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宜大參加郭雨新校友特展開幕典禮，看見有人誇誇其談在罵胡適，並散發四頁新聞稿，裡面兩頁談著雷震辦中國民主黨因此坐牢，胡適毫無表示，並且沒有探視雷震，文中還說殷海光與周棄子對胡適先生極度失望，相比郭雨新先生擔任該黨的常委並擔任組織委員會召集人，對臺灣民主政治發展道路上的貢獻，胡適與郭雨新相比差距甚大。然而，胡適真沒有對雷震案做任何表示嗎？

民國四十八年（1960）雷震案發生後，胡適人在美國。他立刻致電陳誠副總統批評逮捕雷震「甚不明智」，並指出外界會認為政府畏懼並挫折反對黨運動，摧殘言論自由；他強調「批評政府」與「成立反對黨」不應被視為叛亂，胡適並致電外交部，內容同樣批評這種作法，他還寫信給行政院陳雪屏秘書長，請其轉告蔣中正要求把案件交司法機關，並對外國記者替雷震愛國與反共的立場辯護。

當年的11月18日，《胡適日記》記載胡適回到臺灣後求見蔣中正，胡適強烈批評雷震案的軍法審判程序太倉促，這樣的審判會讓我國在國外「抬不起頭來」，兩人有很激烈的談話。《蔣中正日記》則在11月19日指出對胡適的說法採取置之不理策略，只回答雷震案應依本國法律處治，並用「卑劣之政客」這種難聽用語罵胡適，顯見兩人談話很不愉快。

胡適私下做許多事情，但的確沒有親自去看雷震，根據《余英時談話錄》的說法，這是因胡適不願意把探監變成媒體表演或政治表態，這在當時已是國民黨高層或情治系統關注的政治問題，而不是普通朋友探監這麼簡單而已。余英時轉述說胡適講過「我不要去做給人家看」，因為記者已經在等著他；外界會把探望解讀成胡適公開表態支持雷震。胡適還說，雷震「會知道我想念他」。

余英時因政治態度的關係，立場相同的政治人物無不洗耳恭聽。結果，今天卻聽見有人公開表示胡適什麼都沒有做，藉此表示胡適對民主政治的貢獻不如郭雨新。我不知道西瓜與香瓜誰會比較好吃，但我卻知道人如果不讀歷史卻愛拿歷史來說事，這是對歷史的莫大嘲諷。在中華民國民主政治發展歷程中，胡適有胡適的貢獻，郭雨新有郭雨新的貢獻，不要學中共罵胡適來捧他人，這會適得其反。

我本無惡意，且人微言輕。但，大學，始終該是個說真話的環境。

雷震在十年牢獄之災出獄後，仍掛念軍國大事，除了輾轉託人把《雷震回憶錄》交予香港七十年代雜誌社出版，至於在獄中所寫五十萬字的《雷震獄中回憶錄》卻遭一群莽夫焚燬。

1971年雷震寫了「救亡圖存獻議」萬言書，上陳國民黨高層，建議放棄反攻大陸妄想，主動改中華民國國號為「中華台灣民主國」，一則謀取生存之道，另則讓中共師出無名，不便動干戈（因國名仍有「中華」二字），希望兩岸和平共處下去！不再動干戈。質言之，這就是兩個中國模式。

雷震一生是以反共聞名於世，其創辦《自由中國》半月刊，主旨即在此。但也深思反攻大陸無實現可能，所以採左右逢源、兩岸共存的方案，國號仍叫「中華」類似大英國協模式，亦即邦聯式的「大中華聯邦」，當時港澳仍未回歸，情勢似有相當可行性，雷震可真是用心良苦、苦心孤詣！

當時1970年代中共還不夠強大，雷震提出比鄧小平一國兩制更早、更寬鬆的方案，當時如果兩岸進行政治協商、政治談判，很有可能被對岸接受。

可惜國民黨當局因循苟且、磋跎歲月，堅持三不政策，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其實就是變相的鴕鳥心態。如今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和擁核大國，甚至敢向老美叫板，摸老美的老虎屁股，如執政的民進黨提出類似方案，陸方豈會接受比一國兩制更鬆散的雷震模式！？

台灣從國民黨到民進黨始終抱持鴕鳥心態，拒絕與大陸進行政治談判、政治協商，然而時間不斷流失，歲月不斷磋跎，情勢相當明顯，東升西降，未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必定日益強大，我方恐怕被迫在解放軍兵臨城下之際，妄想再要求一國兩制恐時不我予，機會不再，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未來一國一制恐怕是台灣人民的終極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