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營救政敵蘇軾的一段佳話 | 蘇樂明

北宋神宗時宰相王安石推動變法革新,未見顯著成效,可謂失敗,退休後選擇住在南京。

變法運動使北宋朝廷分裂為「新派」與「舊派」。宋哲宗繼神宗位之後仍極力推動新政,卻感到阻力重重。「新派」認為不除掉「舊派」不足以成功,於是決定「殺雞儆猴」,擇定除掉舊派中威望足以影響時政的大臣。當時舊派人物以司馬光及蘇軾為代表。司馬光為元老重臣,威望令新派不敢攖其鋒,於是將目標鎖定於舊派第二號人物蘇軾。

蘇軾向來喜歡玩文弄字,曾發表許多諷刺朝政的詩辭文章,新派廣為蒐集,企圖扣上「謀逆」的罪名,向御史台告發。哲宗的意向在於推動新政,蘇軾處境堪危。他的弟弟蘇轍將家產全數變賣換得7,000兩銀錢,試圖為乃兄脫罪,但未見效果。

此時已退休在南京家裡的王安石出手相救。王安石為推動新法的主持人,新派以其為師尊。蘇軾為舊派的代表人物,是新派亟欲除去的死敵。王安石拋開兩人之間的恩怨,他頻頻上書哲宗及哲宗的母后,稱蘇軾為數百年難得一見的奇才,不可絲毫有所損傷,因此蘇軾得以脫離險境。這段冤情,史上稱為「烏台詩案」。「烏台」指的是御史台,因為御史所着官服都是黑色,所以稱御史台為烏台。

蘇軾脫險後舉家大小23人來到湖北黃崗長江東畔的小山坡墾殖,在那裡他自命為「東坡居士」,蘇東坡的名號便是由此而來。在那裡他寫下「赤壁賦」、「念奴嬌」等千古絕句。在那裡秦少游、黃庭堅、米芾等人是東坡居士的常客。

蘇東坡於冤案澄清後親往南京拜謝王安石,他在王安石家中作客達一個月之久。兩位才氣縱橫的文人,曾為死對頭的朝廷命官得以日夕相處,把酒言歡。蘇東坡離去時,王安石親送至長江岸邊,為南京留下一頁千古佳話。

人生坎坷的天才:王洛賓、蘇東坡、王勃 | 盛嘉麟

中國最知名的音樂家作曲家王洛賓先生,他作的民謠歌曲,幾乎沒有中國人不會唱,在有華人的地方就會聽到「在那遙遠的地方」、「康定情歌」、「達坂城的姑娘」…..

可是王洛賓先生的一生貧困潦倒,妻離子散,三次入獄長達20年,共產黨說他是軍閥餘孽,國民黨說他是共產黨,共產黨再說他是國民黨。一個只想著音樂的高人,竟然在自己中華民族的土地上不得安生立命。王洛賓先生的歷史,我毎看一次淚盈眶一次。

除了王洛賓先生,我們民族最偉大的文學家蘇東坡先生,一個只想著文學的高人,竟然在自己中華民族的土地上一次又一次的被朝廷充軍流放,一生貧困潦倒,最後一次流放到海南島。宋朝時代的海南島就是一個蠻荒瘟疫的天涯海角,朝廷就是要蘇東坡先生去死的意思,只差沒有處決他。有一次在海南島參觀蘇東坡先生的紀念館,導遊說宋朝的朝廷如此對待自己民族的瑰寶,如果沒有蘇東坡先生,中國的文學不可能如此燦爛,說得遊客有人落淚。

寫《滕王閣序》一舉成名的罕見奇才王勃,他的父親王福疇遠謫到南荒之地,被貶為交趾縣令(現在的越南)。王勃自己兩次被貶,貧困潦倒,在赴交趾探望被流放的父親時,路經南昌,意外的機會寫了《滕王閣序》,意外的遇到愛才的都督閻伯嶼,欣賞王勃的才華,選為滕王閣的序文,我們才有機會讀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只應天上有的美麗文字。寫完《滕王閣序》,王勃赴交趾探望父親後,回程翻船去世,得年27歲。

幸而我們今天的中國人能夠享受「在那遙遠的地方」、「莫聽穿林打葉聲,一簑煙雨任平生」、「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如果少了三人中任一人,中國的文化就會大幅失色。



二戰時英國出賣捷克,後來的美國如出一轍 | Friedrich Wang

看看二次大戰的歷史。1938-39年初捷克危機,後世都譴責英國首相張伯倫在慕尼黑出賣了捷克。

這是事實,但我們也要理解當時張伯倫與法國總理達拉蒂的想法。簡單說,法國想管,不但與捷克軍事同盟,也有軍事顧問團進駐多年。但是英國不想管,因為有不干預東歐事務的傳統,不認為捷克有那麼高的價值。英國內閣多次開會,多數閣員都反對為了捷克這個東歐小國而去與德國攤牌;而且也對法國政府缺乏信心,認為它外強中乾,很難堅持下去,甚至還覺得捷克的日耳曼人要求併入德國也沒甚麼不對。更重要的,英國認為德國的軍力雖強大,但也不到明顯的優勢,應該不至於會全面開戰。

當時英國海、陸軍的情報部門都估計,德軍在武器以及人數上與英、法、波三國的總和相比,實際上還略居於劣勢。英、法、波三國的陸軍在裝備上,尤其是火砲、坦克等方面與德國處於勢均力敵,而海軍有壓倒性優勢。德國的唯一優勢在於空軍,但是英、法與其差距也不大。而且英國軍方甚至認為,德國在一戰後有10多年的軍事空白,沒有具備經驗的將領,實際上的戰力並不強大。英、法方面則大多是經歷過一戰以及戰後國際衝突的老將,比德國方面在經驗與能力上都強。所以,德軍數量雖可觀,但是有多能打實屬疑問。基於這些軍事評估,最後英國內閣決定,把捷克餵給德國,賭希特勒會在這之後被餵飽,不再發動戰爭。

英國的背棄捷克,的確很自私、很可惡,出賣了一個弱小的朋友,將其推給豺狼。但是請注意,這是西方現實主義政治的常態,這樣的案例不是第一次,也不會是最後一次。現實主義政治的一個重大缺陷,就是缺乏遠見,只顧眼前的利益,不管後遺症有多大。當年英國如此,今天美國其實更加如此。所以,美國可以隨意就放棄當年的老蔣、伊朗巴勒維、南越阮文紹和今天的阿富汗,甚至還主動顛覆了自己的多年盟友埃及穆巴拉克。

在這種現實主義政治下,台灣若看不清楚,倒楣的日子還遠嗎?

老兵的話-招兵、抓壯丁與賣壯丁 | 姚雲龍

1:招兵

我們鎮上廣運橋頭有一個地標叫“救火會“,在今天來說是“消防隊“。那是本鎮唯一的三層樓建築,樓下一架手壓式救火機因多年不用已成一具廢鐵,屋內一片狼籍,樓梯都腐朽了。

那所在常常出現一塊三角形白布的旗幟,上面寫著“招募新兵“或只寫“招兵“二字。門口通常有一張桌子,桌子後面坐著一位軍人,你只要走向前對他說:「我願當兵」,他把你上下打量一下,覺得你可以扛得起槍,把你的姓名登記在簿子上,一切就OK了。他把你的名字登記以後,你就算入營當兵了,不用體格檢查,也不要身家調查,一切從簡,從此你就失去行動自由了。

如果你沒有名字(當年大陸上很多不識字鄉下青年,沒有名字、只有乳名),他會替你起個名字。譬如你姓張,他說:「你叫張得功好了」,以後“張得功“就成了你的名字,所以當年部隊中有很多叫“張得功“、“李得標“的。

2:抓壯丁

什麼叫“壯丁“,顧名思義就是“青壯的男子。可是在抗戰時期“壯丁“就是準新兵的代名詞。在抗戰時,你只要提到“壯丁“二字。人們的印象是一群被槍兵押解到戰場去的囚犯。

為什麼這些“壯丁“要被槍兵押解呢?因為他們是被抓來的。國父說:「中國只有大貧和小貧,而大貧的人特別多。」很奇怪,越是貧苦人家孩子越是多。有人說:「飲食越精緻,生育力越低弱,所以越富有人家孩子越少。」真邪?假邪?當年中國工商不發達,土地又多被地主所兼併。窮人的孩子沒有出路,只好當兵,所以抗戰前用募兵制也不缺兵源。

可是對日抗戰一開始,大會戰一個接一個。一場會戰就會死亡三、五十萬人,一場小戰役陣亡三、五萬人,稀鬆平常。再募兵就募不到了。於是下令徵兵,沒有戶籍怎麼徵?只好用抓。晚上,保長帶著槍兵,隨便向某戶人家一指,槍兵就破門而入,找一個年輕人抓了就走,所以有花燭夜的新郎或是正在棺前守制的孝子被抓走了。

前方需要兵,後方只好抓,這是日本人逼的。共產黨常拿“抓壯丁“來消遣蔣介石,其實共產黨用動員發動當兵,其手段更不堪聞。

3:賣壯丁

抓壯丁不久,覺得這個辦法很不人道、更不公平,就開始用“雇“。譬如這個保分配出兩名壯丁,就由全保集資雇兩個願意當兵的年輕人去應徵,這個受雇的年輕人就叫“賣壯丁“。民國三十八年大陸撤守前都是如此。

順便談一談,民國三十八年,國軍在大陸撤退時,有些部隊就把當地青年強行抓上船。所以在金門古寧頭戰役中,那些剛下船就投入戰場的國軍中有些還未來得及換軍裝的年輕人都一起投入戰場了。亂世呀!就是如此,能怪誰!

老兵的話-開小差 | 姚雲龍

對“出差“二字,大家一聽就懂。奉上級差遣到外地執行公務就叫“出差“。那麼“開小差“是什麼意思?恐怕知道的人不多。所謂“開小差“者,就是未經許可擅自離營,說明白點就是“逃兵“的代名詞。

“逃兵“自古就有,不僅中國有,外國也有。我今天要說的是抗戰時國軍的“逃兵“故事。抗戰時軍人生活很苦,死亡率又高,那些士兵都是抓來的壯丁,士兵逃亡並不希奇,甚至軍官也有逃亡。我的排長陝西人,黃埔軍校第七分校(西安王曲、分校主任胡宗南)十五期,他因和營長鬧意見就逃亡了。可見那時代“開小差“是常見的事。我在抗戰時就開過兩次小差。

“開小差“雖然是常見的事,但每個部隊對“開小差“被抓回來的逃兵處分方式大有不同。西北軍對抓回的逃兵,只要他出逃時沒有攜帶任何軍械,最多是打完屁股、關禁閉一週或兩週就沒事啦,繼續留營當兵。

可是中央軍的湯恩伯的部隊對抓回的逃兵就不一樣:

1)剛入伍的新兵,如果逃亡被抓回來,一定當眾槍斃。

2)入伍兩年以上,或入伍後參加過任何戰役的老兵,逃亡被抓回,最多被打屁股或被關禁閉就了事。

3)在部隊中與長官鬧意見而逃亡抓回的,當眾割下一支耳朵後放行。

我在湯恩伯部隊當兵一年半,親見兩個被抓回的逃兵被槍斃,兩個被割耳。其中一個被割耳的是我的班長,姓胡,河南人。他在連裡是很出風頭的班長,因和連長鬧意見,逃亡而被抓回,就被割了一支耳朵。以上槍斃、割耳的主持人,都是營長周斌,我也差點被他槍斃。那時代人命如草芥,小小營長就可隨便殺人。

割耳朵是要有技巧的,要用鋒利的剃頭刀,從耳朵下端耳垂處從下往上割,不可從上往下割,那會把腮肉一起割下的。不過我所見的兩次割耳,都只是割下耳垂,弄得滿臉是血,看護兵儘快的用紗布把半邊臉貼起來,如此蒙混過關而己。

評毛澤東 | Friedrich Wang

今天是毛澤東128歲冥誕。在中國歷史上,其實不缺乏像他這樣的怪傑,或者說梟雄。他能夠推翻一個舊時代,創建新的國家,並且在不斷的鬥爭當中,用自己的聰明智慧、毅力,當然還免不了許多的殘酷,不斷地勝出,說明這個人在政治鬥爭上已經爐火純青,展現出非凡的天分,甚至是所向無敵。

毛極度聰明而且邏輯清晰,總是能在不同的時間做出許多正確的決斷,而且能夠做到徹底的無情,這是他能夠勝利的主要原因。他熟讀中國歷史,對歷代中國政治的得失,以及各種宮廷鬥爭的狀況都有深刻的體會。更重要的是他對中國基層農民的性格非常清楚,早在1926年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就已經有非常露骨的刻畫。這些認知,都造就了他未來能夠革命成功的基礎。

他在1950年代與蘇聯的合作當中,成功地為中國建立了完整的重工業體系,讓中國的國際地位有明顯的提升,並且使得中國在一百多年的分崩離析後達成了真正的統一,這些都是他在整個數千年的歷史當中突出的成就。

在1949年之前,毛澤東關於革命、戰爭,以及對國民黨的鬥爭的判斷絕大部分都是正確的,所以他能夠在不利的情況下最後獲得勝利。1949到1956年之間,他決定參加日後讓他後悔的抗美援朝戰爭,以及發動反右運動,讓許多無辜的人以及知識份子受到極大的傷害。1956年之後所進行的農村集體化更是造成一場又一場的大饑荒,最支持他的農民因此死了幾千萬。他最後10年所掀起的文化大革命,到今天官方依然定調為一場浩劫,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傷害,以及對中國社會人心所造成的負面影響,直到今天仍然隱隱作痛。

毛生前說過,不在乎別人怎麼評斷他,他也給自己定過七三開的評價。但無論如何,我們客觀的說,他是在一個激進大革命的年代中的產物,是中國這一百多年激進革命下最終的一個結果。他留下的遺產很多,但是造成的傷害也很大,這在未來非常長一段時間都會受到許多人的討論,就跟後世到今天還在討論秦始皇、漢武帝一樣,永無止息的一天。

中國歷史發展到20世紀中葉,必然會出現一個這樣的人物。但是我們希望就這一個就好,永遠不要再出現第二個,或許也很難再出現第二個。

霸陵確認,漢文帝令人景仰 | Friedrich Wang

2006至2009年間,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發現了一座「亞」字形大墓及其周圍的外藏坑、鋪石遺蹟、門闕遺址等,因其位於陝西省西安市灞橋區江村東,故稱「江村大墓」。最近中國國家文物局公布,經考古確認,此前發現的江村大墓為真正的漢文帝墓葬,即霸陵 (有時寫作灞陵,因靠近灞水而得名)。

漢文帝劉恒是歷史上少有的真正的仁君。他的即位是一場意外,在漢朝歷經諸呂之亂之後一個妥協性的產物。當時周勃、陳平這一些老臣集團選擇了這位只有二十三歲的親王,歷史證明不但是明智的,對中國的老百姓來說也是非常幸運的。一場又一場血腥的屠殺、動亂、鬥爭,在他的手上塵埃落定了。

文帝真心愛護百姓,採用黃老治術,清靜無為,讓整個帝國得到充分的休息,中國的國力也日漸恢復。面對當時跋扈的同姓諸王,以及日益強大的匈奴威脅,他都採取忍讓與和平策略,有的時候甚至用幽默與機智來化解一次又一次的危機。

他個人的作風也非常簡樸,常常一年又一年免除全國的田賦。他寵愛的姬妾大多身穿黑衣,而且衣服不拖地,與一般平民百姓相差不大。根據記載,整個宮廷內幾乎沒有值錢的裝飾,而他也從來不喜歡別人給他這些東西。甚至有一次,他所居住的宮廷有所損壞要修補,根據計算需要十戶人家一年的收入,他立刻決定就放著不修了。

這麼仁慈的皇帝在歷史上真的是太少見了。而這,也造就了被傳統史學家所津津樂道的文景之治,被認為是讓國家休養生息的典範治理。他與兒子漢景帝四十多年的努力,中國的國力再度強大,開啟了往後100多年的大漢盛世。而漢,也成為中國人的代名詞,一直到今天。

文帝的兒子漢景帝的陽陵,早在多年前已經被發現,2017年筆者去參觀過。裡面的擺設就非常簡樸,大部分都是陶器、瓦器、木器。跟千古一帝秦始皇的陵墓相比,真的是非常的寒酸。

目前看起來漢文帝霸陵出土的文物大概跟他兒子的陽陵都差不多。這也證明了司馬遷史記的偉大,中國史學家考而後信,絕不亂說。

改革開放的啟動歷史和基本作法 | 張自立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去世,當時毛澤東在中國,是黨,是政府,是真理。他去世時留下來的是,一個全面落後的中國,等著奪權的四人幫,繼承人華國鋒,和一個三次被鬥而沒死的鄧小平。

不到一個月,10月6號,在毛澤東評語中「忠厚少文,不蠢不笨,大公無私」的華國鋒一舉拿下四人幫,而且為暫時穩定局勢,在治國方面,華國鋒提出「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安定政局。

華國鋒拿下四人幫,然後再用兩個凡是,穩定政局,對中國的國運,至關重要,所以最近在華國鋒100週年誕辰時,中國官方對華國鋒的評論是「做出重要貢獻,將永載史冊,永垂不朽」。

此時中國已經明顯知道毛的那一套不行了,要改,但是怎麼改,不知道。1977年7月,鄧小平復出,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5月12日,《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轉載這篇文章,表現出中國現實主義的特點,走出準備改革的第一步。1978年12月25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批「兩個凡是」,華國鋒隨後作了自我批評,並結束了他的最高領導生涯,這一刻,標誌著華國鋒過渡時期的結束,鄧小平改革開放時代的開始。

鄧小平,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他領導的改革開放的態度和方法很簡單,就是:

1. 不管黑貓白貓,會抓老鼠的貓,就是好貓。
這個其實就是不要講什麼大道理,要的是能解決問題的辦法,管用最重要。

2. 摸著石頭過河
第一,河必須過,改革必須進行。
第二,沒有橋,沒有現成的經驗和辦法,世界上任何方法,可搬的搬,可用的用。
第三,但是水可能很深,要摸索著過,有風險。
第四,慢點走,站穩了,再走下一步,多實驗,成功了再推廣。

總之,改革開放強調探索,也強調穩妥。下列為三個重要的實例:

1. 傻子瓜子

年廣九(人名),賣的瓜子又便宜、又大、又好吃,所以一下就打出名號,他自己乾脆取名「傻子瓜子」,因為生意越做越大,一個人忙不過來,雇了100多個人。一時間輿論譁然,這不是解放前的資本家又回來了嗎?當時就吵成一團,鄧小平不爭論,說:「不要動,先放一放,看一看」,三年之後,確認個體戶及行業不會對國有企業構成危害,所以這個問題就自然而然解決了,這是一個標準的摸著石頭過河的例子,解決了大陸個體戶的問題。

2. 包產到戶

1976年,大陸還是人民公社,吃大鍋飯,可是收成低下,大家都吃不飽。1978年11月24日,安徽鳳陽縣小溪河鎮小崗村生產隊的18位農民簽下生死狀,將村子的土地公開承包。結果第二年成效大好,18戶農民裡有12戶,生產的糧食超過了萬斤,油料產量超過自開展合作化以來20年的總和,社民收入增長6倍。

隨後一些別的村也效法,事情變大,就引起激烈的爭論,認為「包產到戶」不是社會主義的方向,犯的是機會主義和修正主義的錯誤。最後數字一再表現出,包產到戶的生產都大大增加,而堅持「大鍋飯」的村,只是平產或者減產。1980年,鄧小平以數字說話,一錘定音,1981年,《中央一號文件》正式開放雙包到戶,確定為社會主義性質的生產責任制,從此中國農業走出人民公社。

3. 經濟特區

冷戰時代亞洲四小龍利用這樣的經濟策略,成就了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奇蹟。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在缺乏對外經濟交往經驗與法律系統不健全的形勢下,建立經濟特區,為中國大陸進一步的改革和開放,及擴大對外經濟交流起了極為關鍵的作用。

1979年7月,在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市試辦為出口特區,1980年5月,出口特區改稱為經濟特區,經濟特區允許特殊的經濟政策和經濟管理體制,建設上以吸收利用外資為主,為改革開放之初,改革開放思想的重要內容,這就是「試點」。由於經濟特區的成功,而後衍生而出的上海浦東新區和天津濱海新區,現在更有海南島全境,及新疆等多地經濟特區的成功,對改革開放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經濟特區,從開始的採用,到以後的推廣,充份表現出黑白貓理論和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

但是中國也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要摸著石頭過河,有一些有關國運的重大事件,能早一天完成就早一天,一天都不願意等,下面列擧兩例:

1. 恢復高考(等同台灣的大學聯招)。鄧小平1977年7月復出,他的第一個工作就是主管科技教育,當時1977年的高考已經來不及了,但是他不願意等到1978年暑假,所以決定就在1978年初的寒假恢復高考,而且不限制考生的出身,任何人都可以參加。隨後恢復知識份子的榮譽,全國開始重視教育。大家都可以了解,這個決定對整個國家前途發展的重要性和急迫性。

2. 盡快確定全國幹部的退休制度 (參見《大陸的官員任免制度:選賢任能、問責究責、限齡退休》)。

作戰(包括選戰)必須量力而為 | 張復

選票的戰場其實和軍事的戰場一樣,必須懂得量力而為。

像隆美爾這樣在北非戰場上曾經叱咤風雲的將領也懂得在實力不如對手的時候及時撤出戰局。然而希特勒不聽從他的建議,還拔除了他統帥的職位,讓德軍繼續在北非受到對手的摧殘。這並不是希特勒所犯下唯一的錯誤。他堅持不肯在冬季來臨時撤回入侵蘇聯的德軍,又無法提供後者足夠的後勤資源,導致其統帥最後棄甲投降。

隆美爾在北非戰場

小羅斯福(FDR)是一個把政治戰場當作軍事戰場處理的人。所以,在經濟一片大好的時候,他估算自己所從屬的民主黨沒有機會執政。然而,經濟大蕭條發生時,他毅然決然投入總統選舉,擊敗了尋求連任的胡佛總統。當選了以後,他卻一直克制美國政府,不介入歐洲與亞洲的戰場。直到日本偷襲珍珠港,而德國趁機對美國宣戰,他才在民氣可用的情況下加入兩個戰場。即使如此,他懂得與英國、蘇聯、中國結盟,提供他們實質的援助,讓更多的力量來合力對抗共同的敵人,而不會傻到使用一個國家的力氣去搏鬥兩個超級的軍事大國。

只有沒有自知之明的領導人才會讓自己陷入「明知不可而為之」的局面。有趣的是,我們的教科書一直向我們鼓吹這個歪理。更有趣的是,很多拿博士學位的國民黨領袖還真的相信這一套說法。

草鞋兵 | 姚雲龍

抗戰前,只有川軍、滇軍、桂軍穿草鞋,中央軍、西北軍、東北軍、晉綏軍都是穿布鞋的,蔣介石的嫡系部隊還穿皮鞋呢。到了抗戰以後,物資貧乏,連布鞋也穿不到了,於是穿草鞋就在部隊中流行了。

我在湯恩伯的85軍當兵時,在每月的薪餉冊中還有“草鞋費“這一欄。可見“草鞋“已是中央軍的法定服裝了。我記得團朝會時,規定官兵一定要“赤足草鞋“,即使有布鞋和襪子也不准穿。

所謂“草鞋“者,應該是用“草“打(編)的鞋。在我的故鄉,只有挑水的、在碼頭扛包的勞苦工人,他們因為要在水邊工作,穿草鞋不易滑倒,他們才穿草鞋。那種草鞋是用純稻草打(編)的,很不耐穿,三、五天就破碎了。一般人的腳穿那種草鞋,很容易被磨破。

我們在軍中所流行的“草鞋“是用“麻“攙和著破布條編製的,比較柔和耐穿,一雙精緻的草鞋可以穿一年。四川兵最精於打(編)草鞋,他們用麻和碎布條編製鞋底,用棉綫做鞋幇,在鞋鼻上綴上一朵絨花球,穿在腳上舒適又浪漫。

穿草鞋行軍是比較輕快的,但穿草鞋上戰場就吃虧了。戰場上遍地都是尖銳的彈片和刺絲,還有瓦礫、碎石,在那種場合下,還要衡鋒陷陣廝殺,傷亡的機率就比較大了。

冬天穿草鞋行軍,凍裂的腳踩在結冰的雪地,腳趾頭會常常麻木僵硬。到達宿營地後,要用雪團搓揉或用溫水浸泡,使之慢慢復甦。千萬不可烤火,僵硬的腳趾一經烤火就會枯萎,最後只好截趾了,這是老兵的經驗。

我從網上摘下一些草鞋兵的相片,供讀者欣賞。大家看了有什麼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