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中央國台辦主任宋濤三月30日親自宣佈：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邀請在台灣的中國國民黨主席鄭麗文組團，於四月7日至12日赴江蘇、上海、北京訪問。宋濤特別說明這是基於「鄭麗文就任以來多次表達希望訪問大陸的意願」。同日，鄭麗文在台北也舉行記者會說明接受央請訪陸，並表示「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又說「全世界都是奉行一中政策、不支持台獨的共同共識」，為訪陸定下基調。

鄭主席宣佈訪陸行程後，直到返台帶回大陸宣布的十項惠台措施，綠營黨政軍及側翼名嘴自是提醒、警告、酸言酸語，無須贅述。

算起來，上一次國民黨在任主席訪陸是2016年洪秀柱短暫出任黨主席的時期，距今已近十年。因此，鄭麗文訪陸會晤習近平，也有國共兩黨再次破冰的意味。如今鄭主席訪陸之行順利結束，接著如無意外，五月15日美國總統川普將訪問北京，全球更會關注「川習會」，在我們台灣社會，朝野政黨關心的自是「川普會不會出賣台灣？」台北外交部政務次長吳志中接受「彭博社」(Bloomberg)專訪，直言「我們最擔心的是台灣問題被擺上習近平和川普總統談判的菜單上，沒有任何事情是百分之百確定的」。

這個問題其實就是說美國與中國大陸對話，必定觸及台灣議題，我們如果沒有參與，沒有發言權，他們雙方達成的任何大小結論，就等於我們被邊緣化。2018年川普總統第一任期，美中貿易戰初起，蔡英文總統受訪時說在國際變局中，「我們是棋手，不是棋子」，點出了台灣社會的憂慮。稍後在2024年，拜登總統的國務卿布林肯出席慕尼安安全會議，直率講評國際局勢就是「如果你不在餐桌，就會出現在菜單上」，警告各國必須選邊站－且須選對邊，否則就落入「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境況。

我們在台灣大概多有這種必須選邊的壓力，2022年二月俄烏戰爭初起，民進黨政府很快就跟隨美國，開始抵制、制裁俄國，民間踴躍捐輸烏克蘭，當時的普遍認知是：如果我們今天不幫助烏克蘭，明天台灣有難，誰會來幫助我們？這也是一種「選邊」的意思－是選擇站在美國這一邊。所以我們究竟是「入席」的獨立棋手？還是跟班跑腿的「選邊」扈從小弟？有三件事可參考反思：

一是俄烏戰爭後跟隨美西方國家杯葛抵制俄羅斯，西方陣營列出工具機種類的系列清單不許銷售俄國及土耳其等可能轉口貿易的地區，我方在清單上再擴大加碼，搞成任何種類的工具機均禁止，俄國原是台灣工具機出口的最大買家，如今清零了，重戕我產業。

二是中東戰事爆發以來，我們不但不聲援巴勒斯坦，反而逆向捐款協助以色列在約旦河西岸的非法屯墾區設置醫療院所。這背後有沒有美國老大哥指點的影子？

三是巴西駐台代表日前接受台灣媒體專訪，輿論只注意到他講巴西政府奉行「一個中國」政策，不承認台灣是獨立國家。其實他在訪問中提及巴西是農業大國，也是牛肉輸出大國，目前可零關稅輸出牛肉至美國。但是他們代表處努力了十年，向我方政府各部門提出申請，迄今仍未獲准牛肉出口至台灣。原因？

讀者想想：如果價廉物美又安全的巴西牛肉獲准敲關入境台灣，勢必在市場競爭排擠了美國牛肉，這怎麼可以允許呢。試問我們是否已經選擇依賴靠攏美國了，這算是入席嗎？

再回到兩岸關係議題，台灣如何方能成為入席的棋手？在下認為：中國國民黨應勇於表達三個立場－反對台獨、支持統一、一國兩制，爭取在兩岸關係的主動參與。

反對台獨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自從去年十一月鄭麗文當選國民黨主席以來，一再陳述的都是「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悄悄地改變了前任主席朱立倫堅持的表述立場。例如2022年九月朱主席公開說：

「九二共識在國民黨的黨綱中規定非常清楚，就是『九二共識、一中各表』，原汁原味且不能改變，這是國民黨堅定的立場」。

我個人認為朱主席的講話是扭曲了當年海峽兩會達成的共識條件，「九二共識」的內涵其實主要在於「一中」。鄭麗文避開了「一中各表」，以「反對台獨」替換添補。這在兩岸關係的定位上，是重新拉近了過去因「一中各表」而使國共雙方難以無縫銜接的尷尬。

「一中各表」的陳述就是「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對等關係，隱含兩個中國的「兩國論」，無論是(一)李登輝的「特殊的國與國關係」、(二)張亞中的「一中三憲」，甚或最近(三)雷倩提出的「四島橋接」建議中共讓香港、澳門、海南島與台灣整合某種自治實驗特區的經貿關係，都是中共難以接受的！因為上述的三種陳述中雖然看似曲折(李、張的憲政新銓)、雖然聽似摩登(雷的「橋接」)，都隱含想拖延兩岸問題終極解決的時程。然陸方所堅持的其實只有問台灣朝野政治人物簡單一句話：

「台海兩岸關係到底是不是一個國家？」

去年底，台灣的海基會董事長吳豊山突然宣布辭職，他說是想「體貼總統的人事佈局」，又解釋說他曾想恢復兩岸對話來突破僵局，向對岸有關方面傳達期望釐清「九二共識」，但對岸回覆「沒有再釐清的必要」；他再表達希望以「兩岸同屬中華民族」為兩岸公約數來推動對話，卻遭層峰回絕，有志難伸，只得退位讓賢。

前副總統呂秀蓮也曾倡議兩岸關係是否可從「一個中國」微調為「一個中華」，無非也是「兩岸同屬中華民族」的概念框架。北京會接受嗎？我認為這是徒勞的。

其實，幹嘛這麼絞盡腦汁作文比賽！「九二共識」的共識就是「兩岸同屬一個中國」，也是我國《憲法》增修條文所寫「為因應國家統一前」的意思，故海峽兩岸關係是「尚未統一，但從未正式分裂為兩個獨立國家」，本人去年曾有長文著墨於此(相關報導《風傳媒》：姜保真觀點：國民黨的三個工程－贖罪、除魅、和統)。

「反對台獨」就是體現了「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真諦。這四個字裡沒有朱立倫的「一中各表」，也沒有馬英九「不統不獨不武」的模糊。「不統」就是「獨」，而「不獨」就是「統」，怎麼可能既不統也不獨的「維持現狀」？耍玩「白馬非馬」的文字遊戲是沒有實際意義的。

支持統一

不少有識之士曾指出國民黨似乎只想要兩岸關係的「和平」，但不談「統一」，只想享受和平紅利，絕口不提「國家統一」。鄭主席訪陸歸來，同行者受訪時再三地說對方「沒有講統一」，想以此安撫台灣社會民心。但像這樣天長地久「沒有統一」的兩岸和平關係，可能嗎？

反對統一者，常常是執著於國號之爭。然而形成「九二共識」的兩岸兩會1992年十一月香港會談，台灣海基會的論述是：

「在海峽兩岸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的過程中，雙方雖均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但對於一個中國的涵意，認知各有不同。」

大陸海協會的論述則是：

「海峽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努力謀求國家統一。但在海峽兩岸事務性商談中，不涉及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

結束香港會談後，雙方後續函電來往中，海基會去電表示：「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但是對於它的涵意，雙方同意用口頭聲明各自表述。」海協會稍後回覆：「既經台灣有關方面同意，我會敬表尊重並接受。」

顯然，在「九二共識」的內涵中是有「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及「努力謀求國家統一」的前提，而認為怎麼定義「中國」可暫略不表，「對於一個中國的涵意，認知各有不同」或「在海峽兩岸事務性商談中，不涉及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而非將「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定格對等化、分離切割化。正由於有了上述「國號暫略不表」的兩岸共識，方有後來1993年四月在新加坡舉行的「辜汪會談」及簽署多項協議以及後續的兩岸通商、通航、通郵。

簡單歸納來說，「九二共識」是針對海峽兩岸用什麼身份名號來磋商民間交流衍伸的爭端而達成的共識，那就是我們雙方同意同屬一個中國。而更早的1987年四月，蔣經國總統解除台灣地區戒嚴，同年十月開放台灣民眾赴陸探親，都可視為「國共/兩岸」的和解開端。

過去的兩德及兩越，今天的兩韓，確實都已是具有國際法人身份資格的兩個獨立對等國家，兩德與兩韓各自擁有建交的友邦，均加入聯合國為正式會員國；南北越是均以觀察員身份參與聯合國，而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目前自聯合國以降，但凡需要以主權國家身份參與的國際組織，我們都不是會員國；在其他國際組織裏，我方多半是要以一個其他會員國共識能接受的名稱與會，最常用的就是奧會模式的「Chinese Taipei」；在「世貿組織」(WTO)是「台澎金馬關稅領域」(Separate Customs Territory of TPKM)；在「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CITES)是「Taiwan, Province of China」；而雖為創始會員國的「亞洲開發銀行」(ADB)，後來我會籍也被改名為「Taipei, China」；即使是「國際筆會」(P.E.N. International)這樣真正純民間的國際作家團體，我方會籍也被更名為「Taipei Chinese Center, P.E.N.」(國際筆會台北中文中心)，但在台灣正式登記立案的名稱卻仍為「中華民國筆會」。少數例外仍能保有國號參與的國際組織，如有15個會員國的「中美洲開發銀行」(CABEI)，我方會籍是「Republic of China (Taiwan)」，但中國大陸則不是這個組織的會員國。換言之，從未出現過在國際組織中同時有「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情況。

整體來看，我方在國際組織活動使用的名號，都暗示我們與中國大陸母體脫不了關係，使用最多的「Chinese Taipei」會聯想這是「中國的台北」或「中國人的台北」，謝長廷先生曾說他對於「Chinese Taipei」也是不滿意的。2018年的「2020東京奧運台灣正名公投」，堪稱最接近「正名制憲」之舉，然而最後同意票未達最低門檻且少於不同意票，未通過。

民進黨政府對於「九二共識」解讀，認為如含有「共謀國家統一」就是不可接受的，說那是「消滅中華民國」。其實，顧炎武曾說：「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意指政權更迭就是「亡國」，民族傳統文化消亡(如課綱的去中化，中國古史納入東亞史)才是「亡天下」，「亡國」不那麼可怕。前財政部長即監察院長王建煊先生，他家裡陽台插滿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小國旗，但2023年他受訪時表示自己認為先成立的中華民國是大哥，後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小弟，「可是今天小弟發展比大哥好，但我們是兄弟，應該要互相幫忙，應該要和平統一。」試問今天的國民黨有這樣的眼界、胸襟與魄力嗎？

台灣有部份人士對「中華民國」的法統象徵有依戀之情，嚴格說1949年以來的「中華民國在台灣」就是歷史上抗拒國家統一的地方割據政權，若無借助外力護持，是不可能存續至今的。史家提到大明王朝，都是說它亡於1644年崇禎帝自縊於煤山，而非南明永曆帝死於1662，或1683年的台灣鄭克塽降清。1950年三月蔣介石先生在台北自行宣佈「復行視事」，重新出任總統，幾日後向黨內幹部講話：

「我們的中華民國到去年，終就隨大陸淪陷而已滅亡了，我們今天都已成了亡國之民。」

蔣氏的自我剖析，不但符合現實，也與歷史觀點吻合。

我們不妨回顧1971年的聯合國大會2758號決議案是怎麼表述的，它的全案名稱叫做《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Restoration of the lawful right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United Nations)，換言之，提案的阿爾巴尼亞與阿爾及利亞不是要邀請一個新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入會，然後將另一個舊國家(中華民國)排除出去，議案主旨是認為聯合國內的「中國」席位代表權歸屬需要檢視討論，內容文字是這樣的：

「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代表是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決定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並立即將蔣介石的代表從它在聯合國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所非法佔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

上文中完全沒有提及「中華民國」的正式國號，只以「蔣介石的代表」(the representatives of Chiang Kai-shek)稱之，提案者是認為從聯合國成立以來，中國代表席位就是被「竊佔」(非法佔據 unlawfully occupy)，應該「立即驅逐出去」(to expel forthwith)，並「恢復」(restoration)真正原主的權利。此所以今日聯合國網站記錄各會員國入會年份，「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1971年入會，而是寫為1945年的創始會員國，是取代我們國家的國際法人地位，這當然會引人訝異，卻是2758號決議案的本質，是台灣社會少有人知，也不想讓人知道的史實。

脫離中國而創建「新而獨立的國家」若不可能，為何不反向思考與大陸統一的可能性？五月即將登場的「川習會」，川普總統會不會公開講出「反對台獨」或/及「支持兩岸和平統一」，甚或簽署第四公報？我們是被動等待人家說「You have no cards.」好呢？或是我們主動「入席」參與推動兩岸和平統一比較好？

馬英九先生卸任總統後，2018年演講時說「順著憲法的方式來講，不排斥統一的可能性」，又解釋說：

「所謂『不排除』的意思是可能會、也不一定會，必須視條件與時機，如果不是和平的，也不是民主的話，台灣人民不會接受。」

馬先生的言論不盡周全，如果不是和平的統一過程，就會落入俗稱「武統」的陰影，也就談不上人民是否同意、接受。馬又說統一需要「民主」程序，這也令人困惑，他是暗示某種公投嗎？依據聯合國憲章所謂的「人民自決權」，其適用性在於某地區曾受外國武力佔領或長期殖民，當地居民想要透過公投表達脫離原宗主國。對於同一個國家內部相同種族的某個地區，是不能宣稱要以投票方式脫離中央政府的，顯然我們台灣也不適用所謂的「統獨公投」。

我國當前的《憲法》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皆未將大陸地區及人民視為「外國」，如要實施「統獨公投」是有法理正當性的疑慮，如果執政者硬要橫柴入灶，彼岸甚至國際間都難以接受。陳水扁總統先於2004年提出「防衛性公投」未過關，復於2008年再提出「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的公投案，雖有550萬人投下同意票，但仍然未達最低門檻而失敗。2018年紀政女士推動成案的「2020東京奧運台灣正名公投」，然而最後同意票未達最低門檻且少於不同意票，公投未通過。這三次公投案都隱藏「國號正名」用意。

2026年四月，台灣的「民主文教基金會」主辦民意調查，有50.7%的受訪民眾同意「主動面對兩岸統一討論，方能保障安全」；但若再問「是否願意在一中框架下進行統一談判？」則有57.5%的人不願意，僅有29.0%的人願意。這可能是當前台灣民眾的思維，普遍理解不能再對兩岸問題裝聾作啞，但仍然不願意與彼岸在「一中」前提下統一。所以我們需要中國國民黨承擔責任，勇敢帶頭倡議「支持統一」。難嗎？

一國兩制

2019年一月初，習近平出席《告台灣同胞書》40週年紀念會，公開說「九二共識」就是「海峽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首度提出願意與台灣社會探索「一國兩制」在此間如何落實的「台灣方案」。蔡英文總統隨即在同日下午發表公開談話回應：

「我們始終未接受九二共識，北京當局所定義的九二共識就是一個中國、一國兩制，今天對岸領導人的談話，證實了我們的疑慮。」

早在1982年時，蔣經國總統接受美國《新聞週刊》專訪，即表示他不接受「一國兩制」，並以兩岸應該是「一國良制」回應。台灣藍綠白三黨大抵都是同樣的態度拒絕「一國兩制」，但如果認真面對統一問題，我們台灣這方面有沒有更好的方案？

2019年四月22日《中國時報》曾刊出我的投書，文中我提醒國民黨：你們過去有過「一國兩制」的經驗，1928年六月黃埔革命軍攻進北平，盤據東北的張學良並未立即歸順中央，而是與蔣介石談判，至年底方撤下五色旗，升起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達成的協議就是蔣軍不出關，東北財經軍政大權均由張學良主持，過去不屬東三省的熱河也併入東北管轄。這不就是「一國兩制」？國民黨可以勇於面對。

「九二共識」指的是兩岸目前尚未統一時，雙方來往互動的基礎準則，即「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同時也要「共謀國家統一」。統一之後的台灣會是怎樣的情況呢？這是不少台灣人民擔心的，也是政客喜愛藉此搧風點火反對兩岸統一的理由，說統一之後即使有「一國兩制」，也是好可怕。

其實統一不是兩岸關係的終點，反而是無限可能的起點，因為彼岸提出的是「一國兩制」，給予台灣社會相當多的自治自由。我曾引香港回歸中國作類比，他們是「馬照跑、舞照跳」，我們台灣應該就是「晶圓照樣生產出口」。2023年王建煊先生一度想參選總統，他說自己如果當選就會跟大陸談判，要維持我們這邊的自由民主制度，還可以爭取到很多利益，鼓勵大陸廠商多來台灣投資、建設，讓台灣的經濟再發達起來。

可能相當多的台灣人不是認為「一國兩制」對台灣不利，而是不信任共產黨，對中共多有恐懼與蔑視？我曾說這得歸咎於國民黨自兩蔣以來持續妖魔化、鬼魅化中共。而民進黨也不遑多讓，藍綠兩黨接力反共。

統一需要溫情與敬意

2024總統大選前，馬英九先生接受「德國之音」(DW)記者訪問，馬英九表示「就兩岸關係而言，你必須相信他(習近平)。｣如果問我，我會說我也願意相信習近平與中共，認為他們不會在「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大前提下傷害台灣人民的利益、尊嚴與感情。

關於「一國兩制」的具體實踐內涵，北京方面歷年提出過葉九條、江八點、國台辦七點好處…等等，但兩岸的統一問題，是一樁需要理性與感性兼備的任務。錢穆先生曾說我們對於自己所從出的民族母體歷史，應懷抱溫情與敬意。各位讀者覺得我們台灣社會對彼岸大陸還有多少溫情與敬意？捏造謊言說大陸高鐵沒有靠背還在其次，王建煊先生常自嘲「我這隻外省豬」，如果認真計較，四百年前從閩南渡海來台的羅漢腳算不算是外省豬？這樣講下去，豈還有溫情與敬意。

論到兩岸文教交流，我是第一位獲北京批准，組師生團赴大陸參訪的台灣老師。1995年我率領23位興大師生赴北京，行程中我們安排赴西山碧雲寺祭拜孫中山衣冠塚，我請北京林業大學執事人員代備一個花圈，並在輓聯右方書寫「國父」，對方面帶難色說這得請示上級。第二天他歡喜回覆說上級批准了。

沒有分離主義意識，什麼都可以商量。

我在現場，詢問碧雲寺服務人員以前可有台灣團體來此參拜孫中山？他搖頭說有個人或旅遊團來觀光遊覽，像我們這樣來自台灣的團體還有準備花圈三鞠躬的，是第一次見到。

那次行程我們也去了盧溝橋參觀「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在館外巨大的醒獅銅像前也獻上一個大花圈，兩條白色輓聯是我寫的：

甲午戰渤海，倭寇侵我國土，中華兒女哭中華
乙亥履神州，同胞攜手共進，唐山子孫回唐山

從宛平返回北京的車上，陪同的北京林業大學老師對我說：「姜老師，你們那個花圈輓聯是誰寫的？看了好感動。」我笑答是在下撰稿，不知兩聯音韻對仗是否工整？

2009年，我與大陸的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合作，率74位台灣師生赴陝西省舉辦「華夏農耕文化淵源體驗營」，是台灣單一大學往訪大陸人數最多的團體。

這營會名稱是我訂的，讀者可能不知，我中華農耕文化的起源是在陝西省。

營會行程內容也是我與彼岸來回磋商擬定的，有大陸老師講課，有外出參訪農林據點及歷史文化景點如秦始皇陵及黃帝陵。各位，我可比馬英九基金會的類似活動早了多少年。我們在台灣製作一幅紅布字條，在大陸初次掀開時，彼岸師生都為之驚訝鼓掌，布條上寫的是：

兩岸中華兒女
攜手共促復興

各位：習近平先生是在2012年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提出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我可是比習大大早了三年講復興呢。我去彼岸從不飲酒，也就沒有與對方人員勾肩搭背唱卡拉OK「你是我的兄弟」，然而，活動中的兩岸師生都能感受到我們發自內心的溫情與敬意。

1990年十月兩德統一之前，我正在瑞典留學，收聽「德國之音電台」(DW)的英語廣播，人家一再重複一句話「One Germany」(一個德國)，從各角度反覆強調東西德原本就是同一個國家，所以應該儘速統一。這是一份溫情、一種感性訴求。而我們海峽兩岸原本也有的共識就是「One China」－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可近年來少有聽聞此岸藍綠白政治人物再講這個名詞了。失去了溫情的共同基礎，自然也沒了敬意，只剩劍拔弩張的緊張對峙。講統一，何其遙遠渺茫。

1989年我第一次組團率台灣師生往訪大陸，海協會在北京的歡宴上，記得我的致詞是說：「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何況我們是沒有恩怨情仇的一代中國人。」

各位朋友：就讓我用魯迅這兩句詩作結尾吧。誠摯祝福咱們共同的中國。

(*作者為文藝作家，興大農資學院退休。本文係作者於2026年04月25日，應邀出席在台北舉行的「台灣生存戰略研討會」發表短講的內容。)

「赤共」這個說法，其實並非一個客觀分類，而是一種政治標籤與攻擊語言。它在不同時代、不同人物身上反覆出現，背後都有其歷史脈絡與政治目的。理解這個標籤，需要分時代來看。

在孫中山的時代，他晚年為了推翻軍閥、統一中國，採取了聯俄與容共的策略。聯俄意味著與蘇聯建立合作，獲取資金與軍事顧問的支持；容共則指接納中國共產黨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

這些舉措在當時引發了很大爭議，原因有三：國民黨內部本就存在強烈的反共派，共產主義被視為顛覆既有秩序的激進思想，而蘇聯的介入則讓國民黨被懷疑受到滲透。因此，國民黨內的右派與一些保守知識分子批評孫中山「赤化國民黨」，而北洋軍閥則稱國民政府為「赤共」。然而，孫中山的核心理念仍是三民主義，他與共產黨的合作屬於戰略性合作，而非意識形態上的轉向。

到了鄭麗文時代，「赤共/紅共」這個詞已經演變成一個情緒化的政治標籤，不再是指理論上的共產主義，而多半用來形容親中或傾向中國大陸的政治立場。在台灣政治語境中，如果一個人或政黨主張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話、反對台獨或支持兩岸交流，甚至批評民進黨政策，就可能被對手貼上「親共」「中共同路人」或「赤共」的標籤。這種標籤的本質，是用一種簡化的情緒化語言，否定對方的政治立場與正當性。

將孫中山與鄭麗文時代比較，可以發現標籤使用的方式有相似之處，但背景與意涵不同。在孫中山時代，「赤共」的標籤來源於實際的戰略合作，是黨內路線之爭的工具；而在當代台灣，它更多是選舉與輿論上的政治攻擊，用於指控對方在兩岸問題上的立場。換言之，這種標籤無論時代如何變化，本質都是用「敵人標籤」否定對方，只是標的與歷史背景不同。

總結來說，孫中山與鄭麗文都被稱為「赤共」，並不是因為他們真正成為共產黨，而是他們的政治路線被對手以共產或親共的概念污名化。理解這一點，有助於更清楚地看出台灣政治語言的歷史延續性，也能分辨標籤背後的策略與意圖。

鄭麗文此行，在大陸有一撥人，說給她的接待規格太高了，嫌棄她不直接講統一；在台灣有一撥人，從各種細節中挑刺，意圖找出「低規格接待」的證據。這兩撥人是同一種人。

不管以後如何，當前鄭麗文帶給人一種衝破陰霾、積極清新的新鮮感，以及正氣感。能夠打破僵局去溝通，就已經很了不起。中國國民黨如果滿足於當「台灣國民黨」，那種小鼻子小眼睛的狀態就令人不屑。鄭麗文不僅積極溝通，還做得這麼好。

能夠讓事情朝向流動的、往前的方向發展，就是好的趨勢。鄭麗文早期在民進黨，想必是看不上當時國民黨的陳舊、腐朽的氣息，後來離開民進黨，是因為民進黨也已經開始變質，從早期用理想主義吸引人，開始轉變成他們自己討厭的樣子……

這股陳腐之氣，如今就在民進黨身上以及國民黨的保守派那裡展現得淋漓盡致。民進黨沒有能力也不可能帶領台灣走向獨立，於是就龜縮，恐嚇民眾中共多可怕，以此騙選票。川普都一再想來訪華，你民進黨是有什麼資格可以一直言語挑釁拒絕往來？國民黨保守派也是沒出息，一味只想靠美國，跟隨民進黨的敘事邏輯強化本土意識。這兩種表現都很缺乏主體意識。

希望鄭麗文這種立足於國家民族格局思考問題的作風，能夠給更多的台灣人帶來深入的思考。

早期藍營的板塊遠大於綠營，阿扁當選總統是因為藍營的分裂，但在馬英九第一次當選總統後，藍營的板塊就持續的逐漸縮減，導致輸掉最近三次總統大選。鄭麗文擔任國民黨主席將近半年，敢言敢衝，敢與綠營直球對決，並且不懼抹紅，出訪大陸，為台灣爭得不少實質利益。這些作為看來有望扭轉藍營選總統三連敗的劣勢。

鄭出訪大陸確有一些風險，若双方稍有失言，必定被綠營大肆抹紅而失分。所幸在6天的行程中，習近平不提統一，鄭的發言激勵人心，中規中矩，不曾失言，綠營當然仍會抹紅，但空洞的抹紅傷不了鄭和國民黨。

藍營的板塊持續縮減，輸掉最近三次總統大選的主要原因在於，綠營長期宣揚和灌輸其意識形態：
台灣人不是中國人，台灣人當然要「愛台灣」，中共和中國想要併吞台灣，因此台灣人要「反共」「反中」，不接受「九二共識」。「反共」「反中」的另一理由是台灣實行自由民主制度，優於大陸的共產制度（也因此全面「親美」）。
國民黨來自於中國大陸，與中國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因此是「親中」的。
民進黨是本土政黨，既「愛台灣」，也「反共」「反中」，不接受「九二共識」，因此台灣人應該支持民進黨，而反對「親中」的國民黨。

綠營長期宣揚上述的意識形態，藍營起初還能加以反駁，到2016年初蔡英文在總統大選大獲全勝以後，藍營的政治人物大多不敢再與其抗衡，反而是「拿香跟拜」，既不敢「親中」，更不敢自稱中國人，也對「九二共識」模稜两可。藍營於是被稱為「獨台」「華獨」，幾乎成為綠營「台獨」的跟從者，藍營的板塊因此持續的逐漸縮減。

鄭麗文是洪秀柱之後，第一位正面挑戰綠營意識形態的藍營大咖。她自稱中國人，並要讓台灣人能驕傲的說「我是中國人」。她強調，綠營的「反共」「反中」很可能導致台海戰爭，她因此主張，「愛台灣」就要「親中」，以維護两岸和平和台灣安全，亦即「親中」和「親美」要並重。

考量當前的世局，鄭麗文挑戰綠營的意識形態及宣揚「親中」意識正是時候。川普隨意發起對等關稅和伊朗戰爭，已經使美國的盟國離心離德，中國於是成為多數國家的親善對象和世界的主要領導國家（參見《蓋洛普民調：全球對中國領導力認可度超越美國　差距近20年最大》）。何能說自由民主制度優於大陸的政治制度？鄭在此刻宣揚「親中」，既有正當性，也有益於台灣的安全和經濟發展，自然能夠擴大藍營的板塊及縮減綠營的板塊。

在總統大選，選民傾向投票給與其意識形態相近的候選人，即意識形態比候選人的預期施政能力/成績更重要。綠營在總統大選連三勝是因為它長期宣揚和灌輸其「反中」意識形態奏效，鄭麗文直攻綠營的意識形態，並宣揚藍營的「親中」意識形態，是對症下藥，勇於挑戰，有望扭轉藍營在總統大選連三敗的劣勢。

只要涉及兩岸，台灣整個社會就像同一個私塾裡的冬烘先生教出來的同一批差生、劣等生，拿著民主自由的經唸個不停。

這不是？陸委會沈有忠跑出來罵道：鄭麗文淪為習總機，表現出「遠民主、親共產」的態度。

蕭美琴則數落道：沒有一個面臨威脅和打壓的國家是透過弱化自己來取得和平。

沈有忠應該把這番話跟下個月就要訪中的川普嘮嘮：「你去北京見習近平，失去了民主掌舵者的風範，表現出遠民主、親共產的態度。完全不配領導民主陣營，令人遺憾。」

在陸委會這種部門當官，竟不懂中共如今的體制根本不是什麼「共產」，它早已是資本主義了。有人冠之以「威權資本主義」之名，有人則稱之為「國家資本主義」，而北京則自稱或描述自身為一種「賢能社會主義」，以賢能的治理達成社會主義理想的體制。

但無論如何，資本在整個經濟活動中的運作及角色，都是顯而可徵的。以至於資本主義的「副作用」，也就是「貧富不均」，即令在這個自稱社會主義的國度中，貧富差距也已達到十分懸殊的地步。

然而，至少這一賢能社會主義的體制中，政府仍有足夠的能力駕馭貪婪無比的資本；而西方以及台灣的所謂自由資本主義體制裡，政府只是資本的代理人，他們聽從資本的指揮，對人民進行剝削；他們自己則在代理的過程中，獲得資本的獎賞。

沈有忠拿著「共產」當罪名，潑在鄭麗文身上，以為這樣可以達到抹紅的作用。但這水準就跟八炯完全處於同一水平，也就是應該被死當。

蕭美琴亦復如此，她該去研究一下，瑞士、奧地利是怎麼變成中立國的。都是打了敗仗之後，以某種自我弱化的形式，宣布中立的。

以瑞士為例。1515 年，馬里尼亞諾戰役（Bataille de Marignan）爆發。法國和威尼斯聯軍憑著精銳的火砲和裝甲騎兵進犯，而瑞士與米蘭聯軍卻只持大刀長矛應戰。雙方的軍事科技落差，導致後者被徹底碾壓。

戰敗之後，一個素以驍勇善戰著稱的國家終於明白，他們的刀戟抵擋不了槍砲。法國自此可無限量徵召瑞士傭兵，瑞士部分領土也割讓法國。這個狀態持續了300年，瑞士就是以自我弱化的形式免除戰禍。

三百年後，由於拿破崙戰敗，在奧地利首相梅特涅主持下，列強於1814~1815 年舉行維也納會議，瑞士藉機提出保持永遠中立方案，並獲列強同意，終在微妙的戰略平衡下苟全。

如今兩岸軍力之懸殊，更勝於500年前法國與瑞士的差距。真要硬拚，只是讓更多生靈塗炭。

去年一位郭姓女飛官受訪時稱，只要長官下令她將毫不猶豫地擊落殲-20，口氣大得讓人驚詫。她不知道無論她飛的是IDF或是F16，她都看不見殲-20，只可能看到突然向她襲來的PL-15或PL-17空對空飛彈，然後在被擊中後壯烈犧牲。問題在於，直至死亡那一秒，她仍然不會知道是誰向她開火。

她面臨的場景，就跟去年5月印巴空戰，被擊落的4架法國陣風戰機上的印度飛行員大差不差，唯一不同的是，陣風應該知道遠方有一批殲-10，但因距離太遠，認定對方不可能發射飛彈，直到飛彈抵近時才在慌亂中喪生；但郭卻恐怕臨死前仍不知誰下的手。

蕭美琴對軍事與地緣政治的歷史知識，貧乏得令人恐懼。就差堪跟那位女飛官一樣的弱智。有人還期待她能充當賴清德的剎車皮，原來她其實是助踩的油門。

用自由與民主包裝自己，以奉行自由資本主義為名的西方，正在被資本掏空，並走在了衰頹的路上。美國哪裡還是民主的山巔之城？它只是一具被金融資本與科技資本吸乾了血的空殼。而為了續命，它四處發動戰爭，好將外頭的資金驅趕到美國，但這也只是飲鴆止渴罷了。

賴清德與台灣一整票跟隨著他的門徒，依舊叫囂著民主與專制的對抗，儼然對這個世界變幻的樣貌毫不知情，以為這世界依然是柏林圍牆倒塌前的那個冷戰模樣，所有的敘事、文字以及宣傳，依舊停留在半個世紀之前，對那個「彷彿無比靜好的」冷戰歲月，充滿著眷戀與不捨。

這般僵固的腦子如何肆應現在？冷戰早已一去不復返，這個世界已在巨變的前夜，台灣卻寧願繼續扮演身著長衫的21世紀孔乙己，當個秀才都考不上的民主腐儒。

國民黨主席鄭麗文此次率團訪問中國大陸，從一開始就不只是一次單純的政黨交流，而更像是一場高度政治化的測試。測試的，不只是北京對台政策在語言與節奏上的微調，也包括國民黨在二〇二八總統大選前，是否有可能重新豎起一面不同於民進黨的「和平牌」。如果把這次訪問放在最近幾年的兩岸格局裡看，它真正值得注意的地方，不是誰說了多少漂亮話，而是北京與國民黨，都在試探一條新的敘事路線：北京暫時把近年高壓武嚇的「逼統」語氣往後收，改以文化、經貿與情感語言包裝其「促統」意圖；國民黨則試圖在民進黨主導的抗中保台之外，重新把「兩岸和平」拉回政治主題。

先看北京這一邊。這次習近平與鄭麗文會面，從公開訊息看，確實展現了相當程度的語言節制。習近平一方面強調兩岸「同屬一個中國」、「一家人」，談血緣、文化與民族復興，另一方面仍然重申反對台獨、堅持「九二共識」與和平統一方向。換句話說，北京不是放棄統一敘事，而是刻意把最硬的語言收進背景，把文化與情感層面的說法推到前台。這種做法並不新鮮，但在當前時點重新啟用，意義很明顯：北京希望讓外界看到，它不是只會靠軍機繞台和艦艇施壓，也可以重新包裝成一個願意談和平、願意講經貿、願意恢復交流的角色。

但若因此認為北京政策已經出現本質性轉向，那也太早。因為就在習近平會見鄭麗文的同一時間，台灣國防部仍持續通報中國軍機活動。這也正說明，北京這次不是從「武嚇」改成「和解」，而是更像從單純高壓，重新回到「一手施壓、一手示好」的雙軌操作。軍事壓力沒有停止，只是暫時不當主角；統一目標沒有放棄，只是改用較柔性的文化、經濟與家國語言來包裹。若要說得更精確，北京這次不是淡化統一，而是把統一重新包裝得更柔、更可說、更方便推銷。

這就是所謂從「逼統」微調到「促統」的意思。前者的重點，是高強度威懾與心理施壓；後者的重點，則是讓統一敘事看起來比較不像威脅，而更像一種文化召喚、經濟利益與歷史大勢的綜合包裝。當然，這種包裝的底層仍是力量不對等。只是北京現在顯然也知道，若長期只靠武嚇，效果未必會越來越好，反而可能把台灣民意愈推愈遠。尤其在中美競爭長期化、中國自身經濟調整壓力上升的情況下，北京也有理由希望台海風險暫時不要再往上堆。這次高規格見鄭麗文，同時又拋出農漁產品市場重新開放等訊號，本質上就是想把「和平、交流、讓利」重新拉回自己的工具箱。

再看國民黨這一邊，問題就更微妙了。鄭麗文這次訪中，政治意圖其實並不難猜。這不是一次單純的朝聖，也不是一種回到舊時代的國共和解表演，而更像是一場對二〇二八選戰論述的提前試水溫。因為對國民黨而言，若繼續走近年那種「親美、遠陸、對中保持距離」的路線，它很難在總統大選中跟民進黨做出足夠大的區隔。比抗中，國民黨不會比民進黨更有說服力；比保台，它也很難搶到主導權。既然如此，能不能把「和平」重新變成一個有號召力的政治主題，就成了它不得不試的一條路。

這條路之所以值得一賭，不是因為台灣社會突然變得親中，而是因為台灣社會這幾年對外部環境的焦慮，正在產生某種很複雜的情緒結構。一方面，多數台灣人當然不接受北京的統一方案，更不願在主權與自由上退讓；但另一方面，大家也確實愈來愈疲於長期高壓、軍購擴張、能源風險、兵役延長與產業外移的總體壓力。尤其近年美國對台政策一邊強調支持，一邊又夾帶更高額軍售、更嚴格的地緣供應鏈安排，川普陣營過去又曾對台灣晶片產業與防衛責任說出不少讓台灣社會不舒服的話，這些都累積了一種「不敢公開翻桌，但心裡並不痛快」的氛圍。在這種背景下，如果有人高舉兩岸和平的大旗，說要替台灣降低風險、爭取喘息、讓交流恢復正常，確實不是沒有市場。

不過，這條路也絕不是沒有風險。因為在台灣現有的政治語境裡，「和平」是一個很容易被對手重新翻譯的字眼。國民黨若講和平，民進黨很容易把它講成對中退讓、配合統戰、削弱防衛；國民黨若講交流，對手也很容易把它定義成北京介選的側翼操作。這也是為什麼鄭麗文此行雖然聲量很大，卻沒有國民黨大批縣市長與立委同行。這不是偶然，而是黨內很多人其實還在觀望：這面和平牌究竟會變成突破口，還是會反過來成為包袱。說得更白一點，黨內願意讓鄭麗文去衝，但還沒有準備好全部押注。這說明國民黨內部對這條路線，至少現在仍是試探多於定案。

而美國這邊的反應也很值得看。AIT不是簡單地替鄭麗文訪中按讚，而是藉機再一次把球踢回北京：若真想要兩岸和平，中國應停止對台軍事威脅，並直接與台灣民選政府對話。這種回應其實很聰明。它一方面不去正面否定「和平」這個主題，避免把自己擺在反和平的位置；另一方面又清楚劃出界線：你北京若真想談，不能只找在野黨，不能一邊講一家人、一邊飛軍機。這也說明，美方並不會因為國民黨突然舉起和平大旗，就完全失去警覺。它更像是在觀察：這條路線會不會只是北京包裝統一的柔性前鋒，又或者台灣內部是否真的在長期高壓下出現新的政治需求。

所以，鄭麗文此行真正的意義，恐怕不在它已經改變了什麼，而在它暴露了幾個正在成形的現實。第一，北京知道單靠武嚇並不足以推動其對台目標，因此重新把經貿、文化與柔性話語搬出來。第二，國民黨也知道若只在民進黨設定的抗中保台框架裡比賽，永遠不會有優勢，因此嘗試把「和平」重新做成一個可競選的主題。第三，美國與台灣政府則都在緊盯：這條和平牌究竟能不能成立，又會不會被北京變成對台政治操作的新支點。

更大的問題還在後面。二〇二八總統大選，很可能不只是一次普通的政黨輪替，而會是一場關於台灣未來路徑的路線對決。民進黨若繼續主打「抗中保台」、強化防衛與深化對美安全連結，國民黨若改打兩岸和平、風險控管與經貿恢復，雙方真正競爭的，其實不是誰比較愛台，而是誰能說服台灣社會：自己的路線更能在不失去尊嚴的前提下，讓台灣活得更安全、更穩定、更有空間。這場競爭一旦成形，將不只是選舉技術問題，而會牽動台灣對美國、中國、戰爭風險與自身定位的整體想像。

但也正因如此，和平牌若要成立，就不能只是氣氛表演。它必須回答幾個比口號更尖銳的問題：北京是否真的願意降低軍事壓力？國民黨是否能把和平講成制度安排，而不只是善意交流？台灣社會是否願意在不接受統一框架的前提下，重新給兩岸互動一點空間？如果這些問題都答不出來，那麼「和平」很可能又只會變成一個短暫的政治修辭，而不是一條真正可走的路。

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話總結這次鄭麗文訪中的政治意義，那我會這樣說：北京這次不是放下統一，而是把統一包裝得更柔；國民黨這次不是單純朝聖，而是在替二〇二八試打一面「和平牌」。真正的考驗，不在北京今天講得多溫和，也不在鄭麗文這趟有多高規格，而在這張牌最後能不能在台灣被當成選項，而不是風險。

今天，在時隔21年之後，重新來到了中山陵，內心感慨萬千。

1925年的3月12日，國父孫中山先生逝世。當時國際媒體都用非常大的篇幅報導，30萬民眾湧上街頭送殯，高喊「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當時的台灣已經淪為日本的殖民地長達30年，台灣人的身分尷尬、處境艱難，沒有辦法像在大陸的中國國民，可以直接宣洩對中山先生去世的悲愴之情。台灣人在日本人的箝制和打壓之下，仍舊盛況空前地舉辦了各項追悼會，但是弔歌跟弔詞都遭到了日本當局的禁止和檢查。

獲知國父去世的噩耗之後，台灣各界悲痛難忍。蔣渭水先生親自撰寫了《台灣民報》的社論〈哭望天涯吊偉人——哀孫先生之死〉。文章一開頭就表達了對偉人隕落的難以置信。一句：「想此刻四萬萬國民正在哀悼痛苦吧！遙望中原，我們也禁不住淚泉怒湧。」充分地展現了當時台灣人哀痛難捨之情。

此外，張我軍先生在〈長使英雄淚滿襟〉一文當中也寫道：「孫先生，你可知道，在海外的孤島中，也有一個無名的青年在雄淚滿襟。」一句話，道盡了台灣人在被殖民統治下的悲愴心情。大概也因為日本當局限制台灣人，不可以用「國父」來悼念孫中山，所以只好改稱「弱小民族之父」。

在大陸哭中山之死，天經地義，光榮正大；在台灣哭中山之死，卻要想方設法、小心翼翼、躲躲藏藏。因為中國的積弱，台灣才在甲午戰敗之後淪為殖民地。因此，台灣的知識精英、有志之士，對孫中山推翻滿清的革命事業，非常關注、期待、嚮往，甚至積極地投入、參與、資助、效法、學習。

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後，台灣人滿眼興奮。在台北的大稻埕，商家集體地懸掛慶祝漢族光復的布條，總督府立刻出動憲兵強制拆除。台南寶美樓戲班將黃花崗的故事改編成歌仔戲《七十二烈士》，總督府立刻以妨害治安將以查禁。1912年的3月，台中霧峰林家族人集體剪掉辮子，焚毀辮髮飾，高呼追隨孫先生的革命精神。當時的台灣知識分子，希望革命成功之後的中國，可以奮發圖強，早日收復台灣，結束日本的殖民統治。

當然，當時不只是台灣，包括中國周邊的國家，乃至整個亞洲，尤其是當時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莫不受到辛亥革命和三民主義的鼓舞。孫中山先生死後，之所以躍居國際舞台、躋身世界偉人之列，是因為他不只推翻滿清，創立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更是因為先生為了全世界有同等命運的弱小民族，一生奔走的堅持和信念。孫中山也因此受到了特別的尊崇，成為台灣民族解放的導師。

孫中山在逝世之前四個月，提出了大亞洲主義的論述。有別於日本為了掩飾擴張侵略的野心所宣揚的大亞細亞主義，中山先生倡議以亞洲民族同盟的形式，提高亞洲弱小民族的地位，並且呼籲日本勿再做西方霸道文化的鷹犬，要善待殖民地的弱小民族。這些主張，立即獲得台人熱烈的迴響、積極的唱和。

孫中山以東方的王道文化對比西方的霸道文化，主張要用我們固有的文化做基礎，要講道德，說仁愛。仁義道德，是我們大亞洲主義的好基礎。我們有了這個好基礎，另外還要學歐洲的科學，振興工業，改良武器。不過，我們不是學歐洲來消滅別的國家，我們是學來自衛。

在國父的遺囑中，也特別強調：「為達中國之自由平等，必須喚起世界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因此，中國實踐自由平等的過程，也應該不要忘記推己及人，攜手世界所有弱小的民族，平等相待，追求共同的理想，徹底地終結帝國主義，絕不能像當年日本，只想著自己崛起之後，複製西方的帝國主義。

辛亥革命成功之後，袁世凱復辟、軍閥割據、列強環伺，中山先生的理想繼續在荊棘跟瓦礫中踽踽前行。台灣的抗日行動，也從前期的武裝流血，轉為文化抵抗。1921年，台灣文化協會成立，蔣渭水等台灣知識精英要用文化運動來保住民族文化的主體性，同時推動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向日方爭取台灣人的自治權。

孫中山先生死後，蔣渭水仿效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在1927年組成了台灣民眾黨，以孫文主義、三民主義為本，寫成了黨綱，完成了台灣民族解放的論述跟行動綱領。當時苦難的中國自顧不暇，總裁蔣中正先生好不容易北伐成功之後，立刻面臨了日本侵華的步步進逼。八年抗戰，血淚斑斑，一直等到日本戰敗之後，台灣才終於結束了長達五十年被殖民統治的厄運。

戰後千瘡百孔的中國陷入了國共內戰；同一時間，陳儀負責接收台灣，發生了二二八事變。兩年之後，國民黨百萬部隊退守台澎金馬，之後也因為國共內鬥的陰影，在台灣內部發動了清鄉運動跟白色恐怖。台灣也因此歷經了長達38年的戒嚴。

時至今日，兩岸之間仍舊因為130年前的甲午戰爭，沿著台灣海峽，被日本帝國主義的大刀所砍劈出的傷口，至今無法癒合。中國的災難，從來都不僅僅只是來自外部的帝國主義勢力，還有很多是源自內部的矛盾分歧所導致的自相殘殺；但真正受苦遭殃的，永遠是無辜的百姓、底層的人民。

21年前，2005年初，兩岸關係極度緊張。國民黨連戰主席希望代表台灣最新的主流民意為兩岸破冰。麗文深受感動，接受了連主席的邀請，正式參加中國國民黨，成為國民黨的黨員，並擔任發言人。隨即，麗文為了兩岸破冰、國共和解的歷史使命，特別選在當年二二八紀念日的前夕，邀請了白色恐怖之下最後的一個死刑犯——陳明忠老先生，到國民黨中央黨部來演講。

在巨幅的中山先生遺像和遺囑全文之前，陳老先生完成了關於二二八被扭曲的歷史集體記憶的演說。陳老先生說：「我的家族、我的妻子，都是政治受難者，是二二八和白色恐怖最慘烈的受害者。我今天來到中國國民黨的中央黨部，不是來討公道，而是希望同樣的苦難，不要再發生在任何一個台灣人身上。歷史悲劇的根源是國共內戰，因此，結束兩岸敵對狀態，締結和平，是國民黨不能推卸的歷史責任和義務。」

接著，他把象徵和解之鑰的鑰匙交到連主席手中。連主席也當場宣布，先派副主席江炳坤率團登陸，為和平之旅鋪路。同年四月，連主席率團，包括我本人在內，踏上了南京這塊土地，展開了歷史性的和平之旅，成為49年之後第一個返回南京首都的國民黨主席。

今天，時隔21年之後，麗文再度來到了中山陵，踏上了392階的台階，看到了象徵三民主義的三大平台、五權憲法的五大設計、392階，讓兩岸可以開始和解交流對話的九二共識，想到了當年總理遺訓的志業，兩岸還沒有癒合的傷口。麗文也在這裡向我們本黨的總理報告：根據三民主義，中國國民黨成功地建設台澎金馬，成為民主、自由、法治、均富的美好社會。

同樣地，在大陸，我們也看到了、見證了大陸的進步和建設，超乎了所有人的期待和想像。今天剛剛陪伴的導遊特別提起，在今年的3月12日，麗文也率中國國民黨到國父紀念館進行悼念、紀念的儀式。當天，國父的後人孫女士特別從國父的故鄉，帶來了當年他從檀香山帶往故鄉所種植的酸豆樹的種子，帶到台灣送給我。

21年後的今天，麗文也希望種下和平的種子。中山先生一生愛自然，重視生態，鼓勵植樹。剛剛也跟我介紹到，其實我也一直很關注，習近平總書記也非常重視生態保育，每年都提倡要植樹。希望我們今天不只為兩岸的中國人，也為所有的人類種下和平的種子。讓我們每一個人、每一天都勤加灌溉施肥，讓這棵大樹能夠開枝散葉，長成參天大樹。前人種樹，後人乘涼。讓我們所有後代的子孫，都在這棵大樹的庇蔭之下，毫無顧忌地追尋屬於他自己人生的夢想。

所以最後，我們希望不要忘記總理臨終前留下的叮囑：「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孫文天下為公思想的核心價值，一直都是平等、包容、團結。我們應該共同致力於促進兩岸的和解與團結，創造區域的繁榮與和平。

麗文在此，願吾輩同志以己為薪，承繼國父的革命精神、博愛胸懷、大同理想、薪盡火傳，讓百年前革命先行者窮其一生所點燃的火炬，有如黑夜中的星斗，繼續為革命路上前仆後繼的同志們指引方向，並化為青天白日，溫暖滋養每一寸土地和每一個生命。讓我們共同勉勵，謝謝大家。

國民黨黨主席鄭麗文出訪中國大陸，追求國共和解與两岸和平。在世局動盪及兩岸關係晦暗的此刻，這當然是一樁美事，但《春秋》責備賢者，筆者認為仍有些美中不足，鄭麗文應該藉此行承認當年蔣介石「清黨」之過。

1923年孫中山與蘇俄代表簽訂協議，確立「聯俄容共」政策，允許共產黨員以個人身分加入國民黨（但保留原本共產黨籍），並在1924年1月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形成（第一次）國共合作。孫中山逝世後的1926年7月，在國共合作下，國民革命軍由蔣介石擔任總司令誓師北伐。北伐期間國共合作逐漸破裂，1927年4月12日蔣從上海開始「清黨」，殺害了大量的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

鄭主席既能出席悼念228、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個人的看法，應該也要進一步地對國民黨當年的血腥「清黨」來自我檢討。那是當年老蔣的錯誤，為何島內藍營不能代替老蔣認錯？請注意那正是國共內戰的根源。為何老毛可以被三七開，我們對於老蔣卻硬逼他成為完人？

當年啊，與孫中山同輩的尤列，對於清黨的問題，曾公開表示──將之類比於當年的黃花崗之役，而一面稱「但能自知討赤，則中國尚有生機」，另一面稱：
「君子與人為善，斷不能以政見不同，阻人為善之路，…今粵方各路多有肅清共黨之報告，事誠可喜。但論其實際，未知為肅清共黨，毋寧謂之暫挫其鋒，…今各地數以槍斃共產黨聞，列以為殊非善策。蓋此能殺之，則彼之結合之力愈堅，其勢然也。例如我革命同志，自朱（貴全）、邱（四）、陸（皓東）、程（奎光），以致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經一度之殺戮，必增一度熱烈之進行，共產黨亦如是耳。」（〈尤少紈民十六對時局宣言〉收入在《革命先烈先進傳》，506頁）
是否藍營可以參考先賢之檢討？才有真正的和解與和平啊。

其次，翻出史料，國民黨在1898年派陳少白來台主持興中會的發展，恰逢（與國民黨政治路線衝突的）維新派的戊戌變法失敗，譚嗣同等六君子被殺。陳少白就在台灣主持了一個對六君子的追悼會，那是怎樣的胸襟！鄭主席被詬病的出席白色恐怖紀念會，是否也類此可作如是觀？

鄭主席未能承認當年蔣的「清黨」之過，其首席智囊蘇起似應扛起主要責任。個人能夠理解，鄭、蘇或許是害怕被綠營批評為對中共軟弱，甚至有「跪共」「賣台」的抹紅。台灣的政黨惡鬥導致應該做的好事都不敢做，真是可悲！

兩岸與島內都曾遭遇很多不幸，我們似乎應該思考究竟如何說好我們的各種不幸的故事，才能真實建立「和」，不只是維持現狀，亦即「和、合」的真實基礎。為了長久的和平與理想的未來，不要逼人成為完人，放開一些，對大家都好吧。

在當前兩岸關係長期僵局未解之際，老K黨主席應邀赴陸進行國共對談之舉當然引發台灣政壇與媒體輿論的高度關注與激烈爭辯。

執政黨對此行持續採取高度批判立場，一路抹紅，說是去朝貢、去磕頭、去投降，賣台之聲不絕於耳。

白色黨立場詭異，欲言又止，進退維谷，不反對交流，又擔心過於老K黨親中，讓兩黨合作失去主體性。

老K黨內親美派在川帝政府猛扯後腿的狀況下，就算百般不樂意，也都講不出繼續親美的好處在哪裡？

還有老K黨內年底要選縣市長的，就怕殃及池魚，能躲多遠就躲多遠。

平心而論，在兩岸關係陷入僵局的當下，任何能夠打破僵局，解除兵兇戰危的嘗試都不應該被否定；抹紅、潑髒水、酸言酸語都於事無補；如果既有路線長期無法帶來突破，那麼嘗試新的路徑，本身就是一種理性的選擇。

從務實角度來看，即便此行難以在短期內一舉突破兩岸僵局，仍可能帶來若干實質與象徵成果，像是重啟溝通管道、促進民間與產業交流、降低敵意氛圍，甚至為未來更高層級互動鋪路。

畢竟，在高度對抗的環境中，任何一點緩和訊號，都是值得審慎看待的進展。

其實，對如劉杯杯這等小民百姓而言，真正關心的從來不是民主、自由、人權等抽象的政治論述，而是具體可感的生活條件；有個穩定工作、有收入付房貸、付小孩大學學費。

就這麼簡單。

以漂亮國為例，民主、自由、人權喊得震天價響，還動不動說人家獨裁、威權，要輸出民主制度，推翻人家政權；結果國內貧富差距日趨擴大，無家可歸人口增加、社會分裂加劇，連中產階級都躲不過｢斬殺線」的狙擊，真是朱門酒肉臭、路有餓死殍的寫照。

甚至有越來越多生於斯長於斯的美國公民選擇離美，以尋求更好的生活環境。對這些人而言，民主、自由、人權顯然不能當飯吃。

相對而言，大陸的一黨專政威權體制被西方國家罵了幾十年，說是沒有民主、自由、人權；但近年來其基礎建設與城市發展的速度與規模，早已超越包含漂亮國在內的西方國家。

大陸確實也有菁英外移的現象，但同時也有每年高達1億人次的出國觀光後再選擇返回生活，也沒有｢投奔自由」啊！

這說明一件事。

國家治理真正的問題並非民主或威權哪一方在概念上更具正當性，而是哪一種制度安排，能在現實中更有效地回應人民的基本需求？

能否提供穩定、安全、發展機會與生活尊嚴？

若一個高舉自由與人權旗幟的制度，卻讓人民在經濟壓力與社會不安中掙扎，那麼這樣的制度，是否仍稱得上善政？

究其實際，政治制度的本質，不在高大上的口號，是在治理的實效。任何制度若脫離人民福祉，終將失去其存在的正當性。

在此意義上，此行的價值，不僅在於一次交流行程，更在於提醒台灣人民：

當僵局持續、對立升高之際，是否還有空間回到務實與人民本位的思考。若答案是肯定的，那麼嘗試本身，就值得被認真對待，而非先驗地否定。

近代中國的歷史長卷中，反覆刻寫著一條殘酷的規律：當外部結構性壓力逼近臨界點，任何試圖以妥協、模糊或拖延來「維持現狀」的策略，終將被時代的巨輪碾碎。從連雅堂的文化堅守，到張學良的軍事兵諫，再到今日懸於台灣海峽上空的路線之爭，歷史從未獎勵那些幻想能在風暴眼中永久保持平衡的騎牆者。它只會用愈發苛刻的條件，逼迫選擇在最不利的時刻發生，並讓逃避決斷者付出最為沉重的代價。

一、歷史的鏡鑒：妥協的盡頭即是轉折

連雅堂身處日本殖民鐵蹄之下，其早期生涯可視為在異族統治框架內尋求文化生存空間的嘗試。然而，這種「適應」有其清晰底線——開設書局卻拒售日文書籍，以沉默的抵抗維繫民族火種。其晚年毅然赴北京申請恢復中國國籍，並以畢生心血撰就《台灣通史》，高揚「國可滅而史不可滅」的精神旗幟，恰恰宣告了在殖民壓迫下，「維持現狀」只是一種暫時的生存策略，而非終極答案。當民族認同與現實處境產生不可調和的衝突時，轉向成為必然。

張學良的案例更為驚心動魄。九一八事變後，其執行的不抵抗政策，本質是試圖以戰略退讓換取時間與空間，避免與日軍全面衝突。然而，歷史證明，面對步步緊逼的侵略者，妥協非但不能穩定局勢，反而助長其氣焰，加速危機的總爆發。直至西安事變，張學良以個人政治生命的終結為賭注，強行扭轉國家路線，推動形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一轉折清晰地揭示：當壓力持續累積，模糊與拖延只會將系統推向更危險的邊緣，主動或被動的「轉向」遲早來臨。

二、當代的困境：「戰略模糊」的空間正在塌縮

將歷史鏡鑒對照今日台灣，不難發現某種深層邏輯的驚人相似。島內部分政治勢力長期奉行所謂「維持現狀」的路線，試圖在兩岸關係與對外交往中保持一種「不統不獨不武」的戰略模糊。其策略核心，是通過強化與特定外部力量的連結，構建一種不對稱的平衡，以期延緩根本性的政治抉擇。

必須指出，這種策略與歷史上喪失主權的屈辱妥協有本質區別。然而，兩者共享一種致命的認知誤判：即認為可以透過外部力量的加持與精密的策略操作，無限期推遲終極選擇的到來。然而，國際格局的演變、兩岸實力對比的持續拉大、以及維護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的堅定意志，都在不斷壓縮這種模糊策略的生存空間。軍事對峙的風險、經濟融合的趨勢、國際社會「一中原則」的普遍共識，如同不斷收緊的絞索，讓「維持現狀」愈發成為一種成本高昂且不可持續的幻覺。

三、鄭麗文與「連家路線」：一次繼承與一場考驗

在此背景下，觀察中國國民黨主席鄭麗文的政治動向，別具深意。鄭麗文被廣泛視為連戰所開創的兩岸交流路線的繼承者。從她早年受連戰邀請入黨並擔任其發言人，到如今人事佈局中重用連勝武、張榮恭等連家核心幕僚，再到被賦予「承先啟後」象徵意義的訪陸行程，其政治光譜深深烙有「連家路線」的印記。

這一路線的核心，在於承認「九二共識」的兩岸共同政治基礎，主張通過對話交流緩和台海局勢，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在當前島內「拒統謀獨」勢力囂張、「維持現狀」論調瀰漫的氛圍中，鄭麗文若堅定秉持此一路線，無疑是對「台獨」分裂行徑及投機模糊策略的一種否定。然而，這也意味著她必須直面島內複雜的政治生態：既要整合黨內深藍力量，又要應對來自綠營的汙名化攻擊，還需在兩岸關係僵局中尋求突破。這不僅是對其個人政治智慧的考驗，更是對「連家路線」在當下時空環境中是否仍具生命力的歷史叩問。

四、結語：逃避選擇，就是選擇了最壞的結果

歷史從不溫情脈脈。它不會因為一部分人的主觀願望而停下腳步，也不會獎勵那些在關鍵時刻首鼠兩端、幻想永遠不必付出代價的投機者。從連雅堂到張學良，個人命運的轉折無不與民族命運的巨變緊密相連。他們的選擇，無論是文化的回歸還是武力的諫爭，都指向同一個真理：在歷史的轉折點上，「不選擇」本身就是一種選擇，而且往往導向最被動、代價最為慘重的結局。

今天，這道攸關台灣前途與台海和平的選擇題，依然高懸。是繼續沉溺於「維持現狀」的脆弱幻夢，任由戰略模糊空間塌縮，將兩岸推向險境？還是正視歷史大勢與現實格局，在認同民族、回歸共同政治基礎的框架下，為台灣尋求一條可持續的和平發展之路？答案，不在於外部勢力的空頭支票，而在於島內有識之士能否汲取歷史教訓，做出對歷史負責、對人民負責的明智抉擇。
歷史的鐘擺從未停歇，留給猶豫的時間，已經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