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田總督，東京帝大英法科畢業；歷任警保局長，縣知事，1924年，加藤高明內閣，任警視總監；1929年，擔任關東州長官；霧社事件後，石塚下台，由其接任；世界經濟大恐慌下，日本內閣為民政黨濱口內閣，民政黨系的太田任期，因1932年2月總選舉，政友會大勝而中斷；故僅在任一年多而已，下台後出任民政黨總務。
傳統的日本是個階級性的社會，社會差序明顯，過短的任期，送往迎來之外，理解現實情況的時間不多，如何能夠深刻地切入問題，推動重要的政務？更何況，政黨政治的現實中，彼此的鬥爭往往是最優先的政務，與民生少有關係。其任期中，實難有政績。有之，概要如下。
關於霧社事件與其後番政方向
在霧社事件上，太田1931年上任後，雖曾強調以人民生活之融洽為治理的基礎，但是對於霧社事件的善後問題，反日番六社，事件後，由原來的381戶，1237人，餘生者僅670多人，多是老弱婦孺；當局欲將之遷移到一較易管制的新地方，餘生者大多猶豫不決；該年4月，日警當局任由「親日番社」夜襲前述餘生者；殺人、焚屋。旁觀的日警將此役避難者收容之，僅得172人。事後，日警對暴行的親日番給予監視；同時，將其過去所貸與的槍械85枝、子彈2119粒收回；並將其所斬首級100個全埋於該新管制區下方。
12月底，提出理番政策大綱；其中似乎確實當局有自我省察之情況；如，所謂「番人經濟生活之現狀，雖以農耕為主，……方法至為幼稚，將來應為獎勵其集約耕地方法，或為集團移住，以謀改善其生活狀態……尤應慎重考慮，不得有壓迫其生活情事。」，即是；其所諄諄提示者應只是「理所當然」之事，何以必須「慎重考慮」而後才實行？
另，關於「番人之教化……致重實科教育，且授以應付日常生活之簡單之事為目標。」，似乎是針對霧社事件的現實中，曾受最高教育的花岡一郎，在該血腥事件發生時，竟然絲毫沒有能產生親日作用的現象，所檢討的結果──當局沒有檢討自身的錯誤，只是檢討原民的錯誤──師範教師的知識水準可以看懂霧峰分室內所有「歧視歷歷」的檔案文件。〈不是人類；不需依法處置；番區警察無須經過考試；棄婦政策……等等〉
關於台灣民眾黨解散與農組、文協的發展及蔣渭水之死
1920年代是大正民主時潮的末期，我島先民在此期間曾發動了相當明顯的社會運動的能量，那當然是當局所不樂見的；尤其是前述很傷當局在國際社會顏面的「反對鴉片新特許運動」與其公開表示同情於「霧社事件」，請求調查的態度，都是讓當局不滿的；更何況，1930年底，當局新完成的嘉南大圳工程，在一個中型的地震之後，竟然堰堤工程震損了360尺，雖然當時是冬天枯水期，只是一片汪洋，沒有造成大害；這些對於殖民者的威望都是相當大的打擊。
更何況，據稱嘉南大圳地區的棒球隊之間，還產生了如此的狀況：
「日本時代有日本人跟台灣人的差別，這個很清楚，跟日本人一起工作就知道了，……地位就是不一樣。……當時在嘉南大圳的時候，有幾隊是日本人的，那個時候只要遇到日本人，我們就打得很認真，打贏了很爽。運動場上台灣人是沒有『客氣』的。運動場是實力的世界，贏就是贏。」
由於當局明顯的對日台員工差別待遇，據稱對日籍員工不但薪資外有津貼，並且各種設備如員工宿舍、子弟小學、球場、泳池、交誼廳無不具備；而我島民的住處簡陋之外，僅得「特許合法賭博」而已──讓人簡直要想起「特許鴉片吸食」的慘史。
1931年1月就任的太田總督，2月，乃以解散的命令打壓當時因「反對新鴉片特許」而聲勢高漲的台灣民眾黨。而此時，恰當台灣民眾黨內部的右翼分子凝聚分裂成為「台灣地方自治聯盟」之後；日殖當局當然樂見該黨內部裂解，無形地就是扶植該右翼團體的成長。真是在政治上相當高明的操作。同年6月，在大檢舉共產黨的逮捕之下，因農民組合與文化協會的高層長期受共黨份子滲透；共黨份子之入獄，兩左派組織都失去了活動力。
最後，應該一提的，是民眾黨魁首蔣渭水之死；其人出自民間，曾在我島最早的偉大社運，降筆會戒吸鴉片運動中，以乩童身分深入其中，而後受到中西教育薰陶而不忘其愛鄉的理念，終於成為我島社運中間統一戰線的主催者！可惜其人，竟然死於該年的8月5日。
我島的社運此時失去了這一位重要的領導人；官方宣布其為病死於傷寒；但是當時傷寒雖是法定傳染病，對於醫生絕非絕症；然而，據稱其醫生為台大醫院的主治醫生是一日籍醫生；民間傳說中，農民組合的陳昆侖稱「蔣渭水的症狀只是腸炎，很可能是被毒殺的。」；當年著名的人權律師、宜蘭同鄉陳逸松則說「當時盛傳係遭日本醫生毒手」。而今史書對於「盛傳」之事，竟然都不提及了。我島學界之自謂具主體性者，其云乎哉。。。
「國語普及十年計畫」
當年，這當然是一個重要的大問題；因為，我島先民在1920年代以前，官方並不真心推動「同化政策」，只有不得已的時候，才表態一下。實際上，所謂「同化政策」只是當年天皇曾經提過「一視同仁」；同時，殖民者對被殖民者一番姦淫擄掠與大攘逐殺戮之後，竟宣布將進行同化政策，那是多麼巨大的輕蔑？在血跡未乾的當年，所謂的「同化」，怎可能真實進行？
此時，在時代的壓力下，當局日漸發現我島民在其所謂「成為日本的手足」之目標下，首先必須面對的，就是如何才能與我島民溝通的問題，也就是國語普及的問題。這就是太田總督在壓制種種社運後的重要關注。在檢討理番政策時，自然也觸及此問題；而曾有「國語普及十年計劃的提出」。
此時，內地標榜「政治革新」的血盟團發動恐怖行動，先後暗殺前藏相井上准之助與三井財閥團琢磨。。。查出事件與海軍關係，但日警不敢行動。日本內地情勢如此，我島上官僚應該如何「跟進」？
此時的特殊情況，日人在我島上所見有將該十年計畫，發起時間訂於太田總督名下者，他是當時的民政黨人；也有將該計畫訂於1933年者，指是後來的中川總督所訂立者。何以出現此差異，是否可能來自中川為政友會背景，兩者間有「諉過搶功」的問題？
奮 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