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始除寫書法外，每天清晨仔細圈讀《明史》並做眉批。我手上有整部楊家駱教授主編的《新校本二十五史》，念大學二年級時，鼎文書局老闆發心將書局內的書籍全送給大學文史科系的同學，我費盡九牛二虎的精神，其他什麼都不拿，只把全套《二十五史》合計一百一十七冊全都搬回家，因我當年深信總有一天會用上。

現在，人到中年，終於擺脫那些有如過眼雲煙的榮華，跟自己承諾每年要仔細讀一部國朝史，時不時就隨手寫筆記放臉書，首先讀明史的原因，主要是先秦史我早已熟稔於胸中，但我同時在研究明朝思想史，不應該只研究思想本身，更理應對於明朝的政治、經濟、教育與文化等各層面都有系統性的認識，因此首先來讀此書。

這幾天讀完本紀第一的〈太祖一〉，我深感明太祖朱元璋不只是個擁有天命的人，更是個極具戰略視野的人，他相信天啟，但更懂得尊重儒學，他在至正十六年春二月攻下集慶，就跟官民約法三章，其第一條就是「賢士吾禮用之」，秋七月，攻下鎮江，特別去謁見孔子廟，請當地儒士告諭父老要重視農桑這些日常工作。

有人說朱元璋年輕時「目不識丁」，這是不正確的說法，且不說同樣有人說六祖惠能年輕時「目不識丁」，這只是說明其家貧，卻都忽視兩人後來的積極學習。相比於同時期與其相爭的張士誠、陳友諒與方國珍，這些人與朱元璋根本不是同一個檔次。朱元璋很早就意識到要「恢復華夏秩序」，就得要重視儒學。

至正二十五年秋九月，朱元璋尚未登基就建立國子學，這反映出其不是只想用幾個聰明幕僚出謀畫策而已，他要的是替未來的王朝長期提供合格的政府官員，這些人都得要接受儒家思想的薰陶，其率領的政治集團不能只是做個「殺人如麻的草寇」，能站在這種格局來看天下，難怪三年後，明軍就攻入大都，元朝北逃蒙古。

南平先生曰：中國歷來的政權，其立國能綿亙超過百年者，無一不尊重華夏秩序，知道重視儒學纔能立道統的根基，或有些開國者未能看見這個核心命脈，但後來繼國者尚知道要補正救偏。如不知補正救偏，則國恆亡。朱元璋尚未建立明朝前，就知道重視儒學，最終成就大業，做一世雄主。後世有國者，對此寧不戒慎恐懼乎？

丁觀海（1911～1991）是1976年諾貝爾物理學獎丁肇中的父親，他曾留學密西根大學，是當時彈性理論（即彈性力學／Theory of Elasticity）權威、美籍俄裔（實際上為烏克蘭裔）力學專家鐵木辛柯（Stephen Prokofievitch Timoshenko, Степан Проко-фьевич Тимошенко，1878～1972）的學生。抗戰時期，丁觀海擔任重慶大學教授，夫人王雋英任教於四川省立教育學院，而丁肇中則就讀於教育學院附屬嘉陵小學（在磁器口寶善宮）。

據中國大陸戰略導彈與運載火箭技術專家和主要開創者之一、中國科學院院士、國際宇航科學院院士、畢業於兵工學校（中正理工學院前身）第九期造兵系的謝光選（1922～2016）回憶說，彈性理論對當時的中國科學界來說還是非常新鮮的學說。之後謝光選就是應用「彈性理論」來解決中共自行設計之中近程導彈的「彈性振動」問題（飛彈所謂的「彈性振動」──是指飛彈在飛行過程中，因氣動力、結構本身的特性及控制系統的影響，而產生的形變和振動現象，這不僅會影響飛彈的飛行穩定性和精確性，還可能導致結構損壞）。

丁觀海教授隨政府來臺除了在臺大校書，也繼續在兵工學校兼課，歷任――臺大土木系教授、系主任、工學院院長。丁肇中在建國中學畢業後，因數理成績優異，透過高中會考保送成功大學，但他以臺大為唯一目標而放棄保送，但可惜因聯考失利，再考進成功大學機械系，讀了一年後，以志趣不合休學，進入美國密西根大學讀書，1962年獲物理博士學位，後在麻省理工學院布魯克哈芬國家實驗室（BNL-Brookhaven National Laboratory）工作，1976年以發現J粒子（J particle）獲諾貝爾獎――「J」在量子力學上代表電流、光，而J粒子和光、電有密切關係，所以才會命名為J粒子。

2006年（民國95年），在丁肇中博士（計畫總主持人）的主導下，中華民國參與了由全球16國、56個研究機構及全球600多位物理學家共同合作的──太空磁譜儀（AMS-Alpha Magnetic Spectrometer／阿爾法磁譜儀，又譯反物質「太空磁譜儀」）計畫。太空磁譜儀用於偵蒐宇宙中的射線粒子，尋找反物質（antimatter）及暗物質（dark matter），可以用來解釋宇宙大爆炸（Big Bang）理論，整個研究結果將有助解開宇宙形成之謎。

而其中被喻為「AMS頭腦」的電子系統，就是交是由中華民國的中山科學研究院（中科院）開發製作，根據中科院表示：其所負責的AMS-02太空電子系統，包括32套電子模組、650套微處理器及電路模組、30萬組信號通道，總重約1公噸。其主要的功能是擷取各型偵測系統之粒子類比信號並轉換成數位資料，經分辨處理後，由系統監控電腦將相關數據傳送至國際太空站（ISS）內，並同時與AMS系統狀態資料即時下傳至地面監控中心（POCC）以執行24小時系統功能之監控，並且隨時上傳監控中心所下達之監控指令。

國家太空中心在新聞稿中指出：AMS計畫的第一階段實驗，即AMS-01計畫，是由太空梭（Space Shuttle）運載一個精密磁譜儀在離地400公里的軌道上飛行了10天（1998年6月2日至12日），這是在這樣高度下第一個有系統的執行相關的輻射環境實驗，所得成果獲得外界高度重視，促成了第二階段的AMS計畫（即AMS-02計畫）。

丁肇中說，當初美國太空總署對臺灣製造（MIT）的品質並不放心，是在他拍胸脯負責下才（勉強）接受，2022年（民國111年）12月，丁肇中在臺北南港中央研究院物理所發表演講，在演講中他談到臺灣為AMS-02計畫製造的電子系統相當可靠，「整個電子系統包括650 個微處理器、30萬個訊號通道。最值得驕傲的是，從2011年5月16日由美國太空梭「奮進號」送入距離地球表面約400多公里的低地球軌道（LEO）上的國際太空站（ISS-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運作，至今已11年了，沒有一個零組件壞掉。」

原本預計僅運行3年（2011~2014）的AMS-02計畫，因其科學價值極高，任務已多次延長，計畫將持續運作至2030年，與國際太空站的預計退役時間同步。

參見──

（Ⅰ）韓連慶：《抗戰時期的軍政部兵工學校大學部》（洛陽師範學院學報／2017年1月／第36卷第1期），p27。

（Ⅱ）呂一銘：《臺灣走向科技的那些年：關鍵的人與事》（巨流圖書公司），p158～160。

（Ⅲ）國家太空中心（TSA）：《Alpha Magnetic Spectrometer-02（AMS-01）》。

（Ⅳ）中山科學研究院：《太空電子系統》。

清朝真的比漢人王朝更會治理邊疆嗎？這幾年談中國歷史、民族問題與邊疆治理時，常常會聽到一種說法：清朝之所以版圖遼闊、疆域廣大，顯然是因為它比漢人王朝更懂得治理邊疆。這個說法表面上看似有道理，因為拿地圖一比，清朝全盛時期的版圖確實遠大於大多數中原王朝；它控制的民族更多，區域也更廣，東北、蒙古、新疆、西藏，再加上台灣，的確構成了一個相當龐大的帝國。

但如果稍微冷靜一點，把問題放回制度與歷史脈絡裡看，我認為這個判斷其實並不準確。更精確的說法應該是：清朝不是特別「會治理邊疆」，而是它治理邊疆的方法，和多數漢人王朝很不一樣。而且，如果用更嚴格的標準來衡量——例如看它是否真正完成了穩定整合、是否成功把邊疆轉化為可靠的內部、是否能夠抵禦外力長期滲透——那麼清朝的邊疆治理，恐怕不但談不上特別成功，反而留下了很多後患。

一、漢人王朝處理邊疆，基本邏輯是「內地化」

無論是漢朝、唐朝、宋朝的局部經驗，還是明朝對某些邊區的經營，中原王朝對邊疆治理最典型的邏輯，大致都是：把邊疆逐步變成新的內地。 這種方法的核心工具，不外乎幾個：
• 郡縣設置
• 移民屯田
• 軍事駐防
• 交通與行政建設
• 推廣漢文制度與禮法秩序
也就是說，漢人王朝對邊疆的根本想像，不是讓它永遠作為一塊外圍隔離區存在，而是希望在條件成熟之後，把它轉化為與本部接近的行政、人口與文化空間。

你如果看西漢對河套與河西四郡的經營，就很明顯。它不是只在那裡駐軍，而是透過設郡、屯田、移民、修築交通與邊塞體系，把原本的邊地慢慢推進成國家的一部分。明朝對遼東、雲南，在很大程度上也採取類似方式。哪怕過程很慢、阻力很大、成本很高，但方向是清楚的：讓邊疆不再只是邊疆，而是未來的內地。這種治理方式的優點，是一旦成功，整合度很高。它的缺點也很明顯：推進慢、成本高，而且在多民族區域常常會遭遇強烈反抗。

所以不能神化漢人王朝的邊疆政策，它們也有失敗，也有反覆，但至少其邏輯比較清楚：不是永遠把邊疆視為異質空間，而是努力把它納入一個逐漸同構的政治秩序之中。

二、清朝的邊疆治理，更像「帝國式分區控制」

清朝則不同。它的成功，不在於比漢人王朝更會把邊疆內地化，而在於它作為一個征服王朝，更擅長用帝國式分區統治的方式，把不同區域暫時壓在同一個框架裡。換句話說，清朝的邊疆治理邏輯不是「盡快把邊疆變成內地」，而是「讓不同區域用不同方式存在，只要都服從中央就可以」。

這一點非常關鍵。清朝不是急著把新疆、蒙古、東北、西藏、台灣都變成和直隸、江南、湖廣一模一樣的地方。相反地，它在相當長時間裡有意識地保留這些區域的特殊性，甚至刻意維持它們與內地、與漢人社會之間的距離。這種做法有幾個典型特徵：

1. 限制漢人移民
這一點是最直觀的。東北、新疆、蒙古，長期都有限制漢人移民、禁止隨意開墾或嚴格控制進入的政策。就連台灣，在相當長時間內也不是一塊鼓勵全面移民開發的新天地，而是被清廷帶著戒心經營的海上邊區。
這與漢人王朝常見的「移民實邊」邏輯恰好相反。漢人王朝往往希望透過移民來填實邊疆，清朝卻常常害怕漢人進入太多，反而破壞原有的統治平衡。對清廷來說，東北是「龍興之地」，不能隨便讓漢人坐大；蒙古是戰略緩衝區，也不能輕易農墾化；新疆是軍事屏障，優先考慮的是安全，不是內地化；西藏則更涉及宗教與地緣政治。這些地區在清朝眼中，首先是帝國外圍的戰略結構，其次才是一般行政治理。

2. 分區治理，而非一體治理
清朝對不同地區採取不同制度：蒙古有盟旗體制，西藏有駐藏大臣與宗教上層結構，新疆長期帶有軍府性質，東北則有旗地與封禁區性格。也就是說，清朝不是把一套單一制度從北京一路平推到邊疆，而是讓整個帝國維持一種多層次、多法統、多行政類型並存的狀態。從帝國維持的角度來看，這確實很有效率。但從整合的角度看，它其實意味著：不同地區服從的是同一個皇帝，卻未必進入同一種國家。

3. 族群隔離本身就是統治邏輯
清朝不只是對邊疆做隔離，它對帝國內部本身也有很強的區隔意識。滿城與漢城、旗民有別、長期限制通婚與交往，這些都說明了一件事：清朝的統治邏輯不是以融合為先，而是以分類、管理與防範為先。它當然不是完全拒絕交流，但它的根本精神不是「大家慢慢變成一體」，而是「各自待在各自位置上，中央來統馭你們」。所以如果一定要簡化成一句話，那就是：清朝擅長的是帝國式控制，不是國家式整合。

三、台灣是最能說明清朝焦慮的一個案例

台灣特別值得拿出來講，因為它最能說明：清朝限制漢人遷入邊疆，並不只是一般性的政策保守，而往往帶有明確的安全焦慮。台灣在清初不是普通領土，而是鄭氏政權的基地，帶有非常鮮明的反清復明記憶。這使得清廷對台灣始終心存戒備。它擔心的不只是移民太多，而是這塊地方會變成：
• 會黨滋生地
• 海上勢力據點
• 流民與地方豪強結合的反叛基地
• 反清政治象徵的延續空間
所以清朝對台灣的治理，很長時間都帶著一種很矛盾的態度：戰略上不能不要，行政上又不願意深度投入；知道它有經濟價值，但又始終不放心。

結果就是，台灣長期處在一種半防半管的狀態。移民有限制，開墾有限制，治理也不夠深入。可另一方面，人口仍然持續進入，地方社會快速成長，宗族、分類械鬥、民變與地下力量反覆出現。於是對清廷來說，台灣幾乎一直是一塊麻煩的地方：不一定每次亂得很大，但總是反覆出事；而且每次出事，都得從大陸調兵，非常耗費資源。這就說明，清朝對台灣不是治理得多成功，而是長期處於一種「怕它亂，又懶得徹底整合」的狀態。

四、清朝版圖大，不代表邊疆整合深

很多人之所以覺得清朝治理邊疆很成功，最直觀的原因就是地圖。可是，版圖大和治理成功，不是一回事。真正的治理成功，至少應該包括幾件事：
• 邊疆能穩定進入行政體系
• 人口、經濟與制度持續整合
• 地方不只是服從中央，而是對國家有穩定認同
• 外力不容易長期插手
• 一旦中央衰弱，地方不會立刻鬆動

如果用這個標準來看，清朝其實問題很大。東北、蒙古、台灣、新疆，這些地區真正開始較完整的省制化與內地化，大多已經很晚，往往要到清末新政前後。這本身就說明，清朝前中期的統治更像是「把它們壓住」，而不是「把它們消化掉」。而且更尷尬的是，很多這些地方到了晚清，部分被割讓、部分被列強長期控制、部分深受外力滲透，這也證明其整合基礎其實相當脆弱。

換句話說，當中央權威一鬆動，這些外圍區域並沒有因為早已內地化而自然穩住，反而非常容易出現外力介入與認同鬆動。這就很難說是什麼成功治理。更準確地說，清朝成功的是：曾經維持了一個龐大帝國的表面穩定。但它失敗的地方在於：始終沒有把很多邊疆真正整合成一個牢固的國家結構。

五、這種治理方式，在帝國時代有效，在民族國家時代就出問題

這裡要替清朝說一句公平話。它不是笨，也不是完全不知道內地化的好處，而是它本來就是一個多民族征服帝國，它最優先的考量，不是現代民族國家的整合，而是帝國安全。從這個角度看，清朝的做法有其合理性：
• 防止漢人過度坐大，反過來吞沒滿洲根本
• 維持蒙古作為北方屏障
• 確保新疆、西藏不成為外敵進入中國本部的跳板
• 以差異化治理降低短期成本
也就是說，清朝這套做法在「帝國時代」未必失敗，甚至可以說頗有技巧。

但問題在於，十九世紀之後世界變了。民族國家、現代行政、邊界主權、外國列強、近代交通與資本，都改變了遊戲規則。這時候，原本那種靠隔離、分類與象徵性服從維持的帝國秩序，就顯得越來越脆弱。 因為一旦帝國衰弱，你才會發現：很多地方其實並沒有被真正整合。它們服從的是皇權，不一定認同國家。它們接受的是帝國秩序，不代表它們願意和內地形成深層共同體。這也是為什麼晚清、民初，邊疆問題如此棘手。某種程度上，這不是新問題，而是清朝治理邏輯本身留下來的後果。

六、結語：清朝不是更會治理邊疆，而是更會維持帝國外形

所以，回到最開始的問題：清朝真的比漢人王朝更會治理邊疆嗎？我的答案是：未必。如果你的標準只是看版圖有多大、帝國撐多久，那清朝當然很驚人。但如果你問的是：它有沒有真正把這些地方穩定整合進一個牢靠的國家結構？它有沒有讓邊疆不再只是邊疆，而是變成內部的一部分？它有沒有在中央衰弱時，仍然讓這些地方保持高度穩定？那麼答案恐怕並不樂觀。清朝擅長的是用差異化方式維持一個龐大帝國的表面穩定。它不急著內地化，而是選擇隔離、分類、控制。這在帝國強盛時很有效，但一到晚期，問題就全部浮現。

所以更準確的總結應該是：清朝看起來比漢人王朝更會治理邊疆，不是因為它更成功，而是因為它更善於用帝國方式維持邊疆；可一旦進入近代，這種低整合、高隔離的治理模式，反而暴露出其深層脆弱。說得更簡單一點：清朝把邊疆管住了，但沒有真正把邊疆變成自己。而這，也許才是它晚期最根本的問題之一。

民國103年7月，前行政院長郝伯村將軍以96歲高齡重返抗日戰爭現場。回國後由郝將軍口述，天下文化出版社出刊專書，報導他拜訪太原會戰「忻口」戰場的場景。

民國26年9月中日兩軍在太原展開大戰。當時我民族已形成全國不分南北，不分省份地區，不分男女老幼，不分黨派，一致團結抗戰。中國共產黨在陝西洛川全黨會議決定「共赴國難」，原「紅軍」換穿國軍制服，捨五角星帽，換戴青天白日軍帽，整編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所屬第18集團軍，太原會戰起受命在長城「平型關」附近伏擊日軍。

去年秋天我前往山西省北部接近內蒙古地區感受「胡地」氛圍（漢朝初期匈奴經常南下侵犯此邊疆地帶）。太原會戰主要戰場即位於這個地區的「忻口市」，在太原東北方向，距離約120公里。

民國26年七七事變後日軍佔領北平、天津、張家口，旋即集中兵力沿同蒲鐵路南犯，企圖奪取太原。國軍第2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指定名將衛立煌率西北軍、四川軍、桂軍（李宗仁、白崇禧所屬）、中央軍及18集團軍（朱德擔任總司令）等總計約28萬兵力迎戰日軍。日軍由寺內壽一大將率領第5、第10、第20、第108、第109等5個師團，加上偽滿軍1個師，總計約20萬人發動進攻（日軍師團番號數目字愈少者實力愈強，第5、第10兩個師團隔年是進攻台兒莊的主力）。

戰事自26年9月起，至當年11月下旬結束，太原淪陷。國軍𡚒戰達成軍委會要求堅守1個半月的目標，傷亡約12.9萬人；日軍傷亡約2.8萬人。國軍第9軍軍長郝夢齡、第54師師長、獨立第5旅旅長等3位將軍於戰地陣亡。

郝伯村將軍親臨現場緬懷英烈並建置紀念碑告慰英靈。戰爭時，第9軍參謀長郭寄嶠10餘年後隨同國軍撤退至台灣，曾經擔任國防部長，他是郝伯村將軍的岳父。

共產黨紅軍整編為第18集團軍，所屬第115師在師長林彪指揮下奉命在長城關口「平型關」附近埋伏，平型關距離指揮中心「忻口」約171公里。當年9月25日日軍精銳第5師團所屬補給支隊進入伏擊區，該地兩側均為幾近垂直的斷崖，高約35至40公尺。日軍進入該地，共軍團長李天佑（共軍名將，國共內戰擔任共軍東北野戰軍第1縱隊司令，屢建奇功，中共建政時晉封上將）率部以急襲火力加以攻擊，半天時間全殲日軍約1000人，擄獲步槍、軍馬、被服等等甚多，此即所稱的「平型關大㨗」。

該戰役給予國人同胞極大的鼓舞，打破日軍戰無不敗的神話。迄今中國大陸每逢慶典或大閱兵時，遊行方隊都安排「平型關」或「第115師」於陣中，其來源即在於此。

楊虎城與李虎臣「二虎守長安」，功在北伐，卻因後來的「西安事變」，這段歷史被國民黨抹殺，在台灣被忽略。今年是「二虎守長安」百年，值得紀念其功績，傳承其精神。

一、「二虎守長安」的歷史背景與過程

1926年，正值國民革命軍北伐前夕，北洋軍閥吳佩孚為擴充勢力範圍，企圖攻佔西安以控制關中地區。4月2日，吳佩孚任命豫西鎮嵩軍首領劉鎮華率10萬大軍西入潼關，圍攻西安。此時，西安城內僅有國民軍將領李虎臣（國民二軍第十師）、楊虎城（國民三軍第三師）率領的不足1萬守軍，形勢岌岌可危。

面對敵眾我寡的絕境，楊虎城臨危受命，於4月16日率部進駐西安，與李虎臣部會合，史稱「二虎守長安」。兩位將軍率全城軍民堅守孤城8個月，期間經歷了無數次血戰，鎮嵩軍多次發起強攻，均被守軍擊退；圍城後期，城內糧盡彈絕，軍民只能以野菜、樹皮充飢，甚至殺馬分食，但仍堅守陣地，未放棄抵抗。

11月28日，馮玉祥率國民軍聯軍從綏遠五原誓師南下，與西安守軍內外夾擊，終於擊潰鎮嵩軍，解西安之圍。「二虎守長安」之戰，以不足萬人的守軍牽制了10萬北洋軍，為北伐戰爭贏得了寶貴的戰略緩衝，成為北伐時期最慘烈的守城戰之一。

二、「二虎守長安」對北伐的戰略貢獻

「二虎守長安」之戰雖然發生在西安，但其影響遠超地域範圍，直接服務於北伐戰爭的整體戰略：

1. 牽制北洋軍主力，減輕北伐壓力：鎮嵩軍是吳佩孚的精銳部隊之一，「二虎守長安」將其10萬大軍牽制在西安城下達8個月，使其無法參與北伐戰爭的正面作戰，極大地減輕了廣東革命政府的北伐壓力。

2. 保衛西北革命根據地，鞏固北伐後方：西安是西北地區的政治、經濟中心，「二虎守長安」保住了這一重要根據地，使國民軍聯軍得以在西北地區獲得兵源、物資補給，為北伐戰爭提供了堅實的後方支持。

3. 推動北方國民革命運動，呼應北伐大局：西安解圍後，陝西地區的群眾革命運動空前活躍，成為全國大革命運動最發達的省份之一，與廣州、武漢遙相呼應，形成了「南有武昌，北有長安」的革命格局，有力地推動了北伐戰爭的發展。

三、楊虎城在北伐中的後續功績

「二虎守長安」後，楊虎城繼續率部參與北伐戰爭，成為國民革命軍中的重要將領。1927年，楊虎城部被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第十軍，任軍長，率部東出潼關，參加北伐中原的戰鬥。在隴海路戰役中，楊虎城率部與直魯聯軍作戰，屢立戰功，為北伐軍佔領河南、山東等地奠定了基礎。

此外，楊虎城在北伐期間，始終堅持與共產黨合作，支持羣眾革命運動。他的部隊中，有不少共產黨員擔任重要職務，為北伐戰爭的勝利作出了貢獻。

四、「二虎守長安」的後世紀念與精神傳承

「二虎守長安」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其精神一直被後世銘記。1927年3月，為紀念守城死難軍民，于右任、馮玉祥等帶領各界人士修建了西安革命公園，園內有「革命亭」「東西大冢」等紀念建築，楊虎城將軍題寫的「繼續堅守西安百折不回的革命精神」石刻，成為公園的精神象徵。

近年來，西安革命公園成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每年吸引大量遊客前來憑弔。2025年，西安畫院畫家吳康創作的國畫《二虎守長安》，以藝術形式再現了當年的戰鬥場景，成為傳承「二虎守長安」精神的重要載體。

2026年是「二虎守長安」百年紀念，西安革命公園計劃舉辦系列紀念活動，包括歷史展覽、學術研討會、文藝演出等，旨在弘揚「二虎守長安」的犧牲精神與愛國情懷，激勵後人銘記歷史、奮發圖強。

結語

「二虎守長安」是楊虎城將軍一生中的重要功績，其對北伐戰爭的貢獻不可磨滅。這場戰鬥不僅體現了楊虎城將軍的軍事才能與愛國精神，更彰顯了中華民族在危難面前團結一心、頑強抵抗的意志。百年過去，「二虎守長安」的精神依然激勵著我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努力奮鬥。

西安古城牆

前總統指控追隨20年的親信有財政紀律問題，要六親不認的送法辦。
這事情的真假局外人不得而知，無從置喙；只不過前總統這種莫名所以的道德潔癖及六親不認的個性讓劉杯杯不由想到，衡諸史冊，所謂的清官，其實要比貪官的危害更大。
那麼，為什麼清官會比貪官更可怕？

首先，因為清官佔據了道德上的高度。
貪官拿錢、收賄、為己為私，但也心虛，凡事留幾分餘地，為別人留，更是為自己留。
清官沒有貪污，律己甚嚴，生活簡樸，是標竿，是模範；凡事以己度人，我可以，你也可以；只要是為了公義，為了紀律，任何過苛的舉措都可以，都理所當然。
這是因為清官在佔據道德高度的狀況下，備受長官信任，民眾信賴；而也因為沒人敢說他錯，其所作所為就缺乏監督，愛做甚麼就做甚麼。

就好像一群自以為正義的文士和法利賽人帶著行淫時被拿下的婦人來質難耶穌，耶穌說「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拿石頭打她」時，即便一般人不敢說自己無罪，那清官酷吏可是敢丟出那塊石頭的。

我是好人，你是壞人，嚴刑峻法，殺伐果斷，決不寬貸。
這就是清官往往也會變成酷吏的原因。
跟隨清官的人很辛苦，因為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被嚴格對待，甚至被冤枉；任何時候都戰戰兢兢，不只不敢犯錯，連正常做事都會提心吊膽，不知道老闆甚麼時候就翻臉不認人。

清官酷吏不是新鮮事，史不絕書。

像西漢的張湯，就是知名的清官酷吏，潔身自好，還能力過人；問題是，手段非常嚴厲殘忍，甚至會為了達到目的而設局讓人入罪；結果是處處冤案，人人自危。

明朝的海瑞幾乎就是清官的代名詞；生活簡樸到極點，但處事過剛，不懂變通，讓整個官僚體系很難運作，連嘉靖皇帝對他都毫無辦法。

《老殘遊記》中所描述的毓賢，就是個典型的清官酷吏，打著為民除害的旗號，其實濫用嚴刑、草菅人命，比貪官更可怕。

再回到前總統的例子來。
表面上不貪、不偏袒，看起來很公平，但為了所謂的清廉，或是自以為的道德潔癖，對同僚、對下屬行為的要求極高，甚至到了不留餘地的地步，結果導致政爭、分裂、同志離心離德，反而造成不可逆的嚴重後果。

說到底，清廉跟善治其實是兩碼事；沒有同理心，沒有合理性，沒有大局觀，只為了所謂的清廉、紀律，或是道德，就不管不顧的發動政爭，清算同志，懲罰同仁，這本身就是一種權力的濫用，談不上是善治。

雖然這樣說可能會挨罵，但是貪而心虛，不得不兢兢業業做事，夾著尾巴做人的貪官，較諸廉而狠戾，唯我獨尊，做事不管不顧的清官，對國家社會民眾的貢獻也許還要大一些。

京杭大運河，又名中國大運河。南起杭州灣錢塘江，北行抵達北京市「萬壽寺」鄰近之「廣源閘」。流經浙江、江蘇、山東、河北、天津、北京等省市，溝通錢塘江、長江、淮河、黃河、海河五大水系，全長1794公里，2014年被聯合國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隋焬帝繼位前即向父王建議開鑿大運河，即位後不顧民生疾苦強徵民工大事開挖。他揚言自己是秦始皇第二，成為千古一帝。

大運河分為四個河段，自南而北分別為江南河、邗溝、永濟渠、通濟渠。通濟渠（在河北省境內的河段）與永濟渠（在山東省境內的河段）係由隋煬帝開鑿，主要目的是爲了攻打高麗，運送與集結物資於通州（當前大陸在通州興建了至為宏偉的大運河博物館）。「邗溝」係吳子胥奉吳王夫差之命開鑿，始於江蘇揚州長約150公里。東周時吳王為逐鹿中原爭取擔任各大諸侯的盟主，調派兵馬睥睨群雄而開鑿。長江以南至杭州灣的河段為「江南河」。四大河段連結成為中國大運河。

我年近50初登大陸，即渴望一睹大運河風釆，民國87年我來到上海出席國際證券論壇（當時大陸正全面轉型改革，推行「股份式」公司組織），我為主管機關代表，被推為領隊。會議結束後座車經蘇州前往南京，來到無錫，駕駛告知大運河在附近，我當即請停車休息，全團人到運河岸邊拍照留念，大運河我終於來到了。我感嘆祖先數千年前在缺乏現代機具的環境中，全憑肉身及苦力完成此一宏偉的建設，為後世子孫留下寶貴的資產與燦爛的文明生活。

民國105年我退休後，每年都訂定計畫前往大陸瞻仰祖先的遺蹟，凡大運河流經的城鎮或鄉村都列入行程。直到去年（民國114年）我來到北京市通州區參觀新建成的「大運河博物館」，在舘裡及河港邊留影。隔天前往北京城裡「萬壽寺」（清王朝皇家專用佛寺）鄰近的「廣源閘」。這裡有一皇家專用的運河，通往頤和園。兩者以「廣源閘」相隔離，「京杭大運河」北端終點即止於此。

近10年，我足跡遍及大運河流經的城鄉，它們在歷史長河中均留著流傳千古令子孫緬懷的事蹟。簡述如下：

1. 大運河南端起點，杭州灣錢塘江。

2. 杭州市中心，河港「武林門」詔告牌示「到北京看長城」。

3. 烏鎮，位於浙江桐鄉市。典型的「小橋、流水、人家」，為千年文化名城，歷來有64位進士出身於此，名作家茅盾為烏鎮人氏。目前，世界互聯網大會設址於此。

4. 蘇州吳中區木瀆古鎮，春秋時代吳王闔閭的行政中心；項羽於此號召8000人江東子弟起兵討伐秦始皇。此區「寶帶橋」連橫53個橋孔，為中國最多橋孔的石橋，大運河毗鄰而過。

5. 蘇州城，春秋時名稱為「姑蘇城」。闔閭命吳子胥興建姑蘇城牆並於蘇州城外靈岩山興建姑蘇台。夫差於姑蘇台興建舘娃宮，宮裡打造「響碟廊」，踏歩於上會發出樂聲，以取悅西施，西施擅於輕歌曼舞以娛夫差。越王勾踐進貢西施予吳王，夫差中了美人計，卒至亡國。
蘇州城外寒山寺，唐朝時張繼考進士落榜，落寞時分乘船大運河南下，行至姑蘇城，天色已晚，船隻彎進支流停泊於寺前「江村橋」下過夜。心情低落時，寒山寺傳來鐘聲，寫了「楓橋夜泊」詩。詩句「…江楓漁火對愁眠…」，對照場景應當是「江村橋」與相鄰之「楓鎮橋」，加上運河船隻的燈火形成的畫面。中學時期考國文翻譯，當時老師的答案是「…江上的楓與船上的燈火…」，𦲷臨現場發現，完全不對頭。

6. 無錫，它位於太湖邊，是吳文化發祥地。秦始皇時期當地挖得石碑，上刻字「有鍚兵 天下爭；無錫寧 天下清」。錫為鑄劍重要成分，引來兵家必爭，秦將王翦主張此地無錫比較好，無鍚地名由此而來。

7. 鎮江，三國時期鎮江名為「南徐」，是吳國的行政中心，長江與大運河交滙於此。《三國演義》諸葛孔明錦囊妙計戲耍周瑜與孫權發生於此；民間故事《白蛇傳》白娘娘水漫金山寺發生於此；蘇東坡「水調歌頭」完成於金山寺；南宋大將韓世忠大戰金兀朮於長江，他的夫人梁紅玉於金山寺高台擊鼓揮旗指揮戰船擊潰金軍。

8. 揚州，大運河自鎮江穿越長江，北上第一站來到揚州，當地亦建有大運河博物館。唐朝時期，揚州「大明寺」住持鑑真法師東渡日本，前後7次將佛教傳入日本。著名的「瘦西湖」實為大運河水流進入揚州彎來拐去形成的湖泊，兩岸景緻比美西湖，但湖面狹窄細長，所以稱之為「瘦西湖」；義大利人馬可波羅曾在揚州擔任縣令3年，他將見聞口述予朋友，朋友依他所說寫入名著「東方遊記」。

9. 淮安，大運河於此建有閘門，除調節船舶水位外，亦方便運河轉運物資。明、清時期南方地區向朝廷進貢糧草、稅銀或其他物資都在此登陸改由馬匹䭾運，稱為「漕運」，淮安設置「漕運督都府」，官階不低。民國34年底國共內戰開始，中共原擬建都於淮安，與距離不遠的南京分庭抗禮，蔣介石調來重兵將共軍趕進山東。

10. 宿遷，項羽與他的勁敵韓信同為宿遷人氏。當地有景色秀麗的「駱馬湖」，大運河沿著湖的西岸北上。湖堤道路左邊是大運河，大木船在河上徐徐北進，道路右邊是湖面，波光粼粼，湖邊遍植楊柳，釣客悠哉悠哉等魚兒上鉤。

11. 徐州，自古以來就是兵家必爭之地。徐蚌會戰黃伯鞱兵團自運河以東準備撤到運河以西的徐州總部，總部指示他多停留2天掩護另一西撤的部隊，黃司令未利用那2天在運河架設浮橋，2天後大軍西撤，河面僅1座橋，擁擠不堪，導致西撤速度緩慢，共軍即早在西岸阻擋國軍。黃兵團被包圍10天後被殲滅。

12. 濟寧，大運河進入山東省，沿微山湖北上。劉邦故鄉江蘇沛縣在微山湖西岸。水滸傳小說，江湖好漢聚集的梁山水泊位於此地。大運河彎進市區，著名的太白樓座落在岸邊。李白在濟寧生活20餘年，日日在太白樓飲酒賦詩。太白樓庭院裡有仿舊日李白與朋友飲酒的茅亭，具有思古之幽情。

13. 聊城，大運河與黃河在此相會。水滸傳小說武松打虎的景陽崗位於此地；台灣大學前校長傅斯年即為聊城人氏。

14. 山東省德州市，位於山東省與河北省的交界。19世紀德州是南方9省（冀、魯、豫、蘇、皖、浙、湘、鄂、贛）通往北京的重要漕運通道。此地歷史名人包括漢朝時期東方朔、唐朝顏真卿、7.7蘆溝橋事變我方指揮官宋哲元。

15. 天津市，大運河北上至天津與海河交會。海河係華北5河，滹沱河、清河、子牙河、南運河、欒河𣾀合而成，向東行注入渤海灣，清朝時期在河口建置堅固的大沽口砲台。北運河往西北方向進入北京。

16. 北京通州，逐漸接近大運河北端的終點，位於北京萬壽寺旁的「廣源閘」。萬壽寺為清廷皇家專用的佛寺，寺廟前有皇家專用的運河，直通頣和園的昆明湖。戊戌政變，慈禧太后自頤和園起駕回宮，搭乘運河的御船至萬壽寺，拜佛後換乘馬車回宮，下令監禁光緒皇帝。「廣源匣」區隔皇家運河與大運河，可視之為京杭大運河北端的終點。

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年至1918年）之前法國有3970幾萬人口，從19世紀末開始法國的人口成長速度就非常緩慢。

經過四年的大戰，結果法國陣亡189萬左右的軍人，超過400萬軍人終身傷殘或者罹患精神疾病。基本上，18到45歲的男人差不多全部打光。這就是為什麼到了1936年法國表面上看起來擁有強大的軍力，但卻是投鼠忌器，因為已經外強中乾，國家還沒有恢復過來。這時納粹德國的步步進逼，讓法國顯得蒼白無力，只能不斷地綏靖讓步。

這也是歐洲人最後一次似乎靠自己的力量來建構國際秩序，也就是俗稱的凡爾賽體系。法國在東歐扶植幾個小國，包括捷克、波蘭、波羅的海三國等等，希望建構一個安全帶，向東是防範蘇聯布爾什維克，另外也等於是對德國進行一種包圍。

但最後的結果，是完全失敗。英國三心二意，在要不要支持歐洲大陸上面的盟友的問題上始終曖昧不明，因為利益是在海外。其實就算英國人願意全力支持，能不能擋住蘇聯以及後來的納粹德國，還有崛起的其他獨裁國家，例如義大利、西班牙、匈牙利、羅馬尼亞等等，恐怕也不樂觀。

二戰之後，在波茲坦體系之下，西歐進入美國的保護網，東歐被關在蘇聯的鐵幕裡。簡單說，就是歐洲的衰弱，被美蘇兩強各分一半。歐洲失去了文明的主導地位，成為兩個超強的附庸。

現在，歐洲人還有那個勇氣以及實力來重新主導自己的保護傘嗎？烏克蘭戰爭之後，對歐洲來說最大的啟示就是：一旦美國的利益或者觀念改變，那麼誰能來保障他們的安全以對抗俄羅斯？這，考驗歐洲人的智慧以及實力。

近年的國際局勢，讓人不免產生一種歷史既視感。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中東戰火再起，大國之間的軍事行動越來越頻繁。許多人開始重新思考一個問題：聯合國是否仍然能夠維持世界秩序？

如果回頭看歷史，今天的情況其實與1930年代的國際聯盟有某種相似之處。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國際社會曾經試圖建立一套新的安全機制，避免戰爭再次發生。國際聯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當時許多人相信，只要透過集體安全與國際協商，就能防止大國以武力解決爭端。

然而歷史的發展很快證明，這套制度缺乏真正的約束力。1931年，日本佔領中國東北；1938年，納粹德國吞併奧地利並肢解捷克斯洛伐克；1939年，義大利佔領阿爾巴尼亞。面對這些明顯的侵略行為，國際聯盟幾乎無力採取有效行動。各國的抗議與制裁往往停留在象徵層面，而侵略者很快就發現，國際制度並不能真正阻止他們的擴張。最終，這一連串對規則的破壞，逐漸累積成全球性的衝突。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國際聯盟已經名存實亡。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人類再次嘗試建立新的國際秩序。聯合國的成立，本來就是為了避免重演1930年代的悲劇。聯合國憲章希望透過集體安全機制與多邊外交，讓各國在衝突升級之前找到協商的空間。

然而近二十多年來的國際政治發展，卻讓人逐漸產生疑問。從伊拉克戰爭到俄烏戰爭，再到今天中東的衝突，聯合國在許多重大危機中往往只能發表聲明，而難以真正改變局勢。安理會的否決權制度，使得五個常任理事國在涉及自身利益時幾乎不受制度約束。這種情況與1930年代的國際聯盟有某種令人不安的相似之處：當大國決定使用武力時，國際制度往往缺乏實際制衡的能力。

作為一個中間偏左的自由主義者，看到這樣的情況難免會感到失落。自由主義的國際秩序本來建立在一個基本假設之上：透過制度、法律與合作，可以減少戰爭的發生。這種理念在二戰後曾經維持了相當長一段時間的相對穩定。但如果國際規則逐漸被忽視，整個體系就會開始動搖。

更令人擔心的是，今天的衝突還只是發生在部分地區。俄羅斯與西方在東歐對峙，中東局勢再次升溫，但仍有一些大型國家尚未直接捲入主要戰場。例如中國與印度，這兩個人口與經濟規模都極為龐大的國家，目前仍然大致保持在衝突邊緣。

然而歷史經驗提醒我們，大國往往很難長期置身於周邊衝突之外。如果地緣政治壓力持續累積，各種邊境爭端、能源競爭或安全焦慮，都可能逐漸推動更多國家被迫選邊站隊。當衝突範圍擴大到更多主要強國時，整個國際體系就可能進入更危險的階段。

1930年代的悲劇，正是由一系列看似局部的危機逐漸演變而成。最初只是幾場區域衝突，但當國際制度失去約束力，各國開始依賴自身力量解決問題，最終整個世界被拖入全面戰爭。

今天的世界當然與一百年前不同。全球經濟高度相互依賴，核武器的存在也對大國形成某種程度的威懾。但歷史仍然提醒我們一個簡單的道理：當規則逐漸被忽視，而權力政治重新成為主導時，國際局勢往往會變得越來越不穩定。

也許現在還不到最悲觀的時刻，但如果國際制度無法重新建立某種基本的約束力，那麼人類或許正逐漸接近一個新的動盪時代。

1896年秋，日本聘英國人巴爾頓（W.K.Burton，1856～1899，又譯為：巴頓、伯特）調查臺北市下水道改良計畫，他主張採用明溝，理由是：（a）臺人文化程度低，採用暗溝不易清掃、（b）臺北地方降雨量多且大，採用暗渠，工程費用高，且明溝氾濫時退流速度快、（c）臺北與歐美繁華都市不同，交通流量有限，用明溝即可（在交通量低時，明溝尚不易肇至危險）、（d）市中舊有鑽水井水位尚高，可供作自滌汙水之用，新加坡就有此例（當時新加坡為英國殖民地），結果良好。（e）糞便可以糞桶及水肥車收集供肥料。（f）抽水馬桶尚未使用（由於當時房屋多將廁所另築於屋外，並採出糞坑式廁所，由人工收水肥挑運至郊外當作肥料之用，故排入下水道之家庭污水污染量濃度較低，且由於污水量少而河川水量豐沛（因上游尚未構築水庫），因此不影響河川自淨能力造成河川污染）。最後日本人基於財政考量，採納巴爾頓的建議──即明溝排水。

最初臺北市的污水和雨水是由明溝引至城北後再放流入淡水河，並設置閘門，以防颱風天或大雨時河水回（溢）流造成市區積水。到1906年（明治三十九年）為改善城內及艋舺地區環境衛生，總督府開始設置暗渠（涵洞）下水管線，以鋼筋混凝土建造下水排水系統，之後隨著市區發展，逐年有所增建。

日據中期，日本曾計畫於淡水河右岸及基隆河左岸，設置六處污水處理計畫用地，以配合排水幹線，將收集之污水於排入河川前先行處理再排放，以避免污染河川。可惜此六處處理廠計畫用地，迄光復時仍未開闢建設。

巴爾頓為英國蘇格蘭愛丁堡人，當時任教於日本帝國大學，1896年應臺灣總督府之邀擔任衛生工程顧問技師，進行臺灣各地衛生工程調查與設計，因此被人稱為「臺灣自來水之父」。但巴爾頓因酷熱過勞，只在臺灣待了半年就感染瘧疾而回日本，兩年半後去世。之後的工作就由巴爾頓的學生──浜野弥四郎（1869～1932）接手，他先後策劃建立了臺北、基隆、臺中、臺南的貯水池和上、下水道工程，在臺工作時間長達23年，被譽為「臺灣水道之父」、「城市的醫生」。

日本人投降後的1967年，臺北市剛改制為院轄市，時任臺灣省公共工程局局長兼任臺北市工務局長的王章清先生（1920～2011）認為，日據時期──臺灣所有城市均採用上述──雨水與汙水明溝合流排放方式。這種情形在低密度人口的小市鎮只要有自來水，是可行的。但像臺北市這個位處於亞熱帶的大都市（即使在日據時期，臺北市的人口規畫也到達60萬人）來說，這種明溝式（或暗渠）的合流系統，很容易成為蚊蟲與病菌的溫床。因此一個現代化的都市應該採用雨水與汙水分流的系統，這就是俗稱的：「衛生下水道（Sanitary Sewerage）」。而臺灣第一座汙水處理廠──迪化汙水處理廠即在王章清先生的建議下於1976年開工，1980年完工啟用。當時臺北市汙水下水道之接管率約為36％。到2026年1月為止，臺北市門牌戶數汙水下水道接管普及率已超83％，穩居全臺第一。

參見－－

（Ⅰ）《都市計畫的前輩人物訪問紀錄～口述歷史叢書7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p64～70。

（Ⅱ）內政部營建署：《污水處理廠設計及解說（110年版增修訂）》（中華民國110年1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