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各方面的歷史證言看來，台灣光復，李登輝從日本回台，起初是寄住在未過門的妻子曾文惠的娘家，後來就搬到古亭町螢橋附近一棟名為「普羅寮」的日式房子。
普羅，即為普羅階級(Proletariat)的簡稱，在社會科學的意義上指的就是無產階級。至於所謂「寮」，也就是日文的「宿舍」。因此，普羅寮也就是指「無產階級的宿舍」。由此可知，李登輝當時的思想狀態的確是相當左傾的。
一九九四年三月廿二日早上，李登輝在普羅寮時期的密友郭明哲先生，終於打破向來不談李登輝往事的態度，向我談起他所知道的李登輝及普羅寮的一些往事。
郭明哲(1921-1998)，生於日據時代大甲頂店里小地主家庭，就讀台中一中三年級時，參與反日的秘密活動而以「間諜罪嫌」被捕，因未滿十八歲，拘留五十天後判處「不起訴處分」。台灣光復後，參加謝雪紅領導的「人民協會」，並與大甲地區的青年共組「社會科學研究會」；一九四七年九月，擔任南投縣信義鄉同富國小第一任校長；一九四九年冬天被捕，但因「無為匪活動具體證據」而被保釋；一九五0年七月，再被檢舉為「謝雪紅留台幹部」而被捕，同年十一月，判處有期徒刑九年；一九五三年四月，又因「交待不清」再被提訊，歷經艱苦的偵訊鬥爭後，改判有期徒刑十五年。
早在一九八八年六月號《九十年代》月刊，南方朔即在<李登輝的共產黨背景>一文揭露有關郭明哲與李登輝之間，「一個政治犯圈子裡廣為人知的故事」:
「李登輝在台大唸書時 (和另外三個同學一起在學校外面租房子，四個人合住一間。這四個人均左傾。)，三名室友中，兩名已被處死，另一人曾長期入獄，此人即台灣政治圈子裡有名的郭明哲。此人性格爽朗，穿著隨便。他出獄後，李登輝已當了台北市長。有一天郭明哲心血來潮，突然到市長官邸想看看老朋友。他邋邋遢遢的走到位於台北市徐州路的市長官邸求見，聲稱自己是市長的老朋友。警衛看他的打扮，不相信市長會有這樣的老朋友，拒絕為他通報，兩人就這樣大聲小聲的吵了起來。吵聲驚動了在裡面的李登輝，他出來一看是老友，就叫『明哲兄』，郭明哲就叫他『戽斗仔』(台灣人稱下巴長而向外翹者為『戽斗仔』，李登輝是典型的『戽斗仔』)。兩人遂攜手入廳談話。經過這件事之後，李登輝的警衛再也不敢『狗眼看人低』了。」
南方朔所引述的這個「故事」，顯然是根據《前進》等黨外雜誌的「八卦」報導。據郭明哲先生說，它與事實有一段距離。首先，郭明哲就不是李登輝的台大同學，也不是李登輝的三名室友之一。
故事還是從普羅寮講起吧！
郭明哲告訴我，據他所知，普羅寮的房子原本是一棟日本人的宿舍，台灣光復，日本人遣返以後，一個任職水利局工程師的台灣人陳振基就把他接收下來，做為宿舍。陳振基畢業於日本九州農專，在千葉高射砲兵部隊服役時，恰好與當時名為岩里政男的李登輝，分配在同一隊，兩人因此成為好友。後來，陳振基即將調職岡山水利局，就把房子讓給還沒有固定住所的李登輝，以及正在就讀台大經濟系的小舅子柯耀南，一同使用。再後來，柯耀南又介紹了張如松和張世輝兩個大甲籍的兄弟，搬來同住。
張如松畢業於台中師範，當時在台北市日新國校教書，一九五三年九月五日因案槍決；張世輝當時就讀成功中學，一九四八年也考進台大水利系，後來「自首」。因為郭明哲是張氏兄弟的表哥，所以，當時在大甲擔任國小老師的郭明哲，在寒、暑假期間上台北的時候，就到普羅寮打尖。因為這樣，郭明哲認識了李登輝。同時，也因為兩人的年齡(郭明哲大兩歲)與思想傾向都比較接近，所以交情也比較深。
郭明哲記得，當時李登輝的房間裡擺滿了各種左派書籍，同時在書桌面對的牆上還貼了一張列寧的照片。當時，他和李登輝都把列寧當作「革命的導師」。有一次，李登輝看完一部蘇聯的電影後，還笑著告訴郭明哲：「我發現列寧和我一樣，都是『戽斗仔』哩！」郭明哲發現李登輝在言談之間表現著一種「與有榮焉」的得意神情。
普羅寮的幾個台灣青年後來也搞起了讀書會。郭明哲曾經建議李登輝等四人讀一些日本新潮社出版的「世界文學大集」中具有階級意識的小說，他們也都讀了。其中一本是法國作家寫的《地主》；郭明哲認為讀這本小說，對心理分析有用。另外，他印象比較深刻的是一本日本女孩所寫的日記體小說，主要描寫戰爭時期的窮困生活；郭明哲聽說，當他假期結束，回台中以後，他們四人仍然繼續再讀這本書，而且每次開飯前(他們合資請了一位三輪車夫太太給他們做飯)，總要先唸一段再開動。
一九四七年九月，郭明哲前往南投縣信義鄉同富國小，擔任第一任校長，因為交通不便，就沒再去過普羅寮了。但是，李登輝還是與他保持通信聯絡。李登輝不但和他討論畢業論文的大綱要怎麼寫的問題，也告訴他「脫黨」的事情，說「我不是鬥爭型的人，所以我要離開……」李登輝同時還問他：「我那一大堆馬克思主義的書你要不要？如果要的話，你就拿回去。」
郭明哲心裡明白，「戽斗仔」已經決心背離馬克思主義的革命道路了。
儘管如此，郭明哲在火燒島坐牢期間，李登輝還是經常寄書給他，其中包括日文的統計學以及他發表過的論文抽印本。郭明哲認為，從李登輝論文裡頭經常引用《資本論》的內容看來，當時的李登輝至少在學術上還是信仰馬克思主義的「進步」學者。
一九六五年，郭明哲出獄的時候，正是李登輝前往美國康乃爾大學攻讀博士的前五天。郭明哲回到大甲老家以後，隨即前往台北拜訪李登輝；儘管他穿了一套表弟送他的西裝，可看起來就是一副「鄉下人」的土樣。他按了李登輝家的門鈴，給他開門的曾文惠問他「那裡來的?」郭明哲只簡單地回說一句:「台中。」沒想到，曾文惠立刻很熱情地招呼他：「哦！你是郭明哲先生嗎！」顯然，李登輝還經常向她提起這位老朋友。
有一次，喜歡讀書的郭明哲寫信向已經是政務委員的李登輝借一本新出版的日文書，李登輝卻回信勸他說：「你都已經四十幾歲了，不要再讀那些書了，去賺錢吧！我建議你去開一個新型的牧場，我可以想辦法替你借錢……。」隨著李登輝進入國民黨的官僚體制，他對待老朋友的態度也逐漸冷淡了。郭明哲知道，他和李登輝已經越離越遠了。
郭明哲第二次去找李登輝是在他當台北市長的時候。但是，兩人見面的實際情況卻與南方朔所描述的情景，大為不同。事實是，郭明哲被官邸的警衛扣起來，然後李登輝出來，看到是他，才讓他進到屋裡。「喝茶吧！有什麼事趕快說！」李登輝的態度和以前完全不同。這時候，李登輝的老婆從屋裡來到客廳。儘管郭明哲第一次來訪的時候,他還沒有報名，她就知道他是誰，可她這次卻冷淡地問李登輝說：「他是誰呀！」
李登輝擔任省主席期間，曾經利用視察大甲的機會，前去探望隱居老家的郭明哲。李登輝大概是看到郭明哲的經濟狀況不是很好，就問他說：「你有什麼需要我幫忙的地方，儘管說。」可郭明哲卻回答李登輝說：「我只有一個希望，那就是國民黨趕快倒！」
從此以後，李登輝再也不敢去看望這位年輕時候的老朋友了。一九九六年「台海危機」發生以後，郭明哲擔心「個性激昂起來就會衝動」的李登輝會挑起兩岸的戰爭；剛好，國民黨為了替李連拉票，邀請了曾經擔任過台中縣民意代表的人聚會。郭明哲估計李登輝本人一定會到現場拉票，於是就陪同曾任縣議員的妻子前往，想要找機會勸他：一定要妥善處理兩岸關係。
郭明哲的妻子在合拍全體紀念照的時候，就設法站到李登輝的後面。她估計，按照習慣，李登輝拍完照，一定會轉身向大家握手。事情果然按照她的判斷進行。當李登輝轉身向她握手的時候，她就用日語告訴李登輝：「我是郭明哲的妻子。」李登輝乍聽之下，也毫不掩飾內心的激動，問她說：「他有來嗎？」然後，他就無視於現場大小官僚政客的注目，跟在她的後面，見到了正在會場樓梯轉角處抽煙的老朋友郭明哲。
然而，言者諄諄，聽者藐藐！李登輝在兩岸關係的路上，一意孤行地越走越遠了。兩年後，郭明哲寂寞地病逝。李登輝隨後又更進一步提出可能引爆兩岸戰爭的「兩國論」……
奮 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