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每年到了8月就會哀哀叫廣島與長崎被原子彈炸死20萬人，但是蘇聯的列寧格勒被納粹德國圍困近3年，3百萬人死了1百萬人，這當中大多是老人與婦孺，這哪裡是廣島與長崎能夠比擬。
納粹打不下列寧格勒，就圍住他們，餓死他們。

一般人不明白，以為希特勒這樣的極右派納粹魔頭，是因為反共才要與蘇聯打仗，意識形態的歧異，只是表面看來如此，真正的原因，是這些右派人士的種族優越感，將俄國人視為是低於人類的存在，所以納粹侵略蘇聯過程中，燒殺劫掠，無惡不作。
希特勒反對布爾什維克是假，滅絕斯拉夫人是真。
納粹在撤退過程中，曾經將某些俄羅斯古城給毀了，把許多中世紀留下來的古老石造建築全給炸了，整個古城成了廢墟，因為他們根本不認為俄羅斯人應該存在。

納粹的作為，其實在台灣可以看到類似的行為，國民黨過去反共，那是真的意識形態的差異，國民黨不反中，因為中國國民黨本就是中國人嘛。但民進黨口口聲聲的反共，其實與希特勒一樣，是帶著種族優越的一種批判，是用反共包裝反中，反中為真，反共是假。
所以要去除一切與中國文化歷史有關的符號，一如納粹對付猶太人與斯拉夫人一般。

西方國家對於二戰只有諾曼第的最長的一日，只有突出部戰役的坦克大決戰，只有渡過萊茵河的雷瑪根大橋，但是最後攻入柏林，徹底毀滅納粹反抗的，卻是蘇聯軍隊。
人們在過去的八十年間，只有西方的歷史觀，因為冷戰的政治因素，完全無視於蘇聯在戰爭期間的巨大犧牲和貢獻。蘇聯的軍事反攻，才是真正摧毀納粹的力量。

蘇聯對於東歐的控制，主要是對於西方侵略的恐懼心理使然，與蘇聯本身的意識形態毫無關係，他把東歐都搞成衛星國、附庸國，用來保護自己；從這個面向上面看，華府還不是幹一樣的事情，把西歐囊括成他的國防前沿。
意識形態與地緣政治，經常扭曲了歷史。

美國空襲伊朗，形成美國、以色列聯手打擊伊朗，造成伊朗的重大損失。美、以的說法是要銷毀伊朗即將開發完成的核武器，但是以色列早已擁有核武器。以色列可以幹的，伊朗就不行。伊朗是如何走到今天這地步？未來將如何？

伊朗現在的政權始於1979年巴勒維國王被伊斯蘭革命所推翻。Friedrich Wang教授認為，巴勒維失敗是因為他的西化改革，「改革得罪了所有的既得利益者，又滿足不了自由派」（參見《伊朗巴勒維國王改革對比滿清末年》）。這當然沒錯，但他是第二代的獨裁者，缺少第一代獨裁者的才幹，筆者相信是更重要的原因。1941年巴勒維接下父親的王位，1951到1953年間他竟被首相摩薩台軟禁在王宮內，在美國中情局的運作下才奪回政權。後來他的西化改革太迎合美國（被反對者指責為美國的傀儡），又敵視伊斯蘭宗教勢力，因此得不到國人的支持。（西化派現在已失勢，卻可能賣情報給美、以）

伊斯蘭革命後不到1年就發生伊朗人質危機，反美的伊朗學生衝入占領美國駐伊朗大使館，扣留了66名美國外交官和平民長達444天才釋放。伊朗政府應該沒有發動這事件，但卻有縱容和拖延之責，導致與美國的關係完全破裂。

鄰國常有歷史恩怨，如邊境糾紛，伊朗和伊拉克就是如此。趁著伊朗革命政權初建立，並與美歐國家關係不佳，伊拉克向伊朗發起了两伊戰爭，從1980年打到1988年，双方都受到嚴重損失。伊拉克的國力稍弱於伊朗，但獲得美歐國家較多的支持，因此双方大致戰成平手。

伊朗盛產石油，若能韜光養晦，及早改善與美國的關係，國家發展必定遠優於目前狀況；但是伊朗自始就挑戰美國霸權，因此長期受到美歐國家的經濟制裁，限制了它的經濟和科技發展；伊朗的反制方式是支助各國的反美、反以武裝力量，如真主黨、哈瑪斯、葉門胡塞組織等，使它與美、以的仇恨越結越深，伊朗於是企圖發展核武器。

伊朗的政治制度很特殊，將民主選舉和宗教統治相結合。總統和議會像一般民主國家由選民直接選出，但其權力受到最高領袖和伊斯蘭宗教勢力的制約，最高領袖由宗教法學家推舉產生，而宗教法學家由選民投票選出。雖然宗教統治可能阻礙國家的現代化，伊朗的政治制度符合其國情。伊朗為多民族國家，其主體民族波斯人僅占總人口的61%，其餘有亞塞拜然人、庫德人等等，不容易團結。但全國人口中98%信奉伊斯蘭教（89%信奉什葉派，9%信奉遜尼派），宗教統治有助於國家的團結。

伊朗雖然蒙受重大損失，但它是領土達164萬平方公里的大國，擁有大致團結的近9千萬人口（以色列只有約1千萬人口）和還不錯的傳統武力及飛彈、無人機能力，使美、以幾乎不敢派出地面部隊攻打伊朗。即使最高領袖被突襲斬首，伊朗政治大致穩定，就會推舉出新的最高領袖，影響也不大。看來美、以與伊朗的對抗將成為消耗戰，包含空襲、恐攻等等，對誰都沒有好處，而中、俄、伊斯蘭國家將會聲援被侵略的伊朗。但中、俄千萬別出兵參戰，以免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黨外」一詞在台灣政治史上具有特殊意義，它指的是戒嚴時期非國民黨籍政治勢力的統稱，包含了各種不同意識形態但共同反對威權統治的力量。這段抗爭歷史是台灣全民共同的政治遺產，不應被任何單一政黨壟斷。然而，民進黨近年來的操作卻試圖將「黨外」與民進黨劃上等號，彷彿只有認同民進黨路線者才有資格繼承這一名號。

這種歷史詮釋權的壟斷在6月11日「黨外在野大聯盟」成立時表露無遺。民進黨立委王定宇第一時間的反應不是檢討為何社會出現新的在野結盟需求，而是機械式地貼上「紅統」標籤。這種反應恰恰顯示民進黨已將「黨外」視為其意識形態專利，任何不遵循民進黨路線的反對聲音都被排除在正統「黨外」論述之外。這種做法與當年國民黨打壓黨外人士時使用的「匪諜」指控何其相似，顯示民進黨在取得執政地位後，已不自覺地複製了它曾經反對的威權思維。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真正的「黨外」精神強調的是包容多元聲音、反對一言堂，而今日民進黨卻容不下任何對其兩岸政策的批評。從鄭麗文、蕭旭岑到館長陳之漢，再到北一女教師區桂芝，這些背景各異的人士之所以能形成政治結盟，正是因為現行體制下在野聲音被系統性邊緣化。民進黨對「黨外」話語權的壟斷，實際上是一種民主退化的表現，將豐富的政治光譜簡化為「民進黨vs.親中勢力」的二元對立。

更令人憂慮的是，民進黨將「反中」塑造成檢驗政治立場的唯一標準。在這種思維下，任何主張兩岸交流、批評台獨冒進主義的聲音，不論其論據多麼合理，都會被貼上「親中賣台」的標籤。前國民黨立委鄭麗文與馬英九基金會執行長蕭旭岑等人組成的聯盟，之所以被民進黨立委王定宇第一時間指控為「紅統」，正是這種標籤化思維的典型表現。民進黨完全不去思考為何連北一女教師區桂芝這樣的知識分子都願意加入在野聯盟，反而立即啟動「抹紅機制」，這顯示其已經喪失了與不同立場者進行理性對話的能力。

這種話語權壟斷的惡果是台灣公共討論空間的極度窄化。當「反中」成為唯一的政治正確，關於兩岸關係、能源政策、產業發展等重大議題都無法進行實質性辯論，因為任何批評都可能被轉化為對「台灣價值」的背叛指控。這種氛圍下，台灣的民主品質自然日益惡化。台灣民主化初期，社會曾對「政黨輪替」寄予厚望，認為這將帶來更開放的言論空間與更公平的權力分配。然而，民進黨的執政實踐卻顯示，缺乏制衡的權力無論在誰手中都可能導致民主的異化。民進黨對「黨外」話語權的壟斷與對在野勢力的系統性「抹紅」，實際上正在將台灣帶向一種新型態的威權主義。

「黨外」精神的真諦在於反對任何形式的思想壟斷與話語專制，無論它來自哪個政黨。今天的台灣需要的不是民進黨版本的「黨外」，而是一個真正多元、包容、理性的民主空間。唯有重建這種精神，台灣才能避免淪為民粹對立的犧牲品，走向更成熟的民主未來。

「黨外」，顧名思義是指未加入任何政黨者的總稱，若狹義而言，也可泛指非執政黨成員。2025年6月11日前立委鄭麗文發起成立的「黨外在野大聯盟」，其宗旨即可能是團結除民進黨之外的各方力量，從鄭麗文公開言論來看，該聯盟明確批判總統賴清德推動的大規模罷免行動，指出其手段侵害民主體制。我們「海潮智庫」亦曾撰文指出，在成熟的民主制度中，執政黨不應以罷免方式針對在野國會議員，藉此改變國會權力結構，轉化為多數黨。民進黨此舉無疑開創了台灣民主政治的惡例，也將自身聲譽蒙上陰影。然而從更宏觀的角度觀察，這仍屬政黨競逐政權的手段之一，儘管不當，至少未訴諸暴力或戰爭，對百姓生命安全無直接威脅，仍算屬於制度內的爭鬥。話雖如此，執政黨若出現腐敗與濫權，究其根本，責任也在在野黨監督不力、表現不彰。倘若在野黨能真正獲得民意支持，完全可以在選舉時以選票更替執政黨，達成權力轉移。因此，執政黨的惡行在某種程度上正是反映了在野勢力的不爭氣與監督失職。至於新成立的「黨外在野大聯盟」，若無法形成有力政治組織，其替代現有在野黨角色的可能性有限。但從正面角度看，台灣多一股能夠制衡與監督執政黨的聲音，對民主發展總不無裨益。

早期黨外所處的政治環境，比今日嚴峻百倍，當時正值國民黨戒嚴體制下，政治打壓無所不在，黨外人士既無從政機會，辦報遭禁，無法組黨，更談不上言論自由與民主權利。這樣的壓迫與不公平，正是人類歷史上普遍存在於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根本矛盾。筆者自倫敦大學學成歸國後，正逢此一時局，於大學任教兩年間，內心不斷拉扯——究竟應留在學界從事終身學術研究，還是投身社會，推動政治改革？最終，我選擇離開學術圈，返鄉高雄，一邊執業律師，一邊投入政治運動，並準備參選立法委員，以組織一個真正的在野政黨為目標。當時，亦曾遭巴黎大學同學、國民黨政要遊說加入執政黨，並允諾優渥條件，皆予以婉拒。筆者認為，必須從體制外著手，團結反對力量，終於在民國74年9月28日，於台北圓山飯店見證民主進步黨的正式成立，筆者亦為26位創黨簽署人之一。

然而，社會層面的壓迫與不平，並未因政治改革而自動消除。筆者遂認為，在民進黨致力於政治民主的同時，仍需有一個政黨專注推動社會改革、照顧中下階層與弱勢族群。因此，筆者選擇離開民進黨，另組「工黨」，致力於爭取社會正義，特別關注教育、醫療與居住三大基本人權，這些本應由政府保障的基本需求，對弱勢者而言更是生存之本。其實，落實這三項權利並非難事。筆者在巴黎大學就讀期間，便親身體驗到社會保障的力量——在法國接受高等教育，不需支付高額學費，巴黎大學法學院每年註冊費不過80法郎／年，約合新台幣800元，四年下來僅花費不到四千元。對貧寒子弟而言，免費教育是一個翻身的契機，只要肯讀書，便有希望改變命運，不必世代困於社會底層。

在巴黎求學期間，筆者對法國的免費醫療制度印象極為深刻。曾有一位來自文化大學的女同學，也在巴黎大學就讀，因心臟問題接受了兩次手術，全部醫療費用由法國國家負擔，未讓其家庭背上龐大負擔。正是這樣的制度，使得社會中下階層不會因病致貧、因貧而死。免費醫療保障了最基本的生存權，也體現國家對人民的尊重與照顧。教育、醫療與居住，是人民生活最基本的三項人權，台灣目前僅在醫療保險方面初步實現，教育雖學費不高，窮人子弟仍有就學機會，但在居住權方面，問題仍十分嚴重。高房價讓弱勢族群無法安身立命，形同現代社會的不平等象徵。對此，我們海潮智庫亦曾撰文呼籲政府應大力興建社會住宅，並提出具體政策建議，期盼能真正落實「住有所居」的基本權利。

筆者當年參與黨外運動，所追求的正是「政治上消除壓迫與不公、社會上減少貧困與不平等」的理想。為此，我參與籌組民進黨，推動政治改革；後又成立工黨，致力於社會改革。未曾想到，當年我們滿懷改革熱情創建的民進黨，在歷經十餘年執政後，卻逐漸偏離初衷，不僅分裂華夏民族的認同，甚至有否定自身為華人的政治論述，導致兩岸關係日趨緊張。

華夏民族歷史綿延數千年，歷經無數次分裂與統一，「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乃歷史循環之常態。如今，賴清德自詡為「務實台獨工作者」，然而，務實地追求一個根本無法實現的虛幻目標，不僅無助於台灣發展，反而可能將台灣推向戰爭的邊緣，台灣與中國大陸若因政治分歧引發衝突，將對兩岸人民帶來巨大災難與無盡痛苦。因此，今日的黨外力量，應重新團結起來，將「防止兩岸戰爭、維護和平」作為首要目標，和平是現階段最重要的價值，唯有防止戰爭，人民的生命與福祉才能真正得到保障，戰爭是殘酷的，任何政黨與政治人物，都不應以意識形態為名，犧牲千千萬萬無辜百姓的生命。

回應《對「開明專制」的反思》，我是支持開明專制的，但並不了解西方對開明專制的定義，只知開明專制有別於野蠻專制。

梁啓超認為：「凡專制者，以所專制之主體的利益為標準，謂之野蠻專制；以所專制之客體利益為標準，謂之開明專制」。所謂以客體之利益為標準，即是民本思想。這不是依賴制度，而是依賴人治。所以中國儒家講求治人者的素養，而不是依賴被治者的民主。

西方民主並不科學，不專業，大眾並不具有多方面的思辨能力，只是在被設定的片面信息繭房中做出決定，往往慘不忍睹。例如英國選出生菜首相特拉斯（Mary Elizabeth Truss），美國只有在兩個爛蘋果中擇一。現在全球所謂西方自由民主世界已經漏洞百出，補不勝補，正是因為他們相信制度，不重視人治，結果發現人治不彰時，所有的制度都可以被利用做為助紂為虐的工具。美國川普與台灣賴某都是著例。

重視制度而不重人治者認為人治不牢靠，因為人性不牢靠。那是現代人重視智育而不重視德育的結果。中國儒家論語幾乎全講德育、全講人性、全講廉恥，其理在此。雖然不能確保萬一之所無，但只要其理存乎人心，總有恢復補天之時。不像西方在道德淪喪之後，只有叢林法則，亂不可治矣。

開明專制，這種重人治的做法顯然不符主流意識所謂的普世價值。但所謂普世價值不過是美西方的思想殖民罷了，我們並未經過思辨就全盤接受。專制之被污名化亦復如此，他們並未考慮以客體之利益為標準之專制，那就是我支持的。

漢字的繁簡之爭？其實當年國民黨在中國大陸也想推行簡體字來掃除文盲，只是後來被老共推行成功了，現在才在那邊GGYY。

推行簡體字對於提升人民識字率與掃除文盲還是有一定的成效。推廣教育普及率固然是根本解決之道，但是就當年的時空背景，中國大陸數億人口中的文盲大多是成年人，要他們重新回到學校從小學開始接受基礎教育，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任務。所以推行簡體字對於讓這些成年人識字的確發揮了成效，要讓這些不識字的文盲先看得懂並且學會寫字，才有辦法推行之後更進一層的表意文字教育。

再來說到繁體字與注音符號，這兩者並非一定得綁在一起不可。注音符號是用來學習普通話發音的拼音符號，這個目的用漢語拼音一樣能達到。其實當年吳稚暉在推行注音符號時，並未考慮到這套注音符號無法完全一體適用於各省方言，但漢語拼音卻可適用於多種中國方言。而漢語拼音的優勢更在於比注音符號適合向全世界推廣中國話。因為漢語拼音是在羅馬拼音為基礎上所設計的拼音方式，讓許多有心想學習中文與漢語的各國人士可以不用另外多學一套注音符號就能入門，自然有其方便性。

台灣想要推廣的台羅拼音，本來就是西方傳教士為了與當時的台灣閩南住民溝通傳教而打下的基礎，但為何卻在台灣卻遲遲無法推廣成功？最主要的原因在於現在推廣台羅拼音的那群人妄想直接用台羅拼音完全取代中文，以表音符號取代表意文字，反而造成台羅拼音窒礙難行。

另外說到對岸用簡體字與漢語拼音是強制推行、強迫使用，這種說法也有點以偏概全。文字固然是文化的載具，同時也是傳遞文化的一種工具。既然是工具，自有優勝劣敗。如果單靠強制推行與強迫使用就能達到目的，那請問馬來西亞、新加坡等東南亞國家的華人為何都使用簡體字與漢語拼音？而不是使用我們引以為傲的繁體字與注音符號？各國人士若有心學習中文，為何他們選擇的都是簡體字與漢語拼音？就連現在的師大國語文中心也是採用漢語拼音與注音符號並行的教學方式在教外國人說中文？

退萬步言，事實上對岸並沒有廢除繁體字，我很多對岸的朋友們都能做到簡繁皆通，不論是書簡識繁或書繁識簡。而注音符號與繁體字依然存在於對岸的字典當中供學習者運用，倒是我們台灣這邊一天到晚在搞「支語警察」，大興文字獄。

秦始皇統一天下後，統一度量衡，「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其中的「書同文」就是因為當時六國的文字各不相同，按照時任廷尉的李斯所奏，廢除關東六國原有文字，將史籀大篆演化而來的小篆（亦稱秦篆）作為全國通用的字體。這才有了之後的「漢隸」，到後來的「唐楷」。我們能因為推崇唐代的楷書就貶低秦朝的小篆嗎？還是我們應該推行商朝的甲骨文或是周朝的鐘鼎文才算正統？文字是會隨著時代不斷演化的，所謂的繁簡之爭也是。

拿掉你的政治濾鏡來看事情，其實你會發現，在那邊爭論繁體字與簡體字孰優孰劣，或者漢語拼音與注音符號那種才是正統，根本就是白費力氣的無謂之爭。

改革，永遠是最危險的事。所以革命成功的案例很多，但是改革成功的古今中外寥寥無幾。

當年的巴勒維國王在伊朗就是一個例子：取消伊斯蘭學校，女人不必蒙臉、可以上學、可以離婚、可以繼承遺產、並且準備一夫一妻，大量派遣留學生到歐美，並且鼓勵國外的技術人員用優惠的待遇在伊朗定居。他，幾乎可以說是中東地區西化的模範生，本身還娶了一個英國名模當老婆。

他的失敗到今天都還是眾說紛紜。但在筆者看來根本原因只有一個：改革得罪了所有的既得利益者，又滿足不了自由派。大量的什葉派信徒沒有辦法接受上述的社會與法律改革，尤其是教士階級。而受西方教育的自由派，卻又嫌他的改革不夠，因為沒有完全開放言論自由，也沒有允許合法的在野黨，更不願意全面實行民主議會政治，而只有允許部分的選舉。結果，是所有人好像都在改革當中吃了虧，沒有任何核心力量支持的國王，瞬間成了孤立無援的光桿。

詳細過程各位自己去谷歌或者百度。簡單說，最後保守的基本教義派竟然跟主張西化的自由派聯手把這位國王給推翻了。過去很支持巴勒維的美國也只是袖手旁觀，因為竟然開始擔心伊朗強大以後會成為以色列在中東的競爭對手，而且幻想未來新的伊朗政府可以更滿足美國的利益。

這個不斷推動改革的國王與政府，就這樣突然間垮台了。然後呢？然後就是基本教義派掌握政權，很短暫的擺出一副想合作的模樣，不久就痛下殺手，把那些天真浪漫的自由派不是宰光，就是全部趕走。這場革命的結果，是讓一個老神棍當了領袖，過去所有的開明改革全部化為烏有，甚至還變本加厲，整個國家大倒退。

這個狀況真的很像1900到1911之間的滿清政府。過去的特權八旗子弟不能接受把政權開放給議會，國內的立憲派卻非常急切的希望趕快開國會、立憲法，海外的改革派希望趕快回來參與政治，北洋軍人虎視眈眈，而革命黨則幸災樂禍，最後預備立憲卻讓所有的人都不滿意，然後爆發革命，立憲派竟然跟革命黨合作。然後，就沒有然後了，因為北洋軍閥崛起，中國內部就是一團誰也講不清楚的混戰，對人民來說等同無窮無盡的災難。

這兩個都是改革失敗的例子，因為改革想要滿足所有的人非常困難。所以，我們就可以了解鄧小平當初的改革開放的困難度，也可以理解為什麼他要用許多利益去滿足那些紅色家庭、軍人、以及他們的後代。但是，妥協往往就意味著改革不能徹底。

伊朗與中國近代的改革成敗，其實都告訴我們：政治權利是寡佔的，人類永遠會為了眼前的利益不顧一切。

最近看到有人在鼓吹後藤新平的「開明專制」，說如果當年漢人和原住民抗日成功，只會讓台灣淪為非洲原始部落社會或被共產黨統治，內文實在怵目驚心。

我之前有提到民國初年地質學家丁文江（1887年3月20日—1936年1月5日）主張「開明專制」，他是在中國面臨經濟大蕭條和日本侵略危機下提出救國主張。丁文江作為一個理工人，從工具主義的思維出發，希望國民政府能成為一個效能政府，造福國家和人民，並沒有惡意。然而，他對「開明專制」背後的歷史和思想脈絡缺乏理解，「開明專制」在特定環境下容易受到有心人士的曲解和濫用。

「開明專制」起始於18世紀部份歐洲君主運用啟蒙思想家的觀念，合理化其專制統治的過程；意即具有啟蒙思想的君主和官僚，要由上而下教化「愚昧的」人民。在新帝國主義大行其道之後，「開明專制」也被用來合理化殖民統治：這種思維認為，正是因為西方人和日本人具有「啟蒙思想」，非西方人處於不認識「啟蒙思想」的「愚昧」狀態，所以他們必須接受殖民統治，不從就要遭受嚴厲的刑罰。

這樣的觀念對中國和其他非西方世界來說都是危險的，因為在近代亞洲當中，日本最接近西方中心論眼中的啟蒙狀態，「未啟蒙」的中國大陸、台灣、朝鮮都應當接受其「開明專制」的「文明開化」。若要最徹底的「開明專制」，抗戰也不必打了，直接像汪精衛一樣投降日本最快，全亞洲都在日本的「開明專制」下走向現代化。「開明專制」本質上是幌子，在啟蒙思想包裝下仍然是血淋淋的暴力壓制和經濟掠奪，大眾參與的民主政治才是現代政治的正途。

有論者說中共和新加坡政府也是「開明專制」，但「開明專制」是純粹由上而下的壓制，中共以新民主主義革命帶領人民由下而上建立政權，若只是以「開明專制」控制社會，今天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凝聚各族、各界人民的向心力。新加坡政府一直是民主選舉產生的，與「開明專制」的歐洲君主國及後來的殖民地統治有本質上的不同。

任何政治體制若只是一味的壓制和征服，而沒有融合與協調，勢必會遭到人民的反撲，再怎麼強大，不過就是招致秦朝速亡的後果而已。

賴清德主政台灣，比蔡英文更反中，既稱對岸為境外敵對勢力，又延長兵役期、鼓吹不對稱作戰、恢復平時軍法審判等等，而美國則增加軍售台灣，並且派遣軍官觀察台軍演習。賴即使不是「倚美謀獨」，也是「倚美拒統」。這樣使兩岸和平統一的機會渺茫，似乎只剩武力統一一途。不過最近的一些世事發展卻讓和平統一重燃希望。

首先，台灣拒統的靠山無非就是美國，但川普再任總統不到半年，已經把美國搞得元氣大傷。譬如：
無端草率的裁減聯邦政府的人員、部門和計劃，造成很多抗議和訴訟；
支持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種族滅絕，使美國的國際形象大幅衰落；
對世界各國提高關稅，並要求盟國負擔更多軍費，使各國對美國離心離德；
與一些一流大學（如哈佛）衝突，大量裁減其科研經費，損害美國的科研競爭力；
聯邦政府的債務已達36兆美元，大而美法案還將增加債務約3兆，引起很大爭議；
無端辭退不少高階軍事將領，損害美軍的軍心士氣；
不符法律程序的抓捕無證移民，引起許多城市的示威抗議，甚至警民衝突；
川普改革很強調保守主義（共和黨）的意識形態，如反LGBT、DEI，使美國更加分裂。
美國加速衰落，台灣何能「倚美拒統」？

中國大陸迅速崛起，愈來愈富強（雖然部份內陸地區還算不上富），過去不太外顯，近年卻逐漸被世界，包括台灣，看見。譬如：
中國的電動車和電池產業領先世界，使所有的傳統汽油車廠都受到嚴重的威脅；
美國對中國課徵145%的超高關稅，僅持續約40天就大降，顯示貿易戰沒有贏家，而中國比美國更撐得住；
美國多方面制裁中國的科技產業，中國以限制稀土出口，足以反制美國的多方面制裁；
中國已擁有3艘航母，組成2航母艦隊（第3艘航母預定今年開始服役），多次穿越第一島鏈進行遠航演訓；
印巴戰爭中，巴國運用中國製造的殲-10C戰機、空中預警機和地面防空雷達的協同作戰，擊落了3架法國製造、歐洲最先進的飆風戰機。
中國大陸愈趨富強，台灣憑什麼抗中？

賴清德雖然謀獨拒統，他的一些政策卻有反效果。譬如：
司法單位沒有柯文哲貪污圖利的明確證據，而所涉案件還在法院審理中，柯卻已被關押超過9個月，是對人權和司法的損害；
綠營推動大罷免，想要罷免藍營的大部份區域立委，等於是要推翻去年的立委選舉結果，是對民主的損害；
檢調對藍營進行的很多罷免連署任意搜索、偵訊，甚至拘押，顯然是小案大辦，恐嚇人民，是對人權和司法的損害。

美國已經靠不住，中國大陸愈來愈富強，而賴政府損害人權、司法和民主。台灣人要如何抉擇？何不做一個有光榮感的中國人？過去親綠反中的「館長」已經改變立場，隨他而改變立場的恐怕不在少數，和平統一因此重燃希望！

我們的生命太受到西洋哲學有關個人主義的影響，永遠都是從「個體我」的角度出發，認為凡事都要靠自己，不論成就或挫折，都是自家冷暖自家知，否則就沒有「自立自強」，但這從來都是不事實。

然而，如果從中華思想的角度來看，天高於人，人不能老是想要「人定勝天」，我們只能活出「天人合一」的生命，但，過程中，人要知道「天助自助者」，人要傾己所能，來讓生命尋覓出路。

這是來自周朝人文精神的風格，正因相信天，人更要效法天的精神來奮鬥，這是清華大學的校訓「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出自《易經‧象傳》的乾坤兩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還有「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這些天，面對臉書被莫名封鎖，我在靜坐中探問天啟，並在研究中探討出路，並把自己的靜坐當作實驗，看看能否對應自己的現實並做出回應，經歷十五天的風雨，終於如願取回臉書。

過程中，我面向著「王陽明先生」與「觀世音菩薩」，這同在浙江東部的餘姚與舟山，有如陰陽兩極的靈性能量，請其存有幫忙我來解決問題。《中庸》說「至誠如神」，最終果真是心誠則靈，誠不我欺。

我不會責怪有人跟我說「毫無辦法」，因為的確有人從此就被封鎖了，或者最起碼被封鎖半年，然而，我不想花精神去責怪社群媒體，我只是很誠懇的跟真人客服說明我面臨的問題，我不認識的她，竟然很快就幫忙我解決了。

如果套用電影《喜馬拉雅》中的對話，當藏人的隊伍終於穿越暴風雪，他們齊聲高喊：「上天勝利——」這的確是上天勝利了，因為我只是順應天的帶領，將內在放空，順著其指引，尋覓到真正能解決問題的管道。

伊朗的300個教士家族，竟然超過290個都是亞塞拜然人，而這個族群只佔伊朗總人口的25%。而佔了65%左右的波斯人，卻沒有得到太多的政治權利。這個狀況跟滿清王朝統治下的中國很像，佔了不到15%的滿洲與蒙古八旗子弟享受了絕大部分的政治權利，而佔了大約80%以上的漢人卻沒有得到公平的對待。所以，滿清王朝大部分的統治時間都是在防止漢人造反，甚至不惜跟洋人妥協。而伊朗現在這個宗教基本教義派政權狀況也類似，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處理內部矛盾。

在中國的最後結果，就是引發辛亥革命，讓滿清王朝到此結束。這還是在滿清王朝試圖改革失敗之後，現在看起來伊朗要進行體制內改革的機會幾乎是零，那怎麼能不出事？

如果照這樣搞下去，這個國家的政治結構很難取得平衡。伊朗這個政權的統治，過去對內是依靠極端的宗教思想，而對外則是成功營造出生存危機感，以色列與美國就是最大的敵人，甚至於整個阿拉伯世界都是伊朗的潛在威脅。所以，儘管財富與政治結構非常不合理，但是依然可以凝聚相當的向心力，支撐到今天。

但是這個政權卻非常愚蠢的沒有好好處理地緣政治以及與大國之間的關係。事實上，如果非要跟美國、以色列死磕到底，那麼就必須要死心塌地跟隨中國與俄羅斯。但是，偏偏又看不起這兩個大國，三不五時還要跟美國進行各種接觸與談判，還要擺出自己就是中東文化與政治大國的樣子。更誇張的是，根據中國大陸的有些說法，伊朗內部始終在培養極端的伊斯蘭勢力，包括所謂的疆獨，來反抗或顛覆北京的統治。結果，不但不可能得到美國的信任，也讓俄羅斯與中國對這個古老的中東國家感到非常厭惡。能做到所有人都討厭，坦白說也不簡單。

國民所得只有6000美元的國家，卻有80%的財富聚集在300個教士家族手中，更精細一點說，超過50%聚集在4個家族，主要收入是壟斷石油收益。基層百姓的生活水平，甚至還不如最近10年的伊拉克。內部的自由派與美、以暗通款曲已久，這5年多來軍政領袖被美、以炸死，都是這些親歐美的自由派所洩漏。而革命衛隊貪汙腐敗，主要是在經商，基本上戰鬥力有限。這幾天，伊朗雖然也還擊以色列，但是若無法用核彈對決，等於是告訴世界，他的核彈還沒搞出來。看來，這個畸形的政權可能很難度劫。

驕傲自大，政治與經濟結構的失衡，對外關係的進退失據，再加上以色列這一次痛下殺手。伊朗現在這個地球上少數的極端宗教政權，到底還能不能搞得下去？我們就拭目以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