線雖也想要宰制我原民，但是終究那「甘諾政策」，仍會被看破手腳，以至於不僅遷延時日，且竟然引起番變、番漢聯合抗日，實不理想；況且，長期以來沒收的番人槍彈極多，相對地，此時總督府獲得充裕的經費，一年已準備十萬七百顆子彈讓番地警備人員練習射擊，對於擁有現代化武器裝備的當局，不只是有了戰勝的條件，更有了徹底掃蕩的能力；這就是此一計畫放棄「甘諾」的理由。

此外，據稱該計畫受到肯定的理由，還有「軍方自1908年弭平花蓮港阿美族『七腳川社番變』，對討伐生番頗感興趣，認為這是難得的地理偵查、部隊演習及軍事教育的好機會。」，使我島番民的傷亡與番地的殘破得到某種「合理化」。甚至，為了逼近實戰，1911年4月，當局更宣布延用明治二十八年的敕令一一五號，對於擁有現代化武器的官兵宣布「凡是對番匪討伐有功者，與戰爭時期同等論功行賞。」

後期的理番政策也因此就強調在「軍事討伐」上了──據稱當年除了把大津換掉，並且台灣軍參謀長也換人，那時的情況是，「以人事變動表明佐久間總督對於理番事業的決心。總督這種鐵石心腸的態度，直接反映在軍人鎮壓『番人』的行動上一切採用極為殘酷的手段去殺戮『番人』，甚至連嬰兒都不放過。」

以上，就是對於此一總督，一般喜強調、視為其「豐功偉業」的理番事業。
理番之外，現實當然更為複雜，限於篇幅，此處僅舉出一殖民當局長年以來絕對不提，卻讓我這個傻教師滿眶熱淚也不肯忘卻的重要史事：

我島艋舺地區素行良好的典範青年洪禮修先生，由1902年在國語學校，獲得公費留日，1905年畢業回台後，為了堅持討論的教育理念竟與當局發生嚴重衝突：當校方提出「麵包或自由」的抉擇時，他堅決地提出了辭呈。

據稱，當年校方堅持是「大石（教務主任）曾訓示諸教師謂『對台灣人的學生不要盡心詳細講授，只可在教科書上教以最低的程度就好，恐台灣生徒如受高尚志能啟發的教育，便會反抗政治。』」
當時的情況是「1911年之際，學生曾向學校當局請願，要求提高學科程度。」以及「教師中也有對本島生抱誠意的，很同情生徒，暗促生徒的自覺，始弄出那大石教師排斥的事件出來。……事件的結果強迫對本島生同情的教師辭職……」

這位教師，當年據稱是第一位公費留日學生；1902年公費赴日，當然是千挑萬選受到各方肯認的標竿！
然而，真是奮鬥不屈的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