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中外史料中的平滿納會戰|賈忠偉

遠征軍制定會戰的目的是希望能在平滿納佈置一個口袋陷阱,將日軍主力引入並進行圍殲作戰,如果平滿納會戰能按照計劃進行,遠征軍就不會發生後來倉促退入野人山的悲劇…甚至英軍如果能守住馬圭與東敦枝的右翼,應該就不會有後來的仁安羌戰役…即使發生最糟糕的狀況──平滿納會戰失敗,也不會出現後來一路兵敗如山倒的情況,緬甸情勢我認為不會那麼悲慘。

【圖片摘自──呂牧昀、袁梅芳:《中國遠征軍:滇緬戰爭拼圖與老戰士口述歷史》(青森文化),p69。】

(一)如何將日軍引入平滿納

◆遠征軍紀錄:

其中負責欺敵與吸引日軍的是由廖耀湘率領新22師,他們利用斯瓦至平滿納多為隘路的地理條件,各部交替掩護,經過兩週不斷的戰鬥,逐步的將日軍主力逐步吸引到第五軍主力在平滿納的口袋設伏區。

◆日軍紀錄:

新編第22師及裝甲兵團,位於我第55師團之正面,在利用各村落逐次進行抵抗,並向平滿納(賓文那)方向後退中。

第五軍之右翼依託在英印緬軍,左翼依託在第六,作為緬甸北部防禦之中堅,企圖堅守沿平滿納(賓文那)──曼德勒道路之地區,鑑於平滿納(賓文那)附近之戰略價值,將力求長期確保。(根據空中偵察,發現平滿那南側之線及該地西方高地上有陣地)

參見──《(44)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緬甸攻略作戰》(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印),p492。

(二)右翼英軍在平滿納的表現

◆遠征軍紀錄:

負責掩護中國遠征軍右翼,駐防於伊洛瓦底江一帶──即馬圭(Magway,或譯為馬魏)、東敦枝(Taungdwingyi)一帶的英、緬軍則早已喪失鬥志,4月17日,只跟日軍第33師團一接觸就潰散而後撤,再加上原有駐於曼德勒的預備隊──新38師兩個團被史迪威給調至仁安羌(「仁安羌」在緬甸語為:油河之意,當地有中南半島最大的油田,又翻譯成:「燕南揚」)解救被圍的英軍,只剩114團留駐曼德勒,在沒有足夠兵力可以填補缺口的情況下,使得平滿納地區中國遠征軍的右翼完全暴露給日軍。

◆英軍紀錄:

斯利姆將軍(1891~1970,或譯為:史林姆)在:《反敗為勝:斯利姆元帥印緬地區對日作戰回憶錄(1942~1945)》書中委婉寫道,他在英緬印第1師從馬圭往仁安羌方向北移後,原本計畫棄守東敦枝,派出一支分遣隊在北面大約25英哩的納茂(Natmauk),去掩護英緬印軍與曼德勒之間的交通線,並讓英緬印第17師主力通過主幹道前往馬圭。這樣一來,就可以切斷追擊英緬印第1師的日軍交通線,並從後面攻擊日軍,但計畫遭到亞歷山大將軍(Harold Alexander,1891~1969)──不願意做任何可能會對中國遠征軍造成不利影響的事而做罷!在遠征軍於4月18日凌晨放棄平滿那會戰而往被北撤後,英緬印第17師也隨之撤出東敦枝轉往馬圭、仁安羌……。

參見──威廉•約瑟夫•斯利姆(萊桑卓譯、甄銳審校):《反敗為勝:斯利姆元帥印緬地區對日作戰回憶錄(1942~1945)》(民主與建設出版社),p62~66。

◆日軍紀錄:

(一)第17英緬印師及第7機械化旅軍在伊洛瓦底江畔與日軍第55師團之正面,正在敗退中。

(二)第1英緬印師,似已從同古方向轉進至伊洛瓦底江方面。

(三)英緬印師相繼吃敗仗,已喪失鬥志,今後可能無力大事抵抗。

參見──《(44)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緬甸攻略作戰》(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印),p493。

(三)遠征軍放棄平滿納會戰之後的戰局變化

◆遠征軍紀錄:

在危急時刻,參謀團團長林蔚提出兩種意見:(a)繼續平滿納會戰,努力擊破敵軍一路,以解危局;(b)徹底脫出包圍圈,一舉退守曼德勒東北,再增調兵力,重新部署作戰。因為電話不通,於是林蔚星夜派代表到飄背通知羅卓英。史迪威與羅卓英思考再三,原則上同意林蔚的第二種方案。可是在具體戰術上,他們又不同意退到曼德勒東北的方案,而是決定將防線放在平滿納稍北一點的梅提拉(Meiktila,位於緬甸中部城鎮)一線,繼續準備曼德勒會戰。但這個方案遭到杜聿明的反對。他認為,這個計畫的結果,是將第五軍、第六十六軍分佈於長達300公里的平曼公路上,既不能攻,也不能守。杜聿明的看法是,要麼在平滿納打下去,要麼退守東枝、眉苗,「我不同意這樣分散兵力,被敵人各個擊破」。相持不下,又時間緊迫,最終杜聿明還是服從了羅卓英。4月18日凌晨,羅卓英正式下令放棄平滿納會戰,4月20日,平滿納陷落。

參見──

(Ⅰ)黃道炫:《緬甸戰役蔣中正、史迪威的失敗責任》(《抗日戰爭研究》2001 年第 2 期)。

(Ⅱ)郭榮趙:《從珍珠港到雅爾達~中美戰時合作之悲劇》(中國研究中心),p95~96。

(Ⅲ)《(44)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緬甸攻略作戰》(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印),p493、502。

◆日軍紀錄:

兩翼部隊──右翼隊(第55師團步兵第143聯隊基幹)、左翼隊(第55師團步兵第112聯隊基幹)於18日夜再接近敵人,翌19日拂曉,右翼隊擊破西南都附近之敵後繼續進入平滿納北側,而左翼隊亦大致到達該線,但此時,平滿納市區已無大部隊存在,乃於同日15:30完成市區之掃蕩工作。

師當面之敵,據判斷為第96師之第286團,第278團及新編第22師之一部。

該敵無意堅守平滿納,經小戰鬥後撤退,但之後遇到從西唐河東岸北進之第18師團,在吉洞干附近遭受更大之打擊。

參見──《(44)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緬甸攻略作戰》(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印),p495~496。

(四)結論:

3月31日杜聿明擬定命令,決定將第五軍分為──「阻擊、 固守、機動」三兵團,分別以新22師、第96師、第200師擔任「以阻擊兵團逐次阻擊消耗敵人後,以固守兵團吸引於平滿納附近,待其膠著以機動兵團轉取攻勢,將敵夾擊包圍於平滿納附近而殲滅之」。4月7日,史迪威在遠征軍高級將領參加的會議上向蔣提交平滿納會戰計畫,並獲批准。10日,由羅卓英正式予以發佈。其作戰設想是:利用斯瓦至平滿納的隘路預設縱深陣地,逐次抵抗優勢敵人的攻擊;在誘敵深入我陣地內尚未立足時,兩側埋伏部隊配合正面部隊一舉反擊消滅敵人。計畫明確應在4月15日前結束作戰。平滿納會戰進行了十多日,單從局部的戰鬥看,遠征軍作戰是積極的,也達到了遲滯敵人的效果,但從全域戰略看,平滿納會戰未達到擊垮敵人的目的,且最後由於西線英緬軍的後撤(4月17日)及東線防線(伊洛瓦底江防線)的瓦解而不得不隨之撤退,遠征軍的戰略目標再次受挫。

另外如文中所述,唯一的預備隊、原駐於曼德勒的新38師被史迪威抽調至仁安羌,在沒有補充兵力的支援下,平滿納戰役只能被迫放棄。而最為悲慘的是──之後一連串的倉促後退導致的野人山悲劇。

參見──

(Ⅰ)黃道炫:《緬甸戰役蔣介石、 史迪威的失敗責任》(《抗日戰爭研究》2001 年第 2 期)。

(Ⅱ)郭榮趙:《從珍珠港到雅爾達~中美戰時合作之悲劇》(中國研究中心),p95~96。

民國時期中共對外蒙古的態度 | 殷正淯

承認外蒙古脫離中國獨立,責任在蔣中正還是毛澤東?簡單的史實是:1924年在蘇聯的支持與行動下,蒙古人民黨(即蒙古的共產黨)廢除君主立憲制,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國,那時代的中國完全無力收復外蒙古,到1945年蔣承認外蒙古獨立,1949年毛承認外蒙古獨立。反共者主張中共在49年之前都主張承認外蒙古獨立,因此承認外蒙古獨立的責任在毛和中共。

維基百科:外蒙古獨立/中華民國大陸時期中國共產黨對外蒙古的態度

共產黨為什麼在49年之前都主張承認外蒙古獨立,因為外蒙古獨立之後,是納入共產國際的蘇維埃體系,這一個特殊的政治體系,各加盟國雖然以獨立國家的方式加入這個邦聯,但是實際上蘇維埃共產國際的盟主是俄羅斯的共產黨,全世界的共產黨也都奉俄羅斯共產黨為盟主,所以外蒙古獨立進入蘇聯體系,就是在增加中國境內共產黨的力量,並且中國共產黨本就是共產國際的一員,怎麼會反對外蒙古加入共產國際呢?

如果新疆能獨立加入蘇聯,共產黨的態度也是支持的,因為都是在增加中國這片區域共產黨的力量,其關鍵因素就在於共產黨的特殊性,加入共產國際並不是分裂成一個真正的主權國家,而是以另外一種形式集合成一個跨民族、文化、宗教、政府的政治聯盟,這種感覺就像周建立起的天下諸侯分封的感覺,只是共產國際內沒有過往的貴族與庶民的階級制度。

為什麼49年之後中國共產黨曾希望蘇聯讓外蒙併入中國呢?因為P.R.C.成立之後,在共產國際中,能與俄羅斯叫板的除了中國還有誰?中國進入到這個共產國際之後,當然不會甘心成為附庸,這就是一山不容二虎的權力較量,中、蘇總會在未來的某個時間點爭奪共產國際的主導地位,所以這時候如果能拉攏外蒙古加入中國陣營的共產勢力,對於未來爭取整個共產世界的話語權有極大的好處。

況且蘇聯一直處心積慮地要分裂中國各民族,新清史史觀背後的兩大支持者,一為日本,另一即蘇聯。現在當然還有美國。所以共產黨也知道蘇聯不可能讓中國維持一個完整的統一狀態,能趁機讓外蒙合併,就能削弱蘇聯一直推動的阿爾泰民族自覺的陰謀。

不論是在49年以前支持外蒙獨立或者是49年之後希望能合併內外蒙古,這在邏輯上都是一貫的,支持外蒙的獨立就是在支持共產國際的擴大,共產國際擴大當然有利於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外蒙在這種狀態下的獨立,既是成為獨立政權但又不是真正的獨立政權,如果要以主權國家的概念去理解外蒙獨立的性質,要不是故意裝傻,就是真的傻。而認為P.R.C.尋求內外蒙古合併是前後矛盾,就是不懂政治中的權力運作,同樣不是真傻,就是在裝傻。

R.O.C. 到台灣後不承認外蒙的獨立,就純粹是意識形態的問題。至於為什麼R.O.C. 會在不需要讓步的部分讓步,支持外蒙古獨立呢?這可歸因於革命黨的本質。

革命黨的本質是什麼?是大漢民族主義暴力恐怖份子集團。外蒙古又不是漢地十八省,讓了就讓了。不光是外蒙古,琉球也一樣,其背後的邏輯都是一致的,因為這都不是漢地十八省的核心利益。革命黨要的只是漢人當皇帝,別跟我扯什麼民權主義共和國,民權主義的設計就是一黨永遠專制,其餘小黨只是制衡的附庸,甚至是花瓶,共和跟帝制的差別,只是皇帝不是一姓萬世,其權力跟皇帝沒太大差別。革命黨就是要讓這皇帝從滿人變成漢人,如此而已。

所以蔣中正為什麼要對蘇聯讓步,就是因為外蒙反正不是漢人的,讓了就讓了,沒了就沒了。其考慮絕對沒有共產黨深遠,其算計也沒有共產黨細膩,這就是他為什麼一再失敗的原因。

談談平滿納會戰的英軍撤離右翼,可能導致會戰失敗的問題 | 賈忠偉

【馬圭(Magway,或譯為馬魏)、東敦枝(Taungdwingyi)、平滿納(Pyinmana)三地的相對位置圖──圖片來源:Google Map】

【早在第200師於3月底退出同古後,平滿納就成了盟軍抵抗日軍北犯的戰略要衝。杜聿明因此制定了「平滿納作戰計畫」,國軍計畫由第五軍主力將日軍主力──第55師團吸引至平滿納附近山地。爾後,駐守緬東之第六軍(面對日軍第18師團)、西路之英軍向平滿納靠近,形成口袋合圍態勢,一舉集殲日軍主力,進而收復同古、乃至仰光,計畫明確應在4月 15日前結束作戰】

大陸網友金米團在《東敦枝沒有羅生門,平滿納會戰英軍沒有暴露遠征軍的右翼》一文中寫道--在平滿納會戰前,英軍並未如國軍戰史紀錄所寫,擅自撤離東敦枝而導致會戰失敗……

我不知道金米團有沒有當年英軍在緬甸佈防的完整資料,所以才會下出那種似是而非的標題與結論,因為當時計畫「平滿納會戰」時的右翼英軍,除了佈防於東敦枝的(英緬印)第17師外,還包括佈防在馬圭的(英緬印)第1師,這兩地均位於緬甸馬圭省內,最重要的是──兩地需結成一線,才有能力防衛平滿納戰場的右翼……當然就距離來看,東敦枝的戰略位置的確是高於馬圭的,但兩地互為依託,缺一不可……

實際上在會戰準備前,兩地英軍早就被日軍攻擊而陷入完全隔離的狀態,最糟糕的是──英緬印第1師在遭日軍襲擊後就從馬圭往仁安羌方向北移,之後日軍主力便繞過孤立的東敦枝,除了繼續追擊移往仁安羌的英緬印第1師外,也將英緬印第17師隔離在東敦枝周邊。這等於讓在平滿納地區佈防的中國遠征軍失去了可以「完全依托」的右翼,而這就是國軍戰史中所寫的──「失去右翼英軍的將可能導致平滿納會戰的失敗。」的原因!

當然整個會戰的失敗也不完全是英軍撤離的責任,當時負責左翼的暫編第55師因防線過長──以營、連為單位分散配置在毛奇、保拉克、南帕、羅衣考、棠吉、他希、黑河等地──而遭日軍第56師團衝散,再加上唯一剩下的預備隊,駐防於曼德勒的新38師主力(113與112團)被調往仁安羌參與解救英軍的任務,如此一來,在中路平滿納準備會戰的中國遠征軍第五軍,不僅左、右兩翼都處於沒有掩護,還有被敵人截斷後路、包圍殲滅的危險。

斯利姆將軍(1891~1970,或譯為:史林姆)在:《反敗為勝:斯利姆元帥印緬地區對日作戰回憶錄(1942~1945)》書中委婉的寫道,他在英緬印第1師從馬圭往仁安羌方向北移後,原本計畫棄守東敦枝,派出一支分遣隊在北面大約25英哩的納茂(Natmauk),去掩護英緬印軍與曼德勒之間的交通線,並讓英緬印第17師主力通過主幹道前往馬圭。這樣一來,就可以切斷追擊英緬印第1師的日軍交通線,並從後面攻擊日軍,但計畫遭到亞歷山大將軍(Harold Alexander,1891~1969)──不願意做任何可能會對中國遠征軍造成不利影響的事而做罷!在遠征軍於4月18日凌晨放棄平滿那會戰而往被北撤後,英緬印第17師撤出東敦枝轉往馬圭的時間,應該在4月19日左右。

參見──威廉•約瑟夫•斯利姆(萊桑卓譯、甄銳審校):《反敗為勝:斯利姆元帥印緬地區對日作戰回憶錄(1942~1945)》(民主與建設出版社),p62~66。

不同於英軍的自述,在日軍的紀錄中:

第17英緬印師及第7機械化旅軍在伊洛瓦底江畔與日軍第55師團之正面,正在敗退中。

第1英緬印師,似已從同古方向轉進至伊洛瓦底江方面。

英緬印師相繼吃敗仗,已喪失鬥志,今後可能無力大事抵抗。

參見──《(44)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緬甸攻略作戰》(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印),p493。

臺灣日據歷史的翻譯亂象 | 賈忠偉

早年興建捷運時,工程單位在臺北北門站挖出清朝臺灣第一個省長劉銘傳的古蹟,那時就有受過皇民謠言誤導的記者質疑劉銘傳的縱貫鐵路太爛,爬不過林口台地與桃園縣龜山鄉的迴龍大峽谷……著名的考古學家劉益昌教授(目前是成大考古所特聘教授)回答說,日本人造的鐵路也爬不上去啊,最後把路線改成--繞到鶯歌、樹林,才能繼續往南……

而這類的事情在臺灣比比皆是,比如以下宋亞伯翻譯的《福爾摩沙的呼喚-一位紐西蘭人在臺灣二二八事件的親身經歷》……嚴格來說,這本書不算翻譯,而是(惡意造謠)……

另外,矢內原忠雄教授所寫《帝國主義下之臺灣》就因為嚴厲批評當時的臺灣總督府而成為禁書,但戰後有許多臺籍教授在翻譯這本書的時候,竟然也出現類似宋亞伯的問題,不是漏譯、就是改譯……周憲文教授翻譯的書,雖然不好讀,但沒有偏漏,只是這書不會成為很多臺史系所教授所指定的必讀書籍……原因應該很簡單,因為內容對日本不恭敬、不狗腿……

說說一些抗戰時期化學兵的歷史 | 賈忠偉

當年中國駐印軍軍直屬部隊,有一支迫擊砲團(特砲團),這是由化學兵部隊(當年稱為:學兵部隊)所整編而成的戰鬥部隊,這支部隊後來再改編為--獨立步兵第1團(The 1st Chinese Separate Infantry Regiment)並納入「火星突擊隊」編制內,成為與「麥瑞爾突擊隊」一樣的中美混編的戰鬥部隊。

1945年(民國34年)4月,「火星突擊隊」之475步兵團(團長伊斯特布魯克上校/Ernest Easterbrook,為史迪威的女婿)之一部進駐中國貴陽花溪、124騎兵團(團長湯馬斯˙希維/Thomas J.Heavey上校)之一部進駐昆明,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美軍在華作戰司令部所轄的唯一一支地面作戰部隊。

而同年6月,獨立步兵第1團之一部在仰光,代表中華民國參加了慶祝盟軍奪回緬甸的勝利閱兵大典。

命運是什麼?由劉秀展示 | Friedrich Wang

所謂的命運到底是什麼?筆者認為所謂的命運,就是常常有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落到你頭上或者責任要由你來扛,不管願意或不願意。

東漢光武帝劉秀,少年時期在家種田讀書,對江湖的事情完全沒有興趣,甚至被自己的哥哥劉寅嘲笑,認為這個年輕的弟弟在亂世中很難有所作為。劉秀19歲時被送到長安太學,只想當個執金吾(分局長),娶到美麗的陰麗華,這輩子就可以心滿意足。

後來他的哥哥劉寅起兵造反,因為身為漢朝王室後裔,再加上足智多謀,勇敢善戰,所以很快就聲勢浩大,得到南陽地主鄉紳集團的支持。但也因為如此,遭到了更始政權的嫉妒,劉寅慘遭殺害。劉秀反應迅速,立刻表示願意繼續擁護更始,免去殺身之禍,但是也被從此之後放逐到河北地區自生自滅。

劉秀,一個文質彬彬的書生,原本完全就是在他哥哥身旁當一個小跟班而已,沒有想到突然間巨變發生,他一下子就要扛起領導整個南陽集團繼續完成革命大業的重任。每次一想起哥哥的莫名慘死,自己還要將復興大漢的使命完成,這個書生常常暗自落淚。這,完全不在他的意料之內,現在他必須要扛起來!而他也不辱使命,很快展現出自己的領導風格,在河北地區白手起家,結合當地的世族,再加上一點運氣,屢次化解危機,終於能打出一片天地。最後南下,消滅各路軍隊,中興了漢朝。

中國歷史上唯一的開國皇帝是真正的知識分子,只有劉秀。他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成為創業帝王,但是重責大任卻突然間落到他的頭上。這,就是命運。

通國陸軍速成學校並非保定軍校的前身 | 賈忠偉

早期很多紀錄都稱「通國陸軍速成學校(原「北洋陸軍速成學堂」)」為「保定軍校」之前身,但劉鳳翰教授在他所寫的:《蔣中正學習陸軍經過》一文中則指出,這是遭到毛思誠(1873~1940,蔣中正的早期啟蒙老師和機要秘書)誤導所致。

因為──「毛思誠在民國15年(1926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一書中,談到『通國陸軍速成學校』,即『保定軍官學堂』是也。以至於後人多以此為本,跟著錯記下去,也就是說──『陸軍速成學堂』為『保定軍校的前身』的說法是不正確的。

兩校除皆在保定(府)外,並無任何實質關係。最主要的原因是──當時直隸總督駐保定,使得許多現代新式軍事學堂都設在保定,比如──北洋行營將弁學堂、 練官營、參謀學堂、測繪學堂、北洋新軍速成學堂、北洋陸軍師範學堂、軍械學堂、經理學堂、軍官學堂(即陸軍大學前身)……等。

保定軍校的設立是在民國成立之後,北洋政府陸軍部為了培養陸軍基層軍官,在1912年6月,決定將前清陸軍兵官學堂改為陸軍軍官學校,1912年7月3日,陸軍部將校址移至保定原陸軍速成學堂內,這就是後來的保定陸軍軍官學校。

從「越」看古代的南方如何融入中國 | 郭譽申

「越」,一般人會想到現在的越南或者春秋戰國時代的越國及越王勾踐的歷史。其實「越」的涵義不僅如此,在不同時代不同文本下,代表不同的地域。古代中國(夏、商、周三代)始於華北,「越」代表中國之外、鄰近中國的南方地區,較晚融入中國。[1] 探討「越」或南方地區融入古代中國的歷史,強調「越」的自我認知與族群認同。

越王勾踐在公元前470年攻滅吳國之後,越國曾經非常強大,但是到公元前333年被楚國所滅。亡國後,很多越國的王公貴族南逃,有些就在南方建立地方勢力或政權。南方的很多族群都與過去的越國有關,於是被稱為「百越」。短暫的秦朝(公元前221年-前207年)經過一番苦戰,大致征服了「百越」,設立閩中、南海、桂林、象郡等四郡。

秦末,很多北方人向南方遷徙,部份「百越」趁機建國,包括南越、閩越、東海(又名東甌)。南越的建立者趙佗是北方人、原秦朝的官吏。閩越、東海的建立者騶無諸、騶搖都是當地的越人。到了強盛的漢朝,這些國都有類似的態度,對漢帝稱臣、稱王,但在自己國內稱帝,如同獨立的國家,幾乎不受漢朝約束。這是作者所指出,越人仍有不同於中國人的自我認知與族群認同。

南越、閩越、東海就像獨立的國家彼此長期爭鬥,有時還引來漢朝的軍事力量,直到公元前111-前110年全都為漢武帝所滅。南越滅亡前,剛即位的趙興和樛太后計畫向漢朝投降,卻被丞相呂嘉所弒,並號召越人抵抗漢軍但失敗。這些越地併入中國後仍不平靜,東漢初年,公元40至43年間,發生歷時4年的「徵氏姐妹之亂」。呂嘉和徵氏姐妹的對抗漢朝,都呈現越人的自我認知與族群認同。

古代中國吸引越人逐漸漢化,主要憑藉文化吸引力和血緣傳說。中國古籍一向主張,中國居於世界中央,承繼夏、商、周的先進文明,優於周圍異族的文明,假使異族能夠接受中國文化,就能融入中國,共享中國的先進文明。這是文化的吸引力。《史記》裡記述越王勾踐是夏禹的苗裔,把越人視為華夏的一分支,雖然是不可考的血緣傳說,也有促進越人漢化的功效。

越人的漢化過程不是沒有阻礙,但是考慮到南方地區的廣大多樣,古代中國的向南方開拓發展對比於世界其他地方可謂非常順利,這是由於充分運用了文化吸引力和血緣傳說。令人驚嘆的是這些都發生在2000多年前,成為古代中國獨特的融合劑,促使各族群融合成世界上最大的民族-漢族。中國的族群融合有益於減少族群間的衝突爭鬥。

[1] Erica Brindley《古代中國與越:中國南方邊境的自我認知與族群認同八旗文化,2022。(Ancient China and the Yue: Perceptions and Identities on the Southern Frontier, c. 400 BCE–50 CE, 2015)

中國駐印軍在印度新德里參與美國國旗日與聯合國日慶典|賈忠偉

【在紀錄上,中華民國駐印軍(遠征軍)的新38師與新22師,曾分別在1942年(民國31年)6月14日與1943年(民國32年)6月14日,各派一個排代表中華民國政府在印度新德里參加聯合國國旗日日閱兵典禮(遊行)。當時挑選參與閱兵儀式的條件是──身高在170公分以上,年輕體健,能說簡單英語更好。

為什麼會在6月14日舉行閱兵典禮呢?第一,雖然美國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的1949年8月3日,才正式由美國國會以《63 Stat.492號》聯合議案,將6月14日正式制定為國旗日(Flag Day),但其實早在1916年的5月30日,就已經由美國第28任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Thomas Woodrow Wilson,1856~1924)宣告每年的6月14日是官方的國旗日,到2014年,這節日已經由美國總統歐巴馬簽署擴大為「國旗日和全國國旗週」(Flag Day and National Flag Week,2014);第二,1942年1月1日,有26個國家政府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共同簽訂《聯合國共同宣言(Declaration by United Nations)》,而在羅斯福總(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1882~1945,即小羅斯福)的強力主導下,將美國國旗日6月14日訂為聯合國日,並發文(希望)各國要同步慶祝,因此才有了以上兩次在印度新德里舉行的閱兵典禮(遊行)。只是羅斯福總統因病在1945年4月12日過世,聯合國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1948年才正式宣布設立,為了紀念《聯合國憲章(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生效三周年,聯合國日因此由原來的6月14日改為10月24日。

第一次參與美國國旗日與聯合國日閱兵儀式的是由新38師王東籬少校擔任領隊,馮皓如上尉擔任閱兵排排長,共52位官兵參加。

1943年6月14日的聯合國日,擔任閱兵排長的則是時任新22師第65團團長、身高190公分以上的李定。李將軍隨政府來臺後曾任第十軍軍長兼馬祖防衛司令部第二任司令官(58.08.12~60.07.16)與政委會主委。(註)照片為第一次參與美國國旗日與聯合國日的新38師官兵】

【1942年(民國31年)6月14日,中國遠征軍(駐印軍)派出新編第38師一個排的官兵,代表中華民國政府參加在印度新德里舉辦的盟軍國旗日閱兵典禮2!由於當時僅為一般慶祝遊行典禮,因此沒有後來宣稱的各國閱兵隊伍之比賽排名等活動與紀錄】

【中華民國國史館內收藏的──美國將國旗日6月14日訂為聯合國日之檔案公文,簽署發布者為當時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先生】

(註):參見──《抗戰時期滇印緬作戰(一)~參戰官兵訪問紀錄(上)》(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印),p276~277、230~231。

1947年1月8日在東北的張麻子溝戰役中,第113團遭東北民主聯軍一縱伏擊,最後導致第113團全軍覆沒,團長王東籬陣亡。

李定將軍,本名定一,湖南永興(郴州市)人。1914年(民國3年)9月5日生,先後畢業於陸軍官校步科11期、美駐印高級戰術班2期、陸軍參大3期、實踐學社聯戰班及高級兵學研究班等軍事學府。他於抗戰期間,因勇猛善戰,被盟軍譽為「森林戰楷模」、「陣中之虎」。根據《國軍外島地區戒嚴與戰地政務紀實》記載,李將軍曾任第十軍軍長兼馬祖防衛司令部第二任司令官(58.08.12~60.07.16)與政委會主委。

矢內原忠雄拆掉日本的假面具~以酒類專賣為例! | 賈忠偉

總督府在專賣法公布之後(1922年總督府以律令第3號公布《臺灣酒類專賣令》,嚴禁私自釀造販售,臺灣成為日本唯一實施酒類專賣的地區),總督府的第一步工作,先強迫小規模的私人造酒工業歇業,並收買具有相當規模的民營造酒設備。第二步工作,則是嚴禁民間釀酒。

由於專賣局的自製酒的產量一直是「供不應求」,再加上每個人的喜好不同,故在實行專賣制度之後,每年仍有大量酒類進口。其中進口最多的是啤酒(約占總輸入量的70%),其次為日本清酒(約佔輸入總數的20%),其餘為紹興酒及洋酒…但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由於當局的禁令,中國酒及洋酒的輸入,已告絕跡。

被日本歷史學家家永三郎讚譽為「日本人的良心」的矢內原忠雄在他所寫的《帝國主義下的臺灣》中指出:「總督府禁止民間的酒類製造,封閉過去散在全島的200個釀酒廠,而於專賣局的15工廠集中生產……總之,酒專賣制度乃使一般酒類製造業及販賣集中獨佔於國家資本,而同時對於日本人資本家大企業的酒精及啤酒,則認作例外。這一制度的特徵,顯然是在保護資本家的企業,使由國家資本及日本人資本的臺灣酒類生產獨佔資本主義化」現在,我們重複地說一句;關於酒精與啤酒的專賣,雖然後來辦法已有變遷(1933年啤酒只許自由生產與輸出,不許自由販賣;1938年酒精亦已列入專賣,但仍許私人生產與輸出),但其「保護資本家的企業,使由國家資本及日本人資本的臺灣酒類生產獨佔主義化」,却依然如故。

【被日本歷史學家家永三郎讚譽為「日本人的良心」的矢內原忠雄】

◆當年被臺灣總督府以妨害統治為由列為禁書──矢內原忠雄(1893~1961)所寫、在1929年10月出版(矢內先生是在1927年來臺灣實地考察)的《帝國主義下的臺灣》,對於1922年組督府實施臺灣的酒類專賣,曾有一節「富有意義」的記載;雖然在此書出版以後,專賣的範圍,已有所改變,但仍具參考價值

「…總督府禁止民間的酒類製造,封閉過去散在全島的200個釀酒場(廠),而於專賣局的15工場集中生產;又,酒類的自由販賣亦在禁止之列,而由總督府的指定商人所獨占。酒精與含有酒精飲料的販賣,一概收歸總督府的掌握。例如清酒、米酒等日用酒類的販賣,不用說了,就是過去以藥酒名義在藥店販賣的藥用葡萄酒、病院(醫院)所用醫藥用的酒精與家庭所用吸入用的酒精、洋漆、celluleid(賽璐珞,即合成樹脂)、香水等製造用的酒精,甚而至於汽車燃料用的酒精,都非經總督府之手不可。不過,這樣廣泛的酒類生產及販賣的專賣獨佔,却公認有二大例外。一是製糖會社酒精工場的酒精製造及島外販賣,二是啤酒的製造與販賣。1926年末,民營酒精工場為製糖會社所屬10工場及其他2工場,每日的製造能力凡533石(明治時期一石為180.39公升/中華民國的1石為100公升),而專賣局2工場的製造能力則為70石;同年度的總生產額146,000石,其中專賣局的生產僅為936石。即酒精主要是屬製糖會社的副業生產。又,同年度酒精出口額136,000石、價額608萬圓,其為重要出口品,則大略可與樟腦相匹敵;即其生產額的大部份是供出口用的。在專賣制度上,拿酒精製造及島外販賣除外,據說理由因『這在島内的消費極少,而其製造原以向島外出口為主要目的』。不 過,如就主要以向島外出口為目的的商品來說,則樟腦的情形也是一樣。拿酒精歸在專賣以外,實際上的原因,恐怕是在尊重製糖會社酒精工場的主張。其次,啤酒的生產額,1925年度為6,000石、51萬元,全部為高砂麥酒株式會社(1919年月設立,資本金200萬)所製造,啤酒的製造與販賣,所以算作專賣制度的例外,據說是因為這一事業草創不久,尚在試驗時代的緣故;而其結果,是使高砂賣酒株式會社繼續存在。總之,酒專賣制度乃使一般酒類製造業及販賣集中獨佔於國家資本,而同時對於日本人資本家大企業的酒精及啤酒,則認作例外。這一制度的特徵,顯然是在保護資本家的企業,使由國家資本及日本人資本的臺灣酒類生產獨佔資本主義化」。

現在,我們重複地說一句;關於酒精與啤酒的專賣,雖然後來辦法已有變遷(1933年啤酒只許自由生產與輸出,不許自由販賣;1938年酒精亦已列入專賣,但仍許私人生產與輸出),但其「保護資本家的企業,使由國家資本及日本人資本的臺灣酒類生產獨占主義化」,却依然如故。

參見──周憲文:《臺灣經濟史》(臺灣開明書店),p617~621。

高砂麥酒株式會社,位於臺灣臺北市上埤頭(即今日臺北市八德路二段與建國北路交叉口一帶),創立於1919年(大正八年),其在1920年年(大正九年)4月落成的啤酒廠是臺灣第一座、也是日據時期唯一的啤酒製造廠。日本無條件投降後,高砂麥酒被臺灣省專賣局(1947年臺灣省政府成立後,改組為臺灣省菸酒公賣局)接收,廠房幾經更名,於1975年改為建國啤酒廠,因其仍保有日據時期的部分建築等原因而被指定為古蹟。

高砂麥酒會社是由日本芳釀株式會社社長安部幸之助號召成立,1919年1月13日於橫濱召開創立大會,同年4月在臺北設立工廠,1920年(大正九年)4月完工後開始生產…1922年(大正十一年)7月1日,臺灣實施酒類專賣,今後各酒類的製造與販售均由專賣局負責(酒精不在專賣範圍內),但啤酒在「酒類專賣令」裡規定「暫時除外」。之後總督府雖然數次想要將其納為己有,但因業者(為日本人)的抗議而停止實施…1933年(昭和八年)5月1日臺灣總督府以律令表示開始要將啤酒納入專賣,並於該年7月1日正式實施。但與其他酒類不同的是,專賣局採用「收購專賣」方式,讓高砂麥酒繼續生產啤酒,再統一由專賣局購買銷售…1943年(昭和十八年),高砂麥酒成立緬甸分部,除生產啤酒外也生產清酒與醬油,稍後也開始產硝…1945年日本無條件投降,該公司為臺灣省專賣局接收改為臺北啤酒公司,廠房幾經更名後在1975年改為建國啤酒廠,近年改稱臺北啤酒工場。

參見──中文《維基百科》之【高砂麥酒株式會社】(https://zh.wikipedia.org/zh-tw/%E9%AB%98%E7%A0%82%E9%BA%A5%E9%85%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