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從“抗戰生態學”解釋國民政府丟失大陸
去年9月3日，大陸舉行了“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大會”。同日在台灣則是抽掉了時空、隱沒了抗戰對象、更省掉抗戰主體中華民族、幾乎無人知曉的“軍人節”。該日有否小眾慶祝場合，因其無關緊要，不擬費時考查（望讀者留言補充）。
去年9月3日我也在FB上公布了《903抗戰勝利紀念日有感》，試圖跳脫窠臼，從一個全新的角度重建抗戰的生態，並由此生態解釋國府如何由抗戰勝利走到丟掉大陸。新角度並非對歷史的蓋棺定論，只是發前人之未曾發：國府之敗是敗於“二比一”，其因則種於抗戰年代。
八年抗戰期間，華東、華中、華南悉數淪陷，國府退守西南，還應盟軍“中緬印戰區”(CBI)之要求，亦為了打通海外補給線，派國軍最精銳部隊越境作戰，打到西南境外去了。同時，共黨勢力卻在華北茁壯。
前段論述國民政府的西遷由於國土淪陷，未強調“東北”和“華北”。它們並非南京政府有效的國土，乃是一個更長的“十四年抗戰”開頭漸次淪陷的國土，“八年抗戰”乃其續集和惡化。日本蠶食中國始於東北與華北—不要忘記，“八年抗戰”是起於盧溝橋事件，它的長引信則是“九一八事變”。
在“八年抗戰“爆發前，日本已經略“華北五省特殊化”有年，中央政府的黨政軍特都被日本人用一連串“協定”攆出華北。同時，在華中南無法立足的共軍，經由“長征”輾轉到達華北，一為了靠近蘇聯，二為了遠避中央軍，日本人適逢其時把中央勢力逐出華北，共軍勢不免步入抗日的前線。待全面抗戰爆發，共軍已在地、地方軍閥也在地，中央在華北則剩下“介入性”。
這是我所謂的“抗戰生態”的一隅。另一隅是中央政府不只是重心往大西南傾斜，而且是寄居在對中央不友善的土地上—四川有扳倒中央政府的前科，清朝垮台，引信是武漢兵變，禍胎則是四川。我在去年為文時甚至用“遷入凶宅”喻之。在地方勢力眼中，中央是藉“抗戰”的名義鵲巢鳩佔。他們拒不接受蔣介石任命張群為四川省主席，蔣就以親自出任作威脅逼迫他們接受。待至國共戰爭末期，蔣仍有重啟重慶陪都的構想，但西南軍政大員大都“反蔣”，故共軍“解放大西南”連一場大戰都沒打過。
這只是抗戰時西南生態的一個面相。另一面是：全國的“民主黨派”原本散居各地，戰時都集中到重慶和昆明，都參加重慶政府戰時的國民參政會，戰後變成政治協商會議的中堅，其歷來的功能就是反政府，拜抗戰之賜，如今這夥人得以聚焦中樞，指著鼻子罵。這些人佔盡“清流”，除少數例外，在意識形態上偏向中共的“新民主”，其領導階層（例如張瀾—從清末“保路風潮”開始就是慣性的倒中央派）在人際關係上則與西南軍閥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因此，國府還都南京後，面臨的是“二比一”的劣勢。這個新觀點其實是對國府失敗最寬容的詮釋，它不強調國府在抗戰後期的腐敗、也不提它在勝利初期的“劫收”。這些“丟失大陸”的標準敘事已成陳腔濫調，再重複這些，則國府變成“三比零”全輸。
在2019港暴後，港獨的公共平台上曾發表過汪偽政權底下過來人的老人口述的歷史，謂當時“安居樂業”，言下之意，趕跑外國殖民統治真不該甚至是該死！的確，日軍佔領的是當時中國最繁華的地段，而從落後的大西南山城“還都”的國府既非憑己力“勝利歸來”，乃靠美國人之力，因此“劫收”與否，都會惹人厭。港獨的語驚四座，驚醒了歷史學者有可能看漏的一面。
然而，我不用此來論證國府是“三比零”全輸，乃因華中與華東是南京政府的本命區。蔣氏再令人失望也好，無改於南京政府的地盤是中國最洋化、最反共的地區。（打一個比方：台南是深綠的，做得再爛，也不會變藍。）
最後，我的“二比一”命題沖淡了中共“在全國境內大獲全勝”的印象，它其實是三分天下只有其一，取勝是用上了“二比一”的槓桿。這已經是比較尊重歷史、比較客觀、對大陸時期的國府最寬容的詮釋。因此，即使是今日的深藍甚至死忠藍，也會感到這是在還國府一個公道。
我始料不及的，倒非深藍，而是在台灣長大的一批“國人”。他們對這篇文章的反應是不知所云，和從小被洗腦的那一套完全不符，引起嚴重的“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一般來說，新知滲不入的人，會把成見下意識地重複一遍，你講你的、他講他的，好比一枚隨身碟已被胡說八道灌爆，成了不能被任何新數據修改的“唯讀檔”，徒然把舊數據在屏幕上展示不休。
對去年9月3日那篇文章的回應，竟然有：“抗戰都是國軍打的，共軍根本沒真正抗戰。”這個牛頭不對馬嘴（我的文章根本不是談誰抗戰誰沒有抗戰的議題），雖肇因於認知失調，卻沒心眼地從我的“二比一”命題的釜底抽了薪，把我的那些由歷史機緣、地緣政治、多邊互動、相生相剋重建的抗戰生態整個地省掉了，或者看不懂就索性跳過了，變成：國軍單獨抗戰（除了靠美國人外），於1945年勝利結束，過了4年，整個中華大地則像餡餅一般從天上掉在中共的頭上。
騙得了一時、騙不了一世，卻騙了三代人！
我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已非“認知失調”單一情況可以解釋。“中共不抗戰”乃丟失大陸的國府撤退至台灣後的編造，騙得了一時、騙不了一世，但仍輪到我在這裡解釋它“騙了三代人”這個怪現象。
有什稀罕！歷史上騙得了一時、騙不了一世卻騙了兩千年的奇觀所在多有，例如基督徒指控羅馬暴君尼祿為了“都更”焚毀羅馬城、誣指基督徒為縱火犯，以作替罪羔羊。它之所以騙得了兩千年，乃因為基督教文明是一個兩千年的信息繭房，直至現代史學指出：尼祿時代還不存在與猶太人分判的“基督徒”這個範疇。
當代世界呢！該是訊息流通以致“爆炸”的時代，一刻鐘的流通量絕對賽過基督教兩千年。唯其如此，人往往像印度的垃圾山倒塌一般被活埋在下面，若是三代人的垃圾，則會是如此厚重、如此地包蓋、又如此地密實—那就非得是壓倒性的“真實感”不可。套用殷海光對Ideology的中譯“意底牢結”，現代人的偏見結構—尤其是集體的偏見結構—好比今日伊朗深藏核彈原料的花崗岩地庫，你的批判力即使如美國13噸的穿地彈也難撼動它。
這使我警覺：“認知失調”只是冰山一角，它下面更深層的是“底層編碼”，信息排山倒海，都需經其結構化，因垃圾山的羅聚型態各自不同，就會生成各自不搭界的“元宇宙”。若在20世紀寫作此文，我可能會用“世界觀”一詞，較一目了然。此名詞偏向哲學，可以是自覺的、甚至主觀建構的。“底層編碼”則絕對不是，它是被時代編的、被所在地編的、被傳承堆在人身上的。
由兩種“底層編碼”建構的兩類“國人”
我在這裡用“底層編碼”來辨別兩種“國人”。若在大陸長大的，他們的當代史觀的底層編碼會是“抗戰”。第二種“國人”成長於台港，他們對當代史編碼的底盤邏輯會是“冷戰”。這兩類“國人”對“抗戰”的詮釋不應被誤解為國共兩黨爭奪對“抗戰”領導的歷史詮釋。它們毋寧是“抗戰”的廣義化和狹義化這兩種立場。
廣義化者：抗戰乃整個抗日統一戰線（包括國共兩黨、民主黨派、各界各行各業、男女兩性、漢人和非漢人、海外華僑，甚至為中國抗戰犧牲的外國人）的功勞。具此底層編碼者傾向於相信：這場民族大災難從原本的分崩離析中重構一個“新”的中國。
狹義化立場正如台記“中華民國”的“軍人節”易予人的暗示：抗戰是國民政府領導國軍打的。縱使如此，連這方面的回憶都未獲得重視，縱使有人提起過民眾的抗日，那就更蒸發了。此底層編碼之所以是如此地編，乃因“抗日”階段已為“戡亂”階段蓋過，而國內的“戡亂”任務又與國際反共的時代任務接軌—那就是“冷戰”。
這兩類“國人”的“底層編碼”只能在本文下面的分節中漸次披露。此處略點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義勇軍進行曲》是抗日歌曲；遷台的“中華民國”則儘量把抗戰遺忘，國軍的抗日歌曲應該也是有的，但我在大陸電視劇《中國遠征軍》上首聞“青年軍”的軍歌後，事後在網站上連歌詞都找不到，我相信青年軍的成員至今還未死光，可見台方有多麼不珍惜這份記憶！
1952年在台灣設的“軍人節”將民族抗戰勝利之紀念抽象化、去歷史化、儘抽掉主體和敵體之能事。世上國家或許除了冰島和哥斯大黎加之外，都有軍人節之類，因此到了台灣把抗戰勝利紀念日變成了“軍人節”，好比把聖誕節併入萬聖節一併過節，令其無關宏旨。
國民政府尤其是蔣介石曾視“抗戰”為“建國”的契機，期待一個新的中國將經由抗戰浴火重生。可惜這個前景不是由他去實現，非但沒有，到頭來還與宿敵日本結盟，抵制自家的“建國”，對民國史則動了“遺忘工程”的程序（將在下面各分節中披露）。
海峽對岸則把“抗戰”當作是“新中國”的起步點，台海這一方若仍在“抗戰到底是國軍還是共軍打的”狹窄觀點裡鑽牛角尖，則基本缺乏“抗戰”是全民族集體記憶的觀念，甭說該大時代是國史一個重大里程碑的意義性。果然，在台灣過了越久“抗戰”就越煙消雲散、越發感到自己是被中國佔領的日本一省。
一條蚯蚓如果斷了身，若切口靠後，帶有頭部的一端能夠通過細胞分裂修復傷口，並逐漸長出新的尾部。若只剩下沒頭的那部分，那就絕無可能長出新頭，何況頭是斷落在很遠的他方。基因剪輯這門前沿科技不知能否給它接上一個美日雜種的頭？予人這類異想天開，也是基於台記“中華民國”自己的頭斷在了大陸。這條無頭的剩餘部分已被換頭去腦工程師貶稱“其餘人口”。
（未完待續）
