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到了六月初，華文世界總會有人談起六四天安門事件。有人義憤填膺，有人冷眼旁觀，也有人乾脆覺得，事情都過去這麼久了，再談也沒有意義。對我而言，六四當然是一場悲劇，尤其是最後以武力收場，這一點無論如何都令人痛心。但如果我們真想理解六四，就不能只停留在道德控訴，也不能只用今天的情緒去回看當時，而應該把它放回19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中去看。

六四不是平地起風雷，也不是單純的學生運動失控，更不是一句「專制鎮壓民主」就能完全概括。它其實是中國改革開放前十年所有矛盾、希望、焦慮與制度限度的一次集中爆發。

1989年的中國，剛好走到改革開放第十年。那是一個極為特殊的歷史時刻。一方面，整個國家確實在鬆動。毛時代那種高度封閉、全面管制、連呼吸都帶著政治味道的世界正在後退，市場經濟開始進場，外資開始進入，西方與日本、香港、台灣的商品、文化與生活方式大量刺激著中國社會。城市裡的人開始看到一種新的可能性：原來世界可以不是只有計畫經濟、單位食堂與灰色制服，生活是有可能變得更富裕、更有選擇、更像一個正常社會的。

但另一方面，這樣一個巨大國家，背後卻依然是一台龐大、老舊、習慣命令與控制的共產黨機器。如此多的官僚，如此僵硬的權力結構，要在一聲令下之後就華麗轉身，本來就不可能。經濟改革在往前衝，政治結構卻遠遠沒有跟上。市場開始活化，但制度保障極不成熟；思想界開始鬆動，但權力系統依然帶著強烈的革命黨本能。這就是1980年代中國最大的歷史矛盾：經濟開始鬆，政治卻不敢真正鬆。

這種矛盾並不只存在於體制外，也深深存在於中共高層本身。鄧小平就是這種矛盾最典型的代表。如果只把鄧小平看成一個頑固老人，那是不準的。他比很多同時代的中共高層更清楚中國的落後與貧困，也更知道如果不改革，中國會繼續窮下去、亂下去、被世界遠遠甩在後面。他早年的留法經驗、改革開放後與西方接觸的見聞，再加上文革之後對中國凋敝狀態的直接感受，都讓他比別人更務實，也更敢於打開市場。但不要忘記，鄧小平同時也是中共第一代革命領導人之一。他在黨內的資格、革命資歷與權力位置，都意味著另一件同樣重要的事：改革是為了救中共，不是為了改掉中共。

這兩條線在鄧小平身上始終同時存在。第一，中國必須改革，否則沒有前途；第二，改革無論怎麼改，都不能威脅中共執政。這種想法，也幾乎是1980年代大多數中共老官僚的共同心態。於是就形成了陳雲那句非常有名、也非常傳神的判斷：「一抓就死，一放就亂。」 這句話其實就是整個1980年代中國改革困境的濃縮版。抓得太緊，經濟死掉；放得太開，體制又怕失控。經濟可以改，政治要不要改？可以改到哪裡為止？這些問題，當時根本沒有真正的共識。

而在民間與知識界，情況又更複雜。對一般城市居民與普通民眾來說，他們最直接的感受是：市場經濟確實有希望。經過毛時代長期的貧窮與壓抑，大多數中國人其實沒有那麼多抽象理論，他們只是非常清楚地知道，美國、日本、香港、台灣比較富，比較進步，生活比較像樣；外商來投資，市場活起來，商品多起來，自己的日子就有可能變好。鄧麗君的歌聲在街頭巷尾飄揚，日本家電開始進入市場，港台流行文化逐漸流入中國，這些看似生活化的東西，其實都在向中國社會傳遞同一個訊息：外面的世界很大，而且比我們現在這套生活方式更有吸引力。

但對北京大學為代表的知識界與青年學生而言，事情就不只是「過得更好」而已。他們想的更多、更遠。他們期待的，除了市場、開放與繁榮，還包括個人自由、言論空間、新聞開放、政治改革，甚至某種西方式民主政治的想像。換句話說，對一般民眾來說，改革的重點可能是冰箱、彩電與就業機會；但對知識界來說，改革意味著整個中國未來是不是有可能變成一個更自由、更有尊嚴、更像現代國家的政治共同體。

問題就在這裡：大家都在談改革，但心裡想的根本不是同一件事。中共高層想的是有限改革，民間多數人想的是改善生活，知識界與學生想的則更接近制度轉型。這三種期待在1980年代看起來都充滿希望，但放在同一個政治結構裡，實際上非常危險。因為當經濟改革、社會流動與思想活化跑得太快，而權力結構又不肯明確說出改革的邊界時，衝突就幾乎不可避免。

1980年代後期，中國很多大學校園裡的言論空氣其實已經相當自由，這在很多人的回憶中都提到過。有些學校甚至默默取消了某些原本帶有強烈黨管色彩的制度安排。很多年輕人真心覺得，中國已經走到一個可以變得更自由的門口。可與此同時，社會上又充滿通貨膨脹、官倒、分配不均、失業壓力與官僚傲慢。大家都有希望，但大家心裡也都有不滿。正是在這種希望與不滿交纏的背景下，最終爆發了1989年的六四事件。

對我來說，六四最後以武力方式解決，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悲傷的事。它不只是一場流血，也是一整代中國人對於改革想像的斷裂。

但歷史的殘酷之處就在於，六四之後中共並沒有因此崩潰，反而在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重新確立了一條往後三十多年的基本路線：政治上不再談那個夜晚，經濟上則用更高速的發展，來證明當年的鎮壓是「必要的代價」。這一點極其重要。因為它等於決定了此後中國共產黨如何處理六四：不是反省，不是對話，不是重新評價，而是用經濟奇蹟去替代反省，用繁榮去覆蓋傷口，用發展成績來要求社會默認當年的選擇。

這套邏輯在過去三十七年裡，不能說不成功。中國的經濟成就當然必須承認，而且不可能否認。從一個普遍貧窮、技術落後、體制僵硬的國家，迅速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形成規模龐大的中產階級、一線二線城市群、高等教育體系與科研能力，這本身就是近代世界史上極其罕見的大規模轉型。中國這個國家本來就人才濟濟，只要釋放出一部分社會能量與市場活力，當然可能產生驚人的效果。

但這個成就也不是沒有代價。官僚腐敗、形式主義氾濫、社會底層道德滑落、貧富差距擴大、權力與資本糾纏，這些陰影始終伴隨著中國的崛起。而且更根本的問題在於：這麼龐大的經濟成果，如果沒有相應的政治制度與司法保障，真的能長久維持嗎？這才是六四之後中國一直沒有真正回答的問題。一個國家經濟越發展，人民的私有財產越擴張，中產階級越壯大，教育程度越提高，社會流動越頻繁，就越不可能永遠只滿足於吃飽、賺錢與消費。人自然會問：財產如何保障？契約如何保障？權力如果侵犯我，我找誰申訴？官員與資本如果勾結，誰來制衡？這些問題，本質上都不是純經濟問題，而是制度問題。

中共過去一直不願真正回答這些問題，甚至當民間有類似想法時，還會以各種方式加以壓制。因為它非常清楚，只要這些制度問題真正被打開，最後碰到的就不會只是技術性改革，而是權力本身。到了習近平時代，這種傾向更明顯。所謂國進民退、共同富裕、黨管一切、強力反腐，表面上各有理由，但核心其實都可以歸納為一點：重新把權力抓回中共手裡，防止市場、資本、地方與社會力量長得太大，反過來威脅黨本身。這樣做短期內可以穩住權力，但代價也很清楚：中產階級與有產者的不安感增加，資產與人才不斷外流，社會對未來的預期開始變得保守。

在這個問題上，我不贊成用內部動亂、革命或暴力方式去推翻中共政權。中國這樣一個龐大而複雜的國家，一旦以劇烈崩解的方式進入轉型，後遺症可能不只是中國自己承擔，而會讓全世界一起買單。這點歷史上已經有太多例子。對中國這樣的體量而言，大亂不是解方，而是災難。

我個人仍然期待的是中共內部的自發改革。這聽起來也許不夠激昂，但歷史上很多真正能較平穩完成轉型的政治體，本來就不是從全面崩潰開始的。不要忘記，台灣政治改革的重要推動，在蔣經國晚年，實際上很大一部分就是國民黨內部先開始的。這一點今天很多人故意不提，但歷史不能不提。

中國未來真正即將接班的七零後、八零後，已經不是毛時代成長起來的一代。他們是完全沐浴在改革開放後中國所塑造的世界裡長大的世代。他們的歷史包袱比較少，卻有更強的危機感；他們看過中國如何快速追趕世界，也看見了中國今天面對的內外壓力。他們比老一代官僚更熟悉世界，也更知道合作與競爭的複雜性。這一代人，遲早要思考中國的新面貌該如何安排。

所以，六四作為事件，也許在中國的官方敘事裡可以被壓住，可以被淡化，可以被用後來的繁榮掩蓋；但六四所暴露出的根本問題，卻從來沒有真正過去。那個問題就是：經濟開放與政治封閉，究竟能並存多久？這才是中國遲早要面對的歷史課題。

六四可以被壓住，但問題不會消失。中共可以延後回答，但不可能永遠不回答。政治改革也許不會按理想中的節奏到來，也不一定會以最溫和、最文明的方式出現，但它終究不可避免。因為一個現代化社會，不可能只靠經濟成長與民族榮光，永遠替代制度、權利與法治的問題。

如果說六四對今天最大的意義是什麼，我想也許不是單純地記住那一天的流血，而是記住那一天背後所提出，卻至今仍未被真正回答的問題：中國究竟能不能在不放棄發展成果的前提下，走向一個更有制度保障、更能容納人民權利的現代國家？這個問題，中共遲早要面對。而中國，也遲早要回答。

近來很多西方國家的元首造訪北京，當然是因為習近平比川普對待他們好多了，這相當程度平反了習的長期被西方媒體所厭惡。中國大陸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歷經4位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和習，習是西方媒體最不喜歡也批評最多的，為何？會改變嗎？

習近平主導修憲，刪除國家主席「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的限制，並且已連任第三屆，甚至可能成為終身的最高領導人。西方國家自18世紀以來就反對帝制，並逐漸以民主制度取代之。這成為西方的基本價值，西方媒體因此把習的修憲和連任視為走向帝制，而大加撻伐。其實習的修憲是在2018年，在這以前，西方媒體對他就沒有好話。

鄧小平主政的大部份時間，蘇聯集團尚未崩潰，美國集團非常歡迎中國的加入，因此西方媒體對鄧多是讚美之詞（雖然天安門事件後有些改變）。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的主政都在蘇聯集團崩潰後，他們的意識形態和施政有何差異？

習的意識形態比江、胡更左傾，即他更傾向社會主義而反對自由主義，又不像江、胡奉行「韜光養晦」不張揚的對外政策。譬如：習特別推崇毛和中共革命時的奮鬥精神；比江、胡更公開的限縮言論自由，並在疫情期間限縮行動自由；大力支助新疆的發展，同時限縮其自由，以遏止疆獨的不法活動；制定《香港國安法》來壓制香港追求自由民主所造成的動盪；以一帶一路計畫支助很多國家的建設，削弱美國和自由主義在全球的影響力。這些都挑戰了西方的自由主義價值觀，為西方媒體所厭惡。

在江、胡時期，中國大陸的主要工作是經濟改革和發展，目標是脫貧，當時中國的產業大多屬於勞力密集型，與西方國家的產業少有競爭；但到了習近平時期，中國不僅要脫貧和發展經濟，還追求國家的強大，因此要實行法治、反腐和軍事改革，而且這時中國已發展出不少技術密集和資本密集的產業，與西方國家的產業產生高度競爭。

在江、胡時期，中國與西方國家少有產業競爭，也少有國際權力的競爭，西方媒體因此寬待江、胡；但到了習時代，中國與西方國家已有頗多產業和國際權力的競爭，構成西方國家的不小威脅，西方媒體因此對習有特別多的批評，有些甚至是不實的抹黑，譬如把習打擊貪腐說成是政治鬥爭，期望藉批評習削弱中國大陸。

簡單說，西方媒體厭惡習，有兩個原因：與習的意識形態有很大差異，及双方有產業和國際權力的競爭。前者不容易改變，後者卻在改變中。中西的產業和國際權力競爭其實主要是中美的競爭，西方國家全力挺美，因此成為中西的競爭（如很多西方國家聽從美國，限制進口中國的電動車）。現在川普對很多西方國家課徵高關稅，加上言語羞辱，使西方國家遠美而親中，中西的產業和國際權力競爭於是減弱，西方媒體因此比較寬待習，雖然双方仍有意識形態的差異。無論如何，這對中國都是好事。

委內瑞拉、伊朗都受到美國的經濟制裁多年，經濟瀕臨崩潰，委國總統馬杜洛已被美軍突襲逮捕，伊朗則在全國多地爆發激烈的民眾示威抗議，國家陷入動盪不安。委、伊都反美，但其國力薄弱，缺少自力更生的能力，結果反美不成，卻使國家破敗，人民苦不堪言。委、伊為何早不學學中國過去的「韜光養晦」？

中國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與美國格格不入，又與美國打過慘烈的韓戰，因此中國傾向反美。但鄧小平在推出「改革開放」大戰略時，同時提出外交方針「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善於守拙，決不當頭，有所作為」，強調不張揚、積蓄實力、不與美國對抗。 中國實行這「韜光養晦」戰略30多年，直到2010年代中國的實力已無法隱藏，也不怕美國的壓制，才改變戰略，開始與美國爭鋒。

委、伊都是以石油支撐經濟的產油國，油價高時很風光，一旦油價走低，經濟立刻疲弱。此外，委、伊只靠石油單項產品出口，美國很容易對其執行制裁，不論在海上攔截其運油船，或要求及掌控各國禁購其石油。所以美國的制裁能夠重創其經濟，並造成兩國的動盪。

委、伊反美的後果應該能夠預見，為何不能像中國一樣預先「韜光養晦」？不需要30多年，20年就很可觀，經濟總量和軍事力量至少倍增，產業不僅石油而能比較多樣均衡，國家因此可以穩定得多。這樣委、伊的國力雖然不可能追上美國，但不會被美國的經濟制裁搞垮，甚至美國需要酙酌執行經濟制裁的代價。

委、伊不能「韜光養晦」的主要原因是大型選舉（伊朗的最高領袖是宗教領袖，第二號領袖總統是由選舉選出）。兩國的人民多半早有反美傾向，因此反美能夠贏得選票，而候選人自然會宣傳反美，於是大型選舉越多就越反美，而當選人勢必要執行反美的政策。另一方面，美國的政要得知委、伊選舉時的反美宣傳，自然更把兩國視為敵國。双方的對立於是愈趨尖銳，委、伊怎可能「韜光養晦」？

選舉民主不僅導致委、伊不能「韜光養晦」，也使國家不團結。委國的在野勢力獲得美國的支持，甚至得到諾貝爾和平獎；委、伊內部都（曾）有很多內奸被美國買通（伊朗的內奸有些是被以色列買通），對兩國傷害極大，這些內奸很可能屬於在野黨或有關聯；委、伊的經濟狀況極差，在野黨不跟外國勾結怎麼過活？過錯不能都怪罪在野黨，委、伊的執政者可能（像台灣一樣）操控司法，迫害在野黨。無論如何，若國家富強，實行選舉民主的問題較少；貧弱的國家實行選舉民主，容易被大國介入，也容易造成國家不團結。

鄧小平睿智，讓中國實行「韜光養晦」30多年，於是能與美國平起平坐、分庭抗禮。委內瑞拉、伊朗實行選舉民主，既不能「韜光養晦」，國家又不團結，容易被美國介入收買，人民苦不堪言，要怪誰呢？

《共產世界大歷史》（[1]）的書名很宏大，2020年出版，今年就出增訂新修版（[2]），又同時出英譯版（[3]）。這本書格外受青睞，多半因為綠營要用它宣傳反共思想，並且從「共產世界崩解」推論「中國崩潰」。共產世界太廣了，書中主要談的是蘇聯和中國。可以從「蘇聯崩解」推論「中國崩潰」嗎？

蘇聯從1917年成立到1991年終結，歷時74年。中共政權始於1949年，至今已經76年。反共者總希望中國大陸跟蘇聯差不多，國祚也差不多。但是中國與蘇聯其實大不同：

蘇聯革命的最高領導人列寧早逝，斯大林繼任，掌權29年；毛澤東在建國後掌權27年。毛和斯實行相似的國有制計畫經濟，毛雖然推行不少政治運動，但是不像斯誅殺了大量的革命菁英，使得蘇聯後來要改革卻缺少有魄力的人才。

斯大林死後，蘇聯有改革，但大多只是一些微調，到1985年戈巴契夫上台，想要政治大改革，仿效西方民主制度，卻導致東歐盟國脫離蘇聯集團，及隨後的蘇聯解體。毛死後，鄧小平實行大幅度的改革，導入市場經濟，同時並重公有企業和私有企業，後來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生產力大幅進步，產品賣到全世界，是蘇聯從未做到的，雖然中國經濟的起點比蘇聯低得多。

集體領導是列寧的主張，卻因為斯大林的獨裁統治而在蘇聯被廢棄，所以蘇聯可說一直是獨裁統治，導致赫魯雪夫全面否定斯大林、布里茲涅夫全面否定赫魯雪夫，最高領導層的鬥爭非常激烈，甚至有政變和流血。中國大陸在毛死後就實行集體領導（參見《簡單搞懂大陸的黨政制度》），政權的接替很制度化，比蘇聯平穩多了，從未有新任最高領導人全面否定前任。

中國有人民代表大會而蘇聯沒有（到戈巴契夫才要成立），高官的權力（任免）來自人民代表大會，增加中共政權的穩定性和合法性。中國在習近平上台後厲行法治改革，包括依憲治國、依法治國、嚴以治黨、打擊貪腐、成立國家監察委員會等，成效斐然，也是蘇聯比不上的。

中國大陸在經濟、政治、法治各方面都大幅優於蘇聯，因此從「蘇聯崩解」推論「中國崩潰」是完全說不通的。

戈巴契夫搞垮蘇聯（他的前任們也都有責任），「從經濟數據看，從1991年到1999年，俄羅斯人均所得竟從美金3440元減半，只剩1750元…」直到普丁上台，經濟才恢復元氣。鄧小平使中國崛起，近年威脅美國的覇權。這本書竟然推崇戈巴契夫而貶低鄧小平，只因為戈採納西方民主而鄧拒絕。作者真是瞎了眼，歷史都白學了。

[1] 呂正理《另眼看歷史―共產世界大歷史》遠流，2020。
[2] 呂正理《共產世界大歷史：一個革命理想的形成與破滅》（5週年增訂新修版）遠流，2025。
[3] C.L.  Lu, A Macro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World: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a Revolutionary Ideal, Lynx Publishing Company, 2025. 

改革，永遠是最危險的事。所以革命成功的案例很多，但是改革成功的古今中外寥寥無幾。

當年的巴勒維國王在伊朗就是一個例子：取消伊斯蘭學校，女人不必蒙臉、可以上學、可以離婚、可以繼承遺產、並且準備一夫一妻，大量派遣留學生到歐美，並且鼓勵國外的技術人員用優惠的待遇在伊朗定居。他，幾乎可以說是中東地區西化的模範生，本身還娶了一個英國名模當老婆。

他的失敗到今天都還是眾說紛紜。但在筆者看來根本原因只有一個：改革得罪了所有的既得利益者，又滿足不了自由派。大量的什葉派信徒沒有辦法接受上述的社會與法律改革，尤其是教士階級。而受西方教育的自由派，卻又嫌他的改革不夠，因為沒有完全開放言論自由，也沒有允許合法的在野黨，更不願意全面實行民主議會政治，而只有允許部分的選舉。結果，是所有人好像都在改革當中吃了虧，沒有任何核心力量支持的國王，瞬間成了孤立無援的光桿。

詳細過程各位自己去谷歌或者百度。簡單說，最後保守的基本教義派竟然跟主張西化的自由派聯手把這位國王給推翻了。過去很支持巴勒維的美國也只是袖手旁觀，因為竟然開始擔心伊朗強大以後會成為以色列在中東的競爭對手，而且幻想未來新的伊朗政府可以更滿足美國的利益。

這個不斷推動改革的國王與政府，就這樣突然間垮台了。然後呢？然後就是基本教義派掌握政權，很短暫的擺出一副想合作的模樣，不久就痛下殺手，把那些天真浪漫的自由派不是宰光，就是全部趕走。這場革命的結果，是讓一個老神棍當了領袖，過去所有的開明改革全部化為烏有，甚至還變本加厲，整個國家大倒退。

這個狀況真的很像1900到1911之間的滿清政府。過去的特權八旗子弟不能接受把政權開放給議會，國內的立憲派卻非常急切的希望趕快開國會、立憲法，海外的改革派希望趕快回來參與政治，北洋軍人虎視眈眈，而革命黨則幸災樂禍，最後預備立憲卻讓所有的人都不滿意，然後爆發革命，立憲派竟然跟革命黨合作。然後，就沒有然後了，因為北洋軍閥崛起，中國內部就是一團誰也講不清楚的混戰，對人民來說等同無窮無盡的災難。

這兩個都是改革失敗的例子，因為改革想要滿足所有的人非常困難。所以，我們就可以了解鄧小平當初的改革開放的困難度，也可以理解為什麼他要用許多利益去滿足那些紅色家庭、軍人、以及他們的後代。但是，妥協往往就意味著改革不能徹底。

伊朗與中國近代的改革成敗，其實都告訴我們：政治權利是寡佔的，人類永遠會為了眼前的利益不顧一切。

當今中國明顯有兩種極端力量背向而行。
非毛、非鄧，且全非、全是，沒有半點交集，不會一絲妥協。
而其都以人民利益為訴求、以黨國正宗為旗號、以黨綱文件教科書為語言、以復辟背叛攻擊對方。
各執一端、各說各話、各人都有一定的道理、依據，足以讓人眼花繚亂。

非毛、非鄧？
全是、全非？
全是者不是，全非者亂非。

毛非鄧？
鄧非毛？
毛鄧一體，非者自非。

毛鄧皆偉人。
均系人民之功臣、共党之翹楚、時代之英豪。
均做了其時代該做的事，均引領中國人達到了歷史的新高點。

毛鄧亦凡人。
其均有看不透的規律、沒做完的事情、解決不了的問題、甚至遺害留禍予後人。
然瑕不掩瑜。
二者可以分伯仲，不應說優劣。
人們沒有資格吹毛求疵、鄙夷責難，更不應當將其當成鍾馗畫在政治惡鬥之劍上，假公爭之名行私鬥之實。

尊重、學習、繼承、揚棄、超越，才是當然。

月有陰晴，潮要起落，風非單向，人總是左右腳前行。
將今天與昨天一刀兩斷是那麼的難辦；
讓左腦與右腦互搏是多麼的愚蠢；
登天梯取掉腳下的板子有多麼的危險；
粗暴的否定、輕率的肯定、簡單的重複、不停的翻燒餅、翻江倒海般折騰，極端之大謬、家國之妖邪也。

善待毛鄧、超越毛鄧、才少矛盾、才有祥瑞。

當年，鄧小平說，姓資姓社“不爭論”。
為什麼？
不該爭論、不屑爭論、不值得爭論、不需要爭論、不該在當時、當地、當事上爭論？．．．？

沿著這些問號，中國人本應進行深入的探求、發展，達致飛躍。惜無鄧小平之睿智、宏觀、開放、權威。以致二十年來，中國思想、政治、理論了無新意，吃盡老本。

沿著“不爭論”後的問號。可否這樣續文：
資與社，不過近現代經世濟國的兩種（技、末）方法，哪裡有路線、道路、方向（本、體）的玄乎。

只不過，當年血火相拼、生死搏鬥的集團因政治對立、歷史局限、認識尺度而人為誇大了二者的不相容處與社會生活中的地位作用，人為地忽略了二者的相容處與經濟措施的性質。

現在不僅是不爭論，
而是應當在研究二者傳統對立的同時認真思考、探索二者之間相似、相同、相通、相容、相互轉化、相互補充的可能、依據與現實方法。

鄧小平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合理邏輯
或就是資、社共和，
就是不同政治面共存、共生、共競、共贏、共和，
這，或就是中國式的共和主義，
也即是源自幾千年前而今再復興光大的中式和文明！

戈巴契夫與鄧小平幾乎在同一時間分別主導了蘇聯與中國的改革，結果前者失敗，成為蘇聯和俄羅斯的罪人，而後者成功，成為受人尊敬的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當年蘇聯和俄羅斯的工業化程度領先中國不少，戈巴契夫理應比鄧小平容易成功，結果卻相反。為何？從兩人的經歷可以看出端倪。

鄧小平身經百戰，在抗日戰爭和第二次國共內戰期間，他持續擔任大部隊的政委，肩負一個大區域(如華中、西南)的軍政全責。中共建政後，1954年鄧即已出任國務院副總理，但是他卻「三落三起」，到1978年才成為中國的最高領導人，推動改革開放時已74歲。

根據維基百科，1931年戈巴契夫出生在俄羅斯的斯塔夫羅波爾邊疆區（屬北高加索）。他於1955年在莫斯科國立大學獲得法律學位，畢業後回到家鄉。戈巴契夫起初任職於地方共青團組織，迅速獲得升遷。1963年，他被提拔為斯塔夫羅波爾農業部門的黨委領導。1970年，戈巴契夫被任命為斯塔夫羅波爾邊疆區的黨委第一書記。雖然斯塔夫羅波爾邊疆區只是面積6.6萬平方公里，人口不到3百萬的小地方，這邊疆區很受蘇聯高階領導人的重視。作為斯塔夫羅波爾地區的負責人，戈巴契夫在1971年自動成為蘇聯共產黨的中央委員。

1978年戈巴契夫離開斯塔夫羅波爾邊疆區，開始其中央任職，起初進入中央委員會裡的農業秘書處。1979年，他成為政治局候補委員，一年後成為蘇聯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員。在安德羅波夫統治期間（1982-1984），戈巴契夫已成為最活躍的政治局委員之一。安德羅波夫去世後，繼任者契爾年科隔年又去世了。1985年戈巴契夫被選為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即蘇聯的最高領導人，時年僅54歲。

鄧小平的一生經歷極其豐富，曾「三落三起」，並且在1952年進入中央以前，曾擔任大區域的地方最高長官多年。對比於鄧小平，戈巴契夫在擔任蘇聯的最高領導人之前是一生順遂、少有波折，他只在家鄉斯塔夫羅波爾邊疆區的小地方曾經獨當一面，1978年進入蘇聯中央，當時蘇聯共產黨的高層已有需要大幅改革的共識，戈巴契夫適時表現為年輕的改革派，雖無特別突出的貢獻，很快就獲得共產黨高層的欣賞並賦與權力。

一個大國的大幅改革絕不容易，以戈巴契夫的資歷，他對蘇聯根本缺乏全面的瞭解，他要改革蘇聯的制度，就像瞎子摸象，也像小孩玩大車，根本毫無辦法，於是他只能試圖照抄西方的制度，因此被西方的顧問（包括政客和資本家）騙得團團轉，導致蘇聯的解體和經濟崩潰。

蘇聯共產黨犯的大錯是挑選出戈巴契夫這樣沒有多少治理經驗的人擔任最高領導人。中國共產黨絕不會犯這樣的錯誤，譬如習近平在擔任最高領導人以前，已經擔任過浙江省和上海直轄市的地方最高長官，治理經驗非常豐富。

第一份對台白皮書，應算在鄧小平的頭上。

江澤民在1995年之前，還沒抓到實權。他有實權的證據就是95年初發表了江八點，這八點才是他的東西！是他在兩岸議題上首次向世界發出了啼聲！

江澤民89年因六四風波上台，當上了總書記以及第三代領導核心，但誰都知道，第二代領導核心仍然在視事，要不然92年小平同志的南巡就不會有人理了！

江澤民真正掌握軍權也是95年才開始，雖然江在89後就因鄧辭去中央軍委主席而兼任了這個位子，但鄧讓老將劉華清與張震復出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實際上架空了江的軍權，一直到95年江才藉劉、張矛盾，以及鄧實際已因健康惡化不能決斷政事，拿下了軍權！

所以，第一份白皮書當然是鄧小平拍板的。江在這份白皮書中的份量很輕，只有願與國民黨就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逐步實現和平統一進行談判」的主張，掛在他身上。而實際上，這主張究竟是他的還是鄧的，還很難說。

可是，他剛掌權，李登輝就去訪美，權力還沒有穩固的江，就只能聽任鷹派將領以試射飛彈發洩怒火！

第二份當然就是江自己的，這不必說了！這時鄧已去世三年了。但老李都提了「兩國論」，這份白皮書的公布很被動，也是最憋屈的時刻。這時，中國連WTO都還未加入！在國力的限制下，面對兩岸的情境，說多難受就多難受！

習近平提第三份白皮書，真的已然不可同日而語！不但有了劉華清當年羨慕不已的航母，甚至還有了電磁彈射器，戰機則隱形的戰鬥機、艦載機都已陸續問世，連隱形轟炸機都快完成了；探索太空的事業更到了月球背面、帶回月壤，在火星上逡遊，建了太空站。

藍、綠只會叫一下反對！能改變什麼呢？歷史的大勢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去世，當時毛澤東在中國，是黨，是政府，是真理。他去世時留下來的是，一個全面落後的中國，等著奪權的四人幫，繼承人華國鋒，和一個三次被鬥而沒死的鄧小平。

不到一個月，10月6號，在毛澤東評語中「忠厚少文，不蠢不笨，大公無私」的華國鋒一舉拿下四人幫，而且為暫時穩定局勢，在治國方面，華國鋒提出「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安定政局。

華國鋒拿下四人幫，然後再用兩個凡是，穩定政局，對中國的國運，至關重要，所以最近在華國鋒100週年誕辰時，中國官方對華國鋒的評論是「做出重要貢獻，將永載史冊，永垂不朽」。

此時中國已經明顯知道毛的那一套不行了，要改，但是怎麼改，不知道。1977年7月，鄧小平復出，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5月12日，《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轉載這篇文章，表現出中國現實主義的特點，走出準備改革的第一步。1978年12月25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批「兩個凡是」，華國鋒隨後作了自我批評，並結束了他的最高領導生涯，這一刻，標誌著華國鋒過渡時期的結束，鄧小平改革開放時代的開始。

鄧小平，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他領導的改革開放的態度和方法很簡單，就是：

1. 不管黑貓白貓，會抓老鼠的貓，就是好貓。
這個其實就是不要講什麼大道理，要的是能解決問題的辦法，管用最重要。

2. 摸著石頭過河
第一，河必須過，改革必須進行。
第二，沒有橋，沒有現成的經驗和辦法，世界上任何方法，可搬的搬，可用的用。
第三，但是水可能很深，要摸索著過，有風險。
第四，慢點走，站穩了，再走下一步，多實驗，成功了再推廣。

總之，改革開放強調探索，也強調穩妥。下列為三個重要的實例：

1. 傻子瓜子

年廣九(人名)，賣的瓜子又便宜、又大、又好吃，所以一下就打出名號，他自己乾脆取名「傻子瓜子」，因為生意越做越大，一個人忙不過來，雇了100多個人。一時間輿論譁然，這不是解放前的資本家又回來了嗎？當時就吵成一團，鄧小平不爭論，說：「不要動，先放一放，看一看」，三年之後，確認個體戶及行業不會對國有企業構成危害，所以這個問題就自然而然解決了，這是一個標準的摸著石頭過河的例子，解決了大陸個體戶的問題。

2. 包產到戶

1976年，大陸還是人民公社，吃大鍋飯，可是收成低下，大家都吃不飽。1978年11月24日，安徽鳳陽縣小溪河鎮小崗村生產隊的18位農民簽下生死狀，將村子的土地公開承包。結果第二年成效大好，18戶農民裡有12戶，生產的糧食超過了萬斤，油料產量超過自開展合作化以來20年的總和，社民收入增長6倍。

隨後一些別的村也效法，事情變大，就引起激烈的爭論，認為「包產到戶」不是社會主義的方向，犯的是機會主義和修正主義的錯誤。最後數字一再表現出，包產到戶的生產都大大增加，而堅持「大鍋飯」的村，只是平產或者減產。1980年，鄧小平以數字說話，一錘定音，1981年，《中央一號文件》正式開放雙包到戶，確定為社會主義性質的生產責任制，從此中國農業走出人民公社。

3. 經濟特區

冷戰時代亞洲四小龍利用這樣的經濟策略，成就了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奇蹟。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在缺乏對外經濟交往經驗與法律系統不健全的形勢下，建立經濟特區，為中國大陸進一步的改革和開放，及擴大對外經濟交流起了極為關鍵的作用。

1979年7月，在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市試辦為出口特區，1980年5月，出口特區改稱為經濟特區，經濟特區允許特殊的經濟政策和經濟管理體制，建設上以吸收利用外資為主，為改革開放之初，改革開放思想的重要內容，這就是「試點」。由於經濟特區的成功，而後衍生而出的上海浦東新區和天津濱海新區，現在更有海南島全境，及新疆等多地經濟特區的成功，對改革開放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經濟特區，從開始的採用，到以後的推廣，充份表現出黑白貓理論和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

但是中國也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要摸著石頭過河，有一些有關國運的重大事件，能早一天完成就早一天，一天都不願意等，下面列擧兩例：

1. 恢復高考(等同台灣的大學聯招)。鄧小平1977年7月復出，他的第一個工作就是主管科技教育，當時1977年的高考已經來不及了，但是他不願意等到1978年暑假，所以決定就在1978年初的寒假恢復高考，而且不限制考生的出身，任何人都可以參加。隨後恢復知識份子的榮譽，全國開始重視教育。大家都可以了解，這個決定對整個國家前途發展的重要性和急迫性。

2. 盡快確定全國幹部的退休制度 (參見《大陸的官員任免制度：選賢任能、問責究責、限齡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