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真的比漢人王朝更會治理邊疆嗎？這幾年談中國歷史、民族問題與邊疆治理時，常常會聽到一種說法：清朝之所以版圖遼闊、疆域廣大，顯然是因為它比漢人王朝更懂得治理邊疆。這個說法表面上看似有道理，因為拿地圖一比，清朝全盛時期的版圖確實遠大於大多數中原王朝；它控制的民族更多，區域也更廣，東北、蒙古、新疆、西藏，再加上台灣，的確構成了一個相當龐大的帝國。

但如果稍微冷靜一點，把問題放回制度與歷史脈絡裡看，我認為這個判斷其實並不準確。更精確的說法應該是：清朝不是特別「會治理邊疆」，而是它治理邊疆的方法，和多數漢人王朝很不一樣。而且，如果用更嚴格的標準來衡量——例如看它是否真正完成了穩定整合、是否成功把邊疆轉化為可靠的內部、是否能夠抵禦外力長期滲透——那麼清朝的邊疆治理，恐怕不但談不上特別成功，反而留下了很多後患。

一、漢人王朝處理邊疆，基本邏輯是「內地化」

無論是漢朝、唐朝、宋朝的局部經驗，還是明朝對某些邊區的經營，中原王朝對邊疆治理最典型的邏輯，大致都是：把邊疆逐步變成新的內地。 這種方法的核心工具，不外乎幾個：
• 郡縣設置
• 移民屯田
• 軍事駐防
• 交通與行政建設
• 推廣漢文制度與禮法秩序
也就是說，漢人王朝對邊疆的根本想像，不是讓它永遠作為一塊外圍隔離區存在，而是希望在條件成熟之後，把它轉化為與本部接近的行政、人口與文化空間。

你如果看西漢對河套與河西四郡的經營，就很明顯。它不是只在那裡駐軍，而是透過設郡、屯田、移民、修築交通與邊塞體系，把原本的邊地慢慢推進成國家的一部分。明朝對遼東、雲南，在很大程度上也採取類似方式。哪怕過程很慢、阻力很大、成本很高，但方向是清楚的：讓邊疆不再只是邊疆，而是未來的內地。這種治理方式的優點，是一旦成功，整合度很高。它的缺點也很明顯：推進慢、成本高，而且在多民族區域常常會遭遇強烈反抗。

所以不能神化漢人王朝的邊疆政策，它們也有失敗，也有反覆，但至少其邏輯比較清楚：不是永遠把邊疆視為異質空間，而是努力把它納入一個逐漸同構的政治秩序之中。

二、清朝的邊疆治理，更像「帝國式分區控制」

清朝則不同。它的成功，不在於比漢人王朝更會把邊疆內地化，而在於它作為一個征服王朝，更擅長用帝國式分區統治的方式，把不同區域暫時壓在同一個框架裡。換句話說，清朝的邊疆治理邏輯不是「盡快把邊疆變成內地」，而是「讓不同區域用不同方式存在，只要都服從中央就可以」。

這一點非常關鍵。清朝不是急著把新疆、蒙古、東北、西藏、台灣都變成和直隸、江南、湖廣一模一樣的地方。相反地，它在相當長時間裡有意識地保留這些區域的特殊性，甚至刻意維持它們與內地、與漢人社會之間的距離。這種做法有幾個典型特徵：

1. 限制漢人移民
這一點是最直觀的。東北、新疆、蒙古，長期都有限制漢人移民、禁止隨意開墾或嚴格控制進入的政策。就連台灣，在相當長時間內也不是一塊鼓勵全面移民開發的新天地，而是被清廷帶著戒心經營的海上邊區。
這與漢人王朝常見的「移民實邊」邏輯恰好相反。漢人王朝往往希望透過移民來填實邊疆，清朝卻常常害怕漢人進入太多，反而破壞原有的統治平衡。對清廷來說，東北是「龍興之地」，不能隨便讓漢人坐大；蒙古是戰略緩衝區，也不能輕易農墾化；新疆是軍事屏障，優先考慮的是安全，不是內地化；西藏則更涉及宗教與地緣政治。這些地區在清朝眼中，首先是帝國外圍的戰略結構，其次才是一般行政治理。

2. 分區治理，而非一體治理
清朝對不同地區採取不同制度：蒙古有盟旗體制，西藏有駐藏大臣與宗教上層結構，新疆長期帶有軍府性質，東北則有旗地與封禁區性格。也就是說，清朝不是把一套單一制度從北京一路平推到邊疆，而是讓整個帝國維持一種多層次、多法統、多行政類型並存的狀態。從帝國維持的角度來看，這確實很有效率。但從整合的角度看，它其實意味著：不同地區服從的是同一個皇帝，卻未必進入同一種國家。

3. 族群隔離本身就是統治邏輯
清朝不只是對邊疆做隔離，它對帝國內部本身也有很強的區隔意識。滿城與漢城、旗民有別、長期限制通婚與交往，這些都說明了一件事：清朝的統治邏輯不是以融合為先，而是以分類、管理與防範為先。它當然不是完全拒絕交流，但它的根本精神不是「大家慢慢變成一體」，而是「各自待在各自位置上，中央來統馭你們」。所以如果一定要簡化成一句話，那就是：清朝擅長的是帝國式控制，不是國家式整合。

三、台灣是最能說明清朝焦慮的一個案例

台灣特別值得拿出來講，因為它最能說明：清朝限制漢人遷入邊疆，並不只是一般性的政策保守，而往往帶有明確的安全焦慮。台灣在清初不是普通領土，而是鄭氏政權的基地，帶有非常鮮明的反清復明記憶。這使得清廷對台灣始終心存戒備。它擔心的不只是移民太多，而是這塊地方會變成：
• 會黨滋生地
• 海上勢力據點
• 流民與地方豪強結合的反叛基地
• 反清政治象徵的延續空間
所以清朝對台灣的治理，很長時間都帶著一種很矛盾的態度：戰略上不能不要，行政上又不願意深度投入；知道它有經濟價值，但又始終不放心。

結果就是，台灣長期處在一種半防半管的狀態。移民有限制，開墾有限制，治理也不夠深入。可另一方面，人口仍然持續進入，地方社會快速成長，宗族、分類械鬥、民變與地下力量反覆出現。於是對清廷來說，台灣幾乎一直是一塊麻煩的地方：不一定每次亂得很大，但總是反覆出事；而且每次出事，都得從大陸調兵，非常耗費資源。這就說明，清朝對台灣不是治理得多成功，而是長期處於一種「怕它亂，又懶得徹底整合」的狀態。

四、清朝版圖大，不代表邊疆整合深

很多人之所以覺得清朝治理邊疆很成功，最直觀的原因就是地圖。可是，版圖大和治理成功，不是一回事。真正的治理成功，至少應該包括幾件事：
• 邊疆能穩定進入行政體系
• 人口、經濟與制度持續整合
• 地方不只是服從中央，而是對國家有穩定認同
• 外力不容易長期插手
• 一旦中央衰弱，地方不會立刻鬆動

如果用這個標準來看，清朝其實問題很大。東北、蒙古、台灣、新疆，這些地區真正開始較完整的省制化與內地化，大多已經很晚，往往要到清末新政前後。這本身就說明，清朝前中期的統治更像是「把它們壓住」，而不是「把它們消化掉」。而且更尷尬的是，很多這些地方到了晚清，部分被割讓、部分被列強長期控制、部分深受外力滲透，這也證明其整合基礎其實相當脆弱。

換句話說，當中央權威一鬆動，這些外圍區域並沒有因為早已內地化而自然穩住，反而非常容易出現外力介入與認同鬆動。這就很難說是什麼成功治理。更準確地說，清朝成功的是：曾經維持了一個龐大帝國的表面穩定。但它失敗的地方在於：始終沒有把很多邊疆真正整合成一個牢固的國家結構。

五、這種治理方式，在帝國時代有效，在民族國家時代就出問題

這裡要替清朝說一句公平話。它不是笨，也不是完全不知道內地化的好處，而是它本來就是一個多民族征服帝國，它最優先的考量，不是現代民族國家的整合，而是帝國安全。從這個角度看，清朝的做法有其合理性：
• 防止漢人過度坐大，反過來吞沒滿洲根本
• 維持蒙古作為北方屏障
• 確保新疆、西藏不成為外敵進入中國本部的跳板
• 以差異化治理降低短期成本
也就是說，清朝這套做法在「帝國時代」未必失敗，甚至可以說頗有技巧。

但問題在於，十九世紀之後世界變了。民族國家、現代行政、邊界主權、外國列強、近代交通與資本，都改變了遊戲規則。這時候，原本那種靠隔離、分類與象徵性服從維持的帝國秩序，就顯得越來越脆弱。 因為一旦帝國衰弱，你才會發現：很多地方其實並沒有被真正整合。它們服從的是皇權，不一定認同國家。它們接受的是帝國秩序，不代表它們願意和內地形成深層共同體。這也是為什麼晚清、民初，邊疆問題如此棘手。某種程度上，這不是新問題，而是清朝治理邏輯本身留下來的後果。

六、結語：清朝不是更會治理邊疆，而是更會維持帝國外形

所以，回到最開始的問題：清朝真的比漢人王朝更會治理邊疆嗎？我的答案是：未必。如果你的標準只是看版圖有多大、帝國撐多久，那清朝當然很驚人。但如果你問的是：它有沒有真正把這些地方穩定整合進一個牢靠的國家結構？它有沒有讓邊疆不再只是邊疆，而是變成內部的一部分？它有沒有在中央衰弱時，仍然讓這些地方保持高度穩定？那麼答案恐怕並不樂觀。清朝擅長的是用差異化方式維持一個龐大帝國的表面穩定。它不急著內地化，而是選擇隔離、分類、控制。這在帝國強盛時很有效，但一到晚期，問題就全部浮現。

所以更準確的總結應該是：清朝看起來比漢人王朝更會治理邊疆，不是因為它更成功，而是因為它更善於用帝國方式維持邊疆；可一旦進入近代，這種低整合、高隔離的治理模式，反而暴露出其深層脆弱。說得更簡單一點：清朝把邊疆管住了，但沒有真正把邊疆變成自己。而這，也許才是它晚期最根本的問題之一。

民國103年7月，前行政院長郝伯村將軍以96歲高齡重返抗日戰爭現場。回國後由郝將軍口述，天下文化出版社出刊專書，報導他拜訪太原會戰「忻口」戰場的場景。

民國26年9月中日兩軍在太原展開大戰。當時我民族已形成全國不分南北，不分省份地區，不分男女老幼，不分黨派，一致團結抗戰。中國共產黨在陝西洛川全黨會議決定「共赴國難」，原「紅軍」換穿國軍制服，捨五角星帽，換戴青天白日軍帽，整編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所屬第18集團軍，太原會戰起受命在長城「平型關」附近伏擊日軍。

去年秋天我前往山西省北部接近內蒙古地區感受「胡地」氛圍（漢朝初期匈奴經常南下侵犯此邊疆地帶）。太原會戰主要戰場即位於這個地區的「忻口市」，在太原東北方向，距離約120公里。

民國26年七七事變後日軍佔領北平、天津、張家口，旋即集中兵力沿同蒲鐵路南犯，企圖奪取太原。國軍第2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指定名將衛立煌率西北軍、四川軍、桂軍（李宗仁、白崇禧所屬）、中央軍及18集團軍（朱德擔任總司令）等總計約28萬兵力迎戰日軍。日軍由寺內壽一大將率領第5、第10、第20、第108、第109等5個師團，加上偽滿軍1個師，總計約20萬人發動進攻（日軍師團番號數目字愈少者實力愈強，第5、第10兩個師團隔年是進攻台兒莊的主力）。

戰事自26年9月起，至當年11月下旬結束，太原淪陷。國軍𡚒戰達成軍委會要求堅守1個半月的目標，傷亡約12.9萬人；日軍傷亡約2.8萬人。國軍第9軍軍長郝夢齡、第54師師長、獨立第5旅旅長等3位將軍於戰地陣亡。

郝伯村將軍親臨現場緬懷英烈並建置紀念碑告慰英靈。戰爭時，第9軍參謀長郭寄嶠10餘年後隨同國軍撤退至台灣，曾經擔任國防部長，他是郝伯村將軍的岳父。

共產黨紅軍整編為第18集團軍，所屬第115師在師長林彪指揮下奉命在長城關口「平型關」附近埋伏，平型關距離指揮中心「忻口」約171公里。當年9月25日日軍精銳第5師團所屬補給支隊進入伏擊區，該地兩側均為幾近垂直的斷崖，高約35至40公尺。日軍進入該地，共軍團長李天佑（共軍名將，國共內戰擔任共軍東北野戰軍第1縱隊司令，屢建奇功，中共建政時晉封上將）率部以急襲火力加以攻擊，半天時間全殲日軍約1000人，擄獲步槍、軍馬、被服等等甚多，此即所稱的「平型關大㨗」。

該戰役給予國人同胞極大的鼓舞，打破日軍戰無不敗的神話。迄今中國大陸每逢慶典或大閱兵時，遊行方隊都安排「平型關」或「第115師」於陣中，其來源即在於此。

楊虎城與李虎臣「二虎守長安」，功在北伐，卻因後來的「西安事變」，這段歷史被國民黨抹殺，在台灣被忽略。今年是「二虎守長安」百年，值得紀念其功績，傳承其精神。

一、「二虎守長安」的歷史背景與過程

1926年，正值國民革命軍北伐前夕，北洋軍閥吳佩孚為擴充勢力範圍，企圖攻佔西安以控制關中地區。4月2日，吳佩孚任命豫西鎮嵩軍首領劉鎮華率10萬大軍西入潼關，圍攻西安。此時，西安城內僅有國民軍將領李虎臣（國民二軍第十師）、楊虎城（國民三軍第三師）率領的不足1萬守軍，形勢岌岌可危。

面對敵眾我寡的絕境，楊虎城臨危受命，於4月16日率部進駐西安，與李虎臣部會合，史稱「二虎守長安」。兩位將軍率全城軍民堅守孤城8個月，期間經歷了無數次血戰，鎮嵩軍多次發起強攻，均被守軍擊退；圍城後期，城內糧盡彈絕，軍民只能以野菜、樹皮充飢，甚至殺馬分食，但仍堅守陣地，未放棄抵抗。

11月28日，馮玉祥率國民軍聯軍從綏遠五原誓師南下，與西安守軍內外夾擊，終於擊潰鎮嵩軍，解西安之圍。「二虎守長安」之戰，以不足萬人的守軍牽制了10萬北洋軍，為北伐戰爭贏得了寶貴的戰略緩衝，成為北伐時期最慘烈的守城戰之一。

二、「二虎守長安」對北伐的戰略貢獻

「二虎守長安」之戰雖然發生在西安，但其影響遠超地域範圍，直接服務於北伐戰爭的整體戰略：

1. 牽制北洋軍主力，減輕北伐壓力：鎮嵩軍是吳佩孚的精銳部隊之一，「二虎守長安」將其10萬大軍牽制在西安城下達8個月，使其無法參與北伐戰爭的正面作戰，極大地減輕了廣東革命政府的北伐壓力。

2. 保衛西北革命根據地，鞏固北伐後方：西安是西北地區的政治、經濟中心，「二虎守長安」保住了這一重要根據地，使國民軍聯軍得以在西北地區獲得兵源、物資補給，為北伐戰爭提供了堅實的後方支持。

3. 推動北方國民革命運動，呼應北伐大局：西安解圍後，陝西地區的群眾革命運動空前活躍，成為全國大革命運動最發達的省份之一，與廣州、武漢遙相呼應，形成了「南有武昌，北有長安」的革命格局，有力地推動了北伐戰爭的發展。

三、楊虎城在北伐中的後續功績

「二虎守長安」後，楊虎城繼續率部參與北伐戰爭，成為國民革命軍中的重要將領。1927年，楊虎城部被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第十軍，任軍長，率部東出潼關，參加北伐中原的戰鬥。在隴海路戰役中，楊虎城率部與直魯聯軍作戰，屢立戰功，為北伐軍佔領河南、山東等地奠定了基礎。

此外，楊虎城在北伐期間，始終堅持與共產黨合作，支持羣眾革命運動。他的部隊中，有不少共產黨員擔任重要職務，為北伐戰爭的勝利作出了貢獻。

四、「二虎守長安」的後世紀念與精神傳承

「二虎守長安」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其精神一直被後世銘記。1927年3月，為紀念守城死難軍民，于右任、馮玉祥等帶領各界人士修建了西安革命公園，園內有「革命亭」「東西大冢」等紀念建築，楊虎城將軍題寫的「繼續堅守西安百折不回的革命精神」石刻，成為公園的精神象徵。

近年來，西安革命公園成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每年吸引大量遊客前來憑弔。2025年，西安畫院畫家吳康創作的國畫《二虎守長安》，以藝術形式再現了當年的戰鬥場景，成為傳承「二虎守長安」精神的重要載體。

2026年是「二虎守長安」百年紀念，西安革命公園計劃舉辦系列紀念活動，包括歷史展覽、學術研討會、文藝演出等，旨在弘揚「二虎守長安」的犧牲精神與愛國情懷，激勵後人銘記歷史、奮發圖強。

結語

「二虎守長安」是楊虎城將軍一生中的重要功績，其對北伐戰爭的貢獻不可磨滅。這場戰鬥不僅體現了楊虎城將軍的軍事才能與愛國精神，更彰顯了中華民族在危難面前團結一心、頑強抵抗的意志。百年過去，「二虎守長安」的精神依然激勵著我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努力奮鬥。

西安古城牆

前總統指控追隨20年的親信有財政紀律問題，要六親不認的送法辦。
這事情的真假局外人不得而知，無從置喙；只不過前總統這種莫名所以的道德潔癖及六親不認的個性讓劉杯杯不由想到，衡諸史冊，所謂的清官，其實要比貪官的危害更大。
那麼，為什麼清官會比貪官更可怕？

首先，因為清官佔據了道德上的高度。
貪官拿錢、收賄、為己為私，但也心虛，凡事留幾分餘地，為別人留，更是為自己留。
清官沒有貪污，律己甚嚴，生活簡樸，是標竿，是模範；凡事以己度人，我可以，你也可以；只要是為了公義，為了紀律，任何過苛的舉措都可以，都理所當然。
這是因為清官在佔據道德高度的狀況下，備受長官信任，民眾信賴；而也因為沒人敢說他錯，其所作所為就缺乏監督，愛做甚麼就做甚麼。

就好像一群自以為正義的文士和法利賽人帶著行淫時被拿下的婦人來質難耶穌，耶穌說「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拿石頭打她」時，即便一般人不敢說自己無罪，那清官酷吏可是敢丟出那塊石頭的。

我是好人，你是壞人，嚴刑峻法，殺伐果斷，決不寬貸。
這就是清官往往也會變成酷吏的原因。
跟隨清官的人很辛苦，因為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被嚴格對待，甚至被冤枉；任何時候都戰戰兢兢，不只不敢犯錯，連正常做事都會提心吊膽，不知道老闆甚麼時候就翻臉不認人。

清官酷吏不是新鮮事，史不絕書。

像西漢的張湯，就是知名的清官酷吏，潔身自好，還能力過人；問題是，手段非常嚴厲殘忍，甚至會為了達到目的而設局讓人入罪；結果是處處冤案，人人自危。

明朝的海瑞幾乎就是清官的代名詞；生活簡樸到極點，但處事過剛，不懂變通，讓整個官僚體系很難運作，連嘉靖皇帝對他都毫無辦法。

《老殘遊記》中所描述的毓賢，就是個典型的清官酷吏，打著為民除害的旗號，其實濫用嚴刑、草菅人命，比貪官更可怕。

再回到前總統的例子來。
表面上不貪、不偏袒，看起來很公平，但為了所謂的清廉，或是自以為的道德潔癖，對同僚、對下屬行為的要求極高，甚至到了不留餘地的地步，結果導致政爭、分裂、同志離心離德，反而造成不可逆的嚴重後果。

說到底，清廉跟善治其實是兩碼事；沒有同理心，沒有合理性，沒有大局觀，只為了所謂的清廉、紀律，或是道德，就不管不顧的發動政爭，清算同志，懲罰同仁，這本身就是一種權力的濫用，談不上是善治。

雖然這樣說可能會挨罵，但是貪而心虛，不得不兢兢業業做事，夾著尾巴做人的貪官，較諸廉而狠戾，唯我獨尊，做事不管不顧的清官，對國家社會民眾的貢獻也許還要大一些。

京杭大運河，又名中國大運河。南起杭州灣錢塘江，北行抵達北京市「萬壽寺」鄰近之「廣源閘」。流經浙江、江蘇、山東、河北、天津、北京等省市，溝通錢塘江、長江、淮河、黃河、海河五大水系，全長1794公里，2014年被聯合國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隋焬帝繼位前即向父王建議開鑿大運河，即位後不顧民生疾苦強徵民工大事開挖。他揚言自己是秦始皇第二，成為千古一帝。

大運河分為四個河段，自南而北分別為江南河、邗溝、永濟渠、通濟渠。通濟渠（在河北省境內的河段）與永濟渠（在山東省境內的河段）係由隋煬帝開鑿，主要目的是爲了攻打高麗，運送與集結物資於通州（當前大陸在通州興建了至為宏偉的大運河博物館）。「邗溝」係吳子胥奉吳王夫差之命開鑿，始於江蘇揚州長約150公里。東周時吳王為逐鹿中原爭取擔任各大諸侯的盟主，調派兵馬睥睨群雄而開鑿。長江以南至杭州灣的河段為「江南河」。四大河段連結成為中國大運河。

我年近50初登大陸，即渴望一睹大運河風釆，民國87年我來到上海出席國際證券論壇（當時大陸正全面轉型改革，推行「股份式」公司組織），我為主管機關代表，被推為領隊。會議結束後座車經蘇州前往南京，來到無錫，駕駛告知大運河在附近，我當即請停車休息，全團人到運河岸邊拍照留念，大運河我終於來到了。我感嘆祖先數千年前在缺乏現代機具的環境中，全憑肉身及苦力完成此一宏偉的建設，為後世子孫留下寶貴的資產與燦爛的文明生活。

民國105年我退休後，每年都訂定計畫前往大陸瞻仰祖先的遺蹟，凡大運河流經的城鎮或鄉村都列入行程。直到去年（民國114年）我來到北京市通州區參觀新建成的「大運河博物館」，在舘裡及河港邊留影。隔天前往北京城裡「萬壽寺」（清王朝皇家專用佛寺）鄰近的「廣源閘」。這裡有一皇家專用的運河，通往頤和園。兩者以「廣源閘」相隔離，「京杭大運河」北端終點即止於此。

近10年，我足跡遍及大運河流經的城鄉，它們在歷史長河中均留著流傳千古令子孫緬懷的事蹟。簡述如下：

1. 大運河南端起點，杭州灣錢塘江。

2. 杭州市中心，河港「武林門」詔告牌示「到北京看長城」。

3. 烏鎮，位於浙江桐鄉市。典型的「小橋、流水、人家」，為千年文化名城，歷來有64位進士出身於此，名作家茅盾為烏鎮人氏。目前，世界互聯網大會設址於此。

4. 蘇州吳中區木瀆古鎮，春秋時代吳王闔閭的行政中心；項羽於此號召8000人江東子弟起兵討伐秦始皇。此區「寶帶橋」連橫53個橋孔，為中國最多橋孔的石橋，大運河毗鄰而過。

5. 蘇州城，春秋時名稱為「姑蘇城」。闔閭命吳子胥興建姑蘇城牆並於蘇州城外靈岩山興建姑蘇台。夫差於姑蘇台興建舘娃宮，宮裡打造「響碟廊」，踏歩於上會發出樂聲，以取悅西施，西施擅於輕歌曼舞以娛夫差。越王勾踐進貢西施予吳王，夫差中了美人計，卒至亡國。
蘇州城外寒山寺，唐朝時張繼考進士落榜，落寞時分乘船大運河南下，行至姑蘇城，天色已晚，船隻彎進支流停泊於寺前「江村橋」下過夜。心情低落時，寒山寺傳來鐘聲，寫了「楓橋夜泊」詩。詩句「…江楓漁火對愁眠…」，對照場景應當是「江村橋」與相鄰之「楓鎮橋」，加上運河船隻的燈火形成的畫面。中學時期考國文翻譯，當時老師的答案是「…江上的楓與船上的燈火…」，𦲷臨現場發現，完全不對頭。

6. 無錫，它位於太湖邊，是吳文化發祥地。秦始皇時期當地挖得石碑，上刻字「有鍚兵 天下爭；無錫寧 天下清」。錫為鑄劍重要成分，引來兵家必爭，秦將王翦主張此地無錫比較好，無鍚地名由此而來。

7. 鎮江，三國時期鎮江名為「南徐」，是吳國的行政中心，長江與大運河交滙於此。《三國演義》諸葛孔明錦囊妙計戲耍周瑜與孫權發生於此；民間故事《白蛇傳》白娘娘水漫金山寺發生於此；蘇東坡「水調歌頭」完成於金山寺；南宋大將韓世忠大戰金兀朮於長江，他的夫人梁紅玉於金山寺高台擊鼓揮旗指揮戰船擊潰金軍。

8. 揚州，大運河自鎮江穿越長江，北上第一站來到揚州，當地亦建有大運河博物館。唐朝時期，揚州「大明寺」住持鑑真法師東渡日本，前後7次將佛教傳入日本。著名的「瘦西湖」實為大運河水流進入揚州彎來拐去形成的湖泊，兩岸景緻比美西湖，但湖面狹窄細長，所以稱之為「瘦西湖」；義大利人馬可波羅曾在揚州擔任縣令3年，他將見聞口述予朋友，朋友依他所說寫入名著「東方遊記」。

9. 淮安，大運河於此建有閘門，除調節船舶水位外，亦方便運河轉運物資。明、清時期南方地區向朝廷進貢糧草、稅銀或其他物資都在此登陸改由馬匹䭾運，稱為「漕運」，淮安設置「漕運督都府」，官階不低。民國34年底國共內戰開始，中共原擬建都於淮安，與距離不遠的南京分庭抗禮，蔣介石調來重兵將共軍趕進山東。

10. 宿遷，項羽與他的勁敵韓信同為宿遷人氏。當地有景色秀麗的「駱馬湖」，大運河沿著湖的西岸北上。湖堤道路左邊是大運河，大木船在河上徐徐北進，道路右邊是湖面，波光粼粼，湖邊遍植楊柳，釣客悠哉悠哉等魚兒上鉤。

11. 徐州，自古以來就是兵家必爭之地。徐蚌會戰黃伯鞱兵團自運河以東準備撤到運河以西的徐州總部，總部指示他多停留2天掩護另一西撤的部隊，黃司令未利用那2天在運河架設浮橋，2天後大軍西撤，河面僅1座橋，擁擠不堪，導致西撤速度緩慢，共軍即早在西岸阻擋國軍。黃兵團被包圍10天後被殲滅。

12. 濟寧，大運河進入山東省，沿微山湖北上。劉邦故鄉江蘇沛縣在微山湖西岸。水滸傳小說，江湖好漢聚集的梁山水泊位於此地。大運河彎進市區，著名的太白樓座落在岸邊。李白在濟寧生活20餘年，日日在太白樓飲酒賦詩。太白樓庭院裡有仿舊日李白與朋友飲酒的茅亭，具有思古之幽情。

13. 聊城，大運河與黃河在此相會。水滸傳小說武松打虎的景陽崗位於此地；台灣大學前校長傅斯年即為聊城人氏。

14. 山東省德州市，位於山東省與河北省的交界。19世紀德州是南方9省（冀、魯、豫、蘇、皖、浙、湘、鄂、贛）通往北京的重要漕運通道。此地歷史名人包括漢朝時期東方朔、唐朝顏真卿、7.7蘆溝橋事變我方指揮官宋哲元。

15. 天津市，大運河北上至天津與海河交會。海河係華北5河，滹沱河、清河、子牙河、南運河、欒河𣾀合而成，向東行注入渤海灣，清朝時期在河口建置堅固的大沽口砲台。北運河往西北方向進入北京。

16. 北京通州，逐漸接近大運河北端的終點，位於北京萬壽寺旁的「廣源閘」。萬壽寺為清廷皇家專用的佛寺，寺廟前有皇家專用的運河，直通頣和園的昆明湖。戊戌政變，慈禧太后自頤和園起駕回宮，搭乘運河的御船至萬壽寺，拜佛後換乘馬車回宮，下令監禁光緒皇帝。「廣源匣」區隔皇家運河與大運河，可視之為京杭大運河北端的終點。

1896年秋，日本聘英國人巴爾頓（W.K.Burton，1856～1899，又譯為：巴頓、伯特）調查臺北市下水道改良計畫，他主張採用明溝，理由是：（a）臺人文化程度低，採用暗溝不易清掃、（b）臺北地方降雨量多且大，採用暗渠，工程費用高，且明溝氾濫時退流速度快、（c）臺北與歐美繁華都市不同，交通流量有限，用明溝即可（在交通量低時，明溝尚不易肇至危險）、（d）市中舊有鑽水井水位尚高，可供作自滌汙水之用，新加坡就有此例（當時新加坡為英國殖民地），結果良好。（e）糞便可以糞桶及水肥車收集供肥料。（f）抽水馬桶尚未使用（由於當時房屋多將廁所另築於屋外，並採出糞坑式廁所，由人工收水肥挑運至郊外當作肥料之用，故排入下水道之家庭污水污染量濃度較低，且由於污水量少而河川水量豐沛（因上游尚未構築水庫），因此不影響河川自淨能力造成河川污染）。最後日本人基於財政考量，採納巴爾頓的建議──即明溝排水。

最初臺北市的污水和雨水是由明溝引至城北後再放流入淡水河，並設置閘門，以防颱風天或大雨時河水回（溢）流造成市區積水。到1906年（明治三十九年）為改善城內及艋舺地區環境衛生，總督府開始設置暗渠（涵洞）下水管線，以鋼筋混凝土建造下水排水系統，之後隨著市區發展，逐年有所增建。

日據中期，日本曾計畫於淡水河右岸及基隆河左岸，設置六處污水處理計畫用地，以配合排水幹線，將收集之污水於排入河川前先行處理再排放，以避免污染河川。可惜此六處處理廠計畫用地，迄光復時仍未開闢建設。

巴爾頓為英國蘇格蘭愛丁堡人，當時任教於日本帝國大學，1896年應臺灣總督府之邀擔任衛生工程顧問技師，進行臺灣各地衛生工程調查與設計，因此被人稱為「臺灣自來水之父」。但巴爾頓因酷熱過勞，只在臺灣待了半年就感染瘧疾而回日本，兩年半後去世。之後的工作就由巴爾頓的學生──浜野弥四郎（1869～1932）接手，他先後策劃建立了臺北、基隆、臺中、臺南的貯水池和上、下水道工程，在臺工作時間長達23年，被譽為「臺灣水道之父」、「城市的醫生」。

日本人投降後的1967年，臺北市剛改制為院轄市，時任臺灣省公共工程局局長兼任臺北市工務局長的王章清先生（1920～2011）認為，日據時期──臺灣所有城市均採用上述──雨水與汙水明溝合流排放方式。這種情形在低密度人口的小市鎮只要有自來水，是可行的。但像臺北市這個位處於亞熱帶的大都市（即使在日據時期，臺北市的人口規畫也到達60萬人）來說，這種明溝式（或暗渠）的合流系統，很容易成為蚊蟲與病菌的溫床。因此一個現代化的都市應該採用雨水與汙水分流的系統，這就是俗稱的：「衛生下水道（Sanitary Sewerage）」。而臺灣第一座汙水處理廠──迪化汙水處理廠即在王章清先生的建議下於1976年開工，1980年完工啟用。當時臺北市汙水下水道之接管率約為36％。到2026年1月為止，臺北市門牌戶數汙水下水道接管普及率已超83％，穩居全臺第一。

參見－－

（Ⅰ）《都市計畫的前輩人物訪問紀錄～口述歷史叢書7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p64～70。

（Ⅱ）內政部營建署：《污水處理廠設計及解說（110年版增修訂）》（中華民國110年11月19日）。

歷史從不重複，卻總在循環中叩擊現實。當日本政客高市早苗拋出「臺灣有事即日本存亡危機」的狂言，當賴清德以「臺獨工作者」自居鼓吹分裂，歷史的幽靈再次浮現——五百年前肆虐東南沿海的「倭寇」，與今日臺海畔的「謀獨」鬧劇，竟構成了一面令人心驚的隱喻之鏡。

一、嘉靖倭患：內外勾結的千年毒瘤

16世紀的嘉靖年間，中國東南沿海陷入血火交織的倭患。倭寇之禍，絕非簡單的海盜劫掠。史載「真倭十之三，假倭十之七」，以王直、徐海為首的中國海商勾結日本浪人，將海禁政策下的民間貿易需求扭曲為武裝走私網絡。他們劫掠浙江、福建沿海，僅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一年，倭寇便攻陷臺州、溫州等十餘城，焚燒房屋三萬餘間，擄掠人口逾四十萬。

明軍初期因衛所制腐朽、指揮混亂而節節敗退，直至戚繼光以「鴛鴦陣」橫掃倭寇，俞大猷率水師封鎖海疆，才以「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橫戈馬上行」的鐵血，終結了這場持續兩百年的危機。嘉靖四十年（1561年），戚家軍在台州府花街之戰中，以「狼筅開路、長槍刺殺、短兵補刀」的戰術大破倭寇，斬首三百餘級，救回被擄民眾千餘人，成為冷兵器時代協同作戰的經典戰例。

但歷史的吊詭在於：倭寇之亂雖平，其根源卻未徹底消除——海禁政策造就的畸形貿易生態，始終是懸在沿海百姓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二、賴清德「謀獨」：歷史邏輯的現代複刻

今日臺海局勢，與嘉靖倭患竟驚人相似。賴清德之流以「臺獨」為旗號，實質是外部勢力與島內分裂勢力的合流：

歷史敘事的重構：民進黨當局刻意美化日本殖民統治，將「皇民化運動」包裝為「現代化進程」，卻對日據時期臺灣同胞被強徵為軍夫、遭細菌戰殘害的血淚史閉口不談。2026年3月，賴清德在「臺灣地區領導人直選30年」研討會上，仍鼓吹「兩岸互不隸屬」，甚至將「臺獨」包裝為「民主選擇」，試圖以「民主」為分裂披上「合法」外衣。這種行徑，與嘉靖年間中國海商為利益勾結倭寇的「假倭」邏輯如出一轍。

地緣博弈的工具化：日本政客將臺灣問題與「存亡危機」捆綁，賴清德則借「民主」之名行「謀獨」之實。二者皆以民族主義為幌子，實則將臺灣民眾推向戰火邊緣。正如戚繼光痛斥「倭寇之禍，根在貪腐與懦弱」，今日臺海危機，根源亦在分裂勢力與外部干預的沆瀣一氣。

鐵證如山：日本殖民統治臺灣期間，強制推行「皇民化運動」，強令臺灣同胞改用日式姓名、參拜靖國神社，甚至將臺灣青年編入「臺灣混成旅團」參與侵華戰爭。而賴清德當局近年推動的「去中國化」課綱，竟將日本殖民時期美化為「臺灣現代化黃金期」，全然無視65萬臺灣同胞因抗日犧牲的史實。

三、歷史與現實的本質分野

必須清醒認識：倭寇是外部侵略的暴力符號，而「臺獨」是民族內部分裂的毒瘤。二者的本質差異在於：
1. 性質之異：倭寇之亂是武力刼掠，而「臺獨」是政治背叛。
2. 代價之殊：抗倭戰爭以軍事勝利捍衛主權，而「臺獨」挑釁將引發臺海全面衝突。
3. 歷史定位：戚繼光平倭被尊為民族英雄，賴清德若敢觸碰紅線，必將被釘上歷史恥辱柱。

法理鐵證：1945年《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明載日本須歸還竊取的中國領土，聯合國2758號決議更以壓倒性多數確認「一個中國」原則。賴清德鼓吹「兩國論」，實為對國際法理的公然踐踏。

四、鐵血規則：從抗倭到捍臺的啟示

嘉靖抗倭的勝利，源於三大鐵律：

以戰止戰：戚繼光「封侯非我意，但願海波平」的決絕，證明唯有雷霆手段方能懾止侵略。今日，解放軍「圍島」演習已形成常態化震懾——2025年12月，「正義使命-2025」演習中，海軍艦艇編隊、空軍戰機編隊首次大規模穿越所謂「海峽中線」，火箭軍發射的常規導彈首次穿越臺島中央山脈上空，命中臺島東部外海目標，充分展示了解放軍對臺島及其周邊的強大火力懾壓能力。

民心為本：浙江百姓冒死支援戚家軍，印證「得道多助」的永恆真理。今日，兩岸經貿合作已成為連接兩岸同胞利益的紐帶——2025年上半年，兩岸貿易額達1477.8億美元，同比增長11.4%，臺灣對大陸貿易依存度達41.5%，半導體產業超60%產能依賴大陸市場。ECFA框架下的兩岸經貿合作，讓臺灣同胞共享發展紅利，使「謀獨」失去社會土壤。

制度革新：隆慶開關化解海禁矛盾，證明開放與治理並重才是長治久安之策。今日，大陸持續推出「31條措施」「26條措施」等惠台政策，支持福建建設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區，推動兩岸經濟融合發展，為兩岸和平統一奠定基礎。

結語：歷史的鏡子與民族的脊梁

從倭寇肆虐到臺海波濤，歷史反覆驗證一個真理：民族的團結與脊梁，永遠是最堅固的盾牌。當賴清德之流重蹈「假倭」覆轍時，中國人民已做好萬全準備——我們不懼挑釁，更不畏戰爭，因為身後是五千年文明積澱的磅礴偉力，是14億人捍衛主權的鋼鐵意志。

正如戚繼光在《紀效新書》中所言：「正心術，明紀律，嚴賞罰，此三者為治軍之本。」今日中國，既有「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的雷霆手段，亦有推動兩岸同胞心靈契合的春風化雨。歷史的車輪終將碾過一切分裂圖謀，而中華民族的復興，必將在淬煉中迎來新的巔峰。

關於日殖台灣悲劇史，現在我們來深入其中的「文化問題」。
殖民者與我島民都是黃種人，除了語言不同之外，就是民族各自的生活方式相異，也就是文化上不同。故古來雖早有「中日同文同種」之說，但那只是順口的說詞，其實，彼此生活習慣與思考模式的差別真是不小。

本文談文化問題，是著重在我島民在五十年的殖民統治下，如何保持自身族群文化的存續與發展，受到怎樣的待遇。日本文化可能留下多少影響，例如，戰後頗為出名的我島文化人柯旗化，曾如此描述，日殖晚期的中學生活：
「我根本不知道聽學長訓話時要必恭必敬地低著頭，還仰頭像聽老師授課似地認真聽著。突然，我被叫出列：『喂，你不服氣嗎？出來！』接著，臉上捱了兩三拳。大塊頭看來強壯的低年級學生，往往是高年級生毆打的對象。我長得高又顯眼，常常捱揍。」
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那些不同文化的影響？

首先，當然應該回顧明清以來，隨著移民帶來的種種；中國文化由於農業社會的傳統，不只自然「安土重遷」，還擁有信仰「天地大德曰生」「多子多孫」的「安胎文化」與農業已達到精耕的水準；其生產力足以讓我島上誤信非三十七歲以上的女性，不得生育兒女的平埔族，釋放其偉大母性與突破原住民燒山遊農的生產力限制；更帶來了相對於西方文化雖然暫居於落後，但其潛力無窮的中國傳統文化。

簡言之，福澤諭吉雖曾批判我傳統文化有重視私德，脫離實際的情況，確實是一問題；然而，在我國經典中所高舉的「學問思辨行」之要領，一旦獲得充分檢討執行，絕對有「實學」的效果；這個工作在兩岸中國可說都起自1860年代，那也是我島開放通商口岸的年代；但是此岸的文化發展因日殖五十年間而中斷，對岸的中國人可說正是從此更面對世界各種新的學問，在方方面面進行著「學問思辨行」的工作。那簡直可說正是今日所謂「自立更生」與「摸著石頭過河」的默默前驅。

就是那一頁悲慘的歷史新頁，中國「公車上書」的維新派與「興中會」的革命派都更精進地、忘我地投入這個開展實學的時代中；可惜我們島嶼被犧牲了，在痛苦中，失去了這個中國人「臥薪嘗膽」共同成長的機會──那是在兩岸高度隔絕且殖民者高壓下，我島的傳統文化只能在「日本天年」中，以接近「苦撐待變」的形式存在。

苦撐之一，是漢書房的數量仍然居高不下；1898年至1902年，書房數分別為1707、1421、1473、1554、1623；1903年，因我民間在1898年發動了偉大的降筆會戒吸鴉片運動，雖在1902年就被當局強力打壓，但其表現讓殖民者不能不肯定其地位。

苦撐之二，是發生了典範教師洪禮修為啟發式教學法抗爭而遭打壓事件〈1910〉；整個過程中，殖民者更加強了其所謂的「國語至上主義」與「德育主義」；以國語學習與道德課目兩者，來充分消耗我先民的時間與精力，挫折學生在知識上的上進心。

苦撐之三，是1915年前後，我島上的大地主與買辦階級，與民間傳統天年觀的地方節義人士，面對難耐的高壓統治，分別組成尋求減壓的「台灣同化會」與延續降筆會抗日精神，後來造成噍吧哖起義事件的宗教活動〈余清芳是當年日警的通譯〉。

苦撐之四，到據台25年後，幾乎日殖後第一個世代的人消失之後，我島上才有了作為我島啟蒙運動的「台灣文化協會」〈1920〉的出現。他以中日間親善的橋樑自認，在官方同化政策說詞的隙縫下，進行我島民的自我啟蒙與診斷。
從此，才有了我們今天頗為大家樂道的新時代的到來，例如，著名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然而，遠赴東京請願設置議會的事，在民意覺醒的當年，那裡真能表現廣大民意在生活上的強烈不滿，難怪要被苦悶的民間譏為「叩頭請願」，哪裡能充分表現真實民意之萬一？那是日殖時期我島所被允許的啟蒙。不過，這或許也是不能責怪日本的，因為其文化中，強烈的階級性本是不可違抗的 ，無論如何的動機純正，只有「叩頭請願」才被允許。

就在此時的稍前，1919年，對岸發生了「五四新文化運動」；接續在1905年國人同情廣大華工在美國被苛虐待遇的覺悟之後，一面是俄國革命的成功，其領導者列寧被革命家孫中山尊為「革命中的聖人」，自然是影響不小；另一面是美國威爾遜總統關於民族自決的宣傳，加上美國哲學家杜威此時來華。

杜威的來華前先到日本訪問兩個多月，來華後卻因各地反應熱烈而一再延宕行期，至兩年後才離華；據稱曾講演於11省，講演達兩百場；北大校長蔡元培曾推崇其為「西方的孔子」，學者賀麟稱其此行對中國思想界之影響，勝過當代任何的西方思想家。
據稱，當時杜威在家書中的描述，並沒有避開關於中國的黯淡與落後，但是「你想不到，沒有在《巴黎和約》上簽字對中國而言意味著什麼。這是公眾意見的勝利，一切都是由這些學校裡年輕的男孩女孩們推動的」。杜威在信中寫道，「我們正親眼見證著一個國家的誕生，而誕生總是伴隨著艱辛的。」；所謂的「新文化運動」，是在如此的西方新興時潮的強烈衝擊下誕生的。

然後，1922年10月，全國教育會對於國民學校的制度與課程經嚴密討論後，該年新學制第四條就規定：「兒童是教育的中心。兒童個性的發展，在創立學制時，應予以特別注意。嗣後，中等和高等學校，必須實行選科制。所有的小學，編級與升級必須實行彈性制。」 其後，1923年的新小學課程和1929年的修正課程，也接受了這個進步的「兒童本位」觀點。

甚至，1924年，「國民黨之政綱」的「對內政策」的第十三條下；其文為「厲行教育普及，以全力發展『兒童本位之教育；整理學制系統，增高教育經費，並保障其獨立。」；另該政綱之末，附有如此的說明：「以上所舉細目。皆吾人所認為黨綱之最小限度，目前救濟中國之第一步方法。」

但這是日本傳統很難接受的先進體制，因而頗有學者批判日人只接受了該制的形式，並沒有真實接受其進步的精神。而殖民者這時在我們島上努力散播透過國語才能學得先進的西方文明的觀念，推動著可說是虛假的「國語普及運動」。

史實中，1922年，我島所謂的「普及」，其實，其就學率不到三成，且輟學率超過五成；那是前述號稱「國語至上主義」與「德育主義」，其實是消耗學生精力與時間，且肆行體罰的低智教育。教育與文化密切相關，自然如此之教育下，文化也難提升。社會更易於宰制。

請看當年對岸中國的初等與中等教育之一示範表現──
「北平紅廟北師附小……當時那是實行道爾敦制教學最有成效的學校，班上共分為六組，每組七人，有一小組長，課桌是按小組倂對排列。上課時有一位同學領導討論前一天指定預備的課，由同學發問同學自己答，答不出時老師在旁再協助解釋，那是相當有效的啟發式教學法，同學都顯得非常活潑……一學期一次由全校學生推舉北師附小市市長……校中有合作社、郵局〈班際間寫信〉、銀行〈學校發行校內通行紙幣，存款買校內東西均可〉……全部由同學自己利用課餘輪流負責辦理。」
「我是小學四年級考取初中的。……初中時，很流行道爾頓教育制度，即是在未上課前，由老師指定學生先讀某一課，遇有不了解的，上課再由老師講解，這可加強學生的理解與記憶。我本來就有自修的習慣，這樣一來，我更是喜歡自修。……」
「我的高中生活可說多采多姿……學業成績……學校從不排名……我曾擔任全校學生膳食委員會主任委員……敢不買學校當局的帳……高二下，我也曾帶領同學在同學集會中與廖西平校長辯論，指責他……畢業考時，同班同學喻志仁得罪了監考的教育廳督學，當時……鄭校長要開除他，同學公推我去解決此事，我公然說服督學先生轉向鄭校長求情不要開除喻志仁……」

「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與「台灣文化協會」，在殖民當局的那樣宰制之下，則由於其組成份子不同而產生不同的分化；前者因其偏於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的背景，落伍於後來的時潮而漸轉成「地方自治聯盟」，後者則因在強烈的時潮中，路線分歧而有「新台灣文化協會」與「台灣民眾黨」的出現；似乎前者的左翼色彩較高，與當時新起的「台灣共產黨」關係較密；後者統戰的意義較濃，強調今日資本家已不足依靠，乃以階級鬥爭的必要，加味於民族運動。

實際上，1927年，台灣民眾黨已獲得21個勞工團體，人數達三千多人的支持；至1928年更組成「台灣工友總聯盟」，該盟至該年底又有20勞工團體加盟，會員總數達到九千餘人；此外，還有各地青年團體，與地方性的親睦團體支持。值得特別指出的，該黨的要角當年曾是降筆會的乩童，應該親見我先民該一運動如何地偉大奮鬥、成就與其萎頓。

可惜，在1931年前後，由於當局歷經鴉片新特許反對運動與霧社事件的衝擊，加上台灣地方自治聯盟對於台灣民眾黨的分裂之機會，對於我全島的社會運動展開了全面的壓制而各種「自強與統戰運動」都失去其各自原有的社會地位。

這時候的問題，就由許多學者都肯定了「文協」的啟蒙意義之後，來到了已經啟蒙而看到了理想，看到了現實之後，是否人們就有了足以實現理想的「公智」？一個社會、一個國家的理想的實現，絕非一二高智者的事，也非許多受低智教育者所能成就？

這應該也就是1931年，各種社會運動都被壓制後，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曾向當局提出請在公學校開設公民課程，以培養公民自治精神的要求 ；該主張早在1925年，已經在報章上提出過了；「為了『人格教育』遭受蔑視，台灣民報社論亦迭做呼籲，要求對台胞之教育，『不偏重言語、職業方面，應添加公民教育及政治訓練的教程，來養教自治的國民。』」 ，但直到此時民間仍然只能盼望而已。

這些是否可讓我們聯想到，1917年，孫中山作「民權初步」，講解民主時代社會建設的理則，民眾開會的規則，如何才能透過集思廣益的方法，實現社會共同的理想。1918年，孫中山作「孫文學說」，講述國人應有的心理建設，如何而能夠勇往直前。經過謹慎的思考研擬之後，就應該力行實踐，這就是「知難行易」，理想必能及早實現。相對於盼望開設公民課程與自行研擬的「從做中學」，似乎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兩岸文化發展的定位。

此外，關於文化問題，當然不能不關切兩岸的文化運動，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有著怎樣的關聯；相對於過去，兩岸文化人相見似乎只能彼此淚眼相對的感慨，似乎都只是苦撐而已；例如，1912年福建舉人、當代中國新教育的推動者施景琛奉命來台考察，當本地紳商招待時，他們雖能用動人的詩文表達家國之痛，但是無法自在地向市井交流補充自身的精神力量；但是自從新文化運動之後，透過白話文開始有了共同奮鬥的目標〈當時稱為「日用文」或「白話文」〉──雖然其中有各自處境的不同，曾出現國語與閩南語的分歧。

相對的，直到1941年之際，「仍有日人呼籲促進公學校日語教育，認為向來日語教學盡力於方法之講求，而未能獲致充分的效果，其原因之一乃教師並未強有力地灌輸學生國家及國民意識，亦即是欠缺真正進而成為日本人之態度，只不過將日語當作外國語文。其次，一般社會領導階級，尤其是教師，仍未完全自覺，故一般集會或辦公場所仍見台語公然『橫行』。」

據1969年，日裔學者鶴見氏來台調查之判斷，當年的情況是雖然「不少畢業於城市公學校的受訪者，表示他們的台籍教師要求他們使用日語比日籍教師嚴格。上述現象之產生必在日據後期，而可推斷者，多數台籍教師之所以有上述表現，蓋受服務成績之考核等外在壓力的影響，其基於自發責任感者很少。」 這應該可以相當的表徵了我島五十年來，雖然飽受殖民教育之擺布，但是苦撐之下，仍然保持了相當高度的文化主體性。

然而，也不得不考察的是，儘管維持了相當的主體性，但是，就如早期師範畢業的留日學生蘇維梁即曾以教育之目的在於『養成一個完全的人』為論述根據，指謫我島殖民教育忽視學生的個性，略謂──
「政府對台灣人施行教育的目的，就不是講究如何教育，然後台灣人個個乃能變作完全的人，卻在講究『如何教育，然後土著民之台灣人乃能善順善忍，而從事國家生產，以富厚其本國』的問題。所以政府自來對台灣人的教育方針，若自教育上的理想而論，要從根底打破，重新建設而後可。設若不然，台灣人終不能作成完全之人，不過供一國家一民族之犧牲已耳。」

其所論真可說是真實而深刻，我島的文化主體性雖然可說站定了腳步，但是如蘇氏所稱的根柢並非沒有受到相當的損傷。殖民教育終究是殖民教育。在當年那樣的殖民統治之下，除了學校中陰行低智教育，只准教師講解課文表面，不准討論問題，即，只能依據受審核過的低智教案講課。

而對我社會上的先民也採取低智的、只能低於腳本以下的知識講述，根據當時的報導，整個社會體制是如此配合「低智教育」的──無論任何集會，如看電影或話劇或是某種集會──
「據文協活動寫真部的某君談，督府某課長為著該部辯士於8月11日夜被當局命令中止事，呼召他到府裡說：『原來當辯士者須在能夠傳說劇本腳本以下學識的人才，然而你們都是在說明那腳本以上學識的人們，才會有今日的被我們有所指謫……』……」

另關於演劇臨監的運作，就是雖隨劇情進行；腳本中沒有的，就不可出現；否則重罰。例如，彰化新劇社曾在演出「復活的玫瑰」時，有農民與樵夫共三人對話，說及農民終日蠅勉工作，還得不到維生所需，都是資本家剝削所致；今後應該相互團結，為本階級而奮鬥、抗爭；日警就以該對話未見於腳本而處罰三演員各罰10元。三人不服，隔日，該劇更受到「禁演」的決定。當時，30元是很大的負擔；「禁演」更是使全團難以維繫。

此外，對於社會運動的講演也是如此宰制，除了成人始可入場外，只准在室內舉行；其發言者都要事先提出發言的腳本，經過審查通過；在活動中必須照本宣科，否則，輕則中斷講演，重則被拘送警所。

那真是一個怎樣令人窒息的時代；當局如此地宰制著各種活動的空間，往往只向少數特定對象示好，其實是設計分化；例如，著名的我島中部耆宿林獻堂作為島上民族派要角，很想為島民閒置資金找到出路，1926年，就在上山總督口頭許諾下，他以民族資本發想，開辦了大東信託；豈料該信託成立後，雖有助益於總督府渡過當年的台灣銀行危機，並未能獲得公平的對待，因而經營艱難；以致在1930年造成到該會社辦理信託業務的新竹某位著名的民族資本家破產；該新竹耆宿乃當年北台著名的明志書院的主持人，遂引致我島民族派內部難忘的不幸嫌隙。

在如此的殖民統治之下，我島上作為思考與生活模式所傳承的「社會文化」，能有多少發展的空間？真是多麼悲哀啊。在如此的情況下，我島整個社會的文化真是很難獲得時代充分的滋養與鍛鍊而發展茁壯吧。

而最讓人感覺遺憾的，可能上述我島民族派內部的嫌隙，後來甚至導致光復初期，明志書院派下台北師範系統的半山游彌堅與蘇維梁等對舊日大東信託系統、對曾為皇民奉公會幹部的林獻堂與陳炘提出類「漢奸」之攻擊。使得大戰末期因引導日本國會議員向華謀和而受重視的蔡培火，雖曾對重慶官方推薦我島祖國派領導人林獻堂為不二的領袖人物，但戰後林氏竟然沒有獲得當局重用；或許竟成為後來二二八歷史悲劇沒有能及早剎車的一個不幸的、重大的背景。

精通圍棋布局設計的大和民族的殖民手法，果然可圈可點，我們長期接受低智教育的同胞，有心而乏力，真可說是雖敗猶榮；只是，世界局勢波譎浪詭，美日殖民者都已精銳盡出，我們島民是否應該有自身深刻自省的覺悟？

過年五天時間，利用休息時間，一口氣把大陸最新拍攝的歷史劇《太平年》四十八集全部看完了，這部戲極其考究，對白充滿著文言文，劇情卻極其緊湊，編劇能操作如此複雜的歷史，讓數十個角色都能立體呈現，不只注意到五代（梁，唐，晉，漢，周）的制度變化，甚至注意到大宋、南唐與吳越的衣冠風格各異，還呈現出後世罕見的「插手禮」，看完當能填補社會大眾對「五代十國」的認識空白，並能深刻體會到戰亂帶來的悲歡離合。

這部劇提供給我一大啟發：五代紛亂，君主更換頻繁，然而政治秩序依舊能維持，有賴於馮道這類的「公務員」，兢兢業業恪守職責，不管最高層的政治鬥爭如何慘烈，儘可能在行政層面做自己能做的事情。再者，十國中，只有吳越國能保境安民，歷來君主都能關懷民生，守住一片淨土，讓百姓過著富庶的生活，更來自大家都遵循建國者錢鏐臨終遺命「子孫善事中國」的政策，甚至始終不自外於中國，一直與中原王朝保持緊密連結的關係所致。

還給天下太平，這是數代人的心願，從後周世宗柴榮開始，已經逐漸穩住昏亂的王朝，開始向外經營，最終當宋朝建立，趙匡胤展現王者氣象，杯酒釋兵權，終止軍人干政惡習，卻滅掉南唐，準備徹底一統江山時，錢弘俶同樣基於保境安民的思維，不願意吳越子民陷於戰火流離中，主動表示未來願意「納土歸宋」，放棄自己國王與其錢氏家族的榮華富貴，直到宋太宗時徹底完成此一壯舉，這種無私的胸懷與氣魄，真是不簡單。

比起《沉默的榮耀》反映出劇組對當年臺灣社會的生疏，《太平年》這部歷史劇拍得符合情理，在歷史的空白處填補深具慧心的內容。大陸拍攝歷史劇常有其政策性的意義。
臺灣要思考：自己想效法南唐，搞到生靈塗炭，金陵盡付於大火，不得不在屈辱中被統一；還是想效法吳越，最終和平回歸一統，共享太平盛世？
大陸則要思考：自己已經是「大宋」，懂得偃武修文，尊重天下讀書人，值得讓吳越國歸附，彼此共飲太平年的一杯酒嗎？

年輕時學清末的歷史，戊戌變法，或稱為百日維新，是清朝最後的改革重振機會，但是被慈禧太后所扼殺，被稱為戊戌政變，所以慈禧太后是清朝滅亡的主要罪人。然而最近才知道，雷家聖教授研究這段歷史有新發現（[1] [2]），其結論是：慈禧太后發動戊戌政變，不僅沒有過錯，反而是有功的。維基百科也接受這觀點。本文可算是 [2] 的摘要轉述。

甲午戰爭和馬關條約發生在1894年和1895年，戊戌變法、戊戌政變發生在1898年。在甲午戰爭以前，中國人雖想要改革，卻主張「中體西用」，並不全面，甲午戰爭的慘敗促成了戊戌變法的全面改革。對於改革，總會有不同的意見，當時的大臣大致可區分為「變法派」和「保守派」，變法派旗幟鮮明，領導人是康有為，保守派人數衆多，卻不那麼明顯。

甲午戰後，中國人當然很「反日」，但卻沒有持續多久就改變為「親日」，尤其變法派。甲午戰敗曝露了中國的衰弱，根本無力單獨抵抗列強的侵略，在日本的極力遊說下，結好日本（和英國）及學習其維新於是成為主流思維。

由他們的著作和經歷可知，康有為、譚嗣同都很急於求成，對國學傳統有厭棄之心，但是對西學並不深入了解，並且都有世界主義的觀念，在國內改革尚未有成時，這可說是好高騖遠。康、譚有這樣的思想背景，於是容易接受「借才」「合邦」的提議。
「借才」是借用外國的人才來推動中國的變法事業。
「合邦」是多國合為一國，可有多種方式。
涉入中國政治頗多的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在甲午戰後就常鼓吹「借才」「合邦」，並與康有交往。在戊戌變法開始前，康就與日本駐華公使矢野文雄就商議要召開「合邦大會議」。

戊戌變法始於光緒皇帝在4月23日（文中的日期都是當時使用的陰曆）下詔「更新國是」，當時的皇帝早已親政，但慈禧太后在幕後透過事後的報告（抄本），仍可以監督重要的朝政。太后原來是支持變法的，至少不反對，譬如默許皇帝罷黜保守的重臣及帝師翁同龢。

7月24日刑部主事洪汝沖上書提議「借才」（「才」是指剛卸任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與日本合為聯邦」，隨後有多位變法派官員也建議重用伊藤，於是皇帝決意要開懋勤殿，選集東西各國英才共議國政。
7月28日皇帝賜楊銳密詔，報怨太后「不願將法盡變」。可能是太后質疑「借才」「合邦」和懋勤殿計畫。

8月3日監察御史楊崇伊上書太后，反對重用伊藤博文。
8月3日夜譚嗣同接受康有為的指示，密訪由天津來京的袁世凱（袁剛被皇帝召見並提抜為候補侍郎），譚對袁說，直隸總督榮祿獻策，將廢立弒君，要袁起兵勤王，殺榮祿，囚禁太后。8月5日袁回到天津，當夜向榮祿報告此事。
也在8月3日夜，一些變法派官員在康有為家中聚會，決定多人上摺，應是有關「合邦」的主張（5日、6日的上書）。

8月4日康有為又拜訪已來京的伊藤博文、李提摩太。
8月5日監察御史楊深秀上書皇帝，主張與日、英、美「合邦」。
8月6日監察御史宋伯魯上書皇帝，也主張與日、英、美「合邦」，以免被俄、德、法瓜分。
也在8月6日，慈禧太后發動政變，捉拿變法派。
8月7日榮祿派人到北京陛見太后，應是在此時報告袁世凱告密之事。

由這過程可以推論，保守派和變法派雖有不同意見，並非水火不容，慈禧太后原來是支持變法的，至少不反對，但當變法派堅持主張與日、英、美「合邦」，太后才發動政變。政變後，太后發現變法派曾策動袁世凱發動軍事政變，因此處死六君子（譚嗣同、林旭、楊銳、楊深秀、劉光第、康廣仁）。

戊戌變法帶頭的康有為、譚嗣同雖有愛國心，卻缺少治國的經歷，又急於求成，竟然堅持主張與日、英、美「合邦」，殊不知弱國與強國「合邦」，必受強國的控制，等於自己滅國，他們真是太無知又自以為是，幸虧慈禧太后予以阻止。

[1] 雷家聖《力挽狂瀾：戊戌政變新探》萬卷樓，2004。
[2] 雷家聖《失落的真相：晚清戊戌政變史事新探》五南出版，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