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隍爺為何轉業 | 丁紹傑

《說文解字》:「城,以盛民也;隍,城池也」,所以城隍就是城池的意思。中國在上古時代,山有山神,水有水神,樹有樹神,城隍就是守護城池的神,古代天子為感謝城隍神守護城池,於每年春秋二季親臨祭拜城隍,那時候城隍是「自然神」,沒有神像也沒有廟宇,只是在土壇上祭祀。

由漢代開始,城隍的祭祀活動不斷提升,更尊封已死功臣為城隍,其中以紀信將軍為代表,當時的紀公廟在鄭州市西北26公里的紀公廟村,從此「城隍」開始人格化,由「自然神」轉為「人格神」。

清朝孫承澤撰《春明夢餘錄》書中有:「蕪湖城隍廟,建於吳赤烏二年(西元二三九年)間」,「蕪湖」在安徽的江南,「赤烏」是三國時代吳王孫權的年號,這是有關「城隍廟」最早的記載,距今已有一千七百多年的歷史,由此可知,在三國時代城隍己成為民間的信仰。

唐代祭祀城隍為求晴祈雨、招福避禍禳災諸事,已出現《祭城隍文》,其中有韓愈、杜牧和李商隱等人的作品。宋代以後,城隍開始更加人格化,將去世後的英雄或名臣奉為城隍,其中忠臣文天祥最為著名,現在的杭州城隍就是文天祥。宋歐陽修所寫的祭城隍文:「雨惟神有靈,可與雨語,吏竭其力,神祐以靈,各供其職,無愧斯民」,顯示了當時官吏們對城隍的敬重和互賴關係。其後的元朝,除在京都建城隍廟外,更封城隍為「佑聖王」。

元朝文宗天歷年間,朝廷更體恤城隍一人主事,難免孤獨寂寞,乃配享夫人,城隍由此得享人間溫情,於是「城隍爺」就有了「城隍娘」,官位在「縣城隍爺」之下的「土地公」於是雨露均霑的有了「土地婆」。

明代崇拜城隍達到極盛,明太祖朱元璋年少遇上大瘟疫,父母雙亡,孤苦無依下只好入寺為僧,後寺中缺食,才在遊方乞食中投入軍隊,他經歷過顛沛流離的艱苦生活,所以即位後對百姓比較厚寬,由於他當過和尚,懂得「輪迴思想」及「神鬼之說」,為了統治這麼大的國家,他大幅改變了城隍廟的功能,藉著「輪迴思想」及「神鬼之說」,教化先民,以安定社會。

明太祖曾親詔劉三吾:「朕設京師城隍,俾統各府州縣之神,以鑒察民之善惡而福禍之,俾幽明舉,不能倖免。」更冊封京都、府、州、縣四級城隍,縣以下不設城隍,由土地公來管理。各級城隍神都有不同爵位和服飾,各地最高官員需定期主祭。

明太祖曾就「治國之道」對大學士宋濂說:「朕立城隍神,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則不敢妄為!」,從此城隍爺從城池守護之神,變成掌管凡人一生善惡記錄,並做審判及懲處之神,於是所有的城隍廟都變成陰森肅穆,除了判官巡撫,還有牛頭馬面等勾魂拘魄等鬼神,一如陰間公堂,堂上高懸著「爾來了」匾額,使先民心中生畏,不敢造次。清朝時代,對城隍的崇信更是有增無減,清初,通令各省、府、廳、縣建造城隍廟,並列入國家祀典。

若說古代縣太爺是陽官,管理人間政務,那城隍爺就是陰官,管理陰間政務,為了達到明太祖所言:「朕立城隍神,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則不敢妄為!」,所以城隍爺每年都要出巡轄區,美其名是替地方驅除兇神惡煞,其實是帶著一高一矮、一白一黑的七爺八爺,以及手持手銬腳鐐的牛頭馬面,「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則不敢妄為!」,輔助縣太爺(陽官)轄區平安。

而今,政治人物每為證明自己的決心或清白,往往會到城隍廟斬雞頭立誓,請城隍爺做見證以取信大眾。由此可見,陰界的城隍廟遠比人間的司法單位更具公信力,民眾對城隍爺的信任度也勝過司法官員。

由上觀之,城隍的職能隨時代變遷,城隍爺從「自然神」變成「人格神」,城隍爺從「無廟」到「有廟」,再由「陽廟」變成「陰廟」。在廣大老百姓的心目中,城隍爺仍然是一位賞罰分明、正直、無私的正義使者,他不但是護國保邦、剪惡除凶,告誡世人不可為非作歹,否則死後也難逃陰間法律的制裁,因此,城隍深得民眾的信仰和敬畏。

無論如何,明太祖朱元璋即位後,在治國方面採「政教合一」,並把「城隍廟」從「陽廟」轉變為「陰廟」,這是歷史事實,也証明了宗教常是政府治理國家的工具。

後記:筆者撰寫的《台灣現代化之父劉銘傳 vs 八田與一》,許多人按讚。今早突然有個想法,想發起及籌建一個以劉銘傳為城隍爺的「台灣城隍廟」。

中國重建歷史上的羌族-一窺其少數民族政策 | 郭譽申

中國大陸現在有55個少數民族,包括特別受外界矚目的維吾爾族和藏族。少數民族一般比較弱勢,國家如何對待少數民族,因此時常是敏感的人權議題。歐美一再指控中國對維吾爾族種族滅絕、強迫勞動,使我更關心大陸如何對待其少數民族,於是一口氣讀完中研院院士王明珂關於大陸少數民族之一羌族的著作[1]。本文是筆者對[1]的讀後感,著重於大陸如何對待羌族。

羌人很早就出現在中國歷史,譬如南朝劉宋時的《後漢書》裡就有《西羌傳》,相當詳細地記述羌人自古到東漢的歷史。簡單說,羌人自古就是居於華夏核心地帶西方的游牧民族,曾經相當強大,而與華夏民族進行長期的鬥爭和融合。隨著華夏民族的壯大和擴張,羌族曾出現多個分支,並經歷多次的遷徙,最後主要遷居於華夏領域的西南邊緣地帶。隋唐之後,吐蕃在青藏高原崛起,羌族夾在強大的吐蕃和華夏民族之間,其領域和人口於是愈益萎縮。到明清時期,羌人多已不自覺為羌族,並難以被辨認了。

清末民初,在國族主義影響下,中國知識分子重新建構了羌族史;大約同時間,一些中國和西方學者根據史料、地方志和田野調查等尋訪仍存的羌族,他們的研究辨認出,羌族主要分佈在四川省岷江上游和其支流的流域,以及一山之隔的北川地區,這些區域現在都屬於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羌族人口約30萬,他們多居住在青藏高原邊緣的高山間的深谷裡(被稱為「溝」),形成許多村寨。

羌族經歷了「民族化」。在民族化以前,他們大多不自覺為羌族。他們雖然有一些相似的風俗習慣,但是由於溝與溝的交通不方便,他們之間也有不少差異,例如有不同程度的「漢化」或「藏化」,因此沒有多少一體感。他們甚至彼此看不順眼,有所謂的「一截罵一截」。

民國時期倡導「五族共和」與民族融合,但因為戰亂,沒有執行多少少數民族政策。中共建政之後,積極進行民族識別工作,陸續識別出55個少數民族,羌族就這樣獲得「民族化」。不僅有民族認定,政府也大力推廣羌族史,先教育羌族知識分子,再由他們把羌族史介紹到羌族民間,使得羌族現在普遍以他們是炎帝和大禹的後裔(古代史家如此記述)為榮,近年還舉行一些紀念大禹的活動。政府和民間也合作進行羌族文化的恢復或再造,例如慶祝羌族的節日、鼓勵羌族舞蹈和羌族婦女服飾等,這些都有助於羌族民眾的一體感,也促進羌族地區的觀光產業。

很多國家裡的少數民族都受到多數民族的不公平對待,甚至壓迫、迫害。有些人不管有無證據,就認定中國大陸以「強迫漢化」企圖消滅其少數民族。[1]告訴我們恰恰相反,大陸不遺餘力地推進羌族的「民族化」,同時也強調羌族與華夏民族的歷史上淵源。王明珂院士是台灣的頂尖學者,他不可能刻意討好中共。大陸這樣善待羌族,怎可能對維吾爾族種族滅絕、強迫勞動?

[1] 王明珂,《羌在漢藏之間:一個華夏邊緣的歷史人類學研究》,聯經,2003。

以連橫《台灣通史》破除台獨穢史 | 潘朝陽

連橫修《台灣通史》,是孔子修《春秋》和司馬遷修《史記》的史觀史識史德的一以貫之。在台灣人民淪亡為日本殖民帝國主義奴隸之際,發憤立志為台灣創著一部「華夏的台灣」的「台灣史記」,表彰先賢先烈的仁義之心,開啓後世台人的忠信之德。

若無《台灣通史》,台灣人多必喪失人文和心靈的光華,而活在幽暗漆黑之無史的心靈荒野狀態。

但今之台獨史卻是反「春秋」和「華夏」之大義的穢史,彼恨死連雅堂先生,厭懼《台灣通史》,台獨史是媚諛諂頌「帝國殖民主義」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之浸泡之下的「被日本殖民的被殖民快樂狂」的骯髒史。

台灣學子在台獨穢史污染之下,多已不知連雅堂先生,亦不知《台灣通史》,更不知華夏台灣的本來面目和精魂。

日據時代台灣人卓絕抗日,台灣人之心是華夏春秋之心,堂正而光輝。今之台灣人卻在台獨穢史洗腦下,其心已黑其志已死,早已淪落為帝國主義和買辦主義之刀俎下的肉塊膏血!

悲乎!台灣人!

台灣人快醒醒!快快回頭讀讀雅堂先生《台灣通史》!

古代農業中國的軍事戰略 | Friedrich Wang

「穩紮穩打,步步為營」,這句是典出於誰?答案是曾國藩。

曾國藩率領麾下湘軍與太平軍作戰,在早期的失敗之後逐漸摸索出一套作戰模式。當時來中國擔任客卿或者觀察戰局的洋人記載,曾國藩的部隊往往看起來不像是一群軍人,而是很像一群工人。因為,所到之處就是挖戰壕、築堡壘、屯糧食、修道路,除了軍事訓練外就是在做這些工程。湘軍所到之處,就是這樣把一個地點防守到固若金湯。「紮硬寨,打死仗!」,務必做到糧食充足,道路暢通,工事完整堅強,只要是湘軍收復並且駐紮一些時間的地區,太平軍就休想再拿回去。

比起雖然兇悍善戰,但是卻飄忽不定,今天攻下三城,明日丟掉兩城的太平軍,湘軍就用這種方式來寸寸推進,點點累積,厚植實力,終於將曾經不可一世的太平軍慢慢圍困在幾個點上,最後再配合添購來的洋槍大砲,一舉拿下金陵,戡定大亂,立下了不世之功。曾國藩稱這套戰術為『實實在在的笨方法』。他一生做事皆如此,樸實無華,不投機,不取巧,雖然看似有些迂緩笨重,但卻是能成大事的不二法門。

很多人認為曾國藩的湘軍的成功,立下了書生帶兵的典範。這個說法不算錯,但我們深究歷史的話就會發現他不是第一個。

早在北宋,面對強弓硬馬,以剽悍善戰著稱的黨項羌人建立的西夏政權,宋均連連戰敗,損兵折將。後來范仲淹擔任陝西經略,一開始也是連連戰敗,甚至幾次自己都差點無法脫身。但是他很快就發現,若與這些強大的敵人戰場硬碰,那將很難討到便宜,不如開始穩健防守,築堡、屯田、集兵、理民,逐漸將防線鞏固起來,讓敵人每次的進攻都蒙受損失,因此卻步並且願意談和。果然,西北戰線在他的努力下漸漸穩定,西夏騎兵開始面對難以突破的防衛,自己損失日漸增加,皇帝李元昊終於願意坐下來與北宋談和,雙方保持了100年的和平。

我們深入思考,這其實是結合當時中國經濟型態與社會組織下最穩靠的一套戰略構想。古代中國有深厚的農業傳統以及優秀的農民,這些的背後是充沛的勞動力。所以,將這樣的特徵結合軍事上的運用,就是必須把這些資源統合起來,將穩定的農業社會與軍事結合,糧食生產、人力、軍事訓練三位一體,這才可以發揮出可長可久的戰力。

北宋之後的南宋軍屯田襄陽,經營當地百餘年,成為一座固若金湯的城市,讓蒙古軍猛攻7年不下。同一時間,蒙古軍只花不到6年就橫掃了歐亞大陸,卻拿不下襄陽。重慶釣魚城也是,這座小城有山、有河、有田、有堅固的城防,結果讓所向無敵的蒙哥大汗斃命城下。這,都是這套充分結合農業生產與社會基礎的戰略下發揮出的威力。

明末支撐危局30年的5位重要統帥:孫承宗、洪承疇、盧象昇、袁崇煥、孫傳庭,這5個人全都是進士及第,都是全國一流的知識份子。(孫承宗是第一甲第二名,也就是俗稱的榜眼,洪承疇是第一甲第5名。) 他們5人的詩詞文章都很華美,但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是每每談到如何抵禦滿州、消滅流寇,都是滿腹經綸,胸中有數萬甲兵:屯田、保甲、練兵、撫民,頭頭是道。他們在戰場上就用上述的方法,不但一段時間內讓滿州人屢屢吃虧,也幾次差點消滅了李自成。若不是明廷腐敗,崇禎昏聵,歷史當不至於會變成後來的面貌。

曾國藩,就是這套理路下的產物,他熟讀歷史,又出身鄉土社會,所以很清楚當時若要辦大事就需如此。不過,後來工業革命發生後,機器與鋼鐵的戰爭,配合動力交通,當然將戰爭帶入了一個新的面貌與領域,中國古代的這套戰略思考就無法繼續應付新世界的挑戰。托佛勒在《新戰爭論》中提出,人類的戰爭分為三個階段:農業時代、工業時代、資訊時代。若以此理論,上述這套古代中國的戰略思考,可以說是人類農業文明軍事思想的極致了。

被對岸批評的胡宗南真實如何 | Friedrich Wang

老蔣是一個同鄉觀念極重的人,手下幾個真正受到他信任的方面統帥都以浙江人居多。其中,陳誠、湯恩伯、胡宗南,這三者在很長一段時間中最為重要。他們能被委以重任,並且有半獨立的行政、教育、訓練、軍事、財務等權力。而其中,最被對岸所批評,保存實力只反共不抗戰的就屬胡宗南。

過去筆者花了不少時間研究這位長期坐鎮西北,有西北王之稱的胡宗南。我們今日客觀來看,胡宗南在1935年進入陝西,經營關中盆地,之後擔任第八戰區副司令以及第一戰區司令,到1945年日本投降為止整整10年。他麾下的第一軍為黃埔發家的老部隊,軍官清一色都是標準的軍校畢業或者專業分科學校結業,所以素質基本整齊,比起其他各系統的國軍是好很多的。

我們把整個抗戰歷程攤開來看,從抗戰初期的淞滬會戰、武漢會戰,之後在山西的長期鏖戰,又派軍空運增援1944年春夏間局勢岌岌可危的貴州戰事,胡部都有重要地位。1945年3月日軍又發動攻勢,北戰場直指豫陝之交的西峽口。胡宗南親赴前線指揮作戰,一直打到該年8月初戰況才告一段落,這是真正的抗日最後一戰。所以,他從頭打到尾,真是沒有一天懈怠。

胡在這10年中建立第七分校、游擊幹部班、中央工作團等等各種學校與訓練機構。整整10年間,他所創辦的以上各機構總共將超過6萬人的幹部送入各戰場、各系統的國軍中,這些幹部真正撐起抗戰後期的半邊天,包括抗戰末期在滇緬地區的反攻。若無這些幹部新血,這些反攻作戰都不可能進行。就這一點而言,他在貢獻度上真是超過第一線指揮作戰。

所以,說胡不抗戰實在沒有根據。大陸長期以來將他說得不堪,主要原因還是內戰的恩怨。他絕對服從委員長的命令,黨性堅強,故殺共產黨從來不手軟,其麾下部隊對中共作戰也最賣力,長期圍堵陝北的中共中央,幾次企圖奇襲延安,對中共造成莫大的威脅。1947年3月19日他所部攻佔延安,雖然共軍實際上損失不大,但是依然對其是一個重大打擊。所以,說他雙手沾滿共產黨人的鮮血,是可以成立的。

簡言之,超脫國共恩怨,能客觀看這些歷史人物對國家民族的奮鬥與貢獻,是史學家該有的品德。

立憲派鬥不過革命黨,國民黨鬥不過民進黨,如出一轍 | Friedrich Wang

為什麼20世紀初,中國的立憲派最終鬥不過孫中山所領導的革命黨?

我們要知道立憲派是當年中國社會真正的精英。他們的成分包括地方士紳、新興口岸的商人階級、各種新式的知識分子。他們不但是地方的意見領袖,也在將近20年的時間裡帶領中國社會逐步走向現代化。在聲望上當然無以倫比,在知識面上也比較全面,跟統治階層的滿清皇族也比較有互信基礎。近年來興起的官僚實力派,例如袁世凱、張之洞等人,也與他們有比較良好的關係。

簡單說,未來如果中國發生政權轉移,這些立憲派將最有可能穩定國家社會,組成一個新政府。他們有鑒於歐洲歷史發展的經驗以及當時中國社會的實際狀況,認為權力必須要妥協,必須與當時的掌權階層分享權力,而不是魚死網破。所以君主立憲變成他們認為最佳的選擇,既可以保存既有的權力階層,又可以維護中國社會的穩定,更可以保住他們的各種既得利益。這可謂三贏!

1901-1911的整整10年間,在立憲派與滿清政府相互協調之下,中國完成了許多的改革,這個改革在許多人眼中都是非常有希望的。可是為什麼最後這個改革還是以失敗告終,革命黨獲得了最後勝利?

原因很簡單,因為立憲派雖然有遠大的理想,要建立一個和平的憲政秩序來管理中國,但是在手段上沒有辦法與革命黨相互競爭。

具體而言,因為革命黨沒有下限,什麼樣的手段都可以用:造謠、抹黑、暗殺、恐怖攻擊、收買軍隊、勾結外國,幾乎是無所不用其極。革命黨不必珍惜既有的秩序,可以盡情破壞,以後再寄望於未來那一個遙遠的新建的共和國,所以革命黨可以不擇手段,可以訴諸各種民粹激情,當然可以滿足當時已經對於國家處境感到非常不耐的中國社會。而立憲派必須穩住大局,不可能像他們這樣只求眼前的利益,所以處處被動,甚至於不斷被抹黑而沒有辦法說服社會。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後來導致辛亥革命的導火線,四川保路運動。革命黨不斷造謠滿清政府要將四川的鐵路權利賤價賣給列強,但是實際上並沒有這回事,滿清政府還不斷用各種方法試圖將列強佔領的鐵路權利收回,當時的郵傳部尚書盛宣懷是一個開明的官僚,立場接近立憲派。但是這麼一個沒有被查證的謠言竟然就掀起全國的動盪,最後顛覆了滿清王朝,而往後中國幾十年的動盪就此肇因。

今天歷史又在台灣重演。為什麼國民黨鬥不過民進黨?因為國民黨所面對的對手是一個沒有下限的團體,造謠、抹黑、打壓言論自由、動用公款收買、豢養各種打手、使用街頭暴力⋯⋯。除了沒有發動軍隊之外,幾乎與當年的革命黨沒有兩樣。而國民黨就跟當年的立憲派類似,要的只是和平的憲政秩序,當然只有節節敗退,甚至一敗塗地。

可悲的是到今天國民黨都還沒有想通這一點,總是用正常的政黨競爭的眼光來看與民進黨的關係。民進黨要的就是革命,革國民黨和中華民國的命,國民黨卻幻想跟他們用討論、表決、投票等等方式,那不是天方夜譚,又怎能不敗到今天的地步?

王安石營救政敵蘇軾的一段佳話 | 蘇樂明

北宋神宗時宰相王安石推動變法革新,未見顯著成效,可謂失敗,退休後選擇住在南京。

變法運動使北宋朝廷分裂為「新派」與「舊派」。宋哲宗繼神宗位之後仍極力推動新政,卻感到阻力重重。「新派」認為不除掉「舊派」不足以成功,於是決定「殺雞儆猴」,擇定除掉舊派中威望足以影響時政的大臣。當時舊派人物以司馬光及蘇軾為代表。司馬光為元老重臣,威望令新派不敢攖其鋒,於是將目標鎖定於舊派第二號人物蘇軾。

蘇軾向來喜歡玩文弄字,曾發表許多諷刺朝政的詩辭文章,新派廣為蒐集,企圖扣上「謀逆」的罪名,向御史台告發。哲宗的意向在於推動新政,蘇軾處境堪危。他的弟弟蘇轍將家產全數變賣換得7,000兩銀錢,試圖為乃兄脫罪,但未見效果。

此時已退休在南京家裡的王安石出手相救。王安石為推動新法的主持人,新派以其為師尊。蘇軾為舊派的代表人物,是新派亟欲除去的死敵。王安石拋開兩人之間的恩怨,他頻頻上書哲宗及哲宗的母后,稱蘇軾為數百年難得一見的奇才,不可絲毫有所損傷,因此蘇軾得以脫離險境。這段冤情,史上稱為「烏台詩案」。「烏台」指的是御史台,因為御史所着官服都是黑色,所以稱御史台為烏台。

蘇軾脫險後舉家大小23人來到湖北黃崗長江東畔的小山坡墾殖,在那裡他自命為「東坡居士」,蘇東坡的名號便是由此而來。在那裡他寫下「赤壁賦」、「念奴嬌」等千古絕句。在那裡秦少游、黃庭堅、米芾等人是東坡居士的常客。

蘇東坡於冤案澄清後親往南京拜謝王安石,他在王安石家中作客達一個月之久。兩位才氣縱橫的文人,曾為死對頭的朝廷命官得以日夕相處,把酒言歡。蘇東坡離去時,王安石親送至長江岸邊,為南京留下一頁千古佳話。

人生坎坷的天才:王洛賓、蘇東坡、王勃 | 盛嘉麟

中國最知名的音樂家作曲家王洛賓先生,他作的民謠歌曲,幾乎沒有中國人不會唱,在有華人的地方就會聽到「在那遙遠的地方」、「康定情歌」、「達坂城的姑娘」…..

可是王洛賓先生的一生貧困潦倒,妻離子散,三次入獄長達20年,共產黨說他是軍閥餘孽,國民黨說他是共產黨,共產黨再說他是國民黨。一個只想著音樂的高人,竟然在自己中華民族的土地上不得安生立命。王洛賓先生的歷史,我毎看一次淚盈眶一次。

除了王洛賓先生,我們民族最偉大的文學家蘇東坡先生,一個只想著文學的高人,竟然在自己中華民族的土地上一次又一次的被朝廷充軍流放,一生貧困潦倒,最後一次流放到海南島。宋朝時代的海南島就是一個蠻荒瘟疫的天涯海角,朝廷就是要蘇東坡先生去死的意思,只差沒有處決他。有一次在海南島參觀蘇東坡先生的紀念館,導遊說宋朝的朝廷如此對待自己民族的瑰寶,如果沒有蘇東坡先生,中國的文學不可能如此燦爛,說得遊客有人落淚。

寫《滕王閣序》一舉成名的罕見奇才王勃,他的父親王福疇遠謫到南荒之地,被貶為交趾縣令(現在的越南)。王勃自己兩次被貶,貧困潦倒,在赴交趾探望被流放的父親時,路經南昌,意外的機會寫了《滕王閣序》,意外的遇到愛才的都督閻伯嶼,欣賞王勃的才華,選為滕王閣的序文,我們才有機會讀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只應天上有的美麗文字。寫完《滕王閣序》,王勃赴交趾探望父親後,回程翻船去世,得年27歲。

幸而我們今天的中國人能夠享受「在那遙遠的地方」、「莫聽穿林打葉聲,一簑煙雨任平生」、「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如果少了三人中任一人,中國的文化就會大幅失色。



老兵的話-招兵、抓壯丁與賣壯丁 | 姚雲龍

1:招兵

我們鎮上廣運橋頭有一個地標叫“救火會“,在今天來說是“消防隊“。那是本鎮唯一的三層樓建築,樓下一架手壓式救火機因多年不用已成一具廢鐵,屋內一片狼籍,樓梯都腐朽了。

那所在常常出現一塊三角形白布的旗幟,上面寫著“招募新兵“或只寫“招兵“二字。門口通常有一張桌子,桌子後面坐著一位軍人,你只要走向前對他說:「我願當兵」,他把你上下打量一下,覺得你可以扛得起槍,把你的姓名登記在簿子上,一切就OK了。他把你的名字登記以後,你就算入營當兵了,不用體格檢查,也不要身家調查,一切從簡,從此你就失去行動自由了。

如果你沒有名字(當年大陸上很多不識字鄉下青年,沒有名字、只有乳名),他會替你起個名字。譬如你姓張,他說:「你叫張得功好了」,以後“張得功“就成了你的名字,所以當年部隊中有很多叫“張得功“、“李得標“的。

2:抓壯丁

什麼叫“壯丁“,顧名思義就是“青壯的男子。可是在抗戰時期“壯丁“就是準新兵的代名詞。在抗戰時,你只要提到“壯丁“二字。人們的印象是一群被槍兵押解到戰場去的囚犯。

為什麼這些“壯丁“要被槍兵押解呢?因為他們是被抓來的。國父說:「中國只有大貧和小貧,而大貧的人特別多。」很奇怪,越是貧苦人家孩子越是多。有人說:「飲食越精緻,生育力越低弱,所以越富有人家孩子越少。」真邪?假邪?當年中國工商不發達,土地又多被地主所兼併。窮人的孩子沒有出路,只好當兵,所以抗戰前用募兵制也不缺兵源。

可是對日抗戰一開始,大會戰一個接一個。一場會戰就會死亡三、五十萬人,一場小戰役陣亡三、五萬人,稀鬆平常。再募兵就募不到了。於是下令徵兵,沒有戶籍怎麼徵?只好用抓。晚上,保長帶著槍兵,隨便向某戶人家一指,槍兵就破門而入,找一個年輕人抓了就走,所以有花燭夜的新郎或是正在棺前守制的孝子被抓走了。

前方需要兵,後方只好抓,這是日本人逼的。共產黨常拿“抓壯丁“來消遣蔣介石,其實共產黨用動員發動當兵,其手段更不堪聞。

3:賣壯丁

抓壯丁不久,覺得這個辦法很不人道、更不公平,就開始用“雇“。譬如這個保分配出兩名壯丁,就由全保集資雇兩個願意當兵的年輕人去應徵,這個受雇的年輕人就叫“賣壯丁“。民國三十八年大陸撤守前都是如此。

順便談一談,民國三十八年,國軍在大陸撤退時,有些部隊就把當地青年強行抓上船。所以在金門古寧頭戰役中,那些剛下船就投入戰場的國軍中有些還未來得及換軍裝的年輕人都一起投入戰場了。亂世呀!就是如此,能怪誰!

老兵的話-開小差 | 姚雲龍

對“出差“二字,大家一聽就懂。奉上級差遣到外地執行公務就叫“出差“。那麼“開小差“是什麼意思?恐怕知道的人不多。所謂“開小差“者,就是未經許可擅自離營,說明白點就是“逃兵“的代名詞。

“逃兵“自古就有,不僅中國有,外國也有。我今天要說的是抗戰時國軍的“逃兵“故事。抗戰時軍人生活很苦,死亡率又高,那些士兵都是抓來的壯丁,士兵逃亡並不希奇,甚至軍官也有逃亡。我的排長陝西人,黃埔軍校第七分校(西安王曲、分校主任胡宗南)十五期,他因和營長鬧意見就逃亡了。可見那時代“開小差“是常見的事。我在抗戰時就開過兩次小差。

“開小差“雖然是常見的事,但每個部隊對“開小差“被抓回來的逃兵處分方式大有不同。西北軍對抓回的逃兵,只要他出逃時沒有攜帶任何軍械,最多是打完屁股、關禁閉一週或兩週就沒事啦,繼續留營當兵。

可是中央軍的湯恩伯的部隊對抓回的逃兵就不一樣:

1)剛入伍的新兵,如果逃亡被抓回來,一定當眾槍斃。

2)入伍兩年以上,或入伍後參加過任何戰役的老兵,逃亡被抓回,最多被打屁股或被關禁閉就了事。

3)在部隊中與長官鬧意見而逃亡抓回的,當眾割下一支耳朵後放行。

我在湯恩伯部隊當兵一年半,親見兩個被抓回的逃兵被槍斃,兩個被割耳。其中一個被割耳的是我的班長,姓胡,河南人。他在連裡是很出風頭的班長,因和連長鬧意見,逃亡而被抓回,就被割了一支耳朵。以上槍斃、割耳的主持人,都是營長周斌,我也差點被他槍斃。那時代人命如草芥,小小營長就可隨便殺人。

割耳朵是要有技巧的,要用鋒利的剃頭刀,從耳朵下端耳垂處從下往上割,不可從上往下割,那會把腮肉一起割下的。不過我所見的兩次割耳,都只是割下耳垂,弄得滿臉是血,看護兵儘快的用紗布把半邊臉貼起來,如此蒙混過關而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