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捷運板南線永寧站於2006年通車，至今已20年。然而，位於永寧站周邊、原規劃辦理聯合開發的大片土地，至今仍未依原規劃完成開發。

表面上看，這似乎只是「捷運聯合開發延宕」；但從公共行政、都市計畫與法律制度來看，背後其實涉及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政府為興建公共建設，究竟可以取得人民多少土地？公共利益與後續商業開發之間，又應如何劃定界線？

永寧站當年規劃「捷一」、「捷十」兩處聯合開發基地，分屬不同都市計畫區。其中相關土地後來由政府以徵收方式取得。到了今天，受司法院釋字第743號影響的永寧站開發基地仍高達17,046.62平方公尺，約5,156.6坪。

依官方資料，該基地因係徵收取得，受釋字第743號拘束，無法再依《大眾捷運法》第7條直接辦理捷運聯合開發，目前主要作為捷運轉乘停車場及公車轉運站使用。

問題也由此產生：
興建一座捷運永寧站，真的需要五千多坪土地嗎？

捷運公共建設當然需要土地。車站、軌道、出入口、通風井及其他必要設施，政府依法取得土地具有明確的公共利益；但是，如果取得私人土地的範圍超過交通設施實際必要程度，而超出部分原本可由私人自行興建住宅、商場或辦公大樓，其財產使用與開發權益即可能受到重大影響。

司法院釋字第732號指出，政府為捷運土地開發目的，徵收超過交通事業所必須範圍的毗鄰土地，在此範圍內不符合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並有違人民財產權及居住自由保障。

到了釋字第743號，大法官進一步指出：依《大眾捷運法》第6條為捷運系統需要而徵收取得的土地，不得在同一計畫中再依第7條辦理聯合開發；政府如欲將這類徵收土地移轉予第三人，也必須具有明確法律依據，才能符合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的要求。

大法官在理由書中進一步區分兩者性質：第6條徵收土地，是為了興建捷運這項特定公共目的，「非以追求商業利益為考量」；第7條聯合開發，則涉及土地有效利用、開發利益分享及風險分擔。兩者目的與法律性質並不相同。

換言之，政府即使因徵收而成為土地所有權人，也不能因此完全比照一般私人地主，自由使用、收益及處分原本基於特定公共目的所取得的土地。
這也說明了永寧站聯合開發為何會陷入今日的困境。

當年的政策構想，是希望捷運建設與土地聯合開發同時進行；但後來的憲法解釋重新劃定界線：為公共交通目的徵收取得的土地，不能僅因冠上「聯合開發」之名，就轉變成可以自由進行商業開發的土地。

結果，永寧站這片約5,156坪、區位甚佳的土地，政府至今仍然持有，卻無法按照原來構想直接辦理捷運聯合開發。2026年的官方資料仍要求雙北捷運主管機關研究其他合法的活化方式。

因此，永寧站延宕20年的問題，不宜只理解為行政效率問題。從公共行政角度來看，更值得討論的是：當行政機關規劃重大公共建設時，如何正確界定公共目的、土地取得範圍與未來開發方式？如果制度設計之初沒有把三者的法律界線釐清，今日看似有利的政策安排，可能在多年後產生難以解決的行政問題。

永寧站留下的歷史經驗是：
公共建設需要多少土地，就應依法取得多少土地；公共建設與商業開發，也應在制度設計之初清楚區分。
人民為捷運建設提供土地，是為了公共利益；政府不能僅因捷運建設可能帶來土地增值，就當然將超過公共建設必要範圍的私人土地一併納入，再轉化為政府可以分享的商業開發利益。

永寧站今日約五千餘坪土地無法依原計畫開發，表面上看，是龐大的土地開發利益未能實現；但從另一個角度看，這正是憲法對行政權與人民財產權所劃下的一條界線：
捷運建設是公共利益；土地開發涉及商業利益。公共利益不能成為政府過度取得人民財產的理由。

對公共行政、都市計畫與土地政策而言，永寧站20年的經驗真正值得研究的，或許不只是「為何一項開發案延宕如此之久」，而是更根本的問題：
一項當年看似合理的行政決策，如果沒有充分考慮法律界線、比例原則及人民財產權，二十年後，政府與人民可能共同承擔什麼代價？
這或許才是永寧站共構開發延宕20年至今，最值得重新檢討的問題。

晨起閱報，驚聞資深電視主播遭無預警資遣；本人自然難以接受，以一句「背脊發涼的刀劍」道盡了當事人的心寒。

劉杯杯有親人在美投資銀行任職，近日內，其所屬整個工作小組，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全數遭到解雇，只有他一人倖存；近日內膽戰心驚的就怕飯碗打破。
而此事最讓人難以置信的是，該組主管在解雇當日早上還充滿熱情的主持工作會議，擘劃業務，到了下午卻已經被切斷所有系統權限，默默收拾東西走人。

看到資深主播的遭遇，劉杯杯猛然憬悟，原來華爾街式的職場冷冽之風已經吹進台灣了。

從合法性的角度來看，美國奉行的是所謂的「隨意僱用原則」（Employment-at-Will），除法律明文禁止的歧視與報復外，雇主與勞工皆可在任何時間、以任何理由、在無預告期的情況下終止勞動關係。
所以，像是劉杯杯所舉的員工上午開會，下午走人的例子，在美國資本主義的邏輯下完全合法，也是常見案例。

而台灣的《勞基法》走的是截然不同的「解僱保護」路線，所謂的「法定而終止事由」制；亦即，雇主必須符合法定的經濟（如公司虧損、業務緊縮）或懲戒條件才能發動資遣，且強制要求依年資給予10至30天的預告期間。
因此，台灣企業若想複製美式的「今天通知、今天走人」模式，唯一的合法途徑就是以錢換時間，要依法給付預告期間的工資。

想來，資深主播的雇主之所以如此操作，應該是符合相關的法律規定。

不過，在台灣職場中，法令之外，還有一條人情線；合法的法令防線彰顯的是專業的冷酷，更是溫情的崩解，因為職場從來不只是法條的堆疊，更是人情世故的場域。

在西方的企業管理文化中，無預警資遣是｢就事論事」（It’s just business），透過猝不及防的通知，系統權限的斷絕，安保陪同離場等標準作業程序，職場摩擦可以降到最低。

但在法理之外，不外人情的台灣職場，講求的是好聚好散；當企業採取突襲式解雇的手段時，不免會被貼上「不仁不義」與「過河拆橋」的道德標籤。
這種標籤不僅會引發在職員工的集體焦慮，更會徹底摧毀勞資之間的信任基石，職工對於企業的認同感也在一夕間蕩然無存。
這其實是兩敗俱傷。

美國職工在「隨意僱用」的社會集體預期下，被裁員是正常企業操作，大家都這樣，個人羞恥感較低，心理復原與轉職的速度較快。
但對台灣勞工而言，穩定僱用關係往往與個人尊嚴、家庭安全感綁定。

一位在企業工作十餘年，入行三十年的資深主播，在毫無心理準備的情況下突遭解雇，那種「背脊發涼」的重擊，代表的不僅僅是一份薪水的消失，更是一個人內心「穩定信仰」與「自我價值」的徹底崩解。

企業在追求管理效率與生存轉型的同時，若能給予為公司奉獻多年的員工足夠的預告、尊嚴與心理緩衝，才是真正展現企業社會責任與永續經營的長遠之道。

我們搭三個小時的車，終於在八月五日晚上十點來到河西走廊中部的甘肅省嘉峪關市，聽說這裡的特產就是烤肉，於是我們一家人，偕同林國耀教授、劉莞教授與博士生陳芳同學來烤肉。

大陸的餐廳常常深夜都在經營，這裡的烤羊肉極新鮮，不只沒有羊肉的騷味，口感潤滑，油而不膩，吃來很爽口。這裡的治安極佳，我們暢談到十二點才回去。

我們八月六日上午來到嘉裕關，是明代萬里長城的西端起點，有「天下第一雄關」之稱。通常世人對嘉裕關的印象是荒涼與蒼茫，我來到這裡卻毫無此感，遠眺白雪皚皚的祈連山，讓我想到明朝棄文從軍的清官戴弁鎮守嘉裕關所寫的〈嘉峪晴煙〉：
「煙籠嘉峪碧岧嶢，影拂崑崙萬里遙。
暖氣常浮春不老，寒光欲散雪初消。」

在關內，還有片美麗的湖泊，四周到處種著俗稱「左公柳」的樹，據說這是左宗棠西征，希望保障軍事運輸，因防風固沙，避免道路被阻斷，命人從嘉裕關開始一路向東種植柳樹與楊樹所致。因此，據說湘軍出身的官員楊昌濬曾寫詩：
「大將籌邊尚未還，湖湘子弟滿天山。
新栽楊柳三千里，引得春風度玉關。」

嘉裕關是個「福關」，這裡幾乎沒有發生什麼重要戰爭，我來到關口，發現入關前設計成低窪的地面，反襯出關門的高大，敵人如果攻過來，立刻要面臨上面的萬箭齊發，如此居高臨下，難怪會易守難攻，古人構築這些軍事工程都是經過實際的設想，才會經過六百年，嘉裕關依舊屹立不搖，昂然挺立於天涯。

身為網文讀者，我有職業病：看到散落的異常，就要找一個統一的幕後黑手。這是被訓練出來的。神豪文教我，主角每一次反常的闊綽背後都配置著一個系統；宅鬥文教我，每一次不合理的偏寵背後都有一份沒揭曉的身世。讀了十年，「巧合」這個選項基本上從腦子裡刪掉了。

所以「景甜異常」能維持十幾年，不是因為有證據，是因為它符合我們這種人的閱讀習慣。

異常本身是真的。一個演員長期拿到遠超其票房號召力的配置，一億五千萬人民幣的《戰國》，一億五千萬美元的《長城》，張藝謀、劉德華、麥特戴蒙，而且反覆失敗，反覆再來。在明星邏輯裡這是矛盾的，畢竟資源應該追著賣座跑，這是常識，她卻始終例外。

景甜異常的解釋不只一種。投資方綁定、經紀公司持股、對賭條款、某個製片人的執念，都能產生一模一樣的外部觀察。還有一種更結構性的：影視項目長期是資金通道。這條線不是陰謀論，是被行政手段處理過的事實，陰陽合同案、霍爾果斯的空殼公司潮、後來的限薪令，掀開的都是這一層。製作成本幾乎無法核實，片酬、置景、後期的估值區間可以拉到幾倍寬，沒有市價可對，最適合上下其手。

在這個模型裡，主演的功能不是賣座，是讓預算看起來是真的。要花一筆大錢，你需要一個看得出來很貴的東西：大牌、國際合拍、好萊塢班底。演員未必知情，也不需要知情，她的名字本身就是成本正當化的憑證。票房失敗不影響通道功能。所以「捧不紅」在這裡根本不是失敗，是無關，很可能自始至終不是投資者的目的。

問題在於：以上每一種原因，從外人來看都長得一模一樣。要區分它們得看具體項目的資金流向，而那不是觀眾能看到的東西。我們只看得到異常。

這次的破口不通往過去的臆測。爆出來的全部落在私領域，戀愛、彩禮、代孕、肉體、怪癖、前任，還有最引人矚目的「舔狗逆襲」。孫宇晨手上那四十幾頁身家調查裡有股權和關聯帳戶，他把清單念了一遍，一項具體的內容都沒披露。他要的是三千萬，不是翻桌。

更值得注意的是她最近的動作。今年五月傳出急售上海豪宅，開價一口氣砍掉兩千萬人民幣；事情爆開之前，她託了幣圈的易理華居中聯繫孫宇晨想談和解，而這位中間人後來自己在X上把這件事說了出去。此舉尤其說明問題：她沒有找律師，沒有走經紀公司，沒有動用自己這一側的任何關係，而是繞到對方的圈子裡去找能說上話的人，然後連這個人都沒能約束住。這不像是有靠山的人的處事風格。

網文讀者的優勢是能看出結構，劣勢是以為結構背後一定有藏鏡人。小說裡通常真的有。現實裡通常沒有，只有一堆各自無聊、湊巧疊在一起的原因，和一個比它們都好講的故事。這個世界是個草臺班子，沒有那麼多大棋與陰謀。我們只是不太能接受而已。

不過話說回來，現實常常比小說更精彩。這篇從頭到尾也不是在追求什麼真相。身為吃瓜群眾，沒什麼高尚的情操，想等的是更大的場面，想看的是血流成河，然後拿著爆米花配肥宅快樂水，用他人的八卦作為交際談資。

孫宇晨在文章裡寫過，第一次約會他包下整間戲院，門口有個小孩舉著爆米花，被塞了一疊現金請回去。那天領錢的有二十六個人。
我也想在那天排在第二十七個。

2018年，89歲的高麗良，還記得自己幼年與母親分別的那一晚。
按照她晚年的回憶，那時候，她大約4歲。
那天晚上，媽媽抱著她去上廁所。
一滴水，落在她臉上，鹹鹹的。
那時候她不知道那是什麼，只伸出舌頭舔了一下。
很多年以後，她才知道。
那不是水，是媽媽的眼淚。

那一晚之後，黃包車來了。
媽媽葛莉婭坐上車，哭著離開。
高麗良手裡，還抱著媽媽剛買給她的一大筐玩具。
洋娃娃、小狗、小貓，什麼都有。
她那時候太小，不知道媽媽為什麼哭。
更不知道，這一走，竟然會成為母女最後一次見面。
車子慢慢走遠，最後，只剩下路燈。
這個畫面，高麗良記了一輩子。
而那個離開她的女人，是高志航的妻子。
那個後來被稱為「空軍戰神」的高志航，是她的父親。

1937年8月14日，杭州筧橋。
日本海軍航空隊出動機群轟炸杭州筧橋機場，中國空軍第四大隊升空迎戰。
當時的中國空軍，無論飛機、訓練還是作戰經驗，都很難與日本相比。
但這一天，中國空軍沒有退。
高志航率領第四大隊迎戰日機，親自擊落敵機。
這場戰鬥，成為抗戰初期中國空軍最具代表性的勝利之一。
高志航的名字，也從這一天開始傳遍全國。
後來，人們稱他為「空軍戰神」。
8月14日，也在幾年後成為國民政府所定的「空軍節」。

那一年，高志航30歲。
一個男人的人生，似乎正飛到最高處。
可是沒有人想到。
從筧橋成名，到周家口殉國。
只有99天。

高志航原名高銘久。
1920年代，他進入東北軍航空體系，後來赴法國學習飛行。
學成回國後，他成為東北航空部隊的重要飛行員。
也是在東北期間，他認識了葛莉婭。
葛莉婭是一名流亡中國的白俄女子。
按照高麗良晚年的回憶，兩人的相識很偶然。
有一次，高志航在黑龍江一帶執行任務，到一家外國人開的商店買東西。
店員只會說俄語。
高志航不會俄語，只好試著講法語，仍然無法溝通。
這時，一名會說法語的年輕女子走了過來。
那就是葛莉婭。
兩人後來相戀，在滿洲里結婚。
他們有了兩個女兒，高麗良與高友良。
葛莉婭也為了這個家庭，慢慢學著過中國人的生活。
她換上中式衣服，學東北話。

一家人原本過得好好的。
可是九一八事變來了，東北局勢崩解。
高志航南下，進入南京的中央航空署。
葛莉婭也帶著孩子一路南下，尋找丈夫。
問題，也就在這裡出現了。

高麗良晚年回憶，1932年高志航進入中央航空署後，當時航空體系對軍官與外籍女子的婚姻有相關限制。
在她的記憶裡，父親與母親的婚姻，就是因此被迫結束。
後來，葛莉婭又被驅逐出境。
中國軍網2018年的採訪，也記錄了高麗良對這段往事的回憶。
但這裡有一個細節，今天回頭看，仍然需要謹慎。
網路上流傳著不少「高志航與軍方交涉」的版本，有些文章甚至把當年的軍令內容、人物對話寫得十分具體。
然而，目前能找到的公開資料，主要仍是高麗良晚年的回憶，以及後來媒體對她的採訪；至於1932年當時那份完整的原始規章，並沒有一份今天可以直接核對的官方原文。
所以，如果嚴格按照歷史資料來說，我們能比較確定的是：
「高麗良一直認為，父母的婚姻受到當時航空體系對外籍配偶政策的限制，最終導致兩人分開。」
至於當年的規章究竟寫了哪些字句，則不宜比現存史料說得更肯定。

可是對一個年幼的孩子來說，這些事情太複雜了。
她不懂什麼叫外籍配偶。
不懂什麼叫軍紀。
也不懂什麼叫國家安全。
她只知道——
媽媽要走了。
那天晚上，媽媽抱著她去廁所。
一滴眼淚落在她臉上。
第二天，黃包車來了。
媽媽坐上車。
她手裡還抱著那一大筐玩具。
車子越走越遠，最後只剩下路燈。

而高志航沒有離開天空。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
中國空軍投入戰鬥。
8月14日，筧橋空戰。
高志航率領第四大隊迎戰日機。
這一戰，讓他成為全國皆知的抗戰英雄。

可是三個月後，命運突然轉了方向。
1937年11月，高志航奉命率隊前往蘭州接收蘇聯援華戰機。
11月15日，他率領機隊抵達河南周家口。
11月21日，天氣轉晴。
正準備飛回南京時，日機突然來襲。
高志航沒有躲。
他衝向飛機，準備起飛迎戰。
可是，飛機偏偏在這個時候出了問題。
天氣寒冷，俄製飛機發動困難。
他連續開機三次，都沒有成功。
日機已經到了。
高志航最後中彈，壯烈殉國。
30歲。
從8月14日筧橋空戰，到11月21日周家口。
99天。
一個在天空裡成名的人，最後死在了跑道上。

父親死後，高麗良知道自己沒有爸爸了。
她後來回憶，父親殉國一個多月後，她得知消息，趴在枕頭上哭了很久。
她對自己說：
「我是沒有爸爸的人了。」
可是父親死了以後，母親在哪裡？
沒有人告訴她。
葛莉婭離開以後，就像從這個家庭消失了一樣。
而高麗良，始終沒有忘記她。
她長大、工作，也經歷了很多人生的風風雨雨。
但她一直沒有放棄找母親。

1979年平反後，她重新開始尋找父母的下落。
她到東北查訪。
也寫俄文信，託人到俄羅斯打聽。
可是一直沒有消息。
直到2010年，那一年她81歲。
她去了莫斯科和聖彼得堡。
街上只要看到年紀相仿的老太太，她都忍不住多看幾眼。
她知道，找到母親的機會已經非常渺茫。
可是她還是想找。
她說：「太害怕再次錯過了。」
因為她這輩子，已經錯過母親一次。
她不想再錯過第二次。

2018年，高麗良89歲。
她還是在找母親。
她在母親照片背後寫下：
「媽媽，我從四歲離開您，我好想您。現在我已八十多歲了，我還記得您最後離開那天夜裡，您的眼淚掉在我臉上。」
採訪最後，她把這段話念給記者聽。
說著說著，哭了。
那時候，距離母親坐上黃包車離開，已經80多年。
可是對一個女兒來說，
有些事情不是時間久了，就會過去。

我們現在記得高志航。
記得八一四空戰。
記得筧橋上空的那些飛機。
記得他30歲殉國。
記得他是抗戰英雄。
這些都沒有錯。
可是如果只記得這些，好像又少了一點什麼。
高志航也是一個丈夫。
是一個父親。
他有妻子，有兒女。
他也曾經有過一個家。
只是那個家，最後沒有保住。

我們今天回頭看，很容易說：
那是戰爭。
是國家安全。
是軍紀。
是那個年代不得不做的選擇。
這些理由，也許都有它們的時代背景。
可是理由成立，
不代表留下的傷口就不存在。
一個國家可以要求軍人承擔責任。
一支軍隊也可能需要嚴格的規定。
可是那些被時代與制度犧牲掉的人生，
同樣是真實存在的。

高麗良用了大半輩子找母親。
她最後沒有找到。
高志航後來成了英雄。
葛莉婭則消失在歷史裡。
而高麗良留下來。
她替父親記得戰爭。
也替自己記得那個離開的母親。

所以，這個故事最讓人難過的地方，或許從來不只是高志航怎麼殉國。
而是他死了以後，
女兒還要花幾十年的時間，
去找一個早在她幼年時，
就已經離開的媽媽。
89歲了。
她還是想她。
而高麗良曾經說過：
「我寧願他不是英雄，我只希望他一直活著，是我的爸爸。」
對一個女兒來說，
英雄也好，
將軍也好，
空軍戰神也好，
都沒有那麼重要。
她真正想要的，
其實只是——
爸爸能回家。

睽違十年，我又來到了澳門，這是我第三次踏上這座城市。第一次大約是在1999年，當時還是一次家族旅行；第二次是2016年前後，與一位學者朋友來參加會議；這一次則是2026年，我獨自前來參加一場學術活動。二十多年過去，城市依然在，人卻已經不同。第一次同行的幾位親人如今已經不在人世；第二次與我同行、談笑風生的學者朋友，也在2024年四十多歲時英年早逝。這一次再來澳門，看到一些熟悉的景物，難免有一點物是人非的感覺。

然而，澳門本身卻比我記憶中更加繁華。酒店更豪華，商場更巨大，交通與公共建設更加完善，大學校園也今非昔比。這次到澳門大學參加學術活動，無論校園、設備或學術隊伍，都讓我留下相當深刻的印象。

如果只看物質生活，很難否認這二十多年來澳門所發生的巨大變化。2025年，澳門本地生產總值約為4180億澳門元，實質成長4.7%，人均GDP約60.7萬澳門元。全年入境旅客突破4000萬人次，其中約2900萬來自中國大陸；相較於澳門本身不到百萬的人口，這是一個極為驚人的數字。

這座城市最著名的產業，當然還是賭博。我這個人偏偏逢賭必輸，每年過年跟親戚打牌，我大概都是負責送錢的那一個，所以從來沒有培養出賭博興趣。但既然到了澳門，不去賭場看看，好像又少了一點什麼，於是晚上走進幾家賭場。裡面燈火輝煌，人聲鼎沸，來自中國大陸與世界各地的遊客坐在賭桌旁，籌碼不斷流動；酒店、餐飲、購物、娛樂與情色，在賭場周圍形成一套龐大的消費系統。

2025年澳門博彩毛收入約2474億澳門元，比前一年增加約9%。這不是一個普通觀光產業的規模，而是一部巨大的慾望機器。可是走出賭場，又會看到另外一個澳門。我看到一對夫妻在外面激烈爭吵，不知道是不是輸了錢；有人喝得爛醉，嘴裡念念有詞；也有一些衣著普通的人，在賭場裡失魂落魄地走來走去，臉上沒有任何享樂的表情。賭場外面還站著一些不同年齡的女子，毫不避諱地招攬客人。在那個空間裡，金錢、性、酒精、僥倖與欲望混合在一起。

我不是道德主義者。人類既然有欲望，歷史上就一定有人經營欲望。賭博、酒精、情色與奢侈消費從來沒有真正離開過文明社會。問題從來不是一句「這些東西好不好」就能解決，而是：一個城市能不能把欲望控制在制度裡？又能不能承擔它所產生的社會成本？

澳門一位朋友跟我說了一句很有趣的話：「我們澳門人不賭博，賭場都是開給你們遊客的。」
我聽了大笑。這句話當然不能當真。澳門人不是天生具有抵抗賭博的特殊基因。不過我後來查了一下資料，卻發現這句玩笑背後還真的有一點現實基礎。澳門官方委託的2019年調查顯示，居民參與澳門賭場博彩的比例只有9.4%；居民整體博彩參與率也從2007年的59.2%降至2019年的40.9%，博彩失調盛行率則從高峰期的6%降到0.8%。澳門從2009年開始推動「負責任博彩」，政府、大學與社福機構也建立了相應的宣導與防治體系。

換句話說，「澳門人不賭博」固然是句玩笑，卻呈現了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博彩是澳門的產業，卻不必然是澳門人的生活方式。澳門人可以在酒店上班，可以做餐飲、零售、金融、交通，也可以直接或間接依靠博彩旅遊產業生活；但是下班以後照樣買菜、接小孩、喝茶、回家。於是形成一幅頗有意思的景象：全世界的人到這裡追逐欲望，而本地居民負責經營欲望。

用一句比較不正經的說法就是：「你們負責賭，我們負責收錢。」
這當然不能簡單理解成道德上的聰明。澳門模式之所以成立，有非常特殊的歷史與地理條件。它是一個極小的城市，背後卻連接著中國這個巨大市場；它又具有特殊的法律、金融與出入境制度，加上葡萄牙殖民歷史留下來的文化景觀，以及長期累積的博彩、酒店與旅遊產業。

這些條件疊加起來，才形成今天的澳門。所以澳門可以成為澳門，並不代表台北、高雄、上海或者廣州也應該照抄。更何況澳門自己也知道，過度依賴博彩不是沒有風險。近年澳門政府推動所謂「1+4」經濟適度多元化，希望在綜合旅遊休閒之外，發展中醫藥健康、現代金融、高新科技、會展商貿與文化體育等產業。2026年公布的第三個五年規劃甚至提出，到2030年希望非博彩產業增加值約占GDP六成。

這本身就說明：連澳門也不認為「永遠靠賭場就好了」。然而，我這次重新來到澳門，最值得肯定的反而不是它賺了多少錢，而是這座城市至少做對了一件事情：它知道自己的定位。

世界上的小城市、小國家，最怕的不是小，而是不知道自己為什麼存在。新加坡知道自己是金融、航運與區域服務中心；杜拜知道自己要成為中東的航空、商業與觀光樞紐；澳門則很早就知道，自己不可能靠製造業與巨大城市競爭。於是它選擇把旅遊、博彩、酒店、會展、娛樂與特殊文化景觀結合起來，把自己變成一個高度集中的世界級休閒消費城市。這個模式未必高尚，甚至有許多值得批判之處，但它很清楚。

這也是我在澳門時，不免想到台灣的地方。台灣當然沒有必要學澳門發展博彩業。台灣真正值得學習的，是另外一個問題：我們究竟希望自己在世界上扮演什麼角色？

台灣其實握著不少好牌。半導體、精密製造、醫療、農業技術、高等教育、文化創意、海洋產業，再加上位於東北亞與東南亞交界的地理位置，任何一項都可以繼續發展。可是我們的公共討論經常被統獨、藍綠、中美競爭等巨大的政治問題佔據。

這些問題當然並非不重要。但是一個更根本、也更現實的問題是：二十年以後，世界為什麼仍然需要台灣？一個地方真正長久的安全，不能只建立在別人「喜歡你」，而應該建立在別人「需要你」。澳門的案例當然不能直接複製，但是它至少提醒我們：地方再小，只要找到不可輕易替代的位置，就可能取得與自身規模不成比例的影響力與繁榮。

只是，找到定位以後，還有第二個問題。有錢以後，要成為什麼樣的社會？澳門今天非常富裕，城市漂亮，公共設施改善，醫療、教育、交通都有長足進步，澳門大學也比我十年前所見更加成熟。
這些都是事實。但是我昨晚在賭場看到的那些失魂落魄的人，也同樣是真實的澳門。GDP是真的。賭桌旁輸掉人生的人，也是真的。繁華是真的。慾望背後的空虛，也是真的。所以我不會簡單說澳門模式是好還是壞。
一座城市首先必須知道如何生存，然後才有資格討論如何生活。澳門第一個問題回答得相當成功。第二個問題，它仍然在尋找答案。

而台灣呢？我們或許連第一個問題，都還應該更認真地想一想。離開澳門前，我忽然想起那位朋友的玩笑：「澳門人不賭博。」我還是覺得很好笑。但仔細想想，這句話也許正是理解澳門的一把鑰匙。
這是一座不一定相信欲望，卻非常懂得經營欲望的城市。它把人性的貪婪、僥倖、享樂與好奇，變成酒店、燈光、工作機會、稅收、道路、大學與公共建設。這是它的聰明。至於這份聰明最終能不能變成一個更健康、更有厚度的社會，那就是澳門下一階段必須回答的問題了。

而對一個重新來到這裡的台灣人而言，我真正帶回去的問題反而不是：「台灣要不要學澳門？」而是：「我們自己的位置，究竟在哪裡？」

今天中午王慧茹教授相約我與傅琪貽（藤井志津枝）教授三人聚餐，我們暢談中日文化的異同，席間我請教藤井教授：「如果不求『仰視』，但問如何讓日本社會最終能『平視』中國，使得中日親善和睦相處？」

沒想到藤井教授不假思索，立刻斬釘截鐵回答我：「只有中國徹底打敗日本，日本人才會尊敬中國。」我回答：「我雖然並不是第一次聽到這種說法，但由日本人口中告訴我這件事情，特別令人震撼！」

藤井教授解釋：「日本人只服從徹底征服自己的強者，誰強就向誰學習。因此，只有打敗日本，才能獲得日本人打從心底的尊重。」我回答：「果真如此，最終中日只有再度一戰，東亞才能獲得長治久安了。」

很遺憾，我從藤井教授的口中，得知日本人聽不進去孫中山希望日本能做「王道干城」的勸告，這不是因為孫中山的想法太過於理想化，而是日本文化中只有「忠」的概念，完全沒有中國人「仁」的情懷。

因此，期待日本人能做個「善良的鄰居」，前提只有中國強盛，並且讓日本完全失去反擊的能量，這兩者是零和關係。但，就算如此，屆時東亞的和平，還是繫於中國怎麼實踐王道，來讓日本徹底風行景從，如同大唐盛世。

藤井教授並說明：日本是個新聞封鎖的社會，各大媒體目前絕對不會報導任何對中國有利的消息，除非有一天日本社會再無法掩飾自己的虛榮。看來不只一人的性格決定命運，一國的文化同樣決定國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